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的政策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兰州鼓子；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2-0061-03
一、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朵绚丽的奇葩，是传承和赓续古老文明的精神脉络。作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兰州鼓子的传承与发展却仍处于自然留存状态，传统的“口传身授”方式随着老艺人辞世和人才断层陷入困境，资金不到位以及保护意识落后更迫切地要求清晰的保护思路、强力的组织模式和有效的实施办法出现。然而，根据相关调查资料显示，作为当前兰州鼓子保护工作中的集中力量，传承艺人、民间组织和政府部门三方却因“政见不同”而相互猜忌、埋怨与冲突，从而对保护工作产生滞后影响甚至破坏现象，最终导致原本就无人问津的兰州鼓子更加雪上加霜。资料还间接显示，各方力量间的矛盾以及源于矛盾而产生的不作为、逆作为现象是目前兰州鼓子保护工作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
基于协调合作对兰州鼓子保护的重要性，本文以兰州鼓子保护过程中的协调与冲突行为作为切入点，试图通过对原始博弈行为的解析，构建兰州鼓子保护力量的有效合作方式。
二、保护过程中的双重博弈
兰州鼓子保护过程中的参与者包括掌握兰州鼓子演艺技艺的民间艺人、由民间艺人组成的民间演出团体、自发组织、各级政府单位、其他社会职能部门以及媒介等方面。源于自身利益驱动，各方力量在保护过程中进行策略思考并在力量行为间形成互动性。然而，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公共供给和公众参与性质，政府行为在整个保护过程中担任主导角色。民间艺人层面因对文化遗产本身的原始持有和“技术垄断”自发地成为主力，其他行为均在其两方的基础博弈上进行补充作用。另外，政府层面和民间艺人层面内部又形成了保护过程中的第二重博弈，涉及遗产保护的各级政府间策略互动、艺人间以及艺人与组织之间的行为互动成为其主要表现。
（一）以政府层面与艺人层面为参与人的博弈
假设在兰州鼓子保护过程中只存在政府与民间艺人两个参与角色，并且对政府和民间艺人的性质进行收拢定义（即剔除或集中差异性的代表其层面所有的特征）；结合调查所体现的情况，将参与人在保护过程中的努力水平或行为水平简化为“作为”和“不作为”两种，借鉴约翰・纳什关于“非合作博弈”的设计模型，设计如下非零和结构的博弈。??
当艺人采取“作为”策略时，如果政府同样采取“作为”，双方的收益均是“1”；若政府采取“不作为”时，艺人的损失为“-2”，而政府收益为“0”；当艺人采取“不作为”策略，如果政府同样采取“不作为”，双方的损失均为“-1”；当政府采取“作为”时，艺人收益为“0”，而政府损失为“-1”（如下图）。从中可以看出，保护行为需要双方一致积极作为才能达到最高效率。
将假定条件部分放宽时，如参与人的数量和内部特征的限定，多个角色的介入和作用必然更要求行为主体的一致积极作用才能达到保护工作的最高效率。同时，在实际的行为活动中，双方的策略变量（行为水平）也有更丰富的含义，并且由于行政力量和民间力量的悬殊，双方的变量难以在一个水平上讨论，但整体的体现态势是不变的。
从实际调查情况来看，双方目前的策略决定保持为（-1，-1），即在保护过程中基本均“不作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民间艺人认为政府在保护经费和政策推广等工作中的实施状况不佳，尤其是将地方政府未落实国家政策规定内容视为“不诚信”行为，因此而采取“拒绝配合录音、演出及积极传承等行为”（实施上也无条件产生相关行为）；??政府则希望民间艺人在既定政策下“做出成就，产生效益”，促使其在经费争取和政策倾斜方面更有力量，但受现有的兰州鼓子本身性质和艺人能力、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政府则采取了“不作为”策略，或者将经费用于其他经济效益较快、较明显的项目，或者在政策倾斜方面不愿“白忙活”。??
（二）以政府或艺人为个体参与人的内部博弈
在政府层面和民间艺人层面内部，个体之间的博弈行为是第一重博弈行为的内生性影响因素，内部力量的不一致导致外部策略的不统一，往往更易使整体行为倾向于低效率方向。
其一，在民间艺人层面内部，艺人个体由于长期的分散从艺行为和组织内部的利益分配标准不一，个体与个体间的博弈行为由此而生。假定将民间艺人层面内部的个体分类为受国家津贴的艺人与未受国家津贴的艺人两类，那么，只有当两类艺人均选择作为时才可达到最大的效率，但现实中却以（1，1）解和（0，0）解此类差优解较常出现。
其二，由于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在保护过程中的权责和对最终效果作用的权重不同的“利益给予”的特殊关系和其他行政原因的左右，造成了两级组织之间的博弈行为。上级政府的积极政策能够激发基层政府的积极执行行为，又容易使基层政府以“兰州鼓子濒危所需”为项目目的进一步争取利益；同样，基层政府的积极政策既能得到上级政府的赏识而获得利益，也容易因“拯救兰州鼓子效果良好”而减少经费与相关政策倾斜。如此，双方在权衡彼此的行为中进行策略安排。
（三）原因解析
1.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环境
兰州鼓子的整个保护过程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各方力量对彼此环境、共同利益、生成条件等均不了解，或双方的了解存在严重的非对称性时间，从而使各方产生博弈。就政府层面与艺人层面来讲，“艺人对自身应得利益并不清楚，政府对民间状况很不了解”是双方相互博弈的主要原因。调查发现，兰州鼓子艺人多为农民，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津贴、扶持政策均不了解，对政府“不作为”的消息大多源于其“听别人讲”或“大家都这么说”，没有明确的信息来源；政府也对民间力量的参与和作用发挥很不认可，“不清楚艺人唱鼓子为什么要钱”，认为“老艺人比较保守，不懂创新”。双方在对彼此不了解的情况下，主观臆断彼此的行为及意识原因，从而陷入较大的埋怨和冲突之中。其他博弈行为的发生均源于对彼此的不了解及了解意识较低，由于农村原始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农民自身文化程度??与维权意识的观念落后，以及各种调查的缺失和调查目标的难以实现，不可避免地陷于“无知”之中。
2.兰州鼓子的“非竞争”性
兰州鼓子作为一项在民间自生自展的文化艺术，本身并不具备任何经济收益；加之兰州鼓子的艺术特点和艺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雅乐难于市井”的思想，使得兰州鼓子的保护与传承无任何收益。对艺人而言，保护与传承兰州鼓子的意识和行为仅产生于习惯与心中那份对鼓子的苦苦坚守，而无利益驱动；于政府而言，发展兰州鼓子毫无预期收入，投入兴趣极小。由此，效益成为兰州鼓子保护过程中各方力量关注的焦点，也是凝结各方力量的关键。只有在兰州鼓子能给各方力量带来收益时，各方保护力量才会在收益的驱动下而尽可能的保护兰州鼓子，使鼓子能在当今社会文化多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3.政府的关注偏好
文化保护的特殊性使得兰州鼓子保护所带来的收益并不是显性收益，不能以货币简单地量化，其收益总量要在社会发展的长期实践中才能体现出来，而兰州鼓子的“非竞争”性又更进一步作用于基层政府的关注偏好。基层政府在上级政府监管不力的情况下，不愿意将既定的政策和财政资金作用于兰州鼓子的保护过程中，而运用于一些易出政绩的项目和自己喜欢的文化项目上，从而使兰州鼓子的保护陷入无政策无资金的状况中。??
