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篇1
【关键词】文化民族；政治民族；民族属性；文化化；政治化
【作者】陈茂荣，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银川，750021
【中图分类号】C9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25-008
目前，伴随学术界关于民族属性的深入探讨，试图清晰区分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论述也不断出现。由于片面地强调一种民族属性而有意忽视另一种民族属性的论争也自然产生：民族的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谁更加重要？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谁更加真实？加之西学东渐，西方的族群理论在东方的迅速传播，我国学术界部分学者就有将文化民族等同于族群和将政治民族等同于民族，并主张以族群替代民族的观点，其实质上就是通过民族的“去政治化”或“文化化”而人为地实现政治民族转向文化民族。基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张力，这种本着善意地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和谐的倡导与主张是否真实可行呢？本文尝试着讨论由民族属性所衍生的话题而展开的关于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纠结的问题。
一、民族属性及其内涵
何谓属性？斯宾诺莎认为，“属性（attributus），我理解为由知性（intellectus）看来是构成实体的本质的东西。”黑格尔从关于“知性对绝对物的本质有怎样的理解”——属性的这一规定中概括为，属性是“相对的绝对物”，或“规定中的绝对物”。这就揭示了：属性是指事物的本质规定性，依据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观点进一步延展后，还指事物间的某种关系。于是，属性的现代术语的表述是：对对象（事物）的性质及对象（事物）之间关系的统称。对象（事物）的属性有特有与共有之分。其中，对象的特有属性是指为某一类对象所独有而为别类对象所不具有的属性，所以，人们通过对象的特有属性来区别和认识事物的本质。同时，属性还有本质与非本质之别。其中，本质属性是决定一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而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属性。某事物固有的规定性和与其他事物的区别性是本质属性的两个重要特点。当我们认识某事物时，必须“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即要求重视事物属性的如上两点。
民族属性（nafionness），即民族性（nationality），是民族固有的、基本的性质及其民族之间的内在关系，是民族的族性特征的一种综合反映，而“族性是指血统与文化的社会构建（socialconstruction）、血统与文化的社会动员（socialmobilization）以及围绕它们建立起来的分类系统（classificationsystem）的逻辑内涵与含义。”显然，民族属性既与血缘亲属直接关联，又与民族文化具有一定的联系。随着民族的诞生，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开始独具某个民族的特色，而且往往为该民族的上层人物或精英知识分子所动员，赋予民族文化与民族主义更多的神秘色彩。为此，我们可以说，“民族的属性（nationness）以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culturalartefacts）。”
民族作为多维属性的客观实体，其具有哪些基本要素及内涵呢？一般而言，其基本要素包括：自然（或族体）属性、社会属性、生物（或人种）属性三个方面。其中，“民族自然属性和民族社会属性及民族生物属性，是民族作为社会发展中的历史现象、历史发展中的社会现象和人种的繁衍现象所具有的基本属性。民族作为客观实体来说，是与上述三种基本属性相对应的民族自然体、民族社会体、民族人种体的统一体。”
民族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作为一种历史范畴，作为一种生物群体，其民族属性既具有相对的静态性，也具有绝对的动态性，还具有一般的能动性。所以，“民族的多维的基本属性决定了民族的发展既是社会的，又是自身的；既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又是精神生产的发展，也是民族自身生产（人口生产）的发展，归根结底是提高民族生存和演进的质和量”。并且，伴随民族的发展，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也在逐渐形成并凸显了民族的文化性。随着国家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演进，又一种张扬民族个性与品质的关于政治权利的申述与要求的政治性也不断明朗化。所以，现代民族的文化性与政治性更受人们的青睐与持续关注。
二、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
（一）民族的文化性与政治性
民族属性除了从自然、社会和生物的宏观角度分析以外，还可依据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特性来窥见一斑。为此，梅奥尔曾将民族主义划分为经济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同时，关于民族的文化性与政治性的一般探讨也见诸一些学者的学术著述中。所谓民族的文化性，指的是民族在由氏族到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演进中，原初的始祖神话、语言文字、宗教仪式、象征符号、集体记忆等，通过不断的历史积淀过程，形成一种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范式，并体现在民族群体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中，以彰显民族的以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族性特质为主的一种民族的精神风貌与气质品格。基于此，民族是“指其每一个成员共享一个历史疆域、共同的传说、集体、公共文化、独立的经济体和共同的责任和权利的人群”，它表明“民族这一概念是指一种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的共同体，一个共享历史和文化的地域共同体。”换言之，“民族是通过共同的历史和政治规划，在人们的头脑当中和集体记忆当中建构起来的文化共同体。”而民族的政治性，则是指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的出现，统一的疆域，世居的人民，完善的法制，合理的税收、权利与义务等与现代国家关联密切的一系列政治观念开始促使一个民族不断地追求与向往，从而赋予民族浓厚的政治性色彩。显然，此处“‘民族’指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此集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其反思监控的资源既有国内的国家机构又有国外的国家机构”。那么，“民族一国家本质上是多元政治（polyarchic）”。显然，民族的合法政治要求与国家的理性政治行为就紧密地联系于一体。同时，国家通过对政治的支配权力不断满足民族的一般政治主张，并限制民族主义的过激政治动员，从而维护民族国家的长期统一、领土完整、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
（二）界分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尝试
关于民族（nation）概念，西方学术界曾就“nation”一词尝试着从一个较宽泛的视角来理解。格罗斯指出，“‘nation’这个词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国家state的意思，指一种政治联合；另一种含义，现在称作民族性ethnicity，与文化相一致。我们曾将它们称作国家民族nation-state和文化民族nation-culture。”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也认为，民族有“文化民族（Kultumation）国家民族（staatsnation）”之分，“前者主要基于某种共同的文化经历而凝聚起来；后者首先建立在一种普遍的政治历史与法则的统一力量之上。”此处，国家民族（nation-state，或Staatsnation）实质上指一种政治民族。
随着“ethnic”、“ethnicgroup”（族群）于20世纪20年代在墨西哥出现并指称与“国族”相对应的不同语言文化群体后，“nation”一词就独享其“state”这一政治性涵义。于是，学术界有意将民族分解为文化民族“ethnic”与政治民族“nation”。史密斯所谓的世界民族，即一种政治民族，通称民族（nation），即“一个有名称的人类聚居形式，它有共同的神话和记忆，有共同的大众公共文化，有既定的祖国，具有经济统一性，所有成员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而将散见的集体文化单元，即文化民族，称为族裔（ethnic），其“具有共同祖先神话和历史记忆、具有共享文化成分、与历史版图有一定联系、具有一定团结的（至少在精英层是这样的）、有名称的人口单元”。
那么，将民族区分为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动因是什么？其个中原因可能是“有意要证明某些其他共同体没有资格称作‘民族’”。基于此，“文化民族（Culturalnation），指通过语言、宗教、历史神话或其他文化纽带凝结在一起的共同体”，而“政治民族（politicalnation），指除了文化纽带外还拥有一个合法的国家机构的共同体”。不言而喻，政治民族是名副其实的民族（nation），而文化民族是不具备资格成为民族的族群（ethnic）。
（三）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纠结
自民族被分解为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以来，学术界要么就独钟于民族的文化性，而给予文化民族一种神圣的光环，要么就强调民族的政治性，而刻意抬升政治民族的崇高地位与作用。于是，围绕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何为真实与何为虚幻这一话题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
第一，文化民族是自然的产物？还是虚构的东西？
有学者从民族的演进历程，即“民族是经过人类漫长历史演进的、至少在世界许多地方同时并存的自然产物”，”而推演出文化民族乃是具有自然性的自然物。民族自然的历史过程促使民族的文化属性永远根植于民族认同心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复兴成为一个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繁衍成长的重要因素。随着民族的形成，具有一种标志性的文化共同体开始成熟并日益厚重起来，因而，民族社会鲜明的文化差异性，才让“我们感到自己所属的是某个民族，我们试图仿效我们同胞的习俗和风度。”
另有学者则通过剖析民族文化的核心要素，即共同的语言、始祖传说和血缘崇拜等核心内涵的虚假性，指出，“文化是民族精英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成为促使民族主义分裂分子对抗国家的重要资源，将民族成员误导向民族冲突、民族分裂的合理合情的解说。可见，“不是文化造就民族（以生物性为认同依据的共同体），而是民族造就文化。”因而断定，所谓“文化民族”乃虚构的民族。
第二，政治民族是民族构建的结果？抑或真实的公民共同体？
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发展，民族的现代性与政治性更加鲜活与明显。为此，工具民族主义开始盛嚣尘上。自称现代主义者的盖尔纳坚持民族的建构论（eonstruetivism），并强调，“我们的结论是，现代主义清楚地认识到，民族是如何创造而不是他们如何继承了他们的肚脐。”安德森特别指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的共同体。”基于政治民族的构建说或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已成为人们今天理解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国家民族特性的一个有价值的途径。
然而，当前学术界又生发了不同的声音。因现代民族的政治性通过法律、制度、规范而得到进一步强化，民族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政治民族”术语在现代人们心目中成为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政治、法律概念。民族与国家的密切关联性，导致了民族构建过程与国家构建过程的同步眭。而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目标是公民社会中的公民国家，“在民”、“天赋人权”、“人民民主”的理念已深嵌于民众之心。所以，政治民族实质上就是公民共同体。这种公民共同体关系到民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切身利益，为每个民族的自身发展、自身完善提供必要前提条件与基础，促使每个民族去瞩目和去关注，它的实在性不可质疑。为此，政治民族诚然乃真实的公民共同体。
（四）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联系
根据民族的文化性与政治性，将民族区分为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除了两者的明显区别外，是否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呢？回答是肯定的。其主要体现如下：
第一，区分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是相对的。一个民族不仅具有文化性，也具有政治性。我们之所以区分为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根据仅在于民族在某一发展阶段其自身的文化属性或政治属性是否显现或潜在为一般标准。自然，当我们确定某民族为文化民族时，并不否定其隐含的政治属性；同样，当我们指认某民族为政治民族时，也不可否定其内在的文化属性。
第二，文化民族有发展到政治民族的趋势。民族的合理的政治诉求是民族自身发展的一种愿望与内在要求，必然导致文化民族发展到政治民族的一般客观趋势。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可以相互转换，经过民族的自身发展或通过民族主义分子的动员，文化民族可以自然发展到政治民族，也可以将政治民族人为降低为文化民族。显然，前者是顺应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趋势，而后者则是通过人为的作用或影响刻意将民族“文化化”或“去政治化”的结果。
三、中华民族族体及属性
自夏以来，在中华大地上，中华民族已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开始存在，直至19世纪中晚期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在抵抗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的过程中，一种“自觉”的中华民族实体才逐渐形成。显然，中华民族既是一种观念认同，又是一种实体存在。目前，学术界出现了关于中华民族为民族复合体，抑或为民族实体的辨析的论文。这种以不同标准对民族分类后所形成的诸多概念并杂糅在一起进行学术上的探究方式，诚然有些令人们费解其用意究竟何在。因为，民族复合体，对应于复合民族与单一民族；民族实体，对应于实存民族与虚构民族。为此，如何清晰地认识中华民族，即中华民族族体以及属性问题，对于国家民族的构建至关重要。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的统称，是民族复合体。中国各民族的发展历程赋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如果仅从民族的文化属性或政治属性的较为狭隘的视角分析，中国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可以视为文化的多元与政治的一体。中国各民族因各自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而具有民族文化性，譬如：体现以“仁义”、“礼乐”为核心的儒家精髓的汉文化，融合汉满文化并兼具有萨满教特色的满文化，彰显着蒙古族豪放粗狂的草原游牧生活的蒙文化，传承阿拉伯伊斯兰宗教教义的回文化，将藏传佛教融汇于藏民心中的雪域高原的藏文化，飘逸着歌声并随之起舞的欢快的维族文化，等等。同时，中华民族作为各民族的总称，即一种国家民族，除了政治的一体性外，经济和文化也具有一体性。其中，文化的一体性主要体现于：通过各民族文化的资源整合后形成的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公共文化，彰显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同时，中华民族还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更大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母体，中国各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是子体。如果从这样的视角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那么，中华民族是一体，各民族是多元，即“国族一体，民族多元”。作为子体的各民族都具有政治性与文化性，不仅是一个独具民族文化特性的文化民族，而且是必定会追求合法政治权利的政治民族。并且，主体民族的政治性与少数民族的政治性在本质上并无差别。各民族的政治性的综合反映与集中体现于：各民族高度认同中华民族与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意味着民族的文化认同或地方认同转向政治认同或中央认同，即各民族不仅认同本民族（地域认同与文化认同），而且高度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中央人民政府（中央认同与国家认同），在强烈的政治认同基础上增强了中国各民族的团结意识与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
总之，中华民族既是民族复合体，又是民族实体。无论是作为复合民族，还是作为实体民族，都是作为国家民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如果借鉴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中华民族的四要素为：“共同语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共同地域——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含台湾）；共同经济生活——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包括港澳台的经济体制）共同发展的现代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建立在各民族传统文化优秀成分基础上的中华文化；共同心理素质——中华民族整合基础上的认同”。尽管，中华民族的政治属性的凸显而文化属性的相对暗淡自不待言并在情理之中，但是，其政治属性与文化属性的同时共存也不言而喻。为此，如何增强中华民族认同，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诸问题，实质上就成为如何思量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国家的政治认同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如何消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实现民族认同转向国家认同的问题。增强中华民族认同，其实质是如何构建一个真正的国家民族过程。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采用先进的民族制度与制订科学的民族政策，对于多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促使民族关系的平等、团结、互助与和谐至关重要。因为民族的大发展与大繁荣，不仅增强了各民族的尊严与自豪感，促使一个民族更加认同本民族，而且培育了各民族的团结意识，加强了各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也促使一个民族更加认同中华民族。
四、民族的“文化化”与“政治化"
（一）民族的“政治化”的例证与实质
民族的，“政治化”，即将民族视为一个政治民族，享有建立现代国家的资格，民族成员积极参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国家满足民族的合法权力与正当利益的诉求，民族的政治属性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得以充分体现。民族的“政治化”过程与民族的识别及相应的民族制度（政策）关系密切。
回顾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自1950年始，至1990年，历经约40年，前后共识别出56个民族。在这一艰巨的工作中，我国民族工作者在参考斯大林的民族概念的同时，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原则，又结合中国国情实际，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民族识别之路。主要体现是：其一，摒弃苏联的“民族”与“部族”的纠结；其二，“名从主人”，尊重民族的意愿；其三，民族的“政治化”，将中国实际存在的各民族都视为民族。正所谓：充分考虑到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在民族识别时，“没有搬套苏联的经验，区分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而统称民族。根据我国各民族的实际，参照斯大林关于现代民族四个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的理论，从民族集团的现实特征出发，对其历史、族源、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等情况，经过具体分析研究，有的确定为单一少数民族或某个少数民族的支系，有的确定为汉族。在民族称谓上，‘名从主人’，尊重本民族的意愿。这符合我国的实际，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为了中国社会的协调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基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的一般原则与中国各民族共同发展的要求，国家对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民族与区域、政治与经济、历史与现实、制度与法律等因素的有机结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被国际上誉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模式’”。显然，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正在不断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和影响，并被中国各民族所赞同。
（二）民族的“文化化”的提出及背景
民族的“文化化”，即把民族看成一个文化民族。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仅仅拥有民族文化属性，不具有建立国家的资格，也缺乏享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自治”、“自决”等权利。
民族的“文化化”与民族的“政治化”是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既然民族具有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那么，民族不仅可以通过“政治化”形式提升民族的政治属性，也可以经由“文化化”途径彰显民族的文化属性。前者将民族与国家紧密联系于一体，后者则把民族与国家分割开来。
