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在当代该如何传承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刑法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为重要特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对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鼓励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刑法保护，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该继承人需不需要刑法的特别保护，我个人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刑法保护的需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需要收到刑法的特别保护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非物质遗产传承人需要履行特殊的义务，我们在法律上常常讲，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统一的，一个人承担的义务越重，那么他享受的权利应该是更多。根据《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要承担的义务包括根据相关文化主管部门要求提供技艺要领、技术资料，这就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放弃对该项技艺的绝对私有，将来面对的极有可能是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享资源，这项义务的履行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丧失极为宝贵的资源。传承人还应该毫无保留地向学徒传授技艺，这是一项巨大的牺牲和奉献。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本身具有数量极其少，不可复制性的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继承人，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消失，虽然说我们国家已经在不断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给挤了一定的经济支持和技术上的指导，但是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传承断代的局面，因此，传承人的数量还是极少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大多数都是缺乏时取资料而依靠传承人口口相传使得技艺得以保留，传承人的作用就显得更加的突出。在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承人仅仅就那么一两个人，如果连这一两个人都因为一些原因受到伤害或者丧失生命，损失最大的应该属于国家文化的灭失，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如何让保护国家的这种文化资源权利，最基本的就要保护好这项文化的传播者。
以目前的刑法规范看来，对于传承人的保护并没有特别的规定，仅仅可以按照普通公民的相关待遇来规定，也就是说按照目前刑法来说，如果对传承人做出故意伤害行为甚至是剥夺生命的行为，尽可以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对犯罪者实施制裁，但是这样并没有凸显出这种故意行为的相当严重社会危害性，没有凸显出刑法对于传承人这个特殊身份的保护。
二、刑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方式
在现实生活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的行为方式包括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刑法如何在这两个罪上面实现对传承人的特殊保护？我认为对于故意伤害和故意杀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的行为，应当从重处罚。我们分析一下适用故意伤害罪、故意杀害罪从重处罚的犯罪构成要件：
主体是一般主体。
主观方面要求是故意。故意包含着意志因素和认识因素。我们都知道“明知”属于故意的认知要素，明知的内容一般来说都是日常工作中的事物。对于故意伤害、故意杀害的一般行为，主观上要求行为人是故意，明知其行为可能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是对于故意伤害、故意杀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行为，不仅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而且要求行为人明知犯罪对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因为我们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区别于一般的公民，也就是说此时是针对特殊主体的犯罪，必须要求行为人对其身份有所认识。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犯罪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做出的犯罪行为，我们在此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特殊身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犯罪时是否适用从轻、减轻处罚。根据我国现行刑法，根据犯罪者身份的不同适用从轻、减轻规定的，包括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精神病人。从这个方面看来，这些人都是在认知上未发育完全或者是发育存在障碍，在生理上都具有一定的缺陷或者是机能的退化。但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身虽然具有一定的数量上的稀缺性和价值上的不可替代性，但是我们综合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如果不属于前面所提到的三类人，那就不可基于其特殊身份而得到从轻、减轻处罚的特殊保护。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利用自身便利条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破坏的，是否应该适用现有普通罪名并且从重处罚。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和其所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智力载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转换为实物或者成果的中转站，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枢纽，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相对于一般人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更直接的优势和更重大的责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除了故意、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之外，不能适用渎职类犯罪的规定。如果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经个人申请后被认定为部级的项目代表性人物。
参考文献：
[1]徐辉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保护机制探讨》，《民主与法治》，2008年1月。
非遗在当代该如何传承篇2
关键词：传统手工技艺；现代艺术；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处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技艺”“工匠精神”，早已成为当下文化领域的一个热门词汇，但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我们无法估测这种步伐能走多远，路向何方。每一门民间工匠都是有着悠久文化历史背景的技术、技能，必须经过一定的深入研究学习才能掌握的技艺。每一门技艺都烙着民族的印记。面对非遗保护思路的探索与创新，国家文化部及各省市都针对“传统技艺”针对“民间匠人”开展了一系列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活动，一是展示各地各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二是营造更多人群认识并参与保护的氛围；三是通过活动分析了解各地民间工匠精神的本质，探讨未来“传统技艺”“工匠精神”路向何方。传统手工技艺的坚持与现代艺术的追求，实质并不是矛盾的存在，非遗保护是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允许在保护思路上的创新，鼓励一些艺术追求的创新。传统手工技艺与现代艺术的关系应该是相容是互补的，两者相遇应该是会碰撞出民族文化艺术火花的。近几年来，根植于传统手工艺的当代艺术、创意线下、传统手工技艺展示等一系列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为文化载入点的创意活动，不仅为一大批艺术家、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提供了互动平台，更让广大人群参与其中，亲身体验传统与当代的文化碰撞。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一度面临失传濒危的局面，有一部分技艺即将消亡。但近年来，无论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领域，还是在当代艺术和设计领域，都能看到手工艺的再度走热。而这股热潮能否为传统手工艺找到新的出路？传统手工艺如何真正“活”在当下？这就是作为非遗保护工作者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管窥云南省非遗传统技艺门类部级项目16项，傣族慢轮制陶、白族扎染技艺、苗族芦笙制作技艺、阿昌族户撒刀锻制技艺、傣族纳西族手工造纸技艺、陶器烧制技艺（藏族黑陶烧制技艺、建水紫陶烧制技艺）、傣族织锦技艺、斑铜制作技艺、傣族贝叶经制作技艺、普洱茶制作技艺（贡茶制作技艺、大益茶制作技艺）、乌铜走银制作技艺、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傣族象脚鼓制作技艺）、黑茶制作技艺（下关沱茶制作技艺）、火腿制作技艺（宣威火腿制作技艺、蒙自过桥米线、红茶制作技艺（滇红茶制作技艺）1。16项传统技艺是经过历史考验，人类无数次的实验才能传承至今的，能够传承并被人们认可成为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说明它们有独到的工艺特点和深厚的文化背景，这种特性是现代文化艺术所不能替代的。从文化角度着眼，人类在文化财富上的积累是渐进的，累加的，不断的2。如今，人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艺术的欣赏水平与对文艺作品的审美要求也随之提高，面临这样一个文化时代大潮，把具有较强地域性、民族性的传统手工技艺置于文化繁荣的大背景里来提炼，满足广大消费者的艺术享受和精神需求，已是众多艺术家、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共同的话题。这些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精彩的作品几乎让所有消费者青睐，作品赋予了浓烈的传统文化元素，传承人根据民族传统巧妙的加入感情、色彩、造型，使作品富有生命，富有神韵，体现民族的灵魂。传统技艺的作品往往不复杂却能在淳朴的造型中体现美感，色彩不复杂却能在细部微妙的转换中衬托意境，每一位民间大师的每一件作品的每一个环节，都显示出传承人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对人生阅历的渗透。就云南省祥云县汪情珐琅银器传统手工制作技艺而言，从化银到刻、雕、錾、锤、嵌等每一道工序都非常讲究，否则加工制作出的银器饰品就不够精美，且容易变俗。
学习这门传统手工技艺至少3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出师，而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愿意学习，能制作并熟练掌握整套制作技艺和流程的传承人越来越少。其实在国内或是其他国家，银器民族手工艺饰品有一定的市场，也有很大一个消费群体，但往往因为传统手工技艺花费时间长，经济效益无法提升，关键是现代艺术对传统手工技艺的冲击，很多年轻人也就不愿学，不愿做，一是觉得累，二是觉得赚钱不多。面对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面对现代艺术的全球化，“中国传统手工技艺路在何方”？带着这样的问题，不乏有一大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学者，专家和一大批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工作者一直在寻找一个出口、一种可能性。其实，近10年来的关于民族民间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与发展主题方向是非常明确也正确的，大家都希望能在具体的主题之下，探讨某一门类或是某一领域最新的出路与面貌，并为这一门类这一领域面临的问题找到比较可能的路径。希望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这个切入点，能在现代艺术和传统手工技艺之间找到一个节点，相互包容，互推互进。第一，传统手工技艺和现代艺术的双向突围。审视一些较好省、州、县建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展览室、传习所、传承基地等，我们不难看到设计师、艺术家、手工艺传承人、民间匠人进行的一场场跨界融合的对话和展示。同时，我们能看出各地传统手工艺的经典与特色，大家都在保留传承技能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新的出路。不难发现传统手工技艺与现代艺术的价值观念越来越接近，甚至相互碰撞出很多理念上、技术上的创新，只要我们尊重传统手工技艺的历史与文化，鼓励现代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就会编撰出一个当代艺术家和民间艺人之间跨界、合作的发展个案。
浅表层面评价传统手工技艺，大多数人认为传承人或是民间匠人的作品存放于艺术馆、博物馆等文化场所就能界定作品的价值。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需鲜活地存活在民间，存活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活态的传承，保护成就作品的制作过程。各地探索的保护措施和活动形式证明，非遗项目传承人，民间匠人和当代艺术家的合作是可以活在当下的，并且可以保留朴质的温情、温暖和文化来点缀与丰富我们情感和生活。因此，传统手工艺与当代艺术的相遇是一次双向突围。一方面，传统手工艺可以向现代艺术的方向寻找一个出路；另一方面，现代艺术面与传统手工艺融合，可以寻找无数种可能性。创新与现代艺术的融入是保护传承传统手工艺的一个出口，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木雕，到了工业化时代，只能以衡量艺术作品的眼光来衡量它的价值。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百工百匠之说，各类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精美绝伦，内涵丰富。但比起一些西方国家，包括亚洲国家日本在内，我们并没有真正实效的探索出一套对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和匠人足够尊重的文化评价体系。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门类的保护与传承，我们需要重新唤起匠人精神，反思匠人文化。传统手工艺发展需要政策支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民族传统手工艺，一些门类市场前景较好，也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容易保护与传承，而一部分项目具有代表性，属于急需抢救保护的濒危项目，但保护传承较为困难。后者的存续与现代艺术的发展几乎无法比拟，更谈不上技艺的持续性保护，往往因为各级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对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抢救和保护工作面临诸多困难。民间艺人，传承人对自己的手艺保护激情高涨，感情深厚，但往往是想做而做不了，能动而动不了。同样，一些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从一个项目的调查、记录、整理、保存、保护都需要经费和现代化科技载体及手段。由于经费不足，一些濒临湮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不到有效记录、抢救，甚至一些已经记录和整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和实物，面临损毁和再次流失的危险。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也缺乏相应的资金。
非遗在当代该如何传承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文化属性；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4-0119-04
2006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的推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名录》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标志着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可能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方面理念的转变，进而在实践中得以体现，即从静态的“物”的保护转向了动态的“人”的保护，[1]（p18～22）2007年以后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陆续命名公布就是一个极好的注脚。尽管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传承人的重要性，但总体上关注不够，尤其是传承人在传承实践中所具有的意义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未被命名的广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还是经过国家、省区、州市、县各级政府命名的项目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他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意义主要体现为以下两大方面。
