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监管的重要性篇1
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金融市场后,全世界再次聚焦于金融监管问题上。全球各国政府都致力于营造更加稳固可靠的金融环境,而美国政府更是在反思的同时加快了金融监管政策改革的步伐,很可能引领全世界范围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对此,我国可以从此次金融危机中发现自身金融监管体制的优势与不足,从而建设发展适合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金融监管政策。
关键词金融监管现状分析发展目标
一、美国金融危机发展过程
1.流动性危机
2007年2月到2008年5月期间,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出现支付危机。这源于2004年,美联储开始加息以防止市场上出现通货膨胀。而由于在美国的次贷合同中规定,通常在合同的第二年或第三年后进行利率重置,由固定利率转变为浮动利率,与市场利率挂钩。因此,这一加息举措无疑加剧了处于利率重置期的次贷借款人的还款压力。而从2006年开始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下行趋势,次贷借款人难以通过转按揭或转卖房屋等手段减轻还款压力,于是次贷市场上开始出现第一波大范围违约。同时,金融市场中以次级按揭贷款为基础的证券及金融衍生品出现了严重贬值①。此时,大规模的、同时的、恐慌性的资产抛售导致了金融市场流动性急剧凝固,银行出现大量坏账。
2.信用危机
从而,2008年6月起,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出现全面危机。美国资本市场中的垃圾债券、资产抵押债券包括信用卡、汽车贷款、学生贷款、按揭抵押债券等债务工具将出现信用违约的连环危机。而正是“证券化”(只要某项非流动性资产在未来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那么该非流动性资产的所有者就能够以未来现金流为基础,将该资产打包成某种形式的债券,通过向资本市场出售债券而收回流动性资金)――20世纪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导致了接下去的信用违约危机,这是一场无法避免的金融灾难。
3.全球金融危机
在大规模信用违约危机的剧烈震荡之下,美国利率及美元在外汇市场上出现双重危机。全球投资者对偿付能力的担忧急剧增加导致世界范围内对美国金融产品的恐慌性抛售和美元的失控性暴跌,由于美元在全球贸易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的重要地位,美元的危机直接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②。由于全球性信用危机,投资者出于对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判断,以及对次贷产品的不信任,减持次贷相关产品,进一步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各国投资者亏损,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从而造成了包括花旗、瑞银等大型投资者的巨额损失。
二、美国金融监管的教训
1.金融监管落后于金融创新
在“最好的监管就是最少的监管”的格林斯潘年代,美国根深蒂固的自由放任思想使金融自由化成为金融政策的主导,从而银行规模的扩大,金融产品创新的步伐加快。但当金融机构进入一个新市场开拓业务时,并且没有产生足够的风险管理程序来控制风险,而全球性的激烈竞争进一步刺激银行冒更大的风险。并且,监管部门掌握的信息滞后于金融机构,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快于监管者的政策干预,因而监管达不到预期效果。
2.银行激励机制的监管不足
在面临金融危机的今天,被批评最多的就是银行的激励机制和分红政策,人们认为是银行家的贪婪和不适当的激励机制间接导致了这次金融危机,原因在于美国金融业界主流普遍相信市场的力量,认为市场的力量可以奖优罚劣,使得金融机构实现自我调节和均衡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金融机构注重把股东的利益同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结合起来,认为给予聪明员工物质上的激励即可使金融机构高效运转有效的规避风险③。但事与愿违的是,这种激励政策市人们过于注重自身短期的财务利益,从而倾向于牺牲金融机构长期的发展目标,最后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的崩溃。
3.分业监管难以驾驭混业经营
此前,美国金融监管模式采取的是“伞形监管+功能监管”,即混业经营、分业监管。但无论国家监管体制如何选择,必须做到风险的全覆盖,不能在整个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创新链条上有丝毫的空白和真空。而在这次次贷危机的发生过程中可以看出,从次级贷款、和其他产品混合到信用评级、打包销售,在这样一个长的链条上,由于分别隶属于不同监管部门的监管范围,在风险蔓延过程中,却没有一家监管机构负责,原来具有优势的分散监管体制反而变为一种劣势。同时,由于多头监管的存在,使得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最佳的监管时机往往因为会议和等待批准而稍纵即逝。现有分散的监管架构与各类金融市场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发展趋势不适应,以及面对市场新的变化和发展又没有法规明确授权,监管者被进一步束缚,不能发挥金融监管的最大效用。
三、我国现阶段金融监管缺陷
虽然中国金融监管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与美国金融监管相比也具有自己的优势,能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损失。但尽管美国金融监管存在以上或更多的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金融监管的手段、经验和方法,与美国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中国金融业的监管能力和有效性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1.监管部门人才缺失
美国金融监管部门聚集了众多来自金融市场的人才,具有一批从事美国资本市场和金融模型技术研究的专业人才,这一要素保证了美国金融监管部门比较容易地了解日新月异的金融业务和创新活动,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行新的风险监管技术和标准应对市场变化,基本坚持以市场原则从长计议来设计机制和方案。相比之下,中国金融监管部门的人才相对缺乏,特别是了解现代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和金融创新技术的人才就更为匮乏。
2.缺乏统一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
在这次金融危机的处理过程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国金融市场上拥有大量及时重要的信息,这些市场信息的特点是容易获得、比较准确。得益于美国金融市场相对完整有效的信息系统,使得监管当局和货币当局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事态的严重性和市场的反应程度,从而立即决定政策出台的力度和时机。然而,我国没有统一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经常出现信息的重复提取或无法成功传达的问题④。同时,现代信息技术没有广泛的应用到商业银行的信息系统中去,不能进行较高层次的分析和处理工作,不能形成银行系统内部的资源共享。此外,我国对会计,审计机构工作真实性的监管也就缺乏有效的技术支持,致使监管信息系统的不连贯。
3.法律制度不健全
由于美国拥有严格的法制和完备的存款保险制度以及决策的高透明度,确保了在处理金融机构倒闭的过程中,市场上的投资者没有出现过度的恐慌。相比而言,中国在金融市场法律基础的建设上仍有不少漏洞:金融立法原则与国际惯例相悖,配套法规上不完备,市场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往往导致金融消费者的从众的过度反应和恐慌行为,使得金融风险的防范监管工作更加困难。
四、美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监管改革方案
2009年6月17日,美国政府题为“金融规制改革:新基石”的金融改革方案,并于7月22日向国会递交“2009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议案,对前者进行补充和完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有:改革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并表监管,建立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体系,加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提高国际监管标准和加强国际合作。其核心思路是将金融监管的权利收缩到少数几个机构手里,尤其是美联储将成为具有对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监管权力的唯一机构,这有利于美国政府更加及时地发现金融市场上的异动,从而更加及时地防范与应对潜在危机。无论是创建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以甄别系统性风险,还是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实施更加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管理以及风险拨备管理,都有助于美国政府更好地管理系统性风险,从而营造稳健发展的金融市场。
五、美国金融改革方案对我国的启示
面对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时代,高杠杆盈利模式的彻底颠覆及回归进一步证明了完善现代金融市场中监管体制和机制的重要性。美国政府的金融改革方案对我国金融市场监管的发展目标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一是加强金融监管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及协调合作,避免金融监管真空。二是完善金融市场监管机制,提高市场监管有效性。三是完善消费者保护机制,维护消费者正当权益。四是加强国家之间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来防范金融风险。
1.坚持市场自律与政府干预的平衡
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证明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一代美国金融家们所拥戴的“最少监管”的思想和主张,确实存在着索罗斯所指出的极端市场原教主义的缺陷。完全自由的市场是存在缺陷的,以贪婪为基础的市场运作,特别是复杂的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创新,导致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最终不得不由政府出面来救市。但我们仍不能仅仅依赖于市场或是政府,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维持稳健发展的正确导向。政府应在市场失灵的部分进行干预,弥补自由市场的不足。因此要继续坚持监管内控和提高透明度,把监管的着力点放在培育被监管机构的风险管控能力和市场监督约束机制上,将风险监管与市场纪律有机地结合起来⑤。
2.监管体系应对市场变化的及时更新
面对飞速发展的金融市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金融监管当局要顺应金融市场的发展,大力培育市场化的金融中介,提升金融市场关于风险和商业信用的信息供给的数量和质量。这是中国做好金融监管、加强风险管理、支持金融产业创新和减少一切不必要行政干预的最需要的市场基础条件,而这尤其是当前中国不断增长和发展的金融市场上最为缺乏的,也是中国不断推进金融体系发展,提高市场竞争中的最大软肋。因此,构建完整有效的金融市场信息系统以应对市场中及时更新的变化是提高中国金融市场效率的关键所在。
3.利用金融监管法制化理念加强监管力度
我国应完善金融市场的法律系统,弥补现有金融监管法律法规立法滞后行为,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现有的监管行为有法可依,提高监管主题的权威性,加强监管力度。同时,进一步明确对金融违规违法行为的界定,严格明确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从业人员违反金融法律法规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从根本上抑制金融犯罪活动的发生。
金融市场监管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场外交易市场；金融衍生品；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2）12－0076－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12.18
场外金融衍生品是一种交易双方通过直接议价方式形成的金融衍生品合约，它是一种非标准化、灵活性强并且蕴含较高信用风险的创新型金融工具。自1981年在英国伦敦完成世界上第一笔货币互换交易以来，金融衍生品交易呈现爆发状态增长。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再次让人们认识到了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重要性。美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其监管模式对于目前我国正在建设中的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①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
