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研究篇1
1海洋体育文化的概念界定
人类的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促使着事物不断的更新,海洋体育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可以说海洋体育是人类借助体育手段向海洋渗透与海洋作用的直接产物。因此,我们可以判断海洋体育文化的继承性是双方面的,是体育文化和海洋文化相互联系所表现出来独特的文化意识形态。众所周知,“文化”概念的界定过程中,出现的百花争鸣情况,这是由“文化”内涵和外延的丰富性和变化性决定的。因此,我们对于海洋体育文化概念的探讨必须是建立在其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之上。海洋体育文化是有着丰富外延的独特的文化现象,弄清楚海洋文化的外延才能避免对海洋体育文化理解的抽象性。如果说概念的内涵是对事物的本质属性的反映,那么,概念的外延就是具体的、具有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的那些事物。从文化层次理论角度来看,海洋体育文化的外延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物质文化层面,
(1)满足海洋体育需要而创造的体育场地建筑、设施、器械、服饰等物质文化。
(2)为促进海洋体育的发展而形成了物质的各种思想物化品。二是精神文化层面,即海洋体育意识、道德、态度、情感等。三是制度文化层面,基本的海洋体育组织形式、各种海洋体育组织机构、各项规章和基本制度。四是行为文化层面,包括身体锻炼、民俗活动、运动方式、体育手段等。由于海洋体育文化外延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因此对于其外延的研究必须要做到与时俱进。因此,可以这样理解,海洋体育文化从广义上来看,就是指与海洋有关的体育文化;是人类在长期体育实践过程中受海洋影响逐步孕育、创造、形成具有海洋特性体育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来说,海洋体育文化指在以海洋环境为背景,人类在与海洋长期的体育实践活动中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经过长期历史发展沉淀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是以海洋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体育文化意识形态,主要表现为具有海洋性质的体育精神、体育道德、体育观念、体育思想等。
2海洋体育文化的基本特征
2.1海洋性
人们常说海洋文化是“蓝色文化”,“蓝色”的“色彩”属性就是海洋文化的属性[2]。海洋体育文化是依附在海洋文化之中,因此,海洋体育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中定然蕴育着“蓝色”的“色彩”属性。海洋体育文化是伴随着人类长期以体育手段与海洋互动,相互关系的产物,因此,海洋体育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刻上海洋的印记。不容置疑,这一独特的文化形成过程预示着海洋性将成为海洋体育文化区别一般体育文化特征的特有属性和特征。这里的海洋性,既包括海洋体育文化形成过程中海洋向人类呈现出的自然属性,又包括人类在创造海洋体育文化时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明属性。
2.2开放性
海洋体育文化对内往往表现出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这里的多样性常常是由于其对外的开放和包容决定的。海洋体育文化由于依托于全球化语境往往比较容易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加大自身的开放程度。中西方海洋体育项目相互交流以及海洋文化产业间的相互合作更是印证了开放性在发展海洋体育文化中的重要性。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中海洋对于开放性的独特地位被凸显出来,海洋不仅作为海洋体育文化的源泉,而且更多的是承担着对外联系、对外交流的纽带和平台,尤其是在海洋运动项目的更新。众所周知,由于我国大部分的海洋运动项目都从西方引进而来,导致海洋体育文化内容和形式上对于海上交流和海洋开放依赖性增加。因此说海洋体育文化离不开海洋的对外联系,同时也不难看出海洋体育文化的发展速度取决于海洋的开放程度。
2.3海陆交融性
海洋体育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的重要方面就体现在它的海陆交融性。海洋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与陆地界线上的密不可分,决定了海洋文化不仅停留于沿海一线而是与内陆文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3]。海洋体育文化是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着海洋体育文化理所当然携带有这一特征。已形成的海洋体育文化,就在以自身的魅力、感染性和活力吸引着更多以不同的文化输入方式的陆地文化。以海洋体育运动项目为例,无论我们是从海上运动项目、沙滩运动项目和海空结合的运动项目,我们都可以从中找出陆地运动项目的影子,如沙滩体育运动项目中的沙滩足球、沙滩排球、沙滩跑步、沙滩拔河,这些运动项目可以看做是陆地体育文化向海洋体育文化复制式的输入。当然我们不能否定海洋赋予这些运动项目的新的生命特征,即海陆文化的相互交融性。可以预想到正是因为海陆文化的相互交融的频繁性,以及相互的碰撞和交织,必然会使海洋体育文化变的更加繁荣,同时也必然成为发展海洋体育文化的内在动力。
3海洋体育文化的价值
3.1经济价值:海洋体育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海洋体育文化不仅是作为推动海洋体育发展的软实力,更是市场经济环境中发展海洋经济的无形资产。一般来说,海洋经济迅速崛起的推动力是来源于海洋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然而海洋体育文化产业也正是这条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所谓的海洋体育文化产业是指以海洋环境为依托,以获取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以生产海洋体育文化产品和提供体育服务为经营手段的行业。海洋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更是依赖于海洋体育文化这种群体意识的指导,在海洋体育文化产业日益趋于成熟的今天,海洋体育文化更是彰显出其带来的经济价值。进一步来说,就是海洋体育产业的经济效益的获得渠道来源于对海洋体育文化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其中包括运动项目资源、体育器械工具资源、体育旅游休闲资源等等。正是由于其丰富的文化资源给予海洋体育产业附加了经济价值属性,因此不仅决定了海洋体育文化产业未来的发展和生存的空间,同时也决定着海洋体育的发展命运。所以说,海洋体育文化带来的附加价值属性对于海洋体育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3.2人文价值:加快建设海洋体育文化的内在动力
现代社会对于人文精神的推崇是自上而下的,从政府的执政理念到教育教学的指导思想再到家庭生活的成员价值观无不体现着现代人文思想。体育原本就是源于人,由人创造的一种文化活动。而将这种活动回归到对于人的关心、关爱,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协调健康发展的本质也是理所当然的。人本观念、个人观念、自由观念是现代人文精神的三大方面,同时也是体育文化的精神内核所在。这点也可以从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中得到证实,因为支撑和造就奥运精神的是“自信、自强、自尊”,这是人类在追求高层次的体育文化精神的同时对于人文精神的自然流露。以人为本、关爱他人、尊重他人的案例在现代体育实践过程中屡见不鲜,如残奥会的举行就是对人类社会中的特殊群体给予的人文关怀。推而广之,海洋体育作为体育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不仅仅是继承了体育的运动属性,更是继承和弘扬了体育文化的内核精神,即人文精神。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人文精神是推动海洋体育文化持续发展、更加繁荣的内在动力。
3.3健康价值:推动海洋体育文化发展的究极目的
海洋文化研究篇2
【关键词】海洋旅游；文化资源；建议；经济支撑
前言
新世纪的发展将会是海洋的发展，这在国内外已经达成共识，也是人们不断进行海洋开发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人们经济生活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日渐繁盛，将旅游与海洋融为一体，不仅是旅游发展的时尚项目之一，也是海洋发展的重要趋势。有些国家海洋旅游开发放慢，我国发展较为迅速，并取得了可人的成绩，我国滨海旅游区的收入已经占据到国内旅游总收入的71%，并呈现逐日上升的态势。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认识到，海洋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依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对其进行开发是进行海洋旅游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海洋旅游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我国海洋旅游主要研究内容
（一）海洋旅游资源及开发研究
首先，在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进行细化研究，对海洋旅游资源进行分类和评价，将海洋自然旅游资源分类，可以分为海洋地貌、海洋气候气象、海洋水体、海洋生物；海洋人文资源可以分为海洋远古遗迹、海洋古建筑、海洋城市、海洋民俗等。在资源评价方面，还需要加强定量评价。其次，对海洋产品的开发局限性较强，而且产品结构比较单一，可替代性强，观光项目比较常规。比如一些海洋亲水活动、海洋主题活动、邮轮旅游项目、海洋休闲渔业等等。随着海洋旅游不断发展，深层次的发掘旅游产品非常重要。最后，海洋旅游市场开发在国内滨海城市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其中占据市场的游客主要是国内游客，其次是港澳台，亚洲各国以及少数北美西欧等国家游客。
（二）海洋旅游经济研究
海洋旅游对海洋经济的贡献在社会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许多海滨城市都相继提出开发海洋旅游业的计划，并且从旅游空间、生态、文化、环境等方面进行开发。许多专家学者对海洋经济都有研究，一些分析海洋旅游发展的学者认为，海洋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外部性问题，并指出其原因很有可能在于资源开发与开发不足并存，更重要的是许多开发进程对海洋生态化的破坏和威胁，以及一些管理制度不够健全。
（三）海洋旅游文化研究
海洋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许多学者对这两种性质上展开研究，研究分析表明，海洋文化旅游主要集中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上，而海洋旅游文化是以人类文化包括劳作文化、休闲文化以及旅游文化为基础，以海洋自然和海洋人文基础，依托海洋文化，作用于海洋旅游生活过程中的一种文化形态。对海洋旅游文化的研究，很多学者将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混为一谈，所以要对旅游文化多加重视，而不是简单重视旅游经济。
（四）海洋旅游环境研究
目前研究学者对海洋旅游环境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自然环境上，主要是海洋旅游开发环境的影响和保护，海洋旅游环境容量计算，海洋旅游环境的承载能力测定。但是其实旅游环境研究还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针对海洋旅游环境研究不足，研究者应该更多的关注合理的环境研究。
二、海洋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的路径
（一）注重从文化导向上突出海洋文化特征
在世界旅游发展的热潮中，国内的海洋旅游文化发展方向应该与其他区域形成差异性，尽量表象出我国独特的文化风格。不论是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都需要与我国海洋文化相互融合，体现出极具韵味的文化内涵。还有旅游硬件和软件也要与国内的旅游区形成对比，有足够吸引人的魅力。此外，我国对于海洋旅游文化的发展不要照搬外国的各种海洋旅游文化资源发展模式，避免与外国的滨海旅游区雷同，而是要形成自己的文化风格，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深入发展，让人们在海洋旅游时，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中国风”。
（二）注重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并重
开发与保护并举是指海洋旅游和海洋文化共同协调发展。环境保护是旅游名胜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决定因素，所以要积极宣传沿海区域的环保内容，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外地旅游者，都应该树立高度的海洋保护意识，保护海洋环境不被破坏，爱护海洋生物，使海洋不受到污染、破坏，将污染程度降到最低。同时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要避免出现下列问题：第一，片面追求海洋文化建设的全面性。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对旅游功能的认识不足，过于集中的强调海洋文化传承功能，而且不加分析地开发整体的文化资源，导致变相出现旅游文化凌乱无序、没有特色以及主题不明确等问题。第二，重挖掘海洋历史文化，轻创造海洋时代文化。这种错误主要表现为在海洋旅游开发过程中，集中建设海洋历史文化，忽视了对海洋文化的最新发现。旅游不是考古研究，所以海洋旅游不能仅仅要挖掘海洋历史文化，还要重视海洋时代文化。深圳作为国内海滨城市发展成功的典型，将开发和保护并举，实行各种旅游度假区规划，不断推陈出新，体现了海洋文化追求的创新的精髓。
（三）强化海洋文化城市的发展建设
海洋文化名城与内地文化名城相似，就像北京和西安一样的具有历史文化内涵和现代国际化的旅游都市。目前国内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旅游名城，所以加强推动海洋名城建设可以推动我国沿海区域的经济发展，带动旅游行业进步。通过建设海洋文化名城，可以提升海洋文化的地位，在未来不久，许多海滨城市将会建设历史文化名城作为重要发展计划，整合海洋文化资源，与城市内地文化相结合，将海洋文化最大程度的开发，有利于海洋经济的发展，帮助城市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帮助城市增加财政税收。合理的建设海洋文化名城，创造出独有特色城市是重中之重，通过科学、合理的主题设定，创造出极具形象的、特点鲜明的城市形象。
（四）注重海洋文化意识的培养，注重海洋文化人才的发展
海洋世纪到来，最担心的就是人才的缺乏，海洋文化意识的缺乏，所以如何把握海洋知识和人才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关键。为了保证海洋旅游产业发展顺畅，可以在以下方面加大力度：首先，加大海洋文化研究的扶植力度，在高校开展海洋文化相关课程，培养专业人才；其次，促使国内人才向海外发展，了解国际最前沿的研究领域；最后，加强对海洋旅游区的服务管理工作，提升服务意识，多多宣传海洋文化，成为旅游健康文化的传播使者。海洋知识经济问题，也是个文化问题，对发展海洋文化的本质及其内涵极为重要。
结语
海洋旅游文化的发展和建设作为海洋旅游的重要组成内容，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积极探索相应的路径，不断提升注重海洋文化资源的搜集水平，注重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注重拓展海洋旅游文化建设的内涵，让海洋文化建设深入人心，让人们能够通过海洋旅游文化的宣传和建设更好地认识海洋旅游，更好地开展海洋旅游，让人们的旅游品质得到提升，让人们的旅游生活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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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研究篇3
[关键词]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岭南海洋文化；特色资源建设
[中图分类号]G2507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5-6041（2016）06-0023-04
自古以来，广东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发祥地之一，留下许多历史遗迹、民间传说和文献资源，成为古代广东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改革开放以来，岭南传统古丝路海洋文化的价值与意义日益凸显，特别是“一带一路”资源的建设，对挖掘和弘扬岭南海上丝路文明，传承和创新岭南海洋文化，实现“海洋强国”梦，具用重要的意义。
1“一带一路”与创新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的意义
11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具有鲜明代表性
海洋文化，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是建立在海洋文明基础上的开放性文化。岭南面向南海，连接太平洋，自古以来临海而立、因海而兴。它是中国海岸线最长、海疆最广的省区。据史书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在西汉时期已发展成番禺、徐闻、合浦等几个港口；唐宋时期，广州有了全国最发达的海洋贸易。郑和七次下西洋都经过岭南，广东已成为南海丝路上的重要港口和世界海洋贸易的“东方中心”。到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从盛到衰的文化大环境中，又因海洋文化的不断催化，岭南文化再一次以兼容并蓄、开放创新的强劲势头，催生了太平天国的爆发点、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北伐战争的据点、改革开放的前沿外引内联的窗口[1]，成为门户焦点“南风窗”，这种文化的力量在日益壮大，这种创新求变的发展原动力以及独具一格的风貌与个性，充分展现了岭南海洋文化的存在价值，推动着社会发展。因此，研究岭南海洋文化，加强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有着特别突出的实践意义。
12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具有历史传承性
海洋文化是人类征服、依赖海洋生活的一种文化方式。X南海洋文化在形式上既有古越族的遗风、汉文化的封建传统，又有资产阶级文化、外来文化，还有独特的华侨文化和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三大民系文化等，并保留着岭南古朴、神秘奇特的色彩。根据《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所提出：“要加强岭南历史文化研究，实施岭南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推广岭南文化的作用，形成以岭南民俗文化为代表的全国学术研究中心。”[2]比如目前保存在广州市内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包括千年黄埔古港，秦代造船工场遗址、南海神庙（隋朝）、怀圣寺光塔和蕃坊（唐朝），以及十三时夷馆（明朝）、莲花塔（明朝）、光孝寺、清真先贤古墓、华林寺、沙面西式建筑等文物史迹就有20多处。另外还有让世人瞩目的古代沉船“南海Ⅰ号”“南海Ⅱ号”古文物及古沉船的整体打捞和保护，“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和“广州海事博物馆”等重点工程的建设，都成为“一带一路”文化遗存的缩影。加强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传承前人留下的丰富多彩的海上丝路历史遗迹，并科学利用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将促进岭南海洋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13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具有勇为人先的多元性