一、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属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属性主要体现在活态属性和自身文化属性两个方面，自身文化属性就是该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性，是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要素，而活态属性则是该文化的生存方式，是其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前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两个基本属性的保有以作为文化主体的传承人为基础。
（一）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属性离不开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引进的概念，虽然经过多年发展调适，在其内涵与外延及其分类等方面的理论表述逐渐科学化、规范化，但与实践着的文化生活本身一一对应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仍需进行辨析厘定，以更好地概括和指导文化生活事实。目前使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中，共识之一是至少应该强调“活态性”。作为在历史中展开的文化实践活动，具有历史的规定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依附于个体的人、群体或特定区域空间而存在的，是一种活态文化，可以说“活态性”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真实而重要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它是当下人们正在实践着的生活方式，是活的文化事实。而其“活”离不开文化主体――传承人，活态的本质或核心就是人，[2]（p114～123）指其存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实践着，遗产才能“活”起来。从目前所认定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看，其中很大部分是被称为“艺术”的部分。在民族民间文化活动中，艺术大都没有独立的本体性存在，它就呈现为民众的生活方式，文化主体在很多艺术活动中既是创作者、展演者，也是欣赏者，他们作为艺术的创造、操演、欣赏主体，贯通于该文化实践全过程，是该项艺术的承载者和传递者，保证了该文化过程及其完整性、延续性，从而使之代代相传。在研究和实践层面，对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关注一直更多地停留在文化艺术客体――“物”上，专注于文化事象。最直观的关注方法就是“采风”，从活生生的文化实践中摘出片断事象作为文化的表征，见物不见人，把文化艺术当成静态的标本而不是不断生成的实践活动，于是，“传统”被当成了文化事象本身进行保护，而忽略了生成“传统”文化的文化传统是一个由主体运作的文化生存发展机制，文化传统在主体的操演下决定了文化怎样在自身既定轨道和现实境遇两者形成的纵横关系网络中生长。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在今天这样的特殊文化背景下更不可能，而文化的生长需要人和“物”两相结合，只有通过人的实践，“物”才能得到延续发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强调其活态性就是强调传承人这个文化实践主体，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项目申报认定中，强调基本的要件之一就是要有传承人，有传承活动，以保证它是活态的而不仅是标本。
（二）秉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文化属性离不开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历史地形成的，每一种来自不同文化的遗产项目都秉承文化母体属性，拥有该文化的独特性，这也是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被选择、被命名、需要被传承的内在依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与认定中，不仅是基于其杰出的技术形式特征，更主要的还是它所代表的各种文化的表征，内含了该文化的编码逻辑。对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技术并非决定性和最关键要素，技术形式符号所蕴含和表征的文化基因意义更为关键，[3]（p11～21）从而能够参与构成文化多样性、丰富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母体文化的这种整体性关联决定了文化实践主体在其中的重要性，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文化具有的内在结构关联，正是由于主体的存在才整合为该文化整体，剥离了主体，遗产就只能转化为单纯的技术形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强调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活态文化就是依然作为民众生活方式、保留了该文化属性的文化，如上所述，只有作为文化主体的传承人的实践才能保证活态性。目前对各种地方性文化的关注基于各种错综复杂的缘由，因此，经常出现反客为主，用客位观念代替主位观念进行理解的现象，尤其是在权力介入引导的自上而下的文化遗产运动中，在代替性理解中容易造成隔靴搔痒或重新解释而扭曲他者文化的现象。人类学学科强调，要真正理解他者文化，必须尊重文化持有者的表述和理解，在对一种文化进行解读时需要主位客位并置讨论，才能在彼此的对话中达到对一种地方性文化的理解。[4]（p13～18）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中要求尊重当地人意愿，尊重文化主体自身的选择，因为那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置身其中并与其融为一体。更为特殊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和项目绝大部分属于被划分为“艺术”的文化，作为“艺术”的文化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门类的特殊性，那就是它感性直观的独特符号形式，这种符号形式孕育于其文化并与其文化相互契合，水融，不仅对艺术背后的文化的体验需要来自于持有者内部眼界，而且对艺术形式本身，看似可以相对超越文化的“单纯”审美品位也来自于文化的形塑。在主体的感官与文化合而为一的历史进程中，艺术形式的养成需要内在文化的支撑。所以，对传承人的界定至少包括重要的两点，一是掌握特殊文化技能，二是享有该文化。无论如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讨论都离不开遗产背后的整体文化，而沟通二者的中介就是传承人，是他们把携带的文化积淀和对自身文化的理解放进了既定的文化形式之中并不断进行着形式创新，各民族文化才能在历史进程中运行在自己既定的轨道上，保留并生成着与其他文化不同的属于自己的个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中，只有形式而没有传承人及其传承实践的文化不能被划定其中，同时还强调当地人群或享有该文化人群的想法。这样，就能够把文化主体传承人放在其应有的位置上，还艺术主体在艺术实践活动中应有的地位和意义，改变以往民族民间艺术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的现象。文化遗产的传承不仅是文化事象的保留，更是文化主体对文化事象的操演和不断创造，从而实现一种文化的真正传承发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意义和作用
传承与发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两个重要的关键词，表面上呈现的是文化客体自身的不断延续和演进，事实上，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传承人对文化的不断操演与不断创新的过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中，传承人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传承发展的文化主体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未被命名以前的传统社会中，文化的延续发展是一个自然过程，文化在民族的代际之间自然传递，通过家传、师承或社会传承等诸多方式和途径，在一代代传与承的生活实践中绵延下来，只要生活方式仍在继续，就能保证相应的文化自然地被传递下来。今天，被命名为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些文化项目只是各民族文化中的滴水，各民族创造的不可计量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多元文化背景压力下仍在传承，依靠的就是民众群体。从文化建构论出发，传承发展内在地包含了创新，把一种文化纹丝不动地保留下来既不是文化发展史上的事实，也不符合文化发展逻辑，文化总是在其遭遇的环境中朝着自己的方向现实地生长着。文化的创新离不开文化主体，“物”自身不可能随着环境改变自身，“物”凝聚着的是人的观念和具体的操作。从具体层面看，每一个文化的传承发展都经由个人创造，作为传统的文化因群体共享看起来好像是群体发展，但很多文化实践可以证明，传统的生成及发展是个体与社会文化之间互动的结果，它不仅是集体记忆造就，更来自于个人叙事突破传统自身增减和完善的创新，在很多著名的民间艺术活动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证。[5]（p24～36）
由于个体与社会文化互动的不同结果，文化在个体身上的分布和携带是不均衡的，不同领域总会出现某些杰出人物，成为该文化前进的推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名录，就是对该文化杰出的实践主体进行选择性认可与褒奖，是对一种文化诸多传承个体中独具特色或颇具典型的文化操演风格的认可，风格成为个体参与文化创造的一种度的标志。在很多文化实践中可以看到传承人的生存策略、知识结构与传承方式等对一种文化自身发展的影响，这也是民间手工不同于机器批量复制的根源所在，它尊重的不仅仅是直观的劳动量，更主要的是手工背后主体所赋予的生命亲历性及温润随心的情感体验，正是这些生命的内在欲求推动了形式的创新发展，生成了特殊技艺。在这个人与集体共同推动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传承人主体成为文化发展的生产性动力，极大地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
（二）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自然传承的主要力量
当代民族文化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等多元文化并存格局中，文化发展的自然河道在多重力量的影响下不断发生突然改变甚至是中断，传统文化发展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文化的自然传承面临中断的危险，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提出和强调的背景。这样，传承人尤其是那些被命名的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们从两个方面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1.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文化自觉意识
当文化离开自然传承的轨道时，其传承需要在文化自觉意识的引领下才能顺利进行，文化自觉意识依赖于文化主体而产生存在。在不同文化发生碰撞接触及交流互融的过程中，彼此成为参照将激发各文化自意识，从而极大提高文化发展的自觉性，增强该文化自身内部生长调适机制。而在当代文化背景下，文化接触交流并非能够以“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想状态进行，对很多地方性文化来说，只有通过各种方式和利用各种契机不断增强文化主体的自觉文化意识，才可能增强该文化的传承发展活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首先介入的是政府与学者，作为文化发展方略以政治话语姿态自上而下铺开，他者的话语几乎淹没了自我的声音，如与当代文化接轨的“知识产权”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来说是陌生的；节庆类遗产实践中，民俗变官俗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对该文化的自我认知和反思如其意义及保护传承等文化自觉意识首先源于那些被命名的传承人。
在实践中可以发现，被命名的传承人经由他者命名及资助活动后，逐渐培养起他们对自身文化知识的反观意识及视角，之后又为了政治、经济、展演等不同目的，迎来各组织机构提供的更多渠道和契机对该文化进行操演，如此往复，逐渐培养起他们对自身文化的自意识，并由点及面地以一种示范性培养地方民众对该文化的自意识，再逐渐上升为对民族文化的强烈的、稳固的自觉意识。文化自觉是文化生存发展中的强烈稳固的自意识，只有相应的文化自觉，文化的传承发展才不会只是被某些外力驱使推动以达到某些功利的目的；也只有相应的文化自觉，文化才具有强大的内在动力保证主体的文化传承意愿。如云南少数民族很多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类文化，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强大的政治力量影响下，具体事象已留存不多，90年代以后，在各种文化认同场景中，各种合力促使直接的现实目的与心中留存的文化记忆相互契合激荡，在部分人群尤其是杰出的民间艺人中激发起一定的文化自意识，这种意识与文化惯性相结合，逐渐实现着自我文化的恢复或重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先被激发起并养成文化自觉意识的大多是杰出的被命名的传承人，因此，传承人在更好地促进地方文化保留和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2.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传承通道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国际性认同的文化思潮，根源之一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各民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产生和对应于传统社会，是传统社会各地方人群适应自然社会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特色文化，它犹如一条河流，在传统社会中大多可以在既定的河床内向前流淌。而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彻底颠覆了传统文化生存的根基，它的河床被修改或者直接消失了。这种特殊语境使传统文化何去何从成了文化研究和实践的热点和难点，从而兴起了一轮又一轮传统文化传承保护思潮。在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中，生活文化的变迁导致自然传承链的断裂，传统文化的发展需要人为的干预，其传承保护成为一个时代课题。政府和学者合力提出的理念及出台的政策都不少，但只是宏观的理论的指导，具体的传承实践也还停留于说得多、做得少的阶段，犹如明确了战略目的还需要靠一次次具体战役及其中的战术去完成一样，充分的理论描述需要在实践环节中展开和实施。
在非自然传承环境中，依靠文化惯性进行自然传承已经不可能，于是，“保护”才成为民族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概念。要保护一种文化，不是止于静态的标本展示，更重要的是作为文化的传承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需要积极主动有意识地为之，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理论到实践的具体枢纽和中介，决定了他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目前尚未得到发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旗帜下，一批批杰出的地方文化持有者被挑选出来，以命名、资助，甚至立法等方式确立他的文化地位、文化责任，以保证他的文化传承实践，是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的一项重要举措。然而，从对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状调查中可以发现，在目前已经完成不同批次、不同级别的传承人命名，相关资助也逐步落实到位的情况下，项目的传承实践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传承人的有关责任与义务还停留于纸上，很多被命名的不同级别的传承人仍然停留在以前的自然传承状态中。
因此，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就是要从重视传承人入手，在明确其责、权、利的前提下，细化传承人的责任与义务，围绕此制定实施的具体措施并监督落实，以此构建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可行的传承通道。这样就可以以传承人为结点，统摄起每一次传承实践所需要的契机、场景、方法、途径等，形成相应的传承运行机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发展提供一条切实可行之道。同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传承人的代际断裂是传承中最严峻的挑战，尤其是那些需要特殊技能的项目，调查中，很多传承人最担忧的就是现在年轻一代不愿意继续传承该文化，项目传承后继无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除自身亲历亲为进行项目传承外，他还有重要的传承活动就是培养传承人，以保证该文化代代相传，因此，在具体传承通道构建中，传承人的意义是不可替代的。
[参考文献][1]顾军.从《保护》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思维[J].江西社会科学，2006，（3）.