一、美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实践
美国的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从1792年最初的华尔街“梧桐树协议”发展到至今已有将近四百年的发展史，目前已经形成了包括粉红单市场（pink sheets market）、场外交易市场公告板（over the Counter Bulletin Board，otCBB）、纳斯达克（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 automated Quotations，naSDaQ）以及第三市场（third market）、第四市场（Fourth market）等为主的多层次的场外市场体系。完善的监管是美国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发展的重要保证，美国对于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监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强化对市场参与者的资本充足性的监管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早在1999年了一项针对“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商”的规则，规定场外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商必须持有不少于2000万美元的净资本以保障良好的资金流动性。鉴于2008年金融危机中所反映出的金融衍生品监管不足问题，美国于2009年和2010年分别通过了《2009年场外衍生品市场法案》和《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在新的场外衍生品监管法案中，美国金融监管当局通过提高资本金要求消除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规定所有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商以及其它能够对其对手方形成大的风险头寸的机构实行稳健和审慎监管，内容包括资本金要求以及与对手信用风险有关的保证金要求。而对于所有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不通过中央清算进行的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应提高资本金要求。
（二）推动集中清算以提高市场透明度
美国新的金融监管法案对于提高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透明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推行标准化合约的集中清算。金融危机暴露出对手方信用风险管理不健全是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最薄弱的环节。2008年11月，总统工作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联邦储备理事会（FRB）、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财政部货币监理署（oCC）等几家联邦监管机构联合提出了针对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尤其是信用违约互换（CDS）的监管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推出中央清算机构，使所有标准化的场外衍生品交易通过受监管的中央对手方（Central Counterparty，CCp）①进行统一清算，向市场参与者及公众公开CDS交易的规模、交易的价格、交易对手的总风险敞口等信息，以此来改变危机爆发前信息不透明的局面[2]。
2．加强非集中清算交易的风险管理。由于场外金融衍生产品的非标准化特征，对于无法通过CCp进行统一清算的产品交易，美国新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通过修改《1974年商品交易法》、《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内容，要求所有未经CCp清算的合约应向监管记录机构报告。CCp和受监管的记录机构将建立起的持仓量、交易量等互换数据库向公众开放，以提高市场透明度。而对于既未被互换数据库接收又未进行集中清算的交易，则要求交易双方必须向SeC或CFtC提交报告，同时保存交易记录和账簿。
（三）加强监管合作
1．加强政府监管机构之间国内合作。美国新的金融监管法案废除了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中的排除和豁免条款，从而将绝大多数场外金融衍生品纳入到立法监管的范围，并将监管的权限并列分派给SeC和CFtC。但为了防止监管权冲突造成的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新法案一方面具体划分了监管的权限，另一方面强调了监管的协调与合作，将磋商与协调作为SeC和CFtC政策制度中的强制性义务。如在《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第7章中详细规定了SeC和CFtC应加强在金融衍生品领域内的监管协调，两大监管机构无论是在执行互换及与互换相关的规则上，还是在颁布相关法令之前都应与另一个监管机构进行充分协商。若在监管中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则应向财政部或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进行咨询后再做出相关决定。
2．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随着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金融问题跨国界传播速度的不断加快，若没有全球一致的监管标准，金融机构将会不断向监管环境宽松的市场转移，这会使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最终爆发危机。因此，为了解决“监管区域化”与“市场国际化”的矛盾，美国新的金融监管法案提出要加强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国际监管合作。新法案要求美国的监管机构应审查是否有充分的权限处理市场操纵、欺诈消费者等行为，并就需要授权的地方提出完善意见。同时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应与各国监管机构之间加强合作，建立共享的信息机制，使得信息可以在国际监管机构之间实现交流。
（四）注重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
1．禁止证券欺诈行为。美国在《证券法交易法》、《商品交易法》以及《证券法》中通过制定禁止性规范，明确规定了禁止在证券交易中欺诈投资者的行为。如所有公开发行的证券必须按照规定进行登记，禁止在证券销售中使用任何技巧进行欺诈，禁止误导性陈述已获得资金，禁止从事任何意在欺诈投资者的交易骗取公共的信任，否则证券发行人即相关证券中介机构将承担严重的民事乃至刑事责任。
2．注意保护普通投资者的利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均提出交易商要遵守“适当性原则”，了解投资者及其相关变化，特别是要了解投资者有无能力理解相关风险等。另外为进一步保护普通投资者利益，在《2009年场外衍生品市场法案》中规定普通投资者排除在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之外。而且按照2010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新法案的规定，投资者咨询委员会成立，同时加强对于资产证券化和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以确保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护[3]。
二、美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对中国的启示
相对于美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而言，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借鉴美国特别是次贷危机以后的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监管实践，对于完善中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具有重要意义。
（一）制定交易双方的自有资本最低标准
场外交易市场的设立主要是为具有融资需求但又达不到场内上市条件的公司提供证券交易平台，因此市场准入门槛不宜过高，否则会阻碍大量中小型企业的健康发展。但鉴于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初期不容忽视的风险因素，应将交易双方的最低自有资本要求作为市场准入的标准。一方面，最低自有资本要求的制定相对降低了市场准入标准，便于满足了大量非上市中小型公司的融资要求；另一方面，通过确立资本金要求，使得市场交易双方具备较好的清偿能力，确保交易合同的到期结算，同时最低资本要求的制定使得个别主体的信用风险能够及时被阻断，不至于扩散成系统性危机，以确保整个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正常运转。
（二）逐步建立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CCp清算机制
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和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场外金融衍生品的不透明。由于CCp采取集中清算和自动化处理，因此有利于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获得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相关信息，提高市场透明度。但由于目前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总体规模相对较小，因此CCp清算产生的规模效应相对有限，市场参与者更愿意采用双边清算机制，所以立刻将所有在场外交易的金融衍生品全面纳入CCp清算并不现实。现阶段，比较可行的方式是在保留市场参与者之间双边清算的同时，逐步扩大场外金融衍生品的CCp清算范围，以利于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长远发展。
（三）建立相互协调的监管机制
1.加强现有国内监管机构间的合作。现阶段我国金融衍生品实行的是分业监管模式，主要监管主体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政府管理机构以及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由于监管机构众多，监管标准不统一，因此出现了监管重叠与监管真空并存的局面。而场外金融衍生品的高度复杂性使得金融风险更容易出现在各监管机构监管重叠或真空的领域。因此，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美国的经验，在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监管领域，应确立中国人民银行的主导地位，同时健全各监管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政策进行协调，以此来提高监管效率，促进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健康发展。
2.加强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国际合作。为了应对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日益国际化的趋势，金融监管部门一方面应加强与国外相关监管机构如美国的SeC、CFtC、oCC等部门的合作，另一方面应加强与国际监管组织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ioSCo）、“30人小组”（Group of thirty）①的国际合作。具体措施包括：认真研究上述监管机构和国际监管组织的监管规定，结合我国自身实际加以完善，争取早日达到国际标准的要求；监管部门应加强与国际监管组织和相关国家的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彼此之间相互咨询，共同处理国际性金融衍生品事件，并逐步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
（四）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
目前我国对于金融衍生品投资者保护方面的规定相对欠缺，因此在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主要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增加处罚方式与处罚力度。合理的处罚方式是充分发挥监管机构作用，有效保护投资者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国对于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的侵犯投资者利益的违规行为处罚手段主要以罚款和警告为主，处罚手段单一且力度小，不能满足市场发展需要。因此，参考美国的做法，对违规行为可以采取追究相关经纪商、证券公司、评级机构的民事或刑事责任。二是明确设立普通零售投资者与专业机构投资者的区分标准。对于普通的零售投资者，监管机构应要求金融中介机构详细了解客户的财务状况及风险承担能力，从而判断客户是否适合从事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同时鉴于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复杂性，监管机构应加大对于普通投资者的免费投资咨询与培训活动，并建议投资者在没有评估公司的基本面和认真研究其财务报告、管理背景和其他数据以前不购买任何证券。■
参考文献：
[1]熊玉莲.美国场外金融衍生品规则演变及监管改革[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10）.