4.博弈方的信用缺失
兰州鼓子保护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和鼓子的“非竞争”性又导致了各方保护主体的信用缺失。在兰州鼓子保护这个特殊的市场经济中，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博弈方的地位不平等：民间艺人为了坚守自己对鼓子的喜爱只能求助于政府，希望政府能对鼓子有更多的指导和更多的经费支持，为了得到这些指导和经费支持，民间艺人不会对政府的违信行为做出“惩罚”措施；而政府也从一开始就知道适量的违约行为将不会对艺人的作为与不作为产生任何影响。
三、原始双重博弈的调试问题
从以上博弈行为的分析中可得知，兰州鼓子保护工作的最优解在于各方力量进入某个协调框架内，即作为保护工作的核心力量，政府层面和民间艺人层面预期目标是一致的，并为此而进行策略互动与行为作用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较优）的均衡，以解决当前保护工作中双方“不作为”的困局。然而，民间艺人与政府之间的现实特殊情况决定双方协调博弈框架的构建基于对原始双重博弈的调试。从调查中了解到，多数民间艺人和基层政府之间的误解与矛盾较深，认为基层政府作为上级政府的执行力量完全丧失信誉和执行意图；而政府则认为对方“食古不化”，在创新开发与长远发展等方面难以沟通，因此而使得双方协调沟通的意愿丧失。在极少的试图性对话与协商活动以及意向性调查中，双方都表示不愿直接与对方对话。民间艺人慑于政府权力的强制和极低的利益关联，在感情和现实考虑中都不愿主动反映，政府层面则以“无效率、无结果”表示难以“面面俱到”。
由此，对双方原始博弈行为的调试首先应保持现有环境，即在不理性因素充斥的环境中，维持民间艺人与政府对彼此的认识水平，不通过相关沟通和敦促行为进行双方信息的交流和维权。如此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防止不理性的因素和原有感情因素在紧促的交流过程中发生冲突，恰得其反，使双方陷入更深的误解与埋怨之中，从而失去对话与协调的机会；二是保证相关试验的客观环境和参与人在意见反馈、建议讲述以及权利维护之中遭遇阻扰。如此，在双方信息相对隔绝的环境中，本文引入“中介缓冲”的合作模式，利用某种中介力量的信用度和协调力量在实现双方利益诉求、权利维护和行为作用的目标时，缓冲双方较深的冲突，也假定了一个协调博弈框架的存在，在逐步推进的信息交流中，使双方达成一致利益和共同努力。
非遗传承的政策篇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落实到具体的个案，落实到普遍的传承人，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分析与实践。不过，由于缺乏深层次的关于传承人性质差异的研究，因此很多保护方案只限于部分传承人才具有意义，或者说，一些地方性保护政策往往偏于一端，造成保护上的失误。
一、总体性保护
2003年9月29日至10月27日，联合国科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通过了重要文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公约》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及保护的迫切性，提出了明确的宗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尊重有关群体、团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鉴赏的重要性的意识；开展国际合作及提供国际援助。
同时，首次在联合国的框架内确立了较为具体的总体性保护方案：（一）确定一项总的政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将这种遗产的保护纳入规划工作。（二）指定或建立一个或数个主管保护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构。（三）鼓励开展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技术和艺术研究以及方法研究。（四）采取适当的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以便既可促进相关保护机构的建立，也可确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享用，同时对享用这种遗产的习俗予以尊重，还可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献机构并创造促进它的利用。（五）通过教育、宣传和能力的培养，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及和传承。（六）通过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方式，强化其价值和传承。
政策层面，总体性规范国家各个社会群体和个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与保护，总体性实施国家行为，以专门机构的方式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就是说，以国家意志来推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将分散的、无组织的、长期失去合法性的国家传统上流传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抢救、整理和保护。这样一些政策，无论在权威性、参与性方面，还是在整体性、系统性方面，都将一国一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到很高的地位来认识并加以专门性管理，给予其合性身份，达到了实施保护的有效性目标。
研究层面，强调总体性的指导与合作，以研究的方法深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在部分，寻找其价值和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在人类学意义上梳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线索与传播规律，同时，为总体性政策提供支撑性条件。在这个层面上，研究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真性目标。
普及层面，强调总体性的范本和传播体系，以教育、公共传播体系和国家示范性代表作来引导国民关注和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长期的国家制度性努力来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理论和传承价值，是为上述层面目标的最终达成而确立的基础性方针，根本意义上，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传承的核心方式与必然策略，因此，普及层面的总体性要求，事实上已经奠定了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实基础。
与之相适应，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沿袭了《公约》的思路，也主要从制度、研究和普及三个层面来推进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也是一个总体性保护方案。由此，我们可以将这些方案所强调的保护方法称之为总体性保护。
总体性保护基于自己的宏观目标而没有落实到传承人保护这一次级的保护项目上来。但从系统性的保护要求来讲，传承人必然是其重要的保护内容。可以将这一总体性保护方案看作传承人的总体性保护。从我国部级非遗传承人的命名现状来看，总体性保护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我国部级非遗传承人第一批包括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和传统医药等五大类；第二批涉及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和民俗等五大类；第三批涵盖了民间文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和民俗等非遗的十大项目。这些保护名录，充分表明了国家对传承人保护的意识与措施是明确而有力的，在这些众多项目中的传承人的评审中事实上也兼顾了整体性原则，注意到以国家力量来展开总体性保护的必要性。
另外，总体性保护的积极意义是，在各种文化力量并存共鸣的时代，在世界文化受到全球性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影响之际，总体性保护可以完成一种文化整合，既在文化系统内容，也在全球化将背景下的各种文化系统之间，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合为一种文化形象，一种贯串于人类文化史之中，融汇于不同文化系统之中的具有文化核心价值地位的内容，并通过一系列的总体性运动和世界性传播，最终将几乎被现代文化与信息文明所淹没的文化遗产重新拉回到社会文化的台面上，重新唤起人们对文化传统的反思与兴趣，重新建立起人类智慧与理想的历史线路。在这个意义，总体性保护是一种起死回生的策略，它已超越了自身目标与宗旨，而成为人类文化在今天如此繁杂、多元的社会中必定要呈现出来的一种面貌。
与此相关，我们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中发现了总体性保护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症结，必须要以某种方式去冲破，去打开。最大的问题是，总体性保护是以普遍性法则建立起来的保护方案。而这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所必须反对的。也就是说，总体性保护走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反面。这样一种保护，如果没有认真的、细致的、批判的眼光来执行，就很可能回到了保护之前的状态，以一种原则去衡量无数的个性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么不得要领，没有实际效果，要么就会大量地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后，保护成了摧残，总体性也就完全失去意义。
二、类型化保护：走向非遗保护实践的有效原则
在民间工艺传承人的保护实践中，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政府有较为宏观的保护政策，但对于十多类民间工艺传承人而言，则面临困惑。政府强调要保护传承人，主要以市场化方式加以保护。这显然是一个单一原则。在传承人当中一些有其他职业，不以工艺创作为生计，也有传承人以工艺创作为生计。传承人与所传承的工艺之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情况，而是有着复杂的关系，有的以此为生，有的则在生活充分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进行一种创作，还有的在市场化中找到了传承的方式，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如果以市场化来总体性保护，则很难从中为所有传承人找到一个统一的保护方案。因此，我们有必要来重新思考：这些传承人，是否可以重新找回其个性化的传承方式。
基于此，我们提出了类型化保护观念：即针对传承人在年龄、职业、民族、性别、传承方式、传承目的以及对非遗的态度等方面的不同情况，将传承人保护分为三大类：扶持性保护、引导性保护和开发性保护，据此制定个性鲜明的传承人保护方案。扶持性保护是指保障传承人的生计与基本发展的一种保护方式。这种保护方式，尊重和捍卫传承人基本的生存权，理解和同情传承人的生活处境与人生际遇，将保护的第一原则落实到传承人的日常生活与家庭生计方面，充分鼓励传承人在生计困境中要志存高远，不弃艺术和传统，建立长期的扶持关系，为传承人恢复健康的身体与身心创造条件，为传承人自觉而坚定的担当传承使命提供良好的生计保护。
引导性保护是指政府以政策咨询、知识推介、发展设计等方式协助传承人找到发展之路的一种保护方式。这种保护方式，注重并推动传承人走向社会，引导和提升传承人的传承意识与传承决策，将保护重点放到政策方面，有效利用传承人自身的良好环境与经济社会基础，创造一种整体性的传承氛围，为传承人更好地担当起传承使命。
开发性保护是指政府在施政实践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社会经济增长的一个积极因素加以运用的一种保护方式。这种保护方式，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动力价值，将传承人纳入到社会发展的主轨道上加以运用，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支持与社会保障，推动传承人开发所承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空间与社会功能，将传承人的文化创造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融于一体，突显出传承人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非遗传承的政策篇3
关键词：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中图分类号：F26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1-0048-02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区域历史传承所体现的最直观的历史文化价值，它不仅体现这个区域民族历史文脉，更是这个民族保留自我，区别其他民族的历史烙印和自我认定的历史凭证。一个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得越古老魅力就越大，地区民族就越自信，并满怀自信地走向未来创作出更好的未来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区域民族文化的精华和人类文明的瑰宝，具有双重的价值意义，既有人类生活必需的经济价值，更有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需求价值。因此，一个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脉价值，更为关键的是给后人留下了了解历史、了解区域经济发展状态的最现实的材料。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投入不足，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中遇到了不少问题，其核心价值观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和认识。因此，如何做到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历史文化遗产是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问题。
河北省作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极其丰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方面遇到的难题更为突出。本文将结合河北省的实际情况，探讨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重要旅游资源与旅游产业结合起来，形成保护与传承并重，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统一的格局的有关问题。
一、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特征
河北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在国家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物质遗产项目名单中，河北省有39项列入其中，在全国省级排名第四，可见河北省具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河间歌诗、冀中笙管乐、冀南皮影戏、吴桥杂技、武强木版年画、蔚县剪纸、曲阳石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旅游的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带动，一些地方都加强了对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一些民间文化也重新焕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收入，但是也出现了保护力度赶不上衰落的速度。从宏观整体上来看，情况不容乐观，河北省较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失和衰落。
二、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问题
1.现代生活价值观的冲击
现代年轻人对传统价值观的忽视，使得失去传统价值观。对传统的文化价值不重视，使其不愿意从事相关的工作，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缺乏人才，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致命的打击，如何扭转这一趋势是当代社会所考虑的问题。
2.保护资金的短缺
虽然，现在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缺少资金的支持，一方面使得很多地方出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另一方面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放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与追求，而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
3.过度追求商业化
一些地方由于缺少资金的支持，使得一些地方通过发展旅游业来保护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出现了一种不良的现象即为了经济利益而过度迎合市场需求，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失去了传统魅力，逐渐失去了本身所含有的丰富文化内涵。
