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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区别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22:07:57

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区别篇1

【关键词】重性精神疾病;社区患者;横断面研究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社会竞争的不断加剧,劳动力的重新组合,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原有社会支持网络的削弱,导致了各种心理应激因素急剧增加,精神卫生问题日益突出[1]。精神疾病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重性精神疾病是指临床表现有幻觉、妄想、严重思维障碍、行为紊乱等精神病性症状,且患者社会生活能力严重受损的一组精神疾病。主要包括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双相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等[2]。近年来国内外对各种精神疾病的研究日益深入,而对各种精神疾病之间的区别及相关因素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了解和掌握重性精神疾病社区患者病种的构成,以及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及精神发育迟滞等主要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从而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制定可行的治疗及社区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来源2011年8月1日至2012年7月31日厦门市国家重性精神疾病数据收集分析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的社区患者。录入系统标准: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关于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等重性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同时参考《国际疾病分类诊断第十版》(internationalClassificationofDiseases-10thRevision,iCD-10),同时有完整的一般资料信息,如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居住地址等资料。共计5220例,其中男性2879例,女性2341例,男女比为1.23:1;年龄4-93岁,平均年龄(46.45±14.48)岁;学生117例,无业1691例,有工作2422例;未婚1945例,现婚2410例,其他(离异或丧偶)417例,不详448例;受教育程度:文盲890例,小学1454例,初中1284例,高中/中专805例,大学及以上292例,不详495例;城镇3449例,乡村1771例;经济状况:非贫困1672例,贫困2308例,不详1240例。

1.2研究内容根据系统的信息采集社区患者的资料,包括患者的一般资料(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地区来源、经济状况等)、是否同意参加社区网络管理、发病时间、病程和疾病诊断。其中经济状况是指患者的经济状况,贫困指低保户[3]。

1.3统计学方法将系统的信息以eXCeL形式导出,并且转入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库清库,以便能保证数据的质量。采用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发病年龄以χ±s表示,男女发病年龄的比较采用mann-whitneyU检验,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四种主要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发病年龄的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采用nemenyi法检验四种主要重性精神疾病两者之间的发病年龄差异,不同精神障碍患者的人口学特征差异比较采用x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是否同意参加网络管理的患者分析相关因素,采用前进法,=0.05,=0.10。检验水准规定=0.05(双侧检验),p

2结果

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区别篇2

一、明确目标,完善机制,强化措施

按照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中国残联《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确立的工作目标,结合我市实际,20*年,我市普通人群心理健康知识和精神疾病预防知识知晓率要达到30%,2010年达到50%;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疾病和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2010年降到12%;精神分裂病治疗率20*年达到50%,2010年达到60%;精神疾病治疗与康复工作覆盖人口20*年达到全市人口的2/3,2010年达到全市人口的4/5;20*年、2010年精神病救治率分别达20%、30%;20*年、2010年精神病救助率分别达10%、20%。

对已开展精神病防治康复的紫阳、平利、旬阳、白河、汉滨区五县区,20*年、2010年精神病防治知晓率应分别达到50%、70%;精神分裂症治疗率达到60%、80%;精神病治疗康复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80%、100%;精神病救治率应分别达到30%、50%;救助率应分别达到20%、30%;实施医疗救助,县区免费服药的贫困精神疾病患者每年不低于100名;儿童、青少年精神疾病及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2010年降到10%。20*年达到的目标应纳入年终检查考核评比,并接受中省检查验收。

为实现上述目标,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按陕办发[20*]15号文件中确定的“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重点干预、广泛覆盖、依法管理”的指导原则,尽快建立“政府领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探索符合我市实际的精神卫生工作发展思路,建立健全精神卫生服务网络,把防治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社区和基层。要落实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的模式,保障精神疾病预防与控制工作的开展;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重点精神疾病的治疗与康复,突出重点人群的心理行为问题干预,开展精神疾病患者救治救助;要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宣传教育,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自我防护意识,预防和减少精神障碍的发生,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卫生服务的需求。

二、加强领导,密切协作,形成合力

精神卫生工作属公共卫生范畴,加强精神卫生工作是各级政府的职责。各县区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加强对精神卫生工作的领导,要尽快建立政府领导下的部门协调工作制度,把精神卫生工作列入当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政府议事日程,根据本地实际,提出精神卫生工作目标,统筹规划,采取措施,抓好落实。各县区要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精神卫生工作需要,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用于开展调查摸底,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并进一步落实对精神卫生机构的补助政策。要进一步完善有利于精神卫生工作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物价政策,对具备开办条件的精神疾病防治医疗机构按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对待,免征相关税费,以鼓励社会资源投向精神疾病的防治工作领域。

卫生、民政、公安、教育、司法、宣传、财政、人事、劳动保障、残联、共青团、妇联、老龄委等部门要分工作协作,针对日益突出的精神卫生问题,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并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合力。

卫生、残联部门所属精神卫生机构要承担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任务,调整现有精神卫生机构的服务方面和重点,提高治疗与康复水平。将市精神病防治康复技术指导中心,作为全市精神卫生教育和培训的基地,负责全市精神疾病和心理行为问题的预防、治疗与康复以及技术指导工作。

民政部门所属精神卫生机构要承担在服役期间患精神疾病复员、退伍军人的救治任务,并及时收容和治疗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和监护人的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救助问题。

公安机关要了解掌握本地区内可能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的有关情况,督促家属落实日常监管和治疗措施,对扰乱公共秩序、影响交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严重肇事肇祸的精神疾病患者由公安机关协助护送精神病医院实施强制治疗。

教育部门要进一步规范精神卫生教育的内容,制定“学校精神卫生健康教育基本要求”。20*年起要确保在各类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安排精神卫生专题或将其内容纳入健康教育等相关课程,并保证必要的课时。学校图书馆或阅览室要根据师生人数配备相应数量的精神卫生相关知识的科普读物,到2006年配置率要达到80%以上;学校校园宣传栏中应设有相对固定的精神卫生宣传园地,到2006年宣传园地的设置率应达到70%以上。

司法部门要加强对精神疾病患者权益保障的法制宣传教育,建立和完善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工作机制,依托对精神疾病有鉴定资职的医院,开展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业务。

宣传部门要有计划的在新闻媒体开办精神卫生栏目或专版,宣传精神卫生知识、精神疾病和心理健康知识,提高群众心理健康知识和精神疾病预防知识知晓率。围绕每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积极组织开展众喜闻乐见的精神卫生知识宣传和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服务,提高人民群众的心理健康水平,消除社会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偏见,在社会上营造良好的精神卫生氛围。

三、加强对重点人群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

重视儿童和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的预防和干预。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对学校老师、班主任、校医等人员的心理健康教育和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提高早期发现儿童和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的能力。依靠学校现有工作队伍和网络,在心理健康教育和精神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针对不同年龄儿童和青少年的特点,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包括技能训练)与咨询服务,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心理指导和帮助。20*年,市、县区应要选择1~2所学校作为试点,2010年有1/3的学校开展。

加强妇女心理行为问题和精神疾病的干预。各级妇联及妇幼保健机构要维护有精神疾病和不良心理行为问题妇女的权益,加强妇女孕产期心理健康保健和常见心理行为问题的识别及处理工作,降低其产前、产后、不良心理反应发生率;做好妇女更年期心理健康咨询的指导工作。加强农村妇女心理行为问题的多学科研究,开展针对农村妇女的心理健康咨询和危机干预服务,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农村妇女精神疾病患病率。

开展老年心理健康宣传和精神疾病干预。各级卫生、老龄工作服务机构要利用现有精神卫生资源及基层卫生网络,普及老年性痴呆和抑郁等精神疾病的预防知识,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活动并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帮助,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加强救灾工作中的精神卫生救援。卫生、财政、民政、公安等部门要联合成立灾难应急与危机干预组织,将精神卫生救援内容纳入救灾预案,从组织、人员和措施上提供保证,降低灾后精神疾病发病率。积极开展重大灾害后受灾人群心理干预和心理应激救援工作,评估受灾人群的精神卫生需求,确定灾后心理卫生干预的重点人群,提供电话咨询、门诊治疗等危机干预服务。

做好职业人群和被监管人群的精神卫生工作。各级卫生、工会及有关部门要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别职业人群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宜计划,疏导和缓解职工因工作、家庭生活等带来的压力。公安、司法部门要把被监管人员的精神卫生工作纳入本部门工作计划,加强对公安机关监管民警和监狱、劳教部门民警及医护人员的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根据被监管人员精神卫生流行病学特点,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被监管人员开展心理治疗和心理矫正工作。

四、做好精神疾病的治疗、康复及监测工作

各县区要根据区域卫生发展规划,统筹规划本地区现有各级各类精神卫生机构,明确功能定位,实现资源整合。要按照精神卫生机构为主体,综合医院精神科为辅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精神疾病社区康复机构为依托的原则,建立健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市、县区现有精神卫生专门机构或指定综合医院,要承担本辖区精神疾病和心理行为问题的预防、治疗、康复以及技术指导与培训工作。要充分发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在精神疾病患者治疗与康复中的作用,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逐步在社区建立精神卫生机构,并纳入社会福利发展规划。目前,尚未建立精神卫生机构的汉阴、石泉、宁陕、岚皋和镇坪等五个县,要在“十一五”期间,逐步建立和完善县级精神卫生防治机构。要充分发挥各级残联的优势,与卫生部门共同推行“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精神疾病治疗与康复模式,完善医院就治和转诊制度,开展家庭病床和监护服务,指导精神疾病患者“工疗”、“农疗”和家务劳动,帮助精神疾病患者早日康复,回归主流社会。要加强基层卫生人员、社区专干和家庭康复人员的培训工作,普及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防治知识,提高社区、乡镇和农村卫生机构精神疾病急救水平。