21世纪以来，以马戎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开始提出民族的“文化化”思路。马戎教授通过一系列的学术著述表达了自己的民族的“文化化”思想，主要有：《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一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民族社会学》等。
民族的“文化化”或“去政治化”的提出背景究竟是什么呢？其一，西方族群概念的引入，诱发了中国学术界长期的“族群”与“民族”的争论。马戎教授充当了以“族群”替代“民族”的急先锋。其二，对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的质疑，不可回避地需要民族学界反思斯大林的权威民族定义以及我国的相应民族政策。其三，多元文化主义的复兴，导致地方民族主义的躁动，民族认同开始挑战国家认同。
（三）民族可否人为“文化化”或“去政治化”
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问题，成为学术界与理论界不得不面对的热门话题。不可否认，马戎教授“文化化”或“去政治化”的思路的初衷是善意的，即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献计献策，化解我国民族问题的一种良好愿望。然而，无论从民族的构建，还是国家的构建来分析，所谓的“文化化”或“去政治化”思路都不可取。所以，针对马戎教授“文化化”或“去政治化”的思路，在学术界与理论界已激起强烈的反应，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批驳。
那么，民族的“文化化”或“去政治化”，即通过剥夺民族的政治权利、限制民族的政治行为、削弱民族的政治属性过程，能否实现所谓的淡化民族色彩、模糊民族意识而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与稳定和谐呢？我们必须从理论上与实践上作出回答。
一方面，从理论上讲。首先，势必加剧民族的地方认同、文化认同。随着全球化的到来，多元文化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兴起，地方文化开始复兴，基于一种地方的文化认同不断强势。此时，国家不是尊重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诉求，而是有意压制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性要求，严格限定其对于国家构建中的民主政治行为，那么，就会给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与地方族裔主义分子提供蓄意攻击国家的话柄，并可能导致国家步入分裂的尴尬局面。
其次，有悖民族发展与进步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前进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是社会客观规律。民族自诞生以来就既具有文化属性，又具有政治属性。由文化民族到政治民族的追求与向往是民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本身规律。“一个民族的文化需要公众的感情并且产生出一种政治的象征。向真实历史和本土文化的回归必须采用公共的形式并且需要政治化。文化民族必须变为拥有公共文化土壤和社会及政体本质的政治民族。”如果人为地将民族“文化化”或“去政治化”，那么，不仅不是顺应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与民族的发展本身规律，而是将民族推至更加原始落后的地步的恶性尝试。这种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必定会付出代价。
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篇2
李翆琴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的重要讲话，对我们做好新征程民族工作，加强民族团结提出了新的要求，提供了根本遵循。内蒙古是我国第一个实行民族自治的区域，具有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创造出“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等许多民族团结佳话，积累了许多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经验，是全国著名的模范自治区。要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开拓进取，进一步开创民族团结新局面。
一、要深刻认识团结稳定是福，分裂**是祸。
我国是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各民族共同利益所在，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民族团结搞好了，社会就安定，经济就发展，各族人民生活就改善。相反，凡是民族团结遭到破坏的时期，就会导致社会动荡，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发展停滞，各族人民遭殃。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各族人民才能拥有美好生活。我们要始终高举民族团结旗帜，坚持和发扬各民族手拉手、心连心的优良传统，始终做到和衷共济，守望相助，坚定不移地反对民族分裂，持续推进民族团结大业，始终如一呵护我区“模范自治区”崇高荣誉，把“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良好局面维护好、发层好。
二、要深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关于民族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民族血缘融通、流动交汇构成的命运共同体，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地域分布上交错杂居，血缘上相互吸纳，文化上彼此尊重和学习，形成了相互离不开的紧密关系。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统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进入新时代，各民族之间政治上平等相处，经济上互助共生，生活上守望相助，自觉、自强、团结、统一、己成为各民族的普遍认同和根本归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各民族都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增进政治认同，强化自身是中华民族一员的意识，始终把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摆在首位，深刻理解中华民族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打牢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
三、要增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自觉。
文化认同是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思想纽带，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长远性和根本性作用。要深入开展四史教育，充分认识中华辉煌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各民族共同书写和创造的，引导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集中国各民族文化之大成，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弘扬中华文化，既要承认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特点，采取互鉴互融的态度，对每个民族的思想文化都给予以承认和尊重，相互认同、相互接纳、相互包容，做到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多姿多彩。同时，更要强调中华文化共性层面的认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强各族干部群众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使其成为全社会成员在价值认同上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篇3
[关键词]民族性；现实意义；继承性
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的“民族性”特质对于民族独立和繁荣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更加凸显着其重要作用。在中共建党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共人似乎更重视文化的阶级性和革命性问题，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其文化宣传和理论上才明确地提出了“民族性”特点，将其归纳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并成为此后中共文化政策实践的重要原则。1940年1月，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特征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带有我们的民族特性的。
一、“民族性”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
什么是民族？现在一般沿用的是斯大林的定义，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也就是说，由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并由此形成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使其有别于其他的民族。而文化的“民族性”，正是这样的特点在文化传统和文化观念上的体现，任何民族都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国家，由于历史地理环境、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同，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历史和传统，有着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生产方式。
在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中，文化的民族性是凝聚、团结民族全体成员的精神纽带，民族精神通过文化的继承性得到延续。作为诞生于二十世纪的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当然也认识到发扬文化民族性的意义所在。抗战前后，中共在其文化宣传和理论上明确地提出了“民族性”特点，并将其归纳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成为中共文化政策实践的重要原则，对中共后来革命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民族性特征体现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
民族性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民族特性结合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特点，指的是中华民族各先进阶级、阶层提倡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文化产生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独立和解放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新民主主义文化强调中华民族在文化发展上的独立性，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奴役和文化侵略政策，提倡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主张动员社会大众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实践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表现。
第二，民族性特征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继承性
文化的民族性是凝聚、团结民族全体成员的精神纽带，传统民族文化中蕴涵的优秀精神，通过文化的继承得到延续，在形成民族精神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能与现代社会发展相结合，形成稳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品格，使我们的民族获得持续不断的精神力量和发展动力。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隔断历史，要汲取历史文化中的精华。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立足于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弘扬刚健有为和经世致用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批判地继承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
第三，民族性特征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文化形式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必然有着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式，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的新文化，同时又了吸收外来进步文化，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形式并加以改造。民族性特征决定了必须与之相适应，中国大众能够接受并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形式。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特征形成的原因
在中共早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不论是在理论的宣传上，还是在实践革命中，都更重视关于文化的阶级性和革命性问题。但是在抗战前后，中共党人逐渐形成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特征，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三十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讨论的推动
1935年1月10日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为主体，建设现代国家，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宣言发表后引发了学术界持续一年多关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文化争论，西化派的文化选择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认为西方文化代表了时展的前进方向，中国传统文化已落后于时代性。中国本位文化派则强调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条件地接受西方文化，其立足点是民族性。
三十年代中期这场关于文化选择的论争是激烈和复杂的，这场在思想文化界影响深远的论战中，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似乎同时被凸显出来。由于当时与共产党的关系，中共党人没有直接参与这场发生在国统区的文化论争，但这场讨论却给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借鉴和启发，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与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讨论中学者们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认为“文化之有民族性，亦犹文化之有阶级性，两者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在近代中国屈辱落后的社会面前，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不久之后，北平左翼文化界就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联系起来。显然，后来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中逐渐形成的“民族性”特征，这场讨论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可以说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第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影响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更是把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
此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意识的强烈冲击下，已经投身于一场文化启蒙运动。民族危机意识强烈冲击下的新启蒙运动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民族性”特征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需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形势的变化逐渐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也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斗争矛头指向日本。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而反映在中共文化政策上，就是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优秀传统，强调对于一切优良的传统文化都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和发扬，体现了发扬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提高民众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便激励全国人民更高的爱国热情。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民族性自然就成为了文化领域的重要议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中共重视利用传统文化宣传民族统一战线，在外敌人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宣传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对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唤起全中华民族的救亡意识，激发爱国热情，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实现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特征的现实意义
新民主主义文化，曾经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起了推动作用。坚持文化的民族性，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特征，对于当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弘扬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
文化自身具有一种民族凝集力和自我继承的力量，而民族凝聚力作为是沟通民族全体成员的心灵的精神纽带，必然以传统文化精神为思想源泉。
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弘扬民族的历史传统。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建构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资源，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伦理精神和价值观念，尊重传统、继承传统，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赋予其新的内涵，从而成为当代价值观念、社会意识和文化精神，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创造新的中华民族文化，就必须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时代要求，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既能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风格和内涵，又能积极借鉴汲取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保留和弘扬优秀传统，勇于创新，以适应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需要，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价值趋向多元化的今天，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挑战，增强全国人民的爱国意识、团结意识和自强意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主义精神文明，就必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凸显新时代下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
第二，民族性体现了民族精神与开放意识相结合
新民主主义是开放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应该从文化的世界性中得到提升，体现了民族精神与开放意识相结合。关于文化民族性的思想强调文化的世界共性，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中国文化本位。这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世界性，坚持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原则，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世界是多民族的世界，由于文化的民族性，造就了人类文化的丰富多样，各民族的文化体系，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文化的世界性是各种文化普遍具有的属性，即世界各种文化的共性。文化的民族性是各种文化的个体性、独特性，它使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互相区别开来。世界性寓于民族性之中，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我们既要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财富，发扬自身民族的文化个性，又要勇于接受世界现代文化的挑战。认为，对待外国文化也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既全面吸收西方进步文化的优秀成果，又尊重本民族自己的文化创造，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所以在今天，建设民族文化，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趋势，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新民主主义关于文化民族性的理论，对于我们解决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实现民族文化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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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篇4
