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的建议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5）09-0137-03
[作者简介]史玲（1978-），女，讲师，研究方向：民商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无形性、活态性和传承性，由于其保护和传承靠的是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宝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因此对传承人的保护至关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相继实施，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认定、资助措施、代表性传承人的义务及“退出机制”等作了相关规定。但是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传承环境仍很艰难，通过法律保护传承人，不仅可以调动传承人传承的积极性，而且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一、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概况
从2001年开始，国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上重要议程。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明确规定了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认定、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和支持、代表性传承人的义务并规定了传承人的“退出机制”。《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也于2015年2月1日正式实施。目前，文化部已命名和公布的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总数共1986人。截至2013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认定和命名了省级代表性传承人7713多人。在文化部公布的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辽宁省共有部级代表性传承人38人，其中男性和女性的人数分别是27人和11人，男性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女性。目前传承人中年龄最大的是刘振义（辽宁鼓乐）101岁，年龄最小的周丹（沈阳评剧）也已经45岁了，年龄跨度达56岁，38人当中年龄超过60岁的有26人，占总数的68%。由此可见，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状况不容乐观，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工作已迫在眉睫。
二、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传承人保护立法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与传承的关键就在于传承人的培养。《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虽然对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定和退出机制、约束和激励机制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仍然需要细化，如缺乏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和培养机制，缺乏对传承人补助经费使用情况的管理和监督，缺乏对传承人的传承工作进行考核奖惩措施，没有实现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动态化管理。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以完善传承人培养和保护机制，从而调动传承人的传承积极性。
（二）传承人老龄化严重，断层趋势明显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生存问题，还有传承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载体，通过传承人的传承而得以发展。可以说，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如果没有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消失。在辽宁省部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高龄者占很大比重。然而，正是传承人的存在和发展，才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种精良技艺的继承和创新，才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鲜活和持久的生命力，而目前大部分掌握各种技艺的人年事已高，如海城喇叭戏传承人、辽宁省铁岭市朝鲜族农乐舞等，传承人后继乏人、断层现象是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共同难题，既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难以传承的内在原因，也有社会环境变迁等外部客观因素。另外，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从事非遗传承工作，或者因为传承人的“传内不传外”、“传子不传女”保守意识的影响，年轻人也难以找到师傅，再加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复杂，学习并不容易，需要下苦功夫，而且掌握技能后还可能面临收入低无法保障基本的生活需要，所以单靠项目传承人个人的努力，会使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实现顺利传承。因此，积极保护现有传承人和培养后备传承人已刻不容缓。
（三）扶持传承人资金投入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任重而道远，最主要的是需要资金支持。2005年以来，辽宁省财政逐年投入大量资金，各市县也投入相应资金支持传承人培养。文化部对部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补助标准为每年每人1万元，辽宁省文化厅给予省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每年每人3000元的补助经费，这些只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中极小的一部分，仍无法保障传承人的基本生活，导致其进行传承活动的积极性较低。虽然《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明确规定了省、市、县各级政府设立专项资金，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扶持贫困地区发展，但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生活贫困化，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大而支持资金又有限的情况，维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和发展仍难以为继，甚至许多抢救性保护工作都无法开展。
（四）传承人培养途径单一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无形性、非物质性和活态性等特征，传承人的培养主要通过家庭传承、口传心授的方式，培养途径较为单一。现阶段，辽宁省虽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市社区建设相结合，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乡镇、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但仍未形成常态。目前虽已建立一些传承基地和传习所，但是数量较少且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完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法律保护制度的建议
（一）制定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质上是对传承人的保护，辽宁省虽然已有38人被文化部命名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辽宁省文化厅命名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101人，但是缺少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监督管理和考核机制等方面的动态管理，缺少相应的规范管理办法。目前，很多省先后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河北省还推出了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年审制度，每年对传承人的传承情况进行评估，实行动态管理。辽宁省可以借鉴其他省份的立法和实施的经验，制定传承人认定与管理的暂行办法，从而实现传承人保护规范化。在内容上，为了保证传承人能将自己所掌握的技艺更好地传承，应细化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完善代表性传承人的退出条件及相关条件的认定制度，并且严格退出机制的执行力度，对于满足退出条件的代表性传承人经过相应评审考核后及时执行退出程序。
（二）加大政府经费投入，引导社会资金参与
首先，加大经费投入。建议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补助费标准从每人每年1万元提高到3―5万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补助费标准应提高到每人每年1万元。其次，在加大经费投入的同时，还应通过立法对经费使用进行管理。《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规定省、市、县政府应当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并将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虽然加大了省、市、县人民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扶持力度，但是缺乏可操作性，未制定经费投入的相应标准和长效的投入机制和监督考核机制。因此，建议制定行之有效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应涉及如下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补助经费、传承人补助经费、传承基地补助经费、组织管理经费、宣传经费等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经费进行细化，明确标准，并对各项经费的使用范围、预算、申报、审批及管理考核、使用和监督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第三，按照“社会参与”原则，多元化开拓资金渠道。允许和鼓励社会资金注入，逐步形成多元的资金投入机制。对于企业及社会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的捐赠和赞助，应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三）提高传承人的社会声望
提高传承人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提供更广阔的传承空间和更有利的传承条件。在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应占有一定的比例，使之在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中能够代表所有的传承人发声，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积极建言献策。授予传承人名誉称号，每年定期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表彰大会，对作出一定贡献的传承人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突出贡献奖”“大师”“民间艺术家”等荣誉称号，还可以通过博物馆购买、收藏、展示当代民间大师的工艺精品等方式，使传承人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和肯定，增强其自信心和自豪感。
（四）创新培养途径，壮大传承人队伍
当前，培养传承人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瓶颈。辽宁省应借鉴国外和其他省市的经验，创新传承人培养途径，探索具有特色的传承手段和方式。一方面，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快制定传承人个人带徒传艺制度，使传承人的培养制度化、规范化，主要内容包括：传承人带徒传艺获补贴的标准、传承人带徒的职责、考核和奖励的标准等。另一方面，建立传承体系，搭建传承人培养平台。传习所、传承基地是培养传承人的重要路径，应加大力度提高传习所和传承基地建设的数量和质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知识纳入大、中、小学相关课程或教学内容，如海南省将黎锦技艺在技校进行专业教育，培养黎锦技艺专职人才；北京市将京剧作为中小学校的教学内容；济南市将山东快书、鼓子秧歌、泥塑等引进了中小学校。通过学校教育，使传承人的实践技能与理论知识向结合，可提高传承人队伍的整体素质。政府还应支持传承人开办传承机构或培训机构，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或者免费提供场所，鼓励传承人面向社会招收学徒，鼓励传承人带徒传艺，培养一批新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接班人。同时，为了鼓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兴趣的人参与进来，对接受传承者政府应给予一定补助。
（五）为传承人提供社会保障
除了对传承人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还应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首先，应提高传承人医疗保障标准，建议给予60岁以上的传承人等同于机关退休干部的医疗待遇，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专心致志搞传承。主管部门还应该安排他们定期进行身体检查，使传承人保持良好的身体条件，控制和降低因为生命健康问题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带来的风险。其次，对生活困难的传承人，应享受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补助，解决其后顾之忧，使其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传承工作。
（六）加强传承人档案和数据库建设
由于一直以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重视不够，因此建立传承人档案将是一项长期艰辛的工作。建议在文化部门的协助下，由档案部门通过对传承人的调查、走访、登记等各种可行的办法，为传承人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全面、真实的记录，传承人档案应将文字、录音、录像等多种载体有机结合，尽快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库和数据库。
非遗传承的建议篇2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通知》精神，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文化资源。我市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琴书、柳琴戏、丁丁腔、面塑、针插造型工艺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人民群众智慧与文明的结晶。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乏人，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二、建立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在科学认定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社会得到确认、尊重、保护和弘扬。
(一)扎实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按照全省统一部署，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于*年6月至*年2月间开展。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和后勤保障。要在充分利用现有工作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地区、分类别制定普查工作方案，认真组织实施，全面了解和掌握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整理出版《*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地图集》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集》。
（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研究制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评定办法》。在科学认定的基础上，力争*年前建立市、县（市、区）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原则上每两年评选一次，由市政府批准公布，并推荐申报参评省级名录。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由同级政府批准公布，并报市政府备案，市文化局负责具体备案工作。
