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人的意义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课堂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和特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以认定代表性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积极开展传承活动三项条件。
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决定了其特质：
一是稀缺、濒危性。能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往往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但是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由于受到经济状况、文化氛围、社会环境等影响，变的极为稀缺，有些甚至濒危。
二是独特、唯一性。从已经公布入选的数千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来看，大部分项目和传承人或在区域内、或在特定文化范畴内、或在特定人群内，均有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文化特质，呈现唯一性的特点，这也是非遗项目的核心价值之一。
三是传承、代表性。大部分的非物质物化遗产项目，都是少数人系统传承的，有些甚至是单人口耳相传的，极具文化代表性，可以代表特定区域或特定人群的独特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和特质，决定了其特有的文化符号印记需要更大的平台去发挥作用，这也为其进入课堂提供了先天的土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的现实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可以更好的履行传承人的法定义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定义务中，“采取收徒、办学等方式，开展传承工作，无保留地传授技艺，培养后继人才”是重要内容，传承人进入课堂，更容易使传承人获得传承文化遗产的良好平台，尽快实现有点及线，由线到面的文化传播过程。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是延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无论是教育课堂还是专业的非物质物化遗产传承课堂，都是非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阵地。从目前的非文化遗产项目和项目传承人的现状来看，大多数的项目都极具专业性，在技法、工艺、文化形式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专业要求，在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课堂开展传承，具有先天优势。此外，课堂面对的主体更多的为青少年，是文化传播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传承的主要对象，课堂所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仅仅是传承，更多的是对文化未来的影响力。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对丰富课堂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教育课堂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受社会环境、教育体制等方面的影响，传统教育课堂对传统文化的教育长期处于半真空状态，教育与传统文化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涵盖民俗、戏曲、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即可以丰富课堂教学的手段和氛围，又可以起到宣传文化，提升受教育者综合素质的作用。此外，如传统绘画、戏曲、表演等项目，原本在课堂就比较有旺盛的生命力，传承人如果能够有机会亲自参与教学环节，会起到多方共赢的效果。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非凡。最好的保护就是广泛的传承。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去分享其魅力是最佳途径，传承人进入课堂，就是获得了一个无限放大文化功能的放大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获得了一层永久“保鲜膜”，新鲜的造血功能能够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新鲜生命力，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的前景展望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的不断提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回归的步伐逐步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受到了社会的高度评价。同时，大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都充分意识到，孤芳自赏，不植根社会服务大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没有存在价值和传承意义的，所以尽快利用各类课堂的平台和其他途径宣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迫在眉睫。
（一）探索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课堂的相关机制。对不同的项目进行分类甄别，针对不同特点，选取不同的课堂开展传承教学工作;教育部门应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课堂工作，把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编制相关教学计划;积极探索符合传承人教授传承非遗项目的教学方式，保证教学的效果。
（二）积极筛选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课堂的教学内容。组织相关文化专家和传承人参与教学内容的设计和编排工作，针对不同项目的技艺特点和研究现状，归纳总结规律，分需求教学。突出专业教学和普及教学相结合的特点，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教范围，保持长久生命力。
（三）重视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徒弟”选拔。对于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于技艺极为特殊，受众相对单一，在后继有人上存在难度，可以更好利用传承人进课堂的机会，在学校、社区、网络等选择合适人员进行培养传承。
参考文献：
[1]信春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2]张仲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3]张中龙.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途径[J].理论学习，2011（06）.
非遗传承人的意义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解读；比较
自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了文化研究的热点，但从学界的现状来看，理论准备很不充分。“所谓理论准备不足，表现在：我们的文化学研究起步较迟，即没有建立和形成我们自己的基本观念和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立必须以对概念的准确理解为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一、导言：外生性概念的内在困境
按照一般的学术路径，一个概念的提出，是在对概念的内涵充分明确之后。而相对于国内学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权威机构通过《公约》公布并作出了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从这个角度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中国学术界自生的概念，而是来自非学术路径的一个外在的规定性概念，所以，它在汉语语境中缺乏天然的学术土壤。
从表面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出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官方中文本，似乎是一个应当在汉语语境中可以直接明确其内涵的名词。按照汉语的构词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可以分为两部分：“非物质”和“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是我国学界较为习用的名词之一，在汉语中的理解不存在较大的分歧；难点在于对“非物质”的理解。“非物质”作为一个形容词词根，修饰和限定“文化遗产”。从词语属性上讲，“非物质”在此处是和“物质”相对应的否定性词根，其完整形态应是“非物质的”。进一步分析，“非物质的”即形容词词根“物质的”加上否定性前缀“非”，构成了否定的内容。从本质上讲，这样的构词方法并非纯正的汉语构词法，而是英语的构词方法之一。
按照一般的理解，“非物质”是对“物质”的全称否定，而在汉语中处理对立、全称否定关系的时候，很少用否定性词根来构词，而是选取一个反义词来表达。就此处而言，“物质”的反义词，在汉语中就应当是“精神”或“意识”，而不是“非物质”。所以有学者在初次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时，认为“所谓‘非物质文化’也就是精神文化”[2]。我们必须注意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原生性的汉语概念，它产生于汉语语境之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外在性规定，在现有的汉语概念体系中无法使对之的解读达到圆满和自足。虽然在汉语语境中，以上两种理解都有其合理性，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偏离和缺失。
再者，中文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公约》的官方中文本和英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所以有学者拘泥于中英文本之间的差异，强调翻译准确性的问题。其实中文本并非英文本的翻译文本，而应当是同时的文本之一，文本差异并非翻译的问题，而是在两种语境中表达的异同问题。但由于英语的强势地位，其思维方式通过中文本产生一定的影响也不能完全避免，所以我们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是英语思维影响下的汉语产物，它虽然用汉语方式表达出来，其本质却是一个外来词，不能从字面上就得出其完整含义，需要我们结合《公约》对之作出的界定，并将其纳入自身的概念体系，才能对其明确定位，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能对其进行一定的修正。
二、《公约》的界定及解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如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
根据以上界定，我们可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从逻辑上讲，我们首先要明确“文化遗产”的涵义。按照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委员会的定义，“文化遗产”指“人们所承袭的前人创造的文化或文化的产物”。将以上两个定义结合，则可以将《公约》界定中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归结为“文化遗产”中的“文化”部分；而“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则可归结为“文化产物”部分。这样的对比，只为我们揭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遗产”的关联，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文化遗产”中鉴别出来?
