地域文化研究篇1
关键词楚文化地域文化文化内涵
地域文化是在一定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下历史形成的具有个性特色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特色各异的地域文化圈，如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秦文化、燕赵文化、中原文化等等。中华文化就是由众多地域文化圈相互融合、相互依存所形成的一个大文化系统。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采用近代科学方法对地域文化开展研究也很早就已出现。如楚文化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引起学者的关注，但地域文化真正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还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与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五十年代，在长沙一地，就发现有楚墓200多座。
自1960年代到1970年代，在湖北江陵县有计划地开展了对楚国遗址和墓葬的发掘，在望山楚墓中出土了越王勾践剑、竹简、人骑骆驼铜灯等。尤其是对楚郢都纪南城和雨台山500余座楚墓的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在雨台山出土的器物有4200余件，著名的如虎座飞鸟、鸳鸯形漆豆、竹制天平衡杆、砝码等。江陵天星观一号是楚封君的大型墓葬，发掘的遗物有2400余种，对研究楚国的封君制度有重要的价值。对纪南城的发掘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城址的面积、建筑布局有了基本的了解，有宫殿区、制陶、冶铸作坊区等，并大致确定了其存废的年代。接着在湖北当阳、襄阳、宜城等地也发现了不少楚国墓葬和遗址，当阳赵家湖楚墓群发掘了自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晚期的中小型楚墓近300座，使人们对春秋楚墓的分期有了系统的认识。
特别是湖北随县擂鼓墩的战国曾侯乙墓及随枣地区近百座曾国墓葬的发掘、湖北大冶县铜绿山发现的周代铜矿遗址，把对楚文化的考古推向高潮。仅曾侯乙墓就出土了15000余件青铜器、漆木器、金器、玉器等随葬品，仅青铜器的重量就有10余吨。其中有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青铜编钟等礼乐器，轰动了世界，改变了人们对先秦时期我国南方地域文化的传统观念。大冶铜绿山遗址从1973年起经过多次发掘，清理出采矿井巷近500条，出土了用于采掘、装载、照明、排水、提升的生产工具和多种器物，证明铜绿山遗址至晚在西周时已开始开采，而年代上限，很有可能一直上溯至商代晚期。使人们摸清了先秦时期铜矿开采和冶炼的情况，并推动了我国“矿冶考古”新型学科的成立。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使人们对楚文化的内涵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各个相关学科纷纷加入到楚文化的研究之中，各地先后成立了楚文化研究会，对楚文化的渊源、楚都的地望、楚墓的考古学特征、’楚国的物质文化成就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又有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如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大量精美的丝织品，有绢、绨、纱、罗、绮、锦、绦、组等各种各样类型，反映了楚国丝织工艺在当时所达到的高度。在湖北潜江龙湾发掘了l号放鹰台宫殿遗址，被认为是楚章华台遗址，从而对楚国的大型宫殿建筑提供了实物资料。在湖北荆门挖掘的战国楚墓包山大冢，出土了大批竹简，为深入研究楚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通过几十年来所挖掘的数千座楚国墓葬和遗址，对楚文化的认识已由模糊趋于清晰，对楚文化的要素、特征已有系统的认识，考古学的成果为楚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楚文化研究的全面繁荣。
楚文化研究只是我国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缩影，可以说，我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兴盛，都离不开考古学的成果。如蜀文化就是在新津宝墩、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后重新认识到它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
地域文化是区域的精神内核，这种深层次的思考催生了地域文化研究的热潮，并将地域文化的研究与现实问题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由某一历史时段延伸到对一个地域从古至今的文化进行全方位系统的探索，力求形成区域的独特文化氛围，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增强热爱家乡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一个地区的地域文化对其所在地的经济社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各地的地域文化研究在弘扬地域传统文化中积极一面的同时，也注意剖析本地区传统文化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相适应的一面，为建立健康创新的地域文化开辟道路。
地域文化研究篇2
文化是文学的“源”，它不光能提供给作家巨大的“养分”，也与作家审美品格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文化在文学中不仅仅是表现对象，更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元素”。新时期以来，路遥和贾平凹是陕西赫赫有名的代表作家，都曾获得茅盾文学奖，有着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在二人的文学创作中，地域文化对他们的创作心理、创作主题、个人风格等方面，都有着显在或隐在的影响。路遥的作品被誉为是陕北的“百科全书”，将陕北人民琐碎的生活百态通过现实主义的方式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贾平凹则深受巫楚文化等南国文化的影响，在记录陕南商州的风俗民情时则更显细腻。从美学的角度考察二人的创作，可以看到，路遥的个人风格与陕北的粗狂极为吻合，而贾平凹的文字中则流露出了山地的灵动。
关键词:
地域文化;路遥;贾平凹;客观再现;主观表现
不同的地域会衍生出不同的文化。作家总是在某一地域中生活，必然会受到这一地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在文学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渗入地域文化的因素，表现出地域的特色。19世纪的法国作家、批评家史达尔夫人曾指出，文学创作存在地域风格的差别，地域文化影响地域风格;而晚清学者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更是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将中国文学划分为南北两种不同审美风格的文学。路遥和贾平凹都是陕西文化所滋养的作家，故土的自然地理、气候特征、民间风俗、衣食住行等都是他们文学创作中重要的内容，也成了文本中最独特的标志。
一
陕西位于中国西北部，北山和秦岭从不同的区域进入陕西，形成了南北高、中间低的地势，从而将陕西划分成三大板块:北部是陕北高原，中部是关中平原，南部是秦巴山区。单从地形上来看，陕北由黄土层组成，经过水流的切割和侵蚀而形成如今这般由梁、峁、沟、塬相互间隔的地形。陕中的平原地带，较之于陕北来说，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加之是渭河平原，适合农耕生产，因此也被称为“秦中自古帝王都”。陕南的商州是贾平凹的故乡，是陕西、湖北、河南三省的交界，这里不再如陕中一马平川的平原，而是山林拔地而起，溪流蜿蜒绕过，宛如一幅南方画卷。霍夫斯坦德在谈到民族文化时十分看重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从人类发展的过程来看，地理环境对于文化的形成与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陕西内部的三大自然区域衍生出了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陕北高原是以草原游牧文化辅以中原农耕文化共同形成的粗犷、野性、奔放而又不失细腻的独特文化;关中平原则继承了农耕文化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吸收了儒家文化的思想基础，讲究重本轻末和以“躬行家教为本”的个性;陕南秦巴山区是典型的山地文化，这里的人们以渔猎为主要生存手段，信奉道义和万物有灵的自然生态观，有着“秦风楚韵”之称。这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共同组建了一个文化多样性、复杂性、融合性的秦地文化带。环境决定论的拥护者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衍生出不同的文化形态，而不同的文化形态又直接影响着不同的文学创作。因此早在1984年，贾平凹就认为陕西的三大地理板块“势必产生以路遥为代表的陕北作家特色，以实为代表的关中作家特色，以王蓬为代表的陕南作家特色。”①如今，我们以文学史的眼光来回看陕西当代文学，贾平凹的文学成就代表陕南作家似乎更具说服力，“鉴于他的地域意识之强和创作实践之多，自然也应视他为陕南的代表作家之一”②。陕北和陕南位于陕西的两极，各自的代表作家路遥与贾平凹之间有相同之处但更多的却是差异。从宏观的审美风格来看，韩鲁华指出:“路遥的审美个性风格是粗犷狂放，浪漫抒情，野性原始，质朴淳厚，固守忍耐……贾平凹的风格是混沌苍茫中透露着灵秀之气，灵动诡秘中蕴含着浑厚苍凉，超然旷达中幻化着浪漫神秘”③。笔者认为，造成二者创作风格迥异的原因，主要是不同的地域文化在很长时间内对作家的人格形成、性格塑造以及之后文学创作的心理提供了必要的基因支持，从而表现出了与地域文化相匹配的文学风格。例如，路遥生于陕北，长于陕北，黄土高原的广袤辽阔内化为他文学创作的胸怀，而由于支离破碎、干旱少雨而造成的生活艰苦则成了他一再书写的苦难意识;贾平凹生活过的陕南商州则属于南北文化交界带，商州人较之于陕北人的粗狂、质朴，更多的是一种阴柔之气和洒脱之气，这些地域性折射进了贾平凹的性格里，所以他的文学创作不是路遥的“客观再现型”，而是带有浪漫主义气质的“主观表现型”。
二
“艺术上是要有地方色彩的”，这是鲁迅对乡土文学所提出的基本要求。所谓的“地方色彩”，笔者认为鲁迅指的其实就是地域文化。对地域文化的理解不能简单地停留在自然环境的层面上，而是应该将自然环境推进到深层的社会环境中，比如长期形成的历史遗存、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心理结构等，这也是地域文化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所应该表达的重要内涵。陕北自古就是多民族融合的“绳结区域”，代表着汉文化的农耕文明与代表着少数民族的游牧文明在这里碰撞、交融，经过岁月的沉淀，慢慢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路遥从小就对这种文化形态耳濡目染，加之陕北本身的文化结构处于较封闭的状态，所以路遥的创作总是离不开他所热爱的故土，那么也就会不自觉地将陕北的独特文化形态在文本中表现出来，形成最鲜明的“地方色彩”，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对民俗文化的描写，简单地说就是对衣食住行的关注。首先在衣着方面，俗语有云“服饰是穿在身上的历史”，陕北历来是冬冷夏热，人们为了从事农耕、游牧等生计活动的需要，总会头扎白羊肚巾而很少选择戴帽，这是因为这种称做拢手巾的东西，夏可遮阳冬可御寒，既可擦汗也可洗脸，一举三得。另外，陕北冬季很长很冷，农民或牧民总喜欢穿山羊皮或绵羊皮皮袄来御寒，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陕北人身着老羊皮袄、脚穿毡靴的形象。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就将陕北人的穿着打扮如实地记录下来:人们戴着包裹头发的白羊肚巾穿梭于风沙中;在冬日里，又会换上抵御严寒的羊皮袄度过寒冷的冬季;陕北人对于衣着头饰偏爱白色，白色的羊肚巾、光板的羊皮袄，这种衣着尚白的风俗与关中人喜黑衣服有着明显的差异。据考证，这种风习与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戎狄人流传下来的习俗有关，而陕北自古也是白狄之地，就连路遥也经常自称是“北狄后人”。在食的方面，由于陕北土地偏碱性，常年缺水且沙化严重，无法种植较多的蔬菜果物，而只能以高粱、小麦、玉米为农作物，陕北人将它们做成一种叫做“馍”的主食。在《平凡的世界》里，陕北人一天不吃馍就如同一天不吃饭一样，无精打采。吃馍就如同南方人吃米饭一样，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多的是一种饮食习惯、一种心理满足。孙少平就经常吃黑面馍，而孙少平的丈母娘“心疼女婿，又在饭罐上面的碗里，放了几个早上吃剩的黑面馍和几筷子酸白菜①”。除此之外，陕北人经常吃的食物还有面条、炸油糕、钱钱稀饭等，这些都是陕北民间最常见也最独特的饮食文化。由于陕北人天生粗狂的性格，他们对食物的要求并不如南方人那么精细，所以山珍海味极少出现在陕北人的饭桌上，他们也更习惯于吃一些熬煮的食物。这自然也是和这块土地上曾经长期飘忽不定的游牧民族文化有密切的关联。四处的飘零不可能让他们去考究如何吃得更精细、更艺术，只能是以熬、煮、烤的方式最快最直接地处理食物，以填饱肚子。在《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中，“我”就不爱吃口感更好的白米白面，而是更喜欢吃高粱面和土豆丝煮成的糊糊，这就是典型的陕北饮食文化的浓缩。在住的方面，由于黄土疏松和长期的水土流失致使沟壑纵横、植被稀缺，木材极度缺乏，所以很少能看到用木材搭建的房子，更不可能有江南地带那种别有洞天的园林式房屋，因此，在土山的山崖下挖成的山洞就成了陕北人的栖息之所，俗称窑洞。窑洞是黄土高坡的独特产物，是陕北黄土文化的象征。孙玉厚一家三代都挤在一个窑洞中，就连孙少安与秀莲的婚事也都没有一个像样的窑洞作为婚房，而他们最想做的就是赚一笔钱“硬箍几孔石窑洞”。窑洞对于陕北人来说，不仅象征着家给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它更是蕴含着当地少数民族的穴居遗风。在《人生》中就有一段描述:“他和老景一人占一孔造价标准很高的窑洞。其余五孔窑洞是本县最高级的‘宾馆’，只有省上和地委领导偶尔来一次，住几天。”这里的窑洞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它的好坏体现着居住者的政治身份和财富。孙少平经常给县城里的人箍石窑，因为他们比农村人有钱，所以都不住土窑洞而更爱住石窑洞。在行的方面，由于曾经受到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以牲口作为陕北人出行的交通工具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路遥的笔下，我们也能经常看到用毛驴、骡子等牲口来作为运输物资的动力。比如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的媳妇要生孩子了，他连忙让少平弄了一辆架子车，用大青骡子将媳妇送去了医院，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是很难见到的。此后，孙少安也利用这两样交通工具为自己赚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这里，出行的交通工具也可以做生计工具。路遥的写作被誉为陕北地域文化的“百科全书”，他也试着将这些保留着原汁原味的传统地域性文化融入现代性的写作中。无论是用陕北民歌来表达现代的“出走”与“回归”的问题，还是以信天游的两大主题———“生之艰难”和“爱之痛苦”的方式贯穿到自己的小说情节中，或是将陕北方言间接性地用于文本的语言或对白中，都能看到路遥对地域文化作出了一些必要的现代延伸。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城市文化以极快的速度吞噬着乡土的田园美梦，在现代性进程中，文学也越来越走向了同一性，而路遥能将传统的地域文化巧妙地糅合进现代性意义的文本肌质中，确实彰显了他独特的文学意义。此外，路遥还非常擅于记录陕北的各种民间风俗，无论是“闹秧歌”“打枣节”的节日仪式，还是对婚丧嫁娶中热闹的喜宴、下葬的描写，他都是以一个“东道主”的姿态，准确细微地把握了陕北文化的细枝末节，从日常细碎的生活透视这片贫瘠而又充满着“情谊”的黄土地上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路遥常说:“离开大地和人民，任何人也不会成功。”①因此笔者认为，地域文化是他文学创作的生命线，也是他突破地域的限制，抵达现代性意义的方式，俗话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放在路遥身上可以稍作修改为“地域的也是现代的”。