改革开放造就了岭南海洋文化的多元性，面向全球化的浪潮，多元性表现出强劲的优势。岭南人民很早就开始向海洋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使自己的“黄土”文化染上湛蓝的海色，大海的波涛造就了岭南人开放兼容、开拓创新的精神和敢于冒险、勇为人先的气派，形成了当代岭南文化的鲜明色彩，渗透着社会主义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品质[3]。例如广州西关商贸文化、黄埔古村海上贸易文化、南海神庙海神文化等，无不打上岭南海洋文化的烙印。因此，要高度重视在物质形态中注入文化内涵、人文气息和艺术要素，促进自然生态景观、历史人文景观和城镇化发展景观的高度融合，展示岭南人在传承海上丝路的历史精神，将岭南人的精神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融合起来，并焕发出独具特色的时代光芒。
14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具有创新开发性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全世界100多个沿海国家都比以往时期更加关注海洋，海洋已成为各个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的海洋经济发展在世界海洋国家中处于中上等水平。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中国目前已成为航运大国、港口大国、造船大国，且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胸怀和气魄向海洋强国迈进。特别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新近颁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把珠三角建设成为国际航运中心；2010年国务院将广东列为国家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2014年12月经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系列举措，都将成为促进广东“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增创岭南海洋文化发展新优势，着力打造广东经济“软实力”[4]，彰显出广东岭南海洋文化在全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2“一带一路”与创新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的内涵构成
中国海洋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缘于海洋创造和传承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社会文化的总和。其基本内涵具有相互关联性[5]。创新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就是以古海上丝路为主轴，贯穿古今。在内容上应涵盖航海历史、区域人文、地理、文化发展、海图、古文物、历史、宗教、移民、古船、古港商埠、建筑、祭海场及与之相关的民俗文化活动和民间艺术、海事记录、口述历史等多个方面。载体上包括了纸张、录音、录像、网上资源等多种类型。范围应涵盖广东海岸线所有地区。研究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21学术研究
211岭南海洋历史文化。包括南越、两汉时期南海丝路初开，到明清时期世界海洋贸易发展的研究资料：航海史中的海事、海洋、救捞史等；港口文化中的港口变迁史及贸易；航标文化中的航标文化及变迁史；航道文化中的航道变迁史及河道统计资料等；航运文化中的航运运输业、航运贸易及物流、航运运输变迁史等。
212岭南海洋考古z迹。包括广东古港考古：广东海防考古；港市考古；船货与海洋经济考古；海洋考古；沉船与航海考古及航海日志手稿等。重点开展“南海Ⅰ号”“南海Ⅱ号”古文物及古沉船的打捞保护和“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广州海事博物馆”以及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大事记的研究。
22专题研究
221宗教文化遗址的研究。包括广州韶关等地的佛教文化遗址、南海神庙及相关遗址、潮汕地区海上丝路及相关遗址、广东海上丝路西南出口雷州半岛及古代合浦相关遗址等研究资料等。
222口岸和南海航线的研究。包括秦汉时期广州口岸与海南至印度洋的航线、唐宋时期广州口岸与“通海夷道”的形成、蒙元时期广州口岸与东西洋航线的新变化、大航海时代广州口岸与海南航线的新拓展等研究资料等。
223黄埔古港和外港的研究。包括黄埔古港兴起的内外因素、一口通商时期黄埔古港贸易、鸦片战争以后黄埔古港贸易的衰落及外国人笔下的黄埔古港等研究资料。
224外国商船和外贸的研究。包括对18世纪广东海上丝路外国商船的历史考察、外国人对18世纪广东公行外贸的历史研究、从18世纪广州外贸看海上丝路的“自由贸易”等研究资料。
225行商体制及其遗址研究。包括广东海上丝路的行商贸易体制、对广州十三行遗址及其相关制度的研究、广州沙面租界遗址及其欧式建筑风格等研究资料。
226外商及其相关活动研究。包括广东海上丝路的外商和吏治、广东外商推动着船舶贸易制度的发展、广东外商的居住地和其他相关活动等研究资料等。
227造船遗址和广船史料研究。包括广东造船业发展历史、广州秦代造船遗址的学术争论、“金华兴”号古帆船背后的广船历史、对“南海一号”古沉船的初步研究，对广东各造船厂资料、造船法式、造船变迁史、船舶建造史、船检船模设计图等。
228岭南海关研究专题。包括广东省各个海关、重点黄埔海关出版物、法规、统计数据报表、年鉴等内部资料等。
229航海家研究专题。包括郑和研究资料专题、中外航海名人专题、名人传记及著述。
2210海图、地图研究专题。包括海图、广东历代海疆地图、广州各个时期及各个区域的海图和地图等。
2211中国海事院校校史研究及“中国海洋文化资源联合数据库”专题。包括中国海事院校校史资料、相关专著及论文、学生优秀论文及设计等研究资料等。通过各海事、航海高校的强强联合，建立中国海洋文化资源数据库，真正实现资源共建共享。
23其他资源整合
231非书载体及多媒体资源专题。包括相关海洋文化的音视频、缩微，机读资料等；模型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出版物及相关虚拟资源。
232口述历史资源专题。重点对口述历史（人物访谈及事件见证及回忆人，老照片等信函物证）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与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汇编。
围绕上述内容，创新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是时展的需要，把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进行收集、归类、提炼和整合，形成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体系，这些资源对大力弘扬航海文化，更好地抢救和保存地方优秀文化遗产和建设广州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
3“一带一路”与创新岭南海洋文化资源建设的建设方略
一个具有特色资源库的建设，必须要有明确的资源特色、文献类型、目标数据量、用户群、数据建设标准及拟采用的软硬件平台等，“一带一路”岭南海洋文化特色资源将遵循“分散搜集、联合共建、统一检索、资源共享”的建设原则，与周边企事业单位联合共建，资源共享，以达成具备“馆藏特色、学科特色、区域特色”的资源建设目标[6]。选择扩展性和兼容性较好的软硬件平台，按《CaLiS专题特色数据库信息描述元数据规范》中所规定的书目信息、网络资源信息、图像信息和全文信息等元数据规范处理各类型资源[7]。
31“一带一路”海洋文化资源建设框架构建
“一带一路”海洋文化资源整体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一带一路”自建电子资源、纸质相关文献和网络电子资源。自建电子资源是“一带一路”特色资源建设内容的主体部分，涵盖五种类型数字资源：音频资料、视频资料、多媒体资料、图形图像资料、课件会议资料。所有自建资源的元数据都将基于现有书目系统建设，元数据标准主要依据数字图书馆界普遍采用的都柏林核心元数据集（DC元数据），参考教育部《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中针对教育资源建设所采用的学习对象元数据（Lom元数据），并给出了DC元数据与Lom元数据的映射关系，可以实现两种元数据格式的数据导入和导出，实现数据交换和资源共享。纸质相关文献将按主题、著者排架展示，设立“一带一路”专题文献展厅。网络电子资源也按照元数据标准进行标引，可检可查，在图书馆门户和特色资源检索页面给出相关链接，如图1所示。
32“一带一路”海洋文化资源检索
“一带一路”海洋文化资源及其他图书馆特色资源，书目资源、光盘资源、电子书刊、开放资源等多种形式的电子资源，都通过图书馆门户平台实现一站式检索，让用户简单理解，简单组词（自然语言），却可以达到最大查全和查准率的要求。在技术要求上，就需要实现特色资源平台与书目系统，书目系统与门户系统、资源平台与门户系统资源三位一体的映射和对接关系。将特色数据建库系统平台与图书馆原有书目集成系统对接，使特色建库元数据标准与maRC字段建立对应映射关系。书目集成系统和特色建库平台都为图书馆门户提供接口，这样就保证了“一带一路”海洋文化书目资源、电子资源和网络链接资源的统一标引和检索发现，如图2所示。
33搭建“一带一路”区域海洋文化数据服务平台
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资源和信息门户，围绕“一带一路”海洋文化资源建设项目，积极整合周边单位港口码头、文化单位、海事单位等。整合资源相关的政、产、学、研、信、用的人力资源，形成一个开放统一、共建共享，常建常新，持久发展的“一带一路”区域海洋文化数据和服务支持平台。该平台的积极意义体现在：
331Y源互通。将相关政、产、学、研、信、用的相关文献资源、技术设施资源都积极整合到“一带一路”区域海洋文化数据中，因此他们既是节点用户，同时又是资源的建设者，保障了资源建设的源远流长，实现了资源的共建共享。
332协作交流。在平台中，海洋行业专家、学科专家、资源建设馆员、用户的积极交流，双向互动。这样既可以深入了解到“一带一路”区域海洋文化的纵向数据，又可以及时知晓该主题方向的横向发展信息。保持行业的新鲜感，促进彼此间的沟通和交流，共享及创新。
333促进融合。“一带一路”区域海洋文化数据服务平台具有良好的学科环境适应性。当区域海洋文化环境稳定时，相关平台内成员对数据资源彼此需求彼此依赖，各成员间相互信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以保障“一带一路”区域海洋文化数据共建共享的高度融合和持久发展。
34特色资源建库功能模块及建库目标
广东“一带一路”特色文献资源库是顺应相关科研专家学者和用户的需求而产生，将努力实现如下目标：依据其社会发展需求，努力做到特色序列文献的可持续采集，保证用户文献使用的连续性。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科研实践提供特色文献的支持，如行业标准、行业文献查新、产权保护、实践案例，不断丰富特色文献数据，努力建成有影响专题资源库。为了将广东“一带一路”特色资源库建成精品库，数据库应根据CaLiS特色库建设的总体要求和文献数据库的建库标准进行建设，使之成为独树一帜的具有一定的地域和历史人文特色资源，最终使之成为广东省乃至全国重要的有影响力的数字资源。
4结语
当今时代，世界各国纷纷把目光聚焦海洋，而大量的史实告诉我们，大国的崛起无不开始于海洋。要始终牢记向海而兴、背海而衰、海上强则国强这些亘古不变的铁律；要义无反顾地走向海洋，经略海洋，以海富国，以海强国，共同构筑海洋强国的“中国梦”；要用“一带一路”的创新发展视野，审视岭南海洋文化研究，推进岭南海洋特色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的规范化、精细化，努力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岭南文化特色品牌。为加快我国第一海洋大省的广东向海洋强省的前进步伐，促进广东文化与经济融合、广东文化强省和海洋强省的建设，使岭南海洋文化丰厚的历史文献资源和珍贵的非物质文物遗产，得以更全面、更广泛、更深层次、更有序地整合，形成全方位开放创新、合作共享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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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研究篇4
关键词：海洋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中图分类号：c919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表述使“文化软实力”近年来备受关注。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来自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对软实力的阐释：“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1]，从而使“文化”与“政治、外交”并列，构成软实力的三大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也因此获得了“以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的定义[2]。约瑟夫·奈的这一概念是针对冷战之后，美国国内出现的衰落论所提出的宏观层面的理论研究，但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所提倡的中层理论，在缺乏对宏观理论进行精细研究的能力时，需要通过中层理论的研究实现“文化软实力”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之间的衔接。软实力概念传入中国以后，成为学界各领域争相研究的主题，尤其是结合中国实际从区域这一中层领域来诠释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区域文化软实力上承国家文化软实力，下接城市文化软实力，是对约瑟夫·奈理论的发展，是对软实力概念的“中国化”表述，体现了国内学界的理论自觉意识。
不同地域有着各不相同的文化软实力发展任务。近年来，山东面向海洋，积极拓宽新的发展思路，从上个世纪末的“海上山东”，到“东西结合、共同发展”、“重点突破、梯次推进”、“五大板块”、“一体两翼”，直到现在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战略》的获批，山东半岛的海洋战略取得了丰厚的成就。[3]但经济发展的同时，海洋环境污染、海洋意识薄弱、海洋人才缺失、海洋产业结构不合理和海洋资源过度开发等问题制约了山东迈向海洋的步伐。对如何加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问题进行研究是实现山东半岛蓝色辉煌的必由之路。
2、海洋文化软实力概念与特征
2.1 海洋文化软实力的概念
目前为止，海洋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尚未获得完全定义。新概念的产生要基于与其相关概念之间逻辑关系的分析，这里的相关概念主要包括海洋软实力、海洋文化以及文化软实力三项。
首先，海洋软实力与海洋文化软实力。海洋软实力作为以海洋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包括与海洋相关的文化、政治观念和外交政策，但它与海洋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海洋软实力虽然在文化之外还包括了政治、外交等内涵，但这些软实力的形成都离不开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海洋文化软实力虽然以海洋文化为基础，但其海洋文化的内涵通常也与海洋发展战略中所蕴含着政治理念、外交政策息息相关。可以说，海洋软实力是海洋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最终目的，海洋文化软实力是海洋软实力提升的必要手段。
其次，海洋文化与海洋文化软实力。文化由物质、制度与观念组成[4]，相应地，海洋文化则由海洋物质文化、海洋制度文化和海洋观念文化三个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的层面组成，海洋文化软实力也可从物质、观念、制度这三个层次进行把握。具体来说，海洋物质文化是人们认识、开发、保护海洋能力和活动的物质体现，而物质层面的海洋文化软实力则强调这种物质产品中涉海技能、知识、愿望的凝聚、体现和寄托的程度，是对海洋物质文化产品进行生产的能力；海洋观念文化是人们在认识、开发和保护海洋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海洋的心理感知和价值认识，而观念层面的海洋文化软实力则强调这一心理感知和价值认识的形成过程所产生的影响力；海洋制度文化包括与海洋活动相关的风俗习惯以及各种明文典范规则等，而制度层面的海洋文化软实力则关注对涉海行为活动的结构和规则加以确定化和形式化的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果为涉海活动提供服务的能力、对实践特点的体现程度、与其他文化的整合能力。因此，两者的关系可以归纳为，海洋文化是海洋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海洋文化软实
是海洋文化在凝聚力、影响力、创新力、生产力等特性与功能上的体现。
再次，文化软实力与海洋文化软实力。海洋文化软实力作为以海洋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显然是以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但两者的属性和特性依然有以下几点不同：首先，从战略层面来说，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关于文化资源使用、配置的基本思路与决策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而海洋文化软实力则隶属海洋发展战略，是其中关于海洋文化发展事业的部分；其次，从涉及区域来看，文化软实力涉及国家或地区的整体，关系到所有文化事业相关群体，而海洋文化软实力则主要与涉海活动群体及涉海地区的相关群体有关；再次，从影响方式来看，文化软实力立足本土，通过对传统文化、本土文化进行内在价值的提炼来发挥其影响，而海洋文化软实力由于海洋文化所特有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其影响更多地直接体现在与异文化的对接、交流过程中。海洋文化软实力是海洋这一专门领域的文化软实力，但海洋在当今时代的战略意义及其固有属性使得海洋文化软实力有别于文化软实力的其他专门领域。
由此可知，海洋文化软实力是以海洋文化为基础，以海洋事业的发展为依托，以涉海活动、涉海群体及涉海地区的文化价值的提炼所带来的竞争力与影响力的发挥为目的所形成的国家软实力，是物质、观念和制度三个层面在海洋文化凝聚力、传播力、创新力、生产力等特性与功能上的体现。
2.2 海洋文化软实力的特点
海洋文化软实力所表现出的特点可以从引导性、依赖性、开放性、隐蔽性和交融性等几方面加以把握。
第一，引导性。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整体性映照，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海洋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直接体现不同，文化软实力的力量体现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民族精神和社会文化的感召力、政治动员能力、国际组织运作能力等方面，为硬实力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海洋文化软实力提倡的“人海合一”、“和谐海洋”是我们海洋开发过程中需要遵守的原则，“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则是对敏感海域提出的稳妥可行的解决措施。海洋文化软实力在调整国际海洋秩序方面起着探照灯般的引导作用。性。这一特性是针对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关系来说的，软实力的发展对硬实力有依赖性，没有硬实力无法发展软实力，软实力必须以硬实力为基础。一方面，只有在硬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谈海洋文化软实力，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持，我国建设“和谐海洋”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海洋文化软实力也要通过硬实力进行展示，如我国在亚丁湾护航所展示的维护和平、反对恐怖主义的大国形象，都是建立在强大的海军硬实力基础之上的。
第三，开放性。与文化软实力相比，海洋文化软实力不仅立足于本土软实力研究，更强调对异域海洋文化的吸纳与把握。一个真正的海洋国家，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善于与他国进行思想和技术上的交流，依靠海洋文化软实力，通过文化互动宣传我国的海洋文化，以开放的姿态向海洋强国迈进。
第四，隐蔽性与交融性。隐蔽性来自海洋文化软实力表现形式的复杂，软实力本身具有一定的研究难度，其抽象性和隐蔽性决定了对其认识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多面性。[5]综合国力就是硬实力加软实力，这种划分方式掩盖了文化软实力的复杂，夸大了两者的对立和区别。我们认为，海洋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是互相交融的，一国军队通常被认定为是硬实力，但灾害来临时，军队被派遣去抗震救灾所体现出的应急管理上的迅捷性和高效性便是软实力的彰显；我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明朝盛极一时的海上贸易，表面是政治、经济等硬实力上的对外交往，但从其实践形态和所产生的影响来看，却是异文化间的对接、渗透、影响与融合，通过海上贸易这一途径彰显了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3、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第一、维护蓝色国土安全的需要。受农耕文明和地缘位置等影响，中国海疆曾一度处于有海无防的状态，海洋边防的薄弱给中国带来过深重的苦难。众所周知，山东省不仅是文治的“孔孟之乡”，也是我国北方沿海海防的战略要地：海岸线蜿蜒曲折、多良港；近海多岛屿，沿海多山地丘陵，非常适合近海防御；同时，山东把守渤海的出海要道，战略位置显著，北海舰队的青岛海军基地也驻守在此。在中日甲午战争之时，山东周边海域作为主