4.传承人后继缺乏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普遍“高龄化”。他们80%左右的人年龄都在60岁以上，并且不少体弱多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心有余力而力不足。另一方面，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没有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由于难度高强度大，使得学徒逐渐减少，不少有影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都面临后续无人的尴尬境地。
三、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建议
1.加大经费投入，保证工作正常开展
经费保障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前提。在实地调研中，发现许多地方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资金。由于经费短缺，使得一些地方既无基本的物质条件来登记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无高级的专业人才，使得普查工作难以进行，即使是发现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由于资金短缺的原因，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在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因此，地方政府一方面积极向上级申请资金，另一方面应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民间资金的进入，尤其是一些文化企业和社会团体赞助更为重视。
2.重视对传承人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离不开优秀的传承者，而这些传承者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对他们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想得到传承和保护必须培养一批优秀的导师，使他们衣食无忧精神饱满并以此为骄傲，只有这样才能扩大保护与传承队伍，才能使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真正的保护和传承。首先，对一批有影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进行医疗资金等的保护;其次，通过与相关院校的合作，让这些传承人到学校进行授课，挖掘新的学徒，改变单一的面授途径，扩大寻找学徒的途径;第三，政府应对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徒给予经济的补助，吸引优秀的年轻人投入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
3.转变观念，创新理念，适应旅游市场的发展需求
如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变为旅游资源一直是学术界和政府等有关群体的研究对象，虽然彼此观点有些不同，但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变为旅游资源是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条非常好的路径。通过发展旅游产业不仅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目的地提供较高的经济效益，也可以为目的地提供良好的社会效益，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目的地的发展。
4.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要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的建立完善保护体系，中国于2006年就开始，公布了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河北省也建立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各地市县也积极建立了市级、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形成了四级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首先，对全省非物质文化基础进行一次全面的普查，系统和全面地记录各个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问题，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其次，利用社会相关的研究结构，加强对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认定和传播，扩大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第三，对列入四级保护体系名单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统一的命名编号以及奖励和自助等方式，奖励一批传承人，鼓励地方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发展旅游业。
5.综合考虑，协调利益相关者
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主要有以下四种，他们分别是政府机构、学术团体或个人、投资商和遗产传承者。由于他们的地位和追求的目标价值不同，从而形成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态度也不尽相同。地方政府具有强大的主导作用，对地方非物质遗产的态度决定了其存在和消亡，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必须仔细斟酌，多听取其他方面的建议和对策;学术团体或个人是站在历史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对其研究，他们没有利益关系，因此，他们提出的政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由于他们很少考虑地方政府的利益和投资商利益需求，因此一些对策并不能很好的执行;投资商是想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从而出现了为满足市场需求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度夸张和改变，使其失去了应有的内涵和特色;遗产传承者作为个人，首先面临自身的生活条件的改善，如果没有获得应有的经济收入，没有改善其生活条件，他们就会逐渐失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坚持，使得非物质遗产失去了传承人。以上四种力量的追求目标不同，导致了结果不同。因此，要想使一个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真正的保护和传承，必须把这四种力量协调整合为一种最佳合力，协调他们内部的利益不同点才能避免能量内耗，兴利抑弊，创造出良好的保护机制。
非遗传承的政策篇4
关键词：俄罗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额尔古纳市位于额尔古纳河以东、大兴安岭以西的中俄边境线上，这里有着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是全国最大的华俄后裔聚集地。走在额尔古纳市的街道上，随处可以看到蓝眼睛、高鼻梁、黄头发的俄罗斯族朋友。
俄罗斯民族作为额尔古纳市一个有着独特文化魅力的民族，其民间舞蹈、宗教风俗、人居特色都散发着独特的文化魅力，如今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一些传统文化在逐渐地减弱甚至消失。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直受到我国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集中出台了《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等一批重要法规和文件，确保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俄罗斯族文化，更好地引导人们去传扬，我们就关于额尔古纳市俄罗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研究作了一系列的探讨和实践。
一、额尔古纳市俄罗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额尔古纳市不仅具有独特迷人的自然风光，还因是华俄后裔聚居地而散发着独特的文化魅力，仅2015年额尔古纳市接待中外游客达457.5万人次，额尔古纳作为我国最北端边陲小城荣获“第二届中国最具价值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体系，这些制度保障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广播影视、文化遗产得以保护，这一切成绩的取得源于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随着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相继出台，额尔古纳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工作方面有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
目前，额尔古纳市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是俄罗斯族巴斯克节，“巴斯克节”俄文译为“巴斯哈”Пасха，即耶稣复活节，从每年的春分后第一个月圆到第一个星期天开始，为期一周，是华俄后裔最为隆重的节日之一，节日期间，亲朋好友相互宴请，准备彩蛋以及一些俄罗斯族的列巴，与亲朋好友互撞彩蛋，寓意美好的节日祝福和友好的情谊。除此之外，额尔古纳市自治区级的非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有：俄罗斯族民间舞蹈、木刻楞建筑技艺、列巴制作技艺、格瓦斯制作技艺。俄罗斯民间舞发展到现在已有百年的历史，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在额尔古纳市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额尔古纳市在节日大型庆典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文化娱乐形式。俄罗斯族民间舞蹈所表现出来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追溯到上百年的历史发展，对于舞蹈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此外，木刻楞建筑技艺、列巴制作技艺、格瓦斯制作技艺，可以说是俄罗斯族传承久远、有着丰富内涵的宝贵非物质文化资源。正是额尔古纳市的华俄后裔能够持之以恒地传承这些工艺和技艺，才使得俄罗斯族这些民族文化瑰宝能够得到传承与保护，一直沿袭到今天，展现出额尔古纳市俄罗斯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底蕴。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额尔古纳市俄罗斯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新一代的青年群体中正日益淡化，富有俄罗斯族民族特色的元素在逐渐减低，俄语也已经基本退出家庭环境，俄罗斯民族舞蹈、传统的民族服饰等等也只有在重要节日当中才能看到。基于这种现状，十分有必要加强俄罗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二、关于额尔古纳俄罗斯文化保护和传承措施建议
（一）构建科学、合理的管理体系
实践证明，俄罗斯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形式、对内容的特点，尤其是一些年代久远的文化遗产，很难找到传承人，需要尽力去挖掘。我们可以按照国家宏观监管、地方政府从政策上予以保护，依靠民间力量来执行落实的方式，构建一套完整的非遗整体保护体系，合社会之力，从而实现对俄罗斯族非遗工作实施有效的保护。
（二）加强俄罗斯族文化与企业整合，保护性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生变化，它的繁荣与发展来自于政府方面的支持和推动，有了国家的支持，这些民族文化有了传承的先决条件，才得以传承和发展。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特别强调指出“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当前，我国政府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保护。因为要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加强俄罗斯族非物质文化与企业的有效整合，将民族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本，将一些传统的手工技艺、食品制作等一些非遗项目与当前企业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在额尔古纳市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走商品化发展道路，竞争市场。不可否认，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有培育和传播的土壤，需要国家政策制度的推动，给个人与企业宽松的政策支持，进而生成文化精品。
（三）与旅游产业相结合，打造有民族风情的旅游项目
额尔古纳市的俄罗斯族文化在传承和保护过程当中，应当与当地旅游部门联合起来，对一些从事旅游经营者进行民族风俗文化相关的指导，在旅游环境中从居住环境、室内装饰、民族音乐、院落布局等方面着手，打造富有俄罗斯民族的文化特色，推荐和发展俄罗斯家庭旅游，将俄罗斯族家庭旅游打造成额尔古纳市的旅游品牌。旅游部门要结合文化单位较好地挖掘与整理俄罗斯族特色的舞蹈与娱乐项目，组织和吸引高层次的文艺团队进行宣传演出，在保留和继承俄罗斯族人文情怀的同时，提高旅游文化市场的竞争力，顺利地走上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四）在教育中渗透非遗项目，加强人们非遗保护意识
发展至今，俄罗斯族很多非遗项目在不断地减弱，继承非遗项目的人很少。据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院丁石庆教授“语言濒危与语言保护”一文中指出，根据其对额尔古纳地区的调研指出，在室韦、临江及恩和三个村落，熟练掌握俄语口语的人约占30%左右，而能够读写的人则只占2%左右，其中能够熟练使用俄语的人绝大多数是老年人，俄罗斯民族语言流失的情况十分严重，这就使得俄罗斯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受到影响。可以说，语言作为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一定要得到保护和传承。为此，建议教育部门应当在学校语言教育中，普及民族用语，对于濒危状态的语言加以补救，通过教育教学手段来传授，以延续民族语言的发展。在“非遗+教育”的方式中传承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大传承面，让学校能够积极承担起承担起传承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义务，加大非遗文化的传承教育力度，以传统文化内涵教育为突破口，去培养和塑造德才兼备、心智健康的中小学生。
此外，近年来，媒体上屡屡曝光一些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丑行以及盲目热衷洋文化而对民族传统文化不以为然的现象，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国公民非遗文化保护意识的淡薄。额尔古纳市在推进非遗文化保护工作过程当中，要与教育部门结合起来，文化部门要以大讲堂、文化展示的方式多方面展示和推广，提高人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不断增长和提高创新非遗学习能力。
三、结语
当今，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政策越来越宽松，政府的主导作用与文化产业市场的发展，需要我们积极地去拓展和开发俄罗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战略，从多方面去追溯俄罗斯民族的文化本色。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额尔古纳市，俄罗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重要社会价值和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额尔古纳市现代文化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今后在额尔古纳市的非遗文化保护工作中，需要多部门携手共同努力，在传承和保护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将民族文化一脉相承，积极地传承下去，留住民族情感，将额尔古纳市建设成为最美的家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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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敖佳鹏.中国俄罗斯族文化旅游开发策略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俄罗斯族聚居区为例[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5）.