三
相较于路遥笔下粗狂、醇厚的黄土大地，贾平凹的商州则更显神秘和世情。陕西作家自柳青始，大约是有了自成一派的风格和味道，那就是一种厚重的写实。可以说，陕西作家群的创作大都属于现实型文学，注重对外在客观现实状况作出如实刻画或者模拟。当然，他们绝不是一种逼真性的、禁止主观情感的写作，而是将作家的主观情感态度融合到客观的再现当中，渗透在情节、对白、人物形象的描绘里。这种审美风格的传承也导致了陕西作家极少能挣脱生活经验的束缚而走向浪漫的想象中。贾平凹反倒是个特例，他曾指出:“我是山地人，大多写的是商州山地里的人事，因为我太熟悉那块地方，作品里自然就有了民俗的成分吧。”②以商州的特性来说，地形多为山地，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不似陕北干旱缺水，所以当地的民俗文化相较于陕北多了一份水的灵动和山的秀丽，少了一份辽远和质朴。商州境内山脉拔地而起，清流星罗棋布，山水的灵秀造就了贾平凹独特的文学领悟力和想象力。因此，他的写作相较路遥，多了一份细腻的世情体验和欲望释放。贾平凹的世情写作并不是一直从一而终的。早期的《鸡窝洼人家》《满月儿》关注的是闭塞的乡土生活，以描写人民的淳朴善良、生活安逸，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相依相偎来表现一种自在自为的民间文化形态。20世纪80年代末全国文化思潮风靡一时，贾平凹的文化视角发生偏移，于是一个蛮荒之地的商州便在“寻根文学”的浪潮中应运而生。民风古朴却又人性彪悍的狂妄之态在《商州》《地》《五魁》《佛光》等小说中内化为一种浪漫的气韵和野性的生命气质。商州的逸闻趣事、婚丧嫁娶、请客送礼、风土人情、伦理纲常、封建迷信，甚至是动荡社会中的世事冷暖、市井百态，都尽收眼底，几乎是一幅幅既有细节勾勒又有整体把控的醇厚民俗画。在这一点上贾平凹与路遥类似，他们都擅于做民俗文化的记录者，字里行间中能感受到他们对故土厚实的眷恋与深爱，以及对乡土人民淳朴、善良的民风和品格的赞颂。从文化形态的异质性来说，贾平凹十分钟爱秦腔这种独特的戏曲艺术，他认为陕南故乡的“地理构造竟与秦腔的旋律惟妙惟肖的一致”。秦腔不同于陕北的“信天游”，它的每一个部分都由“苦音”和“欢音”两种声腔体系搭配而成。演唱哭腔时声音必须悲壮、深沉，表达出人生悲惨、凄凉甚至是痛恨的感情，呐喊出生命的大苦大悲，而欢音则较为欢快和明朗，用于表现喜悦、快乐的感情和色调，类似于生命的大喜大悦，二者的相辅相成则构成了生命意志的张力。这在母题上与贾平凹文学创作想要表达的主题不谋而合，他无论是在潜意识还是意识层面上都受到了秦腔这种戏曲形式的影响，将八百里秦川大地上生命的狂放和静穆、秀美和刚硬融入了这种老少皆宜的特殊文化形式中，内化为一种激昂的力度。特别是小说《秦腔》，直接以秦腔命名并贯穿始末，隐喻了秦地农民最原始的文化潜意识。秦腔代表着他们古老的价值观、文化心态和思维方式，是前现代遗传下来的心理定式。秦腔的衰落预示着前现代文化一步步地走向了它的穷途，文本中相对应的是白雪的困境，甚至是整个农耕文明的困境。白雪与夏风所生下的没有的孩子，也隐喻着贾平凹对传统文化的未来所持有的悲观态度。一曲秦腔，大喜大悲，感人肺腑地流露出了商洛故乡在现代蚀下走向没落的无尽悲凉。当然，贾平凹较之于路遥的“客观描写”，更多了一种来自巫楚文化的神秘气息，这种神秘的力量也引领着贾平凹突破了陕西文学现实的局限，贴近现代主义。费秉勋在《贾平凹论》中指出:“贾平凹有着文秀温雅的南国气质。”①这里的“南国”指的应该是楚国，所谓的“南国气质”则是楚文化的重神秘、信巫鬼的特色。神秘感是贾平凹写作的文化雏形，他说:“我从小就听见过和经历过相当多的奇人奇事，比如看风水、卜卦、驱鬼、祭神、出煞、通说、气功、攘治、求雨、观星，再生人呀等等，培养了我的胆怯、敏感、想入非非、不安生的性情……随着创作岁月的衍进，在秦文化的基础上时不时露出了小时候楚文化的影响。”②《浮躁》《高兴》《怀念狼》《高老庄》《老生》等作品中，经常能读到一些超现实的、怪力乱神的描写:《高兴》中客死异乡的五福变成了在西京城中游荡的孤魂野鬼，无牌无灵，无主无家;《怀念狼》中，狼能乔装成人赶猪过桥，猴也能幻化成人形;《高老庄》中石头的绘画和飞碟的出现;《废都》中有庄之蝶老岳母这样的怪力乱神的人物，每天神神叨叨地鬼喊鬼叫将西京城诉说成是一座鬼魅般的城市，以及璜寺的老和尚整日神秘兮兮的言语;《浮躁》更是将流传于民间的占卜、祭祀、巫术、鬼神等全部置于小说的情节中，比如韩文举的铜钱占卜、平浪宫敬河神活动、和尚谈论玄空等……与其说是贾平凹受到遥远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不如说是巫楚文化的显性遗传，才让作品增添了极强的鬼魅之气。他也曾在某专访中指出自己与其他陕西作家写作手法的不同就是因为受了巫楚文化的影响，“风格灵秀了一些，巫的成分多一些，水的成分多”。在人物形象的设置上，贾平凹也将怪志贯彻到底，喜欢在作品中设立一个能互通阴阳两界的神秘人物或者类似于《爸爸爸》的丙仔、《尘埃落定》的傻瓜儿子这样“大智若愚”的怪人形象。他们在文本中往往作为一种特殊的“超现实”视角，一方面透露着神秘、不可言说的怪诞气息，另一方面能够作为一个“他者”的形象，旁观这人世间的乱象丛生，或者以一种游戏人间的不自觉心态在偶然的瞬间说出或做出一些大智若愚的话或行为。从怪诞的角度来看，有学者坚持认为，贾平凹的文化根源不仅仅来自地域文化形态的滋养，也受到了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熏陶，“在当代文学的‘新潮文学’中，贾平凹的魔幻之作具有十分特别的意义:不同于那些或多或少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手法的作品，贾平凹直接从民间文化中汲取素材，写成极具神秘意味的当代志怪，堪称‘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派文学’”③．如果说楚文化给予贾平凹的影响是一种来自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话，那么笔者想要补充的是楚文化的另一种自然观也被贾平凹所接受。楚文化“信巫鬼，重淫祀”的思想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楚人对自然的无条件崇尚，“天道运行、四时成序、阴阳消长，其中自有生杀之机”意味着自然万物皆有其宿命，作为人来说，应该尊重大自然的每一个生命，与之和谐相处。楚人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可以称之为最朴素的生态主义论。在贾平凹的创作中，也涉及了人与自然的生态问题。早期作品《金洞》讲述了板桥村人因为对狼群的肆意捕杀从而破坏了生态平衡，最终自食恶果。这部作品只是单纯地涉及生态平衡，而作品《怀念狼》则是第一次将文化反思提升到整个人类生存的高度上，他不仅仅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失衡状态，更是对人类信仰缺失后人类命运的忧思。狼与人的斗争，最终无论是狼战胜人还是人战胜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象征着生命的依靠的消失，也会毁掉另一方的生命意义。贾平凹借助这样一个荒诞的悲剧表达了对生命本位的思考。
四
地域文化研究篇3
关键词：文化地域；道家精神
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对沈从文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沈从文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特征。其中，既包含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特征，又包含其中所渗透出的道家艺术精神。杨义《沈从文的“凤凰情结”及其小说的文化特质》，杨瑞仁《凤凰之“仙”与凤凰之“龙”——谈凤凰县土家诗人田星六与苗族作家沈从文》和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等文章都阐述了沈从文作品中独特的文化特征。
“文化”一词的外延十分丰富，针对沈从文的文化研究也十分宽泛，包含了沈从文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特征（既有苗族文化本身的文化特质，又包括苗汉杂居状况下展现出的文化的丰富性）和作者自身及其作品中人物自觉不自觉的所体现出来的道家艺术精神。
“凤凰情结”是沈从文创作的显著特征，也最能说明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杨义《沈从文的“凤凰情结”及其小说的文化特质》一文中强调了沈从文的“凤凰情结”这一文化意蕴。所谓“凤凰情结”，“一是指地理意义上的凤凰的放大，放大到湘西的民俗、山川风物，二是精神文化上的凤凰的放大，放大到楚文化的图腾崇拜、精神信仰。[1]”文章以《龙朱》为例，阐述了作品中独特的苗族文化因子以及在长期的苗汉杂居中，汉文化对苗文化的影响与渗透。《龙朱》具有一种神话氛围，但却又不完全脱离人间性，作者将白耳族苗人族长的儿子龙朱塑造成了“兽中之狮”，是对唱情歌的圣手。反映了苗族人唱歌求偶的独特方式，极具地方文化特色。但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苗族的传统中，唱歌求偶以“四月八”为最盛，可作品中为我们描述的欢歌盛事却是中秋节，这无疑渗透了一些汉文化因子。因此，对“凤凰情结”的理解不易过于狭隘，杨义先生所指的地理意义上的凤凰情结不仅仅是指纯粹的湘西民俗或者苗族文化，更多的应该是指以湘西山川风物、民风民俗为主的苗族风情。“凤凰情结”更深一层的含义在于其精神文化特征。楚文化源远流长，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屈原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带着美丽的忧愁、幽思陈郁的特点。因此，杨义先生认为“沈从文的小说比起废名作品中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来，多了几分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其源盖出自他与楚文化的深刻的精神联系。[2]”另外，在图腾崇拜上和精神信仰上，沈从文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在他看来，龙作为汉人的图腾，代表的是封建权威，而凤不然，人们对凤的应用更自由，它更亲近群众。
沈从文的创作地域文化特征浓重，他笔下的自然美丽而纯净，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亦如自然般清纯、善良。一些研究者便试图从“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来解读沈从文的作品。其中，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和道家艺术精神》比较具有代表性。文章认为，《边城》、《长河》、《三三》等篇什为我们展现了造化所具有的那份素朴的景观，正所谓钟灵毓秀，沈从文也极力塑造了具有人间性的、但现实中却又不太可能存在的生命形态，这其中就蕴含着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同时，陈国恩指出，这种“天人合一”永远只能是一种理想，他看到了在优雅的牧歌下还隐含着一丝悲凉，认为沈从文的作品在抒情的笔调下暗含了悲剧性因素，使悲哀化成了淡淡的哀愁和忧郁。且不论这其中是否与道家精神相吻合，但就其对沈从文作品特点的评价我是非常认同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读出他的确想要极力留住湘西人的纯粹、善良等一切美好的天性，这是湘西这片净土赋予这里人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他同样意识到，这里除了翠翠、夭夭、三三，也出现了顺顺这样一类人，他清楚地知道湘西最终还是不可能躲避商业化的浸染，不会永远保存那份纯粹。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少能看到喜剧性的完美结局，作品中的人物也或多或少带有悲剧因素（比如《豹子·媚金与那羊》的凄惨结局；单纯、善良的翠翠也只能与年迈的爷爷相依为伴，最终在无尽的等待中度日）。陈国恩先生认为沈从文笔下的这种阴差阳错、造化弄人的情境与道家的命运观有相似性。除此之外，他还从沈从文的艺术观中三个重要的范畴“童心”、“生命”和“神性”中阐述了沈从文的道家观点。他认为，沈从文推重童心的纯真，珍视生命的价值，认为“神即自然”，他的伦理观和审美趣味上这种回归自然、崇尚浑朴的倾向，就是他的创作浸透了道家艺术精神的重要表现。三个范畴分析得出，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这三个范畴原来都指向“自然”。但是，在论证生命的价值时候，陈国恩认为“生命是美丽的”“是凭生命自身的价值使萧萧免于被沉潭”，[1]但我却认为，萧萧不被沉潭并非出于对生命的敬畏而只是因为她生了男孩，这一现象的背后隐含的是文化的陋习。需要指出的是，陈国恩先生并不认为这些道家观点是沈从文刻意研习所得，而是受大自然熏陶，自然而然形成的独特的气质禀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何尝不是一种“天人合一”的道家艺术精神。
除了文化地域特征研究外，沈从文研究的角度还有很多，比如平行研究，现代性研究等，尤其是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深入传播，一些学者试图用更新的理论、更独特的视角去解读作家作品的做法是值得学习与借鉴的。多角度地解读是可以的，更是十分必要的，但无论采取何种解读方式都一定要基于作家创作本身，更要把握其创作的基调，并将创作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力求出新却不牵强，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才是更具价值，也更趋于最本真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修订本）.岳麓书社2006年4月第1版.