[2]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J].西北民族研究，2006，（3）.
[3]乌丙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认定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7，（1）.
非遗在当代该如何传承篇4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活态性和功用性这两个基本特性，决定了衡量其保护工作水平和效能的标准，就是如何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薪火相传、文脉不绝，如何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融入生活、发挥功用。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原则性和方法性都很强的工作，在整个保护工作中，必须注重有效的传承发展和合理利用，因为，创造和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利用的精神归宿，传承发展是保护的核心，合理利用则是保护的目标。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和功用性两个最基本的属性，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附于“人”而体现出来的活态的知识、技艺和技能，同时又具有实用功能，它或承载精神情感之内涵，或提供衣食住行之用品，或集揽百工艺技之精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以精神的或物质的形式为民所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两个基本特性，决定了衡量保护工作水平和效能的标准，就是如何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薪火相传、文脉不绝，如何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融入生活、发挥功用。因此，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逐步深入，在机制构建、制度创新和舆论营造之后，工作的进一步提升和深化，必然会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和根本，那就是传承和利用的问题。
一、创造和谐——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和利用的精神归宿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或族群的文化传承一般有两个渠道：一是通过文化典籍、遗存器物等延传；另一个是通过非物质文化传承。在传承文明的过程中，非物质文化是鲜活的、丰富的、亲和的，更具生命力和恒久性，它在价值取向上追求的是人的精神、情感和社会秩序的和谐。因此，保护、继承和弘扬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经济强省，和谐河北”具有积极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应该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中去认识和实施，这是做好传承和利用工作的一个思想基础。文化如水，润泽万物，悄然无声。面对和谐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建设文化强省的目标任务，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在积极发掘和弘扬所蕴含的优秀传统价值观，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精神理想、思维方式和生活情趣，努力培育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弘扬坚韧质朴、重信尚义、宽厚包容、求实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新时期河北人文精神，坚持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并重，为建设“经济强省，和谐河北”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
二、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的核心
对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永续流传的基础和根本。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文化，不同于物质的文化遗产，它们是“会行走的民间记忆”，注重的是知识、情感和技能、技术，体现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情感和智慧表达，主要通过人的语言、动作表演和手工技艺来体现出来，这就决定了必须通过保护掌握这门知识和技艺的“人”，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弘扬，这是保护工作的根本和重要内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坚持自然或民间传承。要重视和保持民间自然形成的传承方式，要充分相信非物质文化自身的生命力。鼓励、倡导传承人树立开阔的胸襟和开放的意识，改变过去那种固守秘密，只在家族内部传承的狭隘做法，扩大带徒传播的范围。二是坚持政府推动传承。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法律保护、资金扶持、制度建设等方式，鼓励、支持和保护传承人带徒、讲习、传艺等活动，包括出台相关法规对传承活动进行保护、规范和引导，建立、健全对传承人正当权益的保护机制，实施乡土文化教育普及计划，培厚良好的保护环境和保护意识等多种有效方式，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其中，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是一项重要的措施。代表性传承人是完整掌握该项目或者其特殊技能，并具有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人。认定和保护代表性传承人，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脉，体现了政府对他们的承认、肯定和褒扬。但这不仅仅是一种荣誉，还体现着一种责任和义务，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承诺和坚守。代表性传承人可在整理、记录、出版有关技术与艺术资料，授徒传艺、培训讲习、展演展示、学术交流，以及个人生活等方面得到政府的保护和扶持。同时，代表性传承人也应在生产、创作，提供高质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作品及其他智力成果，认真开展传承工作，无保留地传授技艺，培养后继人才，配合开展该保护项目的公益性展示、教育、研讨、交流等活动方面承担一定的义务。三是坚持静态传承。要采取文字、录音、录像、拍照片等多种方式，对传承人的表演、表现形式、制作流程等进行全方位的记录整理，建立完整的档案资料数据库，以静态的资料性的成果对其技艺长久保存。
同时，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并不是要原封不动地机械地继承，还要坚持发展性原则。非物质文化在历史的纵向传承和地理的横向传播中，是不断演进和嬗变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后，随着社会主流思潮、价值观和民俗风情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在进行自身的调整和转换，以满足人们的审美和精神需要。从地理传播的角度来讲，不同区域的文化相遇后，相互之间必然会有一个碰撞、变异和融合的过程，之后，“此文化”会变成“彼文化”。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始终处在一种发展演变的状态，“变”是规律，是客观存在。所以我们不要僵化地固守所谓的“原生态”，而应用发展的眼光审视和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又要按照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博采众长，海纳百川”的气度，坚持继承发展，提高自身的生存机能，永葆生机与活力，使其始终成为同时代人们的精神和情感所需。
三、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的目标
从方法论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各项措施仅是手段，其终极目的是“以文化人”和“文化为民”。我们无论抢救了多少文化遗产，也无论保护工作做得如何出色，最终还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群众现代日常生活，“飞入寻常百姓家”，使其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为农耕社会的文化样式和遗存，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于其历史传承、风格特色、社会需求、自身机能及原生地态度等方面的差异，它们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前景也有所区别。但总的看，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或多或少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和挑战。要破解和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难题，实现其合理有效的利用，就要树立科学的观念，采取恰当的措施。
非遗在当代该如何传承篇5
论文摘要：我们在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时，至少应准确把握住以下几个要素：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不是由阶级或阶层决定的，而是以掌握传统知识、传统技能与传统技艺的多寡决定的；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历史的产物，但同时又必须以活态的方式传承至今；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第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工艺、传统节日、传统仪式、生产知识、生活知识及文化空间方面。而那些与此有关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即或对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特殊意义，也不能视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6年春，笔者随文化部周和平副部长赴浙江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会上，副部长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笑话，他说：北京雍和宫附近有许多算命的，以前城管一来，他们就跑，而现在则是边跑边喊：“别抓我，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部长说，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肯定有问题，而从另一方面也确实可以看出，经过近年的努力，“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但是，知道不等于理解，理解不等于理解准确。要想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否则，我们就很容易因概念的模糊，保护了不该保护的东西，而使真正需要保护、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一个最后被保护的机会。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是这样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被各地人民群众或某些个人视为其文化财富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活动、讲述艺术、表演艺术、生产生活经验、各种手工艺技能以及在讲述、表演、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及相关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世代相承的特点，并会在与自己周边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甚至是与已经逝去的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创新，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认同，并激发起他们对文化多样性及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当然，本公约所保护的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而是其中最优秀的部分一包括符合现有国际人权公约的、有利于建立彼此尊重之和谐社会的、最能使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那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我国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作的表述，也基本上源于这个定义。如《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认为，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
应该说，上述定义已经触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但在表述上仍有不尽完备之处，需要做进一步的补充、修正和发展。笔者以为，要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一个准确的学术定位，就必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传承时间、传承形态、传承内容、传承价值等子系统做出一系列的明确的学术定位，并通过上述子系统的学术定位，来锁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一、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限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没有了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将随之消失，即所谓“人亡艺绝”。那么，什么人才有资格充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呢?有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直接定位于“民间”，这显然是不够的。我们知道，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及传承过程中，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确实来自民间，在我们的日常表述过程中，也确实可以用“民间”来代指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但这并不等于说只有民众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唯一传承人，而民间社会之外的人们无权获此殊荣。如果真是如此，日本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乐、歌舞伎，韩国著名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宫廷祭祀等，都无权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因为它们都是典型的宫廷文化。但事实上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它们确实是这些民族或国家最为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理，在中国瓷器文化发展史上出现的官窑、宫廷生活中出现的满汉全席等，虽不是民间所创，也不是民间所传，但我们同样不能否认它们也是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文化遗产。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与传承，必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在许多情况下，倘若没有国家或宫廷的扶持，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可能得到最有效的传承的。因此，我们将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范畴仅仅定位于民间社会显然是不够合适的。我们认为，既然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知识、技术与经验的概念，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从政治角度，而应该从知识、技术与经验的角度加以取舍。也就是说，我们在判断一个传统文化事象是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判断的标准不应该是政治的，而应该是知识的、技术的、经验的；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是看他的政治出身，看他是贫农还是富农，是平民还是皇帝，而是看他到底掌握了多少传统知识、技艺与技能。在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未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传承者仅仅局限于“各地人民群众”，而是同时还包括了除“各地人民群众”之外的“某些个人”。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更为开放一点儿的立场来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那么，这一群体应该是人类社会中具有特殊知识、特殊表演技艺与技能的特定人群——如艺人、匠人及巫师等。
二、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时限的限定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时间仅仅局限于“当下”(“流传于民间”)是远远不够的。活态流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世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流传于人类社会的所有文化事象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些文化事象即或非常优秀，但会由于流传时间的短暂，而无法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如1949年以后出现的户县农民画(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金山农民画(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等，至少暂时都无法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遴选上，各国都有着一定的时限上的要求。以日韩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国为例，它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准入门槛虽不曾有过明确的法律上的要求，但从这些国家所公布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看，历史最短的一般也都具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一标准对于一般的国家来说，无疑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我们将这个标准引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价体系，那么，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事象至少也应具有100年以上的历史，即产生于清代之前且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传统文化事象。而产生于清代之后的、不足百年的传统文化事象，则暂无资格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当然j这只是个下限，一个最基本的准入门槛。其实，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文明古国，一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也应具有数百年以上的历史(如风筝，版画制作技术，昆曲、京剧表演艺术等)。有些还会更长，如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钻木取火技术等，至少已有近万年的历史。之所以被称为“遗产”，一定是财产的创造者亡故后留给我们的财富。财产的创造者尚健在人世，我们又如何能将其赠送给我们的财产称之为“遗产”呢?