[4]于春江.中国俄罗斯族民族过程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9.
非遗传承的政策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化环境保护策略
宁夏是我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也是回族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区。因此，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且具有浓郁的地域风情和民族特色，对于民族文化保护和国家文化繁荣具有重要的价值，其中的回族山花儿、回族民间器乐、回族服饰、二毛皮制作技艺、回族剪纸等18项已被列入部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详见表一），马生林、张明星、张宝玉等9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被认定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一、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依据及保护措施
随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一步关注，我国为了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同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2003年11月3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于在第3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分别于2005年和2006年通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这些规章制度最终升华为我国第一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即于2011年6月1日起施行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这部法律为我国各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为响应国家号召，宁夏政府在出台地方性保护法规、建立保护机构、建立地方名录体系和舆论宣传等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2005年9月15日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第63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06年7月21日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这些地方性法规形成了宁夏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南”与“依据”，为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
从2006年至200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用了两年时间摸清了本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家底”，迈出了保护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质性的一步。此后分别于2007年、2009年和2012年由自治区文化厅组织相关专家评选出了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1个大类共计72项，并确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43位。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及其代表性传承人的确定，为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明确了工作的“方向”和“重点”。此外，宁夏还采取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基地、乡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点和开展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等措施，对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宣传和保护。
二、信息化环境下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过近十年时间的努力，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宣传、传承及拯救濒危非物资文化遗产方面的确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和我国其他地区一样，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仍然面临诸多现实问题。
（一）传承环境恶化。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面对的现状是文化生态环境的急剧改变，资源流失状况严重，后继乏人，一些传统技艺正在面临灭绝的威胁[1]。宁夏9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平均年龄64岁，且已有两人辞世；143位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60岁以上者有65人占45%，年龄低于40岁者只有12人只占总数的8%。可见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年龄普遍偏大且后继乏人，传承现状不容乐观，部分传承技艺会随着传承人的辞世而面临失传的危险。此外，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正在进行城镇化改造，大批古村落要么消失、要么变为“老人村”，可见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环境恶化是其保护工作的最大障碍。正如冯骥才在书中所描述的：“无数珍贵民间技艺随着老人逝去而销迹；大片大片风格各异的古老民俗以及蕴涵其中的历史文化精神正在被推土机推倒铲除；大量民间文化的典型器物流失海外；民间年画、皮影、傩戏、剪纸、传世刺绣等经典民间艺术随其生存土壤环境的破坏而日渐衰微。”[2]
（二）缺乏群众基础。
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是文化传承的必要条件，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受众悄无声息发生影响深远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极不利的变化――缺乏青年群体的文化受众。如西北地方剧种秦腔，秦腔传承数百年来，曾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随着广播、电视、计算机的产生与普及，秦腔的受众数量以较快的速度开始减少，现在已经很少有年轻人乐于观赏秦腔剧目。秦腔之所以缺乏青年受众，一方面是因为秦腔中的很难听明白，就连西北本地年轻人也很难听懂秦腔剧中的唱词，除非是对剧情比较熟悉的老年人，另一方面秦腔剧中演绎的故事情节大多是历史故事，很难与当下的现实生活产生直接关联。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懂秦腔的老年听众越来越少，而青年人又不愿听秦腔，是故秦腔在当下社会就变得开始缺乏群众基础，长此以往秦腔的发展终将面临严峻的困局。
与此类似的还有宁夏花儿、宁夏小曲、二毛皮制作技艺、回族剪纸、回族民间故事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曾在宁夏境内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由于各种原因使受众不断减少，文化根基逐渐受到动摇，因此，缺乏群众基础是影响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缺乏长效传承机制。
目前，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主要有三种传承方式，分别为自愿性的松散传承方式、政策性的传承方式和景区传承方式[3]。
1.自愿性的松散传承方式是一种由家族传承模式演变而来的社会传承方式，即由原来单个家族、单个村落内部传承的家族传承模式演变成的跨家庭、跨地区的社会传承方式，如宁夏隆德县的杨氏家庭泥塑的传承。这种传承方式是一种在传承人活动圈内基于个体兴趣爱好的传承方式，这种传承方式的传承规模取决于传承人活动范围大小，以及该范围内对传承项目有兴趣、有意向的人的数量多少，因此这种传承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政策性的传承方式是一种在政府引导下的新型传承方式，主要包括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点”和一系列“校园传承”活动等。到目前为止，宁夏已设立包括回族山花儿、社火、回族器乐等50个遍布全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点。此外，区政府还积极引导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不断发展壮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传播基地，同时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孵化基地、拓宽技艺展示等，支持具有一定市场前景的回医回药、回族服饰、贺兰石雕刻、剪纸、泥塑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社区、进景区。
这些政策的落实确定了宁夏政府部门与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团队之间较松散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同时也由于这种松散的合作关系难以形成稳定的传承团队，且很难使传承团队成员的利益得到稳定、合理的保障。同时，这一系列的保护策略忽略了民俗专家、科研团队作为重要角色在其中长期存在的重要性，民俗专家和科研团队不仅要参与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更要长期扎根于一线，存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态发展的各个环节，保证其更科学、更理性、更有效地发展。
3.景区传承方式主要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与景区互利共赢、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空间的传承方式，这种传承方式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这种传承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经济收入，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新的内涵，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生存空间和存在价值，但毕竟这种传承方式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的，虽然增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生存能力和影响力，但这种商业模式下文化传承毕竟会受到经济利益的影响，容易失去其原真性及本真性。
三、信息环境下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信息技术是信息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手段，且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然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数字化理念与必要的科学研究进行。
（一）建立数据库，抢救现存资料。
目前，数字化文化遗产的发展程度已经成为评价一个国家信息技术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当前世界发达国家无不以国家政策主导、以公共资金启动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1992年，为了便于永久性地保存和最大限度地为公众公平地享有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DneSCo）开始推动“世界的记忆”项目，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4]，由此引起国内外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及数据库建设潮流。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的建设方面，尤其是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数据库的建设方面，我国民族地区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内蒙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数据库、陕西文化遗产资料库、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动态影像数据库、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静态影像数据库、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数据库等[5]。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成功实施将为宁夏通过信息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再创造提供有益的方法与经验。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由之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将这些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整保存下来，避免其因传承人死亡等不可抗因素造成的失传。
（二）搭建虚拟博物馆，实现数字文化观光。
非物质文化遗产虚拟博物馆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虚拟博物馆，是运用虚拟现实技术、J2ee开发技术、VRmL技术、动漫技术、音视频技术等信息技术手段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整内容及过程并可呈现于网络上的虚拟博物馆。相较单纯数据库的建设，虚拟博物馆内容更翔实、生动、全面、复杂，且具有对外宣传、展演的功能。在网上只需敲击鼠标就可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详尽内容和配以音频解说的影像资料及三维模拟过程，即通过计算机网络的数字文化观光。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虚拟博物馆的建设不仅有利于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更有利于其宣传与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虚拟博物馆建设技术目前国内已经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比如浙江大学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民间表演艺术的数字化抢救保护与开发的关键技术研究”，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现代工业设计研究所的“楚文化编钟乐舞数字化技术研究”、“云南斑铜工艺品数字化辅助设计系统”等项目的研究工作[6]。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虚拟博物馆建设技术的运用已经初步证明这种新的文化存储、展演方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方面的巨大潜力，也为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虚拟博物馆的建设提供现成的技术手段。
