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茶文化篇1
“礼”是儒家文化的主要标志，唐代茶诗中即凸显出儒家的礼文化旨趣。唐代茶诗的出现，反映了唐代文人墨客对茶文化的情有独钟。诗以言志，唐代文人墨客在品茶、饮茶之时，将自己的品饮感受寄寓于诗歌中，将自己的旨趣、爱好以诗歌的形式予以表达，从而使儒家的礼仪在茶诗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唐代茶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僧人曾起到了很大作用。文人与高僧大德在交往过程中结下不解之缘，他们彼此以诗会友、以诗言志，创作出大量诗歌。诗中有礼，以礼彰显出儒家之礼仪文化。众所周知，儒家文化一直讲求仁、义、礼，并试图将之推广开来。“礼之用，和为贵”［1］，此言精当地说明了儒家文化的价值旨归。儒家所追求的文化发展目标，其终极价值指向是因礼而和。中国历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儒家文化讲求礼，唐诗中的茶文化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礼仪性、和谐性。如张籍的诗歌《和陆司业习静寄所知》：“幽室独焚香，清晨下未央。山开登竹阁，僧到出茶床。收拾新琴谱，封题旧药方。逍遥无别事，不似在班行。”［2］4328此诗即表明了儒家礼仪文化之价值旨归：唐代茶文化尤其发达，因之，唐代以茶待客的现象非常普遍，在喝茶的过程中，敬茶为客，待客以茶，其间彰显了儒家的礼仪文化。诗人以茶待客，体现的是敬茶人的热情、大方。同时，在诗人敬茶的过程中，彬彬有礼，凸显了敬茶之人（施礼）与饮茶之人（受礼）的和谐之美，并由茶礼到茶诗构成了完美的茶文化。再如白居易《曲生访宿》诗云“村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2］4326，亦凸显了儒家的礼仪文化。其一，由白居易之诗可以管窥唐代待人以礼的茶文化的兴盛，在唐代不仅以茶待客，同时还配有茶果，凸显出唐代茶礼；其二，对来访客人敬之以茶，是一至高的礼仪，凸显了儒家礼仪文化的规约性，即茶文化凸显了儒家的礼文化，茶文化中蕴含着儒家之礼，由茶诗可以管窥儒家茶文化之礼事。在唐代，客人来了，小孩要以茶敬之，孩童均知茶事中所蕴含的礼文化。有唐以来，主人即使生病卧床，如若客人来访，亦要起床提供茶饮，以示对来客的尊重与敬意。如张籍的诗歌《赠姚合少府》：“病来辞赤县，案上有丹经。为客烧茶灶，教儿扫竹亭。诗成添旧卷，酒尽卧空瓶。阙下今遗逸，谁瞻隐士星。”［2］4326这首诗反映了主人卧病在床，客人来访之情形。虽是卧病在床，但是有客人来拜访，依然会起床泡茶敬客，以示主人的热情，体现出儒家文化以礼待人的特质。诗人在病重之时仍然要为访客“添炉烹雀舌”（刘禹锡《病中一二禅客见问因以谢之》）、“为客烧茶灶”，儒家的礼仪文化在烧茶、品茶的茶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既有唐诗宋词之美誉，同时也有隋唐佛学之佳谈，诗歌与佛学是隋唐时期的显著特征。唐以降，文士与僧人的交往，以及以茶交友之风盛行，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茶文化。因为“佛教的寺庙往往建筑在山水俱佳的名胜之地，这些地方是唐代诗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时的隐逸之所和心灵向往之地。也正因如此，唐代诗人就和僧徒结下了不解之缘，与僧徒交往的诗歌、题咏佛寺的作品，在唐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3］。唐代饮茶之风盛行，尤其在文士和僧人之间。以茶待客，凸显了敬茶之人的热情，同时也彰显了文士和僧人之间的礼仪文明。如刘禹锡的《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看画长廊遍，寻僧一径幽。小池兼鹤净，古木带蝉秋。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浮杯明日去，相望水悠悠。”［2］4026同样，陆龟蒙的《谢山泉》亦体现出了这样的礼仪文化：“决决春泉出洞霞，石坛封寄野人家。草堂尽日留僧坐，自向前溪摘茗芽。”［2］4026在陆龟蒙的这首诗中，反映了作者待客以礼，亲自为客人煎茶的全过程，彰显了儒家的礼仪文化。唐代文人通过诗歌抒情，以表达儒家内在的道德文化底蕴，即表现出儒家文化的礼仪特色。在唐代茶诗中，除了体现儒家的礼仪旨归外，还凸显出佛教文化的禅悦旨归。
唐代茶诗中佛家的禅悦旨归
唐茶诗中之所以能够体现出佛家的禅悦旨归，是茶本身的功能使然：茶清淡甘甜，常饮茶可以提神、益思以及消除疲劳，让人之精力专注于本心，获得本心之旨归，这其中暗含着禅悦之趣。禅本身的意思为禅定，不为外物所扰，不为外物所动，即般若学所倡导的不执着于有，也不执著于无，倡导对待任何事物均要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不执著于外物，如此才能获得禅机真谛，为此，禅宗提出了“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三个基本命题，教化众生不要拘泥于外界事物，因为“于一切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4］。这即是我们所说的超然于外物的一种释然情怀。这种情怀为文人墨客所吸纳，并通过茶诗来表达他们“随缘自适”的禅悦旨趣。“禅”本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禅之原初系“禅那”之简称，佛教经典中对禅是这样阐释的：“禅也者，妙万物而为言，故能无法不缘，无境不察。然缘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犹渊池息浪，则彻见鱼石；心水既澄，则凝照无隐。”［5］禅之心性之思即蕴含着“寂”，即通过内心世界的寂静，达到内心世界的谐和。禅宗讲求“悟”，“悟”有渐悟、顿悟之争。在中国化佛家中，无论是渐悟还是顿悟，其宗旨均是为了达到直指本心、见性成佛。唐代茶诗也体现了这种直指本心之悟，而悟性的获得即是因饮茶而起。茶的基本功能在于提神、益思、消除疲劳，让人之力量专注于本心，以获得本心之旨归。僧人可借茶消除疲劳，借茶来明心见性，达到至善的道德境界，获得人生之理，通过茶的恬淡而达到对万物的超然，从而提升“色即是空”的人生境界。佛教讲究“悟”，而饮茶能促使人有所妙悟，这种妙悟即在于悟人生之真谛，去人生之苦谛，达到最高境界。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6］，揭示了禅道与茶诗在“悟”方面的异曲同工之妙。另一位茶诗大家吴海在《藏海诗话》中亦表明了这一态度：“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茶诗与禅文化具有可通约性，在唐代，一些有识之士常用茶诗来表达自己的那种安闲自然、淡泊宁静的心境。通过对茶诗的体悟，了解到人之生命与宇宙之谐和一致，使人获得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不为外物所累，不为外物所迁，进而获得禅悦旨趣。在中国哲学史上，隋唐时期主要是佛学之时代，也正因为如此，文人与僧人的交往在人之心性修养层面有着共同的话语体系。文人墨客与僧人在交往中，或多或少受到僧人的影响，他们在僧人身上寻找到生活的乐趣、人存在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文人墨客向往僧人的悠闲自在、清心寡欲和无牵无挂，艳羡僧人“共水将山过一生”（杜荀鹤《题道林寺》）的虚静生活，并由此获得人生的乐趣。唐代诸多茶诗均反映了诗人这种对禅悦生活的向往。如刘禹锡的诗歌《病中一二禅客见问，因以谢之》：“劳动诸贤者，同来问病夫。添炉烹雀舌，洒水净龙须。身是芭蕉喻，行须筇竹扶。医王有妙药，能乞一丸无。”［2］4028刘禹锡这首诗作于被贬之后，本来心情郁闷，又逢身体有恙，心情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此时有远方禅客来探望他，受宠若惊中又感到极大安慰，于是煮茶待客，以上等茶招待客人，以表敬谢之意。作者在诗歌中盛赞这些禅客身心俱空，无忧无虑，手持筇竹，美若芭蕉，云游天下，真是神仙福气。此诗充分展示了唐代茶诗中的禅悦旨趣。再如唐代诗人李中的诗歌《寄庐山白大师》：“一秋同看月，无夜不论诗。泉美茶香异，堂深磬韵迟。”［2］4027诗人与僧人之间的那种和谐溢于诗中，展现了诗人和僧人以茶论诗、吟诗品茶，并在幽静的环境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与享受，最终达至天人合一的至高、至美境界。在品茶吟诗、吟诗品茶之时，诗人、僧人的心灵得到净化，人生境界在茶饮中得到升华，双方都在彼此的交流与沟通中获得人生的禅悦，所谓“世途烦嚣，诗人士大夫久处期间，则又不耐其扰，遂亦不得不往游禅林，借茶求静，暂解尘网”［7］。由品茶、喝茶而获得人生乐趣，称之为茶文化之禅悦，这即是唐代茶诗中所彰显的禅悦之旨趣。李泽厚说：“禅宗渲染的宗教神秘感受，更少具有刺激性的狂热，更少激动昂扬的欢乐，而毋宁更为平宁安静。它不是追求在急剧的情感冲突中，在严重的罪感痛苦中获得解脱和超升，而毋宁更着重在平静如常的一般世俗生活中，特别是在与大自然的交往欣赏中，获得这种感受。比起那强烈刺激的痛苦与欢乐的交响乐，它更能似乎长久地保持某种诗意的温柔、牧歌的韵味。而它所达到的最高境界的愉悦也是一种似乎包括愉悦本身在内都消失融化了的那种异常淡远的心境。”［8］饮茶谈诗，以诗寄情，禅茶一味，唐代茶诗凸显了此种禅悦旨趣。诗人与僧人在交往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僧人对诗人的影响，这使得诗人在饮茶、品茶的过程中所创作的诗歌具有禅的属性与特征，使唐代诗人体会、享受到了禅悦的乐趣；另一方面，僧人也颇受诗人和诗歌意境的影响，使唐代僧人身上也有着诗人的气质与情操，因而更增添了唐代茶诗中的禅悦旨趣。