(一)自我体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基础
文化遗产是人们承袭的前人创造的文化或文化的产物，它是一种文化的自然积淀，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需要每一个文化分子(人)的确认或者认同。比如长城之于中国人，有很多人并没有到过长城，但都从理性上认识到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与文化遗产相区别的是，《公约》在概说中明确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袭主体：群体、团体、甚至个人。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中非常特殊的一部分，它的承袭面可能远远小于文化遗产的其他部分，有可能只是同一文化版图中的一些群体、团体，作为一种极端的方式，甚至是个人。更为关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袭必须建立在承袭主体的自我体认上，即承袭主体必须认同某种东西对他而言是文化遗产，否则承袭就会中断，而这种东西也就无从界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中国传统的三从四德，在封建社会时期，就能够代代相传，但自现代以来，中国人发现这是一种落后的礼俗，现在已经基本绝迹，更谈不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了。
(二)非物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方式
文化遗产包括两部分：文化和文化产物，其存在既有物质方式，也有非物质方式。文化产物，如古代建筑、器具、字画等等，固然是以物质方式存在。文化的存在方式则显得复杂多样。如中国的传统文化，大部分通过书籍这一物质方式得以保留和传承，而民歌、民间故事等则依赖众口代代相传而得以保留。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以非物质方式传承下来的那部分文化遗产。《公约》的概说中，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是“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即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技能等方式而存在。在人类历史文化的长河中，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固然可以通过纯粹的非物质形式而得以保存，但另一部分从本质上讲属于技艺、实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需要通过一定的外在物质形态而“固化”。当然，我们界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这种遗产的“固化物”本身，而是“固化”的过程。所以，《公约》的概说在强调上述形式之后，随即又补充了“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样一部分内容。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所谓的工具、实物、工艺品以及文化场所本身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涵盖的技艺、表演的展现、传承必须通过这些工具、实物、工艺品以及文化场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这些物品具有物质性，但并不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举例言之，古琴是物质的，但古琴演奏艺术却是非物质的，所以古琴艺术而非古琴本身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动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手段
从某种意义上讲，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并不以传承对象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为它通过物质方式“固化”在世界上，只要其物质形态还存在，其文化意义就蕴含其间。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大不相同，它首先需要传承者从主观上体认(学习)到相应的技艺、技巧，通过主体的演化，成为自身技能的一部分，然后才可以谈得上传承和延续。但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不断变迁，相应地，作为历史和社会的人，其身上负载的文化因素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当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大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不能置身事外，当然也要发生相应的变迁。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是一代又一代毫无变化的重复，它在每一个时代都要吸取时代的影响，在动态的传承过程中不断创新、演进、甚至消亡。这个创新、演进、消亡的过程，决定性因素就是在传承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的人。从某种角度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受制于传承人主观倾向的文化遗产。比如，传统地方戏曲往往在某个时期因为知识分子的改造而显示出更为宏大的文化影响，而没有接受知识分子改造的剧种纵然保存了较为原始的面目，也不可抑制地走向衰落。
(四)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
人类的文化遗产都代表着一定时期的人类的生产和文化水平，动态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人类活生生的创造力的结晶，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人类创造力的见证。无论是工艺、技巧还是表演形式，都意味着传承人群在某方面取得的独特的成就。其成就的意义或许现在还晦暗不明，但在将来，可能会对人类的发展起到甚至不可估量的作用。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每一个族群自我身份确认的重要方式。比如，只有通过中国的语言、服饰、建筑、习俗、神话传说、节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我们才能够回答“什么是中国人”的问题。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衰落并非由于传承人群创造力的枯竭，而是因为在全球一体化浪潮下，某些文化样式借其强势的经济而成为强势的文化，对一些弱小民族(在一个国家内部则为落后地区)的文化造成了掠夺性的、不可复原的伤害。所以《公约》在前言中强调：
全球化和社会变革进程除了为各群体之间开展新的对话创造条件，也与不容忍现象一样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
在获得高效率的同时，我们丧失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这种单一的经济文化发展方式其后果必然是对人类创造力的阉割，最后导致人类在经济和文化上面颗粒无收。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原因。
三、一种修正
如前所述，《公约》所界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是在英语思维影响下的汉语产物，从名称到内涵都与汉语语境不完全融合。再者，《公约》作为联合国的官方文件，面对的是全球各国、各种文化样式，在很多方面并不完全切合于我国的实际。所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后，作为一种对《公约》的回应和补充，我国国务院于2005年3月26日颁布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在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重新作出了界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
我们可以看出，《办法》与《公约》相比，除了都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这一点相同外，其余语句均是改头换面，这里面的涵义何在?为什么同一个词语，在两个不同文本中的解释差异如此巨大?
(一)传承主体的变迁
在《公约》的定义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是“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而在《办法》中，传承主体转换成了“各族人民”。笔者以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变换，基于三个层面的考虑：
首先，《公约》是联合国的官方文件，是针对人类全体的一个普适性文本，虽然它表示了对文化多样性的追求，实际上却受到了强势经济资本的严重影响，在文本中反映出一定的英语思维方式，即使是用汉语表达出来也不能完全避免。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采用这样的文本的时候，当然要对其进行一定的修正，摒弃其中强势资本的意识形态影响。所以，面对《公约》中强调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这样一个模糊民族、文化界限的表述，《办法》相应地采用了强调民族属性的“各族人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体现出在全球一体化时代的新的“殖民／反殖民”的话语特征。
其次，作为一种政治策略，“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的表述体现出一种资本时代的社会观。从表面上看，这样的表述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概念，以文化为人群划分依据，体现出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倾向。但从实质上讲，这种说法是有意识地模糊民族、国家的界限，用文化作为一种普适价值体系来衡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为“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写下了注脚。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再在某种程度上模糊民族与国家的概念，将造成民族自我体认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困难，更将在意识形态层面造成难以清理的局面。所以，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只能是各族人民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
再次，从学理层面上看，我国历来重群体，轻个人，这是传统发展不可回避的现实。如果脱离民族概念，盲目地用文化作为单一的衡量标准，姑且不论中华文化本身因其复杂多样性难以确定一个可操作的标准，即使有这样的标准，也将在数目众多的民族划分上增加更为复杂的变量，其可操作性几乎为零。而按照民族划分的方式，一方面继承了学界既有的学术思路，又能够保持文化多样性和民族的独特性，同时能够通过鉴别与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增进中华民族的融合，所以，强调传承主体的民族性也是学术研究的现实需要。
(二)确认方式的转变
《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其确认方式是群体、团体、个人“视为”，即一种主观的自我确认。这种确认方式固然符合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初衷，问题却在于：一方面，按照这样的确认方式，需要确认主体对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高度的自我体认，如果传承人群(个人)没有这种自我体认，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公约》明确规定缔约国必须拟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这份清单的确认显然不能仅依靠是传承主体自我确认，还需要得到政府、学界的外在承认。在外在承认与主体确认之间，《公约》的界定并没有提出客观的判断标准，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造成了认识上的困难。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如果仅仅依靠传承主体的自我体认，由于认识水平的原因，必将造成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确认，更谈不上得到应有的保护和重视。
国务院颁行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涉及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与评定，更需要提供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便于保护机构针对符合标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确认和保护。所以，在界定中，《办法》明确指出了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个基本标准：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这两个标准一方面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传承性，另一方面兼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和确认基础，内在地包含了“自我确认”的要件。
最为重要的是，《办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客观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有效地避免因为单纯依靠“自我确认”的主观方式而造成的标准混乱，更有利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
(三)从文化遗产到传统文化
如前所述，《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在《办法》的表述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其界定主体从《公约》的“文化遗产”转换成了“传统文化”。笔者以为，这个转换体现了两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文化遗产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在一个如此大而空的概念中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明确定位，显然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传统文化的意义则要相对狭隘一些，更便于我们从中鉴别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特别是自20世纪以来，西方思想以各种方式进入我国的思想体系，其中的一些因素经过中华民族的接收和改造，已经成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这部分决不可能成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另一方面，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各国、各民族的文化都呈现出同质化的发展倾向，《公约》之所以提出，也正是为了纠正这一倾向，但在“文化遗产”的共名之下，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被忽略了。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办法》才提出将“传统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主体，更有利于我们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确认的时候，有意识地加强对民族独特性的鉴别和保护，更好地维护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也更符合《公约》的初衷。
总的来说，《办法》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虽然在字面上和《公约》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比《公约》的定义更完全地体现了维护民族独特性、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标，而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比《公约》的定义更加切合我国的实际和汉语语境，体现了我国政府和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进行“本土化”的努力。
