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篇1
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互补性
从知识的层面看，科学教育关注的是自然规律，以传授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使人们掌握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发展科学研究能力，从而推动科学发展。人文教育关注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教育者获得认识自我世界、认识和适应社会、处理人类自身内部关系的能力。
从精神层面看，一般认为：科学精神强调实证性、功利性等，追求的是“真”；人文精神强调人的价值，即人的“终极关怀”“精神追求”等，偏重的是“善”“美”。实际上科学教育包括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追求有一定的联系，包含了相互渗透的理想，有对真、善、美的共同追求，例如，科学的理论形式就体现了对称美和简洁美，科学的目的之一是提高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这是善的体现；尽管自然科学面对自然，不直接考虑人生问题，但在探索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在20世纪30年代丁文江就已经论述过：“科学的目的是摒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最大的障碍――求人人所能公认的真理。科学是教育、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什么事情，都能平心静气地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里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正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的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望过天空的虚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才能参领得透彻，又岂止是苦坐谈禅，妄想玄理的人所能梦见。”同样，人文教育追求的善和美应以真为基础，只有真，才能善和美。尽管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有相互渗透的内容，但不能相互取代，都有存在的必要性。
因此，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都是现代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具有合理的内容和现实价值。科学教育注重教育的直接社会功能，开拓人的智慧与知识，拓展人们的认识领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在开发自然过程中获得巨大的物质财富，对人的精神态度也有一定影响；人文教育重视人性的完善，提升人的道德精神，对促进人们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不同时期的地位
在古代，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科学知识也不够系统，学校教育以人文教育为主。到19世纪前半叶，科学与技术得到迅猛发展，但学校中的科学教育却严重滞后，古典教育思想居主导地位，经过斯宾塞和赫胥黎等人的努力，特别是斯宾塞提出科学知识最有价值的观念后，科学教育才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位置。随着科技和工业的发展，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同时人类创造的知识激增，已不可能对所有大学生进行普遍的科学和人文教育，专业教育应运而生，从而也产生了文理的分化。到20世纪，由于一些学校的专业教育过分强调本专业的知识，排斥了人文教育，也忽略了其他知识的学习，造成了学生的片面发展，因此加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呼声很高。
在中国，系统的科学教育只有很短的历史，比西方更晚。科学教育先在教会开始，然后由洋务派为挽救危机、寻求自强而推广的。科学教育曾一度遭到人文教育的排斥，为调和中西文化上的矛盾冲突，同时又顾虑到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社会现实，洋务派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这时的科学教育主要是技术教育，追求的是“用”，并不真正探求“真”。尽管这样，科学技术仍被认为是“奇技淫巧”，遭到了顽固派的攻击。有人认为科学教育会冲击儒家的人文礼教：“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仪亡。”可见，科学教育从进入中国就受到顽固势力的歧视，传统人文教育仍占中心地位，科学教育处于边缘地位。
“五四”前后，陈独秀、、胡适等人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向封建礼教发起攻击，科学的价值引起人们的重视，蔡元培就认为：科学教育是养成共和国之人格所必需，自然科学不仅能消除无知的土壤，冲破迷信的禁锢，而且能对“吃人”文化产生强烈的冲击。此后，科学教育才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反科学的意识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一直没有消除，只不过变换了方式，夸大科学的负面作用，如有人总结说：“西人以数百年科学之心力，仅酿成此次之大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科学云乎哉，多见其为贱贼人道。”
三、正确认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
认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这里主要讨论两点，一是正确认识科学的价值，二是合理安排科学课程与人文课程的课时比例。尽管现在科学教育的作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但在讨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时，对科学的价值仍存在争论，也不乏一些偏见，有人将科学与科学主义混谈，有人将伪科学造成的危害归罪于科学，也有人片面看待科学的作用，或以科学的不完善为由否定科学的真理性，将社会道德问题归罪于科学。如在论述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时，下列观点几乎成了定式：与物质文明日益普及、提高相伴随的还有人们的贪欲无限膨胀，致使有些人迷失了心性，遗忘了自我，造成人性的堕落和道德的沦丧，使人类深陷于万般焦虑和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似乎科学技术在促进生产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的精神沦丧。仔细分析，上述观点的偏狭之初是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立起来，认为物质文明导致了人的精神失落，实际上，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古代就有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观念，阿西莫夫也指出：“世界面临的每一种危险都能追究到科学，拯救世界的每一种手段都将来自科学。”
针对专业教育知识面太窄，理科学生缺少人文素养，文科学生缺少科学素养的状况，很多学校提出了通识教育的方案，以开阔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各学校方案不同，文科和理科的课时比例也不同，不过常见的抱怨是学校的课程安排“重理轻文”，这种抱怨是没有依据的，以武汉大学的共同修习课程为例：2002年公布的《武汉大学本科培养方案》中，一个四年制的大学本科学生，平均修习学分总数为155学分，其中通识课程平均约为56学分，占总学分的36%。上面的培养方案中必修的四类课程是国家规定的课程，全国各校应没什么差别，可能不同的是选修课部分，从这个方案中可统计出，共有10门人文课程，3门科学课程，人文课程的门数明显多于科学课程，因此不存在“重理轻文”的问题。至于理科专业以科学教育为重点，文科专业以人文教育为重点，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人总喜欢将现代教育与国外的古典教育或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相比较，认为那时的人文教育搞得好，应该仿效，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的知识量远大于那时的知识量，理科学生不可能再有那么多时间去学那么多的人文课程。针对当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朱小蔓就认为：“中国教育所面临的切身问题，主要不是隔靴搔痒地反思工业化以来的唯智主义教育，因为事实上我们还没有真正地实现工业化，还没有走到唯科学主义的那一步，技术主义教育的内在矛盾还没有完全展开，它所呈现的问题更多地还是缘于落后的封建文化和农业文明。”
从教育传统看，西方重科学，旨在发展社会经济，富国强民；中国重人文，以求国民安贫乐道，祥和共处。中国人文教育历史悠久，重文轻理的历史远远长于“重理轻文”的历史，况且，所谓的重理也只是在理科专业存在，文科专业开设自然科学课程很少，根本谈不上重理。和西方相比，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起步很晚，中国科学技术长期落后于西方，到现在仍处于落后状态。大家共知中国是文盲众多的国家，文盲有1.5亿，还应知道科盲人数是文盲人数的3至4倍，很多人还缺乏基本的科学知识，纵观我国社会政治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除与体制有关外，还有部分原因是缺乏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像盲目决策，数字造假，刘德华在《点击学校课程》一书中曾论述说：“在一个具有浓厚科学精神的民族之中，绝不可能形成说假话、空话、大话的国民性。同样，在一个不重视科学教育，不强调科学文化，不提倡科学精神，伪科学和反科学都十分盛行的社会环境里，就容易出现官出数据，数字出官的怪现象。”可见，科学教育任重道远。
四、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实施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篇2
徐飞亚
（河南理工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南焦作454000）
摘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它们是人类在探析对象和发现自己的活动中形成的两种观念、方法与知识体系。根据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以科学发展为理念、人文关怀为核心来指导煤炭的开发使用越来越受到重视。煤炭行业的构建也要体现时代的特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和融合。
关键词：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煤炭行业统一和融合
analysisoftherelationshipbetweenScientificSpiritandHumanisticSpiritoftheCoalindustry
XU Fei-ya
（energyScienceandengineeringofHenanpolytechnicUniversity，Jiaozuo 454000，Henan，China）
abstract：therelationbetweenscientificspiritandhumanisticspirit isanimportantproblemintheprocessofsocialmodernization.peopleformthese twokindsofconcepts、themethods andthesystemofknowledge intheanalysisofobjectandfindtheirownactivities.accordingtothedevelopmentneedofthenewsituation,thescientificdevelopmentasthedevelopmentidea,humanisticcareisthecoretoguidetheuseofcoalhasbeenpaidmoreandmoreattention. Constructionofthecoalindustryshouldalsoreflectthecharacteristicofthetimes:the unityandintegrationofscientificspiritandhumanisticspirit.
