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的现状篇1
关键词：体育类回族“非遗”；学校教育；现状
【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1297（2012）08-0204-01
一引言
宁夏在我国是以回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地区，回族人口占全区人口的34.77%（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回族人民群众在宁夏聚居区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创造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灿烂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把体育类回族“非遗”在宁夏回族聚居区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使其促进宁夏回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更加焕发生机，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应认真思考的问题。学校是在传承和创新回族传统文化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宁夏回族聚居区的学校应当在传承和创新回族传统文化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在宁夏回族聚居区——固原市（一区四县）的农村和城镇学校进行调查，现将调查的基本情况和我们所做的简要分析作如下报告，并提出在学校需要加强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的对策建议。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宁夏回族聚居区中学学生。
2.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在2012年6～7月，通过随机抽样，分别在泾源县第一、三中学、固原市回中和西吉中学随机抽取中学生400名，发放问卷400份，有效回收378份，回收率为94.5%。
（2）访谈法：随机抽取9名学生班干部，10名体育教师和3名主管教学的领导进行个人访谈。
三结果与分析
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聚居区回族的生活方式，而与回族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体育类回族“非遗”活动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和冲击。调查显示，在宁夏回族聚居区学校教育中，对体育类回族“非遗”文化的重要价值与作用以及如何通过学校教育传承体育类回族“非遗”还有认识不到位的方面。其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学校因素分析
从调查结果看，宁夏回族聚居区中学对回族非物质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通过对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非常重视”的占24%，“重视”的占22%，“一般重视”的占26%，“不重视”的占28%。通过调查，在泾源县第一中学开设“踏脚”项目作为体育教学的补充，但占体育课时较少，还有在固原回中，回族木球作为该学校的民族传统项目训练基地，但是没有真正把木球列入到本校的体育教学中，只是在有各级各类少数民族运动会时，才临时挑选队员进行训练。没有真正把体育类回族“非遗”传承，只流于形式。
通过对回族非物质文化教育人才的培训和培养，对教师的调查结果显示，“没有参加过”的占84%，“很少参加”的占13%，“经常参加”的占3%。从调查的结果表明，宁夏回族聚居区各学校普遍缺乏能够进行回族非物质文化教育的骨干师资力量。
2.教师因素分析
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大部分教师过分强调学生在主科和升学科目的考试成绩，缺乏回族非物质文化课程开发和教育的动力和创新力，特别是面临中考和高考时，学生的成绩与升学率是衡量教师教学水平的主要标准，教师往往把数理化、英语、语文等作为其升学考试的主要内容，忽视对回族传统文化的教学。体育类回族“非遗”是否有必要作为学校教育和体育教学的内容，对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非常必要”的占41%，“必要”的占47%，“无所谓”的占10%，“没必要的”占2%。说明回族聚居区学生大部分学生期待在学校教育和体育教学中有体育类回族“非遗”的内容。
大部分回族体育教师虽然具有扎实的回族传统体育基础，但对如何开发回族本土教材，如何将体育类回族“非遗”文化与广大学生的需求相结合起来开展生动扎实的民族教育，态度不够积极，方法单一。
3.学生因素分析
关于家庭、学校、社会对体育类回族“非遗”的传承作用，对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在体育类回族“非遗”传承中“家庭”占13%，“学校”占71%，“社会”占16%。由于大部分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受到文化水平的局限，不能从理论的高度向学生进行阐述，使学生对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缺乏了解，难以认识到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的时代价值。
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宁夏回族聚居区，传统非物质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交融，急剧转型的社会环境，不仅给青少年的成长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文化价值资源，也对青少年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审美趣味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见表1）。在日常生活中，有的青少年在传统节日穿戴回族服装的同时，平时经常喜欢穿着名牌服饰、吃清真西餐和喝咖啡，在讲流利汉语的同时，很少有能熟练讲说阿语的，喜欢上网，表明当今文化的多样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在深刻地影响着宁夏回族聚居区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四学校教育中传承体育类回族“非遗”的对策
1.教育行政部门应重视在学校教育中传承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髓，回族传统文化经过长时期的积淀，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如何有效地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因此宁夏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充分重视民族传统文化在学校教育中的教学水平，培养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优秀人才。
2.学校应重视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课程的开发与利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培养学生对回族传统文化的兴趣。例如，成立多种形式的踏脚舞社会团体，经常进行交流，并且由专业的教师和聘请传承人进行系统深入地教授，组织各类竞技比赛，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
3.营造浓厚的校园民族文化。校园文化建设需要从校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着手，其中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是基础，精神文化是根本。在制度方面要建立健全教师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水平的评价，激励和保障机制，学生和教师、教师与校领导、学校与社区的互动机制，使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正规化、科学化。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要充分激发教师和学生参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热情，努力营造重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校风和人人学文化，人人树新风的良好学习氛围。
4.加强对民族教师的培养，提高传统文化教育水平。培训应从教育理念入手，让教师从理念上认识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增强教师的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充分理解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积极引导学生认识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精髓。学校要重视对民族传统文化教师的培养，采用“走出去，引进来”的方法，一方面派遣骨干教师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较好的学校和社区参观学习。另一方面，聘请民族文化教育专家和民间艺人来校指导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教育。
非遗传承的现状篇2
自政府全面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也遇到了一些需要妥善处理的关系，如果这些平衡关系得不到理论上的解决，那么我们的保护实践就很可能陷入两难境地，甚至会对原本就面临生存危机的文化遗产造成新的伤害。本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需要妥善处理的若干关系予以梳理，希冀从问题入手推进我们的保护工作。
一、政府主导保护与传承主体本色传承之间的关系
放眼古今中外，重大事件都是由当时政府主导，并号召全体民众共同参与创造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不例外。我国历史上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存在于未被纳入主流文化体系的乡土文化之中，其所承载文化信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为当时的社会上层建筑所关注，而只在民间传承发展，长此以往也就成为一种文化遗存物。虽然，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一直以各种名目有所延续，但是大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是在政府的推动下才蓬勃展开的。正是由于相当一批的知识精英的文化觉醒和政府的有力推进，国人才开始珍视伴随了民族千年的文化，体味推动民族发展的背景知识，其中符合主流价值体系的文化部分被冠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名目重新进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视域。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生存空间是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的乡土民间，特有的文化圈与生态环境等是其存在与发展的必需条件，而且惟有长期成长于其中的人才能真正知晓、理解、传承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肩负的重要文化遗产项目，并且能够原味的将其传承下去。但是，随着保护工作的强力推进，项目传承人也不可能置身其外，势必被纳入到政府主导的保护工作中。在政府的有序规划和专家团队的指导下，传承人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方式也会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势必或多或少的影响到其所肩负项目的活态传承。当然，政府主导的保护工作并不能参与到项目传承人的核心传承中，在共同推进保护实践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交织。政府主导保护工作的初衷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有序传承，但也存在由于个别执行部门或执行人凭主观意愿开展工作的现象。成长于民间的传承主体的本色传承可以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本土的经验借鉴，可以为国外先进的保护方法提供适用性蓝本。但是，如何使政府的主导保护效能最大化，并使传承人传承的项目保持不掉色、不变形，这就需要妥善处理政府主导保护与传承主体的本色传承之间的关系。
二、范围内保护与范围外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保护实践的探索，我国逐步探索出符合国情的整体性保护措施，如采取民俗村、博物馆、文化生态保护区等方式，实施一定范围的保护。目前的实践表明，整体性保护使范围内的诸种文化遗产项目得以较好的保护和延续，而且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政策便利。
整体性保护的理想状态是处于保护范围的诸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按照其应有的发展规律演进，能够维持并促进保护范围内的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理想保护状态的实现需要将保护范围完全独立于当地大范围的经济社会发展之外，使其彻底隔离开来，成为理想中的文化飞地。但是，互联网的普及和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的再分配带来了大范围的人口流动，原本相对独立的文化经济单元也已不复存在，一切文化经济单元都已经纳入国家或地方整体经济规划中，并与其它文化经济单元发生着微妙的关系。如何实现项目整体保护的预期目标，保护好范围内的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使其被纳入到国家或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这就需要妥善处理范围整体保护与外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
三、传承主体的原味传承与追求创新之间的平衡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传承过程中必然带有其所经历的时代信息，其本身就是一种时刻在演进丰富并始终维系核心文化基因的社会文化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项目传承人原滋原味传承的项目为民族文化复兴和国家软实力建设保存更多的文化基因。保护实践最为理想的状态，就是传承人所传承的文化遗产项目成为当代人知晓前人的手艺技能、行业信仰、社会风俗甚至是透析当时整个社会阶段的文化信息的文化物象。通过对该文化物象的分析，能够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一个相对全面客观的了解，以求以史为鉴，从而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作为社会一员的项目传承人也有自己的思维逻辑、文化信仰、兴趣爱好等，其对历史及现实的理解一定会或多或少地体现在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同时，由于时代与生态的变化、甚至部分物种的消亡，部分传承的项目在原材料选取、行业禁忌、审美导向等方面也会有所变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传承过程中，如何界定原味传承与适度创新是保护实践面临的棘手问题。鉴于知识水平和保护视野的限制，项目传承人对原味传承与适度创新理解和把握尺寸很难衡定。倘若靠专家团队或政府机构等为其界定和把握，很可能出现越厨代庖的现象。从文化传承角度而言，传承人的使命就是完整的传承其所肩负的项目，但是对于技术创新的向往和对原有高度的突破也是每一个高水平传承人的夙愿。虽然政府和专家一直号召传承人原味传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原味传承和追求创新之间的问题一直存在。如何对其进行一定量和度的认定和掌控，以及如何把量与度落实到保护和传承实践中将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包含的原始文化印记和时代文化基因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就需要妥善处理传承主体的原味传承与追求创新之间的关系。
四、保护工作的有力推进与项目自身演化之间的关系
如火如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在促进了大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培育民众文化自觉的同时，也对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原生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就在于努力使其能够不受其他外来因素的干扰按照其自身演化规律发展。但是，作为不同时代文化信息载体甚至是部分历史影像综合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所处历史环境的文化信息和民众生活有着各种联系，其自身的传承演化也是多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经历了不同文明阶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必然带有不同时代的文化印记，当今时代也不例外。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认知以及采取的多种保护措施，都是基于当今世界社会状况及人类现有的知识结构做出的，是基于一个历史时期的现状而采取的文化自卫。但是，若放在更长的人类历史来观察，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历了多个社会阶段，那么现在是否是其必经的社会阶段？如果不是，其是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间隙中穿越，还是在某一个历史时刻终结？如果是，我们的保护实践是否已经改变了其传承发展的规律？为了更科学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如何在保护实践的有力推进与项目的自身演化之间实现平衡？如果不能及时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很难说我们今天的保护实践不是一种新的破坏，在若干年后不为历史所否定。从问题着手来推进保护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行社会阶段的关系，协调保护工作的有力推进与项目自身演化之间的关系，使其找到在当今社会和历史长河中的合理定位。
五、传承主体的经济收益与具体项目的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不同利益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作为现实经济社会中的一员，项目的传承主体也有一定的利益诉求，这是其作为社会个体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如果，我们对项目传承主体的利益诉求置之不理，忽视其经济收益，恐怕也就无人再愿主动从事相关项目的传承。离开了项目传承人的项目，也将不复存在。但是，我们也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其经济价值，而在于其所包含丰富的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等等。如果片面的注重其经济价值，过于追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济效益，恰恰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曲解和破坏。