卫生部门要提高对精神分裂症、抑郁症、情感障碍、老年性痴呆等重点精神疾病治疗与康复的服务能力。加强精神疾病药品的管理和供给工作,积极开展以药物为主的综合治疗。公安、民政、卫生、残联等部门要对精神疾病患者被关锁(以无理的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情况进行普及摸底,从治疗、看护、资助等方面制订可行的解锁方案,积极进行监护治疗和定期随访。逐步提高精神疾病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使其回归社会。要利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监测系统完善精神疾病信息监测网络;市精神病防治康复技术指导中心要充分发挥和利用精神疾病检测系统,承担起市区精神疾病的监测工作,积极开展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及时掌握精神疾病流行情况和发展趋势,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五、加快精神卫生工作队伍建设步伐

市卫生局要加强对从事心理治疗与咨询工作人员的执业准入管理。心理治疗与咨询工作人员上岗前必须接受专业教育,上岗后要保证必要的专业进修时间,不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要进一步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加强精神卫生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和医学伦理教育,增强法制观念和服务意识。要逐步加大投入,改善精神卫生工作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条件,提高生活待遇,促进精神卫生工作队伍的发展。要有计划地加强医学院校在校生、现有精神专科和非精神卫生专业医护人员以及其他从事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精神卫生知识的培训,提高对常见精神疾病的早期识别和有效处理的能力。

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区别篇3

1精神疾病的流行现状

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社会竞争压力加大,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1982年中国12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2]:15岁及以上人口中精神障碍(不包括神经症)时点患病率10.54‰,终生患病率12.69‰。1993年采用相同的方法和标准在其中的7个地区进行第二次全国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3]:时点患病率11.18‰,终生患病率13.47‰。2005年甘肃省第二次残疾病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省精神病人达12.5万人,占全省残疾病人总数的6.68%,较1987年第一次残疾人抽样调查时增加了9.2万人,增幅278.8%。如果按照全国精神心理疾病发病率13.47‰推算,我省有30万精神心理疾病患者。

2疾病负担

wHo、世界银行以及哈佛大学联合进行的全球疾病负担(globaldiseaseburden,GDB)研究表明,以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lifeyears,DaLYs)为指标,1990年重性抑郁障碍的疾病负担占中国疾病总负担的6.2%,位居第2位,仅次于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预计到2020年,精神障碍与自杀负担将占疾病总负担的20.2%,位居第1位。phillips[4]等研究发现,中国自杀者中40%患有抑郁障碍,抑郁是自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还有研究表明,中国抑郁症患者自杀发生率为31.8%―51.1%,其中10%―15%患者最终死于自杀,而未及时有效治疗是造成自杀的主要原因。据wHo估计,中国因为抑郁障碍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至少超过640亿元人民币。但我省目前现缺乏这方面的资料。

3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3.1精神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不足

由于精神科的专业地位不高,精神科医生的收入低,因此缺乏足够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目前我省共有精神科医生192人,其中执业医师166人,助理医师26人,每10万精神病患者拥有0.41名精神科医生,精神科护士203人,每10万人拥有0.78名精神科护士,远远达不到精神病患者的需求,并且主要集中在兰州和天水2市,张掖、酒泉、临夏、甘南、嘉峪关5地市没有精神专科医生。

3.2精神病患者的就诊率低、误诊率高、服药依从性差

据wHo估计,我国有95%的抑郁症患者从未得到过诊治。及时就诊于精神科/医学心理科的患者很少,综合医院遇到的抑郁障碍患者比精神专科医院更为普遍,造成患者经常被误诊或漏诊而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抗抑郁治疗。有些研究显示[5],首诊选择非精神专科的患者高达80.9%―92.9%,上海综合医院门诊患者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4.6%,北京综合医院门诊患病率为3.09%识别率很低。有资料显示,上海内科医师对抑郁症的识别率是21.0%,且无1例患者接受抗抑郁治疗。陆林报告,内科医师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仅10.5%,治疗率为16%,且使用的抗抑郁药大多未达到治疗剂量。抑郁症患者的服药依从性较差。研究表明只有三分之二患者服药次数超过医生处方的80%,三分之一的患者服药次数只占医生处方的40%―80%,少数患者只服很少的药物或不服。首次服抗抑郁药第1个月时停药率35%,第6个月时停药65%。

3.3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能力差

wHo早就提出:“医院所为基础的康复不可能满足绝大多数病残者的需要,而以社区为基础的康复能给至今尚未得到帮助的病残者提供基本的康复服务”。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提倡精神科的“非住院化运动”,使众多的精神病病人从隔离性精神病院转到社区中去,并且效果非常好。目前我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不开展精神卫生服务,没有建立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缺乏精神卫生服务意识,对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认识不足。

4几点建议

4.1加大精神卫生投入

由于精神科的专业地位不高,精神科医生的收入低,因此缺乏足够的精神卫生生专业人员,而针对这种状况,需要加大对精神卫生工作的投入,提高精神科从业人员的待遇,培养更多合格的精神科专业人员,在各级综合医院和社区医院设立精神科门诊,在综合医院开展精神科继续教育课程,以提高全体医生对精神障碍的识别率和治疗率,探索适合我省省情的精神卫生服务模式,踏踏实实的为患者提供良好的服务。

4.2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普及和宣传

精神科工作者要充分利用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途径普及和宣传包括抑郁知识在内的精神卫生知识,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知识宣教,加强对精神障碍知识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从而消除社会偏见,从根本上降低精神障碍的未治率。

4.3加强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服务能力

我省目前有精神病专科医院(包括综合医院的精神科)共15家,设病床1000余张,不能满足我省精神病患者的需要。建立社区精神卫生机构在解决精神卫生资金不足的同时可以提高治疗效果。社区精神服务门诊负责本社区居民的精神疾病的治疗与预防,指导病人康复和就业,提供精神卫生咨询和为社区精神病患者家属培训精神卫生知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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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区别篇4

关键词:社区;综合康复;慢性精神分裂症

中图分类号:r749.3文献标志码:a

精神疾病已成为我国医疗资源消耗最大的疾病之一,神经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20%,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推算,到2020年此项负担将上升至疾病总负担的1/4\[1\]。以精神分裂症为主的重性精神病绝大多数分布于社区中处于慢性迁延、衰退状态,其治疗周期长、易反复发作、致残率高。为探索与我国经济水平和卫生政策相适应的并能推广、坚持的精神疾病社区综合康复模式,减少慢性精神疾病的致残率和复发住院率,减轻家属及照料者负担,减少慢性精神疾病的社会疾病总负担,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促使其全面回归社会,我们于2009年8月—2010年8月对社区慢性精神病患者开展了药物维持、行为技能训练、社会技能训练、职业能力训练、家庭干预等综合康复治疗,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病例来源于在浦东新区具有完整社区康复机构的24个街镇中随机抽取的4个街镇(张江、曹路、高桥、合庆)。病例入组标准为:①符合ccmd-3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②病程≥3年,精神症状已趋慢性化。③近1年来生活在社区,无复发住院。④纳入浦东新区精神病防治管理网络,社区随访正常,康复资料完整。对符合入组标准的病例进行编号,按单双序号分组,康复组80例(单号)和社区组80例(双号)1∶1匹配,对康复组进行知情同意告知。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康复前服用药物、治疗剂量(折合氯丙嗪)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康复前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家庭负担会谈量表(fis)、自知力与治疗态度问卷(itaq)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1)。

1.2方法

1.2.1社区组维持原有的常规社区服务,每月进行1次家访,观察病情、药物不良反应,指导用药。在社区每季度进行1次精神病科普知识讲座,提供精神科健康教育手册、精神康复报、有关精神疾病的科普书籍等。

1.2.2康复组

①药物治疗康复:给予积极有效的抗精神病药物维持治疗,每周进行1次家访,每月1次多家庭集体健康教育,进行精神病知识、症状自我监控、药物不良反应识别、药物自我管理训练,提高治疗依从性。给予送药上门、代配药、经济困难者免费提供基础治疗药物等,保证研究期间坚持维持治疗。

②行为技能训练:包括音乐治疗、书法绘画、烹饪训练3种。每种技能训练都根据治疗程式设置由浅入深的课程,每周各1.5h。

③职业能力训练:主要进行劳动作业、工艺制作活动及职业康复训练,包括为康复对象谋求和维持适当职业的内容,帮助他们进行社会工作的计划和设想,给予职业咨询和职业训练,改善工作环境以及解决就业有关问题,尽最大可能使他们达到全面参与社会生活。每周各2次,每次1.5h。

④社交技能训练:以集体心理辅导结合个别心理治疗方式进行。训练课程设置为社交基本技能、社会角色扮演、社会适应训练、人际交往和沟通、自信表达和会谈交友、家庭适应、求职面谈,每项课程为期2周,每周训练2次,每次1h。

⑤家庭干预:前期干预的干预对象为患者的主要监护人或主要照料者。以集中授课的形式进行家庭教育,内容包括精神病基础知识、药物知识、维持

疗、看护知识及改善家庭环境气氛、改善家庭交流、训练应付解决矛盾的方法等,提高家庭人员的干预能力。每月进行1次。重点干预为集中病员进行以认知治疗、支持治疗为主的心理治疗,传授相关疾病知识,端正对疾病的认识,提高治疗依丛性,减轻因缺乏知识而导致的高情感表达和负性情感,提高社会参与的兴趣。每月进行1次。维持干预为每4周入户1次,以答疑咨询为主。期间每3个月安排1次多家庭聚会(包括患者在内),相互讨论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应对方法,建立相互联络、支持网络。