Keywords: scientificspirit；humanisticspirit；coalindustry；unityandintegration
0 引言
科学精神是在探索科学真理和对科学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孕育起来的推动科学进步的价值观和心理取向，是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教育凝聚的精华与最终作用于人的结果。人文精神是人类对人世探求和处理人世活动的理想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的集中表现。企业文化的构建过程与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作用在人性特征的过程是一致的。从煤炭行业的角度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和融合，主要源于煤炭行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在经营道德、经营管理、经营理念、人才等方面存在一些误区。
1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
科学与人文是不能分割的，二者是人类文明飞升的双翼，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孪生姐妹。科技进步促进人文精神更健康、更丰富，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有利于社会发展过程理性化。人文精神是求善的，是科技进步的推动力和领航员。人文精神不仅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精神氛围和环境，同时也是约束科技团体、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重要力量。科技创新需要良好的人文精神作保障。
1.1 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包括求实精神、创新精神、怀疑精神、宽容精神等。科学精神的内涵和基本要求是独立思考，严谨规范，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其中求真是目标，创新是灵魂。1987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将“科学”规定为“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总结科学精神概括地说，科学精神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二是大胆探索，追求并坚持真理。在当今煤炭行业，需要的就是懂知识懂技术的技术型人才，也就是需要科学精神，这样才能保障煤炭行业的发展、人的安全、经济的发展。
1.2 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在人文文化实践中，即它的创造、传播、解释、应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特质。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科学精神寻求客观性和因果性解释，人文精神指向人自身的世界，寻求意义和价值的表达。它是通过创造一个符号世界表达人的情感和价值。在人文文化的实践中形成的人文精神具有以下特点：（1）求善、求美。如果说科学的目的是求真，那么人文就是求善、求美。科学也求善、求美，但那不是它的直接目的；人文也求真，但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即真诚和真实感，这种真只是一个中介和手段，它不停留在真的境界，它要求的是真善美的统一。（2）超越性。人文精神本质上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它根源于人类对于真善美生活的价值追求，又超越于实用理性和当下功利，反映了人类本性中形而上追求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人的一种自由的本真精神，即超越于各种现实的、外在东西的束缚，构筑人类精神和文化自身的世界。（3）以人为本。人文文化实践的尺度既不是外在的客观世界，也不是异化了的神学教条，而是人自身，人的需要，人的理想。从总体上说，人文精神属于精神文化范畴，它是指蕴含在人文学科中的共同的东西——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一种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它尤其体现在哲学、宗教和艺术中。在煤炭行业中我们注重以人为本。煤炭行业是高危行业，我们在注重科学精神的同时要注重人文精神，力求用科学的价值观方法论引领精细化管理，在精细化管理中体现人性化，实实在在地把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贯穿于煤炭企业发展中去，一切以人的利益为前提［1］。
1.3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都是科学本身内在的精神。“科学的本质就是精神”。作为精神的科学，反映在其内在的直接目标的研究态度、研究方法及其整个探索过程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科学精神，而反映在其内在的根本目的性、理论转化为应用技术、社会实践中的应用及其整个转化与应用过程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人文精神。因此，不论科学精神还是人文精神，都不是科技本身以外人们强加给它或贴上去的东西，而应当是科技本身所蕴含、所固有的内在功能。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事实，更不是要否定对自然科学工作者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是说这种影响、渗透、教育等不论是作为知识还是作为自然观和方法论，只有真正融化到科学研究、科学认识、科学应用的主体的脑海中、血液里，成为他们的行动指南或行为规范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科学精神和当代的人文精神。我们所说的弘扬科学精神和弘扬人文精神都是指科学本身所具有的这两种精神和这两种功能。这些精神或功能是科学技术以外的其他事物所替代不了的。精神是人独具的、埋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只有当它与一定的事物发生联系时才能表现出来［2］。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而离开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只是一种残缺的人文精神。我们需要弘扬的是包括科学精神在内的人文精神［3］。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文明的两大支柱。无论是科学的业绩还是人文的景象，都与文明密切相关。文明世界从里到外都富集着科学与人文的成就，也辐射着两者的能量。在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中，我们都能寻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运行的轨迹，人类文明处处贯穿着这两种精神的交织，它们相映生辉，使人所创造的世界多姿多彩。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相互关系及不同的组合，影响甚至决定着文明的不同表现形式和文明演进的历程［4］。
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虽然就其本质来说是对立的，但又是相互影响的。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两者既有合理的地方，又有不合理的地方。具体地说，科学主义思潮强调科学精神，即对实证性、客观性、真理性、功利性、合理性的追求，这是合理的，但是，它强调以科学标准来要求其他一切文化现象，这是不合理的［5］。而人文主义思潮强调人文精神，即以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本身的发展为终极目的，这是合理的，但是，它反对科学的“工具理性”，乃至敌视科学，这是不合理的。但是，这两种精神在广义上是不相冲突的。科学精神是一种对未知事物的发现、探索、以及对未知事物进行创造的精神。而人文，却是另一种概念。包括人类群体之间的关系，历史知识的传承，以及人类群体的健康长远发展。这两种精神都是在为了人类的发展的前提下诞生的。他们的关系可以说是互帮互助相辅相成。所以，应该将两者的合理性结合起来。
总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的两种产物，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科学精神以物为尺度，追求真实，推崇理性至上；人文精神以人为中心，追求美好，推崇感性和多样化等等。这些特点使它们主导了人类认识和观察世界的两种基本方法和维度。它们都是认识与观察世界不可或缺的。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精神，人们对世界的把握才能更全面，人类的实践活动才能更自觉。
2 从煤炭行业的角度来探析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关系
煤炭是中国的主体能源，分别占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的77%和70%。“十一五”以来，新型煤炭工业体系建设稳步推进，煤炭工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煤炭供应能力显著增强。2009年，全国煤炭产量达到29.73亿吨，接近30亿吨，比2005年增加了7.68亿吨，年均增长1.92亿吨。（2）煤炭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大型煤炭基地建设稳步推进，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快速成长。像神华集团，煤炭年产销量已经达到4亿吨，产销量世界排名前两位。同时，淘汰煤炭落后产能也成效显著，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取得了新的进展。煤炭循环经济体系建设全面推进。煤炭行业循环经济园区迅速发展，资源综合利用渐成规模，煤层气开发利用进展加快。（4）煤炭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煤矿设计理念与时俱进，煤矿装备水平大幅度提升。煤炭液化、煤制天然气、煤制烯烃、煤炭地下气化等示范工程也稳步推进。（5）煤炭政策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山西省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全面实施，《煤炭法》修订工作稳步推进，煤炭法规框架体系初步确立。
从以上可以看出，煤炭工业的成绩是巨大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矿难仍然没有能够有效遏制，使煤炭工业的成就说起来让人感到苍白。矿难原因除了常见的瓦斯爆炸、瓦斯突出、透水、冒顶外，坠井、矿车脱轨，甚至煤堆滑落都成为事故原因最终夺去矿工生命。根据国家安监局数字，2011年，全国发生煤矿1201起，全年实际死亡人数1973人，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从2002年的4.97降到2011年的0.56。虽然今年前十月这个比率进一步下降到0.35，但是相对于美国的这一数字高出了10倍。在中国，煤矿采掘业仍然是一个高风险行业。
目前，国际社会空前关注气候变暖和减排问题，以科学发展为理念、人文关怀为核心来指导煤炭的开发使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怎样在煤炭工业中真正贯彻科学发展理念，喊口号容易，做起来很难。比如新疆也有大量的煤炭，储量占全国40%，新疆也很愿意把煤炭的开发作为发展新疆经济的一个推动力，也规划了很多类似于哈密、伊犁等大型煤矿，但是如何使用、如何运输、如何消化都是大课题。所以，在“十二五”期间，煤炭行业贯彻好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大课题，需要真正把思想转变到科学发展观上来。要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高资源开发和利用效率，大力推进煤矿瓦斯（煤层气）的产业化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位知名的企业家，在谈到如何经营企业时，说了一段很有见地的话，他说：“企”字上面是个“人”，做企业实际上也是做人、做人的工作。没了“人”字，“企”字就变成了“止”字，企业自然也就停止不前了，这句话道出了经营企业的真谛——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强调的是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信任人，注重创造宽松舒心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强调快乐工作、生活的人性化氛围；重视关注人性的张扬和能量的充分释放，激励员工奋发向上，实现自身价值；让发展的成果惠泽员工，让员工充分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工作的意义，增强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在行动上达成共识。
《现代企业文化》一书中指出：“安全零死亡的目标对于煤矿的安全生产是个严峻的考验，对于煤炭行业的安全文化建设意义重大，我们如何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对于一个亿吨级生产规模的煤炭企业来说，实现安全生产零死亡，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也是每个员工及家庭的梦想和渴望。人作为生产力最积极的因素，既是安全工作的受益者，又是安全事故的受害者，搞好安全生产工作，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新的人本理念。（1）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观，为职工生命安全提供保障。把安全作为最大的政治，安全管理理念发生根本转变；加大安全投入，使安全管理系统更加科学合理。（2）树立“以人为本”的生活观，为职工的幸福生活提供条件。以人为本的最终落脚点就是提高职工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一个企业不为职工谋利益就没有根。企业追求的不是虚名，而是让职工充分享受发展和改革的成果。（3）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才观，为职工实现自我提供舞台。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释放其潜藏的能量，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力投入生产和工作中，是安全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尊重每一位员工、每一个人，无论他的身份高低，从事的工种不同，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都有做人的尊严，而且常常把尊严看作是比生命更重要的精神象征。
3 结束语
科学技术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贻害人类。科技究竟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取决于人自己，关键在于掌握科学的人如何运用它。科学技术这把钥匙，既可以开启天堂之门，也可以开启地狱之门，究竟开启哪扇门，则有赖于人文精神的指导。科学技术只有在人文精神的指导下，才能向着最利于人类美好发展的方向前进。人文精神也离不开科学精神。只有自觉地把科学精神内蕴于宏大的人文精神之中，人文精神才更富于清晰性、准确性，才能更好地指导人类实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通已经是现当代文化发展的主导趋势，作为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更应该体现时代特点，体现社会主义特点，实现高科技精神与社会主义新人文精神的高度融通。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弘扬高科技精神，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科技进步，使之成为全民的共识和自觉行动。与此同时，我们又要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人类发展进步中的一切问题，尤其是精神领域的问题；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全社会塑造和弘扬社会主义新人文精神，并把这两者自觉地结合起来。