唐代茶诗中的道家隐逸旨趣
唐代茶诗不但尽显儒释的礼仪与禅悦旨趣，还彰显道家的隐逸旨趣。唐代茶诗中的道家隐逸旨趣也别有韵味。如果对中唐以后的诗歌进行发掘与整理，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部分唐诗彰显了文人的隐逸旨趣，这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息息相关。中唐以后，唐朝由盛转衰，各种矛盾与冲突日渐凸显，朝廷内部纷争不断，争权夺利，党羽斗争，弑父、弑君现象日益严重，这种社会现实使一些有识之士的入世情怀遭受打击，“遁世”之念不时涌现。诗以言志，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寄托于茶诗中。整体看来，中唐以后饮茶之风盛行，反衬出当时文人墨客消极遁世的思想。中唐以后的诗人，在茶诗中明确提出“中隐”这个概念，如白居易的《中隐》：“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2］4032白居易的这首诗，明确表达了文人的隐遁情怀。这首诗歌虽然不是茶诗，却表明了文人墨客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不满与感伤，以致想要隐遁起来，逃避现实之难。显然，在当时环境下，文人还不能完全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表达出来，只能以诗言志，茶诗正反映了文人墨客的这一思想情怀。“中隐”是介于“大隐”与“小隐”之间的一种归隐，中隐能有效逃避现实间的混战与纷争，逃避对现实的不满。与儒家的入世情怀相反，“中隐”更多的是一种出世隐逸情怀。“中隐”之价值功用，可从茶叶本身获得，因为茶本身的诸多特点与“隐”息息相关。首先从茶之色来看。茶之色为绿色，与自然之色一样，动物也常以绿色逃避天敌。由茶之色，唐代文人墨客浮想联翩，创作了不少诗歌，因为绿色能让人放松身心，平复心情，抛下烦恼，怡心养情，并让人进入到逍遥自在的境界之中。如诗人卢仝《玉川茶歌》中的“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云凝碗面”［2］4066，即凸显了茶之色。此诗中，作者对茶的颜色、形状作了生动的描绘。诗人面对碧绿的茶园，回想起现实生活中的喧嚣，不禁产生暂时逃离现实、躲避现实之念头，渴望彼岸世界的幽静与安宁。再从茶之生长地域来看。茶树一般生活在幽静的高山坡地之中，且喜温好湿。文人墨客一般喜欢游山玩水，享受山水所带来的宁静与逍遥，如此才能激发自己的创作激情和灵感。文人的这一喜好与茶树的生长环境正好契合，同时也符合道家遁世的超然情怀。最后从茶之香来看。茶有淡淡的清香，甘甜中略带苦。一些文人在品味茶之“疏香”之时，能体会到君子之间淡如水的感觉，从而祛除自身张扬、狂躁之性情，在淡淡的人情中体悟出超然忘机和高雅脱俗，使人达到“疏”之境地。另外，茶之香甜中还带微苦，使人在成功之时不忘奋斗之苦，在享受之时不忘劳碌之苦。唐代诗人在品茶之时创作的一些茶诗，常常借茶之喻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幽静、清雅、恬淡，超然于世。如诗人韦应物在《喜园中茶生》曰：“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馀，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2］4132韦应物系隐逸诗人，此诗通过描绘茶的习性反映了他隐逸田园的情怀和不染尘俗的、恬静的生活态度。白居易在其诗歌《题施山人野居》中也借茶表达了自己隐遁的思想：“得道应无著，谋生亦不妨。春泥秧稻暖，夜火焙茶香。水巷风尘少，松斋日月长。高闲真是贵，何处觅侯王。”［2］4029在这首茶诗中，作者描绘了道家闲适的隐遁生活：白天插秧种田，晚上品味茶香，并借茶以明志，表明了文人墨客在乱世时所向往的生活，反映了道家的隐逸旨归。再如白居易的茶诗《食后》“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望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2］4037这是一首典型的茶诗。在诗中，作者借茶描绘了他所向往的隐逸生活：吃完饭后，小睡起床，手持茶碗，悠然自得。再如唐代诗僧皎然的诗歌《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2］4033作者皎然既是僧人，同时也是诗人。诗中，好友送来了剡溪名茶，白色瓷盏里的茶汤如琼浆玉液，清香四溢，作者一饮二饮再饮后，仿佛进入了道家物我两忘的仙境，妙不可言。茶后仙境正是作者所说的仙人丹丘所追求的那种境界，在此神仙境界中，作者获得了心灵的超脱。唐代像白居易、皎然等借诗以言志的茶园诗人较多，通过茶诗，反映了这些文人恬静、淡雅的生活方式，以及道家的隐逸旨归。
唐诗中的茶文化篇2
1茶文化的发展历史
为了对我国的茶文化体系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在探寻茶文化与古代文学作品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必须要明确我国茶文化的内涵所在以及发展历史，这也有利于对茶文化进行更加深入的学习理解。同时，我国的茶文化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而古代的各类文人墨客，其最常用的文学创作方式就是托物言志，这也使得茶成为了主要的“物”。无论是哪一个行业或是专业领域的发展进程中，其都诞生了独特的精神文化，而茶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由于受到精神价值以及物质生产等多方面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其也构成了一种更加完善的茶文化知识体系。首先，茶文化的产生是必然的，这是由于无论何种行业，其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都会形成对应的文化，而无论是现代人还是古代人，茶叶的生产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完整的线路，并且构建出了对应的茶行业，这也使得茶文化得到了发展完善。同时，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茶文化的发展速度远远低于茶领域，只有将茶作为茶文化的主要载体，才可以促进茶文化与茶领域的协同发展。而在对各类史料记载进行深入研究后可以看出，古代的饮茶对于百姓来说过于奢侈，只有那些达官贵人才有条件饮茶，而茶叶的数量也比较少，这也使得古代大多都会将茶当做一种药材而并非饮品。由此可以看出，茶文化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只是并没有进行社会化的体现，而在各大王朝的替换阶段中，社会生产力也在不断提高，而唐朝时期作为封建王朝当中综合实力比较强的朝代，社会安定富足，这也为茶叶的生产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也正是在唐朝时期，超业生产活动才实现了规划化的增长，使得饮茶活动也逐渐引入到了群众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一点也是茶文化体系发展的基础所在。自此以后，茶叶已经成为了一种大众饮品，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茶文化体系得到了高速发展，并且在唐朝中十分推崇文学创作，茶作为各大文人墨客最喜爱的饮品，在唐朝中留下了许多与茶文化相关的文学作品。
在最开始的发展进程中，茶文化的内涵较为单一，其所涉及到的仅仅只在于饮茶、泡茶以及采茶等内容，还并没有形成茶精神，只有在茶文化机制得到完善的背景下，才出现了许多与茶相关的元素，这也是茶文化的派生元素，比如与茶相关的精神元素、艺术体系以及文化理念等，而茶文学作品以及茶歌艺术等，这些都是茶文化得到体系化展现的关键所在。
2茶文化在唐诗中的体现
唐朝是我国古代历史中的巅峰时期，唐诗之风盛行，茶文化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茶和诗也在这一阶段交相辉映，相辅相成。在很多诗篇当中，都有关于茶的描写和赞颂，也诞生了很多专门谈论茶文化的著作和典籍。在《全唐诗》当中，记载了一百多首与茶文化有关的诗篇，很多诗人都在自己的诗作中对茶文化加以吟咏，其中就以白居易的茶诗最负盛名。茶圣陆羽就是唐朝时期茶文化领域中的鼻祖人物，其所编纂的《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使中国茶文化系统论著方面的空白得到了填补。受此影响，很多文人墨客争相咏茶赞茗，对茶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描绘。诗仙李白也曾作诗赞颂茶文化，其《赠玉泉仙人掌茶》中的名句：“茗生此石中，玉泉流下歇”，更是悄然出尘、灵动缥缈，蕴含了深刻的风骨神韵，不沾染半分俗世气息。这一诗篇也是吟诵茶文化的著名诗篇，也受到了后世爱茶人士的热烈追捧。诗词当中的用词皆蕴含仙气，如“清溪月”、“白鹤”、“乳窟”、“山涧”等，都体现出了深刻优美的意境意象，营造出了优美的茶文化氛围。而在营造意境之后，直接点出了饮茶的妙处，对茶文化的描绘恰如其分。