金融市场监管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金融衍生品理论选择监管法制
世界金融衍生品市场视野下的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
(一)金融衍生品的形成及发展
金融衍生产品是相对于基础性金融产品而言的,其价值的决定依赖于对基础性产品标的资产价格走势的预期。在金融市场中,基础性金融产品既可以是货币、股票、债券、外汇等金融资产,也可以是金融资产的价格,如利率、外汇汇率、股票价格指数等。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金融资产价格发生剧烈波动,基础产品市场交易利差大幅变化的情况下,满足投资者保值、赚取有关资产差价(套利)或投机等种种需求的结果。
弗兰克•J•法博奇认为,“一些合同给予合同持有者某种义务或者对一种金融资产进行买卖的选择权。这些合同的价值由其交易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决定,相应地,这些合约被称为衍生工具”。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认为,金融衍生品是一种合约,该合约的价值取决于一项或多项背景资产或指数价值。1992年,在启动金融期货20年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米勒将金融期货的推出誉为“过去20年里最重要的金融创新”。
笔者认为,金融衍生品是指从“基础性金融工具”或“传统金融工具”中衍生出来的新型金融工具,即根据某种相关的金融资产预期的价格变化而进行定值的金融工具。其突出的特征在于其合约性价值的存在。基础性金融工具主要有三种形式:利率或债务工具的价格;外汇汇率;股票价格或股票指数。这些基础性金融工具的衍生品主要包括金融期货、金融期权、互换和远期和约等。
(二)我国金融衍生品的市场现状
20世纪90年代初,金融衍生品市场随着我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开始出现。1990年后,我国开始引入期货市场及外汇期货、股指期货、国债期货、权证交易等,大部分因缺陷过多而被迫中断试点(见表1),暴露了我国金融衍生市场的一些问题,如法规不健全、信息披露不规范、市场监管不严格等。
由于金融衍生品独特的风险转移和价格发现等功能,不断受到市场追捧并发展壮大。随着我国加入wto、汇率制度的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适应经济新形势的发展需要,近两年我国逐步增加了金融衍生品品种,试点次级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黄金期货等品种,并准备推行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但金融衍生品在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风险。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加剧,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问题也逐步暴露,从2008年南航Jtp的末日疯狂到高德炒金事件,都给投资人带来了一定的灾难。
金融衍生品发展中监管理论的策略选择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信赖自由市场,政府“守夜人”角色似乎更加符合民众的需要,但是随着经济危机的发生,民众开始寄希望于政府的监管。尽管金融监管的历史不长,但是监管和市场的论战却从未止息。赞同性理论希望强化管制来规避金融风险,否定性理论则希望以市场的方式来解决金融风险。
赞同性理论包括:早期的抑制民众过分投机于金融资本的动机理论;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爆发带来的市场失灵论和公共利益理论;市场先天的缺陷如自然垄断、社会福利损失、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需要政府干预的社会利益理论;基于金融行业本身风险控制的金融风险理论;基于法律存在缺陷而监管的法律不完备论等。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各国都重视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并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建立了具有特色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模式。而如何使得金融监管卓有成效?分析研究金融监管的否定性理论也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示:
金融监管否定性理论主要包括特殊利益论和社会选择论。特殊利益论信奉市场经济和放任主义,认为监管政策反映的是参与政治过程中的各种利益集团的要求,监管是为被监管的行业利益服务的,因此监管面临着多方面的成本和道德风险,监管对于问题的解决是无益的。社会选择论是在特殊利益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一理论将经济学中的市场概念移植到行政决策中,把监管认定为具有自利的理性的“经济人”,对于集团间的利益讨价还价之后的财富再分配,因而“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事实上反倒可能是某些问题恶化”。
客观地说,两种否定性理论假说都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成分,同时在实践中,各国在金融监管中也曾经出现过一些类似于理性“经济人”为自身谋求利益的情形,这些情形的发生对于政府监管信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这种源于外部的道德性风险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在世界监管理论发展的过程中,也加入了一些其他因素的考量。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
第一种考量为金融监管经济合同理论。金融交易包含着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之间、金融机构和监管者之间、监管者和社会之间显性和隐性合同的复杂结构。监管可以被视为被监管者和监管者之间的一系列隐性合同关系,设计得好的合同可以促使金融机构的行为避免或者减少系统性风险;反之,则可能在金融活动中产生系统性风险。
第二种考量为金融监管的成本和收益博弈。大多数国家对监管机构的直接成本都有比较可靠的数据。但对可能是更大一块的成本——即对施加于被监管对象所造成的额外负担却没有数据可利用。所以精确计算监管的成本和收益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它的意义却是现实的:监管任何时候都是在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中做出判断,偶尔的监管失灵是否可以视为监管体系加重了社会成本;以消除监管失灵为目的的增强监管是否得不偿失。
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现状及对策分析
(一)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现状
法规体系建设不完善。法律是监管的基础,目前我国金融衍生品方面的立法相对滞后,且政出多门。现行的与金融衍生品有关的法规,基本上都是各监管机构针对具体的衍生产品制定的,缺少统一的金融衍生品监管法律,缺乏衍生品交易和风险管理的相关指引,尤其不能有效应对金融衍生品风险具有跨系统、跨部门蔓延的特性。
监管主体过于分散。目前,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是多头管理,央行、银监会、证监会等都在各自领域负责相应机构金融衍生业务的监管。由于部门分割,既形成在许多领域的重复监管,也存在一定的监管真空。各监管机构之间尚缺乏统一的协调机构,同时也缺乏共识的战略规划。
行业自律组织作用不明显。我国目前金融衍生品市场中的行业自律组织有中国期货业协会和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分别成立于2000年12月和2007年9月。由于缺乏管理部门的有效授权,行业自律作用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发挥,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宏观管理手段以管理部门的行政手段为主,协会自律管理手段不足。
(二)完善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对策建议
1.加强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法制建设。第一,市场准入制度是指对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交易者、从业人员资格以及进入市场交易的金融衍生品合约等的最低要求。第二,风险监控制度指金融监管当局依照既定量化检查标准、定性控制目标及风险综合控制等规定,对金融机构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风险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法律制度。第三,信息披露制度是保障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金融监管制度。从规范披露内容和披露形式两方面着手,提高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促使衍生品交易的公开、公正和公平,提高透明度。第四,危机救助和退市法律制度是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及时化解、处置、救助既有风险的法律制度。必须建立金融机构预警机制和存款保险制度,这在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和保护我国投资者利益方面尤其重要。
2.强化国内金融监管权力的整合和协作机制的建设。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安排是多头分业监管体制。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四家,其分工有着制度上的安排。《证券法》第179条第8款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银监会、证监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于2004年6月28日颁布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授权监管机构负责对外联系,并与当地监管机构建立工作关系;要求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密切合作,就重大监管事项和跨行业、跨境监管中复杂问题进行磋商,并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但由于这些规定过于原则,缺乏明确的操作细则,实践中代表交流和协作的联席会议也没有实现。
对于金融衍生品市场更高层次的监管,笔者认为,首先,应该由国务院分管金融工作的副总理代行管理协调职能,构筑以副总理为核心的纵向管理机制和横向的协调机制,从而推动金融监管工作的联动性;其次,应该加强监管机关的自我控制,以最大程度的削弱理性“经济人”的可能性。
3.加强国际间监管力量的协作机制建设。随着金融危机不断深化,国家单边采取措施显然已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急需国家间监管力量的联动性不断增强。而实践中,政府间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合作是规则导向的,主要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谅解备忘录进行。由于国际组织颁布的规则通常采取软法的方式,我国对这些国际通行的监管标准审慎、合理的采纳,可促进我国重新审视国内衍生市场的内在属性和风险管理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衍生交易监管体制的不足并为国际监管协调奠定基础。
总之,在金融衍生品被喻为“金融野兽”的今天,维护全球金融安全应当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监控法律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金融市场无论走得多远,都要有法律法规相陪伴。我国应不断摸索国内监管力量的合理调配、国际监管力量的分工合作等系统性问题,以期构建我国金融监管法制的新格局。
参考文献:
1.[美]弗兰克•J•法博奇.唐旭等译,资本市场:机构与工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金融市场监管的重要性篇4
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货危机，因金融全球化迅速席卷各国，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这场改革之于国际社会来说是一项重大挑战，但从国际法学者的角度来说却是一次金融创新的重大机遇。
(一)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是指随着全球市场的不断发展，各国在金融体系、金融业务、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日益紧密一体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促进了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但是却削弱了各国的金融监管权，给金融市场带来了三大风险。
第一，从监管者的角度来说，金融全球化会导致监管者恶性竞争的风险。为了吸引外资以增强本国在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力，一些国家的监管者会放松金融管制，而一些国家的监管者则会增强金融管制。无论做出上述哪一种选择，监管者都有可能放弃本国行之有效的监管原则，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而危及国际金融市场。
第二，从被监管者的角度来说，金融全球化会导致监管套利(regulatoryarbitrage)的风险。所谓监管套利，通常表现为一金融机构或是金融投资者因不满所在国的金融政策与法律，而通过离岸市场将其资本转移到监管较松的国家，从而实现在所在国较难完成的金融交易或是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
第三，从整个金融监管体系的角度来说，金融全球化会导致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指金融体系因整体或局部受到破坏，而对实体经济产生潜在负面影响、导致金融服务中断的风险。金融全球化令金融危机的传导性增强，一国金融体系受损会在短时间内引起全球金融体系的波动，200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便是明证。而当前的金融监管往往侧重于微观审慎，忽略了对宏观经济变量影响金融体系稳定性的监管，从而产生系统性风险。
(二)金融危机
金融全球化带来的三大风险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引发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的治理必须从根源入手，改良国际金融运行的制度环境，改革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具体地说，金融监管须遵循三大原则。
第一，金融监管须遵循法治化原则。一是要求减少信息不对称。监管者可通过存款保险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金融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减少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缓解由此引起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等问题，保护被监管者的利益。二是要求减少政府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失误。监管者通过对掌握金融权力资源的各类主体的权力配置、权力关系等进行法律调整，约束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千预，防止金融权力的滥用。
第二，金融监管须遵循专业化原则。一是要求建立科学的危机预警机制。灵敏的预警机制有利于防微杜渐，防止某一国或某一地区的金融危机继续扩散。二是要求建立及时有效的危机救济机制。及时且有效地救济危机，有助于控制危机蔓延以及恢复市场秩序。
第三，金融监管须遵循国际化原则。当代金融危机的传导性使得治理危机成为国际社会共同的使命。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金融危机，都可能放大和升级成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金融危机，因此各国均不能独善其身。这就要求主要国家相互配合，在危机发生之前互通信息，及时预警;在危机发生之后联手救市，恢复市场信心。