从煤炭行业角度来看，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而离开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只是一种残缺的人文精神。所以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观，即要保证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连续发展和上升的空间，有不断盈利的能力，还要为职工提供稳定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我们只有坚持科学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才能推进新型能源企业的良好建设，才能实现能源企业的安全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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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篇3
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高校专业教育蓬勃发展的时候，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首先提出“通识教育”主张，［1］14他认为高校只有发展通识教育才符合高校之道，由此弥补专业教育的某些缺陷，融通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人才，才能沟通现代与传统，使文明不致断裂，建立起高校师生共同的文化语言，使之具有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础。而作为通识教育核心的人文教育，其地位正日益突显。西方国家重视人文教育、通识教育，注重文明、文化的传承创新，其理论研究与实践也较早、较深入及较系统。在教育实践中，美国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在20世纪八十年代进行了通识教育改革，［1］p30人文教育内容与课程体系明确体现在大学生培养目标及方案当中，众多高校将各类通识课程称作“核心课程”，对核心课程进行严格的设计和要求，将其视为为人文教育目标服务的重要阵地。英国的众多高校则实行“大文科”与“大理科”制度，将文科与理工科课程有机结合在一起，突出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今天，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仍然是西方国家高校教育的目标和方向。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受30年代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影响，［2］中国高校教育确立了“以专业为中心、以行业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以“工具意识”为核心的专业教育培养模式在几十年的教育实践中一方面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型人才、推动了社会经济建设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高等教育学科单一、专业划分过细、人才知识结构单薄、人文底蕴薄弱的局面。同时，过早、过窄、过细的学科与专业划分严重限制了高校大学生跨学科、跨领域思维创造能力的发展，造教育在高校教育体制中整体发展乏力。因此，在现行高校教育体制中推进人文教育发展，首先必须理顺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各类高校逐渐意识到片面强调专业教育，忽视人文教育给高等教育带来的严重危害;但在如何打破传统僵化的体制格局，推进人文教育发展方面并没有很好的办法。正由于此，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之间的关系，也成为高校教育体制中首要的关系形式。
二、高校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关系
人文与科学是人类理性的两大支柱，西欧工业革命以后，人文与科学发展都出现了较大变化，而其主要发展趋势是，科学理性逐渐凌驾于人文理性之上;二十世纪初期以来，人们对科学范畴作了更为严格的界定，如西方哲学家康德、文德尔班等将自然科学推崇为真正知识的唯一来源，将自然科学方法视作是唯一可靠的方法，而将追求人自身价值与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划入另册，不再视为知识的来源，由此形成了人文与科学两种文化的冲突与对立。人文与科学两种文化的冲突，反映于中国高校教育体制当中，则是科学教育的如日中天、人文教育的衰颓低落。“现代大学的知识结构在科学的大力渗透下，越来越变成一个知性的混合体，讲学统不讲人统，大学里面已出现知识排他性倾向，即只有科学才是知识，其他不是知识。”［3］原来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也因此具有了明确的界限。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尽管界限分明，但同样也有着融合的可能，“认识和挖掘人文中体现的科学基础，科学中内含的人文精神，并以此为中介是实现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融合的重要内容。”［4］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关系，可以引申出另外两组重要的关系形式，该两组关系协调都与人文教育发展有着紧密关联。
1、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关系
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各自以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作为学科支撑，由此引申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关系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文理”关系，不是简单指文史哲与数理化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说的人文社会科学，实际上是一个“大文科”概念，又称作哲学社会科学，其内部存在分殊化，既包括有人文学科，又包括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内部也有着不断分化的趋势，包括如理论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在内的多种学科类别。人文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将具有明显界限分隔的两类教育科学形式融合在一起，开设全校性质的人文教育课程以覆盖所有的学科门类。但是，要真正做到面面俱到，那么课程如何整合、怎样搭配将变得极为复杂与琐碎。若这类课程无法照顾到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双方固有利益，则无法使两者形成相互的融通，人文教育便有可能流于形式。目前出现的情况是，各高校都开设了各种类型的人文教育公选课，而这些课程往往被各式各样的“概论课”所包围，知识的拓展停留在表面，讲授的内容往往“浅尝辄止”，很难达到人文教育的实在目的，其真正的效果也并不理想;因此，需要我们认真审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
2、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关系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又可分化出人文学科(或称人文科学)和社会学科(或称社会科学)两大类学科，学科之间也因此产生出新的关系问题。总体来说，主要承担人文教育工作任务的是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而这两类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却在学理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两者之间并非圆融无间;因此，需要我们正确的处理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关系。如社会学科通常强调对社会现实的分析与综合，其主要学科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人文学科则离不开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其主要学科如历史学、文学、哲学等。高校人文教育究竟应当倚重于人文学科，还是更多的依靠社会学科?身处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看待这一问题时会产生较大分歧。社会学者或许会认为人文学科没有实际用途，对现实社会没有意义;而人文学者则认为中国现有的社会学科完全照搬照抄西方，没有自己的文化内涵及创造。在如何发展人文教育的问题上，学科之间必然有一个长期磨合的过程，只有正确处理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关系问题，人文教育才将有所依靠，才能真正形成高校人文教育的完整概念结构。
三、高校人文教育与教育层次的关系
人文教育在高校中寻求发展，绝不能是“闭门造车”，它与中学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等各类教育层次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1、高校人文教育与高中、中学教育的关系
今天的高等教育呈现出普及化与大众化趋势，高校教育需面向社会，走向通识化发展道路亦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然而通识化发展道路的铺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是高等教育自身独立可以实行的，它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积累过程，而此种积累则需要在高校与高中、中学教育之间搭建起较好沟通的桥梁，共同致力于人文教育的发展。要做到这点，其中的关节处就在于改变目前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高考应试教育模式，使学生在高中、中学阶段就能够接受到人文教育，拓宽学生知识探索的领域，打破高中阶段形成的文理分科、文理分家的固有格局。人文教育需要高校教育与高中、中学教育进行有效地衔接，达至设计系统、完整、合理的人文教育课程体系的目的，正由于此，中国高校人文教育的发展，需要我们准确定好人文教育在高校教育与高中教育、中学教育“主体之间”的关系位置。
2、高校人文教育与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的关系理顺
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关乎着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高校本科教育培养的目标取向是什么?目前许多高校未必有清楚的认识，许多高校似乎都将本科教育目标看成是培养研究生的生源，并将考取研究生数量的多寡看作是高校业绩高下的重要指标，这样的思路影响至深且巨，然而今天，这样的目标定位与指导思想却值得我们重新探讨。事实上，高校中能够进入研究生阶段进行学习的本科生数量相当有限，“如果把本科培养目标看成是培养未来的研究生，就没有顾及大多数今后不读研究生的本科生的培养”，［5］本科教育沦为了研究生教育的附庸，成为高中、中学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之间的过渡阶段，因而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目标取向，这使得本科教育的真正目标变得模糊不清。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本科教育成为高中、中学专业教育模式的某种延续，高校将高中、中学教育推行的专业性目标转移到高校本科教育的层级，这使得高校本科教育的功能与作用类似于过去高中、中学的教育，研究生则转而成为从前的本科生，“专业主义”甚嚣尘上，无从建立起高校人文教育制度。由此可见，理顺高校人文教育与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的关系，对于人文教育发展亦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3、高校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高校内部学科、专业日益分殊化，众多二级职业型院部目前存在着大量扩张的趋势，这本身具有合理性，但是，当这些职业型院部学生成为社会重要力量的同时，他们在高校四年当中受过怎样的人文教育，他们的人文基本素质如何?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关于此，则需要我们正确处理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更涉及到高校大学生受何种利益驱动与人文教育预期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大环境下，众多高校大学生是以谋生和就业作为主要导向，直接以求职需要作为目标，以获取物质利益作为人生方向，人文教育在其心理预期中地位低下，社会与学生的利益需求也带动高校的急功近利，当职业型院部据有高校主要的教育资源时，势必对整个高校教育体制起到决定性的影响。高校人文教育将会不断受到来自职业院部、职业教育的冲击，在整个体制中地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因此，如何正确处理高校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关系，也成为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四、高校人文教育与教育教学的关系
高校人文教育发展，需要我们正确处理人文教育教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
1、人文教育与教育内容的关系
从教育教学的内容上看，高校人文教育的发展，必须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教育内容都可以提供此种储备;然而，中国高校的人文教育却面临取用中西文化先后轻重的问题，是应该以中国文化教育为主体，还是主要借鉴西方的文化教育，亦或是强调将中西文化共同加以利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如甘阳认为，“中国一百年来之所以把中西问题作为中心性的问题，因为现代中国总的问题就是直面西方文明冲击的问题。”［5］正是由于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实不断受到西方文明与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中西文明与文化之间正经历着不断地冲突与融合，中国高校人文教育发展的合理定位，需要我们正确处理两种文明与文化的关系，使中西方优秀的文化教育资源都能够为高校人文教育的发展服务。
2、人文教育与课程形式的关系
近年来，各类层次的高校主要参照西方本科教育来改革实践人文教育课程，但是，这些高校更多将注意力集中于模效西方人文教育的外在分类形式，或满足于在学分有限的公选课程中划分不同门类。在人文教育课程设置方面，追求门类齐全以及课程数量的增加，却缺乏系统、明确的教学目的，更缺少对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设计和安排。人文教育课程开设的随意性较大且不够稳定，只注重外在形式，不注重内在质量。在本科教育现行体制下，高校并未真正建立系统完善的人文教育课程体系，也没有把这类课程视作高校本科教育的基础性课程，只是将它视为知识补充的角色，用来在主课外增加一些学生们的知识兴趣。并未有效整合当前各类公选课程资源来提炼形教育的“核心课程”，而是盲目追求课程范围和数量的扩容，公选课程在高校中大都被看作是本科生专业课程以外的附加课程，并未发挥这些课程的真正功用;而这在二级院部如理工院部或职业院部尤其如此。课程流于形式，学生们并不重视，有能力承担人文教育课程的师资力量严重匮乏，而当前承担此类课程的教师又多数未经过严格训练，人文教育课程因此主要成为学生们混学分的课程。若照此发展人文教育，我国高校发展人文教育的初衷将无法实现，过去的努力将付之东流，这便要求我们需要进一步理顺人文教育课程纲目之间关系，构建形成高校人文教育的核心课程体系。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篇4
关键词：科学与人文；哲学反思；文化融合；实践超越
abstract:philosophicalreflectionontherelationsbetweenscienceandhumanitieswasimportantin20thcentury，butitdidnotresolvetheconflictbetweenthemforphilosophyinthepastdidnotrecognizethesignificationofpractice.marxistphilosophyofpracticeemphasizeshumansociety'suniqueexistenceandessence，reviewthenatureandhumanitythoroughly，soitcanleadtointermediation，interpenetrationandamalgamationofscienceandhumanities.