战场深受侵略之害，蓝色国土安全问题也应纳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之中。
军事是一种高成本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式，不仅会造成国家损失而且导致人员伤亡，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当下我国和邻国海域争端不断，军事威胁依旧存在，但和平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海疆安全需要新的视野。我国以提升海洋文化软实力为目标所倡导的“和谐海洋”、“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等原则不仅可以降低国家维护海疆安全的成本，而且能够提高国家维护安全的效能。2009年，来自世界29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齐聚青岛，共同庆祝人民海军成立60周年，不仅彰显了我国强大的海军实力，证实了我国捍卫国家海洋主权的实力，同样从中国的黄海之滨传递出了“和平、和谐、合作”的声音。可见，建设海洋边防，除去必要的军事措施外，还要对政治、经济、外交等因素进行通盘考虑，尤其要发挥海洋文化软实力的感召力，达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
第二、发展海洋文化产业的需要。从文化发展学的角度看，每一种区域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自己的特点。山东半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延续性、富有开拓精神和开放意识、同时带有浓厚商业气息的海洋文化。近年来，山东的海洋经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海洋文化发展却出现偏离甚至停滞不前，两者发展步伐并不协调。山东海洋文化产业发展集中在旅游业，与海洋文化相关的广播影视业、网络文化等行业发展则相对落后；即使在旅游业中也是自然景观开发火热，涉海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缺乏相应的开发和保护；同时，海洋文化开发过程中存在盲目性，产品雷同现象严重，部分海洋文化资源没有做到科学开发从而导致文化资源承受力过重。整体而言，目前海洋文化开发还是处于初级阶段，提升海洋文化软实力，有助于将海洋软实力建设和海洋文化产业发展有机结合，打造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更好的发挥海洋文化资源的综合经济效益。
第三、实现海洋可持续利用的需要。迈克尔·贝尔提出，风险是面对不确定性的一个现代概念，而基于不确定性的风险永远不会被最终解决。当今社会面临各种风险，环境风险就是其中之一。人类的海洋开发活动是以海洋为对象，直接或间接地依赖海洋而实现，“一旦环境风险发生，首先造成影响的便是海洋环境，对海洋环境造成物理的或者化学的危害”。[6]海洋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我们未来寻求发展的空间。但是近年来，山东周边近岸海域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尤其渤海依旧是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地区。2011年6月渤海发生“康菲漏油事件”使本已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再次蒙上阴影。事故发生后，沿海受害渔民在维护自身权益过程中遭遇取证、索赔等一系列难题。发展海洋文化软实力，完善海洋法律，及时确立海洋补偿制度，不仅可以为海洋管理提供软实力支持，也是应对海洋环境民族劫难的有力之举。
4、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优势分析
第一、海洋文化资源丰富。先秦的齐国依仗“鱼盐之利、舟楫之便”成为一方霸主；秦汉隋唐时期，登州莱州等地成为出海货物的重要中转站，促进了贸易的大发展；宋元时期，山东半岛海洋经济盛极一时，与当时的朝鲜、日本往来频繁；明清的海禁政策伴随着鸦片战争之后的开埠而结束，山东半岛进入了全新的航海时代，山东地区有着历代海洋文化资源的深厚积淀。
除去海洋历史文化资源，山东半岛其他海洋文化资源形态同样丰富：自然景观方面，青岛崂山、威海刘公岛和烟台蓬莱阁等海洋自然资源别具一格；人文景观方面，码头、灯塔、临海建筑等星罗棋布，形成了海洋旅游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特别在海洋民俗文化资源方面，不仅有海洋文化传说、历史典故和海神信仰等丰富的海洋精神文化资源，同样富于龙王庙、天后宫、海神庙宇、涉海英雄纪念馆、海军博物馆等海洋物质文化资源；也不缺少青岛红岛蛤蜊节、青岛田横“上网节”，青岛金沙滩旅游节、荣成渔民节等具有区域特色的海洋节庆文化资源。
第二、海洋硬实力强，区位资源优势突出。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曾两次视察山东，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培育海洋优势产业，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山东半岛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拥有国家一类港口24个，并着力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生物产业、新兴能源产业、海洋新材料产业、远洋渔业、现代水产养殖业和渔业
增值业以及海洋水产品加工业等均获得较大发展。2010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实现生产总值18724.9亿元，占全省gdp的47.5%，增速比全省平均水平快0.8个百分点；海洋生产总值达到7098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5%。强大的海洋硬实力为海洋软实力的发展提供了物质载体。[7]海洋第一产业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升级，如建设海洋牧场，由小型捕捞业逐渐发展为大型远洋捕捞，同时政府开展海洋生物增值放流，加强对休渔禁渔的管理，逐步实现海洋立体化养殖。海洋第二产业在海洋港口，海洋船舶，海洋化工和生物制药等传统优势产业之上，发展了海洋新能源利用，海洋信息检测技术、海洋工程、海洋仪器仪表、海水综合利用等新兴海洋工业，走在全国前列。山东海洋第三产业围绕海洋旅游，近年来开发了渔家乐、海岛游，并通过邮轮港的建设、以及奥帆赛等国际赛事的举办，促使服务升级，开始向国际滨海旅游度假胜地发展；此外，第三产业中以青岛港、日照港和烟台港为主的港口航运业发展迅速，让山东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拥有三个亿吨级港口大省，其中青岛港集装箱装卸效率全球最高，同时青岛港获得第四届世界环保大会“碳金创新价值奖”，为各港口的建设提供了典范。
第三、海洋意识的深厚基础。山东是个开放型半岛，是我国北方对外开放的最重要窗口之一，与周边海域长期保持着经济文化上的密切交往，有着较深厚的海洋意识传统。山东是我国海洋科技力量的聚集区，是我国海洋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科研力量雄厚，学科门类齐全，海洋科技综合实力在全国居领先地位。这里不仅拥有中国海洋大学这样集海洋自然科学、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于一体的海洋高等教育学府，成为我国海洋高等人才的孕育基地，对培养我国海洋意识起着塑造和引领的作用，还汇集了海洋第一研究所、地质矿产部的海洋地质研究所、黄海水产研究所、山东省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等海洋各领域高端科研机构，是我国培养长远性、战略性、尖端性海洋意识的重要基地。同时，小学教育层面也有了突破，2011年秋季新学期，山东青岛市46万小学生迎来了海洋教育这门新课程，青岛因此成为中国首个在小学阶段全面普及海洋教育的城市。[8]此外，自从1990年末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出现“海上山东”的概念之后，一场跨越世纪的海洋开发潮在山东半岛全面展开，相继提出建设“海上烟台”、“海上青岛”、“海上威海”、“海上日照”、“海上东营”、“海上滨州”等发展目标，为山东半岛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向海洋领域的拓展进行了有效的海洋意识普及，山东半岛沿海居民在海洋开发的过程中，形成了亲近、爱慕海洋的海洋观，为山东半岛的发展持续提供着智力上的支持。
5、山东半岛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限制因素分析
第一，不合理的海洋及海岸带开发活动。沿海居民的过度捕捞和源源不断的陆源污染造成了局部“海洋荒漠化”，中断了渔民的收入来源，其世袭的生存方式被改变，世代相传的海神信仰的成长土壤逐渐消失；围海造陆、盲目城市化，导致渔村消失，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再存在，渔业文化的传承失去了赖以存续的载体；近年滨海溢油不仅直接影响海岸带的生产，同样导致了滨海文化旅游业的衰败，康菲漏油事件这样的海洋污染不仅威胁烟台长岛的水产养殖，同样导致“渔家乐”这种文化体验游的骤然降温。
第二，海洋产业及其人力资源的结构性失衡。海洋世纪的到来，中国海洋经济顺势崛起，但包括山东半岛在内的我国海洋经济整体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明显，已有产业集中在农业和工业，服务业较少，文化产业不够强大。同时，由于受不合理海洋经济结构的制约，资源优势难以有效的转化为经济优势，海洋开发一直囿于海洋捕捞，传统经济模式已不能适应目前的海洋经济发展规模和方式，海洋产业的结构性矛盾无以避免。同时，海洋人才缺口日益扩大，已有的海洋工作者有许多从事着与产业无直接关联的科研工作，一些顶尖的海洋高新技术领域领军人物缺乏，与社会需求不相适应；同时，我国尚未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才机制，难以实现海洋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人才流动难度大。
第三，海洋教育缺乏体系性和战略性。我国国民海洋意识处于“初级阶段”，在培育国民海洋意识方面是缺乏的，在这一点上，山东半岛也并不例外。市民教育方面，居民海洋意识觉醒任重道远，内陆居民对海洋的认识懵懂不清，沿海居民也只是从经济的角度对海洋进行盲目索
，与“和谐海洋”的要求相去甚远。学校教育方面：初等教育迫于升学压力，海洋通史课设计较少，海洋知识普及率低；高等教育下的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人才，对海洋的认识更关系到发展海洋事业的未来趋势，然而除去中国海洋大学之外，山东其余高校涉海类专业很少，“海味”不浓，与不断涌现的海洋人才需求不对称。
第四，缺乏海洋文化软实力的相关理论指导。国内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形成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流于宏观的多，难以支撑各地区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对具体地域的文化软实力战略意义不大。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建设任务下，对海洋文化软实力的解读尚未形成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理论自觉与理论创新，更缺乏在海洋领域的文化软实力研究中所形成的理论来做指导，这样的研究现状显然无法对山东半岛海洋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起到具体的指导作用。
6、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原则
海洋文化软实力是立足实际，对科学发展观进行的文化诠释，应在明确建设原则的前提下进行各方面的均衡发展。
第一，坚持人文精神，提升战略品格。“以人为本”是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人类社会而优于动物世界，并以文明社会的进步为动力和目的的标志。[9]近代西方国家的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始于战争和掠夺，过度开发海洋自然资源又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海洋人文精神长期以来严重缺位，海洋发展战略的立足点亟待提高。增强海洋开发过程中的人文意识和人道意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实现海洋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第二，明确定位，实现错位发展。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跳跃发展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两极，环渤海经济区的提速发展被看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10]环渤海经济圈在取得长远的发展的同时，却没能避免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的现象。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人均资源少、环境压力大、以及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的条件决定了山东的发展方式要走地方特色，不能盲目效仿其他地区或者国外的发展模式。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证明，即使在生产上没有任何绝对优势的国家，由于该国与他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相对成本不同，仍可生产其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以换取其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从而得到利益。[11]因此，明确定位，实现错位发展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品牌，树立区域文化精神。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展，世界各地文化趋同现象日益严重，地方文化品牌的价值由此逐渐凸显，文化品牌建设能够增强地区核心竞争力的观点逐渐成为共识。当今一个省份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政治、经济的实力，同时也体现在文化的影响力、吸引力上，即一个地方的文化品牌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体现。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增强文化软实力，成为一个地区提高整体实力的重要手段。从地方品牌优势的角度来看，不少省市其地方品牌是模糊的，但提及山东，就会想到一批企业：海尔、海信、双星、青啤、轻骑、澳柯玛……现代工业、企业、品牌和山东紧密联系在了一起。[12]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应该延续品牌建设的思路，树立品牌意识，不断引进与吸引与品牌内涵相匹配的资源进入本地区，形成持续发展的无形力量。
第四，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均衡发展。将综合实力区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是约瑟夫·奈的一大贡献，在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相互关系方面，约瑟夫·奈的一系列作品中都没有作出富有说服力的解释。首先，不可否认的是软实力资源需要以硬实力资源为载体。美国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无疑是以其发达的文化产业为后盾的，而日韩两国在亚洲不断上升的文化地位也都有赖于其各自国内对文化产业的大力扶持。亨廷顿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50年代和60年代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民，当时它是与苏联的经济成功和军事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当苏联发生经济萧条且不能维持其军事力量时，这种吸引力也就随之消失了。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已吸引了其他文化的人民，因为它们被看作是西方权力和财富的源泉”。[13]其次，在软实力对硬实力的作用方面，在多年以经济建设为首要任务的发展模式影响下，国人对软实力的作用理解有所偏差，重视不够。正如在2011年2月18日第二届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高层论坛上学者们表达的共识那样：“一个国家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一个国家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
。软实力发展水平和程度不仅决定着硬实力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同样影响着一个地区整体实力的发展。所以，海洋文化软实力战略应该与硬实力的发展同步进行，共同繁荣。
7、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路径选择
增强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十二五期间，我国区域科学发展，提高省市竞争力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文化强省，打造品质城市的突破口。对山东半岛而言，增强海洋文化软实力的路径选择尤为重要。
7.1 提升海洋意识，引领大众传媒
1999年末建造的坐落于北京西长安街延长线上的中华世纪坛，其圣火广场用960块花岗岩暗喻国土面积，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却没有任何体现，[14]与此同时，我国宪法中也至今未见“海洋”二字出现。[15]与其他海洋国家相比，我国海洋意识滞后的现状不言自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规定，中国拥有约38万平方公里的领海，260多万平方公里的毗连区，领海和管辖海域的总面积为300多万平方公里。然而，目前仅在南海就有143万平方公里的海洋权益处于争议状态，与朝鲜、日本和韩国也有40万平方公里的争议海域。我国海洋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而国内海洋意识的淡薄又进一步加剧了海外威胁带来的危害。
建设海洋强省，提升全民海洋意识的任务首当其冲：通过建立博物馆、展览馆等方式，将海洋气息融入平时生活中，让“蓝色文明”伴随国民成长；动员媒体开设专栏，尤其可以利用电视、微博等大众传媒进行海洋知识普及；同时要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和资源，共同营造关心海洋的国情教育环境，像青岛小学教育中开设海洋教育课程这样的工作只是第一步，我们应致力于培养从小学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专业研究和市民教育为一体的海洋教育体系。
7.2 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实现文化繁荣
在文化交融、冲突不断的信息时代，一个地区只有引进先进文化并加以吸收，使之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才能实现文化现代化从而引领文化发展潮流。在承认不同文化的差异性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不同文化中有共通性，即通过“共通价值”实现跨文化交流。[16]因此，在建设山东半岛海洋文化软实力时，应积极学习其他沿海地区的文化，如国内的广东岭南文化、上海海派文化，福建闽南及台湾地区的海洋文化，以及其他海洋国家及地区的文化，致力于这些舶来海洋文化与山东的儒家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融合交流，实施文化开放战略。文化通过交流而丰富，承认文化多样性，推动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交流，是提升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7.3 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增强发展文化产业活力