(三)金融创新
有危自有机，为了更好的治理金融危机，各国当前都着眼于金融创新，以期推动国际金融法改革。然而，金融创新在给各国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对各国既有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挑战。
第一，金融创新冲击了传统的监管标准。传统的监管标准主要针对信贷风险，以资本充足率为标准。但金融创新令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复杂，除了信贷风险之外，金融机构还需面对利率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等，因此仅针对信贷风险实行的传统监管标准，现在已经不满足有效监管的要求。
第二，金融创新冲击了传统的监管手段。传统的金融监管手段，以审核分析金融机构的财务报表为主，但这种传统的审核的过程中，缺乏对表外业务的统一会计标准。这就导致表外业务游离于监管范围之外，金融机构可以趁机通过衍生工具隐藏许多交易组合，令其成为资产负债表外的项目和交易，从而逃避金融监管。这就要求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提高对银行信息披露和内部控制的要求，加大监管力度，平衡安全与效率的关系。
第三，金融创新冲击了传统的监管模式。传统的监管模式，即针对分割的金融市场实行的分业监管模式，这种模式曾经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起过作用，然而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分业经营已经逐渐被混业经营所替代，因此这种模式已经渐渐脱离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道。
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发展
(一)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效力增强
国家主权是一国作为国际法主体最根本的标志，而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里最具物质性的一部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为了自身利益，不愿让渡本国的经济主权。这导致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中，条约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硬法较少，而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等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实践中会产生一定法律效果的软法较多。
但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各国意识到金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于是，各国在让渡经济主权方面的态度逐渐软化，这令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法律效力增强，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通过签订条约，令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中硬法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亦重视软法，在实践中增强其约束力。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两点。
第一，国际组织地位上升令各国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方面达成一定共识。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其通过组织特有的制度性造法方式，提出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令各国遵守其制度安排。国际金融监管制度通过巴塞尔委员会(BoBS)、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国际组织，来塑造、传播融资、金融市场准入等反面的市场机制共识。国际组织的技术性不断增强，地位不断提高，这令各国监管者对国际组织愈加依赖。
第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科学性、先进性提升了其本身的法律效力。各国如不遵守，便难以抵御金融危机的风险，容易被国际金融市场淘汰。2007年美国次货危机的爆发根源之一便是银行业过度依赖外部评级机构，忽略了内部风险评估和尽职调查。而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于2006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便预测到了这一风险，通过制度规定降低金融机构对于外部评级的依赖性。因此，危机爆发之后，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均意识到遵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会获得市场给予的利益激励，反之则会面临不利的后果。
第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中程序法为其实体法的实施提供了有效保障。上述程序法主要指two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谅解》中的争端解决程序和规则适用于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争端。易言之，wto金融服务贸易委员会和服务贸易理事会的审查程序、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以及争端解决机制，均可用于评审和监督成员国是否履行金融服务贸易方面的义务，同时用于解决成员在履行义务中发生的纠纷。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wto成员国的金融监管，令其自觉履行义务。
(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结构重构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证实，各国过去奉行的金融自由化不再适应当下的国际金融环境。因此，重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呼声愈来愈高，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创新，令金融监管制度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具体地说，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结构重构可归纳为三点。
第一，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向统一化发展。纵观全球，大多数国家现阶段一般都是针对金融业的分业经营，不同程度地实施分业监管，即对证券、银行、期货、信托、保险等由不同的监管机构来监管。只有少数欧洲国家如德国等实行统一监管，即由综合性监管机构监管所有金融领域的全能银行制度。随着金融创新不断深化，金融业之间的边界愈来愈模糊，分业监管模式逐渐不适应时展，继续坚持只会造成监管资源的浪费或是滥用。因此，如英美国家和香港等现在都由多层次、分散的分业监管模式，向综合性、统一化的混业监管模式发展，即实行全能银行制度。
第二，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向综合化发展。过去的金融风险以信贷风险为主，风险种类较为简单，而随着时展，金融风险的种类不断增加，内容也愈加复杂。因此，原有的监管标准已逐渐脱离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各国监管制度正朝着综合化发展:一是从资本监管发展到全面性风险监管，从只针对信贷监管，发展到针对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进行全面监管;二是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增强透明度，提高自律管理，有效抵御风险;三是规范监管程序，加强对银行监管的规范化管理，保证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程序有条不紊的进行。
第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向国际化发展。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封闭的国内金融监管制度已不再适应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需求，国际监管合作的呼声愈来愈高。一是随着国际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各国金融市场的关联度变高，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加深，新出现的金融工具的交易价格、交易管理、投资收益率在各国金融市场上趋同，这为国际监管合作提供了一定便利。二是货币互换、利率互换等创新工具的跨市场国际性金融交易，本身就需要不同国家金融市场的联合与互动。当然，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国际化，要求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相互融合，这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价值变化
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价值取向。而国际金融法的功能表现为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方面要求其保证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要求其注重金融安全以促进效率提高。由此可知，效率与安全是国际金融法内部的两个相互博弈的价值取向，二者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纵观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发展史，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价值取向大概经历了注重安全，往重效率，效率与安全并重这三个发展阶段。其原因有二。
第一，安全是效率的前提，如不注重金融安全，便会引起金融危机，令效率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化为乌有。20世纪80年代，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曾因受到金融自由化思潮的影响，而以效率为首要价值取向。这令各国放松管制，导致监管真空，为金融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造成国际金融监管的效力下降。2007年的美国次货危机便是一记警钟，其带来的损失令国际社会意识到金融安全的重要性。
从国内法的角度考察，2009年美国提出《金融监管改革一种全新的基础: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重构》(简称《金融监管改革》)。《金融监管改革》共分为五部分，分别是: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稳健监管，保证对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防止投资者和消费者受金融滥用影响，为政府提供其管理金融危机所需要的工具，提高国际监管的标准并加强国际合作。
从国际法的角度考察，2009年的G20伦敦峰会便提出，国际金融监管的疏忽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未能有效抵御系统性风险，危机的危害性进一步扩大，因此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和机制都需要加强监管，如加强对评级机构、对冲基金等特定类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将监管领域扩大至一切具有系统影响性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
第二，效率是安全的保障，如不注重金融效率，则会导致问题经济，无法为金融安全提供物质支持。金融效率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其直接决定一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倡导金融服务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以及呼吁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都极为重视金融效率。不少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更是明确地将金融效率列人金融监管原则和目标。
从国内法的角度考察，2000年英国颁布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中提出的6项贯穿效率精神的有效监管原则，包括监管资源使用的效率与经济原则、被监管者应由领导负法律责任的原则、平衡监管的收益和成本的原则、推动金融创新的原则、促进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原则、对竞争不扭曲和不破坏的原则。
从国际法的角度考察，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BG)、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致力于推动世界自由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注重对效率的追求。上述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均积极推进金融服务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推进金融服务多边自由化的深化。wto呼吁各国共同构建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wBG在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中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的精神，imF强调市场的作用而要求政府减少千扰。
综上所述，唯有安全与效率并重，可最大程度地促进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国际金融法的功能有效实现。
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发展中国家无论在南北对话还是南南合作中都逐渐式微。因此，发展中国家过去通过改变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准则或原则，来促进国际经济秩序发展的行为，已不符合当前的国际金融发展轨迹;而在承认既有国际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变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决策程序或规则，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改良国际金融秩序的行为较为可行。于是，我国顺应上述潮流，逐渐由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者，向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建设者和维护者转变。这种角色转变，令我国需要注意以下三部分制度建设问题。
(一)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
传统的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侧重于微观审慎监管，即为防止单个金融机构出现经营危机或是倒闭，而关注外生金融风险，在单个机构内部采取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这种监管方式忽略了金融机构之间的相关性以及风险关联性，不能抵御当前金融一体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因此，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是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中各国形成的共识。宏观审慎监管是为防止金融体系的风险，关注内生金融风险，在整个金融体系中采取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其与微观审慎监管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注重金融机构之间的相关性和风险关联性，可有效防范宏观经济波动。