白居易在左迁江州的时候，曾经收到了好友从蜀地带来的明前春茶，因此作诗《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以表答谢。这首诗当中运用了很多专业的烹茶词汇，如“煎鱼眼”、“搅麴尘”等。此外，“绿芽十片”指的是唐朝时期煮茶需要的重要工序，最终处理成团状，后人称之为片茶。“火前春”指的是寒食节，在诗中指的是明前春茶。“鱼眼”指的是煮茶过程中水沸腾时出现的气泡状。通过这些描绘，将文人雅士煮茶的乐趣充分展示出来。唐代诸多诗人当中，白居易创作的茶诗数量最多，可见其对茶文化的热爱。这首诗中描绘了诗人在谪居江州之后好友寄来新茶安慰，既描绘了烹茶的过程，也寄托了自己的情思。诗中利用茗茶的涩苦表达了谪居的凄苦。诗圣杜甫的《重过何氏五首》中，有一首描绘了“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展现了诗人高昂的志趣和洒脱的风格，春风拂面、不骄不躁、品茶观景，尽显诗人的惬意。其中的“落日”、“吹风”、“啜香”等意象群，也表现出了恬淡闲洒的场景。在春风拂面、日头西斜、夕阳余晖、习习春风的场景中，通过品茶品茶就能够抒发情怀。杜甫的诗文中没有描绘茶的名贵，也没有展现烹茶饮茶的技艺，只是利用茶文化的内涵与意境，展现了自己的胸怀和情感。
3茶文化在宋词中的体现
中国的茶文化在唐朝兴起，到了宋朝逐渐繁盛。宋朝的代表文化宋词，与雄浑倜傥的唐诗不同，更多的是体现出婉约、清丽的风格。在宋词当中，也有很多篇章是对茶文化的体现。例如陆游、黄庭坚、苏轼等著名词人，很多作品也都是关于茶文化的描绘和咏诵。例如，在苏轼的《西江月?茶词》中，描绘了“龙焙今年绝品，谷帘自古珍泉”。词中还使用了“轻圆”、“花乳”、“雪芽”等描写，展现出了不同于唐诗对茶的描绘，尽显柔软、精细的风格。苏轼对茶十分喜爱，也非常了解，因此在苏轼的词作中，更多的是对茶中精品的感悟。例如在这首词当中，苏轼表达了在茶中珍品龙焙的烹制过程中，要使用庐山谷帘泉的水，这种搭配才是最好的，能够最大限度的挥散出茶中的茗香。苏轼在词中传神的描绘出了茶道的流程，通过对烹茶煮茶过程的展现，表达出了独自静坐饮茶的闲适情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正因为苏轼对茶的喜爱，在品茶使用的器具上也有很深的学问和讲究，著名的茶具东坡壶也应运而生。
黄庭坚的词作《品令》中，描绘了“凤舞团团饼。恨分破，教孤令”，是其诸多咏诵茶文化中比较经典的一首作品，尽显奇巧和非凡。词的上阙对碾茶、烹茶的场景进行描绘，开篇就体现出了茶的珍贵。选用宋初的贡茶，碾压成团饼，然后用蜡封存，覆盖龙凤的图案。这种龙凤团茶非常珍贵，一般是帝王赏赐给有功臣子的，后面的“分破”就是说明了这道工序。之后描写的是碾茶，古代文人在喝茶的时候十分讲究，要先将茶饼碾碎呈粉末，才能放入水中烹煮。“金渠体净，只轮慢碾，玉尘光莹”，几句，则对精细的工艺进行了生动的刻画，表达了茶品色泽的纯净。碾压成粉后，用水烹煮，水沸腾如松涛之声。这首词的创作中，能够将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却无法言表的情绪、感受进行巧妙的表达，充满着灵动、雅致的意蕴。秦观在《满庭芳》中也描绘到“开瓶试，一品香泉”，“雪溅紫瓯圆”。这首词对于茶文化的体现十分完美，无论是内容还是情韵都无可挑剔。词的上阙描绘了文人雅士相聚煮茶作词的场景，体现了温雅和精致的风格。下阙则融入了更多的情感，对烹茶品茗之人进行了细细的描写。词中不但将烹茶的程序细致、生动的展现了出来，同时也描绘了群贤雅宴中侍女敛眉娇美的姿态。整首词的情怀旷达不羁，意蕴清新雅致。宋朝时期人们追求的清雅、超世，能够和茶文化中品出的真味相辅相成，也表达了茶文化中冲淡、平和的态度。
4茶文化在明清小说中的体现
到了明清时期，茶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的应用已经十分广泛，其中以《红楼梦》当中对茶文化的体现最为真切，很多细节的描绘都与茶文化有关。例如在第十四回，秦可卿撒手而去后，王熙凤仔细交代了要“供茶烧纸”。可见中国古代在供奉神灵、祭祀先祖的时候，都要用到茶。第二十五回，王熙凤为了讨好老太君和迎合贾宝玉的心思，用茶的典故故意打趣林黛玉，说林黛玉已经喝过贾家的茶，为什么还不嫁到贾家当媳妇，众人听闻都觉得有趣，开怀大笑。从中能够看出，在古代嫁娶礼仪中，茶也是十分重要的聘礼之一，女子接受夫家送来的聘礼，称为“吃茶”。实际上，把茶作为婚嫁聘礼的习俗在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到明清时期就形成了“茶礼”的风俗。第二十九回，对茶食进行了描写，茶食指的是干果、点心、糕饼之类的零食。第三十五回，对茶房进行了描绘，指的是地方乡绅或高官侯门专门修葺的用来摆放煮茶器具、茶、茶食等物品的场所。第四十一回，贾母说“我不吃六安茶”，妙玉回答“这是老君眉”。其中所说的都是茶的一种。根据小说的描写，这种茶在烹煮之后，味道先稍苦涩，而后甘醇，外形与人的眉毛相似，比较长。
第四十一回中，贾宝玉还说到了“体己茶”，也是一种对于茶文化的表达，展现了日常生活的一种状态。比如小说中描绘的场景，姑娘之间或好友之间，在私下的环境中，以比较放松的状态相互闲谈，说一些隐秘、知心的话，在聊天的时候喝茶，就称为“体己茶”。第五十六回，描写了茶卤漱口的内容，是一种很浓的茶汁。红楼梦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更是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而其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描写，茶文化更是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在小说中的各个生活场景中，几乎都有对茶的描写。另一部对中国封建制度和科举制度下对文人生活百态进行描写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其中也有很多对茶文化的体现。而与唐诗宋词中的温雅清幽不同，小说中主要是在“茶馆”等市井的场所中对茶文化的描绘。例如，第二十三回中，描写了同道士进城后进入茶馆，茶馆送上了一壶干烘茶。茶在《儒林外史》中出现的频率很高，甚至可以说茶文化已经成为了这部小说中的一种文化特性，在其中深深植根。其中对茶文化的展现主要体现在市井的社会阶层，与以往作品中的阳春白雪不同，这里的茶文化更靠近于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也涵盖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百态。
唐诗中的茶文化篇3
中国既是诗的国度又是茶的故乡，在我国文学史上诗人皆茶人，中国古典诗歌与茶文化的关系源远流长。历代的文人墨客不仅仅把饮茶品茶斗茶当做一种物质享受，更重要的是借咏茶以写人状物抒情明志。诗因茶而兴浓，茶因诗而名远，茶与诗结缘形成茶诗，广义的茶诗不仅包括以茶为主题的诗歌，而且也包括内容涉及到茶的诗歌。据统计，我国古典茶诗总量在2000首以上，茶诗作为古典诗歌的一部分，充分反映了作者的现实生活与思想感情，是透视文人心态的一面镜子，具有丰富的文学意蕴。同时茶诗又是茶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使茶这一生活日常饮品得以升华而进入到高尚的文化世界，从而实现了从物质需求到精神愉悦的飞跃。在中国古代诗歌的花园里，茶诗就像一束芳草奇葩，散发出诱人的芳香。一．《诗经》中的“荼”文化茶出现在诗歌里，起源于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有七首诗歌当中出现了“荼”字，《康熙字典》引《野客丛书》云:“世谓古之荼即今之茶，不知荼有数种，惟荼之荼即今之茶也。”《豳风•七月》、《豳风•鸱》、《周颂•良耜》中都写到“采荼”，《邶风•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是用“荼”和“荠”进行对比以凸显主人公悲苦的命运。《郑风•出其东门》:“出其?繞，有女如荼。”是用“荼”比拟美女。《大雅•绵》和《大雅•桑柔》中又都用“荼”作比以深化主题。在《诗经》当中，“荼”主要是作为植物的名称出现的，体现文学意蕴的茶文化特征还没有凸显出来。二．南北朝时期诗歌中茶文化的初步形成饮茶始于秦汉时期，茶品清新淡雅的特征，吸引文人雅士们参与到爱茶品茶赏茶颂茶的活动当中来，到了南北朝时期，茶除了以一种饮料的身份出现以外，还常和廉洁、禅定、清雅等精神境界相关联，茶的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使中国茶文化初现端倪。这一时期有历史记载的茶诗有四首，是我国早期茶与诗相结合的有力证据。张载《登成都楼诗》盛赞成都香茶超过“六饮”，是全中国人所喜爱的饮料，说明当时茶已成为人们的日常饮品。孙楚的《出歌》和王微的《杂诗》里都有颂茶的名句，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茶诗是左思的《娇女诗》，诗人从日常生活中剪裁下几个场景，描述了两个小女孩儿天真可爱又顽皮的种种情态。其中的“心为荼盙剧，吹嘘对鼎历。脂腻漫白袖，烟熏染阿锡。”写她俩因急于喝茶而用嘴对着烧水的?鼎?吹气，弄得满身烟灰的种种?劣迹?，显示出茶饮对她俩的强烈诱惑。整首诗歌笔法轻松诙谐，既刻画出女孩子的活泼娇憨的性格特征，又表现出浓浓的家居生活情调。这首诗歌中的茶文化具有了明显的文学意味，是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茶诗。三．唐之后茶诗的大量涌现及其浓厚的文学意蕴“茶兴于唐，而盛于宋。”随着茶文化盛世的来临，唐宋以后的各个朝代相继涌现出大量以茶为题材的诗篇，并且名篇迭出，佳作频传。茶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大量出现，对茶文化和诗文化本身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古代诗人们视茶道为陶冶心性、体悟人生、抒感的风雅事，把咏茶与吟诗融为一体，茶文化的精神价值取向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并且在诗人笔下具有了丰富的文学审美色彩。(一)茶常常表现为“幽隐”的意象在中国文人心中，茶绝非仅仅是一种饮料，其人文底蕴远远超出了饮食文化的范畴。