四、几个比较
从接受的过程来看，一个外来概念要在汉语语境中发挥作用，除了对其内涵进行界定以外，必须将其纳入已有的概念体系，进行对比研究，才能实现真正的“本土化”。为此，我们将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与相关术语进行对比，以便增进对其的理解。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精神文化遗产
按照汉语的习惯，与“物质”相对应的否定性概念是“精神”，非物质的就是精神的，同样，非精神的也就是物质的，似乎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精神文化遗产。在我们的使用过程中，精神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都极其广泛。比如，大足石刻是物质文化遗产为世所公认，而大足石刻所蕴含的雕塑艺术、设计构思、佛教信仰等因素则是精神文化遗产，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大足石刻既是物质文化遗产，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反过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一定局限在“精神”的范畴之内，《公约》和《办法》的界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包括工艺品、文化场所／空间等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只能说：精神文化遗产不一定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一定就是精神文化遗产，但就非物质性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
“民间文化遗产”这个名词来自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五届大会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其中的“民间创作”本身就可以理解为民间文化，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提出，就是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民间文化遗产前增加“民族”作为定语，与上文述及的《办法》强调民族因素出于同样的理由。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概念，在汉语语境中，其名称就包含了庙堂／民间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隐伏着一定的价值判断；同时，“民间”还体现出与“主流”相对立的话语姿态，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判断是有所区别的。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遗产是指一个民族／群体在长久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形成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文化创造等遗产，作为传统，它内在地蕴含着民族性和稳定性，虽然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其核心却是相对恒定的。简言之，传统文化遗产就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的文化核心。对我国而言，传统文化遗产就是以经、史、子、集等典籍记载为主的，同时通过年节、礼俗、建筑、工艺等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独特的文化面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较，我们发现，传统文化遗产涵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是传统文化遗产的一个部分。同时，传统文化遗产更强调文化的独特性和独立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还呈现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此外，在我国学界习用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概念还有“民间文化”、“民俗文化遗产”、“民间艺术”、“民间传统”等等，此处不再一一分析。
非遗传承人的意义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价值保护传承开发利用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符号与精神家园,既向世界展示其曾经的辉煌,又向世界证明其精神之本。
文化遗产又按其形态分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有物质载体的文化遗产,如古文化遗址、古建筑、文物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没有物质载体,而以口头传承方式流传的文化遗产,例如民间说唱艺术,节庆礼仪等等。
中华民族具有丰厚的文化遗产,既有物质文化遗产(如长城、故宫、敦煌莫高窟、泰山、都江堰等),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格萨尔王史诗、东北二人转、端午节、杨柳青年画等)。其中许多文化遗产都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多在民间口头传承,常易散落或失传,有的甚至濒临灭绝。因此,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就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本文就非物质文化保护这一重要课题,略陈拙见,以期引起国人的共同关注,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上层楼,获得令人满意的实效。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与价值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晶,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如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本土的,又是世界的,既是历史的,又是未来的。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与存亡。一个民族,倘若缺少文化支撑,便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懂得保护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丢掉历史,也失去文化,因而就成为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成为一个注定要灭亡的民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是难以用文字来描述的。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一旦保护不妥,就有灭绝之虞。因此有人认为:“文化遗产的最大价值是时间,文化遗产的最大敌人也是时间。历史使文化遗产有可能成为永恒,而永恒的时间又给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带来了客观难题。”(崔学德:《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谩议》,《学术纵横》第278-279页)。他所说的“文化遗产保护”,当然涵括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确要和时间赛跑,抢前抓早,抢先申请,提前抓落实。否则便易造成民族文化的缺失与整个民族的遗憾。据报载,我们传统的节日――端午节,已经被韩国抢先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令国人惊诧莫名,但据专家解释,这是一种合理的“文化抢占”,就如同商标注册一样。可见我们“抢占”在某些方面还严重滞后。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一个项目要成为非物质性的世界遗产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历史价值性、完整性、真实性。”(高明达:《浅论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新世纪城乡群众文化建设》第38页)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又主要有三个层面:
其一是学者保护。所谓“学者保护”,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地位、作用被学者发现、挖掘、鉴定、确定,并加以收集、整理、维修等,具体实施的抢救、保护措施的过程。
其二是政府保护。所谓“政府保护”,是指在学者的民间保护的基础上,由政府有关部门认可,并以政府名义明令其不得损坏,并拨专款、设专人进行修缮、抢救、补救、保护的官方行为。
其三是世界保护。所谓“世界保护”,是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具体负责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成为世界性保护项目。
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大体上分为进化、播化、涵化三大阶段。非物质文化保护,要强化文化传承人的核心作用,通过传承人的收徒、传授等形式,对非物质文化加以保护。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但它们并非是死板的、僵化的,而是“用石头写成的文化史书”,正如美国文化学者克鲁伯与克鲁洪所说:“文化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限制人类进一步活动的因素。”(转引自《文化学导论》第7页)
非遗传承人的意义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长期社会历史中形成世代相承的、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或文化模式。作为一种无形的、以人为载体的“活态”文化样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发展永远处在“活体”传承与“活态”保护之中。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传承人的存在根本上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传承人的价值集中地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从功能论的角度看，传承人的延续有效地保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1]。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在于对传承人的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展开研究就是迫切而重要的议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特性与认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指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与技能或利用、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鉴于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传承人的认定与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是传承人保护的基础与前提。只有形成科学、合理、有效的认定制度，才能遴选出能够真正代表民族文化的传承人[2，3]。要合理认定传承人，前提是了解传承人的内在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单一性与综合性两种形态，相应地传承人被分为单个传承人与群体传承人。单一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人具有无需群体合作单凭个人技艺就能独立传承的特点。对于这类传承人的认定，我们在制订可操作性的技术指标时，就需要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分别加以考量：从纵向的传承历史看，应该把所传习的技艺是否具有久远的传承谱系、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丰富的精神内涵作为认定传承人的标准；从横向的传承分布看，应该把是否为该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代表作为认定传承人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选出政府、专家、公众都认可的代表性传承人。综合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是群体性活动，与特定群体、场所与社区关联。对于这类传承人的认定就需要考虑非某一人就能掌控全局这一事实，挑选出其中具有传承技艺并能主动组织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些关键人物作为传承人。只要将这些人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综合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获得活态传承的保障[4]。对于传承人的认定还得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空间特性，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性、地域性等特征决定了传承人只有在特定的时空中才能更好地传承，一旦脱离其生存空间和文化土壤，传承必然走样甚至异化。因此对于这类传承人的认定，要以传承人是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存在的时空中坚持传承来考量。否则，传承人离开了文化传承的空间，就会切断传承人与传承土壤的联系，传承必然会走向无源之水的窘境[5]。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责任与义务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来说，明确其特定权利与义务责任，既是对传承人进行保护的理论前提，也是对传承人进行监管的合理依据。权责分明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传承人的传承热情，促进传承人的保护工作。对于单一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传承人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者、掌握者、使用者，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者。而对于综合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传承人就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者、掌握者、使用者，并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者。尽管如此，传承人依然享有其自身的权利。确定权利是保障、落实、行使传承人权利的基础与前提，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顺利传承的重要条件。
（一）传承人享有的权利
具体来看，传承人享有如下权利：（1）传承权。传承人有权依据传承技艺的特征、传承对象的特点以及传承空间的特质等综合因素来选择自认为最有效的方式进行传承。（2）署名权。传承人有权在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上获得肯定和认可其价值的署名，但这种署名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权利或身份权，不能买卖出让。（3）改编权。传承人有权在不损害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特质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有益的改编，无需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者的同意。（4）表演权。传承人有权对属于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进行表演，以便弘扬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要在合理范围内则无需许可与付费。（5）获助权。传承人有权获得国家的经济资助与政策支持，政府也应尽力为传承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提供便利条件[6]。
（二）传承人享有的义务
