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研究方向篇1
关键词：大数据；广播电视编辑；研究现状；发展趋势
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网络信息技术与人们的生活联系日益密切，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迎来重大发展机遇的同时，广播电视行业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如何在大数据融合背景下保证信息的真实性、严肃性和客观性，如何保证广播电视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是广播电视行业在大数据融合背景下所必须面临的问题。因此，这也就促进了广播电视编辑研究的进展，以期能够为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提供方向和动力。
1.大数据融合背景下广播电视编辑研究发展的现状分析
从目前我国广播电视编辑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虽然大数据融合在我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在广播电视编辑研究领域还停留在比较低水平的阶段。在研究的内容来看，大部分的研究著作只是对广播电视编辑的工作经验的总结，还有的只是对广播电视各个环节的工作流程和注意事项的总结，在理论研究方面缺乏深度和思考，没有从大数据融合背景下我国广播电视编辑的表层现象出发，透过现象分析出其内在的精华和本质，缺乏对深层原因和本质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这样的研究和创作方式使得广播电视编辑研究的成果表现出明显的高重复率的特征，深层研究的缺乏使得广播电视行业的很多工作人员在从事相关的研究和分析工作时都选择从表层现象出发，对行业内部及发展情况的表象进行概括和总结，因而很多研究人员的研究内容都是互相重复的，仅仅局限于低层次的某些方面。因此可以看出，这样浅层次的研究方式是无法推动广播电视行业相关理论研究的进展的。一个领域，或者一个学科的研究工作的开展，必须建立在一个比较深层次的研究平台上。简单地说，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从当前我国广播电视研究的情况来看，大部分的研究工作还局限在对工作经验和行业现象的描述和总结上，而通常这些经验和现象都是比较片面、不完整的，无法反映广播电视行业的本质和核心问题，这样得来的研究成果也无法为广播电视行业的深化发展做出贡献。真正的研究工作要保证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和核心，保证研究内容的完整性、逻辑性和深刻性。第二，从具体到抽象。一项理论研究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就是要看其是否实现了从具体问题到抽象理论的升华。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研究人员在研究问题时要将涉及到的因素充分、全面考虑到，保证理论成果的得出是建立在大数据融合背景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够保证该研究成果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普遍的指导意义。就大数据融合背景下广播电视编辑研究的情况来说，很多研究只是对现象和经验的描述和总结，并没有上升到抽象出其本质的高度，没有对广播电视编辑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因此，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广播电视编辑在研究领域还处于初步阶段，仍停留在比较浅层次的水平。
除了研究层次比较浅之外，大数据融合背景下我国广播电视编辑的研究还表现出明显的低水平特征。这里的低水平主要是指当前广播电视编辑的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理论框架的约束，尤其是报纸刊物的编辑理论。大数据融合背景下的广播电视编辑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的报纸编辑在研究的问题、得出的结论等方面有着相似的框架，因此，广播电视编辑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报纸编辑理论的影响，所以就导致当前的广播电视编辑研究总是会局限于对工作现象和工作经验的描述和总结上。但是需要认识到的是，广播电视行业本身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广播电视编辑研究的进展不光需要建立在对表象的总结和概括上，更需要在编辑的方式、编辑的内容和编辑的理论进行深层次的升华和抽象总结。简单地说，就是要在研究的过程中深刻把握不同媒体形式在编辑方面的共性和个性，这样才能保证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适用性。但是现实情况是，报纸编辑的理论研究要比广播电视编辑开始得早的多，因此在进行广播电视编辑理论的研究时不免会受到报纸编辑理论框架的影响。比如，在广播电视编辑方针的确定和在新闻策划的过程等方面，都能够或多或少看到报纸编辑方式的影响。因此，要正视当前广播电视编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要保证各项研究工作从广播电视编辑的层面出发，充分体现出广播电视这种媒体形式的特征。同时，这种研究的低水平性还表现在广播电视栏目自身的定位方面，很多研究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没有形成自身本位意识，因此在相关研究活动的设计和选择方面也缺乏创造性和先进性。
在大数据融合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同样我国广播电视行业近年来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以广播电视传媒为主的大众传媒与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密切。在大数据融合背景下，大众传媒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意义，也正是这种变化和需求引导着广播电视编辑领域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相关的研究也逐渐走向更深的层次。结合当下的时代背景以及广播电视行业发展的前景，本文所分析的广播电视编辑研究的发展趋势。
2.1注重内部的联系和协调
在当前我国广播电视编辑的研究中，分析法是一种比较常用的研究方法。分析法的应用，首先是要将广播电视编辑的过程划分为多个相对独立的环节和题目，然后展开分析。这样的研究方法虽然可以使得整个研究过程更具条理性和层次性，但是同时也导致了不同环节和部分之间缺少联系和协调，研究过程各个环节之间相对独立的状态也不利于广播电视编辑整体项目研究工作的进展，这一局限性会对广播电视编辑研究成果的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必须对分析法的这一缺点进行改进，加强研究过程各环节和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和协调，注重在逻辑方面的联系。同时，要注重改进广播电视编辑的技巧和方法，重视对相关稿件内容的修改和整理，通过改进编辑方式来提升编辑内容的质量，保证编辑内容的时效性和实践性。要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各个方面做出改进。研究人员要需要从以往采用独立分析的模式和习惯中跳脱出来，学会从整体和全局出发来进行各种编辑工作，在编辑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实际需要，做到编辑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结合，重点突出编辑过程中各部分、各环节之间的联系，提升整个编辑过程的协调性，进而保证广播电视编辑研究成果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2.2进一步充实研究内容
这一趋势主要针对的是当前广播电视编辑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研究层次浅、研究内容重复率高的问题。通过进一步充实研究内容的方式，可以有效改善当前广播电视编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有效提升研究工作的成效和研究成果的质量。这就要求广播电视编辑的工作人员要融会贯通综合全面的知识，在原有的研究内容中加入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知识，提升广播电视编辑研究的深度和水平，进而开辟更加具有批判性和指导性的研究方向，充实广播电视编辑的研究内容。在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大众媒体发展得越来越快，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播电视媒体直面机遇和挑战，从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中不断做出改进和创新。
2.3进一步明确研究的价值取向
在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中，除了本身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的改进之外，广播电视编辑研究价值取向的确定也直接影响着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为了满足时展的要求和人们现实生活的需要，广播电视媒体必须在价值取向方面做出科学明确的选择才能够实现自身的创新与发展。首先，广播电视编辑的研究人员要注重加强自身的学习与发展，一方面要加强理论学习，掌握先进的广播电视编辑的方法和理论，另一方面要注重实践，在实践中开阔眼界，并通过理论和实践和结合来掌握更多的知识和经验。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人员要注重对各种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实践效果进行科学评估和把握，在实践中发现了不足之处要及时采取措施进行修补和改进。在研究过程中不断积累研究方法和经验，逐步提升自身的理论研究水平，这样会逐步消除在广播电视编辑研究中受到的限制，便于开展更加深刻、更高水平的研究。
2.4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来构建
广播电视编辑云平台大数据融合背景下，要想更好的推动广播电视编辑工作的开展，可以借助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等来建设一个一体化、智能化、标准化、专业化、集约化的广播电视编辑云平台，支持各种系统平台、终端设备、通讯网络的自由接入，并形成一个覆盖全国城乡、自成体系、四通八达、面向全体成员的网络平台，使其逐渐发展成为国家教育云服务平台的主要部分。同时还需要加大管理运营模式、信息技术手段和云计算技术的探索创新，以更好的提升国家广播电视编辑的核心价值，更好的推动广播电视编辑工作的开展。
3.结论
总的来说，大数据融合背景下，我国广播电视编辑研究才刚刚起步，很多研究工作还处于浅层次、低水平的阶段。在今后开展各项研究时要正视这些问题，充分把握广播电视传媒发展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和行业环境，从各个方面逐步做出改进，推动我国广播电视编辑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康晓光单位: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
参考文献
[1]王振宇.刍议广播电视编辑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西部广播电视，2015（15）：139.
广播电视研究方向篇2
一、“广播电视新媒体”学科方向的出现
为数不少的院校在本校内设置“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学科方向，在将学习理论内容圈定到广播电视媒体的基础上对不断出现的新的媒体形式提供了理论教学基础。这样设置学科方向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要新增教学研究学科，而是对原有的更加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从原有教学实践理论总结的基础上对教学实践进行指导，将理论和教学实践工作紧密联系到一起并最终落实到操作层面。从艺术类院校的教学角度来看，需要按照科目教学需求和教师能力相匹配，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学科方向和学科教学工作者设置错位的现象，真正做到因人而异而不是以固定的从业专业和教学科目匹配模式。
二、“影视艺术”学科方向对电视和电影的整合
一些院校将电视艺术和电影艺术合并成为“影视艺术”，这种学科方向将理论知识归结在艺术学科门下，从实际教学理论来看，电影艺术和电视剧在教学语言和应用语法上基本一致，所属概念和理论体系也大同小异。这种学科设置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了影视并称现象的出现，因为部分广播电视艺术院校在该学科的基础上开设了相关学科方向，如影视理论研究、影视文化研究、影视感官美学以及影视表演和主持研究等方向，这些学科方向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紧密联系，众多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两者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学科理论知识可以通用在两个教学范畴中。就实际教学效果来看，将影视艺术教学分为电影艺术教学和电视剧艺术教学人为地分开是不符合教学客观实际的，因为从各种艺术表现形式的渠道来看，无论是电视还是电影都只是传统艺术门类的直接或间接表现形式，人为地将这些表现形式分割甚至独立衍生出新的艺术学科教学方向是不科学的。
三、“广播学”方向逐渐被并入“传播学”方向
从艺术教学内容上来看，广播电视艺术学科虽然有电影、电视剧等众多渠道进行传播，但是并没有引起艺术传播行为的根本性改变，因此对于广播的教学研究不应该独立于传播学学科方向而是应该逐渐归于传播学。而在实际艺术类院校在这方面明显存在专业设置不当的现象，普遍存在比较严重的学科方向教学“越位”现象，在设置“广播学”学科的基础上同时开设了艺术品产生、消费以及其他市场性专业，这些学科虽然是以广播艺术为基础的，但就日常教学内容来说和广播艺术内容相关性不大，甚至很多知识是市场经济知识，只是将经济研究方向放在了“广播学”上，这些和艺术教学无关的教学方向对于艺术教学内容的忽略导致了该学科的学生在学习时会感到无所适从。除此之外，在“广播学”学科的专业方向划分上存在过于冗杂和重复性较强的现象，根据“广播学”的内容来说，艺术作品的创作和制作是不可分割的，但是部分艺术类院校不仅将艺术品产生流程的各个环节进行人为的分割，设置成为不同的学习方向，在设置不同方向时并没有根据教学内容细分，而是片面地追求全面多学科，这就使得教学研究方向的交叉和重复。如上海某师范累院校在“广播学”的基础上开设了编导、创作和制作三个教学方向，将原本一体的广播艺术品创作制作分割成独立的两个教学方向，导致了教学内容上的不连贯，使得在未来的艺术品创作能力运用上有所限制。
四、结语
综上所述，怎样在大众传媒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设置好广播电视艺术学科是未来艺术学科设置的关键，而在未来的艺术教学工作中，怎样将这些学科从理论联系到实际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教学实践工作。这就要求了学科的设计者充分考虑到教学实践中的实际情况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而教学工作者要要在教学工作过程中对日常教学经验进行及时的总结和归纳，为学科设计工作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广播电视研究方向篇3
关键词：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对象内容方法
广播电视艺术学，顾名思义，是专门研究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的一门新学科。广播电视学的理论建构与理论体系及其理论框架，到底应当涵盖哪些内涵呢？这是人们所普遍关注的，也是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核心与关键。本文就此发表几点拙见，以其引起关注与讨论。
一、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
广播电视艺术学是艺术学学科下属的二级科学，是艺术与电子技术结合而产生的新兴学科。广播媒介与电视媒介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20世纪后期已经成为可以影响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重要视听媒介，同时广播电视在发展的过程中同历史悠久的文学艺术以多种形式相结合，从而产生了丰富多姿的广播电视艺术。
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第一个问题，是明确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
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分解为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
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对象，包括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的一度创作主体（编剧、作曲、编舞、策划等）、二度创作主体（导演、演员、舞美设计与制作人员等）、三度创作主体（听众、观众）。
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的客体对象，主要指广播电视的作品与剧（节）目。具体来说，广播艺术的剧（节）目主要包括广播剧、广播戏剧、广播戏曲、广播曲艺、广播小说、广播诗歌、广播散文、广播音乐、广播文艺专题节目、广播娱乐节目等等；电视文艺的剧（节）目主要包括“电视剧、电视综艺节目、电视艺术片、电视专题文艺节目，以及音乐电视（mtV）、电视文艺谈话类节目、电视娱乐节目（如游戏类、益智类、乃至新近出现的真人秀节目）等等。同时，电视文艺还应当包括直播或播映的电视文学、电视音乐、电视舞蹈、电视曲艺杂技、电视戏曲、电视戏剧、电视电影，乃至于诸多亚电视节目如艺术体操、冰上舞蹈、时装表演等等。”[1]