⑥危机干预:将心理咨询师的联系电话告知受试者,并保持24h开机,若患者家庭发生危机情况立即进行危机干预。

1.3疗效评定

采用sdss、bprs、fis、itaq,从功能状况、精神症状、家庭负担、自知力与治疗态度4个维度观察康复效果。由经过培训的医护人员分别于康复前、中(6个月)、后(12个月)各评定1次。评定数据经一致性检验,kappa=0.86(u=17.65,p<0.01)。

①bprs:共28项精神症状检查,按症状有无及严重程度进行1~7分7级评分,评价分数愈高,表明症状愈重。

②sdss:分职业和工作、婚姻职能、父母职能、家庭职能、社会性退缩、个人生活自理、家庭外的社会活动、家庭内活动过少、对外界的兴趣和关心、责任心和计划性10个项目,0~2分3级评分,我国12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学调查规定总分≥2分为有社会功能缺陷。

③fis:分经济负担、家庭日常生活干扰、家庭娱乐活动影响、家庭关系影响、家庭成员躯体健康与心理健康6个因子,共23项,为0~2分3级评分,评价分数愈高,表明负担愈重。

④itaq:共11个项目,检查自知力及对治疗态度状况。0~2分3级评分,评价分数愈高,表明自知力恢复及药物治疗依从性越好。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复发住院率

康复治疗期内康复组患者无1例退出,社区组患者随访正常、无脱落。1年内康复组患者复发住院1例,社区组患者复发住院12例,复发住院率分别为1.25%和15.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13,p=0.01)。

2.2康复治疗前后各评定量表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康复前、康复中、康复后的4个维度评分经f检验总体上得分不等。康复组患者6个月、12个月时的sdss、bprs、fis得分均显著低于社区组患者,itaq得分高于社区组患者(表2)。

3讨论

如何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不同形式的康复以减轻症状、降低复发住院率和致残率,恢复其正常生活和家庭职能,促进社会功能建立从而获得重返社会的能力,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kopelowicz等\[2\]提出了包括药物治疗、社会技能训练、家庭心理教育、肯定的社区治疗、支持性就业的一体化模式。cullberg等\[3\]开展了社会技能培训(socialskillstraining,sst),发现康复者的家庭活动、卫生、休闲、理财能力明显提高。瑞典brunt等\[4\]研究表明,集体社区居住模式下患者自主能力明显高于住院患者。一些发达国家通过立法来开发各种住房开设长期护理院、集体式家庭、过渡期宿舍、支持性居住,为重性精神病患者提供帮助。东京musashino医院精神病康复中心为精神分裂症患者设置非医院化环境进行回归社会训练\[5\]。但国外的研究大多研究病例少,研究成本昂贵且需要提供社区住宿等,并不适合我国的经济状况。

国内徐文炜等\[6\]研究显示,社会技能训练可以减少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缺陷,提高生活质量满意度。刁俊荣等\[7\]研究显示,进行劳动技能训练可以改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缺损。张毅宏等\[8\]开展社区家庭干预,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社会功能显著提高,病情不稳定和复发的情况明显减少。高云等\[9\]的开放式职业治疗研究显示,研究组患者阳性和阴性症状、社会功能缺陷均有显著改善。社区康复能大大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对药物治疗的依从性,在稳定患者病情,降低复发率方面较对照组也有较大优势\[10\]。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较快上升,如何积极利用社会和医疗资源,加大对精神疾病患者康复的研究,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需求已是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重要任务。

本课题运用前瞻性设计和随访观察、对照方法,系统

研究药物维持治疗、行为技能训练、社交技能训练、职业能力训练、家庭干预等综合康复方法对社区慢性精神病患者的疗效,从功能状况、精神症状、家庭负担、自知力与治疗态度4个维度评价康复效果,结果表明在社区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系统的综合康复治疗,可以明显减轻其社会功能缺陷,改善精神症状,减轻家庭照料负担,提高自知力与治疗依从性,降低复发住院率。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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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区别篇5

1.1研究对象

以厦门市6家区级精防机构和3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为研究对象,共44家,其中6家区级精神卫生防治机构为各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社区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由2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13家乡镇卫生院负责。各社区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主要从事的精神卫生工作包括对辖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建档管理与随访、病情分类干预、健康体检;患者家庭健康教育及护理指导、居民心理卫生知识健康教育、精神疾病患者双向转诊、应急医疗处置等。

1.2研究方法

采用自编《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人力资源现状调查表》,收集区级精防机构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主要从事社区精神卫生人员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专业、学历、职称、从事精神卫生工作年限、接受精神卫生知识培训等。

1.3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SpSS15.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形式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数资料进行描述。以p<0.05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一般情况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厦门市登记在册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约8328人,在管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约为5763人。3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均有1名兼职人员,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2名兼职人员。平均每个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约要服务7.51万人口,服务约122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厦门市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基本情况。

2.2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兼职数情况

在47名精神卫生工作人员中,专职数为2人(4.26%),兼职数为2项的有37人(78.72%),3项的6人(12.76%),4项的2人(4.26%)。

2.3社区精神卫生人员接受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情况

厦门市精神卫生中心每年对从事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进行2~4次精神卫生专业知识培训。主要内容包括各种精神疾病相关知识,如病因、症状、治疗、愈后;重性精神疾病管理规范、随访和沟通技巧培训;社区精神卫生健康教育和健康指导;提供心理支持与危机干预;以及向精神卫生机构转介患者等知识。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培训的参与率为97.9%(46/47)。

3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结果显示,厦门市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中兼职比例达到95.7%,同时负责其他工作;此外,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学历总体较高,但专业以临床医学为主,进一步提示需要给予精神卫生工作人员在精神卫生防治工作更多的时间,以及优化专业机构。这与李丽红等对深圳市的研究结果相似。其他地区经验表明,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工作应该由社区全科医生承担较好,但本研究结果中47名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中临床医学专业仅占68.07%。此外,精神科医师、精神科护理人员、心理治疗师、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员在大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都普遍缺乏。社区精神卫生工作者以中青年为主,平均年龄(35.09±9.3)岁,队伍虽然年青化能更快理解和把握工作思路,但年龄大的工作人员则有较为丰富的社区工作经验,在多部门协调及工作组织开展方面更有经验,进一步建议各社区或乡镇卫生院在精神卫生工作中新老工作人员合理搭配,优势互补,将更有利于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开展。本研究中从业精神卫生工作平均年限仅为2.77年,人员队伍流动性较大,无法保证精神卫生工作的顺利交接,许多工作被迫停滞不前。由于精神卫生工作涉及到患者的个人信息,需保护个人秘密,患者及家属与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之间建立长期稳定关系,保持工作人员的稳定将有利于社区精防工作顺利推进。由于基层人员的技术力量薄弱,精神科专业知识缺乏又无法接受系统培训,虽然每年他们都会接受相关的培训,但是由于人员流行性太大,导致无法顺利完成精神卫生工作,进一步提示稳定专业人才队伍,减少人才损失是重中之重。社区精神卫生工作人员流动性大,将在医患关系和业务能力方面给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除此之外,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存在人员参差不齐,学历水平低、专业培养不尽规则等问题,精神疾病的康复现状等不容乐观。因此,我们建议卫生行政部门应制定相关政策,保障社区精神卫生工作者的配备及稳定性,促使高素质人才愿意到基层从事精神卫生工作。对社区人员积极加强健康教育,提高知晓率,消除社会对精神疾病的偏见和歧视,使社区居民能正确识别精神疾病的早期表现,认识到精神疾病是一种可以预防、可以治疗及康复的疾病,这将有利于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开展。大力加强精神卫生工作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开发,有计划,有针对性地采取多种方式对精神卫生从业人员进行培训以及开发,积极开展培训,提高他们对精神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及护理,提升他们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

4总结

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区别篇6

求医方式(helpseeking)是指某个人在感觉到自己已患病或不适时,通过一系列的程序,寻求医疗照顾的行为方式。由于受疾病的症状、个人的性格及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精神病患者的求医途径及机构会有所不同。本文通过对精神病患者求治行为的概述,使我们了解精神病患者的求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以便寻求解决措施,从而使患者和家属及早选择专业治疗。这对减轻精神病患者和家属的痛苦,避免患者、家庭和社会不必要的人力及经济损失有现实意义。