当然，作为传承人同样拥有相关的文化传承义务。具体来看，应承担以下一些义务：（1）自觉传承。传承人有义务对其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进行展演、传播和传承，同时也有责任对其所掌握的知识、技艺及有关的原始资料、实物、建筑物、场所等进行保护。（2）培养传人。传承人有义务依照一定的程序严格选择、培养新传承人，有条件的还应讲述自己的口述史或留下书面著作，以便后人更好地学习传承，以免非物质文化遗产失传与中断。（3）积极创新。传承人有义务在尊重传统、沿袭传统的基础上，在不改变传统文化根本价值与意义的前提下，依据时代变化与时俱进地创新，以便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地得到活态传承。（4）服务社会。传承人有义务用自己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服务社会、回报社会，更好地发挥其内在的社会与经济价值[4]。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的保护机制
既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着力点在于保护“传承人”，那么建立一个以保护代表性传承人为核心的科学长效机制就是当务之急。
（一）加快完善传承人的经济保障
政府应完善传承人生活保障政策，按照传习年限给予传承人相应补偿，使其在无生活之忧的情况下能尽心传承。同时，政府还应针对农民和老弱病残等弱势传承人群体，就最低生活保障、养老医疗保险等出台特殊政策，以保证他们有充裕的时间与精力开展传承工作。此外，政府还可设立专项资金，对学习非遗技艺的学生予以学费资助或减免，以便加快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二）加快完善传承人的培养机制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示范基地，免费为传承人提供政府兴建的传习场所，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农村祠堂、城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场所进行传承；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把非遗技艺、绝活、民间文学、民间故事等编入教材，开展多层次、多学科、多形式的活态教育培训。鼓励传承人通过公益讲座、现场技艺传授，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技艺，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出版社创办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子期刊，加强宣传与研究，提高传播力与影响力，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研究者的培养。
（三）加快完善传承人的平台保障
新型城镇化导致传承人背井离乡，其传承的文化土壤不断缺失。应创建文化生态保护区，支持民间资本结合文化旅游、民俗节庆活动等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馆、传习所等基础设施，鼓励传承人参加本地原生态的民俗活动、节庆活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大赛。鼓励文化部门或传承人个人开办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宣传。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技艺档案库，对非遗传承人技艺进行完整录相归档，并以传承人个人姓名命名制作光盘进行传播或传习。
（四）加快完善传承人的法律保护
对传承人的保护最终要落实到法律制度上来，从国家层面来看，要通过立法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法律制度。从地方层面看，地方政府应加快制定适合本地实际的地方性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其传承人保护做出进一步细化、补充和完善的具体规定，在传承人培养、传承人认定、创新奖励、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做出更加明确的具体规定。
四、结束语
非遗传承人的意义篇5
关键词:文化;非物质;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09)12-0105-02
一、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公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附件〕《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这样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括的六项内容,这些内容前五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界定的五项内容一致,之外又列举了第六条为“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就上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与范畴的规定来看,壮族铜鼓文化无疑属于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壮族铜鼓文化面临的困境
铜鼓是壮民族文化的一个象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熠熠生辉的明珠。据考古学家考证,大约公元前七世纪时就有了铜鼓艺术的萌芽。壮民族是最早使用铜鼓的民族之一,壮族民众铸造和使用铜鼓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了丰富的铜鼓文化。在我国西南各民族铜鼓文化面临濒危的今天,广西境内红水河流域的壮族聚居区,仍有“活态”的铜鼓文化传承于世,每逢过年过节,或壮家人盖了新房时,都能听到浑厚的铜鼓声。壮族铜鼓文化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传承至今的活态性首批成为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壮族铜鼓习俗”也已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像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壮族铜鼓文化在当今社会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潜在危机。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生存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它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革。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与农业社会和落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随着当今工业社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他们存在的社会基础正在逐渐消失。就铜鼓文化来说,铜鼓是人类社会青铜时代的产物,奴隶社会时期是铜鼓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谢崇安在《壮侗语族先民青铜文化艺术研究》中认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奴隶制时期是“以铜鼓为权威中心的方国社会”。那时的铜鼓具有政治与宗教上的绝对权威性。随着西南地区奴隶制的瓦解及其各民族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直至现代化比较发达的今日,铜鼓文化生存的社会基础已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在这个根本原因的影响下,壮族铜鼓文化延续到今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铜鼓神圣性的衰退,人们不再崇拜它,以前很多使用铜鼓的祭祀礼仪场合不再用铜鼓,人们只把它当作娱乐工具。而当今人们娱乐的方式多种多样,壮家传统娱乐活动唱山歌、跳铜鼓舞等亦被电影、电视、唱流行歌曲等现代娱乐方式所代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铜鼓的时候越来越少,现有生活方式不利于铜鼓文化的生存和传承。其次,现有铜鼓不仅数量较少,而且破损比较严重。铜鼓铸造技艺已失传,现有铜鼓都是前代人留下的。这些为数不多的铜鼓近几十年来又经历了多次浩劫,建国后的大炼钢铁运动和“”都给铜鼓带来了灾难,很多铜鼓被销毁或者砸烂,红水河流域流现有铜鼓损坏都比较严重。照此下去,再过几十年或上百年,铜鼓都不复存在了,何谈铜鼓文化的传承。第三,一些颇有造诣的铜鼓艺人年事已高无法表演,而后辈年轻人又不原意学习铜鼓的演奏,铜鼓表演人才日益减少。铜鼓的演奏、歌舞以及相关习俗的传承面临着严峻的危机。诸多因素造成了壮族铜鼓文化正处于举步维艰的危险境地。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壮族铜鼓文化的保护措施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规定,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突破。”本文以为,做好壮族铜鼓文化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工作,确保其顺利传承和发展,继续发挥其文化功能和作用,要从政府、学者、民间组织这三个方面来进行。
第一,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应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和作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建立各种完善的体系。相对完善的法律、政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得以实现的保障。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倡导和支持主要应体现在对其在功能转换的引导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原有文化功能在一定程度已逐渐丧失,这是造成其濒临灭绝的主要原因。而政府可以对此进行引导,如将其原有的娱神消灾功能向娱人乐群功能转换,将民俗文化资源向旅游文化资源转换等。就壮族铜鼓文化而言,当地政府应该更新观念,将铜鼓文化放在人类文化多样性及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在充分发挥铜鼓文化在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中的价值的基础上,顺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规律,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市场开发。这样才能调动起铜鼓文化享有者和传承者的积极性,使铜鼓给当地人民带来实惠的同时,促进其传承发展。
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保护职能还应该体现在对传承活动的关键因素――传承人的保护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强调最多的就是传承人。传承人是民俗文化发展、传递和承接过程中的主体因素。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技艺、技能或传统知识和经验,是以无形状态和非物质形式出现的,这些因素掌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手中。关注和保护传承人,实际上就等于抓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政府在《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也特别强调了保护传承人的举措,文件明确规定:“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可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鼓励代表传承人(团体)进行传习活动。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本文以为,面对壮族铜鼓文化中出现的传承危机,政府应当创造条件,采取种种措施。如全面搜寻民间铜鼓艺人,对隐藏在民间具有高超技艺的铜鼓艺人予以关注;利用教育方式,提高艺人思想觉悟,使他们能够自愿传承技艺和技能;提高艺人地位,使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良好的经济收益;政府要定期组织民间铜鼓艺人走进大中小学综合素质教育课堂,让青少年充分了解铜鼓文化,使铜鼓文化有一个广泛的被认知空间;政府也要定期组织铜鼓艺人走进授业场所,给愿意接受传承的年轻人传道授业,保证民间艺人的传承后继有人、生生不息。所有这一切,政府的宏观调控都责无旁贷。
第二,学者的力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也是不可或缺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学者虽然不直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积极参与者,所起的作用却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取代的。学者从理论上阐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内容、价值和意义,以及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方法等。学者已经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意义在于它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而对于其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的挖掘也是他们应该做的。王文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重点强调的不是物质层面的载体和呈现形式,而是蕴藏在这些物化形式背后的精湛的技艺、独到的思维方式、丰富的精神蕴含等非物质形态的内容。”说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重视解读和挖掘其蕴含着的各种精神观念,这些工作都非学者莫属。就壮族铜鼓文化而言,铜鼓自产生到现在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悠久的历史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需要学者去研究发现,弄清铜鼓在历史上和未来的文化价值将更有利于铜鼓文化的传承发展。铜鼓传说是铜鼓文化的重要承载者,通过铜鼓传说,我们可以看到古时人们对铜鼓的认识和理解,它是人们全面了解铜鼓文化必不可少的材料。铜鼓传说的代代相传是铜鼓文化传承的重要方面,对铜鼓传说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是保护传承铜鼓文化必有的内容。此外,铜鼓的铸造技艺已经失传,要让铜鼓文化更久远的流传下去,铸造新的铜鼓是必须的,对铜鼓铸造技艺的探索发现也离不开学者。
第三,民间社团组织也应该发挥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于民间,扎根于民间,保护和传承也在民间,民间组织对其保护和传承有着很大作用。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告诉我们,民间社团在其保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惊人的。比如已延续几百年的河南周口的太昊陵庙会,每年都是由会首来轮流组织。壮族铜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应该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力量。