由此可见，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十分广泛的。
二、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内容
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第二个问题，是明确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内容。研究内容是所有学科建设的核心与支撑，也是学科内部诸要素的总和。具体来讲，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广播电视艺术学的概念内涵与重要意义
广播电视艺术学实际上是广播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合称。广播艺术学是研究广播艺术的学科；电视艺术学则是研究电视艺术的学科。因为广播与电视关系十分密切，合称“广电”，故将这两门学科合在一起，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从学科建设高度来研究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可以以理论研究上起到系统化、综合化、概括化的作用，对于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可以提供理论思考与实践参考的双重重要作用。
（二）广播电视艺术的审美特征
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各自具有自身的审美特征，二者既有个性，同时又具有共性。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广播艺术是声音（听觉）艺术综合的艺术，即音画一体、视听结合的艺术。而二者的共同审美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1、科技性与现代性。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都是现代化高科技和电子技术的产物。广播是“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传送声音、图像的大众传播媒介。通过无线电波传送节目的，称无线广播；通过导线传送节目的，称有线广播。仅传送声音的，称为声音广播，简称广播；传送声音、图像的，称为电视广播，简称电视。”[2]我国权威工具书《辞海》对“广播”给出了上述广义的定义。而狭义的“广播”，则是“通常专指声音广播。把表达一定内容的声音（由语言、音响、音乐等编制的节目）转换成电信号，通过发射装置发送出去，供听众通过收音机装置把电信号还原成声音收听，”[3]本文所使用的“广播”一词，是狭义的概念内涵。而电视则是“同时传送声音与活动图像的电子技术。是广播或通信的一种重要方式，常用作新闻传播媒介。”[4]现在，卫星电视、高清电视等新族的出现，更成为现代化高科技的重要标志。可见无论是广播艺术还是电视艺术，均以科技性与现代性为共同的审美特征之一。
2、艺术性与传统性。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同时又都是艺术形式，又继承了传统艺术的精华，只不过插上现代化高科技的翅膀而已。例如广播音乐与电视音乐，都继承了音乐艺术的传统精华；又如广播戏曲与电视戏曲，也都继承了我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戏曲的艺术精华，彰显出民族文化之光。
3、大众性与接受性。广播艺术与电视艺术都是大众艺术而不是小众艺术。二者都借助大众传媒，表现大众的生活、情神、文化，体现出大众的审美需求与审美取向。
与此同时，广播电视艺术学还要把大众性与接受性有机统一在一起，进行同步研究。所谓“接受性”，即以西方现代接受美学的理论为视角，对广播电视艺术的观众学进行新研究。接受美学认为：“文学活动是作家、作品、读者三个环节的动态过程，作品的价值与地位是作家的创作意识与读者的接受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学作品用的是‘描写性语言’，包括许多‘意义不确性’与‘意义空白’，它们构成作品的‘召唤结构’，召唤读者以‘期待视野’云发挥想像力进行再创造。因此美学研究不仅以作家的创作意识为对象，而且应以读者的接受意识为对象。”[5]
（三）广播电视艺术的心理特征
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内容，还要涉及到艺术心理学内容，主要是研究广播电视艺术从创作——表演——欣赏的心理过程、心理状态、心理特征。其中重中之重是感知、注意、联想、想像、理解、情感等等。
由此可见，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内容，也是十分广泛的。
三、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方法
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建设的第三个问题，是明确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方法。
方法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支柱就是世界观与方法论。具体来说，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实践第一的研究方法。要面向广播电视艺术的实践，立足于实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持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密切结合，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转过来又指导实践。
（二）系统论的研究方法。系统论是研究问题的的有力工具，它是一种综合性的科学方法，它是一种综合性的科学方法，主张把各种因素、条件、状况、结果和可能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和运用。所以要运用西方现代系统论的理论与方法，对广播电视艺术学进行全方位、系列化、深层次的系统研究。
（三）接受美学的研究方法。在艺术的发展中我们不能只借鉴、参考本国内的艺术审美水平，对于其他国家的成果我们要运用“拿来主义”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所以要运用西方现代接受美学的理论与方法，强化对观众学的新研究。
综上所述，广播电视艺术学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审美风貌，它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如今，多媒体技术、信息高速公路等新技术手段的发展与普及为广播电视文艺提供了发展空间，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广播电视文艺的发展将会更加的灿烂辉煌。
参考文献：
[1]彭吉象著.艺术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p211.
[2]辞海[m]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p1020.
[3]同上.
[4]同上.p1657.
广播电视研究方向篇4
反思：热门节目形态
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的创新，大体上是在模仿、借鉴、嫁接、孵化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和发展起来的。节目形态本土化改造、“变脸”所带来的“克隆热效应”，引起研究者广泛而深入的反思。如何以本土的文化内涵、社会心理去提升节目的可看性乃至必看性，被视为当前电视节目形态创新发展的关键点。
电视栏目剧。2007年电视栏目剧在中国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在题材、风格、表现手段上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然而当下栏目剧的前景不容乐观，栏目剧的遍地开花引发的必然是优胜劣汰，电视栏目剧走低成本、低投入的路线将成过去。栏目剧如果一直固守此观点，并以低成本为荣，那就非常可悲、可怕。①与此同时，一些栏目剧因低俗化、粗糙化而污染电视荧屏，因本地化色彩较浓而在跨区域传播中面临局限，日播的形式使选题面临枯竭等问题，均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有研究者认为，栏目剧的品牌发展之路，第一需要的是有一个前期的选题库，广纳民间的故事，连接当地的报纸、网站等所有来自于民生一线的内容。因此，栏目剧协作联合体――“中国栏目剧”网的建立被视为是“功德无量”的。
讲坛类节目。面对“电视讲坛热”，一些研究者开始着力对这一电视文化景观进行“冷思考”。有研究者指出，讲坛类节目当前发展面临一些深层危机，诸如栏目定位的含混与游移、专家资源的抢占与争夺、选题开发的盲目与撞车、形态样式的单调与克隆等等。也有研究者认为，“找到一个途径，把精英文化在文明上的共识传递给工人阶级；找到一种方式，确保精英文化的价值不受由大众介入所带来的粗俗化的威胁”，这是“电视讲坛”类节目进一步深化拓展所面临的迫切现实和途径。②还有研究者提出，用媒介言说知识的同时，要警醒一些不良倾向；要防止“知识谬误”，严格把关专家登上讲坛的“入场资格”，除了学术建树、资历以外，更多地应该考虑其在公众面前言说知识的能力；要警惕学界和媒介“互搭梯子”的游戏，因为公共文化的传播是电视讲坛类节目品牌的灵魂，必须尽心维护。
真人秀节目。中国电视引进国外真人秀理念和形式，制作出花样繁多的“新秀”，带来了真人秀节目在中国的繁荣。2007年9月，中国第一部以真人秀节目为研究对象的专著《真人秀节目：理论、形态和创新》出版。作者谢耘耕、陈虹在长期研究积累的基础上，以理论规律与操作细则相结合方式，阐述真人秀节目历史、节目类型、叙事策略、形态创新、节目营销的总体特征及具体样本，并对当前真人秀节目发展存在的问题、创新方法和发展思路给出了独到的看法。他们认为，真人秀节目的内核就在于它的冲突性，冲突是维持真人秀节目有吸引力的关键和推动节目叙事过程的动力，并强调选手质量是电视真人秀节目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节目策划时，必须对选手的质量有一个全面的预期，从人物价值、人物角色、人数结构上进行配置并设定可操作的标准，从而形成特定的选拔类型。
真人秀节目所弥漫的商业气息及其对传统伦理和道德底线的挑战等，也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有研究者注意到国外电视真人秀节目在风格上正趋向沉静，即从日常工作、生活中挖掘题材的真人秀节目开始出现并逐渐处于上风。③研究者认为，这种真人秀接近性强，品质更为沉静，易于深入开掘，节目发展空间巨大，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
融合：新视听传播载体
在信息的网络传播时代，一个融合了多种视听传播载体的大广电的概念正在形成。手机电视、网络电视这些视听新媒体对传统广电媒体的继承、竞争、互补、共存受到广泛关注。2007年有研究者提出，电视的未来就是数字电视、手机电视、网络电视、各种移动终端共享信息内容的家庭数字处理中心。各种内容将通过这个处理器，成为能够适配于多渠道的、能够被各种终端共享的“信源”。
手机电视。随着中国移动通信技术从2.5G向3G的全面演进，手机被称为继电影、电视和电脑之后的“第四屏幕”。传统电视媒体如何充分发挥既有品牌优势，与手机新媒体在传播对象和内容等方面形成互补，实现节目内容在新媒体形态下的传播增值，这一问题吸引了诸多关注的目光。2007年研究者对手机电视的节目形态、内容制作、受众因素等问题均有展开分析。
有研究者提出，手机电视上内容可分化为两大类，一是以传递信息、观念为目的，简短资讯化的新闻、访谈类节目；二是以消遣为目的，简短娱乐化的综艺、影视剧类节目。把传统电视节目经过简单地剪辑就搬到手机上，不能发挥出手机媒体在信息获取即时性、信息体验多媒体性、信息交流互动性等方面的特点，因此必须综合手机媒体的特性，对节目内容、形态进行改进和重构。④也有研究者认为，内容制作商应重视出品速度的比拼，加大对直播类、互动类节目内容的开发和制作。
在传播政策层面，中国手机电视业务标准迟迟未能出台，研究者针对2007年广电总局、信息产业部拟订的方案构想分别作了剖析，指出各自利弊所在。有观点认为，应在标准协调机制上借鉴美国在制定数字电视标准中采用大联盟的方式；在产业化推广上借鉴韩国发展手机电视的经验，通过政府的推动、运营商的主导、终端厂商的支持、内容供应商的参与、消费者的热情响应等形成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环境，尤为重要的是，尽快在手机电视发展过程中确立一个推广主体。⑤也有研究者通过综合考察国内外手机电视运营商所采用的主要商业运作模式，提出手机电视的发展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照搬传统广电媒体的运营模式，而应当结合行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市场导入期、快速成长期、发展成熟期）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并认为运营商应当适时借用媒介营销手段，围绕手机电视的“比较优势”进行着力推广。⑥
网络电视。2007年，资金短缺、版权维护、色情内容和同质化竞争等四大障碍使国内网络电视的发展进入了瓶颈阶段，如何更加理性的为网络电视寻求有效的赢利模式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面对2007年国内网络电视频频牵手传统电视业抢占内容“蓝海”，“电视2.0”的概念应运而生，不少研究者开始关注如何建构起“共赢”的视频产业合作链。有研究者提出，当前的重心在于把网络电视的价值链结构从“网民――网站――网民”转变为“企业――网站――网民”，网站通过内容与服务来连接个人用户与企业用户，满足企业用户的需求，让企业为网站和用户买单才是网络电视的“钱”途所在。⑦也有研究者认为，新闻等专业类内容正在逐渐成为网络电视的主流。发展网络视频新闻对于提升传统电视媒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年轻受众，拓展覆盖范围都非常有利，传统电视业要尽早有所动作，抢占发展空间，寻求合作伙伴。在传播方式上实现从传统的以台网为核心的中心辐射形传播，转变为以每一位观众为节点的互联式传播。⑧ppLive（上海聚力传媒）作为中国p2p流媒体网络电视的领跑者，其所形成的“直播+录播+独播”内容三者合一的“铁三角”播出模式，及其“贴片广告”的赢利模式，均引起广泛关注。有观点认为这种模式为传统媒体赋予了网络灵魂，真正地实现了媒体的新连纵。⑨
延伸：传统运营理念
以新技术为支撑的新信息传播环境带来的最显著变化是受者权力的彰显，电视频道间的收视大战硝烟四起。积极转变传统运营理念、优化整合节目资源、提升品牌影响力成为当下中国电视发展的必由之路。
播出季。2007年，湖南卫视、重庆卫视率先采用“季播形式”编排节目，使“播出季”概念走向电视实践的前沿。一些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按季播出电视节目与观众的收视习惯和生活习惯密不可分，是对中国电视节目生产编播机制的全新挑战，很多课题需要从实践中及时总结并对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研究。
研究者将“播出季”比作是商业上的一种限量发售，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以一种超常规的动作获得一种超常规的品牌效益。可以给制作人员充分的创新空间，根据市场反映和运作实际，不断调整丰富改进节目。也有研究者通过从观众、电视台、广告主三方面比较中美电视市场“季”播的差异，将美国电视播出季命名为“映季”，而把我国电视目前这种编播季命名为“应季”，并指出所谓“应季”与“映季”区别在于被动应对，还是积极按规划引导。⑩研究者提出，各卫视频道从投入重量级的独家资源进行假期的特别编排，到逐步发展为横跨春夏两季甚至向全年扩展，依照传播规律和受众生活形态而按“季”编播节目，是培养观众的收视预期，塑造电视频道品牌的一个良好方法。
民营电视。随着中国电视产业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中国民营电视公司如何获得可持续健康发展,如何在承担了许多风险和不成熟的市场环境下逐步摆脱困境，成为一些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议题。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民营电视的现实困境，其根源在于民营电视本身，诸如低成本、小制作、产品准入门槛低；创新能力不足，无力跟进电视发展趋势；为求融资盲目扩张等等。也有研究者指出，当前困扰民营电视发展的难题主要在于地方电视台的垄断和制度上的缺失，所带来的市场主体地位不平等，利润分配不平衡，节目交流不畅通等等，制约了民营电视的发展。民营电视欲寻求出路，可以在节目类型、经营范围上做些新的尝试、新的扩展。但在传播政策层面，完善媒介产业市场化的政策规章，为民营电视公司创造一个更公平更合理更适合他们发展的环境，也是当务之急。{11}
注释：①张步中.《中国电视栏目剧现状及发展之我见》[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3
②陈力丹，闫伊默..《中国“电视讲坛”节目的生态分析》[J].《现代传播》.2007，3
③阚乃庆.《欧美电视真人秀节目发展趋势及启示》[J].《现代视听》.2007，7
④车佳桓.《手机电视对电视节目形态的变革》[J].《声屏世界》.2007，3
⑤《发展手机电视应该有新思路》[J].《电视技术》.2007，6
⑥严三九，王虎.《中国手机电视运营模式分析》[J].《新闻记者》.2007，6
⑦吴辰光.《视频网站苦寻中国模式》[n].《北京商报》.2007，4，5
⑧陈怡.《视频新闻：新的传播通道》[J].《视听界》.2007，3
⑨《视频网站酝酿模式变革》.《北京商报》[n].2007，5，23
⑩王永连.《从“编播季”到“播出季”：中国电视节目制播新趋势》[J].《南方电视学刊》.2007，1
广播电视研究方向篇5