1精神病患者的就医概况

国内精神病患者在出现精神障碍时选择的求医方式有:(1)在综合医院内科、神经科诊治;(2)在精神专科医院诊治;(3)求助于迷信、巫术;(4)中医、中药诊治。有研究表明[1],80年代及90年代患者的求医方式相同,依次为(1)~(4)。国外精神病患者的求医方式主要有:(1)求助于全科医生;(2)求助于非正式机构,如宗教等;(3)求助于精神卫生机构,如社区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病患者多数首诊于非精神科,这一点国内外都有相同的认识。张静等调查显示[2],95.92%的抑郁症患者首诊于非精神科,伴有躯体不适者则全部就诊于非精神科。杨德森等研究发现[3],精神分裂症患者首诊于非精神科机构者近2/3。杨福收等报道[4]神经症患者全部在非精神卫生机构就过医,仅有21.8%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最短时间内直接到精神卫生机构就诊,这类患者多数因冲动、攻击、伤人、毁物,家属无法控制而求治,其余患者则反复在综合医院就医。priest等报道[5]精神病患者主要求助于家庭医生而较少寻求精神科医师或心理医师治疗。在美国东南部调查显示[6],患有ptSD的老兵在1a内平均有7次到精神卫生机构求医,但平均有18次到内科诊所求治,到非精神卫生机构求医是到精神卫生机构求医2倍多。在加拿大研究亦发现[7],华人家庭常把精神病患者关在家里,与外界隔绝,至病情严重恶化才向西医求助,而最后到精神科求助。精神病患者在最终到专科医院求诊前,多经过了曲折的过程,症状长期得不到控制。患者缺乏正确医疗导向、不知该到何处治疗和不情愿或根本不相信自己应到精神卫生机构就诊。结果延误了病情,耽误了治疗的良好时机,浪费了大量的钱财和时间,增加了患者的痛苦。黄鹏钧等[8]调查了70例最终就诊于精神病医院的抑郁性神经症患者的求医方式显示,40%的患者有三个以上的求医处所,在转诊前多数患者辗转于各综合医院,求诊10次以上者达77.1%,54.3%就诊时间≥6mo。杨德森等[3]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从家属发现病情到首次求治,平均延误约3mo,68.7%的患者拖延≥1mo,从发病到首次看精神科平均在病后约4mo;近3/4的受试者在求助于精神科前后曾求助于各种非精神科机构,其中主要为迷信治疗。而中医作为国人广泛应用的一种传统疗法,却极少被精神分裂症患者采用,仅占首诊的6.3%。越是偏远地区的患者,选择到非精神科治疗者越多。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相比,神经症患者多求医于非精神科。如求治于综

合医院、中医院、烧香磕头等。另有研究表明[1],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精神疾病患者精神科首诊前求治于综合医院内科,神经科显著增多,但迷信、巫术仍是应付精神疾病的手段之一(4.46%)。由此说明患者的求医方式仍有误区。

2影响求医方式的因素

有研究表明求医行为与许多因素有关,如受教育程度、个体所处的亚文化环境、对疾病与健康的认识、个人经历、对症状的感知、评价、态度、居住地与医疗机构之间的距离以及性别年龄、个人的人格特征等。

2.1求医决定者的文化程度与文化背景

精神疾病有其特殊性,如精神分裂症患者缺乏自知力,求医决定往往由陪护人作出。有人报道[9]约90%患者的求医行为是由其监护人或亲友决定的。决定者文化程度越高,选择到精神卫生机构求医的可能性就越大。杨德森等[3]研究显示,85.2%的求医决定者都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病情的严重性”而延误求医,90.9%首诊于非精神科的自报原因经分析是缺少对疾病的正确认识。国外研究显示受教育年限≥12a的监护人多选择到精神卫生机构求治[10]。文化水平较低的求医决定者,相对缺少医学知识,尤其是精神病学知识,一旦家人患病,往往不能及时利用精神卫生服务机构,而选择他们较为熟悉的、求助便利的迷信等民间治疗[11~14]。Dale等报道苏丹、菲律宾的精神病患者半数求助于宗教治疗,印度和尼日利亚的精神病患者求治于宗教的分别为25.0%和91.0%[15]。提示文化水平及文化背景不同,人们的求医方式也不同。提高整体人群的文化水平,特别是普及精神医学知识宣传与教育,是改善精神病患者到精神病专科求医状况的重要手段。

2.2病情

精神病包括的种类多,症状丰富,主诉症状包括失眠,情绪低落,躯体不适、妄念、怪异行为、幻觉、言语和思维错乱以及情感冷漠等。患者的起病的形式、症状、自我感觉及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均有差别。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患者的求医方式。抑郁症和神经症患者患病后逐步体验到各种症状带来的不适,绝大多数认为自己患了某种躯体疾病,往往通过一系列程序主动或被动寻求医疗服务。CmShaw,FCreed等[16]对非洲和欧洲部分地区的研究表明,80%的患者是因躯体不适去看医生,而不是因为心理问题。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求医行为的研究发现,非急性起病、以“内隐”症状为主、被认为是“躯体疾病”者,多就诊于非精神科中西医。起病急、以“外显”病状为主、被认为是“精神方面的问题”,多求治于精神科。被认为是“鬼神附体”或“搞不清病因”者多求治于迷信宗教等治疗。另有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多数由家属送来住院,而神经症患者则家属劝说及自已主动求治于精神卫生机构为主。精神疾病起病形式、临床表现等因素均可影响患者的求医方式。

2.3获取医疗服务的条件

患者不求助于正式医疗机构而多选择亲友、家庭医生或民间治疗师,主要是后者为求治者所熟悉,求治方便,花费少。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居住农村、到精神科就诊距离远者,多首诊于迷信等机构,反之则多首诊于精神科,这表明求医方式与医疗服务的获得性确有关系。刘铁榜等报道[17],农村神经症患者总就诊率仅52.5%,而求治于精神科的仅7.5%。另有研究[1]显示,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90年代求医方式中前往综合医院内科、神经科及其精神专科主动求治的人数增多,差异有显著或极显著性(p

2.4社会态度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社会的尊重和理解,不愿意被歧视,不愿意与社会脱离。而社会对精神病患者有种歧视的态度。所以患者求医就有所顾虑。黄鹏钧等[8]研究显示,54.3%的患者对就诊于精神病医院有顾虑,其中45.7%的患者认为自己不是疯子而无需到精神病医院求治。国外也有报道社会的态度如歧视等影响了精神疾病患者寻求精神卫生机构治疗的方式。在高层次人群中,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也会因歧视而不去求治或选择非精神卫生机构求治,即使是患有精神疾病的医生也有这种情况。Reidartysen等[18]研究年轻的医生对精神疾病的求医方式表明,尽管需要治疗的量增加了,但求医的量却没有相应的增加,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精神疾病和耻辱、歧视等联系在一起。最近报道[19],荷兰患有精神疾病的医生中三分之二是自己治疗,没有去寻求专业治疗。Sarahwrigley等也有关于歧视影响求医方式的报道[20]。这与国内杨德森等意见一致[21]。这一方面说明了人们精神卫生知识的贫乏,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对精神疾病和精神病医院存在偏见,歧视精神病患者.甚至连医生本身都有这种片面的认识,使人们深怕因为自己是精神病患者而被人瞧不起,因而造成患者不敢到精神病医院就诊,使其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2.5非精神科医生对精神病的识别能力

有些非精神科医生对精神病的认识还有些缺乏,从而影响了患者求医。国内有调查显示[4],只有10%的精神分裂症和18.3%的神经症患者被非精神科医生建议到精神卫生机构就诊。黄鹏钧等[8]研究显示,65.7%(46/70)的抑郁性神经症患者转诊前被诊断为神经衰弱而予以一般镇静催眠药物治疗及健脑药物应用,而且神经症难以被识别或更容易被当作躯体疾病,耽误了治疗,使大量医疗费用浪费。CmShaw,FCreed等[16]报道非洲加勒比族的精神病患者被非精神科医生认识到有精神疾病的占27%,而在欧洲白人中有52%的患者被非精神科医生识别。由于很多医院现基本上未设立精神科,其内科、中医科医师往往因为专科的限制对精神疾患不能正确诊断治疗,致使就诊的精神病患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2.6目前的治疗水平

现在的医疗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有许多疾病不能完全治愈或控制不复发。这就影响了患者的求医方式以及治疗。有研究表明非洲加勒比族人和欧洲白人拒绝就心理问题求医的原因之一是医生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医生只会给药[16]。也有人报道[22]在澳大利亚和维多利亚儿童精神病患者的父母中有38%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够解决他们孩子的问题。

2.7年龄和性别

年龄和性别也会对求医方式有影响。有研究显示[10],在墨西哥的美国人女性求助精神卫生机构是男性的3.1倍。oliver.mi等[23]报道英国男性较女性较少求医治疗,而且年轻人亦较少求医。杨德森等[3]报道年龄和性别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否求医没有影响,而性别影响其求医机构的选择。

2.8治疗安排

由于中国的国情,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但在一些发达国家,患者看病需要预约,他们只能按照预约单求医治疗。F.p.m.L.peeter等[24]报道长时间等待第一次治疗安排是影响患者求医率的原因之一。orme等都有此方面的报道[10,25]。所以是否及时安排治疗也是影响求医的因素。

诸如人格问题等因素均有不同程度地影响患者的求医方式,这里就不具体详述了。

3前景

了解不同背景下精神病患者的求医方式,对提高求医率、治疗效果,减轻患者和家属的痛苦,减少家庭和社会的负担都有重要的意义。国民经济、文化福利事业的发展水平,是制约求医行为的重要因素。所以要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们文化、生活水平,改善医疗条件。在现阶段因经费不足,难以马上兴办更多精神病医院的条件下,加强精神卫生知识宣传,普及心理卫生知识,提高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能力,改善对患者的态度,进而给予患者尊重、理解、关心。加强对基层医务人员进行精神卫生专业理论与技能培训,加强综合医院与精神卫生机构的合作,提高治疗水平,使患者就诊方便、经济、有效。国外在60年代就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求医行为进行研究,强调在综合医院中实施心理卫生保健服务的重要性。有报道显示[26],由于提高了人们的精神医学知识认识与了解,改善了社区精神病患者治疗的条件,德国人对寻求专业治疗有了积极的态度。近年来这方面的理论日趋完善,Godber和Huxley提出精神卫生服务的“过滤模型”[27],虽然这种“过滤模型”未必完全适用于我国,但在综合医院和社区中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在非精神科医疗机构开展联络精神医学服务,并使各类医务人员掌握一定的精神卫生知识,无疑会对改善精神病患者的求医途径,减轻患者及其家属的心身痛苦和经济负担,促使患者早日康复以及减少社会医疗费用有所帮助。总之,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与教育,提高整体人群的文化素质和精神卫生水平,加强基层精神卫生机构建设,加强综合医院和精神卫生机构合作,提高非专科医生特别是内科医生对精神疾病的识别能力,同时对精神疾病患者求医方式给予指导,是促使精神病患者早期正确就医的重要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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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区别篇7