综上所述,壮族铜鼓文化在当今社会面临着诸多生存困境,为了让这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继续传承下去,国家、学者和民间组织都应该充分发挥作用。对壮族铜鼓文化的挖掘、抢救和保护对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推进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都将产生重要作用。铜鼓传说是铜鼓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壮族铜鼓传说的研究对铜鼓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具有一定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蒋廷瑜.铜鼓艺术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2]谢崇安.壮侗语族先民青铜文化艺术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非遗传承人的意义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传承人诉讼；私法救济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0-4769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6月实施至今，已近5年，从公法角度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强化了政府部门保护、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义务，但从实际上来说，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侵犯、盗用、窃取，启动公权力进行干预的程序远远比及时的权利救济滞后得多。特别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日，任何停滞、固守的财产都无法实现完整意义的市场增值，因此“非物质”的财产已经大步进入了商法领域的流转轨道，比如各种脑力成果或知识产权的出资入股。在自由市场经济的视野下，“流转”才意味着财产权益的实现，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稀缺物，其市场价值的实现与流转增值，更需要强有力的私有财产规则。正如大卫・休谟的观点：“我们可以说任何在获得、使用与控制方面可能产生争议的物都需要财产规则，尤其是那些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比较稀缺的物。”[]
当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私法领域应有的经济价值得以流转体现，社会性保护意识的养成也就成顺理成章之事。因此，“在私法领域唤醒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意识”与“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属财产权利的流转与实现”，是互为前提的两个命题。在法律实践意义上，守卫一座权利的“孤岛”，往往造成权利理念的淡漠，不如实现权利的流转，往往能唤起实现权利的热情。
一、非遗权利保护的私法必要性：属性定位与二元结构
从一则案例说起：四川省某地一户郭姓人家传承自清代以来的手工豆腐干作坊手艺，一直用于生产经营，但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未曾申请商标权利保护。后一外来豆腐干企业在先注册“郭X豆腐干”商标，并提讼要求郭姓人家停止手工作坊的生产。在诉讼过程中法院对商标权进行了支持。同样的豆腐干生产工艺被一纸商标权的认定而做出了高下之判，基于商标权权利的垄断利益，该正宗溯源的郭姓人家还能不能在市场竞争中亮明旗号而不涉嫌侵权，并获得有力营销地位？后在法律专业人士协助下，该郭姓人家依托现有法律，将其手工作坊的传统工艺与传承文化进行申报，经认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保护，才在法律地位上扳回一筹，保留了作坊生产经营。问题的引出在于，如果商标等知识产权是一项伴随经济利益的民事权利，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应当是什么样的权利？
在长期的探讨中，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性质做出了多种解说，其中有代表的包括国内学者李发耀研究员提出的“传统资源权”说[]；学者郭玉军、唐海清提出的“文化权利”说[]；而最为集中的观点是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系“知识产权”说，其代表论著包括国内的甘明、刘光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可行性研究》[]、严永和教授的《论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西南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学张耕教授的《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等。在诸多学说中，笔者更倾向于认同中央民族大学韩小兵教授的“新型民事权利说”。[]从法律属性的明确定位上来说，一项属性模糊的权利无法获得法律的全面保护，真正能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还在于创设其为新型民事权利并给予其有效完善的民事权利救济规范，现行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模式仅仅作为借鉴和学习吸收，类似可资借鉴的还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单行法律。
根据我国现行《民法通则》第五章“民事权利”规定，包含人身权、财产权，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债权、知识产权等都明确归于民事权利项下。[]知识产权最终纳入民事权利体系中，比较经典的论述是：“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中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即知识产品。知识产品是与物质产品相并存在的一种民事权利客体。”[]单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的范围来看，就已经可以明确其作为精神产品、具有权能和经济利益归属的效益。若知识产权作为精神产品，能与物质产品权（民法上“物”）相提并论，那么作为历史悠久、具有经济转换价值、文化传承功能的集体精神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有什么理由不赋予其民事权利客体的地位呢？
霍菲尔德与拉伦茨对“民事权利”的界定方法，为我们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属性提供了工具论意义。从权利创设角度来说，所有财产权利都是通过立法将公共资源，如国家的土地和物质财富给予某个民事个人，让其作出使用的决定，而不必考虑社会上其他利益的影响，从而缔结最基本的民事法律关系。霍菲尔德在《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法律概念》中，试图寻找法律权利的“元形式”，在权利的概念下，进一步细分出“权利”、“特权”、“权力”和“豁免”的更小元素。[]而拉伦茨在《德国民法通论》中选择性的将法律关系进行了解构，将法律关系分析为“权利和权能”、“预期取得”、“法律义务”和“其他拘束、负担性义务”、“权限”等。[]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属性进行上述两种解构方式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受到保护的特权要件，在市场经济中可以形成一定权利流转的客体，主体能将其自能贯彻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具备有实现预期取得的实践意义，包括当前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推升旅游产业、知识产权经济等各种预期利益的实现。最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形成过程中，他人的行为不得侵犯该权利，还须承担一定容忍义务和拘束义务。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具有民事权利性质无疑，即私法属性。
从社群共有、族群共有的角度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具有“公物”的性质。德国学者提出的“公物的二元结构”，指出“公共产品”上存在“二元权利属性”[]，类似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这种“公物”之上，实际存在着私法性质上的权利与公法性质上权利的并存，其所处法律关系同时接受公法与私法的调整，因此，单单通过公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就显得捉襟见肘。而稍对国际做法进行考量，就会发现在日本、韩国这样比较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国家，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参照该国对知识产权产权的私法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二元保护进行了尝试，而在我国台湾地区，也存在类似的法律，如《文化资产保护法》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给予私法上权利的保护考量。
二、非遗权利私法保护的驱动力：市场契合与流转利益
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一项权利的增值与实现都离不开流转，民事权利传统的应有之义包含所有权人的支配、占有、处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也不例外。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的次级问题，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的正当性论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的机制构建”，前一个问题是属法哲学问题，后一个问题是法律技术问题。
（一）公地悲剧：非遗权利流转的必要性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或简称“《公约》”）。《公约》由此成为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相呼应的国际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应该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这些措施包括“采取适当的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认为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反对的观点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然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就不应当赋予其可用于民事权利的地位及流转的空间。事实上恰恰相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转正是保护其作为人类共同遗产属性的唯一途径。有名的“公地悲剧”，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假设存在一块公共用地（在此处指代共有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每个人都用权去使用这块既定的土地，那么将没人有动力去关心庄稼是否已经播种，土地是否被滥用，每个单独个体对公共用地的滥用，都可能会造成由全体共同承担责任和损失的局面，并且滋生投机行为，因此集体行使权利最终导致的结果是集体冷漠和土地的贬值、损失。而如果将这块土地分割为许多小块，分配给个体种植经营（所有权仍然是集体），个人对于土地的使用权独享也就意味着要尽可能的保护自己的土地不受损失，并且对土地使用的规划将明显走向效益增加的选择，最终每单块土地的增值部分加总，其总体效益也有所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也面临“公地悲剧”的范式，当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仅仅停留在静态权利的层面，它就只具有象征意义，即该权利属于某群体、某民族、某社团等等，而只有当它的权利成为可以流转的动态权利，即使用人、所有人可以借此进行处分、交易，在流转过程中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才真正得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既具有公权性，又具有可以直接转换经济利益的私权性，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流转驱动，仅靠行政立法，当然无法实现对该权利的最大化保障。
（二）思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出资入股”的设想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在市场的流转可参照知识产权出资入股的方式与公司法进行对接。笔者认为，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流转机制建立在法律允许自由出资入股的制度基础上，使得其可以类似知识产权出资入股一样，成为可投入市场流转的无形财产，这样更有益于整体效益的增长和无形财产的最大化应用。首先，要建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估价的权威机构，如果没有估价，转让机制就无从谈起。新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这一规定同时还降低了旧公司法关于非货币出资与货币出资的门槛比例，在评估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如何市场化流转的过程中，其作价评估机制一方面要考虑社群、族群的集体利益量化，还要考虑对该权利市场价值的客观衡量以利于达到各类市场主体所法定的出资比例门槛。其次，在实体法的层面上应该尽快完善一整套权利行使制度，如非遗产权权利人可依据确权保护行使占有、支配、继承等权利。最后，在权利流转的过程中，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的物质产品，应当受到物权和知识产权的双重保护，而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进行表演、展示等服务活动，需经权利人或是传承人许可，权利人有权要求支付报酬以促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流转经济利益的实现。完善现有无形产品市场的保护机制，才能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与市场的契合，实现利益增长与效用的发挥。
三、非遗权利流转的困境：收益份额保障与权利主张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入市的接口，可以分别从旅游促进、艺术形式展示、传统知识传播三个方面展开，而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流转的困境，也在这个三个方面最为凸显。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与旅游收益对接是最常见的一种权利流转模式，我国四川省、云南省等旅游大省，都不同程度的借助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吸引力扩大了宣传力度，据不完全统计，四川省2015年旅游宣传中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语的，占比高达66%，如“彝族火把节”、“羌笛演奏”、“川北薅草锣”等，几乎成为当地旅游业的名片。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促进了旅游收益，可是旅游收益是否完全反哺该权利的族群社群，或者说能否完全回馈该族群社群的公共福利，就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没有私法上的权利流转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在旅游收益中的权益份额就无法得到明晰界定，旅游景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旗号在宣传品上任意印制用作商业招揽而权利人得不到应有回报的现象比比皆是。
艺术形式展示的私法领域保护就更值得高度重视，在各类无形艺术形式的表演或者展示中，其产生的市场收益对权利人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回馈作用，无偿取用和占用盗用屡见不鲜，如“苗家服饰”、“侗族大歌”为代表的民间艺术；“鼓楼”、“吊脚楼”等为代表的传统建筑艺术，被国外盗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而在艺术形式的展示中，权益归属的问题，也成为当前权利人面临的困境。
在四川省不乏传统知识传播与市场流转的成功尝试，如“泸州老窖酒酿制技艺”与泸州老窖酒业公司的结合、“井盐汲制技艺”与四川久大盐业（集团）公司的结合、甘孜州南派藏医药与当地医药业的结合等等，都成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经济效益发挥出：权利人或成为公司股东，或成为直接受益人，或得以设立文化基金回馈群体。但同时我们应看到，在传统知识的传播过程中，滥用盗用现象仍然不绝，甚至出现一些技术实力雄厚、法务力量强大的企业将传统知识进行包装修饰并取得知识产权。“灯台树等云南少数民族世代相传的医药，在成功被进行商业医药开发后，成为医治相应疾病的特效药，但信息提供人均未因贡献了关键的传统知识而得到任何回报。”[]而值此时刻，权利人不仅受到侵权损害，还将面临权利主张和救济的难题：当面对合法（至少形式上合法）、市场垄断的知识产权时，权利主张与举证将成为难以完成的任务。
四、非遗权利保护的私法底线：传承人诉讼与举证责任倒置