（三）培养文化受众，拓展传承空间。
信息时代的文化传播具有与以往任何时期文化传播不同的特点，信息化环境下文化的传承既要考虑传播方式、传播形态，又要考虑文化本身的特点。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播要以适应于信息时代传播方式的数字形态进行存储、传播，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且其本身体现的思想、内容要与时俱进。这样通过计算机网络等新型媒体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众生活进行无缝对接，从而扩大民众价值认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润物细无声式地融入民众日常生活中。
此外，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受众的培养还可以以学校传承的方式进行。近年来宁夏政府在学校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如2010年宁夏文化厅与宁夏教育厅联合下发了《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规划纲要》，开始实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学校传承计划，通过民间艺人进课堂、编写山花儿等相关项目的乡土教材等方式，让本土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主流教育。在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同时，丰富基础教育中素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7]。此外，宁夏区内部分大学还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课程。这种在大、中、小学里进行的宣传、教育活动对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相信通过对校园传承方式的不断优化，校园最终将成为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传承的主要阵地之一。
（四）重视科学研究，优化传承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首先取决于它们对其所在地域之民众生活的意义，而不应该取决于它们的商业开发和利用的价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要上升到世界文化、文明多样性的高度。要在一个国际背景和全人类文化的体系或框架之中重新确认民族民间文化[1]。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不是一场临时性的短期行为，而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工程。面对这样一项长期的历史性工程，我们必须本着严谨的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有效的保护措施才能取得预期效果。因此，我们应特别重视面向这项历史性工程的科学研究工作，研究其核心价值所在、在当下最科学合理的传承方式、如何服务于当下及今后的民众文化生活等，最终使尽可能多的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切实的保护和传承，并将其融入民众文化生活中。
可喜的是宁夏部分科研单位已经开始重视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如北方民族大学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专门从事宁夏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工作，宁夏医科大学成立回族汤瓶八诊培训学院，将回族汤瓶八诊疗法这一珍贵的回族文化医术引入高校[8]。在这些有益的探索中，部分大学承担作为大学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发挥其学术、科研专长，尽到传播文化、服务社会的基本义务。
根据国内外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经验可以得知，由民俗专家和传承人共同组成科研团队的科研工作是信息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重点工作所在，大学应以相关科研单位为载体，由民俗专家和传承人牵头，以科研促传承、以科研促发展，优化传承机制，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
四、结语
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动态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当前的信息化环境下，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传承工作，要从政府到大学再到普通民众均应深刻认识其重大意义，主动增强文化自觉意识，采用建立数据库、搭建虚拟博物馆、培养文化受众、重视科学研究等策略，由政府在穿针引线、配置资源、组合资源，由大学、科研团队、民俗专家、传承人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共同努力探索长期、科学而有效的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方式，使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民众生活中继续发光发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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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春武.绿芽计划让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根传承[J].宁夏画报（时政版），2013（2）：68-69.
非遗传承的政策篇6
[关键词]吴中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5）20-0047-02
一、苏州市吴中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一）资源丰富
吴中区历史悠久，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现有历史文化名镇5个，其中部级3个、省级2个;拥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4项、省级项目5项、市级项目10项，其中苏州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作为传统木结构建筑营造技艺的组成部分，于2009年被列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拥有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64人，其中部级4人、省级6人;拥有苏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地4个。吴中区在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古村落、古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库藏文物精品五方面的数量都位居全国前列。除此之外，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现象在漫长的历史中发展、锤炼、升华和提高，通过口传身授、典籍记载、制作技艺等形式流传下来，太湖流域以及水文化为特征的民风民俗，共同造就了吴中精彩纷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支持有力
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吴中区始终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整体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吴中区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不断加大。项目资金、传承人补助经费落实到位;制作了录像、录音资料;抢救性征购了珍贵实物;编辑了普查丛书;对一些没有进入传承人名录，又承载着一定传承技艺的传承者，评定为农村中高级实用人才;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传承、传习活动。这一系列举措对促进非遗活态传承保护工作起到了积极助推作用，保护成效显著。
二、相应对策及建议
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吴中区做了大量认真而细致的工作，非遗保护工作也走在江苏省的前列。但是，众所周知，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这也就导致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尽管政府主动进行保护方式的优点是见效快，作用显著，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保留住非物质文化。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而言是被动接受，自身缺乏生存活力，加之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身原因，保护工作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现在，就以吴中区的非遗保护工作谈谈对策与建议。
（一）政府主动保护与自身开发保护相结合，从而激发生存活力
在政府加大保护力度的基础上，应该建立起一种由政府引导、市场化参与的保护机制，以市场竞争的压力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活力，从而找回自己的生存价值，使这些项目的传承能够进入活态与发展的良性循环之路。如流传于吴中区越溪一带的石湖棹歌，本来就是一种古老的民间音乐，现在要找寻一册相关的书籍都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如果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扶持下，能够将石湖棹歌进行搜集整理，甚至彩排展演，这必将是石湖文创旅游项目中的一个亮点。所以说，只要进行认真宣传、推广，就能使人们认同棹歌、了解棹歌，再从内容到形式进行合理转化，强化其自身在社交活动中的功能作用，使传承者和被传承者双向互动，营造新的传承环境，促其活态传承、延续。
（二）切实做好包括传承人在内的非遗项目推广工作
传承人是非遗项目的“血液”，只有“血液”是新鲜的，不断更新的、活态的，非遗项目才能长久传承下去。特别是对许多未列入保护名录的非遗项目来说，必须培养自身的造血功能，使其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得到适应性调适，从而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与此同时，文化管理部门要主动出击，让市民了解非遗、走近非遗，这才是更高级别的保护方式。
2015年6月28日，吴中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为契机，组织部分市民群众代表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体验活动，与传统文化、传统技艺以及传承人进行手与手、手与物、心与心的交流。在这种接地气的活动中，市民参观并体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包括剧装戏剧制作技艺（苏州剧装戏具合作工作）、明式家具制作技艺（苏福红木工艺厂）、苏州玉雕（马洪伟玉雕工作室）、光福核雕（许忠英核雕工作室），近距离观察、参与、互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流程，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了解优秀传统文化，学习知识和技艺，进一步提高了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保护。
越溪船拳是吴中区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非遗项目，如果仅靠传承人的发扬光大，显然，其力量是微不足道的。针对这种情况，吴中区越溪实验小学将其引入学校的体育课堂，并与苏州大学体育学院合编相关教材，在全校进行推广，并多次组织学生参加全市范围内的展演活动。这种形式，就让非遗项目的传承走向纵深，从而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非遗传承的政策篇7
关键词：文化旅游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0-00-01
我国的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有图书出版业，新闻传媒产业，广播影视业，动漫产业，网络文化产业，表演艺术业，广告产业，体育赛事，休闲娱乐业，文化旅游业以及会展产业等。本文将重点阐述文化旅游产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见证和民族精神的财富，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职责，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旅游开发可以加强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和价值的认知度，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脉，传承人类文明，而那些不丧失原真性的、科学合理的旅游开发在更大层面上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旅游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因此，本文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分析研究，论证了二者相互依存的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了旅游业的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传承，是一个地区的精神文明寄托，体现了该地方人民生活情趣。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好好利用和开发，会对一个地方的旅游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地域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之一，非遗旅游资源是一定地域内人们智慧的结晶，其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价值高，可以有效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内容丰富多样。