【关键词】精神病患者;社区康复

一、精神病患者社区康复的意义

精神病患者社区康复,能够促进社会人员与精神病患者之间的相互理、相互接纳,从而促进社会融合,提升社会和谐程度。同时,这也为精神病患者融入社会提供了便利。通过健康教育使患者走出病魔的阴霾,重拾信心,为回归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二、青龙山精神病院案例研究

(一)患者基本情况。莫某,性别:男,未婚,48岁。职业:南京市轻纺集团工人。家庭成员:父亲(已故),母亲,大哥,两个姐姐。均关心患者。

(二)患者病情档案。于1988年在工厂上班期间无明显诱因,渐起多疑敏感。认为别人说他坏话,要打他,周围人的举动都是针对的他。认为加入在饭菜中下毒,失眠。到市公安局,省政府,区法院上告。

认为自己是的儿子,陈焕友是其干爹。送至脑科医院诊治为“精神分裂症”。出院后日常生活自理,后自行断药。于95年病情复发。疑加入害人害他。96年再度进入脑科医院。出院后不能坚持服药,98年又再度复发,入青龙山精神病院。2004年出院,在家个人生活可自理,三年来患者服药不规则,多次病情反复。主要表现为自己五脏六腑疼,是一个隐形人让他吸毒气造成的,隐形人看不见,但能听见声音。后又多次入院脑科医院,后转入青龙山精神病院,无自知力,社会功能受损。

思维内容原发,被害,夸大,妄想。进行采访时已经意识到自己有病,但是自称患病3个月,实则24年。多疑敏感,认为外面的人杂乱,害怕受到伤害,性格内向喜独处,谈话被动,不愿出门,但是可以做饭。认为医院犹如坐牢,想回家。在采访时,自称自己能歌善舞,之前在“大富豪”做调酒师,多才多艺。如果可以回家,想在家养老,跟母亲住在一起,没有婚娶的想法。

在身体方面,自己觉得五脏六腑疼,进行全面检查后均属正常。但是便秘明显,需要长期服用通便药,有脱肛和痔疮。

(三)康复计划。经过访谈后分析,该患者短期内无法回归社区,还需要在青龙山精神病院进行治疗。患病24年之久,反复好几次,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该患者回家后不能进行按时服药,没有人监督。根据该患者的个人情况,回归社区的计划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家庭。(1)作为病人家属,如果能掌握精神病人的护理知识,我们可以以促进其恢复,并更好地照顾病人。此外,家庭的患者的技能培训和工作生活技能,才能使患者提高病人的适应社会,以回报社会帮助很大的帮助的能力。家属要有耐心,要督促其按时吃药,以防复发。(2)家庭是病人值得信任的朋友。为了帮助工作的病人,不仅要跟患者有情感上的沟通,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和平的家庭气氛,鼓励患者与病魔斗争。合理安排学习也能够使其适应社会,从而有效地促进患者的回归,从而改善了病人的,以适应患者的适应能力。(3)在家庭中患者与家属是互为支持和相互理解的。通过家庭治疗,他们能够促进人的显著康复,解决精神压力有关的问题,家属与患者的良好互动,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家庭是患者重要的支持系统,这可明显地促进康复者的功能康复及减少复发。(4)家属间交流关于精神病康复的知识,这不仅降低了负面情绪和精神压力,也可以用来提高家庭照顾者心理疾病知识的了解,积极学习精神疾病康复的经验。

2.社区康复机构。(1)社区康复机构为智障人士的家庭学习创造了更多的机会。机构会定期举行一个家庭这样的疾病和心理健康讲座。专家会讲授相关的家庭的知识,而家属掌握知识的情况,会影响患者。知识的范围不仅留在精神病学的技能和基本知识,还应拓展到精神病康复者日常实际问题。(2)做好每一例精神病康复者家庭的工作。从实际入手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提供相应的对策。这能达到帮助病人和家属,帮他们建立起有利于病人康复的家庭环境,提高他们帮助病人的技巧,减轻家庭的负担,促进病人康复。(3)宣传在社区里精神卫生知识。社区内的居民如能及时的了解到精神病后,就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接受精神病患者,从而使患者重拾信心,能够尽快的参与到日常生活当中。进而促进康复者能够重新投入到服务社会的行列。(4)扩大精神病康复者家属的信息来源。某些康复者及家属的信息来源较少,对于他们所享有的权利及保障知之甚少,让康复者和家属掌握更多的信息,能够让他们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力。(5)定期可以举办社区才艺比拼。比如该患者多才多艺,可以举办唱歌比赛,绘画比赛等。提升患者社会认同感和自信心,调节社区关系,拉近邻里关系。

3.医院。药物治疗必须针对个体化的治疗:年龄,性别,体质,婚姻,职业,家庭。优化成功治疗为前提的基础上,予以最恰当的康复指导计划和充足的精神卫生知识。采取基层医生模式,负责患者的住院,门诊复查,社区康复计划。长期的便民门诊。同时与社区配合工作。尽量使患者出院,并与社区配合,与家属进行有效沟通,尽量让病情好转的患者回归家庭。

4.社会。患者单位应该给予患者充分的关心,定期进行家庭走访,慰问患者和患者家属。让患者得到心理安慰,并鼓励患者走向社会,使患者树立自信心,尽量恢复其社会功能。没有工作单位的患者,政府及社会组织可以伸一把援手,做些爱心慈善活动,帮助患者及患者家庭走出困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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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区别篇8

*,男,汉族,中共党员,*年2月出生,*年毕业于河南医学院,获学士学位,*年获河北医科大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南大学在读博士、精神科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同时还担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会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河南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法医学会司法精神病鉴定分会理事、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精神病院分会常务理事、中国cdc精神卫生中心执委、《临床心身疾病杂志》主编等。

二、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同志始终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身体力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卫生和教育工作方针,在政治上、思想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从医20余年,始终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精神卫生事业,遵纪守法,学风正派,办事公道,清正廉洁,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极高的学术威望。

三、刻苦钻研,不断创新,具有较高得学术威望

*同志在科研和理论研究方面,具有创造性的成果,尤其在精神分裂症基础与临床研究等方面始终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在国内享有一定学术声望。

(一)在国内率先用定量药物脑电图技术预测氯氮平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疗效。用定量药物脑电图技术观察精神分裂症患者服用一次量氯氮平前后各脑区、各频段不同时点定量脑电图变化,用健康人做对照,建立了数学模型及判别函数式,预测氯氮平对精神分裂症的临床疗效正确率为86-100%,且判别能力的检验有统计学意义,为精神分裂症病人治疗个体化提供依据,从而避免盲目用药及经验用药,节约病人的治疗用药及治疗时间,查新国内外未见同类报道。被国内著名专家评价为国内领先、国际先进,具有良好的应用与推广价值,现已被国内多家医院院采用,20*年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二)开展首发精神分裂症早期干预治疗。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致残性疾病,由于病因不明,目前尚无确实有效的防治措施,一年复发率高达30-40%。*同志在*年3月根据文献报道:影响精神分裂症愈后的关键时期是在病后头5年,此时精神功能的损害保持在一个水平,以后即使反复发作,通常不再进一步恶化,并且认为第一次发病是治疗的关键这一理论,成立了首发精神分裂症早期干预病区,采用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干预技术,取得明显效果,一年复发率横向比较降低50%左右。此项技术研究已被列入河南省科技厅重点资助项目,并成为卫生厅临床医学重点专科精神科网络建设推广项目。

(三)参加了国家“十五”科技攻关临床医疗项目《精神分裂症治疗效果与质量的评估研究》,作为子课题负责人,进一步深化精神分裂症的研究,探索精神分裂症的最佳治疗方案,以期在精神分裂症病因未解决之前获得最佳效果,部分研究已获成果。《首发精神分裂症临床特征、治疗与免疫指标的关系》获河南省教育厅科技进步一等奖,《精神分裂症基础与临床相关因素研究》20*年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四)近年来先后主编出版《精神与心理障碍康复指南》、《精神药物不良反应与相关问题》、《精神病学》、《医学心理与精神病学》、《精神科护理学》等专著5部,其中,《精神与心理障碍康复指南》一书获河南省首届优秀科技成果三等奖;作为副主编出版《精神免疫学》、《中国心理卫生研究》专著2部;先后完成科研成果10余项,获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二项,发表有价值的学术论文50余篇。

四、医德医风好,积极为广大群众服务

作为一名医师,他医德高尚,具有高超的业务技术水平、系统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始终把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服务宗旨与自己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关心、爱护、尊重患者,对患者有求必应,见难就帮。许多慕名来找他看病的患者无论是节假日还是休息时间,只要他在家都及时赶到医院,耐心给病人进行检查治疗,在治疗用药时想方设法减轻患者的费用,甚至对极为困难的患者,他还常常拿出自己的钱物给予资助,有很多次病人返家时没有路费,他都自掏腰包给予解决。在医疗活动中,带头树立行业风尚,维护医院形象,不收礼、不吃请,拒收红包,拒绝开单提成。他的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受到了患者及同行的赞扬。

