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经济研究篇1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消费；消费方式；消费者预算线；节俭
中图分类号：F01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6）01－077－06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庞大的、数量不断增加的经济总量被生产出来，生产和消费这样庞大的经济总量，自然会对稀缺资源和环境产生巨大的压力，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被提了出来，节能和环保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题。然而，关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们更多地关注如何解决在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如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等，而很少关注在消费方面存在的问题。其实，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了经济不可或缺的整体，这四个环节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决定的。如果不联系消费，就生产谈生产，是没有意义的。生态环境的污染，既是生产造成的，也是消费造成的。对稀缺资源的过度开采也是刺激消费的结果。随着人们消费越来越多的商品和劳务，消费的废弃物及其处理成为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总之，消费得越多，占用的资源就越多，消费的废弃物就越多，环境的破坏就越严重。如果不联系可持续消费而谈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这样的经济从根本上说是不可持续的。可持续消费（sustainableconsumption）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命题，直到20世纪末才为人们所关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宣言提出：“为了实现持续发展和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各国应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并倡导适当的人口政策。”［1］该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强调：“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的主要成因是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形态”，应“促进减少环境压力和符合人类基本需要的生产和消费形态”。［2］学术界对可持续消费的定义较多，其中普遍接受的是199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内罗毕发表的《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报告提出的定义：“可持续消费，是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可持续消费是既能满足当代人消费发展需要，而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消费发展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消费”。［3］这个定义很好地反映了可持续消费的内涵和外延。然而，出于本文的分析目的，我们还是要用经济学的术语为可持续消费下一个定义：可持续消费是指不会产生负外部性的消费。在经济学上，负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行为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但无需对这一行为承担赔偿义务的现象，它是市场失败的典型表现。一旦出现了负外部性，必须运用经济政策加以矫正。消费的负外部性特别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即这一代人的过度消费因对资源和环境产生了不可逆转的破坏性，致使下一代人的消费权利受到根本性损害。同时，它也为可持续消费政策的执行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尽管联合国环境大会呼吁所有国家的政府、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努力，改变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形态以及鼓励可持续的消费形态和生活方式的价值观，但要实行起来是相当困难的。首先，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和塑造了社会的消费方式，而市场经济被认为是最好的、最合理的和最有效率的，因而市场经济的消费方式及其消费观念被认为是天然合理的，并且是不可以触动的；其次，在主流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看来，刺激消费是解决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的基本手段，特别是当消费与增长和就业联系在一起时，更是如此；最后，在主导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中，个人的消费是私域的事情，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只有当消费行为引起了负的外部性时，才需要进行干预。
二、可持续的消费方式
这里所谓的消费，不是指物满足人欲望的物质变换过程，也不是像贝克尔所说的，是一种投入，生产一种叫“满足”产品的生产过程，而是指人作为消费者并决定消费过程的方式或模式。消费方式主要包括消费者的目标函数、获得消费的手段、消费者行为、消费观念、消费者的心理预期等。很明显，人们的消费方式是由他们的生活方式塑造和决定的，而后者又是由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和社会习俗决定的。可持续的个人消费方式应该是在合理的收入范围内，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并以正确的消费观为指导的消费。消费受收入的限制，这就是“消费者预算约束线”的概念。所谓合理的收入范围，是指当期收入加上合理的预期收入。当期的收入决定当期的消费和储蓄，这是最稳妥的消费，不会产生债务。考虑到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一部分预期的收入也应当计入在内。由于经济的不确定性，由预期收入决定的消费存在着债务风险，一旦现金流断了，债务风险立刻就变成了债务危机。由债务危机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在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假说中得到了很好的阐释，并且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得到了证实。“消费者预算线”很好地说明了消费支出最终要受到收入的限制，然而在现实中，无论是家庭、企业还是政府，早已远远突破了消费预算线，以至于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提出了“软预算约束”概念，并精辟地分析了这种软约束所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种种不良后果。什么是基本的生活需要，很难说清楚。萨缪尔森说，花几美分喝一碗粥就会得到足够的营养，而一个现代人如果没有汽车、空调、冰箱和电视，他便被认为得不到生活必需品。有些欲望必须得到满足，因为它们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必要的，而那些以炫耀为目的的奢侈消费并不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假说，人的需要和欲望是无限的，但这不是说所有的欲望必须靠尽可能多的消费物才能得到满足。消费不是衡量欲望满足的唯一标准，越是高级需要的满足就越是如此。像获得尊重、友谊、爱情、社会承认乃至实现自我价值这类需要，恐怕必须克己、禁欲和自我牺牲，这一切都指向尽可能地少消费物。消费的目的是为了生存，但生存的目的不是为了消费。消费行为和观念的核心问题是“俭”还是“奢”，这便是“节俭的悖论”。在斯密看来，节俭无论何时何地都是社会的恩人，而奢侈是社会的大敌。没有被消费掉从而被节省下来的资源（储蓄）将被投入到再生产的过程中，将导致国民财富、人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在凯恩斯看来，节俭对个人来说是美德，对社会来说却是恶行。一个人的消费支出，对另一个人来说是收入；你每多花一分钱，就是为别人增加了收入，并创造了就业。增加的消费支出将通过乘数的作用使收入和就业成倍扩大。所以，凯恩斯提倡奢侈的消费，他把消费不足说成是造成经济衰退和严重失业的根本原因。“俭”是长期解决问题的办法，“奢”是短期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是对子孙后代极不负责的解决办法。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经济学关于消费的棘轮效应原理。个人的善就是社会的善，在这里不存在“合成推理的谬误”。不过，需要指出的是：（1）社会消费不仅包括家庭消费，还包括企业和政府的消费，不同部门的消费方式存在着明显差异。（2）个人的消费方式是否可持续只关乎到自己，而社会的消费方式是否可持续则关乎于人类社会的未来。（3）在研究社会消费方式时，必须考虑到消费的连带效应。例如，一些人讲排场，比阔气，搞炫耀性消费，引起其他人争相效仿，就会形成一种不好的消费方式。铺张浪费必须受到道德和舆论的谴责，而一旦铺张浪费对资源和环境产生了压力，政府的消费政策就必须出台。（4）这里讲的社会消费方式，主要是指由占主导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特征所决定和塑造的消费方式，借用凡勃伦的话，就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和生活理论”。［4］由于消费受收入的限制，而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异很大，故而不存在所谓社会一般的消费方式。社会流行的消费方式是指令人羡慕、值得追求和力图达到（通过收入的提高或借款）的消费方式，它是社会关于美好生活的伦理标准，或者是社会的消费文化。
三、市场经济的消费方式
尽管经济学家承认存在着种种市场失灵的现象，市场经济还是被过分的美化了。生产和消费可持续问题的提出，本身就说明了市场经济的根本缺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和生产手段决定了只有不断地刺激消费，它才能生存下去。这正是造成我们今天生产和消费种种不可持续现象的根源所在。我们现在就来分析这一问题。社会化大生产和机器大生产是市场经济生产方式的物质技术基础，而“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语）市场经济的这些技术特征和制度特征正是经济学家们分析其运行规律并得出不同结论的前提和出发点。我们的分析从机器大生产这一市场经济基本的技术特征出发，并假定市场经济是运转良好的自组织形态，收入分配比较均等，不存在产品销售的困难（萨伊定律），也没有货币和其他因素的冲击。这是一个社会扩大生产和再生产的均衡图式。在这个图式中，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会受到资源瓶颈和市场瓶颈的制约，机器大生产就像一部无比巨大的永动机，无限量地吞入资源和吐出数量不断增加的产品和劳务。利润提供了推动市场经济这部大机器不停运转的永不枯竭的动力和剂。市场经济这部大机器一旦开动起来，就不能停顿下来，必须保证其各个部件的正常运转，否则社会就会陷入灾难。为此，经济系统必须从社会的总系统中“脱嵌”出来，“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5］即便不存在销售困难，市场经济还是遇到了自己的最大问题———如何把多余的商品推销出去。不说利润的实现是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单靠收入提高而导致的消费需求增加并不足以为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劳务提供足够的市场，因为前者增加的速度完全赶不上机器生产的速度。即使供给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要把多余的产品推销出去，也必须不断地撑大消费者的胃口，储蓄转化为投资也不能解决供需矛盾，而只会使这一矛盾在未来以更加激烈的形式爆发。市场经济之所以在今天成为全球化经济，其奥妙在于它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市场问题。这里所谓的“成功”，是指一种对现存制度而言是合法的手段，而非诸如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掠夺和贸易战争等暴力手段和各种欺诈手段。那么，市场经济是怎样突破限制自己发展的市场瓶颈制约的呢？首先，培养市场经济的“新人”或新型的消费者。市场经济摧毁了为需要而生产的家计模式，而使生产和消费服从于赚钱的目的和机器生产的逻辑。为牟利而生产是永无止境的，亚里士多德最早指出了这一点。利润来自于买卖的差价，而利润的实现关键是要把增殖的产品卖出去。为利润而生产的新型社会经济体制需要重新塑造人，这种人叫“经济人”，他精于计算，以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为行动的主要目的。经济学就是“快乐和痛苦的微积分”（杰文斯语），而幸福＝欲望／效用（萨缪尔森的消费方程式）。经济人在消费上表现为“消费人”，这种人以效用或欲望的满足为生活的最高目标，而以尽可能多地占有和消费物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手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的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的消费观称之为“消费主义”。所谓“消费主义”，是指把消费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和最高价值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即认为个人的自我满足和快乐的第一位的要求是占有和消费物质产品，具体表现为占有欲极度膨胀，毫无节制地消耗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异化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等等。凡勃仑最早揭露了消费的炫耀性质。炫耀性消费是指这种一种消费，这种消费主要是为了炫耀财富、社会地位和权力，而不是为了满足正常的消费需求。这是一种摆阔气、讲排场和铺张浪费的消费，越是造成轰动效应就越好。炫耀性消费是社会上层有闲阶级消费的主要特征，也是上流社会身份的象征和增加个人地位和财富的有力手段。上流社会的炫耀性消费必将通过消费的显示效应而对下层社会的生活产生决定性影响，因为这是令人羡慕的和值得追求的。炫耀性消费还是增加利润的有力手段。按照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资本家阶级的利润等于他们的消费和投资，这就是卡莱斯基所说的：“资本家得到他们花费的，工人花费他们得到的。”炫耀性消费当然是一种异化消费，因为已经背离了消费本身的目的。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深刻地揭示了消费主义的根源以及其对人本身和社会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弗洛姆指出，消费主义来自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基本教义———对利润的追逐。庞大的消费工业对利润的需要，通过广告的媒介，将人“变成了一个贪婪的人，一台要越来越多地消费的永动机……新的、人造的需要创造出来了……人的口味纵了，对消费的贪婪……变成了现今工业化社会最重要的心理驱力。消费人处于幸福的幻觉之中……他把刺激和激动误认为是快乐和幸福，把物质上的舒适当作活力。满足贪婪成了新的宗教。消费自由成了人的自由的核心。”［6］人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其次，控制和塑造消费。为了增加利润，把人变成消费人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控制、刺激、操纵和制造消费者的胃口、欲望、偏好、需要和心理，以使消费者无限度地追求花样不断翻新的各种新奇产品。为利润而生产，已经不仅仅是产品的生产，而且同时是消费欲望和消费者的生产；只有“生产”出一批有消费欲望的消费者，产品才能卖出去。西方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美化为“消费者”，说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决定了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对此，加尔布雷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生产者”一说。“事实上欲望是生产的结果”，“生产创造它企图满足的欲望。”［7］消费者只是表面文章，问题在于人们只能消费生产出来的东西，而人们的消费欲望从来不是十分具体的。比如说，自古以来人们就有“移动”的需要，然而怎样移动（步行、骑马、骑自行车、开车还是坐飞机？）却取决于生产出来的交通工具。生产者是怎么塑造消费者的消费欲望的？答案是推销术和广告术。它们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学问，也创造了许多的就业岗位和花费了大量的资金。推销人员必须懂得消费心理学，必须掌握很好的推销技巧，必须夸大产品的优点而有意隐瞒产品的缺陷，不如此就不能打动消费者。而广告的作用更大，它利用现代传媒技术冲击消费者的视觉，利用明星效应控制追星族们的消费心理，让人们遵循广告鼓吹去休息、娱乐、消费和爱憎，通过人为地制造各种虚假需要，把特殊集团的利益伪装成明智人的利益，把按资本增值要求塑造的生活方式当作向往的美好生活方式。加之日夜不停的广告轰炸，这就完成了对消费者的洗脑过程，就仿佛得不到此种产品生活便失去了意义。再次，突破消费者预算线，创造提前消费的手段。如果不突破消费者预算线，卖不出去的产品就会堆积如山，所以必须想办法使消费者借钱消费。在这方面，市场经济有现成的工具———金融。金融的本质是借贷，而现代经济之所以在本质上是一种信用经济，就是因为现代的生产和消费规模巨大，利润的生产和实现需要大量的资金周转。金融家们抓住了牟利的机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生产者之间、消费者之间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欠债，货币资本的借贷关系，充斥在每一个角落，从而形成一个接着一个的支付链条，一旦其中的个别人不能按期偿还债务，这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是必然的，这个互相连接在一起的支付链条就会从某一个环节中断，从而引发金融危机。私人消费的预算约束毕竟很硬，而公共消费的预算约束很软。弗里德曼指出：“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花自己的钱，办人家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人家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人家的钱办人家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8］由于“经理革命”，经理们追求的是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而不是股东们的利润最大化；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督成本的高昂，股东缺乏对经理的有效约束；又由于垄断，可以把花费打入成本从而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这些都说明企业掌控者的消费是由别人（企业职工和消费者）买单的。政府的预算约束更软，这在政府的财政收支不透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政府可以借债和发钞票。从而大大突破预算约束。借债当然要老百姓多纳税来还，而政府大都发行5年或10年的国库券，这就等于说政府的债务与本届政府无关。为了连任和当选，当然要扩大政府的支出和减少政府的税收，这便是财政赤字和政治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不仅导致了通货膨胀，而且产生了新的税种———通货膨胀税，这等于是靠掠夺全国人民的收入来为自己的消费买单。由于软预算约束，公共消费类似于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不付成本地多吃多占才是一种理。于是，我们听到了大公司的高管们令人咋舌的高工资、极尽奢华的铺张浪费以及天文数字般的“三公消费”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还需指出，公共消费具有明显的炫耀性质，这与当权者的消费心理有关，但主要还是由软预算约束所使然。于是，我们也看到了耗费巨资建造的、威武雄壮的各级政府办公大楼，不计血本举行的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的盛大仪式和活动，等等。斯密说得好：“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私人奢侈妄为而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有时可把它弄得穷困”。［9］最后，市场经济的消费方式最终是不可持续的原因。这是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的过程。无论是追求私利的人们必将对社会福利做出贡献（“看不见的手”）也好，还是为了不断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也罢，只要没有对资源环境造成压力，生产和消费多多益善。然而，现在生产和消费的总量如此之大，不能不破坏资源和环境。在40多年前，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根据人口、粮食、资本、资源和环境指数增长的特点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结论：“假如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食物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星球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有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10］这是在一个有限的地球上无止境地追求增长的必然后果。自然资源不是无限的，被污染的环境很难再恢复原状。对地球资源的过度开发使几十亿年形成的稀缺资源正在被挥霍殆尽，对环境的破坏已经远远超过了地球自身的修补能力。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助于节省稀缺资源的使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源环境正在变坏的趋势，特别是当科技服务于商业的目的时，与其说是它们减缓了不如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
四、可持续消费的政策
