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经济的区别篇1
2010年5月，中央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决定设立喀什、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加之新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形成了沿边、沿桥和沿交通干线向国内外拓展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特别是精伊霍铁路的建成和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建设，强化了其成为新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和枢纽站地位。同时，确定江苏苏州市、连云港市，浙江绍兴市对口支援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上海、山东、广东、深圳四省市的对口支援喀什，这一系列利好因素，都为喀什和霍尔果斯包括农业在内的各行各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金融机构要紧紧抓住喀什、霍尔果斯特别经济区农业发展的有利时机，强化责任意识，把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喀什、霍尔果斯特别经济区的农业发展部署与金融机构的业务发展和风险管控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与地方经济的共同发展。
1 坚持科学的金融发展观，持续加大对喀什、霍尔果斯特别经济区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以风险可控为前提，客观评估自身管理能力，全面分析特区内有效金融需求，合理确定业务发展规划。重点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特别经济区内部级、自治区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增加对高效节水、设施农业、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方面的信贷支持，加大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支持力度。
2 进一步提升喀什、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农业集约经营优势
通过对喀什、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内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户提供综合的金融服务，大力推进“公司+基地+农户”农业产业化模式。重点支持优质棉花、高产高糖甜菜、优质酿酒葡萄、加工蕃茄、优质鲜食葡萄、香梨、畜牧业、种子基地建设，培育节水灌溉示范基地、农业机械化推广基地和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并加大喀什、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金融综合服务力度。
3 加大对现代化农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快推进现代养殖业园区建设
积极为喀什、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内部级、自治区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提供高效、便捷、优质的金融服务，进一步发挥企业的规模效应和带动效应。积极支持农产品市场建设，积极培植设施农业、农产品流通主题、农产品营销网络，稳步推进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做好农牧产品市场等农村流通网络建设的信贷服务，提高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占涉农贷款的比重，增强喀什、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4 积极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农业产业化进程
确定今后支持特区农业产业化的信贷政策和措施，从金融服务的角度，加大对农业产业化主导行业、龙头企业、农业基地建设、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信贷支持力度。大力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区域特色种植基地建设及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加快推进喀什、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区域经济农业产业化进程。
5 着力提升喀什、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农业项目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机制和多元化的金融产品，积极为喀什、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区内的国家、自治区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提供高效、便捷、优质的金融服务，充分运用金融机构网络、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优化业务流程和操作方法，加大业务创新的整合力度，利用贷款、承兑、贴现、信用证等方式，进一步发挥企业的规模效应和带动效应，对大中型农业客户，以强化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为目标，量身定做，积极提供涵盖授信、投行、并购、理财、现金管理等多种产品组合与服务的一揽子个性化金融产品，在喀什、霍尔果斯特殊经济开发区构建强大的商业金融运行平台。
金融经济的区别篇2
关键词：区域金融中心；区域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1-0027-02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多样化趋势也越来越突出，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结构区域化发展，区域金融核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体现在金融相关率上。结合现代经济发展实际，本文对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
一、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辩证关系
区域金融中心包含城市现金支出、城市贷款支出、城市现金收入以及城市金融业的增加比重。区域金融中心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数据，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当区域金融中心指标的数据波动处于稳定的上升趋势，则表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反之，则说明区域经济的增长中存在问题下，应当及时进行沟通。例如，区域金融中心核算数据为一定时期内金融活动总值F与实物形式的国民财富的市场总值w之比[1]，用公式表达是：FiR=F/w[2]，依据这一金融相关率作为衡量国家经济区域性发展的重要标准，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具有相对不同的金融运算着力点，在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结合以上对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辩证关系的探究，对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有了初步了解，结合近年来我国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文献，同时应用FiR=F/w的金融相关率的运算公式，得到数据分析表，如表1[3]。结合表1的数据进行分析探究，2012―2016年，北京市的FiR值分别为：4.5、4.6、5.3、5.5、6.6；上海地区的FiR值分别为：4.8、5.4、5.7、6.2、7.1；广州市的FiR值分别为：4.9、5.2、5.6、6.2、7.3；天津市的FiR值分别为：4.3、4.5、4.8、5.4、6.3。从数据整体上来看，我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上升趋势，整体经济规划的数据呈持续上升趋势，其中，上海、广州市的经济增增长区域比重性各不相同，北京、天津市与广州、上海市之间存在差距，区域金融相关数据分析与区域整体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直接性联系。
（一）综合指标分析
结合表1中数据，对2012―2016年国内部分区域城市FiR值进行综合性分析，金融中心值不是单一的数据分析，从金融相关率的运算公式可知：FiR=F/w。区域金融中心核算数据为一定时期内金融活动总值F与实物形式的国民财富的市场总值w之比。表1中，北京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为增加2.1，而上海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增加2.4，广州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增加2.6；天津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为增加2.0，这与区域间的综合发展整体重心不同存在相应的联系，广州、上海市的金融发展具有优势，发展信息的畅通性也占有一定的优势，从而使区域金融相关率的综合变化性较大。
（二）金融支出分析
区域金融中心数据分析和整体结构的变化之间具有直接性联系。从表1中数据来看，2012―2016年，北京、上海、广州市以及天津的金融相关率都呈现整体增长趋势，这与我国区域内部金融资金快速流通具有直接性关联。一方面，现金支出的比重逐步提升，各个地区的金融资金变化结构上存在着较大的流动变化下，使城市金融运行的速率加快，商品经济交易的收益稳定性提高；另一方面，城市金融支出与城市多样化的金融交易渠道之间存在必然性联系。例如，从表1中数据分析来看，北、上、广、天2012―2016年的金融相关率综合变化为增加分别为2.1、2.4、2.6、2.0。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融合，是拓展金融交易领域的逐步形式，给我国社会区域经济的发展带来直接性影响。
（三）贷款余额分析
贷款余额分析，也是对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分析的必然性选择。结合表1中数据分析可知，2012―2016年，北京市的FiR值分别为：4.5、4.6、5.3、5.5、6.6；上海市的FiR值分别为：4.8、5.4、5.7、6.2、7.1。两者在数据变化上增长比重相差0.3，两地的流动人口较多，信贷应用主要是房地产、购物等，贷款形式可以丰富区域金融经济的增长趋势，从而逐步完善新型金融管理的结构划分，促进现代资源的综合性循环发展。
（四）金融机构的收入分析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逐步稳定，区域金融领域的行业机构逐步增加，多重金融机构在区域金融经济的整体发展中发挥良好调节作用。区域金融中心相关率的数据变化为，区域金融中心核算数据为一定时期内金融活动总值F与实物形式的国民财富的市场总值w之比，当区域经济内部金融机构的自我调整能力得到不断提升时，则区域金融中心的数值变化稳定性也得到相应提升。
结语
区域金融中心的分析证明，区域金融中心综合指标和金融相关率之间具有相对协调的运行波动趋势，结合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探索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数据分析，从而优化新型经济管理结构，逐步优化完善发展区域金融，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性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周天芸，岳科研，张幸.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经济地理，2014，（1）：114-120.