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尊崇“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哲学，独善其身常常变现为归隐江湖。茶生于深山幽谷之中，其幽野的秉性恰恰和文人们超然脱俗、淡泊宁静的心灵相契合，所以茶常常成为文人们的知己，品茗体现的是他们空灵淡泊、悠雅脱俗、清新自然的生活态度与精神追求，咏茶更成为他们寄托情感、表现自我心灵的高雅的艺术活动。在古典茶诗中，茶常以表现诗人的“幽隐”文化意象的形式出现。白居易曾长时间在苏浙赣皖等盛产茶叶的地区为官，终生嗜茶、知茶，他所创作的诗歌中涉及茶事的诗约60首，用茶来表现自己闲适的人生态度与境界是白居易的诗歌特征之一，他的诗《食后》:“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无忧无乐者，长短任天涯。”描写作者午睡醒来饮茶而产生的感想，诗人以无忧无乐者自许，表明了自己闲适散淡的人生态度。他的《琴茶》诗更是把蒙山茶引为旧相识，以表现自己超然物外的隐逸思想。陆龟蒙自言“先生嗜盙”，以茶为隐，其《茶人》诗的首联“天赋识灵草，自然钟野姿。”写自己天性就与大自然相通，所以对生于山野幽谷之中的茶一往情深。在诗人心中，野性的茶钟山川之灵禀，得天地之和气，被称为南方嘉木，其野性与灵性正是隐逸文士们想要效仿的，自然会得到作者的厚爱，所以陆鲁望把茶引为知己，用钟情于茶的野姿来表明自己的幽隐心态。明代画家兼诗人文徵明除了用茶画描绘江南山水美景之外，还用茶诗来表现茶人怡然天趣的生活。他的茶诗反映了明代文人隐逸循世祈求宁静的心理，表现出明代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文人想借品茗以避世的复杂心态，极具盛名。如《煎茶》诗创造出一种闲雅的意境，散淡中自有儒雅和禅意。他的《咏惠山泉》表现了作者褒茶贬酒的观点。明代文人嗜茶，就是把茶当做了隐逸的象征，他们认为酒使人迷醉，茶叫人清醒，弃酒嗜茶反映出古代文人由醉的人生向醒的人生的转变。(二)茶诗创作中对特定“意境”的创造中唐著名诗僧皎然的诗歌理论著作《诗式》根据佛学境界理论创造了诗境论，他对诗歌内在艺术规律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诗歌“意境”的创造上。意境是物境(眼睛可以看到的景象)与心境(内心的感受)的统一，他在《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繟上人房论涅繠经义》诗中说:“诗情缘境发，法性寄筌空。”即在意、境契合的基础上，作品就会具有超出表层文字的审美内涵与特征。诗境论对后继茶诗的创作影响深远。#p#分页标题#e#1、“空灵虚静?的心灵意境。皎然的《访陆处士羽》是作者寻访好友陆羽不遇之后所写。陆羽行踪不定，作者日夜挂念着他，在太湖、古山游玩之时也无时不在怀念陆羽。虽然未遇好友，内心惆怅，然而眼中充溢着静幽的青山、空旷的天空、翩翩的大雁等空灵美妙的物境，也引发了作者的诗情，“何山赏春茗，何处弄春泉”。陆羽熟稔各种茶，皎然因人思茶，以茶怀友，恬淡的诗境下隐藏的是对挚友的绵绵思念，茶意和情意相得益彰，激发出读者言有尽意无穷的审美情思。唐杜荀鹤的《题德玄上人院》更是创造出了一种引人入禅的境界，“罢定磐敲松罅月，解眠茶煮石根泉”表现了晚唐仕子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以佛教作心理支撑，只要让内心远离烦恼的束缚，就能达到心灵超然物外的虚空境界。2、茶诗中表现出的最美意境是“和谐”。和谐可以表现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卢仝的“唯觉两腋习习轻风生”，杜甫的“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杜牧的“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意境。陆游早年嗜酒，诗作颇多，晚年却以茶神自比，常以诗会客，以茶待友。他的诗作涉及茶事的就有320首之多。放翁晚年精神得到宁静和解脱，茶成了他栖泊身心、安顿性命的寄托，他的《八十三令》诗一改以前的金戈铁马、壮怀激烈，整首诗歌营造出的是至和而宁静的意境。“桑苎家风君莫笑，它年犹得作茶神。”表明的就是作者寄情于武夷山茶，要在品茶赏茗之中安度晚年，向往人与自然的和谐的情怀。3、表现作者的“高洁?心性的意境。文人志士往往借茶事而择野泉松竹梅林之风景清雅之地以修养心性。文人心中，茶质朴淡泊，泉清冽纯净，竹清傲高洁，梅坚毅孤高，都是高尚纯净之物。品茗与环境完美结合，勾勒出的是一幅幅韵高境幽的图画，凸显的是诗人高尚纯洁的精神追求。唐朝诗人皮日休的《煮茶》诗，描述煮茶过程，并赞叹饮茶的情趣。其中“香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将茶文化与中国文化中的水脉合二为一，泉水甘寒清洌，宜于煮茶。最重要的是泉的性洁、格清、品幽的文化内涵，融合出了和谐优美的意境，使整首诗歌更富有诗情画意。陆龟蒙和皮日休的《煮茶》诗中曾经表述了这样的情思:闲来松间坐，看煮松上雪。作者摒弃尘俗杂念，在松林中煮茶，饮后心清气爽。松、雪、茶三者在中国古典士大夫文化中的同构意向将诗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境界不露声色地烘托出来，反映出诗人饮茶的闲暇意趣和人生理想的不羁洒脱。因为只有这种自然、洁净、宁谧的环境，才会使艺术品饮活动表现得更加情趣盎然，才会使灵魂得到净化，思想得到升华，精神获得极大的满足。另外，宋杜小山的《冷夜》诗用寻常谈天的笔法，将茶、酒、月、梅信手拈来，清静无为的意境立刻全出，寒夜客来，拥炉品茗，风宁月朗，疏梅映窗，以茶会友，令人不禁赞叹仰羡其境界的绝妙。明代著名曲作家汤显祖的《竹屿烹茶》诗更是向世人展示了使人飘飘欲仙的“湿烟青竹弄云霞”的美景以及茶文化与竹文化巧妙结合的美好意境。(三)“情深意长”的文学主题茶文化与诗文化相结合，浓厚的诗情茶意更丰富了诗歌的文学主题。茶诗中所表现的爱情、亲情、友情等都是人世间最朴素最真挚的感情，构建了中国最深厚的传统民族文化的一支。1、真挚的友情。唐皇甫冉与皇甫曾兄弟两人均与茶圣陆羽交情深厚，皇甫冉写有《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皇甫曾写有《送陆鸿渐山人采茶》，都是为陆羽在深山采茶留下剪影并表达了对好友的思念之情。朱熹《题休庵》诗云:“别岭有休庐，林峦亦幽绝。无事一往来，茶瓜不须投。”描写作者与休庵主持之间淡如水的交往，只要意趣相投，不需互赠，一起在幽林中共品香茗也是一种乐趣。茶的易得和友情的不易得带给读者无限的审美张力。2、拳拳的亲情。唐刘兼的《从弟舒人惠茶》主要描写作者索茶与煮茶的过程，其中的“珍重宗亲相寄惠，水亭山阁自携持。”一联表述了作者对堂弟送茶的感激之情，以及对所赠之茶的珍爱。陆游的《疏山东堂昼眠》诗后自注:“是日约子分茶”，以茶为媒介，父子同享天伦之乐。3、浪漫的爱情。郑板桥的诗歌多描写辩证有趣的人生哲理，但是在一首《竹枝词》中，郑板桥以风趣泼辣的笔调，借茶表述了女子对心中男子委婉的情意:“湓江江口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紫荆花。”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象征意义被提到了家庭的高度。表面在描绘一幅图画:茅屋、江水、土墙、紫荆，实际是用“请郎吃茶”来表现少女心中美好的爱情。让人不禁想起《红楼梦》中王熙凤打趣林黛玉的场景:吃了我们家的茶，不给我们家做媳妇。不仅在爱情中，茶在婚姻礼记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宋强至的诗《谨和答惠茶之什》写出了诗人因可以将受赠得到的好茶带回家给妻子品尝而喜悦万分的情态，夫妻间的和谐融洽可见一斑。4、炽热的爱国情。文天祥《饮中泠泉》中的诗句“男儿斩却楼兰首，闲品茶经拜羽仙。”一面是不畏抛头颅洒热血的壮怀激情，一面是面对刀枪剑戟心如闲云的旷然豪情，错落的意境，透露出诗人一心抗敌、重振祖国河山的豪情壮志。顾炎武《自大同至西口》诗中有“和戌真利国，烽火罢边疆。”认为“和戌”、“利国”、边疆“罢烽火”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其拳拳的爱国心溢于言表。其实，中国古典茶诗中所表现出的情感还要丰富得多。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同时又可以看作是古代茶文化的发展史，二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互相转化，共同进步，才有了今天这样丰富多彩，散发着夺目的熠熠光辉的茶诗。
唐诗中的茶文化篇4
关键词：自然属性人文特点隐逸
唐朝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个顶峰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这一时期的文人，多有雄心壮志，却受到理想与现实间巨大差异的冲击，产生一种对社会的失落感，进而转向寻觅山野之乐，追求淡泊雅致的生活方式。在隐逸的生活中，诗人常常选择饮茶来排解生活，此阶段出现了不少茶诗，而茶的迪特特性
一、茶的品格特点
茶，种植于山野之中，喜爱阴凉无人之处，低调，淡雅，不与外界相争，默默生长。而一旦成熟，采来炒制煮泡，清香飘远，色泽迷人，饮之，其味微苦，但苦涩过后又甘甜怡人，使人精神为之一振。茶的这种特点本是源于其自然属性的，但是当它与文人的遭遇相碰撞时，就必然会染上人文色彩，脱离世俗尘世的污染，成为高洁品质的象征物，是诗人们追求隐逸文化的媒介。
韦应物的《喜园中茶生》这样描写道：
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
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
聊因理郡馀，率尔植荒园。
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