地域文化研究篇4
代以来,学界对沈从文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沈从文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特征。其中,既包含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特征,又包含其中所渗透出的道家艺术精神。杨义《沈从文的“凤凰情结”及其小说的文化特质》,杨瑞仁《凤凰之“仙”与凤凰之“龙”——谈凤凰县土家诗人田星六与苗族作家沈从文》和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等文章都阐述了沈从文作品中独特的文化特征。
“文化”一词的外延十分丰富,针对沈从文的文化研究也十分宽泛,包含了沈从文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特征(既有苗族文化本身的文化特质,又包括苗汉杂居状况下展现出的文化的丰富性)和作者自身及其作品中人物自觉不自觉的所体现出来的道家艺术精神。
“凤凰情结”是沈从文创作的显着特征,也最能说明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杨义《沈从文的“凤凰情结”及其小说的文化特质》一文中强调了沈从文的“凤凰情结”这一文化意蕴。所谓“凤凰情结”,“一是指地理意义上的凤凰的放大,放大到湘西的民俗、山川风物,二是精神文化上的凤凰的放大,放大到楚文化的图腾崇拜、精神信仰。”[1]文章以《龙朱》为例,阐述了作品中独特的苗族文化因子以及在长期的苗汉杂居中,汉文化对苗文化的影响与渗透。《龙朱》具有一种神话氛围,但却又不完全脱离人间性,作者将白耳族苗人族长的儿子龙朱塑造成了“兽中之狮”,是对唱情歌的圣手。反映了苗族人唱歌求偶的独特方式,极具地方文化特色。但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苗族的传统中,唱歌求偶以“四月八”为最盛,可作品中为我们描述的欢歌盛事却是中秋节,这无疑渗透了一些汉文化因子。因此,对“凤凰情结”的理解不易过于狭隘,杨义先生所指的地理意义上的凤凰情结不仅仅是指纯粹的湘西民俗或者苗族文化,更多的应该是指以湘西山川风物、民风民俗为主的苗族风情。“凤凰情结”更深一层的含义在于其精神文化特征。楚文化源远流长,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屈原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带着美丽的忧愁、幽思陈郁的特点。因此,杨义先生认为“沈从文的小说比起废名作品中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来,多了几分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其源盖出自他与楚文化的深刻的精神联系。”[2]另外,在图腾崇拜上和精神信仰上,沈从文也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在他看来,龙作为汉人的图腾,代表的是封建权威,而凤不然,人们对凤的应用更自由,它更亲近群众。
沈从文的创作地域文化特征浓重,他笔下的自然美丽而纯净,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亦如自然般清纯、善良。一些研究者便试图从“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来解读沈从文的作品。其中,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和道家艺术精神》比较具有代表性。文章认为,《边城》、《长河》、《三三》等篇什为我们展现了造化所具有的那份素朴的景观,正所谓钟灵毓秀,沈从文也极力塑造了具有人间性的、但现实中却又不太可能存在的生命形态,这其中就蕴含着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同时,陈国恩指出,这种“天人合一”永远只能是一种理想,他看到了在优雅的牧歌下还隐含着一丝悲凉,认为沈从文的作品在抒情的笔调下暗含了悲剧性因素,使悲哀化成了淡淡的哀愁和忧郁。且不论这其中是否与道家精神相吻合,但就其对沈从文作品特点的评价我是非常认同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够读出他的确想要极力留住湘西人的纯粹、善良等一切美好的天性,这是湘西这片净土赋予这里人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他同样意识到,这里除了翠翠、夭夭、三三,也出现了顺顺这样一类人,他清楚地知道湘西最终还是不可能躲避商业化的浸染,不会永远保存那份纯粹。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很少能看到喜剧性的完美结局,作品中的人物也或多或少带有悲剧因素(比如《豹子·媚金与那羊》的凄惨结局;单纯、善良的翠翠也只能与年迈的爷爷相依为伴,最终在无尽的等待中度日)。陈国恩先生认为沈从文笔下的这种阴差阳错、造化弄人的情境与道家的命运观有相似性。除此之外,他还从沈从文的艺术观中三个重要的范畴“童心”、“生命”和“神性”中阐述了沈从文的道家观点。他认为,沈从文推重童心的纯真,珍视生命的价值,认为“神即自然”,他的伦理观和审美趣味上这种回归自然、崇尚浑朴的倾向,就是他的创作浸透了道家艺术精神的重要表现。三个范畴分析得出,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这三个范畴原来都指向“自然”。但是,在论证生命的价值时候,陈国恩认为“生命是美丽的”“是凭生命自身的价值使萧萧免于被沉潭”,[1]但我却认为,萧萧不被沉潭并非出于对生命的敬畏而只是因为她生了男孩,这一现象的背后隐含的是文化的陋习。需要指出的是,陈国恩先生并不认为这些道家观点是沈从文刻意研习所得,而是受大自然熏陶,自然而然形成的独特的气质禀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何尝不是一种“天人合一”的道家艺术精神。
除了文化地域特征研究外,沈从文研究的角度还有很多,比如平行研究,现代性研究等,尤其是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深入传播,一些学者试图用更新的理论、更独特的视角去解读作家作品的做法是值得学习与借鉴的。多角度地解读是可以的,更是十分必要的,但无论采取何种解读方式都一定要基于作家创作本身,更要把握其创作的基调,并将创作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力求出新却不牵强,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才是更具价值,也更趋于最本真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修订本).岳麓书社2006年4月第1版.
地域文化研究篇5
一、乌江流域土家族文学的兴盛与研究的缘起
关于地域文学和作家群研究不是当代人的专利。我国最早的文论著作《典论·论文》就研究过“建安七子”作家群；南北朝时期的《文心雕龙》研究过《诗经》和《楚辞》的地域性特征。宋代以后的许多文学流派，如“江西诗派”、“永嘉四灵”、“公安派”、“竞陵派”、“桐城派”等，用地域来为其命名已成习惯。当然，地域文学和作家群研究一直在持续、深入。到了近代，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等系列文章中，探讨了文明的发生、政治历史、文学学术、地理风俗、兵事与地域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上千余年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环境之影响”很为明显；“同一经学，而南北学风，自有不同，皆地理之影响使然也。”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可以说是地域文学研究的专文。刘师培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故所作文，多为言志、抒情之体。”明确指出荆楚文学与南方“水势浩洋”之密不可分的关系。王国维也指出：“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这是因为南方湿热的气候，容易形成犷放和倜傥不羁的习性，而丛林水泽，氤氩之气更易激发奇幻狂想。这种奇幻狂想与楚人的浪漫精神，则成就了荆楚文学奔放、浩瀚的气势。这些思想资源建构了今天大多数人所谈论的“地域文化”知识的内涵。在西方，法国19世纪文学史家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引言中，明确地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作为决定文学的三大因素。同时他在《艺术哲学》中强调：“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这为人们研究地域文学提供了权威性的理论依据，并引发中国现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模式的产生。
然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均会产生新的地域文化、新的作家群和新的文学。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学的复苏并逐渐走向繁荣，探究文学地域现象源流与特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地域文化研究，在一场“寻根热”和“文化热”中再度兴起。至90年代，现代文学史家严家炎先生主编了一套《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他在《总序》中指出：“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然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乎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这不仅有力地揭示了地域文化与作家创作之间的紧密联系和文学发展的某种客观真理，而且再次掀起了地域文学和作家群研究的热潮。
那么，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研究，则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选题。乌江是一个区域文明的标志，是一个区域文化的符号，是一个区域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乌江这条母亲河，孕育了许多土家族诗人、作家和学者，他们的成就令世人瞩目。诗歌方面，曾以《中文系》风靡一时的“莽汉派”诗歌创始人李亚伟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冉庄、冉冉先后获得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和首届“艾青诗歌奖”，冉仲景获得第一、二届重庆市少数民族文学奖和第三届“重庆文学奖”：散文诗方面，喻子涵获得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和“中国当代十大优秀散文诗作家”奖；散文、报告文学方面，阿多获得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刘照进、安元奎分别获得第四届“贵州文艺奖”和首届“乌江文学奖”，魏荣钊获得贵州省首届“乌江文学奖”和第三届“贵州文艺奖”，任光明获得《民族文学》“山丹奖”和“四川文学奖”，舒应福、姚元和均获得重庆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奖；小说方面，陈川、田永红分别获得第四届、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苦金获得《民族文学》“龙虎山杯”新人奖和重庆文艺奖，姚明祥获得重庆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奖，林照文获得贵州省首届“乌江文学奖”：戏剧方面，何立高获得第八届全国“孔雀奖”铜奖、第十一届全国“群星奖”银奖；文学评论方面，冉易光获得重庆文艺奖和重庆社科奖，向必群近年立足于民族文学创作评论和地域文学研究具有广泛影响；文学活动和文化传播方面，冉云飞获得“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称号。乌江流域土家族诗人、作家、评论家、学者共出版专集近百部，数十人被吸收为省级以上作家协会会员。
从以上看来，乌江流域土家族文学创作呈现一种繁盛景象，当然它与乌江地域环境、时代风尚及人文传统对土家族诗人、作家的影响和培育是分不开的。由此，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群已成为人们特别关注的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学界研究当代“地域文学”和“作家群”不可忽视的一种采样标本。因而，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其具体理由有以下三点：第一，乌江中下游是土家族人聚居的核心地带和土家族文化的发祥地，地域人文传统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且研究资源十分丰富，可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新的素材；第二，以土家族为主体的“乌江文学”已成崛起之势，一个新的作家群体在西南贫困山区诞生并逐渐壮大，这对总结当下区域文学发展和参与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均具有重要价值与现实意义：第三，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群研究，不像发达地区的研究对象和以往的研究方法，它可以为当代地域文学和作家群研究提供新的案例，充实新的内容。
二、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的生成因素考察
先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地域”和“地域文化”。陈继会先生说：“所谓地域，这里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作家创作时的聚散之地；一是作品所表现的文化地域。”其实，“它除了指区域范围这层外在意义外，更重要的内涵是指某一人类群体在这个区域长期生存及发展演变。所形成的具有文化特质的时空环境。”这样的“地域”，“因其具有文化特质而区别于其他时空环境呈现出自己独有的个性”。因而，“地域文化”就是人们在某个区域长期生存生活及发展演变，形成一个族群独特根性的与地域环境息息相关的一种山水人文系统。这种地域的山水人文系统，影响一个族群的思想、情感、行为、制度以及文化创造。