故而，我国应在保持原有的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强化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需注意三点。
第一，明确系统性重要机构的界定标准。系统性重要机构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拥有大量与金融市场或是其他金融金钩的交易对手风险，一旦这类机构倒闭，便会令其国际和国内交易对手受到牵连。另一类具有大型高度杠杆化的特征，其资本损失将对对整个宏观经济造成放大影响。二是拥有大量的对其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交易对手风险的金融机构。在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中，监管当局应通过划分上述系统性重要机构，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其流动性、资本充足率和风险管理的监管。
第二，提高系统性重要机构的监管标准。系统性风险会引起整个金融体系的崩塌，因此，对系统性重要机构监管应比对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管更为严格。监管标准应基于金融机构的相对系统重要性，不仅要求在杠杆率限制、流动性要求、风险资本要求和总体风险管理方面执行更严格的监管标准，还要求在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业务风险、财务风险等方面实施更详尽的信息披露。
第三，建立和健全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监管当局必须全面了解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需要，才能有效防范金融危机的爆发。许多系统性重要机构对流动性风险的掌控都十分薄弱，因此，我国应当将结构性投资工具的流动性风险纳入非现场监管的监测范围，从而进一步规范金融衍生交易活动。
(二)协调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
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二是共存共生的关系。二者各有其适用领域和存在价值:机构监管主要在金融市场系统稳定性和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方面发挥作用，其功能主要表现为审慎监管;功能监管则是在保护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以及规范金融产品提供和业务经营方面发挥作用，其功能主要表现为保护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国际金融监管制度一度只注重单纯的机构监管，但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现已向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相互协调的方向发展。
然而，我国金融市场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协调存在两大问题。首先，我国在金融监管制度中尚无一个法定协调机制，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均规定要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但都一直停留在原则层面上。其次，我国不仅不能贯彻机构监管，而且还忽略了功能监管。因此，我国应当加强以下三方面的制度建设。
第一，构建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的法定协调机制。我国监管当局应当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规定，建立由人民银行主导的法定金融监管协调制度。此举可提升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等金融监管方面的地位。
第二，从整体上把握机构监管的要义。我国监管当局尽管在实践中侧重机构监管，但往往不能将机构作为一个整体监管，比如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就较为片面。因此，我国应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整体监管，监测包括其子公司或控股公司在内的所有与混业经营集团有关联的风险状况和财务状况。
第三，加强对金融理财产品、金融衍生产品等的功能监管。我国应针对金融理财产品、金融衍生产品等功能相近的金融产品进行功能监管，确立统一的监管规范和监管标准，对市场参与主体提出监管要求。
(三)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
建立和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已成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应顺应潮流，构建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我国当前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法规，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人民银行法》、《证券法》等法律，以及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制定的规章。
然而，我国的上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立法存在三大缺陷:首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突出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也没有针对金融消费者做出专门规定。适应性不强。其次，对金融机构保护金融消费者法定职责的规定较为模糊。相关立法要么只对金融机构的法定职责作原则性规定，要么就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冲突处理机制。最后，金融消费者缺乏投诉和受理机制。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中缺乏技能消费投诉、受理机制，而只有一套信访制度。因此，我国应针对上述缺陷做出以下努力。
金融市场监管的重要性篇5
一、金融监管法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管理的简称，是金融监管机构利用公权力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进行直接限制和约束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而金融监管法则是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我国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监管法包括银行业监管法、证券业监管法和保险业监管法等。金融监管法在整个金融法律体系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是规制整个金融市场的最有力工具。进行金融监管可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和债权人利益。进行金融监管是维护金融秩序、保护公平竞争、提高金融效率的要求。金融监管法作为金融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确保金融监管行为适时、适度、规范进行，防止监管过度和不足等“失灵”现象，保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金融运行效率，实现金融监管的理念和目标。
二、金融监管法基本原则
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金融监管法所确认并反映金融监管法本质和特征，其效力贯穿于金融监管法律规范之中，对金融监管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础性或本源性的法律准则。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金融监管法的始终，充分体现了其法律目的和根本价值，反映了金融监管法所调整的金融监管关系的客观要求，并对这种关系的各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另外，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还具有弥补金融监管法律空白的重要作用。因此，更值得我们加以研究。金融法的基本原则在不同性质的国家有所不同，在同一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也会有别。它往往与一国某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金融政策目标等密切相关，是一国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在法律上的反映。
我国对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统一的定论，说法不一，但是根据金融监管法在金融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和金融监管法的立法目的和根本价值，结合我国现有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以及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介绍我国金融监管法应遵循的六项基本原则：
（一）依法监管原则
依法统一监管是宪法依法治国理念和行政法依法行政原则在金融监管法领域的具体体现。所谓依法监管，就是监管法定，是指金融监管活动必须依照法律规定。依法监管包括监管主体的法定性、监管内容的法定性﹑监管程序的法定性和监管权力的法定性等。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七条与《保险法》第九条也分别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依法监管原则要求合法的金融监管主体利用合法的监管职权，遵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法定的监管行为。该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所有金融机构应毫无例外地接受监管；①第二，金融监管机关的设立及其职权的取得必须有法律依据，这是金融监管机关行使监管职权，进行监管活动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第三，金融监管职权应依法行使，也就是说金融监管职权的取得，范围和程序都应该依照法律的规定。第四，金融监管应有平衡制约机制，必须控制金融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权力是把双刃剑，既然法律赋予权力，就应同时对权力加以限制，避免滥用。
（二）监管主体独立性原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Quintynandtaylor（2002）在2002年发表的“监管独立性与金融稳定性”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监管独立性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这一原则要求金融监管机构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权和充分的资源。金融监管机构独立性包括监管机构相对于政治干涉的独立性和相对于被监管机构“行业俘获”的独立性两个方面。只有以上两个方面的独立性都能得到保证，金融监管机构才能够保持充分的独立性。作为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原则，监管主体独立性主要是指监管主体应独立于政府。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五条规定银行监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时，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对其进行干涉。按理论讲，一个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应具备组织独立、执行独立、规制独立和预算独立四点特征。
（三）合理适度监管原则
适度，即适当。行政执法不仅要求做到依法行政，更要做到合理行政。金融市场合理、适度的监管是遵循市场规律的必然要求，金融市场保持活力的必要手段。合理适度监管是指金融监管主体必须以保证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为前提，尊重金融市场的规律，运用有效的监管措施增进金融效率，维护公平竞争，以此促进金融业的发展。根据适度监管原则，金融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必须满足以下要求：第一，金融监管必须以金融市场的自发性调节为基础，尊重市场自身的规律。市场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应让其自我调节机制得到充分发挥，只有在出现市场失灵、市场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才需要金融监管机构的介入。第二，监管者应避免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直接微观管制金融机构容易造成对经营者权利的侵犯，抑制市场活力，监管者应尽力避免。第三，在金融市场失灵、金融行为不当时，应该能及时应对、运用适当的方法、有力的措施，维护金融稳定；第四，应对监管对象实行分级分类，区别监管，运用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理念，实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行为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
（四）公开、公正原则
公开原则或称金融监管的“透明度原则”，其基本含义是金融监管行为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一律公开进行。根据公开原则，有关金融监管的目标、框架、决策及依据、数据和其他信息等需要全面、方便、及时地告知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以保障社会公众和有关当事人对监管过程和监管结果的知情权。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和效率的原则。”《证券法》第三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而公正原则是指金融监管主体要按照公平、统一的监管标准和监管方式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规范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保证金融市场正常有序运行。公正原则要求监管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平等对待金融市场上不同的被监管者。公开、公正原则不仅是金融监管活动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是其他金融活动应该遵循的重要原则。
（五）安全与效率并重原则
安全与效率是金融监管的永恒主题。金融安全原则要求监管者采取各种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健运行。金融安全关系着整个金融市场的健康和稳定，也是金融监管的根本出发点。而金融效率原则是指监管者应为金融机构创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为本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作用。效率原则是有效金融监管理念的必然要求，是确保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生机活力的重要保证，同时也为防止金融监管过度所必需。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并重，金融安全是金融效率的前提，金融效率是金融安全的体现和终极目标。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一条就规定：“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体现了这一原则。金融监管的效率原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金融监管应讲求经济效率，即金融监管不应导致金融机构效率的丧失，而是要通过规范、引导和鼓励等来提高金融业的整体效率；二是金融监管应讲求行政效率，即金融监管应以尽可能小的成本达到最大化的金融监管目标和效果。金融安全原则和金融效率原则并重，才能最好的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保证金融市场健康稳定。