早在2003年，山东广播电视总台、大众报业集团被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随后两家单位打破了陈旧政策框架和市场分割的缺陷并取得了长远的发展，同期山东广播影视和文化艺术表演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文化体制中的问题依旧存在：文化部门职能条块分割，资源分配不合理；文化产业过度依赖政府投资，缺乏多渠道筹资办法；同时相应制度缺乏，缺少相应法律法规。“目前虽然山东省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都极为重视文化体制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未见明显成效”。[17]
文化的竞争实质上是以文化软实力为基础的国力竞争，体现出文化和经济的紧密联系。以旅游业为例，在一份研究调查中显示，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旅游者出境旅游的主要动力是“与当地人交往，了解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世界各国去欧洲的旅游者当中，有65%的人士是进行文化旅游而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18]因此，山东半岛应继续加强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将海洋文化的精神纳入到文化产业发展中去，通过海洋软实力的建设增强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7.4 建立海洋文化软实力指标体系，考量城市发展
山东半岛进行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建立其完善的指标体系，用以考量本地区的发展程度。指标体系的作用可归纳如下，首先，指标体系具有指导作用，提升山东半岛海洋文化软实力，需要了解海洋文化软实力的构成因素，从而有针对性的提出提升路径，用以为海洋政策和法规的出台做参考。其次，指标体系具有范式作用，可以统一各地的评价标准，便于各地互相比较，发现薄弱环节，形成互相促进的局面。再次，指标体系还具有监督和激励作用，可以将海洋文化软实力指标纳入政府业绩考核的指标体
系内，便于对区域文化建设工作的绩效作出公正合理的评价，从而起到敦促的作用。文化多样性，保护即将消失的文化
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文化冲突不可避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格局经历了由单一性向多样性的转变，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碰撞，逐渐呈现出文化繁荣的特征。但同时也应看到，一些亚文化及其物质载体正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渐趋消失，近年随着近海养殖和海上机械化作业船只的发展，沙滩上已经很难见到海草，曾作为胶东最具地方特色的海草房正在逐渐消失。海草房冬暖夏凉、环保健康，适合人类居住，曾是家族财富的象征，是本地区海洋文化传承的标志，很好地体现了“人海和谐”的理念。在海洋开发过程中应坚持开发和保护并进，挽救这些正在消失的海洋文化现象，丰富海洋文化软实力的物质实体。
我国已经明确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一项文化发展战略加以认识，但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理论亟需丰富和发展。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便是针对特定领域、特定地域进行的文化软实力探索研究，也是在海洋世纪下对文化软实力的反思，是探索文化软实力的有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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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研究篇5
关键词：海洋社会学；海洋社会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4-0219-02
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世纪”呼唤海洋社会学，在海洋科学体系已经洋洋大观的今天，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却相对滞后，尤其是海洋社会学，人们不仅对海洋社会学感到陌生、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而且其学科体系也还处在研究和探索过程中。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海洋经济和问题多多的海洋社会，海洋社会学的研究亟待加强。
海洋社会学是新兴起的一门应用性社会学学科，以海洋社会为研究对象。海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海洋、海岸带、岛礁形成的区域性人群共同体。海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中包括人海关系和人海互动、涉海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互动。以这种关系和互动为基础形成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在内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就是海洋社会。
1.海洋社会学的研究是应对海洋世纪的需要。人们说，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用越来越大。面对日趋严峻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海洋的确是“人类未来的希望”。由于人口向海洋地区集聚，经济增长点向海洋产业转移，人类的海上活动越来越多，丰富多彩的海洋社会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加以研究。通过研究认识海洋社会发生发展的历史，揭示海洋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制约因素，预测海洋社会发展的前景。为人类自觉进行海洋社会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2.海洋社会学的研究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构建和谐海洋社会的需要。中国既是陆地大国，又是沿海大国。由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对海洋的依赖性，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海洋经济的发展，“实施海洋开发”已写入十六大报告，国务院《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逐步把中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的目标，将海洋经济视为中国经济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立法、海洋功能区划、海域管理等措施也相继出台。从1996年的《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到1998年的《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再到2003年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表明国家对发展海洋事业的高度重视。“十一五规划”强调“开发海洋资源，促进海洋经济发展”，2006年还启动了旨在摸清中国近海“家底”的“中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工作。2008年2月，国务院批准《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当前，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人们提出了和谐海洋的概念，研究经济发展、海洋开发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关系问题，并且从海洋社会切入展开讨论，提出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见解。海洋社会概念的提出，和谐海洋建设，以及海洋世纪的大背景，呼唤一门新的社会科学学科――海洋社会学的出现。作为一门应用社会学学科，海洋社会学必将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挥独特的作用。
3.海洋社会学的研究是适应海洋经济发展，解决海洋社会问题的需要。在21世纪，人类经济社会活动越来越多地从陆地向海洋转移。相应地，与海洋有关的社会问题也显得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理工科范畴的海洋、生物、水产、环境等学科，还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管理、历史、社会等多个领域，需要进行全面、综合的多学科交叉特别是文理交叉研究，特别需要从海洋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视角开展研究。海洋经济的迅速增长，带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深刻的变革，海洋资源、环境、人口、管理等领域的问题也会凸出来，在诸如海洋社区、海洋社会群体与组织、涉海人群的生存和生计、海洋社会问题与海洋社会政策、海洋社会变迁与城市化现代化等领域，海洋社会学大有用武之地，由于独特的视角、理论和方法而具有不可替代性。
4.海洋社会学的研究是海洋科学发展的需要。如众所知，人类对海洋的研究堪称由来已久，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关心海洋问题，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在各自的学科框架下思考同海洋相关的各种问题。一些国家不仅陆续出版或在相关刊物上发表了海洋学史、海洋研究史（海洋科学史）、海洋经济学、海洋文化学、海洋管理学（海洋环境管理学、海洋行政管理学、海洋工程管理学）、海洋政治地理学等学科的著作和论文，而且许多学者还积极倡导创建海洋社会经济史、海洋社会学、海洋法学、海洋文献学、海洋情报学、海洋教育学等一系列具有哲学社会科学属性的交叉分支学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传统上一直隶属于自然科学的海洋科学开始向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迁移，逐渐地具备了演进成为一个介于数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科学学科门类的基本条件。在文明进步、科技发达的今天，海洋科学领域已经形成蔚为可观的学科群（如表1所示）。
海洋科学领域，大量的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和成果，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明显偏弱。在海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海洋社会学的研究更是弱中之弱。在已有的海洋社会学研究中，又多是民俗学和历史考据方面的研究和成果。诸如郑和研究、妈祖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蛋民研究等。说到海洋社会学，人们不仅感到陌生，而且也没有引起必要的重视。2000年有学者指出：当前中国对海洋社会的研究很不充分，基本上可说是空白的。海洋社会的利益冲突已经逐渐显现，不可小视。应该大力鼓励和推动这方面的研究，为海洋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服务（杨国桢）。时至今日，从整体上研究海洋社会学的学者仍寥若晨星，论文不到十篇，学科体系建构的设想只是初步的、还处在研究和探索过程中。这与海洋世纪的海洋开发热潮和越来越多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海洋社会问题形成强烈的反差。表明海洋社会学的研究亟待加强。
海洋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很广，概括起来主要有海洋社区研究；海洋群体和组织研究；人类海洋活动与生活方式研究、海洋社会问题研究；社会冲突与控制研究；海洋社会变迁、城市化与现代化研究；海洋观与海洋意识研究；海洋宗教与民间信仰研究；海洋民俗研究；海洋政治研究；海洋政策研究等。
基于这些问题，我们就海洋社会学学科体系提出如下构想：（1）海洋社会与海洋社会学；（2）海洋社区；（3）海洋群体及组织；（4）海洋社会活动；（5）海洋社会交往与社会互动；（6）海洋社会问题、社会冲突与控制；（7）海洋社会变迁；（8）海洋文化；（9）海洋政治社会；（10）海洋宗教和民间信仰；（11）海洋民俗；（12）海洋生态；（13）海洋人口；（14）海洋政策；（15）海洋社会、海洋社会学前瞻。
海洋文化研究篇6
1.1填补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研究空白
在悠久的时空长河中，海洋体育文化不仅契合在海洋文化的成长、变迁、转型以及现代化等过程，形成并传播自身的文化特质，也在体育历史和文化发展、交流中具有独特功能和重要作用。因此，研究海洋体育文化具有文化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上的重要理论价值。通过查阅和分析现有资料，研究海洋体育文化的学术文献仅有9篇，也没有检索到以海洋体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研究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落后于海洋体育的发展。而且，关于海洋体育文化的研究多属于静态的理论分析，鲜有从文化的变迁、传播、冲突、重构等动态视角上的研究。对海洋体育文化的这种研究状况既不符合海洋体育在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位置，也难以体现海洋体育文化在休闲时代中的社会需求。因此，研究海洋体育文化的变迁规律，能够填补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研究的空白。
1.2有利于更好的传承海洋体育文化，推动体育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海洋体育运动，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的海洋体育文化。随着社会生产力、地理环境的不断变迁，海洋体育文化经过不断的传播、碰撞、冲突、调适、融合，形成了具有鲜明文化符号和要素、独特文化特质和功能的体育文化。现代海洋体育文化的转型发展和现代化，需要切实传承传统海洋体育文化。基于这一追求，我们需要沿着历史与地理的时空，在纵向维度上追寻海洋体育文化演进的脉络，深描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特点，在横向维度上剖析海洋体育文化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系统的互动关系，掌握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从而有利于把握海洋体育文化发展趋势，驾驭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规律，更好的传承海洋体育文化，奠定海洋体育文化向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同时，在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我们的体育文化亦应百花齐放。海洋体育文化是体育文化中具有鲜明特色的开放型文化，这种海洋文明产生的文化与农耕文明、大河文明产生的体育文化恰好可以互相借鉴、相得益彰。因此，海洋体育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壮大和完善，不仅可以发挥海洋体育文化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以及塑造人的价值，还可以在体育文化中彰显来自海洋特质的文化特色，推动体育文化多样性的持续发展。
1.3对促进现代海洋体育运动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海洋体育立足万里海疆，以身体活动融入海洋自然和社会环境，为人们提供挑战自我、娱乐休闲、强身健体等方面的需求，这促进了海洋体育的快速发展。作为人类创造的独特运动，海洋体育无论是从当下发展模式，还是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都不能忽视文化因素在海洋体育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现实中一些滨海地区盲目开发海洋体育资源，机械设计一些诸如应时应景的海洋体育主题公园，刻板推出了海洋体育品牌。但由于缺少了文化环境的营造和文化价值的引导，缺乏海洋文化机制的支持和推动，急功近利，后劲不足，往往造成人财物的浪费，更重要的是使其失去了时展机遇。因此，通过研究海洋体育文化的变迁，能够了解海洋体育的发展特点，全面认识海洋体育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互动机制，掌握海洋体育传播的方式和方法。这对于推动海洋体育，繁荣海洋体育文化，推动海洋体育与海洋体育文化的联通和互动，促进现代海洋体育运动健康持续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结语
海洋文化研究篇7
一、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
学界关于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研究主要围绕海洋经济史概念范畴、历史观和方法论展开。其中，关于海洋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即海洋经济的概念，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国内最早的著述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海洋经济学科产生之初。但是海洋经济史作为一门学术史被纳入到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时间则相对较晚。
（一）海洋经济史研究对象———海洋经济的相关概念范畴界定
归纳研究中关于海洋经济概念表述，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1、经济学意义上的海洋经济范畴。海洋经济概念探索随我国海洋开发实践不断深入，其时代特征明显。由此形成如下各种观点：早期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海洋资源开发论、海洋经济产业论、海洋资源配置论、海洋开发综合论等。海洋经济概念范畴由狭义的海洋资源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逐渐扩展到广义的海洋相关产业、与海洋经济难以分割的海岛陆域产业、海岸带陆域产业、内河经济等多个层次。在海洋经济归属上，相关研究或将其视作陆地经济的扩展和延伸而归为大农业经济一部分，或将其归为与陆域经济相平行的大区域经济。海洋经济体系的相对独立性特征在学界还未完全得到重视。2、史学视角下的海洋经济概念。杨国桢研究发现，早期西方史学研究认为海洋经济即为海洋航运和海洋商业，随着西方历史发展，尤其是十五、十六世纪以海洋为纽带的地理大发现，最终促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后，海洋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被史学界等同为“殖民掠夺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以海洋为活动舞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1］［2］3、多元学科综合的海洋经济释义。海洋经济的学科交叉特征，以及海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磨合，形成了多学科综合视域下的海洋经济概念。杨国桢将其表述为“海洋经济是人类在海岸带、岛屿和海洋（近海和公海）中直接或间接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海洋空间的经济构成、经济利益、经济形态和经济运作模式”，其特征突出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动态性、起源的多元性、发展模式的非固定性、多层次性，以及与不同经济形态的依附性。［2］
（二）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架构研究