1986年1月是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的日子，设置于北京。学会初成立时，中央有关领导和广电领导对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就做出要求，指出要把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广播电视研究放在首要位置，建立并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广电系统。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成立4年后在江苏召开首次全国广播电视研讨会，对目前广电理论工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后主要进行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以及获得各种经验和成果都在会议中作了详细的总结，并对日后如何推动广播电视理论的发展给出意见和策略。会议中还对改进理论研究的方式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主要是从个体研究发展到群体研究等问题。此外，会议中还讨论的了1992年到1995年3年间，全国广播电视系统的理论发展计划，最终形成《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纪要》。全国广播电视节目在此次会议之后掀起了理论研究的热潮，也出现了一系列优秀的成果。其中基础理论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广播具有的性质、特点、工作规律等进行分析；在决策管理上主要研究广播电视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等进行讨论。
在广播电视成立后，对于广播电视具有的功能和属性也多了不同的认识，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人们对于广播电视的认识在起初的几年内一直认为是政府的喉舌，对它具有的经济效益和属性认识不足。尤其在1992年10月，广播电视行业的不断发展促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将广播电视列为我国第三大产业，明确指出产业化发展的方向，创建具有活力的第三产业。广播电视领域认识到自我发展的机制后以及认识的逐渐深入，使得广播电视行业掀起了对产业属性、经济功能研究的热潮。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办的理论刊物《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在此前后陆续发表了《市场经济与广播电视改革》(1993年第1期)、《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产业化趋势》(1994年第1期)等文章，并从产业层面和市场角度提出如何进行广播电视改革，以及广播电视应采取什么样的策略面向市场、走向市场、推向市场等给出自己的意见。1994年10月，在山东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进行了第三届学术年会，对广播电视的产业经营存在的不好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讨论。1996年10月，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广东省广播电视学会、广东电合举办的“中国广播改革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出现了较多独特的、不错的想法。有的同志明确表明：广播电视既是宣传工具，也是传播产业。历经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人们不断加深对广播电视产业的认识，为中国特殊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建设增加了新的内容。
2创建新时期广播电视理论体系
2.1秉承“水准高、格调高、质量强”的办刊原则以及“严谨、务实、创新”的办刊风格秉承“水准高、格调高、质量强”的办刊原则与坚持“严谨、务实、创新”的办刊风格，两者是密切联系的，其中前者是要求和目标，后面是办刊的策略。
2.2实时注意广播电视发展的难点、重点、热点，配合总局中心工作实时注意广播电视发展的难点、重点、热点等问题，并坚持与广电总局的积极配合，广播电视在发展中遇到难点、重点、热点等问题也正是广电总局首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广电总局工作的核心内容。因此对广播电视发展中出现的难点、重点、热点等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非常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只有将现有的实际情况与理论密切的结合，注意工作中出现的难点、重点、热点，才能对实践起到指导作用，才能保持刊物的青春活力。
2.3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刊理念，尊重劳动与创造期刊的创办努力为读者服务，在创办期刊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刊理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为读者服务、为作者服务的宗旨。刊物是连接作者和作者间的桥梁，因此它要发挥好纽带和桥梁的作用，服务于作者，服务于读者。众所周知，刊物服务的对象是读者，而读者也是刊物的资金供应者，刊物只有获得读者的认可，就有发展的空间。而刊物的创作者作者，也是刊物服务的对象。对于每一份读者来搞，我们都会秉承高度认真的态度，即是对劳动者的尊重也是对创作的尊重。
2.4主动融合做事与做学问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社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而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创办的期刊也跟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办刊中，我们既要做好学问，也要做好我们的主业，此外还要做好经营的副业，努力将做事和做学问融合在一起。在创办期刊中要不断的做学问，以此增加办刊的水平，提升刊物的水平，并且要创建一个良好的刊物形象，和以此为基础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进而增加期刊的影响，这样才能提升期刊的经济利益，将刊物的发展推向一个良性的发展空间，加固刊物存在的社会地位，实现期刊长久有效的发展。
3结语
广播电视研究方向篇6
一、我**科学发展广播电影电视成绩显著
我局党组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继承改革创新，坚持求实务实落实，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努力确保安全播出，加快事业产业发展，依法加强管理，各项工作都取得显著成绩。
一是坚持正确导向，舆论引导能力和宣传管理水平不断得到提高。近几年来，我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舆论导向正确;加强节目监管;加强境外电视监管;积极实施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积极加强对互联网传播视听节目管理。
二是坚持以民为本，稳步推进广电事业建设，广播影视公共服务体系初见雏形。我局认真贯彻中央精神，扎实推进村村通广播电视工作；顺利完成我**农村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工程建设任务；加强有线广播电视的管理，完成全**有线电视传输光纤联网，有线电视用户超过1000万户；稳步开展全**有线数字电视转换工作。
三是坚持依法行政，管理和审批工作顺利开展，在每年100多宗行政审批事项工作中，我局依法履行了政府职能。
四是坚持安全第一，构建广播电视传输与播出安全保障体系，圆满完成各项安全播出任务。我局组织构建**、市、县三级技防、人防、联防有机结合的安全播出工作保障体系，积极利用高新技术，有力地保证了卫星电视节目的安全播出。
五是坚持科学管理，稳步推进产业发展，广播影视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管办分离以来，我局党组以服务基层、服务人民为宗旨，在全面促进我**广播影视事业发展的同时，大力推进我**广电产业发展。目前，我**民营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数量增长迅速，全**广播影视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六是坚持团结奋进，大力加强班子建设，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我局党组坚持勤政廉政，局领导班子成员率先垂范，团结和带领全局干部职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工作成效显著提高，领导班子建设取得了较好成绩。
七是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全系统人才队伍素质得到明显提高。我局紧密结合广播影视工作实际，通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切实加强干部的选拔任用和培养工作。目前，全**广播电视从业人员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占2.48%，本科及大专学历的占57.2%，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占40.32%，高学历人才占的比例逐年提高。
八是坚持清正廉洁，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全局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得到增强。
九是坚持以和为贵，按照政府职能转变的原则和要求，扎实推进和谐机关建设，机关作风明显改善。一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二从等待服务向上门服务转变，三从实地办事向网络办公转变，促进了各级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
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找准我**广播影视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突出问题，局党组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党组成员深入基层、深系点开展调查研究。共召开座谈会25场，参与人数260多人次，发放调表问卷200份，发出征求意见表120份。征求意见建议73条，吸收意见建议68条。对这些意见和建议，局党组进行了逐条梳理、深入研究，并提出初步整改措施。主要问题有：
一是对广播影视科学发展的思想认识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认识不深入，结合实际贯彻落实的思路和办法措施不多；理解不全面，在实际工作中有时不能很好地处理广播影视双重属性、双重效益的关系；动力不充足，缺乏紧迫感，存在“等、靠、要”思想。
二是“三贴近”原则有待加强。“三贴近”原则是科学发展观在新闻宣传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提高舆论引导水平的基本途径。我们没有从思想认识、政策宣传、体制机制、工作措施等方面真正把“三贴近”原则落到实处，集中表现为广播电视宣传的内容、形式、手段创新不够。
三是广播影视精品不多，影响力不足。近年来，由于体制机制问题，播出机构内部员工缺乏创新激情，节目创作和生产积极性不高，**广播影视整体实力在全国的影响力日趋下降，缺乏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品牌作品和品牌栏目，不仅与我**经济社会的综合实力不相称，也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是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广电法制建设滞后，现有法规政策不完全适应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执法依据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修订完善的任务比较紧迫。
五是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中心城市广播影视网络化、数字化程度较高，但欠发达地区广播影视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偏远山区村村通、无线覆盖工程建设的任务压力仍然很大，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文化权益难以保障，也给宣传思想工作落实带来难度。
六是影响广播影视科学发展的体制问题突出。2009年**广电局与南方广电传媒集团分设后，广播电视管理体制不顺，政令不通，机制不活，执行不力，管办的矛盾日益明显，出现低效率和不到位的情况。
七是地方管理不到位，舆论导向和安全播出隐患突出。市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三局合一后，市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存在履行广播电视行政管理职能的困难，对“村村通”、无线覆盖工程等重点工程建设更是无法形成有力的支持和配合，很大程度上给**局带来压力。
八是技术监管手段落后，与新媒体发展迅速矛盾突出。对新媒体传播内容的监管，目前尚无法规条文可资借鉴，传统广电监管的手段也显得明显不足。如何开展对新媒体的安全监控、质量监测、内容监管，是广电行政管理部门面临的现实问题。
九是全**有线传输网络分散经营，发展后劲不足。目前，全**有线广播电视**网、广州网和深圳网以及各市县网络呈现“三强鼎立、群弱并存、各自为政”格局，全**网络整合、重组困难巨大，与加强安全播出、实现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发展的要求不适应。
十是高尖端人才缺乏，队伍结构不尽合理。随着广电事业产业的迅速扩张和发展，各级广播影视行政管理人员对广电新业务、新发展、新问题缺乏足够的应对方法和手段，管理人员、从业人员队伍教育和培训工作都有待提高，需要行业领军人物。
十一是机关工作作风有待转变。有的同志工作中因循守旧，不善创新；有的大局意识不强，搞本位主义；有
的作风漂浮，工作不实；有的群众观点不强，服务意识淡薄；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重视不够，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贯彻落实不够。
三、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通过学习调研，局领导班子认为，制约我**广播影视科学发展的有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客观原因主要是，广播影视处在发展变革的历史新阶段，体制环境、技术基础、文化条件和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主观因素主要有：
一是解放思想、把握规律不够。主要是总体深入学习不够，有时精力主要集中在紧急工作、突击任务上，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研究解决问题不够，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
二是思维陈旧、解决问题不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遇到新事物往往会考虑如何加强管制而不是加强引导和支持，采用法律手段处理新问题还未能很好形成习惯；二是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还不能很好区分对待，有时候还习惯于用行政手段推动广播电视事业和产业发展；三是对广播电视业政事、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出现的情况和问题认识不够，预案不足，以至于在改革探索过程中出现问题时方向模糊，手足无措。
三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不够。我们坚持的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比还存在差距。有时注重于强调全局干部职工的执行力，在工作中的人文关怀不够；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够，直接影响了政策的执行。
四是统筹兼顾、全面协调不够。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存在片面强调把握正确导向、发展公益性事业，相对弱化经营性产业发展或片面强调发展经营性产业，影响和弱化新闻宣传的现象。对广播影视城市农村发展不平衡、差异较大的认识不够深刻。对广播影视与相关行业的沟通协作不够。
五是作风建设不力、工作落实不够。在实践中存在落实难、落实不力的现象，有时还比较突出。有的工作缺乏全面系统的规划和具体的工作措施；有的工作没有及时总结，查找原因；有的工作缺乏检查、考核，没有取得工作实效。
四、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路和举措
局党组认为，解决我**广播影视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措施，加大工作力度，系统地加以解决。总体工作思路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科学的广播影视发展观念，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紧抓住制约广播影视发展的深层次矛盾，破解重点难点问题，全面推进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有力地提升我**广播影视综合实力。目标要求是：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广播影视事业的各项工作中去，把全**广电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推动科学发展上来，为把我**建设成为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主力**、探索科学发展模式的试验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地提供强大的思想文化保证和良好的舆论环境做出积极的贡献。具体要落实以下几方面的改革措施：
（一）坚持管理创新、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我们要加强新闻宣传规律、信息传播规律的研究，把握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公共突发事件广播影视媒体应对处置规律，社会舆论形成发展及传播引导规律。研究、探索广播影视监管的新方法、新路子、新经验。
