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学和金融学的区别篇1
【关键词】区域资金流动非协调金融发展
一、区域金融流动概述
（一）区域金融流动概念
区域金融流动是指区域间贸易、劳动力转移、投资等行为的产生而引起的区际货币资金流动。本文对区域金融流动的分析基本在金融部门，只对金融资金的流动进行分析，而不涉及实物交易。
（二）区域金融流动的原因
1.追求利益最大化和降低风险。资本具有逐利性，只有当一个地区能够使得资本获得比其他区域更高的利润时，资本才会流入该区域。利润的增加和风险的降低同样能够吸引资本的流入，由于存在交易成本和风险，投资者不仅要关心投资收益，更要考虑投资风险。资本的区域流动可以使的资本通过分散投资、选择最优的投资组合来减低风险。
2.投资者预期决定着资金流向。将资金投向预期收益高的地区是投资者的正确选择。而投资者的预期与地区政府的政策有很大关联。政府予以投资者政策的优惠，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投资者收益的预期；同时当地政府应当保证优惠政策的连续性，使得投资者能够预见未来较长时间内能够获得稳定的利润，因此投资者才能够将资金投资到该地区。
（三）区域金融流动的途经
1.商品买卖形成的资本区域流动。对沿海发达经济来说，商品生产门类多，服务项目也多能够满足当地企业发展所需的物资。而欠发达地区刚好相反，企业需要到外地去采购所需的生产物资，便导致了资金的外流。
2.劳动力流动引起的资本区际流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闲置农民外出打工，是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地，而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是主要的劳动力吸收区。大多数外出的务工的劳动力将钱寄回老家，则形成一股巨大的资金回流。
3.贷款流动引起的资本区际流动。企业的贷款会由于资本逐利的本性流向受益较高的地方，这就形成贷款的夸区域流动。从社会整体看，虽然此举可以产生资源配置效应，获得了更优的产出和效益，但是将致使资金流出地区的发展失血，扩大发展的非平衡型及其弊端，也会存在挤压资金流入地区的金融市场的可能，并增加贷款管理难度。
二、我国区域金融流动的现状
（一）存、贷款的区域分配
从银行角度来看，可以以吸纳的存款数量来代表区域资金吸纳能力，区域资金运用能力则可以通过区域金融机构贷款情况来衡量。2013年全国存款总额为1047654.1万亿，以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划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存款余额达到了60.4万亿，占全国存款总量的57.6%，中部地区存款总额为20.4万亿，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存款总额分别为16.8万亿和7.3万亿。2013年去全国贷款总额为73.2万亿，东部贷款总额为42.2万亿，占比达到了57.7%，另外三个地区的贷款额分别为13.9万亿，11.9万亿和5.2万亿。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该地区的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也差不多占到这个比重，都远远超过了其他三个区域，说明了该地区的资金吸纳能力和资金运用能力都比其他区域强，资金从其他区域向该区域流动。
（二）资本市场上资金的区域分配
2013年全国上市公司数量为2490家，其中东部为1620家，占比为65.1%；中部为421家，占比为16.9%；西部和东北分别为311家和138家。从a股筹资额来看，2013年全国上市公司筹资额为4615.2亿，东部地区筹资额为2642.6亿，占比达到了57.2%；中部筹资931.8亿，占比20.2%；西部和东北地区筹资额分别为898.9亿和142.9亿，占比分别为19.5%和3.1%。通过上数据可以看出，上市公司数量东部最多，且该地区的筹资额占比也超过一半，都超过了其他三个地区的总和，说明资金都流向东部地区。
（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区域分配
我国固定投资一般由政府主导。固定投资体现了国家在全国范围内运用资金，然而不同地区的固定投资额差别很大。2013年全国固定投资额43.5万亿，东部的固定投资额为17.7万亿，占比达到40.7%。而东北地区的固定投资额为4.6万亿，占比不到10%，中部和西部固定投资额分别为12.9万亿和8.2万亿。东部同样的最高的，说明国家在使用资金时，更多的资金流向了东部区域。
三、我国区域资金流动的非协调性分析
（一）金融机构发展不平衡
在我国，企业融资主要是从银行贷款，因此银行信贷资金的流动是区域资金流动的主要方式。我国银行采用的是总行分行制，发达地区经济效益好，资金风险低，金融机构相对就比较发达。总行出于资金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必定会将资金多用于发达地区，这样就必然会将欠发达地区分行的资金调至发达地区的分行，支持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这样就会导致更需要资金来发展经济的欠发达地区的资金减少，阻碍了其经济的发展。
（二）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的非均衡
我国上市公司有超过60%的公司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些上市公司从股票市场上筹集了大量的资金，促进了公司的发展，同时对公司所在地的经济的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而欠发达地区的上市公司无论从公司数量，还是从筹集资金的量上都不能和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较，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由明显的资本外流的现象。总之，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非均衡特征，民间资本通过资本市场从中西部流向东部地区。
（三）直接投资引发的资金非均衡流动
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呈现明显的地区分布。2013年，东部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最多，达到了17.7万亿，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40%，高于其他地区。2013年，全国利用外资达到2490.2亿美元，东部地区利用外资达到1435亿美元，占总量的57.6%，中西部利用外资分别为469亿美元、231亿美元，占总量的18.8%和9.3%。
其次，要重视与周边或发达地区的金融合作，协调不同地区金融和经济发展的矛盾，向发达地区借鉴金融发展经验，扩大金融发展带给经济的乘数效应。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应当帮助欠发达地区成立指导该地区发展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实行适合该区域发展的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1]豆建民.国内资本流动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当代财经，2005，（8）：84-87.
投资学和金融学的区别篇2
一、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实现金融资源优化配置
与会专家认为区域金融合作目前有了一定的发展，已从自发的联系开始走向了主动的、有意识的合作。地方政府、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都已经意识到了金融对地方实体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致力于建立区域金融合作的新机制，加快区域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对其它地区经济的辐射力，缩小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实现各地区和谐发展的目标。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研部主任、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盛松成教授认为，区域金融合作是打破金融资源行政封锁实现全国金融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未来区域金融合作的关键，在于建设多种形式的区域性金融市场，作为全国金融市场的重要补充，加快区域资金的流动，提高区域资源的配置效应，更好地满足区内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投融资要求。同时，应将投资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的主要工作目标之一。
辽宁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白钦先教授认为，目前全国金融和区域金融特别是地方金融发展不平衡，城市金融和农村金融的发展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国有金融和非国有金融发展严重失衡。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会影响到我们整个金融体系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如今多元化的、以地方为主导的经济金融体制。针对金融对外开放问题，白钦先教授强调，开放是手段，不是目的。改革开放的根本原则是维护国家的和安全，提高国民福利。因此，白钦先教授建议，要关注金融领域开放过程中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的不平衡、超国民待遇和反国民待遇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裴长洪所长认为，2007年后兑现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是既定的事实。现在需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应对外资并购。考虑到反垄断法没有出台，外资在并购“排头兵”企业以后，可能引起市场垄断。由于监管措施方面的经验不足，提高准入门槛也是有必要的。第二点是开放经济条件下走出去的问题。裴长洪所长建议，把对企业的金融服务和以中国国家、国家财政的名义对国外援助和债权（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债权）统筹由银行业和金融服务部门来管理经营。
此外，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刘锡良教授分析了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成因：一是资产负债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增加的贷款主要是中长期贷款，客观上要求银行保持更多的流动性；二是在高利差的情况下，银行只要保持一定的贷款规模，就可以维持正常运转，这也是导致流动性增大的一个原因；三是国家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存在矛盾，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以大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和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之间的矛盾。
二、理顺金融市场创新体制，从产品、业务与制度等方面推动金融市场创新
与会专家认为，我国的金融市场创新体制仍然没有理顺。我国的金融创新主要由行政主管部门主导，而不是市场驱动，这不利于发挥金融机构在金融产品创新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影响了金融创新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何德旭副所长指出，必须警惕金融市场创新中的一些问题，例如：金融创新的自然质量低，特别是技术含量比较低；模仿型的创新居多、原创型的创新极少；金融创新中忽视了成本和效益，还没有成为金融机构有效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同时金融创新的外部环境还需不断完善。对此，何德旭副所长强调，金融创新应该是工作在第一线的金融家的行为而不是政府和监管部门合计的结果。金融创新方式必须要从政府或金融监管部门主导向金融机构或市场主导转变，要从模仿型的金融创新向原创型的金融创新转变，要从运动型的金融创新向常规型的金融创新转变。
上海国际集团金融发展研究院陈开元总经理就企业金融创新发表了看法。他认为企业金融发展是推动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突出表现为市场结构不合理。必须通过深化金融改革、特别是从制度上推进金融市场创新来逐步化解这些问题。其中，如何有序推动金融综合经营，孕育发展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是我国现阶段金融组织创新的重大课题。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胡汝银总监认为，对投资者保护最好的市场是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是一个定价非常准的市场，因此需要形成一种非常完整的投资产品结构，所以衍生工具市场的发展是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投资选择的一个必要条件。胡汝银总监认为，股指期货的推出将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几个革命性的变化：改变投资者的投资理念，促使投资者重视宏观的基本面、市场面；同时将使市场交易需求更加多样化；此外，它会引起市场监管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包括消灭政策市、引导金融产品创新市场化等。