在谈论“乌江地域文化”之前，首先让我们认识一下乌江。乌江跨越中国贵州省北部和重庆市东南部，是长江南岸的一大支流。乌江源出乌蒙山，北源六冲河出贵州省赫章县北，南源三岔河出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东，两源在织金与黔西边境汇合后称鸭池河，自西南向东北奔腾于大娄山系和武陵山脉之间，经黔西、清镇、修文、金沙、息烽、遵义，至乌江渡后称乌江。往下扔向东北流，经开阳、瓮安、湄潭、余庆、凤冈、石阡、思南、德江，至沿河县城后，折西北方向入重庆市境。再经酉阳、彭水、武隆，至涪陵市汇入长江。三岔河汇口以上为上游，汇口至思南为中游，思南以下为下游，全长约1050公里。乌江流域面积约8.8万平方公里，覆盖黔、滇、渝、鄂4省市共56个县（市、区），河流主干大部分在贵州境内，是贵州省的第一大河。乌江流域居住着汉、苗、布依、土家、壮、侗、彝、瑶、仡佬等10多个民族，土家族主要分布在乌江中下游一带。土家族进入乌江流域生活，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乌江古称“延江”（三国《水经》），延江就是“蜒江”，即蜒民居住的江（晋·常璩《华阳国志》）。蜒民就是古代巴族的一支（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即现在土家族的祖先。土家人据守乌江、崇敬乌江、开发乌江、保护乌江，与乌江相处共生数千年，形成无法分割的地缘和血缘，创造出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成果，成为一代代乌江土家人的精神支柱和文化食粮。
那么，“乌江地域文化”，就是乌江沿岸的居民与乌江山水长期共生、共融和创造而产生的一种地域环境与人文系统。它包含三种类型，即山文化、水文化、人文化。就“山文化”而言，乌江上游地处乌蒙山，中上游南面面临苗岭，中下游两岸是大娄山脉和武陵山脉，山势巍峨高峻，山脉绵延纵横。这种逶迤起伏、磅礴雄浑的地貌，带给乌江人豪放耿直、大气稳重的气质；山高谷深、峭壁悬崖，造就乌江人谨慎精明、内敛自律的性格；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磨炼出乌江两岸的土家人坚韧耐劳、倔强执著的品性。当然，由于山横水隔、交通不便，以及长期小范围生活，从而形成了乌江人封闭、保守、狭隘的心灵结构；同时恰又容易保存乌江区域原始古朴的民风民俗和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就“水文化”而言，人类文明起源于河流或海洋。由于江河具有流动性、开放性、吸纳性和外向性的特质，因而容易让人与人、人与社会得到很好的沟通、交融，能够吸收外来文化和善于关注先进文化，从而增强一个民族的适应性、生存力和创造力，推进一个民族整体快速地发展。因此，《乌江盐殇》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在陆路不通的古代社会里，乌江是贵州通往外界的重要水路，是古老的商道、盐道，也是传递大山与外界信息的文化渠道，在贵州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战略地位，故有‘黄金水道’之称。”这不仅对乌江在贵州发展史上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定位，同时也深刻阐明了水文化的巨大魅力。水文化必然使一个族群以及更大的社会，在内部结构上产生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巨大变化。就“人文化”而言，乌江上有人的活动可推至原始社会。悠久的人类历史，遗留和传承了丰富的人类文化。那么，乌江“人文化”就包括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制度的信仰文化，如崇拜天地山水、崇拜动植物、崇拜祖先和英雄、崇拜鬼神和法力等；包括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如耕织、渔猎、饮食、服饰、居住、交通、纤道、船筏、盐巴、丹砂、城郭、语言、歌舞、戏剧、诗书画、竹枝词等；还包括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尤其是民族风俗，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劳动和生活过程中所创造、享用并传承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综合形态，是人类在日常活动中世代沿袭与传承的社会行为模式，包括、图腾崇拜、劳动方式、婚嫁丧葬、礼俗仪规等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行为。这是“人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形成特定地域文化最重要的部分。乌江地域文化，不仅是乌江流域诗人、作家生生不息的精神栖息之所，也是构成他们文学创作的特定话语和表现对象。
由上可知，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群的生成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受到共同的乌江地域环境的影响，包括乌江山水、物候气象和区域内的各种自然物体及动植物；二是受到共同的乌江人文传统的影响，包括民族文化、历史文化、信仰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民俗风情等地域文化。这二者是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群生成的外在因素。三是乌江流域诗人、作家所具有的精神气质、生存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审美理想所致，这是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群生成的内在因素。当然，内在因素是由外在因素长期影响，并通过内在因素的裂变与聚合而形成的，它使个人与群体之间产生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一致性，进而产生群体一致性的气质、思想、道德、习惯、思维、行为、语言风格和艺术趣味。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群，就是在乌江这块特定的地域环境、人文环境和生存哲学的影响下形成的。这样的“地域文化”所孕育的诗人、作家，“他们对自己的时空环境具有长期的依赖性和聚合性，即使是离开这个‘地域’的个体，仍然背负着自己的乡土，忘不了自己的民族，永远消退不了自己的文化根性。因此，民族诗人、作家、艺术家总是被自己的民族地域情结牵扯而产生创作的动力，便自觉地把地域生活、地域文化作为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
三、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的创作特征解析
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的存在，主要从其创作特征上体现出来。那么，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的文学创作，从文体上看是多样化的，有诗歌、散文诗、散文、小说、戏剧、民间文学等；从选材上看也是多层次、多角度的，有历史的、现实的、宏观的、具体的、人物的、事件的、政治的、经济的、风物的、民俗的等。这二者充分体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跨文体、跨文化特征。再从创作方法上来看，有现实主义的和超现实主义的，有古典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有写实的和魔幻的等，这些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正好反映了地域风情与民族文化的绚丽多姿，反映了地域民族作家的丰富想象力和创新能力。从写作手法上看，则始终围绕“地域”因素来抒情或叙事、烘托或寄寓、讽喻或象征。从语言风格上看，由于土家族只存在一部分语言而没有自己的文字，因而运用“泛母语”来进行族群记忆的书写与文化多样性的表达，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下面就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的创作特征予以梳理和概括。
（一）突出故土情怀和生存现实
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和源流，可以确立作家的不同创作选择、创作方式和创作风格。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群受地域文化的长期熏陶与孕育，故土意识已深入作家人心，在文学创作中也就自觉和不自觉地染上故土色彩与根性文化。在他们的笔下，各种各样的故乡人物及典型环境、千奇百怪的诗歌意象和生存体验，透视出不一般的生命形态和生命基调，并由此揭示了传统与现代中的冲突和生存现实的焦虑。
在酉阳土家族诗人冉冉的诗歌中，一种文化乌江、文化乡土自觉表现得十分突出。有学者对她评论说：“土家族知识分子对本民族文化的发现与复活，并率先在自己的地域内部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倾向和审美倾向，延宕着自我民族的文化品格。”这种文化品格，来自于对乌江的感恩、对故乡的回报、对本民族的崇敬。她在诗中写道：“我一直在跋涉，向着最远最美丽的地方/经过漫长的旅程，才发现它就在原地”（《给大界》）。作为一个土家族诗人，冉冉的乡土情怀是如此的刻骨铭心，她把自己的全部，包括生命和理想以及所有的诗歌，都献给了乌江岸边那个叫大界的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乡。酉阳另一个土家族诗人冉仲景也是一个心怀乡土如生命的诗人。有人称他诗歌的精神结构是“持续的‘还乡’”。所谓“持续的还乡”，在他这里不仅是理念上的，还是行为上的。他深居乌江岸边的酉阳，以“在场”的方式扎根于祖先开拓的土地，从而获得诗性的“原始力量”。因此他说，住在乡下，才能对“挨紧（贴近）、下潜（深入）和在场（落实）”三个词语，有全新的理解。
沿河籍土家族诗人、中国“第三条道路写作”诗派创始人谯达摩，擅长创作长诗，如《凤凰十八拍》、《世界之王交响曲》、《第一波罗密》等，都是几百上千行的作品。这些作品气势宏阔，像乌江一样一泻千里，像乌江两岸大山一样逶迤壮丽。这些长诗，尽管是人生、生命、信念、理想以及人与自然的宏观思考和形而上学的诗性直陈，尽管是“着眼于对宇宙世界的自在精神进行探究和阐述”，但是从最基础的意象材料、情感基调和诗性气质来看，还是得益于成长的经历和故土的记忆，还是流淌的那条江、江上的那座岩、岩后的那座村、村里的那些人、人们的生活与信仰，在他心灵所形成的童年情结的现代演绎和解密。如他在《第一波罗蜜》中写道：“此刻抵达故乡的第一缕阳光/披着神的衣裳/天亮了吗？天亮了，天亮了！……”“我的故乡——谯家岩/天生的摩崖石刻/像一枚钉子牢牢地依附云贵高原/举着稻草或葵花杆扎成的火把/我从这个岩洞出来，又进入/另一个岩洞：洞中一日，世上千年/在洞中，钟乳石是神秘的/蝙蝠是神秘的/风，还有暗河都是神秘的/总之，那里围绕着富饶，围绕着明朗，时间的顶峰上覆盖着茫茫白雪”。虽然身在异乡，但他的灵魂幻影和诗性直觉“正健步走向高原”，一种“还乡”心迹昭然若揭地显露出来。
思南籍土家族诗人徐必常，对乡土情怀则是另一种理解。他不直接表现乌江地域乡土，但是他的血液里还是流淌着故土的文化基因。他在《流水》组诗中写道：“多少个梦，都和月圆有关/有关它的冷，都浸骨的凉/我们把一个又一个月饼当月圆/和亲人们，一咬，再一咬……/所有的圆月就在心中了”。并且，他把这种文化基因化为对自己民族的生存现实的关注和担忧：“此时我看到一只高飞的鸟，它就突然不飞了/它把整个身子压在了那棵树上/那棵树开始是弯了弯腰/最后还是做了一条汉子，把腰杆死死的挺住”（《就因为疼，我想到了悬崖上的那棵树》）。“印江四诗人”之朵孩、非飞马、任敬伟，均是“80后”土家族诗人，他们三人在年龄稍长的同县城苗族诗人末未的影响下从事诗歌写作，是乌江中游土家族诗人的代表。他们的诗，一般不抒情，而是冷静地叙述生活中的普通人情物事，采用日常口语和民间俚语写作，不讲求深度，也不在乎历史感，追求即时性和表演性的效果，具有典型的后现代创作美学倾向。但是，他们仍然没有脱离地域文化的影响，注重生活细节的观察并构成对时代的反讽，注重与生活相关的意象和象征，善于关注当下的生存现实，揭示传统与现代中的冲突，从题材到语言都充满了乡土情怀和地域元素。
（二）书写族群记忆与风情民俗
关注民族的、家族的、村落的兴衰历史和风俗习惯，是地域民族作家创作的又一个特征。尤其是小说家，捕捉民间的真实，关注被历史忽略了的人物和往事，是他们的良知和职责。那么，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中从事小说写作的作家，他们习惯从一段历史、一个人物中去重新发现传统，去竭力寻找自己民族生存的秘密符码与发展壮大的力量之源。因此，他们的作品充分揭示了生活在乌江流域的土家居民与自然、与环境、与人文的关系，深深地打上了土家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烙印，成功地书写与建构了“乌江地域寓言”。
《走出峡谷的乌江》《燃烧的乌江》是思南土家族作家田永红创作出版的两部小说集，均以乌江人情世故、乌江风土民俗为写作对象，揭示了土家族群与乌江地域之间的生命与文化的依存关系，其地域文化特征、地域寓言色彩突出。研究田永红小说创作的肖太云说，田永红的小说，“不偏重讲故事，而着力于对某一特定地域的地理特征、风土人情的书写与审视，有鲜明的独异性，作者的思索和特有的寓意尽在其中。”当然，这种“乌江地域寓言”，作者始终是以族群记忆的书写、乌江山水的描绘、地域人文传统的讲述、民族精神的提炼、文化性格的概括来进行的，并且把特有的思索和理想的寄寓融入其中，从而形成了一种个性特征鲜明、文化品格突出的并为人们普遍认可和关注的文化地理符号。因此，在他的小说中，乌江的过去复活了，土家族的先民复活了，已经被遗忘的记忆得以唤醒，属于过去的岁月得以重生。