海洋经济史在学理上属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顺应经济史研究注意非经济因素、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海洋社会经济史”提法在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研究中得到更多学术关注。无论是作为海洋人文历史研究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还是更大范围的中国海洋史，其根本理论出发点都在于矫正中国史文本中海洋史“陆地化”的认知偏差，“让原本附属于陆地史的有关研究回归海洋性的本质”，即要树立站在海洋活动群体角度观察思考问题的“海洋本位”思维。［3］［4］就其研究任务而言，学者认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旨在“考察我国沿海区域、海岛和海洋国土及相关的外海海域、海外地区间的中国海洋经济活动，阐述这一经济运动变迁过程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社会组织的具体形态，揭示海洋社会区域经济运动的规律性”。［1］采用“科际整合”研究方法，“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当作一个子系统，并置于不同时空、内外推拉的海洋经济圈内，对中国海洋发展区域的经济变迁和社会变迁作有机的历史考察”；立足开阔、外向的“海洋视野”，兼顾大陆和海洋，跨地区、区域、国家、大洋，以至世界的“整体思维”，“跳出中国看中国的学术思维”，站在中国经济史立场和世界海洋社会经济史视域，整合各相关专门史研究。［1］［5］郑杰文概述了海洋经济史研究的辅助史料文献支撑，包括海洋古典文献及佚文、海洋方志资料、海关物流文献、海洋科技文献情况。［6］另外，作为海洋经济规制层面的中国海洋经济制度和政策也属于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内容。史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与当代海洋经济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属于海洋管理史的学术框架。关于历史研究中“海洋管理”的概念界定，学者认为，应“采用管理学中管理的最广义定义，管理的主体不仅是政府与国家，还有民间各种组织、机构，方式，即可以从严厉的控制一直到温和的协调服务；管理内容包括海洋权益管理和海洋经济管理，管理的外延包括海洋、海岛、海岸带和向海洋用力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等社会系统和关系，以及海洋政策、理论、战略、观念心理等人文素质，即海洋经济、社会、人文三个层面”。［7］中国海洋管理史研究最核心问题在于要立足于海洋本位的思维方式，即“以海洋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研究的出发点，脱离农业文明的研究框架，以海洋的独立视野研究中国古代的海洋管理，从农业思维中解放出来，从传统农业文化话语的历史文本中发掘古代海洋管理的人文信息”；应采用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其未来的研究取向在于“揭示当代中国海洋管理民间、各行业的相对有序发展与政府、国家的海洋综合统一管理的相对无序进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7］关于中国海洋经济制度更替和政策变迁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问题：中国海洋管理体制变迁历程及演变动因；海洋管理与中国社会变迁关系；海洋管理体制变迁过程中民间、行业、国家政府三者在海洋开发利用上的互动与行为均衡等。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海洋管理主要是从陆地农业经济角度出发，以行业和部门管理为主，海洋管理中职能交叉，缺乏统一协调现象突出；海洋管理政策调整是中央朝廷与地方海洋社会之间、官方与民间之间几度达成均衡，又在新一轮的不均衡中重新调整的磨合过程，在这一动态历史过程中，既存在服务于海洋经济整体发展的制度与政策，又在不同时期分布着大量部门专项政策。
二、海洋渔业史研究
海洋渔业史的早期著作可追溯至清末沈同芳《中国渔业历史》，该著作虽对明清海洋渔业经济略有研究，但主要内容是大范畴的中国渔业历史。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震东和杨金森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在海洋渔业史的综合研究和长时段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断代中国海洋渔业史中，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对明清时期整个中国海域的海洋渔业做了系统考察。区域海洋渔业史研究的地理单元集中在山东、江苏、福建、香港等东南沿海地区。近年来，伴随着海洋渔业统计数据不断完善，以及经济地理学分析手段发展，区域海洋渔业史研究开始由单纯的史况介绍转向遥感、GiS等地理信息系统分析技术辅助下的海洋渔业空间规律揭示。#p#分页标题#e#
（一）中国海洋渔业历史沿革梳理
这方面研究成果既包括中国海洋渔业总体发展概况，也包括不同历史时期海洋渔业细分部门（海洋捕捞、海水养殖等）发展。部分学者对海洋渔业领域其他一些细节问题给予了关注，如韩兴勇和于洋、都樾和王卫平关于张骞发展海洋渔业思想和发展海洋渔业实业行为，对中国海洋渔业近代化进程推动的分析；［8］［9］韩兴勇对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地区渔业社会经济发展史的研究；［10］（p1－220）伍员对解放前浙江海洋渔业金融发展的分时段考察等。［11］
（二）海洋渔政管理与渔业技术研究
海洋渔政管理属于海洋渔业规制范畴，早期海洋渔业专门史著作中一般将其细分为渔业政策、渔业税捐和渔盐政策阐述。新世纪海洋渔业管理更突出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下的管理制度和政策。在管理手段上，由单一政策措施引导扩大到综合性措施制定和探索，包括海洋渔业信息系统、海洋渔业风险管理和渔业保险制度、海洋渔业资源养护激励和共同管理、跨界海洋渔业管理等。海洋渔业技术是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资本要素，这方面研究多见于自然科学领域，如郭仁达《现代海洋渔船》等。
（三）海洋渔民社会与渔业组织研究
海洋渔民是海洋渔业经济的实践主体。海洋渔民社会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欧阳宗书的《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同时关注渔民生产空间系统（渔场系统）和生活居住空间系统（渔村系统）、静态的渔民在海洋社会中经济行为与动态的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演进，对明清以来中国海洋渔民社会和渔业经济进行综合系统研究。该领域的其他研究还包括：海洋渔业政策对沿海渔村和渔民生活的影响、渔农文化及渔民的海洋文化活动与海洋渔业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等。渔业组织是沿海渔民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组织。渔业组织问题多单独构成海洋渔业历史著作的一个重要专题。新中国成立之前，渔业组织的主要形式有渔帮、渔民会所、渔会、渔业合作社等；新中国成立之后，产生较大影响的是1954年成立的“中国渔业协会”。经历了近50年发展，近期相关文献多围绕中国渔业协会发展历程和职能演变、地方渔业协会在区域海洋渔业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和功能、渔业协会的制度性缺陷及发展方向等方面剖析。概括而言，以上众多有关中国海洋渔业历史的研究偏重于不同年代史况概述和史料整理，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分析多将海洋渔业经济视为一种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缺乏将海洋渔业视为一个产业的相关分析。该领域研究的一大特点还在于对海洋渔业各部分往往侧重于单一条块研究，对不同部分间的联系及相互影响，及海洋渔业诸多历史事实背后的经济逻辑则较少挖掘。
三、海洋盐业史研究
目前以《中国盐业史》、《中国盐政史》，以及诸多断代盐业、盐政与盐务史研究为代表的盐业史研究，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历史文献。这些研究中渗透着海盐研究内容，但这类史学研究往往关注广义的“盐”概念（包括井盐、池盐、岩盐、海盐等），缺乏关于海盐的独立研究。这主要囿于海盐在诸多方面，尤其是管理制度和政策方面，与其他盐种的一致性，难以将这些文献中海盐研究成分独立出来。下面针对海盐研究文献进行梳理。
（一）海盐业考古探索与文献考证
历史上海盐业是中国历代封建经济的重要支柱。历朝历代海盐生产、盐政管理文献浩如烟海，为海盐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物证和史实。因此，考古、文献考证成为海盐史研究的一大特点。海盐业考古覆盖海盐产地、海盐生产技术、海盐管理等方面。其中实物考古关注的年代主要在时代久远的商周时期，集中于鲁北地区。这些实物考古研究在中国海盐业起源年代和发源地地址上基本达成一致，认为其起源年代早于晚商时期；并对《世本》所载“夙沙氏煮海为盐”的年代和地址给出了较为可信的结论：中国海盐业起源应是在距今5500—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期或略早，制盐地域应在现今山东北部寿光至广饶一带。关于海盐技术的实物考古显示，鲁北地区是我国用淋煎法生产海盐的最早地区，并且早在距今3000年前后就已发展出一套初具规模的技术流程，流程包括摊灰刮卤和煎卤成盐两个环节；在《管子》所载海盐生产资料中，“煮海为盐”实际上只是泛指当时山东北部沿海出产海盐，并非仅指用海水煮盐，也包括利用地下卤水（即“煮泲水为盐”的“泲水”）煎煮成盐，“煮海为盐”的煮盐器具应是山东北部沿海商周遗址常见的盔形陶器，煮盐设施是圆形或长方形盐灶。文献考证与考释上，海盐生产的考证内容广泛涵盖古籍和出土文字资料所载词句、古代海洋生产沿革，以及区域海盐业发展，跨越先秦、隋朝、汉朝等多个历史时期。海盐技术考证集中在海盐第一生产阶段的技术考究、区域海盐生产技术比较、海盐生产技术改革的起源时间、唐宋海盐制法、宋代莆人陈应功开创的“海盐天日晒制法”等。海盐业制度方面主要是对《管子》所载齐国盐业制度，尤其是齐桓公时期海盐管理制度的考证。
（二）海盐生产与技术变迁研究
海盐生产历史的断代时序研究，多关注海盐产地分布及其变化、海盐生产及影响因素、海盐产量等方面。其主要结论为：（1）唐代海盐产地的格局为南多北少，这一时期中国海盐生产重心已由渤海沿岸开始南移至东海沿岸；（2）北方海盐生产虽较之南方落后，但仍能满足本地需要；（3）海盐生产受气候变化明显。区域海盐生产史研究的地理范围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山东地区、两淮地区，以及福建、宁波、海南等东南沿海区域，研究主题包括盐区围垦、海盐生产和运销等多个环节。从研究朝代看，北方海盐研究时期多集中在先秦商周；两淮地区研究主要在秦汉时期；东南沿海多数研究则推进至明清以及近现代。这基本符合中国海盐生产由北向南的迁移时间趋势。与海盐生产相比，海盐技术研究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学术层面的问题关注都略显不足，但不乏一些对海盐技术发展史的长时段系统研究。林树涵通过海盐生产技术沿革史研究，认为中国海盐生产史上存在过三次重大技术革新，分别起始于唐代的广东、江淮，宋代的福建、广东和明代的福建。这三次技术变革分别为：改直接煎煮海水成盐为晒沙土淋滤制卤，再煮卤成盐；改煮卤成盐为晒卤成盐；改晒沙土淋滤制卤为晒海水制卤，再晒卤成盐。［12］纪丽真关于山东海盐生产技术的考察则在某种程度上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其研究表明，清代山东盐业生产技术在承接明代盐业基础上，已由淋卤晒盐法发展到了工艺成熟的滩晒法阶段。［13］此外，吉成名还对唐代海盐生产技术的材料及其被用于海盐生产问题作了论述。［14］#p#分页标题#e#
（三）海盐制度与政策研究
海盐制度包括海盐管理体制和海盐运销体制，这两方面的制度建设与改革是政府盐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且这两种体制的演变往往与私盐问题密切相关，尤其是盐业运销体制。盐业运销体制不当，将形成不合理盐业运销体制与私盐泛滥相互作用下的恶性循环，这恰恰是推动海盐制度变迁的动力。此外，王日根和吕小琴还专门对清代海盐赈济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海盐行业赈济是对海盐区自然灾害时期盐民的一种间接补偿；经清代规定盐商支盐需纳“赈济灶丁银米”，并开辟各种渠道，建预备仓储谷备赈，以及建盐义仓，逐渐走向制度化。［15］渔盐制度在清代不同地区表现为不同形式，这也是与治理渔盐走私问题密切相关的制度之一。现有研究中提及的海盐政策主要包括盐滩管理政策、盐业生产管理与盐业保护政策，但文献研究多为不同时期政策梳理，对这些海盐政策背后蕴含的经济学原理缺乏深刻挖掘。在这一点上，马俊亚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他从清朝和民国两淮地区海盐业集团博弈和利益分配的视角，对张骞盐务改革实践困境进行了经济学解析。［16］总体而言，中国海洋盐业历史研究文献浩繁，集中于海盐史考古、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海盐生产、海盐技术及盐政等方面，且大量涉及地方性研究。这主要源于中国海盐资源和海盐生产材料时间空间分布的不平衡。该领域研究的突出特点在于，绝大多数海盐研究关注中国古代海盐资源开发和海盐发展的各层面问题，现代海盐业研究，则由于习惯被纳入到更大范围的海洋产业和产业结构研究领域，很少进入海盐史专门研究的学术视野。
四、海洋贸易历史发展与政策
（一）断代海洋贸易史综合研究①
近三十年来，有关中国海洋贸易史领域的著作主要是断代史。在国外学者中，日本松浦章著有《清代海外贸易史の研究》，国内研究则围绕不同朝代、跨代海外贸易史和区域海外贸易史展开，朝代海洋贸易史覆盖宋、元、明至清初。国内的代表性著作，如李金明和廖大珂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黄纯艳的《宋代海外贸易》、喻常森的《元代海外贸易》、高荣盛的《元代海外贸易研究》、陈高华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李金明的《明代海外贸易史》、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等。区域海外贸易史著作研究的地理单元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如《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等。
（二）海洋贸易制度与政策研究
这方面的综合性研究著作有《中国市舶制度研究》、断代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和《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海洋贸易制度研究主要关注中国海洋贸易管理管理制度与机构设置（如市舶司、近现代海关），以及海洋贸易立法和法律制度变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宋和明朝，研究内容多为各朝代海洋贸易立法或法律制度演变的考究。在海洋贸易政策研究中，尤为关注明清时期的海洋贸易政策，集中于对明清海洋贸易政策及对海洋与沿海经济兴衰的影响、明清“海禁”政策定性、关于海禁政策是“闭关”还是“非闭关”的争论、关于明清海禁政策与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关系的争论等问题的探讨。综合这些研究成果，可归纳得到该时期海洋贸易政策的总体特征，即受陆权思想、陆地威胁影响，海禁成为了明清海洋管理政策的基调，但该时期海洋贸易政策兼具外向性和内收性的双重特征。另外，与海外贸易相关议题研究还包括中国海外贸易网络研究、海外贸易思想研究、中国海运史研究，以及海商问题专题研究等。总体而言，国内外有关中国海洋贸易史研究跨越多个历史时期、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的贸易品种和贸易对象。就研究朝代看，绝大多数文献集中于唐代以后。唐宋早期研究主要是沿海贸易，以及建立在海上丝绸之路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此后朝代的研究则以海外贸易为主流。总体来看，这是与中国海洋贸易发展的历史相吻合的。海外贸易在中国海洋贸易发展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海外贸易被纳入到国家管理轨道的起始点正是唐代市舶司的设立。中国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拓展以及贸易多元化时期主要是宋元和明清以来的时期，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以后，世界范围内的经贸联系的加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
五、中国历史上的海洋开发与沿海社会经济变迁研究
在历史文本中，海洋开发史多被纳入海疆史研究视野，但海疆史研究主题多包含海洋权益和地缘政治成分，更强调海防、军事等非经济要素。海洋经济史范畴上的海洋开发则关注经济层面的研究成果。另外，海疆的地理范畴由古代海岸带（包括沿海的陆地、滩涂、港湾、岛屿）到现代涵盖海岸线、海岛、海域的“管辖海域”的扩展，也决定了完整地理意义上的海洋开发，应同时包括沿海海岸带开发和海洋产业开发。本部分主要梳理古代海疆开发意义上的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文献成果。
（一）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研究
中国沿海海洋开发史研究多循时间和空间两条线索。时间上着眼于中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总体状况及政策的历时性梳理；空间上针对海洋开发的地域差异，又分离出诸多沿海区域的专门研究；关于区域海洋开发的历史研究则在这两者研究综合基础上完成。中国海洋开发的时序研究，上自先秦两周时期，经秦汉、明清，一直关注至今。在研究范围上，既包含综合性的海洋资源利用和海洋国土开发，又强调海洋资源开发的环境生态因素，不乏专门针对海岛、荡地等海洋生态资源和陆海交汇地带的系统考察。各学者研究成果的综合，展现了中国海洋开发无论广度还是深度上均渐次递增的轨迹：（1）两周时期人们对海洋资源的认识利用，主要限于海洋渔业、海水制盐业、海产品的加工和利用。这一时期，海洋渔业捕捞处在起步阶段；海洋盐业资源被纳入到了国家专职管理的轨道；海产品加工的用途由单纯的食用扩展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其他实用层面。（2）秦汉时代，海洋采集捕捞业和珍珠捕捞发达；以盐官为依托、遍布全国的海盐生产和食盐供给体系形成；船舶制造业的规模化和航海航路开辟，推动了中国进入大规模海疆开发的时期。（3）明朝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海军参与海洋经济开发。（4）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国家海洋开发政策的与时俱进，海洋开发逐渐由传统的资源开发向海洋强国战略和海洋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海洋开发和海洋产业发展转变。海洋生态资源开发研究主要围绕海岛和荡地展开。前者集中于明清海岛开发由传统单一模式，向以农业、渔业、海上走私贸易为主、多样并举开发模式转变的探讨，以及明清海岛开发形式的差异性分析；荡地研究主要关注明代荡地土地资源与海洋资源双向开发的综合效益、荡地开发在中国海洋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现代中国海涂围垦的历史沿革和开发方式等问题。区域海洋开发史研究强调中国海洋开发历史进程中因时代、地域差异的特殊性。该类研究围绕地区特定的区位特征和特有的海洋类要素禀赋展开。研究区域集中在环渤海和东南沿海地区，研究内容主要是特定时期区域不同层面海洋资源和海岛开发、沿海区域海洋资源和海洋国土开发历史进程的梳理。相关研究表明，明清时期海洋开发在历史上具有一定转折意义，尤其是福建地区，由过去仅为谋生而进行的经济开发，逐渐转变为以牟利为目的的经济开发，这种开发在凸显其商业化色彩的同时，也显示出了因经济开发活动中的短期行为和嗜利倾向，导致自然生态环境失衡，引发或加剧自然灾害的弊端。此外，另一些学者还专门对历史上沿海区域经济开发中生态环境因素，以及江苏古今沿海滩涂的垦殖历史等给予了专门关注和梳理。#p#分页标题#e#
（二）沿海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及海洋观变迁
这方面研究既包括实践层面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也包含根植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意识领域的海洋观嬗变。
1、沿海区域海洋社会经济发展与变迁研究。相关研究在地理维度上覆盖中国北部的渤黄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以及更大范围的南中国海区域。其中以东南沿海研究为最多，包括：（1）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路向演进及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演迁：东南沿海由内陆向海陆发展路向的转折始于唐代甚至更早，到南宋时期初步成形；明清时期伶仃洋区域海洋社会经济的变迁，展示了中国近代意义的海洋文明与传统时期的内陆文明，在伶仃洋区域相互斗争、交融过程。（2）福建、深圳和作为广西开放区历史渊源的桂东南沿海等更小地理单元海洋发展模式的形成探索。（3）中国海港城市及腹地、海湾、海岛历史变迁进程的考察：海港区和湾区的发展在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际力量的磨合中经历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由陆地走向海洋的社会经济转型。中国北部海洋区域经济研究见于杨强的《北洋之利———古代渤黄海区域的海洋经济》。该著作旨在矫正中国海洋史研究中重南方、轻北方的研究偏好，致力于从人地相关系统视角，提出以环渤海为中心的古代北方海洋经济史的研究构想。关于更大区域范围的南中国海区域经济史研究，则主要强调海洋考古学对该领域研究的学术价值。