三、加强投资者保护制度建设，促进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
与会专家认为，重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是中国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现在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都在加强投资者保护方面的制度的建设，这对于防范道德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将产生积极作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期货部黄运成副主任指出，投资者保护的关键是要建立一套保护机制。具体来说，就是要制定五项制度，即保证金安全存管制度、净资本风险监控制度、高管人员的监管制度、股东责任的落实制度和投资者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即保障基金制度。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刘肃毅董事强调，保护基金公司从成立以来，在证券市场稳定方面已经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在投资者保护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建立了保护基金审核和保护的工作体系；参与和承担了证券公司的托管清算工作；建立了保护基金资金的筹集体系；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保护基金申请使用和使用后专项审计检查监督的办法；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证券投资者教育活动；组织实施了证券投资者保护系列研究计划；推进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
投资学和金融学的区别篇3
摘要：我国的民族地区是经济落后地区，本文详细分析恩施州、来凤县金融发展以及企业的投资现状，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发现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恩施州；来凤县；金融发展；企业投资
一、引言
近年来，恩施州金融机构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为全州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目前，恩施州金融业发展稳定，已形成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等各类银行业机构分工合作的银行组织体系和银行、证券、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2012年末全州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683.81亿元，相比于2009年末的355.75亿元增加了326.08亿元；年末贷款余额为374.33亿元，从州各项存贷款余额占湖北省的比例来看都有所上升。从信贷规模、金融发展环境以及保费收入等的运用来看，恩施州来凤县整体的金融环境还是很适合当地地区的金融发展，无论是国家还是地区都很重视恩施州来凤县的金融发展。
二、恩施州、来凤县投资与投资效率现状
（一）恩施州、来凤县的投资现状
通过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衡量当地的投资状况，该指标能够综合反映投资的规模、速度、比例以及用途。
就全国、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历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减情况来说，从2008年至2012年，各地区每年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都在持续增长。来凤县2008-2011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以36.5%、31.7%、34.3%、18.9%的速率增长（该增长率以上年为基期计算，为同比增长率，下同），恩施州2008-2012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以20.1%、30.7%、34.1%、36.2%、39.2%的速率增长，湖北省2008年-2012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以27.9%、41.6%、31.6%、28.7%、27.6%的速率增长。全国2008-2012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以25.5%、30.1%、23.8%、23.6%、20.3%的速率增长，说明各民族地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长率大多比全国快；另外，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的增速来看，来凤县的增速呈现先减后增再减的趋势，恩施州则保持稳定的增长状态，湖北省从2010年开始出现递减趋势；湖北省每年的投资额均达到了全国的平均水平，但是与全国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来凤县与恩施州相比亦是如此，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均在10倍以上。
（二）恩施州、来凤县的投资率现状
通过某地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当地GDp的比重来衡量该地区的投资率，公式表示：地区投资率=地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地区GDp
从2008年到2012年，来凤县、恩施州以及湖北省每年的投资率，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并且投资率越来越高，呈现不断增长的势头，除了来凤县2008年的投资率，其余的投资率均超过了50%，由此可见，各地区的投资效率都相对很高；从2008年到2011年，虽然湖北省的投资率低于全国的投资率，但是差距不大；除了2009年，恩施州的投资率均高于湖北省，说明恩施州的投资效率很高；2008年到2011年来凤县投资率占据恩施州投资率的比重分别为0.75、0.84、0.83、0.87，均在70%以上，说明来凤县的投资效率非常高。
三、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机构方面
1.金融供给主体单一，发放贷款的门槛偏高由于银行贷款手续较为繁琐，程序复杂，准入门槛高，影响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的积极性。同时，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政策项目占比小，并且不对农民进行金融支持，仅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的单一供给主体。
2.服务意识不强，金融服务创新不足
放贷银行受制度约束，放款条件单一，不能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据调查，农发行有关文件规定，发放贷款根据企业生产的规模和公司总资产的比例，按照最高综合授信额度发放贷款。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当地的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贷款需求、规模等状况也缺乏相应的了解与把握，双方之间缺乏沟通与交流。
3.金融支持力度不足，抑制金融发展一方面，国有银行贷款业务仅服务于大企业，几乎不对农户开放贷款业务，仅部分带有“三农”性质的银行，如农村信用社等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歧视”行为，高门槛贷款，即贷款业务只关注大企业，使得来凤县大部分资金外流，造成银行信贷投资不足，未能将资金很好地投放到当地的县域经济发展中。
（二）企业自身发展方面
1.企业本身资质差，不能达到金融机构贷款标准民族地区大多数企业仍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规模小、产业层次低、投资能力弱、信息披露、统计、财务管理制度不规范；同时企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也相对薄弱，特别一些以手工生产为主的民族特色企业，给贷款带来难度和风险。
2.企业对政策熟识度不够，缺乏积极性与主动性通过调研了解到，当地的企业缺乏对金融机构贷款政策（利率、条件）的了解，更谈不上向金融机构贷款解决资金问题进行投资；另外，在走访的企业当中，大部分企业高层表示对国家民贷款政策有所耳闻，但是具体如何进行操作，如何申请，向谁申请不是特别了解，更别说对于这个贷款资金的使用规范，所以导致总体优惠贷款政策享受情况不理想。
四、对策建议
（一）金融机构方面
1.适度扩大承贷主体范围
一方面，紧密结合本地实际，积极争取扩大县域以及恩施州企业贷款承贷银行范围，除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外，争取将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改制后的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等纳入民族地区企业贷款行列；另一方面，积极加大银行机构引进力度，推动银行机构向乡镇下沉网点，加快多层次银行业金融组织体系建设，为民族地区企业发展提供便捷的融资服务窗口，进而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2.加强金融创新，满足不同金融需求
民族地区金融机构应积极创新，提供更加丰富的金融工具和服务种类来满足当地不同发展需求，从而使得当地金融得到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发展，为企业投资提供良好的经济发展条件；另外，金融机构在贷款决策、约束机制等方面应当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特点和企业的特点，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制定与此相适应的信贷政策，适当降低优惠利率的贷款门槛，简化贷款程序，提高贷款效率。
3.放宽民族地区企业范畴,扩大贷款覆盖面
建议逐步放宽对民族企业在企业性质、经营范围、信贷品种和期限方面的规定,只要产品有利于改善少数民族生活水平和生产条件，都应纳入贷款支持范围,，所有权性质不分个体、私营和国有，不断扩大企业享受贷款，进行投资的范围,，提高惠民信贷政策的惠及面。
（二）企业自身发展方面
1.企业要提升素质，增强竞争力
县域企业要抓住机遇，用足优惠政策，加强内部管理、产品技术开发、市场开发与营销，提高产品质量，研发特色产品，使自身能够在竞争的市场中站稳脚跟；同时，企业要提升品牌的竞争力，诚信守法，不逃废债务，为自身塑造良好的信用记录。
2.积极引进高素质人才，提高企业员工的综合能力重视人才的培养，聘用经验丰富、专业能力强的人才，加强企业的人才创新，利用优秀的人才，带动企业的科技以及经营创新能力，同时，建立健全企业的员工职业发展规划，形成企业独有的企业文化和核心竞争力；另外，企业领导层要积极关注国家的政策，为企业的发展多多进行规划，谋得更快更稳健的发展。
五、总结
在前期收集和查阅了大量相关的文献和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本团队实地走访调研的情况分析，我们发现恩施州以及来凤县的金融发展促进了企业投资，但在影响的过程中也存在着问题与不足。总之，要想增强恩施州来凤县等民族地区的公司投资力度，一方面，需要企业自身不断转变经营理念，提升企业形象，增强企业实力，提高企业信誉等；另一方面，需要当地金融机构积极配合与支持，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产品，放宽对地方企业的贷款限制，增加放贷额度，解决企业投资的资金问题，抛开只对龙头企业、朝阳产业等提供对口服务的“歧视性”偏见，进而建立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即利用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来引导民族地区加强经济发展，进而带动当地的金融发展，加大企业投资，促进企业发展，一旦企业发展壮大，又同时反作用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最终金融机构、企业以及当地政府的友好互助使得民族地区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稳定局面。
基金项目：
本文由中南民族大学2013年研究生服务武陵山区调研实践项目（2013fwwlsq003）和2014年中南民族大学学术创新基金：“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对公司投资的影响研究--以武陵山恩施来凤县为例”以及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民族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税收支持与绩效评价研究（2013-Gm-065）资助。
参考文献：
[1]刘琼.民族地区金融发展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3.
[2]郑军,周运兰.民族地区企业发展和金融支持研究———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调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2）:123-128.