在诗人眼中，茶，是带有灵性的植物，它具有高洁的品性，不受万物所污。饮茶，可以荡涤心灵，除却尘世间的一切烦恼忧愁。也因为诗人十分喜爱茶，所以才将这种原本只生长于山原中的的植物种于自己身边的荒园之中，有机会在俗世尘埃中与茶相伴相依，拥有一片清澈纯净的环境。
人们赋予茶以高洁隐逸、淡泊明志的品格特点。常与茶相伴，仿佛就身处于一片清境之中，有助于诗人洗净尘心，心向隐逸。
二、茶伴隐逸生活
茶自身所具有的本然特点，经过人文的感染，使之成为品性高洁、淡泊雅致的代表。茶可伴随诗人，帮助他们可以洗却心中的杂念，淡泊明志，向着心中的隐逸生活而为。
李中的诗作《宿青溪米处士幽居》：
寄宿溪光里，夜凉高士家。
养风窗外竹，叫月水中蛙。
静虑同搜句，清神旋煮茶。
唯忧晓鸡唱，尘里事如麻。
诗人寄宿友人家中，周边风景优美，窗外的竹林茂密，风声从耳边擦过，与水中的蛙声相映衬，惬意无比。环境清幽宁静，可以兴起作诗，可以静静思考。煮一壶茶，慢慢品来，清新又提神。这样的净土，让人害怕听到外面的催人的离去的鸡声骤起，尘世里的俗事太多，惹人烦恼，倒不如留在这块安宁的土地上生活，沏一壶清茶，把茶作为自己隐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以茶所带来的清新，去更好地映衬每一天的生活，此二者，是相宜相伴的，是诗人一直所要追求的。
皎然的茶诗《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写道：
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
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
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
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
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诗作从香茗的色泽、香气入手，写下了三饮此茶的美妙感受：“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诗人昏昏欲睡之感被涤荡而去，天地一片晴朗，顿时只觉自己神清气爽；“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诗人倍感精神振奋，犹如透彻的细雨从天空中飘落下来，洗净了整个凡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诗人突然豁然开朗，世人都以酒浇愁，却不明白茶带给人的开明心境，才是使人真正消除烦恼、伴随着隐逸生活的良物，也是道之所至。
提及对于茶的理解、对于人生的感悟，或许再没有几个文人能超过皎然了。他理解茶，明白茶，喜欢茶，热爱茶，他知道，茶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表面的饮食文化，其内里所蕴含的更是一种人生精神，一种超脱世俗、高雅淡泊的精神境界，是与他自己的“道”的内涵像吻合的。皎然，以其通透的思想、浑然的境界去品尝茶、解读茶、记录、感受茶。在诗作中，他完美地将茶与人生联系在一起，所谓境界高远，高雅恬淡，即是如此了。
三、结论
茶作为人们心中高洁、雅致、淡泊的代表，可以促进诗人们洗却心中的俗杂意念，使内心得以沉静下来，可以给自己时间和空间去思考，去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隐逸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但是如果人们思考清楚，确定自己想要的是清静无为的生活，那么，茶就是最好的朋友，会一直伴在自己身边，一起迎接心中那个清澈的世界，一起享受美好的生活。
参考文献：
[1]（清）曹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陈祖、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悲凉：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
唐诗中的茶文化篇5
有关“茶百戏”的记载有见于五代至北宋人陶谷（903-970）的《清异录》，在该书的《荈茗录》中记载：“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书中详实记载了茶百戏是使茶汤“汤纹水脉”形成“禽兽虫鱼花草”等图案的一门技艺。
有关“分茶”一词早期有见于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韩岸说“晋臣爱客，才有分茶”，在他看来分茶从晋代开始。但有关分茶及茶汤形成景象的描述多见于宋代诗文，如宋代文人杨万里（1127-1206）在《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中云：“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字势嫖姚。”诗中形象地描述了分茶是使茶汤形成文字图案的神奇艺术。
分茶（茶百戏）是伴随着点茶法的形成而产生。据目前的史料考证，点茶法在唐代中晚期已形成，而分茶也随之产生。早期在茶碗的茶汤中形成图案的描述多见于唐代的诗文。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歌》描述：“骤雨松声入鼎来，白云满碗花徘徊。”诗中生动地描述了茶汤中形成“白云”和“花”等图案。此外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写道：“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皎然在《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记载：“投铛涌作沫，著碗聚生花。”这些都是早期在茶碗的茶汤形成图案的描述，说明分茶在唐代已初步形成。
宋代，茶百戏得到较大发展，主要得益于朝廷以及大批文人、僧人和艺人的推崇。茶百戏已成为当时文人雅士的一种时尚文娱活动，并广泛运用于各种茶会和斗茶活动中，这在宋代的诗词和文中有大量描写。其中，皇帝的推崇对茶百戏的推广起到很大作用，宋徽宗不仅撰《大观茶论》论述点茶和分茶，还亲自玩分茶（茶百戏）赐宴群臣。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对点茶和分茶有如此论述：“……先须搅动茶膏，渐加击拂，手轻筅重，指绕腕旋，上下透彻，如酵蘖之起面。疏星皎月，粲然而生，……”许多文人如陆游、李清照、杨万里、苏轼、史诰、王之道等都喜爱分茶（茶百戏），留下了许多描述分茶的诗文。陆游在《临安春雨初霁》中写道：“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杨万里在《谢岳大用提举郎中寄茶果药物三首日铸茶》中云：“松梢鼓吹汤翻鼎，瓯面云烟乳作花。”史诰《临江仙》词中有“春笋惯分茶”之句。女词人李清照在《满庭芳》中写有“生香薰袖，活火分茶”，在《摊破浣溪沙》中还有“豆蔻连梢煎熟水，莫分茶”等描述分茶的诗文。王之道有《西江月·和董令升燕宴分茶》等等。有宋一朝，分茶活动非常普及，男女老幼都会分茶，带来分茶文化的空前鼎盛。
元代后由于点茶和斗茶不再盛行，分茶也开始逐渐衰落，但仍有文人雅士喜爱。关汉卿套曲《一枝花·不伏老》：“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竹，打马藏阄”。说明当时分茶仍是文人喜欢的娱乐活动。
唐诗中的茶文化篇6
名扬中原，尤以茶器为甚
巩义窑，古代巩义地区窑口的总称。汉代时，巩义窑以生产青瓷为主，是最原始的青瓷，胎釉、技艺以及烧制温度略有欠缺，处于其发展的萌芽状态。北魏时青瓷烧制技艺不断进步，也开始烧造白瓷，这为巩义窑在隋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巩义窑以烧造白瓷为主，兼烧三彩、青花，黄、绿、蓝、青等单色釉陶瓷和绞胎瓷器，甚至独创出唐青花，以高超的技艺水平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著称，其产品填补了中国陶瓷史上的诸多空白，被誉为最具创新的窑场。
唐代中期，中国茶叶种植面积扩大，从长江流域渐渐向淮河流域北移。产茶区域的扩大，茶叶加工技术的改进，大大促进唐代茶业经济的繁荣。陆羽的《茶经》也在此时问世，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茶文化的专著，内容包括茶的产地、采摘、加工、茶器、煮饮、茶典故等，是茶文化发展史上的个重要里程碑。
煎茶是唐代主要的饮茶方式，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人自怀挟，到处煎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可见唐代煎茶已相当普遍，并出现了以煎茶为行业的商业活动。
而这一时期饮茶的兴盛进步推动了唐代陶瓷业的发展。除了陆羽特别推崇的越窑和邢窑外，巩义窑也以烧造茶器而闻名。
唐人风尚，巩义之茶器
今年8月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举办过“昔年茶事――诃南巩义新出唐代茶器展”，展出了201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委托巩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开玺尚城项目区发掘清理的三座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的墓葬，三墓各随葬一套三彩或单彩及瓷茶器，包括茶碾、茶臼、风炉、茶釜、茶盏、执壶、具列（茶桌）、熟盂等，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件出土茶器是一件唐三彩俑，坐在风炉边上，目不转睛地盯着茶釜中的茶汤，有人推测该俑为陆羽，实有待考证，但从这一组出土器中可旁证唐文宗时期北方饮茶的流行风尚。