[关键词]多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多元一体；一体多元
[作者]张文静，甘肃省陇东学院政治理论教学部助教；杜军，院东学院教育学院。甘肃庆阳。745000
[中图分类号]C95；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2－0015－004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当今时代，多民族国家怎样把多个民族包容在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之中，如何加强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增强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来的又一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来临，全球范围的民族分裂、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恐怖活动等，严重影响了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我们应该通过各种途径来构建我国的政治合法性，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分离、分裂主义倾向；反对“”、“”、“”；反对国外恐怖势力对我国渗透和破坏。坚持在多元的基础上，实现“政治一体”与“文化一体”，以增强我国的政治合法性，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本文主要从文化层面论述通过何种途径构建国家的“共同文化”，实现文化上的“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的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增强我国的政治合法性。
一、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一种人们普遍怀有的不需要与任何人敌对的情感，它不需要象极端民族主义那样用敌意来培育。爱国主义是一种自然情感，是个人对其故土、传统、历史、朋友――尤其是对童年朋友――和亲属的眷恋，往往也是对民族国家政治制度的赞赏，一句话，是对民族的一般文化的眷恋。①最重要的是，爱国主义的本质是自发地表现出来的，自愿地承担对其他人、对作为人认同基础的民族文化遗产的责任。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对自己社会拥有责任的感情和意识，与公民民主国家有着内在的联系。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论是古代，还是近代面临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侵略时所表现出的全国人民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应当继续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宣传爱国主义精神，把爱国主义当作增强政治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纪念抗日战争、反对、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实际上都是爱国主义宣传行动的具体体现。强化国家利益，调动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有利于提高民族凝聚力，也有利于增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二、淡化族群意识
随着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迅速地觉醒，在一些少数民族中甚至达到了相当强烈的程度，并且形成一种趋势。这对于少数民族的自立自强、奋发有为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从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的角度来看，渐趋强烈的民族意识对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其他多民族国家提供的前车之鉴，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个族群与周围其他族群具有差别的方面越多，差别程度越大，它的民族意识就越强烈；反之，差别越少越不明显，民族意识就越淡漠。@在5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获得了平等的政治地位，得到各项优惠，这种政策使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表现之一就是在进行“民族识别”时申报了400多个族名。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如果做横向比较，我国部分民族(如与汉族差别较小、长期与汉族混居的满族等)和一些民族的部分成员(如在城市和政府就业，长期与汉族职工共处的人员)的民族意识在淡化，也有部分民族的民族意识有所加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意识的发展趋势也不同，这些变化受到国内外形势和政策的影响，也受到国外政治势力和环境的影响。
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淡化民族意识。第一，要贯彻民族平等的政策，从政策上缩小民族之间的差别。第二，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其在经济上达到与其他民族的平等。第三，要注重少数民族人大代表在人大中的比列，使其利益得到体现。第四，要鼓励各个民族之间，尤其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多交流。第五，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鼓励其文化发展。第六，建立民族意识的调控机制，使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国民意识保持一致。首先，要建立民族意识的评估和预警机制，对少数民族意识增强的程度做出准确的评估，对出现过度发展的境况要有所预警。其次，对民族意识中过度发展的现象，国家要保持必要的调节和控制机制。只有这样的一套机制，才能从民族关系的另一个侧面为政治合法性提供保障。通过一系列的调控和调整，使多民族国家内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国家的国民意识保持协调。
三、加强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实现双认同
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各个民族的认同基础之上。因此，加强各个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就显得十分重要。
在不同层级的政治单位系列中，民族成员往往会形成多元的政治认同。也就是说，会同时认同于不同层次的多个政治单位，如同时认同于国家、民族、地区等。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民族将何种认同置于最高的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些非洲国家之所以会出现民族间的剧烈冲突，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就是在该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内，社会成员对民族的认同高于对国家的认同，冲淡了对国家的认同，甚至根本就不认同于国家。因此，多民族国家一旦产生政治认同危机，就有可能导致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马戎以问题的形式提出：在中国现有的55个少数民族中，无论是各族的社会精英还是普通的民众，他们分别都在多大程度上建立起了相互认同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由于各种历史上的原因，很可能在不同的族群中对“中华民族”民族主义的认同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些在历史上与汉族交往程度和融合程度较深的族群，那些在近代反抗外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斗争中与中华民族的其他族群密切合作的族群，它们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认同就会高一些，其他一些与中原汉族地区文化(语言、宗教)差距较大、交流与融合程度较低，在近代反对外来侵略斗争中与中原地区合作较少的族群，这种民族主义的认同程度可能就会低一些。这些都说明了我国各个民族政治认同的多层次性。因此，我们在加强多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中就必须重视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的多层次性。
现代国家不能消除民族成员作为认知主体对现实差异的觉察。更无法消除民族成员对这种现实存在的差异感到不满、忧虑并希望它得到改善的自主意识。多民族国家社会整合的目标和出发点应该是求同存异，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创造一种具有更大包容性的制度空间，使各个民族都可以在不损害他族生存和利益的前提下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并且在保持传统的族裔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大包容性的政治认同。使我国各个少数民族在认同于“中华民族”的前提的认同于本民族，确立一种双向认同。这种多层次的身份认
同，既是多民族国家公民民主的题中之意，也是多民族国家文化和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表现，更是多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可以说，不论是中华民族层面上的认同还是国内各民族的认同都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得到了空前增强。
四、构建多民族的中华文化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的多元性是中国的特色。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是多元的、多层次的。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关注哈贝马斯关于在国家层面“文化一体化”的观点。我们应该借鉴美国和印度的成功经验，在文化多元性的同时还应该强调文化的一体性，在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更应该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的弘扬与发展。
这种“共同文化”是一种包含了多元成分的“复合文化”。首先，它不是简单的与意识形态挂钩的“政治文化”。因为具有现代政治性的意识形态的历史一般比较短暂，缺乏历史延续性和持久性；其次，它也不是简单的以政治实体的地理边界为基础的“国家认同”，因为在历史进程中，政治实体的地理边界往往发生过多次变化，是不稳定和容易引起争议的；第三，它也不完全是以语言或宗教这样的文化传统为基础的“文化认同”，因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各个民族很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多民族国家的“共同文化”应当是以上各种认同的综合体，以上的各种认同都应当是“国民认同”的组成部分。
我们在建设我国“共同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尊重我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现状。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做：
第一，共同的文化是民族形成和存续的基本条件，而民族的文化要以民族的语言文字为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也是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除回族、满族与汉族融合程度较高的民族使用汉语外，其余53个民族国家都帮助他们确立了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是随着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各少数民族对自己的认识更加深刻，民族利益的要求也更加强烈，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另外随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也不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不利于各个民族的团结。这些都影响了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所以，我们在构建多民族国家“共同文化”的过程中必须重视，语言文字的作用。我们应该在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在允许各民族有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的条件下，分析民族间往来中语言的变化，怎样促进语言上的相互适应来加强各民族间的信息沟通，一方面要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另一方面又要鼓励作为“中华民族共同语”的汉语的推广，使它成为全国通用的语言以适应商品流通和传播科学技术的客观要求。在少数民族地方鼓励使用双语教学。
第二，进行历史经验的总结。正如王建娥所说的：“民族建构的外延取决于司法、行政在其中得以实施的政治地域。但是，光有政治地域的统一性是远远不够的，……不能在它的公民中间建立起一种自觉的联系。这种联系必须有一定的情感和意志的基础。而‘历史’，或者毋宁说人们关于祖先的记忆以及‘对祖先的崇拜’，正提供了这种功能。”这就说明，历史在增进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形成共同文化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篇5
【关键词】欧洲一体化;欧洲认同;民族认同;民族主义
在现代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欧洲认同的建构也如同民族认同的建构一样,是主动性的甚至是带有人为因素的。但是和民族认同建构不同的是,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欧洲认同想走民族认同建构的路线,却面临这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先入为主的困境。有人称欧洲一体化是集体民族主义,是超国家的组织,早在之前对于欧盟究竟要建成一种什么性质的组织也存在着许多的争议,那么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如何?它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本文试着对这些问题做一些探讨。
1.民族意识的建构与民族主义的起源
在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中,民族是这样定义的:“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limitedandsovereign)。”[1]作者列举了一些理由:第一,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大多数的同胞,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这就是说,拥有同一共同体的成员身份,促使个体在主观臆想上确认与他族的边界,即使这种边界实际上并不存在。第二,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10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然是可变的,但也还是有限的。受到民族主义动员的成员认识到由族裔身份、文化传统和社会组织所产生的区隔,从而做出了我族与他族的划分。第三,民族被想象为拥有主权。民族国家兴起后,“主权观念”使得以前的统治权威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在政治行为上的表现就是对外排除教廷的影响,对内努力营造出一体感。第四,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存在着不公与剥削,民族总是被想象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之爱。
此外,安德森还认为这种“想像”不是凭空捏造的“臆想”,而是把想象当成一种社会过程,贯穿于民族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始终,民族是在民族主义的想象基础上产生的。他认为民族的产生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根源。体现在“宗教共同体的式微”、“王朝的衰落”和“对时间理解的改变”上。二是民族意识的根源。“资本主义,印刷科技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共同体成为可能。”文化根源是民族主义被“想象”的主要动因,而民族意识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则是民族主义在现代形成的前提。
尽管作者的视角多维化且广泛,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个重要的立足点,那就是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产生是“想象”的,作者在文中也这样定义过,即“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持相似观点的民族主义的另一位研究专家盖尔纳,也曾在自己的着作中把民族主义称作是“发明”的产物,虽然“发明”与“想象”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都带有主动的人为创造因素。对于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产生,他是这样解释的,民族主义是近代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它诞生于满足工业社会独特社会结构的需要中。盖尔纳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定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绪或者一种运动,可以用这个原则做最恰当的界定。民族主义情绪是这一原则被违反时引起的愤怒感,或者是实现这一原则带来的满足感。民族主义运动是这种情绪推动的一场运动。”盖尔纳认为关于民族不能仅从意愿和文化的角度来下定义,而要从“意愿和文化与政治单位结合的角度来给民族定义,因为意愿与文化同时也是许多其他事物的基础。
理解了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建构,我们将视角放到欧洲一体化上来思考这个问题,假如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欧洲认同的建构不可避免(事实上也证明如此),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欧洲认同建构的模式是怎样的?如果欧洲认同的建构过程与民族认同相似,是否能够成功,又会产生哪些问题?
2.欧洲认同的建构与欧洲一体化
正如民族国家通过创造民族象征和神话以及重写历史作为建立民族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认同的建构也体现了最初的自上而下的一种建构过程。1972年巴黎峰会就第一次提出建立欧洲认同和欧洲政治联盟的目标。1973年的哥本哈根峰会正式提出了“欧洲认同宣言”。该文件认为欧洲认同的基础是“共同的传统”和“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同时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必须尊重“欧洲统一的动态特性”。从欧洲认同宣言到欧盟的诸多教育行动计划,直到欧洲公民权的建立,欧盟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对欧洲认同的建构做出了各种努力。那么我们面临这这样一个问题,即欧洲认同是否具备如同民族认同一样的条件呢?
学者鲁道夫·宾尼认为欧洲认同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欧洲认同”意味着欧洲人的集体认同,欧洲人自身的特点,他们与众不同的共有特性、制度或者惯例。另一方面“欧洲认同”还表示欧洲人之间的情感,这种欧洲情感至少是与非欧洲人对立的一种共享的骨肉亲情,是他们之间协调一致的利益。那么这种欧洲情感的起源在哪?有学者认为来源于文化,也有学者认为来源于历史,还有人认为这种情感来源于欧洲人共同的命运。可以说这几个方面都是欧洲情感的重要来源,其中文化的同一性更是欧洲人建立彼此血脉联系的重要纽带。文化上的认同是达到欧洲认同的重要途径。可以说,民族国家自产生以来,就一直是欧洲人情感寄托的摇篮。盖尔纳在其为民族所下的两个临时定义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当且只当两个人共享同一种文化,而文化意味着思想、符号、联系体系以及行为与交流方式,则他们同属一个民族。”斯大林在谈及民族时,曾给出的定义就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可见,文化认同一直以来都是打着民族的深深烙印。相比之下,“欧洲认同”是否具备文化认同建构的基础?
纵观欧洲的历史,欧洲文化的同一性是存在的,这在许多的学者中也达成了共识:从古希腊的民主精神、犹太—基督教的伦理观念、古罗马的政治制度到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工业文明及现代性等,欧洲各民族在不同时期或多或少地分享了这些文化传统或遗产。尤其是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念更被
看作欧洲文化的同义语。这种文化上的同一性正是建构欧洲认同的重要基础之一。欧盟也正是意识到这点,开始为建构欧洲文化认同而努力。1983年斯图亚特《关于欧洲联盟的庄严宣告》指出,欧共体各国应当“促进欧洲意识,参与各文化领域的联合行动,以确定将共同体文化遗产的意识作为塑造欧洲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就和上述的观点一样,欧洲认同具备这些基础,那么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会是怎么一种趋势?我们知道,欧洲认同的建构在这些既有的基础之上被建构,会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这一发展趋势在很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还是没有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实际上,早在这之前对于欧盟该建成何种的组织,就一直存在着争议。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欧洲认同与民族认同,冲突还是共存?