（一）主体确定是传承人诉讼的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似乎只侧重于通过行政力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甄别、认定、传播和保护，但众所周知，一项既定的民事权利固然离不开公法领域的保护，如用益物权的设立、房屋所有权的登记，即便是形式审查，也要遵照行政法领域的司法流程进行管理、登记，如果出现问题，还可能引发撤销、注销、追责等后果。那么，最简单的逻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作为一项新的民事权利，仅仅靠文化管理部门的行政保护是否就足够了呢？当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权被侵犯的案例时，权利归属人（即主体）有没有主张权利去法院主张救济？由谁去主张救济呢？
从现实中来看，通过启动繁琐的行政申请、投诉流程，效率远远滞后，如同国有资产委员会代为管理国有资产一样，“直接所有者”的缺位，难以避免偶有的利益冷漠。云南省知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赵晓澜就曾指出：“云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数是特定民族的集体性文化创造，具有现实或潜在的经济价值。实际上，云南省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已经有意或无意地借助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经济价值。但在旅游经济发展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的民族、群体或个人，除了少部分直接交易的民族服饰、手工艺品等能得到经济回报外，其他大部分的经济价值并未反馈到权利主体本身。也就是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时，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对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少数民族群体或个人的经济发展，未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明确传承人诉讼，就成为私法领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底线救济。
真正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为民事权利，那么直接赋予其权利的保护和救济就是应有之义，任何高效率的行政机关都不可能比利益直接关联者为保护自身权益而做出努力更为热情，确立传承人诉讼制度就显得非常必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9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从法律规定来看，传承人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受益者，其掌握该传统遗产，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开展传承活动，并可以随时将这种影响力转化为市场竞争力，获得经济利益，将其定位直接利益关系者是自然而然的事。
回到前面“郭X豆腐干”的案例中去看，传承人能利用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进行利益转换、进行商业活动的保护、品牌亮明旗号的辨识等，一旦权益受到侵犯，传承人在寻求行政保护未果或者滞后的情况下，传承人作为该民事权利的直接利益享有者，理所当然成为诉讼的主体，反过来说，正是传承人诉讼主体的确认，才能完整意义上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为一项民事权利的地位。传承人诉讼应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救济的底线，“有资金有技术实力的公司通过创新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形成专利、版权产品后，甚至可以进行市场垄断。”[]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主体权利主张的保护缺失，如何及时、快速的制止他人盗用或无偿滥用？当出现上文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的情况，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会因“先天不足”而丧失与他权利平等博弈的机会。建立传承人诉讼机制，能直接改善这一局面，能在最大限度内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被侵犯和盗用的情况，对于社会保护意识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二）举证责任倒置是传承人诉讼的核心
1、举证难易程度的考量
而在传承人诉讼的过程中，笔者认为应当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思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公共资源与集体财产本来就应该被置于高于一般无形财产的保护地位，这也是符合国际公约与行政立法强化保护之思路的。同时，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属性，无形、可塑、动态等，都造成了传承人在面临侵权诉讼中的取证难，而责任倒置，将举证负担归于被告或者侵权人，只有当被告或侵权人自证其活动未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其活动具有另外的合法权利支持以外，都应该支持传承人的救济主张。举证责任倒置的设置，进一步强化了传承人受保护的程度，既是符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国际精神，又是当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行政法律法规的有效补充。
2、预防成本的考量
从侵权责任的法源来看，卡拉布雷西最早提出了严格责任的观点，这种观点要求让“能够以最低代价避免成本的人（thecheapestcost-avoider）”承担损失，这种理论即是有名的“市场预防”，或称“一般预防”。能够以最低的代价避免成本发生的人自己可以进行适当的成本――效益分析，并采取相应的行为。[]如上文所述的“有资金有技术实力的公司”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提取出精华部分并形成知识产权进行垄断，传承人就有权对其进行诉讼，在诉讼过程中，该公司必须对其垄断权利的合法性、原创性进行自证，而如果该公司的权利取得本身就条件充分、原创性早就得以认可和固定，那么举证责任倒置对于被告公司也仅仅是非常简单的事，从这一角度来说，被告公司的举证责任并没有畸高，是与其在先使用在先权利已经具备条件相适应的；另一方面，如果传承人提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所受盗用、仿制等侵权行为进行对抗时，面对已经在先抢注的知识产权时，要苛求传承人对对方原创性进行举证，就将出现取证难甚至无法取证的尴尬局面。从现实角度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集群及传承人往往是民间弱势主体，并不具备侵权人的技术实力以及知识产权法务集团化的强势地位。
非遗传承人的意义篇7
关键词：苍南县；区域；非遗；传承保护；思考
苍南县位于浙江最南端，总面积1261.08平方公里，海域面积3.72万平方公里，辖10镇、2个民族乡，2011年总人口130万。除汉族外，还聚居着畲、回等33个少数民族，境内有温州话、闽南话、蛮话、金乡话、畲话等五种差异较大的方言。苍南历史悠久，早在商周时期已有人类活动，宋、元以来人文荟萃。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勤劳智慧的各族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近年来，苍南非遗保护工作在非遗普查、申报保护、活动开展、队伍建设、规划编制、政策实施及保护方式等方面作了有效探索和认真思考：
一、非遗普查：层层挖掘，倾力整编出成绩
2008年2月，成立了县非物质文化普查工作办公室，组织全县800多名普查人员深入乡村街道进行地毯式的采访、记录、摄影、摄像、登记等普查工作，不漏一事一物一线索。在短短5个月时间内，全县共普查线索77435条，完成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人生礼仪、民族语言、生产商贸习俗、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等国家统一规定的17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3848项，并完成《苍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汇编》乡镇卷36卷计40本和《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汇编》苍南卷的编印，通过了上级考核并获好评。苍南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苍南县文化馆、苍南县宜山镇综合文化站分别获得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先进集体，苍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刘妙居等10位同志获先进个人。
二、申报保护：逐级申报，重视保护建体系
通过认真普查，我们摸清了家底，逐步整理上报，经过多次积极申报，苍南县已列入四级非遗保护名录遗产项目共102项，其中部级2项、省级23项、市级63项。四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65人，其中部级1人、省级13人、市级22人、县级29人。现有省、市传承基地各一处，省生产性保护基地一处，省级宣传展示基地一处，民间非遗展示馆两个。建立起较为完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和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
申报是手段，保护才是目的。为了使遗产得到有效传承保护，我们的做法是：加强政策保障，出台多项保护措施和政策。2010年6月，苍南县人民政府制订出台了《关于加强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见》（苍政发〔2010〕121号），同时，还制订了《苍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十二五”规划》、《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单档布袋戏保护方案》等系列政策措施，使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单档布袋戏项目的保护传承得以加强，逐步健全苍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体系。
开展行之有效的宣传展示、保护传承活动。积极组织参加中国（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义乌文博会、温州民间手工艺博览会、温州市非遗普查成果展、景宁畲歌节、温州拦街福、温州市单档布袋戏巡演等上级部门各项传承活动，积极举办县级文化艺术节、浙闽边贸文化节、文化遗产日、非遗进校园等传承活动。开展温州杨府候王文化学术研讨会等民俗学术交流活动。通过拍摄《山海之恋》等非遗故事专题片、开设《文化苍南》专栏、整理出版《苍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等宣传方式营造保护氛围。
加强软硬件设施建设及开发利用。努力推进灵溪民间艺术馆、碗窑博物馆、县级非遗馆、县素质教育非遗展示基地及夹苎漆器、夹缬、戏曲盔头、畲族文化专题非遗展示馆等基础设施建设。创建县民族中学点色剪纸教学传承基地，推进各类传承基地建设。建立道教文化等生态保护区，实行文化生态区域整体性保护。开展夹苎漆器、夹缬、戏曲盔头等项目生产性保护，开展古城文化亲子双休游等文化旅游活动，逐步实现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借助这些措施与手段来加强保护传承工作，形成立体多维的保护传承体系。
三、活动开展：因地制宜，活动实效树品牌
利用各种媒体和每年的“文化遗产日”活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进行系统的宣传展示，营造非遗保护的社会基础与氛围。结合苍南文化遗产资源的情况，因地制宜先后举办了“天工瓷韵”碗窑古村落瓷文化旅游节”、“蒲韵流芳”第三届蒲城民俗文化节等文化遗产日系列活动。利用节庆人气，通过这些活动乘势借力，增强社会和群众的广泛参与意识，充分挖掘和发挥苍南历史文化遗产底蕴深厚、丰富多彩的资源优势，促进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的结合，打造非遗经典旅游景区，探讨苍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途径和模式，锻造文化品牌，使一年一度的“中国文化遗产日”，成为全面推进我县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加快融入海西的重要推广展示平台。
经过几届文化遗产日的成功举办，苍南已逐步形成文化遗产活动品牌，各乡镇争先要求联合举办相关活动，以期带动当地文化与经济的和谐发展。今年矾山镇就以矾矿申遗为契机，主动要求联办第七个文化遗产日活动。
四、队伍建设：以人为本，注重人才筑保障
非遗传承人的意义篇8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而言，其主要是指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被人类一直继承延续的传统文化形式。从以上的阐述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人文艺术、传统工艺技能等，这些都是历史文明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有着重要意义。例如，中国的皮影戏、剪纸、捏面人、刺绣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文明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从其内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是前人对历史生活经验的总结和传承。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从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来看，其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历史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并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得到继承和延续，具有较强的历史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经验总结，是一种对历史的继承与延续。
2.动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较之其他遗产而言，更具有动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以非物质状态来存在的，这种非物质状态就决定了其主要以一种动态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戏曲、艺术表演、民歌等传统艺术，都是以一种动态的形式存在的。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要求
从上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及特性可以看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必须充分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及特点。只有如此，才能够切实有效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合理的保护。因此，就具体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要求有以下几点：
1.永久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文明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文化瑰宝，对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性就决定了其需要不断被继承和发展，才能够使其永久地存留在历史的进程中。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决定了其没有较为固定的存在形式，缺乏一种物质性的依托。这就使得其缺乏延续性的基础，对人的依赖性较强，这也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面临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对非物质文化进行保护必须以永久性为基础。
2.动态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非物质状态为主要形式，这就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遵循这种特殊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各种传统文学艺术、技能经验等，具有一种鲜活的状态，传统的记录式方式无法很好地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动态保护，能够鲜活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进行全面继承。