Keywords:scienceandhumanity;philosophicalreflection;culturalamalgamation;practicaltranscendency
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国内外学者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层面，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二是精神层面，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一、哲学反思：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理性关注
科学是一个具有社会历史性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产生于19世纪，此时的科学定义为系统化的实证知识。将之看作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科学文化是基于现代科学而产生的一种现代文化。“人文”与表示自然界变化的“天文”相对，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自从有了人和人类文明，就开始有了人文文化。而系统的科学文化的形成，则在近代科学技术出现之后。人文文化历史远比科学文化源远流长。”［1］但科学从产生之初就与人文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有人比喻科学与人文是人类发展的两翼，缺一不可。既然作为人类发展的两翼，就应该是和谐、均衡发展的。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却是一波三折。
在人类历史上，科学与人文曾完全内在地融为一体，在古代，科学、文学艺术和哲学没有截然分开，只是在后来母体文化直接同一性消解和文化分工逐步深化之后，科学与人文才陷入关系的外化。智者派兴起后，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之后苏格拉底把目光投向人，“认识你自己”成为人类自我认识的响亮口号，此时人文地位不断攀升。在基督教统治的欧洲中世纪，人的地位和尊严被贬低，人和自然被看作上帝的产物。科学和哲学被看作神学的婢女，科学和人文同时被淹没在神学的权威之中，科学家和人文学家受到迫害。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肯定了人的价值，宣传人的解放，被教会压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转向了关注人和自然。文艺复兴是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共同复兴。17世纪以后，科学以强劲的势头发展，出现了科学革命。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而带来物质资料的空前繁荣，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科学文化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理性关注，应该说首先是西方人对科学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西方自文艺复兴开始的科学对宗教的反动，一定层面上体现出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而在哲学反思的层面上，其始自休谟对“是”与“应当”的划界，强化于康德哲学关于“本体”与“现象”、“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划分。18世纪欧洲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尽管积极地反对了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然而却把一切运动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用纯粹力学的观点解释一切现象，甚至也把人看作机器。这种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和认识问题的认识方法，进一步使科学与人文走向殊途。而同时，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理性认识完全不用依赖于感性经验，这一派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由于缺少科学性而走向神秘化，最终造成人的属性对社会存在的游离，从而使科学与人文处于对立的境地。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而带来物质资料的空前繁荣，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科学文化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文文化处于进一步的劣势地位。科学主义思潮兴起后把科学视为唯一的客观知识，科学方法无所不能，一切人生问题和伦理问题都可以用科学解决。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早被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意识到。卢梭认定科学和工艺的进步与人文精神的失落有着密切的因果关联性，他明确指出科学与艺术不仅不能敦风化俗，反而会伤风败俗。因此，科学是人类的祸患、道德的敌人；胡塞尔则认为欧洲陷入了人性的危机，原因是“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2］。显然，科学被认为是使人类落入一个不幸时代的根源。科技发展与人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哲学反思的一个重大课题。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学者都专门探讨过科技与人的关系问题。20世纪科学人文主义思潮也是高潮迭起。自萨顿提出“科学人文主义”之后，这一主张得到了以社会科学家贝尔纳、历史学家布洛克等为代表的众多学科领域学者的赞同，并得到科学家波兰尼、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后现代科学哲学家大卫格里芬等人的追随，科学人文主义思潮成为一种融合科学与人文最为引人注目的思潮。萨顿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就是两种看法不同人之间的冲突，一方是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这些所谓的人文学者，另一方是科学家。”［3］萨顿认为，要使科学不至于失控，使之为人类的发展服务，就必须将之视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而不能将之视为一种与人文文化结合起来的方法。他认为，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但是，萨顿强调了科学中的主体性，从而也否定了科学是并且应该是追求“纯粹客观”的传统观念。罗蒂企图超越柏拉图主义传统，消解实证科学的理性与客观性，进而消除科学的权威性，降低科学的地位，使之与人文学平权，进而把科学归于人文学之中。费耶阿本德在阐发了他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后提出了“反规则”和“反归纳”的方法冲击经典和经验的归纳法。消解科学和人文的矛盾。大卫格里芬在《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一书中，指责现代科学观的错误，导致人的异化，意义的丧失，整个自然界的全面“祛魅”，认为科学的“祛魅”是造成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分裂的根本原因。以整体有机论取代心物二分的机械还原论，以建设性或修正性的后现代观取代或说超越现代科学观，以达到科学、人、自然乃至整个宇宙的“返魅”。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科学大战”更是空前地体现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激烈冲突。人文知识分子发起对科学的新一轮批判。通过解构科学的实在性、客观性和真理性来消解科学在现代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科学像文学、艺术、宗教一样，完全是人类的一种文化构造，科学理论不过是科学家集团的一种社会性建构，消解了科学的神圣地位，以推翻文化的僭主地位。这引起了科学家的不满，双方论战激烈。
尽管西方学者对科学和人文的关注以及积极的建设性思考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作用，但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实践的积极作用，在科学文化日益膨胀的今天，很难具有可行性与操作性。在科学与人文关系上，马克思实践观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文化融合：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应然与必然
要探讨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问题，前提是必须关注科学与人文对立、背离的原因何在。
许多人在探讨科学与人文关系问题时，都要谈到1959年Cp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的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他是在文化活动中科学主义取向和人本主义取向日益极端演进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他认为两种文化的对立主要是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两大集团互不理解，甚至互相敌视。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两大集团的对立是科学与人文对立的特殊形式，也是凸显的方面，其实这种对立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原因。林德宏教授从文化层面探讨了工业社会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失衡的两个主要标志：其一，同社会科学相比，自然科学的发展速度、认识作用和社会文化作用占显著优势，出现了唯科学主义思潮——在认识论和科学观上，认为自然科学是科学的唯一形式；其二，同艺术相比，技术的社会作用特别是经济作用十分突出，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从自然生存转向技术生存，出现了唯技术主义思潮——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唯一决定性因素。［4］317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导致科学与人文对立的社会历史根源是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马克思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5］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导致功利主义科学观的社会根源。马克思指出：“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6］因此，从社会根源上看，它是资本主义文明和文化存在着深刻矛盾的反映，科技的异化是导致科学与人文对立的重要方面。而从认识根源看，是与人们片面的科学观，以及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划界简单化、绝对化等密切相关的。
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局面是继发性的，是后天形成的，因此也是可以改变的。
“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协调的关键，是科学精神与人文技术的结合。”［4］317从精神层面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具有统一性，即人文精神是具有科学精神的向度，而科学精神具有人文精神向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物质对于精神具有决定作用，而精神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人的智慧的花朵是在物质的升华中产生的，但往往人们对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的认识是弱化的。“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的功能主要是在生产力的范围内得到阐述的。”［7］实际上科学技术改变物质世界的过程就是人的精神对物质进行能动的改变的过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也是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物质与精神只有在契合点时才能上升为意义和价值层面，才具有精神和文化功能。因此文化的融合的基础是精神的融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相互关照是两种文化融合的主要方面。“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充满人类理想和激情的并与人类自身发展、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的社会活动。”［8］科学技术的双重属性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既是一种物质力量，具有生产力功能，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源泉，具有开辟道路，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确定方向之作用，是第一生产力；同时，它也是一种精神力量，具有文化功能，它对精神文明建设起作用。可以说，以求真和求实为核心的科学精神与以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尊重人的个性及关怀人类处境为核心内容的人文精神其实并不矛盾，人类精神是相通相融的。
从文化方面看，文化本身都具有实践性。文化问题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关注对象，马克思对于人的实践活动的整体性与文化的人化本质的论述构成其文化形而上的基础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性劳动的结晶，是人类为了适应和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而进行的精神生产的产物。“自然界没有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9］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与劳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猿人们进行的‘真正的劳动’，不仅使它们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也是人类开始创造文化的标志”［10］。人是通过改造自然获得生存的资本，也是通过改造自然创造丰富的物质文化成果，从而改变生存环境和条件提升人本身的。“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1］两种历史都因为人的参与而相互有意义。人参与两种历史的创造过程是通过实践完成的，正是由于实践人类创造了强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成为两大文明的重要表征。
“人的本质是物质性和精神性的统一，所以两种文化的统一是人性的要求，两种文化的对峙，则是人性的分裂。”［4］329因此，科学与人文融合具有理论上的应然与实践中的必然。
三、实践超越：突破科学与人文对立关系的现实途径
解决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关系还要回到马克思。马克思深刻地把握住了人在实践基础上生成的社会及其历史这一人的真正现实，从而科学地解决了科学与人文的对立。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12］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过去的“科学”对于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过去的“人文”只是抽象地发展人的能动的方面。由此而发生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对立。原因在于，它们都不了解人的实践，而“实践”这一联系人和自然、使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对象化活动，正是实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关键。
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分裂是19世纪以前科学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则力图克服这种分裂，实现科学的统一。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3］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他们学说的过程中，自觉地从不断发展着的自然科学中吸收有益的成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需要，在创立新世界观的过程中，形成了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科学理解，为了创立新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需要，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去关注研究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并直接推动历史前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关注与他们同时代的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的产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他们自觉地把科学技术纳入到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分析框架中，社会科学有其特殊性，但在确定其科学性时，在使其科学化时，总是要直接、间接地以自然科学为参照系，总是要尽可能地借鉴、移植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运用科学实践观对人文关系进行考察、分析，得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把科学的发展视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视为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基础，同时揭示出科学与人文在本质上的统一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实践是科学与人文统一的基础。他们从唯物史观的高度不仅把科学看作生产力，而且把科学与具体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联系起来考察，从人类全部社会生活与实践的关系上去理解和把握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正确指出了科学与人文统一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这一活动的基本形式——生产活动中。在他们看来，人类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这样，整个世界由“自然和历史”两方面构成，而实践既是构成自然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将它们连结起来的桥梁。正是在实践中，自然和历史被赋予了对立统一的关系，使历史“自然化”，使自然“历史化”。所以，“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4］。