针对由市场经济活动而产生的负外部性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了两种加以矫正的经济政策：管制和“庇古税”。它们都是使外部性内在化的政策，并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它们也是可持续消费的两种主要政策。问题是这两种政策目前主要被运用于生产领域，而很少被用在消费领域。现在是考虑把它们全面应用于消费领域的时候了。行政命令乃至法律的禁令通过对违反规定的行为人的处罚可以禁止某些不合意的行为，或者将其危害降至最低，所以管制对不可持续的消费行为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笔者所在的长春市今年春节公告，禁止在市内燃放鞭炮，立刻就还以安静的夜晚和清洁的环境。中央公布了八项规定，立刻就减少了三公消费。目前在消费领域，主要是对少数消费品和消费行为进行管制，后者主要包括、枪支、、等。一旦认识到某些消费既对消费者无益甚至有害又破坏了资源环境，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对其进行管制。例如，为什么不禁止鞭炮的生产呢？为什么不禁止香烟的生产呢？可持续的消费政策必须触动那种认为消费是私人的事、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纠正负外部性影响的税收叫“庇古税”，以最早主张采用这种政策的经济学家的名字命名。在消费领域，庇古税主要表现为对少数几种消费品征收的消费税，如烟酒税、汽油税、奢侈税等等。一个人可以开排气量大的汽车，住大房子，另一个人则正好相反。是否可以对前者的消费行为征收“资源占用税”或“环境税”，对后者的消费行为给予补贴？比如，国家对购买小排气量的汽车就有补贴政策。笔者对国家的税收体制和税收政策不熟悉，故而只能提出不成熟的想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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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1世纪日程［R／oL］．［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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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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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经济研究篇2
关键词：居民消费；政府消费；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城乡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实证研究
收录日期：2012年4月23日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政府多次提出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也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政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越来越为政府和社会所了解和认可，并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消费对经济的作用要大于投资和进出口。因为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消费的增加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大重要标志。而我国的消费按消费主体可分为两个部分：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不同于政府消费的刚性，居民消费受收入、预期、消费习惯、偏好等影响较大。居民消费又可进一步分为农村消费和城市消费。由于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和城市在很多方面都大不相同，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消费习惯也不尽相同。这三种消费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显然是不一样的。因此，本文就这三种消费对经济的不同作用做分析。
二、文献回顾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关于消费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也成为了学者们的研究重点。目前，国内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李路（2008）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做协整分析得到的结果表明：政府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它们之间存在着动态均衡机制。政府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徐凤、金克琴（2009）运用协整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与国内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刺激消费特别是占总消费比重较大的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张书云（2008）使用VaR模型对我国政府支出与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政府支出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政府消费对城镇居民是挤入的，但在长期政府消费对城镇居民无影响；而政府消费对农村居民消费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均是挤入的。
而将农村居民消费、城市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三者结合起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的文献较少。毕玉江（2010）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消费增加1%，当期经济增长提高0.7个百分点；前一期消费与本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消费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城镇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农村居民消费并不满足这一结论。徐晓鹰（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关系，而且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政府消费会引起经济负增长，同时也会对城乡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尤其是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更大。
三、实证研究
1、数据和变量的选取。本文选取1990～2009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原始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采用的原始数据有国内生产总值、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城市居民消费支出以及政府消费支出。为了剔除其中包含的价格因素，并使用1990年为基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国内生产总值、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用GDp表示，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用RUC表示，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用URC表示，政府消费支出用GoC表示。为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时间序列分别取对数。取对数后分别用LnGDp、LnRUC、LnURC和LnGoC表示。数据处理使用eviews6.0。
2、平稳性检验。利用不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往往会导致“伪回归”，故在进行回归前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Dickey-Fuller的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其结果如下：变量LnGDp、LnRUC的一阶差分序列不能拒绝单位根假设，说明一阶差分序列都是不平稳的；而它们的二阶差分序列都拒绝了单位根假设，且p值小于1%，说明LnGDp、LnRUC的二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变量LnURC、LnGoC的水平值序列不能拒绝单位根假设，而一阶差分拒绝单位根假设，且p值小于5%，说明LnURC、LnGoC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
3、协整检验。因为4个变量中有2个是二阶差分平稳，2个一阶差分平稳，所以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下面用Johansen分析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果如表1所示。（表1）可以看到，变量之间存在最多3个协整关系的迹统计量为0.0892，小于5%临界值3.8415，p概率值为0.7652，接受原假设。说明4个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4、协整模型。因为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故可以建立协整模型。对LnGDp用LnRUC、LnURC、LnGoC回归，回归方程：
R-squared=0.994647 prob（F-statistic）=0.000000。
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其结果为t=-1.791603，在-1.606610（10%level）与-1.961409（5%level）之间，故可以认为残差是平稳的。
所以，可以建立如下协整模型：
LnGDp=0.173608×LnRUC+0.293968×LnURC+0.517621+0.673029×LnGoC+0.517621
这个模型说明，农村居民消费每增加1%，GDp增加0.17%；城市居民消费每增加1%，GDp增加0.29%；政府消费每增加1%，GDp增加0.67%。
四、结论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消费主体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正向的，这与经济学常识是相吻合的。而对经济影响的程度由低到高为：农村居民消费、城市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这里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居民的消费多数集中在生活必需品上，而且一般是小范围内的交易，附加值比较低。在统计上也有可能会被遗漏；二是城市居民的消费范围比农村居民的消费范围要广得多，而且多是附加值高的产品和服务，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高于农村居民的消费也是理所应当的；三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高，这与之前对政府消费的假设也是吻合的：政府消费集中在城市，而且政府消费具有向下刚性。
作为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消费理应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而经济增长是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保障，所以要使这两者统一起来，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被证明是可行的。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要使两者能够有机地统一起来，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1、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率，改变其消费结构。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如此之小是不合理的。可以认为，当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上升和消费结构改变后，他们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是很大的。一是农村居民人数多、分布广；二是农村有很大的潜在消费需求。一旦这些需求释放出来，会对我国经济造成很大的刺激。
2、继续促进城市居民的消费。城市居民的消费较之农村居民已经好很多，但是因为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对未来的担心，城市居民也有相当一部分消费需求未能得到满足。
3、政府政策倾向于提高居民消费。要想提高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消费率，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发挥其应尽的作用。当政府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居民不用为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担心而不敢消费的情况消失时，可以相信居民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肯定会大于政府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而不必担心政府消费减少会影响经济的增长。
主要参考文献：
[1]徐晓鹰.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科技创业月刊，2010.6.
[2]邬德政.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2009.
消费经济研究篇3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经济增长；扩大内需；优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5-0044-02
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翻了两番，国内的市场规模也比二十年前的市场规模扩大了很多。有学者研究表明中国的政府消费支出比重不低，同时城镇的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也较为迅速，制约经济增长的原因就在于农民庞大的消费水平。所以，现阶段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是重点也是难点，是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可行性分析
1.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增长迅速，尤其是农村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更是增长迅速，这就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同时，中国中央连续十一年都是关于农业问题的，这在政策上是对农业、农民的支持，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另外，据测算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仍会居世界前列。国民经济的增长推动中国农村的居民收入增长水平，这样的有利条件更是奠定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物质基础[1]。
2.农村居民已经具备迎接新的挑战的条件
中国的GDp年年突破大关、创纪录，这就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提供了良好的时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居民生活水平已经逐渐地从温饱解决期转变成积蓄储备期，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正处在新一轮升级转化的临界点。近十年来，比照城市居民的家庭的消费进程可以知道，农村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需求逐渐的增长。例如，农村居民对电脑空调、冰箱、汽车等消费品的增长速度极快，甚至有的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高于同一时期的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同时，伴随着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2]，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活的质量，由传统的生存型向为享受型转变。现在的农村居民逐渐的开始旅游、健身、文化娱乐、网上购物等，农村居民的需求空间变得越来越广阔，为国民经济的增长提供了稳定增长的动力支持。
3.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刺激了消费需求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空间越来越大，有利于拉动消费内需。根据现有的工业化的阶段水平推算，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加速推进期，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速度进了一大步。当前，中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在拉动内需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有高于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倾向。另外，城市化进程将逐渐改善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水平，这就会促使农村居民的需求向现实的购买力转化，在这一转化的过程中必然会使农村巨大的消费潜力充分的发挥，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快速的增长。
二、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对策
1.加大投入，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
收入是居民消费增长的决定因素。长期以来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动力不足，影响着居民消费意愿向购买力的转变。针对这一情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实施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进而提高居民的消费增长。首先，增加政府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促进农村居民的收入稳定持续增长。其次，提高政府财政在提高农村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比例，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切实保证农村居民的增长占有重要的地位[3]。第三，缩小城乡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长期以来，由于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人群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严重制约着居民的消费增长速度。所以，针对这一情况在初次分配收入的同时，通过调整再分配的改革，缩小高低收入人群之前的差距，从宏观上面保证分配的公平以及调低抑高的改革措施顺利进行，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2.建立和完善农村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
农村社会保证制度的滞后是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突出问题。随着中国养老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改革，农村居民在教育、医疗、失业以及养老方面的支出相应的增加，这样就迫使农村居民在储蓄方面的支出增加，用于消费的支出就会减少。另外，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就业困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居民的负担，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针对这一情况，需要完善和推行农村新型的医疗保障制度，进一步规范和落实低保以及社会救助的机制。同时为了应对因为金融危机导致的企业经营不善、员工下岗的情况，政府尽量争取最大的努力增加就业的机会，根据当地的现有资源，拓展劳动力就业的渠道，给部分经济上确实困难的人群给予经济上的适当补助。
3.优化农村市场环境
当前的农村经济消费品供给结构有待改善，为了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必须进行农村市场的消费结构调整。可以建立农村直销网点，完善农村销售的网络，通过加强售前和售后的服务，增加农民的购买信息[4]。市场监督方面，监督部门高度重视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可以通过在交易制度、信用制度以及厂商服务方面进行优化，保证农民愿意消费并且敢于消费。另外，根据农村现有的资源有效进行利用，调整产品的结构，开发适合农村发展的新型的消费结构以及农产品，增加农民增收的渠道。加强对产品流通环节的附加值的控制力度，减少因为流通环节而导致的成本增加，更不能仅仅是将劣质产品进行低价销售，损害农民的利益。
三、结束语
本文就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可行性以及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对策进行了分析研究，对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的增长的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总而言之，采用多种措施促进农村居民的消费增长，进而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意义重大。只有让农民有钱可花，有钱能花，有钱敢花，才能充分地调动农村居民的消费积极性。
参考文献：
[1]徐小鹰.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科技创业月刊，2010，（6）：45-46.
[2]陈亮，朱琛.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实证分析及对策[J].经济纵横，2010，（2）：56-57.