在具体保护工作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效益是最为重要的。我们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项目传承人的前提，就是认识到其所含有的巨大的社会效益，这是其存在的根本。在传承实践中，当项目的社会效益和传承人的经济收益出现冲突，传承人追求经济收益而舍弃社会效益的几率就会变得极其大，所以这就需要妥善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而且还下发了《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但只是提供了一些宏观层面的规定，对于调和不同保护力量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博弈很难提供可操作性的参考。
六、结语
非遗传承的现状篇3
一、现状问题研究
做好非遗对策方法的研究，找准非遗热点性研究，前提是要对非遗现状做到充分调研取证，进行大数据下我国非遗现状地毯式搜集研究，问题打井式榨取透析，非遗名录背后的跟进式理解，区域环境下非遗文化符号的针对性提炼。做到非遗整体认知，历史变迁了如指掌，问题反思切中要弊，基本特点娓娓道来，构成要素深度理解，才能保证后续充备的论证资料，才能规整研究方向不偏不倚，才能确保保护与发展方法切中要弊，才能实现技术与文化并行不悖，才能把握研究热点、焦点、主流，厘清主次，解决主要矛盾，兼顾次要矛盾，调整好党的执政方针与理论探索的关系，才能言之有物，避免过空、过大，脱离实际情况。关于非遗现状问题的研究在2016年依然保持良好的研究势头，在延续先前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拓宽。2016年，非遗现状问题研究，在2015年原有基础上补充与深化研究对象，跟进与细化了构成要素，反思与突破了问题与瓶颈，整合与追溯了研究进程。
2016年，关于非遗现状问题的探讨涉及到多地区、多民族，地区方面包括北京、重庆等2016年涉及到的地区还有：北京、重庆、新疆、宁夏、陕西、山西、安徽、云南、浙江、大连、江苏、福建、甘肃、山东、河南、湖南、湖北、黑龙江、广西、广东、广州、鄂尔多斯、苏州、江阴、玉溪、濮阳、温州、宁波、南通、南京、兰州、青岛、临沂、济南、滁州、临淄、恩施、自贡、郓城、凉山、泰顺、镇宁、泮村等。。民族方面包括蒙古族、纳西族等。这些研究对象和之前研究多有重复，但是不同的是横向纵向现状细化程度更高，对于新问题提出新方法，非遗更多以省、直辖市为单位进行观照比重增多，研究方面避免了过度碎片化、零散化，进行了一定现状问题的区域性整合。
（一）非遗本身现状的研究
2016年非遗现状问题的研究研究涉及到历史现状、理论或现实特点价值、相关机制体制。
非遗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有其动态变迁的过程，有其辉煌没落的“前世”，从纵向看对非遗研究要找寻它们最初那条线的起点，而不是把现状作为其研究起点，时常关注非遗历史的“后视镜”，避免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追尾”的惨剧。李旭关注于非遗文化变迁，以贵州镇宁县布依族的非遗保护为研究对象，对其保护所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其保护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变迁给予了关注分析，以期对保护与变迁二者之间的关系引起一定的重视。[1]萧放指出，对非遗的抢救保护工作的评价与认识，应从百年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与哲学文化的高度进行审视。[2]
今天是明天的历史，现状研究是未来的创造基石。有的学者重点对具体非遗、地区非遗进行全面现状调查，基于不同语境下的处境，肯定了既有成果，同样发现现有问题，提出方案。李冬颖采用问卷调查等方法，研究体育与游艺类非遗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生存状态。[3]除了针对非遗本身的历史现状研究，也有非遗学术成果历史现状的梳理研究。有的以年代、作者、研究机构、期刊分布或资金资助为维度进行统计分析，基于非遗研究数据库非遗成果作为研究样本，借助CiteSpace、Sati、Ucinet或V0Sviewer等工具，运用诸如文献计量学分析，总结我国具体或全面的非遗学术研究前沿、分期、趋势、演替或聚类等特点进行梳理、分析或预测。诸如汤立许，宋同顺二人通过知识图谱CiteSpace软件，以2003-2013年间CSSCi数据库收录的非遗与非遗来源期刊数据为数据来源，绘制并分析了11年间我国非遗文献共被引图谱、期刊共被引图谱等共现图谱，分析其图谱展现的我国非遗研究前沿、主要研究领域等诸多特点。[4]
有的学者关注于非遗特点、价值的分析，通过特点的总结，更好的把握非遗，通过多元价值认可，为非遗对策制定的迫切与重要提出全面肯定。非遗特点方面，有的学者针对具体类别非遗分析其风格特色、技法技巧、固有特质、隐性知识或文化符号。诸如邵媛媛，吴兴帜二人从如何界定非遗边界这一特点为最终目的入手，以阿细祭火仪式在文化旅游情境中的境遇为例，分析地方人群共同体如何重组遗产、确定遗产的消费边界，从而实现遗产的自我活态存续[5]。价值方面，2016年研究关注非遗具有的价值和作用。价值方面，学者们科学而精准的体悟与分析具体非遗类别本身具有的价值。赵沛曦，张波等人基于納西族非遗的基本情况，从六个方面分析了纳西族非遗的价值。[6]作用方面，学者们主要落脚于促进大学生人文素养提升[7]和建设新型城镇化力量[8]的作用展开分析。
有的学者关注于非遗相关体制机制的建设，对于配套、持续或者新制定的政策文件提出补充、评骘与绎读，为非遗持续性发展保驾护航。学者们从管理、技术等多层面解读相关措施现状、提出问题、构建理论、发现路径。朝戈金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5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这一国际文件及其出台的背景，梳理该政府间组织在文化遗产领域先后颁布的相关国际文书，就伦理维度和实践进程作概要性的解读、评述和分析，进而反观《公约》实施以来全球范围出现的若干横向问题及其伦理关切，兼谈国内非遗保护面临的伦理选择和能力建设走向。[9]
（二）非遗构成要素的研究
2016年非遗构成要素方面的研究聚焦利益相关者。非遗利益相关者包括传承人、政府、企业和普通民众（游客）、生态环境与基础设施。以传承人、生态环境为例，2016年，此方面的研究很大一部分聚焦于非遗传承人的现实处境、身份呈现，这类研究直接贴近传承人，扎根当地，深入定点式的进行研究。诸如武宇林以2009年入选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民歌“花儿”为例，通过对西北四省“花儿”艺人的走访与调查，对传承人现状进行透析。[10]还有部分关注于传承本身，诸如《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模式及其变迁》等，对传承人的综合理解起到一定思考作用。生态环境，是当代空间多元与文化混生条件下保持非遗活态性的重要砝码，基础设施是强有力的延缓地区衰败实现非遗可持续传承的物质载体。2016年，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的研究更加细节化，一桥、一街，基础设施从“面”趋向于“线”、“点”的转化。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更加完备化，尝试与其它机制、事象实现共建完成非遗保护，有关生态环境的行政机制提出探讨，量化研究有所增多。陈星、杨豪中通过在扬州历史地段上已经更新和正在更新的两个案例，分析这两个历史地段的衰退现象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在历史地段中非遗的功能和作用机理，通过深入理解非遗在地段中的发展规律，提出促进历史街区和非遗共同发展的建议。[11]
（三）非遗问题与反思
非遗综述性研究，能更好地借鉴前辈，审视当下，明晰目标。只有对非遗有回溯式的整体认知，才能有前瞻性的宏观体悟。次珍从西藏传统音乐的研究历史以及研究成果进行较为详细的综述，对西藏传统音乐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试图寻找一种多渠道多途径的传承之路。[12]有总结陈词，就有反身自问。我国非遗保护与发展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绩，同时，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问题与挑战。王杰文针对国际民俗学认为“遗产化”的文化实践已经成为后现代社会生活世界普遍的行为模式，提出民俗学必须相应地反思与调整自身的研究策略。[13]除此之外，学者们基于具体类别，深入偏远区域，引入不同学科，针对特有机制，聚焦社会顽疾，渗透构成要素，关注保护进程，找到现有瓶颈，进行了批判，指出了问题，引发了思考，做出了反思。
非遗现状问题研究，首先，多元的研究对象打开了研究视野，实现了更多理论建构的可能性，探索出了未来理论与实践更多结合的可行性，夯实了新的一年非遗研究的学术土壤。其次，价值、特点的研究，使得非遗研究的点、线、面每个环节、层次都有理论文章可寻，保证具体实践过程中有章可循。每一年的学者们查漏补缺，使得非遗整体研究越来越厚实，越来越丰满。再次，构成要素研究。完善了非遗的学术延展度与学术界限，使得非遗研究具有更多可能性，更多维的思考，不仅仅局囿于非遗本身，在发展中发现问题，及时总结理论，同时，它们又是完整的非遗衍生与必备的重要因素。最后，非遗问题研究有时是所有非遗的普适性问题，有时是特例问题，通过问题的整体把握，我们既能够整理出宏观问题，解决非遗面临的共性问题，也同时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具体解决问题的措施。这一部分研究在整个非遗学术研究中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衔接着前期非遗现状与后续非遗对策制定与热点把握的探索。这一部分精准而切中时弊，才能推导出后续的方式方法，及时、高效地制定出有的放矢的应对之策，坚持问题导向，秉持科学思维，是学术研究重要素质之一。现状问题研究有的仅仅充当了发现问题、找到原因、总结价值、提炼方法而做的前期介绍式的铺垫，作为文献的必要而不是主要部分而存在，属于嵌套式或辅助式研究，为阅览文献的学者提供非遗研究二手材料或者拓宽视野，提供理解、思考的出发点和启发思路的参考点。有的研究虽然作为文章主要或者核心来研究，但是，仅仅是阶段性的研究，最终落脚于非遗整体，或者服务于后续跟进与相关研究。这些问题有的在2016年理论研究已经区域性解决并落实到实践，有的还未找到完备的解决方案，这需要2017年，学者们继续发挥问题意识，解决原有问题，发现新问题，实时实地的制定出应对型策略。
二、对策方法的研究
2016年，非遗保护方式在原有保护类别与范围上查漏补缺，保护历程追溯得深，保护类别涉及得多，保护方法囊括得全、保护范围涵盖得广，主要涉猎到保护方法和工具、载体、对象、关系与过程的研究。
（一）保护方式
2016年，抢救性保护的实践方式包括非遗档案建设管理、资源数据库建设、传统与数字博物馆、书籍出版、公共图书馆、影视纪录片的呈现、名录体系完善等。档案作为非遗抢救性保护与传承重要手段与载体之一，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郑晓丽结合大连地区非遗保护的实际情况，对非遗档案的特点、非遗档案管理的原则以及非遗档案管理现状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完善大连市非遗档案管理的对策。[14]整体性保护，2016年运用此方面理念进行非遗保护的文章并不多见，包括《论“社区”与非遗整体性保护》、《整体性原则在非遗保护中的运用及反思——以二胡艺术为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理念与实践：基于宁波案例的讨论》。有的学者对生产性保护本身的机制进行分析，季中扬，胡燕二人对传统基于民间艺术生产性保护模式和存在难题的基础上，提出解决生产性保护的良性机制的关键。[15]徐子婵结合实践，发现现有问题对生产性保护提出“1+X”的发展模式，以企业为主导，加农户、学校、合作社、旅游等充实生产性保护。[16]生产性保护2016年依旧是研究焦点，研究体系已经十分完备，因为它是调节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完善的方式，同样它也带来了二者的矛盾，因此，关于此方面的研究更多的是对这一保护方式的实践与思考，有针对性的结合具体非遺、地域进行细节化理论与实践的磨合。
生活性保护，它不同于学界普遍认可的传统保护方式，即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它是近几年提出的新型保护方式，由于其保护方式研究较晚，因此该保护方式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与商榷定义特点、转变过程对接、打磨阶段。李荣启对生活性保护需要注重的点进行分析，提出生活性保护的原则、有效方式和根本举措。[17]李旭通过非遗价值特点以及它与人们生活所具有的共生关系，发现现有非遗保护体系的不足，提出由生产性保护到生活性保护的嬗变。[18]但是，就目前来说，非遗此方面的结合具体实践与理论的应用文章还不多见，这几年零零散散的出现，凤毛麟角，至于最终是否能与其它三种保护方式并驾齐驱，还需要学者们继续跟进。除了四个保护方式，郑迦文提出了服务性非遗保护的模式。[19]
借鉴性保护通过借鉴国内国外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方法理念融入到非遗保护的保护方式。国外，2016年借鉴的对象主要聚焦于日韩、欧洲。国内包括方法、视角以及个案的借鉴，立足于不同学科、背景的阐释。张青仁通过借鉴宁波非遗保护实践个案对非遗属性进行再思考，紧扣当下日常生活和变迁的社会结构，最终为非遗保护探究出新的保护路径。[20]因为对策方法研究是2016年热点，诸多方法被引入到非遗保护当中，如众包模式等。[21]2016年，学者们立足于当下大背景研究，诸如一带一路、新型城镇化等背景下，力图探讨当下国家政策、社会潮流与非遗的碰撞、融合中的一条康庄大道。学科涉及到人类学、民俗学、体育学等。诸多理论被运用作为非遗保护的对策，像扎根理论、Swot理论、5w理论等。不同的视角切入到保护当中，拓宽保护视野，诸如文化生态、知识产权等视野或视角2016年涉及到的视野与视角：文化生态、知识产权、需求、旅游活化、非遗保护、文化自觉、系统保护、新文化史、公共审美、社会网络、文化旅游、动物保护、文化认同、品牌推广、人本、传承人经历、档案建设、大数据、数字技术、文化整体等。。在2016年，非遗保护视角或视野被进一步打开，学科思维不断地介入到非遗保护，确保非遗保护的科学性与系统性，立足于当下背景，使得非遗时刻保持时代性活力，利于总结出符合当下非遗保护的经验，也利于宏观性看待非遗保护问题。这些国内、国外方法、视角、个案的借鉴是学者们为非遗保护这一浩大的工程献言献策的学术热情的最佳体现。不过，通过借鉴性保护方法的多元，也看出了非遗本身理论方法性的缺失，更多的依托于各个学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方法介入。2017年，期望学者们能探讨出符合非遗自身特质的学科方法。
（二）保护工具、载体及对象
这里以法律政策保护为例。法律政策保护，是非遗保护重要手段之一，也是最根本、高效的保护手段。法律保护在2016年学者们讨论最为集中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适用。王颜颜就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与非遗的冲突与融合究竟作何抉择，给出了自己的理由，并提出非遗知识产权制度构建的建议。[22]关于冲突与融合，孟令法在《非遗法》与《动物法》之间的冲突时作何抉择进行深入探讨。[23]除此之外，还有相似性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动物使用”的伦理困境》。有的学者关注法律立法环节，从立法环节探析与评价国家、地方法律的样本意义与存在的缺陷，力图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保护体系与机制。有的学者就地方性法律法规结合地方非遗进行适用性与保护性分析，常洁琨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的出台为背景，分析了该条例的不足，提出了完善的建议，旨在构建甘肃省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机制。[24]有的学者视野不仅仅局限于国内法律法规，像《法国文化遗产法的历史与现实：兼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法律政策保护的研究》从国外法入手对本国法律的完善与非遗保护提供思路。2016年，法律政策保护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两方面，一方面，因为法律与非遗并不是同种同类，因此法律保护研究更多的放到二者如何相得益彰，非遗法规与其它法规是否冲突，具体类别非遗与法律保护之间是否能够衔接，地方性法规与非遗保护实践活动是否契合等方面的思考，对于存在不足，如何通过法律弥补，完善。另一方面，从法律立法、执法、守法环节入手，重点研究我国國家与地方非遗立法的成功意义与不足，对其它方面提供哪些参考性意见。
非盈利机构保护，主要包括高校、事业单位、图书馆等政府主管下的部门机构对非遗参与的保护。高校保护，具有人才培养、资源配备、专业和课程设置方面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因此，高校非遗保护一直是学术研究焦点，2016年也不例外。高校保护非遗不仅仅是高等学府的使命和特权，它适用于每一个具备能力的学校，不仅仅要关注国内的学校保护的案例，同时，也注视国外高校保护的经验。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高等教育的新使命——以法国大学为例》，做到为其所用。2016年，高校方面对于非遗保护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如何传承，非遗保护与传承二者是断然不能割裂的，对于二者的探讨必须知晓，非遗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传承，同样，传承是最好的保护。虽然2016年，学者们就高校如何传承非遗进行多元探究，实则也是在建构非遗保护的隐性知识。传承体系、环境、制度、载体的完备，保护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刘伟华，许静华二人对十年图书馆保护非遗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提出图书馆应重新审视自身职能，做到更好地承担包括树立科学的非遗保护观等保护与弘扬优秀文化遗产的使命。[25]除了这些载体，还有村落，研究者关注村落中非遗的保护，诸如，朱贺琴，热依拉·达吾提二人对以新疆非遗的乡镇保护与开发是乡镇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为出发点，指出乡镇文化中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进而提出保护的对策。[26]
保护对象，主要是传承人的保护，传承人是非遗最核心的载体，离开了传承人，非遗只能变成文物，失去活态性，因此，对于它的保护研究与非遗本身并驾齐驱，涉及到具体地域、类别非遗的传承人应对性保护，具体阶层、性别的传承人研究分析，传承人配套机制的研究。有些针对传承人虽不是明确的落脚于保护，字里行间也很少有保护字眼出现，但是，它们的研究、完善与跟进，才能促成传承人的最终保护。除了传承人保护外，还涉及到一些其它保护对象的关注。诸如王首燕正向审视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关系的机会，从民间信仰保护入手保护非遗。[27]还有针对非遗本身类别的保护对象，2016年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游戏、传统体育与竞技等，涉及到的具体非遗有端午节、木活字印刷术、云南壮剧等，范围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直到县区级。还有以不同少数民族、区域非遗的为保护对象的探讨，像《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探究》等。还有不同非遗类别作为保护对象，如《文化整体论视角下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等，还有更进一步细化，针对某类非遗某方面生产、生活条件的保护，如《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活样态的保护》等。
保护仅仅是非遗其中目的之一，还有传承、发展、传播、利用、开发等并行。保护与发展、保护与传承、保护与开发、保护与利用、保护与传播各种关系交织，如何缕清、吃透、抚顺这些关系并很好地与实践相契合成为2016年非遗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有的学者从整体方面探讨了如何处理非遗保护的各种关系，顾军，苑利二人对于萦绕非遗保护前后的困扰，包括如何处理好非遗保护与文物、典籍保护的关系，保护与开发等关系，对于对策方法的制定提供答疑。[28]