实践这种人类有目的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能够并且必然改变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主要在于：
一是实践体现了自然物质性和人文价值性的统一。萨顿指出：“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会是多么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情的活动。”［3］38马克思也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种活动集中反映了人作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和人类“生命活动的性质”［15］。人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达到自由本性的自我确证、自我展现和自我追寻。
二是实践实现了主观目的性和客观因果性的统一。人是一种目的性的存在，人的目的和需要是社会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动力，人类从事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基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又把自己的目的、需要运用到客体对象上去，创造出人类所需要的新的有用客体。自然是一种客观规律性存在，具有因果性。而作为实践的科学活动是人目的实现的重要方式。在实践中主观目的性与客观因果性达到了契合和统一。
三是实践达到了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物的尺度，即外部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是人对事物进行正确的事实判断的基本前提；人的尺度，即人的知识、情感与意志，是人对事物进行合理的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一方面要受到物的外在尺度的制约，另一方面要受到人的内在尺度的制约。自然科学，主要依据物的尺度，确保合规律性，体现了人类科学活动中求真的向度；人文科学，主要依据人的尺度，确保合目的性，体现了人类科学活动中求善和求美的向度。
在实践中生成的社会，是人类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结果，是人化的自然，也是现实与理想、科学与人文、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统一体，它既有源于自然的自然物质性、客观因果性，又有源于人的生命和精神需要与追求的人文价值性、主观目的性，高度体现了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结果。所以，要正确解决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用实践的观点才能卓有成效地把握人类社会独特的存在和本质。只有全面地考察自然物质性和人文价值性、客观因果性和主观目的性、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才能真正达到对科学和人文的互为中介、互相贯通并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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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篇5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毛泽东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毛泽东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参考文献】
[1] 艾晓明《中国左翼思潮探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2] 郅薄浩《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3] 王向远《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增刊
[4] 王向远《“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篇6
【关键词】科技文献评价体系评价指标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科研评价发展的高峰时期，科研管理专家和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系统的评价方法[1]。科研评价是科研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和核心内容之一，是推动科技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科技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和保障[2]。而在科研评价中，科研产出始终作为科研评价的主要内容。本文通过对科技文献的特点进行分析，找出各个要素以及要素间的语义关系。通过对这些要素进行深入分析，在原有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对科技文献产出评价体系重新设计，分别从科研机构综合科研实力、核心作者学术力、学科发展、最新科研动向（领先研究领域），需求信息特点等五个方面，建立了一个相对系统全面的针对科研机构的科研评价指标体系。
1科技文献产出评价体系的作用
科技文献是基础性研究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表征一个国家、地区基础性研究实力的主要指标[3]。近二十年，一直被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政府部门作为评价科研能力水平和科研成果的重要指标。科技文献产出评价体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宏观上评价国家的科研创新水平，反映一个国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方面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技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水平；中观上评价科研机构的科研业绩，反映了科研机构的学术、科研水平及科研机构间的竞争力；微观上评价科研人员的科研能力，反映某个机构的团队或个人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2科技文献产出的要素
本文通过对科技文献的特点进行分析，找到各种要素以及要素间的语义关系。通过对这些要素的统计分析，可以展开计量分析、主题揭示、关联挖掘和综合评价，从而获取对科技文献产出相关要素更深入全面的认识。
2.1科技论文产出的相关要素
从科技文献中可以获得题名、摘要、作者、作者机构（单位）、关键词、参考文献、分类号以及基金项目等相关要素。科技论文的相关要素如下：
（1）科技论文是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科学研究成果。科技论文（题名、作者、机构（单位）、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发表期刊或会议）。
（2）作者，科技文献的主要创作者，是科技文献产出的源头。作者（姓名、性别、出生年月、职称、单位、邮箱、研究兴趣）。
（3）期刊，科技文献产出的媒介和主要载体。期刊（名称、iSSn、主办单位、地址、邮箱、出版周期、是否核心、影响因子）。
（4）机构（单位），是科研人员联系形成科研团体的主要方式。机构（名称、地址、邮编）。
（5）基金，是资助基础科研工作的主要方式。基金（名称、编号、类别、起止时间、额度、主持人、依托单位）。
（6）关键词，作为科研人员对科研成果内容提纲挈领的体现，是科技文献产出的主要内容特征。
2.2科技文献产出要素间的语义关系
要素与要素之间关系有三种：父子关系（等级）、相等关系（等同）和相关关系。相关关系根据紧密程度，又分为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直接相关是指直接定义了概念间的关系，没有经过任何其他的概念；间接相关是指某两个概念虽然没有直接定义关系，却通过其他概念产生了关联。
科技文献产出要素的间关系如下图1，其中的父子关系如文献与参考文献；相等关系如作者与项目参与人员；直接相关如作者与文献之间是撰写与被撰写的关系；间接关系如基金项目与文献之间通过作者产生关联。
3科技文献产出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科技文献产出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围绕科技文献产出分别从科研机构综合科研实力、核心作者学术力、学科发展、最新科研动向（领先研究领域），科研人员需求信息特点等五个方面设计评价体系。
3.1科研机构综合科研实力评估指标
科研机构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在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创新能力、科技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基于文献计量的角度，通过文献发表数量、被引篇数及频次、专利数量以及合作论文数量等指标，对科研机构的成果（科技文献）进行分析得出科研机构的综合科研实力总体情况。
科研机构综合实力评估分别从产出力、影响力、创新力和合作力四个方面进行评估，指标包括：
（1）科研机构生产力：反映科研机构科研产出能力。论文产出数量：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发表的论文数量；（2）科研机构影响力：反映科研机构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引文量（篇/次）：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的数量（篇/次）；篇均引用次数：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所篇均被引用次数；SCi/ei收录的论文数量：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被SCi/ei收录的论文数量；核心期刊刊载的论文数量：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被核心期刊刊载的论文数量；（3）科研机构创新力：反映科研机构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专利数量：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公开的专利数量；基金立项数：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基金立项数量；科技成果数量：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科技成果数量；（4）科研机构合作力：反映科研机构与国际、国内交流的活跃程度；会议论文数量：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发表会议论文数量；合作论文数量：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与其他机构合作的论文数量的比例。C=no/（no+ns），式中C：合作率；no：合作论文总数；ns：独立论文数。
3.2核心作者群学术力评估指标
科技文献的作者是推动学科发展的主体，对机构或学科的核心作者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核心作者群是具有较高的学术产出和学术影响力的作者集合，是学科发展和创新的主体。通过对作者的发文量、被引次数等多方面指标，采用文献计量、引文分析、数理统计等方法，综合以上指标用定量的方法对核心作者学术力进行综合评估。核心作者群学术力评估指标包括：
（1）发文方面。
作者论文产出数量：作者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发表的论文数量；
作者合作论文数量：作者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与他人合作创作的论文数量。
（2）引文方面。
总被引次数：作者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的数量
自引次数：作者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发表的论文自己引用自己文献的数量
3.3学科发展评价指标
学科发展评价则在于客观科学地分析被评学科目前的发展基础、发展状况和态势，预测将来发展可能达到的程度，发现学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探讨解决问题、促进学科发展的对策。开展学科发展评价，从而为制定学科发展战略以及进行学科建设和管理提供直接、有力的支撑。学科发展评价指标包括：（1）学科文献数量分布：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发表的论文在各个学科分布数量；（2）学科文献数量增长趋势：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各个学科论文数量的增长趋势；（3）学科关键词及频次：该学科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论文的主要关键词以及关键词的出现次数；（4）学科题名及频次：该学科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论文题名以及题名的出现次数；（5）学科文献引文量：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该文献被引用的数量。
3.4最新科研动向（领先研究领域）分析指标
基金论文的生产能力是衡量这个学科科研实力和水平、科研组织能力及学科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而权威期刊刊载基金资助论文往往代表着该研究领域的新动向、新趋势、制高点。研究科学基金资助研究论文生产能力，对了解科研机构科学学发展动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金论文总数量：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发表基金论文数量；
基金论文增长趋势：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基金论文的增长趋势；
基金论文主题分布：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基金论文的主题分布；
基金论文高频关键词：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基金论文的出现频次高的关键词；
基金论文被引用量：科研机构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基金论文被引用次数。
3.5科研人员需求信息的特点分析指标
分析引文是研究科研人员使用信息的一种重要途径。根据科学文献的引文可以研究人员的信息需求特点。一般来说，附在论文末尾的被引用文献是科研人员所需要和利用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献。因此，引文的特点可基本反映出用户利用正式渠道获得信息的主要特点。通过对科研人员所发表的论文的大量引文统计，可以获得与信息需求有关的许多指标，如引文数量、引文的文献类型、引文的语种分布、引文的时间分布、引文出处等。这样就可以从中挖掘出科研人员需求信息的特点。
引文数量：反应科研人员对已有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的利用能力；
引文国别：弄清与国际文献交流的数量和流向；
引文语种：分布反映科研人员对外文文献利用能力；
引文文献类型：有利于确定文献情报搜集的重点；
引文时间分布：吸收新信息和新成果的能力。
4结语
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外在基于科技论文产出评价体系研究已经非常丰富，采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也已经比较成熟，研究视角多种多样，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可以发现，我国对高校科研评价相对较多，对科研机构的评价比较匮乏，在科研评价的建设上还缺乏一个系统全面的指标体系。本课题在理论研究方面进一步完善了科技文献产出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从科研机构综合科研实力、核心作者学术力、学科发展、最新科研动向（领先研究领域），需求信息特点等五个方面，对科技文献产出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建立一个相对系统全面的科研机构的科技文献产出评价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1]刘作义，陈晓田.科学研究评价的性质、作用、方法及程序[J].科研管理，2002，23（2）：33-40.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辑.美国社会科学现状与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70-393.
[3]HenKe.moed，ResearchassessmentinSocialScienceandHumanities[eB/oL].http：//lingue.unibo.it/evaluationin-thehumanities/ResearchassessmentinSocialScienceandHumanities.pdf.2010-10-15.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篇7
关键词：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0-02
一、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干预与提升的意义