消费经济研究篇4
尤其在于信用消费理论，我们可以得知，信用消费与消费支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信用消费可以加大居民的消费能力，从而拉动居民的消费。由宏观经济学中得知，市场需求的扩大会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因而我们可以将结论相连得出，信用消费的出世，加大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从而拉动了市场内需，进而加快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然而，银行卡正是信用消费最重要、最广泛的使用方式。因而，可以得出相应的预想，即银行卡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文着重探究银行卡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所以选取银行卡消费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指标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采取的方法有Hp滤波法，aDF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Hp滤波法对数据进行季节趋势剔除，保留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对数据进行aDF单位根平稳性检验，在数据平稳性的基础上进行协整，探究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在确定长期关系以后，检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一个变量的变化是否会引起另一个变量的变化，然后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对短期进行修正，最后运用aRma模型对变量未来趋势进行预测。
二、实证分析
为了测度我国银行卡消费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选用我国银行卡消费总额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011年1月～2014年3月的季度数据进行验证分析。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因素多种多样，然而由于本文只分析银行卡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因此，为了使分析更加方便，此次计量模型只包含银行卡消费总额(万亿)、国内生产总值(万亿)，而所有其他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将在此模型中略去。
(一)季节趋势的剔除。对于时间序列数据，通常会呈现出季节性的波动特征，这种季节性波动的周期性的存在会给定量的计量分析带来一些干扰，因此，必须对季度数据进行平滑处理，分离其线性趋势。根据数据，对自变量银行卡消费总额X与因变量国内生产总值Y进行Hp滤波法，得到新的变量HpX与HpY，对变量HpX与HpY进行取对数处理，消除变量的异方差性，得到新的变量LnHpX，LnHpY。经过滤波和取对处理以后，剔除了季节趋势，消除了异方差，得到了两变量的长期趋势曲线显示，LnHpX与LnHpY的变化趋势基本趋于一致，由此可以判定两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稳定的数量关系。
(二)协整模型。为了使接下来的协整检验能够顺利进行，决定利用aDF检验对LnHpX与LnHpY进行平稳性检验，从而看其变量序列是否都为同阶单整序列;只有当其成立时，才可进行协整。由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LnHpX与LnHpY的aDF值都大于10%临界值，表明LnHpX与Ln-HpY都是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D(LnHpX)与D(LnHpY)的aDF值都小于1%临界值，表明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序列，即LnHpX与LnHpY都为一阶单整序列。本文采用回归残差单位根检验法。由此可知，模型可决系数为0．9886，表明模型对样本数据拟合较好，且参数的t统计量值通过检验，F检验也非常显著，表明银行卡消费总额的变动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有显著影响。由上述模型，计算得出残差序列et=LnHpY－LnHp^Y。第二步，检验et的平稳性。若et为平稳的，则X与Y是协整的，反之，则两者之间不是协整的。对残差序列et平稳性检验的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t检验统计量值为－4．826912，小于相应临界值－4．0681，充分表明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不存在单位根，说明银行卡消费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既然银行卡消费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那么，它们之间必然至少存在一组因果关系。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检验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p值足够小，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认为银行卡消费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互为因果关系。银行卡的消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经济的增长又反作用于消费，刺激消费的增长。
(四)误差修正模型。我国银行卡消费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协整，表明两者之间有长期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有可能会出现失衡，为了增加模型精度，把协整回归中的残差项et作为均衡误差，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上述结果表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不仅取决于银行卡消费总额的变化，而且还取决于上一期国内生产总值对均衡水平的偏离，误差项et－1的系数－0．1430体现了对偏离的修正，上一期偏离越远，本期修正的量就越大，及系统存在反向误差修正机制。
(五)aRma模型。由LnHpX的相关系数图可以看出，自相关系数是拖尾的，而偏相关系数是一阶结尾的，所以我们选用aR(1)模型进行建模。运用最小二乘估计，得到aR(1)模型的修正可决系数为0．9992，说明模型拟合效果很好，且回归系数的t检验显著，模型整体的F检验也十分显著。利用aR(1)模型对未来两期LnHpX进行预测，基于aR(1)自回归模型自变量的预测值分别为12．2603亿元与12．7087亿元，由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LnHpX与LnHpY之间互为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利用LnHpX的预测值，带入协整回归方程预测因变量的值。在剔除季节趋势的情况下，2014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预测值为15．8658亿元，在95%的置信度水平下，预测区间为(15．1273，16．6398)亿元;2015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预测值为16．0110亿元，95%置信度水平下的预测区间为(15．2625，16．7970)亿元。
三、结论与建议
(一)拓展银行卡业务功能，提高人民群众心理粘性。在如今社会，基本的生活要求大多可以被满足，人民更加追求便利的生活。银行应加大力度拓展银行卡业务功能，提高银行卡业务给人民带来的便利性，如此便会大大提高人民群众对银行卡消费的心理粘性，久而久之转变为人民生活习惯的一部分。
消费经济研究篇5
二、海南经济的消费总量与结构分析
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六、结束语
一、前言
消费问题，从消费行为角度看，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从国内生产总值最终使用构成看，消费是重要总体变量，它的总量和结构变动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即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作用。因此，消费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宏观经济范畴。我们对消费问题研究的出发点，是对经济增长的关注。
消费问题在近两年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刺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发生变化，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人民币不贬值压力、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使得消费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变化，严重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因此，将开拓国内市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消费与增长，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了才能适当增加消费，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会影响和妨碍经济发展，并以此为依据安排经济建设和制定宏观发展计划。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取得了制度上的变革，也获得了认识和理论上的突破，那就是不仅增长决定着消费，同时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这一增长观点可以从下面的经验材料和理论获得支持。第一，高收入高消费与低收入低消费两种模式比较。
改变。因此，消费水平没有获得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增长，海南经济增长的机会成本高昂，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海南消费水平低下。九十年代以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世界平均消费水平为78─79%，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为58─60%，海南仅为41─55%，见表2-2
总消费又细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从上面资料看，建省前政府消费仅占总消费的5─10%，建省后快速上升到20%以上（仅有两年低于20%）。与居民消费和总消费相比，政府支出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2、消费模型
消费，从实物形态看，表现为商品和劳务；从货币形态看，来源于可支配的实际收入。消费水平的高低主要决定于一国国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高低。所谓个人可支配收入是指个人在一年中得到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总和。个人可支配收入是gdp的一部分，受投资、税赋和政府转移支付等因素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人可支配收入决定于gdp的大小和gdp转移为个人收入的多少即收入分配政策。
设个人可支配收入为yd，gdp为y，假定个人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为b，我们称b为gdp的个人分配系数。这样就得到：
yd=b*y(2．1)
再假定个人消费c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函数，由此得到：
c=a+c*yd(2．2)
c=a+b*c*y(2．3)
这样，我们就建立了具有一般意义的消费模型，即式（2．3）。其中，a是自发性消费，为常量，表明一个基本的消费水平；c为边际消费倾向，它是消费增量同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量的比例，即
c=dc/dyd=dc/(b*dy)=1/b*dc/dy（2．4）
从消费模型可以看出，在边际消费倾向c一定条件下，消费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即gdp的个人分配系数b和gdp。
在gdp既定条件下，个人分配系数b决定了消费总量和消费水平。b是政策参数，是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研究表明，b波动区间的上限，也就是消费的最大限度，受预期投资影响。预期投资决定了预期的收入，所以b受到预期收入影响。因此，消费不但取决于即期可支配收入，也受预期收入影响。
利用消费模型，我们来进一步分析海南经济中消费的特点及消费与收入的关系特征，见表2-3。
表2-3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单位：元
--------------------------------------------------------------------------------
年份职工平居民人均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存居民人农业居民非农业居民
均工资可支配收入人均纯收入款年末余额均消费
1990198015757788028526981436
19912194172691610398666671609
1992272023181026168011288192252
19933501307213202699144910642813
19944485392016203369181412593723
19955340477018723978219715484345
19965476492621564619237617264444
19975664485023825041245818024458
资料来源：《海南统计年鉴》，1998年
第一、以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为主要特征。
1990─1997年，消费中量入为出观念占主导地位，消费水平低下，且增长缓慢。同期人均gdp增长了2.6倍，人均消费增长1.9倍，其中农业人均消费增长1.6倍，非农业人均消费增长2.1倍。消费水平提高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消费水平的城乡差距扩大，1990年城乡消费水平比为2.1:1，1997年扩大到2.5:1。
第二、收入水平提高落后于经济增长水平。
1990─1997年，职工平均工资增长1.9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1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2.1倍，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低收入是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的主导思想。低收入必然带来低消费，由此引发的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无疑制约了经济发展后劲，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第三、非工资性收入和非货币化消费现象严重。海南经济表现为低收入低消费的特征同时，还表现为高储蓄。1990─1997年，人均储蓄增长5.3倍，超过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速度。不协调的高储蓄表明，?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即灰色收入相当高，甚至超过工资收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社会团体的小金库和地下经济是灰色收入的来源。地下经济有多大？占gdp份额有多少？尚难估算，也不列入gdp。但是，如果地下经济超过一定份额，将使gdp核算和经济增长测算低于实际水平。地下经济失控无疑将破坏经济肌体的健康，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非货币消费即实物消费现象不容忽视。公有住房、医疗保健等实物分配曾一度是主要消费形式，目前这些制度改革没有全部结束，尚有遗留问题，新的货币化分配机制也没有完全建立健全，计划经济下的实物消费情结和惯性仍在发生作用，实物或变相实物消费仍大量存在，这些因素影响着消费领域的货币化程度。小金库禁而不绝、政府支出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见图2-1。
图2-1人均收入、储蓄、消费曲线
三、消费需求对经
济增长的影响
1、消费贡献率与投资贡献率
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受许多因素影响，例如，消费、投资、国际贸易、劳动力、科技进步、经济体制以及政府政策等等。对于投资、劳动力生产要素研究已取得相当多成果，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仍有许多空白。近两年，需求不足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需求不足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要素瓶颈作用显著的情况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扩大投资成为主要的手段。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这时，消费拉动作用会明显增强，并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贡献率是我们研究消费和投资拉动作用所采用的一个指标。消费贡献率是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消费因素所占的比重。投资贡献率是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投资因素所占的比重。表3-1为海南1988─1997年消费、投资贡献率。
关于净出口。净出口在海南经济总量中一直占较小比重，近年受贸易政策影响，比重下降。所以净出口对海南经济增长影响较小，这里暂不述及。
2、贡献率分析
在海南经济增长中，消费贡献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状态，投资贡献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重投资、轻消费，形成海南经济的特殊格局，成为经济结构中的突出矛盾。1988─1997年，消费贡献率为41─57%，全国平均水平为56─63%，低6─15百分点；投资贡献率为59─41%，全国平均水平为43─34%，高7─16个百分点。
从投资方面看，建省初期，面对比较薄弱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要素诸如电力、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瓶颈制约，我们不得不拿出大量资金搞建设，采取高投资政策，依靠扩大投资规模，来完成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实力扩张。投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经济获得迅速增长。由此可见，海南经济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外延式的增长道路。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和发展要素不断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开始减弱。尤其是十年来，在开发建设中出现的低水平、小而全、大而全项目的重复建设问题非常突出。所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投资向最终消费的转化越来越低，投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近两年，虽然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但是，效果不很明显。因此在经济增长问题上，扩大投资规模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且在宏观投资政策上，我们要一手抓“规模控制”，一手还要抓“结构引导”。
从消费角度看，消费贡献率低于57%，1994年达到谷底水平41%，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始终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在投资边际效益下降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加强。但是，海南经济需求不足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形成了即使在高投资政策下仍然没有高产出，经济增长持续缓慢。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海南经济消费贡献率相差10─20个百分点。这个差距就是我们刺激消费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政策空间。如果消费贡献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那么，再过十年，海南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就可以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再过二十年，将达到发达国家经济水平。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综上所述，收入水平，预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来源，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称其为内部影响因素。消费习惯、产品质量、品种、价格以及服务，影响着消费选择，可以称其为外部影响因素。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既有内部因素的原因，也有外部因素的原因。总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政府消费主要受政策影响且较难定量，前面已略有分析，在此不再赘言。下面仅从居民消费方面说明需求不足的原因。
1、收入分配政策改革滞后是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1990─1997年，人均gdp增长2.6倍，职工平均工资仅增长1.9倍，农民纯收入仅增2.1倍。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得以较快提高，消费水平取得明显增长。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水平，收入增长比较缓慢，消费水平没有得到经济增长的全部合理转化成果。在经济增长中，有相当的份额是我们牺牲掉的收入和消费增长的部分。从消费模型看，在既定gdp条件下，可支配收入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系数的大小。收入分配系数是政府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高投资政策，必然是低收入分配政策，也必然带来低消费，造成需求不足。低收入分配政策同时也是非工资性收入膨胀和非货币化消费增加的根源。
2、价格机制改革快于收入机制改革影响消费需求增长。
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许多改革措施往往是以价格调整为契机的。价格机制成为政府和居民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由于认识上的误区，以及市场流通领域利益驱动和立法力度不够等原因，国内市场商品价格比较混乱，曾一度失控。在与国际市场接轨问题上，盲目追逐价格平行而忽视了产品品种、质量等非价格因素，也忽视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在利益驱动下，国内市场上的粮、糖、棉、钢材、汽车、家用电器、服装、航空客票、标准住宿费、电影票、公
园门票、美容美发等价格，基本接近国际市场价格水平，有的甚至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然而，我们的收入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相距甚远，我们的购买力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从收入分配看，工薪阶层占绝大多数，私有经济业主仅占极小份额。所以工薪阶层是我们的消费主体。由于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名目繁多的“补贴”等非工资性收入仍是大多数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形成低收入与高价格这一突出矛盾，使得居民的消费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居民消费处于抑制状态，从而造成消费市场低迷，有效需求不足。