投资学和金融学的区别篇4
关键词：东、中、西部地区；全国；经济发展；金融支持；比较研究；问题对策
一、研究背景
（一）国际背景
国际上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以Goldsmith的金融结构论（FinancialStructuralism）与mckinnon的金融压抑论（FinancialRepressionism）为代表。金融结构论认为金融资产及其结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金融压抑论则强调价格变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低于均衡的实际利率与高估的国内货币等形式的金融压抑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尽管二者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有所区别，但其研究问题的实质都是在寻求金融部门与稳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基本思路是，金融变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重要渠道是投资资源的有效使用及其生产效率的提高，完成途径是通过较高水平的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王维国、张庆君，2004）。
（二）国内背景
多年来，我国学者对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贝多广（1988）、王广谦（1997）、青良（1998）、唐旭（1999）、吴少新（2000）、韩廷春（2002）、曹凤歧（2003）、贺力平（2004）、钟智（2006）等，从整体上解释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揭示储蓄、投资、金融制度、金融结构、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继承了国外金融发展理论的观点，以一国内部不存在区域发展差异的现实为假设，忽略了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针对国外与国内关于一个国家内部不存在区域经济发展差别假设，无法进行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关系研究的缺陷，张军洲（1995）、苟海儒（1998）、谈儒勇（1999）、殷德生、肖顺喜（2000）、蔡志刚（2001）、李广众（2002）、刘仁伍（2003）、周好文（2004）、王莉（2005）、李靖（2006）等，将中国金融发展的研究深入到地区层次，得出金融发展差距是造成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主要原因的结论，揭示了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从而解决地区增长差异的原理。研究的视角停留在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关系的理论研究上，对于如何利用金融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的问题研究比较缺乏。
在中国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张宗新（2000）、崔建军（2001）、张满银、祝丹涛（2002），王小栓、梁军（2003）、朱小燕（2004）、李梅（2006）等，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区域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奠定了通过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单因素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但对于多因素变量之间关系的综合研究尚处于空白。
二、定量研究
本文以1978～2006年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GDp作为被解释变量Y，以1978～2006年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4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论如表1、表2所示。
表1的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4与其GDp之间均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通过F检验的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4与其GDp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多元线性关系。
虽然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4与其GDp之间均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和显著的多元线性关系，但是由于东部、中部地区及全国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4相互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关系而引起的多重共线性，导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全国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解释变量与其GDp之间的多元回归参数b2、b3、b4都没有通过t检验，即在这项多元回归分析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全国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解释变量对其GDp不存在显著的影响。只有西部地区各个解释变量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4与其被解释变量GDp之间的多元回归b1、b2、b3、b4参数全部通过t检验。这一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储蓄X1、金融机构存贷款X2、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3、国有固定资产投资X4对其GDp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如表2）。
为了进一步分析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及全国各个解释变量与其GDp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关系，在消除各个解释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剔除没有通过t检验的各个解释变量，重新进行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及全国各个解释变量与其GDp之间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最终选出通过t检验的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各个解释变量与其GDp多元线性的有效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东部地区各个解释变量城乡居民储蓄、金融机构存贷款、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与其被解释变量GDp之间多元回归的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储蓄、金融机构存贷款、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共同拉动其经济增长，其中作用最大的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其每增加1亿元，将促使GDp增加2.93亿元；其次是城乡居民储蓄，再次是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作用最小的是金融机构存贷款（如表3）。中部地区各个解释变量城乡居民储蓄、金融机构存贷款、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与其被解释变量GDp之间多元回归的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存贷款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拉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作用最大的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其每增加1亿元，将促使GDp增加5.16亿元；其次是金融机构存贷款（如表3）。西部地区各个解释变量城乡居民储蓄、金融机构存贷款、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与其被解释变量GDp之间多元回归的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机构存贷款成为拉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其每增加1亿元，将促使GDp增加4.37亿元。西部地区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居民储蓄成为抑制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亿元，将促使GDp减少0.36亿元；城乡居民储蓄每增加1亿元，将促使GDp减少0.92亿元（如表3）。
全国各个解释变量城乡居民储蓄、金融机构存贷款、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与其被解释变量GDp之间多元回归的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储蓄、金融机构存贷款和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拉动全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作用最大的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其每增加1亿元，将促使GDp增加9.3亿元；其次是城乡居民储蓄，作用最小的是金融机构存贷款（如表3）。
三、研究结论
东、中、西部地区及全国金融与经济多元线性定量关系研究的结论表明，拉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依次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居民储蓄、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机构存贷款，这也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的根本所在。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这也充分说明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东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拉动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机构存贷款，表明投资规模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城乡居民储蓄和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影响不显著，表明中部地区的资金供给及投资效率较低，从而对其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作用。拉动全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依次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居民储蓄和金融机构存贷款，表明投资规模对全国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对全国的经济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反映出全国非国有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从而导致投资效率较低，并对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的结论。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机构存贷款，抑制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是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居民储蓄。这一结论充分显示，西部地区以政府为主导，以国有金融垄断资源配置，以国有经济发展为重心，非国有经济发展弱小，不能有效使用居民储蓄，储蓄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资源配置效率较低，投资效率不高等为特征的金融与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制约的非良性循环关系。
四、存在问题
现代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而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是阻碍其资源积累，是阻碍其金融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如图1）。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同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造成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低效的经济增长与滞后的金融发展。
（一）高度垄断资源配置的经济制度和低效发展资源积累的经济机制
由于西部地区通过国有银行高度垄断资源配置方式实现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绝对权利的经济制度，低效的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储蓄规模小以及由此引起对金融需求少的经济条件，导致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的金融抑制。
（二）国有金融垄断资源配置机制
由于国有金融垄断资源配置机制引起的资本市场规模较小、结构单一，非国有商业银行发展严重滞后，外资银行稀少、金融机构体系缺位，无论是以金融机构为资金中介的间接金融市场，还是以金融机构为服务中介的直接金融市场，都缺乏在市场内在运行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市场价格等信号的变动，引导市场主体行为，进行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所以不能实现储蓄资源的充分动员、储蓄的形成和储蓄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使储蓄资源不能得到优化配置，影响资本形成和投资水平的提高，促使投资效益下降，导致西部地区低效的经济发展。
（三）低效的经济增长和滞后的金融发展
由于政府借助国有银行以非市场经济方式主导投资，加上产权制度和金融体系的缺陷，国内储蓄很难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国有企业享有政府的优惠和扶持政策，国有银行将90%左右的银行信贷资金配给仅占5%的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而将3%不到的银行信贷资金配给占95%的效率较高的非国有企业。政府主导投资机制推动国有金融垄断并支持国有经济发展的结果，导致西部地区较低的投资效率。
以上研究结论充分说明，西部地区国有经济主导，非国有经济发展缓慢，国有金融垄断，资金供给短缺，储蓄投资转化效率较低，投资效率不高，是造成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制约非良性循环关系的根本所在。
五、对策措施
第一，加大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一方面在于通过加大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等公益项目的投资，改变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以便增强西部地区以外非政府投资主体的投资吸引力；另一方面在于通过加大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或加大中央政府对一些大中型企业、项目的参股规模，来提高企业的技术含量，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以便实现西部地区以外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后续投资，从而带动西部地区高效率的经济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带动金融发展，形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第二，打破西部地区国有银行垄断资源配置的格局，发展多种所有制并存的金融机构，创新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供政策性和商业性的金融服务，是提高西部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促进金融发展、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
第三，提高西部地区投资效率的途径在于：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变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机制，规范政府投资行为，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主体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确立以市场化运作为主导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推动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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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学和金融学的区别篇5
资本作为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国民产出的增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资本的不断积累；二是社会分工。分工是经济增长的起点，资本积累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把资本看成是“间接的”或“物化的”劳动，是价值增长的源泉。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也非常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并集中分析了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储蓄率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
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资本更是被赋予了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以致唯资本是论。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高度稀缺资源，资本的形成、规模、结构是影响和制约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和基本约束条件。