金融经济的区别篇3
关键词:区域金融;金融发展;泰尔指数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0)10-0032-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10.06
近年来,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呈现非均衡状态。中国人民银行的《2007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东部地区聚集了全部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总部和30%的城市商业银行及城市信用社,金融机构数目的39%、金融从业人员的44%和金融资产总额的64%分布在东部;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金融从业人员和金融资产分别仅占全国总量的27%、23%和15%①。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与枢纽,过大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必然会加剧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区域协调可持续战略的实施形成巨大障碍,而作为中国大区域一部分的浙江区域也存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问题。本文基于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浙江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状况进行分析,探讨造成金融发展差异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浙江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分析
(一)研究区域的界定
区域是一个相对性很强的概念,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区域有不同的界定方法。正如e.m.Hoov’er所说,“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②。为了对浙江省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有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认识,根据浙江省“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地理位置、人口素质、自然环境等综合因素,浙江省可划分为临上海经济区(包括杭州、宁波、绍兴、舟山、湖州和嘉兴)、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三个区域[1]。
(二)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度量
1.金融发展的度量
一是金融相关比率。该指标衡量的是金融发展规模,由戈德史密斯在1969年的研究中提出,表示经济金融化程度,用以反映经济金融化程度的高低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计算公式为:FiR=(金融机构存款+金融机构贷款)/GDp,其中FiR表示金融相关比率,GDp为各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
二是贷款存款比。该指标衡量的是一个地区金融发展的效率,它描述的实际是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
三是人均保费收入。该指标衡量的是一个地区金融发展的结构,事实上还应有股票筹资额来衡量金融结构的合理性,但由于该数据未找到,故只用了人均保费收入指标[2]。
2.地区差异的度量
目前还没有专门度量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指标,为了反映各经济区之间及经济区内部的区域金融增长的差异程度,以及总差异中有多大份额是由临上海经济区、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的区间差异产生的,有多大份额是由经济区内部差异产生的,本文借用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标中的泰尔指数来度量区域金融差异。利用泰尔指数的时间序列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年份差异变化的动态过程[3]。
1967年,泰尔运用信息理论提出一个可以按照加法分解的不平等系数,该系数可以满足达尔顿-庇古(Dalton-pigou)转移原理、收入零均质性和人口规模独立性等特点,计算公式为:
式中:t为theil系数,测度区域总体差异;Fi为第i个区域的存贷款余额;pi为第i个区域的人口;F为浙江省的存贷款余额;p为浙江省的总人口。
如果把总区域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组,利用对theil系数进行分解,可以进一步分析群体差异、区际差异及其对区域总体差异的影响。设a、B、C分别代表临上海经济区、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ta、tB和tC为临上海经济区、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的泰尔指数;Fa、FB和FC分别为临上海经济区、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的存贷款余额;pa、pB和pC分别为临上海经济区、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的人口,于是有:
根据泰尔指数的可加分解特性,泰尔指数可按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进行分解,即总体差异等于区域内差异加上区域间差异。三大区域间差异可写为:
泰尔指数的大小表明所考察范围内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性的大小,取值范围为0～1,t越大,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越大;反之,t越小,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越小[4]。
(三)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统计描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浙江省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也得到了迅猛发展。1996―2008年,金融相关比率从142.87%上升至303.16%,但浙江各经济区之间的金融发展是不平衡的。
1.金融相关比率
从图1可看出,近年来,浙江各经济区的金融相关比率在逐步上升,即处在金融深化状态中,但地区不平衡,特别是2003年以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临上海经济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2003年前与全省金融发展规模的旗鼓相当,2003年后临上海经济区的金融发展规模超过了全省金融发展规模;2006年以前金衢丽经济区的金融相关比率高于温台经济区,2006年以后温台经济区的金融相关比率超过了金衢丽经济区的。这说明临上海经济区经济发展快,储蓄能力强,资源利用率高,投资回报大,由于资金的趋利性致使资金流入,激活了临上海经济区的经济发展。
2.贷款存款比
从图2可看出,浙江省各区域与全省一样,贷款存款比都小于1,呈上升趋势。2004年之前,各地区贷款存款比先下降后上升,差距缩小;2004年之后,各地区贷款存款比的差距又逐步拉大,但相差不大。这说明储蓄没有完全地转化为贷款,资金未被充分利用,但2004年之后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效率提高了。
3.人均保费收入
从2008年人均保费收入结构可知,临上海经济区、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分别占42%、24%和34%,温台经济区的人均保费收入明显落后,相当于临上海经济区的4/7,金衢丽经济区的人均保费收入相当于临上海经济区的4/5,保险市场的区域发展不平衡。
(四)泰尔指数测度下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
图4显示,浙江省存款、贷款和存贷款余额的泰尔指数呈上升趋势,2003年和2006年是拐点,2003年前泰尔指数波动幅度小,2003―2006年的泰尔指数波动幅度增大,泰尔指数先上升后下降,2006年后的泰尔指数又上升,表明浙江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2003年以前比较小,之后呈扩大趋势。
表1显示,浙江省金融机构存贷款资源分布的总体差异呈上升趋势,1999年以前区域间的差异大于区域内的差异;1999年后区域间的差异小于区域内的差异。从三大区域看,临上海经济区的差异大于其他地区的差异,温台经济区的差异最小。动态地看,区域内的差异呈上升趋势,区域间的差异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临上海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的差异呈上升趋势,温台经济区的差异呈缓慢下降趋势。
在考察的1996―2008年内,1999年以前,区域间的差异对泰尔指数的贡献超过了区域内的差异,2000―2006年区域内的差异对泰尔指数的贡献大于区域间的差异,2007年后区域间的差异对泰尔指数的贡献又超过了区域内的差异,表明浙江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呈动态的变化。
二、浙江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浙江省金融发展不断增长,但各区域的金融发展存在差异:临上海经济区的金融市场和保险市场发展比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的金融市场和保险市场发展得快;区域内和区域间的金融差异总体上表现得比较平稳,泰尔指数值基本上保持在0.1以下,区域间与区域内的金融差异之间出现了收敛趋势,朝趋同方向发展。通过分析造成浙江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原因,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地理区位对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
临上海经济区拥有有利的自然条件,交通运输条件、经济社会基础、产业结构特点、投入产出效果和自然增长能力等都较好,区位优势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临上海经济区原有的对外开放和内河通道的区位优势和经济发展潜能得到了发挥,在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对外贸易等方面占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使这一区域获得了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都难以获得的附加利益,促进了本来基础较好,投资收益较高的临上海经济区加速发展。
(二)经济发展差异对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
经济决定金融,浙江省各经济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产生了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差异,从而形成了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区域经济发展决定区域金融规模以及与区域经济结构相适应的金融结构。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增长,经济主体不仅会扩大对原有金融服务的需求,而且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作为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回应,区域金融机构、金融资产和金融市场都会随之扩张和发展。不仅如此,由于金融市场和金融交易存在固定的进入费用,在人均收人和人均财富很低时,大多数经济主体往往无力支付固定的进人费,因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发展也极为缓慢。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能够支付固定进入费的人越来越多,因而利用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也意味着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不断发展。
(三)政府行为对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
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政府的区域金融政策不同,各地区的金融发展就存在差异。由于国家向东部及沿海地区实行倾斜的差别性税收政策,促进了临上海经济区和温台经济区的经济发展的同时,间接地使临上海经济区和温台经济区对金衢丽经济区信用资金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和吸引力,使金衢丽经济区的资金更趋紧张。由于浙江省不同地区经济景气存在差异,各地发展的不同步性仍十分明显。因而国家实施“一刀切”的资金调控政策时,往往使金衢丽经济区受经济紧缩的影响大于临上海经济区和温台经济区,恢复和重新进入繁荣阶段的能力也弱于临上海经济区和温台经济区,最终造成经济区之间的金融差距越来越大。
三、浙江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对策
通过分析可知,造成浙江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是多种因素形成的,如地理区位、经济发展、制度因素等,为了缩小差异,实现浙江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政府在与中央政府宏观按目标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对促进区域金融协调发展应有所作为。政府干预金融必须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度”,不切实际的金融扩张不仅不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反而会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极大危害,政府干预区域金融最佳方式在于要为区域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培养区域金融发展的内生机制。
一是大力发展地区经济,给金融资源的发展和丰富提供良好的环境;二是政府根据区域和谐发展的要求和经济周期规律,引导资金合理流向[5];在政策施行上要对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有所倾斜,实行适合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实际情况的金融政策,尽量避免“一刀切”的政策手段;三是要大力丰富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的金融资源,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保险市场、货币市场等;四是要大力发展温台经济区和金衢丽经济区的金融机构。在金融系统中,金融机构作为整个系统中的“微循环”不仅遍布于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网络之中,还支持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五是采取有效措施,缩小临上海经济区和经济区内的金融发展差异,使这两经济区的金融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陈立人,刘卫.浙江省经济区划的综合性分析与协调发展研究[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5):74-78.
[2]王修华.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比较[J].经济地理,2007(2):183-186.
[3]张慧芳,王言峰.区域增长格局和地区差距的实证分析:以陕西为例[J].经济地理,2009(4):567-571.