3.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
关于民族主义的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着自身的困境,这给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也带来了瓶颈。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单位已经深入人心,欧洲认同要取代这样的地位是否可能?对于这个问题,学者各持己见,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的组织,有学者认为一个统一的“新欧洲”必然取代现有的民族国家的地位,欧洲认同作为一种正在发展中的超国家认同属于未来,而民族认同则属于过去。随着八九十年代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这个观念被更多的人吹捧。而全球化不仅反映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它还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综合性社会进程。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改变了民族国家的角色和作用,对民族认同感形成了冲击。德国学者迪特尔·格瑞姆也提出:“如果欧盟欲超越经济共同体的框架而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那么这一发展必须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这些价值观念“首先是****、民主、法治国原则、社会福利国原则或是民族命运共同体、多元主义、文化国家等观念”。他还说:“欧盟体现了20世纪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创新性成果。它并未解体那些拥有在其他方面不可替代的合法性资源与团体归属感资源的民族国家,而是利用他们,为今天国家力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可见,政治方面的价值共识和共同体追求能够超越所谓的文化特性从而在新的政治实践中创造新的文化。欧盟一体化每一步进展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进展,都有力地说明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武断性和政治民族主义在学理上的可会意性。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民族国家的终结”这类主题。他们认为欧盟作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在这方面走得最远。欧洲一体化对民族国家的主权和认同提出了最为强烈的挑战,欧盟这样的区域组织将取代民族国家,成为新的“命运共同体”。哈贝马斯提出:“今天,民族国家对内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冲突,对外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是否存在着一种替代物,在功能上与有关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和由民众组成的民族的一揽子方案旗鼓相当”。
但是这一观点被许多学者所反对,他们认为欧洲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确实构成了一种竞争关系,“很容易看出这种关系是界线分明的,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欧洲统一体越大,作为成员的每个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就越弱。”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欧洲认同能够取代民族认同的地位。他们的主要观点是:首先,尽管全球化、区域化产生了一些新的跨国的社会变化,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其次,全球性、地区性的集体认同具有先天的不足,具体表现为其内容的空洞化。再次,他们强调民族认同的重要性及其不可替代性。宣称欧洲认同只不过是一种想象,难以成为现实。如研究民族主义的着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就指出由于欧洲认同缺乏民族认同所具有的来自于广大民众的情感层面,缺乏共有的集体记忆、象征符号和神话,所以在内容上,欧洲认同是虚幻的、空洞的。“与法国、苏格兰、加泰罗尼亚、波兰或者希腊那些确定无疑、令人震颤的文化和民族传统相比,‘欧洲认同’显得空洞无物、毫无特征,更像是对整个大陆所有民众与各种文化的一种有气无力的综括,对已经存在的东西没做任何的补充”。他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似乎没有文化和情感的空间来发展一个新的泛欧洲层次上的超级民族的大众认同。”[10]他总的结论就是:在现代世界上,对由国家组成的自由社会而言,民族和民族主义仍是惟一现实的基础。记忆、神话和象征符号的链条把民族与那种普遍而持久的共同体即族裔联结在一起,而正是这些东西赋予了民族独一无二的特征,并使其牢牢控制了如此众多的人们的感情和想像。“那种认为民族主义不久将被替代、民族即将被超越的预测是愚蠢的。”[11]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对全球化理论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全球化、区域化等一体化进程并没有削弱民族国家的能力和认同意识,相反,在这些进程中民族国家的能力和重要性不断增加,而且并没有足够的迹象表明,“全球认同”的兴起正在取代人们对民族的本能认同。对全球化的反应非但没有削弱民族主义,相反可能增加了人们的民族认同。如盖尔纳就在自己的着作中说到:“实际上我们看到,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国际竞争也更加激烈,而国家(政府)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日益加强。美、日、欧盟等国家和国家集团拥有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它们的政府千方百计为自己的企业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和生存空间,为此不惜利用优势向他国施加压力;它们大力促使本国企业加大对外投资的力度,极力保护本国市场,保护本国企业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并积极调整国内法律法规,以加强本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许多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跨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但国家作为资源调解和分配、作为国际比较的基本单位的作用没有改变。”[12]
4.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欧洲认同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必经的一步。它的建构模式与民族认同的建构相似,盖纳尔在书中曾这样写到:民族国家牢固地主宰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民族主义牢固地控制了欧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民族”与“国家”已经完全融合为一体,“民族第一”与“国家至上”观念深深融入人们的潜意识之中。在已经建立民族国家的地方,民族主义表现为对“民族权利”和“民族利益”的坚决伸张和维护;在其他一些地方,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就成为民族主义的首要目标。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正反映了“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分化为地区性国家和它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全球一体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人类当今困境的症结所在。[13]正因为如此,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才面临这样的困境,造成了欧洲一体化的瓶颈。在面临主权问题的让渡上,欧洲一体化总是徒步不前。但是,对于欧洲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是相互竞争、相互冲突乃至相互替代的观点有点偏颇,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主义变得更具包容性。在欧洲认同逐渐成为一个现实的同时,民族认同还不会消亡。
注释:
①这里的共同命运有一些学者认为是指对于黑死病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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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篇6
【关键词】包容；开放；民族团结；和谐
【作者】胡兆义，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兰州，730000
【中图分类号】D63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2—0027—005
民族团结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纲领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保障，是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线，是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发展的基础。包容与开放是民族团结的内在要求，也是民族团结巩固和发展的路径选择。倡导民族包容与开放，坚持民族团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基本保证。
一、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团结的基本观点
民族团结是指不同民族为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在自愿和平等的基础上的联合，“是各民族之间平等相待，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互助合作，共同致力于发展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稳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结合中国国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一贯重视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团结，并将其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之一。
民族团结是关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历来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同志强调：“要和各民族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例如鄂伦春族还不到两千人，我们也要和他们团结。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并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特别重视对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把它作为加强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途径，并提出要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继续推进民族团结事业，并将民族团结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着眼点。邓小平指出：“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并提出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的“两个离不开”的重要思想。邓小平的民族团结思想，视野更为开阔，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作为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把发展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作为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把党的团结作为民族团结的核心，把反对和地方民族主义作为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的先决条件。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族团结思想。在1992年1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他突出强调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还进一步发展了“两个离不开思想”，提出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三个离不开”的重要观点，并认为我国各个民族已形成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四代领导集体将民族团结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强调：我们必须进一步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同时，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的主题，并把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概括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在2009年9月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继续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总之，民族团结的思想和原则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思想的一条红线，是我国做好民族工作的理论依据，也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基本保证。
二、民族包容与开放的内容及关系
民族包容与开放是民族生命力的体现，蕴涵于民族团结思想之中，具有丰富的内容。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是一个统一的过程。
（一）民族包容的内容
包容意味着平和、宽容和容纳。哈贝马斯在《包容他者》一书中认为，包容不是把他者囊括到自身当中，也不是把他者拒绝到自身之外，而是指共同体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包括那些陌生的人或想保持陌生的人。不仅是对他者的包容，还是对他者的他性的包容，而且在包容过程中既不同化他者，也不利用他者。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包容正是这一精神理念的生动体现。“宽可容人，厚可载物”，涵养包容不仅是立业之道，也是待人处世的良方。曾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出现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理论概括。2009年，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2010年，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包容差异是真正平等的本质，是党和政府对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建设的一种精神理念，也是不同民族和谐相处的指导观念。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不同特性的民族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任何人都不会容忍自己的民族文化不被尊重，所以只有民族包容才能防止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实现民族和谐与共赢。
包容是民族自信和生命力的体现。“在一般情况下，想要消除歧视，不能依靠民族独立，而只能依靠包容。”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民族，才能不断焕发生机而走向强大，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民族文化，才能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民族包容意味着在自愿、平等、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以宽容、平和的心态对待其他民族及文化，而不是把他们纳入一种单调而同质的人们共同体当中。民族包容并非意味着“无所不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民族包容是有限度的，这就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理念，一旦越过这个界限，它就会终止。
（二）民族开放的内容
开放是与“封闭”相对的概念，指同外界有联系的。开放性是人的本质特性，正如德国哲学家舍勒所说：人按其本性来说，本质上是能够无限地扩张到他自己作用范围的地方——扩展到现存世界所能延伸到的地方。人是一个能够向世界无限开放的x。人的开放性本质决定了民族不断进行自我超越、自我突破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开放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邓小平在1978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进一步完善，并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民族开放不仅指民族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还包括民族思想观念、文化的更新，旧体制的转变等内容。
民族作为人们共同体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演化的。陈彦在为德拉诺瓦所著《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的中文版序《第三只眼看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指出：“古今中外，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民族必定是开放的民族。开放是民族得以存在和延续的条件，开放是延续与创新之间的桥梁，开放使得民族的特殊性与普世性两重必不可少的性格得以共存。”民族开放是一个民族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一个民族转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旧观念、旧体制的过程。民族的开放程度决定了一个民族面对内部和外部变迁的调试能力，预示着一个民族的兴衰与蜕变。
（三）民族包容与开放的关系
民族包容与开放统一于民族发展过程之中，是同一过程的两种表现。二者相辅相成，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和保障。民族包容必然要求民族开放，不具开放性的包容是空洞的，终将趋于单一。同样，民族开放必须以民族包容为前提和保障，不具包容性的开放不是真正的开放，也无法持续，终将转为保守。二者不可分离，是一个统一的过程。
民族包容与开放互相促进，具有时间上的共时性。民族包容度的大小取决于民族开放程度的高低，民族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是民族实现最大包容度的前提。同样，民族只有具备包容的胸襟，能够以平等、尊重的心态对待外部社会或族群，才能够保障民族开放的持续进行。
包容有五个层次：一是兼容，异中求同，同中容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二是交流，加深理解，消除误解，取得谅解，增进共识；三是对话，尊重差异，不唯我独尊，不制造麻烦，不加剧对抗；四是共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五是进步，要进步而不要倒退。包容本身蕴涵了开放的因素，民族包容与开放正是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实现了二者的统一，促进了民族的发展与进步。
民族包容与开放表达了一个民族面对外部社会或族群的一种心态，是民族自信的象征。历史的经验千百次地证明，乐于接受其他民族的特长，兼容并包，才有利于本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闭关自守、坐井观天、孤芳自赏、追求本民族文化的所谓纯洁性的任何幻想，都只能是一种抱残守缺、甘于落后的表现。民族包容与开放不是一个被动接受外来事物的过程，而是不同民族间双向或多向的互动过程，不是否定自己而接受他者，也不是将他者同化为“我”，而是“我”与“他”共享某些新的混合型文化或价值理念，是一种“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关系状态。
三、民族包容与开放是民族团结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中国作为一个由56个民族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各民族间的交往联系日益密切，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如何实现和巩固国家范围内各具特性的民族间的团结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除了国家的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还需要民族的包容与开放，这是民族团结的内在逻辑与实现途径。
（一）民族包容与开放是民族团结的内在逻辑
1.民族团结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的长期存在，预示着实现民族团结是一项长期复杂的任务。但民族差异并不必然导致民族矛盾或冲突，反而是多民族国家自由的保障和文化丰富性的体现。如何实现各具特性的民族间的团结，这就需要民族的包容与开放。民族包容与开放，也就是各民族以开放的心态，在自愿、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客观对待其他民族和文化，从而实现自身文化、价值理念的更新。民族包容与开放是双向的，是各民族间相互的包容与开放。各民族在这样的接触、沟通、交流过程中，彼此加深了解，形成某种共享的文化和利益，这是民族团结的内在逻辑要求。
2.民族团结是实现多民族国家整合的路径选择。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社会成员认同体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如何正确认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是多民族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共同的公民认同能够维持民主国家需要的那种高度的相互关心，相互包容，彼此牺牲。”各民族为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在自愿和平等基础上的团结，是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整合的途径。民族包容与开放为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整合提供了保障和可能，它使各民族以平和、宽容、开放的心态对待彼此，从而避免了狭隘、盲目排外与保守，促进了民族间的沟通，为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形成和共同社会理想的树立提供了基础。各民族成员作为国家公民相互之间不断包容，不仅是民族团结的内在逻辑与本质要求，而且为国家提供了新的世俗合法化源泉，为民族成员树立国家公民意识提供了族际关系基础，是多民族国家整合的路径选择。
3.民族团结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实现民族平等、民族互助和民族和谐的根本保证。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民族关系就是各民族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种族或宗教上的排它或孤立，不能促进社会进步、创造出更伟大的新文明，相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交往、联系，文学作品之间的对话和相互影响，才是促进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伟大杠杆。”民族团结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线，只有各民族在包容与开放基础上的交流和沟通，才能够避免民族误解的产生，防止民族冲突的爆发，进而增加民族间的相互信任和宽容。民族包容与开放可以促使不同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联系中的和睦、友好、协调和联合，是衡量我国民族关系和谐的参项。
（二）民族包容与开放是民族团结的实现路径
1.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民族团结的物质保障。民族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民族包容与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我国各民族走上繁荣进步的必由之路。市场的强大纽带，使各民族打破了封闭、保守的思想观念，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各民族之间“三个离不开”的关系大大增强。1992年，国家实行沿边开放战略，开放满洲里、二连浩特、珲春、塔城、河口等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一批边境城市。1993年，呼伦贝尔盟、乌海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格尔木市、伊利哈萨克自治州等7个州市被确定为改革开放试点，逐渐形成民族地区全方位开放的格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开放格局的形成，各民族之间、各地区之间在经济交往上日益频繁密切，民族包容与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形成了共依共存、相得益彰的局面，各民族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为民族团结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民族包容与开放是民族文化发展繁荣的前提，能够避免文化不宽容所导致的仇恨和暴力冲突，从而为实现民族团结提供了文化氛围。民族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是民族形成和划分的核心，是民族群体长期劳动创造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每个民族都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性的民族文化。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民族地区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各民族原有思想观念受到冲击，为了避免文化偏见、误解和矛盾的发生，民族包容与开放是必不可少的。“各种文化体系都具有相互渗透和吸收的特性，不同的文化可以相互融会贯通和分享价值观念，可以形成共同的利益和抱负。”借鉴其他文明并不意味着要回避自身文化，而应该是不自我陶醉，不固步自封。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不应是消极的，而应是在保护的同时具有包容、开放的心态，不断吸收新的和外来的文化，实现自身文化的更新与发展。
3.各民族成员自身素质的提高为民族团结的实现奠定了内部基础。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内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起决定性作用。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最终要靠民族成员自身素质的提高。因此，人才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要把提高劳动者素质摆在重要位置，努力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队伍。民族成员自身素质的提高不是在封闭、保守的条件下进行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民族之间互动更加频繁，联系愈加密切，各民族以包容与开放的心态打破原有民族间的壁垒，彼此相互交流和学习，不断吸收新的知识，实现思想更新，是实现民族成员自身素质提高的必然选择。随着各民族成员自身素质的提高，人们对“三个离不开”的思想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更加珍惜民族团结的局面，从而为民族团结的发展与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内部基础。
4.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为民族团结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主要包括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科教文卫等事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自由等几个方面。我国的民族政策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结合了中国多民族共存的历史与现实，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从而为民族包容与开放提供了制度保证。同时，我国民族政策本身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也需要以各民族的包容与开放为前提。尊重是相互的，只有在民族包容与开放的条件下，各民族才能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他者的文化，才能互相尊重彼此的风俗习惯和。任何国家的民族政策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政策是多民族共处一国的保障，而民族包容与开放则为民族团结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基础，是民族团结实现的路径选择。
总之，民族团结是我国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线，而民族包容与开放则是民族团结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以民族包容与开放为内在逻辑及实现路径的民族团结，就是要实现各民族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基础上“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格局，使我国各民族平等、和谐地共处于社会主义大家庭之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愈伟大的民族，愈有“泰山不辞土壤，大海不弃细流”的胸襟，愈能不断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使民族能够以开放的姿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实现民族自身的超越与发展。各民族应以包容与开放的心态，继续推进我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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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篇7
第一 民族性。因为它是“中华民族”所共有的精神家园，没有了民族性，则即为全球化文化、精神所淹没，中国及中华民族也将在世界不复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和弘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
第二 多元一体性。因为中华民族本身是多元一体的，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甚至相同信仰的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精神，是多元的；但这些多元文化又长期共存，相互影响、交融，形成一体的中华文化和精神。因此，我们可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视为“多元精神和谐的共同体”。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就是“和而不同”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共同精神家园，百花齐放，绚丽多彩。
第三 包容性。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文化(包括思想、宗教及精神)上。一直具有包容性，善于汲纳其他民族包括外来民族的文化，并融入本民族的文化。因此，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不仅要有统一、共有的精神，也应包容(包含)各民族、各地区优秀的文化和精神。
第四 创新性。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建立在中华文化基础上的，而中华文化有其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规律，即变异性和稳定性。在构建、弘扬现代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发展和创新，在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同时，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不断积极创新。因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也是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不断汲取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及一切先进的精神而加以创新。
如何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其具体的途径是什么?党的十七大报告已明确指出，就是要在“弘扬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来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下面我们仅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具体途径作一些探索。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首先必须高度重视和坚持保护中华民族多元的各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下，各族传统文化已出现淡化和被破坏的情况；而且保护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构建、弘扬中华文化，而且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和基础。如何保护中华传统文化?在我国经历50多年的社会实践中，已取得了不少的经验。也有“”十年惨痛教训。归纳起来，主要是：
其一，应以立法形式颁布一系列保护各民族文化的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务院对宣传报导和文艺创作而颁布的一系列法规文件等。对于民族文化，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民族传统村落、歌舞、戏曲、工艺和体育活动等，国家可以适当以立法形式或财政支持等方式，加以保护和发扬；否则在商品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就有逐渐消亡的可能。
其二，对民族的风俗习惯，一般应保护或保留；“有的风俗习俗，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对于这一类风俗习惯，好的一面加以发展，坏的一面要逐步地适当地加以改革”(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
其三，加强民族文化自觉及文化“和而不同”的教育，以提高民族自觉的文化保护意识。
其四，对中华多元传统文化中的宗教文化，应遵循我国宪法的规定，在保护自由的前提下，保护宗教文化中正当宗教活动和节日，以及寺院、清真寺等宗教活动场所，引导宗教文化与现代化中国社会相适应。同时，宗教文化中对社会进步有意义的部分。如宗教艺术、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宗教学说等，则应加以研究，汲取有益的因素为现代化服务。但是，对利用宗教文化进行分裂、恐怖活动，则应依法进行坚决打击。
在保护、弘扬现代中华文化过程中，合理的、可持续的开发、利用民族文化的同时，除了获取经济效益外，还应发掘、利用民族多元文化中内容健康、积淀着民族思想道德特质的精神因素，使之融入现代精神文明之中，以提升各民族的精神境界。这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之一。如利用各民族具有特色的歌舞、戏曲、歌会、节庆等形式，凝炼和提升现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意识，培养各族人民的精神品格等。
现代中华文化发展、创新的过程，也应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展、创新的过程。应在现代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从内容到形式，发展和创新，这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经之途。比如，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发展现代教育和科学事业，不断提高各族的文化素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充分发掘各民族的文化资源，繁荣文艺创作，用现代的形式和科技打造文艺精品和文化品牌；加强和完善落后地区和民族文化公益事业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繁荣农村和牧区的文化生活，建立有创新特点的基层文化基础；积极推行卫生、体育事业的改革和创新；完善和发展文化产业，等等。
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篇8
关键词：民族意识；民族群体利益；国家认同；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1-0007-06
nationalConsciousnessandSocietalHarmonyof
multi-nationalityCountry
SHipei-ling
(Collegeofpoliticsandeconomics，ShanxinormalUniversity，Xi’an，Shanxi710062，China)
abstract:theriseofnationalconsciousnessisthegeneralphenomenonofglobalizationinmodernizedera.ithasproposedthecentralissuethathowtomanageinthemulti-nationalitycountrywhilerepresentingnationalindividualcharacterandcohesiveforceofnationality：howtokeeptheharmonybetweenthesenseofbelonginginnationalcultureandsharedsenseofaffinityfornationalpolitics?tothisquestion，certainlimitationhasappearedonthebasisofscientificprincipleforvarioussocialideologicaltrendsinthewest.Becausetheformulationofnationalconsciousnessmostlycorrelatewithinterestsdemandofthenationalcolony,multi-nationalitycountryshouldsetupjustinterestsadjustablemechanismthroughstandardsystemdesign,andthenensuretherealizationofcolony'srationalrights，especiallyinterestsofethnicminority，inordertobringupthelegitimacyresourcesofthenationalidentification.