2、海洋要素对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及两者互动研究。这里所指的海洋要素涉及三个层次内容：（1）综合性的海洋经济活动，包括海洋开发、沿海与海外贸易、海洋运输；（2）海关、海防、海疆等经济管理制度与政策等；（3）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海洋经济与沿海区域社会经济联动发展研究中，主要集中于海洋经济对广东区域经济历史影响、不同历史时期海洋经济对山东沿海地区向现代化转变过程影响的论述。单项海洋要素研究主要是各要素对沿海区域社会经济的单项或双向、积极或消极影响。所论及的沿海区域社会经济既有关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或经济结构变迁的综合研究，也有专门针对区域农业经济、商业经济，以及经济观念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单项研究。鉴于海洋经济发展与区域海洋文化的附着，以及两者间共生共荣的融合关系，另外一些学者还对如下问题有所研究：（1）海洋信仰与区域经济发展；（2）海洋区域经济发展与民俗嬗变的互动；（3）中国历史时期海洋灾害与海洋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4）国家和社会在应对海洋灾害时扮演的不同角色；（5）海洋史学视野下的海洋灾害史等。关于沿海民众海洋意识与海洋观的研究，学者主要就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大系统中海洋观演变历程；新中国成立后广西人所体现出的由“近海不识海”到“扬帆向海”再到“全方位开发海洋”的海洋行为，以及由“冷却”到“复苏”再到“升华”的海洋意识嬗变；明代闽南乡绅积极参与海上贸易活动的海洋意识等问题进行研究。
（三）海洋移民问题研究
海洋移民是海洋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杨国桢认为，海洋移民史研究包括在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畴内。关于海外移民的界定，他们指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意义上的海外移民活动，不同于“华人社会经济史”“华侨社会经济史”，但是这些概念间往往难以鉴别，在讨论晚清海外移民时，海外移民与华侨经常可以替代使用。海洋移民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以杨国桢等的《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为代表。其从中国沿海社会变迁与海外移民史交互影响的双重视野出发，致力于对明清海外移民动因，海外移民社会特征及反馈等问题的系统研究。其他研究还包括台湾早期海洋移民研究、明清国内的海洋移民、明清海外贸易和南洋开发与海洋移民的互动、海外移民与海洋文化的关系研究、海洋移民政策研究、海洋移民的比较研究等。
综合以上研究，虽然在沿海海洋开发问题上积累了诸多成果，但在多数研究中海洋作为第一研究本体的特征不明显，尤其是区域研究层面，多将海洋开发等同于沿海地区的区域开发。而在沿海地区海洋开发与陆地开发的分异、沿海海洋经济活动与陆域社会经济间交融过程、当前中国沿海海洋经济区外向型经济的历史源流分析等问题研究上，则相对薄弱。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沿海地区海陆交界的地理特征以及荡地同时兼具海、陆和生态的三重属性，而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又未有海岸带这一概念，决定了以往对这些区域海洋经济规律的历史研究，难以将海洋经济与沿海经济、沿海海洋开发与沿海区域开发明确区分，因此难以避免海洋经济史研究中海洋“陆地化”倾向。系统研究中国沿海海洋开发与区域海洋经济结构变迁历史，还需建立在对不同海洋区域，尤其是陆海交汇地海洋开发综合效益的量化评估基础上。
六、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
在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的专门著作中，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经济史》主要从新中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演变、海洋经济政策、海洋产业、海洋经济中技术演变，以及海洋经济理论研究及方法论五个方面，对现代中国海洋经济历史发展进行断代研究。［17］（p1－483）其他相关研究情况详述如下：
（一）中国海洋经济理论演进与思想梳理
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现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二三十年，这与中国海洋经济理论研究，多是在1978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提出建立“海洋经济”学科和专门，研究机构后发展起来的现实是相符的。研究内容包括中国海洋经济研究脉络的文献梳理、中国海洋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总结、中国古代海洋发展战略思想、中国海洋经济思想嬗变等。
（二）海洋空间经济与产业演化研究
现代中国海洋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主要在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围绕中国海洋地域空间结构和产业空间集聚态势的演变展开；海洋产业演化研究内容则包括海洋三次产业结构演进，以及主要海洋产业独特的演化轨迹等。
（三）可持续发展视角下海洋产业演进规律
在海洋渔业研究中，重点关注海洋渔业资源核算、渔业资源保护、海洋渔业经济发展评价等问题。学者关于海洋渔业资源核算的研究包括最大持续渔获量估算、海水产品增养殖、海洋渔业生产潜力和效益测度、海水产品成本核算、海洋水产品捕捞回归分析等。海洋渔业资源保护研究主要包括海洋渔业资源衰退情况分析及经济学解释、中国海洋捕捞作业方式变化和海洋渔业生产的资源经济学分析等。海洋渔业经济评价则多强调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应地，其研究主要采用生态学方法，如生态足迹和人文发展指数、逻辑斯蒂增长模型等。另外，在海洋渔业转型问题上，由于海洋渔业转型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专属经济区制度建立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就学术界现有成果看，多集中于理论层面海洋渔业转型具体问题探讨，如国外转型经验推介、转型运作机制及评估体系建立、推进区域海洋渔业转型和渔民转产的政策等，对具体转型实践现实的描述和评价较少论及。在海盐业方面，当代海盐经济研究多强调海盐产业布局优化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海盐区产业结构调整等产业经济领域主题。与中国古代和近代海洋经济历史研究主题相比，现代海洋经济的这些特殊议题研究，一方面源于现代海洋经济领域诸多概念范畴的变化，这为学界依据不同海洋经济的概念范畴，形成不同的观点和思想提供了条件；另外，现代中国海洋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对诸如海洋产业结构变迁、区域海洋经济的空间布局等方法的定量分析有了数据支撑。#p#分页标题#e#
七、研究评价与展望
纵观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关中国海洋经济历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多数著述为中国海洋专门史、海洋行业史、区域海洋地方史和各朝代海洋断代史。这些史料和学术研究成果对中国海洋经济变迁全历程的整体梳理颇具参考价值。但需看到，在贯通中国海洋经济历史发展全周期的综合系统研究领域，无论在研究视角、研究路线、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还有待深入。兹述如下：
第一，研究视角上，对中国海洋经济历史源流、孕育和发展历程的解读，多从中国陆地经济主导的区域经济系统着眼，或将海洋经济视为沿海所特有的一种经济形态，或将其割裂为沿海经济系统中陆地经济“向外用力”的一种地理范围的延伸，海洋经济研究过程中的“陆上痕迹”颇多。由于史学研究对考古、古籍文本考证考释等技术的依赖，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史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集中在史学界。这种单一史学视野下的经济史往往囿于“注解式”研究———基于古籍史料的历史信息的整理，而对这一漫长历史进程的诸多问题缺乏一种经济学意识的观照。另外，“站在中国看中国”也是从事中国海洋经济问题研究的学者所普遍存在的视野局限，对数千年中国海洋经济的理论探索，长期停留在系统闭合式思维的狭隘层面，缺乏一种全球化视野。
第二，研究路线上，现有海洋经济史研究侧重于单体研究和以朝代形态为界点的时段研究。虽然无法排除海洋经济系统本身即为部门和区域组合的观点，但这种部门或区域孤立式研究思路，难以刻画经济部门间融通，容易造成海洋经济史研究的专业“条块分割”局面。多断点的朝代研究，因无法充分兼顾大历史时期内经济的连续性，也无法对中国数千年的海洋经济史源流进行长周期研究。
第三，研究内容上，以往的海洋经济史研究多零散地分布于沿海社会人文的史学考究中，中国海洋经济史研究缺乏一种经济学关怀。即便是单纯的历史学研究，海洋经济领域诸多文献的零散分布也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史料本身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第四，研究范围上，多集中在中国海洋经济实践时序发展脉络的梳理，中国海洋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显匮乏。海洋经济史研究中“重古略今”和“重南轻北”的研究倾向依然未得到合理矫正。另外，中国海洋经济史诸多措词表达上也有待深究和统一，如中国海洋经济，尤其是古代海洋经济研究，自海洋经济活动出现伊始，有关称谓的表述就被冠之以“产业”（海洋渔业、海盐业等）称呼，其实这些活动远未成熟为一种产业。在诸如这些问题上，还需克服学术盲目的痼疾，真正立足于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范畴界定。
海洋文化研究篇8
关键词：海洋音乐海洋文化普通高校艺术选修课
21世纪，我们已迈入了一个推动国家海洋事业大发展的时代，处在了推动国家文化大发展和推动国家海洋事业大发展的双重背景，这些都将使我们迎来一个“海洋文化”大发展的时代。海洋是生命诞生的摇篮，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海洋文化的发展对一个临海国家或地区极为重要。
2013年7月31日，提出了“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2014年又提出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促进我国同沿线国家教育、旅游、学术、艺术等人文交流。在这种要求增强海洋意识、海洋文化的时代背景下，教育部门响应号召，鼓励各高校能开展引导学生树立合乎时代要求的海洋意识、海洋文化的相关活动。
上海海洋大学本身就是由上海市政府与国家海洋局、国家农业部共建的具有海洋特色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因此在顺应推广海洋文化的时代背景下，结合自身学校的专业特色与资源，切实推进以“海洋文化”为特色的“海洋特色课程”的研究和实践，“海洋音乐的欣赏”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且是以公共基础选修课性质为载体，从音乐艺术的角度，让学生进一步了解海洋文化，重视海洋文化。
一、“海洋音乐”课程建立的基本理念
海洋文化是上海海洋大学的最主要的核心文化之一，海洋音乐特色课程的确立，充分体现了海洋大学自己的特色，又将为学生营造海洋精神的文化氛围，同时也将为国家海洋事业的发展发挥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
当今，普通高校音乐教育目标由“提高大学生的艺术素养”改变为“培养艺术与科学相结合的高素质创新性人才”。作为实施素质教育重要手段的普通高校音乐教选修课教学，培养和激发大学生把艺术和科学结合起来形成创造力应当列为首要的教学目标。
（一）加强海洋文化素养的培养。
音乐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传播中也最为活泼、最喜闻乐见。优秀的音乐作品，能对社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动力，发挥社会前进助燃器的作用，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因此，将音乐这种艺术形式与海洋文化相结合，运用音乐这种传媒方式，集中地歌唱、抒发海洋以及海洋事业，不仅可以唤醒和深化人们的海洋意识，而且能传播海洋人敢于直面困难的精神、开放的观念以及兼容、开拓的品格，培养加强学生的海洋文化综合素养。
（二）凸显学校特色，带动海洋文化的课程开发研究
学校的特色课程是体现学校特色、学校办学理念独特性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上海海洋大学就是以“海洋生物”“海洋环境”等系列海洋相关专业为自身品牌特色专业。因此，在“海洋”氛围中开展“海洋音乐”相关课程能很好地利用学校本身的海洋资源信息以及研究平台，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
海洋音乐走进高校选修课程，是对艺术类选修课程的一种延展。现阶段，在海洋文化和音乐文化研究领域中，涉及到“海洋音乐”的学术研究是比较少的，全国各大普通高校中开展了专题性的“海洋音乐”相关课程更是少之又少，有部分中小学开展了与海洋相关的选修课程，更多的是开展“海洋与地理”，“海洋与科学”等理科性质的课程，对海洋与艺术的结合是非常缺乏的。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海洋音乐”能够很好地传达海洋文化精神，艺术家的很多优秀作品的灵感来源都与海洋息息相关，通过这些音乐作品，可以更好地让我们理解艺术家对海洋的一种人文情怀。通过将海洋与音乐的结合，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海洋文化其他相关课程的开发与研究做出一份努力，也会从侧面鼓励各高校创建更多与海洋相关的多学科交叉型课程。
（三）激励学生重视海洋文化，丰富人文的教育
从音乐的角度出发，音乐作品中海洋文化的传达，可以较好地鼓励、激励学生对海洋文化的重视。海洋文化也是人文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对海洋文化的学习、传播能够更加完善、丰富人文的教育。
二、海洋音乐课程建立的基本目标
（一）激发学生了解海洋文化的兴趣
音乐，是当下大学生非常喜欢的艺术之一，也是他们平时无时无刻都在接触的艺术，将学生最熟悉最感兴趣的艺术作为一种文化载体。从音乐的角度出发，在丰富的音乐作品中，学生在欣赏音乐的艺术美的同时了解海洋和海洋文化，鼓励学生通过生活中的各种艺术来了解海洋文化，重视海洋文化，感受海洋文化带给我们的各种思索、各种体验以及情怀。
（二）培养学生海纳百川、有责任感的“海洋精神”
大海一直有着“海纳百川”的品质，也成为很多音乐家创作海洋作品的灵感来源之一。海洋音乐艺术充分体现了人与海洋的亲和统一，在思想内容上，也是侧重表现了人对海洋以及海洋生活的赞美，以及海洋人坚毅、勇敢、宽容的品质。在海洋音乐的熏陶下，了解感受这种海洋的优秀品质，在潜移默化中，感染学生，培养他们的这种大海的优秀品质。同时也了解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时，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增强对海洋环境的保护意识和责任感，感受海洋的大气、宽容和珍贵。
（三）营造有特色的海洋文化校园氛围
海洋音乐的传播，使得学生更加了解重视海洋音乐，并通过开展多项海洋音乐活动或者专题讲座等，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为校园文化生活增添一些海洋气息。上海海洋大学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海洋信息资源，搭建宣传海洋文化的平台，为学生提供展示海洋音乐、传播海洋音乐的机会，营造有海洋特色的艺术文化氛围。
三、海洋音乐课程建立的基本内容
作为既是海洋文化又是音乐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海洋音乐课程内容可从三个思路进行设计：
（一）从海洋里的声音的角度，发现海洋本身的音乐之美
海洋自身就包含着太多美的音响，比如：海浪的各种声响、海底生物的各自发出的声响、海洋世界里各种动物生存、生活引发的声响等等，这些都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海洋之音。2010年，雅克・贝汉和雅克・克鲁索花费了八年的时间打造了《海洋》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海洋”的音乐：开场就是海浪哗哗地翻滚，空中不时划过逐浪鸟的声音；用竖琴与弦乐的旋律描绘了“奔跑的海豚”；钢琴的低音敲击声描绘海底的杀戮等等。雅克・贝汉曾说：“很多鱼类本身与仅仅依赖耳朵感受声音的人类不同，它们对声音的感知是通过全身的皮肤”。因此，在拍摄纪录片时，水下摄影装置不仅极力降噪，而且还装备尽可能优质的同期收音功能，比如鲸的“歌唱”、海豚的“交谈”等等，它更主要的是让大海和海洋生物们成为主角，让我们体会到海洋本身之美。
探究海底的声音，了解海洋本身的音乐，是激发对海洋的兴趣最直接的手段。在课程内容设置上，完全可以将这一类的作品与学生分享，并可以让学生自己搜集各种各样的“海洋的声音”，并设定一个主题，将这些音乐素材自由组合起来，形成自己心目中了解、认识以及想表达的“海洋音乐”。
音乐的实质就是“声音”，任何声音都可以是音乐的来源。海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的来源，通过对“声音”的探索，能让学生从“倾听”中来感知声音的奥秘；通过对“声音”进行多样组合，又能让学生利用素材自己创作“海洋音乐”。从素材搜集、设定故事主题，再到声音的搭配，这一系列过程都会很好地激发学生对海洋的直接兴趣，让他们亲自参与到音乐配乐中，增加了他们对音乐的体验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培养了学生音乐创作的能力。因此，艺术性的表现海洋景象和海洋物象的海洋音乐无疑带给学生的是一种新颖的感官体验。
（二）与海洋有关题材的音乐的角度
海洋艺术一直以多样的艺术形式和手段表现了人类不断发展的涉海活动。这些艺术作品有的是真实再现海洋生活风情的，讴歌普通涉海劳动人群。如大家广为传唱的歌曲《军港之夜》，就是一首反映我国海军生活的军旅歌曲，展现了年轻的水兵日日夜夜保卫着祖国边疆的辛苦；有的是身临其境的抒怀，波涛汹涌的海浪在旋律中起起伏伏，战胜大海，做海洋主人的自信充溢在其中；有的是作曲家对海整体的感受，他们热爱着海洋，对海洋生活有着美好的深情流露；有的是将海洋代表一种新兴的思想与力量，代表着一种变革，我国著名的合唱作品《海韵》，以大海与女郎的关系、对话等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索、发奋探索的精神，大海在作品中，作为一个独立的音乐表现因素，作为一种新潮思想的象征，起着独特的作用，是我国现代合唱作品中极具特色的艺术创造。
与海洋有关题材的音乐是极为丰富的，而且这些音乐作品都是从多种角度，比如海洋音乐的历史、海洋音乐的区域、海洋音乐的形式等来传达海洋文化与精神的。因此我们在课程内容安排中，可从这些角度来选择作品，并让学生从这些角度进行讨论与探索。作为以海洋相关专业为特色的上海海洋大学，可以充分利用海洋相关专业的信息资源，让学生能够参观一些实践操作性的专业，比如捕捞学、养殖学等，如有条件与机会，还可以亲自体验一下，可以很好地将海洋相关专业与音乐作品体验相结合。这种方式也是充分利用了学校的资源，结合学校自身的特色，与音乐艺术相结合，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将多学科进行交叉渗透的方式。
（三）从我国地域海洋音乐文化的角度
海洋音乐有着众多的研究角度与方法。从地理的空间来说，不同自然地理空间的海洋音乐有着不同的特色，这就是所谓的地域音乐文化。蔡际洲老师主笔撰著了一部内容丰富、思想开阔的音乐学术力作《引商刻羽――长江流域的音乐》（武汉出版社、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在这部音乐学术力作中，以区域为出发点，从另一种历史地理的角度，对长江流域的多民族、多文化区的音乐艺术进行探究，这无疑是对地域音乐文化研究的一种新的尝试。这种角度思路同样适宜于海洋音乐的地域性研究，这种区域音乐的探索，可以涉及到历史、地理、美学、民俗生活以及人口迁移等多种方面。海洋不仅与音乐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对音乐文化的创造和发展都给予了重要的影响。
这种角度就是从研究海洋音乐文化来进行。大学生对问题的思辨、研究能力的培养是非常必要的，海洋音乐的学习不仅从感官、听觉来进行享受，还能站在更高的音乐文化的角度来把握。音乐是人文之声，乐为心声，海洋音乐与人、与人文有着密切的联系。注重海洋音乐和海洋文化的相互关系，可以更好地揭示海洋音乐的文化特质。让学生用一种研究、探索的心态、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我们中国特色的海洋音乐，在其中，笔者相信会给学生以及老师都带来一些新的体验与思考。
参考文献：
[1]柳和勇.简论中国海洋艺术的发展历程及审美特色[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12，（12）.