金融经济的区别篇4
关键词：金融积聚；政策倾斜
根据国家批准实施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北部湾经济区努力建成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目前广西提出打造北部湾经济区区域金融中心的设想，但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水平和金融业发展现状，单纯依靠自然渐进模式必定是漫长的过程，只有通过政策倾斜、制度创新，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才有可能促进金融积聚。
一、金融积聚动因分析
关于金融积聚的动因，金融聚集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从微观角度较好地解释了金融积聚的现象。
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4）认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益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Davis（1990）通过对金融服务业领域的调查发现，在大都市区域里，各种规模的金融服务产业都倾向形成集聚。Gehrig（1998）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无论对信息是否敏感的金融交易，都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产业积聚。
规模经济理论主要针对金融活动的外部经济解释金融聚集现象。韩国学者pak（1989）认为跨国银行为了降低成本会采取扩大经营规模的战略，在不同的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行，将银行服务的成本分散到全球金融业务。当某一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规模增大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银行中心便形成。我国学者潘英丽（2002）、冯德连、葛文静（2004）均认为金融中心的建立可以形成外部规模经济，例如，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协作；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邻近；信息沟通的快捷、市场流动性提高、投资成本和风险降低等等。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内的金融机构地域集中现象风起云涌。例如，北京云集了国内所有的宏观调控部门和监管部门；上海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证券、保险和外汇交易市场及最大的住房抵押市场；深圳通过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发展股份制银行、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保险公司，迅速发展成为珠三角洲地区金融企业的集聚地。金融积聚以良好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同时，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的发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二、区域金融政策倾斜的理论基础
区域金融政策倾斜是政府采用宏观干预的方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制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金融政策。国内外各类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约束论及国内学者对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为金融政策倾斜提供了理论支持。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区域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本的形成与产出能力给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推动作用。近年来，许多国内学者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框架应用到省区层面上，如陈莹（2002）、黄湘雄（2004）、曹廷求（2006）分别对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做了实证研究，都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金融约束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金融市场化过程中要通过一定程度的金融约束来达到金融深化的目标，政府通过制定存贷款利率限制、市场准入限制、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和稳定的宏观政策等一整套区域金融政策为金融部门和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使得它们采取有社会效益的行为，弥补地区内发展不平衡及市场本身的缺陷，实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表明，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指出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
三、促进金融积聚北部湾经济区的政策建议
北部湾经济区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两廊一圈等多层次发展区域的交汇处，区位优势和未来巨大的市场容量是吸引金融积聚的根本因素，也是金融政策倾斜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初期，如何通过金融政策倾斜加速金融机构聚集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一）金融机构设置倾斜
1、建立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蒋升湧（2007）主持的课题“建立北部湾银行问题研究”中提出，参照徽商银行模式对广西现有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兼并重组，在其基础上组建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北部湾银行。作为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北部湾银行的业务发展方向应以支持环北部湾经济圈特别是北部湾三市社会发展与经济开发为主要目标，其信贷资金的投向重点应是北部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有利于北部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建设项目，此外，就是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北部湾银行应重点吸收境外、东部资金，在成熟时，应将业务和分支机构延伸至国外特别是东盟国家，使之成为一家国际性银行。北部湾银行的资本金来源尽可能多元化，多元化体现在行业、地域（包括境内外）、所有制成分（包括自然人）等方面，多元化的好处是分散风险、保障资本金的长效稳定，并且可以发挥地缘优势，为今后引资多元化奠定基础。资本金可以采取阶段性扩充办法，在建设初期可以考虑只吸收境内资金，后期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针对北部湾经济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北部湾银行应该承担起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提供融资或担保的责任，通过争取国家给予类似渤海银行的新业务试办权，例如开办股权抵押贷款，一方面避免与其他银行业务同质化，同时也为其他金融机构创造市场机会，彼此形成合作关系，以利于资本聚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2、有差别地构建多层次、多种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区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托完整的金融产业链，种类齐全的金融机构可以创造市场机会和分散市场风险。因此，必须发展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在内的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体结构。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约束较少，可以通过专业投资方式改变社会资金结构，将社会闲置资金引向资金需求最为迫切的企业或项目。当前，可以考虑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组建多种类型的担保公司，以适应小企业抵押贷款的灵活性需要，改造某些准金融机构为信贷机构，加快步伐构筑中小企业融资平台。通过财政补助等手段补充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金，对这些企业实行有区别的税收政策，促进其较快发展，更好地实现高效的资金配置。
（二）金融业务管理倾斜
1、根据区域产业优先发展目录，制定区域金融支持政策。根据规划，广西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壮大食品、有色金属、汽车、石油化工、冶金、机械、电力等七大产业，同时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高新技术、林浆纸、水泥建材、现代中药、海洋等产业。对资金投向广西上述产业的广西境内的金融机构在税收、财政补贴等予以优惠，同时，允许贷款利率适当浮动。
2、实行差异化的信贷管理政策。根据金融服务与产业的原则，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比例、放宽利率浮动等措施促进资金及金融机构向北部湾经济区聚集。对于广西境内的金融机构允许其以低于全国规定的存款准备金比例开展业务，这样有助于该区域的金融机构以较低的成本吸纳来自全国的资金，促进资金向广西及北部湾经济区的重点产业流动。同时，可以将北部湾经济区列为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试点区域，允许本地区的金融机构根据市场需求适当调整存贷利率，或者对本地区以外的金融机构向北部湾经济区的贷款提供利差补贴及地方政府担保，以保障重点产业的资金来源。
3、增加政策性银行对北部湾经济区的资金投入。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已经上升为国家规划层次，在金融政策及资金层面应尽早落实。因此在资金额度分配方面，跳出西部大开发的限制，从北部湾经济区处于多层次发展战略交汇点考虑，设立专项发展基金或者增加原来的额度，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产业发展规划，为重点产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同时，对政策性银行贷放的专项资金所需的配套资金实行差异化待遇，例如，对来自北部湾经济区及广西本土金融机构的部分实行国家财政补贴利差及地方政府担保的双重优惠政策，带动商业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北部湾经济区。
四、金融政策倾斜应注意的问题
金融政策倾斜带有明显的政府干预色彩，对于金融产业基础薄弱的地区经济起步有着刺激作用。但是，政策倾斜往往以牺牲国家或地方财政为代价，并有可能导致该地区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展缓慢，因此，金融政策倾斜应该考虑时效性，防止微观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过分依赖。并且，金融机构积聚、资本流动最终取决于市场因素。因此，金融倾斜政策应着眼于完善市场经济基础设施、为微观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于金融产业积聚的金融生态环境，使北部湾经济区成为金融机构云集、资金流动活跃的热土。
参考文献：
1、姜爱萍,武晓斐.金融企业集群：金融地域运动的新动向[J].西部金融,2008(6).
2、李成,郝俊香.金融中心发展的理论、总结与展望[J].上海金融,2006(11).
3、隋庶.金融倾斜与区域金融中心定位分析[J].新西部,2007(2).
4、左科华,实行倾斜性金融政策,促进西部开发[J].贵州商专学报,2001(9).