（三）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机制。通过对保护种类现状的调查确认，逐个制定保护方案并实施传承保护。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团体）的认定和培训机制，采取资金扶持等措施，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对列入市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市政府将给予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和资助扶持。市级传承人（团体）推荐评选活动原则上每两年开展一次。各县（市）、区政府要认真调查了解申报代表作名录传承人的现实情况，切实做好资助传承人(团体)的推荐工作。对列入名录的、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为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和特定区域，要实行动态整体性保护。在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社区和乡村，要积极开展创建民间传统文化之乡活动。
(四)切实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业务的教育培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标准要求高、工作要求严的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抓好技术骨干和工作队伍的业务培训。要在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和条件较好的职业技术学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示范基地，分期分批对相关人员进行多层次、多学科、多形式的资质教育培训。有条件的职业技术学校可与高校联合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课程，积极拓展教育培训平台，加快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才的培训和储备。
（五）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各地区、各部门要不断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切实增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认识。在每年的全国“文化遗产日”期间，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活动，充分展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要积极开辟专栏，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的宣传，普及保护知识，提高市民的保护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切实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
（一）建立协调高效的保护工作领导机制。在市政府的领导下，由市文化局会同市发改委、教育局、民政局、财政局、建设局、民宗局、旅游局等有关部门，建立*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制度，统一组织协调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局际联席会议由市文化局负责召集，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文化局。各县（市）、区也要建立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时协调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抓好专兼职结合的工作队伍建设。要组织一批熟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业务的同志，作为保护工作的专职队伍；吸纳社会团体、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方面的专家，作为保护工作的兼职队伍。同时，要充分发挥专家在保护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
非遗传承的建议篇3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全文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上海历史文脉，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保存、认定、利用、传承、传播等保护活动及相关管理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制。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发展改革、财政、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新闻出版、规划国土资源、经济信息化、商务、工商、农业、卫生计生、民族宗教、知识产权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五条 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所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承担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具体工作。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建立和完善保护机构，加强专门人才培养和专业队伍建设。
第六条 本市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由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方面的人士组成，为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决策咨询意见。
第七条 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及其他相关社会组织按照各自章程，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相关的学术交流、咨询服务、权益维护等工作。
第八条 鼓励和支持其他社会组织、公民、法人通过研究、收藏、展示、传承、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第九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提高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网站等媒体应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
第二章 调查与保存
第十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需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指导、协调，并对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调查难以覆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可以依法对其工作领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的具体方法和要求，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认定、记录、建档，建立健全调查信息共享机制。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收集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代表性实物，整理调查工作中取得的资料，并妥善保存，防止损毁、流失。其他有关部门取得的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应当汇交给同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二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应当公开，便于公众查阅。
第三章 代表性项目名录
第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建立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本行政区域内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名录予以保护。
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认定标准和程序。
第十四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从通过调查或者其他途径发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遴选拟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
区、县人民政府可以从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向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推荐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可以向市或者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建议。
第十五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从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中，选取五名以上相关领域的专家，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认定标准和程序，对拟列入或者被推荐、建议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进行评审。
评审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十六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经专家评审后拟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予以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二十日。
公示期间，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异议的，可以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书面提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异议情况进行核查，认为异议不成立的，在收到异议之日起二十日内，书面告知异议人并说明理由;认为异议成立的，重新进行评审。
第十七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和公示结果，拟订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应当报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四章 分类保护与合理利用
第十八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状况和特点，实行分类保护，对濒临消失的或者本市特有且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予以重点保护。
第十九条 对濒临消失、活态传承较为困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采取将其内容、表现形式、技艺流程等予以记录、整理，编印图书，制作影音资料，建立档案等方式，实行抢救性保护。
第二十条 对受众较为广泛、活态传承基础较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认定代表性传承人、培养后继人才、扶持传承基地等方式，实行传承性保护。
第二十一条 对具有生产性技艺和社会需求，能够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药物炮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通过扶持、引导、规范对项目的合理开发利用，实行生产性保护，使该项目的核心技艺在生产实践中得以传承。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实行生产性保护，应当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不得擅自改变其传统生产方式、传统工艺流程和核心技艺。
第二十二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所需的濒危原材料予以保护;鼓励依法种植、养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所需的天然原材料，或者开发、推广、应用相关天然原材料的替代品。
第二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符合条件的中华老字号和上海老字号企业的传统技艺，优先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加大保护和扶持力度，促进本市工商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第二十四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制定专项保护规划，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其相关的场所和实物，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
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区域空间规划的，由规划国土资源部门会同相关专业管理部门制定专项保护规划。
第二十五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应当以尊重其原真性、文化内涵及自然演变进程为原则，保持其原有的文化生态和文化风貌，不得歪曲、贬损、滥用。
第二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通过与文化产业发展相融合等方式，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第二十七条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产生的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依法予以保护。
第五章 传承与传播
第二十八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以认定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包括个人和团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
(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
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参照执行本条例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评审的规定。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向社会公布，并建立代表性传承人档案。
第二十九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开展知识和技艺传授、艺术创作与生产、展示、表演、学术研究等活动;
(二)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
(三)取得传承、传播工作或者其他活动相应的报酬;
(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其他权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二)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
(三)配合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
第三十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丧失传承能力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重新或者补充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第三十一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从愿意承担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义务，具备开展保护工作所需人员、设施、场地等条件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中，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和程序，认定该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作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享有相应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
第三十二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享有下列权利: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进行研究;
(二)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
(三)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推荐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其他权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制定并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与传承计划，为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二)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资料、实物，对有关资料、实物、建(构)筑物和场所等予以保护;