非遗对策方法的研究，首先，研究更加细节化，研究过程往往结合当地区域特色进行实践与理论结合性分析，融入诸多新视角、方法，注重对策方法相关配套机制的完善研究。其次，着重对研究对象现状探究，但是忽视了研究对象历史沿革，这可能会在制定研究对策时造成偏差。其次，2016年，传统的保护方式被忽视，如整体性保护在2016年没有过多的探究，在“喜新”的基础上也要“恋旧”，没有任何的保护方式或工具等对策方法是一劳永逸的，也没有一种工具、载体、对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事万物是不断发展的，发展就会出现矛盾，而是否这些传统的方式方法在新的一年，新地区适用，适用情况如何，有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新现象，新视角是否能集合传统方法进行开拓研究，这些需要我们在2017年作出思考。最后，笔者通过几年非遗断代性学术综述发现，回访性的研究过少，更多的是对某个区域、民族进行“一锤子买卖式”的研究，研究结束就相当于竣工大吉，后续在发展过程中这些方法是否出现新问题，没有进一步跟进研究，连续性较差。总之，非遗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发展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传承，一部分是创新，实现可持续传承，共享性传播，从纵向和横向对非遗是大有裨益的。2016年，对策方法的研究，取得了更高的成绩，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有不足，只要我们在制定一切对策时秉承“抢救第一，保护为主，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大方针，学者们尽管各显神通，2017年对策方法的研究依然是重要性问题，因为只要非遗存在，对策方法的研究就会是恒久性主题。
三、热点性研究
热点性研究，主要指当年学术研究充备、系统或者社会影响力巨大的政策、新闻、关键热词、学术焦点。2016年，非遗热点性研究主要分为传统热点性研究和新型热点性研究。传统热点性研究包括保护、传承、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对策、文化遗产、现状旅游开发、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等。
以文化产业为例。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产业与创新驱动的国家战略联系到一起，文化产业发展又被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文化产业由于自身的灵活性，作为以利益为导向的文化创意衍生品，强调推陈出新，竞争性是它保持历久弥新的动力源。非遗由最初的单一性事业走向事业与产业多元保护与发展，实现了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联手。2016年，微观、创新、细节成为此热点性研究的特点。有的学者借鉴新常态下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的概念，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陈万怀在“互联网+”理念的带动下，充分地与科技、金融等多种业态进行互补，共同驱动宁波非遗的创意产业化进程。[29]张新友，王喜莎二人使用Swot模型分析，梳理分析新疆非遗产业发展所具有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30]因为文化产业与非遗研究较早开始，研究体系初步形成，因此，研究关注少数民族地区、新疆、宁波、丽江等，表现出愈趋细节化、微观化，研究运用到互联网+、文化生产力理论等，表现出愈趋新颖化、时代化。但是，文化创意产业不管采用什么手段，研究什么地域非遗，产生怎样惊世骇俗的创意，收到多少日进斗金的效益，一定要先明晰两点：第一点，文化创意产业动刀的不是非遗本身，是非遗涉及到的元素、符号，非遗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核不能变。比如体育与游艺类在发展文化旅游需要全盘借用，这就要首先保证对原生的体育与游艺类做到记录与保存，有国家指定传承人去保护与传承，那么发展文化旅游所借用的此类体育类非遗不再是国家要保护的原生态非遗，因为它本身有传承人去传承，而开发的那个非遗只是作为宣传、传播非遗产业化后改造的产品，既不会对非遗本身造成致命伤，也能借助文化创意产业从侧面传播、宣传、开发，有助于非遗本身知名度的提高，认知度的清晰。因为在这数字化、新媒体的时代，非遗借助文化创意产业在“适者生存”市场的东风是十分有效的，利于非遗横向传播，纵向传承。第二点，对这些非遗元素、符号等进行创意发展的是开发商、设计师，而不是传承人，不能把传承人染指成小商小贩，他们有自身的使命与责任，除非有些非遗类别本身，传承人既保证原汁原味又能直销市场，这要求学者们研究具体非遗进行文化创意产业引入时具体考据非遗历史沿革，传承体系，核心内涵，不要仅仅停留在现状、表征、GDp、成就叙述上。这要求我们进行研究时整体考虑，深入阐释，认清具体非遗属于何种情境，这样才能保证文化创意产业真正的是在保护、传承、传播与发展非遗。学者们在文化创意产业引入非遗中，切记这两点，是基于保护为主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利用，不要舍本逐末，不能以经济效益为衡量的首要标准。这几年，尤其在2016年非遗与文化创意产业中，许多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但是，在愈来愈细节化、创新化的学术诉求，这一方面近几年又被忽视，结合新形势，需要2017年进行回溯，思考。
除了与非遗出现最多的传统性热点问题，2016年又结合时代现状、发展态势催生出诸多新型热点性研究，诸如工匠精神、研培计划、振兴传统工艺、非遗展会、文化生态区、二十四节气。
这里以研培计划为例。2015年，文化部、教育部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联合推动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下简称“研培计划”）正式全面的实施。研培计划具体指的是委托有关高校、设计企业等开展前期以传统手工艺类非遗传承人进而逐渐延伸到各个类别非遗的教育培训。2016年，57所高校、160期培训，近万名培训学员踊跃参与其中，涉及到陶瓷烧造、雕刻塑造、建筑营造等传统工艺项目，而获得实践效果远远不止于这些量化的数字和规制的类别。虽然此次计划开展于2015年，但是2016年关于它的实践渐趋成熟。此次研培计划本着“强基础、拓眼界”的目的，在实践过程中严格按照参与高校严中求严，项目筹备慎之又慎，招生工作優中选优，教学管理精益求精，回访学员诚心诚意，媒体宣传多元展开。前期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同时，在“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优秀成果展”上，学员们纷纷展现自己在研修计划中的进步与效果，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理论层面，学者们纷纷结合当地研培计划实施高校分析非遗实践效果，从自身学科出发，基于非遗保护性发展和持续性传承的初衷，探讨了现状、问题以及对策。诸如，王凤苓以2015年山东艺术学院首批中国非遗传承人群培训班为例，从山东非遗传承教育状况调研，科学规划、合理设置课程体系等五个方面进行阐述。[31]李红以广州美术学院广彩瓷烧制技艺普及培训班为例，通过一系列研究，最终上溯理论性思考与方法性探索。[32]周箭，曹雯婷二人结合“工匠精神”培育与非遗校园活态传承，指出非遗校园活态培训以“工匠精神”为尺规、方法、目标。[33]但是，此方面的学术研究还缺乏企业与传承人结合的学术反馈与思考，由于高校本身作为学术集散地的优势使得“近水楼台先得月”，而企业此方面更多的注重与传承人进行具体实践研陪，市场化衔接，经济利益高效产生，而忽视了学术思考，是此热点性研究在2016年的空缺。当然，关于此研培计划实施初期，不同的学者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担忧。诸如，苑利发表于《光明日报》中的《救命的“脐带血”千万要保住——从非遗传承人培训说开去》，提出对此研培计划的担忧。此文一出，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等许多党和国家主流媒体与地方媒体立即转载，引起党和国家高层人士和社会上许多专家学者、非遗保护工作者、非遗传承人的关注和思考。齐易就苑利这篇文章结合张毅的《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历史使命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与苑利老师商榷》文章，对研培计划“尊重、保护”与“提升、改造”孰是孰非提出自己的思考。[34]正因为有这些学者及时思考，使得研培计划实践起来更加完善、妥帖。学术研究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因为有这些学者们不同的声音，激烈的学术激辩才促成了承载非遗保护的实践巨轮如期起航，乘风破浪，安全靠岸。2017年，文化部印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2017）》的通知，基于2016年实践与理论存在的问题，成功经验，辩证吸收，大方针与具体细节不断磨合，进一步完善，做到更好、更优，这也为2017年学者们提出新命题，新思路。同时，研培计划涉及非遗本体研究、学科、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建设诸方面，而且，学校培养的最终目的是面向社会，社会—学校—培训主体是否形成良性循环，有机互动，有何对策，怎样检测，在这些方面研究2017年还需进一步完善。理论与实践的同时进行体现出我党以及我国政府对于非遗打持久战，攻坚战的决心与信心，而关于2017年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文章肯定也会有新发现、探讨。
知晓这一年的非遗研究热点性问题，能最快，最好地把握这一年的研究重点以及仍未研究的盲点，更好地在新的一年有的放矢地开始研究，厘清之前研究问题，避免重复性研究，犯闭门造车的错误。明晰这一年的热点性研究，能让学者们拥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自己的研究相秉承，研究国家急需的、迫切的、主导的问题。传统热点性研究是学者这一年研究最多的侧重点，同时，能形成与之前研究的直观性对比，肯定成果，发现不足。新型热点性研究多是国家政策、行动引发的社会效应从而在学术界产生蝴蝶反应，对其研究，利于解决最急需、迫切的问题。
综上所述，2016年非遗主要围绕现状问题、对策方法和热点展开学术研究，呈现出细节化、多样化、立体化、全面化的趋势。学科融合解读非遗愈趋明显，热点问题推陈出新，对策方法与时俱进，现状全面而完备，问题思考兼顾全面，回溯历史与统摄全局，立足当下又展望未来，兼顾全面又不失细节，成果令人可喜。同样，2017年，在2016年基础上也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也有一些不足之处，非遗的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千千万万包含热情的学者们投身其中，打好持久战、攻坚战，不断地探索、探索。
参考文献：
[1]李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其文化变迁研究——以镇宁县布依族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4）.
[2]萧放.论新文化史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J].遗产与保护研究，2016（01）.
[3]李冬颖.体育与游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生存状态调查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6（06）.
[4]汤立许，宋同顺.基于CSSCi（2003-2013）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图谱分析[J].广西民族研究，2016（01）.
[5]邵媛媛，吴兴帜.文化旅游情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消费边界研究——以阿细祭火仪式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3）.
[6]赵沛曦，张波，张涌.纳西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研究[J].红河学院学报，2016（03）.
[7]张艳.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新型城镇的文化力量[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1）.
[8]钱永平.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新型城镇的文化力量[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1）.
[9]朝戈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绎读与评骘[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05）.
[10]武宇林.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花儿”传承人现状调查[J].宁夏社会科学，2016（03）.
[11]陈星，杨豪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历史地段更新研究[J].工业建筑，2016（04）.
[12]次珍.西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J].西藏艺术研究，2016（02）.
[13]王杰文.“遗产化”与后现代生活世界——基于民俗学立场的批判与反思[J].民俗研究，2016（04）.
[14]郑晓丽.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对策——以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为例[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6（02）.
[15]季中扬，胡燕.传统民间艺术生产性保护的模式、难题及策略[J].学习与实践，2016（01）.
[16]徐子婵.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1+X”模式探索——基于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研究[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3）.
[17]李荣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活性保护的理念与方法[J].艺术百家，2016（05）.
[18]李旭.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从“生产性保护”向“生活性保护”的转变[J].赤子，2016（01）.
[19]郑迦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模式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6（22）.
[20]张青仁.在社会变迁中重构公共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与保护路径的再思考——基于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案例观照[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4）.
[21]范小青.让“大教堂”携手“大集市”——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众包模式[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4）.
[22]王颜颜.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研究[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2）.
[23]孟令法.“动物保护”视域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来自“狗肉”“猴戏”与“点翠技艺”的法律思考[J].民族艺术，2016（01）.
[24]常洁琨.甘肃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3）.
[25]刘伟华，许静华.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6（07）.
[26]朱贺琴，热依拉·达吾提.浅谈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乡镇保护与开发[J].山西档案，2016（03）.
[27]王首燕.深嵌于民间信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以沙湾飘色为例[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04）.
[28]顾军，苑利.如何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五大关系问题[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04）.
[29]陈万怀.“文化+”：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产业化路径探究[J].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16（01）.
[30]张新友，王喜莎.基于Swot模型分析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战略的思考[J].新疆社科论坛，2016（01）.
[31]王凤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路径探析——以2015年山东艺术学院首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班为例[J].齐鲁艺苑，2016（02）.
[32]李红.非遗研培计划的实践与思考——以广州美术学院广彩瓷烧制技艺普及培训班为例[J].文化遗产，2016（05）.
非遗传承的现状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保护传承与保护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民族民间文化的需求与日俱增，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是发展先进文化的根基和精神资源。因此，如何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类型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文化遗产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大类。物质类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等可移动文物和历史文化名城、名街区、名村镇等。非物质类包括口头传统、民俗活动和礼仪节庆、传统手工艺等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空间。
二、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1）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力度欠缺。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得知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这导致了普查力度的欠缺和对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不清，其申报工作自然也会滞后。在这里，有一些广为人知的文化资产并没有申报成功，例如陕北的安塞腰鼓、傣族的泼水节、青海同仁的热贡艺术等，这些仍然被拒绝在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门之外，令人扼腕叹息。
（2）保护意识落后，资金技术匮乏。当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并未纳入正式的轨道，因此对其的调查和保护利用工作就会很滞后，观念的滞后是会带来许多严重后果的，会导致一些本该被及时保护起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而逐渐败落直至消失，这将是我们民族的巨大精神损失。一是对传统文化或民间文化在主流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很遗憾目前对这方面存在认识不清的状况；二是将文化遗产“文物化”，文物是对整个文化遗产的保护，大部分都是一些实实在在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这样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便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三是有一种观点一直在流行，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定是要消失的，因此要任其自生自灭。