长期在思南县乌江航道处工作的土家族作家林照文，他的系列小说《过不去的河流》，通过乌江中游一个曾经断航、搬滩，后又炸通了的滩——望娘滩的变迁，反映了乌江流域的变迁；通过田氏族人过去、今天的奋争，展示了乌江人的生存状态、心路历程、人性光辉和这条江的文化、风情、风景、习俗。他之所以要这样写乌江，是因为乌江富于变幻，充满神秘、神怪、魔幻，满载着浓郁的风情、风光和风俗的“鬼方”文化。他说：“我只熟悉这条江，只熟悉这条江上的涛浪、水筋、漩涡、浪花，岸边的巉岩峭壁、弯脖子树。我的视野里只有打滩、守滩、绞滩的人，只有打鱼、耕田犁地、开小机船的人，耳边只有滩啸风声、牛叫猪嚎、船笛轰鸣，只有丰收了农人的欢笑、天灾人祸了吃水上饭人的哭泣。”在林照文的笔下，乌江是一条历史的江、底层的江、现代的江、翻天覆地变化的江、欢乐幸福夹杂着苦痛忧伤的江，因此，他的小说写出乌江人的希望与失望、乌江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与命运抗争的轨迹。同时，他既把乌江土家民族记忆中过去的一切呈现出来，又把当下的乌江及其居民的生存状态真实地交给未来的历史和民族的记忆。
德江土家族作家张贤春的《猪朝前拱》，更是一部反映乌江中下游民族文化、风土人情和社会经济变迁的长篇小说。小说围绕主人公颜仲江成长的经历、波折的婚姻、起伏的生活，展示了数十个性格各异的人物的悲欢遭际，描绘了乌江岸边城乡结合部偏僻落后地区六十年丰富复杂、耐人寻味的生活图景。“猪朝前拱，鸡朝后扒”，这是流行在乌江中下游的一句谚语，小说题目取自于此，暗指人生之艰难；小说题目的独特，恰又体现地或文化特色。这部小说虽然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变革带给人们生活上、心灵上的深刻变化，是一部故事性很强的现实主义小说，但是小说中不乏荒诞情节和魔幻色彩，这与乌江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戏剧性是分不开的，与德江傩文化、巫文化的神秘、怪诞、魔幻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并且，大量融入土家母语、汉语方言、民间俗语、谚语、俚语、民谣及民风、习俗、宗教、民情等，则又是一部当代民间语言辞典，是一部地域风情和风俗文化史。从这样取材、用语、人物塑造、写作风格等方面来看，它无疑是一部典型的以地域文化为创作背景的文学著作，体现了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的创作特征。
沿河土家族作家晏子非的小说，则不同于前面几位作家的小说。他发表的大量中短篇小说都具有“先锋”性质。按另一个土家族作家隐石的话说，晏子非的小说“在一种极端的处境中展开冲突，凸显灵魂的困厄和挣扎，关注精神在世俗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对生命困境的拯救作用，在理想寄寓与世俗伦理的瓦解和对抗中反思时代与生活。”尽管如此，但他那种地域和民族的胎记始终没有抹去。比如，描写诗人寒隐在乌江边上的一个县工业局工作而又不识时务直至孤独死亡的《阳光下的葬礼》，刻画乌江峡谷乡村民办教师田茂典与娟娟特殊“爱情”故事的《在峡谷流淌的爱情》，揭示当今社会真假、美丑、善恶等价值混乱和颠倒的《日暮河滩》，等等，都没有离开地域、民族和时代的背景。因此，正如隐石所说，在晏子非的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处于生活的最底层，处于一种生存的极端状态。这无疑是作者自我生存地域环境恶劣的投射。”
（三）挖掘母语背后的深刻内蕴
最能浸染地域文化特色、透射地域文化意蕴的是语言。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没有用纯粹的母语创作，然而对待母语是自觉的，也是灵活的和开放的。因为土家族虽然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但是只有一部分语言而且没有文字，写作只能依赖汉语。尽管如此，他们在用汉语写作时，所表达的却依然是母语意识和回归母语文化的情怀。由此也可以看出，土家族文化不是完全封闭的文化，而是一种具有跨文化特质的多元文化。随着乌江开发的加快与对外交流的扩大，现代生活方式和先进文化往往比较快速地传人乌江流域，土家民族的思维方式与现代汉语融汇后形成了“第三语言空间”，产生了一种原生性的、实验性的、发散式的语言表达系统和独特的语言风格，这恰恰使乌江流域土家族文学在当代语境下更能揭示地域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
沿河土家族作家刘照进，以《陶或易碎的片断》这部散文集，展示了其语言天才。他的散文语言是很精致而极富内涵的：“你常年在这条江上行走，你生命的根须紧紧连着这条河流……一棵树站着，是对天空和大地负责。”（《穿过岁月的手掌》）读着这样的句子，会让人热气腾腾，唤起一种情感的力量。《陶或易碎的片断》首先让“语言之家”呈现在我们面前，有时浸透一种悲悯，有时传达一种欢愉，有时是一种关注和潜思，有时是一种惊讶和震撼。在这个让人易感易触带着体温和气息的语言之家里，每一个汉字都充满了人文内涵，都能创造语言形象激发我们的无限想象。当然，语言来自“思”的存在。刘照进的“思”是一种故土情结，是现代人的故土观照和人性的反思；这里的“存在”，就是故土，是故土情怀中的故土，是宿命中的故土，是返回与亲近本源的故土，是与生命、历史、民族、血缘、亲情俱生共存的故土空间。这种故土，是他牵挂的对象，也是他往还的居所；是他书写的对象，也是他“思”的源泉。这个故土情结，是他的精神文化支柱，是他散文创作的动力源。因此，他的散文，浸透着语言背后的深刻意蕴。
思南土家族作家安元奎，其散文集《行吟乌江》也是一种“母语文化”的回归和“地域寓言”的书写。尽管他的散文着力点在于对乌江流域历史文化的清点与盘活，但是一个乌江之子对自己的地域人文传统和根性文化的崇敬与复原，是他散文的价值所在。因此他说：“我的祖辈世代生活在乌江边上……这条河对我来说，就如同流淌在我身体里的血液一样重要。我一直有个愿望，希望用我的笔，记录下乌江的山水、乌江的人。我追溯历史，是为了让人们找到自己的根。”从安元奎的散文看来，无论是《古盐道上的虚拟航号》中对老船长、老纤夫的追寻与采访，还是《怀念歪屁股船》中对乌江木船的深描与追念，无论是《野生的民歌》中对乌江两岸原生态的“打闹歌”和歌师的赞美与探访，还是《凭吊绿荫轩》中对黄庭坚谪迁乌江彭水遭际的怀想与感念，等等，无不充满着对故土的挚爱与留恋、惋惜与深思。他表现母语文化的方式不是直接的，也不停留在语言表面上，而是在寻找乌江文化的源头时，对母语文化精神的认同、熏染、强调和转换。
记者出身的德江土家族作家魏荣钊，曾经独自行走贵州的三条大河——乌江、赤水河、北盘江，写下系列纪实散文，其中一部就是《独走乌江》。这位“孤独的行者”，由于父爱的缺失、母亲的悲景、世态的炎凉，使他自幼养成了孤僻倔强的性格。他独行乌江，行在雨中、夜宿猴场、穿越大硝洞、摆渡过河、爬出绝境，所寻觅的是他的过去、前辈们的过去、祖先们的过去。他采用纪实手法，记事写人、追溯历史、描景状物、实录真相，将乌江地域人文生态“深描”下来，将散布在乌江流域的母语文化及其感人的故事搜集起来，并在母语和现代汉语之间努力寻找一种表达上的契合，从而展现乌江地域文化的丰富性和深刻性，给人一种良知的启悟、思想的引领、诗性的熏陶和现实的反思。
（四）展示民族精神和心理特质
作为生活在乌江地域的作家，与这块地域始终有解不开的结，因为地域和民族根性文化就是这个结的核心，是维系这个结的纽带。因此，书写民族生活图景，传达母语文化精神，解剖民族心理，揭示地域文化表层经验和深层底蕴，这既是地域文学创作保持根性和个性的方式，又是地域作家坦诚面对、寻求对话、获取认同、谋求发展的一种策略。由此，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始终以曲折的文学表现形式和“先锋”性精神，对自己民族的隐秘心理与意识冲突进行解剖，把对现实的描绘转化成一种深邃的哲学思考。乌江下游的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一批散文诗作家，在这方面作了艰苦而有成效的探索。
从土家族作家冉茂福的散文诗集《守望乡村》看来，生命、灵魂、故乡，是其散文诗构成的主体内容，是其艺术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写法上，他充分调动超现实的想象，将地域性很强的物象，染上自己民族的情绪、心境及生存体验与感悟，并融入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营造一种极富人文色彩和情感基调的乡村意境，使散文诗的思想含量、情感含量、文化含量、审美含量都达到了一定的饱和程度。如长篇散文诗《乌杨》，既是人类生命的一种寄寓，又是乌江地域文化的标志：既是乌江族群民众的一种文化性格，也是诗人综合形象的表征。他写道：“乌杨，历史凝练的雕像，冷凝，沧桑，遥远的跋涉，满目的疮痍，彩陶描绘的苦难，是千年考古的墓冢，是万年凝结的诗句。山闪亮，我走进祖先的血脉，点亮火把，苦涩的水草，鱼儿走失。一只惊慌的狼，闯破猎人的陷阱。/在黄昏，爱情之花凋零，我们踏着霜痕相拥走过凄凉的季节。乌杨，我感恩中的篝火，再现记忆深处家园焚毁的景象。/乌杨啊！乌杨，当幸福时刻来临，我们不堪承受的是历史的泪水。”（《守望乡村·乌杨》）这里，乌杨是灵魂的寄托，它可以疗救受伤的心灵，它能给弱者以力量，同时又是乌江两岸土家居民的图腾和保护神。散文诗的厚度与张力在于内容的博大与情感的综合辐射力，而不单纯是某一物象的描绘。《乌杨》融合了人生、命运、历史、地域、文化的多层次内涵，并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微妙而细致的关系，展现出历经磨难中的人类文明和民族精神，因而透射出强大的诗性力量。
另一个土家族散文诗作家赵凯，在其散文诗集《灵魂的舞蹈》中，书写心灵与大地的对话。他大量运用地域性的自然、社会、民族、历史、文化等元素作为散文诗创作的基本材料，使其散文诗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性和个性化身份特征。他对乌江、故土、乡情的书写，表现出了三重明显的情感变化和审美境界的创造：第一重是对童年记忆的描述，充满欢乐、温馨和感恩；第二重是在回忆、思念中，加上悲悯和倾诉、忏悔和反思，充满对命运的担忧以及现代工业化和商业化对传统文明挤压掠夺的焦虑；第三重是由对物质现象的关注转为向精神现象的升华，河流情结和故土意象更加凝练、空灵，而作者的宇宙观与生命观似乎显得更加宽容、淡定。《灵魂的舞蹈》以此为框架，一方面揭示了土家民族对自然、对图腾、对祖先的崇拜，另一方面也承载着乌江两岸世居民族的独特审美理想。地域散文诗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根性写作，而这种原型意象的捕捉和运用，这种情感经验的调动与激发，这种诗歌现场的审美体验和诗性摄取，是实现根性写作的基本途径。
在乌江流域，从事散文诗写作颇有人在。乌江中游的开阳县是“中国散文诗之乡”，而贵州是全国散文诗创作大省，散文诗在贵州具有文学品牌意味，并且代有传人。在乌江下游的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近年也涌现了一大批从事散文诗写作的后起之秀，除了前面提到的冉茂福、赵凯以外，还有罗钧贤、罗福成、陈顺、田淼、何海滨、陈述义、鲁东等，他们的作品在全国各地刊物发表。我想，这与乌江地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乌江既是一条自然的河流，又是一条历史的河流、文化的河流，是大部分土家人世代生存、繁衍、生活、创造的一条充满民族气息和旺盛生命的河流。千里乌江天然具有散文诗的气质。这种气质，既表现在大山、深峡、绝壁、硝岩、洞穴、礁石、洪流的粗粝与雄迈上，又表现在沙滩、浪花、波纹、山花、溪瀑、鸟鸣、倒影的秀丽与柔情中。当然也由于地理、历史因素的特殊，乌江地域往往以石多土少、旱涝交替而及其贫瘠、蛮荒、闭塞、穷白、落后示人，而高山断崖、江隔峡阻恰又保留了这块地域的原始、古朴、纯真和传统。因此，在这种特定地域环境的濡染浸润下，乌江人形成了既豪气、剽悍、隐忍、坚强，又温婉、细腻、柔情、悲悯的地域民族性格。而这些气质和性格，正是产生散文诗人及其优秀散文诗的天然条件。所以，乌江流域出现大规模的散文诗作家群，就不足为怪了。
四、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的创作走向及启示
浙江师范大学王嘉良教授说：“地域文学作为整体文学的一部分，应具有立足地域又超越地域的意义。”也就是说，地域是相对的地域，尽管乌江地域空间不变，居于两岸的民族不变、人文传统不变，但是时代在变，民族交融、文化碰撞没有停息。因此，我们重视地域，则不能“死守”地域；强调传统文化积淀，则不能拒斥文化创新。我们既要强调地域民族文学的个性魅力，肯定它的继承性和独立性，同时又要反思自己的劣根性和脆弱性，积极参与跨文化或多重语境的交流和对话。或许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证明或实现“地域的甚至边缘的，却很可能是世界的”这个推论。那么，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的创作走向与启示，就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的融合
关于“地域”，前面讲了很多，这里关键是“时代”的问题，关键是怎样与时代融合的问题。时代是一个作家群所处的时间环境。当然，这个时间环境，不是纯粹的时间概念，还包括这个时间所承载的一切事物，比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自然，以及生存方式和创造方式等。任何人都是不能脱离这种时间环境而独立存在的。那么，对这个时间环境的把握和体现，就是时代精神的一个重要命题。所谓“与时代融合”，既是一种理念、姿态问题，也是一种行为和程度问题。也就是说，地域民族作家不要单纯强调“独立”而抵抗“共融”，而要有对时代精神的深刻认识，要有主动融合的态度和行为，不然在大文化环境中就没有话语权，即使是小圈子里也会格格不入，就会被时代抛弃。被抛弃的作家及其文学，就成了历史的尘埃。因此，耿占春说：“如果一个诗人把自己生活的地域作为自足的经验世界，或者被地方性的趣味所满足，显然他就会对时代更加抽象化因而也就是对更广阔范围内的事态缺乏回应。”如果出现这种状况，显然是很危险的，也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好在乌江流域当代土家族作家群基本能做到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的融合，其创作走向是前卫性的，关注的面也很宽，大部分作家都具有一定的探索精神和“先锋”气质，都具备一双独特的眼睛，看清传统、时代和自己行走的大道。
（二）民族气质与世界眼光的融合
“民族气质”是一个地域民族作家必备的一种气度和品质。这种气质不应是狭隘的，而应是一种宽阔的胸襟和高远的视界，既能清醒地识别地域人文传统的精深和奥妙之处，又能运用地域民族文化资源作为思维的材料使其放射独特的文化光辉。所谓民族气质与世界眼光的融合，正是这样的效果。那么，关于“世界眼光”，就是要有大文化的思考，要善于接纳和融入先锋意识、多元文化，要能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对本民族进行全新审视。其实，一个地域民族作家，总是要背着地域和民族的行囊，行进在现代性和世界性的长途大道上。正是因为这样，写《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思、写《吉檀迦利》的泰戈尔、写《野草》的鲁迅，虽然他们的作品都有很强的地域民族性，但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认识人类、表现人类的高度，因而他们的作品都成为了世界文学的榜样。就乌江流域土家族作家群来说，他们的创作也有这个趋向，他们的“实验”、“先锋”，就是寻找地域与世界融合的途径。但是做得还不够，具有大气、风骨和独创性的作品为数不多。好在已经有人起步，好在已经认识到世界文学经典的重要意义，认识到中西文化融会贯通是一个优秀作家的必备条件。