(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展示活动;
(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其他义务。
第三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宣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结合市民文化节、文化遗产日、传统节庆和民间习俗活动，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成果，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氛围。
鼓励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区域、商业营业场所、公园、绿地等具有展示空间和条件的公共场所，对宣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给予支持、提供便利。
第三十四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保护机构，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档案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工人文化宫、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机构，以及利用财政性资金举办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等，应当根据各自业务范围，有计划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研究、收藏、展示、传承等活动。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机构，设立展示和传承场所，举办公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研究、收藏、展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整理、翻译、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始文献、典籍、资料等。
第三十五条 学校应当采取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融入相关课程，或者与特色课程相结合、开设校本课程等方式，向学生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
鼓励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单位参与学校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
利用财政性资金开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公共文化设施或者展室应当为学校开展教育活动提供服务和便利。
第三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其他地区具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本市传承、传播，并与本土文化融合发展。
第六章 保障措施
第三十七条 本市应当设立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组织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等。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参照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的相关规定，设立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属于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的，可以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向财政部门申请预算经费。
文化行政管理、财政、审计等部门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八条 对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发展文化产业的单位和个人，符合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方向的，在申报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时，应当予以支持。
单位和个人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
第三十九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公共文化设施，或者在公共文化机构内设立专门展室，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传承、交流场所和传承基地建设。
第四十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后继人才，予以重点扶持和培养。
教育部门应当支持和引导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通过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或者课程，建立教学、传承基地，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式，培养专业人才;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相关专业列入职业教育奖励专业目录，实施学费减免等优惠政策。
具有一定专业技术水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可以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申报专业技术职称。
第四十一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捐赠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料、实物和保护资金等方式，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料、实物捐赠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登记入库、管理使用等制度，妥善保存。
鼓励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有关社会组织，开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
第四十二条 对做出显著贡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保护单位，按照国家和本市评比表彰的有关规定，给予表彰。
鼓励公民学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技艺，对表现优异的后继人才给予适当资助。
第四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相关部门履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职责情况，纳入对其绩效考核的内容。
第四十四条 本市建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情况的定期评估制度。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每三年对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情况进行评估，并向社会公开评估结果。
经评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或者保护单位，无正当理由未履行义务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市或者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或者保护单位资格，并予以重新认定。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六条 文化行政管理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监察机关依法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未及时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
(二)违反法定条件或者程序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其代表性传承人的;
(三)挪用、挤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的。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20xx年5月1日起施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和申报原则基本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截至20xx年，我国共有昆曲、古琴艺术等26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3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
申报原则
非遗传承的建议篇4
广东非遗保护工作发展瓶颈
组织机构方面。2009年省文化厅挂牌成立非遗处，全省现有4个地级以上市文化主管部门设立了独立的非遗科，其他多在公共文化处（科）或文物处（科）加挂牌子，部分地区甚至无专人负责，工作联系处于被动状态。2005年在省文化馆加挂省非遗保护中心牌子，至今仍没有独立编制。各级非遗保护中心除个别市县有独立编制外，大都挂靠在文化馆内。
基础设施方面。广东现有6个地市、14个县区建成市、县（区）级非遗展示馆，省非遗展示中心项目列入《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重要建设内容，但该项目建设用地一直未落实。许多地市县区未将非遗基础设施建设列入政府工作日程，制约了非遗保护工作整体化、科学化进程，严重影响非遗保护常态化、可持续发展。
专业人员方面。许多市县（区）没有专职和专业熟悉非遗保护工作的研究人员，整理、撰写有关材料能力不足。一些兼职工作人员，甚至有的分管领导和专家小组成员对非遗的概念理解不透彻，对非遗的评判标准把握不准确，高素质专业人员的匮乏，使非遗保护工作总体规划和前瞻性研究缺乏，规划、政策落实不到位，措施不具体，工作科学性欠缺，严重影响了非遗保护工作。
整体性保护方面。文化部于2010年批准设立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成为我国第五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也于2014年2月由文化部专家会议通过，已按程序报文化部批准。《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中提出计划设立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雷州文化、华侨文化、禅宗文化、海洋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文化生态保护区，省文化厅分两批批准设立了梅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雷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广府文化（越秀）、（中山小榄）和瑶族文化（连南）、（乳源）等六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但因地方政府、专家观点分歧较大，潮汕文化、华侨文化、禅宗文化、海洋文化等文化生态保护区工作进展缓慢；非遗保护实验区规划整体性不足、重开发轻保护现象，不利于非遗保护可持续性发展。
法律法规方面。《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于2011年实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后国内第一部地方性配套法规。2008年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制定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并于2014年修订出台《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配套出台《2014年省非遗专项资金申报指南》。2014年9月《广东省文化厅关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公布实施。《广东省粤剧保护办法》（草案）已经提交省法制办审议。但因非遗保护法律体系不健全、不配套等问题，认定的传承人存在获得外国绿卡和香港、澳门等非广东辖区居民情况，出现了“候鸟式”、“外省籍”传承人等现象，给相关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广东非遗保护工作建议
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引下，探索非遗保护工作的“广东经验”，使非遗保护工作中“广东模式”更加完善，建议如下：
建立健全组织机构。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工作原则第一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需要建立健全组织机构；需要发挥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的主导作用，统筹协调各相关部门和民间组织，形成非遗保护的合力；需要政府分管机构牵头组织非遗保护机构，发挥专家智囊团作用，建立咨询研究和督办检查机制，吸纳省内外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展非遗保护工作。因此，构建省市县三级独立编制的非遗保护机构迫在眉睫。
完善考核督办和激励引导机制。一是集中督导。以政府名义开展非遗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专项督导，督促各级政府将非遗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文化发展纲要，逐步加大非遗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提升辖区内非遗保护工作水平。二是建立考核督办机制。需要将非遗保护纳入对县（市）区政府工作目标考核范围，与民政、计划生育、基础教育工作一样，同布置、同督办、同考核。定期或不定期由省级非遗保护部门组织对市、区及县（市）区开展非遗保护工作进行督办检查。三是健全激励引导机制。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资助扶持、表彰奖励等方式，鼓励和扶持传承人进行传习活动。与教育培训部门结合编写民间艺术乡土教材，在中小学、职业学校开设民间艺术课程。对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对懈怠非遗保护工作，造成非遗项目遗失、破坏的单位和个人，依情节轻重进行告诫惩罚，并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健全协调机制。经省政府同意省文化厅于2006年牵头8个厅局建立了广东省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2007年成立了广东省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并制定了《广东省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章程》，2013年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会”。但面对急剧转型的社会趋势，经济开发或城市拆迁中涉及文化场所、珍贵实物等非遗项目的很少征询文化部门意见，城市化进程中很多文化生态壁龛被消灭，让非遗保护失去了生存基础，非遗需要加强整体性保护力度，单靠文化部门难以完全解决。因此，需以政府名义建立非遗保护长效协调机制，对各部门涉及非遗的工作进行指导与规范。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省非遗展示中心建设为突破口，早日建成并引领、推动全省非遗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及《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十项工程》提出的建设全省非遗展示中心、地级以上市要设立综合性的非遗馆、有条件的县（市、区）可设立专题性非遗馆或传习所的建设目标与任务。省政府要要求各地将非遗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同时积极推动社会力量参与非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两条腿走路”，推进非遗保护工作快速发展。
非遗传承的建议篇5
>>保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数据库研究新世纪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几点建议浅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策略试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的发展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后申遗”时期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档案收集工作的目标与策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口述档案的利用现状及对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探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对我国的启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评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利用方向研究浅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与对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及保护浅析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
[3]北京首次为20位工艺美术大师“建档”记录濒危技艺[eB/oL].[2016-8-5]..