五、致力于我省精神卫生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作为中国cdc精神卫生中心执委、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主任委员、河南省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法医学会司法精神病分会理事、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精神病医院分会常务理事,他致力于我省精神卫生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在本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发挥了带头和示范作用,为我国精神卫生事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一)三年来,*同志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会多次,拓宽了自身的知识视野、提高了自身的业务素质和教学、科研水平。先后参加在*召开的世界精神病学协会,会上交流了《氯氮平的药物动力学与临床疗效的研究》,获边远奖;参加了美国全美精神科年会;参加了在*召开的第一届中美精神病学术会议暨第三次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年会,交流论文《一次量氯氮平对健康成人及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脑电活动影响的对照研究》,阐述了定量药物脑电图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应用前景,受到了与会代表的好评;参加了泰国瑞美隆国际研讨会,交流了瑞美隆对抑郁症治疗的经验;参加在*举办的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第3次年会,当选为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加强了国际学术交流,推动了本学科建设,提高了我省的学术地位。尤其在参加卫生部20*年组织的四次精神卫生专家座谈会上,他为政府提供的如何将精神卫生纳入公共卫生建设、提高精神卫生工作者的岗位津贴、精神病人的欠费问题、精神科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受到了重视,并被国家疾病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聘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通过其本人的不懈努力,争取到了20*年中央批复地方重性精神疾病防治队伍建设部分项目经费,为本专业今后的发展建设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他参加了我国第一部精神卫生法的起草讨论工作,参与制定了我国精神病社区防治试点规划工作。作为我省两个社区试点建设,他按照“中央转移支付地方资金项目--重性精神疾病防治队伍建设项目”和“重性精神疾病监管治疗项目”的要求,在河南省新乡市区、新乡县各开展了一个精神病防治试点社区,分别覆盖人口40万人。通过组织举办项目管理、规范化治疗、个案管理、病人家属、民警及随访信息网络管理培训班等,共培训学员近千人;同时组织人员对两个示范区中62个社区、40个行政村进行了摸底排查,按要求登记了两个示范区重性精神病人447人。目前,由试点到全面铺开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三)每年召开河南省精神科年会及主办部级继续教育项目《综合医院抑郁障碍》、《抑郁症与焦虑症新进展》、《神经系统精神障碍》等。20*年承办全国第九次司法精神病学学术会议和全国精神病医院第七次管理学术会议,举办卫生部全国精神科医师”双基”培训班。

(四)在全省19所地市级精神病医院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为推动我省的精神卫生事业发展,他作为发起人,召集全省地市级精神病医院院长拟成立河南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20*年12月已召开了成立筹备会议。

六、加强医院管理,促进医院在改革中不断向前发展

作为河南省精神病医院院长,他不断强化管理,深化改革,先后进行了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后勤服务社会化的改革工作。他进一步完善落实了各项医疗制度,规范了医疗行为。在医院管理年活动中,为解决患者“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他组织成立了扶贫病房,将贫困病人每月住院费用控制在

1500元以下、医保贫困精神病人每月费用控制在1000元以内(均含伙食费用);与新乡市残联联合开展了对贫困精神病患者进行救助,每年发放救助卡200张。他人性化服务,邀请国内著名礼仪专家来院讲学,为病人从挂号到入院提供一对一全程服务,对空腹检查后的病人免费提供食品。他要求在各临床科室开展了“争创温馨病区”、“六声服务(患者入院时有迎客声、接触患者时有问候声、发生误会时有道歉声、家属及病人有疑问时有解释声、患者合作时有致谢声、患者出院时有祝福声)”等活动,目前医院科室每周的文体活动、每月的医患大型文体活动已成为医院一道亮丽的风景。在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活动中,医护人员的廉洁从医意识得到了明显提高。进一步规范了诊疗行为,杜绝了“回扣”、“红包”、“开单提成”等不良行为,形成了廉洁行医、精诚奉献的良好氛围,行业作风明显好转,医患关系更加融洽。在行风评议活动中,树立了医院良好形象,精神文明建设步上新台阶。他不断加强医院硬件建设,近三年来先后购置万元以上仪器设备总价值1600多万元,医院固定资产总值达到7859万元,新建了9300多平方米的门诊医技大楼,标志着我院全部完成病房改造的第三期建设任务的6000多平方米综合病房楼正在建设中,极大的提高了医院的综合实力。

派专业人员到落后边远地区条件差的精神病医院进行技术支援并定期到当地进行义诊,为当地老百姓免费诊治。每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在全省范围内举行大型宣传、义诊活动,普及精神卫生知识,提高群众对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促进社会精神卫生环境的建立和人群精神健康行为的形成。

七、为人师表,言传身教,桃李满天下

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区别篇9

【关键词】农村卫生;精神分裂症;治疗现状;相关因素;横断面调查

中图分类号:R749.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729(2010)004-0241-0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04.省略

【abstract】objective:tounderstandtreatmentstatusandrelatedfactorsamongpatientswithschizophreniainruralcommunities.methods:threetownscovering23villagesweresampledfromLiuyangCityusingstratified-clusterrandomsamplingmethods.Cluesofschizophreniawereidentifiedamong61165residents,and220patientswerediagnosedasschizophreniabyinterviewingtheStructuredClinicalinterviewforDSm-Ⅳ-tRaxisⅠDisorders-patientedition(SCiD-i/p).Results:therewere81.4%(179/220)ofpatientswhoacceptedanypsychiatrictreatment.amongthe220casesdiagnosedwithschizophrenia,only56(25.5%)caseswereacceptedtreatmentwithin1monthafterpsychiatricsymptomsnotified,89(40.5%),and46(20.9%)weretreatedwithin3monthsand1yearlaterrespectively,and41(18.6%)hadneveracceptedanypsychiatrictreatment.thepatientswithlatentonsetofsymptoms,lossofinsight,andlonger-distancetohospitalwerelesslikelytoreceivepsychiatrictreatmentpromptly(oR=4.71,9.14,and4.32).Conclusion:mostpatientswithschizophreniainruralcommunitycannotreceivepropertreatmentintime.itisimportanttoenhancethelevelofmentalhealthservicessothatthepatientswithschizophreniainruralcommunitycanbetreatedtimely.

【Keywords】ruralhealth;schizophrenia;treatmentstatus;relatedfactor;cross-sectionalsurvey

大量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的预后与患者是否得到及时和系统的精神卫生服务有密切联系,缺乏及时和系统的治疗可以导致脑功能严重的不可逆性损害[1-2],进一步加重精神分裂症造成的沉重疾病负担。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美国与加拿大、荷兰、德国精神障碍患者接受过治疗的比例依次为22%、31.7%和29.2%[3]。在我国,专家估计仅30%左右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得到了及时和系统的治疗[4],但在精神卫生服务的哪一个环节上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及其相关因素缺乏系统的研究。2007年,本研究对浏阳市农村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样本接受精神卫生服务的情况进行了系统评估,并对其相关因素进行了初步研究。

1对象与方法

1.1样本

2007年3-6月,以湖南省浏阳市(县级市)农村37个乡镇作为框架地区,按各乡镇经济发展水平分为高、中、低3个层次,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各层内随机抽取1个乡(镇)。最终以三口乡、杨花乡的全部行政村和镇头镇9个行政村中的7个行政村(共计23个行政村)为研究现场(考虑到镇头镇人口数最多,因此从其9个行政村中随机抽取7个行政村,加上三口乡、杨花乡的全部行政村,≥15岁农村常住人口已满足抽样框架内的调查人群总数)。抽中的行政村≥15岁农村常住人口共61165人。调查员逐个走访每个行政村的各村委主任、妇女主任及村卫生室医生(事前对其进行了有关精神障碍知识的短期培训),将本村≥15岁可疑的精神障碍人员记录在名单上,共获得阳性线索者458例。然后由精神科医师采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研究所翻译、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修订的美国《精神疾病与行为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四版轴Ⅰ障碍临床定式检查(StructuredClinicalinterviewforDSm-iV-tRaxisⅠDisorders-patientedition,SCiD-i/p)[5]按名单入户进行面对面访谈,确诊精神分裂症者220例。其中,男性97例,女性123例;年龄17~83岁,平均(43±14)岁;未婚68例,已婚137例,离异或丧偶15例;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167例,初中及以上53例;核心家庭(一对夫妻与其未婚子女共同生活的家庭)88例,主干家庭(由父母和一对已婚子女组成的家庭)99例,结构缺陷家庭(离异、丧偶或孤儿等家庭结构不完整家庭)33例;家庭年人均收入

1.2工具

1.2.1《精神疾病与行为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四版轴Ⅰ障碍临床定式检查(StructuredClinicalinterviewforDSm-iV-tRaxisⅠDisorders-patientedition,SCiD-i/p)[5]

作为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工具,它是精神科医务人员在对病人进行面检时,根据DSm-iV的诊断标准,逐项评定其精神状态的一种工具。

1.2.2自编精神障碍患者求医行为调查表

在参考国内外文献[6-7]的基础上,经课题组充分讨论及预试验后修订完成,内容包括患者的社会人口学资料、阳性家族史、家庭类型、起病(包括急性起病、亚急性起病、缓慢起病)、首发症状、求治行为(包括求治专科与非专科)、就诊距离、未获专科治疗前的未治期、专科治疗时间、自知力等。