在加强境外电视监管工作方面，要进一步加强与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的协调沟通，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境外电视监管实施细则，探索加强境外电视管理的新办法；进一步明确各地文广新局的职责，协调好市局与当地台及所属县局、台的关系；加强与境外电视播出机构的协调沟通，积极做好境外电视节目内容导向的引导工作。
在抵制广播电视节目低俗之风工作方面，要在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广播电视节目监管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节目监管标准，让执法人员容易操作，也让制播人员容易把握。进一步完善全**广播电视监听监看系统和广播电视节目通报机制。
在网络视听节目监管工作方面，要重点探索**级信息网络视听节目监管的规律和加强内容监管的办法，努力营造文明健康的网络环境。
（二）加强调研、理顺体制、创新机制。
一是深入开展体制调研，查找体制障碍和机制症结所在，为国家总局和**委**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二是加快推进电台电视台等事业单位内部机制创新，按照中央和**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部署，制定具体标准，实行分类改革。三是全面推进**电视台和南方电视台频道制改革，努力将**卫视打造成国内乃至国际上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强势综合类卫星电视频道，并逐步打造一批在全**乃至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专业频道。四是推进各级电台电视台实行宣传经营两分开，积极实施制播分离改革。
（三）协调发展、加快构建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
重点放在基层和农村，着力解决全**城乡广播电视发展严重不平衡的问题。一是加强乡镇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建设。积极创造条件，继续推进和完善乡
镇广播电视运行和管理体制，推进县对乡镇广播电视工作站的垂直管理，建立健全农村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二是继续推进全**广播电视无线覆盖和村村通工程建设。三是组建全**广播电视无线覆盖公共服务中心。四是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全**农村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工程建设的各项任务，全面实现无线覆盖。五是认真研究农村电影市场的发展规律，创造农村电影运作新机制和经营新模式，在完成我**公益放映目标上有大突破。
（四）引导、繁荣广播影视文艺创作。
一是大力实施精品工程，努力多出“三性”统一的优秀作品。二是紧紧围绕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着力推出一批重点优秀作品。三是重点扶持现实题材和农村、少儿、本**地方等题材广播影视作品创作生产，加强纪录片创作生产。
（五）积极“走出去”、加强广播影视对外工作。
按照国家广电总局构建国际传播新体系的部署，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为补充，境外落地与对外交流相互促进，“借船出海”与涉外管理相互协调，政府推动和各类市场主体共同实施，依靠上星频道和沿海优势，大力推进全**广播电视对外工作。
（六）引导运用高新技术、发展影视新媒体。
一是加快传输覆盖网络的数字化，加快推进有线电视网络升级改造和数字化发展和数字家庭建设，重点加强业务开发和服务体系建设，加强网络改造的融资可行性研究，配合总局推进地面数字电视发展。二是继续提高电台电视台数字化、网络化发展水平，重点引导电台电视台推进机制创新。三是进一步重视和支持新媒体发展，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推动电台电视台加快发展网络广播电视。四是进一步加快电影数字化进程，推动城市数字影院建设。
（七）加强班子建设和党的建设。
一是注重提高理论素养和执政能力，建设学习型班子，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摆正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二是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创
新型班子，把广播影视工作置身于思想文化保证和良好的舆论环境建设、推进社会进步的高度来研究和谋划，推进广播影视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是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建设和谐型班子，进一步完善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各项具体制度和领导班子的议事决策程序，做到用制度规范施政行为，用程序保证职责履行。四是保持优良的作风，建设务实型班子，在“求真”和“务实”上下功夫，进一步提高班子成员的理解力、执行力和创造力。五是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建设廉洁型班子，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把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广播电视研究方向篇7
关键词微电影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
micronotSmall；DrippingpossessionoftheSea；ascendant
——ChinamainlandmicroFilmResearchinRecentYears
wanGanquan
（Departmentofpoliticsandeducation，northChinaelectricpowerUniversity，Beijing102206）
abstractBasedontheCnKiChinaKnowledgenetworkofmicro-filmrelatedacademicliteratureretrievalcollate，reviewresearchstatusofmicro-film，microfilminmainlandChinainrecentyears，studiesgenerallyincludecommunications，marketing，advertising，filmstudies，politicalscience，sociology，psychologyandotherdisciplines，futureresearchshouldbedirectedtothefurtherintegrationofmanagement，socialenvironment，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andotherfactorsindepth.
Keywordsmicrofilm；research；review
利用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对微电影相关学术论文进行检索，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四个学术库中选取文史哲、政治军事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电子技术及信息科学、经济与管理等五个查询目录进行检索，把题目作为检索项、“微电影”作为检索词，匹配为精确，时间为2010-2012年，共查询到246条记录，其中关于微电影的硕士学位论文3篇。作为广告与电影的衍生物，微电影很好地迎合了时下的需要，成为新兴的一种的营销模式。微电影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一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二是移动设备的快速发展；三是受众注意力的碎片化；四是受众自我意识的提升。微电影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微而不小、方兴未艾，虽然研究历史不长，但是已经引起一些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微电影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总结。
1何为微电影
对于微电影的概念，各家意见不一，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微电影进行概括，按照“百科名片”的说法，微电影（micro-film），即微型电影，又称微影。微电影是指专门运用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的、适合在移动状态和短时休闲状态下观看的、具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的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微（超短）时”（30秒～300秒）放映、“微（超短）周期制作（1～7天或数周）”和“微（超小）规模投资（几千～数千/万元每部）”的视频（“类”电影）短片，内容融合了幽默搞怪、时尚潮流、公益教育、商业定制等主题，可以单独成篇，也可系列成剧。是网络时代的类型电影，名称具有中国特色，事实上发端于国外早期的“短片”。微电影之特征表现在：微时长、微制作、微投资、微播放平台，以其短时、精悍、灵活的形式风行于中国互联网。
2研究视角
自2010年微电影一词在中国风行以来，短短几年里，微电影已经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传播学、营销学、广告学、电影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以及其它领域的实践者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从最初的微电影广告特征研究到后来扩展到全方位研究，研究的内容也从基本状态的描述深入到学科的探讨。
2.1传播学
持此视角的学者主要对微电影的传播方式、传播机制、传播特征、内容特点等进行分析研究。微电影的传播方式多样。它不像传统的电影，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播放。它开辟了许多新路径，在网络、手机等领域探索新思路。在传播机制上采用创新的手法，注重各个要素之间的互动，调动受众的积极参与性，影片以互动的方式，将主动权交到观众手中，为观众增添了更多主导影片的乐趣。微电影宣传相对于传统的宣传方式，拥有时效性快、直接性好、互动敏捷的优点，同时，还具有树状传播结构、渗透性强、个性化互动、草根式交流、语言亲切等特有的传播机制。在传播特征上主要表现在传播主体的全民性、传播内容的丰富性和传播渠道的广泛性。在传播内容上具有独占性和灵活性，有的是反映社会的现实，有的是科幻故事，有的揭示扑朔迷离的悬疑情节，有的还与广告联姻，体现出营销产品和企业文化。此外，如何控制微电影传播并进行舆情引导，也是新闻传播学领域学者及相关研究机构关心的话题。
2.2营销学
微电影建立了一种营销的新模式——植入式广告，一方面是对电视节目的限广令的一种新的广告形式的探索，突破了电视广告和传统广告的限制，同时，微电影能带给受众良好的视听享受，另一方面通过有创意的故事诠释品牌，也使受众在体验影片的过程中无意识地了解广告产品。随着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和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的增加（截至2013年7月，移动互联网对中国手机用户的渗透率达到69.2%，3G上网用户总数达到2.5亿户），微电影营销将会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关注，微电影营销模式市场潜力不可估量。但是微电影行业才初出茅庐，很多相关研究还没有延续，其商业价值和营销模式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相信会有更多的学者一起来探讨微电影，微电影营销模式的未来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2.3广告学
微电影来源于广告营销，部分学者认为微电影里有的可以作为长广告片，但大多数具有广告功能的画面场景可看作是植入式广告，微电影植入式广告突破了原有的广告理念和模式，使广告呈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其旺盛的生命力将在广阔的空间里得以延长和继续。但同时，它也存在一些缺失和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例如有的广告显得比较做作、生硬，反而使受众难以接受。至于微电影植入式广告究竟能走多远，还是要看它是否经得起市场的考验。
2.4电影学
由于微电影的出现，与传统的电影制作和传播媒介相比，微电影制作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技术更好，传播媒介更加丰富，这些都对传统电影的明显量变。而且，微电影对电影概念的升华，必将使得电影的美学和产业格局产生质变。微电影以浓缩之精华，体现大主题的故事情节，而且突破了传统电影的固定播放模式，使得电影艺术走出影院，走向更广阔的空间，以更亲民的姿态走进了大众之间。大部分微电影已经具备了完整的电影叙事结构，拥有明星阵容的出演，制作技术的精良。播放平台的扩展，适应了时下人们的碎片化生活方式，让我们随时随地选择它。微电影的诞生，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一个新的奇迹。目前，微电影产量逐年增加，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如果能合理运用新的技术成果加以制作，科学的管理模式，微电影将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相信它在电影界会走得更远。
2.5思想政治学
持此视角的学者主要探讨了微电影在理念和主题思想宣传中发挥的作用及对受众思想的影响。微电影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渗透力，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养成性，也会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宣传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同时，微电影也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例如主流意识淡化、网络道德失范、享乐主义、过度消费、快餐文化泛滥等，这时就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作用下，提高微电影创作团队的责任意识，推出有创意的微电影作品、降低植入式广告、提高微电影内涵、构建微电影文化产业、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同时，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强对微电影的审核力度，规范微电影行业，使其得到良好健康的发展。
2.6社会学
微电影是“微时代”的产物，“微”时代，是web2.0带来的横向传播特点，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信息很容易被获得，使得“微事物”被人们无限放大，迎合受众从细节中体现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的心理感受，快餐文化、碎片化精神追求成为一种潮流。“微诉求”和“微表达”是这个“微时代”的人对社会现实的情感诉求，并自发形成一种无形的“微力量”，它使得“微”观念深入人心，催生出许多新鲜事物，从而衍生出新鲜的名词。在这横向文化传播时代，许多名词都以“微”字为开头，例如微博、微小说、微信、微表情、微现实、微电影等，这些词汇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渲染着微时代的来临。为了迎合这样一种碎片化社会的快餐消费时代，微电影赶上时代的班车，逐渐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3主要研究方法
（1）已有研究主要是实践调研为主，探讨微电影的拍摄技巧、商业前景和受众喜好，举办微电影节等。微电影的作品自诞生以来已经突破千部大关，随着技术和投入的加大，关注度的提升，微电影的数量将会快速的增加，主题也会越来越丰富，商业前景也将被大多数商家和企业看好。为了促进微电影的发展，各大网站和电视台也相继推出微电影节，主要的微电影节包括中国国际微电影节、大学生微电影节、滨海国际微电影节、盛大美我微电影节、沈阳国际微电影节、南方微电影节等。这些微电影节设置奖项，鼓励微电影制作和研究，微电影节在提升微电影作品、培养部分微电影人才、规范微电影行业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2）对微电影进行理论研究相对较少，实践研究较多，少数文献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
已有文献主要分布于2011至2013年。研究以描述性论文居多，研究内容为微电影的基本现状，多为作者自身的观点阐述或现实案例介绍评论。对微电影进行理论研究比较少，实践研究比较多，少数文献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微电影的经验研究比较少，学理深度有明显不足。研究方法上，仅有少数文献采取了同传统电影和国外微电影相比较研究的方法。随着微电影关注度的提升和行业前景的明朗，管理的逐步规范，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深入研究将会延续，研究的学科切入点将会增多。
4结论
通过对已有关于“微电影”研究的梳理发现：学者以及实践者主要从传播学、营销学、广告学、电影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角度开展研究，且主要集中在传播学和广告营销学视角。鉴于微电影主体的公共性，后续研究应增加心理学、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等视角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融合技术、管理、社会环境等各方面因素来考察微电影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关系，以及精神文化建设的宣传作用研究，并加大对国外理论的介绍或进行理论建构。
参考文献
[1]李荣荣.传播学视域中的微电影叙事策略探究[J].东南传播，2011（12）：33-34.
[2]任忆冬.从经济学角度看微电影带给独立电影的启示[J].改革与开放，2012（10）：179，140.