[4]晋江开展非遗传承人口述档案建档[eB/oL].[2016-8-5]..
[7]陈师鞠，徐妙妙.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式保护进展研究[J].中国档案，2016（6）：74.
非遗传承的建议篇6
摘要：非遗称号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以前它被称为“无形文化”和“人类口传及无形遗产”等等。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才正式定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存在较大的困境,重庆市黔江区积极探索出非遗传承的“123”路径,总结提炼并完善这种路径对于民族地区非遗传承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非遗；传承；路径；探析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5-0167-02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民族记忆的背影”和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本文理清了非遗的含义和特点，梳理了黔江非遗传承的现状，并提出了完善黔江非遗传承路径的措施。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和特点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
非遗称号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以前它被称为“无形文化”和“人类口传及无形遗产”等等。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才正式定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没有统一的概念，目前最权威且使用最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的定义。《非遗法》认为非遗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同时，《非遗法》指出非遗的六大类型：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游艺和其他非遗。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非遗从本质上来讲属于文化，具有文化的特性。首先，非遗具有实践性的特点，它来源于人类长期的生产等实践活动，是实践的产物，并随着实践不断演化。其次，非遗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它是看不见和摸不着的，只能通过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再次，非遗具有传承的特点，它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特定群种的具体活动传承下来，绵延不止。最后，非遗具有活态性的特点，通过人的活动传承下来，活态性体现出非遗的生命力。
二、黔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路径
黔江探索出非遗传承的“123”模式，即为每一个传承项目出台一套政策，并建立“动态保护”和“静态保护”两个保护模式，打造传承基地、传承舞台、传承人三个传承体系，实现了“在保护中传承”和“在传承中保护”双目标。其非遗传承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建立传承基地
近年来，黔江先后在新华中学、民族中学等建立14个传承基地，将7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别落实基地进行传承。
（二）舞台传承
黔江组织专业人员和文艺团体，对非遗项目进行提炼、升华和包装打造，以舞台表演方式进行推广和传承。经包装打造《八宝铜铃舞》和《白虎神鞭赶太阳》在第八届、第九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分别获金奖、银奖；大型土家族民族歌舞诗《云上太阳》代表文化部参加了“中国巴西文化月”活动，并在巴西9大城市演出17场，赢得广泛赞誉。
（三）博物馆和文化馆开展静态传承
黔江修建了重庆市民俗生态博物馆，博物馆集展示交易、旅游休闲、情景购物和互动体验为一体，完整保存了土家民族的风土人情、民俗民物。黔江又规划15层、用地13亩、总建筑面积约为18000平方米的民族文化宫，是该区民族文化建设标志性建筑。
（四）群众活动传承
黔江区委、区政府设立了专项基金扶持民族民间文化;实施了“一乡一品”文化工程，鼓励群众重拾唱山歌、喊号子、织西兰卡谱等民族技艺;定期举行乡村文化艺术节、武陵文化广场群众文艺展演等活动，每两年评选命名一批特色文化乡镇、民间艺术大师。
（五）旅游传承
黔江是重庆市旅游发展的重点地区。《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渝东南地区旅游业发展意见的通知》指出：把渝东南地区建设成为重庆旅游“第三极”、大武陵山区旅游经济高地、国内重要的民俗生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扶贫开发示范区。重庆市文化委员会《关于支持特色文化产业加快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中强调：重点发展渝东南“三民”特色文化旅游带。非遗逐渐成为黔江旅游的活力要素，目前，黔江的帅氏莽号、小南海后坝山歌、濯水后河戏等非遗项目成为景区主演项目。
三、完善黔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路径的措施
（一）加强传承人队伍建设
积极调动普通民众和学者积极参与，并从群体的角度扩大传承人的范围，完善传承人认定制度。将经费细化为用于改善传承人生活、自我提升、培养接班人、非遗普及教育等用途，通过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保障方式，探索完善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办法。通过专项资金和项目等形式，鼓励和吸引有志于非遗事业的年轻人通过学徒等形式，加入到非遗保护和传承中来；探索传承人在年龄、知识和社会认可度等方面的层级队伍，明确和拓宽传承人“晋升”的渠道，加强梯队建设。积极组织传承人参加创新专题班，邀请非遗创新方面的专家授课，提高本区非遗传承人的创新和创作能力。加强对传承人的平时考核，至少半年对传承人考核一次，考核内容涵盖实际成果、专家论证、群众评价等方面，探索传承人退出机制。
（二）大力拓宽传承路径
1.教育传承。黔江要重点开展低龄段儿童非遗传承和保护宣传的教育工作，加大非遗教材的编写和课程的设置，进一步提升教育传承的系统性、科学性和效果性；提炼总结非遗传承教育的经验和启示，在全区范围内大力的推广。2.产业化传承。黔江开展非遗生产性保护传承可遵循分类、重构、培育几个步骤。首选是分类，有直接使用价值和一定文化价值的要求，把非遗分为可生产性保护和不可生产性保护。具体地，黔江可生产性保护的非遗有：濯水绿豆粉制作技艺，黔江珍珠兰茶罐窑手工制作技艺，黔江斑鸠蛋树叶绿豆腐制作技艺，西兰卡普，濯水石鸡砣土陶制作技艺，（渣）海椒传统制作技艺，黔江鸡杂传统制作技艺，黔江牛肉脯传统制作技艺和曾氏“正骨术”。其次是重构，对选定的非遗项目进行建构，使其具有一定的时代因子，与大众的需求有一定的契合度。再次是培育，一方面培育该非遗的市场，扩大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利用该非遗引导民众审美，夯实该非遗的生存土壤。
3.非遗旅游传承。黔江首先要对非遗旅游的可行性进行评估。从审美性、独特性、传承人的影响力、地区象征力、休闲娱乐中和基础设施等20个方面分四个等级进行量化，从而得出整体等级及建议（见表1）。对于总值大于100的非遗，可以开发;分值在90-100之间的，要慎重开发;90分以下的，不建议开发;对于整体分数高、但是有些方面分数偏低的非遗，不建议开发。
黔江开展非遗旅游，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关注发展非遗旅游对非遗和环境的破坏。相关研究表明：旅游对非遗的产生和影响过程，可以划分为：原发区、影响区、消散区三个区域。可以探索在原发区边缘设置防火墙，对非遗进行近似“原真性”保护。其次，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避免出现贵州为发展旅游业，当地居民曾一度被迫一年内过了四个萨玛节的现象。
4.档案和数字化传承。目前，黔江的非遗数字化传承与保护处于初级阶段，但应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首先，要组织文化等部门的人员到数字化传承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参观考察，提高对数字化保传承重要性的可行性及效果的认识。其次，聘请相关专家对文化等部门的人员开展数字化传承专题培训，提高相关知识和技能。最后，最重要的是对较成熟的非遗项目可以先期进行探索式数字化开发，为后面大规模开展打下基础。
5.整体性保护传承。目前，黔江通过生态博物馆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形式来开展整体性保护非遗。在发展生态博物馆的过程中，黔江要重点挖掘和保存民族文化，彰显少数民族文化内涵，避免成为形式上的博物馆。在建设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过程中，黔江要加大与周边区县的合作，尤其是与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区域合作，可探索建设跨区域的文化生态区保护试验区。
（三）加强非遗挖掘和申报力度
目前，重庆市有部级非遗项目44个，市级388项。而在渝东南的6个区县中（见表2），酉阳的非遗数量最多，其次为彭水，黔江非遗的总数量位列第三，但部级项目仅为一项。今后，黔江要加大非遗整理和挖掘的力度，让更多非遗首先进入区级的保护，同时，加大部级申报的力度，让这些项目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Dylw.net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地区非遗资料整理而成）总之，路径问题涉及黔江非遗传承的成效，关系到黔江文化发展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黔江要及时推广非遗传承中好的做法，继续完善传承路径，更好地助推生态保护发展。
参考文献：
[1]谭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的选择与控制[J].生态经济，2011（2）.