（六）协调监管原则
金融市场监管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金融监管：信息不对称；激励相容；金融脆弱性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8－0051－05
一、引言
一些研究认为，金融监管是作为防止由于市场失灵引起的局部或整体金融危机的一种制度安排而被引入金融系统的；合理的制度安排将有利于降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这类研究主要以市场失灵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金融市场相对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而言更具信息不对称的特征(Stiglitzandweiss，1981)，分散的市场参与者(投资者和存款者)难以获取充分的信息对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因此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强制金融机构进行信息披露有利于降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DiamondandDybvig(1983)的模型证明即使经营状况良好的金融机构也可能由于市场预期的突然转变或“协调失败”而陷入流动性危机，他认为通过引入存款保险制度可以降低由于协调失败而导致的流动性危机。Dewatripontandtirole(1994)指出分散的市场参与人还受到有限理性的约束，即使在所有的信息都可获得的情况下仍难以对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督，这就要求政府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防止金融机构的失败，进而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免受金融机构破产的损害。allenandGale(2000)、Freixasetal(2000)的研究发现，金融机构之间往往存在信息溢出效应和密切的信用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结构使得风险在机构之间传染和蔓延，从而导致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这意味着，金融机构失败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征，政府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防止单一机构危机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转变，无疑有利于金融稳定。另一些研究则认为，金融监管可能导致市场激励扭曲和更加严重的道德风险，使得金融系统更加脆弱。大量证据表明，完全的存款保险不仅使存款人缺乏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的激励。而且将道德风险引入了金融系统，如Hofiuchi(1999)的研究认为政府建立的金融安全网是导致日本上世纪90年代不良贷款大量增加和金融脆弱性的重要原因。资本充足率要求被视为降低金融机构风险资产持有比例的重要手段(巴塞尔协议Ⅱ特别强调了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的设计)，但批评者认为考虑风险权重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在操作上过于复杂难以执行(DaviesandGreen，2008)，而且资本充足率要求具有典型的顺周期性特征(evaCatarineu-Rabelletal，2002)，可能加剧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和经济金融系统的波动。BoydandDenicolo(2005)的分析指出旨在通过限制竞争强化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市场准入监管，可能产生与监管目标相反的结果：他认为传统分析只考虑了金融机构负债业务的竞争，如果考虑金融机构资产业务的竞争，随着市场集中度的提高，金融机构的信贷比例将增大，从而导致更大的风险承担和道德风险，加剧金融系统的脆弱性。
围绕上述理论争论经济学家对金融监管与金融脆弱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由于研究对象、方法、数据来源的差异，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
因此，无论是理论或是实证研究，人们都远未就金融监管与金融脆弱性之间的关系达成一致认识。正如Santos(2001)所指出的，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们对金融监管与金融脆弱性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存在认识上的不足。本文从金融系统最具能动性的因素――金融企业家入手，以对金融市场中金融企业家行为的分析为出发点，揭示金融监管制度中的激励冲突通过扭曲金融企业家的行为进而导致金融脆弱性的内在机制。
二、金融监管与金融脆弱性相互关系的内在机理：基于激励冲突与金融企业家行为的分析框架
(一)金融系统中的非对称信息、金融企业家与金融监管
在经典的arrow-Deberu范式下，金融市场是完全的，仅仅市场本身就可以实现金融资源的最佳配置和风险的跨期分担，无需现代金融体系(包括组织化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的存在，因此也就没有金融监管存在的必要。但现实中，经济摩擦无处不在，分散化的存款人和投资者直接进行金融交易常常受到信息不对称及其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困扰，这时金融体系就有存在必要。
但是仅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我们仍难以揭示金融系统的产生和演进，正如曹啸(2006)所指出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产生首先应该是企业家追求利润行为。凡勃伦在其1904出版的《thetheoryofBusinessenterprise》一书中指出，金融企业家的行为是金融系统演化的原动力。如果考虑金融企业家在金融系统中的重要作用，金融系统产生和演进的内在逻辑可以概括为：由于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高昂的交易费用，内生了降低这种交易费用的组织安排的需求，追求货币收益最大化的金融企业家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推动了组织化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产生和发展。
但组织化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在减少直接金融合约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的同时又引入了新的信息不对称，如分散的存款人和投资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等。这些信息不对称为金融企业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当组织化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后，金融企业家成为金融市场最为重要的参与主体，金融企业家的机会主义行为成为导致金融脆弱性的重要因素。
金融监管正是作为应对金融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约束金融企业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克服金融系统的脆弱性的一种制度安排而引入金融系统的。但遗憾的是，正如金融中介不能消除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一样，金融监管也不能完全消除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并带来了新的信息不对称，如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政府与监管部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等。
(二)金融企业家行为与金融脆弱性
金融企业家是通过与金融市场中的其他参与人相互作用的关系影响金融系统运行的。因此，理解金融企业家行为对金融运行和金融脆弱性的影响离不开对金融市场参与人的认识。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金融市场中的参与人被假设成完全理性的，市场参与者能够利用和处理各类信息，并据此作出理性选择，因此市场主体的行为不会出现系统性的偏差。但行为
金融理论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信息可得并不意味着充分知识，对信息的理解和预期并不意味着行为理性，其中的细微差别都会导致选择偏离最优状态”(michaelsetal，2008)。当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普遍存在，金融市场参与者只能依赖对未来的预期而进行决策，而这种预期常常是主观的、且具有很强的自我实现性和传导性的特点，因此金融市场出现系统性偏差是可能的，即行为金融理论所描述的“心理偏差”。
金融市场上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而产生的心理偏差为金融企业家的市场操控行为提供可能。换句话说，金融企业家可能利用市场中的心理偏差，以牺牲金融稳定为代价，追求利润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金融市场上的心理偏差对金融企业家来说，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有害的，如果这种心理偏差对金融企业家是有利的，他将引导市场放大这种偏差，从而获取更多的收益(即使这种偏差可能导致投机泡沫，加剧金融脆弱性)，相反如果这种心理偏差对金融企业家是不利的，他将引导市场减少这种偏差，从而降低自己的风险(即使这种偏差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防止投机泡沫，降低金融脆弱性)。
金融企业家还可以通过创新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过程往往伴随新的信贷方式、新的金融工具或新的金融机构的产生。然而，金融创新在增加利润的同时，短期来看，还会导致信贷规模的扩大，为经济繁荣提供融资手段，在投机需求存在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由于“过度交易”引发的投机泡沫：长期来看，金融创新还意味着对既有金融结构和监管制度的突破，它扩大了金融市场的范围，加剧了金融市场的竞争，提高了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使得金融系统既有的稳定结构被打破，金融系统变革更加脆弱。
(三)激励冲突、监管失灵与金融脆弱性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普遍存在，金融市场中的市场失灵以及金融企业家对市场的操纵也经常出现，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和完善金融监管是防止市场操纵以及新型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泛滥，降低金融脆弱性的重要手段。前文述及，金融监管的引入在减少金融交易的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脆弱性的同时也产生了公众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之间以及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委托理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经济活动双方当事人的目标函数可能不一致，这时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人)可能以牺牲信息劣势一方(委托人)的利益为代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委托问题。在金融监管中，公众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之间以及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形成了金融监管中的多层关系。即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政府与监管机构之间、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委托问题。金融监管制度的设计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委托问题，就会产生由于激励冲突导致的监管失灵，常常表现为更为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金融监管滞后以及金融监管目标冲突等。
由于金融监管多层次委托问题导致的激励冲突。进而导致的金融监管滞后、目标冲突等监管失灵。使金融企业家的市场操纵与过度创新成为可能。世界各国金融发展和金融危机的历史表明，金融企业家对市场的操纵和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金融发展一方面需要金融创新作为动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安全，以利于金融业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从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来看，二者之间表现为：“金融创新――金融风险――金融监管――金融再创新”的动态发展过程，即金融创新会打破金融环境原来的均衡状态，产生新的风险，使原有的监管措施失效。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这种动态发展过程实际上体现了金融企业家与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动态博弈关系。因此监管当局不仅应对金融创新的信息披露、风险管理等进行监管，更应该审视在一个动态演进的金融系统中，既有的监管制度所导致的激励冲突，是否扭曲了金融企业家的行为。
三、从金融监管激励冲突的角度看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
首先，次贷链条加剧了金融系统中的信息不对称。次级房贷经过数次打包出售，交易链不断延长，资金的最终提供方与最终使用方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同时随着次贷衍生产品的复杂性迅速增加，这不仅使分散的投资者难以了解其购买的金融产品的风险状态，即使专业的信用评级机构和金融监管当局也难以掌握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次贷链条增加了金融产品和交易的复杂性，延长了金融市场资金供需双方的距离，使投资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监管当局、审计机构以及信用评级机构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严重。
其次。金融企业家的市场操纵与过度创新行为是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微观基础。随着次贷产品不断复杂化、次贷链条不断延长和次贷产品规模不断膨胀，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不断加剧，分散化的市场参与主体对金融产品进行理性判断、做出合理选择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为金融企业家的操纵和引导市场预期创造了机会。例如，在次贷产品的宣传中，金融机构和经纪人主要强调产品的收益而对风险的提示不足：金融机构还通过引入信用评级等“增信”手段加强对市场预期的引导等。由此我们可以勾勒出次贷危机产生的微观基础：即金融企业家通过创新次贷产品，加剧了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为其操纵和引导市场预期创造条件，同时也为新一轮的金融创新创造条件，其结果是与次贷相关的金融产品不断复杂化。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不断加剧。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和杠杆率不断上升，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不断提高。由此可见，金融机构高的风险承担和高杠杆是金融企业家进行市场操纵和过度创新的必然结果，在次贷危机形成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过度风险承担和高杠杆率只是金融危机脆弱性的表现而不是原因。