广播电视研究方向篇8
研发制胜
研发就是研究和开发的有机结合体。目前电视业的研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主要为电视机构提供发展战略规划定位和体制安排；在中观层面，提供运行机制、年度运营计划等方面的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在微观层面，主要为一线采编播服务，重点进行节目内容的前瞻性研究和开发。
根据有关调查统计，目前全国已有80%的省市级以上的电视机构设立了研发部门，其中70%属近几年设立，有的称：“发展研究部”、“发展研发中心”，有的称“规划发展部”、“发展战略研究部”等，浙江省广播电视集团还与浙江传媒学院联合设立了浙江广播电视研究院。
这类机构的主要定位和职能逐渐转向“智囊团”、“参谋部”，研究与开发相结合，并已成为电视业整个链条的关键环节，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中央电视台为例，2003年央视研发部门完成了编排与管理改革方面的14个课题研究，这些研究成果的组织实施为央视带来约9亿元的经济效益。在2004年，CCtV-1改版方案的实施，为中央台创收7亿元。①
湖南电视节目创新的基本路径之一就是以研发为原动力。其内容研发的主要模式包括：（1）卫视频道模式。即专门成立一个与节目制作部门并行的机构推动节目创新工作。（2）娱乐频道模式。即专门成立一个节目或某项活动的策划团队，集中力量创意设计节目形式、活动内容，成熟的方案由相应的部门生产或运作。（3）经视频道模式。即在相关节目部门成立一两个小组进行活动策划并组织团队实施。为了从机制上保证节目研发投入及时到位，2006年湖南卫视频道开始启动1000万元内容创新资金，为创新小组新节目的研发提供条件；同时拿出500万元作为电视大片研发奖励基金，重奖有突出贡献的节目主创人员。②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电视业从其产业属性来说总体上属于文化创意产业，创意产业应规划先行、研发先行。山东的省市级电视机构目前非常有必要加快培育独立的、专业的研发机构，着力组建强大的、一流的研发队伍。这将大大有利于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内容产品创新，提高电视节目生产制作的专业化水准以及节目和频道品质，培植山东电视业的核心竞争力，增强加快发展的后劲和潜力。
包装推广
包装推广是电视业从研发到生产制作、节目播出，再到内容及广告销售整个流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流程，就是一连串相关联的步骤或作业活动，在美国制造业有一个质量管理的94/6法则，该法则表明产品研发及制造等各项作业所发生的问题中，94%是流程造成的，只有6%是人员因素所致。流程的改进可大大提升产品质量、缩短作业时间、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创造竞争优势。③对于山东有些电视机构而言，包装推广属于整个流程中的薄弱环节，亟待改进和加强；按照生产管理流程理论，甚至可以说必须“流程再造”。
电视包装是指根据频道定位、节目内容、活动特点等，采用适合的又是新鲜的、有特色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对观众及其他社会公众进行介绍、宣传及推广。一般而言，电视包装的形式包括：（1）在播包装。主要是借助电视特有的图像、音响、字幕等综合表现形式和技术手法，对频道的台标、节目或栏目的片头、演播室布景等环节，进行再加工、再创作、再提升。（2）离播包装，或称离线包装。包装的载体不是电视媒体，主要通过包括报刊、互联网站、办公用品、公关礼品、户外广告等，进行有效推介。（3）整合包装。是指以上各种表现手段和载体的综合利用和优化配置，形成整体宣传效益和集约化优势。
据不完全统计，国际各著名电视机构每年用于频道整体包装与品牌营销的投入，已经达到频道广告经营收益的5%～20%。④国内不少电视机构也相继成立了专门的包装工作室或通过合资合作组建包装公司，专职队伍、专项经费用于电视业的包装策划、宣传推广。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SmG）旗下大量电视频道的宣传包装，由上海幻维数码影视有限公司负责。SmG希望采用合作的方式由专门的团队为频道提供专业的、有保障的服务。SmG对所属各频道提出“格式化播出”的要求，即通过更科学合理的编排播出方式和包装手法，主动处理好广告、节目内容及频道品牌形象推广的关系。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持和扩大观众流、提升媒体平台的口碑价值，以及广告的实际到达率。
在频道数量日益增多，频道内容同质化现象突出的竞争格局下，电视业的包装推广实质上是进一步健全和提升自身的形象识别体系。山东电视业通过不断强化包装、宣传、推广环节，将大大改善收视环境，提升受众注意力和认知度，扩大品牌影响力，从而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制播分离
2006年全国广播影视局长会议提出，中央三台等国家广电总局直属单位，要根据广播电视的特点，积极探索制播分离改革，除新闻、社会访谈等节目外，文艺、体育、科技类节目等可逐步实行制播分离，引入市场机制，实行节目的市场招标采购。这意味着广播电视机构将逐步改变自己生产、自己制作、自己播出的“前店后厂”生产方式，提高节目制作领域的竞争水平，打破垄断性生产格局，实现广播电视节目生产制作的社会化，促进节目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真正形成。
实际上通过政府干预推动节目制作与播出分离，也是许多国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的重要手法。1990年英国电视广播法就明确规定，BBC（英国广播公司）等机构必须分给独立制作单位25%的节目制作配额。从1990年以后，英国的大电视台均被要求从不属于它们自己或其他电视台的电视制作公司购买占它们节目产量1/4的节目。⑤目前不少电视机构与社会制作公司之间形成了委托制作、联合制作、协作制作、招标制作等合作方式。这些合作方式大大丰富了电视机构的节目资源，提高了节目质量，同时也降低了节目制作成本。
山东电视业通过电影、电视剧以及二者以外的广播电视节目交易等形式，与社会制作力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合作。同时还将部分制作力量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进行产业化运作。例如央视经济频道播出的《满汉全席》节目就是青岛电视台控股的青岛广电央视文化有限公司独立制作的。省级广电在北京、上海投资建立了节目基地，并成功运作了大型娱乐选秀节目《天使任务》、《联盟歌会》等。但总体而言，由于山东省及市级电视机构整体制作力量较强，自制自播生产方式较为成熟稳定，与系统外制作力量合作深度、力度、广度和规范化程度，与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的电视机构相比还有差距。特别是在利用委托制作、联合制作等新型生产方式推进节目创新方面有待取得重大突破。
资源聚集
电视资源包括频道资源、电视剧及其他节目资源主持人及其他人力资源、广告资源、技术资源，以及由这些资源有机构成的品牌资源等。目前电视业的竞争已经从单一的栏目、节目竞争上升为频道与频道之间的竞争，并且正在从单一的频道竞争演化成为广电集团之间的竞争，形成整体竞争实力的较量和“兵团作战”。因此，必须集中优势资源、打通被分割的资源，整体联动、优势互补，发挥广电集团整体优势，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益，提高集约化优势和整体竞争实力。如果资源过于分散、资源开发利用的链条是间断的，就无法集中优势资源，形成规模效应与竞争对手抗衡。
以湖南电视台《快乐男声》为例，节目的生产制作过程整合运用了湖南广电企划、宣传、导演、推广、广告等几乎所有优势资源。同时，卫视频道，以及湖南广电旗下的经视、都市、娱乐等电视频道、广播、网站、报刊等所有传播渠道多向互动，形成整体效应。而2007《快乐男声》的1亿元的直接经济效益（主要指广告收入）更是湖南电视台集中资源、整合营销的结果。该台广告部、总编室、节目生产部门、覆盖落地办四大部门密切配合，四轮驱动相互捆绑抓创收，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广告部门单一运作的生产营销模式。
再譬如，电台的互动性比电视方便、迅捷，电视的覆盖面和视觉效果又是电台无法企及的。两个媒介平台各有优势，资源共享便可优势互补。上海文广新闻集团2006年将一档老牌的广播节目《相伴到黎明》，同时在电视生活频道和广播都市792频率每天午夜联合直播。通过资源整合，不仅节目的收视率和收听率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实现了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电台和电视台实现了双赢。
目前山东省、市广播电视行业与全国广电行业的业态基本相同，大致包括电视、广播、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站等。电视业除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外，还应注重借助其他传播渠道的特色和影响力，客观上形成一种跨媒体传播的综合影响力。这实际上是一个媒介资源共享利用的问题。在同一家广电机构内部，电视台大量节目内容资源，可以在广播、报刊、网站上再传播，实现产品价值的再开发、再利用和增值。而广播、报刊、网站则可以依托电视资源来丰富自身的内容资源、降低制作成本。
同时，单就电视业而言，电视频道之间同样面临资源整合利用、共享共赢的问题。例如，电视频道定位互相呼应而不是互相重叠，电视节目内容互补、互动并且可以内部流通，节目主持人、名编辑记者的相互客串、交流，电视片库节目资源在不同频道之间相互开放，对重金购买的电视剧资源，不同频道之间通过内部核算等方式联合开发等等。目前的关键在于通过优化配置、打通渠道实现资源共享，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此外，电视资源聚集还应包括拓展资源的再开发、再利用空间，主要是扩张衍生产品的产业链。这是电视机构新的增长点，因而也成为新的竞争点（领域）。一方面电视资源的整合聚集加速，促进节目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另一方面产业链的形成也大大提升了电视资源的增值空间。例如，上海东方卫视真人秀节目《加油！好男儿》不断深化节目资源开发，其衍生产品和延伸领域涉及唱片电视剧、印刷出版物、新媒体产品（彩铃、手机贴牌等）、演艺等。据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发中心测算，东方卫视《加油！好男儿》、《我型我SHow》、《创智赢家》、《舞林大会》四档真人秀节目产业价值链中各环节的直接参与者所获得的直接经济回报，预期累计超过14亿元。
注释：
①程宏：《研发制胜：中国电视业发展的呼唤》，央视国际省略，2005年6月24日。
②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新华出版社2007年6月版，第359-360页。
③石长顺：《研发制胜：我国电视产业发展的源动力》，《南方电视学刊》2005年第4期。
④向飒：《电视频道整体包装的内涵及走向》，《青年记者》，2004年第9期。
广播电视研究方向篇9
引言
电视研究（televisionstudies），是一个综合研究领域（fieldofstudy），拥有多学科的视角，包含五个层面的问题[1]：文本（text）、制度（institutions）、观众（audiences）、社会角色（therolewithinsociety）与演进史（history）。在研究活动与学术沟通中，不同层面的问题也往往会在某一项具体的研究里形成“复调”。
2008年，中国电视业态呈现丰富，并逢50年时间节点，为该年度的电视研究提供了多元的框架、主题与对象。基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目录（2008-2009）中15种“新闻学与传播学”来源期刊[2]的数据，本文将透过属于电视研究范畴的论文进行分析，并做出综述，力图描摹2008年中国电视研究已知与未知的界限（boundary）以及学术前沿（researchfront）。
一、电视演进趋势研究：以“50年”为主框架
1958年，是中国电视发展元年；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由此，在2008年，一个以“50年”为主框架，辅以“30年”概念的演进趋势研究理路较为清晰，划分阶段与总结特征、规律成为其主要模式。
自2004年起，《现代传播》在每年第一期设置“年度对话”版块，2008年的主旨即是对“五十年”框架的一种响应，在对话中，胡智锋认为，中国电视50年，以1983年“四级办电视”方针的提出为界，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25年是起步与积累，后25年是起飞与繁荣。在后25年中，中国电视的媒体形象、社会职能、文化角色发生了很多变化；面对变化，高峰提出“重塑电视尊严”的命题——就这一命题的对话，两位对话者得出的结论是：电视重塑尊严，要体现国家利益与观众诉求，让电视传播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和观众建立一个平等的关系。而要达成这一目标，最终还是要在内容生产中找到突破点，建立电视媒体的“主流感和权威感”，在“直播日常化”与“高端化、大制作”上“做足功课”[3]。
如果说，以上的对话是学界和业界在反思中国电视50年历程之后，共同描绘的一个愿景。那么，朱虹则代表政府监管部门（国家广电总局），以转变、转折为关键词，梳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电视的“新陈代谢”：在传播内容上，从观念至上向以人为本转变；在体制上，从国家统包向面对市场转变；在功能上，从传统的喉舌功能向新闻宣传和产业功能并重转变；在服务方式上，从大众传播向分众传播转变；在技术上，从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转变；在形态上，从传统媒体向现代媒体转变。他还认为，把中国这个电视大国变为世界电视强国，是未来的趋势所向[4]。
把握中国电视的演变趋势，除了站在一定高度，进行全局观照之外，还有一条路径是从节目创新、编辑理念、军事宣传以及典型节目等具体分支切入，进行解析——
在胡智锋、周建新看来，中国电视的节目创新，可以用“品”字划分出三个发展阶段：前20年是以“宣传品”为主导的阶段；后30年可分为以“作品”和以“产品”为主导的两个阶段。不同的主导，体现了不同的节目创新目标、内容与方式。在“宣传品”阶段（1958-1978），中国电视以模仿、借鉴别种传媒样式、艺术样式的状态为主；在“作品”阶段（1978-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探索具有电视传媒特征、艺术特征的新形式和新观念，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内容生产之路；而在“产品”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通过产业化、市场化的探索，节目创新的主要任务也成了吸引观众的眼球，赢得观众的认可，提高收视率，增加广告额以及获取最大的市场回报[5]。
无论是“宣传品”、“作品”还是“产品”，都是电视传播的文本呈现，从电视文本反推而上，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则是具体的电视采编业务——张君昌、吕鹏的学术视点，也就落在这其中。在“30年”概念下，他认为，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广播电视编辑理念也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起步期(1978-1982)，编辑理念从革命话语转向建设话语；发展期（1983-1992），从建设话语转向经济话语；成熟期（1993-2002），从经济话语到民生话语；自觉期（2003-2008），从民生话语到和谐话语。而从宏观上看，电视编辑理念的几次转变，既体现了中国社会的话语转变，也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6]。