三、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形态的限定
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只有时限上的限定已经足够了。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仅有时限上的限定尚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对其传承的形态实施必要的限定。与固态存世的物质类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通常都是以活态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判断一个传统文化事象是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就是看它在传承形态上是不是以活态的方式传承的。譬如，如果还有人以传统的方式原汁原味地讲述满族说部时，满族说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讲述人一旦辞世而又无继承人，尽管我们也承认这是满族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它将不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无法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继续留名。
四、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范围的限定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范围笼统地定位在“所有传统文化事象”上未免过于宽泛。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不应该是这个民族传统文化事象的全部，而应是这个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最为精华的部分。抽大烟、裹小脚这类陋俗我们且不去说，就是那些具有中性性质的传统文化事象如行酒令、打麻将，也很难获得“民族文化遗产”这样的殊荣。故此，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范围大致界定在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技能、传统知识、传统节日仪礼及民俗活动等文化遗产贮藏相对集中的几个领域，看来也是经过充分考量的。为什么说上述几个领域文化遗产的贮藏量就一定会高呢?还是让我们举例说明。以传统节日为例。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一年有365天，但对于一个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传承而言，并不是每一天都同等重要。一年中总有那么几天。对于一个民族优秀遗产传承而言，尤显重要。而这几个特殊日子，正是我们所要保护的节日类文化遗产。为什么一定要将这些传统节日作为文化遗产，并对它们实施特别保护?因为人们不但可以通过节日美食的品尝、节日盛装的穿戴，使节日美食、节日盛装的制作技术得以传承，通过参与表演而使传统表演艺术得以光大，同时，庄严的节日仪式还可在无形中疗补人们心灵的创伤，使人们通过神圣的仪式获得更多的心灵洗礼，使人们变得更加团结，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稳定。这就是传统节日的价值，这就是保护传统节日的意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历时性角度出发，将传统节日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确实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充分地反映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历时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要点的高度概括。同理，民间文学、表演艺术、工艺技术、民间知识等，同样是存在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个“富矿”，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不同角度对人类所创文明的高度概括。发掘金矿需要查清矿脉，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同样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弄清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有针对性地保护好每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含价值的限定
从遗产所展示给我们的内涵上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简单定位于“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各种传统文化事项，显然也过于宽泛。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日韩等国经验，要想申报世界级或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或科学价值，没有这几项硬条件作保障，要想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是不可能的。
总之，在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全新概念时，我们至少要在传承主体、传承时限、传承形态、遗产价值、遗产涵盖范围等几个方面做出严格限定。
下面，我们再来谈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中存在的几个误区。
误区一：将各种“工具”、“实物”及“制成品”等亦当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前，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国内学术界，几乎都将“在讲述、表演、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及相关场所”统统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这种做法值得商榷。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方式传承至今，且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及科学价值的知识类、技术类与技能类传统文化事项。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即或对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特殊意义，也不能视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不能一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非遗在当代该如何传承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佐证材料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3-0129-0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1998年启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公告活动，2001年公布了首批19个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3年10月又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经过30多年的发展，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概念深入人心，其保护工程也在各国声势浩大的展开[1]。中国政府为了抢救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于2004年8月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200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下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履职尽责工作的意见》，要求全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积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保护工作，2006年2月，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要求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决定从2006年起，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按照文化部统一部署，各省市也积极开展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评审工作。
内蒙古师范大学领导十分重视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整合学校民俗学、民间文学、民族音乐、民间美术、民族体育、科学技术史等相关专业人员共同组建内蒙古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08年5月正式成为教育部重点人文基地——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内蒙古工作站。自中心成立后，先后以内蒙古师范大学作为项目保护单位，组织申报“科尔沁潮尔史诗”“蒙古族传统牛角弓制作技艺”“蒙古象棋木雕制作技艺”三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其中“科尔沁潮尔史诗”、“蒙古族传统牛角弓制作技艺”成功进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蒙古象棋木雕制作技艺”被评选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近年来，中心成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调查、申报、评审等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在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工作中，申报书的撰写是非常重要的步骤，本文试图就申报书撰写中佐证材料的问题谈一些个人认识，以为内蒙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尽微薄之力。佐证材料是申报书中的关键内容，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要求出发，充分论证该项目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标准，所以是决定项目能否通过的重要保证。我们只能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入手，在申报书中就申报项目进行佐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2]有关学者已经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条件做出科学、细致的说明。如从传承主体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以杰出传承人为依托，没有杰出传承人不能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传承时限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具有悠久历史，时间不足百年者不能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传承形态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以活态的原汁原味的传承为基本特征，非活态的、原汁原味的传承项目不能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品质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一种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没有重要价值者不能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后，申报的项目必须是当地的地域标志性文化，必须具有普世价值[3]。
为了地方基层单位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条件，正确有效的撰写申报书，尽量使申报项目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条件，我们一般希望申报书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论证：（1）各族人民世代相承；（2）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3）项目的价值和影响。
一、 世代相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赖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环境而存在的，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要保护其文化形态，更重要的是要对其进行“传承”[4]。由此可见，“世代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也是评审过程中需要满足的首要条件。所谓“世代相承”，一般是指就是该项目的传承时间在百年以上，传承体系明确，各代传承人清楚。如果项目申报书中撰写的传承时间不够，或者传承谱系断裂，都会影响项目的申报。如某年“某某大饼制作技艺”申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称于1938年开始主营掉炉大饼，传承时间不足百年，明显不符合申报条件，无法通过也在意料之中。当然，这只是特例，绝大多数申报书都能确保传承时间。但是我们注意到为数不少的申报项目，确实拥有足够的传承时间，民族特色也很浓厚。如库伦旗申报的“布鲁”，进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肯定通得过。但“布鲁”的申报材料中，在介绍历史渊源时，其佐证材料也只是说“历史悠久，流传广泛”之类泛泛的言语，缺乏强有力的证据。下一步项目经自治区推荐得以进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在区外专家对相关项目不了解的情况下，单凭这些空洞的介绍显然不足，可能会影响其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通常可以用出土实物和古籍中的记载来佐证项目的传承时间。如蒙古族的养马术作为传统知识类项目完全可以进行申报。2008年笔者之一曾前往一些盟市调查蒙古族养马术，了解到在通辽科左后旗有人十分擅长养马。蒙古族养马术可以包括养马、相马、疗马、驯马等内容，分开申报自然可以，但将养马术作为传统知识与技能进行整体申报，效果更好。当然，作为马上民族，养马术的传承历史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完全可以加入出土文物和古籍记载作为佐证材料，不但有助利于申报，更有利于将来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据笔者所知，距离科左后旗最近的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蒙古语文办公室就藏有6卷《马经全书》，另外在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分别藏有《十二技能俱全三种骏马及其他诸骏马的特征》、《马头明王相马经》、《相马三十六鉴》、《相马宝鬘治疗法明鉴中药名录》等相关古籍，若能对其进行研究，并与田野调查中所得资料相比对，互为参照加入项目申报书中，这些内容定会为申报增色不少。
另外，科尔沁地区拟将科尔沁土语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眼下语言的抢救和保护对传承民族文化极为重要。语言的实物佐证很难找到，或许能从地方书籍中查询一些资料，所以田野调查就极为重要了。然而语言的调查与研究是一项科学性要求很高，有很复杂的工作，需要运用多学科、多手段的研究方法。现在自治区乃至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保护工作刚刚起步，尚未顾及或者说难以承担民族语言以及各地方言土语的普查评审工程，所以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保护范围也仅限于口头文学。