最后，金融监管制度设计中的激励冲突是放纵和扭曲金融企业家行为进而导致金融脆弱性的制度根源。美国金融监管制度设计中的激励冲突首先表现在社会公众与国会以及其他立法机构之间的冲突。长期以来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始终遵循这样的原则。即针对金融危机暴露的监管失灵或者由于金融创新导致的不平等竞争作出发应。因此，国会和政府常常孤立地看待每一项具体的金融监管改革，很少考虑市场对金融改革的反映(eisenbeis，2004)。这一理念使得美国金融监管严重滞后于金融企业家的创新行为，监管制度滞后于金融创新不仅可能导致金融监管空白，而且可能导致原本有效的监管制度在新的形势下成为监管当局与金融企业家及金融机构产生激励冲突的根源。在次贷危机爆发的过程中，正是这样一些金融制度安排中的激励冲突，扭曲了金融家的行为，加剧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四、中国金融监管中的激励冲突与金融脆弱性
从我国金融监管的实际来看，金融监管部门一直强调监管技术和监管手段的引进，忽视了监管制度建
设，金融监管中的激励冲突普遍存在。这不仅极大地制约了我国金融监管效率的提升。而且导致金融企业家和金融机构的行为扭曲，使得我国的金融系统具有较高的脆弱性。
一是过于严厉的金融管制。制约了金融企业家的金融创新，使得金融体系结构单一，金融风险过度集中。我国一直对金融业实行严厉的金融管制，这不仅带来了监管权力寻租、服务效率低下等一系列弊端，更为突出的问题则是金融监管导致金融创新激励的丧失。一方面，过于严厉的合规性监管因为法律规章相对滞后而压制了金融企业家金融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过于严厉的金融管制扼制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其结果是，在我国的金融资产结构中银行贷款一直占主导地位。其他金融资产发展缓慢。这种单一的金融结构使得金融风险向银行集中，加剧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
二是金融监管制度的设计更多的是从监管目标出发，较少考虑金融企业的经营目标，导致监管目标和金融企业经营目标的冲突，诱发违规行为，加剧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在金融监管目标和金融企业经营目标相冲突的情况下，监管力度的加大只会提高监管成本，不仅难以提高监管效率，反而可能诱发各种恶性违法违规事件，导致金融系统的脆弱性。
三是金融监管制度设计中没有体现分类监管的原则，缺乏鼓励好的金融企业更快地扩张和创新的激励机制。国际经验表明，在监管制度设计中，针对不同的金融企业设置不同的监管边界，体现分类监管的原则，强调对经营管理状况好的金融企业以更好的、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进而鼓励优秀企业的发展。事实上，在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好的金融机构更快地扩张和创新，往往在客观上会促进差的金融机构的扩张，其结果是金融系统更加脆弱。
四是以政府隐性担保为核心的金融安全网，加剧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造成金融机构普遍的风险转嫁和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与金融监管相伴而生的金融安全网以及由此所导致的道德风险被认为是美国以及世界各国监管当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在我国。尽管没有建立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但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实际上具有“无限责任”的性质。当所有的金融机构和存款都受到了政府信用的担保，一方面存款人缺乏对金融机构进行甄别和筛选的激励；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缺乏强化风险管理的激励，从而加剧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
金融市场监管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监管体制;新自由主义;相对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F83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9)12-0084-04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对当今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且其最终影响仍然无法估量｡反思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埃里克•马斯金教授曾表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的监管失误｡”面对金融危机,甚至连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认:“我原来想当然地认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自利性(交易的另一方为自身利益将严格把关,形成金融业内互相监管的机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股东利益和公司资产安全｡现在看来错了,必须加强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统一监管力度｡”[1]世界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方面存在的缺陷,特别是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对于金融过度创新和金融市场证券化所产生的房地产泡沫存在的严重监管缺失,作为引致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已成为多数专家学者的共识｡籍此视角,反思美国金融监管的缺陷,分析我国的金融监管现状,研判今后我国金融监管的走向,必将有所裨益于促进我国金融监管的改革和完善｡
一､对美国金融监管缺陷的反思
美国金融监管的缺陷不是零星的､分散的､互不联系的,而是系统性的｡它内含在美国的金融监管理念里,反映于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中,表现在美国金融监管法制对金融风险的防控上｡
(一)过分崇尚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取向的金融监管理念
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问题的出现,新自由主义的金融监管理念逐渐成为美国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立法的主导理念,其要旨在于减少政府干预,放松金融管制,大力促进消费､以高消费带动高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1999年金融服务法》的出台为标志,美国的金融监管进一步放松,各金融机构更加大胆而自由地进行金融创新,并迅速做大做强｡应当承认,美国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下采取的一系列金融政策和立法,对缓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颓势､巩固美国在全球的金融强势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正是由于这种与政府管制对立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出现金融创新过度,在政府监管不到位甚至缺失的情况下,市场参与者过度追逐高收益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约束,从而导致风险过度,经过数年的发酵,在新自由主义旗帜掩盖和庇护下的金融风险最终由次贷危机引爆进而迅速演化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目前尚未结束,但其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巨大危害已是不争的事实｡金融危机的恶果迫使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不得不对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监管理念进行深刻反思｡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政府监督与改革委员会作证时也无奈地承认,“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是优秀经济的根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自己的世界观和思想观念不正确”｡[2]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更加明确地指出,“这次金融危机是1980年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所导致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结果｡”[3]
(二)“双线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导致监管的低效和空白
长期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一直采取“双线多头”模式｡“双线”是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条线,即联邦政府机构管理在联邦注册的“国民银行”,州政府管理在州注册的商业银行;“多头”是指有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如美联储(FRB)､财政部(oCC)､储蓄管理局(otS)､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多个机构｡这样一种金融监管模式被认为是与美国倡导的分权制衡精神相符合的,它不仅可以保证金融市场享有金融创新所必备的民主与自由,而且可使每一个监管者形成专业化的比较优势,相互之间的竞争又可以形成权力的制衡｡但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双线多头”金融监管模式的缺陷:一方面,金融监管机构数量庞大且协调性差,影响了监管效率｡据统计,美国的各种金融监管机构多达115个,[4]各金融监管机构监管风格各异､监管标准不统一,每个金融市场主体的行为往往会有两个甚至多个监管机构重复监管,事实上,115个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明显会因信息不畅或者法律授权等原因而无法实现,或者说“最佳的监管时机往往因为会议和等待批准而稍纵即逝｡”[5]结果便是大大提高金融监管成本的同时,却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另一方面,金融监管区隔造成一定程度的金融监管空白,导致规避监管､监管套利等问题的出现｡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法》对金融监管体制的调整,没能从根本上动摇银行､保险､证券分业监管的基本格局,各监管机构的监管区域仍然是相对隔离的｡这种格局尤其容易导致对于一些新生的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空白｡例如,对于“CDo(债务担保证券)､CDS(信用违约掉期)这样的金融衍生产品,到底该由美联储､储蓄管理局,还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来管没有明确,以至于没有谁去管｡”[6]这些空白地带为金融市场主体规避监管､追逐不法利益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双线多头”的监管模式却决定了在金融风险蔓延的过程中,并没有机构为此负责｡
(三)政府在金融风险防控法制体系中存在“缺位”现象
尽管金融风险防控是美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政府在有关金融风险防控法制体系设计中的缺位却为金融危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首先,在美国的金融风险防控法制体系设计中,过于迷信“自由市场理论”,主要着眼于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彼此之间的关系调整,往往将政府监管排斥于防控机制之外｡具体而言,无论是《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还是《1999年金融服务法》,都从立法上减轻了政府在金融风险防控上的职责,为利益驱动下的风险失控现象埋下了祸根｡同样,在资产证券化风险防控的立法设计中,政府在证券基础资产审查设计方面的缺位,促使放贷机构为了追逐更大利润,而不断放松放款条件和扩大贷款规模,积累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其次,政府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长期缺位,在利益的驱动下,评级机构的不良行为致使违约风险被大大低估｡尽管“安然事件”让美国政府意识到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的重要性,并在2006年的《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中首次确立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权力｡但是,该法案既未对评级机构的具体评级模式和收费模式加以限定,亦未确立针对评级结果的问责机制,相反还规定SeC监管不得涉足nRSRo(即“全国公认的统计评级机构”,包括穆迪､标普､惠誉)评级方法､指标和程序的科学､合理性等实质问题｡很显然,这种有限的监管不能从根本上遏制信用风险的扩大｡信用风险传染的普遍性,使得评级机构的不良行为加速了金融危机的到来,加重了金融危机的程度｡
二､我国金融监管的问题和不足
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形成了“一行三会”的局面,确立了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的分业监管格局,金融监管更具专业化,并且在改善监管体制､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汲取美国金融监管方面的教训,从反思金融危机的视角审视之,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不足｡
(一)金融监管理念不清晰,监管行为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
科学的金融监管理念常反映在对政府权力和市场关系的处理上,而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它体现了一国政府的金融监管理念,反映了金融监管行为的价值导向｡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一方面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导向的金融监管理念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另一方面,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又面临着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鼓励金融创新､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的现实而紧迫的需求｡在这样的矛盾形势下,我国的金融监管表现出监管理念模糊,监管行为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的征象｡出于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的目的,金融监管部门以管制代替市场调控,以主管代替监管,政府的权力在金融市场上高度强化｡以证券监管为例,从证券市场的准入到市场信息披露,从交易所人事安排到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挑选,从信息披露方式到信息披露内容等,处处都有监管部门的有形之手;而基于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资本市场培育与金融全球化的需要,减少政府权力干预､鼓励金融创新的金融开放格局又渐显雏形｡理念的彷徨在金融监管行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现有的金融监管时常徘徊于全面干预和放松甚至放任监管之间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不能辩证地处理监管权力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寻求安全与效率的“最大公约数”,使我国金融市场上缺乏明确的价值导向｡