（三）文化功能与美学理想的融合
地域文化研究篇6
[关键词]淮安；地域文化；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双赢
淮安地域文化是几千年的历史打磨而总结出的具有人文气息的地域文化。多层次的文化底蕴，深刻的哲理与道德思想，是历史文明的优秀产物。在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淮安地域文化，并结合高职院校自身的发展需求，打造优质校园文化，提升地域文化特色，能够全面促进地域文化以及校园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一、淮安校园文化与地域文化协同发展的意义
1、是打造高职人文校园文化的需要淮安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底蕴的文化都城，曾在明清盛极一时，造就了众多的杰出人物，先生、汉代军事家韩信、《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等等。在淮安随处可见故居、遗址，已成为淮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的文化成就了淮安文化，是大运河一带历史发展奠基的文化集成地，形成了具有代表的文化意识，例如：以大运河为中心的水文化启迪环境保护意识，以明皇陵为主体的大明文化启示民族发展意识，以《西游记》为代表的西游文化激发解放意识，以及由扩展来的红色文化，这些优质的文化是勤劳勇敢和智慧的淮安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晶。在高职院校林立的今天，以丰富的淮安地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利用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感染校园文化建设，打造校园文化气息，以古视今，打造人文校园文化。2、是提升学生文化情操的需要淮安地域文化作为地域性文化底蕴精神力量，将其融入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继承优秀传统精神，发扬文化传统，使高职院校更加赋予地域文化鲜明特点，对转化学生的思想成果，升华学生的文化情操具有重要意义。以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为例：第一，高职院校开展的专题讲座、文化遗址参观讲解能够使学生更加深刻的接受地域文化熏陶，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民族使命，全方面地提升学生的思想文化素质。第二，淮安地区的特色淮海剧是淮安地域文化的又一人文代表，通过淮海剧中对历史故事的欣赏，对帮助学生理解淮安文化，学习淮安文化，培养学生学习古人优秀的精神素质具有一定潜移默化的作用。最后，淮安地域文化代表中精神是高职校园文化建设的又一突破点，的不屈不挠精神以及博学睿智对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爱国思想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力。3、是提升特色地域文化的需要高职院校是高等院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迎合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以及适应专业性较强行业内在需要而开展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院校。以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她是专门培养食品和药品相关专业应用型人才的职业院校，其就业行业具有鲜明的职业性、服务性和实践性特征。例如，我院大力培养烹饪人才，建设淮扬菜系国家标准，积极承接一带一路美食节活动，将中国淮扬美食传播到世界各地，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校园文化，而且也以自身的文化活动提升了淮安地域文化特色，“淮扬美食香天下”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与地域文化实现了相辅相成、双赢发展。
二、校园文化与地域文化协同发展的基本原则
高职院校作为培养专门型人才的教育机构，其就业行业本身具有职业性、服务性和实践性特征。高职院校又是生存在特定的区域环境理，深受特定地域文化熏陶，因此在追求校园文化与地域文化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应尽力遵从以下原则。
（一）适应地域特点的职业性
高职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育目标决定了其校园文化的职业性，在整个职业院校技能培养过程中，高职学生对自我发展具有职业性定向，为此，教师和学生始终处于开展职业技能锻炼与职业素质培养中。与此同时，校方进行有目的的校园文化活动组织，帮助学生从活动中得到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锻炼，塑造最基本的职业道德素养，适应就业后的岗位职责。因此，在职业化的教育目标中校园文化自然就具有职业性特点[1]。而这种职业性的选择是基于地域文化特点形成的，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就是基于淮安作为淮扬菜系发源地之一的先天资源，倾力打造烹饪人才，而培养的人才又能服务地方，与地方经济实现共同发展。
（二）提振一方经济的服务性
高职院校具有服务性特征，其服务性特征一方面表现在为所在地区学生培养自身职业素养服务，另一方面表现在为所在地区提供培养优质应用型人才的服务。建设校园文化归根结底是为学生创造具有文化底蕴的学习环境，帮助学生通过活动以及校园氛围提升自我素质，培养职业气息，为就业能够更快速的融入到职业生活中奠定环境基础；培养的人才又能以其高技能高素质服务地方，提升地域文化特色，唱响当地特色文化品牌。
（三）知行合一的实践性
高职院校是为区域应用型企业培养专业人才的摇篮，同时也是培养实践能力的教育机构，因此，高职院校更加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与自主创新能力，故而其校园文化具有实践性特点，主要以地方企业为主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帮助学校建立应用型学习环境，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
三、校园文化与地域文化协同发展的双赢探索
淮安地域文化在物质层面以及精神层面都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和特殊性，在将淮安地域文化融入到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应注重两者的文化对接，从多层次，多角度了解淮安文化的深刻内涵与文化魅力，在校园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融入淮安地域文化特色，进行文化渗透，推动校园文化提升地域文化，促进校园文化与区域文化实现良好融合协同发展。
（一）以地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
1、学院精神文化建设中融入淮安地域文化高职院校打造学院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利用学院所处的地域文化特点，结合高职院校自身的教学理念、办学宗旨，综合设计具有学院特色的校园文化，如校训、校徽以及校歌等等具体文化元素。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校训为“行知共举，德技双馨”，将知识与行为，道德品质与技术能力共同作为学校发展目标，旨在培养学生德才兼备，也是淮安地域文化重视道德建设的重要表现，将校训与校徽中融入淮安地域文化，使学院的历届学生在了解校徽与校训的来源时，了解淮安历史文化，对学校的文化发展与区域文化底蕴有更加深刻的认知。2、物质文化建设中融入淮安地域文化校园文化的物质文化建设，主要是指对校园文化的物质建设，例如校园教学楼的建设、文化墙的建设、雕像的建设以及文化长廊等的建设，以直观的、可见的视觉冲击对学生的产生感力。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紧邻纪念馆，吴承恩故居等历史文化遗产，为开展人文教育提供了便利的物质基础，同时，以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与西游文化对加强校园文化中民族荣誉感、勇于开拓创新等思想具有教育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对加强学生的爱国思想，启迪学生的创新意识具有促进作用。在开展地域文化融入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可以从物质文化建设着手，以直观的物质文化为出发点，激发高职院校学生的文化探究心理，促进文化氛围的养成。3、教科研活动中融入淮安地域文化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区域，若想使具有不问文化背景的学生更好的了解地域文化、热爱地域文化，就要求在高职教育过程中，将地域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来，以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可以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开展具有地域特色的教学科研活动。第一，选取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教材开设选修课，在学院开展文化选修课，可以系统地帮助学生了解地域文化，是开展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第二、利用校园广播、校园杂志等进行区域文化传播，高职院校中大片的零碎时间是进行校园文化传播的最佳时机，通过广播和杂志等较为普遍接受的形式进行地域文化传播能够使学院长期处在文化气息下，进而对校园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文化融入。第三、在学院内组织竞技类的地域文化研究课题，使学生通过系统的实践调查工作，研究地域文化的细节与精神，经过与教师的探讨，与学生的研究，在自我探索中更好的了解其所在的地域文化特色，获取文化的洗礼，对地域文化产生敬仰，进而促进人文素质的提升。4、校园文化活动中体现淮安地域文化高职院校文化活动是校园文化最活跃最快速接受的一种传播方式，其活动内容具有指向性作用，能够对校园文化建设方向进行指引。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在学院开展区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活动，吸引学生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来，使学生在校园活动中了解地域文化，并在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开展校园活动，例如：淮海剧的欣赏、历史遗址的参观、名人故居的研究，以此来建设具有淮安地域文化特色的校园文化，除此之外，依托区域文化资源打造校园特色品牌，结合产业需要与高职院校的职业技能培养需要，开展具有学院文化建设的自主活动品牌，促进学生的专业技能与校园文化的融合。
（二）以校园文化提振地域文化
高职校园文化是属于地域文化的内在有机组成部分，是地域文化发展水平高低的指示器。作为地域文化的精髓，高职校园文化在传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为地域文化注入优秀文明的基因，对地域文化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引领推动作用。这种作用主要通过学校直接培养的高素质高技能型人才和间接的教学科研和社会化服务等精神引领辐射等功能来影响地域经济和文化发展。1、以高素质人才推动地域发展为打造德技双馨的高素质高级技能型人才，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致力于与企业文化有机融合，增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学校以多种与企业合作联合培养的方式，如订单式、学徒式、厂中校、校中厂等方法，使学生不仅能近距离感受地方企业文化，还能在工学交替过程中有效提升动手能力；以行业竞赛为抓手，刻苦练习，着力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这些行之有效的培养方法使我院学生能够有较强的理论转化能力，动手能力强，学生毕业很快适应和融入地方企业，有许多学生至今已成为地方企业中的支柱骨干，有效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2、以社会化服务提振地域发展高职院校在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同时，以自身具有的教学科研人才与知识优势向社会提供直接的服务，是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江苏省内和全国唯一的以食品为特色的高职院校，是全国菜系之一的淮扬菜烹饪基地，还是美酒佳酿——今世缘酿酒学院，依托学院的科技优势，我院积极组织制定淮扬菜国家标准建设、推广一年一度淮扬美食节、推介一带一路美食活动、为国内外学生、地方企业和社区群众进行膳食培训、营养宣传等，不仅提升了学院知名度，而且将淮扬美食推广到世界各地，极大提高了地域知名度，带动了地方发展。结语：高职院校的教育宗旨是培养一线技能型人才，其毕业生适应生产建设、服务管理，奋战在区域的第一线。因此，高职院校要与区域文化以及企业文化对接，以特色的淮安地域文化优秀思想发展校园文化，同时以蕴含科技服务实践精神的校园文化提振淮安地域文化，实现校园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蔡婧.新时期高职院校德育工作机制优化研究[J].山东大学，2015(22):15-16.
[2]张玲，侯炜征.职院校传承和弘扬地域文化的系统设计与研究.职教论坛[J].2016(8):13-14.