[2]吕科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道路新探[J].人民论坛，2013（1）.
[3]谭宏.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体系的探讨[J].重庆高教研究，2015（1）.
非遗传承的建议篇7
一、研究背景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重要的活态遗存，其独特的民族性、历史性决定了它作为文化旅游全新吸引物的重要地位；而其自身的脆弱性又难免让人们对旅游开发这一保护模式产生诸多质疑。能否在确保其原真性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助推让其在当今社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已经逐步成为业界热议的命题。
为此，本文特选取围绕“梁祝传说”做着文章的梁祝文化公园为样本，着重就梁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园开发建设的竞合问题进行细化分析，力求理清关系，提出建议，促成两者的协调发展，同时为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研究提供实践例证。
二、梁祝非遗保护与梁祝文化公园建设竞合分析
（一）非遗保护对公园发展的影响
（1）提供新的资源依托
一方面，梁山伯庙、梁祝合葬墓等遗址作为梁祝传说的物质化留存，为公园的建设提供了原始依托。更重要的是，公园可围绕梁祝故事中《草桥结拜》、《十八相送》等经典桥段局部再造出新型旅游吸引物和主导游线，拓展出“梁祝爱情节”、“梁祝相亲会”等主题节庆活动，构建起更富创意性游园线索和策划性活动方式的现代旅游目的地。
（2）创造核心竞争力
以梁祝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灵魂，不仅有助于公园知名度的大幅提升，还可推动公园通过挖掘梁祝的文化附加值，走品牌产业化、市场化运作道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2010年11月起，公园开始推进产业转型，着力打造集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婚庆娱乐、购物餐饮等功能为一体的梁祝文化产业园，正向着非遗产业化运作的成功典范进一步迈进。
（3）拓展客源市场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历史性特征，对追求“文化差异性”的异地游客具有巨大的文化召唤力；而同一社区或者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国内外游客，也易于在巨大的文化认同感召下促成旅游动机的产生。梁祝文化公园近年来接待人数和营业收入的跨越式提升，无疑与梁祝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关注度的不断提高密不可分。
（二）公园建设对非遗保护的影响
（1）提供研究保护基地
首先，公园选址于梁祝传说发生的特定文化空间中，在“本土环境”中的保护，确保了非遗传承中的真实性。其次，梁祝文化研究会、“中国梁祝文化网”以及中国梁祝文化博物馆的陆续建成为梁祝文化构建起更为完整高效的传承平台，进一步推动梁祝文化步入良性轨道。《梁祝申遗宁波共识》的达成，“共同申遗”团队的构建便是其中代表性的实质进展。
（2）构筑有形传承载体
主题公园“景点+艺术表演+游乐体验”的独特经营模式，有助于促成梁祝遗迹遗存的保护欣赏，图文、音像资料的保存展示，民俗、节庆活动的演绎体验等多种传承方式在同一时空中的融合凝聚，使“无形”的遗产保护有形化，综合实现旅游、教育、展示、保护、传承等功能。
（3）唤醒民众文化自觉
一方面，公园通过各种演绎方式将文化传承同旅游演艺相结合，在参观游览中培育和扩大了非遗的受众。更为关键的是，公园的兴盛，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升梁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价值，唤醒民众文化自觉，开始重新审视他们所拥有的民俗技艺、文化氛围，促使更多年轻人投入到非遗传承事业中去，夯实非遗得以“代代相传”的主体根基。
三、促进两者良性互动的对策建议
（一）非遗保护与公园发展协同规划
宏观战略层面，将梁祝非遗保护纳入旅游开发的体系中，与有形的物质遗产融合，进行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的保护。微观旅游产品设计层面，重新整合园内景点和项目，剔除与爱情主题不符的部分，通过民情风俗、文学艺术等演艺因子的注入，开发出更多元化的深度旅游产品。恢复并打造特色节庆活动：遵循活态原则，复兴庙会等传统民俗活动；凸显体验性特征，拓展梁祝爱情节、梁祝相亲会等现代节庆活动，在古今交汇中实现梁祝文脉的延续。
（二）模式创新打造坚实物质载体
打破固有经营格局，在公园内开放部分空间，打造为传承者（表演者或工匠）聚居的场所，使他们在互相借鉴中促进所保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同时，构建更为真实的旅游吸引物，使旅游者在一个不损害非遗文化空间的环境中，观看、参与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传统表演或者作业实践，实现真正意义上“人”与“人”的双向互动。公园则可通过旅游配套要素的投入收取一定费用，为传承者提供一定经济收入的同时创造自身经营效益。
（三）塑造品牌走产业化运作道路
以梁祝文化为主题，结合城市创意产业建设与梁祝旅游商品开发，构建起以节庆活动、商品展销、旅游休闲为主要环节的文化产业链条，推动宁波梁祝爱情旅游品牌构建进程，并促成梁祝文化从旅游品牌到文化产业的飞跃。与此同时，运用梁祝文化品牌的巨大影响力，进一步打响公园的知名度，提升市场竞争力；并借助文化产业化运作带来的经济收益为公园建设和梁祝非遗的保护传承提供更坚实的物质保障。
（四）跨区域文化整合求共赢
非遗传承的建议篇8
【关键词】知识审计；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古法造纸
一、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称为“非遗”）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是古代人民的智慧结晶（康建辉等，2010）。在非遗保护中存在将其过度商品化、产业化而忽视对其知识属性的考察，同时存在过分保守化而忽视非遗所蕴含知识潜力挖掘的问题，这导致非遗保护低效率，生产性保护是提高非遗保护效率的有效方式。
知识审计被认为是执行知识管理的第一步，即通过评估组织知识资源，获取组织现存的知识、关键的知识、未开发的知识来评价和分析组织知识环境现状，以明确知识管理的需求、优势、弱势、机会、威胁和风险，进而发现组织中某一部门最好的经验并转移到另一部门。实施知识审计更能明确组织的风险和挑战，确保知识管理的成功。m.a.mearns（2008）认为知识审计是文化村落中本土知识保护的有效工具，将知识审计的方法应用于审计社区中个人的知识以及他们本土的知识，并提出对本土知识进行知识审计的十个步骤。abigailSpong（2012）将知识审计模型应用于跨文化印象管理中，探讨知识管理与文化适应的问题。据此，知识审计方法仍然缺少在非遗生产性保护领域的应用，本文将知识审计引入非遗生产性保护过程中，挖掘非遗生产性保护中的知识存量、探究其传承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找到提升保护效率的途径。