（3）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法律保护依据。当前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方面是很不完善的，能作为参考的只有文物保护法，而文物保护法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因此其保护范围只局限于有形文化遗产，而对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有相关的科学界定和保护措施。
三、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措施
（1）确定传承项目，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力度，组织专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评估、判断、筛选，把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地方特色，具有时代相承特点，具有独特的知识、出色的技能和高超的技艺，保护和传承它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传承项目，并根据其类别、特点、濒危程度，申报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此推动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2）通过相关法律进行保护。法律是保o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在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进程中，必须要注重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协作与指导关系。全国各地政府应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基础之上，根据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状况，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分工与职责。
（3）加强政府扶持力度，进行保护。一是增加投资。要想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力度，使得更多的群众能够正确意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这就需要各地政府积极组织社会当中的各种资源，通过积极组织各种宣传范围广、辐射能力强的宣传活动，有效提升民间文化的知名度，从而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参与度。二是协同合作，共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属于全面、系统的工程，这就需要中央、各级政府、地方文化机构、宣传机构以及非物质文化的专家进行协同合作，要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力量，最大程度的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从而有效提升整个社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认识。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延续生命，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中，采取博博物馆式、档案式或者是数字化式的办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录音、录像、文字记载等加以保护，或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者进行保护并鼓励其传承等办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其生命力，应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动态，坚持用发展的动态眼光审视与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魅力得以传承。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动态，就是不仅要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所呈现的文化形态，还要将目光投向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所生存的环境之中，注重对其文化发生、发展的环境进行研究，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加强对其生存环境、生长土壤进行保护和培养，决不能单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采取切断环境，“断根取木”式的保护。坚持用发展的动态眼光审视与保护，就是要把发展、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贯穿保护工作始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生、发展和生存需要特定的环境和背景，随着环境和时代的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有顺应时代改变自身的能力，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适应社会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具有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对社会的变化置之不理，因循守旧，那么终将被社会所淘汰。所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当遵循这一发展运动观，用运动的观点审视全局，杜绝生硬的绝对式的、强制性的保护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和保护在我国已经开展，希望在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力度的同时，也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文化伴生与文化共生问题，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运动发展观审视全局，否则所保护的遗产项目难免会成为文化的“孤岛”和记忆的“碎片”。
综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然而当前的保护现状是不容乐观的，作为新时代的高中生，我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不是单靠政府就可以完成的，也需要我们民众增强保护的意识，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并且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提供消费市场，这样才能有效对其进行保护，将我们民族的“记忆”留住。
非遗传承的现状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文化产业化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8-0214-05
王焯(1979—),女,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学文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学、民俗学。(辽宁沈阳110031)
本文为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2009—2010年度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090212)、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立项管理重大项目、辽宁社会科学院2010年度重点项目、辽宁社会科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2009—2010年度重点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方式和发展方向,历来作为业界普遍探讨和广泛争议的研究问题被提出,静态保护、商业性开发、生产式保护、产业化经营等众多“非遗”保护模式此消彼长。面对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和现代文明的持续挑战,在国家制定的“非遗”保护政策工作经历五年一周期的变革之际,传统与创新的对接,民族与现代的碰撞,由来已久未曾定论的问题仍值得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并共同谋求和谐发展。
一、“非遗”产业化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基础
“非遗”保护目的关键就是“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1]。“非遗”归根结底属于文化范畴,创新是保护的重要手段和发展方向。
趋同于“文化产业化”发展历程,“非遗”是否能够以产业化方式生产和发展正处于文化产业发展初期时面对的困惑阶段。20世纪中叶,当法兰克福学派首先提出“文化产业(cultureindustry)”概念的时候,赋予了这个词强烈的批判色彩。他们认为文化产业化导致的批量化、大众化、商业化生产和传播褪掉了艺术品的神圣光环。然而,以美国、英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以文化产业的形式大量输出本土文化产品,不仅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润,而且引发了全世界寻求经济发展和文化突围的国家的关注。日本、韩国有效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文化产业模式,不仅带动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又扩大了民族文化的影响。[2](p36-37)如今,作为目前世界上第一文化产业强国,美国的文化产业在其国内产业结构中仅次于军事工业位居第二。[3]其文化产业经营总额近几年高达数千亿美元,每年为美国提供1700多万个就业岗位。最初的批判理论与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严重不符,导致了法兰克福这个理论派别另一著名代表人物本雅明及其文化产业理论的诞生,并深刻影响了美国文化产业理论的发展。他认为文化产业的兴起是艺术史上的一次革命,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文化艺术载体的传播手段进步。他对文化产业兴起所导致的传统经典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在文化理论上给予了积极的认同。[2](p25)现在,作为全球最活跃的产业门类,文化产业在人们的怀疑眼光中已经慢慢成长并进入快速增长期,一跃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
对于已经确立为部级“非遗”的项目,产业化所带来的规模化发展是保护的一种途径,而对于那些期望申报部级“非遗”名录的省市县级“非遗”项目和准“非遗”项目,产业化便与“非遗”的申报立项制度构成了一组矛盾,尤其是许多“非遗”传承人的生活状况并不理想,产业化带来的经济效益颇具诱惑,在现实面前往往会难以固守传统模式,最终放弃。可见,由于制度引发的“非遗”资源浪费不容忽视。
争议三:产业化的程度、标准、模式众说纷纭。“非遗”文化产业尚处于萌芽状态,其理论和实践皆不成熟。是不是所有项目都可以走上产业化道路?都有能力实现产业化?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就产业规模而言,一些民间艺人、部分“非遗”项目在整合资源基础上,已将产品部分投入市场,并做了初步尝试与积累。虽然政府与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非遗”保护与传承,但被动的保护很难阻挡“非遗”在强势文化冲击下的势微势头。就效益产出而言,保护工程投入巨大,而经济产出甚微,数量众多的“非遗”保护全靠政府投入将难以为继。从“非遗”项目整体保护与传承来看,依然缺乏影响力与规模化,尚未真正进入市场的良性循环之中,消费者的基本需求也无法满足。从保护濒危程度上看,保护措施依旧滞后,政府协调缺失严重。因此,那些经济潜在价值较好,市场化可能性较高的“非遗”项目,应该走自我图强,自我发展的产业化道路。
三、“非遗”产业化的标准、分类与原则
(一)标准
“非遗”产业化主要是指从事“非遗”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经营,利用可经营性“非遗”项目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根据
由文化事业单位担任“非遗”项目保护单位的情况在国内不乏少数。沈阳市的市直专业艺术院团保护项目即占全市“非遗”项目总量的14%。其中,由于沈阳评剧院一直沿袭拜师学艺的传统,不同流派传人按照不同年代和不同年龄段,呈现“阶梯”传承趋势,不仅确保了“非遗”项目能够传承下去,也为实现“生产性”保护奠定坚实基础。专业文化企事业单位能为文化艺术提供良好的传承和发展基础,应该把“非遗”项目作为文化企事业单位新的活力,同时通过财政和人资政策倾斜、商业运作等行为充分调动和发挥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在“非遗”项目市场化进程中事半功倍。
(三)规模生产与运营模式
“非遗”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文化品牌,可有效提升地方文化产业的大众吸引力和文化深度。个别“非遗”项目虽已自发投入市场,但规模效应迟迟未能展现,原因是:第一,项目技艺传承方式单一。如东北古建筑传统地仗油饰彩绘技艺,这是一项早在清朝末年发展完整的传统手工技艺,在民间,这项技艺通常以家族或师徒形式传承。如今,项目保护单位在维持正常运营基础上,正努力摆脱传统手工技艺在传承中的瓶颈禁锢影响,在实现产业化经营方式下,逐步完善技艺传承的保护措施,采取民办教学传徒授艺的形式,面向社会召集弟子进行技艺传习活动。但受社会环境和传授空间的影响与制约,加之出徒周期长,收益低,致使这项技艺一直处于濒危状态,前景不容乐观。第二,资金来源匮乏。单纯依靠政府资助无法促使“非遗”项目实现规模生产,然而,由于项目种类繁多,外来资本的投入也存在较大风险,投资方大都持观望态度。第三,项目保护单位或传承人在市场运作、营销方式方面能力不足。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市场化仅仅是通向产业化的第一步,产业化是生产、销售两个领域的整合。鉴于以上原因,“非遗”产业化必须借助政府、企业、保护单位和传承人等多方力量,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规模生产与规范科学的运营模式。
(1)政府搭建集散平台。“首届整理
非遗传承的现状篇6
一、茂名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茂名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6年底成立了茂名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2010年出台了《茂名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承人申报评审管理暂行办法》。2011年茂名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成立了非遗科，开展非物质文化行政管理工作；成立了茂名市专家委员会和市际联席会议制度，规范了项目和传承人申报体系。此外，各县（市区）也相应成立了非遗保护中心和相关制度。茂名市已经建立了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和传承人保护体系，非遗保护工作逐步全面、规范、细致。木偶戏、信宜镇隆飘色、八音锣鼓、小良横堂班等项目往往与年例“捆绑”在一起。在每年的年例期间，这些表演穿家走巷，是老幼耳熟能详的助兴节目。这些民风民俗已经深入人心，是群众心中认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州合江梧村庙会和合江龙舟也类似，成为了当地人民群众的一种生活习俗。当习俗成为一个地方人民群众的精神寄托，一种生活习惯，这些习俗也就容易相互依存地代代相传。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有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立法保护等方式。茂名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丰富，保护的方式也因具体种类的不同而不同。玉雕、传统中医药文化（化橘红中药文化）、化州拖罗饼制作技艺、信宜竹编技艺、笪桥黄瓜干制作技艺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的依靠企业，有的依靠个体户经营，在经营利润的支持下，得到较好的保护和传承。高州木刻画和缅茄雕刻利润微小，习学时间较长，市场需求较小，精通此技艺的人并不多，但是由于在省内享有一定名气，经常应邀参加省级、市级的工艺大赛，在名誉和微薄利润的支持下，也得到保护和传承。但一些传统舞蹈，在保护传承方面需要更多的关注。化州跳花棚是部级代表性项目，也屡次在表演中获得嘉奖，荣誉的光环很好地保护和传承了这一民间艺术。而其他的传统舞蹈很难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很多时候需要年轻力壮的青壮年去表演。在毫无经济利益驱动的情况下，表演纯粹成为了一种兴趣，难以持久激发年轻人表演传承的积极性。山歌民歌也存在这种状况，目前，愿意学习山歌民歌的年轻人较少，而保护传承这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的方法是后继有人。
二、茂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设想
茂名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类目繁多，各具特色，保护措施应该“因类施护”，根据不同的类目，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就茂名市目前的非遗文化的保护现状，我就非遗文化的保护提五点建议：
（一）文化部门应该多挖掘、多发现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非遗文化散落民间，在没有被发现之前，非遗文化只是默默无闻地存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或者是一种民风习俗，或者是艺人赖以生存的手艺，或者是家喻户晓的表演，或者是具有地方特色传统小食的制作技艺，或者是民间传说，或者是民间故事……有发现，才有闪光，才有未来。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只有社区，群体或个人才能决定什么是他们的遗产”，这句话实际上指出了人民群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作用。一种文化要成为当地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承认、认可、拥护。只有多下基层，多调研，多与群众沟通，多思考，精心挑选，细致辨别，才能真正掌握茂名市非遗文化的发展实况和脉络，擦亮茂名文化这张名片。
（二）完善非遗项目保护机制。各级文化部门应该完善非遗项目的档案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在过去，活在当下的文化。非遗的根源和传承状况需要各级文化部门深入基层探索、整理、建立档案资料。在分析非遗的实际状况后，各级文化部门还应该建立科学的保护规划，有效地指导当地非遗传承和发展。
（三）社会各界应该多为非遗项目提供展示平台。一个地方的文化，是这个地方人民生活轨迹的间接体现，是地方人民群众的精神粮食。优秀文化传统是地方人民群众的荣誉。历史痕迹需要保护，非遗文化需要展示。政府部门、社团组织和社会大型活动等应该多关注非遗文化，为它们提供展示平台。特别是表演类项目，有展示平台，才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如果没有社会各界的支持，没有展示平台，单纯地靠文化部门的保护，犹如有条件的“救济”，勉强填饱肚子就不错，长高长大恐怕就是天方夜谭。