金融经济的区别篇5
关键词：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经济发展；商业银行；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是指：金融机构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与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指标挂钩。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越低、不良贷款比率越高，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就越高；反之，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越高、不良贷款比率越低，适用的存款准备金率就越低。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在我国除了指金融机构根据不同的资本充足率和资产状况等指标来适用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之外，还应该有另外一层意思，即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来适用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
一、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发展现状
我国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的时间起步较晚，1980年人民银行就曾为了满足改革试点的要求，对一些地区性银行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对上海地区的银行按存款增加额的10%缴纳存款准备金，而对深圳地区银行则按存款增加额的3%缴纳存款准备金。
2003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贷款进度较快，规模发展迅速，部分商业银行贷款规模扩张倾向明显。一些扩张较快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及资产质量等指标有所下降，呆坏账风险增加，而且国内经济过热倾向明显。因此，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倾向，保证经济稳定发展，同时为了区别对待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从2004年4月25日起对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抑制资本充足率较低且资产质量较差、呆坏账比率过高的金融机构盲目扩张贷款，为了防止金融宏观调控中出现“一刀切”的情况，央行将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与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状况等指标挂钩，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
这些说明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已经成为我国中央银行实行金融监管、调节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和调控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工具。
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四川地区为例
（一）我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对资金流向的影响。我国根据地理标志将全国分为三个区域，即东部地区：津冀辽沪苏浙闽鲁粤琼；中部地区：晋吉黑皖赣豫鄂湘桂和内蒙；西部地区：渝川黔滇藏陕甘宁青新。而这个地理分界线同时也是经济分界线，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中部次之，西部地区最落后。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东部经济发达省份，货币市场也较为发达，金融机构体系完善，参与货币市场交易的金融机构较多，货币市场的交易量较大。由于地区间资金收益率不同和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同，东部地区虽然执行统一的官方利率，但实际上利率已经市场化。而西部地区的实际利率长期处于低利率或负利率之下，资金的逐利天性，必然加剧西部资金流向东部。相反，西部地区的金融业虽然经过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仍然与全国经济发展平均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西部省份的金融机构体系建设和业务发展仍然十分滞后。这是因为受西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在贫困地区，金融机构设施落后，网点分布少，人均收入水平低，从而边际储蓄倾向低。法定准备金要求全国同一水平，但西部地区的总体存款水平低于东部地区，按同一水平上缴存款准备金加剧了西部地区的资金紧张状态，商业银行筹集信贷资金难度大，同时由于西部地区信贷机制发展水平低于东部地区，存款中所需现金比率较高，在统一的法定准备金率下无法得到照顾，因而西部地区的货币供给长期低于东部地区以至全国平均水平，各行信贷资金运营一直不能满足经济发展所需缺口。而且当东部发达地区经济活动呈现过热时，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往往才处于起步阶段，此时实施统一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给刚刚开始发展的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各行业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导致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
（二）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对我国四川地震灾区经济的影响。地震发生后，四川省也开展了积极的灾后重建，希望能尽快恢复生产，但四川省经济基础薄弱，灾后自救能力较差。数据显示，至2008年6月25日，四川省财政厅向灾区拨付资金57.5亿元，其中省财政拨付41.9亿元，市州财政15.6亿元。但与灾后重建所需资金相比，缺口很大。四川地区地震灾害发生时，我国经济总体偏热倾向明显，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扩张迅速，房地产等固定资产类投资项目发展过快，为了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央行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压缩商业银行可用资金，以减少信贷规模，抑制经济过热。但是，四川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即使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其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十分明显。如果四川地区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商业银行同时提高，就会导致当地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规模缩小，信贷规模压缩，这将进一步扩大灾后重建所需要资金的缺口，而且商业银行的可运用资金数量大大减少，其贷款行为将更加慎重，审批过程更为严格，甚至实行贷款配额。这样，灾区企业融资成本加大，融资难度明显加大，资金来源途径变窄，不利于经济的恢复发展；资金的稀缺性也必然会带来企业融资活动中的寻租行为，不利于灾区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我国当时的经济宏观面又不可能为了仅仅照顾四川地区的情况而保持存款准备金率的不变，因此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全国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时，保持四川地区存款准备金率的不变，这样既解决了四川地区经济恢复所急需的资金问题，又不影响总体货币政策的实施。首先，存款准备金率保持不变，则备付金总体相对保持不变，可用资金规模与以前相比没有受到压缩；地区商业银行的存贷比率不变，这就为四川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其次，存款准备金率保持不变，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没有受到影响，其在贷款对象选择上将有更多的余地，而且贷款利率将不会因为其他地区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而受到影响，这样西部地区更多的企业就能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贷款，这对帮助四川地震灾区企业的恢复发展壮大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再次，存款准备金率保持不变，商业银行货币供给量规模相对增加，市场上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将刺激地震地区居民的个人消费，有利于灾区消费市场的拓展，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推广开来，我们可以看到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在解决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均衡上的应用前景。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因此统一的存款准备金率不仅在政策实施的效果上大打折扣，而且会对地区经济产生很多不利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货币市场不完善，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缺口大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如果央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不考虑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而采取东西部地区“一刀切”的货币政策，则在央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下，西部地区的“抗震”能力必然低于东部，受到的冲击会相对较大，严重影响到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样一来，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主要目的就是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西部地区货币政策目标的首选始终应是经济增长。西部地区只有实施加速发展战略，才能尽可能地在短期内缩小东西部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而且推进西部地区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各种矛盾的化解，也都需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国家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上必须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强，地区融资能力强，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热的局面下可以对其采用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以遏制其经济信贷增长过快和投资过热。而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存款准备金率可以适度向其倾斜，采取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或保持存款准备金率的不变，以促进其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实施，给央行提供了更为灵活的货币政策工具，使得央行能够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采取相适应的存款准备金率，这样就避免了在调控全国的经济时“一刀切”现象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且给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大的自主空间，给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这对帮助解决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我国总体经济的影响
（一）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于帮助西部地区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对于巩固国家的安定团结，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西部地区多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西部地区的落后，也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会造成不平衡心理，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正常的差距有利于竞争，有利于调动积极性，但差距过大且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就极有可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产生不公平感。民族地区的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若长期落后，发展缓慢，就不能形成良好的发展能力。它与东部沿海地区的这种强烈的反差势必会影响到我国的民族团结，成为阻碍社会稳定发展的因素之一，还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良性循环，进而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和发展。
（二）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促进西部地区发展，使得东西部地区优势互补，能够促进我国总体经济的和谐持续发展。当前，我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正面临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批高投入、高排放、低增长的企业被淘汰，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而东部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如果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则会直接影响到我国总体经济的增长率。所以，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已经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难题。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是形成国民经济发展新格局的重大举措。西部地区发展滞后，是区域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对西部地区实行货币政策上的倾斜，增加西部地区货币市场活力，促进西部地区信贷市场的发展，有利于发挥西部地区优势，加快西部地区发展，形成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空间；有利于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推进国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生产力合理布局，增强国民经济的活力和发展后劲。西部地区的市场、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与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也有利于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拓宽市场，逐步形成区域经济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新局面。这对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实践，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确保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胜利，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三）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有利于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团结。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国的企业很多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危机的爆发使我国的对外出口额大幅下降，很多企业因此而倒闭。而且我国的劳动力人口较多，在往年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就业人群的需要。但是，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极有可能会下滑，得益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岗位也会减少，这就产生了大量的失业人员，如果国家不采取有效措施，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通过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发达地区采用较为合理的存款准备金率，给东部地区的优质企业提供较低利率的贷款，以促进其发展壮大。而针对落后地区的实际情况，则采取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扶持当地企业的发展，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实施，是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重大改革，它将改变我国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对我国今后货币政策的实施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制度，使之能更好地适应我国的实际国情。这是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在我国的一种制度创新，它将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四、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措施
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实施虽然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边际储蓄率低等原因，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巴塞尔协议所要求的核心资本不低于4%，一级资本不低于8%的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一般对于资本充足率低于8%的金融机构，我国金融当局为防止金融风险过度积累，引发金融不稳，会及时要求其补充资本金，或实行兼并，甚至强制清算。在这种审查制度下，资产负债状况良好的金融机构资产扩张较快，而资产负债状况较差的金融机构扩张将受到限制。
但是，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实施则使这一惩罚机制的效果大大减弱。为了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采取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这样不良贷款率较高本应受到限制的地区商业银行反而没有受到限制，这就给地方商业银行提供了更多的可用资金，使得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进一步扩张，极有可能加剧呆坏账比例的增加。由于西部地区商业银行本身资本充足率就达不到国家审查要求，信贷规模的扩张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情况，再加上西部地区银行贷款审批机制与东部地区相比还不完善，风险资产增加过快，很容易引发地区金融秩序的混乱。因此，对经济落后地区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使得国家金融监管当局对当地商业银行的监管力度下降。
另外，存款准备金率是我国央行调节经济的三大货币政策之一，由于它的调整会直接收缩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力度大、效果明显，所以是央行调节经济最为有效的工具之一，如果对西部落后地区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则会使央行调节措施的边际效用大大削弱，警示效果不明显，以至于不足以引起商业银行的重视，从而导致政策效果不理想。
所以，西部落后地区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实施，必须经过央行的仔细审查，必须加强对西部地区商业银行的风险资产的控制。首先，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西部地区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调节和控制，保证信贷规模的供给与经济发展的需求相适应，防止信贷过度扩张影响银行业的稳定；其次，加强对西部金融机构的监管，严防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的发生，以此来弥补实施差别准备金率所导致惩罚机制的削弱；再次，加快西部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健全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改善资金来源单一、金融法制不健全的情况，增加西部地区融资渠道，避免对商业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蔡竞，邱荣.论西部经济成长中的金融约束及其消除[m].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
[2]蔡黎，肖驰.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6.