Keywords:nationalconsciousness;nationalcolony'sinterests;nationalidentification;Harmonioussociety
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在繁衍、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自我意识及政治文化归属意识，它曾以强大的动员性和感召力在近代民族国家的缔造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今世界，有关民族意识和认同的话题依然是多民族国家政治生活的聚集点，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时代的到来，民族意识的日渐勃兴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构建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保持多元化的民族利益诉求与民族共同体利益的一致性，是多民族国家的国内治理中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对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而言，理性地看待当下民族意识的发生，以合理的制度设计维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稳定发展格局，应是当代国内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
一、民族意识与民族国家的整合
国内民族学者一般认为，民族意识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涵：一是人民对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实体的意识；二是在不同民族交往的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1]。现代民族意识的萌生和发展，或者与共同的历史文化、习俗规范、集体记忆相关，或者是基于对特定的政治价值、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认同。无论维系民族认同的纽带是种族血缘抑或是政治原则，民族意识都有其鲜明的指向，即对某个共同体的归属感和相对于“他者”的区分意识。
由于归属感和区分意识是在一个主体多元的社会关系中展现的，因而其指向性就成为解读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关键。在早期民族国家缔造的历史进程中，民族意识的觉醒主要体现为民族独立与民主建国的吁求，人们对民族的利益关切往往是与更大范畴的对民族国家的认同相联系的，因为在各民族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描述中，只有民族国家这一真实而非“想像的”共同体才能为民族的生存提供必需的利益前景，如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经济生活的发展、文化和语言的传承以及政治权力的分享等，因而爱国主义和“不自由、勿宁死”的精神是凝聚民族、整合国家最为强劲的情感纽带，民族意识主要体现为超越单一民族的“国族”意识，崭新的法兰西民族、美利坚民族巍然屹立于欧美大陆就是典型例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明确提出“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的主张，强调中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共同体。而近现代中国面临的民族生存危机更加凸显了“保国”与“保种”的一致性，在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国内各民族因共同的历史文化、政治诉求和发展理想而逐渐聚合成为一个强大的国族――中华民族，并创建了一个实质上的政治文化共同体。
而今，热血澎湃、风云激荡的为民族独立而战的年代已然远去，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新一轮民族意识的兴起、涌动正在考验着民族国家的内聚力，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现代化最惊人的现象之一，就是它能够在许多社会势力中间引起日益增长的意识、内聚力、组织和行动，而这些社会势力在传统社会里只是些相当低级的意识原生体或组织。”[2]如何解决民族自我意识与国家认同间的张力、保持国家的稳定与各民族和谐共生，已是多民族国家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虽然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共同的政治价值、文化准则和经济生活已将各民族的利益、福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由于语言和和文化的差异性，国族意识不可能取代、消解民族意识，后者的存在既是“多元一体”的本质特征，又显现了“一体”与“多元”间的矛盾纠葛，以近期中国国内一份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调查问卷为例，在国家利益与本民族利益何者为先的问题上，虽然绝大多数被调查者仍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但持此观点的最低比例只有68.75%[3]，可见民族意识的日益增强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全球化和经济变革的时代，各民族对本民族利益的关切度的提升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原因。
首先是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加剧，导致了各民族间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由于历史地域、传统观念和经济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往往在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它们在技术天赋、股本以及文化特征上的差异会赋予它们以不同的利用市场机会的能力。”[4]这使得各少数民族群体对自身经济处境和经济参与能力产生了空前关注，要求分享现代化利益的意愿日趋强烈。
其次是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从现代政治分析的视角看，民族国家的政治威望和内聚力主要基于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对国民需求的满足程度，这些产品包括公正、平等、民主、自由等基本价值的实现，诸如确保物质福利和社会地位在所有人之间的平等分配、确保多民族社会所有成员的人权和尊严等。由于全球化和现代传媒的扩展，人们所“接触的是一个在生活富裕、人民参政的社会中发展的模式。”[5]但是，对许多后发展国家而言，公民政治尚处在发育时期，公共物品的短缺使其无法满足社会所有成员的愿望，特别是在文化同质性不高的情形下，少数民族群体的政治社会参与和利益表达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因而其民族自强意识日益显现。
第三是语言和文化同一性的影响。冷战后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力的减弱、文化多样性共识的形成以及国家开放政策的实施，为一切个人和群体的文化归属意愿的实现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一些民族文化群体纷纷从本民族的神话、宗教和历史记忆中寻求精神皈依。“即使是最小的民族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6]，安德森所描述的这一情境，深刻揭示了语言和文化同一性的聚合力，民族的自我意识和民族文化群体的认同感由此而加强。
民族意识无论是作为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心理活动抑或是作为民族存续的情感符号，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现代文明的世界体系内，民族意识的存在，不仅保存弘扬了各民族群体久远而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造就了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新景观，而且民族自强意识和民族发展意识的增强更是为各民族群体最大限度地融入现代化发展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使他们能够更为充分地利用现代社会提供的教育、技术、学识和大众传媒来实现自我发展的追求。
不过，从多民族国家整合的角度看，民族意识的兴起却有其两面性，它在展现民族个性和民族聚合力的同时，也提出了多民族国家内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增加了多民族国家国内治理的难度。由于民族意识的发生大多与民族群体的利益诉求相关，通过怎样的利益调适机制，在“多元一体”的框架内最大程度地关切少数民族群体的利益需求、力求民族意识与国族观念的有机统一，这既是对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权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智慧的考验，又关涉到民族意识诉求指向的演变。
二、民族与国家的和谐共生：多民族国家整合的中心议题
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都依赖于国民的民族文化归属感与共享的国家政治认同感的和谐共生，这种关系是多民族国家形成内聚力的重要社会基础，以至于西方学者将其称之为“民族国家构建”[7]。但是，在各民族的差异性普遍存在的情形下，在共同的文化、历史记忆和共同祖先的传说基础上形成的内聚意识依然对社会和政治生活发生影响的情形下，“民族国家构建”并非易事。
20世纪前半叶，世界范围内在民族政策上曾出现过两种思潮，即种族主义和同化主义。种族主义从人种生物学的伪命题出发，曾与法西斯主义、暴力恐怖活动结盟，制造了现代世界历史上最残酷的种族杀戮，无情地打击了自法国革命以来被视为西方文化圭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而且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政策的推行更是极大地剥夺了弱势民族群体的基本人权，人为地造成了社会群体的分裂和社会的动荡，最终伤害了国家的凝聚力；同化主义则无视种族、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借助国家的教育体制和权力机制，强行推广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化，以此消解少数民族群体的民族特性和传统文化，试图在单一语言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国家整合。
二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国内民族要求平等权利的意愿日益高涨，种族主义因其反动性而被历史唾弃，同化政策也倍受人们的质疑和批判，“迫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在面对种族、民族、宗教、语言、文化等社会异质性基础上重新定义他们的国家”[8]。在此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率先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政策为多元异质性社会的人们和睦共处、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体与主流社会的平等融合提供了新范例。虽然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解读至今仍存在争议，但它所倡导的尊重差异、包容他者、文化平等的基本理念却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的认可，并成为其处理种族和民族问题的政策导向，这些理念主要包括：第一，少数群体的生活方式是有价值的，它不断给予成员以社会意义与安全感。第二，少数群体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统一及社会经济的进步并不矛盾，应该接受文化的多样性。第三，把社会群体间的平等看作多元主义得以实现的前提，努力让少数群体获得展示其文化的机会。第四，遵循文化相对主义原则，认定文化没有优劣之分，皆具同等价值，只能在各自的环境中加以评判[9]。
在现代政治文明进步的要求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趋势下，多元文化主义肯定了少数民族群体文化权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为多样性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可能。然而，从尊重文化多样性与维护国家政治认同的互动关系考量，多元文化主义并未完全化解这一难题。
第一，多元文化主义是主张差异的政治，其主要关切点在于保障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权利和文化传承的合法性。但它却很少触及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的问题，而这两方面恰恰是少数民族群体权利意识的深层内容，当下的民族问题大多是由经济和政治发展机遇的不平衡所引发的。如果多民族国家仅仅从文化平等的层面理解民族和谐问题，无疑会走向另一个误区。
第二，多元文化主义对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推崇，显示了文明社会面对文化异质性问题时的理性和智慧，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个性的伸张。但是，多元社会运行的前提是要有一种为大多数人同时接受的程序规则和共同的最高价值核心，在公民政治和公民权利制度尚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对多元文化的过度推崇可能引发认同的混乱，削弱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因此，即便在多元文化主义十分盛行的美国，共同的政治理想依然被看作国家认同的基础，无论种族、文化、历史记忆和宗教如何，对美国社会和政治价值的认同仍是成为一个真正美国公民的必需前提。
第三，多元文化主义虽然为各民族群体提供了进入主流社会的平等机遇，但面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语言文化的同质性要求与维持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性的矛盾，多元文化主义同样无所作为，因为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群体要想成功地融入主流社会，平等地参与竞争并享有各项经济政治权利，就不得不放弃自身的某些文化个性，接受主流社会的文化符号。由于语言和文化的意义与“生存机遇”密切相关，那么对主导性文化的竞争也可能会强化民族意识、诱发民族主义的分裂倾向。
总之，以西方尊重个人权利为文化底蕴、以协调多元社会利益纷争为现实目标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为民族与国家和谐关系的建构提供了一种较为合理的思路。不过，正如著名人类学家菲力克思・格罗斯所言，无论是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对宽容或多元主义多民族国家的持续存在和良好运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多元主义的实施需要强烈的统一意识，只有将更广泛的国家认同置于首位的情况下，民族与国家的双重认同原则才是有益的[10]。
随着多元、民主、宽容理念的日渐普及和多民族国家在协调族际关系方面经验的积累，“民族国家构建”的思想资源日益丰富。在汲取多元文化主义的合理性价值的基础上，社群主义、自由主义、多元民主主义等也纷纷从各自的理论视域出发，提出了实现多民族国家整合的新设想，如自由主义者认为，让各个民族平等参与并融入共同的社会性文化是社会平等和政治和谐的关键，社群主义者更关注“民族国家构建”中对少数民族群体的权利保护，强调对集体价值的维护等等。
在当代世界体系内多民族国家的存在仍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的情形下，上述问题与主义之争所凸显的民族利益诉求与国家政治整合的复杂关系已是多民族国家国内政治面对的常态问题，不可能在学理的层面得到解决，唯有将保障不同群体的权利考虑纳入现代国家的政治决策议程，从制度和法律上保障各个民族群体的平等社会权利和资源分配，培育健全的国民意识和包容性的公共文化，才能维系国家的和谐稳定。
三、和谐社会的制度设计与少数民族群体权利的保障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当下多民族国家普遍面临的民族与国家关系的纷争，不仅仅是民族的族属身份认同与公民的政治认同在国家共同体内碰撞与调适的反映，它实质上提出了民族群体的利益诉求与国家的利益分配机制如何协调的问题。
在一个由多民族构成的共同体内，国家认同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12]，人们对国家的忠诚一方面是它所弘扬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独特的政治理想被共同体内大多数人所认同，另一方面是国家能够按照正义的原则为共同体内所有集团提供福利、安全、自由、教育、消除贫困的政策等有重要价值的公共物品，其中后者是共享的政治价值赖以确立的基础。20世纪晚期以来出现的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大多源于公共物品分配中的利益之争。作为多民族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和谐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以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为根本价值，通过国家的制度设计，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冲突，保障各民族群体的和谐共生、共同发展。
由于多民族国家各自的历史传承、文化理念、经济状况、政治体制和民族关系、民族利益诉求并不相同，决定了各国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制度设计和公共政策具有不同的特点。其中，中国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保障少数民族群体权利的各项公共政策，对探索“多元一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整合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作为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区域自治，建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概念的提出和制度确立，显示了中央政府在回应国内的民族利益诉求、保证国内各民族群体的政治参与和经济文化利益时的战略理性。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首要前提是保障所有公民的权利平等和国家法律、政令得以畅行，同时它还意味着中央政府承认各民族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尊重各民族合理的权益要求，通过“政治参与在地化（localizationofpoliticalparticipation）”的方式，赋予各少数民族群体以最广泛的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将少数民族群体参与地方事务管理的权利、民族语言的官方地位、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等权益纳入规范化的政治议程而获得法律的保护。