（四）非遗项目应该多参加比赛。每年相关权威部门总会举办一些部级、省级的文化比赛。茂名市的非遗项目应该踊跃参与这些比赛，通过比赛走出茂名，让外地人深入了解茂名文化。一种文化，享有了本地以外的声誉，反过来也会激发了传承人的创作激情，也就容易传承。文化部门也应该支持非遗文化项目多参加有分量的比赛。例如表演类节目，电白的人龙舞、高脚狮舞和麒麟舞，信宜的春牛舞、跳禾舞等等，跳这些舞蹈的人并不是专业舞蹈演员，他们或是农民，或是打工仔，或是做小本生意的村民。这些人练习舞蹈，需要放下生计一段时间，集中时间全心尽力地排舞，然后去参加比赛。排舞、比赛纯粹是一种喜爱，一种对地方荣誉的自豪感，一种对地方深厚的感情。在这个情况下，文化部门的鼓励也就变得很重要。
非遗传承的现状篇7
关键词：教育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5-0137-07
收稿日期：2012-07-29
作者简介：郑雪松（1967），女，河南固始人，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
引言
早在2002年，学界就召开了“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但直到近几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教育相关问题的研究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所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大学生的教育作用，如《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现状及对策》（王卓亚等，2010）等；教育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作用，如《学校教育中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研究――基于对云南省的调查》（普丽春，2010）等。随着人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教育关系的探讨正在深入，但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教育的关系进行研究的还很少。教育人类学，就是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美国的文化教育人类学是以研究少数民族的教育为主的，德国的教育人类学重在研究人的本质，我国学者庄孔韶认为：“熔两种研究特色于一炉的中国教育人类学有其必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那就是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多彩的地方与民族文化，以及理性与经验材料的丰饶土壤。”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应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在寻求文化传承和变迁中获取个体的和谐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仅是文化基因繁衍、承传的过程，也是教育的过程。
一、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现状
文化及其传承现状常是人类学进行研究的基础。河南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资源，从旧石器时代的南召猿人遗址，到郑州大河村遗址等，都体现出河南早期文化资源的丰富性。进入21世纪以来，河南省政府相当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保护和支持：
（一）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措施
1.建立了国家、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1）河南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目前，河南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95项：民间文学有木兰传说、神话等；传统音乐有唢呐、大相国寺梵乐等；传统舞蹈有麒麟舞、跑帷子等；传统戏剧有豫剧、宛梆、怀梆等；曲艺有河洛大鼓、河南坠子、三弦书等；杂技与竞技类有少林功夫、太极拳、八极拳等；传统美术有朱仙镇木版年画、玉雕、汴绣等；民俗有新郑黄帝祭典、马街书会、洛阳牡丹花会等；传统技艺有钧瓷烧制技艺、唐三彩烧制技艺等。
（2）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三批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有372项人选，第一批共分14种148项；第二批共160项，合并后为129项；第三批项目共10大类95项。这三批项目名录涵盖民间文学45项、传统美术38项、传统音乐31项、传统舞蹈48项、传统戏剧32项、曲艺14、传统体育、游戏与竞技33项、传统技艺72项、传统医药14项、民俗21项、民间杂技1项、生产商贸习俗2项、消费习俗5项、岁时节令1项、民间信仰10项、民间知识5项等内容（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就不再累述）。
2.部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认定和命名
从2005年8月开始，河南省开展了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的调查、认定和命名工作。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河南共有66人入选；两批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和命名了452名，其中，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28人、民间文学10人、传统美术60人、传统音乐48人、传统舞蹈60人、传统戏剧110人、曲艺33人、传统技艺72人、消费习俗5人、民俗11人、传统医药15人。
3.成立研究基地和传承基地、展示馆与传习所
2010年6月9日，河南省文化厅命名和公布了12个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8个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9个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5个第2批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传承基地。其中，研究基地有河南省艺术研究院、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河南大学等12个；两批社会传承基地有武陟县乔庙乡冯丈村、河南师范大学、新乡长垣河南省博大烹饪学校等11个；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有开封市博物馆（朱仙镇木版年画）、太极拳博物馆（陈氏太极拳）、汴京灯笼张彩灯展览馆（汴京灯笼张）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有洛阳正骨医院（平乐郭氏正骨法）、陈家沟太极拳学校（陈氏太极拳）等。
4.开展“文化遗产日”活动
2005年11月，在郑州、商丘、开封等6个城市同时启动首届“河南文化遗产日”活动，全省67所博物馆（院）、历史文化遗址等免费开放，扩大宣传和影响，并规定，每年11月的最后一个双休日为“河南文化遗产日”。每逢“河南文化遗产日”，河南各地文化、文物行政部门精心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活动；河南省各级各类博物馆、文物保护单位免费开放；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传习所、社会传承基地，采用展览、讲座等形式开展宣传、咨询和教育活动。此外，还通过举办研讨会、论坛等活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2010年，召开的“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理论建设研讨会”和首届“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牧野论坛’”汇集了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对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进行交流和研究。
（二）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存在的问题
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1.传统的民间艺人逐渐消失
朱仙镇木版年画，在明清鼎盛时期，有年画作坊300多家，每年销售年画3000多万张；新中国成立初期，该年画还存有23家作坊；但到了2006年，仅有一家8人组成的木板年画社，掌握刻版技艺的老艺人仅剩2人，掌握用天然植物熬制颜料绝技的只剩1人。世代传承的传统工艺品淮阳泥泥狗，在1988年的人祖庙会上，所占出售摊位只有1982年的38%；到了2003年，所占出售摊位只有2000年的28%。具有700多年历史的马街书会，在1863年参加书会的民间艺人将近4000人，近几年参加书会的艺人不足千人。此外，传统彩塑洛阳泥娃娃、虞城泥砚、卢氏木猴、浚县木制玩具等不少民间技艺绝活也都后继无人。
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年龄出现高龄化现象
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年龄偏高。在2007年公布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4名河南传承人的年龄均偏高，他们分别是：王学峰，53岁（浚县泥咕咕）；王西安，63岁（陈氏太极拳）；朱天才，62岁（陈氏太极拳）；郭泰运，81岁（朱仙镇木板年画）。从“河南省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可以看出，80岁以上的传承人有3人，70-79岁的传承人有7人，60-69岁的传承人有11人，50-59岁的传承人有5人，40-49岁的传承人有4人，40岁以下的传承人没有。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河南省的部级传承人年事已高，难免记忆有些模糊，急需后继传人。
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缺乏法制保障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先后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06年12月，河南省颁布了《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评定实施意见》。从目前来看，虽然有了这些保护性的公约、意见、通知等，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还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使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缺乏法制保障。
4.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自觉意识
一些地方的领导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往往重申报轻传承。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着变化，民间艺人所拥有的文化技艺已不能满足他们现实生活的需求，自然地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意识就会逐渐变弱。“中国十大民俗”之一的河南宝丰马街书会，其“传承场”曾是马街的农民热情接待艺人的地方，如今这个地方却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当地农民也失去了以往的热情，他们甚至要求政府赔偿青苗费用。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教育人类学分析
学校本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的主阵地，但从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现状来看，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之所以会出现传统的民间艺人逐渐消失、传承人年龄偏高、人们缺乏传承的自觉意识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就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缺乏教育，特别是缺乏学校教育。
文化人类学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通过学习获得的，而不是通过生物遗传得来的”。教育应是“文化习得”“文化适应”“文化传递”等文化传承活动的基础。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与人的关系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文化变迁过程中留给后人享用的文化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笔者认为，“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定义为“河南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1.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的关系
文化即人化，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改造自然界、物质世界而获得生活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以及其行为方式和规范习俗。英国功能主义学派创始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年）指出：“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经过人们世世代代认可的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组成部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纲领》指出：“记忆对创造力来说是极端重要的，对个人和各民族都极为重要。各民族在他们的遗产中发现了自然和文化，有形的和无形的遗产，而这些正是寻找他们自身和灵感的源泉的钥匙。”人们可以从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获取灵感，实现自身的发展。
2.教育与人的关系
“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无论是广义上的还是狭义上的教育，都是以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为目标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或不同文化背景下应有不同的教育内容及其方式。教育在遵循社会规范的前提下促进人的发展，这是现代教育的本质所在。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教育的关系
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应“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重在传承，传承的基础是教育。
1.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传承是最先用于民俗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指民间知识，特别是口承民俗文化的传授和继承。”“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使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指按照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或代际将“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进行接力棒似的传递，“这个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
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要完成此项任务应诉诸教育。
2.教育通过培养“传承人”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其关键是传承人的申报、审核、认定、保护。传承人一旦消失，相关的原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失传，甚至会发展到濒临灭绝的险境。所以，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承传的“守护神”。
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特别强调：“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可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鼓励代表作传承人（团体）进行传习活动。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传承后继有人。”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体系的构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属“共同体”的社会成员，借助教育将其“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和横向传播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受其生存环境的影响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的特征。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除了具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的存在的非物质性、传承的动态性等特征之外，还具有包罗广泛性、多元杂糅性、朝野共享性等独有的特征。根据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教育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发挥地方高校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势
雅斯贝尔斯指出，大学的任务“第一是研究、教学和专业知识课程；第二是教育与培养；第三是生命的精神交往；第四是学术”，由此来看，大学的每一项任务都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教育，是一种民俗文化不断高雅化的过程，高等教育在塑造教育对象人格、发扬他们的民族精神、激活他们的本土文化基因、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地方高校的职能和优势
在文化传承创新的过程中，地方高校理应承担服务于地方文化发展的重任。作为地方优秀文化的代表，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无论哪一类民俗现象，都会受到一定地域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地域关系的制约，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地方色彩”。同时，地方高校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不仅能体现出大学的灵魂所在，而且还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科研是不可忽视的地方高校的重要职能，每年各高校都会进行部级、省、市级科研项目的申报。这样，高校就会出现一批研究地方文化的学者，为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地方高校通过宣传、普及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学生的本土文化基因的认知自觉性，可以加深他们对家乡文化的认识，为培养一批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奠定基础。