地域文化研究篇7
关键词: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地域文化知识;文化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6341(2016)02-0098-02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组织编制的《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以下简称《大纲》)(2014)［1］指出:“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由语言技能、语言知识、策略、文化能力四方面内容组成……文化能力则是培养学习者具备国际视野和多元文化能力，更得体地运用语言的必备元素。”可以看出，通过恰当途径培养来华留学生的文化能力，是开展国际汉语教学、提升留学生汉语综合能力的必要内容。同时《大纲》也将国际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能力培养目标，分为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能力、国际视野四个方面。其中，文化知识的学习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在尽可能全面了解掌握中国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来华留学生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形成对中国文化正确的认知，从而在文化比较中，形成进一步的跨文化能力和国际视野。笔者将着重探讨在文化知识学习中如何用地域文化知识培养留学生文化能力。
1当前留学生文化知识教学存在的问题
从国际汉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出发，可以看到，教学中在用文化知识培养留学生文化能力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下面这些问题。
1．1忽略地域文化知识
虽然在国际汉语教学研究中，研究者也常常论及中国文化知识的教学，但是针对各地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却鲜有研究。而如何在国际汉语教学中有针对性地开展地域文化知识的教学，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因为运用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地域文化知识，可以充分发挥来华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生活的优势，促进留学生更为深入地了解当地文化传统，从而更为深刻地了解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达到培养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并进一步促进留学生汉语综合运用能力提高。
1．2没有兼顾大纲要求与留学生兴趣
目前针对留学生的中国文化知识的教学，没有很好地兼顾《大纲》的要求和留学生的实际文化兴趣。虽然在《大纲》的各个级别的文化知识培养目标中，都列出了很多富于针对性的文化知识点，但是落实到留学生文化知识的学习中，常常存在教师的教学重点和留学生的文化兴趣点不一致的现象。例如，魏崇新通过调查发现，历史文化遗产与传统京味文化是吸引留学生到北京学习的主要原因，与自然风景相比，留学生更喜欢、熟悉名胜古迹、胡同、四合院等传统历史遗产，认可度最低的是京剧［2］。从这个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留学生更愿意去接触显性的文化遗存，如古代建筑、名胜古迹等，同时也更愿意体验生活化的文化遗产，感受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而在实际文化知识教学中，我们常常会把重点放在戏曲、朝代等留学生并不十分感兴趣的知识点上，因此也无法很好地实现《大纲》中规定的培养目标。《大纲》的一级文化知识目标提出，要让留学生“初步体验中国文化中的物质文化部分，如食品、服装等”。如果我们忽略留学生的汉语能力，忽略留学生对中国社会生活知之甚少的实情，采取满堂灌的形式，就无法达到让留学生真切体验中国物质文化的目的。在二级、三级文化知识目标中，《大纲》分别提到，要使留学生“初步体验中国文化、艺术、节日庆祝等”“基本了解汉语中最常用的成语故事和典故的文化内涵”。经过在中国一个学期以上的学习，留学生已经掌握了最基本的汉语交际能力，也实地体验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并产生了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新困惑。所以，针对这样的情况，如果不结合地域生活，只是泛泛介绍中国文化中的节日元素，就会造成教学内容与留学生实地的体验不相符的情况。同时，如果在介绍典故的文化内涵时，对最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典故采取漠视的态度，也不能很好地体现出留学生在中国本土学习的优势，留学生也不能真正了解这座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城市，与中国文化的隔膜也无法很快消除。
1．3文化知识教学缺乏当代性
在文化知识教学中，还存在着厚古薄今的倾向。针对留学生的中国文化知识教材，往往把更多的篇幅放在中国漫长历史的梳理上，对当代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缺乏全面而生动的介绍，具体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地域文化知识点，就更少涉及了。这就会导致留学生对当代中国缺乏了解，这也阻碍了培养留学生知华、友华的情结。
2用地域文化知识培养文化能力的途径
针对来华留学生文化知识学习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总体来看，需要从这样几个方面入手去加以解决。
2．1深入挖掘杭州地域文化知识
要提高对使用地域文化知识培养留学生文化能力的重要性的认识，深入挖掘适合国际汉语教学的地域文化知识。根据浙江省教育厅统计，2015上半年全省高校外国留学生共计17039人，其中长期生14745人;2015年全省高校留学生共计25964人，其中长期生21398人，可以看到仍然保持了增长的势头。这其中相当一部分留学生在杭州学习、生活。而杭州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西湖、大运河两大世界文化遗产，具有悠久的历史。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加起来，让我们看到，需要深入挖掘适合来华留学生国际汉语教学的地域文化知识，增进在杭留学生对杭州地域文化知识的了解。
2．2根据大纲和留学生兴趣设计教学内容和方法
我们需要深入研究《大纲》的要求和留学生的实际文化兴趣，统筹解决地域文化知识教学问题。上文提及的食品文化、服装文化、文化典故等方面内容，均需要根据地域文化特色作出合情合理的教学设计。对于杭州的食物，可以借由教师的讲解，使留学生了解到学校及寝室周边各种风味的餐饮服务，同时带领留学生到超市、菜场实地参观，使留学生对当下杭州最真实的饮食习惯有初步的了解，也为汉语零起点的留学生在杭州学习生活的展开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对有典型意义的杭州美食，如东坡肉、西湖醋鱼、宋嫂鱼羹等，则可在图片、视频展示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使用外语进行介绍。文化考察途中，也可以安排留学生品尝地道的杭州传统美食。服装同样是生活的必需品。除了带领留学生参观现代购物中心，体验当下中国人的服饰文化以外，传统服饰方面，如何结合杭州最富有特色的、留传至今的丝绸文化，使留学生理解丝绸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在历史上对杭州地区、对江南地区的发展，以及对江南形象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我们也可以看到，杭州丝绸文化的发展是与中国历代服饰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基于本阶段留学生的汉语水平，更需要配合丝绸服饰的实物展示，介绍杭州丝绸文化历史，介绍中国文化脉络。从文化典故来看，最广为人知的大概包括梁山伯与祝英台、白娘子与许仙、坡、虎跑梦泉，等等。在本阶段的汉语学习中，结合图片或现场情境，尽可能地使用留学生已经能够理解的《大纲》一至三级汉字，讲解杭州文化典故。这既是对其文化能力的一种培养，同时也能通过语言知识的使用，达到提高其汉语言能力的目的。虽然，根据前文所引用的魏崇新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戏曲在理解和接受上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在杭州地域文化典故讲解中，恰当、适量地引入越剧《梁祝》等的内容，也能加深留学生对这些文化典故的印象，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戏曲有了更直观的了解。从节日风俗来看，留学生在这方面的接触更为直接。经过半年以上的学习，留学生基本都经历了一到两次中国的传统节日。在这些节日前后，根据汉语水平的差异，围绕端午西溪龙舟会，中秋三潭印月、平湖秋月观赏月景，腊八节腊八粥等杭州节日习俗，开展讲授、讨论活动，有助于留学生深入了解节日的文化内涵，融入当地民众的节日庆祝中来，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情感。
2．3体现杭州地域文化知识的当代性
为了避免留学生中国文化知识教学中当代性缺乏的倾向，我们需要将体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杭州地域文化知识注入和融合到国际汉语教学中来。杭州文化不仅仅只有历史，而且也有创新，有未来，有世界情怀。当前，中国正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杭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3］。《浙江省高等教育国际化年度报告(2014年)》也指出，要摆脱就教育论教育的思维方式，进一步加强高校与大国战略的对接。因此，国际汉语教学中，也要充分发挥杭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的优势，引导留学生关注杭州西湖云栖小镇、余杭梦想小镇、富阳硅谷小镇、临安云制造小镇、下城跨贸小镇等与信息经济有着密切联系的发展样本，引领留学生积极关注互联网应用、信息消费、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等经济发展新态势下的信息经济新话语。用对信息经济新话语的理解和掌握，增加国际汉语教学的实用性、针对性、前瞻性，增强较高汉语水平阶段国际汉语教学的国际视野深度，从而与“一带一路”战略形成良性、深入的互动，用充满时代气息的杭州地域文化知识，培养留学生国际视野、文化能力，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互利合作，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理解和认同。
3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本土对来华留学生开展国际汉语教学，具有在其他国家进行国际汉语教学所不具备的一些优势。通过采取深入挖掘杭州地域文化知识、根据大纲和留学生兴趣设计教学内容和方法、体现杭州地域文化知识的当代性等措施，可以将传统、现代交织的杭州地域文化知识较好地融入到国际汉语教学实践中去，使留学生既能够接触到杭州的传统文化知识，让其能更充分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积极引导留学生接触更为丰富、真实的现实社会生活，让他们对当下中国百姓的生活有更为充分的认识，同时也积极帮助他们跟上信息时代的步伐，了解、掌握杭州在信息经济方面的最新发展成果。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努力，再加上其他方面中国文化知识的学习，就能更好地将留学生的文化能力提高到《大纲》所要求的水平上去，并提高留学生的实际汉语综合运用能力。
参考文献:
［1］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4．
［2］魏崇新．来华留学生文化适应性研究———以北京高校留学生为例［J］．海外华文教育，2015，(2):169—179．
地域文化研究篇8
【关键词】地域文化;城市家具;南阳;候车亭
一、城市家具
城市家具是指一切在城市中的视觉物质形态，是指为方便人们进行健康、舒适、高效的户外生活而在城市公共空间内设置的一系列相对应于室内家具而言的设施。城市家具以特定文化、为特定场合制作的，是城市环境中不可缺少的设计元素。作为家具设计中的节点设施候车亭以满足人们和其他设计元素的同时，还起到点缀、连接、呼应、协调环境空间的作用。
二、地域文化特征
“地域文化”是指在自然环境和地域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下，历经持久的社会发展所形成的具有本身独特的文化历史传承与审美积淀的现象。地域文化的范围包括了一个地域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背景、物质、空间形态、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社会价值观。
1.南阳文化的特征。南阳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与湖北省、陕西省接壤。南阳三面环山，北靠伏牛山，东有桐柏山，西依秦岭，南临汉江，总面积2.6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100万，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南阳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1）南阳文化――“汉文化”。南阳汉文化的繁荣西汉时“商遍天下，富冠海内”，为当时六大都会之一。汉代画像石以其精美的构图体现艺术的高超水准，展示了汉代社会生活角度的多种层面。汉画馆、汉宛城遗址、新都城遗址、汉宛城冶铁遗址、医圣祠等保留至今。（2）南阳文化――“楚文化”。南阳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春秋时楚国有800多年的历史，楚国始建都之地位于古称“丹阳”的南阳淅川县李官桥附近，现已被丹江水库所淹没。楚长城遗址尚存，长度约100公里，北面以山为城，山谷间设关，防御外敌入侵。南阳汉画题材体现了楚文化的艺术特征，南阳丝织品、玉器、建筑、烙画等具有鲜明的楚风格。（3）南阳文化――“玉文化”。南阳被誉为中国玉雕之乡。从新时期时代到现代南阳玉文化得到蓬勃发展，独山玉质坚韧微密，细腻柔润，光泽透明，色彩绚丽，题材以花卉、鸟兽、炉熏、人物、山水、神像、首饰等百个品种。石佛寺是南阳玉雕业的发展基地，也是我国最大的玉雕镇，产品远销各国。（4）南阳文化――“医药文化”。南阳作为“医圣”张仲景的故乡，依托张仲景的人文资源优势、中医药文化和产业资源优势，举办了“中国南阳张仲景科技文化节”，加速南阳中医药产业的种植、开发与研究，打响中医药之都，展示南阳文化形象。
2.地域文化与城市家具的关系。城市家具是城市人口聚集和流动的重要场所，是宣传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结合本区域的特点和发展理念，使其具有形式美感和区域特色的公交站台，吸收“本地的”历史所遗留的种种文化痕迹，从形态、色彩、质感、工艺、空间布局与环境的关系等多角度来体现。不仅可以很好地宣传区域形象而且还可以引导大众的审美。在地域文化中，以现代技术为前提，在深入对地域文化符号的认知，发掘传统精神的基础上，对城市家具设计的各要素不断挖掘，设计出符合地域特色景观。
三、地域文化在城市家具中现状研究――以南阳候车亭设计为例
公交站台的内涵设计既要保持独特的个性，又要符合人的生理与心理的需求，才能更好的表现城市魅力。公交站台的设计应包括乘客的候车平台、顶棚、站牌、区域地图、候车座位、商业或公益广告、广播等电子查询智能化设施以及站台前公交专业道路。南阳候车亭设计现状分析如下：（1）公交站台整体造型方面。设计与周围环境相结合的公共汽车站，反映了丰富的南阳文化，在人民北路，主干道路上的候车室未能获得一个统一的形式，铝合金的材质差距较大，公交车站台作为外环境设计被孤立考虑，周边多出的景观接节点在公交站台上也没有得到充分体现。（2）公交站台候车亭功能方面。公交站台候车座椅普遍不足，大多数人只能站着候车，另外顶棚缺少延展性，公交站台顶棚遮挡面积过小宽度过窄，遮风避雨功能较差。此外，在等待公交站厅外显示板已经占据了大面积的平台，这就造成了站牌广告越来越多，公交站台显然成为了一个“纯”路旁广告牌，因而能够满足市民乘车需求的信息越来越少，使市民产生厌恶情绪。（3）其他辅助设施方面。主干道上设置盲道、无障碍通道、垃圾箱、语音提示系统等，缺乏其使用率，如公交站台盲道的设置，而盲人看不到，不能为盲人提供完整的信息服务，盲道流通线路与普通乘客流通线路的重合及使用存在重重障碍。
四、地域文化在城市家具中的发展趋势