如果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少数民族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创设了重要的制度平台，那么在这一平台上的各项公共政策和具体制度安排则关涉有限的公共物品如何分配、国内各民族群体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标如何实现的问题。由于各民族群体发展状况的差异性，决定了他们利用制度、谋求发展的能力的不同，因而在强调民族平等的同时，对少数民族群体提供权益保障的优惠政策是当今多民族国家的通行做法。
不过，从建构和谐社会的视角审视，中国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应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保障少数民族的群体利益的实现、民族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价值体系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应是推行优惠政策的根本目标。因为无论从公民权实现的方式抑或从文明的多样性价值看，在多民族的共同体内，民族群体的利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民族成员的个体权利是通过作为民族群体一员的身份而实现的，民族群体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价值体系不仅民族成员的情感归属，而且是组成多元社会体系的重要因子。西方自由主义所谓民族平等、个体权利平等主张下的少数民族成员个体脱颖而出、而整个民族文化母体被边缘化的教训值得深思。
第二，这种对国内所有少数民族群体的优惠政策在资源分配上应摒弃利益博弈的市场规则，以保证所有少数民族群体共享社会发展的利益和福祉。多民族的存在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决定了各民族群体之间获取公共物品的机遇、能力的差异性，国家的优惠政策不仅应平等地提供给所有的少数民族群体，同时在分配中还应照顾到各民族实际发展水平的差异，以社会公正为制衡尺度做出适度调整，避免因利益分化引发新的不和谐。
第三，保障少数民族群体的利益是建构和谐社会的一项长远的战略举措，应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加以确认。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的维持不仅基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对这个社会利益分配机制的合法性的支持，而且有赖于每一个成员对这种社会规范的遵循。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表明，通过法律、制度的建设形成合理的社会机制，确保少数民族群体权利在规范的框架内得以落实，这是多民族国家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必然趋势，“公众舆论似乎明显地倾向于把少数群体权利不只是看作一件应急的政策或实用的妥协，而是一个基本公正的问题……那些曾被视为应急的、试验性的、或许是过渡性的政策，现在都被视为值得以立法形式公布并以宪法加以保护的东西。”[1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意味着国家层面的立法已经完成，但与之相配套的涉及公共物品分配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建设仍是保障少数民族群体实现合理权益的关键所在。
在民族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多民族国家都在探寻适合本国特点的政治整合方式，以获得合法性资源。但是，无论多民族国家采取怎样的民族政策，在整个国家培养一种共同的政治认同是十分重要的，“正常运转的社会以及正常运转的民族国家，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所谓民族的社会凝聚力，一种社会成员彼此休戚相关、具有共同传统和共同目的的意识。”[14]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建构而言，在反抗西方侵略、追求民族独立过程中所形成的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这使我们能够避免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关于起源上各民族集团的内聚意识与国族意识何者为先的论争困境。总之，在民族群体利益的调适与整合的过程中，充分挖掘爱国主义的精神资源，熔铸国族意识，同样是多民族国家建构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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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杨洪贵．多元共存和谐共处――试论多元文化主义[J]．新疆社会科学，2006（3）：92―96．
[9]转引自戴晓东．当代民族认同危机之反思――以加拿大为例[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5）：52―58．
[10][14]（美）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属和族属身份[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279、286、178．
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篇9
【关键词】民族认同;民族冲突;族际政治
【作者】严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项目博士后,德克萨斯大学政府学院访问学者。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3-0035-007
ethnicmobilization:oneofethnicpoliticaltheorytaking
ethnicidentityastool
YanQing
abstract:Conflictandintegrationistheconstantmelodyofethnicrelationship,ethnicandnationalrelationship.inthepast,Hotnationalconstructionandthreetimesnationalismtideinhumanhistoryleftterroristphantomofethnicconflictstotheworld.Uptillnow,theworldhopespeaceandtakeanationalreconciliationwholeheartedly.However,sometimesethnicconflictresumingandhappeningalwayswarntous,ethnicconflictisdifficulttocureinthehumanrelations,tlongtimeexistofethnicdifferencesanditisoftenbecomethetoolsforpoliticalmobilization.ethnicmobilizationtheoryisoneofimportantethnicpoliticstheorywhichrevealshowethnicconflictappears.
Keywords:ethnicidentity;ethnicconflict;ethnicpolitics
殖民统治的经验、移民国家的历史促进了西方学者对于族际政治的高度关注,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着民族冲突这一世界性的焦点,诸多学者纷纷致力于解读民族冲突的理论研究,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的族群动员理论便是其中的重要理论之一。族群动员理论以族类群体的共性――族性的存在为认同基础,将民族认同或族裔认同视为政治动员的工具,以此唤醒民族群体意识,通过启动群体运动通达政治精英的个人目的或族类群体的共同目标。
一、族性:可被感知的族群认同基础
人类不同的族类群体何以结为一体?1962年美国族裔政治领域的大家莫伊尼汉在与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内森•格拉泽(nathanGlazer)的合作研究中,发现在美国移民群体中存在一种难以被“熔炉”政策熔掉的“东西”。1963年在《远离熔炉》一书中,他们将这种存续于族类群体中的顽固的东西称之为“族裔集团的性质和特点”,并第一次在学术意义上用ethnicity指代它。①
族性(ethnicity)作为一个单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语中,从20世纪60年代起,族性和族群开始成为英语语言区社会人类学家喻户晓的词汇,尽管使用者很少去精确定义它们。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一术语被广泛使用。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任俄罗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俄罗斯联邦部长),兼任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发的瓦列里•季什科夫认为“近几十年来,全世界的学者已经开始更加注意某个集体用来当做一种手段――或一种工具――的族性,该集体借此试图在社会舞台上获得物质上或政治上的好处。这种工具主义的方式把某一集体对族性和族裔地位提出的主张,当作创造学术神话及政治神话的基础,而且常常是由寻求承认和权力的精英们操纵的。族性正日益被人们看成全套表演技能的一部分,某个人或某一群人有意识地算计和选择这部分技能,以便满足某些利益,达到某些目的。”②
关于族性(ethnicity)最早的记载是1953的oxfordenglishDictionary,第一次使用该词的是大卫、雷斯曼。最早以族性为论文标题的是ethnicityseemstobeanewterm。③1975年,内森•格拉泽和莫伊尼汉等主编了论文集《族性:理论和经验》,在这本论文集的导言中,他们称族性看来是一种新事物,而不仅仅是一个新术语,这不是知识分子赶时髦,而是“新事物出现了”:一个新词语反映了一种新现实。这个新词就是族性,新的用法是将“族群”这一术语从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少数者们和边缘性亚群体――按照预想或是要被吸收,或是消失,或是作为孑遗、异乡人或捣乱分子继续存在下去的那些群体,扩展到社会的各主流成分。④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关于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出版物大量出现,尤其是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在社会人类学中,自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20世纪90年代,族性是被持续关注的焦点,对于族性的研究与对“全球化”、“认同”和“现代性”的研究并行展开。
至于族性(ethnicity)的含义则相当不确定,人们知道它的所指,但却难以给出明确的定义。1973年《美国大词典》才有了关于族性的定义:1.从属于特定族群的条件;2.族群自尊。一个名词的意义是不断变化的。这两个定义中的第一个是适宜我们自己的,一种客观的条件。第二个定义“自尊”是主观决定的。⑤《麦克米伦人类学辞典》的解释是:族群概念的关键特征是指对任何群体或类别的人进行区分或标识,且将被识别的群体与其他群体或类别的人之间作明确的或含蓄的对比。在此,ethnicity强调的是族群间的互动中的可识别性,并没描述族群间差别的客观标准,也就是说,族性能表示“一个族群的本质”或“从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或群体的属性”或者只要是一个“族群”,就会有的东西,而这种东西通常是和其他族群比较而言。⑥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术语只是在认同过程中产生意义,是明确身份所选择的一个属性。⑦斯蒂夫•芬顿认为族性是关于“血统与文化”的概念。他认为族性是指血统与文化的社会建构、血统与文化的社会动员以及围绕它们建立起来的分类系统的特质和依据。是民族、族群、种族等人类群体所共同具有的东西。⑧在德沃斯看来,族性由主观的、和被一个群体使用的具有符号性或象征性的文化内容所组成的,用来将他们自己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族性相对于族裔分类,就像是阶级意识和阶级。⑨
民族理论研究在东方,日本学者绫部恒雄对ethnicity作过较多的研究,他认为ethnicity指“国民国家的结构中,在相互间行为联系的状况下,根据出身和文化的共同性所组成的人们的集团及其意识”。⑩这种观点认为ethnicity兼有实体(即族群)及意识(族群意识)的双重含义。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吴燕和先生认为:“ethnicity”指的是族群认同或一个族群的特性。B11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陈茂泰对ethnicity的解释是:“一套互动中的族群区分彼此的社会文化属性,这些属性为我群与他群各依不同程度所确认。”B12我国学者王希恩认为,所谓族性就是能够构成族类群体的原生要素。“族性”包括的内容很多,但却非常具体(如文化、血统、地缘等),具有一定的可识性。B13
在以上关于族性的界定中,最基本的共识就是:它是指一个民族或其他族类群体具有的某种共性的东西,是“族裔集团的性质和特点”,是“政治和社会行为真实的、能够感觉到的基础”,它既可以是抽象的“族裔精神”、“族裔灵魂”,也可以通过某些具体的表征不完全的体现出来,族性是体验和认知民族差异的基础。理论家可以将族性抽象为一个民族的特质,并进行系统的概括和归纳。但是就很多普通民族成员来讲,他们并不一定深知“民族”的学术定义和基本特征,也不精通民族理论,但是他们却能依靠自己的感知体验到民族之间的差异,而他们所依托的就是族性――民族群体所具有的某种共性的东西,他们能够感觉到这种共性东西的切实存在,如血统、体质特征、宗教、习俗等,他们也无需将这些大家不言自明的共性感知抽象为某一精准的概念。他们能够感悟到每个民族群体都具有族性,而且反映不同民族族性的外显内容也不同。普通民族成员的族性感知是形成民族认同的基础,而群体认同则是民族内聚性B14、一致性形成的纽带。
由于不同的民族成员对族性的感知程度不同,所以不同民族成员对民族群体的认同水平也不同。最宽泛的民族认同是以模糊的共同血统感觉和模糊的共同文化感觉来界定的;较为明确的民族认同是以共同的语言、关于共同祖先的传说或事实上的共同祖先和较为清晰的共同文化感知来界定的;明确的民族认同是在共同血缘和共同文化感知的基础上以清晰的、共知的民族特征来界定的。“我族”民族成员和“他族”民族成员对于族性感知和族性外显具体内容的认识不同,造成了民族成员认同强度的不同和自身眼中的民族边界的清晰度不同,认同界定标准越不明晰,民族成员的认同强度越低,不同民族成员感知的民族边界就越为模糊。认同界定标准越明确,民族成员的认同强度就越强,所感知的民族边界就越清晰。
在关于族性的早期研究中,人们倾向于将其定义为形成集体行动、集体情感的基础,表现为一系列与生俱来的特征。后来,马克思关于工业化社会中阶级本质与阶级冲突的研究使一些学者意识到,在共同处境的工人中,尤其是在处于低水平的边缘阶级的成员中,文化边界意识得以强化。这表明不管是工业化,还是阶级裂痕的扩大都不能完全影响到族性的维系。于是在后来Barth等人普遍的倾向于将族性界定为“边界制造者”,认为地理起源、种族所属、宗教、语言等都是与族性相关的显著特征。在后来关于族性的认知中,也将族性界定为区分我族――他族的一些特征,进行社会建构或政治建构的边界。
在探究族性的来源方面,原生主义B15认为族性是一种深深植根于历史经验的集体认同,应被视为一种附加的基本的人类关系。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当人类个体一出生就会坠入“婴儿民族陷阱”,通过父母、亲属、家族和社区被“社会化”入一个民族共同体,一个人会从自身的早期成长经历中,汲取关于自己所属群体的独特认同、集体记忆,习得语言和群体习俗。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和义务是学习区别于他者的群体文化。他们将自身和群体成员的安全、幸福和信任寄予他们共同所属的共同体,学到我们(自己人)、他们(外来者)之间的重要区别,识别谁与自己不同,谁对自己富有敌意。这样,个体早早的将自己的生活与民族共同体联结为一体,而且这种“联结”会在不同人们共同体(部落、民族)的代际之间传递。在必要时,民族共同体还会利用认同的功能改变环境(比如,在外部强力干预下改变群体,并成为新的族性构成部分)使共同体保持下去。持有原生主义观点的学者趋向于强调群体族性的历史连续性、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和群体成员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性,在族性的传承与认知方面,社会化过程是极其重要的。
与之相反,工具主义者B16认为族性根本不是历史赋予的,认为族性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伸缩性。为了适应生存和发展环境,民族集体的边界可以扩展或缩小,民族成员个体也可以移入或移出认同圈,甚至同时作为多个共同体的成员。一个特定集体认同的范畴、象征和意义可以进化。族性是动态的,不是固定的、具有不可改变的社会、历史联系。
有的工具主义论者甚至怀疑民族认同的完整性和一致性。他们认为族性首要的是个人和群体寻找机会、提高安全系数和经济收益的资源,为了获得更好的回报,有时也许会抛弃它。这类工具主义者又分为理派和公共选择派,他们试图解释所有的行为都是个人主要围绕经济利益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族性只有在对个体获得更多的安全、威望、物质回报比其他选择有利时才有价值。族性还被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一种“虚构的意识”的表达或不真实的神话,这些学者试图表明物质和阶级的价值高于作为行为“激励器”的文化价值,尤其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根据工具主义理论,族性是精英出于机会主义目的而建构或解构的意识形态,是用来说服和动员群众支持少数群体的政治或经济目标的一套神话。Bates和Uchendu依据对非洲后独立时代的民族自治研究,认为群体领导人可以“跨越时空”,创造或“发明”边界。群体精英可以为了斗争或竞争需要创设历史和符号,创造民族,建构族性。工具主义的一个中心理念是认为族性的本质是社会建构,是个体从各种民族遗产和文化中“取舍和混合”所锻造出的他们自己或群体的认同基础。工具主义招致的批评是过分强调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的诱惑,而严重忽视民族成员对民族感情和民族凝聚力的忠诚。