我国西南边疆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相对落后，由于远离城市的喧嚣，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大山的“屏障”下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若能加以好好保护，加大政府宣传力度，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打旅游产品，吸引外地乃至世界的游客慕名而来，从而进一步发展旅游业，用旅游增加的经济收入用来保护“非遗”，开发更多的旅游产品，于是一个良性的产业链随即诞生，从而能进一步改善我国西南边疆文化旅游产业开发落后的现状，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的转型。
（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铸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础。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发展的传统社会环境，其根基受到侵蚀，其传承由此面临巨大的威胁。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复合价值，要求我们对其进行保护，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及其特点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别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定格化，不能将其固定在某一个时点，而只能让其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演进，其传承也不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到真空的环境中，市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载体与传播的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独立存在，它必须依附在某个特定的载体方能显示、传播、储存与传承。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借助的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旅游需求的增长，而在经济学理论中，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影响的。旅游资源数量的不断拓展，质量的不断提升，特别是文化内涵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入到旅游资源的行列，吸引了更多的旅游者，进而促进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反过来，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为日渐式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和机会，这同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旅游模式，是将“非遗”作为一种旅游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开发成为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和购买的旅游产品，使“非遗”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和发展的模式。
二、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一）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保护遗产传承者在整个针对遗产开发的文化旅游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大多具有“创作”、“表演”、“接受”等三位一体的特征，尤其是口传文化。创作者既是“表演者”也是“接受者”，又是传承者。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应该是传承人。因为无论“活态”也好，“本土”也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活力，实际都存在于孕育它的民族民众之中，并在精神、情感和日常行为上与他们融为一体。因此，应该由传承者自己来确立他们的遗产当中什么是最值得展示、如何展示，并且积极参与相关开发措施的决策以及监督这些措施的实施。
（二）政府部门发挥好各自的职能。由于我国对旅游业没有具体的管理政策，所以，就导致在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经常出现混乱的现象。这就需要和政府部门联合起来，充分发挥其决策、统筹、组织、管理等相关职能，并且在进行保护的过程中，政府可以根据其自身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发挥出应有的能力。通过召开相关会议决策出合理开发原则以及办法，并加大宣传力度来改善管理旅游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混乱的现象。同时，也应该在深思熟虑后，对不同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制定相对应的保护政策，并加大力度让旅游部门执行。
（三）文化旅游开发者应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通过对热门的旅游景点我们可以得知，由于金钱利益的驱使，使得众多旅游开发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现象视而不见。例如，现有的大理古城中的白族文化已经遭到了破坏。在洱海游船时，这本来是一件非常美好，并且赏心悦目的游行，但是由于白族人民渴望金钱的欲望，使得许多游客都遭到超额付费的事情。由于白族人民熟悉当地的地形，所以在去洱海游船的必经之路中间私自设立了游船港口。许多外来游客由于不了解正规景点的游船价格就轻易进行交费。但是最终发现其支付的金额往往是正规游船价格的五倍。这就为游客的心情蒙上了一层不悦的纱，使得整场旅行都不愉快。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当地管理人员知道这种现象的存在却视而不见。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敲醒警钟，加大监管旅游开发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力度，争取还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有的纯朴。
三、小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中传承下来的精华部分，它负载一个民族的特定价值取向，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凝聚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是特定群体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不可再生的遗产。在文化旅游的视野下，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社会各界人士做出共同的努力，在遵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的过程中，应积极采取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得以传承，提高我国国民的精神文化水平，这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
参考文献：
[1]崔亚军.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讨[J].东方企业文化，2015，10：26-27.
非遗传承的政策篇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立法保护；保护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我国各民族保持对祖先的记忆和历史延续性的独特展现，形象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它融民族性与大众性于一体，是各族人民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与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口头传统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含戏曲、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我国共有昆曲、古琴艺术等29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3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总览我国传统文化，它以儒家思想为内核，道教、佛教等文化形态亦融入其中，形式丰富，覆盖了多种艺术形式。经千年文明演化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特质和风貌，是民族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同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有的性质：一是具有无形性；二是具有传统性；三是其创作的主体具有群体性；四是其传承和发展具有动态性和不平衡性：五是具有某种公开性；六是其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困境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展开，也出现了不少问题，需要我们关注和解决。
(一)无法适应现代化生活
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全球一体化的加剧，使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不断渗透，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我国非物质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地――农耕文化遭到巨大破坏。一些传统习俗发生改变，许多文化记忆渐趋淡化，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逐渐被遗忘；市场经济和就业观念，导致年轻人不愿学习传统文化艺术。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使“非遗”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保护机制的不完善
有的地方领导认识不到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有的地方文化部门积极性很高，但当地政府在落实资金、建立保护工作机构等方面的措施不力，致使一些地方资源的普查、抢救、保护工作迟迟不能开展；有的地方保护工作缺乏领导，保护思路不清，盲目开发，对“非遗”歪曲和滥用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现象导致“非遗”保护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影响了文化建设的全局。
(三)立法保护力度不足
经过几年的努力，目前已经初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但“重申报轻保护”、“重利用轻管理”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基层“非遗”保护机构仍较薄弱，相当一部分市县级保护工作机构尚未建立或健全，许多地方尚没有专门的负责人，理论研究仍落后于保护工作的实践。我国已于今年三月通过了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具体实施效果有待观望。
(四)财力支持不足
自2006年以来，中央财政专项拨款补助地方进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截至2009年，四年来已累计投入国家“非遗”保护经费为5.86亿元，并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保护经费的逐年增长体现了国家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但与我国丰富的“非遗”项目资源相比，“非遗”保护经费还远远不足。特别是在现代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非遗”濒危程度日益严重，这些保护经费的投入显得“杯水车薪”。
三、韩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
韩国、日本与我国文化同宗同源，且对传统文化的保护起步较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对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强烈的民族传统文化自觉意识
在韩国，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保护和传承，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广大民众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韩国一年四季都拥有各种民俗文化节，完整地继承和保存了民族传统文化。这些节庆活动完全是民间自发组织的，且一般规模也相当大。在传统节日中，韩国各大旅游景点都对穿着传统服饰的人们免费开放。正是通过文化普及教育的形式，民族文化得到了保留与发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度性保障
日本政府官方对文物保护十分重视，颁布了许多部级和市级的“文化财”项目，并将有重要意义的民间节日列为国家法定节日。韩国也是较早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着力于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搜集和整理。半个世纪以来，韩国陆续公布了1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定了金字塔式的文化传承人制度。韩日两国均制定了“文化立国”战略，并建立相关机构支援文化产业。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
1950年，日本率先制定了《文化财保护法》。政府制定了相关的保护政策和健全的法律法规，用管理经济市场的方法管理文化市场，通过机制化的法律法规手段来调控文化市场，逐步建立起完备、成熟的文化市场体系与网络。韩国早在1962年就颁布了《韩国文化财产保护法》，至今已经进行了14次修改。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和严格的奖惩制度，有力保障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四)“非遗”的现代文化产业化保护
韩国电视剧是韩国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工业的成功结合。韩国认真思考和研究了本国的传统文化特点，以及其他周边国家地区的国情和文化，广泛借鉴众多其他文化产业强国的成功经验，立足自身的文化和地理优势，巧妙地把自身的传统文化和现代传媒工具有机的相互结合，多方位多渠道的向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推销他们引以为自豪的韩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影响。
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方向