3、经济周期性波动，预期收入下降是目前影响需求不足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退休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这些制度改革措施一方面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和心理态势，因为人们原有的计划经济的思想惰性和情结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存在着。加上近几年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使人们对经济的预期不明确，对收入的预期下降。这些因素使人们少支出多储蓄，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在诸多改革措施中，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仍然未提到议事日程，露出庐山真面目，同时又要面对下岗分流、子女教育费上涨等支出增加压力。因此，人们只能精打细算，以积极节流被动开源方式来抵御收入预期的下降。
4、消费模式不利于需求不足状态改变。
海南经济发展的滞缓期比全国多十年。建省后，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才开始真正的开发建设。农业，是海南经济的主要基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支配地位。所以，由于长期经济滞缓和文化背景因素影响，海南经济的消费习惯根深蒂固，消费模式表现为传统社会中的低收入低消费，量入为出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中，海南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消费习惯、消费模式没有多大变化。
十年来，储蓄率不断上升，1992年超过60%。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未得到较快增长，储蓄却大幅上涨，说明人们增加的收入不是用来扩大消费而是进行储蓄。高储蓄率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在经济起步发展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随着经济总量扩大，高储蓄将影响消费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经济波动发生时，人们在经济预期不明确的情况下，必然采取多储蓄，而不是多消费。近两年的经济实践表明，在扩大内需问题上，高储蓄率是一大障碍，虽然央行连续七次大幅度减息，但统计资料显示，储蓄有增无减，国民储蓄热情依然高涨。所以在目前形势下，单一的降息货币政策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高储蓄就意味着低消费，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活上的节约简朴，就微观而言，是一种文化美德，但就宏观而言是有害无益的，是不经济的。它往往成为低收入低消费的一个合理支点和借口。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伴随着生活上的节约，是生产上的大量浪费和重复建设，是资源、能源、原材料和人才的大量浪费。在资源稀缺和经济产出成果有限的条件下，这无疑是两把杀手锏，使消费水平难以提高。因此，在扩大内需问题上，不但要一手抓鼓励消费，一手还要抓生产环节中的浪费，要珍惜稀缺的资源。
5、影响需求不足的其他因素
第一、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不利于收入增长，不利于消费增加。我国财政政策比较单一，主要以投资为首选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当经济过热时就严格压缩投资，在经济低迷时就大量追加投资。这种政策的结果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低水平低效益项目十分严重。投资结构不合理和建设项目效益差，造成企业普遍严重亏损，甚至有许多项目一开工就亏损。投资严重浪费，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企业低效，从而造成职工下岗人数增加，收入增长缓慢。我们可以算一笔帐：1997年，以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通过扣除gdp的投资额，来调整海南消费率上升5%达到60%，那么5%的gdp就是20个亿，（1997年gdp为408个亿），相当于海南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2%；如果以世界水平为标准，那么，就要扣除gdp的23%即94个亿的投资额，相当于海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6%。这部分就是由于消费与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形成的。
第二、商品和服务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居民消费依靠对市场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效用选择来实现的。国内市场上，中、低档商品占主体，高档较少，与国际市场相比，质量存在明显差距。高、中、低档商品分类，不应当仅仅是价格差别，更重要的应该是质量和服务的区别。居民对进口商品的热衷就是对国内市场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一个规避。商品价高质差，假冒伪劣现象猖蹶，欺诈消费者现象屡屡发生，这无疑严重地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抑制了购买力的顺利实现。同时，产品品种、结构单一，也构成对消费的消极影响。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市场销售产品超过40万种，而我国市场只有10万多种，而且在工艺、质量、技术含量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海南经济的缓慢增长，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
国家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也把扩大内需做为宏观调控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海南应以此为契机，积极拓展消费市场，刺激消费需求，及时制订有效的政策措施来解决长期困扰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问题。如果需求不足长期存在，在投资手段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通货紧缩。目前经济运行中的通货紧缩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通货紧缩将吞噬海南经济十年来取得的成果，带来经济的严重倒退。如何拓展消费市场？如何刺激消费需求？如何克服和避免经济增长中可能出现的需求不足问题？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将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长期发展战略。虽然需求不足就表现为消费率的低下，消费率提高意味着需求不足的改善，但是，在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上，首先应该注重消费率的提高。因为海南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由于过度地强调了投资的作用，忽视了消费的影响作用，造成海南经济出现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发展格局，投资与消费二者比例关系不协调，影响了海南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增长质量。应当承认，这是由于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和政策引导上的失误造成的。为此，要尽快调整二者比例关系，改变原有格局，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达到经济良性循环。提高消费率并不是消极的压缩投资，以经济增长为代价换取消费的增加，而是积极地扩大消费，使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在经济适度增长条件下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协调发展。同时，注重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政策的连续性，克服和避免经济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危害；注意防范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扩大，出现社会两级分化，要“效率”与“公平”并重，利用宏观调控手段，逐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公平，保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安定的社会大环境。在政策操作上，具体地应采取以下措施：
1、加快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尽快制订出台改革方案。
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个人分配系数，也就是加大经济发展成果向个人倾斜力度，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增加有效需求；将工资制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尽快提高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将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和子女教育等项费用计入工资，消除现存工资制度中的各种补贴和分配中的实物消费形式，实现货币化分配。建立起明确的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各项福利制度改革，实现职工福利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管理。同时，尽快完善其他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减少由此带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人们对经济预期的不明确，提高未来收入的预期。
2、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逐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业是海南经济的基础性支柱产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所以农村消费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十年来，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扩大。但是，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所以要逐步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增加农民收入的具体措施包括：?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是农业的主要产品，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粮食价格仍有上调的空间，所以要提高粮食价格，保证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维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解决瓜菜水果保鲜、运输和销售环节矛盾。瓜菜水果已成为农业的一项重要收入，但是保鲜技术缺乏、运输和销售难的问题比较普遍，要加强“绿色通道”软、硬件建设，保证产销顺利实现；?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各种不合理摊派，实现以税代费，在目前情况下，对农民实行税率优惠政策；精减乡村干部，降低农民负担干部的系数。资料表明，农民收入中除去消费，并未全部转化为农业投资，有相当一部分被各种不合理摊派吞掉，这无疑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负担，也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ˉ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谋求优质高效农业。农村的经济发展要素瓶颈作用十分明显，劳动力大量剩余。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经济发展步伐，就地消化剩余劳动力，是必由之路，同时推广科学技术，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从而达到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有效需求的目的。
3、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缩小收入水平差距。及时足额发放下岗职工生活补贴和失业救济金，健全社会保险机制，这是刺激消费的需要，也是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开征利息税，单一的减息政策未能获得实效，同时配以积极的财政税收调节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使收入向贫困居民转移。储蓄率居高不下，消费需求低迷不振，是开征利息税的有利时机。通过利息税，不但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实现收入再分配，还可以达到缩小城镇收入水平差距，从而增加有效需求。
4、加快消费观念转变和消费模式升级。
需求不足与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有密切关系。在刺激消费需求上，要注重消费观念的转变，从政策上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将消费提到与储蓄对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高度去认识，转变传统的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习惯，培养人们形成积极的适度消费观念。同时大力开展消费信贷，改变消费信贷落后局面，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积极推广以住房、汽车
等高档耐用消费品为主的信贷形式，方式可以多样，方法应更加灵活。大力支持收入稳定的消费者进行提前消费。
5、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对于严重过剩项目，坚决实行“关、停、并、转”，并严格禁止上新的项目，对于已近饱和的项目，要严格限制新项目开工，对投资实行严格的管理责任制，克服投资决策中的官僚主义，杜绝新的重复和浪费。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活动，加大消费市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消费经济研究篇6
关键词：消费；经济增长；供给侧改革
国何以富？无非有三种方式：一是战争掠夺；二是扩大生产；三是经济贸易。然而伴随我国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的崛起，财富增长更多是围绕生产与贸易。经济进入新常态，社会消费正由生产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一切生产与贸易又最终流向消费者，因而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加强，从而始终是社会财富增长的主要动力。
一、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
纵观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国家正在推行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是项长期国策，重在解决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关系。因而，供给侧改革并非局限在生产端，更多是对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的一种描述，由单方驱动向双边过渡，双轮驱动经济增长。
1.传统产业正在经历寒冬
在新一轮的经济形势中，传统产业正在受到猛烈冲击，利润持续下滑，进而导致针对传统产业的投资急剧下滑。传统产业转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突出矛盾，即是投资需求急剧下降导致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因而解决矛盾的核心是推动社会消费增长速度，弥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同时以供给侧改革策应消费者需求的转变。传统产业欠缺的是如何与新技术的融合，将新兴技术与创新应用到传统产业中，以此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2.消费后劲十足却又缺乏动力
2015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4%。2016年1至4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3%，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4.7%。从数据上看，消费依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市场也随经济发展不断膨胀。同时，众多消费者选择海外代购、海淘等方式，充分暴露出国内产品在品质与品牌的打造上有所不足，难以满足消费者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国内生产缺乏动力。
3.经济正由虚拟落地实体
相较于实体产业，虚拟经济的波动性更强。虚拟经济偏向于投资，是人们对这一产业未来预期价值的折现，而人们判断的基础是基于近几年的经济发展形势，很难预测突然出现的危机，这就使得虚拟经济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当前国家正在推行供给侧改革，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经济下行的压力确实比较大，再者经济结构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但是现在经济增速下降，虚拟经济的动力减弱，经济发展以稳为主，依靠实体产业的发展完全有可能支撑起这个速度。因而供给侧改革的过程，即是推动虚拟经济落地实体，这就为消费型产业提供了新的平台。
二、宿迁消费产业发展的现状
自1996年建市，宿迁经历20年的高速发展，已完成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过渡，城市消费能力显著增强。无论是顺应国家发展形势，还是宿迁自身发展的需要，都要重点关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发挥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显著作用。
1.宿迁消费潜力
2015年，宿迁GDp达到212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0.0%。“十二五”期间，GDp增速均维持在10%以上，充分反映了宿迁经济增长的潜力，从宏观数据来看，经济发展形势向好，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再观察宿迁近5年城市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伴随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市民的消费欲望随收入的提高则增加。宿迁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阶段，市民的消费结构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前期因为缺少收入导致的消费能力会得到进一步释放，因此“十三五”有可能是宿迁消费的爆发期。宿迁的Cpi指数在2%左右徘徊，理论上GDp10%的增长率，Cpi增长区间应在3%至5%之间，因而表明宿迁的购买力偏弱，还有进一步挖掘和上升的空间。
2.宿迁消费市场增长情况
宿迁“十二五”期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26.6亿元。2016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36.14亿元，同比增长11.9%，由此可以看出宿迁的消费市场在不断增长。消费增长说明市民对宿迁未来的发展保持较好预期。与生产创造价值相对，消费是财富的聚集过程，因此消费市场实质是宿迁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随着经济发展，市民的消费能力在增强，增强消费的关键是如何调动市民潜在的消费欲望，深度激发市民的消费潜力。城市综合体的多寡仅在表明城市的消费潜力，但是潜力非就能说明城市消费前景的广阔，在这之后要注重城市消费链的打造，尤其是宿迁逐渐迈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民众的财富增长速度迅猛，民众的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很快。宿迁的城市消费产业链正在慢慢地形成，但是还不够长，宿迁的“夜经济”或者“假日经济”仍很薄弱，在未来将是宿迁挖掘消费市场的重要增长点。
3.宿迁的产业选择
宿迁已完成由农业经济至工业经济的转变，纵向与自身相比，宿迁的产业已经取得质的突破，但横向与周边城市比，受于先天条件的限制，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以宿迁现有的条件很难再短期内形成规模的创新中心，所以产业发展的方向更适宜选择制造中心。在宿迁当前的产业结构中，工业占据明显优势，而传统产业又在工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宿迁实体产业的规模高于虚拟产业，10%的经济增长率较为稳定，宿迁经济发展更侧重稳，鲜有没有产能过剩行业。
三、推动城市消费刺激的措施
当前企业生产要契合民众所需，迎合市场需求，消费者的行为对于经济的影响力显著增强。优质的城市消费体验，直接关系到城市旅游等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所以改造消费结构，主要方面聚焦于两方面：一是升级旧的消费模式，二是创造新的消费热点。
1.推动传统消费模式转型升级
（1）紧跟经济形势推动宿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宿迁的消费市场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尤其是短期的实体产业产品。无论是市场需求，还是国家政策的推行，都在无形中加强了实体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真正能依靠科技创新支撑起经济发展的城市终究是少数，包括宿迁在内的多数城市，都将围绕产业制造展开竞争，但是制造业的成功取决于能否适应新时期市场的需求，消费将主导生产，现代社会不再单纯由生产主导，所以城市产业的选择应更加倾向于实体产业，推动消费模式转型升级，适应社会发展的转变。
（2）引入新的消费形式
新型消费方式兴起，渐成为消费和支付的新潮流，个性化的创新消费进一步刺激了消费市场，众多新型消费模式被引入宿迁，宿迁已广泛建立覆盖全市的电商体系，这是宿迁新的资源整合优势。消费与生产一体，消费实质是将企业产品的使用价值变为价值，因此在引入新的产业模式的同时，也要注意此举能否带来新的消费机会，完成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转换。新的消费模式是促进消费的工具，不亚于寻求一个新的消费点，更深层次是如何实现与生产的关联，与“互联网+”对接，双向推动城市消费的增长。
2.着眼城市经济圈创造新的消费机遇
生产是财富的增加过程，而消费则是财富的聚集过程，消费对于城市经济的推动作用愈加明显。
（1）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经济新常态下，难在仅依靠供给刺激经济增长，可通过新需求催生新产业，以新供给激发新需求，培育新的消费点，挖掘市场中潜在的消费点，以此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供给侧改革已经暴露出生产方出现了些许问题，城市发展动力呈多元化转变，消费正成为新的增长热点。随着高铁网的完善，城市之间的距离在缩短，如果把消费者也看成是一种资源，那么这种资源将会在城市经济圈内自由流通，在城市圈内相互竞争。所以宿迁新的消费热点要着眼城市经济圈，特立独行，可围绕宿迁文化、风情、旅游等思考新的消费链条，增加游客随机消费的可能。
（2）打造优质消费环境
无论是国家的政策导向，还是宿迁的发展规划，未来宿迁的消费层次与总量都将逐步膨大，所以应该在消费城市建立的初期就需关注消费环境的打造，进行培育成为宿迁城市的消费特质。消费之间的矛盾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一个城市的品牌，这种潜在的矛盾应该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消费个体事件通过媒体可能放大称为是社会事件，反映的问题绝非偶然，而是当下政府不重视营建消费环境造成的恶果，社会消费在不断增加，但与消费并行的配套措施却不足，继而引起前期建立的消费体系崩塌。因此如何规避商人逐利的本能，引导与政府目标导向一直一致，是政府有加大对消费环境打造的表现。
参考文献：
[1]程春霞.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城市问题，2016.2.