颇具“中国特色”的电视军事宣传，既是我国电视传播系统中的子系统，又是我军新闻事业的组成部分。黄齐国撰文划分了中国电视军事宣传的三个阶段：1958年5月-1979年11月，初创事业，探索传播要素，确立了“立足部队、面向全国”的宣传方针；1979年12月-1996年3月，形成团队，打造宣传风格。中央电视事部在1979年的成立，是标志性事件；1996年4月至今，走向振兴，形成宣传规模，1996年成立了中国人民电视宣传中心[7]。
此外，何思翀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框架中，关注“而立之年”的《新闻联播》节目。在他看来，《新闻联播》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忠实的记录者，也时刻扮演着中国电视新闻的领军者；其保持着党和政府耳目喉舌的角色，在形式和理念上也不断适应着时代前进的脚步[8]。
二、重大事件电视报道研究：汶川地震与北京奥运
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电视研究或许是与实务联络最紧密的领域之一。这种紧密性，其弊，体现在流于“做注脚”；其利，体现在时效性、功能性强。2008年，由于国家、社会间的大事、要事频出，对于若干重大事件电视报道过程与结构的关注成为了该年度的主要研究理路。于其间，汶川地震与北京奥运报道又成了“焦点中的焦点”。
1、汶川地震报道研究
就汶川地震期间，中国电视媒体的整体表现而言，胡智锋认为，其凸显了第一大众传媒的地位与价值，发挥了强有力的社会动员作用，塑造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与民族形象，并张扬了中国对人类普世性价值的尊重。但也反映了若干问题，比如，电视应急信息传播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记者新闻伦理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记者报道的专业水准有待进一步提高[9]。不过，瑕不掩瑜，在任金州、袁玉兴、刘玮来看，这一次电视媒体对重大灾难性突发事件的有效应对，不仅体现了电视媒体与灾区人民携手并肩，也展示出危机时刻的媒体责任[10]。
落实到震灾报道的具体操作与模式上，高晓虹分析了电视直播从“非常态”到“常态”的变化，阐述了这种变化对于电视新闻报道的意义，并提出常态化的新闻直播不仅适用于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报道，也将成为当前及今后我国电视新闻的主体形态[11]。陆小华同样强调震灾现场直播的重要性，认为现场直播报道的核心是形成信息流；其关键在于把握现场、筛选信息，而不只是描述现场；其深层影响在于解释能力，而不只是连续报道[12]。此外，何小兰则认为打破常规版面，推出持续性的全天候大报道，给媒体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如何应急反应提供了一个范例[13]。不过，在归纳震灾报道的直播模式时，李兴达与关德兵发生了争鸣，前者用弃置信息噪音、整顿媒体资源、清扫传播盲区、持续守望社会及提升双重素养的5S架构，修正了后者的抽屉式模式（该模式强调主持人是传播核心，具有很很强的主动选择性，好比拉抽屉的人，其他信源就好比盛满东西的抽屉）[14]。
另有若干学者在汶川地震电视报道中读出了社会、政治与文化等层面的“深意”，比如，郑世明、曾健指出，电视媒体通过直播这种方式，在国家哀悼日的报道中有效发挥出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社会记忆功能和社会抚慰功能，并完成了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回归[15]。石长顺、徐锐认为，传媒的话语空间伴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逐步放开，并在话语实践中渗透民主意识形态。汶川大地震报道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及时性、透明性和人文性，实现了媒体话语机制的历史性跨越[16]。时统宇强调，此次抗震救灾直播，扭转了西方媒体自“3.1”以来对中国的妖魔化，树立了中国“以人为本”的良好国家形象；也明确并强化了中国电视新闻立台的基本规则[17]。张君昌提出，关注处于灾难中的“人”是传播者具有良好人文情怀的体现。应当警惕灾难报道用“新闻价值”遮蔽人文情怀，应当关注那些没有所谓“新闻价值”的普罗大众的命运和苦难[18]。
此外，形成各层级、区域电视机构之间合力的震灾报道实践，在经验梳理与总结上亦形成了合力，赵化勇从中央电视台，李兆丰从地方卫视，葛昕、徐帆从城市电视台的不同高度，展现了不同的电视媒体对于国家动员的不同响应能力与方式[19]。
2、北京奥运报道研究
在北京奥运报道“最官方”的经验总结中，赵化勇指出：第一、国际性重大体育赛事报道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第二、坚持平民视角，突出服务功能，增强转播报道的亲和力；第三，在坚持国际化视野的同时融入中国元素，以独特的东方魅力，增强宣传报道的感染力和吸引力；第四、内宣、外宣相结合，极大丰富奥运报道内容；第五、融新媒体于电视媒体，充分运用新媒体丰富电视报道表现形式[20]。程曼丽在看到奥运报道成功经验的同时，更特别强调保持和巩固这个成果，把它延续到今后的常规性报道中，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媒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1]。
在具体的奥运报道与传播过程中，郑世明、张龙从“和谐”与“传播”两个命题切入，指出北京奥运开幕式电视传播要以和谐的方式处理好时间、空间、艺术与技术、本土与国际以及传统与现代等几组关系[22]。田维钢则从技术视角切入，认为与其说电视媒体成就了北京奥运的成功，不如说是传播新技术（高清技术、航拍技术、超高速摄影技术、新视频媒体技术）的使用，拉近了普通观众和北京奥运的距离[23]。而刘广宇以奥运、电视的各种现实与想象的身体介入为视野，论述了奥运与电视及身体的构成关系，并指出，在这场身体盛会及盛会的呈现中，不能为了某种单一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竞赛本身的指标而忽视了中国人现实与想象的身体经营[24]。
此外，奥运电视转播的巨大社会-经济效应，也引发了若干学者从产业、广告层面的解读，诸如尚志强所言，余暇时间的增多、广告收益的巨大以及体育产业化等决定性因素，将以北京奥运为重大契机，加速我国体育电视产业的发展[25]。而符绍强认为，应借助于拍卖理论来创新央视的奥运电视广告销售：采用二级密封拍卖，即所有的买者同时定价，报价最高者有权力得到央视奥运电视广告，成交价格是第二个最高报价者的报价[26]。
三、公共电视研究：西方经验与本土路径
公共电视（或称公共服务电视），在较长时期以来，皆是中外电视研究的重点，其涉及到电视制度、技术与社会角色等多个方面的问题。2008年，中国公共电视研究的一大进展，就是在西方经验的引介之外，试图探索有效的本土路径。
1、西方公共电视研究
李继东梳理了西方公共电视的价值理念，认为公共广播电视传统（西欧）与商业广播电视传统（美国），其思想源头皆是自由主义价值观，因此并非水火不容。而在普适性、多样化和独立性原则指导下，大多数国家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收入结构趋于混合模式[27]。但是，在崔亚娟、俞虹看来，西方公共电视在财源方面还是困境多多，比如，收视费的义务征收困难加大；财源受国家的影响，政治因素无法摆脱；作为补充的商业收人暧昧不清[28]。
既然谈到了公共电视的思想源头是自由主义，郭小平关于新自由主义对西方广电业影响的论述也颇具意义，他认为，欧美电视传播机制从国营垄断向市场模式转变，在经济层面回应了八十年代以来在美、英掀起的新自由主义大潮。如何处理好市场逻辑与保护公众利益的社会责任、经济效益同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成为广电产业规制的永恒的难点[29]。张毓强也看到了西方公共电视中的问题，他指出，“伪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挑战，公共广播电视的弱势以及政治与市场的干预，形成了公共电视实践的阻碍[30]。
还有若干学者关注了英国、美国、日本的公共电视个案，并均着重于各国在该领域遇到的问题与挑战。侯红霞分析指出了英国BBC在当前所面临的两个问题：其一，新技术、新媒体带来的挑战；其二，BBC的管理必须面对日趋严格的公众监督[31]。沈国麟对美国电视新闻业者的访谈，则反映了目前美国公共电视生存不易，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于电视媒体本身受到新媒体的冲击，另一方面是由于媒体的体制和环境[32]。王婷婷分析了nHK发生信任危机引发日本学界和业界对“公共放送”进行讨论的案例，并指出，nHK作为公共放送拥有的公权利的是否属于视听民众，即是否“公权在民”，是日本学界和业界对公共放送理解上的分歧所在。
2、本土公共电视研究
2008年本土公共电视研究的特质，在于“有的放矢”：立足于中国，围绕着北京广电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产生了一批论文。
张国涛认为，目前我国政府要推进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可以说是政府主导的，以满足农村的基本视听权益为重点，以均等化为目标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他呼吁，我们还要认识到除了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之外，专业公共服务和市场主导性公共服务，以及高端的城市公共服务也不可忽视[33]。
那么，怎样建设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回溯历史，顾亚奇将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演进分为三期：改革开放前(1940-1978)、探索期（1978-1992）与新时期(1992至今)[34]；杨乘虎提出本土公共广播电视体系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中国特色，两大结构性支柱是渠道建设与内容生产，三大运营系统是实施主体、资金投入与监管评估[35]。而具体到北京市的情况，张政法指出，服务对象的多样性带来了广电公共服务目标设定的复杂性，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则为广电公共服务建设的有效性投下了阴影，如何消除差异实现均衡服务、消弭矛盾兼顾各方利益，是必须解决的命题[36]。
在2008年的本土公共电视研究中，还有学者从技术视角切入分析，这一角度本身即体现了电视是“技术与文化的形式”（technologyandculturalform）。曹三省、刘剑波认为，电视公共服务的有效实施，涉及一系列信息技术领域内的集成创新与应用创新，具体需从服务支撑、服务提供和服务决策三个层面来构建支撑技术框架[37]。
另外，由于台湾地区公共电视事业发展相对较早，对大陆地区或有启发，若干学者就此进行了探讨。比如，黄学建以台湾公共电视台为案例，从公共电视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如何建立简明的绩效机制，精英路线与收视率的关系以及多种电视体制如何共存等维度，提供了一个参照体系[38]。而卢迎安在对台湾学者冯建三的访谈中，就公共电视的理念以及推进该理念的“媒体改造学社”（2003年成立）的实践进行了交流，并认为，在扩大“公的空间”的过程中固然会遇到很多阻力，但还是要通过朝野与社会游说、研究案及书报杂志的时论写作以及在电台制播节目，而为公共电视鼓与呼[39]。
四、电视节目研究：文本、模式与意义
节目研究，是通过对电视文本的多视角观照，在模式（format）、意义（meaning）等方面找寻问题、探索规律与可能性，这是较为传统的一种研究理路，接下来看看哪些电视节目，在2008年进入了分析视阈，相关分析又运用了哪些视角。
方言节目的研究，在近几年数量较多，却角度趋近、观点雷同（初始均吹捧，后续皆贬低）。但在2008年，若干学者的反思颇有新意与深度，比如吴玫、郭镇之在全球化和本土文化身份的框架中论述：方言电视节目不仅不应限制，还应制订专门政策，促进其发展，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深厚基础和有机部分。因此，它们当然有在电视中表达的权利[40]。同样是关注电视领域的本土文化问题，郑西帆选择地方电视台的本土化节目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虽然本土化趋势让各地方电视台节目从“一体化”走向“多元化”，但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两方面代价：其一，对“本土化”的片面理解，导致地方公共电视传播资源配置不当，内容单一浅俗、市场片面拓展；其二，由于对“本土化”节目“文本转换”的片面理解与过度追求，消解了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与文化娱乐的审美追求[41]。
2008年，中国电视屏幕上的若干新节目、新模式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王磊从口播评论与图像评论组合，历史观叙事框架，客观、平衡话语场，微观事件的宏观框架，网络议程与媒体公共议程对接五个方面解读电视评论节目《新闻1+1》（CCtV新闻频道），认为其开创中国电视评论新范式[42]。郎劲松、潘飞选择贵州卫视“关注农民工”系列节目为分析样本，认为此类“电视公益节目”是颇具新意、营造强大舆论场的节目模式，其除了拥有舆论引导、关注民情等核心价值外，还拥有增进广告创收和社会效应双重效果的附加价值。针对当下广获社会热议（乃至非议）的电视购物节目，金成勋指出，在政府监管方面，要对电视购物的行业属性明确定位，要制定完备的保护电视购物产业健康发展的法律规范，还要建立市场准入标准及资质评估体系[43]。而同样是关注热门的节目模式，张立行就艺术品收藏（报道）节目的盛行，表明了他的隐忧：不少传媒为了眼前暂时的经济利益，或者默许或者索性与艺术收藏品经营者共谋，对某些艺术收藏品进行不实炒作，以诱惑消费者入局，成了艺术收藏品经营者的传声筒。在他看来，艺术收藏品市场与相关报道、节目也需要舆论监督[44]。
纪录片，往往被认为是电视产品中的“阳春白雪”。何苏六、王闻俊指出，电视纪录片具有和谐社会语境下的社会建构功能，并体现在核心价值构建、社会道德观念认知、人文精神传扬、艺术审美塑造、历史文化传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跨文化交流等方面[45]。《大国崛起》、《复兴之路》总编导任学安从“影视史学”角度切入，解读了如何用纪录片的语法来重现历史，并认为该类纪录片创作，不仅只是用电视来表现历史，更通过“大历史”的故事化表述、运用多种艺术手段、结合细节来表现“活”在当下的历史，以此传递电视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观点[46]。除此之外，第一财经在2008年制作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激荡•1978-2008》也引发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不过其焦点主要集中于李岚撰文所描述的：与其他电视作品多以采访“当事人”的视角不同，这部经济史纪录片排斥了所有直接参与创造历史的企业家，从“见证者”（财经记者）的角度再现了过去30年的一系列重大财经事件[47]。
在新闻资讯、谈话节目的文本研究中，赵云泽以《华人世界》（CCtV-4）整合全球多家华语媒体的运作形态为研究对象，指出“球土化”（glocalization）的传播模式是整合全球华语传播的有效策略，而情感联结、全球华语媒体联动报道是有效的具体途径[48]。
何兆武发现，“高官访谈”类节目是电视传播政治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他从权力关系的明确与回归、公民意识的觉醒、媒介意见沟通功能的实现等方面探讨了其作为现代民主政治搭建公共平台的生存价值；同时，他也指出，该类节目价值的深化，却常受制于政府官员对社会稳定的担心[49]。
在解析美国电视新闻节目的两篇文章中，各自的观点正好体现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陆生分析了美国传统晚间新闻不断衰落的原因，包括：电视新闻环境发生了变化，网络的繁荣加剧了新闻竞争的激烈，受众对电视新闻的价值期待发生了转移，主流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使公众产生信任危机以及新闻精英开始逐渐远离平民大众的利益与价值取向[50]。另一方面，在传统新闻节目模式衰落的同时，新闻秀节目《琼•斯图尔特每日秀》却异军突起，高金萍指出正是因为颠覆了传统政治新闻客观、公正、平衡的基本原则，该档节目已成为美国年轻人大选新闻的一个来源。在近两届美国总统大选中，其受众群不仅数量远超三大电视网的晚间新闻节目，而且受众年龄更为年轻[51]。