二、 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及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则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民间自发形成、延续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活动。申报材料不但要体现该项目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更注意阐述项目本身为群众在生产、生活所提供的便利，如勒勒车制作工艺的产生，方便了游牧民族进行迁移；蒙古族由于经常骑马，常会产生骨折，于是催生出与之相应的蒙古正骨术等等，更可以提出该项目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以及审美品位。
同时，申报书中要注意该项目并非是在个人号召或政府指令下举办的有违群众心愿的形式化活动，而传承人也不必特意以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为对象。虽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或弘扬过程中，确实存在发挥过重要组织、领导及协调作用的行政官员，以及热心学习传统文化、号召社会关注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但如果这些人本身与传统艺人、匠人不具有正式师承关系或水平尚无法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标准，是不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条件的。
所以在撰写申报书之前，一定要深入项目传承地进行客观实在的田野调查工作，发现最具代表性的项目，真实地将其记录和描述下来。切不可不愿意下苦工夫做实地调查，以仅凭借自己的想象，或随意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趣味、或按照当前的政治口径和政策要求乱改乱编，随意拔高项目的思想性、艺术性[5]。只有坚持以全面性、代表性、真实性作为普查工作的指导原则，撰写的项目申报书才能内容翔实而又具有说服力。
现实生活中，传统表现艺术、体育竞技项目确实多有既符合传承人条件，又身为政府官员的人，在申报书中只需统一以传承人身份标注，尽量避开官员、学者身份，以显示申报项目的群众性，因为这些虚衔确实与项目以及项目的传承没有必然联系。虽然不是传承人申报，但传承人担负着项目的传承和发展，切不可轻视。明确并且保护传承人是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得强调传习人的培养。通过传承人的传授，传习人学习、接受、掌握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技能，从而进一步发展该项目。[6]这些内容均为民间自发形成、延续的，不能全靠政府行政手段或者自己杜撰。
而文化表现形式，则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既不是单一的物，如建筑、乐器，也不是单一的人，如表演者、制作者，而是将物与人紧密连接在一体，构成完整而稳定的文化行为系统。例如通辽申报的蒙古族马具制作技艺，马具是物，肯定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艺人当然也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马具的制作技艺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另一方面，文化表现形式也不易进行人为的分裂，这点在地区辽阔的内蒙古自治区很典型。
内蒙古自治区以蒙古族为主体民族，但过去的蒙古族部落多在现今已被人为分割的行政区划及边缘地带，如传统的科尔沁地区就包括在现今通辽、兴安盟和赤峰三个市级行政区划内。因此，具有同样文化表现形式的项目可以以民族分布的人文地理的范围为基础，同一民族、部落的相邻市、县进行联合申报。一些盟市申报的项目已经进入自治区或者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他盟市如果存有类似的项目，也可以进行申报，如果新申报的项目价值没有先行申报的项目价值高，可以进入扩展项目；但如果后者价值更高，更具有代表性，则可以评为同档次或取代前者而成为该项目的代表作。这就要求后者申报书的佐证材料丰富有说服力，而评审专家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情形下，一定会做出合理的决定。如赤峰阿鲁科尔沁旗申报勒勒车制作技艺获批，2008年笔者前往通辽调研，扎鲁特旗也有勒勒车制作工艺，完全可以继续申报。阿尔昆都勒苏木的蒙古包制作技艺也可以申报。
三、价值和影响
申报语言、礼仪、节庆类项目，要求这些项目代表一种活态文化，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功能，本身就有其价值和影响。若申报项目属于传统表现艺术、传统知识与技能，则需要在申报材料中体现出项目本身的绝活、绝技。我们以传统技艺为例，来看如何将此类项目的价值论述清楚。
手工艺品中所蕴含的绝技是成品的非物质的文化表现形式，所以将制作技艺完整（但不是全部）的展现出来，是此类项目通过评审的关键。全区各地起先普遍以音乐、舞蹈等传统认识上的文化项目进行申报，而忽略了传统技艺类项目的申报。最近认识到手艺也是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以各地申报传统技艺类项目数明显增多，当然，其中肯定有企业商业利益的驱使[7]。但并不是什么东西后面加上“制作技艺”，就符合条件的。通辽申报有两个传统技艺类项目申报多次，但总是未得通过，原因就在于制作技艺没有达到评审要求，当然，项目本身是否达到要求，可以再讨论。
进行评审时特别关注两点，一是项目中所列手工艺品是否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如在申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勒勒车制作技艺”传承人评审中，某人将制作小型工艺品勒勒车的照片添加到申报书中，画蛇添足，显然制作工艺品与真实的勒勒车大不相同，能够制作传统勒勒车的工匠不一定能制作工艺品的勒勒车，而能够制作工艺品勒勒车的艺人未必制作得了实际生活中使用的勒勒车，二者没有对价关系的。二是现在的技艺是否是传统技艺的延续，如果有明确的传承体系，比较容易判断，但是据称是传统工艺的复原，则着实不好评断，一般主要以是否使用现代的化工材料、是否使用现代的机器生产，成品外形、性能特征能否与现存历史实物相符合为评判标准。
内蒙古蒙古族传统工艺失传，大部分是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牧民生活向现代化变迁所导致，从失传时间上来看其实并不长，一些老手艺人或许还保留有这种工艺，只不过这些工艺品在现代生活中不用了，所以他们也就不制作，这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也是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重点。还有些老人即使不知道完整的制作工艺，但知晓其中的某一部分，经过有心人大规模的调查、寻访，逐渐将失传的工艺进行还原。在此基础上，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去蒙古国进行调研，那里蒙古族某些传统工艺保留的情况比较好，内外蒙在一些项目上完全可以互相补充。这种传统技艺的复原工作，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使用传统的材料和工具真的恢复了这种技艺，其作品如果达到古代作品的水准，并受到国内外专家的认可，复原的技艺当然可以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内蒙古师范大学今年申报的“蒙古传统牛角弓制作技艺”就属此例。内蒙古传统牛角弓制作技艺在解放之后一段时间内还是存在的，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后，国内大力推广玻璃钢弓，角弓逐渐淡出。项目传承人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遍访内蒙呼伦贝尔、赤峰、阿拉善、锡林郭勒等盟市，从老艺人口中逐渐还原角弓制作技艺，并前往外蒙寻求弓箭专家、著名制弓艺人的帮助。除了进行田野调查，他还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查阅清代蒙古文古籍《射箭要诀》、《宝常聚之破窗射箭经》，从中找寻传统角弓制作技艺的线索，终于复原蒙古传统牛角弓制作技艺。他使用的原材料和大部分的工具都没有现代化用具的痕迹，制作出的角弓完全能和历史实物相对应，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北京、哈尔滨等地民俗、民族体育、传统工艺、技术史等学科专家的称赞。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审专家实地考察后也肯定了这项复原工作。制弓技艺也最终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但如果项目名义上称古代的技艺的复原，却无法将复原工作清楚完整的“复原”出来，甚至实际操作中使用的是现代技艺，这就很难通过评审。这些项目无论在名称之前冠以何种“贡品”“宫廷”“王府”“御膳”等字样，终究不能算是传统工艺而被列入保护对象。
除了复原技艺外，我区大部分是民族类传统技艺的申报，这些项目在本民族间广为流传，传承谱系很容易弄清楚，但是如果缺乏“技艺出众”的论证，普遍性太强，不具有典型性，尤其在传承人评审中，更需加强传承人技艺出众的佐证材料。一般来说，传承人技艺的获奖证书，编著的教材书籍，平面、声像媒体对传承人技艺所做的宣传报道，专家学者以及研究人员对该项技艺调查后的调查报告、论文等科研成果或者是传承人为传承、提高技艺所做的文字性记载与实物标本，上述材料都是极好的佐证材料。如在“某某蒙古族缝纫技艺”传承人的申报中，申报书a不仅将制作服饰的技艺详细描述，而且特别提到传承人将传统手工缝纫制作技艺用文字记录下来，编著出版物。申报书B则仅仅写到传承人师从母亲学习缝纫技艺，技艺特点没有交代。自然a较B好。其他奖励、称号等佐证材料亦如此类，不再赘述。
此外，申报书要极力反映出申报项目的最大价值。有些民族地区的群众活动包含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各遗产间具有明显的无法割舍的文化联系，不建议分列申报，最好是协调各方资源，将众多分散的项目合为整体，用“文化空间”的名义进行申报，以突出项目的最大价值[8]。
四、 结语
申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申报书一定要以真实性、整体性为原则，充分挖掘材料，对申报项目进行论证。当然，在撰写申报书时，行文一定要流畅，要把阅读对象想象成对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未直接接触过或者不十分熟悉的人，进行清晰说明和介绍遗产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另外，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时，项目申报专题片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而申报书实际上是专题片的脚本，更不能轻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材料文字向图像的转化的个案解读以及拍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可参见相关论文[9]。
当然，在评审过程中，也不是只看申报书而下决定，还需听取在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和学术方面有研究的文化学者、民俗学家、民族艺术家以及当地的老艺人的意见，必须尊重各民族文化艺术传统，防止主观臆断，坚持以积极的、科学的、客观的态度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工作。
我们将某一文化表现形式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抢救、保存、保护和振兴该项目，以利于弘扬民族、地域文化。我们应该始终怀有“申报是手段，保护才是真正目的”的申报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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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在当代该如何传承篇7
近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通过法律形式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同时，《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在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作为北京制定未来五年发展政策最重要的指导性文件，北京十二五规划纲要对加强首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水平高度重视。提出“要加大重大文化设施建设力度。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挖掘、传承和利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是一种不可再生的稀有资源。然而，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一些依靠口传身授予以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全国非遗项目为数众多、排布过于分散，各省市在非遗保护方面的政策和客观条件不一，导致我国对非遗的整体保护与宣传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都是只能以口传身授的方式进行有效传承的传统技艺，失去了掌握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就意味着失去了非遗技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主要是保护传承人，以人为核心。而很多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都年事已高，现今的非遗项且当中又极度缺乏能够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合理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项目，致使非遗技艺严重与市场脱钩，无法创造经济效益，无力吸引年轻人前来学习，很多非遗技艺目前都处于青黄不接的尴尬境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面临着后继无人的严峻挑战。
2、非遗日话非遗，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不利
2011年6月11日，是我国的第六个“文化遗产日”。在年初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通过法律形式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的大背景下，可以想见今年的“文化遗产日”必定将会是一片呐喊声。上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到县、乡、村，各种级别、各种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活动将会在这一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将会在这一天迎来一个小小的鼎盛时期。
提及鼎盛，让人想起了每年3月5日的学雷锋纪念日。每到3月5日，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学雷锋的活动都会扎堆出现，让人目不暇接，而一年中除去这一天之外的364个日子，几乎没有人还能想得起雷锋来，更不用说组织学习雷锋的活动了。有一句玩笑话形容我国学雷锋活动的现状：“雷锋同志没户口，3月里来4月里走。”这句话虽然是个玩笑，却也生动地反映了现在各地学雷锋的活动严重流于形式，“做样子，走形式”的窘况。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应当竭力避免重蹈雷锋纪念活动的覆辙，真正做到把那些即将消失的珍贵技艺保留下来，让子孙后代还能亲眼得见这些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措施主要有拨付资金扶持、奖励非遗技艺大师、奖励非遗技艺传承人、举办非遗专题展览等。这些举措有的仍然是流于形式。要知道，光靠非遗宣传日时举办几个展览。国家倡议保护非遗时进行一点展示和宣传，绝对不能解决非遗保护的重大问题。象征性的资金支持只能说是杯水车薪，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最佳办法，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非遗传承的问题。
举个鲜活的例子，在今天，一个普通的日子，如果您想要走出家门，去领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神奇造诣，您将会发现，跑遍全国各地也找不到一个可以集中展示一个地区、门类、种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地方。试问，非遗不能随时随地展示给人们，不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更不能通过市场获得经济利益，解决传承人的生活问题。她又如何能够逃过被人们所遗忘，失去延续香火后人的命运呢?