[3]王薇，郭景涛.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下民族发展面临的问题[m].北方经济，2006.
金融经济的区别篇6
关键词：金融聚集；政策倾斜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核心；发达的金融业是一个区域经济体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助推器，金融业的资本形成能力和经济结构调整功能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大作用。目前，国家批准实施《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要把长吉图先导区建设成为我国沿边开放开发的重要区域，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东北亚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平台和东北地区新的重要增长极。但是，这一地区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区域，产业布局以基础产业为主。而且作为先导区前沿的延龙图地区属于边疆欠发达地区，经济总量较小。因此，要促进这一地区加速发展必须促进金融聚集，以金融聚集促进这一地区的资本形成和产业布局调整。根据长吉图地区的经济水平和金融业发展现状，单纯依靠自然渐进模式必定是漫长的过程，只有通过政策倾斜、制度创新，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才有可能促进金融聚集。
一、金融聚集的动因
为什么要进行金融聚集?金融聚集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从微观角度较好地解释了金融聚集的现象。金德尔伯格认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益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Davis通过对金融服务业领域的调查发现，在大都市区域里，各种规模的金融服务产业都倾向形成集聚。Gehrig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无论对信息是否敏感的金融交易，都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产业聚集。我国学者黄解宇、杨再斌著《金融集聚论：金融中心形成的理论与实践解析》，对金融聚集动因、机制等理论做了系统的、中国化的阐释。
规模经济理论主要针对金融活动的外部经济解释金融聚集现象。韩国学者认为跨国银行为了降低成本会采取扩大经营规模的战略，在不同的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行，将银行服务的成本分散到全球金融业务。当某一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规模增大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银行中心便形成。我国学者潘英丽、冯德连、葛文静均认为金融中心的建立可以形成外部规模经济，例如，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协作；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邻近，信息沟通的快捷、市场流动性提高、投资成本和风险降低等等。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内的金融机构地域集中现象风起云涌。例如，北京云集了国内所有的宏观调控部门和监管部门，上海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证券、保险和外汇交易市场及最大的住房抵押市场，深圳通过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发展股份制银行、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保险公司，迅速发展成为珠三角洲地区金融企业的集聚地。金融聚集以良好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同时，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的发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二、金融政策倾斜的理论基础
区域金融政策倾斜是政府采用宏观干预的方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制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金融政策。国内外各类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约束论及国内学者对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为金融政策倾斜提供了理论支持。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区域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本的形成与产出能力给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推动作用。近年来，许多国内学者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框架应用到省区层面上，如陈莹、黄湘雄、曹廷求分别对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做了实证研究，李红慈等对东北区域金融阶段性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都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金融约束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金融市场化过程中要通过一定程度的金融约束来达到金融深化的目标，政府通过制定存贷款利率限制、市场准入限制、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和稳定的宏观政策等一整套区域金融政策为金融部门和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使得它们采取有社会效益的行为，弥补地区内发展不平衡及市场本身的缺陷，实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表明，地理性、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陶硕在《区域金融中心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指出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李钊在《金融聚集理论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聚类分析》中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
三、促进长吉图先导区金融聚集的建议
长吉图地区是我国参与圈们江合作开发项目的核心地区，与俄、朝接壤，在与东北亚各国开展国际经贸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吉图地区是中国面向图们江区域开发开放的重要载体，是东北亚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平台，是沿边对外开发开放、内陆地区扩大开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是东北地区新的重要增长极。区位优势和未来巨大的市场容量是吸引金融聚集的根本因素，也是金融政策倾斜的经济基础。如何通过金融政策倾斜加速金融机构聚集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1.金融机构设置
(1)建立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区域性股份制银行业务发展方向应以支持长吉图地区特别是延边地区社会发展与经济开发为主要目标，其信贷资金的投向重点应是长吉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有利于这一地区地区经济发展的建设项目，此外，就是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应重点吸收境外、韩国、日本、俄罗斯资金，在成熟时，应将业务和分支机构延伸至国外特别是东北亚国家，使之成为一家国际性银行。银行的资本金来源应该尽可能多元化，多元化体现在行业、地域(包括境内外)、所有制成分(包括自然人)等方面，多元化的好处是分散风险、保障资本金的长效稳定，并且可以发挥地缘优势，为今后引资多元化奠定基础。资本金可以采取阶段性扩充办法，在建设初期可以考虑只吸收境内资金，后期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针对长吉图地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银行应该承担起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提供融资或担保的责任，通过争取国家给予的倾斜政策，例如开办股权抵押贷款，一方面避免与其他银行业务同质化，同时也为其他金融机构创造市场机会，彼此形成合作关系，以利于资本聚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2)有差别地构建多层次、多种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区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托完整的金融产业链，种类齐全的金融机构可以创造市场机会和分散市场风险。因此，必须
发展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在内的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体结构。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约束较少，可以通过专业投资方式改变社会资金结构，将社会闲置资金引向资金需求最为迫切的企业或项目。当前，可以考虑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组建多种类型的担保公司，以适应小企业抵押贷款的灵活性需要，改造某些准金融机构为信贷机构，加快步伐构筑中小企业融资平台。通过财政补助等手段补充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金，对这些企业实行有区别的税收政策，促进其较快发展，更好地实现高效的资金配置。
2.金融业务管理
(1)根据区域产业优先发展目录，制定区域金融支持政策。根据规划纲要，长吉图地区要加快提升产业层次，培育壮大龙头企业，重点推进各类开发区和县域工业集中区建设，全力打造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汽车、石化、农产品加工、光电子信息、冶金建材、装备制造、生物、新材料新型工业基地。对资金投向民吉图地区上述产业的金融机构在税收、财政补贴等予以优惠，同时，允许贷款利率适当浮动。
(2)实行差异化的信贷管理政策。根据金融服务与产业的原则，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比例、放宽利率浮动等措施促进资金及金融机构向长吉图地区聚集。对于长吉图地区的金融机构允许其以低于全国规定的存款准备金比例开展业务，这样有助于该区域的金融机构以较低的成本吸纳来自全国的资金，促进资金向这一地区的重点产业流动。同时，可以将长吉图地区列为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试点区域，允许本地区的金融机构根据市场需求适当调整存贷利率，或者对本地区以外的金融机构向长吉图地区的贷款提供利差补贴及地方政府担保，以保障重点产业的资金来源。
金融经济的区别篇7
关键词：农村金融区域；非均衡性；影响因素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的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在我国各个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差别，使得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出现非均衡性，农村区域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不管在区域金融发展的效率上还是结构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别，因此，在各个地域之间，区域内部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一因素使得农村经济发展严重失调，同时也对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对农村金融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分析。
一、农村金融区域发展非均衡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当前，农村金融区域发展非均衡性影响因素主要有发展制度上的弊端、发展环境方面的弊端以及扶持力度方面的影响。下面我们就来对其进行详细的探讨：
（一）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制度上存在弊端
在我国农村金融区域的发展制度具有非常浓重的政府色彩，各农村金融区域在各地政府的统一强制安排下正在进行金融改革。这是一种垄断性的做法，对地区在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上的差异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造成各地区金融发展出现一定程度的非平衡性。这种由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是由政府执导的，脱离了以微观经济主体金融需求为基本点的原则，是一种为政府利益而制定的金融制度，
（二）农村金融区域发展环境的影响
虽然当前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从农村金融区域发展的整体环境来看，还是存在很多弊端。一方面，是因为西部农村地区没有完善自身的农村信用体系，贫困地区人们的诚信意识也较为薄弱，再加上信息的获取成本较大，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也较为落后，导致了农村区域金融发展环境得不到完善和进化；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中西部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能力较低，且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比较单乏，落后的金融服务体系并不能较好的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时间一久，这样的发展环境会对农村金融区域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使区域间的差距逐渐拉大。从我国区域整体结构来看，也可以看到地域差异也是较大的，可以看到东部沿海的金融区域发展环境相较于西部地区占据明显优势。
（三）政府扶持力度方面的影响
在农村区域发展过程中，政府行为对其差异性的形成有着关键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中。在对各个区域的扶持过程中，因为东部地区有较为明显的经济优势，所以扶持作用较为明显。政府也在对我国中西部地区实施相应的扶持，但是扶持力度较弱，这是中西部农村金融区域至今仍然还较为落后的主要原因，使得农村金融区域差异化不断加大。