中国茶叶博物馆收藏历代茶器有几千件之多，其中不乏唐代巩义窑茶器精品。
1.唐巩义窑黄釉风炉及茶釜
风炉，是煎茶时最重要的器具之一，风炉可由铜、铁铸造，亦可陶或瓷。此巩义窑黄釉风炉，风炉上架着一茶釜。风炉呈筒状，上侈下小，炉门口以下部分出沿，下承圈足。炉上半部以镂雕三圆孔作为装饰，下腹部开炉门，炉门为壶门式。茶釜折沿，浅弧腹，口部有两环形耳。风炉外施黄釉，里面不施釉。
2.唐巩义窑煎茶器一套
由风炉、茶釜、茶碾（碾轮缺失）、滓方、熟盂、茶碗、碟子组合成一套，这套茶器曾被波收藏家陈钢收藏，现为我馆藏品。
风炉连着茶釜，造型与图一黄釉风炉类似，所不同者仅为茶釜无双耳，施白釉。
陆羽《茶经》提到“饮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在唐代无论饼茶、散茶皆需碾末煮饮，因此茶碾成为重要茶器。《茶经》对碾有专门论述：“碾，以枯木为之，次以梨，桑、桐、柘为之。内圆而外方。内圆，备于运行也；外方，制其倾危也。内容堕而外无余木。堕，形如车轮，不辐而轴焉。长九寸，阔寸七分。堕径三寸八分，中厚一寸，边厚半寸。轴中方而执圆。”该茶碾只剩碾槽，碾轮（堕）已缺失。碾槽座呈长方状，正面一侧镂雕两壶门式装饰。内有深槽，涩胎，正好验证了陆羽所说的“内圆而外方”。四周皆施白釉。
滓方，也就是放废水的容器。陆羽《茶经-四之器》载：“滓方，以集诸滓，制如涤方，受五升。”
熟盂，盛放熟水的容器。“以贮熟水。或瓷、或砂。受二升。”由于这一套茶器是用于陪葬的冥器，尺寸都比较小，达不到陆羽的要求。
茶碗，又叫茶瓯。唐代的茶碗通常为敞口，浅腹，矮圈足。最典型的就是玉璧底碗，陆羽眼中的茶碗标准造型为“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而已”。此巩义窑白釉茶碗系仿金银器造型，内模印五条筋纹，内外施白釉，釉色白中泛黄。
碟子系放茶点之盛盘。此巩义窑白釉碟内凹，施白釉，造型也仿金银器捶碟工艺，内模印三条出筋纹。
3.唐巩义窑白釉茶盒
此茶盒子母口，折沿盖，器身和器内均施白釉，釉色白中泛黄。器底和口沿不施釉，灰白胎。以前通常认为这类盒子为粉盒或油盒，极少有人把它认作茶粉盒。随着出土资料的充实，对瓷茶盒的认识逐渐深入。长沙窑釉下褐彩“大茶合”三字铭文的瓷盒，足可证明此类瓷盒系存储茶末的容器。宁波茶器收藏家陈钢的藏品中，有一件非常珍贵的越窑茶盒残器，其盒器底有“茶”字刻款，是此类盒为茶盒的重要物证。
《茶经・四之器》中也讲得十分明白：“罗末以合贮之，以则置合中”，意即用茶碾碾成茶末后过罗筛选，用茶则（或茶匙）舀至茶盒中存放。至于盒的材质，陆羽认为竹、木比较好：“以竹节为之，或屈杉以漆之”，并对盒的尺寸也作了规定：“高三寸，盖一寸，底二寸，口径四寸。”以盒盖和器身的比例为1：2的比例，这件巩义窑的盖盒达到这比例标准，应为茶盒无疑，当为唐代时期盛放茶末所用容器。
唐诗中的茶文化篇7
安溪茶有其悠久的历史：唐萌芽，宋发展，明兴盛，清著称，今辉煌。早在唐代，安溪就已经有种茶。时翰林学士韩僵有诗句“石崔觅芝叟，乡俗采茶歌”。宋《清水岩志》记载“其味更香，其功益大。”明《安溪县志》载“茶名于清水，又名于圣泉”，还有“茶产常乐，崇善等里货卖甚多”，可见，明时溪茶已盛产并创造了新法，清铁观音茶种面世并推广得以显耀，众多茶树品种在历史长河中脱颖而出，如今境内尚存着上千年的野生茶树，可谓“溪茶千古，景物无穷”。
自古以来，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在安溪山水间曾经大放异彩，仅就一座清水岩就可以引申出安溪茶文化甚至是闽南茶文化的种种命题。当然，有着无上妙境的安溪茶文化更能把我们带进“铁观音”的参读品味里，呷出安溪茶文化的春夏秋冬、风花雪夜……安溪铁观音，不仅是杯中有山水奥妙，更是文人墨客入诗入画不可或缺的素材，引人无限遐想。
安溪茶的起源
安溪文化的兴起和传播之源，主要来自中原文化的南移。唐中叶以前，安溪人口稀少，茶史无考。唐后期至五代十国年间，北方兵荒马乱，战祸不断。福建东南沿海，特别是泉州一带，远离战乱中心，局势稳定，气候温和，物丰人稀。这个时期我国北方人口大量南下移居。据安溪民间族谱记载，在安溪，已有邱、黄、陈、刘、林、周、廖、詹、王、吴、安等诸多姓氏经荆楚、江淮入闽转而定居安溪，其中既有平民百姓，也不乏名人墨客，如唐末诗人周朴、五代越王钱幕僚黄夷简、上柱国廖俨、开先县令詹敦仁等。外来人口不仅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带来了茶叶的生产技术，推动安溪茶业的发展。五代年间，与小溪场长官廖俨年龄相近、一朝为官、偕同入闽、一生视为知己的唐著名诗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韩在南安归隐期间，经常与廖俨相互造访，互赠诗文。韩留有诗句：“石崖觅芝叟，乡俗采茶歌。”足见当时安溪民间植茶已逐渐发展。
唐末，安溪的寺庙已开始种茶。在安溪县城西部的阆山（今为城厢镇同美村新岩山）上，有座始建于唐未的古刹阆苑岩，历史上曾以产白茶闻名。现存岩宇门联阴镌“白茶特产推无价，石笋孤峰别有天”，是研究安溪茶史的重要例证。
五代时，安溪人在交往中已有将茶作为礼品赠送的文字记载。时在安溪南部归善乡张仁里贵湖山（今属安溪县龙门镇溪瑶村）有一著名寺院，寺名称龙安岩（后改称青林岩），是安溪历史名岩。龙安岩的主持号清豁禅师，时为名僧。开先县令詹敦仁与清豁禅师均与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交往甚密，并曾同为留从效参谒军机大事，故交情甚厚。有一次，詹敦仁曾特往龙安岩专访清豁禅师，并接受了清豁禅师馈赠的茶叶。为此，敦仁受“龙安岩悟长老惠茶，作此代简”，作诗一首：
泼乳浮花满盏倾，余香绕齿袭人清。
宿酲未解惊窗午，战退降魔不用兵。
五代时，安溪县域西部山区佛耳山一带已产有茶叶。佛耳山为戴云山脉向安溪东南延伸的西侧支脉，位于祥华乡白玉村，海拔1535.5米，为安溪第二高山。詹敦仁卸任后在其山麓卜筑定居。时詹敦仁与名僧释宏道（号介庵）交情甚厚，释宏道特专程到佛耳山拜访敦仁。詹敦仁“与道人介庵游历佛耳，煮茶待月而归”后，留下诗曰：
活火新烹涧底泉，与君竟日款谈玄。
酒须迳醉方成饮，茶不容烹却是禅。
闲扫白云眠石上，待随明月过山前。
夜深归去衣衫冷，道服纶巾羽扇便。
由此可知，安溪茶叶的起源最迟应在唐末，饮茶及人工植茶已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伴随着中原茶文化的传播，南迁肇安的外来人口及寺僧植茶对安溪茶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五代宋初时已逐步向农家传播。
铁观音的传说
宋代是我国茶业生产和茶文化得到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安溪茶业也有较大发展，产茶区域不断扩大，生产技术不断成熟，茶叶产业已具雏形；清水、圣泉等名岩已产名茶，其味尤香，其功益大，声誉远扬。北宋年间，潘田铁矿就有开采的记录。庄为玑教授把潘田的铁矿和仙苑茶联系在一起，可见仙苑的茶叶在宋初的发展已非一般。
明万历《安溪县志》载，“茶名于清水，又名于圣泉”。始修于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清乾隆廿六年（公元1761年）重修的《清水岩志》载：“清水峰高，出云吐雾，寺僧植茶，饱山岚之气，沐日月之精，得烟霞之霭，食之能疗百病。老寮等属人家，清香之味不及也。鬼空口有宋植二、三株，其味尤香，其功益大，饮之不觉两腋风生，倘遇陆羽，将以补茶经焉。”在安溪驷马山左侧（今官桥镇）的圣泉岩，始建于唐天年间（约公元905年）。清乾隆《安溪县志》载：“岩最高，登巅远眺，可望郡中清源山。岩产茶甚佳……岩后有泉出石中，清甘不竭……”以上史料说明，宋元时期安溪的民间和寺庙中已普遍产茶，而制茶手工业的出现，则表明安溪茶叶的发展已具产业的雏形。
关于乌龙茶采制工艺的诞生，在民风淳朴的安溪大地上世代流传着《打猎将军创制乌龙茶》的传说，
明末清初，安溪西坪尧阳南岩山麓，住着一位退隐的打猎将军，单名唤“龙”，乡亲们都亲切地叫他“乌龙”。有一天，乌龙上山采茶，忽见一头山獐从前方溜过，他急提猎枪，击伤山獐。山獐带伤夺路奔逃，乌龙肩背茶篓顺沿血迹紧追，终于擒获山獐。等晚上到家，乌龙急于宰杀山獐，品尝野味，竟把茶叶搁置，直到第二天清早动手炒制后，发现茶叶往日的苦涩之味全除，香气更足，味更甘醇。乌龙连忙邀请近邻好友前来品尝。众人尝过，不禁连声称赞！后来，聪明的乌龙深究原因，终于摸索出一整套新的制作技艺，并广泛传授给广大乡亲。
唐诗中的茶文化篇8
茶话会，是一种以清茶和茶点接待客人的集会，源自于古代的茶宴、茶会。
茶宴的正式出现是在唐代，大型的茶宴以顾渚山举办的最为有名。顾渚山位于湖州和常州的交界处，湖州产紫笋茶，常州产阳羡茶，当时都是作为贡品进献皇帝享用的，所以务求茶的色、香、味、形都要精、善、美。每到早春制茶之时，两州刺史都要顾渚山寺监制，并邀请当地社会名流共同品茶，这样就形成了每年_度的茶宴。白居易有一首诗就描述了当时的盛况：“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蛾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
诗的前六句是写当时茶宴的盛况，而后两句是叙述自己因生病不能莅临盛会，感到无限惆怅。
唐代素有“诗国”的美称。唐诗的丰富和灿烂，其所达到的高度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自古文人多爱茶”，文人学士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也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最为人熟知和激赏的莫过于中唐诗人卢仝的《七碗茶诗》（全名为《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堪称千古绝唱：“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此诗在众多的茶诗中非常有名，乃至使人，谈到饮茶，即联想到卢仝描述的七碗神境。