消费经济研究篇7
【关键词】国内消费拉动经济
一、政府“以投资拉动经济”的局限性
中国政府目前已出台经济刺激措施中,扩大投资仍是主要手段。国务院2008年11月初公布了总额达4万亿的十条经济刺激措施,但这些刺激措施仍然重视基础设施投资,仅铁路就占2万亿,但这些措施真的能够从根本上拉动经济复苏?
与1997年金融风暴相比,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不足是这次经济滑坡的关键所在。如果4万亿元投资不是重点投入民生福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激活国内消费,而主要还是投资在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上,在国内外的消费都下滑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是低效的做法。
二、根治消费“跛足”,激活消费拉动内需
1.消费“跛足”形成的历史原因
(1)改革开放之前历来不提倡消费,国穷民穷
据某前国家领导人回忆录中的结论:建国以来,1980年同已经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农业总产值增长8.1倍,国民收入增长4.2倍,全国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只提高了1倍。可见,固定资产增加并没有使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相应增加,人民消费水平增加就更少。几十年的建设只是造成了账面上的国定资产增值,对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作用甚微,而且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这些账面上的国定资产又大部分作为坏账处理而遁于无形,几十年的建设基本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贡献很小。
(2)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财富不断流向政府,国富民仍穷
据有关数据,1980-1994年,国家财政收入由1085.2亿元增加到5218.1亿元,增长了380.8%;职工平均工资收入由762元增加到4510元,增加了491.9%。这时期国民在社会财富中的分配比例是上升的,而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强调加强中央财政的指导思想下,国民财富的分配比例再次发生了显著变化,即社会财富加速向政府转移。
1995-2002年,国家财政收入由6242.2亿元增加到18914亿元,增长了203%;税收由6038.04亿元增加到17003.58亿元,增长了181.6%;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893元增加到7703元,仅增长97.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578元增加到2476元,仅增长56.9%!国民收入增长远低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意味着这一时期国民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例再次转为下降!而这种状况,近年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为严重:2003年国家财政收入21691亿元,增长14.7%,税收20461亿元,增长20.3%,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9%,农民收入增长4.3%;2004年国家财政收入26356亿元,增长21.5%,税收收入25718亿元,增长25.7%,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7.7%,农民收入增长6.8%;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预计突破30000亿元,增长15%以上,税收30866亿元,增长20%,而城镇居民收入增长9.6%,农民收入增长6.2%。国民收入增长都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大大低于国家财政和税收收入的增长,国民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例进一步降低。
2.消费“跛足”的现状
(1)贫富悬殊日趋严重
按照人均年收入在683元以下的属于贫困人口的中国标准,到2005年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2365万人。但若按人均1天消费1美元的联合国最低标准,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将不少于2.54亿,仅次于印度位列世界第二。
因此,我国收入总体水平偏低,已经对国内需求产生了影响,而贫富悬殊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这种不平衡的财富分配结构严重弱化了社会总消费能力。
(2)广大民众不敢消费
①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医疗、教育费用过高、养老费过低,使得广大民众把生活费以外的费用用于储蓄而不愿意消费。这既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剥夺了很多人的消费能力。
②房价过高。过高的房价是比医疗、教育更可怕的经济“黑洞”。它吸收了太多的资金,是使民众不敢消费的根源。同时,房地产业获取的社会资源过多意味着剥夺其他产业发展的机会。
③我国宏观税负过高。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中国实际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31%,并正对刺激消费产生消极影响;2005年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报告称,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是税负第二重的国家,仅次于法国,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国家。
3.根治消费“跛足”,提高消费的对策
(1)改善社会财富分配的比例,实施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曾在1960年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7年后实现了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并于1968年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在减税方面,日本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在居民收入方面,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而在社保方面,其养老保险金体系得到了完善,健康保险付给率也有所提高。
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尽快着手实施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才是刺激消费的源泉。
(2)尽快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也加深了民众的危机感。一直以来,住房、医疗与子女教育都是居民家庭中的开支大项。当收入水平稳定时,这些开支压力处于一个可以承受的平衡范围,而收入骤减时,房贷偿还等压力便突袭而来,此时消费欲望偏低也就不难理解了。所以,尽快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刺激消费的基础。
(3)对现行税制进行根本性改革,降低总体税负水平
遍观世界上的高税负国家,同时也是高福利国家。而我国情况却有根本不同,税收多半用于行政经费和项目投资。我国目前的高税负并不能造福广大国民,且我国至今仍未有效解决税收的合理、规范、透明使用的问题,因此大大降低了税收的使用效益,浪费了宝贵的国民资源,并衍生出了机构臃肿等问题,加重了体制弊病。而真正需要国家投入的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基础科研等方面,却长期资金不足。
因此,改革现有的高税负制度才能实现“放水养鱼、藏富于民”,才能真正启动民间消费。
消费经济研究篇8
【英文摘要】whenConfuciusfounddisparityexistinginthesoicaldistributionsystemduringtheSpringandautumnperiod,heprotestedthatitwasnotrighttogoonenlargingthisdisparity.withaviewtoachievingthegoalofrunningthestatewellandgivingthepeoplepeaceandsecurity,heappealedtothestaterulerstoeconomizegoods.meanwhile,healsoadvocatedthatindividualconsumptionbepromoted.Heregardedmen’smaterialdesiresasnaturalandreasonable.and,hehimselfmadealivingbysellingknowledge.atthesametime,healsostressedthatitwasnecessarytocontrolone’smaterialdesires,advocatingalifeoutlookofviewingspiritabovematerialsoastopurifypeople’ssoulsandheightentheirfeelingstowardseachother.inthissense,itisofsignificancetodofurtherresearchonconfucias’consumptioneconomicviewpoint,becauseitcanhelppeoplesetupacorrectconsumptionoutlook.
【关键词】差等/精神/劳务
disparity/spirit/labourservic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B2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01）01—0034—07
孔子思想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历万古而常新，在我国古代，它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发展和进步。历史的风风雨雨，使孔子的思想逐渐渗透在我们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行为准则和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之中。因此，深入地对这份遗产进行研究，不仅是我国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而且对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至今，对孔子的哲学、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等思想，学者们见仁见智，多方面进行阐释，而对孔子的消费经济思想，则涉及较少。现就散见于古籍中的有关材料，谈谈个人的一点看法，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差等结构的消费观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长，体脑劳动分工的明细，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贫富贵贱也相应拉大了差距。对于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这种差等结构，孔子是清醒地认识到并极力地维护其上下尊卑的差等存在的。但怎样处理客观现实中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即通常所说政治层面上的君民关系，经济层面上的贫富关系，对此孔子则有其独特的思考。在政治上，即在君臣关系上，孔子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上下差等是只能恪守而不能逾越的，而在经济上，即贫富悬殊的物质分配与消费上，孔子面对着剥削者的贪得无厌与奢侈浪费，在社会整体消费的差等结构上，提出了“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宏观调控主张。即占有丰厚物质的在上者，要降低消费而“节财”[1]（《史记·孔子世家》），以施惠于民；物质匮乏的在下者，要满足其生活的基本需求而“足食”[2]（《论语·颜渊》），以利于社会的再生产。
这是孔子的民本思想在分配和消费问题上的具体反映，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民为邦本”，春秋的社会实践证明，国人的力量直接影响到王位的继承，人心的向背决定着国家的命运，“苟无民，何以有君”[3]（《战国策·齐策四》）的观念，已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如果当政者挥霍无“度”，取之于民的赋税徭役没有“制”，在消费问题上不按逆向差等的原则予以制约，那“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2]（《论语·卫灵公》）的犯上作乱就会发生了。所以，孔子才敲响了“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警钟。但孔子所谓的“均”，不是一拉平的绝对平均主义，更不是要按原始公社的体制去进行分配和消费，而是要求人们在不同差等层面上，各安分于自己的等级名分。对此，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度制篇》[4]里阐述得最为清楚，他说：“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可见孔子的“均”，是针对统治者对物质财富的疯狂占有欲而言的，以遏制统治者消费的无度性，从而排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就是孔子差等结构消费观的核心与实质，在客观上给人民带来了一些好处，对治国者来说，也无疑是一剂苦口良药。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地位高低与财富多少是成正比增长的，那么如何才能达到“损”上“补”下的目的呢？孔子首先提出了当政者要“爱人”的口号。他说：“为政在人”[2]（《中庸》第二十章，哀公问政），“古之为政，爱人为大”[2]（《礼记·哀公问》）。强调一切在“人”，一切为了“人”，只有具备了这种仁人之心，才有可能做到“节用而爱人”[2]（《论语·学而》），不伤财，不害民；也才会自觉恪守“政在节财”[1]（《史记·孔子世家》）的原则，为政廉洁，严于律己，切实降低消费，减少财政支出，减轻人民负担，而达到补不足的目的。所以，孔子极力主张轻徭薄赋，他说：“度于礼，施取其厚，事取其中，敛从其薄。”[5]（《左传》哀公十一年）这是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着眼而制定的一个理想的消费框架，眼前减少的目的是为了将来的增加，节制的用意在于保证久远的恒稳，对这种“取”“予”的辩证关系，孔子阐释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论语·颜渊》）这种民富为源，国富为流的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成为志士仁人反对统治阶级暴殄天物，要求减轻人民负担的锐利思想武器。
从社会消费的总体把握和调控上看，如果说“节财”是通过“自制”以补不足的话，那么“使民以时”[2]（《论语·学而》）和“废山泽之禁”[6]（《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则是使民自富而提高其消费力的美好构想。其实，通过发展生产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孔子一贯的思想，他曾大声疾呼当政者要为民众发展生产提供必要的条件，实行“宽民”政策。由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的生活，而发展农业生产与掌握天时至关重要，耕耘、播种、收获，必须按季节进行。所以孔子才要求统治者在役使人民时不要耽误农业生产季节，在时间上提供保证。而对于发展生产的必需资料，孔子面对着全国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按等级、权力，分别享有山泽渔盐之利，肥田沃土之产的事实，则提出了开禁利民的主张，认为“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7]（《国语·周语上》），要求资源共享，要求让利于民，以杜绝自然资源的浪费，使广大人民获得一个生存、生产的有限空间。这是对封建领主垄断经济的公开挑战，也是有效抑制分配、消费按地位成正比增长的得力措施，使社会消费的上下差等不至过分悬殊。
孔子强调从宏观上缩小社会消费的差距，是以承认其等级差异为前提的。因此他强调不同官阶等级的人，应严格按差等进行消费，绝对不允许僭越违礼。《论语·八佾》里有两段记载：一次是身为大夫的季氏在自家庭院里欣赏“八佾”乐舞，由于这只有天子才能享用，所以孔子为此事而愤然作色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另一次是作为宰相的管仲，也只因为是“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将消费等同于国君了，结果又遭到孔子的痛斥，说：“管仲之器小哉！”而地位卑下的寒士，除了“衣敝yùn＠①袍”之外，还要做到“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2]（《论语·子罕》），对社会等级所决定的消费差等，始终保持心态的平衡而安然处之。所以，从“为政”的高度，孔子极力主张缩小社会消费差等；从个人社会地位考虑消费享用，则又极力维护差等的区分。这看来似乎矛盾，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企图将当国者的长远与短期两种利益相结合的一种消费经济思想，其用心是极为良苦的。
孔子哲学思想中，“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他对“礼”的维护，也达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论语·颜渊》）的痴迷程度。众所周知，周初统治者出于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把殷商时代的巫卜礼仪改造成一整套具有法制规范和道德规范性质的礼法制度，并大兴礼乐教化加以普及，使人人知礼、守礼，做到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对国家的稳固、社会的安定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孔子认为，这一治国经验是可资借鉴的，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论语·八佾》）所以，在礼仪上的消费，孔子主张“盛容饰，繁登降之礼”[1]（《史记·孔子世家》），讲究铺张扬厉和形式排场，“子贡欲废告朔之饩羊”[2]（《论语·八佾》），遭孔子反对即为一例。所谓“告朔饩羊”，是古代的一种礼制，即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第二年的历书颁发给诸侯，叫“颁告朔”。诸侯受了这一历书，藏于祖庙，每逢初一，杀一只活羊祭于庙，称“告朔”。然后回朝听政，叫“视朔”或“听朔”。其中颁历书与农业生产等问题有关，“视朔”与勤政相联，所以“告朔饩羊”也就包含着运用这种礼仪形式，来敦促执政者以国事为念而不要荒于政理的用意在内。但子贡为了节省羊只而打算取消这一形式，孔子当然不赞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认为事关治国理财的“礼”，在消费上是不能吝啬的。
外事礼仪中，孔子也认为要张扬。作为使臣，在消费上要有阔绰的派头，以显示其威严与尊贵。接待外宾时，除了表情“色勃如也”和举止“足＠②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表现得极为庄重之外，还要特别讲究服饰：“衣前后，chān＠③如也。趋进，翼如也”。[2]（《论语·乡党》）要求着装整齐，得体大度，以便在快步向前中使衣角飘动，两袖舒展，有如鸟儿展翅一般。孔子认为，这是使臣所应具备的，至于开销用度的多少，是可以不必去计较的。如果遇上国君会盟朝聘，那更要不惜一切以张大声势。齐鲁夹谷之会，鲁定公准备赴会，孔子就告诫：“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强调迎接挑战，要不惜代价。对随行人员，也必须按高规格进行挑选，说：“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由于这次会盟鲁国文事武备准备充分，人力、物力、财力铺垫厚实，加上孔子在盟会中的揖让进退据“礼”而行，结果使齐侯自惭形秽、诚惶诚恐，“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1]（《史记·孔子世家》）会盟以弱鲁胜强齐而告终。这是孔子一生中最突出的政治业绩，也是孔子高扬礼仪消费的思想得以实践的一次极好机会。