二、平衡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的有效措施
（一）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
我国普遍存在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状况，为了能使区域和内部的发展差异尽量缩小，政府应该将自身的作用和优势全面发挥出来，对各地区金融性机构进行相应的扶持，特别是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更应该加大扶持力度。为了能带动贫困地区的发展，应该进行金融中心的培养，并提升其引导性作用，然后以金融中心作为基础，向四周进行引导性辐射，实现完善金融机构的目标。
（二）实施差别化调控政策
因为有地域以及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所以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差异。我国东部地区的资源条件较为丰富，发展水平也远远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且国家对各个差异化区域实施了统一金融政策，造成一些地区的发展条件受到限制，这并不利于缩小地区间发展差异。据于此，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先对各地区的区域差异性进行充分考虑，再进行相关政策的制定，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制定能满足各地方区域发展需求的经济金融政策，使政府的市场经济调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实现金融调控的弹性化，最大限度缩小金融发展差异。
（三）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
造成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市场化程度差异。所以，应该加快中西部市场化建设，通过对中西部资源优势的利用进行市场开拓，以此来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市场观念意识。另外，为了使整个市场经济的竞争力得到加强，应该实现股权结构的多样化，并鼓励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个人私有制经济、基金经济等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培育多元化竞争主体。同时，为了能使各群体的融资需求得到满足，应该对市场机制进行完善，加强农村信用社改革，坚持合作金融思想观，使农村信用社对金融发展的正面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三、总结
在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农村金融区域发展非均衡性的出现会对其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各地区政府应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对各个区域进行相应金融体系的构建，实施差别化的区域金融政策，建立一个完善的金融机构，使周边贫困地区的金融发展得到带动，以此来促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发展。这样一来，就能使农村金融区域发展非均衡性得到减小，并促使农村金融区域而得到协调发展，进而推动农村经济得到全面发展。
作者:郭栋张雨佳单位:山东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梁富华,陈业海.农村金融区域发展非均衡性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农业信息(上半月),2014.
[2]谢玉梅,徐玮.农村金融发展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实证研究——基于2006-2011年的经验数据[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3]胡敏,刘益民,刘绍均等.当前农村金融支农能力弱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亟待关注[J].武汉金融,2016.
金融经济的区别篇8
【关键词】两区建设；金融支持；实证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改革试验正在向纵深推进，中部城市圈的试验价值日益凸显。上世纪80年代初以四大经济特区及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为先声的开放试验，为我国积累了宝贵的外向型发展经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变革，更成为今日中国成功转型的最可宝贵财富。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开放”为主的改革试验已不能满足中国的发展要求，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差距过大，以及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性，成为当下中国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对于试验区的要求，开始向综合配套试验方向转移。湖北也适时地提出要大力建设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和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下文简称“两区”）。从总体来看，湖北的弱势区域主要集中在鄂西的武陵山和鄂东的大别山。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是以武陵山脉为中心的湘鄂渝黔边境邻近地区，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而地处中部的湖北省的一些相对较为落后的县市也被纳入了试验区，包括湖北恩施州的8个县市和宜昌市的长阳、五峰二个自治县。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包括了湖北省内环大别山山脉的武汉市新洲区、黄陂区，随州市的广水市，黄冈市的所有县市和孝感市的大悟县、孝昌县、安陆市等县（市、区）。
造成“两区”成为湖北发展的弱势区域有着地理自然、历史文化、政策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而金融在这些地区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本文主要讨论和分析武陵山试验区和大别山试验区这两个区域的金融服务需求和金融服务支持问题。
二、湖北“两区”建设缺乏金融支持
湖北地区发展不平衡，“一条腿短，一条腿长”的问题十分的突出。弱势地区经济金融水平总体上严重滞后于相对湖北较发达的地区，不同地区之间经济金融发展很不平衡，发展水平和结构差异很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弱势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2009年，湖北共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2961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4.39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2677元。而处于武陵山试验区的恩施2009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9598元，同样，处于大别山试验区的黄冈的2009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0928元，这两个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都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弱势地区的发展水平与省内较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就武汉市来说，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黄冈的4.68倍。
（二）弱势地区产业结构落后（见表1）
2009年，武汉市三次产业结构为3.23：46.36：50.42，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很小。而处于弱势区域的黄冈和恩施近年来虽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大于第一产业，但是第一产业仍然处于其地区经济很重要的地位，2009年黄冈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为29.5%，恩施第一产业的比重也达到了23.91%。湖北弱势地区农业所占比重相当高，工业化水平较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由于农业相对于其他产业增长率最低，而其占弱势地区比重高，所以其增长速度缓慢拖了弱势地区经济增长的后退。
（三）弱势地区投资总量偏低，内需动力不足
2009年湖北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为7866.89亿元，而黄冈和恩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7.03%和0.63%。且弱势地区地方财政拮据，收支不平衡，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都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和湖北省比较起来差距都不小，所以，资金来源有限，投资不足已成为弱势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
（四）弱势区域缺乏优质信贷载体、制约信贷投入
弱势区域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农业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弱势地区企业大部分处于创业初期，自身实力较弱，产品品种单一，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企业规模小、固定资产少，有效抵押资产不足。因此，弱势地区经济优质的信贷群体不多，大部分经济实体难以满足银行现行信贷条件，影响了金融机构对这些地区的贷款投放。
（五）弱势地区金融组织结构单一，金融机构网点持续收缩
由于弱势地区一般比较偏远，所以很少有新型金额机构进入，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弱势区域的金融组织体系中占绝对比重。而90年代中后期以来，湖北金融机构网点持续收缩。网点收缩一方面提高了区域金融机构的集约化水平和经营效率；但另一方面却导致部分地区金融服务供给不足，在弱势区域特别的明显。
（六）弱势地区金融机构资产总量少，金融资源与发达地区差异大
2009年黄冈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7734500万元，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3171900万元，恩施的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1340228万元，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1149512万元，而武汉市的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87616226万元，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75353208万元，可见弱势地区的金融机构资产总量与发达地区相差甚大，其储蓄率极低，资金自给率不高，由于经济发展落后，人均收入水平低，存在大面积的贫困人口，人们的收入甚至难以解决温饱问题。因此弱势地区内部自我发展所需资金的内积累很低，城乡居民储蓄少，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的自给率不高，从而使得弱势地区经济发展无法获得足够的“动能”跃出贫困的“陷阱”。
金融经济的区别篇9
关键词：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统一货币政策；货币金融政策区域差别化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05―0008―04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一、转轨时期中国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的成因
金融发展水平的区际差异从根本上讲是由经济状态的区际差异造成的。这是因为，按照内生金融成长理论的观点，不同的经济状态给金融成长所提供的成长条件和成长区间是截然不同的。格利和肖就曾经指出，如果离开实际经济发展的来龙去脉，金融发展将难以理解。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产生与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
中国作为经济转轨国家，在整个经济制度变革过程的前期，基本体现了政府推动和自上而下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特征。具体来说，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政府主导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在渐进式改革中，经济市场化的过程是分领域、分地区各个突破、分步推进的。
由于采取了局部推进的非均衡改革战略，因此，中国的改革特别强调改革的次序问题。为了具体地落实改革的先后次序，我国在“七五”计划中，根据各省市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提出了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地域划分及国土开发实施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梯度发展战略”。后来的经济发展证明，这一战略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赶超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这一区域差别发展战略所引起的负效应也是十分显著的。这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经济的同质性已被地区差异性所替代，传统的区域经济行政式人为平衡格局被打破，区域经济运行由均衡走向非均衡。
经济决定金融。改革开放以后，区域经济运行的非均衡打破了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了金融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而这种供求不均衡使得区域金融运行的差异性开始显现。