1.立足本土，传承地域文化风韵。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仅仅舍弃旧时的地域文化因素，提起新的符号和方式成为现代城市设计的发展趋势。同时古建筑、文物等有价值的被人们所认可，以原生文化为基础，把场地的性质、特征、价值等具体到景观环境中，立足于本土文化，因地制宜，表达地域文化的独特景观魅力、反映不同的人文背景为其最终目的。城市家具的特征通过空间和界面表现出来，并通过其象征性符号体现出文化内涵。延续文化的延续性，不应该只是停在简单的装饰层面，积极塑造新的形式，赋予新的意义，创造新的景观场所，表达出时代精神。
2.赋予创新精神，整体划一。在城市家具设计过程中，不能只是简单模仿，应是在功能合理的基础上，遵循形式美才是真实有效、充满活力的形式法则。表现在地面装、照明、雕塑小品等在形式、色彩、材料等方面也过于相似，缺乏可识别性。南阳定位在文化帝乡，赋予创新精神，使其整体划一，创造极富个性魅力的城市景观，更好地反映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风貌使其城市景观的设计是一个连续的、长期的、历史的积累过程，使其具有环境场所的认同感，城市家具设计是不同时代的文化产物。色彩的设计上：公交站台的颜色均采用是以中性色调为主，立面以白、灰色，屋顶采用坡屋顶冷灰色。古色典雅，尺度宜人，舒适亲切。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让人一看便知是南阳风格特色。材质的设计上，公交站牌的设计以传统的木制风格的站牌设计，靠背、站牌的垃圾桶为木质，座椅为石材，与整个站台的实际风格协调一致。富有生命力的城市家具应该是个性的、具有文化内涵的。以地域文化为特色，尊重城市的内在秩序，形成具有空间连续感的文化长廊。以大部分乘客的公交换乘信息来自于往日的经验，一部分年轻的乘客使用手机上网进行查询，极少部分乘客通过站牌上的信息以及站台上的南阳交通图得到换乘指导。由此可见，站台本身的交通引导功能还有很多的不足需要去改进、创新。
总之，任何理论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城市家具设计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以新的手法体现城市特色，树立景观的人文尺度，以地域文化为底蕴，体现当代人的精神和艺术价值追求。城市家具设计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借鉴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通过具有个性化的形态、色彩、质感等要素表现城市家具与城市景观之间的统一关系，使其更加满足不同人们的生理与心理需求，营造出舒适的、人性化的、富有活力的城市景观空间。
参考文献：
①蒋宝德，李鑫生.中国地域文化（套装上下册）[m].山东美术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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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研究篇9
【关键词】媒介融合；地域文化；草原文化；传播力
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媒体形态的边界逐渐消融，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已从单纯形态逐渐走入全方位、深层次的融合，实现了不同媒体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体终端融合①。媒介的发展带来了新时代地域文化传播的新挑战与新机遇。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托草原地域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特色、丰富内涵以及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形态，其传播内聚民族文脉及文化特性，外显地域文化形象和文化发展的方略措施，已经成为内蒙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融合时代的内蒙古草原文化传播，其传播形式、内容、渠道、功能层面均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与融合，因此，通过对当下传播各因素之间作用机制的厘清，能够合理协调多元媒介关系，开阔传播视角，深化传播内容，增强传播效果，进而助力地域文化传播，挖掘地域及民族文化力量，对促进文化整合、促成文化增殖、形成文化积淀具有重要意义②。
1媒介载体的内核驱动
地域文化传播中，媒介成为传播的重要载体，是文化信息传播的渠道，也是文化信息传播的助推器，成为地域文化传播的发动机和主力军。媒介的“态度—行为—理念”构成地域文化传播的内核驱动系统，是地域文化传播的核心动力。首先，媒介传播态度是地域文化传播活动的前置因素，直接关系着传播中对于特定文化信息的选择，也直接影响着文化传播行为。调研中发现，如果媒介传播态度被动，其对于草原文化传播的内容与行为就会受到客体质疑。如果媒介态度包含更多的主动性和客观性，且“态度—行为”是具有强一致性的，此时就能够引导传播行为的有力展开，进行草原文化传播。其次，媒介的传播行为是传播活动的关键因素，可以促进传播内容的丰富化，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传播方式的特色化以及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可以提升传播行为的强度。且长期的传播实践行为，使草原文化与其他文化在碰撞中形成文化融合。再次，传播行为的积累促使新的传播理念产生，媒介在传播活动中责任感强，对传播利益的认知度强可以促使更新媒介的传播态度，促进草原文化的增殖，如此形成草原文化传播活动的循环与纵深发展。因此，媒介作为地域文化传播的内核驱动系统，应充分利用媒介融合的优势，秉持多视角选择传播信息，坚持多渠道更新传播途径，形成多方向创新传播理念，以提升地域文化的传播力。应以地域文化为依托，增强本区域及民族的凝聚力，要让跨区域与民族的受众感受到该地域文化的吸引力，媒介的传播不仅仅是实现“印象”的传播，更需要的是真正客观的阐释地域文化的价值与内涵。从媒介融合角度，不同的传播载体既应保持自身特色，又应加大协同合作。地域文化传播既可以大量借助主流媒体的宣传，例如地方卫视的选秀节目等，也可以借助网络时代的新技术手段，还可以通过各种小众媒介的参与丰富传播渠道，在多元整合的基础之上坚持横纵向交叉传播。同时，任何媒介在地域文化传播中都承担着与自身相符的责任，通过创新传播理念，更加具有责任感及更加多元化的传播行为推广地域文化精神。
2文化情景的环境助推
传播过程中，传播内容的选择受传播主体的支配，而传播主体对于传播信息的选择既受到其态度、立场、层次等主观意识的支配，也受到文化情景的深度影响。文化情景包含着文化环境的认知、文化意义的认知以及文化映像的感知，极大地影响着地域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地域文化传播离不开经济与政策的驱动，故传播主体日益多元化。这些主体对于传播的文化信息内容的选择决定着地域文化传播的导向，成为地域文化传播活动的重要前提。草原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情景是传播主体对于传播内容选择与编码的重要环境助推，文化情景的影响力越强，传播主体对于传播内容的选择与编码的主观性越弱，信息与信息传递越客观真实；反之，文化情景的影响力越弱，传播主体的主观性越强，信息与信息传递越容易形成主观臆断。同时，文化情景还会影响传播主体对传播动机的修正，在强文化情景影响下，主体的传播动机明确，有助于内容的有效择取与准确编码，提升传播效果，在弱文化情景影响下，传播主体动机模糊，内容选择与编码分散，影响地域文化传播。因此，地域文化传播中应注意文化情景的助推作用，在当今的文化格局下，继承和保存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精神性，要考虑如何包含能为各地区、各民族受众所能接受和理解的普遍价值，也要考虑地域文化的独特性，考虑社会时代背景下地域文化的发展，在传统继承与现代转型的基础上组织传播讯息。同时，地域文化传播要充分利用媒介融合的优势，在传播主体中充分释放不同层级的活力，通过体系层面与个体层面的衔接和融合，集众家之长，以多层互动的形式和均衡的布局形成地域文化传播的多向创新，通过多种新的传播方式深入文化情景，保护文化基因，传承文化精神，在继承与传播中实现文化整合与增殖，打造内聚文脉特征、外显区域形象与发展的地域文化。
3公众认知的群体动力
地域文化研究篇10
地方高校作为为地方培养人才、为地方服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区域内知识传播与积累的主要场所，校园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特殊地域文化氛围的影响。共青团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是校园文化建设工作开展的主要组织者与实施者，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思想导向、队伍建设和渠道建设。“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必须吸收地域文化营养，与地域文化融汇共进，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地域社会，并根植于地域文化中”。诸暨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越国故地、西施放里，以西施为代表的“西施文化”建设已经被列为诸暨的重点建设项目，但诸暨的文化更为久远、更加深厚，西施、勾践、范蠡只是其中小小的插曲。众多名人志士的人生经历丰富着诸暨的人文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研究诸暨地域文化，将诸暨地域文化与我校校园文化紧密结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地域文化在高校共青团工作中的作用，从而实现地域文化与校园文化的相互融合，为校园文化建设服务。
一地域文化在地方高校共青团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1地域文化是丰富地方高校校园文化的资源
文化引领正在成为高等学校的第四大职能，高校共青团工作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必须以开放的姿态融人社会，吸收地域文化营养。地方高校通过校园文化的聚集和辐射作用，将积极、健康、主流的思想文化引入地方，使地域文化通过高校校园文化的催化作用实现创新和发展。诸暨历史文化久远，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活动载体将地域文化特色、风土人情等传递给每一位师生，增强广大师生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在接受地域文化的熏陶的同时，潜移默化中影响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化情趣。
2地域文化是地方高校学生成长成才的土壤
服务青年学生成长成才是高校共青团工作的重要职能，地域文化在高校人才培养中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下，地方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因地制宜。地域文化中的人文资源是高校学科建设的重要素材，丰富课堂教学内容的同时，有利于发挥高校共青团的思想引领作用。地域文化资源有利于学生开阔视野，了解地方风土人情、产业特色等，为学生尤其将来在当地就业的毕业生奠定了良好的成才基础。
3地域文化，是地方高校服务地方的着重点
志愿服务逐渐成为高校共青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共青团中央提出的“两项计划”“三下乡”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等，都是为了培养大学生的志愿服务精神。志愿服务也是推进“美丽诸暨”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诸暨市举办百名优秀志愿者、义工表彰公益晚会等活动旨在激励青年，树立典型，推动公益事业不断发展。诸暨有“一米阳光爱心社…‘滴水公益义工联盟”等义工组织，在当地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为进一步发挥我院服务地方、服务社会的职能，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地域文化，为服务校园、服务地方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校地合作，发挥地域文化在地方高校共青团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1深入挖掘地域文化资源，服务地方高校共青团工作
地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地方高校，尤其是新建地方高校，更需要有效挖掘并充分利用地域文化资源。一是深入挖掘人文资源，发挥高校共青团的思想引领作用。组织学生学习优秀人文资源，研读年鉴、优秀史书、典籍、文化名篇等，让学生感受到地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魅力。组织学生搜集地域文化，整理历史文献等，让学生对地域文化有感性的认识。通过组织校园书画展等活动，将地域特色逐步渗入校园文化。二是深入挖掘地域资源。只有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故地和风土人情，才能更好地了解地域文化。组织学生参观西施故里、五泄等景区，感受当地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美景。组织学生深入调查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相关保护情况。通过“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等活动，组织学生深入农村、深入企业，了解地方风土人情、村容村貌、新农村建设、行业、产业，在了解当地文化的同时，传递正能量。
2全面弘扬地域文化，发挥地方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
为积极响应团中央号召，要充分利用地域文化优势，发挥地方高校服务地方、服务社会的职能。地域文化引领地方高校服务地方发展的层次和方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对高校的需求也不同，只有深入了解地域文化，才能满足当地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我院曾组织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助力袜博会、诸暨义工总会“滴水公益”、诸暨西施文化节、珍珠节、购物等活动，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学生发扬志愿服务精神的同时，也对当地的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然而我们还需要发挥学生专业特色，在地方做基础服务的同时，更需要发挥专业的作用，像电子商务等，更切合当地的实际需求；污水治理、环境保护等，更符合建设“美丽诸暨”“美丽浙江”的目标，更契合“五水共治”的要求。
3地域文化与地方高校校园文化融汇共进
地方高校共青团工作要想得到长期发展，首先地域文化与校园文化必须融汇共进。只有校地合作，才能实现高校与地方双方可持续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要充分利用地域文化资源，以开放的姿态接受地方大众文化，同时应有批判性地、有选择性地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形成积极健康、高雅向上的校园文化体系。”同时，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引领地域文化发展。“地方高校校园文化，以其开放性、批判性和创造性反作用于地域文化，推动着地域文化的重构，并成为地域文化的标志，对地域文化建设具有强大的引领作用。校园内发生的文化事件，尤其是一些文化名人的壮举和轶事往往对地域文化的变革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大学是人才和文化的高地，我院高度重视校地合作，实施“大学文化进诸暨”方略，在学院迁址诸暨办学、社会各界寄予厚望的新形势下，着眼于大力发展和繁荣校园文化，发挥大学文化的区域辐射和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学院品牌建设与市场推广，院团委通过校地合作、资源整合，以项目为依托，着力打造以“五个一”（一辆“文艺直通车”、一个高端论坛、一支高水平篮球队、一批特色文艺精品、一系列公益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不断提升学院在诸暨的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我院“文艺直通车”已深入诸暨多个乡镇，自开通以来，深受诸暨人民的追捧与喜爱。我院共青团组织将在未来的规划中，进一步加强校地合作，迸一步发挥大学文化的辐射功能，同时利用地域文化的优势，为诸暨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曹毓民．试论地域文化与地方高校特色办学[J]．国家教育行政院学报，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