在其他观点中,Barth的沟通主义理论认为,族群必须是依据边界被划定的,族际边界的存在是确保族群长期存在的前提。他所提出和坚持的“边界的建立和维系”闻名于20世纪70年代,认为是文化和传统创造和维系了族群的边界,而文化和传统所包含的则是“族性(ethnicity)”。在巴斯看来,没有必要用族群的社会徽章和标记明确的描述、观察民族社会,实际上,“边界卫士”(语言、服饰、食物等等)等族性因子能够悄无声息地延续民族的特点和边界。巴斯还认为人们通过学习可以掌握部分其他民族的族性标志成分(如语言、服饰等)。但实际上,跨越边界的沟通和互动反而会使边界更经久。他招致的批评是假设民族认同边界的固定化,强调外显的民族边界特征的作用。Barth的观点更适用于考察和解释前现代闭合性民族社会结构中的族性,这一时期不同族体成员之间的交往少,浅显的、表面的族性认知较多。
霍洛维兹的社会心理方法,运用Henritaifel的群体心理学,关注对群体价值和群体印象的不同评价(只是族性的一部分)。认为非洲和亚洲的民族,包括现代领土式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和经济资源,他解释这些民族的策略(包括民族分离主义和复国主义)是:民族居住的地区和民族“落后”、“先进”的本质都能成为民族的资源。他认为族性完全是以血缘神话和相对于其他群体的民族荣誉感为基础的。霍洛维兹的观点是受民族复古主义欢迎的“解药”。他的观点能从历史的视角得到支持,包括像知识分子的作用、集体记忆和民族先前的敌人等因素都能成为民族复古主义者的诉求依据。
armstrong和安东尼的民族――符号理论主要关心的是民族的存续、变化和复兴,以及民族过去对当前民族的影响。armstrong运用Bath的一般方法看待前现代的民族共同体、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安东尼•斯密斯认为族性中神话和符号象征在民族形成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armstrong认为一系列的因素,像对过去生活方式的怀旧、宗教教化和组织、语言结构都在产生和改变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作用。史密斯考察民族起源的原因,区分贵族的和民众的族性,跟踪不同民族形成现代国家的模式。他还强调神话、记忆和符号的文化内涵,关注民族神话的起源、民族选举和关于民族黄金时代的记忆对族性认知的影响。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已经发生了民族复兴,因为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了民族根性是官僚理性主义的依靠。虽然与原生主义的观点明显不同,民族符号主义还是遭到了批评:不能充分的确定民族现象的众多基础,忽视物质方面,过分强调神话和记忆的内容。
总而言之,不管人们关于族性的认识如何多样,族性及其人们对它的感知确确实实存在,概括起来族性具有如下的特点:
族性就是一个族类群体的普遍特质。它蕴藏于族类群体文化与传统中,它可以通过客观的族类特征外显出来,也可以抽象为主观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特点等。作为群体的普遍特质,族性可以成为族类群体成员团结一致的基础和纽带。
族性是可以被感知的。被感知的族性是民族意识的重要内容,民族成员对族性的共同感知和彼此认可便形成了民族认同和民族一致性。当族性作为外显特征被明确,作为抽象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和民族特点被渲染时,族性的凝聚功能就会越强烈、越普遍。
族性只有在一个族际联系的框架中才有意义。族性不但由自我认知和确定,而且还需要有对应的外者来感知和界定,内部的“我们”必须区别于外部的“他们”,没有相关的他者存在,一致性的需要就会消失。群体接触、交往和比较是族性被认知的条件。
族性可转化为政治力量。族性平时蛰伏于广义的民族文化之中,当民族成员和群体面对陌生的、富有威胁性的外部竞争者时,它才会被激活,并成为内部力量聚集和群体一致性形成的纽带。“族性是当今世界一种主要的政治力量”。B17这是当代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大师――安东尼•史密斯的论断。因为族性是形成群体认同的基础,进而会促进群体力量的内聚和群体认知与行动上的一致。对共同族性虚构起源的信仰会随着理性组织的描述进入民族成员个人的联系之中,彼此产生“兄弟感”。对共同族性虚拟起源的信仰通常会限定“社会圈子”,并反过来通过圈内联姻等强化这个圈子,并形成对圈子的荣誉感。B18因而,族性能够将个体的、分散的力量汇集成群体的、集中的力量,而这恰恰是政治精英所希望得到的“动员法宝”和“廉价成本”。
二、因循族性的群体动员
族性力量的潜在性引起了热衷于社会运动的政客、学者以及族群精英的高度关注,他们相继提出了族群动员或民族运动理论(ethnicmobilizationtheory)。
族群动员是指为了追求族群集体目标,由族群精英和族群组织、政党围绕肤色、语言、习俗等民族认同特征将整个族群组织起来的行动和过程。在这一政治动员行动和过程中,族群成员由个体消极状态被激励和组织起来,参与有目的的公共生活或政治行动。族群动员是一个为了达到明确目标,而有意识采取的群体行动,动员以族性为基础,把族群成员对群体的情感、态度和忠诚转化为看得见的族群行动或族群运动。
在解释为何民族冲突会遵循族裔边界发生时,安娜•西蒙斯(annaSimons)认为有两方面的因素:(1)精英政治领导人或有组织的武装歹徒首领(或者两者合二为一)通过强化集体认同中的族裔象征,可以从中获得帮助,他们同时也可以通过编造或挑起种族暴行来巩固族裔效忠;(2)个人在面对任何情况时,对亲属效忠,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对“族性”的效忠,成为“明智的”选择,或者在艰难、绝望的情况下成为唯一的选择。B19而迈克尔•班顿(michaelBanton)则进一步分析道:共同族裔起源的重要性可大可小,只有把这种重要性放在与群体集体行动的其它潜在基础的相互比较中,族性才可能被激活。尤其是当国家权力虚弱的时候,传统纽带(traditionalties)中的亲族关系就成为“信任图”(chartsoftrustworthiness)的核心。B20例如,在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权统治力虚弱的时候,如果一个民族群体与另外的民族群体相邻而居,而且彼此在语言、信仰、习俗和共同利益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又很容易被不同民族的成员所感知,在这样的情况下。族性就容易成为集体动员的纽带。
族群动员的目标通常是实现族群利益诉求,中止族群所遭受的政治、经济或文化歧视,改善群体生活条件或社会地位,扩大群体的影响、吸引投票、影响第三党、组成联盟等等。族群动员甚至会使动乱、抗议、暴力等政治产品成为政治斗争中讨价还价的筹码。B21族群动员可以通过组织起来的成员规模、积累起来的各种资源、所制定的计划和任务、组织起来的示威和抗议的规模等因素来测量。
可导致族群动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社会的,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则是根基。一个族群的相对剥夺感可以从两个角度产生,一是该族群与其他族群横向比较的结果,即本群体及其成员理应享有的物质、文化和政治利益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差距。二是该群体的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即群体目前地位和境况与应该达到的、合理的地位和境况之间的差距。因而,即使没有出现民族排外和族群边缘化等问题,族裔群体为了改善自身的社会环境也会发生族群动员。此外,族群活动家、有感召力的族群领导的出现、民族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和苦难的事件都能引发族群族动员。总体而言,族群动员是由一个族群所遭受的被相对剥夺的程度和这个族群追求政治利益的迫切程度所决定的。B22
经验表明,被剥夺感最强的和社会最底层的群体最容易参加民族运动,而大多数民族运动通常都是由中产阶级领导的,因为他们的相对剥夺感感受最强,此外,社会底层群体缺乏行动动力和主动性。当边缘族群人口被领导和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获得政治、经济权利的要求就会被提高,而民族运动的结局就是政治的民族化。Horowitz将从民族运动到政治民族化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B23:第一阶段,以族性为基础的民族认同被强化,和其他民族之间“你们――我们”的边界感尖锐化;第二阶段,具备政治行动的条件,比如财力来源、组织者、媒体保证等,通过分享共同的思想,参与活动个体的认知和行动一致性B24提高;第三个阶段,通过实际行动达到民族利益要求,参与者通过和平的(请愿、选举动员等)或暴力的(骚乱、武力冲突等)方式向政府提出要求。目标具体、合理的民族运动形式往往是比较缓和的,比如1977年8月魁北克推出强行推行法语教育的101法案,遭到了90万英裔群体和50万犹太人和意大利后裔的反对;有的目标也许富有野心,比如要求重新恢复民族神话中的家园。
三、理解族群动员的四种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民族动员中的族性政治化的特征越发明显,在运动的性质上表现为要求自治、独立直至获取国家地位。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形成了四种理论用于解释族群动员,即发展理论、内部殖民主义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化理论和族群竞争理论。
发展理论倾向将民族运动视为民族国家建构初期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并普遍地发生在不发达国家。持该理论的学者B25认为族群动员是政治发展的障碍,或者是反对“国家建构者”文化同化的社会动员。这一理论认为,在将群体重组入更大的国家治理范围的过程中,或是在诸如国家税收等集权化的体制建设中,族性被激活,族群传统的、最初的情感和忠诚感作为国家的对立面复燃。比较研究表明当具备下列结构性条件时,族裔动员容易发生:不同的族群人口居住在相应的地理边界内;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族群差异;处于主导地位的族群倡导过强的民族主义引起相应的处于边缘地位的族群民族主义反应。
内部殖民主义B26理论有几个版本,其中(millsp52;Gonzalez-Casanovap33;Horowitzp22)霍洛维茨的描述最为具体:现代化的浪潮在国土不规则的空间创造了相对发展的民族和相对落后的民族。发达地区凭借最初的优势在获取资源和权力方面取得了优势,形成一种阶层化系统,这一系统造成了两个民族之间在劳动力分层、民族认同发展方面存在差距。内部殖民主义理论认为在工业社会中,民族地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殖民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关系,发达的民族地区从不发达的地区输入廉价劳力、原材料,并向不发达民族地区输出产品,这样不发达民族地区成了“二类公民区”。B27内部殖民主义假设民族政治对抗性和对不发达民族地区的政策正相关,不同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越小,族际政治对抗性越低。随着人口流动和民族居住格局的散居化,这一理论将失去发挥作用的条件。
劳动力市场分化又可以具体地分为劳动力市场的分层与劳动力市场的分离。劳动力市场的分层是指劳动力市场也按照文化和族群边界分化,当一些族群成员被迫集中于收入低的职业层位时就会强化族群的一致性,因为共同的经验和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交往将这些成员联合在一起。比如,劳工移民大范围的从贫穷、劳力过剩和人口过多的国家流向富裕但缺乏劳力的国家后。因为他们教育水平低,技术水平低,处于东道国的社会职业底层,在教育、住房、福利和公共服务方面受到歧视,他们需要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劳动力市场分离以研究早期日裔移民在美国西海岸大多从事小型商业经营为基础,试图提出东道国对移民群体的从业限制、东道国成员的歧视都会使某一或某些移民群体在劳动力市场的一定领域内从业。这样,来自就业圈外部的压力、同业同族成员的组织活动等都会强化相应族群的族性,并就地位改观、待遇改善等问题施以族群动员。
族群竞争理论认为不同族群为了获得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往往采取族群动员的形式。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强化了个体和群体的利益意识,民主政治的发展培养了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因而,面对无孔不入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各种竞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族性感知、共同的目标,往往将同一族群的个体聚集在一起,为了获得公共资源和稀缺资源而采取集体行动。因为,族群比阶级、血缘、职业等其他组织和同盟更具群体一致性。B28
族性的概念和族群动员理论启示我们:族性既是维系族类群体存续的基础,也可以化身为族群动员的工具;而以维护和诉求群体利益为目标的族群动员,又会反过来强化和提升群体成员的族性认知,而族性的极端工具化和族群动员的过度功利化都会引发不同程度和范围的民族冲突。与集体行为理论和民族主义理论相比,族群动员理论关注的是民族冲突中的民族性因素。
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篇10
何为民族教育，即民族教育的概念是什么，这是十余年来中国民族教育学术研究领域一直在探索争论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明确界定民族教育这一概念，不仅有其作为实践依据的意义，而且还有其理论研究上的意义。为此，我们必须在构建科学的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前，对民族教育的概念进行科学的界定。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民族教育概念的界定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有以下5种说法:
1.单一民族教育说(ethni。edueation)
日本《大百科事典》定义为:“民族教育是指对作为有着共同文化的集团的民族的成员所进行的培养他们具有能够主动地追求自己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的态度和能力的教育。”①国内有学者撰文认为:“民族教育是一个民族培养其新一代的社会活动，是根据本民族的要求而对受教育者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影响活动，以便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一定社会的人，为本民族服务。”②
2.国民教育说(nationaledueation或edueationfornationalities)
国内有的学者指出，民族教育的概念有时是国民教育的代名词，这有两种情况:“其一，在单一民族国家，民族教育的概念往往被国民教育的概念所代替;其二，在多民族国家，民族教育成了泛指多民族教育总和的集合概念。只有这些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时候，才使用民族教育的概念。”③
3.少数民族教育说(ethniemino五tyedueation)
在中国，民族教育似乎约定俗成专指中国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教育。如(教育大辞典•民族卷》认为:“民族教育是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简称，特指除汉族以外，对其他55个民族实施的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的定义是:“少数民族教育(educationfornation以minorities)，就是在多民族国家内对人口居于少数的民族实施的教育，简称民族教育。在中国指对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实施的教育。”
4.多重涵义说《ethnieedueation，edueationfornationalities，ethnieminorityedueation，nation-almino五tyedueation，nativeedueation，imrni脚ntsedueation)
有学者认为:“民族教育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含义的概念，第一层含义是指少数民族教育;第二层含义指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教育的总和;第三层含义指世界各民族教育。”④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民族教育是由“单一民族教育”和“复合民族教育”所构成。“单一民族教育，不仅指各个少数民族教育，同时也指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的民族教育”;“复合民族教育，是指中华民族整体的民族教育，……中华民族教育是中国56个民族教育的有机统一和理论升华。……单一民族教育和复合民族教育是我国民族教育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这两者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共同构成我国的民族教育。……这种两重性构成我国民族教育的基本特点，而贯穿于它的全部过程。”⑤
5.跨文化教育说(Cross一eulturaledueation)
1990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概论)在阐释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时，将民族教育定义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民族教育是指一种“跨文化教育”，即“所谓的跨文化教育，也就是指对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受教育者的一种教育”;狭义的民族教育，“是指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对少数民族受教育者的一种教育”。①上述5种不同的说法都有其不同的内涵，在理论与实践中，我们如何界定和运用民族教育概念的内涵，是我们遇到的首要问题。那么如何理解民族教育的内涵并给其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呢?有的学者认为，首先要从剖析民族和教育这两种社会现象人手，从而认识民族教育。②我们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
二、民族教育概念新析