为解决知识审计模型在非遗生产性保护中的有效性问题，本文首先探索性地构建出非遗知识审计模型，并对生产性保护过程开展知识审计，了解其知识存量和保护中存在的缺陷，最后检验非遗知识审计模型的有效性，并针对提升非遗生产性保护提出建议对策。
二、非遗知识审计模型的构建：一个要素评估的观点
本文参考程娟（2007）、索柏民（2008）所构建的应用于企业知识管理及王知津等（2009）建构的应用信息资源管理的知识审计模型，并依据审计模型要素（应包括审计目标、审计对象及范围、审计团队、审计内容和审计方法等几个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关系（唐华等，2011），结合非遗自身特点及生产性保护的特点，构建出非遗知识审计模型（如图1）。
（一）非遗知识审计目标及审计团队
非遗知识审计是利用知识审计这一手段，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问的方法对非遗生产性保护过程中蕴含的知识进行搜集整理，通过对同一时期不同非遗、同一非遗不同时期以及同一非遗不同地点的保护状况进行对比分析，找到被审计非遗生产性保护中的缺失及可取之处，并从中找到关键影响因素，用以实现非遗知识审计的目标——提升非遗生产性保护效能。为实现非遗知识审计的目标，需要由一个审计团队来实施。在非遗的知识审计中，审计团队是由当地政策制定者、学者、当地的文化精英、非遗传承人组成。不同职能的参与者，在知识审计团队中所起的作用不同（索柏民，2008）。在非遗知识审计中，当地政府政策制定者的作用在于组建知识审计团队，对知识审计结果进行利用进而为保护非遗提供政策支持；当地的文化精英主要负责对当地非遗的信息进行收集；非遗传承人则致力于对有用的信息应用于实践并创新；学者的作用在于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整理并绘制知识地图。
（二）非遗知识审计方法及内容
知识审计的方法主要有JayL等（2000）提出的三步知识审计方法、德尔菲（Delphi）的知识审计方法以及流程图法、调查表法、组织系统图法等一般知识审计方法。本文利用JayL等提出的三步知识审计方法即识别目标领域内现有的知识、识别目标领域内缺乏的知识、对目标领域内的知识管理提出建议，结合非遗的定义及特点，对非遗的以下五点内容进行知识审计：（1）非遗项目类型审计，即审计非遗属于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中哪一类。（2）非遗历史沿革信息审计，主要是收集该项非遗的来源、发展过程、发展中的传说及民间故事、继承与创新等的信息。（3）技艺拥有者知识审计。人的传承在非遗传承过程中尤为重要（唐华等，2011），对技艺拥有者的审计主要是收集该项非遗的技艺拥有者人数、传承人人数、传承模式（个人、家族式等）及技艺拥有者的经验、知识等的信息，并且要侧重于对该项非遗工艺流程、掌握技艺的方法的记录，知识审计成功与否取决于此部分审计是否详尽。（4）生存环境信息审计。各个群体随着其所处的环境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不断的变化使非遗得到创新，非遗生存环境审计的内容包括拥有该项非遗所在地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等。（5）市场需求信息审计。非遗具有共享性、活态性，这决定其必须走进市场，有盈利才能增加对其生产性保护的动力，否则其将被置于博物馆中，逐渐退出民众的视线。市场需求信息审计的内容包括非遗的市场需求信息、非遗衍生产品的需求信息等，此类信息对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延续具有重要意义。
三、丹寨县石桥村古法造纸技艺的知识审计分析
（一）研究方案的设计
古法造纸技艺的知识审计团队是由学者、当地文化精英王兴武以及县旅游局组成的。本文采用对其传承人、当地村民、丹寨县旅游局工作人员深度访问及对其生存环境、历史沿革等相关资料整理归纳的方式对古法造纸技艺开展知识审计，并通过对比不同历史时期及不同村寨的古法造纸技艺的发展状况，获得丹寨县古法造纸生产性保护中的优势及不足，最终找到提升其生产性保护效能的途径，实现知识审计目标。
（二）古法造纸技艺知识审计流程
古法造纸技艺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拥有传统的手工艺流程，靠口传亲授的方式传承，属于传统手工艺技能。
第一，生存环境信息审计。石桥村地处偏远、交通闭塞，位于清水江上游南皋河南岸，水源清悠，是造纸最佳的水资源，并且属低山地貌，气候宜人，山中楮树（构树）、花草丛生，是天然的造纸原料。青山绿水提供了得天独厚的造纸条件，在该村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造纸和种养殖业。
第二，技艺拥有者知识审计。石桥村目前约有300户人家，1200多人，95%以上是苗族人，无论男女老幼，几乎人人都会古法造纸，其中常年从事手工造纸的农户有30余户，部级非遗传承人1位即王兴武。石桥村已成立造纸协会1个，造纸合作社2个。长期以来，因为苗族没有文字，造纸技艺仅靠父辈或师徒之间的言传身教，一代代地传承下来。造纸流程包括72道工序，堆料、蒸煮、打浆、抄纸等，每次循环足足一个月的时间。传承人王兴武说：“现在的技艺已经很纯熟了，与制作古书修复用纸最好的日本小仓纸相比，我们主要因为缺少技术设备、厂房等设施及购进这些设施的资金，而达不到同等或更高质量的修复用纸。”
第三，历史沿革信息审计。古法造纸技艺最早在汉代的《后汉书·蔡伦传》、汉末的《天工开物》等书中有所记载。据专家考证，石桥白皮纸制作工艺属汉唐时期造纸工艺，与《天工开物》中记载基本一致，距今已有一千四五百年的历史。它是石桥苗族先民借鉴汉民族的造纸技术，由于在史籍中对树皮为原料造纸的方法记载少，以致我们不能详尽地了解造纸技艺的传承年代，仅对辛亥革命后的发展进行了整理（如表1）。
（三）古法造纸知识审计结果
通过对古法造纸技艺的知识审计，发现古法造纸传承与保护中的优势与不足：石桥村拥有清澈的水源、丰富的原材料等天然的物质基础，但缺少技术设备的支持；石桥村古法造纸的技艺拥有者很多，但因收入较低以及打工潮的盛行，使绝大部分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以致从事古法造纸的人员很少；在传承发展中缺少对造纸工艺流程以及工艺改进的详细记载和记录；自辛亥革命后石桥村古法造纸技艺经过两次衰落，三次复兴，其兴衰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因素：国家政治环境、市场需求、现代技术（机械造纸、电子化）的冲击；手工纸的创新提升了古法造纸的知名度以及经济价值；石桥村古法造纸合作社及研习所成为生产性保护的示范基地。
四、非遗生产性保护绩效提升的对策建议
非遗生产性保护强调在生产、使用中保护，在执行中操作知识、开发知识、信息知识不完备影响生产保护效能。知识审计显然是必要的，知识审计是进行有效生产性保护的第一步。依据古法造纸技艺审计结果，认为提高非遗生产性保护绩效，要从完善资料记录、加强物质保障、提升经济价值、扩大需求信息供给等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开展知识审计，建立“非遗基因库”