海洋文化研究篇9
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因时而异，即文化的时代性。大陆文化如此，海洋文化也不例外。一种文化随着时代变化可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也有的被保留下来，或融合、渗透在新诞生的文化之中，构成文化层次结构，如同地层古生物一样，层层积压，呈现文化纵向剖面。众所周知的港澳文化，本是岭南文化的一部分，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港澳被英国、葡萄牙统治以后，西方文化在港澳地区大量渗入、传播，与本土文化交流整合，形成以海洋性为特质的港澳文化。本土文化不是被融合就是作为底层文化沉淀下来，形成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叠加现象。即西方文化在上层，本土文化在下层。而1997年和1999年港澳回归以后，内地文化更多地进入港澳。这一文化层次，是港澳新历史的文化篇章，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港澳文化的层次结构说明了文化概念的动态性。这恰如著名史地学家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指出的“：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这也包括海洋文化在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海洋文化主题，古代海洋文化以海产捕捞、海涂围垦和海上航行、海上贸易为主，到了近现代，海上贸易成为海洋文化一项最主要内容。我国在唐宋时代，海上贸易很兴旺，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更是彪炳世界海洋文化史册的大事，只是明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海上贸易萎缩，海洋文化发展大受打击，与西方国家比较，相形见绌。当代，开发海洋已成为一项规模巨大、科技含量最高产业，海洋文化也由此提升到一个最高发展水平。同文化的时代差异一样，文化还有地域差异，这是由于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不同而产生的。谭其骧教授也同样指出“：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中国文化。”[1]基于此，近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把全国划分为24种地域文化，即为文化地域差异的反映。诚然，海洋文化的地域性有自己的特点，如渤海海洋文化、黄海海洋文化、东海海洋文化、南海海洋文化等，都各有自己的特质和风格。但海水是流动的，全世界的海洋是一个整体，非常方便相互交通往来，这决定海洋文化相对大陆文化具有较多的共同之处。一般说来，凡是临近海洋的地区，海洋文化都应为当地文化的主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也有例外。山东古代渔盐业很发达，但到明前期，由于“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切断了与海洋联系，到明中叶，山东人甚至不吃鱼，海洋经济式微，海洋文化大为萎缩，山东这时不属海洋文化区域[2]。而在同样“海禁”背景下，广州仍维持一口对外通商地位，岭南沿海百姓仍冒险出海，从事海事活动，海洋经济和文化从未断层，岭南也就属海洋文化区域。
二、我国海洋文化研究现状
近年，“文化热”在我国方兴未艾，海洋文化实际上也是一种地域文化，因而也受到一定重视，在开发海洋、发展海洋产业热潮中，海洋文化也被列入其中。广东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主持过五次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出版海洋文化论集，不少学者提出“时代呼唤开拓海洋文化研究”[3]。在这片呼吁声中，海洋文化成果相继涌现，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资料，1979年以来，发表在各类期刊上海洋文化论文226篇。专门性学术著作也渐见问世，如曲金良主编《海洋文化概论》[4]、宋正海著《东方蓝色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传统》[5]、徐晓望著《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6]。但这些论著，不但数量少，而且内容主要局限于文化学和考古学、历史学范围，包括我国海洋文明起源，海洋历史文化、海洋思想、海洋权益、海洋文学艺术[7][8]，以及航海史、造船史、渔业史、外贸史、科技史等所涉及海洋文化问题。而从文化地理，甚至范围更广一点人文地理学视野出发，研究海洋的文化地理论著，可谓凤毛麟角。检索美国“proQuestDigitalDissertation”(pQDD)系统收入1861－2007年约170万篇高校博硕论文，也未见以海洋文化地理命名的论文，可以说海洋文化地理研究领域，还是一片荆棘丛生的处女地，有待她们的哥伦布们来开垦。
三、海洋文化研究内容
海洋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海洋，这个占地球表面70％面积的最大地域单元，它的特性如著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持着人类超越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各国所没有的。”[9]虽然黑格尔在这里否定了亚洲具有海洋文化，但他对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区别、海洋文化的本质和内涵是作了深入分析的，故200多年来，这个论断被人们反复引用，特别是海洋环境对海洋文化产生的作用和肯定海洋文化的商业性，已成为不刊之论。从这个文化视角来观察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内容，大致可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海洋文化赖以产生的历史地理基础
恩格斯说“：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10]海洋文化也是如此，与任何一个区域文化面貌一样，总是由多种多样的元素长期作用形成的。这包括了自然、政治、历史、技术、经济、心理等元素的特定历史过程的产物。创造海洋文化的主体是人，人主要生活在大陆，所以海洋文化必须以大陆为依托而产生，由此决定研究海洋文化也必须同时研究大陆环境，而不仅仅是研究海洋环境。大陆与海洋环境的统一或者综合，加之它们各自历史过程，共同构成了海洋文化生成的历史的地理基础。
（二）作为海洋文化经济基础的理论总结
举凡人类涉及海洋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属海洋文化的经济基础。这包括海洋交通、海洋商业、海洋矿业、海洋工业、海洋手工业、海洋渔业、海洋种植业等[11]。海洋文化是在这些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但这些经济基础并不等于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凝聚了这些经济基础的科技成果，是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理论总结、规律性升华、更多的具有理性层面的原理、价值等，而不囿于这些产业本身的研究和表述。例如海洋交通作为一项产业，涉及海洋经济众多领域，但从海洋文化立场，只研究与之相关密切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导航技术，以及航线、港口的技术进步水平，反映某个时代海洋交通的科技成果，以有别于海洋交通经济所注重的交通成本、货流结构、经济获益及其分配等。海洋文化与它有联系，但不能取代和混为一谈，否则海洋文化覆盖范围过广、外延过大，也就失去自己的内涵。
（三）海洋文化的社会结构和景观
创造海洋文化的主体是社会人类群体，包括农、渔、商、工、军人等，形成海洋文化的社会结构。他们各有自己的职业、行为、性格等，成为海洋文化景观重要组成元素。沿海居民“以海为田”，从事海产采集、捕捞或围垦海涂为田，是海洋农业文化主体；在海上漂泊，以舟楫为家宅的海上蛋民，作为一个特殊群落，生产生活方式皆以海洋展开，婚姻、习俗等都异于陆上居民，文化景观自成一体。岭南商帮集团，既浪迹天涯，遍设会馆于神州大地，也“以海为商”，把生意做遍全世界，成为最富冒险、超越精神文化的一群，并以此区别于我国徽商和晋商。南海中有些海岛长期为“海盗”盘踞，其中不少是失地农民，无以为生，飘泊岛上，靠打劫往来商船为生。他们桀骜不驯，敢与官府对抗，引导得当，可成为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坚强力量，同样是海洋文化一个载体。举凡这些涉及海洋的人群，包括他们的社会分层、家庭、家族构成、文化禀赋、生活习俗等文化景观，无不彰显着海洋文化的品格及其与地理环境关系，列入海洋文化地理研究内容。
（四）海洋精神文化和景观
海洋精神文化即狭义海洋文化，包括人类对海洋的崇奉、海洋神话、信仰、宗教、戏剧、艺术、歌谣、舞蹈等，它们都与海洋文化的传承有密切关系。例如华侨作为海洋文化一个特殊群体向海外漂泊、开拓，使中华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在海外弘扬、绵延、传播，为中国海洋文化在五大洲取得一定地位做出积极贡献。故华侨文化的语言、建筑、风习、生活方式等文化景观也属海洋文化范畴。又如南海神、妈祖、雷神、北帝崇拜等，已成为沿海地区一种风俗活动，其景观研究是海洋风俗地理一个重要内容。
（五）海洋制度文化与空间分布
海洋茫无际崖，人类活动多处于漂流、自由状态，不易约束。海洋生活的这种特殊性，需要法律制度加以规范。翻开海洋史，海盗出没，劫掠客商之事时有所闻。毋论古代或近代，实际上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亚洲、非洲、美洲洋面所作所为，多为海盗行为，几无法律可言。随着海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日益凸显，尤其是海底油气资源的发现和开采，海洋权益争端成为当今世界不安的一个根源。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和后来的实施，特别是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使临海国家在海洋权益上的矛盾和争端日趋复杂尖锐，所以临海国家自定海洋法规与国际海洋法规之间的不整合，更需要通过平等协调方法解决。我国海洋法制的建设严重滞后于大陆法制建设，也同时面临着与国际海洋法的对接等问题，所以海洋制度文化的研究，迫切地摆在海洋文化研究者面前。大海的波涛，造就了沿海百姓剽悍的民风。不少志书都说生活在海边的古越人好斗轻生，一言不合，即使父子之间也拳脚相向。有人指出“：湛江沿海地区村斗之多，在中国是罕见的。村斗不管出自何因，同姓人都赶来助斗，往往酿成几千人手持凶器，你死我活的大厮杀。造成严重伤亡的村斗，在历史上例不胜举。”[12]这种现象在沿海地区带有普遍性，其深层根源仍是法律意识薄弱，无视或蔑视法律所致。无论何种海洋制度，它们的实施都有一定空间范围，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规定专属经济区，从制度文化而言，即属功能文化区，有确定边界；某种商品进出口也有规定流通地区，故不少海洋制度文化所及地区，实际是一种功能文化区，为海洋文化地理主题之一。
（六）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在海洋文化发展的长河中，留下许多宝贵的海洋文化资源，既有物质形态，也有非物质形态，都蕴含有丰富的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价值，可为海洋科技史、海洋自然哲学史、海洋文学史、海洋艺术史等研究，沿海城市和区域开发、海洋观光旅游，以及其他各项海洋开发事业提供决策上重要参考。例如已在南海阳江海域上出水宋代沉船“南海1号”的综合研究，就有非同寻常的科学价值。前些年发现珠海高栏岛宝境湾摩崖石刻，保留了许多至今未解古越人活动文化信息，有待人们破译。珠三角经济起飞，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崛起，港澳经济领先、法制观念深入人心等许多人文社会现象，都需要从它们的文化海洋性上找根源；而它们的发展规划，更需要从它们海洋文化宝库中借鉴经验和教训。至海洋风光之胜，海洋魅力之强，更是发展海上旅游、振兴海洋产业的有力杠杆。这都展示了海洋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非常巨大、实用价值很高，是海洋文化地理应用研究一个重要领域。
（七）海洋文化区域分异
海洋虽然是一个整体，不像大陆那样有山川分隔，人文景观不一，区域差异了然在目。但海洋文化所依托的大陆不同，特别是各海区所属人类对海洋认识、开发利用历史早晚、方式方法、创造物质财富形态、景观有异，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海洋制度、精神文化也各具特色，并且一切海洋文化都涉及到它们的空间结构与地区分布问题。要弄清海洋文化现象这些空间分布特点和规律，必须借助海洋文化地域分异研究，即划分海洋文化区。海洋文化区综合地反映了海洋文化形成环境、历史过程、景观特色、海洋文化传播和海洋生态文化等一系列特色在空间上组合表现，应视为海洋文化区域研究的高峰和终结，在海洋文化地理上具有不可替代意义。例如南海周边临海居民分为广府、福佬、客家民系，他们对海洋依赖、开发利用方式、成果等有较大差异，有论者认为可以划分为粤东、珠江口、粤西南、海南岛、北部湾、南海诸岛六个海洋文化区。透视这种分区，可以深刻理解南海海洋文化在各海区特点和地域分异规律，不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而且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也提供了决策上重要参考。近年珠三角经济崛起全国，并成为全球产业转移一个中心，其中一个强大因素即为珠三角拥有岭南文化海洋性最大优势，故能在地区竞争中遥遥领先，且立于不败之地。基于此，海洋文化区域分异研究，无论对南海还是其他海区，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长期的研究任务。
四、海洋文化特质与海洋环境关系
文化史专家冯天喻先生指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造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13]简而言之，文化特质是指文化的价值，它一方面体现了自然界在人类创造文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变化，另一方面也蕴含了人类自身性质、内在特点及其变化，是两者紧密关联和互动的产物。文化特质的这一界定，用于大陆文化，是大陆自然资源和环境对文化产生的参与，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在其中的能动作用，最后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体现了自然和人类活动的统一。而海洋是没有自然界限，因而是世界性的。有人据此认为海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14]。然而，海洋文化到底要依托大陆而产生，无论大陆或海洋某一部分，都有自己环境和资源特点，这不能不影响到海洋文化同样有地域个性。但海洋文化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相比较，前者毕竟是第一位的。广西民族大学徐杰舜先生把海洋文化基本特征归结为外向性、开放性、冒险性、崇商性、多元性[15]，看来是十分精到的。但恰如郦道元《水经注》曰“：水德融和，变通在我。”还应加上一个包容性或兼容性。研究这些特质与海洋环境关系，也是海洋文化地理一个不可或缺内容。
（一）外向性
作为海洋文化载体或介质，海水永远处于无休止的运动中，处于从不间断的流动中。人类必须适应海洋这种属性和环境来进行创造海洋文化活动。因海水不停顿地在一个海区与另一个海区之间交换，具有稳定的外向运动特点，所以海洋文化也从它产生的海区或大海边缘向外传播。特别是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海洋是人类往来的重要通道，文化交流藉此而发生，这比大陆要容易得多，这也决定了海洋文化的外向性特质。古代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不但沿岛居民生活资仰于海洋，而且深处五指山区的黎人，也以输出槟榔、椰子为经济来源。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琼州》指出“：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又市舶门曰‘：非槟榔之利，不能此一州也。’”槟榔文化支持了海南经济发展，是海洋文化外向性一个范例。
（二）开放性
海洋是一个大系统，这个系统下的某个海区、海岛、海湾、海峡、海岸带等都是它的子系统，不但在这些大小系统内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以维持各自生存、运动和平衡，而且在海洋和大陆之间，也发生同样的过程，舍此海洋文化不能产生，这就决定了海洋文化必定是开放性的。另外，只有依靠这种开放性，海洋文化的结构、功能、景观等才不断得到调整，其文化势能、动能得以消长，产生势位差，形成文化运动，即文化交流，产生文化区域效应，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海洋文化这种开放性，是它优越于大陆文化特质之一。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岛国，完全依赖海外资源、技术等发展起来，海洋文化为其立国之本。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或为海岛、或为半岛，同样敞开自己的大门，吸纳四海各种资源，充实、壮大自己，在世界经济版图上赢得一席之地。
（三）冒险性
海洋风波险恶，变幻莫测，历被视为畏途。宋代坡过琼州海峡，“舣舟将济，股栗魂丧”[16]，直到海上交通颇为发达的明代，据正德《琼台志•杂事》说，进入海南的人“稍有识者，当少知避”，琼州海峡仍是一道巨大障碍。近现代航海技术进步，但要超越海洋，仍有许多风险。在这种海洋环境下创造的海洋文化，冒险性是它的一个显著特征。明清时期，海上走私贸易十分兴旺，实际上这些商人集团不少是海盗式的，一方面出于武装自保，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掠夺。史称明嘉靖年间“闽广徽浙，无赖亡命，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居成里巷，街名大唐，有资本者则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17]。鸦片战争以后，“自外夷通商以来，商船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访商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18]。所以海洋文化中冒险性，就是指海上活动要有冒险心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价值观，以及敢于面对大海、挑战大海的大无畏精神。研究这种冒险性产生地理环境、社会基础、景观特色等，构成海洋文化地理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四）崇商性，或曰重商性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谈到西方海洋文化，实际就是海上贸易，说中国没有海洋文化，没有分享海洋赋予的文明，也就是缺少海上贸易。这种悖论，虽不足取，但也说明，海上贸易确是海洋文化一个最主要的内涵。海上贸易不仅发生在沿海，而且穿过海洋腹地，抵达远方港口，是最富于商业性、冒险性的活动，因而是海洋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岭南人自古以来，从物质形态到精神形态都充分表现出对商品的价值取向。广州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外贸中心，唐代有著名“广州通海夷道”，宋代与40多个、元代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明清时形成近乎全民经商狂热。屈大均《广东新语•事语•食语》说广东“无官不贾，且又无贾不官”，“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儒从商者为数众多”，“而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海之间，或坐或行，近而广（东）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近年改革开放，广东商品经济大放异彩，一方面是“广货”节节北上，另一方面大批岭北人南下，形成“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时代潮流，将各种地域文化带进广东，使广东文化景观非常丰富多彩，即为岭南海洋文化重商性在当代一种折射。
（五）多元性
《易》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海相互沟通或与江河对接，接受多种文化成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形成多元文化特质。岭南文化的海洋性，除了缘于南海海洋环境，主要还有假道南海传播而来的海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近世西洋文化等，既相互融合，又和而不同、共生、同存、共荣，形成一种复合型文化，其多元性甲于内地许多地域文化。当然，多元性并不是海洋文化所独有的，许多地域文化都有这种特性，但海洋的宽广无涯、强大亲和力等环境性质，却是大陆难以相比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海洋文化更富有多元性也是不争的事实。香港、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其文化的多元性既是一个背景，也是这种交流的一种结果，都与它们的海洋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六）包容性（兼容性）
海水有溶解万物的自然属性，且不停地流动、交换。海洋这种作用可以将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在海水所到之处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相互容忍、自由地发展，并相互交流、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状态，这就是海洋文化的包容性。岭南文化发展史上，绝少出现因文化特质差异而发生重大冲突、对抗事件。自明末西风东渐以降从西方传进被北方一些人喻为“奇技淫巧”的科技文化到近年改革开放传进新鲜事物，无不如此。相反，一些大陆文化因缺乏包容性而凸显、强化了它们的排他性，结果由文化冲突导致政治、军事冲突。中东地区近年暴力事件不断，从深层根源来说，与文化的排他性不无关系。实际上，海洋文化这些特质，都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不但可以沟通，而且相互影响。上述外向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如此，多元性与包容性的关系也一样如此。又海洋文化主要以海上商业贸易为主流，商品生产和流通具有强烈的外向性和扩张性，目的是追逐利润，由此必须要有勇气、有胆识、有谋略去挑战大海，渡过惊涛骇浪，航行到利润所在一切地方，为此，也必然要承担风险，所以海洋文化的冒险性与生俱来。在商业贸易背景下，商品价值观念、交换观念、竞争观念等深入民心，崇商性也就成为海洋民族最为本质的一个文化个性。