教师的职业价值观，是教师对于所从事的工作的职业认同程度，包括职业对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即外在价值，以及职业对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满足程度即内在价值的总体看法与根本观点。职业价值观深刻影响着教师的工作状态与工作成果。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社科教师在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职院校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的建设同高职院校的内涵建设二者之间紧密相连，相互促进。一方面，内涵建设既构成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存在与提升的载体和基础，又决定着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的深度和广度。脱离了高职院校内涵建设这一母体，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职业价值观也将失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高职院校的内涵建设，决定着高职院校生存发展的空间和教育育人的质量，也制约着内部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发展的高度和广度；另一方面，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的提升又会引领和推动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进程，这可以通过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人的作用
人是生产关系中最活跃的要素。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只有首先充分调动人的积极作用，高职院校才有可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这离不开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支持和推动。
（二）文化的作用
高职院校作为先进文化的建设阵地，先进文化理所应当地整个内涵建设中居于主导地位。人文与社会科学教育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作为养成高职学生完善人格的重要文化力量，在内涵建设中的作用必须予以充分重视。
（三）整合的作用
整合各类相关教育资源是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必须统筹兼顾，加强与各方面的联系与沟通，建设良好的人际关系、公共关系，进而在充分整合各类教育相关资源的基础上，努力打造精良的教育品牌。在这一过程中，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有着天然的学科优势。
二、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干预与提升必须妥善处理好几个关系
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课程在高职院校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如果这种同专业课程之间的差异不能得到充分重视和妥善对待，必将会成为干扰甚至压抑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职业价值观的源头。从某种意义上说，处理好这种学科差异是干预和提升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工作的关键所在。因此，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的干预与提升必须妥善处理好如下关系：
（一）必须妥善处理好动手实践与理论学习之间的关系
高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技能的实践人才，而高职院校内部各门课程却有着不同的学科特点，而人文与社会科学类课程大都是更侧重于理论学习。我们认为，学科差异、教学方式侧重点的不同不应该构成学科之间上的对立，更不可能相互取代，否则将对学生的成长、高职院校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产生负面影响。应当努力将二者统一于学生健全人格的成长过程之中，切实为学生的科学发展发挥各自独特的功能。
（二）必须妥善处理好学习理论体系同培养专业岗位技能之间的关系
高职院校在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过程中，教学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努力实现面向岗位群的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培养专业岗位技能的教学模式，而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课程的特点决定在其课程内部必然存在有一定的学科知识体系。对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不能简单用面向过程的教学模式取代必要的学科体系教学，因为那样势必会损害学科的科学性，并进而造成学生人格的缺失。同时，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也必须切实从高职教育和学生的实际出发，大力进行教育改革，努力在枯燥繁琐的理论体系教学的过程之中大力推行既行之有效又为广大高职学生所喜闻乐见的教学方式方法，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必须妥善处理好教育过程与环境养成之间的关系
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环境是推动人的一切成长的根本动力。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必要的教育行为同教育环境的潜移默化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专业类课程侧重教育过程，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课程则注重良好的教育环境对人的熏陶。在内涵建设的过程中，高职院校不仅要做好各项教学改革，也要充分重视校园文化以及校园内外各种资源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的影响作用，并将这些资源同人文与社会科学课程的教育教学紧密结合，为学生的科学发展提供全面而且深入的支撑。
（四）必须妥善处理好知识的广博性与技能专业性之间的关系
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支配着一切社会资源。一般而言，人文与社会科学类课程强调知识的广博性，专业类课程则注重岗位技能的专业性。我们不可用专业性的范围来局限和约束学生的视野，否则将会造成学生未来发展时的局限、狭隘与捉襟见肘。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类课程和专业类课程统筹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好“无所不能”与“有所不为”之间的关系：学生只有“无所不能”，才会有广泛的适应能力和旺盛的生存能力；学生只有“有所不为”，才会有强大的心理自信和忠诚的职业追求。
（五）必须妥善处理好显性效益与隐性效益之间的关系
市场经济是追求效益的。但是，不同学科不同行业在实现效益的过程中是有差异的。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所实现的往往是一些诸如社会效益在内的隐性效益。这种效益的隐形化，不是教师所谓的能力与贡献的大小造成的，却是由效益创造体系当中各自不同的分工造成的。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在学生成长中的所起的作用是具有内在性、基础性和渐进性的。脱离了这些内在特点的支持，学生的一切的行为以及结果都是空中楼阁，更妄谈创造经济效益。而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育的这些特点本身又是不能够显化的，否则必将造成学生人格的错位与分裂。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表象代替本质，割裂了显性效益与隐性效益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干预与提升的对策分析
根据上述几个方面，我们认为，干预与提升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科学把握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内涵和外延，确立干预与提升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职业价值观的坚强基石
高职院校必须首先加强自身内涵建设、充分拓展发展的外延，为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的提升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首先，高职院校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深刻理解行业发展与职业岗位定位的本质，既同行业发展的先进趋势接相轨，又深刻立足本地区本学校生存发展的实际，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真正形成科学先进的教育与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引领的作用；其次，高职院校必须需要大力拓展文化视野、增强知识储备、调整整合专业设置、形成既先进又具有自身特色的先进文化体系。高职院校要积极拓展高职院校的办学空间，密切学校同政府、企业、学生家庭等各方面的沟通与联系，整合各类教育资源，从而构成教书育人的坚实柱石。
上述条件，是高职院校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干预与提升的前提和基础，从根本上制约和决定着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干预与提升的程度与质量。
（二）改善师生关系，建设和谐的校园文化，为干预与提升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职业价值观提供持续动力
在干预与提升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的过程之中，必须充分重视人和文化的作用：首先，高职院校对于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教育功能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努力为教师提供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与教育教学条件；其次，高职院校必须努力改善师生的关系，学生管理及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一方面，学生的改变能够有效增强教师的职业成就感，激发教师对本行业的热爱和追求，另一方面通过学生对老师的监督，又能够促进教师自身的提升。通过各方面促进教学相长，实现师生共同提升，从而有助于发挥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职业价值；再次，为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提供多样的教育手段和教育支持，大力促进人文与社会科学课程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改革的创新，大力增强这类课程的文化熏陶和氛围的潜移默化的功能，切实提升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深入进行管理文化的建设，为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综合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激励与关怀
高职院校应当在新时期新条件下重新审视和科学解读自身的生存理念与发展文化，切实加强自身文化特别是管理文化的建设，将教师同学校之间单纯的职业依存关系转变为学校与教师相互博弈、合作共赢的契约关系。一方面，高职院校要加强自身硬环境的建设，着力增强学校发展的实力和水平，增加自身的品牌影响力，整合各类教育资源，为教师的生存、学习与发展提供优越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要加强自身软环境的建设。成熟完善的企业文化不仅包括职业文化，也包括人生观、生存文化、学习文化、家庭文化等各方面同教师自身成长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体系。学校不仅要对教师创造职业生活中的条件，也要为教师提供生活与发展方面的关怀与指导，从而努力形成一种和谐融洽、共荣共生的良好氛围，使内部的广大教师和广大学生既充满活力又身心愉悦。
（四）根据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各项管理制度，形成科学的教育管理机制
首先，高职院校应当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加强对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引导和教育，大力增强其职业认同感和职业责任感；其次，高职院校应当形成良好的岗位分工，建设科学合理的教师队伍梯队，制定相应的岗位评价与岗位奖惩制度，努力使各类教师既各司其职，又能够密切合作，既各得其所，又相得益彰；再次，高职院校应当建立健全学校内部人才管理、文化建设、生活保障制度等各类规章制度的建设，切实解决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的各项后顾之忧，并为其各项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与环境保障；最后，高职院校应当密切同各方面的联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沟通机制，鼓励教师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教师走向社会、走向企业，既有助于教师的学习与提高，又能够促进学科的提升与发展，从而实现校内外的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职业价值观的干预与提升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高职院校需要将之同内涵建设与品牌建设紧密结合，真正做到高屋建瓴、因地制宜，科学发展，高职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师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其职业价值。
参考文献：
[1]骆文炎.人文教育:“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J].中国高教研究,2010,(9):81-82.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篇8
因此,笔者认为,合理的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理论应具备两个基本点:一是超越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二元模式,从科学和宗教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基本方式的复杂的多元关系出发来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坚持科学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又强调人的文化本质。一般地说,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涉及科学与宗教的相互评价,也涉及科学与宗教在人类整体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各自从其他文化样式所得到的评价。二是能合理解释下列典型事实:①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宗教对科学的压制;②宗教与科学在发生学上的关系;③像牛顿、波义耳等大科学家为什么能同时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为什么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都深深感受到了科学活动中宗教的精神价值,并对它们的关系做了本质相同的阐述?
从“同时态”的角度看,作为两种文化现象的科学与宗教,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的基本方式。所谓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简捷地说,“就是人类把‘自在的世界’变成自己的‘世界图景’的方式”[1],也就是人类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与世界发生真实关系的“中介”。这种中介,对人类来说,不仅是指其自然器官,而且更重要的是指人类在其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属于人的文化。常识、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等,就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这些文化样式之所以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在于它们一旦产生,不仅以作为世界图景的知识的形式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已内化为人的本质力量,成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为人的思想和行为提供各种各样的价值观范。因此,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具有“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三重内涵。科学与宗教,作为这种把握方式的两种,它们既为人类提供了宗教的世界图景和科学的世界图景,而且也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了各自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因而它们都是各自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统一。这样,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在人的文化世界中,就分离为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科学的价值规范与宗教的价值规范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笔者认为,只有从人的文化本性出发,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及作用进行这种分离,并在这种分离的整合中对之进行理解,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符合历史与现实的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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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的相互作用。所谓“世界图景”,“是指人在自己的表现和思想中所构成的关于经验世界的整体图景”[2]。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是科学与宗教各自在自己的概念框架中形成、理解和表现的关于人的经验世界的整体图景。二者之间的关系可在两个层次上表现出来:一是对于自然界具体现象与事件的解释,二是对于自然界物质实体及其过程的卒质的信念。我们认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不仅是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的关系,而且对科学与宗教在世界图景这两个层次上的关系也必须作出具体分析。科学与宗教都以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基础,都提供对人的经验世界的解释。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之间具有明显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是绝对的和直接的。比如,科学解释是对自然现象本质的揭示,宗教解释虽然也是对“为什么问题”的回答,但它提供的却是一个直观的、象征性的世界图景;科学解释的可接受性是建立在对对象本质的把握、概念意义的明晰性、概念之间联结的逻辑严密性,以及外部的经验证实基础之上的,而宗教解释的可接受性则建立于人对虚幻的“神”的超经验的信仰,以及宗教概念框架中存在的或多或少用理性的能力无法彻底说明的神秘性因素基础之上的;科学解释是发展的、可批判的,宗教解释则依存于信仰和皈依,自认为提供了关于一切的终极解释,不能接受和容忍来自宗教内部的批判等。人们所持的“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科学代表着真理,宗教代表着谬误”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本质的、理性的、发展的和自我批判的科学解释与直观的、象征性的、信仰的、情感的、非批判的宗教解释之间的这种直接的对立。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整体上是正确的,但在细节上却过于简单化。它将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的上述关系等同于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之间的关系,进而将后者等同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这种做法,一方面将宗教解释与宗教同一,另一方面将科学与宗教的对象、范围和宗旨同一。实质上,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其存在和解释的范围要宽广得多,它力图终极一切自然现象和生命现象——因为科学解释以经验规律为解释项,只能立足于已知自然规律基础之上,而宗教则由虚幻的“神的存在”这个所谓的“第一原则”指向了对未来和无限的解释。因此,从宗教自身来说,宗教存在的根据,不仅仅是或者不首要地是提供人的经验世界的解释系统或整体图景,除此之外,它还力图以自己的方式和原则告诉人们,如何对待现实的人生和社会,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因此,宗教对具体自然现象的直接的虚幻的解释被否定,虽然不能像俄国着名哲学家索洛维约夫那样认为它“丝毫也不牵扯宗教本身”[3],但也不能像实证主义哲学那样得出否定宗教的意义与价值的结论。否则,我们就不能合理解释科学史上宗教解释不断被否定,而许多大科学家同时却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以及刻卜勒、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都深深感受到了科学活动中宗教信念的存在价值这样一些和科学发展有关的事实。