目前对于古法造纸工艺流程的记载较为不完整，完成古法造纸工艺流程的编写不仅可以方便今后技艺的传承，更可以为古法造纸的创新发展和生产性保护提供理论基础。加强对各项非遗的知识审计并将非遗的生产流程、文化精髓等内容编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因库”，这样可以使非遗数字化、可视化，并以此作为生产性保护时的参照，进而保障非遗传承的原真性。
（二）增加资金支持，增强物质保障
手工技艺类非遗是经过一道道工序手工完成的，技术设备上的支持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改善质量。石桥村古法造纸过程中，晒纸这一步骤取决于自然条件，其生产效率与质量取决于天气状况。造纸技艺者多为农民，没有足够的资金购置昂贵的设备，这需要政府增加资金支持、增强古法造纸技艺的物质保障，可以通过提供政策支持，如专项补助、低息贷款等来改善。
（三）建立研习所，促进知识传承
非遗包含了历史文化知识、科学知识及美学知识，值得利用这些知识进行个体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时可以利用教育增强非遗保护的力度，提高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效能。非遗技艺的教育与传承可以通过建立非遗研习所、非遗博物馆等来实现。设立非遗研习所，将非遗所蕴含的知识、实操过程完整地传授给非遗技艺学习者，使其能够利用非遗于生产生活中，使非遗得到传承与保护。非遗博物馆将非遗各个时期的技术、物质形态等以陈列的方式展出并伴随详尽讲解，为非遗知识的传播提供广阔平台。
（四）加强艺术涵化，提升经济价值
艺术涵化的过程，可以被看作以艺术品形式的生产过程。非遗是由各族人民世代传承得到的，与工业产品相比有其独特性、艺术性，发挥非遗的这些特点将其制成工艺品、纪念品等旅游商品。非遗艺术涵化的过程中可以使买卖双方都从中获利，进而提升非遗的经济价值，同时增强其生产性保护的动力。
（五）提升旅游体验，促进非遗旅游化
旅游化生存可作为一种“非遗”传承和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双赢模式，为非遗保护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和条件（王德刚等，2010）。非遗产品本身就是艺术品，其制作过程更体现着中国传统智慧的精髓。开发非遗体验式旅游活动，如在古法造纸的作坊中通过为游客提供原材料和设备，增设游客亲自抄纸、设计制作花草纸等项目，不仅能让游客在体验中了解古法造纸技艺，提升其旅游体验价值，并且能够促使其旅游化发展。
五、结束语
将知识审计方法引入非遗生产性保护中还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本文仅对丹寨县古法造纸技艺进行知识审计，并没有将非遗知识审计一般化，在理论建设和实践方面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如何针对其他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生产性保护，如何将知识审计灵活地运用于各类型的非遗中，仍需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康建辉，张勇军，孔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刍议[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0（4）：5-8.
[2]alonsoperez-Soltero，marioBarcelo-Valenzuela，GerardoSanchez-Schmitz，Fernandomartin-Rubio，Josetomaspalma-mendez.Knowledgeauditmethodologywithemphasisoncoreprocesses[J].europeanandmediterraneanConferenceoninformationSystems（emCiS），2006（7）：6-7.
[3]SulfeezamohdDrus，SitiSalbiahShariff.analysisofKnowledgeauditmodelsviaLifeCycleapproach[C].2011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informationCommunicationandmanagement，2011（16）：176-180.
[4]RobertoBiloslavo，anitatrnavcevic.KnowledgemanagementauditinaHighereducationalinstitution：aCaseStudy[J].Knowledgeandprocessmanagement，2007（4）：275-286.
[5]meiraLevy，iritHadar，StevenGreenspan，ethanHadar，Uncoveringculturalperceptionsandbarriersduringknowledgeaudit[J].JournalofKnowledgemanagement，2010（1）：114-127.
[6]m.a.mearns，a.S.a.dutoit.Knowledgeaudit：toolsofthetradetransmittedtotoolsfortradition[J].internationalJournalofinformationmanagement，2008（28）：161-167.
[7]abigailSpong，CarolineKamau，Cross-culturalimpressionmanagement：aculturalknowledgeauditmodel[J].JournalofinternationaleducationinBusiness，2012（1）：22-36.
[8]程娟.知识审计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07（11）：28-30，34.
[9]索柏民.提升企业知识管理能力的知识审计初探[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25-29.
[10]王知津，黄莹莹.基于知识审计的网络信息资源管理[J].图书馆论坛，2009（3）：1-4.
[11]唐华，刘静，戴华.供需知识审计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1（12）：171-172.
[12]JayL，BonnieRm，DougmcCaw.theknowledgeaudit[J].Knowledgeandprocessmanagement，2000（1）：3-10.
[13]侯洪澜，齐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内涵的复杂性[J].社科纵横，2012（8）：129-130.
[14]王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不解之缘[J].旅游学刊，2010（4）：11-12.