2.河南地方高校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如何在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挖掘、传承等方面发挥教育功能，是摆在河南地方高校面前的艰巨的任务。
（1）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校园文化的建设之中。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涵盖了民间文学、传统美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等内容，丰富的文化资源是高校构建和谐校园文化的基础。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教育，培养具有多元文化意识和能够弘扬本土文化的创新型人才，不仅会提升校园文化建设的质量，而且有助于推动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怎样将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地方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呢？举办河南民间传统美术展、传统音乐演唱会，组织民间戏剧和曲艺活动，组织大学生民间手工技艺技能大赛、大学生传统舞蹈比赛，让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形式出现在校园里。
（2）聘请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传承人到校授课和举办讲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守护神”。地方高校应注重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聘请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到高校授课和举办讲座。到2012年，河南省共命名并公布了三批66名部级和两批452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河南各高校可邀请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到校授课或举办讲座，例如，新乡市的高校可邀请中州大鼓的传承人李星光、传统手工剪纸的传承人李爱荣等到校举办讲座。这样既有利于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趣，也有利于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地位。
（3）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课堂和教材之中。河南的许多大学没有或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的课程，目前，已获得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或传承基地称号的高校，仅有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信阳师范学院等10所。地方高校的课程与教材建设是学校特色发展的重要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地方高校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2012年，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达到372项，其中，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95项，包括民间文学、传统美术、传统音乐等项目。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地方高校课程和教材建设的资源库。
（4）搜集和整理具有本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地方高校，不管属不属于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或传承基地，都应将搜集和整理具有本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本校的中心工作之一。学校可以成立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对本市或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搜集，并整理装订成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一定区域产生的，与该环境息息相关，该地域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文化传统、、生产生活水平，以及日常生活习惯、习俗都决定了其特点和传承”。由此，学校应在调查的基础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等方面进行研究。文化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灵魂，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该民族存活和延续的重要因素。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传承具有本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延续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
河南是中国的文化大省，理应承担本省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教育的使命。地方高校汇集着许多本地的充满活力的年轻的知识群体，他们具有较强的文化认知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具有传承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巨大潜能。
（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基础教育的校本课程之中
针对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现状，让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走进中小学校园。在中小学教育中，可以将不同市、县、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当地的中小学校本课程之中，让中小学生感知家乡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其传承意识。
校本课程的开发始于20世纪英、美等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现。21世纪初，教育部决定“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校本课程开发实质上是学校根据自己的教育哲学，为满足学生的实际发展需要，以教师为主体，吸收有关人员参与，并以学校为基地进行开放民主的课程决策过程”。我国在启动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之后，河南省极为重视地方课程的开发，主要包括“国家规定地方开发和管理的课程”和“省自主开发、管理的课程”。2012年9月，笔者通过对新乡、信阳、商丘、漯河等城市的一些中小学进行访谈得知，小学开发的校本课程基本上都是《中华大家庭》和《民族常识》中的内容，而中学很少或没有开发校本课程。
基础教育具有基础性和地方性的特征，一个孩子的成长，应首先适应他所在的社区文化，社区文化将会为其进入学校学习奠定基础，但也会与学校所传授的知识相冲突。所以，“教材改革应有利于引导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与经验，主动探索知识的发生与发展，同时也应有利于教师创造性地进行教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区域性、家族性等特征，基础教育中的校本课程的开发，除了考虑以省为单位的大背景外，还应考虑以市、县、乡为单位的小背景，比如，在豫北，豫剧的传承意识比较浓厚，该地区的学校可以借此开发豫剧方面的校本课程。不同市、县、乡的学校，可以依据当地所具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相应的校本课程，这不仅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也有利于基础教育的发展。
在信阳地区比较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的固始县，中小学生除了知道“陈元光广场”外，对本县的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了解。由此可见，在基础教育中，融入某一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非常必要。固始县的中小学校可以有选择地将民间文学灶书郭丁香、传统舞蹈花桃舞、传统戏剧灶戏、曲艺固始大鼓书等融入校本课程之中；同样，武庙乡民间文学皇姑山传说、传统戏剧皮影戏、消费习俗观音豆腐；胡族铺镇民间文学白鹭园传说、传统戏剧皮影戏、传统信仰胡族庙会；黎集镇传统舞蹈双人旱船、传统戏剧推剧；蒋集镇传统音乐蒋集锣鼓、传统戏剧咳子戏等，均可选人各地中小学的校本课程之中。
施莱尔马赫认为，“教育的起点不应该是教育理论，而应该是现存的教育现实”。基础教育的教育现实是生源的本土性和地域性，它有利于促进学生所学知识的正迁移。“迁移是指已经获得的知识、技能、甚至方法和态度对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影响”。正迁移是指学生已有的知识和技能，对其所学的新知识和新技能产生的积极的促进作用。不同区域的中小学可依据本土的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来建设校本课程，并通过唤醒学生所具有的新旧知识的相关性，来促进中小学学生学习的正迁移。
（三）唤醒人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法制意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的、动态的，是与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生活文化”，我们应保护和恢复它的生活样式的本色。不同地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所处生态环境不同而各具特色。河南缺乏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制保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依存的原生态环境势在必行。
美国学者卡洛琳・麦茜特认为，“生态共同体的每一部分、每一小环境都与周围生态系统处于动态联系之中”。生命链一旦被破坏，生物的“本真”性就会失去。正如朱大可所认为的那样，“草根艺术一旦被票房控制，质朴纯真的原生状态便会荡然无存”，“维系原生态文化的前提，就是维持它赖以生长的民族（地域）的自然与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融入相应的生态环境中，才能健康地传承下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不能等同于产业开发，如，河南某一传统曲艺之乡，其乡政府以保护“生存环境”为由，“专门修建了八百多米水泥硬化大道，又搭建了牌楼、说唱楼等”，“完全改变了曲艺之乡所依托的生态环境”，从而造成“大批艺人不再参加活动”。基于此，要唤醒人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法制意识，一方面，应唤起国家和省政府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法制意识；另一方面，应培养民众的法制观念和自觉性。唤醒需要教育，正像德国文化教育家斯普朗格所说的那样：“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是在于它是一种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人们不仅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主体，也是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教育的对象。
（四）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及其传承的自觉意识
传统的民间艺人渐渐消失和传承人的年龄出现高龄化的现象都向我们警示：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正在逐渐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关键是后继有人，一个普通人能否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关键在于教育，这种教育是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所提到的“后喻文化”教育，一般是年长一代教给下一代，代代相传。通过“习得”和“教育”，后人逐渐学会了自己祖先创造和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从而完成了传承人的成长过程。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延续性，“人似乎不可能一直保持一个发展高度或者持续地向前发展。人的生活更多的是由于习性和疲乏而被‘损耗’，由此陷入非其存在的本意的退化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传承人就应该将其延续和繁衍下去。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和繁衍的关键，是增强传承人的自觉意识，使他们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视为一种信仰。信仰的养成不仅仅是给予其薪水、报酬就可以完成的，也不是像抬高其社会地位那样那么简单，“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诚是一切教育的本质”，“真正的教育应先获得自身的本质。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为教育，而只是教学的技术而已”。忠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将会自觉地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主动培养后继传人，沿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统。同时，在传承人的认定、保护和考核的基础上，建立传承人的保护机制，激发其传承的自觉意识。
非遗传承的现状篇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苗族鼓舞；传承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一种活态文化，蕴含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展现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意识、思维方式和精神价值，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1]。当前在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严重冲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致使许多珍贵的资料实物与精湛的传统技艺遭到破坏，因此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苗族鼓舞概述
（一）起源
苗族鼓舞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多流传于湘西苗族村寨，受节令和时间的限制，其具有诸多的称谓，深受苗族人民的喜爱。自古以来，湘西苗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多是深山老林和崇山峻岭之中，生活和文化相对封闭，生产条件不高，这些都使得苗族祖先的精神文化生活十分落后，为了振奋族群精神，调节情感，往往以击鼓为乐，从而形成了苗族鼓舞这一文化艺术。从当前的苗族鼓舞内容和动作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出先祖们的淘米煮饭、种地插秧、耕地犁田等生产生活情境，这表明苗族鼓舞产生于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深深根植于苗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
（二）现状
苗族鼓舞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传承方式落后。苗族鼓舞传承方式基本为师徒传承或家族传承模式，人口组成和形式较为单一，受众规模小，虽然能保证被传授者的技艺质量，但是参与人数少，难以形成规模化和大众化的传承与发展，不利于苗族鼓舞的生存及发展。
二是现代文明的冲击。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电视和网络等不断普及，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丰富了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和精神文化生活，对年轻人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导致苗族鼓舞逐渐失去群众基础[2]。当前湘西大多数人较少参与苗族鼓舞活动，不愿意练习和学习鼓舞，并且部分人为谋生计而外出，无暇顾及苗族无辜，影响苗族鼓舞的传承和发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苗族鼓舞传承及发展的路径
（一）积极保护传承人
湘西苗族鼓舞的传承是以技艺精湛、经验丰富的老艺人开门授徒为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载体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因此保护传承人十分之必要。首先，给予传承人物质生活保障。湘西地区经济水平不高，文化和交通等相对落后，许多苗族鼓舞传承人因经济原因而被迫放弃技艺，导致技艺逐渐流失，因此政府可以为其生活提供物质保障，使其更好地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次，提高传承人的名望和社会地位。政府可以支持和奖励为苗族鼓舞做出贡献的人，对其技艺加以肯定，为其提供才艺展示的舞台与机会，使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二）加大宣传力度
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传统文化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要想实现苗族鼓舞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借助舆论导向优势来普及苗族鼓舞的文化及价值，营造良好的声誉。目前苗族鼓舞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没有深度挖掘其价值与内涵，缺乏强有力的品牌宣传力度，多是将其作为旅游宣传附属品，影响其传承与发展[3]。面对这种情况，可以利用平面广告和网络媒体，立体化、全方位宣传苗族鼓舞，将鼓舞的艺术特点和表现形式加以展现，积极宣传文化深层次内涵，使湘西民族特色与特有的神秘感相结合，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三、结束语