根据英国的罗·哈罗德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埃弗赛·多马提出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由于资本——产出比例被假定不变，产出的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从而论证了要想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要有稳定的资本形成，否则就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哈罗德——多马模式得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在此理论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诺克斯于1953年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他将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收入低下，而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收入低下的根源又在于资本匮乏和投资不足，正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存在的“恶性循环”阻碍了经济增长。正如诺克斯所说的：“一国穷是因为它穷”。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于1957年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与诺克斯理论大意相近。他指出发展中国家陷于累积性循环困境的原因在于资本形成不足和收入分配不均等所导致的收入水平过低。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罗森斯坦—罗丹和利本斯坦等认为贫穷国家要摆脱恶性循环，必须在投资上努力“大推进”，通过“临界最小努力”跳出贫穷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以求得平衡增长。
美国历史学家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认为经济起飞的条件之一就是把投资率提高到国民收入的10%以上。刘易斯在所著的《经济增长理论》中认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从储蓄为5%变为12%的过程，以及伴随着这种转变而来的态度、制度和技术方面的一切变化”。
1949年～1951年，在由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w.a.刘易斯、t.w.舒尔茨所作的题为《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措施》报告中，突出强调了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如何提高资本形成率是发展中国家极其紧迫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逊系统地考察了1950年～1965年间2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分析结果表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5%。纳迪里对同一时期的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资本形成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纵观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我们不难看出：在很大程度上，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启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该国或地区如何解决好资金来源问题，二是自身资金积累能力和引进外部资金能力。发展中国家要想取得经济腾飞，必须克服资金的“瓶颈”制约。
二、西部地区的融资现状
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实施了优先发展东部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原来相对薄弱，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缺乏，自然资源禀赋上的相对优势也因区位、政策劣势和投资收益率低下而严重削弱，即所谓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从而出现了东西部发展不均衡，从东至西经济走弱的区域特征。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小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等方面。
1999年、2000年占全国国土面积56.85%，全国人口23%的西部地区的gdp比重仅接近于全国的14.8%。导致西部经济落后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投资不足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项。1999年、2000年西部的固定资产总额分别为4494.32亿、5103.74亿，仅占全国15.05%、15.5%。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少得可怜，1999年、2000年分别仅占全国的2.8%、3.0%。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低下影响了资本形成，导致西部地区资本存量及增量的不足。在区域资金配置方面明显呈现东西部配置不均衡的特点：1999年末西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14498.68亿元，货款余额为13886.74亿元，仅占全国金融机构存货款余额的13.33%和14.81%。这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大开发对于资本的需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作为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西部地区在资本市场上偏居一隅，远远滞后于其它地区，见表2、表3。
表11999年西部筹资情况
地区
新股（亿元）
配股（亿元）
总额（亿元）
西部
67.41
48.35
115.76
全国
531.35
288.93
820.28
比例
12.69%
16.73%
14.11%
表2历年西部与全国上市公司数量
地区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西部
35
42
84
127
148
164
全国
291
323
530
745
851
954
比例
12.03% 13.00%
15.85% 17.05% 17.39% 17.19%
注：表1、表2均引自《中国证券报》2000年3月3日18版。
西部地区本身资金积累尚且不足，然而在资金追逐利润的情况下，一部分西部资金通过银行间融资体系流向收益高而且安全的东部，另外一部分资金又通过资本市场上购买东部大量的证券等方式流向东部。资金逆流的“虹吸效应”使得西部资金“贫血”更为严重。
西部大开发需要巨额资金，然而传统的融资方式已不可能解决西部发展的资金缺口。如果单纯依靠西部地区的自身资金积累或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都是不现实的。当今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导致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不利条件明显增加。9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能源、原材料及其他资源产品的全球性生产过剩，使西部地区寄希望于凭借资源优势，进行大规模资源开发，依靠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以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的设想面临严峻挑战。生态环境的脆弱与恶化，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工业化水平扩张模式存在的条件不复存在，从而大大限制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其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西部大开发依靠改革释放动力的难度加大。随着改革的深化推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必须着手解决一些迫切的全局问题，如解决再就业，确保经济增长，规避金融风险，加强国防等发展难题。中央财政收支更为紧张，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5年的10.7%，2000年这一比例也仅为15%。近年来，国家所直接掌握的预算内资金已经十分有限，财政预算内资金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比重已由1981年的28.1%下降为1996年的2.7%，2000年虽有所回升但也仅占6.4%。国家财政收入回旋余地小，国家主要财政目标指向被迫调整，用于支持西部开发的能力因而受到限制，即使国家把其所掌握的全部资金投向西部地区，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西部地区若仍抱着“等、靠、要”的固有思想，企图依靠中央政府大规模投资启动西部地区经济是不切实际的。
三、西部融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
西部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资本要素的积累和流入，而资本要素的净流入在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中，关键取决于资本要素在西部收益率的高低，资金收益率的提高相应会带动技术、人才的流入。目前西部地区由于本身不能克服的区位劣势以及历史遗留的经济弱势，难以吸引资本流入。
要加快西部经济增长，解决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西部地区必须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运用新思维、新方法，依靠市场机制，培育资本市场，采取多方位、灵活有效的融资方式和渠道，通过国家资金的注入，以“四两拨千斤”，启动并诱导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和社会资金，使之流向西部地区，从而带动西部经济腾飞。
（一）通过对西部财政税收的扶持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适时提高中央财政投资资金在西部地区的比例，建立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目的、有重点地将财政资金集中于一些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和规模效益的项目，比如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资要充分发挥先导性投资作为“领头羊”的作用，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为后续的资本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充分带动全社会投资。
1.发挥财税政策的杠杆作用，引导东部地区的资金向西部转移。允许西部实行差别税率制，对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关联度高、带动外部效应强的投资给予税率优惠。税收返回的政策，以扶持支柱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或者通过一部分财政资金以财政贴息、财政参股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公共设施投资，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和“乘数效应”，创造能与东部地区竞争的条件和环境，弥补市场缺失，提高西部地区的资本利润率，增强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向西扩散创造条件。
2.发行长期性西部开发特别国债，保持西部经济增长。可以考虑中央赋予西部地区省一级政府一定的融资权限，以省级财政为担保，发行区域性中长期建设债券，吸引社会闲散资金，用于能源交通基础建设、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教基础设施建设等。通过将一部分储蓄直接转为有效需求，发挥更好的财政扩张效应，保持经济增长，还可优化产业结构，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3.在西部地区或全国发行多种形式的募集资金，为西部经济增长奠定良好基础。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发行方式，加大返还比例，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将社会闲散资金聚集起来，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以支持西部大型重点工程建设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使西部经济的增长有后劲。
（二）开放西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在金融方面，国家必须改变货币资金配置的不平衡状态和金融政策“一刀切”的做法。应考虑对西部实施有区别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开放西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以促进西部经济发展。
1.强化信贷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融资的方便。在西部中心城市建立中国西部金融中心，成立西部开发银行，统一组织经营西部大开发所需的投资项目，信贷融资等银行业务。强化银行信贷支持，包括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信贷投入。将筹集到的资金作为重大基础的资本金，重点企业技术改造的配套资金，以及支持私营、个体等非国有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贷款。
放宽投资领域，大力支持西部地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尤其要充分利用bot融资和资产证券化融资这两种国际上通行的融资手段，使企业融入到国际资本大市场，学习国外市场先进的资本运营理念和管理手段与经验，加快国内外信息市场沟通的步伐，提高我国大型企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外资从事农业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在配套资金、经营权、外方控股权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东部地区的“三资”企业“西进”。这对西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这些西进企业往往是所在产业的技术领先者。他们为西部所带来的高新技术直接促进所投资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通过技术扩散对当地的国内企业起技术创新的示范作用。
2.优化区域金融组织体系。一个地区的金融机构越多，那么引入的资金也会越多。入世后，央行在市场准入限制上应向西部倾斜。目前西部金融机构数量偏少，应对西部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管理条件，适当降低西部地区设置区域性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资金、营运规模等方面的要求，大力促进西部地区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加大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力度，在若干中心城市设立外资银行。积极引导外资金融机构“西进”，使其享有相当甚至高于沪、粤的金融政策。
设立国家西部开发专项基金，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多渠道筹集资金。中央财政专项拨款占主要部分，各省市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能力划分不同等级确立出资比例。将专项基金用于西部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的投资补贴，以弥补市场失效。
3.建议实行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赋予西部区域的人民银行分行一定的准备金浮动权和再贷款权，对存贷款利率也可允许有适当幅度的浮动。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对中、西部地区的贷款利率应有别于东部地区，使其与西部地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相适应。为了增强西部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可适当调低中央银行对西部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同时对西部金融机构在税收和利润留成上给予一定优惠，提高其贷款积极性，支持西部企业建设。