茶会，是旧时文人约见朋友吟诗作赋，切磋茶艺的一种集会。在唐代，茶会成为一时风尚，文人学士相聚庭院，举行茶会，饮茶赋诗。据《茶事拾遗》载云：唐代“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喜欢以茶会友，赋诗作词，他写过不少有关茶会的诗篇，如：“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
诗人淋漓尽致地写出了竹下茶会的妙趣。
钱起还有一首《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诗云：“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玄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斜。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
到了宋代，茶会之风更盛。宋徽宗赵佶是一代风流皇帝，书画皆精，养生有术，精通茶道，并著有《大观茶论》，常常举行茶会，宴请群臣，亲自动手烹煮。宣和二年十二月的某天，宋徽宗请文武大臣和亲王们在延福宫参加茶会，徽宗让内侍取来茶具，亲手注汤击沸，“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然后赐予群臣，众大臣喝了当今皇上亲自烹制的好茶，感恩涕零，一个个“三呼万岁”。此后，茶会传至民间，便逐渐演变成如今的茶话会形式。
宋代大诗人坡，一生爱茶如命，有一次，参加友人的茶会，品尝了武夷岩茶，顿时心旷神怡，飘飘欲仙，诗兴大发，当即赋诗云：“仙山灵雨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莫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此诗格调清新，下笔飘逸，可谓匠心独特，浑然天成，生动而独特地抒发了对茶的品性的赞美之情，提出了“佳茗似佳人”的动人妙论，可谓浪漫至极。
元代饮茶之风也很盛行，元代诗人耶律楚材爱茶成癖。一次，应友人之邀，赴会品茶，吟诗一首：“啜罢江南一碗茶，枯肠历历走雷车。黄金小碾飞琼雪，碧玉深瓯点雪芽。笔阵陈兵诗思奔，睡魔卷甲梦魂赊。精神爽逸无余事，卧看残阳补断霞。”
作者将他品茶后的精神信增，净化灵魂，诗如泉涌等刻画得惟妙惟肖。
明代茶会也长盛不衰，文人士大夫注重饮茶意境，出现了一种继往开来的新趋势。一是更加忘情于大自然，如《十七日锦屏山下谢城中张孙二君惠茶》的诗中说：“山似援蓝波似染，游心一向难拘捡。仍携二友所分茶，每到烟岚深处点。”二是把名山大川，自然风光通过书画表现出来，同诗词歌舞一起引入和普及到茶会活动之中。
清代茶会的形式就更多了。据史料载称：“上自朝廷宴会，下至接待宾客，皆先以茶代酒。”清代皇宫内及一般旗人，喜欢“熬茶”，即成茶末煎煮而成的茶，供宫内享用和款待外国使节。若是逢年过节，便举行大型茶宴或茶话会来招待群臣和使节。
清代乾隆皇帝一生嗜茶如命，也是一位品茶行家，对名茶，水质和茶具颇有研究。他在位60年，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享年八十九岁。这与他长期饮茶以至延年益寿也有一定的关系。乾隆85岁让位于嘉庆时，有位老臣惋惜他引退让位之举，奏道：“国不可一日无君。”乾隆捋了捋银须，笑着说：“君不可一日无茶矣。”上有所为，下有所效，饮茶风尚很快普及民间，达到了“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的程度。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也是爱茶如痴，手不离壶，有空则饮。一次，在友人邀请参加的新春茶会上，他即兴题了一幅茶联：“得与天下同其乐，不可一日无此君。”楹联中14个字，没有一个茶字，可是却有“此地无茶胜有茶”的感觉，读之令人叫绝。
随着社会的发展，古代的茶宴，茶会演变成为今天的茶话会。如今，茶话会既不如古代茶宴、茶会那样豪华隆重，也不像日本“茶道”那样有一套严格的礼仪和规则，但集会品茗，互相交流茶艺，发表各种见解等内容被保留下来，更体现出“廉、美、和、敬”中国茶德的四字守则，使茶文化精神内涵得到了升华。
现今，茶话会形式多种多样，内容广泛，在茶话会上，看茶是必备之物。但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地饮茶习惯不同，所用的香茶也就各有所异。如浙江、安徽、江苏等地，喜欢饮用绿茶，如龙井、黄山毛峰、碧螺春等；河南、湖南、云南等地，喜欢饮用信阳毛尖、君山银针、普洱茶等；广东人则喜欢饮用红茶，如六堡茶，祁门红茶等；福建和广东潮汕一带，人们喜饮乌龙茶，铁观音茶，善饮“功夫茶”；北方人喜欢饮花茶，尤其是看重茉莉花茶；内蒙古人、新疆人喜饮红茶和奶茶；人则喜饮用酥油茶……除香茗之外，茶话会上还备有时鲜果品，精美糕点及各种糖果。在湖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川、广东、云南等地，举行新春茶话会时，还在茶中放几颗橄榄或3个茶叶蛋，称之为“元宝茶”，讨个吉利；或在茶中放几块金桔饼，称为“金元茶”，图个好彩头；有的地方还在茶中配以蜂蜜或白糖，谓之“甜茶”，寓意生活越过越甜蜜。
由于各地习俗不同，茶话会选用的茶具也各不相同。北方人喜用大瓷壶泡茶或用有盖瓷杯直接泡饮花茶；四川人喜用盖碗茶，一手捧茶托，一手拿茶盖，既可保持茶香，又可观赏茶色；福建人爱饮乌龙茶，爱用“烹茶四宝”――潮汕风炉，玉书，孟臣罐，若琛瓯，用来品香玩味；浙江一带讲究品茶艺术，多选用玻璃茶杯，欣赏绿茶形、色之美。
唐诗中的茶文化篇9
关键词：茶文化；美育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8-0200-02
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曾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曾提出过著名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其中美感教育是蔡元培先生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教育思想，尤其以“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闻名于世。美育，又称为美感教育。它是通过培养人们认识美、体验美、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从而使人们具有美的理想、美的情操、美的品格和美的素养。
而中国的茶文化，正式这样一种完美的文化载体。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茶是中华民族的举国之饮，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普及于明清之时。由于近年来功夫茶的盛行，茶具的生产制造也呈现出一片繁华的景象，并受到了广大青年的喜爱，尤其是有一定知识背景和和审美能力的高校大学生。所以在大学开设茶文化与陶瓷茶具鉴赏课程对践行大学生美育具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茶学著作、茶诗在探寻古人生活美学与茶道思想中的作用
唐代陆羽所著《茶经》系统的总结了唐代以及唐以前茶叶生产，饮用的经验，提出了“精、行、俭、德”的茶道精神。陆羽和皎然等一批文化人非常重视茶的精神享受和道德规范，讲究饮茶用具、饮茶用水和煮茶艺术，并与儒、道、佛哲学思想交融，而逐渐使人们进入他们的精神领域。在一些士大夫和文人雅士的饮茶过程中，还创作了很多茶诗，仅在《全唐诗》中，流传至今的就有百余位诗人的四百余首，从而奠定汉族茶文化的基础。例如唐代卢仝所写茶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又如唐代元稹所写的《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典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醉后岂堪夸。这些茶诗为我们学习、分析唐代饮茶生活的文化内涵，尤其是品读文人茶饮的生活美学与茶道思想，以及探讨唐代茶诗中所透显出的人文精神提供了大量的资源。
二、精美的茶具和优美的茶艺教室所营造出的美感
唐人饮茶前喜先赏茶具，且对茶具的选用很有讲究。唐人多用茶碗，茶碗首推越州窑产的窑瓷，越瓷色青，彰显茶绿，造型颇为美观。宋代渐改用浅而小的杯子，称“盏”，并配以盏托。宋代斗茶引领风尚，由于黑色茶盏可更好衬托白色的汤花，所以当时福建建窑所产造型古色古香、色如漆，银斑如星，银星闪烁、质地如铁的“建盏”被视为珍品。明清以来，“改饼茶为叶茶”、“改煎煮为冲泡”的行茶方式而产生出茶具使用之差异，使饮茶的方式、饮茶器皿发生了根本变化，茶壶成为普遍使用的茶具。明代江西景德镇瓷茶具，以质地细腻、色泽鲜艳、画意生动而驰名于世。清代的茶具艺术登峰造极，煎火的小茶炉“文火细烟，小鼎长泉”，润泽薄密的白瓷、青瓷茶盏，让人爱不释手。现代的茶具更是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中西合璧，在市场上可以找到你喜欢的不同风格、不同工艺的茶具。而在茶艺教室的布置上，应打破僵化的传统课堂教学方式，把教室打造成一处可以根据需要灵活组织的场地。可悬挂诗、书、画作品、古代文物照片于墙上，搭配插画、自制棕垫、纸扇、竹夹等样式皆朴雅之物于茶席上，这些茶具与其他不同材质的工艺美术制品的完美搭配，在品啜之前，已自己产生先导效果，让品茶者受到一次艺术美之熏陶，营造出一个柔和、美好、惬意的氛围，这怎能不深受身处繁重学习压力和就业压力下的大学生喜爱呢？并潜移默化地把茶艺的美感融入到大学生的生活中。正如前人所说：“真正的美育是将美学原则渗透于各科教学后形成的教育”，这才是真正的美育。