相关定义如下:阳性家族史指患者二系三代以内至少有一位亲属有精神异常史;起病指开始出现精神症状,急性起病、亚急性起病、缓慢起病分别指在2周以内、2周至3个月、3个月以上,从缺乏精神病特征的状态转变为有明显异常的精神病性状态;首发症状指起病时最先出现的精神症状;就诊距离指患者居住地到最近专科机构的距离;自知力的测量是依据“您是否认识到自己已经得了精神疾病”这一条目,回答“是”,则为有自知力;专科治疗指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电休克治疗、精神专科机构或综合医院精神科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未治期指首发精神异常至第一次获得专科治疗之前的这段时间。

1.3调查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对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的病例进行入户调查。调查时,调查员先向患者及其亲属讲明本次调查的目的,获得其口头知情同意后进行面对面访谈。信息的收集通过调查患者本人及其亲属获取,当双方信息不一致时,进行反复核实,并在调查时复查患者的就医病历资料,以减少信息的偏倚。调查过程中,尽量减少无应答,由质控员对调查表检查验收,保证调查资料完整、准确,并妥善保存。本研究获得中南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4统计方法

将全部资料进行整理,输入SpSS13.0统计软件包,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治疗的相关因素(α进入=0.05,α排除=0.10)。

2结果

2.1治疗情况

2.1.1首治情况

220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起病后最先寻求民间巫医治疗者109例,求神拜佛者38例,正规医疗机构就诊者57例,自我调治者3例,其他治疗者13例,分别占总病例的49.5%、17.3%、25.9%、1.4%和5.9%。

2.1.2专科治疗情况

1月内接受专科治疗者56例(25.5%),3月内接受专科治疗者89例(40.5%),1年以上方获得首次专科治疗者46例(20.9%),2年或3年以上方获得首次专科治疗者分别为38例(17.3%)、26例(11.8%);接受专科治疗的患者未治期中位数91天(0天~29年,平均1.57年);住院治疗方面,接受专科治疗的患者中,135例因该病住院治疗(中位数2次),首次住院于专科机构患者130例(省级12例,地市级118例),住院于非专科机构患者5例,分别占总病例的59.1%和2.3%。

2.1.3未接受专科治疗情况

从未接受专科治疗者41例(18.6%),其中自认为病轻、没有必要治疗者2例,经济困难者10例,认为治不好者4例,其他原因11例,原因不详者14例。症状存在时间中位数13.96年(164天~44.96年,平均14.91年);症状存在时间1年内未接受治疗者2例(0.9%),1~2年内未接受治疗者2例(0.9%),2~10年内未接受治疗者11例(5.0%),10年以上未接受治疗者26例(11.8%)。

2.2影响治疗的相关因素

2.2.1社会人口学因素

经单因素分析表明,初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患者专科治疗率高于小学及以下患者(92.5%vs.77.8%,χ2=5.662,p=0.017),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家庭年人均收入水平和家庭类型患者的专科治疗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2.2.2影响治疗的个体其他相关因素

将相信鬼神作为社会文化因素指标,结果未发现相信鬼神与专科治疗的关联有统计学意义;将首发症状(阳性症状,如被害妄想/自语自笑、瓦解/紧张等,阴性症状如情感淡漠、意志减退等)、起病特点两个变量作为疾病特点的指标,将疾病归因、自知力两个变量作为个人的认知因素指标,结果发现起病较急、有自知力的患者专科治疗率较高;就诊距离≤30km的患者专科治疗率较高,提示居住地离专科机构越远,患者接受治疗的可能性越低(表1)。

2.2.3影响治疗的logistic回归分析

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以专科治疗(未治疗=0,治疗=1)为因变量,性别、起病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相信鬼神、家庭类型、家庭年人均收入、精神障碍家族史、首发症状、疾病归因、起病特点、自知力、就诊距离为自变量。表2中的各因素为自变量的赋值情况。结果发现,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专科治疗的显著相关因素是起病特点、自知力和就诊距离(表3)。

3讨论

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与预后关系密切,有研究表明,较长时间的未治期与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显著的认知功能下降和较差的预后结局存在关联[8-9]。一项针对四川新津县农村精神障碍的流调发现,从未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已成为精神残疾者占82.7%[10]。

本研究显示,浏阳市农村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治疗率为81.4%,从未治疗率较低,仅为18.6%;张岿等[11]采用线索与逐户调查相结合的治疗方法,发现阜阳市农村社区精神分裂症的未治疗率为45.8%(32/70);Kurihara等[9]采用入户面对面的调查方式,发现巴厘岛农村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从未治疗率为51.3%(20/39)。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发现的治疗率较高,可能与患者病耻感(不愿透露病情)、症状特点及研究对象失访(失访率接近20%)有关。此外,受本次调查时人力、财力的限制,本研究对象是通过线索调查获得,即通过村委会主任、妇女主任和乡村医生找到的对象往往是那些行为相对怪异者,而很可能有相当数量的症状相对较轻或隐匿患者未被发现,这也是本研究存在的重要局限。未来研究应该对抽样地区≥15岁常住人口逐户入户面对面普查,以找到抽样框架内几乎全部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并进一步调查其治疗情况。本研究显示,接受治疗的患者未治期最长者达29年,从未治疗的患者未治期最长者达44.96年。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过程,仅仅调查是否接受过专业治疗并不能全面反映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对治疗的需要。如何界定和研究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接受“规范”或“系统”治疗的情况,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解决。

本文单因素分析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起病较急的患者专科治疗率较高,表明文化程度、起病特点影响到患者及家属对本病的识别和治疗;有自知力的患者专科治疗率高于无自知力患者,可能与自知力存在的患者能够对自身疾病及其危害有较好的认识有关;就诊距离是精神卫生服务可及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来说,患者居住距离专科机构越近,就诊越方便,越可能利用该专科机构提供的服务。在本研究中,就诊距离≤30km的患者专科治疗率较高,与国内外研究发现精神卫生机构设置的远近跟患者是否利用精神卫生服务有关的结果较一致[6,12-13]。多因素分析进一步显示,起病特点、自知力及就诊距离是患者专科治疗的显著相关因素,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并未发现首发症状与患者接受专科治疗存在统计学关联,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浏阳市农村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缺乏及时的专科治疗。在接受过专科治疗的患者中,未治期较长,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现状不能令人满意。应通过开展精神卫生宣传教育,提高农村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水平,实施精神药物救助等,以促进农村社区精神分裂症的及时治疗。

致谢:感谢湖南省卫生厅、浏阳市卫生局及调查乡(镇)乡村医生对本次调查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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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Kuriharat,Katom,RevergerR,etal.never-treatedpatientswithschizophreniainthedevelopingcountryofBali[J].SchizophrRes,2005,79:307-313.

[10]舒良,田成华.精神障碍的生物学治疗[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524.

[11]张岿,王世纪,韦学斌,等.阜阳市城乡精神疾病识别及治疗情况的调查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17(3):197-199.

[12]世界卫生组织.组织精神卫生服务[R].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03:23.

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区别篇10

【关键词】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表;轴Ⅰ障碍用临床定式检查;信度;效度;精神障碍

中图分类号:R749.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729(2010)001-0021-0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01.005

Community-basedevaluationofthereliabilityandvalidityofChineseversionof

CompositeinternationalDiagnosticinterview-3.0

HUanYYue-Qin1,XieShou-Fu2,LUJin1,XuJun-ting2,DanGwei-min1,

LiYi2,LiUZhao-Rui1,CHiRui1

1instituteofmentalHealth,pekingUniversity,KeyLaboratoryofmentalHealth,ministryofHealth

(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191

2theSeventhpeople'sHospitalofDalianCity,Dalian116023

Correspondingauthor:HUanYYue-Qin,e-mail:huangyq@bjmu.省略

【abstract】objective:toevaluatethetest-retestreliabilityandvalidityofChineseversionofworldHealthorganizationCompositeinternationalDiagnosticinterviewversion3.0(CiDi-3.0)bycommunity-basedstudy.methods:among202subjectsfromDaliancity,withtheclinician-administeredStructuredClinicalinterviewforDSm-iV(SCiD),102patentswerediagnosticasmooddisorder,anxietydisorder,schizophreniaorpsychoticdisorderandsoon.allofthepatientsandtheother100subjectswithoutmentaldisordersasthecontrolgroupwereinterviewedblindlybyCiDi-3.0totestthevalidityofCiDi-3.0.tenpatientsamongthemwereinterviewedtwiceindependentlyina7-dayintervaltoevaluatethereliabilityofCiDi-3.0.Results:(1)Forthescreensection,thesensitivityvaluesofdifferentmentaldisordersrangedfrom60.4%to93.1%,whilethespecificityvaluesfrom33.6%to92.7%.thepositivepredictivevalueswerefrom60.1%to95.1%,andthenegativepredictivevalueswerefrom68.1%to93.7%.(2)Fordifferentmentaldisorders,thespecificityvaluesrangedfrom97.1%to98.9%,whilethesensitivityvalueswerefrom33.3%to70.3%.positivepredictvalueswerefrom66.7%to95.7%,andnegativepredictivevalueswerefrom87.7%to95.4%.(3)theconsistencywas0.78inanymentaldisorder.(4)Fortest-retestreliability,kappavaluesrangedfrom0.737to1.0.Conclusion:Byclinicalreappraisal,theChineseversionofCiDi-3.0hassatisfiedvalidityandreliability.thescreensectionhashighsensitivity,whilethediagnosticsectionshavehighspecificities.thatindicatesthatCiDi-3.0isacceptableasavalidatedinstrumentforcommunitysurveyonmentaldisorders.