二、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方式的概述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以非物质状态存在，它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因此，展演方式作为一种直观、形象的展示方式，有利于动态地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但是，从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方式的现状来看，其具体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现场展演
现场展演是指利用相关人员在观众面前进行现场展示和表演。这种方式极具观赏性，使观众能够直接、真切地欣赏相关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主要是前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多以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因此，观赏性是其重要的特性。现场展演的方式主要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进行现场的表演和展示，使观众能够直接了解、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但是，这种方式也有着一定的缺陷，对人员的依赖性较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使得其只能依靠传承人的传承而存在。因此，现场展演的方式对传承人的依赖性较大，无法进行无限循环展演。
（二）图文展示
图文展示主要是通过图片、文字等形式向公众进行展示，以达到传播的目的。采用这种展演方式，能够永久性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存、记录，使得观众能够随时根据需要去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另外，图片、文字的形式能够更为详细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描述，能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摆脱人的因素。但是，这种展演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状态决定了其具有动态性，但是图文形式缺乏动态性，在传承其精神内涵上缺乏有效性。
三、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方式的措施
（一）加强数字动漫技术的投入力度
数字动漫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前由于科学技术手段的限制，数字动漫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应用程度不高，使得数字动漫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较弱。因此，国家应该加强数字动漫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力度，并对相关技术进行研发升级，积极加强3D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拥有先进科技的支持，提升保护工作的有效性。
（二）构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技术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历史文明发展进程遗留的财富，对人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一种具有极强技术性的工作，科技的手段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数字动漫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但是依然有其局限性。因此，国家应该重视科技力量，在应用数字动漫技术的同时，加强其他科学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并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技术体系，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具有有效性。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路径的拓展
（一）大力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文化财富，是对历史生活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其传承与发展离不开人的参与。当前，传统文化不断受到外来文化和现代元素的冲击，人们越来越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很多年轻人都不愿意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因此，政府应该在高校开设相关课程，培养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使其深刻地了解和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投身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工作之中。
（二）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
当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主要依托相关的博物馆、文化宫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专门的展览馆，而且展演期也极不固定。因此，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区非物|文化遗产的具体状况，建立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使民众可以随时参观学习，从而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力度。
五、结论
非遗传承人的意义篇9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业；关系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1-0281-02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
随着旅游的发展，地方政府也是极力地挖掘本地区的历史文化与相关旅游资源，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相当的商业血液。例如，一个少数民族生活中的节日，当这个节日被搬上舞台，生活变成了一场话剧，节日却成为获利的工具，这就使遗产或多或少地具有了现代社会的商业色彩。辽宁大学教授、国际民俗协会最高资格会员乌丙安说：“当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没有做到家的时候，就将其推向市场进行开发利用，实际上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撕成碎片，各取所需。”[2]如果处理不好生活实践与舞台的关系，节日就会变味。游客感受到的不是一场文化盛宴，非物质文化也会随之被破坏，乃至消失。
本文章有鉴于此，就政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者（这里特指民族、家族、家庭或个人）之间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始的目与意义和旅游业所带来的目的影响之间的关系，做初步探讨。
一、政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者（这里特指民族、家族、家庭或个人）
第一种关系：政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者（这里特指民族、家族、家庭或个人）。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文组织在巴黎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如今，全球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与保护工作正紧锣密鼓的展开。而在旅游业中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却是困难重重，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旅游业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担当一个怎样的角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者（这里特指民族、家族、家庭或个人）又该以什么身份参与其中，这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是相当紧迫的工作。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宗旨中提到，尊重有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国际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欣赏的重要性意识[3]。首先，提高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在政府方面有所提高。但长期以来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一直是政府、专业人士及一些热心人士在进行而继承者却表现漠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者（这里特指民族、家族、家庭或个人）是否知道自己对于遗产的权利与义务。是否努力地去保护、发展自己继承的遗产，让遗产科学地传承下来，这是相当重要的，政府在旅游业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是一个外在因素，起到一种扶持、引导的作用。真正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业当中原生态的传承下来的是遗产的继承者（这里指政府、民族、家族、家庭或个人）。文化是一种生活相的生存方式[4]，无论他人（不是遗产的继承者、也不生活在这种文化当中的人）怎样从书本、媒体等渠道去了解，也只是外在体会，而文化是形成于生活，根植生活实践当中，只有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当中的人才能领会这种文化的精髓，及完整地融于生活当中。也就是说只有遗产继承者以主体的身份参与到旅游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来，才能使旅游业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拥有灵魂。不仅提到了国家，而且还有地区、群体。宗旨中不仅国家之间要互相尊重对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国家要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它的继承者（这里特指民族、家族、家庭或个人）。很多地方政府理所当然地担当起了保护遗产的主体工作，这是一种不尊重继承者的表现，也是对于工作认识不足的表现。政府应该发挥职能，扶持、引导继承者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工作中来。当由政府全权负责时，容易偏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观，很难把握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这样旅游产品也就会失败。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始目的与意义和旅游业所带来的目的与影响之间的关系
第二种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始的目与意义和旅游业所带来的目的与影响之间的关系。
现在，世界整体来说越来越文明，而却发现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渐渐远去，文化的多样性正在减弱。而这也有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与碰撞的影响。在当今社会环境中，要想原封不动地保留一种民俗文化是不可能的。因为非物质文化形成于周边的环境，适应于它所属的历史时代。当周边的社会在变化，环节在变化却一味地要求非物质文化不吸收现代环境变化的影响，也不做出相对的变化来适应这个时代环境本身就是一种错误。文化形成于生产、生活实践，在其所属的时代是生活的一个部分，而渐渐地由于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或传入，它要么做出相应的改变，要么退出历史舞台。例如，广西桂林龙脊梯田，由最初的使用价值，增加了一种旅游的价值—观赏价值。随着对于龙脊梯田的旅游开发，怎样去平衡这两种价值的关系，是龙脊梯田合理开发成功的关键所在。龙脊梯田（包括其周围环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是由单单固有使用价值存在于生活当中，作为一种生产劳动的对象与方法，当它再因旅游而具有观赏价值之后，它将成为一种旅游产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说，当观赏价值大于使用价值时，这种非物质文化的初衷是否得以保存，是否破坏其使用价值，通俗地说就是是否失去原有的目的与意义，当失去这种原始的目的与意义之后，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传承下来（原生态、合理发展的传承）就是个疑问。又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变味，它由于使用价值而带来的观赏价值是否还会存在。到这就出现了旅游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二种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始的目与意义和旅游业所带来的目的影响之间的关系。
非物质文化原始的目的与意义和旅游业所带来的目的与影响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坏，将关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原生态、合理发展的传承。这两者在旅游业当中是相辅相成的矛盾统一体。当旅游所引起目的与影响过于凸显，商业的色彩过于浓厚时，将会减弱或毁灭原有的意义。而旅游的价值是建立在原始的目的与意义之上的，当底层基础不牢或不存在时，上层建筑将轰然倒塌。当只注重原始目的与意义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能表述自己的，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中所提到“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在旅游业当中是旅游来表述他们，当游客无法理解这种表述时，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具有旅游的价值了，只是固有的原始目的与意义，这种旅游产品将在旅游行业中淘汰。那么如何地去处理两者关系？
首先，对于两者的关系要有科学的认识，这是工作开展的前提。这一要求不仅仅指两者本身及关系，还有周围环境（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当地实际情况。一种旅游产品想要有竞争力，必须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和拥有自己的特色。而旅游产品特色来自于旅游资源本身的特色和所处的周围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及当地实际情况。只有在处理两者关系的同时又将它们融入的周围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当中，这样才能是旅游产品能够吸收到源源不断的养分，从而延长旅游产品的寿命。
第二，在工作（包括开发、利用保护过程）中，坚持全局观，统筹兼顾的工作方法。在开发之前、开发过程中都要注重保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有价值，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前提与理由。同时，在原有价值上顾及到旅游的价值，这才能打造出吸引游客的旅游产品。这这两者是矛盾的统一体，而正是矛盾使它们相互影响，达到一个整体的发展。