何谓民族?首先我们可对民族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历史的考察。民族史学家一般认为:自从猿进化为人，并逐步由原始群发展演化为血缘家族、氏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族)之后，人类社会早期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原始民族，便在人类的史前的朦昧时代的高级阶段和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开始形成了。随着人类历史的推进，原始民族逐渐演进为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无论是原始民族、古代民族、还是现代民族，尽管其每个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涵义，但正像斯大林为民族下的定义那样:“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③伴随民族历史的发展，在古代民族形成时期，由于阶级和国家形态的出现，世界上便出现了单一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从上述人类历史发展和斯大林为民族下的定义的粗略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以下三点:
1.民族是由带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氏族部落联盟—种族发展而来的，但民族是以上述四个共同基本特征为标志的。所以，民族并不等于种族。
2.国家是民族发展到古代民族形成时期，由于阶级的出现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机构，国家可由单一民族组成，也可由多民族组成。民族不是一种社会组织机构，而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④所以，民族并不等于国家。
3.任何人都必然隶属于某一民族，是某一民族的成员(即使混血儿也必有其民族认同倾向)，不是民族成员的人是不存在的。其次，我们可以通过英汉对照的方式来分析当代汉语内民族的确切涵义。在英文中，或多或少反映汉语中民族概念的英文单词有如下一些:nation、nationality、Race、ethniCeroups、ethn。.+、minority、nalive、i~邵皿ts等。除了这些英文单词或多或少有汉语中民族的涵义外，它们一般在涵义上有其特指的内容。如“nation”，一般指国家、国民;“nationality”，一般指国民性;“Race”，指种族;“ethni。”，一般指少数民族的成员或民族成员;“ethno.+”，一般指民族;“mi-noritr’’，一般指少数或少数民族，在现代英文报刊文章中通常用“ethnicminority”指少数民族;“native”，一般指土著人;“illlllligrants”，指来自外国的移民。因此，在英文中，种族、民族、少数民族、国民、土著居民、移民等都与汉语一样有其确定的单词，而民族这一涵义往往是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单词或单词组合来加以确定概念的。因此，很少出现中国学术界时常出现的不加界定而概而统之地使用民族这一概念的情况。
何谓教育?古今中外教育史学家、教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对教育都有许多独特的见解。教育学家认为:
(1)教育具有永恒性。教育起源于人类的生活与劳动，为人类社会所必需，伴随人类社会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
(2)教育具有历史性。一定社会的教育水平是该社会的生产力和政治、经济状况的反映，同时又对它们以影响和反作用。中国最早把“教育”二字连起来用的是孟子，其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说文)解释教育为: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在西方国家，教育一词是由拉丁语educare而来，含有“引出”之意，意用引导的方法，使年轻一代身心得到发展。因此，教育学家一般认为，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并将教育定义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定义认为，凡指一切增进人们的知识、技能、身心健康，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的活动，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狭义的教育专指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的要求和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规律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传授知识技能，培养思想品德，发展智力和体力的活动，其目的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服务的人。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教育是人类社会文化传承方式，在当代文明社会，学校教育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主渠道，所以当代文化人类学家要研究学校教育，除了学校教育外，还要研究文化传承的其他所有渠道，如各种形式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文化人类学家还认为，每一个社会或民族都有自己文化传承的内容与方式，文化传承既是某一个社会或民族的群体行为，也是该社会或民族的个体行为，某一社会或民族的文化就是通过这种群体或个体的行为而得到代际的传承。
因此，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文化传承就其本质而言不仅是一个文化过程，而且更是一个教育过程。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是文化人类学家比较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首先由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m•J•Hoskovits)提出的。文化濡化概念的核心，是人及人的文化习得和传承机制，认为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又是一个种族或民族区别于其他种族或民族的最基本的标志之一。人类具有两种传承功能，一种是生物性传承功能，即人类的生物繁衍;另一种是人类与动物不同而独有的，即文化的习得与传承，也就是文化濡化，其本质意义仍是人的学习与教育。①社会学家把教育作为人的社会化的唯一途径。社会学家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有两次出生，第一次出生是人的自然出生，称为自然人;第二次出生即为人的社会化的初步完成，这时的人称为社会人。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即人的社会化的过程，要通过教育来完成。著名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e而leDurkhaim1858一1917)在其1903年出版的(教育与社会学》一书中，给教育下的定义是:“教育是年长的几代人对社会生活方面尚未成熟的几代人施加的影响。
其目的在于，使儿童的身体、智能和道德状况都得到某些激励与发展，以适应整个社会在总体上对儿童的要求，并适应儿童将来所处的特定环境的要求。”并认为教育制度的重要功能就是“有系统、有目标地实现人的社会化”，社会化的方式主要是把一定社会中的文化规范及社会价值体系，在个人人格中产生内化作用，以养成个人的“社会化”。①通过对教育概念的历史与多学科分析，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1.教育是个体社会化和人类文化传承的唯一途径和手段。2.教育具有永恒性和历史性。3.教育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机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教育都是某种文化的教育，任何文化又必然是某个民族的文化，因此，任何教育必然是某个民族的教育。综合以上我们对民族和教育的历史与多学科分析，我们已经有了如下基本认识:(l)民族不等于种族;(2)民族不等于国家;(3)每个人都隶属某个民族;(4)教育是个体社会化和人类文化传承唯一途径和手段;(5)教育必然是某种文化教育，而某种文化必然是某个民族的文化，因此，任何教育必然是某个民族的教育。从上述分析来的基本概念中，我们可以推演出如下:1.民族教育不是种族教育。2.民族教育一般不等于国民教育(单一民族国家除外)。3.教育从属于一定的民族，任何教育都是民族教育，无论是原始民族教育、古代民族教育、现代民族教育，还是多数民族教育或少数民族教育。
因此，根据上述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有关专家学者对教育的定义，民族教育的基本概念一般可以表述如下:民族教育是指对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活动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的文化传播和培养该共同体成员适应本民族文化的社会活动。上述民族教育的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实际与前面列举的5种说法中的“单一民族教‘育说”是一致的，只不过表述不同而已。英文表述为ethniceducation。少数民族教育是民族教育的一种形式，英文表述为ethni。minorityeducation。只有在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教育才与国民教育的概念内涵相一致，即ethni。edueation等于nationaledueation。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既有单一民族教育(ethni。edueation，无论是少数民族教育ethniCmino找tyedueation，还是多数民族教育ethnicmajo石tyedueation)，也有复合民族教育(multiethniCedueation)，复合民族只有在真正形成一个“共同文化群体”的时候，其教育才能成为在更高一级层次上的民族教育，这种民族教育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教育(Cross一eulturaledueation)，或称为多元文化教育(muliieulturaleduea-tion)、多元一体化教育(multieultu耐inte脚tionedueation)。笔者通过多年对国内外民族教育理论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潜心研究与分析，认为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应实施“多元一体化教育”，并据此提出了一个“多元一体化教育”的理论构想。②
该理论构想形成的依据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无论是主体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传统文化。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民族自我文化传递和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交流，各民族在文化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不仅主体民族文化吸收了各少数民族文化，而且各少数民族文化中也打上了主体民族文化的烙印，形成了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大家庭中，多种民族文化并存并共同组成代表某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文化群体”，即形成如费孝通教授所说的文化上的“多元一体格局”。“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构想的内涵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教育，在担负人类共同文化成果传递功能的同时，不仅要担负传递本国主体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而且同时也要担负起传递本国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多元一体化教育”的对象不仅包括少数民族成员，而且也包括主体民族成员。“多元一体化教育”的内容，除了包括民族文化外，还要含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少数民族不但要学习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而且也要学习主体民族文化，以提高少数民族年轻一代适应主体文化社会的能力，求得个人最大限度的发展。
主体民族成员除了学习本民族文化外，还要适当学习和了解少数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以增强民族平等和多民族大家庭的意识。“多元一体化教育”的目的是，继承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加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促进多民族大家庭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在文化上共同繁荣，在政治上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友好与和睦相处，最终实现各民族大团结。依据“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构想的观点，单一民族教育与复合民族教育概念的区别有如下几点:1.单一民族教育是某一个民族文化群体的教育，而复合民族教育是由多数民族所组成的共同文化群体的教育。2.单一民族教育的实施对象和实施主体均为同一民族的成员，而复合民族教育的实施对象和实施主体则是“共同文化群体”的成员，也就是说，既可是少数民族成员，也可是多民族的成员。3.单一民族教育的内容是本民族的文化，它们既可是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可是多数民族的文化，而复合民族教育的内容，不仅包含多数民族(或称主体民族)的文化，同时也包含少数民族的文化。4.单一民族教育追求的目标是，对“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的文化传播和培养该共同体成员适应本民族文化并成为为本民族服务的人。而复合民族教育追求的目标是继承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加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促进多民族大家庭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在文化上共同繁荣、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友好与和睦相处，最终实现各民族大团结，培养具有跨民族、跨文化意识的为人类共同利益献身的现代人。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我们已大致可以了解到什么是民族教育、国民教育、少数民族教育、多数民族教育(或称主体民族教育)、单一民族教育、复合民族教育等一些基本概念，并了解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区别。下面我们将从世界各国教育的发展与现状来考察上述概念在实践中的运用。纵观人类文化发展史，当人类进人阶级社会后，国家这一社会组织形态在民族这一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形成了，由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而形成的一种权力组织机构，教育便成为国家对内发展生产、划分社会阶层、实行民族歧视与压迫，对外进行国与国竞争的重要工具。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世界各国的国民教育，除单一民族国家外，绝大多数多民族国家的国民教育实质是主体民族教育，也就是说各多民族国家的国民教育是单一主体民族教育。他们为了掩饰这种民族歧视，则把这种教育称为国民教育，这与本世纪初西方流行的同化主义理论有直接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由于西方发达的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意识的觉醒，以美国黑人运动为主流的各国少数民族提出了国家实施以多元文化为目标的教育主张，也就是说提出了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实施复合民族教育(即多元文化教育)的国民教育的主张。这种主张经过40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世界上一股具有人类美好理想的思潮。
当前，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实施具有复合民族教育的国民教育，即多元文化教育，实质上是在国民教育的框架里，增加少数民族教育的内容，其目的是解决当前和21世纪世界各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面临的实际问题，即一方面少数民族的成员要适应以主体民族文化为主的现代主流社会，以求得个人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要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这不仅是少数民族争取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平等权利，而且更是保存人类社会文化基因库，求得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这是因为人类具有如此的理念: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象征。综上所述，民族教育的基本概念可作如下的阐述:民族教育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民族教育是指对作为有着共同文化的民族或共同文化群体的民族集团进行的文化传承和培养该民族或民族集团的成员，一方面适应现代主流社会，以求得个人更好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继承和发展本民族或本民族集团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社会活动。
广义的民族教育在实践中有如下几种表现形式:1.依照共同化的民族和共同文化群体的民族集团之分，民族教育则分为单一民族教育和复合民族教育两种主要形式。2.依照多民族国家中人口的多少，单一民族教育又分为多数民族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①3.依照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的划分，单一民族教育又分为支配民族教育与被支配民族教育。21世纪前的绝大多数多民族国家的国民教育实质上是占支配地位民族的教育。4.在单一民族的国家，单一民族教育基本上等同于国民教育。5.复合民族教育即多元文化教育，是多民族国家理想的国民教育方式，是民族教育的更高级形态。其近期目标是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其最终目标是发展即将经历国家阶段和全球阶段的“多元一体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