苗族鼓舞作为生态文化的一种重要体现，对其传承及发展的方式和规律进行深入探索，客观思考其发展现状与趋势，能够让鼓舞在现代生活中获得新生。当前苗族鼓舞在实际发展和传承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传承方式落后、现代文明的冲击、传承危机等，这就需要遵循“以人为本、活态传承、合理利用”的原则，积极保护传承人，加大宣传力度，构建开发与保护相结合模式，从而有效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实现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罗婉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苗族鼓舞的传承与发展――基于湘西州的考察[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5：9-12+44.
非遗传承的现状篇9
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122-04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少数民族智慧的结晶，在其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关于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民族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渗透与交叉性的研究居多。笔者检索了“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3个主要数据库2005—2013年的相关文献，其中，以篇名“少数民族非遗”共检索出文献135篇，分别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0篇，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12篇，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出3篇。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围绕在研究中理论界比较关注的几个问题进行综述和简要评析，力图呈现理论界对该命题的研究状况及研究特点。
一、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界定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概念，对其进行界定的学者不多。韩小兵将目前有关“少数民族非遗”的几种主要学理解释归纳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综合文化体系”说，主要指产生并流传于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与各少数民族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传的综合性文化体系；二是“表现手法特征”说，特指由少数民族创造的，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法，依靠特定民族、特定人的展示而存在的“活”的遗产；三是“公约定义套用”说，是“非遗”的下位概念，是指被各少数民族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
上述三种说法中，“公约定义套用”说较为常用，即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而在其特征等方面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是借助特定物质载体和表现形式所表现的该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利益。
二、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与价值
（一）少数民族非遗的特征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总体特征，覃志鹏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文化变迁与传承中显露自己特有的时代特征，具有现实生活性、民间地域性、以人为主要载体、生态性与濒危性等特征，这些特征要素互相关联，有机地存活于民族群体之中，体现了丰富久远的文化蕴涵[2]。韩小兵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具有活态遗产性、民间传承性、环境依存性、口传身授性等非遗的一般特征，同时具有源生主体归属上的特殊性，即归属于相应的少数民族，而且与汉族非遗存在表象与特质差异，即在表现形态上更具有多样性，普遍具有异于主流文化的构成要素，具有更强的濒危性[3]。还有很多学者针对特定地域的少数民族非遗特征进行了研究，除具有共性以外，大多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
（二）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研究
对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张世均从总体上指出，少数民族非遗在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建立和谐社会、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在丰富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的审美、艺术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在科学认识与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科学价值；在民族旅游资源利用和旅游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价值[4]。郭剑英，余晓萍从地域的角度指出，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非遗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主要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旅游价值[5]。
三、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综合来看，主要集中于保护现状和保护措施两方面的研究。
（一）保护现状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些困境。汪立珍认为，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挖掘保护工作隐藏着不足与缺憾：一是挖掘保护工作没有一个系统持续的计划，断裂现象十分严重；二是挖掘保护的方法、手段单一[6]。乌丙安指出，相对说来偏重于文化表现形式类遗产的保护，对民间传统的文化空间类遗产的有效保护有所忽略[7]。陈莉指出，虽然我们已开始着手对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保护，但还是有许多被改造成文化消费品，失去文化遗产的内在精神，进而在保护中走向消亡[8]。覃志鹏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实践存在着许多问题：保护意识淡薄；不但保护主体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而且不时出现单纯的保护文化碎片现象；竞争力在比较中呈现不断弱化的趋势；相关法制建设相对滞后[2]。
（二）保护措施研究
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措施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五个研究视角：
一是从总体上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遗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9]。乌丙安认为，民俗文化空间是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7]。覃志鹏提出了树立保护意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逐步实现产业化等重要举措[2]。罗正副提出了对无文字民族非遗保护的思路和方案[10]。赵艳喜提出了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即涵盖非遗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遗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11]。张晓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视角提出，传承与发展非遗的有效途径是符合时代特征的“动态保护”[12]。吴兴帜从文化生态区的理念出发，探寻了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道路，为非物质文化能够继续活态的、原真性的存续提供一种方法论视角[13]。韩成艳认为，非遗的保护必须落实在特定社区[14]。
二是从立法方面提出保护举措。祁庆富指出，立法是抢救与保护口头与非遗的根本措施[9]。黎明认为只有通过法律手段调整涉及少数民族非遗的社会关系，依法确立与制定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正确方向和措施，才能真正地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15]。王培新指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应遵循拯救第一、分层次保护的原则[16]。高燕对少数民族非遗的自治立法进行了研究，指出自治立法应当坚持传统文化保护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平衡的立法价值取向，注重动态保护与静态保护的结合，根据自治层级和民族地区实际，科学合理选择立法模式，并加强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衔接[17]。周超指出，社区参与是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还有一些学者针对特定地域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提出了一些思路[18]。
三是从保护主体的视角提出针对传承人的保护举措。如今，依靠传承人进行非遗保护，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尹凌、余风指出，非遗传承人是完成非遗保护这一使命的重要文化因子，并针对目前传承人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保护传承人到培养继承人这一创新思路[19]。郑土有指出，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在这方面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20]。郎玉屏指出，传承人是少数民族非遗有效传承的首要因素，要增强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使其愿意并欣然传承本民族的文化[21]。陈静梅、文永辉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传承人的分类保护举措[22]。
四是从教育传承视角提出保护举措。汪立珍认为，把少数民族非遗纳入教育体系是保护、开发、传承少数民族非遗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并从教育思想、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方面提出要特别注意的问题[6]。吴正彪指出，少数民族非遗要得到科学的传承与保护，民、汉双语教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23]。普丽春也指出，学校教育是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观点[24]。张丽萍认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参与非遗教育传承，既是非遗传承的需要，也是高校职能体现的需要，并提出了几条高校加强教育传承的具体措施[25]。
五是从其他角度提出保护举措。一是数字化保护举措。蔡群，任荣喜、邱望标认为，采用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如通过对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及三维数据信息进行数字化保存、组织和存储来实现对遗产的保护，可以实现对贵州非遗的快速有效地保护[26]。二是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保护举措。叶建芳认为，保护民族地区非遗是民族博物馆的主要职责与功能，应通过各种方式抢救、保护、创新和发展民族非遗[27]。李树林提出，民族地区图书馆应责无旁贷承担起保护非遗的使命，发挥自身优势，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普查采集、保存利用、传播展示非遗，实现人类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共享。胡芸、顾永贵就如何做好民族民间非遗档案管理工作进行了讨论[28]。
四、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
少数民族非遗的开发利用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一）总体思路研究
陈廷亮认为，对少数民族的非遗资源的开发利用，只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方针，适度合理进行开发利用，不但能使少数民族非遗产生经济效益，而且对其本身的活态保护与传承也大有裨益。并选择湘西、湖北少数民族非遗为例，强调指出，少数民族非遗的产业开发没有也不能是一个统一的模式，应该根据不同类别的非遗制定不同的开发模式[29]。
（二）旅游开发研究
对于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的关系研究，很多人认为旅游开发破坏了少数民族“非遗”的生态环境，也有人认为适度的旅游开发可以促进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肖曾艳认为，旅游开发可以促进遗产保护，遗产保护好后反过来可以提升旅游开发层次，从而形成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的良性互动[30]。周丽洁指出，非遗的保护已不再是静态的抢救与整理，并以湘西地区为个案说明以旅游为媒介，在尊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民族成员意愿的原则下，文化重构是保护非遗行之有效的路径[31]。陈炜、杨曼华在剖析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当前西部地区非遗旅游开发的实践，指出对非遗旅游开发进行适宜性评价是应时之需，符合各利益相关体的需要[32]。
对于非遗的旅游开发应采取保护性开发模式，这一点学者们都达成了共识。张博、程圩指出，实现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必须了解非遗的特性，并基于其特征分析，提出了非遗的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33]。黄继元指出，云南非遗旅游开发中存在过度开发、碎片式开发、孤立式开发等一系列问，必须采取“完善建立管理机制和政策法规监督体系”、“加强理论研究和科学规划”、“重视人这一核心载体的保护和提高”等一系列对策[34]。王汝辉以四川省理县桃坪羌寨为例，对非遗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可持续利用的对策[35]。韩富贵在研究非遗保护传承和旅游资源开发的契合点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非遗生产性保护模式，即“专题展演”模式、“沿途文化生态保护区”模式、“主题公园”模式、“旅游纪念品开发生产”模式[36]。
（三）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研究
在非遗其他开发利用途径的研究中，李昕认为，西部地区丰富的非遗是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探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途径是极其重要[37]。王松华认为，在少数民族非遗保护利用过程中，通过产业化的手段寻求非遗在新的环境下传承与传播的市场空间，并借市场化的机会扩大规模与集聚资金，实现非遗存续与发展的良性循环[38]。谭志国以土家族为个案，针对非遗本身所具有的可位移性和可展示性的先决条件，提出了会展项目保护与开发这一新模式[39]。
五、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分别选择一些个案进行了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个少数民族的非遗研究，一类集中在具体某一类型非遗的研究。在第一类研究中，学者们主要结合各个民族自身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非遗特点、类型进行研究，并在探讨其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保护对策。在第二类研究中，主要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路径，将非遗进行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文化空间、民间文学等门类划分，选择其中的某一项具体个案，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探讨该项非遗传承保护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变迁原因，并提出一些具体的保护和发展举措。
六、研究述评
从以上研究综述可以看出，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们关注的热门问题之一，而且其研究现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从观点上来看，少数民族非遗是非遗的分支，在内涵与范围两方面与非遗的内在意蕴相同，但更注重表现少数民族的特色与风格。不论是哪一类少数民族非遗，都是有着生命力的活态文化，其保护不是要把它封闭在一个既往的历史时空点上，也并非是一种书斋里的历史研究或者仅仅给博物馆提供某种展品，而是文化建设系统工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在既不改变其按内在规律自然衍变的生长过程，又不影响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尽可能寻找开发式保护途径，而且要逐步构建起完善的保护体系。
2.从研究方法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存。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是一个理论和实践意义都很强的论题，大多数学者能充分契合这一特点，既能广泛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旅游学的相关理论开展研究，而且非常注重田野调查，并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指导。
3.从研究对象来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从宏观视角，以整个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为研究对象；也有从微观视角选择具体某一个少数民族或是某一具体类型的少数民族非遗进行个案研究。
总之，目前我国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开发的理论研究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实践工作相比，相对概念化和程式化的研究还显得有些滞后，真正有创见的、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甚少。今后，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实践，通过跨学科的互动与对话，拓宽视野，努力提炼出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和方法，使关于少数民族非遗的研究走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1]韩小兵.少数民族非遗概念界定及其法律意义[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0，（4）.