第三，创新，其中就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有一定的删减增加或者替代，原因是原有的文化特质在新的环境中不能合适或不能产生合适的效果。在旅游环境中，要达到艺术的审美效果，表现的内容不但要来源于生活还要高于生活[5]。这些创新必须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观，创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原生态，只不过是让其更适合用旅游来表述，更符合这个时代特质，更为容易让游客理解接受。例如，广西桂林“印象·刘三姐”，历经五年5个月，67位著名艺术家参与创作，12座山峰，109次修改演出方案，600多名演职人员参加演出，1.654平方公里水域，2004年3月20日正式公演，传统的舞台演出，是人的创作，而“山水实景演出”是人与上帝的杰作[6]。山水实景演出打破了传统的演出方式将整个演出融入到实景当中，更具有视觉冲击力和现场感，更为符合现代的审美观，这一创新足以吸引住游客的眼球。这也符合着将旅游产品融入到周围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要求。同时深度挖掘当地的文化特色，刘三姐是壮族的歌仙，不仅在壮族人心目中是美的化身，在全国乃至世界有较高知名度，这使“印象·刘三姐”在旅游业中更具竞争力。2005年“印象刘三姐”荣获“中国十大演出盛世奖”。
三、结语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造成一种旅游产品，这本身就是一种商业的行为。文章讨论这两种关系的目的就在于怎样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业中不变质的传承，而终究理论要指导实践，而也就只有实践可以检验理论的可行与否。因此，在实践中怎样去处理好这两种关系才是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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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廉.非物资文化遗产保护的困惑[J].瞭望周刊新闻，2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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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勤建.中国民俗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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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印象·刘三姐”官网，http///Chinese/yxlsj.asp.[责任编辑陈鹤]
非遗传承人的意义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社会参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
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遭受破坏，面临严峻的形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民间关注的热点，也成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热门话题，引起各学术领域关注和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下称《非遗法》）中，强调在政府主导下，带动全社会积极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唤醒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因此，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角不应该只有政府。主导不是全面代替，社会参与作用的发挥不能只靠政府，更要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当地居民、专家学者、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等的作用。
一、社会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含义
关于社会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阐述，有学者认为社会参与的范围包括经济参与、政治参与、文化参与和社会建设参与等全方位的参与;而有些学者则认为社会参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社会参与包括全方位的参与，而狭义的社会参与仅指对各项社会事务和日常社会生活的参与。
笔者认为，社会参与是指社会成员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之中，它主要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应突出主体性与主动性，公民自主、自觉，以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不断进行社会活动的观察、了解和参与过程。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参与主体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则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包括各民族的民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文字，各种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如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各种民俗礼仪、节庆和民间传统工艺等”。
可以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世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两个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息息相关的主体：它们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二者都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因素。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指那些掌握具有重大价值的民间文化技艺、技术，并且具有最高水准的个人和群体，即那些直接参与传统音乐、舞蹈、戏曲、传统工艺技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和民间团体。一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无论是民间文学、表演艺术的传承，还是民间技艺、传统仪式的传承，主要是通过他们来进行的。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是指那些处于传承圈之外，虽与传承无关，但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起着重要推动作用的外部力量，也就是负有保护责任，从事保护工作的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相关机构、团体和社会有关部门及个人。包括政府、社会、学界、企业、媒体等方方面面。其工作就是利用其资源优势，推动、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在实际工作中，政府应力图打破体制性垄断，主动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尤其是要发挥社会团体作用，鼓励、推动民间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实施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保护。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参与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一项理论性、实践性都比较强的开创性工作，需要政府部门、文化单位、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在保护工作中，应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原则，通过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多方联动，建立起社会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长效机制。在这个方面，广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
（一）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社区”、“进校园”等活动，通过社会宣传教育等手段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社会根基。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社区和民众主体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特别是青少年的积极参与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我省各地文化部门积极组织和引导各社区、院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和宣传活动，在大专院校、中小学校和社区举办形式多样的展览、展演、传习、讲座、论坛、征文、知识竞赛等活动，吸引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了解、关注、支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目前，我省部分大专院校已经开设了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如：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在全国率先开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华南理工大学、广州体育学院、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等院校也开设了相应课程。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省各地共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社区”活动520场次、“进校园”活动367项，编印乡土教材82册，形成了一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实践活动。
（二）积极培育并推动社会各类民间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推进社会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长效机制。
《非遗法》的第九条明确提出：“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的第三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应当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这就说明，社会参与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让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对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有效补充。
2012年12月，我省成立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会”，这是全国首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会，是以社会力量参与非遗保护、为非遗保护工作服务的典型。促进会成立以来，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协助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联络、协调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专家学者、保护工作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之间的关系，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服务。2014年，促进会先后承办了省文化厅组织的2014年“文化遗产日”广东省分会场系列活动、2014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守望岭南专场惠民巡回演出、“开心广场・百姓舞台”――2014“两岸四地”客家山歌邀请赛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活动;此外，还先后组织举办民俗文化发展研讨会，协办“社会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不同模式”研讨会，并参与“2014年客家服饰文化研讨会”等学术研讨，为推动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2013年，由广东省文化厅、南方电视台共同策划，广东省文化艺术信息中心、广州品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拍摄制作的《探寻・传承》百集系列专题片，是广东首部全面、系统记录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电视纪录片，该纪录片的播出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又如2014年“文化遗产日”广东省分会场系列活动中，由广州国佑致远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地道中华”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图文展及巡展活动，也为企业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三）注重利用电视、报纸等媒体和网络、微信等新媒体，积极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
2005至2006年，在广东省文化厅的安排下，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羊城晚报联合，深入全省各市、县，组织开展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现状调查，并连续6期以头版头条专题报告的形式对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状况进行报道;2009年，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与南方日报合作，推出“岭南记忆――走进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以每周一期、每期一个版面的形式连续推出近50个版面。2012年，广东省文化厅启动《探寻・传承》――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百集大型系列专题片的拍摄工作，目前已拍摄完成87集，每周六、日早上在南方电视台播出，这是我省乃至全国首部系统完整整理记录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大手笔、大制作。2013年，由广东省文化厅指导，南方日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共同主办首届“活力非遗高峰论坛”，评选出红线女、杨虾、杨焯忠等10位“2013活力非遗年度致敬人物”，并在《南方日报》推出4个专版的特别报道，将这些传承人的故事和他们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向社会广泛宣传。
结语
十以来，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指出，要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从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和紧迫性。当然，具体到哪些社会主体能够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何发挥其作用，仍然需要我们去探索和研究。只有在保护工作中不断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形成全社会公众主动参与保护和承担保护职责的文化自觉，才是实现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目标，持久做好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根本。
参考文献：
[1]王文馨.政府主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几点思考.青年文学家，2013（32）：p176;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大众参与----以主客位视角为中心的探讨.文化艺术研究，2009（2）：p7-13;
[3]华婷.政府主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构建多元主体模式为视角.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