4.加速培育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解决西部地区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资本市场具有资本聚集的功能，能够在短期内增加企业的长期资金来源，适合大规模的西部经济开发和建设。首先，大力发展股票市场，扩大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的数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西部地区政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要在规范运作，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力争更多的公司上市。当地政府必须树立新思维，舍得“靓女先嫁”，把一批质量高、效益好的规范化企业推荐上市，而不能像过去一样以企业脱贫解困为目的“圈钱”。而且，应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壳”资源，支持现有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营，通过产权、股权、债权等交易实现企业资产重组和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将固有资产尽快退出并变现，并带动关联企业的发展。通过创造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示范效应，以增强国内外资金进入西部的信心和吸引力，同时也为自己及其他西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创造有利的条件，以形成“双赢”局面。其次，鼓励高科技风险企业在创业市场融资。风险投资是高科技企业的“孵化器”。体系健全、资金实力雄厚的风险投资机构，能为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提供经费支持和服务，促进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加大西部企业的科技化，提升其竞争力。对于一些外向经济程度高，竞争能力强的企业，可以认真遴选，积极推向海外市场，如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香港创业板市场等。一些规模较小、改制规范，但暂时不够交易所上市资格的股票，可创造条件，争取在区域内证券交易中心开展柜台业务，安排区域内尚未公开上市的股票进行柜台交易，活跃本地的资本市场。第三，建议在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开辟期货市场交易所。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自然禀赋得天独厚，大量的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急待开发和利用，西部期货交易所的运行有着天然的优越条件。因此可考虑在资源主要集散地建立期货交易所。如在昆明成立中国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所，在乌鲁木齐成立棉花期货交易所。在风险控制的前提下，西部地区应加大对期货市场的扶持，培育实力雄厚的期货经纪公司，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回避或分散价格波动的风险，以达到锁定收入成本、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发挥其作为物资、信息集散地的幅射功能，加快商品物资流通，促进区内外经济循环，稳定与发展社会经济。第四，为扶持高科技风险产业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积极发展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积极稳妥地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尤其要大力发展以股权方式直接投资的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投资资金不足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一直是制约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特别是中外产业投资基金是实现科技产业化和加强基础产业的有效途径。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融资方式日显重要，是加快基础产业建设，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的强劲助推器。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通过规范、透明的市场化操作吸引国内外社会闲置资金，分散市场投资风险，还可以向企业注入资金，将企业从巨额债务中解脱出来，按照市场机制塑造新型投融资主体，改变以前财政拨款或银行贷款的软约束投资方式，因而有利于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转换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四、结论
西部大开发，是国家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缩小地区间差距的重大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体上属于一种投资推动性经济，保持着“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良好态势。资本的积累对整体经济的增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资金匮乏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部大开发就是一个资本不断积累和流入的过程。当然，根据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以及重视人力资本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地区的经济成长还离不开技术、人才、知识等的相关因素的推动。但是，这些生产要素最终都要归结为资本收益的高低。资金收益率提高会相应带动技术、人才收益率上升，吸引技术和人才要素。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良性互动就会将经济增长的列车推上持续增长的快车道。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投资学和金融学的区别篇6
关键词：中央商务区（CBD）；基础设施；投融资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7-77-03
一、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主体
（一）政府类投融资主体
政府类投融资主体是由政府部门衍生出来的，以政府信用为基础，其主要以政府融资平台、政府信用担保、土地财政以及地方债发行为主要存在方式。在我国，政府类投融资主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政府类融资主体的融资模式较为单一。一般情况下，这类融资主体的资金主要由政府财政和银行信贷提供，各种融资金融工具运用较少，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发展较好的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比例很低，一些近几年快速发展的信托融资、资产证券化融资、风险投资基金、融资租赁等融资工具在政府类投融资中发展滞后。近十年来，中西部地区政府类融资主体融资渠道和融资模式单一的状况已开始逐渐改善，但力度与范围和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第二，土地财政难以为继。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力明显不足，建设性支出几乎要靠一般预算收入以外的其他资金来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金收入。但是由于土地具有稀缺性，一次性的土地批租收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弊端非常明显，具有不可持续性。第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弊端日益明显。一方面表现为融资规模快速增长，形成巨量隐性政府债务风险，这些融资平台的债务能否及时得到偿还存在着制度风险；此外有些融资平台公司设立条件不够严格，其运行也缺乏有效约束，管理人员缺乏必要的风险防范常识，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在融资过程中较易发生决策失误。
（二）民间投资主体
民间投资主体是指不依赖于政府信用的民营企业和个人投资等投资主体。民间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在我国增长潜力巨大，投资效率也较高。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西方开始尝试探索民间资本参与国家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民间投资所占比重较小，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发展前景很广。因此，在政策方面应该改革现有规章制度，扫除对国内民间投资所设置的障碍，采取积极鼓励措施来激活民间投资潜力；同时可以将已建成的基础设施项目通过转让给民间投资者或者通过收购、兼并、控股、租赁等方式来盘活资产存量，筹集新的建设资金。
（三）外资类投资主体
国际资本正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通常，在健全的投融资体制中可从外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国外民间资本等渠道直接投资获得国际资本。利用外资的成本较低，如利用德国政府软贷款，年利率只有0.75%，还款期40年，还可宽限10年。但是利用外资，国内审批程序较为复杂，与外国政府谈判及咨询评审周期较长，不确定因素较多，因此地方政府应在中央政府许可下积极主动与外资方联系，而且这种融资方式适合我国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四）公司合作（ppp）投资模式
20世纪90年代后，一种崭新的融资模式ppp模式，即“公共部门―私人企业―合作”的模式，在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流行起来。ppp投资模式的参与方包括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特别是在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项目，比如公路、铁路、地铁等一次性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司合作模式主要有特许经营、外包、私有化等三种类型。这种投资模式一方面兼顾了私人投资部门的盈利要求同时又能高效率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比如在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可以与民营企业通过出售、租赁、运营和维护合同承包等形式来合作，政府向民营企业发放特许经营证进行经营管理，这种模式提高了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此外，对于已经建成和改造的基础设施，可以通过LBo模式（租赁―建设―运营）、BBo（购买―建设―运营）或者建设等形式与民营企业合作。这种公司合作模式加快了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的速度，一方面提高了基础设施功能，另一方面也为新建设施提供了一定资金。
二、基础设施投融资现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基础设施投融资现状
北京CBD最近几年人口、产业加速聚集，公共服务建设也有待完善，基础设施水平明显提高，但交通环境仍不尽如人意。目前，在北京CBD区域内，平时90%以上的道路处于饱和状态，尤其是CBD的核心地段，由于道路稀疏、人车混流等因素引起的交通拥堵问题更为严重。再加上CBD区位特殊、房价上涨迅速、道路拆迁补偿标准远远落后于项目拆迁补偿价格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拆迁居民对拆迁补偿价格的期望值普遍较高，而可以用于拆迁的土地出让金总额又已相对固定，致使拆迁难度大已经成为制约区域开发特别是道路建设速度快慢的主要因素。
充足的资金来源是大规模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条件，资金就如同城市建设组织体系中流动的血液一样，若供血不足，很可能造成整个系统缺乏活力，甚至崩溃。从投资结构看，我国现有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财政拨款、银行贷款、债券投资、自筹资金、外资及民营资本等，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有力地缓解了现阶段基础设施新建、扩建所带来的资金紧缺压力。根据2013年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统计资料，财政拨款占投资总额的24.58%，是基础设施建设重要的资金来源，其中地方政府财政承担着城市建设的大任，且政府财政投资的主体地位并未随着市场化的融资方式的开展而动摇。此外，国内贷款和自筹资金（包括单位自有资金）也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自筹资金因其成本小、使用灵活、风险低等特点，成为筹资主体十分青睐的资金来源之一。相对而言，利用外资和债券筹资仅占0.41%和0.27%，尚未发挥其应有的市场化融资功能。因而，在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投融资政策及监管环境不利的条件下，亟须开发亟需开发多样化、多层次的融资渠道，以弥补现有融资结构的不足。
（二）基础设施投融资存在的突出问题
1.政府在投融资体制中的公共职能不清
中央商务区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公共性和企业性的双重特质。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的经营权受政府控制，处于政府的监管之下，具有垄断性，行业准入门槛高，需得到政府授予的特许经营权；另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的管理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按照独立经营、收支平衡的原则进行日常经营。这样的双重性质使城市基础设施的营运管理较单一性质的政府行政或民间企业都更为复杂。政府既是企业所有者，又是社会管理者和市场管理者，因而存在严重的角色冲突。而政府职能界定不清，往往会导致投资运营中责、权、利无法统一，企业筹资的市场化道路也遭遇阻碍。
2.融资渠道狭窄，融资结构欠合理
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入规模大、建设周期长、运营成本（建设维护和维修费用等）高、资金回收慢等特点，需要稳定的、长期的、低成本的融资渠道与之相匹配。而目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有限的政府拨款、短期银行贷款和难以持续的土地经营集中渠道，利用债券、股票、基金等市场手段筹集的资金对巨大的资金需求却是杯水车薪。狭窄的融资渠道使地方政府成为建设资金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投资主体，在财政入不敷出、预算内资金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用于CBD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预算外收入及基础设施维护税，但资金总量很小。而且为了吸引外资，常常减免对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使本来有限的资金变得更加微不足道。
3.项目资金运行低效，资金浪费现象严重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作为一种重要的筹资途径，在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从另一面看，又存在多种问题，例如不进行实际调查而盲目作出投资决策，不同性质的投资项目捆绑运作，缺乏相互制衡又权责分明的法人治理机构，监管不力等，导致融资平台内部资产收益率低下，基础设施规模小、质量差，项目延期、中断、维修频繁等情况经常发生。另外，由于国内各城市没有系统地学习CBD相关的理论知识以及实证案例研究较少，对CBD的内涵并未真正理解，常常将CBD与城市商业中心混为一谈，“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被搬上建设日程，资金投入成千上万，最终导致“竹篮打水一场空”，不仅造成重复建设城市基础设施，而且浪费了大量物力财力，无形中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这将阻碍CBD的长期发展步伐，降低城市经济增长的活力。
三、我国中央商务区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与探索
棚户区改造是我国政府为改造城镇危旧住房、改善困难家庭住房条件而推出的一项民心工程。2013年7月1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指出要通过采取增加财政补助、加大银行信贷支持、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扩大债券融资、企业和群众自筹等办法筹集棚改资金，但大部分城市仍然面临融资渠道窄、资金缺口较大等难题。2015年9月16日，财政部下发《关于做好城市棚户区改造相关工作的通知》表示，2015年全国城市棚户区改造目标任务为540万套，资金压力顺势剧增。在全国棚户区改造经验交流会上，部分地区提出创新性的棚改融资策略，表现出了强大的动员各方面资金投入到棚户区改造的能力。
（一）青岛棚户区创新资金运作模式
为加快棚户区改造进度，把老城区“做优做美”，青岛市提出设立棚户区改造专项基金，实行专户管理制度，对棚改资金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专账核算、封闭运行，其棚改两级共管基金运作筹资模式与全国同类城市相比属于首创。建立两级棚户区改造基金，即市级、区级棚户区改造基金，其资金来源包括公共财政预算安排、土地储备增值收益、市级转移支付、返还原属市级土地收益等，并在财政预算安排、土地收益返还、项目贷款之间实行年度动态调控，以确保棚户区改造资金盈亏平衡。同时，政府还建立了全过程的监管机制，实行部门联动监管制度和债务风险防控制度，一方面对项目改造实施方案、征收补偿费用等各个成本控制关键环节，另一方面对区级棚改贷款资金实行额度管理，防范政府偿债风险，维护政府信誉。此外，国开行青岛分行以提升城镇化质量为着眼点，进一步发挥在地方棚户区改造领域的先锋先导和骨干支撑作用，积极探索“市带县”融资模式，推动创新金融产品先行先试，主动引导保险、社保等社会资金和设立棚户区改造专项基金以拓宽资金来源，继续为青岛市加快建设宜居幸福现代化国际城市贡献力量。
（二）投融资平台发债的城投债模式
一般而言，债券融资适用于具有公益性强、回报周期长、融资需求大等特点的市政公用类项目。地方融资平台公司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筹集资金，一方面按照募集资金投向，可以推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体制改革，改善城市生活条件，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按照规范、公开、透明的要求，还能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降低融资风险、促进债券市场发展。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行债券的模式，需要地方政府上报，中央审批，但因资金成本较低，发行数额较大，是当前主要的地方建设融资手段之一。城司的组建模式主要有两类，绝大部分是以土地、房产及市政资产（自来水、供电供热）等注资成立平台公司，其后期管理及运作以当地财政局为核心，有明显的第二财政色彩。其次是以国有资产注资，以当地国资委为核心开展运营管理，这种模式组建的公司或多或少是按市场经济规则运行的。城投债模式虽然有效缓解了政府公共投入的资金压力，但也助长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无限膨胀。因此，随着信贷投融资比重的不断提高，政府融资主体应当向规范化方向发展。特别是不能盲目扩大城司的融资能力，选择真正有实力的融资主体运营，通过规划规范在前、市场化运营跟进的方式打造区域融资主体，防止政府陷入更加严重的财政危机。
（三）政府引导性发展投资基金模式
对于项目资金不足问题，可参照青岛创新资金运作模式，通过政府引导建立中央商务区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专项发展基金模式是典型的市政府引导下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在运作方式上有一定的市场化特征，通过政府的资本导向驱动民间资本来参与，将风险和收益向民间资本分散，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直接投资压力。在具体的项目运作上，政府投融资平台为项目的开发建设主体，基金对基础设施建设、安置房建设、物业经营等项目进行股权投资或提供债权融资，以股权投资为主，政府投融资平台对发展投资基金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风险；其他投资人以其投资金额承担有限责任；基金以所持股权对所投资企业承担有限责任。该模式充分利用了地方政府、社会企业和银行三方的力量，通过市场化手段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将政府和市场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建立CBD发展基金，对中央商务区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点对点融资操作。由于通常资金来源充足稳定，有助于形成合力，实现多方共赢联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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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海波.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法律原则、问题及路径[J].行政法学研究，2011，（04）：40-4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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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雅庆.青海省棚户区改造融资的难点及模式[J].青海金融，2014，（08）：36-38.