[2]覃志鹏.论少数民族非遗保护[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3）.
[3]韩小兵.中国少数民族非遗法律保护基本问题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
[4]张世均.我国少数民族非遗的价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7）.
[5]郭剑英，余晓萍.非遗价值评价——以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为例[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4）.
[6]汪立珍.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2005，（6）.
[7]乌丙安.民俗文化空间：中国非遗保护的重中之重[J].民间文化论坛，2007，（1）.
[8]陈莉.非遗的保护与开发利用[J].贵州民族研究，2007，（2）.
[9]祁庆富.存续“活态传承”是衡量非遗保护方式合理性的基本准则[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0）.
[10]罗正副.文化传承视域下的无文字民族非遗保护省思[J].贵州社会科学，2008，（2）.
[11]赵艳喜.论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J].贵州民族研究，2009，（6）.
[12]张晓萍，李鑫.基于文化空间理论的非遗保护与旅游化生存实践[J].学术探索，2010，（6）.
[13]吴兴帜.文化生态区与非遗保护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1，（4）.
[14]韩成艳.非遗作为公共文化的保护——基于对湖北长阳县域实践的考察[J].思想战线，2011，（3）.
[15]黎明.论我国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法源问题[J].民族研究，2007，（3）.
[16]王培新.我国少数民族非遗法律保护原则[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3）.
[17]高燕.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自治立法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7）.
[18]周超.社区参与：非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理念[J].河南社会科学，2011，（2）.
[19]尹凌，余风.从传承人到继承人：非遗保护的创新思维[J].江西社会科学，2008，（12）.
[20]郑土有.非遗保护中的“儿童意识”——从日本民俗活动中得到的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2008，（9）.
[21]郎玉屏.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非遗传承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0）.
[22]陈静梅，文永辉.轮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的分类保护——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J].广西民族研究，2012，（4）.
[23]吴正彪.论双语教育在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非遗中的重要作用[J].民族教育研究，2010，（2）.
[24]普丽春.论学校传承少数民族非遗的教育[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0，（1）.
[25]张丽萍.少数民族地区高校教育传承非遗分析[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1）.
[26]蔡群，任荣喜，邱望标.贵州少数民族非遗的数字化保护方法研究[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
[27]叶建芳.民族博物馆与民族非遗保护——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例[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2）.
[28]胡芸，顾永贵.如何做好民族民间非遗档案管理工作[J].中国档案，2008，（5）.
[29]陈廷亮.湘西少数民族非遗开发利用的可行性与基本模式分析[J].民族论坛，2009，（10）.
[30]肖曾艳.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的阶段性互动分析——以湖南虎形山花瑶乡的非遗为例[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8，（2）.
[31]周丽洁.非遗与文化重构——以发展旅游背景下的湘西地区为例[J].求索，2010，（4）.
[32]陈炜，杨曼华.论西部地区非遗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社会科学家，2011，（2）.
[33]张博，程圩.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保护[J].人文地理2008，（1）.
[34]黄继元.云南省非遗旅游开发研究[J].旅游研究（季刊），2009，（4）.
[35]王汝辉.非遗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特殊性研究——以四川理县桃坪羌寨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10，（11）.
[36]韩富贵.基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非遗生产性保护模式研究[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1，（1）.
[37]李昕.非遗：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J].广西民族研究，2008，（3）.
[38]王松华.产业化视角下的非遗保护[J].同济大学学报，2008，（1）.
[39]谭志国.土家族非遗会展活态保护新模式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40]马宁.羌族非遗的现状及保护对策——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Researchreviewof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ofethnicminoritiesinChina
DenGXiao-yan1，2
（1South-CentralnationaliyUniversity，wuhan430074，China；2Hubeieconomycollege，wuhan430205，China）
非遗传承的现状篇10
关键词：乡村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
中图分类号：F59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4-000391-01
旅游的基本属性是文化，不管旅游的内容还是旅游的形式都承载着文化的精神。从这一层面可看出，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的核心，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乡村文化的主要内容。乡村旅游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着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内在关系。
一、乡村旅游与非遗
最近出现一种新的旅游形式，即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者相结合。这种旅游方式具有文化性、地域性、典型性、稀缺性、真实性等特点，牵动效果显著，广泛影响相关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非遗作为一种文化，包含民间文学、戏剧和曲艺、音乐、舞蹈、民俗等多个种类，这些文化状态一般存在于乡村地区，比如，以北京太平鼓为代表传统舞蹈，以成都面人为代表的传统美术等。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要深入利用当地文化特色，通过当地的特色文化来吸引消费者前来观光旅游，进而起到增加乡村旅游中文化底蕴的作用，使游客在乡村旅游的过程中体验文化，最终达到乡村旅游和非遗深度结合的目标，实现在乡村旅游过程中继承和保护非遗，同时又通过非遗来带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二、乡村旅游中非遗的利用现状
当前，已经开发利用了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的利用形式主要包括：政府牵头组织策划在传统节假日、艺术节或申遗纪念日进行一系列表演活动，市场生产经营和非遗相关产品，当地居民自娱自乐等方式。尽管当前乡村旅游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和传承已经取得了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利用率低
现在只有小部分非遗等级高，具有较大的知名度，其它极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率普遍较低，知名度不高，甚至不被外地人所熟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些表演艺术种类大多以当地居民自娱自乐的方式存在，利用率较低，一般散布在各乡间村落里，不仅没有和乡村旅游相融合，也没能较好的促进当地文化建设。
2.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传
随着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步伐加快，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空间产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化活动逐渐离我们远去，无人继承发展，使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在消失的边缘。比如说，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现在唯一的传人是位于永顺镇盐滩村的已86岁高龄的赵庆福，缺少后人传承发展。并且，依靠漕运儿存在的运河船工号子，如今已失去了载体，没有了生存空间，加上人们对他缺少足够的认识和研究，面临失传。
三、乡村旅游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乡村旅游的一个新的发展创新点，可以提供乡村旅游发展的新契机。针对乡村旅游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现状，结合非遗的特色和类别，归纳总结出几种乡村旅游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方式。要注意，不同地区应按照当地乡村旅游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灵活选取，选择适当的利用方式。
1.展示与体验方式
非遗的展示与体验利用方式指的是将其进行展示，针对有条件实施体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适当让游客在现场进行文化体验，最终使游客参与到非遗的传承中来，并且通过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为当地旅游业吸引外地游客。对吸引力强、知名度高、级别高并且展示时间非固定的非遗文化项目，可以通过建造非遗文化主题博物馆的形式，在博物馆展示和非遗有关的物质载体，并在博物馆内进行定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场展示。在乡村旅游中适合通过体验来传承的非遗主要包括戏剧和曲艺、音乐、舞蹈和杂技等，这些项目都具有容易体验的特性，游客可以亲自体验学习这些项目，促进文化的传承。
2.旅游商品方式
以传统美术、传统医药和传统技艺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它们的技艺本身不能引起游客的足够兴趣，并不能吸引游客的到来。针对这种类型的非遗文化项目，可以利用生产非遗有关的商品来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旅游商品化方式指的是把非遗项目中的有关艺术形式经过大规模集中工厂化生产加工制造出来的商品作为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在乡村游客集中的地方进行销售该商品，达到通过售卖旅游商品来增加当地乡村旅游收入，并且实现在乡村旅游中继承发展非遗文化的目标。
3.旅游节方式
非遗与物质遗产的最大区别是无形性，要使乡村旅游充分利用这种无形的文化，就要一款合适的介质。比如，非遗文化中的民俗就需要凭借乡村旅游中的旅游节来展现起文化形式，通过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来传播民间文学。另外，展示时间相对来说固定、名气不高的非遗文化，也需要通过开展旅游节活动进行展示体验，使更多的旅游者了解认识这一非遗文化项目。在旅游旺季，将当地乡村旅游资源和非遗文化相结合，举办盛大的乡村旅游节，使游客在游玩过程中有机会参与旅游节，感受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旅游节活动追溯历史，使游客在乡村旅游过程中体验各地民俗。并且，随着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当地百姓的经济收入也不断增加，进而使他们感受到传承文化带来的好处，不断激励他们继续表演民俗，更好的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旅游节发展乡村旅游中要注意，举行乡村旅游节活动时不能太片面，非遗文化项目和乡村旅游一定要结合起来，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如果不这样，会造成旅游节活动的吸引力减少，前来观光旅游的人较少，达不到定期开展旅游节的条件。
四、总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可以实现消费者在旅游时求知识、求不同、求美景和休闲娱乐等各方面的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村旅游宝贵的文化资源。按照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内容，进行科学规划与创意设计，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实现文化和旅游相融合，有利于做出文化品牌，传扬优良的文化传统，实现乡村旅游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共赢。
参考文献：
[1]刘丽丽.北京郊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在乡村旅游中的利用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06:56-62.
[2]侯瑞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4.
[3]罗春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业中的有形化利用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