五、结语
海洋文化研究篇10
【关键词】一带一路；丝路文化；中国海洋文化；全球传播
在2013年底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下文同）的倡议后，这一战略构想备受世界瞩目，其陆海统筹、合作共赢的宗旨，框定了我国创新区域合作模式、坚持陆海相依方针、面向全球发展的全方位开发格局。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上，再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在‘一带一路’等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
丝绸之路是陆路与海路的交通大集合，“一带一路”更是陆地和海洋全方位、立体化的开发和连通。某种意义上，“一带一路”就是统筹陆海两大方向，连接三大洋――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和五大海――里海、波罗的海、黑海、地中海、红海广阔地域，贯通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和大西洋的商贸、文化大通道，是破除陆海割裂、区域阻隔，构建联通世界、陆海一体的战略大走廊。因此，从海洋对“一带一路”支撑的维度上看，“一带一路”可以说就是海洋事业的大开发、大发展，就是海洋文化的大传播、大交流。
海洋文化是因海洋生成、创造的文化，有物质、行为、制度和观念四个层面。中国海洋文化包括海洋物质文化（如海洋物质遗存、丝绸瓷器、船桨盐田等）、海洋行为文化（海洋旅游、海洋开发、航海技术等）、海洋制度文化和海洋观念文化（如海洋艺术、价值理念等）。可是自明初实行海禁政策尤其是在郑和七下西洋后的近600年来，中国陆海文明发展失调，海洋文化传播不兴。即使至目前，我国海洋文化传播的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态势都不容乐观。在当今的海洋世纪，我国的海洋文化传播基本置于大众传播的狭小地带，海洋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渗透力较为软弱，国内民众的海洋意识严重欠缺。在专业性的学术领域，关于我国海洋文化的大众传播研究“仍是一个较为弱小和荒芜的领域”[1]，当下探讨“一带一路”愿景下丝路文化与海洋文化、丝路精神与中国海洋文化精神之关系的研究成果更是鲜见。从整体上看，我国新闻传播界对在“一带一路”愿景下对开展中国海洋文化全球传播的研究和关注远远不够，缺少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梳理和学理思考。
中国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对中国来讲，“一带一路”实际就是将开放的海洋体系同相对封闭的大陆体系进行整合的一种尝试，既发挥传统陆上文明优势，又推动海洋文明发展，构建中国陆海兼备的文明型国家形象。这不但需要海洋事业发展的硬实力，更需要海洋文化软实力的支撑、导向和引领。世界海洋时代的发展需要中国的海洋文化，“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开发也离不开中国海洋文化的传播。因此，探索、把握在“一带一路”愿景下中国海洋文化全球传播的契机，改变我国以陆地思维为主导的区域性传播体系，从而满足海洋时代对海洋文化的传播需求，[2]促进我国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相辅相成，已成为具有战略性、紧迫性和现实性的重要课题。
基于此，本文提出在“一带一路”愿景下实现中国海洋文化的全球传播必须把握如下三个契机。
一、“丝路文化”的国际研究与复兴热潮，有利于扩大中国海洋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不管是“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目前均已成为国际通用的学术名词，丝路文化也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对象。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逐渐显现，世界各国、各地区间的交流往来进一步加强，人们越来越注意各国历史上的贸易和文化联系，“丝绸之路”的研究获得了空前活力。
1986年，联合国把“丝绸之路”研究作为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列“世界文化发展十年”三大计划之首。第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启动了主题为“对话之路”的“丝绸之路”研究计划。1988年，作为对联合国“世界文化发展十年”计划的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丝绸之路”总体研究计划。在这一计划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仅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连续举行了荒漠路线（西安―喀什）、海洋路线（威尼斯―大阪）、草原路线（中亚）、游牧路线（蒙古国）、佛教路线（尼泊尔）五次国际性考察及相关重大学术活动。我国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专家陈炎先生亲身经历了海洋路线（威尼斯―大阪）的考察。据陈先生介绍，这次考察活动历经16个国家，在沿途重要港口召开学术研讨会多达19场。仅从马尼拉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提交的12篇论文来看，几乎所有论文都涉及中国文化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3]这些考察以及学术活动，大大拓展了“丝绸之路”研究的领域，促进了“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理解，尤其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海洋文化。
耶鲁大学历史教授和作家芮乐伟・韩森（ValerieHansen）曾指出，贸易并非丝绸之路的首要目的，丝绸之路之所以改变了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丝绸之路上穿行的人沿途播下了文化的种子。[4]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在中国明确了构建“一带一路”的宏大愿景之后，研究丝绸之路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对整个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作用，已成为当今学术的热点和重点。
陆海两道的丝绸之路还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联通了欧亚大陆、中国与非洲的文明交流，进而形成的丝路文化也成为丝路沿线国家世世代代共同的文明成果。在当前“一带一路”的愿景下，丝路文化和中国海洋文化的传播有着更为丰富、更为深刻的联系和互动。为此，进一步培养和明确中国海洋文化传播的协调、共享和多元理念十分重要。
传播的协调理念。承载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的丝路文化之所以为沿线众多国家所认同，就是因为这是不同的文化在古丝绸之路上相互激荡、积淀而形成的世人共知和推崇的文化，是多元文明碰撞与交流的遗产。作为丝路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中国海洋文化，依托丝路文化广受认同的基础及其广泛的传播渠道，会较快地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理解和瞩目。
传播的共享理念。丝路文化一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丝路精神也并非中国独享。丝路文化既体现了对古丝绸之路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也在不断注入时代的精神和社会发展的新内涵。
学界一般公认开放性、多元性、兼容性、崇商性和冒险性是海洋文化的基本特质，从2000多年来中国的海洋综合实践活动来看，中国海洋文化显示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这与丝路文化的核心理念相契合。因此体现海洋时代新内容、新理念的中国海洋文化凭借丝路文化这一平台进行传播，一定能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新的海洋文化成果和海洋发展前景，使其共同分享中国海洋事业和海洋文化发展的新成果、新理念。
传播的多元理念。“一带一路”的愿景是建立在文明融合而非文明冲突的立场上，可以为世界主要文化的传承者提供对话与交流创新的平台。中国海洋文化是近代以前世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五大海洋文化系统之一，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都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5]在丝路文化传播中，中国海洋文化同古地中海文化、古印度海洋文化、北大西洋海洋文化与南太平洋海洋文化并不冲突，也不相互抵触，而是多元共存，并行不悖。
“一带一路”愿景下文化建设的着眼点是各相关国家多元文明的群体性复兴，以文化的交流交融为经济建设搭桥铺路。这促使各相关国家不断提升文化的对外开放水平，通过文化的传承和创造性转换，使古老文明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活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相互碰撞，能产生更具宽容精神的共同文化，这比单极思维展示的世界图景更加丰富多彩，更有效率，更具包容性。而中国海洋文化和解包容的精神恰恰与开放包容的丝路精神相契合，因此，围绕“丝绸之路”的国际研究热潮，借助丝路文化的复兴与交流契机，中国海洋文化不仅可以展示与丝路文化内在的联系和丰富的内涵，而且可以确立与丝路文化理念的契合点和共同点，进而为扩大中国海洋文化的传播与影响打下文化和思想基础。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国际组织的丝路规划与实施，能够促进中国海洋文化的传播
“一带一路”虽系中国政府首倡，但由于丝绸之路沿线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围绕着丝绸之路的各种国际策略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滥觞：1997年前后，日本、吉尔吉斯斯坦、伊朗、哈萨克斯坦、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纷纷提出自己的“丝绸之路”发展计划，一些双边和多边的国际组织也加入进来。为摆脱对有关国家的依赖，发展和提升自主的经济和文化实力，中亚国家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在2010年前后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国际发展战略。这些发展战略在强化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同时，同样都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与协调。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中，中亚处于欧洲和亚洲东部这两个世界上最重要经济圈的中间支点位置。中亚国家要把地缘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的实力，向西就要连同里海、黑海、地中海、大西洋的海洋优势，向东就要借助中国的东海岸面向太平洋的优势，以谋求自身的开拓和发展。显然，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中亚国家希望借助“丝绸之路”复兴发展本国经济的构想不谋而合。因此，从世界的经济格局和“一带一路”框架上看，沿线中亚各国拓展东西、联通海洋的战略举措也必然倚重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和海洋文化的兴盛，这为中国海洋文化的全球传播提供了现实的传播契机。
在东南亚，尽管一些域内国家与中国在海洋权益方面存在争议，但越南、新加坡、印尼、老挝、泰国等依然就“一带一路”和“两廊一圈”①、开拓第三方市场、融资服务、高铁合作等与我国展开磋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规划的进一步完善，“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重要项目的陆续开工，中亚、南亚与东亚的相互对接与沟通不仅有望成为现实，也使各国的陆海文明进行着大规模的交流与传播。
为此，中国海洋文化的全球传播必须先消除以下几个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之一：“一带一路”的中亚、西亚国家多属于内陆地区，不需要对其开展中国海洋文化的传播。
“一带一路”的构建将要打破的正是长期以来陆权和海权分立的格局，实现陆海连接双向平衡，推动欧亚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完全连接的陆海一体化，形成陆海统筹的经济循环和地缘空间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强调的合作共赢，既离不开内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合作，更离不开内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沟通。而对内陆国家大力传播中国海洋运输、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工程装备、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提升的信息，也会使内陆国家积极抢抓我国构建“一带一路”愿景的战略机遇，进而为内陆国家带来合作与发展的机缘。
至于中国的海洋旅游、海洋艺术、海洋规划等文化信息的推广与传播，当然会给内陆国家打开了解中国的另一扇大门，感受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的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扭转中国内陆型的农业大国的形象，提升中国陆海兼备的文明型国家形象。
误区之二：东海、南海等海洋权益争议地区要慎重对待中国海洋文化的传播。
毋庸讳言，我国目前在黄海、东海、南海等海域与相关国家都有海洋权益方面的争议，尤其在南海区域，形势更为复杂，舆论多种多样，话题较为敏感。正因如此，中国海洋文化在此区域及相关国家的传播就更显其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如前文所述，中国海洋文化显示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理念。中国海洋文化和解包容的精神体现在黄海、东海、南海坚持的行为准则中，就是通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与有争议的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中国海洋文化和睦合作理念就是各国要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开发海洋资源，共享国际航道安全，维护海上贸易秩序；中国海洋文化和平发展精神就是真正认识海洋，相互联通依存，要善待海洋，坚持可持续地开发和利用海洋。[6]由此可见，中国海洋文化在东海和南海等海洋权益争议地区的传播不仅不应受限，反而应大张旗鼓地去传播自己的海洋规划和发展理念。
误区之三：先行做好海洋文化的国内传播，然后再去拓展全球性传播。
我国“一带一路”的愿景规划确立了陆海统筹、合作共赢的宗旨，框定了我国创新区域合作模式、面向全球发展的全方位开发格局。因此，对中国海洋文化的传播就没有先后之举、内外之分，而是要全球传播，全面推广。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同时也需要中国全社会积极参与到国际海洋事务中去。目前，国际海运、海洋环保、海上资源开发、海上维和、海上国际联合军事演习等全球性事务中，中国不仅都在积极参与，也主动与他国进行合作。重视海洋全球参与的信息传播，可以为提高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尤其是海洋事务中的地位和实力奠定一个良好、内行的海洋国家形象。
当然，中国海洋文化传播的策略和具体对策要讲求精细的步骤和内外之别，但在传播的大局认识和综合规划之中，一定要摒弃狭隘的地域思维和内向意识，树立陆海统筹、内外兼顾的“一盘棋”式的全球思维和全域传播意识。
三、国内山海统筹、海陆联动的开放开局，可助推我国海洋文化在国内的全面传播
“一带一路”即使在国内也超出了“带”和“路”的含义，可以说是山海统筹、海陆联动、东西互济、南北联通。在国内，“一带一路”分西北、东北、西南、内陆、沿海和港澳台等地区板块。正是在这种愿景和布局中，我国各地区均看中了海洋时代的发展特色和提升空间。除了沿海省份依靠地缘优势打造“一带一路”的海上枢纽、门户和战略支点外，各内陆地区省份也积极开拓“一带一路”与海洋的大通道。
“一带一路”发展愿景和构建几乎覆盖中国大多数省区，全国山海统筹、陆海相依的发展模式彻底改变了之前点状、块状的发展格局。与之相适应，对中国海洋文化国内传播的认识也要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一）强化海洋文化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一盘棋”式的传播理念
“一带一路”的发展愿景从横向看，贯穿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沟通我国的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从纵向看，它连接了主要沿海港口城市，并且不断向中亚、东盟延伸。这一强调省区之间的互联互通、海陆联动的发展格局不仅将改变中国区域发展版图，而且也昭示着中国海洋文化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内陆地区传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2015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新疆和田近6000人告别苦咸水》[7]，报道了由天津海水淡化研究所承建的和田地下水改良工程落成产水，新疆和田县布扎克乡近6000名维族群众告别苦咸水这一新闻事件。该新闻报道引用海水淡化科研技术人员的话指出，平时看起来“不相干”的海洋部门也可以为新疆民族地区解决民生问题，海洋科技同样可以在西部建设中大有作为，由此深刻地挖掘了海水淡化技术对西部大开发的作用和意义。“一带一路”作为我国新的改革开放的愿景规划，将从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打破长期以来内陆与沿海分立的格局，也将西北、西南地区纳入到开放的前沿，破除陆海割裂、区域阻隔，实现陆海平衡发展。“一带一路”的发展现状要求我们对中国海洋文化的传播必须具备海陆统筹、“一盘棋”式的认识高度，只有在这个高度上进行海洋文化传播，才有可能在内容上具有较宏阔的视野和综合的格局，进而增强海洋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为受众带来全景式的感受和全面的阅读效果。
（二）重视建立海洋文化针对国内民众亲民式的传播平台
国内山海统筹、海陆联动、全面开放开发的战略规划与实施，是中国全社会关注、参与海洋事业、海洋文化发展的大好时机，也是全面提高全民的海洋意识、海洋思维，扭转中国内陆型农业大国的形象，树立中国海陆兼备、有实力、负责任的海洋大国形象的最佳机缘。然而，正如有的论者所说，我国目前海洋文化传播的内容，官方消息来源占比过大，学者、协会、个人、个体经营者占比太小，亲和力不够。[8]海洋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海洋强国的建立，都必须依靠公众及社会团体的支持和参与，海洋文化讯息也必须在亲民的平台上进行传播。这种亲民平台的性质，重要的是对海洋文化、海洋事业的民生视角解读和传播媒介使用的普遍性和参与性，使中国海洋文化的传播真正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持“零距离”接触。
当今“一带一路”的开发和推广，不仅是各国经济和贸易全面发展的机会，也给中国文化和世界各地文化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契机。“一带一路”陆海统筹、合作共赢的宗旨为中国海洋文化搭建了国内、国际传播和交流的平台，提供了中国海洋文化融通发展的机遇。在“一带一路”愿景下，中国海洋文化完全可以也能够把握“丝路文化”的国际研究与复兴热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丝路规划与实施，以及国内山海统筹、海陆联动的开放开局等现实契机，充分展开国内与国际多层面的立体传播，扩大中国海洋文化的全球影响，实现自身价值、经验的全面弘扬和高度认同，进而实现与全世界共享中国海洋事业和海洋文化发展成果的目的。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中国海洋文化全球传播之关系研究”（编号15JD710058）和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全球传播视域下中国海洋文化传播的定位策略研究”（编号L14DXw01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2004年5月20日，越南领导人提出中越合作建设“两廊一圈”的建议，得到中方积极响应。“两廊一圈”指“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和“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以及环北部湾经济圈。合作范围包括中国的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四省区和越南的老街、谅山、广宁、河内及海防五省市，总面积86.9万平方千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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