投资学和金融学的区别篇7
本文在构建金融发展指数及其结构指数（金融中介发展指数和股票市场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开展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研发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金融发展能够缓解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提高；但金融中介发展的作用显著高于股票市场发展，且金融发展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和研发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改善我国金融约束政策环境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
关键词：金融发展；融资约束；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随机前沿方程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0YJC630006）；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资助项目（tJYY12-033）
作者简介：翟淑萍（1975-），女，天津人，经济学博士，天津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公司金融理论与实证研究；顾群（1978-），男，上海人，管理学博士，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会计学系讲师，主要从事资本市场与公司财务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2-0138-06收稿日期：2012-08-30
一、文献综述
Fazzari等（1988）开创性地提出融资约束的概念，即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由于内外部融资成本存在较大差异，无法支付过高的外部融资成本导致融资不足，由此使投资低于最优水平、投资决策过于依赖企业内部资金。
Solomon（2002）认为良好的金融体系不但能够向技术创新体系提供技术创新所需要的大规模资金投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而且资本市场通过为技术创新者提供长效性的激励功能、分散风险和共享机会，可以促进技术创新行为的长期化、稳定化和持续化。Gorodnichenko等（2010）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的研究表明，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制约了企业融资和创新活动，从而降低了微观经济的产出和收入水平。
国内有关地区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地区总量和结构数据开展。从企业微观角度的研究成果有李颖等（2009）基于广东企业的问卷数据对广东省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能力开展的研究，表明科技创新效率与主要金融指标成显著正向关系，且资本市场、银行、保险公司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依次递减。凌江怀等（2010）对广东省企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外源融资对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风险投资、FDi、民间借款、银行、证券等融资来源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由弱增强。
国内对地区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成果涉及了总量和结构（融资来源），总体而言金融发展促进了企业或地区金融创新，但从结构而言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而从企业微观角度的研究，一方面没有深入比较金融发展结构对不同性质企业创新效率影响的途径差异；另一方面，仅局限于个别地区的分析，难以反映地区间金融发展不平衡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途径和机制。本文在这两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为2006年以前上市的沪深股市所有a股高新技术企业，剔除St公司以及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样本为2006年～2010年97家公司的平行面板数据，共485个样本。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依据为上海聚源数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公告，公司财务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研发投资的数据均手工搜集于上海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布的上市公司年报。
（二）检验模型的设计
投资学和金融学的区别篇8
笔者运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总体及分区域影响。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对我国内资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并且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关键词：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研发投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14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cdjxs12020015）；教育部人文社会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1xjc790007）。
作者简介：冉光和（1955-），男，重庆潼南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政金融学研究；张冰（1986-），男，重庆九龙坡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财政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庞新军（1975—），男，江苏徐州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财政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2-0121
-06
收稿日期：2012-06-26
一、文献综述
一直以来，国内外学者从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等视角对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在金融发展方面，国外学者carlin等（2003）认为国家发达的金融信贷市场与依赖外部融资的企业研发活动具有正向作用。canepa等（2008）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存在的融资约束能影响高技术企业和小型企业的研发行为。keith等（2012）研究得出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是影响其产业及企业研发强度的决定因素。国内学者陈仲常等（2007）认为外部金融筹资环境是影响企业研发活动的重要原因。解维敏等（2011）研究指出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和区域金融发展都积极地推动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水平。
在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方面，helfat（2000）研究认为外资企业的存在会强迫东道国企业进行自主创新活动。kathuria（2008）研究指出一国市场开放度越高将促使国内企业进口技术而非进行自主研发。sasidharan等（2011）研究发现fdi对东道国国内企业的研发活动具有促进效应。蒋殿春等（2005）认为fdi能通过示范效应和科技人员的流动等促进国内企业扩大研发投资。王红领等（2006）指出fdi对国内企业的研发行为具有正向效应。范承泽等（2008）的实证结果显示fdi对中国国内企业研发投入的净作用是负向的。陈羽等（2009）研究得出fdi的进入会促进技术领先的本土企业增大创新研发投入。吴永求（2010）研究表明我国fdi的流入推动了国内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
从上述研究可看出，分析金融发展、fdi对企业研发投入作用效果的文献颇为丰富，但大部分都将二者对其的影响效应进行单独分析，较少考虑二者对其产生的整体效应，且考虑我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和fdi分布存在显著性差异对其造成不同影响的文献也较少。基于此，本文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尝试对金融发展和fdi共同影响我国内资企业研发投入的总体效应及分区域效应进行实证，以期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促进我国内资企业研发投入增长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
投资学和金融学的区别篇9
关键词：城镇化；政府引导；系统动力仿真
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8－0070－0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8.20
一、引言
广东省欠发达地区由于商业银行经营战略的取向、担保体系不健全、县域保险体系不完善、市场主体缺乏有效的抵押物、财政补贴力度不够、税收优惠不多等诸多原因，导致了金融机构存贷比低、资金闲置或外流，金融资源没有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经济发展，弱化了金融对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的推动作用[1-2]。以粤北地区广东清远市为例：2003―2009年，清远市金融机构存贷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存贷比平均为48%，分别比广东省和珠三角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比低14和1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2009年末清远市以非农业人口比重表示的城镇化率仅为29%，位居全省倒数第五①，分别比广东省、珠三角平均水平低23、42个百分点。
一方面城镇化背景下基础设施、中小企业、农业产业化组织、城镇居民资金需求不断增大，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源却不断流出本区域。在城镇化升级为国家重要战略方针背景下，有必要通过政策引导将更多信贷资源留在本区域内，甚至吸引辖区外金融资源以更好地服务于本地经济加速城镇化建设。基于此，本文以下部分将以粤北山区清远市为例，对政府引导信贷资源支持欠发达地区城镇化建设模式进行论证，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动力分析这一工具②，从动态系统的角度将信贷支持与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进行定量的系统仿真研究，以探索不同信贷支持力度下城镇化率变化的规律，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二、引导信贷支持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引导信贷资源服务清远市城镇化的必要性分析③
1．完全市场化会导致市场失灵。逐利性是商业性信贷资金的天然本性，各类金融机构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必定要按照成本―收益法则对贷款项目进行营利能力分析，这也是保证其对城镇化资金可持续性投入的内在要求。清远市属于欠发达地区，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企业、个人会产生巨大的资金需求，完全依靠市场化手段，会出现“市场失灵”行为，金融资源会源源不断流向发达地区，出现“纳克斯”恶性循环。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依靠市场自发方式，而要立足主动的建设，因此为更好发挥金融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加强清远市城镇化进程，有必要对金融资源进行引导。