五、电视受众与传者研究：从“看电视”到“做电视”
作为电视接收者，“看电视”的观众，以及作为电视传播者，“做电视”的电视人，均是中外电视研究的主要议题。在2008年中国电视受众研究与电视传者研究中，前者的若干反思与后者的经验探讨成为其各自的“标签”。
1、电视受众研究
在观众反馈研究领域，2008年是较值得一书的一年。刘燕南、商建辉建构了“数字受众”与“意见受众”两个概念，并基于这两个原创概念以及对全国11家中央和省级电视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对“收视率至上”现象进行了学理上的反思。他们认为，目前“定性”观众反馈方式（即“意见受众”）兼具传统(来信、电话)和现代(手机短信、网络留言)双重特征，观众意见反馈量呈上升趋势，但是受重视程度不够，在应用的广泛性和在决策中的影响力两方面，均不及“量化”的收视率数据反馈（即“数字受众”）。他们提出“反馈的变奏”，认为电视业需要开辟更多适应观众需求的互动渠道，建立一种新的机制来平衡“数字受众”与“意见受众”这两种反馈模式之间的关系，以适应新媒体时代融合、交互、多元共生的传播趋势[52]。这一研究，既完成了现象描述，也提出了产业对策，更在理论上有所建构[53]，无疑是在2008年较具典范价值的电视研究成果。而同样对收视率导向进行反思的还有时统宇、吕强，他们撰文强调“社会的醒思”，认为收视率导向体现的是一种商业意识形态通过社会科学的变种向传媒文化所传递的诉求，以社会科学研究面目出现的收视率参与建构了电视商业性的物质基础的那一部分，提供了电视工业流水线的生产标准。如果不进行相应的反思和积极的体制探索，收视率导向的恶果将同样戕害远未达到丰裕社会发展水准的中国内地的精神文明[54]。
黄会林、王卓明、李国顺、钟芳与谭华根据“首都未成年人电视收视数据调查”的数据，分析指出中国少儿电视传媒的制胜之道在于实施少儿节目的本土化、民族化、现代化，以少年儿童为本，以产业思维指导少儿电视传媒，建设符合现代中国未成年人心理特点、成长阶段和接受习惯的电视传媒体系[55]。
那么，观众的电视收视与节目选择具体是怎么进行，又有哪些特点？刘新荣描述了一个完整选择过程的五个阶段，即明确问题、信息搜寻、评价方案、收视行动与收视后行为[56]。李思屈、王珂针对有线数字电视、iptV、网络电视等交互电视出现和普及这一现象，分析直播、时移、点播三种交互收视方式在收视时间的限制和收视自主性两方面的不同特征，揭示了“时效性越强的节目，受众越倾向于通过直播方式收看”、“收视自主性越强的节目，受众越倾向于通过时移方式收看”这两条规律[57]。王长潇则从观众对电视节目文本的解读中看到了“未读”的可能性，他认为，如果电视传递的信息总量过大，超出观众短时工作记忆的容量，则观众在文本解读中难以有效整合信息，解读线索就会显得零碎而混乱，解读监控也会失去依据，因此而留下“未读”空白[58]。
此外，根据上海市民文化需求状况调查的数据，陈虹发现上海电视观众的需求有如下特征：新闻性节目排在收视前列，且收视时间同质性较强；以电视剧为主体的娱乐类节目位居第二；观众收视行为、需求分众化与节目构成、设置多样化；观众本地情结明显，本地频道黄金时段占有绝对收视优势；城市与郊县观众收视趋同；观众选择更多，年轻观众流失显著；期望电视节目提高创新性和文化品位，塑造国际大都市形象[59]。
2、电视传者研究
电视传者，俗称的电视人，在电视研究领域也常常成为关注的要点。而电视人里的电视主持人因为亮相频频，更成为要点中的热点（当然，这种表面化的热点效应并不足取）。高贵武关注这一热点，进行了冷思考，他对三家媒体近五年来关于主持人的报道进行定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媒介及受众对主持人的关注逐渐增多且面广，但节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不容乐观，职业素养的高下直接影响媒介形象的高下。基于此，他提出节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应该引起主持人及所在媒体的足够重视[60]。
另有研究者对于中外两位知名新闻主持人进行了解读，于丹将《南京零距离》主持人孟非称为“不可复制的民生符号”，认为他作为一个个体所彰显出来的民生立场、人文情怀、媒体理性和个人话语方式，在众多民生新闻的栏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61]。武楠以丹•拉瑟对于萨达姆的专访为案例，归纳出新闻访谈类节目主持人的角色定位是“导航者”和“控制器，人格魅力体现于真诚、真实与个性鲜明[62]。
而在主持人之外，若干研究者就电视新闻记者的工作进行了解析。其中，本身作为时政电视新闻记者的徐少兵，从时空架构、拍摄手法、声音处理、内涵传递等角度，对一条获得中国新闻奖的新闻片《同延安老区人民共迎新春》进行“拉片”细读，从中反映出中国主流电视时政新闻改革的点滴推进[63]。而杨尚鸿、邬建中对台湾七家全电视新闻台记者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并就问卷结果对当地专家、学者进行深度访谈，得出：台湾电视新闻记者的自律状况不佳，其根本原因是台湾电视市场的过度竞争和政府管理缺失，而完善政府对电视台的合理监管机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64]。（待续）
[注释]
[1]参考BernadetteCasey,BenCalvert,LiamFrench:televisionStudies:theKeyConcepts(2ndedition),London:Routledge,2008,introduction4-5.
[2]CSSCi“新闻学与传播学”15种来源期刊目录（2008－2009）：《编辑学报》、《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编辑之友》、《新闻记者》、《新闻大学》、《科技与出版》、《出版科学》、《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当代传播》、《编辑学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3]参见高峰胡智锋：《重塑中国电视的尊严》，《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4]参见朱虹：《中国电视在转折中——纪念中国电视诞生50周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9期。
[5]参见胡智锋周建新：《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中国电视50年节目创新的三个发展阶段》，《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
[6]参见张君昌吕鹏：《中国广播电视编辑理念发展的四个时期》，《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
[7]参见黄齐国：《中国电视军事宣传史略纲》，《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
[8]参见何思翀：《〈新闻联播〉与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0期。
[9]参见胡智锋：《为尊严而战——对汶川大地震电视特别直播报道的探析与思考》，《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
[10]参见任金州袁玉兴刘玮：《重大突发事件直播：电视媒体的态度与责任》，《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
[11]参见高晓虹：《电视直播报道常态化的重大进步——“汶川地震”电视直播报道带来的思考》，《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
[12]参见陆小华：《电视，天然为现场直播报道而生——CCtV汶川地震现场直播报道与电视竞争力》，《新闻记者》2008年第7期。
[13]参见何小兰：《大地震大直播大收视——从电视打破常规版面看媒体的应急机制》，《新闻记者》2008年第6期。
[14]参见关德兵：《灾难事件的抽屉式直播报道模式：以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直播报道为例》，《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5期；李兴达：《“拉抽屉”还是“挑樱桃”——解析汶川震灾的5S直播架构兼与关德兵商榷》，《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12期。
[15]参见郑世明曾健：《论电视直播在国家哀悼日中的社会功能》，《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
[16]参见石长顺徐锐：《媒介话语的历史性超越与重建——汶川大地震报道的电视话语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
[17]参见时统宇：《央视抗震救灾直播的历史意义和传播价值》，《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7期。
[18]参见张君昌：《职业冲动与职业操守的博弈——有感于电视媒体在抗震救灾报道中的表现》，《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
[19]参见赵化勇：《发挥电视媒体优势凝聚抗震救灾力量——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报道的实践与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6期；李兆丰：《治理与动员影响媒体反应机制的多元结构——抗震救灾特别节目中的地方卫星电视》，《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葛昕徐帆：《在家乡与他乡之间：汶川地震的一种媒体视角》，《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8期。
[20]参见赵化勇：《充分发挥东道国主播台作用努力塑造国际一流大台形象——中央电视台奥运报道的实践与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9期。
[21]参见程曼丽：《关于广播电视的奥运报道》，《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9期。
[22]参见郑世明张龙：《从传播和谐到和谐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5期。
[23]参见田维钢：《北京奥运电视报道的新技术实践》，《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
[24]参见刘广宇：《奥运•电视与中国人的身体》，《当代传播》2008年第3期。
[25]参见尚志强：《我国体育电视产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当代传播》2008年第4期。
[26]参见符绍强：《中央电视台奥运广告销售博弈研究》，《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
[27]参见李继东：《西方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价值理念、基本原则和运行路径》，《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28]参见崔亚娟俞虹：《以财源为核心的公共电视运营模式分析——域外公共电视系列研究之一》，《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
[29]参见郭小平：《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当代西方广播电视业的影响》，《新闻大学》2008年第1期。
[30]参见张毓强：《角色与责任：西方广播电视与公共服务》，《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31]参见侯红霞：《英国公共服务广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4期。
[32]参见沈国麟：《美国公共电视的生存空间——美国公共电视网（pBS）记者格温•艾菲尔访谈》，《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33]参见张国涛：《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基本内涵》，《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34]参见顾亚奇：《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三个历史阶段》，《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35]参见杨乘虎：《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三论》，《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36]参见张政法：《北京市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与问题》，《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37]参见曹三省刘剑波：《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支撑技术框架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38]参见黄学建：《公共电视的四大难题——从台湾公视的经验和困扰说起》，《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39]参见卢迎安：《公共电视：理念、实践与挑战——访台湾政治大学冯建三教授》，《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40]参见吴玫郭镇之：《全球化与中国寻求文化身份：以方言电视节目为例》，《新闻大学》2008年第3期。
[41]参见郑西帆：《“本土化”：改变电视文化编码的意义及代价》，《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
[42]参见王磊：《〈新闻1+1〉开创中国电视评论新范式》，《当代传播》2008年第5期。
[43]参见金成勋：《电视购物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新闻大学》2008年第4期。
[44]参见张立行：《浅谈收藏报道（节目）的勃兴：兼论当下传媒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新闻记者》2008年第2期。
[45]参见何苏六王闻俊：《论电视纪录片社会建构的多维体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4期。
[46]参见任学安：《用纪录片的语法重现历史：兼谈影视史学在〈大国崛起〉、〈复兴之路〉中的实践》，《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8期。
[47]参见李岚：《一部经济史的艺术表达——第一财经〈激荡•1978—2008〉》，《现代传播》2008年第6期。
[48]参见赵云泽：《华语传播的话语整合与意象重构：以CCtV4〈华人世界〉为研究对象》，《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4期。
[49]参见何兆武：《电视访谈的民主政治传播价值——以“高官访谈”为例》，《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50]参见陆生：《试论美国电视晚间新闻的危机与颓势》，《新闻记者》2008年第8期。