但几乎与此同时，孔子又提出了礼仪消费应节约的主张，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2]（《论语·八佾》）这指的是一般性的礼仪消费。在孔子看来，礼仪也是有差等区分的，其消费原则应以社会政治功利来划线分界，凡不属于国计民生的礼仪则从俭，还要根据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而定。《庄子·人间世》记载：“回之家贫，唯有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正因为家境如此，尽管“礼”尚厚葬，孔子还是反对门人的意见而要薄葬颜回，说：“称家之有无，有，勿过礼。苟无矣，敛首足形，还葬，具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2]（《礼记·檀弓上》）对“不可不深长思”的礼仪尚且如此，那人们的平常日用，孔子则更要求节约从俭，不能与礼仪消费等同。所以他自己安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2]（《论语·述而》）的生活，并高度赞颂禹在消费上的差等安排，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2]（《论语·泰伯》）夏禹个人饮食菲薄，而祭祀礼仪安排丰盛；平时穿得很差，但礼服制作则极为华美；自己居住条件要求低，可兴修农田水利则又全力投入。孔子对夏禹这位为治水而献出毕生精力的古代圣王的追慕与赞美，就在于为有国有家者设计一套理想的消费结构模式，并以此为切入点去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以孔子的差等结构消费观，是以“礼”为准则，以治国安民为目标，以发展生产为导向，以维护等级为前提，而又以缩小差距为手段的一种消费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二、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
孔子从“仁”的哲学思想出发，十分重视人的生存权力。一次马厩失火，他关心的是：“伤人乎？不问马。”[2]（《论语·乡党》）对生命的价值作了最充分的肯定，对人的类存在表现了特有的关切。所以他说：“仁者，人也。”[2]（《中庸》第二十章，哀公问政）这是人类对其本质的自我意识，承认人就是人，要实实在在地吃、喝、住、穿，进行各种物质消费活动，然后才有可能生存、生活与发展，这是无论贵族、平民、农奴都共同具有的生物本性。因此，孔子曾标榜自己是一个“待贾者”，时刻都在“求善价而贾”[2]（《论语·子罕》）。当季氏家臣佛＠④据中牟叛，召他，他想去，子路不赞同，他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2]（《论语·阳货》）承认人首先要设法获得生存权的重要，肯定人对“消费物质渴求”和“物质消费需要”的合理性。
所谓“消费物质渴求”，就是通常所说的谋取物质利益，孔子称其为“求富”。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2]（《论语·里仁》），强调爱富贵、恶贫贱是人的自然之性，其实这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属性，特别是随着封建经济向纵深发展，贫富、贵贱则更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焦点。孔子及其弟子积极投身时代变革的洪流之中，“富贵”自然也是他们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论语》中，“直接谈到富贵，贫贱的有二十二章，此外，其字面无贫富，而所言实为贫富问题或与贫富直接有关者，尚有十五章。”[8]可见富贵在孔子心目中的分量，尽管他在不同场合流露出甘于贫贱的志趣，但在潜意识里，那“求富”的热情却始终如一。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2]（《论语·述而》）再次从自我角度肯定求得物质财富的实际利益是“人之所欲”的正当行为。事实上也只有满足了人民生活的基本欲求，社会才能得以安定，因为“民有余即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9]（《淮南子·齐俗训》）。但是，社会上确有以不正当手段致富的，这在对财产、权力进行再分配的春秋末世，显得更为突出，人们为攫取权力，获得富贵，往往不择手段，甚至置一切伦常道德于不顾。所以，孔子在承认人对生活资料渴求的合理性的基础上，更关注“求富”的途径与方法，强调取得富贵要以道义为准绳，坚决反对“不以其道得之”。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论语·述而》）在经济活动中引入这种道德评判，对遏制私欲的恶性膨胀，调整在“求取”之中而失衡的心态，无疑是能起一定作用的。所以，孔子一方面承认“消费物质”占有欲的合理性，并要求通过“富”、“庶”、“教”的经济政策努力发展生产，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又强调取得消费物质的途径、手段、方法一定要符合道义，并以此来规范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防止人的物化，消弭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共同从两个不同向度构成一股合力，为其治国安民的总体政治方略服务。
由于看到了物质占有欲的现实存在性，并承认其占有的合理性，所以对于“物质消费需要”，孔子的主张是“使足”，即让人满足其消费欲望。当然这种“使足”是有差等的，要根据各自等级名分下所占有的物质多少为度，以构成不同消费平台上的“足”。富有的，可以“食不厌精，烩不厌细”，甚而至于“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2]（《论语·乡党》）讲究食品的色、香、味；家贫者，则只能“＠⑤牖绳枢”而住，“箪食”、“瓢饮”为足，他对自己在周游列国中遭到的冷遇、绝粮等困厄，自嘲为“丧家之狗”[1]（《史记·孔子世家》），表现出对物质匮乏的惶惑与不安。所以，在对待物质消费上，孔子与墨子那“摩顶放踵”苦行僧式的主张是不同的，他并不赞成那种脱离具体物质条件而一律要将消费水准降至同一最低线的作法，这应该说是切合客观实际的，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才能为各色人等所承认和接受。如果说“使足”是从社会政治层面上考虑物质消费这一问题的话，那么“知足”是孔子从心理层面上提出的个人消费原则。孔子认为，社会物质有限，而人的欲求无穷，为了“保证国家有最好的公民”，在物质消费上必须倡导要以现实为乐，以现状为安。正因如此，孔子才特别赞赏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2]（《论语·子路》），肯定这种始终满足于已达到的消费水平的思想。从客观效果上考察，这种“知足”心态的保持与完善，不但会使人常具有一种愉与充实感而知足常乐，而且能幻化出一种国泰民安的良好社会氛围，为政治措施的推行提供有力保证，可见孔子对物质消费问题的方方面面，思虑是多么缜密与深远。
作为社会的人，消费是多种多样的，但从消费需要的实际内容来看，不外物质的与精神的两大方面。孔子认识到物质消费是人必不可少的，因为人不是神，不能靠祭肉的香味来生活。但人又是生活在宗法等级有别、尊卑长幼有序的社会结构之中，所以人不能只吃饭穿衣，还必须有道德和具有道德的自觉性。“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2]（《孟子·离娄下》）人和禽兽的区别就在于有无道德观念。所以孔子在强调人的物质消费的重要，主张人要吃得好些，穿得好些之外，还强调人要有充实的精神生活，这样才能区别于动物而成为真正的人。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2]（《论语·阳货》）可见孔子在对整个消费问题的思考中，认为精神更重于物质。
孔子所重视的精神消费，如果从消费需要上考虑，它大体包括了感情需要、尊重需要、思想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求知需要、求美需要等方面。所谓感情与尊重要求，是从社会人际关系着眼的；思想与自我实现需要，是从价值判断上考虑的；求知、求美需要，是以充实和提高自己为目的的一种文化消费。众所周知，人是有丰富感情的，而情感的交流与渲泄需要社会的理解与尊重，于是恪守“言忠信，行笃敬”[2]（《论语·卫灵公》）的诚信原则，具有“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2]（《论语·学而》）的生活作风，就显得特别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心心相印，相互尊重，获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2]（《论语·学而》）的精神愉悦；也才会有“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2]（《论语·公冶长》）的消费方式，而获得个人情感上的满足；最后也才可能出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2]（《论语·为政》）的局面，带来精神享受上的超越。孔子不但追求感情与尊重的需要，而且为人生价值的实现而奋斗不止。他一生为推行其“道”而栖栖惶惶，以苦为乐，坚韧不拔，积极进取，正道直行，坚持“中正”的思想品格。他强调为了道义，可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2]（《论语·学而》），可以“朝闻道，夕死可矣”[2]（《论语·里仁》），甚至不惜“杀身以成仁”[2]（《论语·卫灵公》），以求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2]（《易传》）的理想境界，从而在这与天地同根、与万物一体的同一性中，获得个人道德的崇高感。可以说孔子就是在这种内在生命力量和外在环境变化相交织的深刻体验中，领悟到了人生的尊严、价值和意义。因此，他努力倡导：“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2]（《论语·述而》）的不断追求精神，他称赞学生颜回在物质极端匮乏情况下“不改其乐”的生活态度，充分体现精神生命所寄的文化价值。这种高尚其志，就是人生追求的深层底蕴。事实上也只有“尚志”，才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孟子·滕文公下》），不为物累，超越自我，使精神得以升华；也才能在思考问题时，从社会、国家、民族的宏观规模和长远目标上对待人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论语·泰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但是，要实现人生价值，要不断超越自我，就要不停地去学习和吸收，这样才能将生命的创造历程与人生价值实现的历程完美地结合起来。所以，孔子在精神生活别重视读书学习，强调“学而不厌”，要求“学而时习之”，做到“温故而知新”。他一生几乎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读书学习上，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以至读《易》韦编三绝，勤苦如此，堪称楷模。他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2]（《论语·述而》）强调了充实和提高自己的精神生活，是须臾不可停止的。孔子的爱好是广泛的，精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要求他的弟子们除了读书外，还要努力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各种本领，以适应社会的多种需要。由于在礼乐教化中，音乐所起的作用特殊，所以孔子对音乐是情有独钟，投入不少时间和精力研究音乐理论，懂得演奏旋律的变化规律，他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⑥如也，绎如也，以成。”[2]（《论语·八佾》）表现出很高的艺术修养。他个人更喜欢直接参加表演活动，“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2]（《论语·述而》）在歌声中陶冶性情，获取美的享受。而对于欣赏音乐，则是如醉如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乐之至于斯也。’”[2]（《论语·述而》）文化艺术所具有的魅力，使人在生活上获得满足，在精神上倍感充实。所以，在个人消费上，孔子一贯主张重道义轻富贵，重精神轻物质，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2]（《论语·里仁》）鄙弃精神空虚，一味追求物质享乐的人。他认为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富贵，而在于道义的修养，在于具备高尚的思想情操，只有这样才能体味到人生的真谛，尽管物质生活匮乏，也会充满了快乐。而那些专门追求物质享受，不注重道德修养的小人，他们整日苟营于货利，工巧于心计，总是忧心忡忡，不会有真正的人生乐趣。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2]（《论语·述而》）就是对这不同追求的两种人的心态最恰切的描绘。因此孔子要求人们在日益丰富的物质面前，注意自觉地“克己”，节制物欲，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努力在为群体利益的艰苦奋斗中不断完善自我，这就是孔子重精神轻物质的消费思想的基本落脚点和真正意义之所在。三、劳务交换与劳务消费
春秋时代，由于牛耕和铁制农具的普遍推广，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众多荒地得以开垦，经济迅猛向前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空前增多，这就为“隐民多取食焉”[5]（《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提供了条件。所谓隐民就是脱离了生产劳动或失去生活依靠，奔走四方而求食的游民，即自由民，他们向各大氏族投靠，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在政治上，奴隶制逐渐崩溃，周天子开始失势，王纲解纽，礼崩乐坏，这就使原来那些世代相传、为贵族服务的巫、史、卜、祝之类，从宫廷中流落到社会上，扩大了四方求食的自由民队伍，也提高了这一阶层人的整体素质。据《论语》记载：“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2]（《论语·微子》）具体描叙了周王室宫廷中司礼、司乐等一批专家，如挚、干、缭、缺、方叔、武、阳、襄这些人流散到四方各地的情况，有的到了齐国、楚国、蔡国、秦国，有的居黄河之滨，有的居汉水之涯，有的则隐居于海岛之上。这些人都具有文化知识和各种技艺，当他们失去宫廷的依傍之后，就靠出卖自己的知识和技艺而维持生活，成了我国第一批自由职业者。这正如马克思在论述劳务交换与劳务消费中的“劳务”问题时所说：劳务即服务，“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10]春秋时代这批从贵族宫廷中走出来有知识有技能的人，就是通过自己在社会上所进行的各种文化服务“活动”，进行着完全独立的劳务交换和劳务消费。据《史记》记载，孔子就曾经跟击磬襄学过琴，向郯子学过古代职官文化知识，当郯子来鲁，“仲尼闻之，见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5]（《左传》昭公十七年）根据这一记载，再联系孔子“无常师”这一点来推断，以知识技能进行劳务交换活动，在春秋时代，已经是较为频繁了。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进行劳务交换和劳务消费的，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人。他三岁丧父，与母相依为命，苦度光阴，长到十六七岁，母亲又与世长辞，这艰难困苦的生活，锻炼了他的意志，增长了他的才干，也逼他走上了一条靠为社会提供文化服务而谋生的道路。据他自己后来回忆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2]（《论语·子罕》）这类“鄙事”中不但有“乘田”、“委吏”一类的高级鄙事，也包括给人家办丧事，相礼，当吹鼓手一类的活动。所以他年青时代的生活是：“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2]（《论语·子罕》）。而《墨子·非儒》篇里的记载是：“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可见孔子步入社会后，就从事着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所从事过的劳务交换活动。但是孔子又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儒”，因为他除了通晓奴隶主贵族养生送死的仪节外，青年的孔子，就已具备了极丰富的文化知识，并且关心社会，了解时政，有崇高的理想，有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这为他以后的生活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在他的一生中，尽管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冷落，到处碰壁，但仍矢志不渝，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努力奋斗。一直到鲁定公九年，51岁时，才第一次被定公任命为中都宰，以后又做过小司空、大司寇之类的官，获得过实物薪水“奉粟六万”[1]（《史记·孔子世家》）即二千石俸谷的待遇。但这在他一生中是极为短暂的一瞬，孔子大部分的时间是从事教育活动，这一活动几乎成了他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他伟大之所在，也是他赖以谋生的一种重要手段，对后者，我想是不必去隐讳的。的确，孔子开创平民教育，主张“有教无类”[2]（《论语·卫灵公》），他的弟子中有贵族，也有比较穷苦的城市平民，如颜渊等，但其中绝不可能有一无所有的奴隶。因为孔子作为社会的人，也终究摆脱不了时代给予的羁绊。所以他的门徒入学时要交学费，“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2]（《论语·述而》），就透露了这一信息。但历来学者说这“束修”，即十条干肉，是很菲薄的一点见面礼，如果认真琢磨，烘干的一条肉，不管它大小长短如何，总得看上去成其为一条肉而不是只有寸来长的一根线才行，这样十条成形的干肉总合在一起，虽然不会很多，但重量也不会太轻，按春秋时的消费水平，也绝非穷到彻骨的人所能拿得出，对于受“礼”者来说，也是可以享用一些时日的。这样说，绝不会否定孔子做为教育家的伟大功绩，因为比起春秋以前，至少孔子收纳了奴隶主贵族以外的“类”，扩大了受教育的面，为学移民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实千百年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士大夫在官场之外的谋生之道，就是开馆授徒，孔子不过开其端而已。
众所周知，孔子出生的鲁国，传统文化最为丰厚，周代的各种典章文物几乎都保存在鲁国，浓厚的文化氛围，加上孔子的勤学好问，使他年轻时已很有名望，就开始了收徒讲学的活动，并赖以获得经济上的资助。为了学习周礼和古文献，孔子很想到周天子的首都洛邑去，从曲阜到洛邑，千里迢迢，行程艰巨，他凭现有的家庭经济条件，这一愿望是无法实现的，这时正好鲁国的贵族孟僖子要自己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孔子答应了。这样南宫敬叔也就因此向鲁君建议，请鲁君帮助车马路费，并表示自己愿与孔子同往。鲁君就“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1]（《史记·孔子世家》）。这是孔子进行劳务交换和劳务消费的一个突出事例。由此可见孔子收徒，还是要讲交换、报偿的，但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停留在经济利益上，而是有他更高的目标。所以，他授业解惑，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中去，对他的弟子循循善诱，做到了“诲人不倦”，关怀备至，师生感情相当融洽。当学生颜回不幸早逝时，孔子呼天抢地，痛哭失声，充满了父子之爱。正是由于这样，所以他才博得了学生们的无比尊重，也才能第一个享受到学生们自觉自愿提供的各种服务，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劳务消费。