2．城镇化对地方、国家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长期以来，由于内需不足，我国形成了依靠投资和出口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城镇化可以有效的拉动内需，对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央要求要以中小城镇和小城镇为发展重点，放开户籍制度，着力推进城镇化。地方受制于城镇化过低的倒逼影响，也在大力通过招商引资，发展工业以促进城镇化。既然政府层面上如此高度重视城镇化，政府在招商引资，以工业化促城镇化的同时，应重视金融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有必要对金融资源加以引导。
（二）引导信贷资源服务清远市城镇化的可行性分析
1．城镇化金融与农村金融有所不同。城镇化进程中所派生出的各种金融需求与农村金融需求相比风险较小。随着珠三角产业转移的推进，大城市的工业生产链条已经逐渐延伸到县域、镇域，产业集群使企业间的相互协作、合作关系更加紧密，这些都在迅速地改变着县域的经济结构①。县域经济不是风险较大的农业经济，县域金融市场也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弱势市场。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规模化、产业化生产方式被大规模采用，形成了“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等联营化生产模式，这些都有效地降低了农户生产的风险。
2．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等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县域金融的发展。央行明确提出“鼓励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将新吸收的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银监会强调“2010年各银行金融机构小企业信贷投放的增速要确保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信贷投放的增量要确保不低于全年”、“2010年涉农贷款要努力实现‘三个高于’目标，即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速高于贷款平均增速，增量和占比均高于上年”。这些都为引导金融资源服务县域，支持城镇化进程提供了政策环境。
三、引导信贷支持广东清远市城镇化的系统动力学分析
（一）金融发展促进城镇化的传导机制分析
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作用于城镇化进程。
1．金融发展为城镇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城镇化的实质是农村居民进入城镇、落户城镇，因此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发展，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如交通、市政等需求会越来越大。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除了来源于财政拨款外，主要来源于银行信贷、市政债券等。而金融部门的职能正是通过聚集社会闲资金，积少成多，将个人和企业盈余配置到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去，因此金融发展可以为农村居民进入城镇提供“安居”的环境。
2．金融发展为非农业产业提供资金支持。城镇化的实质是要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而吸纳规模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有发达的非农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因此，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支持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提高非农就业人口比例，为农村居民进入城镇提供“乐业”的环境。
3．金融发展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城镇化进程要求在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的同时，还要保证农村能为城镇化提供足够的农业剩余（如农产品），即要保持并不断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随着农村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农业产业化生产、规模化生产必将取代小农生产成为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因此，金融发展可以为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生产提供金融支持，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民增收，从而加速城镇化进程（见图1）[3]。
（二）引导信贷支持城镇化的系统动力学仿真
1．系统模型的混合图
以金融发展作用于城镇化的传导机制为基础(见图1)，运用系统动力学软件（Vensim5.8），建立系统动力学流程图（见图2），以对金融发展推动城镇化进行仿真。模型中3条回路分别为：（1）城镇化水平金融增长率储蓄投资转化率投资增长率城镇化速度城镇化水平；（2）城镇化水平金融增长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农业贷款增速农村GDp增长率农民收入增速城镇化速度城镇化水平；（3）城镇化水平金融增长率储蓄投资转化率企业融资增速二三产业增速非农就业增速城镇化速度城镇化水平。
2．系统方程的构造
在系统动力学混合图建立完成后，要对混合图中所涉及的所有变量参数赋予初值以及建立函数关系才能运行。本文的参数初值用《清远统计年鉴》（1998―2009）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统计监测管理信息系统的原始资料进行回归分析和指数平滑法初步确定，然后在模型调试中不断修正，取使模型结果相对稳定且仿真结果与真实值总体误差水平达最小时的参数，作为模型最终运行的参数。本文系统动力学模型的主要变量及其模型数值关系如下①。
金融规模总量=inteG（+金融规模总量增加值，金融规模总量初值）（万元）
金融规模总量增加值=金融增长率×金融规模总量（万元）
金融增长率=金融历史增长率×城镇化水平×1.7
金融历史增长率=0.05
城镇化水平=inteG（+城镇化速度，城镇化水平初值）
城镇化速度=（1+历史城镇化速度）0.4×（1+农民收入增速）0.3×（1+非农就业增速）0.2×（1+投资增长率）0.1-1
历史城镇化增速=0.006
农民收入增速=（1+农村GDp增长率）0.5×（1+农民收入历史增速）0.5-1
历史农民收入增速=0.03
农民收入水平=inteG（+农民收入增量，农民收入初值）（元）
农民收入增量=农民收入水平×农民收入增速（元）
农村GDp总量=inteG（+农村GDp增量，农村GDp初值）（万元）
农村GDp总量=农村GDp总量×农村GDp增长率（万元）
农村GDp增长率=（1+农业贷款增速）0.8×（1+农村历史GDp增长率）0.2-1
农村历史GDp增长率=0.05
农业贷款规模=inteG（+农业贷款增量，农业贷款初值）（万元）
农业贷款增量=农业贷款规模×农业贷款增速（万元）
农业贷款增速=（1+储蓄投资转化率）0.8×（1+农业贷款历史增速）0.2-1
农业贷款历史增速=0.05
储蓄投资转化率=金融增长率×对金融资源的引导力度×1.6
对金融资源的引导力度=1
城镇基础设施投资=inteG（+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增加额，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初值）（万元）
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增加额=城镇基础设施投资×投资增长率（万元）
投资增长率=（1+储蓄投资转化率）0.7×（1+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增速）0.3-1
固定资产投资历史增速=0.04
非农就业规模=inteG（+非农就业增量，非农就业初值）（万人）
非农就业增量=非农就业规模×非农就业增速
非农就业增速=（1+二二产业增速）0.8×（1+非农就业历史增速）0.2-1
非农就业历史增速=0.04
二三产业增速=（1+企业融资增速）0.6×（1+二三产业增速）0.4-1
企业融资规模=inteG（+融资增量，企业融资水平初值）（万元）
融资增量=企业融资规模×企业融资增速
企业融资增速=（1+储蓄投资转化率）0.7×（1+企业融资历史增速）0.3-1
企业融资历史增速=0.05
3.政策变化对城镇化影响的仿真与结果分析
以2006年为基期，仿真时期为2006―2018年，分别给出当引导力度为1和引导力度为1.2、1.4时各主要变量的动态变化情况（见图3~图7）。引导力度为1表明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对金融资源保持当前的态度，引导力度为1.2表明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出台措施，对金融资源引导力度加大20%；引导力度为1.4表示对金融资源引导力度加大40%。仿真结果表明，如果加大对清远市金融资源的引导力度，非就业规模、企业融资规模、农业贷款规模、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城镇化水平等将会上升（见表1、图3~图7）。加大对金融资源的引导力度，将有利于提高清远市城镇化率。当引导力度为1时，到2018年清远市城镇化率为65.57%；当引导力度为1.2时，到2018年清远市城镇化率为67.90%；当引导力度为1.4时，2018年清远市城镇化率为70.29%[4]。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在探讨了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的作用机制基础上，建立了系统动力仿真模型并分析了不同政府引导力度下信贷对清远城镇化率变化的影响。仿真结果表明：加大对信贷资源的引导力度，将显著提高清远市城镇化率。因此，作为欠发达地区的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应通过优化本区域内政策环境以诱导更多的信贷资源服务城镇化建设，从而加快城镇化进程。具体有以下几点：
1．完善激励机制，引导商业性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一是政府和金融管理机构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培育市场主体、实现机构多元化、促进市场竞争的同时，利用税收优惠措施保障金融机构的资金收益和获利水平，吸引更多的本地资金、外部资金和金融机构进入清远市辖区内，激励各类金融主体提高服务于城镇化的功效。二是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按各金融机构对城镇化的支持力度给予物质和非物质奖励，如：可根据辖区内各银行类金融机构对本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给予相应的税费减免优惠、优先给予其政府性质投资项目融资的机会、央行给予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再贷款利率等方面的优惠。对积极参与辖区城镇化建设的金融机构给予明确的褒扬和宣传，从而对其产生良好的正面效果和社会声誉，提高其信用水平和公众形象，节约其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
2．发挥政府作用，引入开发性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一是加强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的合作，组建综合性融资平台，包括城建平台和中小企业融资平台，赋予融资平台整合各种资源以建立偿债机制。二是由地方政府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地区的战略规划需要，整合内部资源，选择确定项目，推荐申请开发银行借款[5]。
3．加快建立和完善担保体系。一是各级政府可通过积极推进和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推动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为企业融资创造条件。二是可建立担保基金补偿机制，增强担保公司资金实力，可在财政支出中按比例提取启动资金，建立市、县、乡多层次的信用担保机构，由财政、银行、企业、社会共同出资建立中小企业担保基金。三是大力发展企业间互和民营商业性担保机构，扩大担保覆盖面，分散和化解风险的贷款信用担保体系。