由此继续思考下去。不能不让人为我国非遗事业的未来深深担心。现在在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出现这样的不利局面，剖析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重申办，轻保护
由于非遗项目普遍具有深邃的历史意义和高超的工艺水平，能够吸引游人慕名前来，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往往能够名利双收，而官员也纷纷以成功申办非遗作为重要的政绩，因而全国各地都在争着申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然而，当申办宣告成功之后，很多地方官员就认为已经大功告成，却并没有意识到保护比申办实际上要重要得多，更迫切得多。态度上的轻视使得人们没有将足够的精力放在真正应该重视的保护与传承上，而实际操作中的一些难题与误区则给非遗保护工作雪上加霜。没有可以依据的保护条例；对如何真正起到保护的效果没有概念；保护工作中投入的资金没有持续性；没有真正解决传承问题；没有进行市场流通，缺乏以此获得的长期资金支持……有太多的问题使得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步履维艰。其中，资金的问题是重中之重，如何让门类如此众多的传统技艺全部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这是一个考验智慧和经验的大难题。
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秉承“流通是对现代艺术最好的保护与传承”的先进理念，提出通过全面流通，让传统工艺的经济价值在大众收藏中得以体现的方法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让艺术品待在博物馆里面，高束焉，庋藏焉，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只有艺术走进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让大众热爱艺术，让现代艺术品流通起来才是正确的方法。现在的艺术品要流通，就必须进入市场，市场的需求决定了现代工艺品的价值，通过市场流通不仅产生经济效益，又起到了一个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的作用，从而使市场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因此，流通是对现代艺术品最好的保护和传承。
二、重形式，轻支持
每年非遗日的主题展览比比皆是。从国家文化部到各文博场馆非遗技艺和作品的展示。然而，值得特别关注与重视的是，非遗日之后就再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能够长期接纳非遗展演了，非遗产品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的也是凤毛麟角。没有人能够为非遗解决实际的展演场地和推向市场的问题。这使得传承人的手艺只能是内秀，没有合适的立足之地。
三、重形象，轻传承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政府官员往往只看重政绩，看重政府部门的工作是否被领导所认可，为社会所传扬。如果达到了树立形象，宣扬功绩的目的，他们就鲜有进一步的实际行动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恰恰才是真正需要政府大力扶持和鼓励关怀的。现在新闻中报道的很多都是政府官员大张旗鼓地将扶持的资金送到非遗传承人手中，传承人深受感动的场面。却很少有报道非遗传承人得到政府连续不断的支持而终于渡过难关将技艺传承下去的内容。恐怕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政府官员为数并不多，这样做了且真的坚持到挽救了传统技艺的更是凤毛麟角了。
种种原因导致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现状不容乐观，面对严峻的形式，我们既看到了中华民族所面对的巨大挑战，同时也要认识到挑战必然伴随着机遇，机遇时时与挑战并存。如何化解危机，化挑战为机遇，这是当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要和旅游业、工艺美术界、旅游纪念品行业等联合发展，利用旅游业的巨大客流资源，将引人入胜的非遗技艺与商品推向市场，利用非遗项目对游客的巨大吸引力开发我国潜力无限的旅游纪念品市场。要将非遗项目汇聚到一处共同发展，相互带动。用创造经济价值多的带动创造价值较少的，实现互利共赢。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全力追求物质文明的今天，中华传统文化更要担起保护社会良知、建设精神文明的重任。我们应该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推向市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文化的瑰宝在市场流通中发挥其非凡魅力，创造丰厚的经济价值，进而为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提供资金支持。让中华传统文化在流通的过程中为更多人所熟知，所热爱。总而言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出路在于流通，在流通中保存民族文化，在流通中发展民族文化。
3、目标明确，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打造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
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作为20D8年北京奥运会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本着收集与展示中华民族珍品，保护传承中华民族艺术，挖掘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宗旨，自开馆以来就投入到了保护和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一线，以点带面地举办各种展览活动：点――“燕京八绝”的现场展演区域，举办东城区非遗传承成果大展；线――连续三年举办“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春节文化庙会”，展示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就；面――连续三年举办“中华民族艺术珍品文化节”，率先举行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开馆三年来，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在非遗保护工作中不遗余力，唤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保护非遗的意识和行动。如今，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响应时代号召，精心打造“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该计划受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将集中全国三十四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台湾地区的特色非遗技艺。她们基本上都是早已蜚声在外的经典非遗项目，如山东招远的金石艺术、北京的景泰蓝技艺、青海的唐卡艺术等。向游客全方位地展示非遗作品从原料、工艺到成品的整套制作过程。以山东的黄金为例，在非遗传承中心内游客可以看到从金矿的原貌、矿石的样子、如何将矿石运到地面、打碎提炼、制作金条直至作出光灿夺目的黄金饰品的所有过程。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少经济支持导致后继无人的窘况，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秉承“流通是对现代艺术品最好的保护与传承”的先进理念，提出通过全面流通，让传统工艺的经济价值在大众收藏中得以体现的方法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传承中心向游客收取参观的门票，并建立专门的非遗商品售卖区域，帮助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获得经济收入，从而解决非遗生存和传承的问题。
与此同时，各国游客得以饱览非遗技艺的精彩展示，收藏蕴含中华文化深厚底蕴的非遗产品。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携带非遗作品回家，在24小时之内就将北京文化乃至中国文化带到世界各地，为传播与发展中华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首都文化软实力。
“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的论证工作已经进入了重点考察阶段，几个备选地点所具备的区位优势令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的专家组成员印象深刻。通州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京作家具的所在地，弘扬中国古典家具文化，已经成长为一张极具宫廷特色的“文化名片”；昌平为数众多的旅游景点吸引了无数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游客的高度集中成为其最大的竞争优势；西城区天桥地区是老北京民俗文化的摇篮，这里传统艺术门类高度集聚、文化气息浓郁，也被认为是非遗传承中心落脚地点的理想选择……
中国非物质文化传承中心是一个能够将全国的非遗项目集中起来进行系统展示，还能够让其自身形成良性发展，同时推出具有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场所。为了能够有效解决非遗项目集中难、宣传难、创造经济价值难的问题，传承中心的选址至关重要，这个地点既要有能够吸纳中华民族多种优秀文化的宏大气魄；又要能够代表中国的美好形象，吸引全世界的关注目光；还要拥有消费需求旺盛的巨大市场和强大的经济实力。
北京――中国的首都，一个全球瞩目的国际化大都市，一个拥有三千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在这里交汇，传统与时尚在这里融合。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在国内独一无二，无疑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五千年伟大历史进程的智慧结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佳地点。在北京建立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这既是进行文化传承，保护岌岌可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也是发展北京旅游产业的一个绝佳选择。在不久的将来，游客到北京不仅可以徜徉在气势恢宏的故宫、祭天祈地的天坛，感受古代皇家园林文化所带来的震撼，更可以慕名参观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全面细致地了解中华民族艺术文化的伟大和神奇。古代的宏伟建筑与现代的超凡技艺共同构成了北京旅游的巨大魅力，两者都是北京的符号，齐头并进，缺一不可。
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保护的现实，既是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却也未尝不可看成是新北京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如果能够在北京建立一座真正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弘扬于一身的非遗传承中心，无疑是在我国非遗保护事业的阵地上添加了一座坚固的堡垒，创造了我国非遗传承方式的先河。首先，从门票收入来说，北京的恭王府以不变的古建筑和故事每年门票收入能够超过2亿元。传承中心以100元票价计算，每年接待游客1000万，直接经济收入达10亿元，可以为非遗传承人提供稳定的资金收益。另外，从旅游购物消费来说，2011年春节文化部举办“我们的节日――百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迎春展示活动”，地坛迎春庙会，以及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连续三年举办的新春文化庙会来看，观众兴致盎然，争相购买，场面火爆，是社会各界对非遗展示和产品迫切需求的生动写照。上到各国元首，下到游客百姓，常常是想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却苦于找不到专门从事类似展示与展卖的场所。因此，人们需要一个能够看到非遗技艺和购买非遗产品的场所，保守估计传承中心年销售额不会低于3亿元人民币。丰厚的收入，可以使非遗传承人专心于艺术研究和培养接班人，打破依靠政府拨款才能生活的局面。吸引年轻人继承中华传统文化。
这将会给北京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一针强心剂。要使这个美好的设想变成现实，就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的主导作用不仅仅是指要为非遗的保护提供资金和场地，更重要的是要帮助非遗项目进行宣传推广，树立品牌，打开市场，促进非遗产业化发展。事实上，非遗技艺与产品的巨大魅力中蕴含着极为广阔的市场前景。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利用好这一资源，积极向全世界宣传非遗项目；借鉴特殊的经营模式，向市场推荐非遗产品；对非遗产品进行严格监督和把关，树立非遗品牌诚信优质的正面形象。使非遗传承中心成为像故宫、天坛、鸟巢、国家大剧院那样的北京文化新地标，打造成为永不落幕的非遗展销盛会。
4、众望所归，非遗传承中心期待落户东城
在考察过程中，最为吸引考察人员眼球的当属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所在的北京市东城区。东城区是北京历史文化遗存、胡同四合院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密集的地区。未来二十年，东城区将把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作为第一任务，着力打造“首都文化中心区，世界城市窗口区”。根据区十二五规划纲要，东城将加强中轴线整体风貌的保护，以故宫、天坛两大世界文化遗产为核心，皇家、钟鼓楼、南锣鼓巷、皇城、前门、天坛周边、永定门等联动发展，打造纵横南北的“文化主脉”。同时，东城区拥有历史文化街区18.5片，三级文物保护单位165处，挂牌保护院落413处，部级和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4项。按照规划，到2030年左右，东城区具有鲜明特色的“首都文化中心区，世界城市窗口区”基本建成，成为在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名区”，成为“文化软实力强劲、服务经济发达、公共服务优质、城市运行高效、人居环境和谐”的国际化、现代化中心城区。
经过深入研究，前门地区最适合建设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前门大街，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发展的时代，不仅属于北京，更属于全国，属于全世界。它是面向世界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大舞台。将非遗传承中心设立在前门，就是为了植根于古都风貌，着眼于历史文脉的保护与发展，更深层次地认识到保护一个城市的记忆，做到城市发展与文化保护传承的双赢。以前门大街的辐射和影响力来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进一步弘扬其文化优势。这也是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战略、实现自主创新目标的重要任务。
专家认为在前门古老的四合院保护区设立非遗中心，精心选取最具京味民俗文化韵味的院落，在每个院落里设置一个非遗项目的展示区域。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购票进入非遗传承中心后，可以享受到的服务包括观看非遗技艺展示、购买非遗产品、体验非遗技艺制作过程、享用北京老字号食品小吃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惬意地走在最能代表京味传统文化的四合院里，轻松地品尝着时尚的星巴克咖啡，饶有兴致地观看甚至亲身体验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这样充满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意蕴全方位的享受相信没有人愿意错过，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一定会令八方宾客陶醉其中，流连忘返。
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的落成将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事业开创一座新的里程碑。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的设立开创了非遗传承方式的先河，它既从根本上解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乏力、后继无人的问题，又有力地促进了北京文化事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
5、成功探索，北京礼物旗舰店跃世而出
作为我国非遗保护迫切形势的先知先觉者，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秉承“流通是对艺术品最好的保护与传承”的重要理念，早已开始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旅游纪念品行业进行有机结合的有益尝试和大胆探索。由北京市旅游委员会主导，将项目主体“北京礼物旗舰店”落户于中华民族艺术珍品馆一二层的“北京礼物”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具有新颖创意的礼品、收藏品、旅游纪念品等进行统一授权、包装，整合成“北京礼物”这一旅游纪念品品牌进行市场流通。获得“北京礼物”授权的作品中不乏采用精彩绝伦的独创手工技艺制作而成的非遗产品。北京礼物旗舰店充分挖掘目前近乎空白的国内旅游纪念品市场，为非遗产品的流通打开了极佳的市场渠道，将非遗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带入了一个“自主造血，自力更生”的良性循环，合理解决了非遗传承的经济问题。相信随着北京礼物旗舰店的进一步发展做大，会有越来越多的非遗项目得到及时的保护和抢救。得到长久的传承和发展。
非遗在当代该如何传承篇8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财富，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与我们的精神家园、民族记忆保护有关，还与我们延续至今的生产生活实践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拟结合《公约》，对《非遗法》的相关内容进行简要介评，以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所助益。
一、法律性质与立法目的
《非遗法》首次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地位，规定了政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保护人的角色和职责，为政府、社会和遗产持有者积极、稳妥、科学有效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助于提高全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其根本目的在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国实践中的保护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机构和非遗保护单位。根据《非遗法》第七条规定，政府机构主要包括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政府其他有关部门。