非遗传承的建议篇9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理论依据实践例证障碍困难思路健议
早在2003年，我国便启动了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广泛展开，一批又一批“非遗”项目得到抢救保护与传承。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长期、艰巨而又复杂的文化系统工程，需要不断创新思路、创新方式、创新成效。笔者认为，让“非遗”走进校园，堪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条可行而有效的途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理论依据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特征是一种活态文化，主要依靠口传身授而得以生存与传承，通过人的传承活动得以保护和发展。我们应坚持以传承人为核心的理念，不断发现和保护传承者，尤其注重发现和培养新一代传承人与传承群体，从而使“非遗”传承链得到良好的恢复与持续性发展。
在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存续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与珍贵的民族文化创造。新形势下，应当重新审视和正确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观，对存续于“非遗”中的民族精神传承与文化符号传达赋予新的科学认知。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的历史教育、信仰培养、道德渗入、文化认知、技艺传递以及丰富校园文化等方面的功能与作用；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传播民族基因、培育一代新人的文化效力，从而增强使命感与主动性、积极性，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广泛开展。让“非遗”在广大校园中得到有效地保护、传承与发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实践验证
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启动以来，全国不少地区积极探索“非遗”进校园的方法和途径，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笔者调查发现，山东省临朐县文教共同探讨，大胆实践，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堪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成功例证。
临朐县历史悠久，文脉昌盛。境内沂山风光旖旎，灵气所钟。自黄帝始先后有16位帝王登封过沂山，留有历代帝王重臣、贤达名士诗词碑碣300余幢。流传下沂山祭仪、沂山庙会、沂山传说等诸多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该县文化与教育部门每年组织中小学生参与和观摩沂山祭仪文化活动，游览沂山历史遗迹，倾听沂山民间传说，增进了青少年地域历史文化知识，引发了其爱家乡、爱祖国、爱历史文化的热情，受到广大学生的喜爱。
临朐历代文化名人辈出，著作颇丰，不少优秀文化创作在民间代代口头流传。该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挖掘整理了《昌国》《庄农日用杂字》《蚕丝韵言》等民间传说专集，以作为课外读物提供给当地中小学校，被中小学生广泛传阅。很多学校还将其引入课堂讲说，引发了广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增进了学生对民风民俗民生与民间历史文化的认知。
“周姑子戏”是临朐县独有的传统剧种，曾在当地民间产生过广泛影响。“临朐周姑戏”被审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后，当地文化部门积极挖掘整理与推介，组织老艺人进校讲教，示范演唱，组织学生开展“周姑戏演唱比赛”活动，丰富了学生戏曲音乐知识，传承了特色地方传统剧种。又如“太乙拳”“抵功拳”是流传数百年的中华传统武术，经文化部门推介，一些学校将其引入校园体育项目，再如“手绘年画”是临朐民间传统美术的特有产物。县二小等学校将其纳入美术教育课目，采用请老艺人授课、举办年画作品展览等方法，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手绘年画青少年传承人。
临朐县文化与教育部门还不断联手开展民间游戏、民间谚语、民间技艺、民谣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校园活动，受到学校、学生及家长的认可与赞赏。社会普遍反映：“非遗”走进校园丰富了学生知识，推进了历史认同，传播了优秀传统价值观，对于培养历史文化传承新人及丰富校园文化均具有很好的教益与作用。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堪为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行和有效途径。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障碍与问题
从调查情况看，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仍面临一些障碍和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一些教育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作用意义认识不足，尤其在当前以应试为主的教育机制作用下，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尚未纳入应试课题，更未编入教育计划，因而无章可循，无的放矢。不少校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元素、内容及保护价值认识不清，导致责任感、主动性普遍缺失。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处于缺少计划、缺少组织、缺少机制、缺少管理的松散萎靡状态，号召力保障力明显不足。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项目内容资料的选择确认整理滞后，“非遗”教材及读物普遍缺失。第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存在重挖掘、轻保护重申报、轻传承；重文化部门单方面保护、轻与社会组织联合保护的弊端，与教育机构及校园尚未形成共识与合力。第四，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限于兴趣、形式、课余，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内涵掌握不准、元素失真，未达到真正意义的“非遗”保护与传承。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思考与建议
（一）政府各机构尤其教育系统应当广泛宣传落实国家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精神。认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基础文化教育工程，是政府及教育文化部门的共同使命。增强校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感、自觉性，为“非遗”走进校园搭建平台，铺平道路，结出硕果。
（二）各级教育机构与校园应主动联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职能部门，选择项目，认定内容，编辑教材读物，出台计划措施，创新科学方法，让“非遗”进校园开展的灵活多样，扎实有效。
（三）各级文化部门应积极与校园合作，积极提供相关资料及文化服务，努力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深入开展，努力发挥其保护传承作用，积极培养“非遗”保护传承新人。
非遗传承的建议篇10
目前，上海全市共有49项非遗项目被列入部级名录体系，157项非遗项目被列入市级名录体系，近300项非遗项目被列入区级名录体系。还有一大批传承人被命名，一大批传承基地的设立等等，都充分显示了上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的重要收获。去年非遗中心邀请专家组对全市188个项目责任单位作了深入调研，调查显示：在当前上海被列入部级与市级非遗名录体系的项目中，处于良好或者较为良好状态的项目大概为44.4％左右，处于一般或者具有一定濒危可能的项目大约为39.5％左右，处于生存状况较差，濒危现象较为严重的项目大约为16.1％左右。在上海各个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药类的项目相对而言生存状况较好，杂技竞技类次之，民间文学类的项目处于最为濒危的状态。
影响上海非遗项目生存的原因有：1、生存基础改变；2、传承机制弱化；3、市场经济冲击；4、客观条件限制；5、保护机制不完善；6、经费投入不足；7、缺乏政策扶持；8、缺乏法律保障；9、缺乏社会参与。而要改善上海非遗生存状况，需要制定如下对策：
综合当前上海非遗项目的生存状况实情及其诸多问题与不足，我们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与建议：一是开展非遗项目生存状况的科学评估，确立“资料保存”“传承保护”“生产性拓展”三种保护路径，建议设置一套科学规范的评估标准。二是优化非遗项目传承链结构，积极扶持师徒传承与社会传承两种传承模式。三是健全非遗保护的工作机制，稳定非遗保护人员队伍。四是创新非遗保护的管理机制，建立“共管”、“托管”等新型管理模式。五是制定相关人才、税收优惠政策，对非遗项目进行多方面的扶持与鼓励。六是加大对于非遗项目的投入力度，保证各级非遗项目的经费需求。七是加快地方非遗保护法规的立法进程，及时制定符合上海特点的非遗保护法规细则。
当前，上海应当在我国非遗法出台的基础上，加快推动地方非遗保护法规的立法进程，及时制定出更加具体细化和符合上海实情特点的非遗保护法规细则，包括非遗保护的对象与内容；非遗保护人员的责任与工作范围；非遗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非遗保护经费的投入与使用、非遗产品的市场管理与产业运作；非遗保护的奖惩条例等等。只有有了一整套较为细化的地方法规细则，才能使上海非遗保护项目的生存发展得到更为有利的保障，为上海非遗保护事业的推进与改善建立更加稳固的基础。
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所长）：
城市化过程中，如何保护民间信仰，值得研究。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是城市传统的重要资源。在当下的城市化过程中，民间信仰面临消失的境地，因此，保护民间信仰资源是城市化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提高民间信仰对于城市文化建设功能的认识，保护民间信仰的物理空间，保护拆迁居民的社区结构，将是民间信仰健康发展的基本途径。
民间信仰是一种文化遗产，在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城市扩张，乡村离散，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的挑战，面临失传消逝的危机。因此，我们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民间信仰，应以传承保护的视角来讨论和分析。在过去，民间信仰一般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是处于管制与批判的对象。民间信仰行为不具备合法性，因此不能正常发育。期间，民间信仰更是受到严加控制，几乎处于窒息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民间信仰逐渐复兴，人们逐渐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管理法规，社会对于民间信仰的态度异常复杂，学术界也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意见。近年来，管理层与学术界对于民间信仰的态度渐趋统一。从国家管理制度的层面，开始肯定民间信仰作为文化遗产的地位。2007年12月14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把一些民间信仰特色很鲜明的传统节日增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具有明显的肯定传统信仰的正面功能的意义。如清明节，是一个祭奠亡者、具有鲜明祖先崇拜意义的节日，清明节作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祖先信仰的合法性。同样，端午节内容虽然丰富，但是作为一个对于诗人屈原的祭奠纪念的日子，信仰则是该节日的最基本的内涵，屈原祭奠是最典型的民间信仰行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制定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和谐，满足民众信仰需求是其重要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