4．加快发展县域保险，深化银保合作。一是积极推进“三农”保险，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在能繁母猪保险、农村住房保险、森林火灾保险试点基础上，可推动农民工意外伤害保险发展。积极发展农村小额保险，适时扩大试点区域和参与机构。二是在银保合作中创新金融产品。可在传统保险产品的基础上，深化银保合作，根据城镇化进程中企业、居民的金融需求变化，推出针对企业扩大生产贷款、居民消费贷款和经营性贷款的信贷保险产品，探索建立保险与信贷的联动机制，缓解城镇化进程中企业、居民的“融资难”问题。
5．加快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加强金融产品创新。一是人民银行在个人征信系统、企业征信系统的基础上，借鉴“茂名模式”、“郁南模式”引入农户征信系统，着力打造覆盖城乡的信用体系。二是鼓励金融机构加快金融产品创新，弱化抵押物在信贷中的作用，强化担保、信用的作用，同时要大力推广新型的信贷方式（如农信社的“金摇篮”信贷、工行的供应链融资等），为城镇化进程中企业、居民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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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学和金融学的区别篇10
关键词：农业科技园区金融支持投融资体系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产业融资结构的研究
20世纪中叶，modigliani和miller在《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一文中，提出了mm理论，该理论充分展示了债务融资等方式的利弊，这也为选择何种投资路径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myers和majluf（1984）提出了啄食理论（pot），即企业规模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来解释企业融资行为。ang（1991）对啄食理论进一步完善和修正，提出了内源融资是中小企业融资的首选，随后是所有者贡献，最后的选择才是外源性债务融资。Howorht（2007）提出了与ang不同的认识，他认为决定融资顺序是由融资成本、企业独立性和控制权这三个因素所决定的。
企业在成立初期，财务信息等不完善、可用于抵押的资产不多等便会制约外部融资，融资渠道也相对较窄。随着企业的发展、成熟，企业的融资渠道会逐渐变宽。
（二）金融支持农业科技产业的研究
国外专门针对农业科技园区的研究较少，但农业科技园区内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因此，可以借鉴国外对中小企业融资等的研究。
首先，完善的融资体系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美国经济学家JosephaloisSchumpeter（1912）在《经济发展理论》一文中，提出一种观点，即完善的融资体系可以为创新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索罗、斯旺（1956）通过模型分析了生产函数中技术、资本和劳动三者对产出的作用，提出了完善且有序的融资体系是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环节。
其次，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的选择和中小企业自身优势的加强都是不可忽视的。Klausp.Fischer（1998）提出，在发展中国家中，可以通过金融合作等方式来促进中小企业融资。arun（2005）提出合理的规章制度可有效促进中小企业的小额贷款等问题。
最后，小额贷款机构有其独特的属性。Gutierrez-niet（2007）等认为小额贷款机构可以产生利润，且其属于带有社会属性的金融机构。
二、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我国对于农业科技园区（以下简称“园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运行模式的探究、功能特色的定位、管理体制的实施等方面，而对园区融资的相关问题研究较少。近年来，我国一直学习国外如何建立完善的科技型企业投融资体系，但收效甚微。我国农业科技园区内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集中在政府投资和个人投资，融资模式较为单一，不利于园区的建设。因此，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完善有效的园区投融资体系。
（一）农业科技园区融资存在问题和原因分析研究
农业科技园区融资难主要从财政资金、金融机构和园区企业自身这三个方面来作分析。
首先，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和中央财政资金）用于园区的投资有一定的限制，较为短缺。褚保金（2001）等学者指出园区的建设资金短缺，且融资渠道较为单一；胡刚（2011）等学者指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缺口较大等问题是制约园区融资的原因之一；孙明明，王秀芳（2014）也指出了园区建设资金投入不足，且融资渠道少。
其次，金融机构中资金用于园区的投资十分谨慎，较为短缺。史利辉、朱青锋和赵丽娜（2013）等学者指出了一种“惜贷”现象，这也说明了金融机构对于园区资金供给有限；李晓涛（2007）指出园区的发展面临着有限度的国家财政拨款和金融机构放贷慎重等问题；李乔漳（2013）运用“木桶原理”，提出了财政资金未能有效地引导信贷资金的投入，金融机构服务园区农业科技推广的投入不足。
最后，农业科技园区自身存在诸多问题。王为农（2004）等学者认为园区的发展依赖于农业，同时也具有农业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李乔漳等学者园区承载主体自身缺陷成为金融支持的障碍，金融服务园区农业科技推广的风险保障机制不健全；王进树（2003）等学者指出园区在管理体制与经营制度等方面都存在问题且与园区有关的配套政策也很欠缺。
（二）农业科技园区融资体系研究
1.农业科技园区的主要融资渠道和模式
首先，政府投资是园区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程永安（2002）等学者指出一般政府作为园区的投资主体；王进树等学者指出农业科技园区作为政府的“形象工程”，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政府投资；周彩节（2013）等学者也认为应该建立以政府扶持为前提，以担保机构和保险机构提供保障，增加农业科技园区的融资渠道。
其次，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和在资本市场上融资也是园区建设的资金来源之一。记者厉诗指出应借鉴中关村投融资体系的经验，推动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企业信用体系等；胡刚等学者也同样指出了充分发挥银行体系的作用、积极利用直接融资市场。
2.如何构建农业科技园区的投融资体系
首先，建立风险投资管理平台。林善炜（2003）提出了应不断完善我国高科技风险投资体系，加快风险投资主体的发展，完善风险投资机制发展的条件，重点扶持高科技园区建设；杨艳龙，唐礼智（2009）等学者认为应该创造有利于园区企业发展的风险投资机制；王东华（2009）等学者指出以债权信托基金作为平台来吸引各种社会资金，按照项目模式集合性的对一批中小企业给予融资支持；黄学群，李瑾，吕福旭（2012）等学者指出建立发展基金，拓宽融资渠道，经营项目融资市场化，鼓励民间投资，园区地面覆盖设施的抵押贷款。
其次，打造金融投资平台。杨艳龙，唐礼智等学者指出鼓励园区企业走向国际资金市场，探索利用非正规交易市场；胡刚（2011）等学者指出充分发挥银行体系的作用、积极利用直接融资市场；史利辉，朱青峰，赵丽娜（2013）指出创新金融信贷机制，为农业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李娜，王建中（2014）等学者指出加强农业科技企业自身建设，完善中小金融机构建设；蔡洋萍（2014）指出搭建园区金融服务平台，设立现代农业科技支行，打造现代农业园区专业管理咨询平台，建设现代农业园区“金融服务超市”；庄燕娜（2015）指出完善信用评价体系，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拓宽融资渠道。
再次，搭建各类融资担保平台。何建敏，李珊（2006）指出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用贷款担保体系是十分重要的；黄学群，李瑾，吕福旭等认为鼓励民间投资，园区地面覆盖设施的抵押贷款；史利辉，朱青峰，赵丽娜等学者认为建立和创新农业担保机制，支持企业和项目投入；周彩节（2013）等学者认为从根本上解决园区的资金问题，引入风险投资，并且以担保机构和保险机构提供保障；李娜，王建中等学者认为解决农业科技园区的融资问题，需要加强社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推广贷款保证保险制度，发展小额贷款公司。
最后，筑建园区基础设施和政府引导平台。胡刚等学者指出要健全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体系；史利辉，朱青峰，赵丽娜等学者认为完善农业科技园区投资体系，应创新稳定增长的政府投入机制，发挥政府投入的主导作用；周彩节指出了解决园区的资金问题，需要以政府扶持为前提；李娜，王建中等学者认为加强农业科技企业自身建设，完善中小金融机构建设，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李嘉斌，王建中，谭宏涛（2014）等学者指出建立农业科技园区金融支撑体系的总体思路，发挥政府在产业初级的指导作用；寻舸，尤文佳，朱婷婷（2016）等学者指出提出建立农业科技与农业金融的协调机制、鼓励与现代特色农业科技和科技园区农业项目相结合的金融创新、营造良好的现代农业科技金融生态环境。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国外学者专门对农业科技园区企业金融支持的研究较少，大多集中在对中小型企业的投融资等的研究，关于国外对于中小企业的研究是值得借鉴的。如，在银行和企业的关系中，西方经济学者们都达成了一个统一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银行具有一定的市场控制力，而且控制力强度恰恰决定了信用等级相对较低的中小企业获得贷款支持的难易程度，二者成正比。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关于中小型企业的投融资制度是比较健全的，这也会为中小型企业发展提供制度支持。
国内学者对于农业科技园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园区内涵特征、运行模式和基础理论等方面的探索，对这些方面都已经研究出了大量文献资料，学者们总结出了多种具体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模式和技术对接模式，并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然而，国内对农业科技园区的投融资体系建立的研究是相对较少，这可能是由于在农业科技园区成立初期，园区的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主要由政府或企业出资建成的，但随着园区规模的扩大和用途的增加还有农业本身所具有的弱质性，使得仅仅依靠单一的资金来源是不足矣满足园区的资金需求。因此，随着园区的不断成熟，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对园区的投融资体系的构建进行了研究，如胡刚等学者就农业科技园区的投融资体系做了大量研究。在胡刚之后也有许多学者开始了对园区投融资体系构建的研究。如王建忠教授对园区的投融资体系的构建做出了大量的贡献，首先，指明了建立园区金融支撑体系的总体思路，发挥政府在产业初级的指导作用，明确市场在产业运行过程中的导向作用，提升农业科技企业的资本发展层次，充分调动园区内投融资机构的积极性，活跃服务市场。其次，加强农业科技企业自身建设，完善中小金融机构建设，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强社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推广贷款保证保险制度，发展小额贷款公司。还有很多学者认为需要建立农业种子引导基金、企业成长基金，发展农业风险投资业等。
总之，本文认为构建园区的投融资体系需搭建四个“平台”，分别为风险投资管理平台、金融投资平台、各类融资担保平台、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引导平台，将这四个“平台”有效的衔接会使得园区建设和运行不受资金的限制。如何有效的构建完善的、合理的园区投融资体系仍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仍然需要学者们大量的研究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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