(一)加强国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感和自觉保护意识
加强国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觉保护意识，积极倡导各族人民热爱、珍重、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韩国传统文化保护的经验启示我们，应利用学校教育，从孩子抓起，构建民族文化认同感；另外还应结合各种宣传方式，倡导全民认识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中来。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远程教育网络等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并通过在农村、街道社区举办培训班、发放宣传资料等有效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加强对“非遗”保护工作相关政策和知识的宣传，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不断提高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意识。
(二)构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制度
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政策扶持是分不开的。政府通过制定相关的保护政策和健全的法律法规，根据各种产业所占的市场份额、税收比例采取相应的扶持政策：用管理经济市场的方法管理文化市场，通过机制化的法律法规手段来调控文化市场，逐步建立起完备和成熟的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将有力的保障民族传统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立法保护“非遗”，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民族文化的血脉传承。然而，由于我国缺乏专门的“非遗”保护法律，致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受到很大影响。如我国的民间文学《花木兰》，被国外公司制作成卡通影片并获30多亿美元的收入，但民间文学《花木兰》无法获得知识产权保护，自然无处获得相应的收益。为此，我国新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它的出台将“非遗”保护的有效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长期实施和有效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三)拓展保护资金来源保障传承人生存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韩日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的各项财政、基金扶持以及灵活的投资体制。公司、基金会和个人的商业性赞助以及公益性的捐助是文化艺术团体经费的主要来源，其数额远高于各级政府的资助和拨款。因此，我国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应设立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财政预算，直接或间接提供资金，对传统文化产业和民间文化传承人进行扶持和补助；各级地方政府还应通过税收减免制度等扶持措施，鼓励企业、机构、团体、组织对文化产业进行资金投入；同时，动员社会各界，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传统文化人才；对已经消失或濒危的传统文化形态，要组织专家挖掘并实施恢复抢救工程。完善的政策体系是民间技艺传承人得到发展的重要保障，尽快出台对其的补贴扶助措施显得尤为关键。
(四)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申报，已成为各国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我国历史悠久，长期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因此他邦也保存有与我国相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相应保留遗存被先行申报的象现也已经出现。在文化产业全球化加速的今天，谁先理解并合理利用相关国际法规，谁就会对共同的传统文化现象抢先实施申报，并肯定能在今后的文化产业领域里占得先机。
(五)重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产业合作开发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但同样要以战略性发展眼光认识文化产业和传统文化。加大对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深度和综合开发力度，集中优势资源，逐步打造有影响的国际文化品牌。对内可加强各民族的凝聚力，对外可潜移默化地扩大我民族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这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有积极的作用，更会提升我国文化产业产值在世界市场的份额。
目前，我国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如传统玩具、木雕、刺绣等工艺技术类文化遗产，歌舞等表演类文化遗产，神话、史诗等民间文学类文化遗产，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类文化遗产以及传统医药术、食品制作、冶金术等知识经验类文化遗产，已逐渐步入市场，并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开始了它们的产业化经营。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遗产的持有者不但从遗产产业化经营中获取了高额回报，同时还在经营过程中弘扬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以及附着于这些文化产品之上的民族精神。
毋庸置疑，文化产业已经成为2l世纪各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充分认识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探索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产业合作开发之路对我国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非遗传承的政策篇9
关键词：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小学教育
1.引言
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渐趋恶化，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现严重的传承危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迫在眉睫。活态传承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之道，探索多种传承方式显得尤为必要。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都突出强调了教育传承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1]。民族地区的小学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文化空间，在保护传承本民族遗产文化中占据明显的地域优势[2]。通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民族小学教育中，可以使少年儿童在其价值观形成的时候就将本土文化扎根于心灵，增强其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觉性，逐渐树立起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由此利于提高少年儿童的综合素质，同时更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推进。
2.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的融合路径
2.1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认知教育的融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着内涵丰富的民族民俗文化知识，反映了民族地区基层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及精神面貌，对其进行保护对于维护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地区的小学应挖掘当地民俗特色文化资源，积极参考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主体的建议意见，组织专业教师团队编写出通俗易懂的地域民俗文化校本教材，将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民间传说故事、民俗节庆文化、民族服饰文化等以选修课、自修课的形式列入小学教学内容，从而提高小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能力，增强其民族文化认同感。
2.2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科学认知教育的融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原生态地反映了各民族地区不同时期生产力发展实态、人类的创造能力和认识水平，体现了民族地区群众对大自然、生产生活实践的科学探索，具有重要的科学文化价值。通过总结归纳本民族传统历法、传统工艺、民间医药等具有科学价值的遗产项目，为小学生的自然科学课程补充设计文字与图片生动结合的辅助教材，并在教学过程中强调教师的引导作用，从而培养小学生对本民族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兴趣，激发其民族自豪感。
2.3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体育运动教育的融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舞蹈、体育以及重大节庆活动都蕴含着丰富的体育运动教学资源。将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等项目渗透到小学生的体育教学内容中，不仅可以丰富体育教学内容，增加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增强学生身体素质，而且可以加深少年儿童对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感知。为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小学教育的融合，民族小学一方面可以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发展的文化空间，通过在重大节日举办一些民族活动，引导学生参与体验具有民族特色的舞蹈、体育活动。另一方面，通过开设民族舞蹈和体育课程，使传承传统舞蹈、体育项目成为常规的教学活动。
2.4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艺术审美教育的融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等内容都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艺术内涵，形象地展示了各民族独特的艺术情趣和审美取向，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民间小学应定期组织小学生参观欣赏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民族服饰以及美术书法作品，从而培养其对民族文化艺术的审美情操。同时，可以开设民族音乐、舞蹈、美术和书法等特色艺术课程，加强特色民族文化艺术对少年儿童的艺术熏陶，培养小学生对民族特色艺术文化认知能力。
2.5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思想道德教育的融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拥有丰富的伦理道德资源，形象生动地传扬着各族人民积极向善的伦理观念，为少年儿童的德育提供了鲜活的材料。民族小学可以将民间传说故事、传统礼仪和节庆仪式中的优秀道德文化资源编为儿童品德教育读本，为小学生的感恩、礼仪教育提供特色素材。另外，民族小学可以采用符合儿童无意识模仿和具体形象思维等心理特征的娱乐体验方式，如讲述民间传说故事，观看道德教育影片，欣赏传统音乐等，增强其受教育效果。通过将本民族道德文化资源应用在小学生的道德教育中，可以充分发挥民族优秀道德文化的示范作用，使民族精神在少年儿童中得到传承和弘扬。
3.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小学教学对接的保障措施
3.1制定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对接的政策措施
制定合理的政策，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是民族小学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力保障，因此，民族地区的各级文化和教育部门要依据本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状况，拟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小学的项目推荐计划，并周密制定“非遗”进校园的实施方案。另外，各级文化、教育部门应加强小学教育资源建设和师资培训，为创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对接工作创造条件。最后，文化和教育部门要加强对保护传承“非遗”小学的监督和管理，对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绩突出的小学给予适当的奖励，对考核与评价不合格的学校责令限期整改，从而规范和鼓励小学教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
3.2开发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对接的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实现学校培养目标的重要载体，它规划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学校教育融合发展的具体实施方案，同时为学校教师的教学提供方向指导，开发遗产保护对接小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对接的课程体系开发主要从小学教育中的拓展课程和探究课程入手。拓展课程的开发，要求学校首先挖掘发现本民族的民间传说、表演艺术、体育等项目，然后将其整理为可进入课堂的校本化的教学资源，最后依据这些教学资源设置反映民族地域特色的艺术欣赏、书法练习、民族体育等拓展课程。探究课程的内容主要是引导学生参与重大民族节庆文化活动，定期参观民族工艺品展览等社会实践探索活动。
3.3引导传承人参与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对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的顺利对接，离不开民间艺人的支持与帮助。因此，政府和民族小学要积极引导民间艺人参与支持教育保护遗产的活动。一方面，政府通过对传承人的政策扶持和培训教育，增强其文化自觉性和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感，鼓励其参与民族小学的遗产保护活动。另一方面，民族小学将传承人聘请到学校，担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教学，并鼓励其为校本课程的课时安排和校本教材编写建言献策，为民族小学的遗产教育工作提供指导。