二、《公约》概念的本土化
《公约》第二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定义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以下方面：①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表演艺术；③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⑤传统手工艺。
由于《公约》所界定的非遗概念是西方语境下的产物，而且面对各成员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公约》在成员国的适用势必有一个本土化过程。我国《非遗法》对非遗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规定，就是结合我国国情和汉语语境进行的本土化界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①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②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③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④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⑤传统体育和游艺；⑥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比《公约》的规定，我国《非遗法》定义的内涵更概括，外延结合我国国情更为具体明确。
三、非遗的分类保护
《公约》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的“保护”使用英文“Safeguarding”而非"protection”，并将其界定为“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preservation)、保护(proteefion)、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这表明，“Safeguarding”实质上是指包括上述九项内容的一套相互关联的整体系统的卫护工作，其目的在于确保非遗生命力。其中"protee，tion”，仅是整个非遗护卫工作的一项内容或一个环节。
为充分利用非遗中的积极因素，避免消极影响，适应我国非遗工作的实际需要，我国对非遗采取了分类保护的措施。根据《非遗法》第三条规定，我国对所有的非遗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护；对其他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遗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可见，我国对不同非遗分类采取保存或保护措施。对比《公约》的规定，我国《非遗法》将“保护”进行了狭义界定，即“传承、传播”等行为。
四、三大制度的建立
三大制度，即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和传承、传播制度，是根据我国非遗保护实践而建立的。调查制度的设立主要是为了摸清家底。了解我国现存的非遗种类、数量、分布、留存传承、生存环境等，以便有效保存和保护。早在2005年文化部就组织开展了第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普查结果显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总量近87万项。此外，调查中也发现我国大量文化资源流往国外，不少境外人士常深入大山深处的民族村寨收购民族服饰、工艺品甚至火镰等生活用具。流往国外的文化资源不仅仅是实物，有的外国人收录歌曲、舞蹈等民间艺术，制成光盘出版，作为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此，我国在立法中对境外组织或个人来华的调查进行了规范，要求境外组织或个人在我国境内调查非遗，要报批并提交有关调查报告及资料复印件。
《公约》要求成员国应拟定国家一级的非遗清单，而我国非遗数量庞大，保护必须有所取舍。为此，《非遗法》建立了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旨在对进入名录的项目实施重点保护，以科学利用我国有限的行政、财力资源，推动我国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抢救、传承和传播。为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国务院先后于2006年、2008年公布了两批共102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目。根据《非遗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建立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名录予以保护”。该规定表明进入部级代表性名录的项目要具备两个要件：一是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二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学、艺术和科学价值。根据官方解释，前者要求该项目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符合时展方向、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先进文化，而不是那些落后的、不合时宜的文化现象。后者要求该项目对历史、文学、艺术、科学方面的研究、创作、欣赏等活动具有积极的作用，确有保护的必要。二者作为非遗项目列入部级代表性名录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但两个要件中
都存在价值判断的问题，如第一个要件中对优秀和落后的价值判断，第二个要件中对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的价值判断。而每个时代的价值判断标准都有所不同。因此，有学者认为判断非遗的价值时，采取何种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而采用何种价值观又最终取决于以何种历史观作指导。根据《非遗法》第十九条，推荐列人部级非遗项目应提交以下材料：(一)项目介绍，包括项目的名称、历史、现状和价值；(二)传承情况介绍，包括传承范围、传承谱系、传承人的技艺水平、传承活动的社会影响；(三)保护要求，包括保护应当达到的目标和应当采取的措施、步骤、管理制度；(四)有助于说明项目的视听资料等材料。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物的区别在于其是一种“活态”文化，非遗保护是为了确保其生命力。为此，《非遗法》建立了传承、传播制度，旨在通过对列入代表性名录的项目进行传承和传播，以确保其可持续发展，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而非遗“保护”应更多体现在对那些作为传承载体的传承人的活态保护上，非遗代表性项目只有通过自然人的传承才得以不断延续和发展。因此，《非遗法》规定了传承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即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根据《非遗法》第二十九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认定程序上则参照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评审的规定，并将所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予以公布。2007年至今，文化部先后认定并命名了三批共1488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在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传统医药界共有29人人选，其中最高年龄91岁，最低年龄45岁，平均年龄约为70岁。这种高龄化现象在非遗其他领域也同样存在，这足以说明保护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紧迫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核心和根本目的就是要对今天依然掌握、表现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或形态的自然人进行有效保护，惟有传承人的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够延续和保持其鲜活和持久的生命力。
五、生产性保护
我国学界率先提出了“生产性方式保护”并在我国政府的非遗保护中予以认可与实践。作为一种保护措施，它由最初的传统技艺类延伸适用到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由一般的学理概念上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政策理念，并在《非遗法》中得到认可。《非遗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所谓“生产性方式保护”，是指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和产品，产生经济效益，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其宗旨是以保护带动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能够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流传下来，是因为其融入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并不断得到了改进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只有通过生产性方式保护，产生经济效益，改善传承人的生存状况和传习条件，促进当地文化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才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持久的、有深厚基础的保护与传承。因此，生产性保护是当今传承发展非遗的重要方式。
实践中，开发利用非遗项目的多为老字号，为此，2007年商务部和文化部联合了《关于加强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商改发[2007]45号)，要求从发展民族商业、弘扬民族品牌、振兴民族经济、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的战略着眼，提高对老字号保护、传承和发展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针对老字号对传承人和传统技艺保护重视不够，珍贵的传统技艺和经营理念得不到有效传承等问题，要求进一步加强我国老字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通知要求对掌握主要传统手工技艺的老字号代表性传承人进行认定，资助代表性传承人授徒传艺，并为其提供必要的传习活动场所，以及开展展示、研讨和宣传活动的条件。对于老字号所蕴含的传统技艺和经营理念，根据其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分别纳入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切实加以保护。这其中必然会涉及有关老字号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此外，对于部级名录的生产性保护，可能涉及多个相关政府部门，其保护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协调。如实践中，有些传统工艺产品涉及的商业秘密、商标保护即可以适用现有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就商标保护而言，商标保护的对象是基于非遗制造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而不是非遗本身。
六、非遗保护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尽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一直存在分歧意见，但鉴于实践中出现的如赫哲族民族乡政府诉歌曲《乌苏里船歌》创作者郭颂，中央电视台，安顺市文化局诉《千里走单骑》剧组等案例，《非遗法》对此作出了衔接性规定。《非遗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基于非遗本身的知识产权保护尚无定论，而且本法目的只是对非遗提供行政保护，因而不宜对知识产权这种民事权利作出具体规定。因此，该条规定实际上只是针对使用非遗可能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在法律适用方面的一个规定，并不涉及非遗本身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如部级非遗项目“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本身的商标权难以成立，但使用这种技艺生产出来的布鞋产品则可以申请商标注册获得保护。又如，生产中药产品过程中的中药炮制技艺可以通过商业秘密进行保护。由此可见，前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通常会涉及非遗使用而产生的知识产权问题，需要在非遗保护中予以注意。
参考文献：
(1)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非遗在当代该如何传承篇9
目前，中国学者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概念还存在着理解上的一些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认为许多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如传统的音乐、舞蹈、技艺等）并非完全是“非物质”的，其中也包含“物质”形态的因素。其实，笔者发现，所谓“物质”和“非物质”主要是中文翻译上的一些误读，即我们现在译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概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文件英文文本中写的是“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这三个英文词汇中，后两个词译作“文化遗产”是确切无误的，而第一个词“intangible”在英文中主要是“无形的”意思，它的名词形式是“intangibility”，有“无形”、“不能把握”、“不可解”等含义。所以，日本人把“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这个概念译作“无形文化财”，而中国的官方文件译文中则译作“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理解上的不同，并不是原则上的错误。笔者认为，既然译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定势，并已成为一个新的流行概念，我们还是应该在理解其原意的前提下接受这个新概念。不管其概念如何去理解或如何去界定，我们只要清楚一点，即那些无形的或视觉难于把握的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是相对于像埃及的金字塔、意大利的威尼斯水城、中国的长城、故宫等这些视觉可见的人类“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英文文本中写作“tangibleculturalheritage”）而提出的一个保护范围。我们不必一味地去争议这个概念是否在学术上符合逻辑，我们只要理解，现在提出要保护的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就是我们曾经一直重视和尽力保护的那些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艺术形式和技艺传承，而传统民间音乐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保护对象之一。
实际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民间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工作除了在“”中出现过严重的毁灭性摧残之外，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只不过以前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新名称罢了。现在由联合国支持，政府出面，把保护这类文化遗产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加以立法，作为国策进行保护，这是我们长期从事传统民间音乐收集、整理、保存、保护工作的音乐工作者久已期盼的大好时期。但是，既然是在新的形势、新的语境下重新提出如何保护，那么我们必须采用新的思维、新的视角重新思考保护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方法。下面，本文就三个问题提出一些理论性思考。
一、关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判断中的话语权问题
尽管全国上下呼吁着一片“保护”声，但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一古脑儿地什么都保护，否则会形成被保护对象的泛滥。所以，有选择地进行保护是十分必要的，对哪些东西值得保护进行认定也是必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选择列入保护名录的各国非物质（或“无形”）文化遗产叫做“masterpieces”，我们翻译成“代表作”，其实这个词还有“大师作品”、“杰作”、“主要的”等含义。如果我们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的标准来选择进入我们国家保护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需要考虑从哪个角度入手进行选择和认定的问题。我想，选择的过程，就是对其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认定的过程，是对其进行价值取舍的过程。但是，由谁来判断，由谁来认定呢？我认为，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进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人”和“被保护人”这样的二元格局。其中，保护人包括政府、专家、学者等，被保护人包括承载、传承或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人或群体。这个二元格局的特征是：“保护人”处于话语的霸权地位，而“被保护人”则处于话语的弱势地位。什么该保护，什么不该保护，怎么去保护，实际上都需要由政府、专家、学者们来判断和认定。既然在判断和认定过程中，以政府、学者、专家组成的“保护人”拥有绝对的话语权，那么，话语权的拥有者应该怎样使用他们的话语权，应采取怎样的立场和观念来建构他们的评判话语，这是作为拥有话语霸权的保护人――政府、专家、学者都需要非常认真地思考的问题。
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判断的价值取向问题
要对遗产进行价值判断，首先要考虑的是选取什么样的角度或从哪些方面去作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哪些方面值得进行价值判断，哪些方面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本文所谓价值判断的价值取向。我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应该选择三种主要的价值取向：第一种价值取向是美学价值；第二种价值取向是社会价值；第三种价值取向是学术价值。