三、茶艺的程序美在美育中的体现
可以说，茶文化的内涵实则就是中国文化的内涵的一种具体表现。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即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品茶等程序和中国文化的内涵结合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征的文化现象，也可称之为一种礼节现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礼作为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汉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而茶文化与陶瓷茶具鉴赏课程的美育功能之一便是体现教与学生烹制茶叶、品饮茶叶过程的每个环节之中。以潮州工夫茶冲泡程序为例：它包括赏茶、温壶、装茶、润茶、冲泡、浇壶、温杯、运壶、倒茶、点茶、看茶、品茶等十二个程序。
1.赏茶：首先主人向客人介绍差的特点，风味，并让客人欣赏、嗅品。
2.温壶：将沸水倒至茶壶、茶杯中，目的是提高茶具温度，并把用过的水倒到茶洗中。
3.装茶：用茶勺将茶叶放入茶壶中，茶叶占其容积之七分为宜，一般为8-12克。
4.润茶：待水烧沸后注满茶壶，然后迅速将洗茶的水倒入茶洗中。
5.冲泡：悬壶高冲，使茶叶转动起香，刮去浮沫。
6.浇壶：盖上壶盖，以开水浇壶，使壶内外温度一致，茶香发挥得更好
7.温杯：开水温杯。
8.运壶：提壶沿船边缘运行数周，不让壶底水滴入茶杯子窜味。
9.倒茶：茶杯并拢围成一圈，依次巡回注浇，速度不能快，壶和杯的距离要近且忌一次注满，古称“关公巡城”。
10.点茶：剩下之点点精华需依次点入茶杯之中，使其汤色相同、浓度均匀，古称“韩信点兵”。
11.看茶：欣赏杯中茶的颜色，闻茶之香气。
12.品茶：先闻香气，后尝滋味，再品其韵，切忌大口吞喝。
以“品”为主的井然有序的饮茶方式，形成逻辑程序的体系，这就叫做“潮州工夫茶方法”。它显示高雅，表达礼仪，寄托情谊，反映素质，表现自我。而美正是在工夫茶冲饮程式之细腻周密、有条不紊、从容不迫、气氛和谐等现象中产生的，也是主客的审美需要得到满足而产生的情感。其全过程，颇能体现“和为贵”之高尚情操。茶叶的品饮过程不只是追求品尝到高品质的茶，本身也是一个体现自身艺术个性的过程。结合一个自己营造的良好的品茗环境，使用精致、地道的茶具，在传统潮州工夫茶艺中学习技法、体会古人的智慧，与自己的心灵对话，让身心得到解放和自由，让情感得到宣泄和升华，这何尝不是茶人最求的最高的精神享受，也是潮州工夫茶的程式美及其美学价值所在。
四、结语
目前，国内外已掀起了学习和研究茶文化的热潮，不同领域的学者纷纷涉人茶文化领域，并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有的在不断地挖掘古代茶文化典籍，有的撰写新的著作，使茶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深化，外延不断扩大。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茶文化恰似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需要我们青年一代来付出汗水来灌溉。作为新时期的大学生，继承和弘扬古代传统文化，当责无旁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首先要了解茶文化，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茶树起源于中国，茶文化及茶道亦源于中国。是东方传统文化底蕴所释放出的伟大融合力，是勤劳智慧的中国古人所具有的特别灵感，才能使饮茶上升为一种高层次的文化。茶树的原产地如果不是在东方的文化圈里，茶是不可能成为一种高层次的文化。茶通过学习，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会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它能更直接、感性的、深入地影响着学生的情感、想象、思想、意志和性格，丰富学校的文化精神生活，激起学生的情绪体验，有助于培养高尚情操，提高社会主义觉悟，鼓舞学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和创造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奋发向上。
参考文献：
[1]陆羽（唐）.茶经[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
[2]邱陶亮.枫溪陶瓷[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唐诗中的茶文化篇10
中国是世界茶叶的主要产地，是茶的故乡，饮茶之习，古已有之。相传四千多年前，“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茶古称“荼”，由此可知茶在我国古代始于药用。茶不仅其味清香，而且能清暑解毒，理气顺食，提神助思。茶作为日常饮品，成为时尚，有其演变、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自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专门的器具——茶具。随着不同时代、不同饮茶习俗和方式的变化，茶具的形制亦不断有所改变。历代文献记载、绘画的作品以及文物实物等等，都为我们今天区分各时期的茶具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而且可以相互印证研究。有关茶具的文献记载很多，文物实物又以陶瓷器物居多。本书收录的中国历代茶具，基本可以贯穿于中国茶具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
据目前已知的文献记载，饮茶之习俗始于汉之蜀地和江南一带。
汉代王褒《僮约》中有“烹茶尽具，酺已盖藏”和“武阳买茶”等记载，证明早于汉代，作为饮料的茶已成为商品进行买卖。早期饮茶并非如同今日，茶叶常配以姜、葱及其他食物混煮成汤或供药用。煮茶、饮茶因此还没有专用的器具，炊器、饮器多是一物多用，酒具、茶具基本通用，未见有明显的差异。据《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记载：“孙皓密赐荼荈以当酒”，说明三国时期已有以茶代酒来款待客人了。这里收录的青黄釉耳盏，平面作椭圆形，两侧附月形耳，腹较浅，平底，施青黄釉，造型古朴雅致。耳盏又称羽觞，还见有铜制和漆制品，常与托盘一起使用。直口、筒身、平底的青釉盏，内外遍施青釉，常见于江南地区陶瓷器中。以上两器物均为汉代饮器，在茶具与其他饮具分化出来以前，均可兼作茶具使用。
晋、南北朝时期，专门化的茶具从饮食器逐渐分化出来，首先出现了带托盘的青釉茶盏。盏托又称茶船、茶拓子，为承托茶盏，以防烫指之用具。据唐代李匡乂《资暇录·茶拓子》记载“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楪子承之。既啜而杯倾，及以蜡环楪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进于蜀相……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宋代程大昌《演繁露》也有类似之记录。据现有考古资料证明，托始于唐之说不确切。盏托是从托盘发展而来，东汉已有一盘托四至六只耳盏，以后逐渐减少，至东晋已出现一盏一托，南朝时，更普遍生产，成为当时风行的茶具。东晋、南北朝时期茶盏，有盏与承托以釉相粘连和不粘连之分。盏与托配套使用，既大方得体，又可隔热，避免盏热烫指，构思巧妙。这里收录的青釉连托盏，为东晋器物，耳盏和托盘以釉相互粘连，托盘为圆形敞口，浅腹，平底，通体施青釉，造型朴实雅致。青釉盏、托，为南朝器物，盏为直口，深腹，饼足；托为敞口，浅腹，饼足，内外划双勾线莲瓣纹，均施青釉，纹饰清晰自然，造型古朴大方。这时期的茶盏的显著特征大多为饼足，底部露胎。虽然此时的茶具种类不多，但为唐宋以后茶具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茶具中除上述盏与托外，还有另一种我们常说的“茶壶”，但过去不叫壶，而称为“汤瓶”，是注水的容器。常见的鸡首汤瓶产生于三国末年至两晋时期，以越窑为多见，德清窑等瓷窑均有烧制，它的出现对唐宋以后的形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期的鸡首汤瓶多数是在小小的盘口瓶的肩部一侧置鸡首，尖嘴无颈。闭口的流为实心，仅起装饰作用。另一侧塑鸡尾，头尾前后对称。肩部置双系，腹部丰圆，全器宛如伏卧的鸡。器身施青釉，平底露胎。东晋时，瓶身略变大而高，颈部加长，鸡冠加高，鸡嘴由尖而改为圆，中空成管状，作流通入瓶内，鸡首已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装饰。相对的另一侧设圆股形把柄，上端贴于器口，下端连于上腹，肩部两侧置条形系。东晋中晚期在把手的上端又加饰龙头，有的双系平削成桥形，器型优美。到南朝时期，瓶形完全继承东晋时的形制，但器腹明显高而丰，口缘成高洗口，颈变得比东晋瘦长，把柄也变粗而高，肩部置对称的平削桥形系，平底露胎，形态从秀美向实用演变。隋代的鸡首瓶瓶身更加修长，颈亦细长，洗口增高，鸡首高昂作曲脖打鸣状，形象较前期生动，趋向写实，把柄仍保持南朝时的龙形贴饰，肩部双系出现新的形式，足部微外撇。隋、唐初期，越窑仍生产鸡首汤瓶而不见执瓶，唐中期以后，则多产执瓶，鸡首汤瓶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