4.结语
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表演艺术、传统体育项目内容，通过采用参与互动和直观感受的方式将其应用在小学教育中，可以让少年儿童在感知、体验中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逐步培养学习传承传统文化的兴趣。民族小学与民间艺人应在政府政策引导下积极合作，落实学校教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小学教育的顺利对接。
参考文献：
非遗传承的政策篇10
的重要性，针对“非遗”的保护问题，提出了挖掘保护并充分利用“非遗”传承人有效资源的见解，并结合当前保护传承人的实际情况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但对传承人资源保护任重道远。
关键词：保护非遗传承人资源
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是当今一项国际性的探索课题。我国是世界上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随着我国加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又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见》，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诸多问题需要探索，但笔者以为，对代表性传承人资源的挖掘及保护，是整个保护工作的核心和关键。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然受到严重冲击，而不少代表性传承人也因年事已高或后继乏人，其所掌握的技艺随时有可能失传。因此，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鼓励和支持这些代表性传承人将其所掌握的技艺进行传承，并总结他们的艺术规律，已成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海州五大宫调历史悠久，是江苏明清俗曲重要的一脉，是古老的"诸宫调"宝贵的遗存，对我国民间音乐乃至民间曲艺的研究具有难得的实证价值。海州五大宫调历史悠久，积蕴颇厚。一些明代的小曲如【寄生草】、【山坡羊】、【打枣竿】等虽几经传衍，但仍保存完整；在江浙地区几近失传的乐曲如【马头调】等也可在这里找到传人，一些演唱难度很高的集曲至今仍有人在传唱。但因保护意识不强,自1980年后，五大宫调已渐呈濒危状态。直到2005年,海州五大宫调才被列入江苏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2006年，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海州五大宫调是我国明清俗曲的一份珍贵遗产，它的发掘保护，为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民间文化，为中国明清音乐史的研究，产生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靠人的行为来传承的。许多独特的技艺，不见书载，不见史录，均存在于传承者的身上，“身在艺在，身亡艺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非常令人扼腕叹惜的现象。而现在许多优秀传承人已年迈体弱，致使某些民间技艺濒临绝境。因此建立代表性传承人的体系，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赞助他们的传承活动，总结他们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就显得十分必要和十分紧迫。如海州五大宫调代表性传承人徐希来老人,生前会唱[马头调],四年前他完成了自己最终的绝唱，离开了人世。遗憾的是他的[马头调]和[九腔十八调]等绝技没有来得及授徒流传。同样，1890年出生的连云港市灌云县板浦镇的赵广江老人，他演唱的集曲“娃娃忆”和“草虫”，短小精干、地方色彩浓郁而演唱难度极大，堪称海州五大宫调中的两支精品小令。当他92岁高龄为我们作最后一次录音后，没有传人而去世。所幸的是多少年前一次文化创作采风活动，均为他们的演唱进行了录音，保留了声谱一致的记谱，使这些珍贵的遗产得以完整保存。2008年2月，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也已出炉，就在名单正式公布之际，551位传承人中已有两位离世，令人痛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刻不容缓、时不我待，因此，对这些传承人进行抢救性的保护，正是我们目前最紧迫的重要工作任务。因此，对代表性传承人本质特征的透析与资源挖掘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重点。本人不端浅陋，根据对五大宫调保护工作的深入调研，在这里粗略总结出代表性传承人的几点本质特征，并从传承人的特征分析中，逐渐挖掘保护传承人的潜在资源。
“非遗”传承人的资源之一——主体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流变性的文化，其精粹是与该项目代表性的传承人联结在一起的。虽然它有某些物质的因素或载体，但它是靠人来传承的，属于人类行为活动的范畴，其形态最终是在活的、动态的过程中来表现和完成的。因此，它无法离开人而独立存在。因而，代表性传承人具有不可替代的主体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传衍不息，正是依靠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人以活态的传承方式，使之得以保存和延续。特别是代表性传承人，或以口头，或以动作，或身怀绝技，或掌握独特技能，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精华，他们是传承中的杰出代表，被誉为“人类活财富”、“人类活珍宝”。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是保护和传承的主体。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要的是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
如海州五大宫调有两位老人被批准为第一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其中刘长兰老人是海州五大宫调知名唱家钱乐山先生的嫡传弟子。在数十年的演唱中，她掌握了很多难度较高的曲目，如“背弓”【满江红】等，她演唱善于运用气口和把握节奏，形成鲜明的艺术特色。其代表作长篇套曲“活捉张三郎”曾入选国家十大文艺集成，是海州五大宫调的优秀传承人。由此可见，抓住了代表性传承人这个主体，等于把握了保护和传承工作的核心。
“非遗”传承人的资源之二——示范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依靠身怀绝技的传承者世代相传而得以生存，这种相传往往是口传心授的方式，因而带有客观的示范性。又因传承人的选择和确定主要着眼于被传承者的亲密关系和认可，故这种示范性的传承无不打上鲜明的个人或家族的烙印。代表性传承人是众多传承人中的佼佼者，他们是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影响最大的传承人，因掌握了该项目某种独特的知识和技能，他们的演示，有着公认的权威性。而对代表性传承人的命名，正是对这种示范性和权威性的认同。这种认同赋予了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使他们在享受发展自己所持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同时，担负起将自己所持有的技艺传承给后人、贡献给社会的义务。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所拥有的某种特殊的文化技艺，既是属于自己或特定群体的，又是国家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构成因素，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代表性传承人的命名，使他们打破了原有的一些狭隘的、保守的心态，更具有开阔的心胸和开放的意识，积极发挥他们的示范作用。正是因为这种示范性，以赵绍康传承人的名字命名了“赵绍康小曲堂”，也成为我们采访录像的主要场所，当我们碰到一些不太熟悉的曲目向他们求教时，他们立刻能说出某人会唱，某人唱得最好，并亲自打电话将这些玩友约到家中，让我们录音。他们还热忱地向我们介绍了海州五大宫调玩友几位盲人，有位盲人玩友还向我们出示了他珍藏多年的海州五大宫调盲文唱本，实为珍贵的艺术资料。这些都充分展示了他们示范性的作用。
“非遗”传承人的资源之三——独特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是作为艺术或文化的表达形式而存在的，它体现了人民群众独特的创造力，具有各自的独特性。任何民族文化中都含有这种独特的文化艺术基因，如失去了这些，也就失去了自己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动力，代表性传承人正是这种艺术特征的集中体现。他们掌握了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不同风格和流派，掌握了该代表作中的独特知识和技能。假如没有他们的传承活动，就意味着这种独特技能的消亡。【马头调】是海州五大宫调中常用的曲牌之一。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有些专家学者就著文称这个曲牌早就失传几十年了。而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的田野调查中，却意外地发现连云港市赣榆县一位叫徐希来的老人会唱完整的【马头调】。更令我们惊奇的是，他演唱的【马头调】“望江楼”，竟和200年前清代嘉庆初年刊印的《白雪遗音》中记载的唱词几乎一字不差！老人文化水准不高，也不懂乐理知识，全凭师父的口传心授，一代代将这首独特的曲牌传承下来。省文化厅命名的代表性传承人赵绍康，几十年来执着地酷爱海州五大宫调，在演唱和伴奏的同时，致力于收集民间流传的曲牌和唱本。不仅自己辛勤努力，还动员他的子女们帮助收集和抄写。除了基本生活所需外，他的全部工资几乎全花在这上面。几十年来，他收集和整理的曲牌和唱本抄写了满满的26本，曲目有100多篇。在收集过程中，他潜心研究，掌握了许多曲牌的演奏技巧和曲目演唱功能，成为海州五大宫调仅存的一部活字典。另一位代表性传承人刘长兰，她的演唱技巧、碟琴的演奏技巧以及一些高难度曲目的演唱，也充分展示了她独特的技艺和功能。
“非遗”传承人的资源之四——民间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产于民间，流传于民间，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应该坚持民间事民间办的原则。政府给予一定的保护资金支持必要的，但这并意味着各级行政部门可以越俎代庖，这样不但会严重挫伤民间社团组织保护遗产的积极性，同时也会因为不了解文化遗产传承规律而将活生生的民俗民间文化艺术特色格式化。例如，有的地方剧种成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为了让他有市场有收入成为地方文化特色，名义上要“传承创新”，演出时加入许多电声器乐等现代元素来烘托气氛，增加舞台色彩，还有的觉得传统乐器音响单一，就把大提琴、古筝、琵琶等组成中外民乐大合唱，这样就失去他的“原汁原味”，这不是保护民间艺术，而恰恰是让民间艺术自掘坟墓。应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传承人对不同的文化，都有自己特殊的生长、生存环境，他们才是文化遗产真正的主人。只有入行，才能热爱。一些老的传承人，他们走到今天就是凭着一股热忱之心来孜孜不倦地追求。政府要给以政策上的扶持，采取积极保护措施，为他们提供展示的舞台，最大程度地保护住民间传承人的积极性，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民间文化的本色。
马克思指出：“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某一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1]。孙家正在2008年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颁证仪式的讲话中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杰出创造力。他还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特征是活态传承，主要依靠传承人的口传心授和言传身教。传承人掌握并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精湛技艺，他们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以杰出的智慧、卓越的才能，承继民族文化的传统，推进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民族文化的薪火相传做出了突出贡献。[2]针对目前的现状，各级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已开始渐渐采取多种方式给予传承人以种种保护措施。
首先，为传承人提供政策扶持。省文化厅命名的海州五大宫调代表性传承人赵绍康，今年已83岁，堪称海州五大宫调的一部活字典，得到省里的命名后，他极大地增强了自身的荣誉感和自信心。刘长兰老人是海州五大宫调嫡传弟子，国家考虑到她现实生活的困难，给予了她一些政策性的扶持，得到生活补贴的她万分激动，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演唱和授徒活动中。正是用政府的力量，避免在某些地区出现的民间发明、文化创造自生自灭，从而使之起死回生的重要举措。
其次，为传承人建设传承阵地。为了更好地保护“五大宫调”，连云港市文化部门在海州区、淮海剧团、连云港师专一附小学等成立了4个传承基地，还专门以赵绍康传承人的名字命名了“赵绍康小曲堂”，赵绍康不顾80多岁的高龄，热心参加许多社区的公益演唱活动，每周一、三、五定期去他家“小曲堂”切磋技艺或上门求教的玩友，多达五六十人，团结了一大批热心唱曲的传承人。近年来，各级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为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尽可能地为已经认定公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提供传习活动场所，并有计划地征集并保护代表性传承人的代表作品，建立代表性传承人的档案，这些保护措施均卓有成效。
再次，为传承人培育传承队伍。加强传承队伍的建设，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另一突破点。五大宫调就以“赵绍康小曲堂”为集中点，定期开展演唱会。在连云港师专一附小举办了少儿培训班，经过两年的学习，近100多个小学生会演唱五大宫调，并定期组织专场演出。在政府与文化主管部门极力鼓励并资助下，代表性传承人常年举办授徒传艺或教育培训班，扶持他们组织开展研讨、展示、宣传、传播等活动，以培育更多文化遗产接班人。
同时，为传承人建立保障机制。认真落实文化部制定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本“非遗”项目的实际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机制；积极参加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权利、义务以及资助办法等做出规定。把国家为年迈或生活困难的代表性传承人，定期发放养老金或生活补贴发放到位，让他们享受到一些特惠的国家政策，以便更好更有效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充分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重要性，认真执行和研究代表性传承人的政策和规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效展开，不负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