孔子自鲁定公十三年到鲁哀公十一年，离开祖国在外奔走了14年。在这周游列国，推行其道的漫长岁月里，不少弟子跟随他，为他提供生活上的各类服务。据崔述说：“孔子之从者不过数十人”[11]（《洙泗考信录》卷之三）。这一行人等与老师同艰共苦，并千方百计地为老师排忧解难，这是学生们对孔子无私教育的一种回报。这一现象如果单纯从消费经济的角度考虑，的确具有劳务交换与劳务消费的实质在，也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我给，为了你做’，同‘我做，为了你给’，或者同‘我给，为了你给’，是完全一样的。”[12]当然，不能把问题如此简单化，更不能单纯地将它视为一种物质交换关系，但是孔子所提供的教育活动与弟子们所提供的生活服务活动，具有了一种交换的原则，这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弟子们给孔子提供的服务是全方位的，据古籍记载，从替孔子父母垒坟到孔子外出陪同护卫，一直到日常办饭等，几乎都由学生自觉操办。孔子外出，替其驾车，“子适卫，冉有仆”[2]（《论语·子路》），这是一种服务形式；另外设法为孔子提供住宿也是一种方式，孔子到卫国时，就是由子路安排在自己的妻兄颜浊邹家中的，颜浊邹也因子路的关系，在卫灵公接纳孔子这件事上，做了许多工作，促使卫灵公礼待孔子，使孔子留在卫国达五年之久。孔子说：“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2]（《论语·先进》）跟随孔子在陈蔡遇绝粮之难，忍饥受饿的学生，虽然都不在门下了，但老师与学生、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彼此提供劳动服务，却成了孔门的惯例，这也许就是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学生得以接受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知识与服务的交换，终于使教育在我国第一次跳越了经济的障碍，从而使“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得以付诸实施，这就是孔子的高明之处和伟大之处。孔门的传统使弟子们即使成为显赫人物之后，也还是自觉为老师提供各类服务，努力进行回报。象孔子晚年能回鲁定居，就得力于他在鲁国做官的门徒冉有、子贡、樊迟等所提供的各种方便。在孔子死后，许多弟子都服丧三年，而子贡竟在孔子墓旁筑了茅舍连续守丧达6年之久，才离开老师坟墓。后来有些弟子干脆把家搬到墓旁住下来，而形成了今天的“孔里”。这是一种等价的“服务”交换，但更是一种情感的彼此融合和高尚人格魅力的相互浸染，其间有许多的东西，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根据经济学的原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四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孔子当然不可能按这样一个系统对消费问题作出理论上的认识和概括，但他从分配中所存在的差等现象，看到了消费的差等结构，并主张不要过分扩大这种差距；他从治国安民的高度着眼，要求当政者“节财”，但同时又提出个人消费要“使足”的原则。他肯定了人的物欲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但又强调克制物欲的重要，从而倡导重精神轻物质的消费观。他靠出卖知识而获取消费资料，但又能超越于利害关系，使人的心灵得以净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得以升华。所以，深入研究孔子的消费经济思想，掘取其合理内核，抹去其历史的尘垢，对于消除目前社会消费中所存在的各种恶劣现象，引导人们树立起正确的消费观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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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经济研究篇9
关键词：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VeC模型；新疆
中图分类号：F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4-0203-04
一、引言
消费结构是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人们消费的具体内容，反映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研究消费结构的历史和现状，揭示消费结构的发展趋势和规律性，寻求合理的消费结构，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定条件下，产业结构作为以往经济增长的结果和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同的产业结构有不同的整体效益，从而可以导致经济以不同的速度增长；而不同速度的经济增长又对产业结构有不同的要求，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化和产业结构横向演变的合理化，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库兹涅茨认为，人均产出的高增长带动消费水平提高，引起消费需求结构变化，进而促使产业结构变迁，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不少学者对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中部分学者从全国层面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如纪玉山等（2006）根据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理论，通过分析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吴瑾等（2010）对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三大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查道中等（201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城乡消费结构的升级，但对农村的促进作用比城市滞后。还有一部分学者从单个省市层面研究了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周辉（2012）利用上海市1980～2008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倪远栋（2012）通过建立VaR模型，研究了重庆市居民消费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吕剑平等（2012）通过more结构变化值研究了甘肃省产业结构调整，表明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正向变动关系。目前还未有学者对新疆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研究，该文以新疆为例，通过VeC模型对三者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为实现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及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二、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变量选取
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该文以农村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CeC），即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作为消费结构的代表变量。采用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反映产业结构，选择第二产业比重（SiS）和第三产业比重（tiS）作为产业结构的代表变量，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以1985年为基期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指数进行调整。选取人均新疆生产总值指标反映经济增长，用pCGDp表示，同样以1985年为基期的人均新疆生产总值指数进行调整。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该文对上述变量取自然对数，分别以LnCeC、LnSiS、LntiS和LnpCGDp表示。该文数据资料均来自2012年《新疆统计年鉴》和2012年《新疆调查年鉴》，数据时间跨度为1985～2011年，所有分析均在eviews6.0软件下进行。
（二）研究方法
engleandGranger将协整理论与VaR模型结合起来，建立了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VeC模型可以看作是含有协整约束的VaR模型，多应用于具有协整关系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建模。若模型的协整关系得到了检验，确定了协整变量的个数，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为
其中每个方程的误差项都具有平稳性。上式可以进一步写出如下VeC模型形式：
其中，是误差修正项，反映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系数矩阵反映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所有作为解释变量的差分项的系数反映各变量的短期波动对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短期变化的影响。
三、实证检验
（一）变量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需要对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以及判断各序列的单整阶数。该文采用aDF检验法分别变量LnCeC、LnSiS、LntiS和LnpCGDp的水平值及其一阶差分值是否存在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每个序列的原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后的aDF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5%的临界值，表明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序列为平稳序列。由此可判断这4个序列均是i（1）（一阶单整）序列，也就是同阶单整，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可以进行Johansen多重协整检验。
表1各变量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aDF检验值检验类型临界值（5%）结论
LnpCGDp-0.7995（c，t，0）-3.595不平稳
LnCeC-1.9198（0，0，0）-1.9544不平稳
LnSiS-3.0734（c，t，4）-3.6329不平稳
LntiS-2.2127（c，t，0）-3.595不平稳
DLnpCGDp-3.6689（c，0，0）-2.9862平稳
DLnCeC-3.9822（0，0，0）-1.955平稳
DLnSiS-4.4801（0，0，0）-1.955平稳
DLntiS-4.3801（c，0，0）-2.9862平稳
注：检验类型（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中的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DLnpCGDp、DLnCeC、DLnSiS、DLntiS分别表示LnpCGDp、LnCeC、LnSiS和LntiS的一阶差分。
（二）协整检验
由于不平稳的时间序列不能直接进行简单回归，因而需要通过协整检验来验证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即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该文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协整关系进行检验，根据LR、Fpe、aiC、SC和HQ准则确定非约束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3（见表2），则相应的协整检验的滞后区间应为滞后2期，选择序列没有确定性趋势且协整方程没有截距的形式进行估计，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2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
LagLogLLRFpeaiCSCHQ
0120.2478na7.30e-10-9.6873-9.4909-9.6352
1241.277191.62951.18e-13-18.4398-17.458*-18.1793
2261.854525.72199.18e-14-18.8212-17.0541-18.3524
3291.145326.8499*4.37e-14*-19.9288*-17.3763-19.2516*
注：其中“*”代表对应准则下的最优滞后阶数。
检验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LnGDp、LnCeC、LnSiS和LntiS之间存在3个协整关系，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相互影响的关系。第一个协整向量具有较强的经济解释能力，对该协整向量关进行标准化后，得到正规化的长期协整方程如下：
从上式变量的系数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同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关系，表明新疆从8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优化了居民的消费结构。从长期来看，产业结构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变动是同向的，即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了经济增长。方程的参数表示弹性系数，在其他变量不变时，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增加1%，人均实际GDp减少4.9796%；第二产业实际产值比重增加1%，人均实际GDp增加4.1475%；第三产业实际产值比重增加1%，人均实际GDp增加5.6553%。
表3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Johansen协整检验
零假设协整方程的个数特征值迹统计量临界值（5%）p值
none*0.800173.583940.17490.0000
atmost1*0.544834.941324.27600.0016
atmost2*0.476416.051612.32090.0114
atmost30.02150.52204.12990.5327
注：其中“*”代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三）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为进一步考察各变量之间的动态均衡关系，同样取滞后阶数为2，仍然选择序列没有确定性趋势且协整方程没有截距的类型，对上述变量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其中：带的变量表示一阶差分，变量后括号中的数值表示滞后量。
从VeC模型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滞后1期的经济增长与本期经济增长的系数为0.634，表明经济增长存在“黏滞”效应。经济增长与滞后1期的的消费结构的系数为-0.115，说明恩格尔系数下降即消费结构的升级，短期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另外消费结构与滞后1期的经济增长的系数为-0.273，表明在新疆经济不断增长的情况下，食物支出的绝对额虽然也增长，但是食物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是下降的，符合恩格尔定律。消费结构与滞后2期的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系数分别是-0.219和-0.457，表明产业结构的升级会带动消费结构的升级。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与滞后1期的人均GDp的系数分别为1.078和0.297，说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能促进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演化，并且经济增长对第二产业的推动作用强于第三产业。
（四）脉冲响应结果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冲击的反应，它刻画的是在随机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冲击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轨迹。为进一步考察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各变量间的动态交互影响，该文基于VeC模型分别给出了各变量对LnCeC、LnSiS、LntiS和LnpCGDp一个广义脉冲的脉冲响应函数图，见图1、图2、图3、图4。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响应期数（单位：年），纵轴表示经济增长对各变量的响应情况，冲击响应期设置为10。
图1LnCeC对冲击的响应
从图1可以看出，给经济增长一个正向冲击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逐步下降，LnCeC对LnpCGDp的响应在第4期达到最大，之后一直表现出负向效应，说明经济增长能带动消费结构的升级，形成合理的消费结构。第二产业对消费结构的冲击始终也是负的影响，到第2期负向效应迅速扩大，随后趋于稳定，说明第二产业的发展能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第三产业对消费结构的冲击在第1期呈微小的负向影响，但随后表现出强烈的正向影响，且具有持续性，表明新疆第三产业的发展反而促使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上升，反映出新疆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信息技术在传统服务业中没有得到普遍应用。
图2LnSiS对冲击的响应
从图2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响应在第3期达到最大，在第4期略有下降，随后趋于平稳，说明经济增长能促进第二产业的优化和升级。LnCeC对LnSiS的冲击表现出较小的负向影响，因此消费结构的升级也可以带动第二产业的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另外，给第三产业一个正向冲击后，会给第二产业带来反向的冲击效应，而且这一冲击的持续时间较长，表明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存在较强的挤出效应，二者之间没有形成积极作用的协调机制。
图3LntiS对冲击的响应
由图3可知，第三产业对消费结构一个标准差冲击在前2期内的响应并不明显，随后呈现较强的正向影响，在第6期达到最大，之后又小幅下降，但在响应期内一直存在较大的正向冲击效应。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一个单位冲击在第1期表现出负向效应，随后逐渐增大，在第3期达到最大并呈现较小的正向效应，随后又逐步减小，在第5期之后始终保持着负向影响，表明新疆经济增长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具有波动性，在前期具有逐渐增强的促进作用，在长期却表现出一定的负向作用，因此新疆需要加强对传统服务业的改造升级，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体现出服务业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的重要地位。同样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也存在较强的挤出效应，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产业链，优化产业布局，加强地区内部的产业合作，形成相互促进的关联关系。
图4LnpCGDp对冲击的响应
由图4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经济增长一个冲击后，会给经济增长自身带来同向的冲击，而且这一冲击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较长的持续效应，表明经济增长能够按照自身发展规律逐步实现自身发展目标。若在本期给消费结构一个正冲击后，经济增长在第1期几乎没有反应，从第2期开始下降，然后逐步稳定，从第5期开始又逐渐下降，再次说明恩格尔系数的上升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的影响，并且此影响具有持续性。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正冲击会给经济增长带来正面影响，并且从第2期开始，此影响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当在本期给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一个正冲击后，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的冲击，反映了新疆第三产业仍以传统服务业为主导，处于低层次结构水平，高层次的金融、科技、信息化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