[51]参见高金萍：《〈琼•斯图尔特每日秀〉与美国总统大选报道》，《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8期。
[52]参见刘燕南商建辉：《反馈的变奏:“数字受众”vs.“意见受众”——中国电视台观众反馈现状调研报告》，《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
[53]此处的现象描述、产业对策、理论建构三个问题层次，参考潘忠党：《传播•文化•社会译丛•总序》，华夏出版社。
[54]参见时统宇吕强：《收视率导向批判——社会的醒思》，《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
[55]参见黄会林王卓明李国顺钟芳谭华：《首都未成年人电视收视行为分析报告（上）、（下）》，《现代传播》2008年第1、2期。
[56]参见刘新荣：《论受众的电视节目选择行为》，《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
[57]参见李思屈王珂：《交互传播模式下的受众偏好——关于交互电视收视方式与节目类型的实证研究》，《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
[58]参见王长潇：《电视文本解读中“未读”现象分析》，《当代传播》2008年第2期。
[59]参见陈虹：《爱看新闻关注本地期盼创新——从一次调查看上海电视受众的需求》，《新闻记者》2008年第10期。
[60]参见高贵武：《节目主持人的媒介形象审视》，《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9期。
[61]参见于丹：《孟非：不可复制的民生符号》，《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0期。
[62]参见武楠：《新闻访谈类节目主持人的角色定位和人格魅力——对丹•拉瑟专访萨达姆的思考》，《当代传播》2008年第6期。
[63]参见徐少兵：《把握时念创新时政新闻的传播形态——我所体会的电视时政新闻改革》，《新闻记者》2008年第4期。
[64]参见杨尚鸿邬建中：《看重“独家新闻”还是“自律规范”?——台湾电视新闻记者的选择行为研究》，《新闻记者》2008年第2期。
[65]参见石长顺王琰：《广播电视媒体的政府规制与监管》，《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期。
[66]参见李法宝：《维护公共利益：香港电视管理原则》，《当代传播》2008年第5期。
[67]参见郑亚楠：《当电视本身成为“话语事件”》，《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5期。
[68]参见赵瑜：《电视媒介新技术背后的利益博弈——从欧美数字电视标准的确立谈起》，《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5期。
[69]参见宋小卫：《公民“擅自制播讲演录像”的罚与法——对一起广播电视行政诉讼案的释评》，《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12期。
[70]参见吴丰军：《电视内容资产的经济学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6期。
[71]参见李艳：《透过“包装”看电视媒体的品牌营销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0期。
[72]参见齐蔚霞：《电视行业实施体验营销策略的必要性分析》，《当代传播》2008年第6期。
[73]参见王晶：《试析凤凰卫视的三次产权变更》，《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5期。
[74]参见吕新景：《整合与分散：关于广电集团频道制的实践与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7期。
[75]参见雷蔚真谢弛：《从体育电视的网络传播实践看“台网互动”的基本模式》，《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11期。
[76]参见李德刚：《打造网络影响力：“冷媒介”时代的电视节目生存策略》，《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
[77]参见赵玉明贾临清：《对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贡献——纪念诞辰110周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3期。
[78]参见李琼：《论加密收费电视节目运营——以CCtV—3、5、6、8套为例》，《现代传播》2008年第6期。
[79]参见赵晓兰：《电视读报节目的五年回顾》，《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6期。
[80]参见杨状振欧阳宏生：《中国电视批评的史学建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期。
[81]参见刘宏栾轶玫：《中国高校电视学研究的三个阶段》，《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9期。
[82]参见谢勤亮：《一个消逝的频道——访深圳电视台原纪实频道申晓力》，《新闻记者》2008年第3期。
广播电视研究方向篇10
“受众”一词,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传播学成为一门显学以来,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和讨论的核心焦点之一。在传播研究中,受众的观念经历了多种视野的变迁,曾先后被视作靶子、社会类别、消费者、商品及解码者等等。从总体倾向来说,这些视野变迁体现了从强调受众的被动性到强调受众的主动性、从非理性受众到理性受众、从传者中心到受者中心、从关注受众的社会因素到关注受众的文化因素等特征。“受众”这一概念也随着传媒和时代的变迁,从传统大众传播语境下的概念范围(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中讯息的接受者或受传方,是传播的对象,也是读者、听众、观众的统称)扩展为新媒体时代中“包括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的网民或用户”的更大群体。
在国际上,受众研究主要分为:以“经验学派”为主的美国流派和以“批判学派”为主的欧洲流派。美国经验学派倡导“工具理性”,主张运用可观察、可测定、可量化的材料来对受众进行研究考察;而欧洲批判学派倡导“价值理性”,坚持将批判作为评价机制的关键,希望受众的效用得到表现和强化,受众的尊严和自由通过基本价值的方法和途径得到尊重
在我国,成规模成体系的受众研究起步较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国际传播学引入内地,中国内地的受众研究的风潮才开始渐渐兴起。而在此之前,国内电视台多通过“观众来信、来电、来访”和“不定期座谈会”等方式进行。
1982年6月至8月,北京新闻学会受众调查组,在北京地区开展了我国首次大规模受众抽样调查,成为受众调研的里程碑。美国着名传播学者罗杰斯(m.Rogers)认为,北京调查“遵循了传播研究方法及西方和第三世界学者的实验理论方法”,“中国传播研究者在进行调查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①北京调查尤为难得的示范效应是,在了解受众的接触媒介行为时,了解了受众的兴趣偏好、对新闻报道的信任度及产生不信任因素的原因等深层次因素,从受众行为和态度两个层面对电视节目进行评估。
此后,浙江、江苏、上海等地相继开展全省受众抽样调查。1987年5月,中央电视台联合各省市自治区电视台,联合27个省、市、自治区电视台,共同进行了第一次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②这些受众研究的突出意义在于,开始肯定了受众的主体地位,而不再仅仅视观众为传播活动的被动受体,站在受众的立场上,通过分析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动机和获得满足来考察大众传播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受众研究调查新方式和手段的引入,为我国受众研究和电视节目评价体系的建立开创了全新的局面。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内地受众研究的导向发生了颠覆性地转变。随着各地卫视先后上星,电视媒介产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在媒介产业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受制于广告及市场的需求,受众研究和电视节目制作的动机悄然发生了改变——由了解受众心理需求转变为了占有受众资源。1982年,全国广播影视业总收益只有8.8亿元,基本由国家财政拨款,而2010年,全国广播电视总收入达2301.87亿元,其中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46.93%。[1](p.46)电视机构的生存之道就是更为精准地获得受众行为及媒介市场规模,收视率调查行业应运而生。
我国收视率调查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最初采用日记卡③的方式记录受众样本的收视行为。90年代,西方先进受众测量理念及方法进入我国,与电视行业市场化需求不谋而合。1997年,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成立,渐渐采用来自人员测量仪(peoplemeter,简称pm)的更为精确的收视率代替传统日记卡调查,收视率逐渐成为中国内地电视节目评估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评价指标,收视率指标开始强力渗入电视业日常运作,在短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争取话语权到掌握话语霸权的嬗变”。[2]
多年以来,以收视率为主要评价标准的结果,使许多严肃的文化节目和原创节目相继淘汰出局。经统计,央视及各地“末位淘汰”节目中70%以上为文化类节目。大量娱乐节目、低成本的日韩剧、克隆节目占据了百姓的主要收视空间。文化被“娱乐化”,“娱乐”又被“商业化”。商业化的直接后果是,精英文化、高雅文化、原创文化中的文化独创性、思辨深度、多元化等典型价值被商业化的直接功利性所取代,模式化、克隆化、单一性的文化占据电视文化的主流,更为严重的是“享乐性、消遣性置换着高雅文化的启蒙性、先驱性”。[3](p.91)受众在收视率的洪流中成为一群“娱乐至死”的物种。
二、受众研究价值取舍的背后
英国着名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指出,所有受众研究的最终目标,究其根本,都可以划分成两类——“媒介产业目标”以及“从受众出发”,即“受众控制”和“受众自治”,这一说法,尖锐地指出了研究者立场对受众研究方向的决定性作用。
不同研究流派的差别,决定了不同的研究目的,不同的研究目的又催生出不同的研究方法。受众研究欧美两派的社会观和意识形态立场的不同,决定了其学术观点的不同分野。从“受众控制”的角度出发,定量受众研究,无疑是媒介工业最愿意为之投资的研究,而考察受众态度及行为成因的定性受众研究则成为“受众自治”的有力武器,这就产生了受众研究方法的两端——“收视率”调研和“满意度”调研。
收视率调研的导向是,收视率高即代表收视人群多,广告价值高,因而高收视的节目受到追捧,低收视的节目被打压裁撤。在收视率哲学主导价值的背后,是对利润的疯狂追逐,每一个收视点的上下浮动都通向了的金钱。广告公司的控制和压力更使测量者习以为常地将活生生的电视观众转化为标准化的商业数字信息。受众对电视媒介的态度、评价得不到重视和伸张。
奉行收视率主导的受众研究的美国做法是,商业性在媒介市场中占据着显要位置。为了争取高收视率以换取广告客户的青睐,电视台必须播出那些能够吸引尽可能多受众收看的节目,和风险较低的“同质化节目”,当一类节目取得成功后,在一段时期内将占据美国收视市场的主要份额。同时,为了保证节目播出获得高收视率,各商业广播公司形成了以“争取最多人收看”为宗旨的节目编排原则,“少数人的声音”在美国主流电视媒体中较少得到反映。
媒介经营的产业化变革,必然要求媒介经营者重新认识媒介的作用,以及与受众的关系。产业化,意味着媒介成为一种产品或服务,而不仅仅是居高临下的灌输者和传播方。在这样的关系转变中,消费者是否对产品认同和感到满意,成为评价、分析、预测产业经营活动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媒介测量的目的不是占有受众而是使受众获得更大满足。
对于如何扭转当前收视率调研主导下的电视危局,以英国电视媒介为代表的欧洲范本提供了价值参考。英国的节目评估体系与美国有着很大区别,采用以满意度指标(appreciateindex,简称ai)为主的受众调查手段。
满意度是收视率量化指标之外的一个重要“质量”指标,用来测量观众对收看过的频道或节目的满意程度。满意度支持者认为,“量”的多少无法代表受众评价,受众是否满意是评价节目优劣的根本标准。在满意度的评价范畴里,被重视和伸张的是受众对电视节目的喜好和内心需求,其本质是对受众的尊重。
英国电视的一个特点就是涵盖了许多不同的节目类型,并在晚间的收视高峰播出这些节目。新闻和时事节目被保护免受市场压力,公共和私人广播组织都必须在黄金时间播出这类节目。政府要求所有流行和非流行的节目都必须在黄金时间播出,以确保“传授知识和传播新闻的目的”。更典型的是在电视节目编排中强调“原则上的多元主义”(Blumler,1992),也就是节目编排要刻意地体现在多元社会中存在的多元兴趣,使得社会上的每一个部门都能与其他部门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保持联系。
英国的媒介研究学者更关心的是“看电视,对受众而言,意味着什么”[4](p.203)。在媒介传播中,满意度研究保证了真实的、少数的、多元的受众声音被传达,最大限度地抵制了只考虑收视人数多少,以“最低标准”(LowestCommonDenominator)和“最少人反对”(Leastobjectprogramming)的节目编排原则,满意度评价体系为主的受众研究模式,促使英国媒体机构十分重视节目的品质和原创性,在节目制作中以小众的利益和收视意愿为重要参考因素。这使得英国本土电视产业得以迅速发展,而不受商业利益驱动,公共电视机构专心于制作各种类型的高质量节目。当然,为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BBC等老牌广播电视组织节目编排者也需要在保持节目的严肃性的同时,尽量争取收视率(tunstall,1993)。
不难发现,采用不同受众研究方式所主导的电视文化价值观,将最终影响电视文化和社会审美倾向。满意度评价指标的介入,保障了优质节目能进入黄金时段并获得制作投入等资源,增量进入百姓收视空间,从而扭转受众沦为播出机构和广告商抢夺的“商品”的悲惨命运。
尽管满意度有其不可取代价值优势,但满意度调查也具有难以突破的自身瓶颈。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国已开始引入满意度调查,以期对节目评价做出全面判断。然而,由于指标设计、匹配设置、数据收集方式、市场化等软硬件条件的不配套,尤其是传统测量手段的落后等原因,使得“质化”满意度数据不能与“量化”收视率数据放在同一平台上进行比对,无法对节目发挥真正测量评价意义。满意度调查开展至今,始终无法成为与收视率相抗衡的“通用货币”,无法建立起电视台、观众与广告商之间的市场关系纽带,这就使得满意度构建的电视节目评价体系难以发挥其调节机制,从而难以在市场上生存。业界对于“满意度无用”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即时”、“量化”、“同源”三个瓶颈之上:
瓶颈之一,满意度测量无法“即时”,评价时间周期较长。
传统受众满意度测量,只能采用填写日记卡、问卷、座谈会、深访等方式进行,调查仅能选取某一时间段内的某些频道、某些时段、某些节目,所得数据单一、不全面,并非受众日常真实收看环境。同时,由于满意度调查相对于收视率数据的获得而言,需要较大的人力和较长的周期(如央视满意度调查每季度进行一次),在评估节目时不能做出及时的反馈,延误了节目调整的时机,尤其对于许多特别节目,如“奥运会”、“世博会”、“两会”等专题节目而言,对节目制作和编排十分不利。无法即时评价,严重影响满意度的覆盖度、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