改革初期以政府主导为特征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中国区域经济与金融的非均衡发展提供了动因，以此为基础，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而由弱变强的、非政府主体推动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则加快了区域经济与金融差异运行的进程。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围绕着放权让利而展开的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居民可支配货币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国民收入的主要支配权由政府转向民间。这一转变为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变革培育了必要的市场主体，为非政府主体参与制度变革创造了物质条件，使我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制度变迁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即：经济制度变革过程不再由政府惟一地决定，基于已有的分权改革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非政府主体也较大程度地参与了制度变革与创新的过程。
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从根本上来讲源于经济市场化进程，因此，非政府主体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积极参与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效力，也就取决于市场经济不断发育过程中所产生的激励机制作用的大小。由于改革初期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造成了不同区域经济市场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对不同区域的非政府主体参与制度变迁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市场激励，这样一来，在不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不同区域非政府主体参与经济改革与经济建设的热情与动力明显有差异，由此决定了来自于非政府主体积极参与而实现的经济与金融成长绩效存在区域差异，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源于经济市场化进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使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如果说改革以来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金融领域的必然反映，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政分权制下，由国家对地方政府财政利益的认可而引发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博弈，以及在博弈过程中所形成的各地方政府干预地区金融运行的能力差异，即各地方政府金融努力程度的差异则使业已形成的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差异进一步得以强化。
虽然，197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与以往历次经济体制的变动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但是，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角度看，1979年以后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行政分权的做法，即中央政府从计划、投资等各方面层层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分解指标。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分权制改革使地方政府的财力和财权大大增加，地方政府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利益和权力。从资源空间配置的角度来看，从改革中获得大量权力和财政利益的地方政府，开始明确地追求地方利益，地方政府在资源空间配置和区域经济与金融运行中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行为主体。而在我国依然近乎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中，发展速度则直接取决于要素的投入量和对资源的占有量。即：地方经济利益实现程度的大小取决于资源配置权的大小以及能否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拥有资源的前提是拥有可作为购买力的货币。每个地区都想借助拥有更多的货币以获取更多的资源。这样，地区间对资源的竞争就表现为为本地区获取更多货币的竞争。“拨改贷”后，金融成为各地区资本形成与资本积累的主要渠道，地区金融资源的多寡越来越成为决定地方经济发展快慢的关键因素，地方关注的目标随即转向了金融部门。在金融以“条”为主、地方以“块”为主的状态下，“条块分割”的矛盾必然导致各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需要通过地方与中央的非合作博弈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的零和博弈来完成。由此，对金融资源的争夺成为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各地方政府之间利益博弈的焦点，而金融资源在各地区的最终配置格局取决于博弈过程中各地方政府博弈能力的对比。
首先，就各地区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而言，各区域经济实力进而对国民经济影响力的显著差异，决定了不同区域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实力上的差异。发达地区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突出地位，使其必然要求在政治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更大。而欠发达地区则恰好相反，较弱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发言权降低了欠发达地区在包括资源配置权限划分等在内的各种谈判中的实力地位，削弱了这些地区向中央讨价还价的能力。
其次，就各地区政府之间的博弈而言，与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在制度供给与制度的有效执行方面均处于竞争中的劣势地位。在区际开放经济条件下，这一劣势使欠发达地区的政府面临着执政的风险和政治租金丧失的风险，并最终使得这些地区在争夺经济与金融资源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
总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能
力的区域差异是显著存在的，这决定了各地方政府占有或控制金融资源能力的差异，即各地方政府金融努力程度存在差异。在政府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主体而存在的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金融努力程度的区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业已存在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变得更加显著。
综上所述，源于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特有制度变迁模式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了区域金融发展环境的显著差异，不同的发展环境为不同地区金融需求的培育、金融供给能力的提升以及供需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等设定了不同的约束条件，各区域金融运行由此走上了非均衡发展的道路。在此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政分权制下，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以争夺金融资源为核心的利益博弈，东部发达地区凭借改革先进入者优势而占据了博弈竞争中的有利地位，金融资源的配置随即形成了有利于东部地区的配置格局，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地扩大，区域金融非均衡运行特征由此得以强化。
二、区域金融非均衡发展与统一货币政策的矛盾
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一历史性的制度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成长与经济发展的既有路径与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由此而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必然对内生于其中的金融发展模式产生本质上的影响。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了中国金融制度改革走上了一条从计划金融向市场金融转变的变迁路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变迁服从并内生于转轨时期金融制度由计划到市场的总体变迁路径。货币政策传导在宏观上呈现出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过渡，在微观上则更多地受到微观金融与经济运行状况的制约。
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方式的确立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传导效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传统的货币政策直接调控方式下，中央银行使用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由于严格的规模控制，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力具有相当的控制力；而在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方式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是通过中央银行使用间接性货币政策工具，借助于市场对政策信号的传递以间接地调节微观金融机构与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而完成的。这样一来，货币政策传导的效力就不仅取决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完善性，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微观金融与经济主体对货币政策有无反应和反应程度的大小。可见，在金融市场化改革方向既定的条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效力的提高不仅要求中央银行从宏观上不断完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而且还要求中央银行应当更多地关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微观作用机制。
如前所述，在中国市场化导向的金融改革进程中，金融市场化改革由东向西渐次推进的改革秩序安排，人为地给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设定了不同的约束条件，使不同地区金融深化的速度与程度均存在明显差异。区域金融运行最终呈现出“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在空间和时间上并存的特征，即：在我国中西部地区“金融抑制”状态并无实质上的变化的同时，东部沿海地区却因其金融市场化进程的显著推进，而更多地表现出了“金融深化”的特点。
在微观金融运行显著影响政策效力的货币政策间接调控机制下，各区域“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状态的非均衡性，必然导致不同地区对统一货币政策调控反应程度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与以区域经济与金融均衡发展为前提假设的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形成了矛盾。
(一)金融深化程度的区域差异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单一的矛盾。
尽管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已由直接调控为主逐步过渡到了以间接调控为主，但是，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来看，目前，银行信贷渠道仍然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中央银行对利率、汇率以及财富渠道的驾驭能力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在微观金融运行市场化程度较低，国家对金融拥有较强控制力的情况下，这一状态无碍于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然而，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融资方式与融资渠道趋于多元化，银行信贷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力减弱，单纯依赖银行信贷渠道传导货币政策的效果必然降低。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所出现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集中表现为金融深化程度的显著区域差异，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仍然高度依赖于国有金融的同时，发达的东部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与金融对外开放的深化，极大地促进了市场金融的发展，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不仅能从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获得，而且，还可以更多地借助于资本市场筹资、民间借贷及引进外资等方式来满足。这样一来，融资渠道的多元化使得这些地区微观经济主体对经由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反应必然弱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反应，由此造成统一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力出现区域差异。
(二)经济金融总量与结构的区域差异与统一货币政策调控的矛盾――货币政策扩张或收缩的区域不同步性。
首先，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中西部地区的存款增长能力远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因此，按同一比率缴存准备金势必加剧中西部地区资金缺乏的状况；同时，受经济与金融扩张能力的影响，当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中西部地区货币供应量减少的幅度要比东部地区大得多，而中央银行降低法定准备金率，中西部地区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幅度却要比东部地区小得多。