四、结论
该文以新疆为例，研究表明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会使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逐渐下降，推动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新疆消费结构调整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大，二者之间存在双向作用机制。第二产业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并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期较长，而第三产业在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反过来经济增长也可以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但经济增长的正向冲击却未能刺激第三产业的进一步提升，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新疆服务业层次低，现代服务业发展缓慢所引起的。
在新疆经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应该以合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为抓手，集中力量改善农村居民消费环境，建立增加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以及建立健全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为促进消费结构的优化创造条件，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以消费需求结构为导向制定相关产业发展政策，确定相应的产业发展重点，从而适应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另外，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必须以第三产业为重要支撑，新疆在加快第二产业发展的同时，尤其要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现代服务产业，加快信息技术对传统服务业的改造，推动现代物流、现代金融、智能交通、信息服务等的快速发展，用现代化的服务业提升第三产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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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经济研究篇10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但能源供给却日益紧张，能源问题已经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探讨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较为准确地预测能源需求的变化趋势，从而为有关部门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对于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自从Kraft[1]探索了美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因果关系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便迅速扩展到了英、法、德、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对于亚洲国家，Glasure[2]利用Granger检验方法发现了新加坡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Yu[3]利用Granger检验方法得到了韩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因果关系。目前，国内对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关系也进行了一些研究。马超群[4]的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分别与能源总消费、煤炭消费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与石油、天然气和水电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韩智勇等[5]的研究表明，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不具有长期的协整性。赵进文[6]利用StR模型对我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依从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国内学者对能源需求的预测方法有很多种。隗斌贤[7]采用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法、能源强度法和部门平衡预测法对浙江省的能源需求进行了预测。刘勇等[8]采用aRima模型对我国的能源消费进行了预测。熊国强等[9]采用灰色系统和神经网络组合预测模型对我国未来的能源消费进行了预测。宋雅晴等[10]采用三次多项式、回归分析和时间序列组合模型对我国未来的能源消费进行了预测。
从目前的文献看，这些研究成果大部分都以全国作为研究对象，而由于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和经济结构的不同，各地区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所需要采用的预测方法也有较大差异。河南省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也是重要的能源和资源大省，2011年中原经济区规划被正式纳入国家国土规划。因此，本文在对河南省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找出河南省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并采用aRma时间序列模型对河南省未来能源需求进行预测，为河南省能源发展和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二、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1978-2010年河南省能源消费总量（eC）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数据作为基本变量来研究河南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所有数据均来自《河南统计年鉴2011》。能源消费总量的量纲为万吨标准煤，国内生产总值的量纲是亿元人民币，为了剔除物价变动的影响，以1978年价格为基期对GDp序列进行折算，得到各年实际GDp。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避免数据间较大波动的影响，对能源消费总量和实际GDp序列取对数，分别用lneC和lnG表示，其相应的一阶差分序列分别用DlneC和DlnG表示。
（二）序列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非平稳时间序列在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时可能遭遇的虚假回归问题，在对模型进行估计前，必须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这里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对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由于lneC和lnG都呈现出明显的线性增长特征，因而使用包含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检验模型进行检验。使用eviews5.1软件对序列进行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变量lneC和lnG的aDF检验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大于其所对应的临界值，不能拒绝单位根的零假设，说明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后的序列DlneC和DlnG的aDF检验值均小于其所对应的临界值，都是平稳的，说明lneC和lnG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可进行下一步检验。
（三）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的统计描述，非平稳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就被称作协整关系。由于lneC和lnG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可进行协整性检验。本文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运用eviews5.1软件得到检验结果，见表2。
表2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Johansen协整检验
原假设特征值迹统计量5%临界值p值
none*0.523714.763212.3210.0105
atmost10.09751.57244.12110.3671
注：p为接受原假设的概率；*表示在5%显著水平下显著。
由检验结果看，在5%检验水平下，迹统计量值14.7632大于临界值12.3216，而迹统计量值1.5724小于临界值4.1211，说明在变量lneC和lnG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基于表2中的协整检验结果，对两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估计，得到协整方程如下：
lnG=-8.711+1.7483lneC+et
（-16.26）（28.92）
R2=0.9643，Dw=1.6149，F=836.84
括号内为对应系数的t统计量值，从回归结果来看，R2、Dw值和F值均可通过显著性检验，方程拟合优度良好，统计变量显著。回归方程表明：河南省能源消费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使经济增长增加1.7483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带动了河南省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且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说明长期来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和促进作用较强。
建立描述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短期波动的误差修正模型，这里采用滞后一阶的形式：
从估计结果来看，模型的各项检验均可通过，经济增长的波动受到能源消费波动和误差修正项的影响。在短期内，如果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的均衡关系偏离了长期均衡关系，下一期将以-0.1361的调整力度进行反向修正，以使其向长期均衡方向移动。
（四）Granger因果性检验
协整检验结果说明河南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即是由能源消费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还是由经济增长拉动了能源消费的增加，这就要进行Granger因果性检验。Granger因果性检验对滞后期的选择非常敏感，滞后期不同，检验结果可能有较大差异。本文采用ai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数为1阶，利用eviews5.1软件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在10%检验水平下，“lneC不是lnG的原因”被拒绝，也就是说能源消费是促进河南省经济增长的原因，而“lnG不是lneC的原因”的假设被接受，经济增长不是能源消费增加的原因，lneC与lnG之间存在由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河南省实施节能降耗措施，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耗逐步下降。
三、河南省未来能源需求预测
从以上分析可知，能源消费是促进河南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为了促进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有必要对河南省未来的能源需求进行预测，为河南省未来能源规划以及能源生产企业制定发展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一）能源需求预测方法的选择
进行能源需求预测的方法有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关关系预测法，即根据经济现象与能源需求之间的因果关系或结构比例关系来预测未来能源需求量，如回归模型、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法、部门预测法等。另一类是时间序列分析预测法，如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11]、aRma模型等。由于未来能源消费需求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而且这些因素之间往往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采用相关关系预测法进行预测一般比较困难，再加上相关解释变量未来取值的不确定，会对预测结果精确度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本文采用时间序列模型中的aRma模型来对河南省未来能源需求进行短期预测，以避免解释变量取值不确定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从而实现最小方差意义下的最优预测。
（二）构建能源需求预测模型
表1中单位根检验表明，河南省能源消费总量的对数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其进行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因此这里先对序列进行一阶差分，而后建立aRma模型，实际上就是对其增长率建立预测模型。为了选取合适的模型形式，先对一阶差分后的序列DlneC进行自相关和偏自相关分析，见图1。
根据DlneC的自相关系数和偏自相关系数图可以看出，二者均是拖尾，于是可以选用aRma模型结构。通过对模型的残差白噪声检验和参数显著性检验，并结合aiC和SC准则确定模型形式，利用eviews5.1软件，可以得到河南省能源需求预测的模型形式如下：
这里参数估计值下括号内的值为t统计量值。由于是对差分序列建模，可决系数R2不高，但如果将模型转化为对原始序列的预测模型，则可决系数为0.9745，非常接近于1。Q统计量用于检验残差的白噪声性质，其后括号内为对应的p值，根据这些p值可以看出河南省能源需求预测模型中残差具有良好的白噪声性质，从而可以保证短期预测的相对精确性。
（三）河南省能源需求预测结果
利用1978-2010年的数据建立的预测模型计算出能源消费的增长趋势，然后结合基期值计算河南省2008-2015年的能源需求水平，到2015年，河南省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27636万吨标准煤。从2008年、2009年、2010年的预测结果与实际值的比较可以看出，各年预测误差百分比均小于3%，平均绝对预测误差1.51%，一般认为平均绝对误差的值低于10%时预测精度较高[12]，所以模型拟合效果较好，预测精度较高，见表4。
四、结论与建议
利用河南省1978-2010年的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河南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则不成为拉动能源消费增加的原因。从长期来看，能源消费每增加1%，就可以使经济增长1.7483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较强；而在短期动态调整中，如果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的均衡关系偏离了长期均衡关系，下一期将以-0.1361的调整力度进行反向修正，以使其向长期均衡方向移动。这说明河南省目前的节能降耗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能源利用效率有所提高，但经济增长方式仍以粗放型为主，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程度仍比较强。
采用aRma模型的预测结果表明，到2015年河南省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27636万吨标准煤。然而目前河南省的能源供给却日益紧张，在一次性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消费所占比重虽然都在85%以上，虽然河南省煤炭资源丰富，但按照目前的开采水平和速度，仍存在一定供需缺口；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一直不足20%，但河南省原油和天然气储量严重不足，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原油开采寿命不到10年，而天然气仅仅能持续到2015年左右，而且这种开采速度所能保证的原油供应尚不及需求量的1/5，天然气供应也不到需求量的1/5。因此，我们在充分利用省内能源资源的同时，必须加强与省外、国外的能源战略合作与交流，尽快制定相关的能源政策措施，以完善能源保障体系。
第一，建立科学的能源供应体系，合理开发利用河南省能源资源。积极推进煤炭资源整合与战略重组，培育大型煤炭生产集团，建设全国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依托西气东输等国家骨干天然气管道，完善支线管网，提高燃气覆盖率；规划和建设外电入豫通道，加快智能电网建设。
第二，优化能源结构体系，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大力发展新能源。一方面要加大能源开发利用方面的科技投入，探讨煤炭和煤层气综合开发利用技术。另一方面要减少一次性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积极开发利用核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加快规划建设南阳核电项目和南阳新能源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依托骨干企业和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多晶硅及太阳能电池、风电装备等特色产业园区。
第三，加大节能降耗方面的科研体系建设，倡导全社会厉行节能的良好风尚。建立科研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相结合的节能降耗科研体系，尽快将科研成果应用在生产中，淘汰耗能大的旧设备，引进能耗小、资源利用率高的新设备，引进新技术和新方法。
第四，加强国际国内能源合作，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要充分利用内外两个资源和两个市场，积极与能源资源储量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合作，重点加强在能源开发利用以及节能降耗等方面的研究与合作，建立能源合作长效机制，实现共同开发，互惠互利。
第五，加强能源战略储备体系建设。在保障中原经济区基本建设发展需要的同时，要对煤炭（煤层气）、天然气等实施保护性开采和战略储备，以确保能源结构安全。必须提高对煤炭资源的利用效率，推进濮阳、平顶山等地建设天然气储备基地和煤炭（煤层气）战略储备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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