美学价值判断的取向是解决美和丑的问题。我们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数都是民间艺术，包括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剪纸、绘画等艺术，有些遗产形式如少林武功，虽然不是艺术，但中国武术中也包含着艺术的审美因素，因此都具有美学价值，都需要进行美学价值的判断。按理，我们在作美学价值判断的时候，应该认可和肯定那些感染和净化我们民族精神的美的艺术形式，否定和排除那些无益于我们民族精神的丑陋的东西。但是，美学价值的判断标准事实上一直是很有争议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对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给出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不过，没有客观的评价标准不等于没有标准，而是说各人在判断美时会持有各自不同的标准。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判断美学价值的时候应该重视人类学、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一直提倡和鼓励的“局内人/局外人”（insider/outsider）和“主位观/客位观”（emic/etic）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说，作为文化局外人的学者专家去审定和观察一个文化遗产时，不应以自己“文化精英”的客位观念作为唯一的价值评价标准，必须考虑到作为文化局内人的民间艺人的主位观念的价值标准。因为，承载着文化遗产的局内人认为美的东西，可能不一定会得到作为局外人的学者专家的认同。只有局内-局外、主位-客位的互补与共识，才是比较客观的美学价值的判断标准。拥有话语霸权的“保护人”只有尊重处于话语弱势地位的“被保护人”的判断标准，他们才能以合理的观念来建构他们的评判话语，才能以公正的立场来使用他们的话语权力。
关于社会价值判断的取向，主要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问题、对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贡献问题，以及这类文化遗产中风俗、习惯、宗教等因素对建设现代和谐社会的利弊等一系列问题。关于社会价值判断的标准，甚至会比美学价值标准更难于统一。比如，政府官员会以政策、法令等政治立场为判断标准；专家、学者会从历史或学术角度进行价值评判；而文化传承人会坚守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遇到这种复杂情况，怎样判断其社会价值？以什么样的标准衡量其社会价值？这些问题都需要加以研究，或者也只有采取局内-局外、主位-客位的互补和共识，才可以合理解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价值的判断问题。我对这些问题没有结论，在此提出来供大家思考，希望在思考过程中，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至少能够考虑并尊重被保护人这个弱势话语群体的话语权力。
关于学术价值判断的取向，主要是针对学术研究而言的。对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一定需要写入保护名录或列为保护项目，但可以对它加以研究。比如，某种存活至今的古老传统音乐可以解决音乐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很多在史书上记载的后来失传的音乐在民间被发现，在学术方面就很有价值，但不一定很美、很动听，也不一定具有良好的社会功能，却也值得去研究。这种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忽略它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只关注它的学术价值，对它进行适当的保护或博物馆式的保存。
三、关于保护什么和怎样保护的问题
非遗在当代该如何传承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文化高校教育继承创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得中国文化多姿多彩。在世界文化相互交融的今天，如何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如何使传统文化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并展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高校正处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前沿，一方面要从文化上对其竭力保存，另一方面又要将其与现代艺术、现代社会生活相连接，并使其迸发新的生命力，可谓任重而道远。
一、继承传统文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人类在其物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两个阶段。首先表现在自然适应性方面。比如原始人的工具，人类工具的发展是因为人类在其生产过程中自然地选择众多工具中最适应自己的那一种，逐渐改造并抛弃掉其他非适应性因素，才形成人类现在所使用的工具基本形。另外是能动反应性，人类在长期的改造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对于审美的、直观的心理形态，因此，在实用的基础上，进行审美上的加工，这也就形成了艺术思维或设计意识。
在越来越讲究创新的现代社会，如何去创新，怎样去创新，人们都在不断地拷问自己。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对于传统文化和知识的积累是创新的基本前提，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的文化的特质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发展特征上最重要的首先表现在它的整合性这一特征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的文化，历史上的传统文化其来源是丰富的，古希腊艺术、西域文化和伊斯兰艺术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留下了印迹，只不过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对它们整合吸收后进行了组合和重整，使之最终成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一部分，魏晋和隋唐的艺术都强烈地表明了这一整合的特质。但农耕文明的传统的一面也对这一特质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外来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初期知识简单的“拿来”，当形成惯性后再加以整合和吸收。在这一过程中，却从来很少探讨外来文化的内在本质，很少探求本体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内在差异及深层因素。正是这一因素使整合的过程往往要延续一段不短的时间。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还表现出延续性这一特征。打个比方，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就如同是在滚雪球一样，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继承性的文化，以某种精神、文化为核心，在“滚动”的过程中不断地“添砖加瓦”。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文化的历史，虽然曾经有过起伏却从来不曾出现过断层，最终结果是使传统文化、艺术在一条相对固定的发展道路上稳定发展，并会在外部条件的改变下，如政治形式、经济模式、技术、材料的更新中不断爆发出新的生命。因此，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了发展外来文化艺术而丢弃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无疑是邯郸学步，舍本逐末。
再次，中国传统文化还表现为其适应性上。中国艺术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内在的，强调精神的传承。要求艺术的内在精神不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不论外在条件有多么大的改变都必须延续下去。因此，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尽力适应并与社会环境协调，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文化与自然相和谐的特质也使其具备了这种适应性。
艺术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开放模式，人类艺术发展由原始社会的单一性、实用性的造物特征发展到当今众多艺术门类就是这一开放性特征的直接体现。在这里所提到的开放性特征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艺术的发展本身并非孤立，艺术与众多社会学科及社会意识形态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撞击，因而形成了越来越多的边缘艺术学科，如艺术心理学、艺术人类学或艺术社会学等。其二，作为社会上层意识形态，艺术的发展与人类审美能力的提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审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艺术环境，随着社会分工及人类自身思维的深化而不断“膨胀”，在审美关系的众多表现形式中，文化关系和文物关系的影响也随之越来越深入到社会之中，这也导致艺术内涵的扩展。其三，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不但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也表现为人类多种文化的相互融合，而融合也就意味着艺术大概念的全面开放。但开放并不意味着与文化的继承积累无关。有一句诗给当代的文化继承以极大的启示：“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新知学包含着旧学才显深邃，正如陈传席先生所言：“善学者，能于旧学中知新知，新知中见旧学，则深邃，深沉可兼而得之。”可见开放只是艺术的表象，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什么是“里”——内涵。传统文化才是造物的基础，是它的内在动因。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教育中的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传统文化中最脆弱的部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研究在现当代高等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当代高等教育特别是艺术教育直接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西方艺术思潮的影响，传统文化及传统手工艺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随着消费人群、社会思维、当代艺术思想的改变而在高校艺术教育中面临的是一种尴尬的状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等教育中的继承这一问题，首先要重视的是它的文化特征。技艺的继承相对容易，但作品能否真正表达文化才是继承和发展的关键，因此，高等教育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首先就是要强调对其文化构成的发掘。
如上文所述，中国艺术的发展要真正走向世界，在世界艺术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就必须要继承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这是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要条件。因此高校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而当代中国的艺术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说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方面还处于原始的起步阶段，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首先，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广泛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存在于某一地区某一历史时期有一定社会影响、文化价值的人类文化实践方式与艺术表现形式，如：神话、传说、歌谣、舞蹈、曲艺、皮影、剪纸（技艺）、绘画、雕刻、刺绣、印染、民俗礼仪、节庆、民族体育活动等，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它是我们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它们的保护、挽救、保存、调研是对我们的文化传统应有的尊重，同时起着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遗憾的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传媒与市场化、娱乐方式的冲击，民间传统的文化生态正在被破坏，趋于灭亡、失传的境地。但正是通过它们才能了解并认知传统文化，也只有通过对它们进行系统和长时间的学习与研究，才能使学生在艺术创作中加以运用。由于这样的课程在教学中的比重太少，而且在教育中不能进行系统的讲授，从而导致了学生只是了解其中的某些门类，如：剪纸、陶艺等，这样根本谈不上继承了传统文化。
其次，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旧有的生产方式的产物，如年画，是传统的年节的标志。旧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其产生的必然条件，社会生存条件的改变必将改变和影响其生存。现当代社会的文化性质是一种大众文化，并且西方文化的传入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冲击，这一切导致年画的生存环境已经改变。因此在高等教育中不能再以过去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同时也不能单纯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不只是经济建设的需要，而是文化的需要，在教育中如何把握这个“度”，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创新在高校中的意义
我们经常在谈继承和创新，可什么是继承、什么是创新？该如何继承、如何创新？其实继承和创新是一回事，它们是一体的，只不过它们有主次之分。对于高等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不是根本目的，继承才是主要的目的和手段，不能为创新而创新。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创新是在文化建设和现代生活需求的基础上表现，使其进入新的生活。具体到继承和创新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1.题材。由于社会风俗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题材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意义，因此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上，题材的可变性最大，其发展的空间也是最广阔的。
2.材料。传统材料在今天社会科技高速发展的状况下，有些已经可以被新材料所取代。
3.技艺。必须要将传统的技艺进行记载和整理，在对这些资料进行充分收集后，在此基础上来创造新的技艺，积累新的经验。
4.形式和风格。这一点是最关键的，以上的三点都必须要围绕这一点来进行，因为形式和风格是唯一不能变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和符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还是传统文化的底线。
就以上几点来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的保护和继承无疑给了我们以启示。2001年，桃花坞木刻年画社被划归至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将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通过高等艺术院校来普及，这在全国是一种首创，这是真正从高起点来探索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创新问题。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几年的摸索，逐渐寻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首先是研究。2003年，通过赴各地考察获得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同时开始《口述桃花坞资料》的采访和记录，并于2004年4月出版《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画册。同年，着手通过文字、摄影、摄像及录音的方法对桃花坞年画的印务内容进行全面的记录和整理。2005年编写了《桃花坞木刻年画》和《国内桃花坞木版年画收藏目录》两套具有重要影响的书籍。其次是传承。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于2002年9月开办了第一届“桃花坞木刻年画研修班”，从印刻技法着手培养桃花坞木刻年画传人，到目前为止已开设了三届，而且还将持续下去。2002年10月开始复刻、复印传统木刻年画并延续至今。最后是开发。2002年10月，以桃花坞木刻年画为题材、以不同材料为载体系统开发了“桃花坞木刻年画”礼品、旅游纪念品。2003年3月以“丝绸和桃花坞”为主题用现代审美眼光将桃花坞木刻年画融入到以丝绸为载体的服装设计中，设计出一系列的丝绸服装。2003年，将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的代表作品的形象注册了商标，并发行了一组以传统年画为题材的纪念性邮票。到现在，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已经开发出了几十种以“桃花坞木刻年画”为题材的产品并获得了市场的好评，从而让更多的人走近、关注这一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又重新充满了生机。
由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创新的探索实例中可以看到，从高等院校的教育和研究着手，无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还是对高校艺术发展水平，更或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的密切联系都具有现实的意义。这也是中国传统艺术，无论是工艺、设计还是其他别的艺术形式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并最终走向世界的一条可行之路，同时也保持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使之继续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