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在第二个层次上的关系,涉及对自然界本质的看法。现实的科学活动以由人的历史性而来的“前理解结构”为基础。前理解结构是人作为历史的“产物和结果”而获得的他的实践活动的现实条件和本质力量。毫无疑问,和哲学信念一样,对自然的宗教信念也是这种作为科学可能性条件的前理解结构的组成部分。科学家在具体的科学活动中,常常被字宙那和谐的秩序、庄严的规律、普遍的因果关系激起一种顶礼膜拜的情感。这种对自然的合理结构和未然秩序怀有的类似于宗教的深深敬畏和赞叹的心理状态,爱因斯坦称其为宇宙宗教感情,认为它在人类的科学活动中起到前提和预设的作用,是“科学家研究的最有力、最高尚的动机”[4]。虽然宇宙宗教和恐惧宗教、道德宗教相比,没有人格化的上帝,没有教义和组织,也没有一套祭献的仪式和规矩,但它却反映了一切宗教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即根植于深深敬畏和赞叹中的信仰。也许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爱因斯坦才说:“科学没有宗教,是跛足的”[5]。这实质上也是现代文明条件下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虔诚的宗教徒的真正原因。
当然,我们强调科学与宗教,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的关系的区别,并不是要否定它们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历史上宗教的发展,特别是宗教从包罗万象的、坚持自己与真理同一的“原始宗教”,演变为只能从人的终极意义和宇宙的终极存在方面寻找存在根据的所谓的“高级宗教”,很大程度上得于近代科学独立以来科学解释对宗教解释的否定以及人们常识的科学化。正如怀德海所说的:“宗教的发展主要就是清除前一代人用幻想的世界图景来解释它的观念时所产生的复杂成分而把自己的固有的观念解放出来”,“科学的进展必然会不断地修正宗教思想,因而对于宗教有莫大的好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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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科学与宗教,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都蕴含着与各自的存在和价值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科学被认为是理性的事业,它诉诸的是可检验的事实,在自然客体的存在状态与人类本质力量的耦合关系中把握自然规律,理解自然现象。因此,科学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散式思维、逻辑化的理性思维。它运用的是体现人本质力量的实验方法,能够理性分析的数学和逻辑方法,能精确把握本质并导致运用的定量方法等等。而宗教则以信仰为核心,它是从虚幻的“神”的存在这个第一原则出发来解释人和世界,一切活动都以强化人对所谓的“神”的信仰为中心。因此,宗教思维本质上是非批判的收敛式思维、非逻辑的整体性思维,它运用的是直觉的、整体的、思辨的、象征的、隐喻的、“奇迹”的方法(注:“奇迹”是宗教教义中描述的现实知识无法解释的现象,它能把“宗教表现出的主观意识的变化转变为客观明确的实际感受”,实质上是“表达力量和神秘观念的变化方式”(池田大作,B.威尔逊.社会与宗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39.)。)。因此,可以说,在人类的文化世界中,科学与宗教代表了
人类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将科学与宗教两种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的关系简单化,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
从历时态的角度看,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在起源上就和类宗教的思维方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人类最早的思维方式是神话诗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按照人的行为和目的去说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由于自然界的人格化与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和图腾崇拜这种原始宗教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神话诗思维和神话诗解释方式本质上带有宗教的性质。宗教学的奠基人麦克斯·缪勒说:“如果我们跨越文字时代,深究人类思想最深的层次,就会发现在人类思维早期就已出现了宗教的因素。”[7]对于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来说,这种具有宗教性质的神话诗思维方式具有发生学意义。首先,它作为最原始最朴素的人类智慧,同时起到了解释的作用,即对那些模糊的、不可控制的自然现象的理解和说明。在自然的神话诗解释中,通过将不可理解的现象类比于人类已有的经验,自然现象具有了可理解的形式。在想像构思的结果中,行为、起源、原因、结果、意图均采取了概念化的形式。这种对异己现象的反应,“不再是一种动物性的反应。事件得到理解,反应是深思熟虑的”[8]。其次,这种神话诗思维和解释方式,蕴含着被视为科学思维和科学解释逻辑基础的因果关系的原型概念,它为未来的科学思维与科学解释提供了概念框架。随着“一神教”的惟一的“神”的观念的产生,神话诗思维进一步分化出宗教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而脱胎于宗教思维的哲学思维则为科学思维的产生提供了最直接的形式。
从共时态的角度看,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都是人理解自己、创造有意义的世界所必须的。这种必然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有意识地为了自己的存在,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客观地认识外部自然界;同时,有自我意识的人为了实现和创造自我的意义世界,意识到不仅要外向地认识外部自然界,而且要内向地认识自我。而宗教的思维方式(当然也包括其他的思维方式)恰是人内向地认识自我所必须的。正如在人的活动中“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9],宗教的思维方式、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及艺术的思维方式等等也伴随着并补充着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正由于多种思维方式的共存,人才创造了丰富的属于人的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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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科学的价值规范与宗教的价值规范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所谓“价值规范”,就是对人们的价值取向、价值认同、价值选择、价值评价和价值践履等等的规范。作为文化现象的科学与宗教,各自通过自己价值的实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价值观。科学作为知识体系,精神价值是其价值的直接体现。一方面随着科学理论的扩散和科学思想的渗透,科学中蕴含的实证精神、定量的分析态度,科学表现出的简单性、系统性、统一性、客观性、合理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规范不断社会化,得到普遍性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的价值规范通过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结构显示出来,R.K.默顿将之概括为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独创性以及有条理的怀疑性。科学的这些价值规范,是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它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不断普通化、社会化和常识化,成为人的社会价值观的重要部分。对科学价值规范意义的确认,既要超越“科学是关于事实的,科学与价值无涉”的观点,也要避免科学主义立足于科学,要求对人及其文化做单一的“科学”理解的做法。与科学一样,宗教也力图通过自己特有的规范结构及其向日常生活世界的渗透和扩散,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社会价值观。但与科学不同的是,宗教特别是现代所谓的“道德宗教”,被认为首先或主要是作为一种价值规范而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的意义与价值与宗教的价值规范被认为是直接同一。宗教以信仰为核心,其思维的向度是未来和无限。在如何对待生命和人生活的意义等问题时,宗教常常通过教义与仪式,力图要求和教导人们寻求心理和精神的平衡、社会环境的安全感、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等。但“宗教的任务不是使人们到达那个目标,而是使人们充满希望地走过人生旅途。在使人获得新的生活体验时,宗教就已经表现了自己的价值”[10]。因此,理性化的科学的价值规范与情感化的宗教的价值规范,不论是具体内容还是思维向度,都存在不一致甚至对立的方面,但它们都是在人追求生活意义的过程中创造的,都是对日常生活世界价值观念的超越。它们的常识化,共同构筑了现实的人的社会价值观的主要部分。人的价值是多元的,我们既不能像中世纪那样对人及其生活进行单一的宗教理解,也不能像科学主义所要求的,对人及其文化做单一的“科学”理解。在人类的整体文化中,如何在既坚持科学在人类文明中的基础地位,又强调人的文化本质及人类文化世界的丰富性的基础上,合理地评价科学与宗教的价值规范以及它们在社会价值观中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当然,价值规范是不能脱离世界图景与思维方式而存在的,它们统一于特定的概念框架。世界图景与思维方式相互联结,不断转换,而价值规范本身就是由依赖于一定思维方式所进行的价值判断构成的;从另一方面说,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层面上的取舍与选择又是基于一定的价值规范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统一性,从另一侧面说明,我们在讨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时,不能将之归化为其中任何一个单一层次的关系,而必须对科学与宗教在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三个层面上的关系按照其内在联系进行整体的把握。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对抗模式”和“非对抗模式”,都是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归结为其中一个层次的结果。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取决于它们在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三个层面上的相互评价和相互作用,也取决于科学与宗教在整个文化中的地位及受到的来自其他方面的评价。这两个方面互相联系,形成一个多元的逻辑关系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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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
[8]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62.65.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篇9
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
古希腊时期，宗教、神话与医学、化学共生于一个知识体系中，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交相发展。随后，科学与神话、宗教逐渐分离，但科学总是同人文联系在一起。这一阶段，宗教处于统治地位，但就其整体而言，科学知识包含着人文意蕴，人文知识同样也渗透着科学的荣光。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一批艺术家号召社会关注人、理解人，呼吁人的解放，主张人性的张扬来反对宗教和神学的控制。人们开始重视科学，反对神学的统治地位。这一阶段，科学和人文处于分离的萌芽时期，人文主义开始复兴，人性得到张扬。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唯科学主义，科学和人文完全分离，产生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极端思潮。科学主义“一认为自然科学知识是最精确、最可靠的非人知识，是其他科学的典范；二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唯一正确和有效的方法，是一切认识方法的楷模；三认为自然科学知识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包括人生问题”[4]。人文主义则认为人的本质是激情和冲动的，这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甚至把非理性、意志作为世界的本原，在本体论上偏离了唯物主义，是片面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异、核恐怖时代的来临等。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科学本身，但又不能单纯、极端、片面地夸大人文精神，必须重新确立两者的地位。这一阶段是科学和人文融合的阶段，呼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对接融合。
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立统一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两者包含的内容不同。科学精神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哲学层面上是生产劳动实践，是人在实践基础上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和观念的变换过程，人通过自己的本质力量影响与改造自然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人文精神反映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哲学层面属于社会关系的实践，通过制定一系列的社会规则，保证社会良好有序发展。二是两者的特点不同。“科学精神以人与自然的对立为前提，以物为尺度，以客观世界为认识对象，追求客观世界中的真；推崇理性至上，往往借助于逻辑的、数学的和实验的理性手段，以求达到对自然世界的把握；科学探索有。人文精神以人为尺度，追求善和美；在肯定理性作用的前提下，重视人的精神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的作用；人文探索有。”[4]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同一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两者相互包含和渗透。科学精神包含人文意蕴，一方面，“科学思想中包含人文的颗粒，最深邃的科学思想往往具有哲学的意蕴”[5]，“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中，其精神价值有‘信念价值、解释价值、预见价值、认知价值、增值价值和审美价值’”。另一方面，科学方法包含求善求美的精神追求。人文精神包含科学意蕴，如可以把科学方法引入人文领域，有助于提升人文修养中的科学性。二是两者的奋斗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科学精神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人文精神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两者都是为了人能活得更好。
三、把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显得尤为重要。两者紧密结合，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技术保证和精神支撑。