其次，在统一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条件下，现金漏损率的区域差异会导致货币乘数效应的区域差异。货币乘数的大小取决于现金漏损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高低。现金漏损率的大小受信用发展水平、交易方式、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信用化程度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较大，现金交易比重较高，此外，东西部地区资金利润率的客观差异，使得中西部地区的资金大量流向东部地区。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西部地区现金漏损率比东部地区更高，货币乘数则更小，这样一来，统一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在各地区所形成的货币乘数效应就是不同的，同样的货币政策措施在不同经济区域的扩张或收缩程度显然不同。
再次，从经济与金融结构来看，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较大、金融市场发育程度高、企业筹资渠道广，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主要的经济成分仍然是国有经济。金融市场发育缓慢，企业融资主要依赖国有银行，这样，以商业银行信用渠道为主的货币政策传导，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企业的影响远比对经济较发达地区企业的影响要大，因为中央银行的紧缩措施通过国有商业银行首先传导给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国有商业银行依赖程度小的非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则较小。同时，由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更高，国有金融与市场金融均更为发达，金融体系更为全面与完善，企业融资渠道较为广泛，地区内投资扩张回旋空间大、速度快，受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影响更不显著。这样一来，同样的货币政策
调控就会在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的扩张或收缩效应。
(三)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区域差异与统一基础货币投放的矛盾――货币投放效果的区域差异。
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外向型经济对国民经济运行与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来说，自1993年末国家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在新的外汇管理体制下，中央银行的“人民币外汇占款”资产取代再贷款，成为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货币投放主渠道的这一变化，使得地区出口及创汇能力成为了决定本地区货币资金宽松程度的关键因素。在东部地区(特别是广东省)几乎垄断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情况下，出现了东部地区基础货币投放量充足，而创汇能力低的中西部地区基础货币投放不足的非均衡格局。不仅如此，由于1994、1995年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大幅度的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增加，相应地以“人民币外汇占款”方式投放的基础货币也急剧增加，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对此，中央银行采取了收回对商业银行再贷款的方式来对基础货币的过快投放进行冲销。这对于经济已经过热的东部地区起到了必要的降温作用，而同样的货币紧缩政策对于资金已经并不宽松的中西部地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四)金融内生成长能力的区域差异与单一货币金融调控政策的矛盾――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进一步强化的可能。
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区域不同步性，赋予了不同区域不同的经济与金融发展动力和活力，东部地区因为拥有了改革的优先权而表现出更大的发展活力，获得了强有力的改革初始推动力，从而拥有了改革“先进入者”通常能够获得的显著的经济增长绩效。“先进入者优势”赋予’了东部地区在经济市场化与货币化中的领先地位，使得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相比，这些地区货币化程度更高，市场机制也更加完善，东部地区由此而走上了一条经济与金融自我成长的良性发展道路。这种经济与金融自我成长能力的获得，使其能够在国家诸多优惠或倾斜政策取消以后，仍能保持经济与金融持续稳定地增长。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市场经济改革的滞后，不仅限制了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活力，而且，由于发达地区的相对发达，使其在与发达地区的区际生产要素流动与区际贸易分工中处于竞争劣势。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由此走上落后便更落后的恶性循环道路。在区域经济与金融内生成长能力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国家货币金融政策却基本上采取的是全国一刀切的调控措施(某些政策仍在向东部发达地区进行倾斜)。比如，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条件的全国统一性，企业上市审批条件的全国统一性等。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显著缺乏金融自我成长能力的情况下，不考虑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单一货币金融政策调控，必然使这些地区的金融深化与金融发展因为面临更多的约束条件而难以拓展。由此可能会使已经落后的中西部金融更加落后。
三、政策建议
金融经济的区别篇10
区域范围内的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金融成长的量的扩张可以增加区域内资本投入：金融增长能够促进区域内储蓄总量的增长。从众多分散的储蓄主体那里动员储蓄要花费大量成本，包括：集中储蓄时发生的交易成本和为克服信息不对称性，使储蓄主体安心放弃对储蓄的控制权而支付的信息成本。因此，金融制度的完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加速货币储蓄对实物储蓄的替代。储蓄主体投资渠道和方法的多样性，可以有效地减少在动员储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分散储蓄风险，从而实现储蓄总量的扩充。一定时期的区域高额储蓄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储蓄能否以较低的成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且增殖，才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内在要求。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能力大小和方向的选择，必须依靠一系列的金融中介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这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特征随储蓄主体和投资主体在资金供求上存在的差别所决定的。金融中介的培育和发展，一方面能够形成以利益为导向的互补和竞争并存的多元化储蓄－投资渠道，凭借反映资金稀缺度和收益报酬率的利率杠杆和多样化的金融资产有效地分配储蓄，引导储蓄流向高收益投资项目，解除那些效益好、潜力大的非国有部门的融资约束；另一方面，通过提高金融机构的业务能力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降低金融中介的交易成本，保持资金供给价格在较低水平上，刺激投资主体竞相投资，从而达到缩短储蓄－投资转化的周期，促进有效的实质资本的形成。
二是区域的要素生产率是金融成长在质上的反映。技术进步是生产率提高的最主要的内动力，无论是社会生产力体系中诸要素面貌的重大改变，还是经济机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亦或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和产品竞争力的迅速增强，均离不开当代科学进步的巨大作用，科技进步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投入的竞争，只有对科技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保持高强度的投入，技术创新以及创新成果的应用、推广和普及才有物质保障。金融成长客观上推动了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进程，从而一方面为金融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提供更强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又可为科技成果迅速传播、普及缩短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区间提供帮助。
纵观我国现阶段，虽然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但金融改革仍然滞后，这使得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形成事实的“二元金融体制”，东西部金融发展具有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金融业体系和金融业贡献差异较大。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已基本形成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等并存的多元化金融格局；而西部地区金融体系仍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金融业仍处在较封闭的垄断状态，金融开放性和竞争性差。以金融保险业为例，2002年，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为68289.06亿元，金融保险业贡献3377.88亿元；而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为20080.39亿元，金融保险业贡献635.92亿元，分别占5％和3.2％；
2，资金筹集途径差异较大。以证券筹资为例，如表1所示，到2001年末，西部12个省市，共有242家上市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的22.3％，而东部地区却占了55.24％。同期从股票市场筹集资金额，西部仅为东部地区的29％，占总筹资额的18.35％，以西部十二个省市的总筹资额，也低于仅由八个省市的中部地区，其差额为7248.91万元。
表12001年股票市场筹资分析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02年
3，金融风险差异较大。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金融不良资产多、收贷难、欠息严重且呈持续增长状态。西部地区银行体系间接融资主要以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主,其不良贷款问题突出,成为影响西部地区金融业运行的稳定与安全的隐患；由于目前金融业已从买方市场转化为卖方市场，金融与经济矛盾的焦点已从资金矛盾转化成项目矛盾。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更加缺乏大而好的项目，实际上形成了资金短缺与闲置并存，金融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缺乏良性互动。
我国地区差异明显，统一的金融货币政策必然会给各个地区造成不同的影响，资金必然会在市场规律的调节下流向效率高的地区，其表现一是内地资金以各种方式流向沿海和特区，并且成为当前社会资金流动的基本趋势；二是东西部地区吸引外资能力的不同，导致外资在不同地区的分布更加失衡。这样，发达地区凭借良好的经济环境，充分调动金融资源，得以迅速发展；而欠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金融资源利用效率却很低，潜在的经济发展要素无法启动，始终难以找到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针对以上的问题，如果我国要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必然要求差别金融政策。具体表现就是中央银行应在西部地区实行比东部地区更加优惠的金融政策。中央银行可以增加西部地区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限额，允许西部采取更加优惠的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并适当延长其期限。对金融机构因支持西部开发，国企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临时性资金需求，即使给予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并适当放宽其期限。实行市场利率和优惠利率并存的利率政策。变统一的利率政策为有区别的利率政策，研究制定和实施有利于西部大开发的利率政策。对西部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要在现行利率的基础上，再下浮2-3个百分点。对西部地区的政策性贷款，在现有优惠的基础上，再下浮1-2个百分点，同时加大中央财政贷款贴息力度，减轻西部地区的利息支出，降低开发成本。对西部地区的存款利率应适当提高，以降低西部资金漏损率，吸引更多的东部资金和国外资金，达到缓解西部建设资金不足，促进西部经济增长的目的。
另外还应适度放松对西部金融业市场准入的限制，扩大外资银行参加西部大开发的积极性。借我国加入wto的契机，央行在市场准入限制上应向西部倾斜，吸引更多的国内外金融机构进驻西部地区开展金融业务，以扩大西部地区利用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规模。在货币政策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根据所在地区经济状况的差别，采取有差别的货币政策，经验表明，这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我国应采取切实有效的倾斜性货币政策，实行差别性存款准备金政策、推行扶持性再贷款政策以及灵活的利率政策，扩大西部地区的货币供应。进一步调整存款准备金制度，改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文件次单一的状况，实行地区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降低西部地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增加西部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提高西部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能力，即在现行的准备金率基础上再调低1-2个百分点，使西部商业银行拥有更多的资金来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