【Keywords】theCompositeinternationalDiagnosticinterview;StructuredChlinicalinterviewforDiagnosis;reliability;validity;mentaldisorder

世界卫生组织(wHo)自1986年定式诊断性检查工具“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表(theCompositeinternationalDiagnosticinterview)”以来[1-2],已有26种常用语言的版本,全世界有7个经wHo授权的CiDi培训中心,约25万人接受了CiDi的访谈,是wHo推荐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专用工具之一,在国内用于多项大规模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也获得了满意结果[3-4]。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研究和培训协作中心北京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授权中文版CiDi培训中心对CiDi-C2.1中文版进行了临床及社区测试[5-9],证实其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本中心对CiDi-3.0中文版的临床测试结果表明该问卷重测信度好,用于焦虑障碍的诊断和筛查价值高,用于重性抑郁障碍及精神病筛查效果较好,诊断效果更好[9]。为评价CiDi-3.0用于社区研究的信效度,在2006年大连市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社区试测研究。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在2006年大连市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中抽取的年满18岁的调查对象中获得的社区精神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严重精神发育迟滞、严重痴呆、急性精神病等不适用CiDi-3.0的患者除外。病例组选择:经CiDi-3.0访谈任一疾病单元有阳性结果的调查对象,再由精神科医生使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Ⅳ)轴Ⅰ障碍用临床定式检查(研究版)(SCiD-i)[10],确诊社区患者共102人,其中包括心境障碍46人、精神病15人(精神分裂症、其他精神病)、焦虑障碍26人、物质使用障碍15人。对照组选择:该调查中5%阴性复查的社区调查对象,选择与病例同地区、同性别、同年龄(相差不超过5岁)的社区居民共100人。以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Ⅳ)为诊断标准进行评价。

以102例确诊为单一种类精神障碍患者为病例组,由于部分精神障碍患者存在临床共病诊断,故将其他精神障碍归入非患者的对照组,以利于评价CiDi-3.0对各类精神障碍的区分度。将病例组与正常对照和其他精神障碍两种对照组诊断结果进行比较。

本研究方案经过了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独立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所有受访者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自愿参加本研究。

1.2工具

测试工具: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表-3.0(theCompositeinternationalDiagnosticinterview,coreversion3.0,CiDi-3.0),由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共同编制。CiDi-3.0分为两部分:筛查部分及诊断部分,由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翻译。

诊断工具:以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Ⅳ)轴Ⅰ障碍用临床定式检查(研究版)(StructuredChlinicalinterviewforDiagnosis,SCiD-i)为诊断的金标准。该半定式问卷原作者为First和Spitzer等,由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附属第一医院心理卫生研究所张波译,刘协和审校。

调查员一致性评价方法:对精神科临床医生、精神科护士及医学院在校研究生共24名调查员,进行严格系统的CiDi-3.0培训。调查员一致性评定方法是24名调查员一起分别对10名患者进行逐一访谈,即每1名患者接受访谈1次,24名调查员同时记录,每名调查员练习访谈记录10次。

重测信度评价方法:对10名患者分别由同一名调查员间隔1周,进行2次CiDi-3.0访谈。

效标效度评价方法:对102名患者及100名非患者进行CiDi-3.0访谈,由接受统一培训的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根据DSm-Ⅳ的定义和标准,采用金标准SCiD-i对所有对象进行临床评价。

1.3资料收集和统计方法

专人检查、回收完成的CiDi-3.0量表,经CiDi-3.0计算机诊断软件处理,获得DSm-Ⅳ诊断系统提供的每个研究对象的诊断结果;使用SpSS11.5软件包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鉴于CiDi-3.0未对物质使用障碍者进行诊断,故本次分析未包含对物质使用者的结果报告。

2结果

2.1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所有研究对象均能理解问卷条目,完成时间为30~150min。对患者组与非患者组作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的均衡性检验,患者组102例,其中男34例,女68例,平均年龄(42±13)岁,受教育年限(13±3)年;非患者组100例,其中男40例,女60例,平均年龄(40±11)岁,受教育年限(12±4)年。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s>0.05)

2.2调查员一致性

24名调查员对10名各类精神障碍患者诊断的一致性检验,Kappa值为0.78。

2.3重测信度

各类精神障碍重测信度kappa值在0.737~1.0之间,其中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病为1,心境障碍为0.737,焦虑障碍为0.765。

2.4效标效度

2.4.1筛查部分的效标效度

以确诊的各类患者为病例组,以非患者为对照组,计算CiDi-3.0筛查问卷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结果显示各类精神障碍单一病种和3大类病种均具有高灵敏度,并有较高的阴性预测值,其中心境障碍、重性抑郁、广泛性焦虑、心境恶劣障碍、特殊恐怖灵敏度在80.2%~91.2%之间,仅有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病、双相情感障碍的灵敏度较低。筛查部分的各种精神障碍筛查单一病种具有中等特异度,在68.6%~93.1%之间,但是3大类病种由于个别单一病种特异度较低而使其种特异度偏低(表1)。

2.4.2诊断部分的效标效度

以确诊的各类患者为病例组,以非患者为对照组,计算CiDi-3.0诊断部分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RoC曲线下面积(aUC)、oR值,结果显示各类精神障碍具有中等灵敏度,其中心境障碍的灵敏度为70.3%,而心境恶劣障碍的灵敏度仅为20.0%;结果显示各类精神障碍具有高特异度,并有较高的阳性预测值,其中3大类精神障碍的特异度在97.1%~98.9%之间,单一病种精神障碍的类型中,重性抑郁为89.0%,特殊恐怖和强迫障碍为100.0%;心境障碍的阳性预测值很高,达95.7%,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病、焦虑障碍的阳性预测值较高(表2)。

3讨论

CiDi自1986年最初的版本由wHo以来不断更新,已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全国性精神疾病调查及研究,如wmH-CiDi在美国共病复测研究(nCS-R)中的应用[10],以及用于世界精神卫生调查;CiDi-1.0以及CiDi-2.1在国内不同地区精神疾病调查及有关研究中的使用令人满意[3,9]。近10年来,经过CiDi专家委员会的多次严格审议和修改,CiDi在普通人群的流行病学研究、初级保健研究(包括wHo的合作研究比如HiV感染、初级保健研究等)及许多临床研究的访谈诊断中都处于领先地位,大量有关CiDi信度、效度研究及其应用结果证明CiDi是目前研究精神疾病的较为理想的社区调查工具[2-9]。国内深圳市调查中对CiDi-3.0中文版的效度研究后,认为其对精神障碍、心境障碍、焦虑障碍具有较高灵敏度,对于后两者及精神病有较高特异度,是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较好工具[11]。

CiDi-3.0包括筛查和诊断的两个部分,发挥不同的作用。首先,筛查部分要求有高度灵敏度,尽可能少地遗漏任何精神障碍,而经过筛查获得的可疑阳性患者,可以进入诊断部分进一步确诊,因此诊断部分就要求有高度特异度。本研究显示CiDi-3.0达到了筛查题目高灵敏度、诊断章节高特异度的要求,符合社区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的需要。

在筛查部分中,尽管多数精神障碍有较高灵敏度,但双相障碍、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病部分的灵敏度却较低,分析原因,双相障碍患者病情变化较多,其症状多与其他精神障碍有共病现象,加之患者通常不具备自知力,对躁狂发作期的相关症状予以否认,其本身临床诊断的正确率就偏低;对于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病,由于CiDi-3.0的诊断是以非精神卫生专业人员访谈方式,依赖对象的正确回答,而精神病患者无法正常交谈,故CiDi设计的筛查条目数量有限,且不包括发作精神病,故识别精神病的灵敏度偏低,但其特异度仍较高,与国外报道相似[12]。

其次,在诊断部分,心境障碍表现为中等灵敏度、高特异度、中等阳性预测值、高阴性预测值,表明CiDi-3.0用于心境障碍的诊断和筛查价值高,与国外研究结果一致[13],说明该量表的条目符合中国人症状表达的特点,适用于在患者及非患者群体的诊断;该部分的焦虑障碍、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病表现为低灵敏度、高特异度,提示其用于诊断的价值高。既往国外在对CiDi-2.1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如在CiDi-2.1上增加6个对焦虑障碍内容追问的条目,能使研究样本中疑似惊恐障碍的对象被确诊为惊恐障碍患者增加21%[13]。跨文化精神病学分析表明,文化差异通常影响情绪的表达方式,国外特定诊断标准不能完全涵盖国内人群的心理症状,以及患者的掩饰、保密以及患者对症状的自然和谐接受程度等,均将影响量表采集症状信息的全面性[9]。

同时,aUC可以解释为随机选择的临床病例被CiDi正确诊断率高于随机选择的非患者的概率。aUC值在0.5~0.7表示诊断一致性较差,0.7~0.9中等,0.9以上表示一致性很好。本研究CiDi-3.0的aUC表明对双相情感障碍、重性抑郁诊断价值高。计算oR值,可以评价CiDi-3.0对患者和非患者获得阳性结果的可能性,若oR>1,病例组比对照组更有可能获得阳性结果;若oR

综上所述,本研究证明CiDi-3.0作为一个定式的精神障碍筛查诊断性工具有满意的信度和效度,可以由非专业人员使用,符合中国文化背景和中国语言习惯,适用于各类调查员使用;与CiDi-3.0/DSm-Ⅳ/iCD-10诊断软件配合使用,能够直接获得有关精神障碍的诊断,是一个理想的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研究的工具,也可以作为精神科门诊辅助诊断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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