（一）坚持在人的全面发展视域下，正确理解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提出个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的个人、个人向完整个人的发展等人的自由发展目标。通过生产实践来满足人类的需要；通过革命实践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即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实的个人的存在与解放；他的目标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精神上获得解放而恢复完整的人性，使人的个性得到释放，与他人和自然处于统一而和谐的关系之中。”[7]因此，必须在人的全面发展视域下，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与对接。
（二）坚持以科学精神为基础，推动社会进步。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他们的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8]。必须坚持科学精神的基础地位，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崇尚理性的氛围，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继而提出新理论和新方法，提高生产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物质基础和可能。
（三）发挥人文精神的引导作用，促进人的自我完善。人文精神为科学精神指明方向。人文精神关注的是人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为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依据，只有充分体现人文气息的科学研究才具有社会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人文精神的弘扬促成稳定和谐的社会氛围，客观上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另外，人文精神为科学精神保驾护航，呼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文包含三个范畴，一是真，二是善，三是美。美是关于人的解放的终极关怀，是最高层次的范畴，是真和善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通过科学精神发现“真”开始，发展到以人文精神为媒介去挖掘“善”和“美”，如此上升、过渡和不断循环，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使人类文明不断向更高的程度发展。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篇10
关键词：亲密关系科学；需求论；婚姻教育；婚姻咨询
中图分类号：C91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8-0259-03
一、亲密关系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之辨
亲密关系是一种有着特定内涵的人际关系，主要指恋爱关系、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等。一般来说，亲密关系有这样一些特征：关系是长期的持续性的，关系的内涵是多样的，关系对于双方有重要影响，双方有经常的身体接触。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理论界逐渐地把两性关系、爱情、婚姻、家庭、亲子关系等问题统摄为亲密关系问题，亲密关系的概念也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接受和使用。
人类的知识、观念和生活有着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之分，在亲密关系领域尤其如此。古今中外的亲密关系知识大都是人文主义而非科学主义的知识，这些知识主要表现为社会习俗、家庭教育、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政治等形式，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地域性、族群性、个体性。就个体性而言，人们的亲密关系知识依赖个体的成长、体验和情感，相信主观、非理性和信仰，认可迷信和权威。这些知识有部分的道理，也有很多是偏见和谬误。在这些知识的支配和影响下，人们只能把各种好的和坏的亲密关系，都归结为缘分、运气、宿命。
数千年来，亲密关系知识和规则的产生、内容、传播、实践等等，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统治和社会控制的价值需求，其次才是满足人类的一般自然需求，这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表现的极为突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宗教与宇宙论是阴阳学说，其社会论的主要内容是把人际关系划分为君臣（君民）、父子、夫妇等，这些关系在根本上都是上下、尊卑贵、贱的政治关系。现在来看，传统的君臣关系属于政治关系，父子、夫妇关系属于亲密关系。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一半是讲政治关系的，一半是讲亲密关系的。
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亲密关系的性质、准则和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体现为摆脱了传统的宗教和政治的僵化教条，倡导男女平等，亲密关系从传统的社会制度安排转变为一种私人事务和私人权利，强调性是亲密关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这些变化带来了一些尖锐的社会实践问题和学术理论问题，传统的人文主义亲密关系知识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和挑战。20世纪60年代以来，亲密关系研究在西方发展成为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一门综合性科学或学科。亲密关系科学可以定义为研究人的亲密关系心理和行为，研究亲密关系形成、演变、调整的规律，对亲密关系现象进行解释、预测、控制的科学。学术界广泛采用自我报告、观察法、生理测量、档案材料分析、夫妇报告、统计分析等科学方法，进行有关实证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布雷姆等人的《亲密关系》是亲密关系科学的重要著作，“它至少使得人们对关系科学的认识向着更加学术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它将使我们对爱情、婚姻、承诺、友谊、激情、理解、沟通、亲密、依恋、伴侣选择、嫉妒等各个方面有一个崭新的认识。”[1]2002年，弗莱彻在《亲密关系新科学》一书中，把亲密关系视为很有前景的新科学，还详细论证了亲密关系科学具有的科学特征，即解释性、预测性和控制性[2]。
当然，应当认为，亲密关系属于一门“软科学”，还不属于像物理学、化学、生理学那样的“硬科学”。强调亲密关系是一门科学，是指其可以像物理学、化学等科学那样，进行理性的逻辑的实证研究，进行定量的或确定性的研究，可以进行证伪。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非常复杂，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对立排斥的一面。长期地看，科学发达的知识和生活领域，人文主义就要退却，或者被批判、否定，或者被消解、重构；反之，科学不够发达的知识和生活领域，人文主义就会流行，就会有话语权。在亲密关系领域，人类的知识和生活，总是从人文主义走向科学主义，并形成新的人文主义。当然，人文主义范式的亲密关系知识有着特定的传播机制和应用价值，并不会因为相应的科学主义范式的知识的兴起而自动消退，科学主义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取代人文主义；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也并不是截然分明、非此即彼的。正因为如此，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亲密关系知识都很流行。
在当代中国社会，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和专业人士，习惯性地狭隘地从人文主义认识亲密关系现象，而没有同时意识到亲密关系是一门科学。所以，在中国倡导和发展亲密关系科学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如何在中国倡导和发展亲密关系科学呢？方法不外如下：
其一，整个社会，尤其是科学界、学术理论界，应大力宣传亲密关系是一门科学的观念。
其二，应当重视和加强多学科的亲密关系科学的研究。
其三，应当在学校和社会大力推广亲密关系科学的教育。
其四，应当用亲密关系科学咨询和辅导人们的亲密关系问题。
二、需求论范式的亲密关系科学
西方亲密关系科学研究涉及的学科非常宽泛，主要是心理学，也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等。吉登斯从政治学和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亲密关系，其《亲密关系的变革》[3]一书对中国学术理论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近年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加强了对亲密关系科学的研究，例如，张洪等人研究了亲密关系的外显与内隐测量问题[4]，叶映华等人研究了个体自尊与婚姻满意度关系的模型问题[5]。总体来说，中国学术理论界对亲密关系的研究大大落后于西方，研究成果少，研究水平不高，研究视角有限，这也表明中国的亲密关系科学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一门科学或学科的发展，需要不断提出和更新自己的范式或理论。不论从什么样的视角探讨研究亲密关系，都会涉及到亲密关系的本质和内涵问题。综合有关研究资料和社会实践，笔者认为，亲密关系的本质和内涵是人类针对这种特定关系的需求或利益，需求论或利益论可以成为亲密关系科学的一种范式。主要理由和依据有：
其一，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现象的核心问题都是需求和利益问题，需求论范式有助于超越心理学，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角度和学科来认识亲密关系，把亲密关系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联系起来。离开需求和利益，是无法说清亲密关系问题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文中就说道：“‘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同理，关于亲密关系的知识及观念一旦离开需求和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其二，需求是心理活动，也是外在行为，研究需求，意味着人的主观心理与客观行为能够高度结合。需求是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各种心理学理论和流派都与需求问题有着实质性的关系。从需求的角度研究亲密关系问题，有利于整合尽可能多的心理学知识。从亲密关系问题的心理咨询实践来看，来访者提出的问题，也大都与需求满足与否有关。
其三，需求也是行为科学的核心问题，很大程度上，亲密关系科学是行为科学的一部分。从需求的角度认识亲密关系现象，有利于吸收和借鉴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如需求、动机、激励、人性、态度、目标、期望、公平、强化、归因、惩罚、沟通，等等。
其四，很多著名的心理学家、婚姻家庭咨询专家都提出了需求论。在于立东看来，利益和需求是心理活动的本质，并决定人的心理状态；心理咨询的任务，就是通过利益分析，揭示心理问题的形成机制，重新构建利益均衡的心理机制[7]。倡导亲密关系科学的布雷姆等人认为，社会交换理论及相互依赖理论是亲密关系科学的基础，人在亲密关系中都是有需求、企图和“贪婪”的；相互依赖的伴侣在使彼此幸福上负有责任，对伴侣的慷慨大度往往对自己有益；人们都希望以较小的成本得到较大的回报，都希望自己得到的好处与贡献能够平衡[8]。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交换理论及相互依赖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利益和需求。哈里认为，亲密关系中存在一个爱情银行，满足与不满足对方的需求，就是存款和取款行为；婚姻幸福在于满足彼此重要的需求[9]。海灵格指出，亲密关系中的一方有所付出，就会产生受补偿的愿望，幸福婚姻是收益与付出的均衡，只有收益而没有付出，就会伤害关系[10]。在中外的各种婚姻状况测量工具中，实际上关注的都是性生活、财务、家务等需求的满意度以及满足行为问题[11]。
以往的亲密关系需求论的主要缺陷在于，重视研究如何满足需求，而忽视了研究人在亲密关系中究竟有哪些需求，忽视了对需求进行系统的类型划分和定义，这样就造成了如何满足需求的研究，常常是片面的，缺乏针对性及有效性，其结果是无法真正指导人们去满足需求。所以，亲密关系科学首先应当研究需求的类型及划分问题。
亲密关系是最复杂的人际关系，包含性质不同、相互独立并关联的五类需求：、情爱、子女、财务、服务（家务）。绝大部分亲密关系现象，都与这五类需求有关。这五类需求有不同的特点、功能、价值和意义，每类需求都是可以进行符合生活实际及逻辑的逐层逐项划分的，每一类每一项具体的需求，也都有确定性的内涵、外在表现或心理特征。需求满足情况决定了亲密关系的质量和状态，决定了亲密关系中的爱与情感。没有单一的因素能够决定亲密关系的危机或和谐；亲密关系的危机和破裂，大多是意识及潜意识层面的一些需求长期没有满足的结果；亲密关系的和谐，意味着每人的需求得到了一种综合性的均衡的满足。全部需求都得到满足是不可能的、是不存在的，是非理性的。均衡满足往往意味着满足了生理与心理均衡、物质与精神均衡、亲密关系与人生均衡，也满足了收益与付出均衡。均衡与否，取决于双方的构建行为，取决于个人的内在心态以及外在的社会因素的影响。这样，由于我们能够科学地合理地把亲密关系的复杂需求明晰为一种多元多层的结构，我们也就能够做到解释、预测、指导、控制人们的亲密关系及其行为。
总之，需求论范式的亲密关系科学，就是把需求作为亲密关系本体论和方法论，实证研究这样一些问题：亲密关系中包含哪些需求；需求满足与亲密关系满意的关系；如何满足亲密关系的需求；需求对亲密关系演变的影响；有哪些因素影响需求满足；如何从需求满足和均衡的角度进行亲密关系的干预及咨询。
需求论范式的亲密关系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衔接、融合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认为只有需求满足和需求均衡，才能体现有关的各种人文主义观念和诉求，如爱、爱情、感情，等等，否则，这些观念或诉求都是空谈。因此，需求论范式有助于人们消除人们对亲密关系科学的抵触，反思、松动和扭转某些错误的人文主义观念，自觉地排除其不利的影响。
三、需求论亲密关系科学的社会应用价值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会同时流行着很多杂乱的亲密关系观念，当今西方社会如此，当今中国社会更是如此。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婚姻、爱情等问题是纯粹的感性问题，是说不清的，是没道理可言的。在恋爱与婚姻问题的教育、讲座、咨询、辅导中，在各种影视节目、网络传播、图书出版活动中，充斥着大量的有问题的人文主义亲密关系知识。例如，倡导男女大不同的庸俗心理学；提出了很多不靠谱的所谓关系技巧、宝典；宣扬一些信仰和教条，诉诸真爱、感恩；强调与时代精神和社会进步潮流相违背的传统观念；夸大原生家庭的影响；把个人体验和感悟当做普遍的道理；把内容含混的情商、沟通、爱的能力、爱的语言等作为核心话题；更有甚者，宣传一些荒谬或玄奥的东西。种种情形都有一定的市场，笼罩在浓重的非理性氛围中，其情形远比西方严重和混乱。
在社会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中国人对自己的亲密关系有了很多新的思考、选择和要求，亲密关系问题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一个困惑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不小的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用亲密关系科学，去反思、评价、取舍各种人文主义的亲密关系观念和说教。可以说，倡导亲密关系科学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实际意义。
需求论范式可以为亲密关系科学提供大量的学术理论上的课题，更有很强的社会应用价值，这也是亲密关系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指导人们的亲密关系行为，增强人们爱的能力。
需求论范式认为，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很强的爱的能力。一些人常说的爱的能力，其实就是认知、满足自己及伴侣的需求，构建彼此的需求均衡的能力。需求论范式能够指导和帮助人们多层次、系统化地认知自己及伴侣的需求，有选择地有效地满足伴侣的一些重要需求和关注，彼此灵活而积极进行需求满换、回报、应答，互利互惠，认可自己某些满足能力的不足，认可自己的某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不断强化需求满足的互补和依赖，求同存异，构建合理的现实的亲密关系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进而实现需求满足的大体均衡，而无须苛求伴侣和自己，无须求助于难以做到和未必有效的奉献、忍让等等。
其二，指导亲密关系的教育及咨询活动。
需求论范式是以问题解决和社会实践为导向的一种理论探讨，这也决定了亲密关系的教育与咨询是一致的、一体化的。亲密关系教育，就是说清楚亲密关系中有哪些需求，有哪些均衡，如何通过经营构建行为实现需求均衡。亲密关系咨询，就是了解和解释哪些需求没有满足，有哪些需求失衡，并指导帮助人们改变需求认知，采取行动弥补失衡。也就是说，通过规范化操作，诊断需求满足情况，调整需求失衡。需求论范式与认知行为疗法、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等心理学理论和技术，有着直接的内在的关系，因此，可以更好地推动这些理论和技术在亲密关系咨询中加以运用。
参考文献：
[1]莎伦・布雷姆，罗兰・米勒，丹尼尔・珀尔曼.亲密关系[m].郭辉，肖斌，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
[2]GarthJ.o.Fletcher.thenewScienceofintimateRelationships[m].malden，massachusetts：Blackwellpublishersinc.，2002：4-12.
[3]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张洪，王登峰，杨烨.亲密关系的外显与内隐测量及其相互关系[J].心理学报，2006，38（6）：910-915.
[5]叶映华，吴明证，姚乃琳.个体自尊与婚姻满意度关系的模型构建[J].应用心理学，2009，15：84-89.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于立东.心理咨询中的利益均衡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21-238.
[7]莎伦・布雷姆，罗兰・米勒，丹尼尔・珀尔曼，苏珊・坎贝尔.亲密关系[m].郭辉，肖斌，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168.
[8]威廉・哈里.他需她要[m].刘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