(二)分业监管与多头监管并存,监管真空与监管重复并存,监管绩效不够高
首先,我国实行“一行三会”模式下的分业监管体制,在该体制下,以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为主,与其他一些监管部门如主要管理国债市场的财政部､管理企业债券市场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管理外汇的国家外汇管理局等一起,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共同实现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在当前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尚未完全有效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同配合仍需加强的情况下,行业监管区隔和多头监管的并存,往往导致金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的难以避免,在金融混业经营环境中尤其如此｡同时,机械的“分业监管”､“多头监管”对我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及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运作有着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不仅易于积聚同质风险,而且也不利于鼓励金融创新､激发金融创新的动力和需求｡其次,在金融机构产权监护人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国内金融机构的自律监管作用相对薄弱,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的内控机制难以形成,金融监管当局的风险监管要求未能转化为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需求,从而使金融监管部门承担了过多的责任,提高了金融监管成本,降低了金融监管效率｡再次,我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本身也存在监管经验不足､监管内容和手段不够规范等共性问题,金融监管信息未能实现共享,监管的准确性､有效性难以保障｡[7]而随着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业之间业务合作与跨行业并购的发展,金融业务的综合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以分业监管应对混业经营,必将大大降低以金融行业划分为基础的分业监管体制的绩效｡
(三)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不健全,法律监管机制不完善
首先,现有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不完备､系统性不强｡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主要是由《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中央银行制定的部门规章等法律形式构成的｡一方面,在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中,缺少针对金融危机的应急处理法律机制设计,在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规制方面也是空白,尤其是当前已在金融市场实际运行的私募基金､产业基金,它们还没有取得相应的法律地位,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部门规章对其进行规范｡很显然,长期的法外运行,不仅不利于私募基金､产业基金的发展,而且也不利于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另一方面,在构成现有金融监管法制体系的众多规范性法律文件中,部门规章的比重过大,实施起来缺乏权威性｡同时,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间的衔接性不强,有的彼此之间甚至存在重复或冲突现象｡这些都势必影响到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和金融监管行为的公信力｡
其次,法律监管机制不完善,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不强｡在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中,对市场准入､市场稽查､市场退出､谨慎性要求等基本上已经有所涵盖,但大多是原则性的简单规定,缺少相关的实施细则,可操作性不强｡以市场退出的法律机制建设为例,尽管200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为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奠定了法律基础,但由于金融机构的特殊性,该法的相关规定显得过于原则化而使其在现实中操作性较差,常常不得不由政府和中央银行采取行政性手段加以解决,[8]弱化了法律在市场退出过程中的规制作用,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而金融危机的应急处理法律机制､征信机构的法律规制机制､金融市场同业组织及其自律机制的法律设计的缺失更加凸显了我国金融法律监管机制的不完善,反映了政府在一些领域越位的同时,也存在着在另一些领域缺位的现象｡
三､我国金融监管的走向研判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基本上是参照美国体制建立的,采取了分业经营和多头监管模式”,[9]其对于保障我国金融市场安全､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危害,促使我们在反思美国金融监管缺陷､审视我国金融监管现状的同时,不得不认真研判我国金融监管今后的走向｡
(一)以“相对自由主义”为价值取向的金融监管理念将处于主导地位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及其对国际金融秩序的冲击和破坏,使得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取向的金融监管理念的弊端日益凸显｡过于相信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过于相信从事放贷的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控制的动力和能力､认为监管往往或者总是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等观念逐渐为人们所诟病,以至于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认,自己40年来一直坚持的自由市场理论“有缺陷”[10]｡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也认为,“……依赖金融机构自律是行不通的”,“没有授权任何机构和人员监督投资银行控股公司,让他们放任自流是一个致命的错误｡”[11]但是,我们也不能彻底摒弃自由主义理论而走向它的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政府权力对金融市场的干预作用,而忽视“自由市场”对金融创新､经济繁荣的积极推动作用｡因为,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所暴露的恰是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深层次矛盾｡一方面金融发展需要金融创新作为动力;另一方面,又必须加强金融监管以维护金融安全,保证金融创新朝着正确轨道发展,从而使创新成为金融发展的持续动力｡作为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两者关系是动态的“博弈”过程｡政府干预和自由市场对经济繁荣的价值都有赖于对方的存在｡
与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金融机构的创新权利限制较严,金融衍生品市场并不发达｡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中国重蹈美国次贷危机的覆辙,但我们也不应该因噎废食,而要坚持以“相对自由主义”为价值取向的金融监管理念,认识到“自由市场”是促进经济繁荣的强有力因素,但市场并不是配置资源的最佳工具,市场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政府调控应当担负起适当的角色｡[12]要在大力倡导金融创新和市场竞争的同时,加强覆盖所有类型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体制的建设,提高市场透明度,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在分业监管的现实基础上,逐步趋于目标导向的统一监管模式
无论是分业监管还是统一监管,都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当前我国金融全球化和混业经营的广度与深度都还不够,分业监管体制总体上符合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的状况,对统一监管的紧迫需求尚未形成｡一方面,我国金融业开放的时间还很短,开放的比例和规模也非常小,国际合作多限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证券机构和基金公司的合作与合资;另一方面,我国当前还是以分业经营为主,混业经营尚处于探索和试点过程中,金融“混业”的规模和比例也很小,就金融组织体系来说,无论是银行业､保险业还是证券业,独立的金融机构占绝大多数｡银证合作､银行代销基金等也还仅仅是表层的业务合作,完全突破分业界限的分属不同金融行业的业务交叉､股权交叉等也才刚刚开始｡除此之外,法律也还没有为金融混业经营提供畅通的途径｡而针对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分业监管的弊端,短期内则可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有效整合监管资源,提高监管效率,减少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等现象,逐步进行完善｡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金融创新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动力和金融深化的突破口｡伴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银行业与非银行金融业､金融业与非金融业(如房地产业)､货币资产与金融资产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金融开放和金融混业经营越来越成为金融业发展的趋势性要求,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单纯的分业监管体制将越来越难以适应金融业发展的这种新趋势｡从长远来看,我国必将建立以维护金融体系整体稳定和有效为目标导向的统一(混业)监管模式,这样有利于整合监管力量,提高监管效率,减少监管套利与监管真空,更加一致地监管跨领域的金融产品,规范金融机构影响市场稳定的行为,更好地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三)顺应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
现代金融是法治金融,政府权力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是通过金融监管法制的调整和规范作用实现的｡金融监管的绩效与金融监管立法的完善与否以及质量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面临金融开放､金融创新､金融混业经营等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性要求,汲取美国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应该顺应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及时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
具体而言,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应在加强基础性金融监管法制建设的基础上,顺应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性要求,有前瞻性地建立､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制体系｡首先要及时完善金融监管的主体性法律制度,制定与其相配套的法律实施细则,增强其可操作性,并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其次,要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监管需求及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趋势,适时建立相关法律法规,弥补我国金融监管立法空白｡如适时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建立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对私募基金和产业基金进行法律规范､加快征信法制建设和标准化建设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范化建设等｡再次,顺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立足我国金融市场安全和市场发展的需要,制定兼顾有效性､可操作性和一定程度的前瞻性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实现对本国金融机构的境外业务以及外国金融机构在本国的金融业务的有效监管,促进国际间的金融交流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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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DefectsofChina’sFinancialSupervisionandDirectionJudgments:FromtheperspectiveofReflectionsontheFinancialCrisis
YinBinghua
(LegalDepartment,ShandongpoliceCollege,Jinan250014,China)
金融市场监管的重要性篇8
金融监管的目标也就是金融监管者通过监管要实现的结果，当金融机构的竞争偏离这个目标的时候，监管当局就要通过其监管手段来维护目标的实现，监管目标决定了监管的力度。监管目标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外部条件影响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并且监管目标也随着一国金融机构的进步而提高。但是，金融监管的目标总是希望建立起一个稳定，健全和高效的金融体系，所以也是有其共同点的。
(1)维持金融机构的信用，保证金融机构安全稳健运行，保护投资人的利益。金融机构是个特殊的行业，金融机构的产品是单一的货币，货币在现代金融经济的不可替代性也决定了金融机构的核心作用，金融机构承载着一个国家货币资金的高效运转，但同时金融机构又是一个“逐利的动物”，如果没有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金融机构就会成为金融风险的发源地。信用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比生命还重要，面对着大量资金的诱惑，维持良好的信用又是一件很难长期保持的事情。
(2)防止垄断，维护金融业平等有序的竞争。一旦金融机构形成垄断，就会使市场机制丧失其资源配置的作用，货币资本的充分流动，高效配置，必须要借助与市场机制才能起作用，如果形成垄断，金融市场就会被某些金融机构所霸占，成为其牟利的工具，也就使金融市场的存在失去了意义。
(3)确保货币政策和金融宏观调控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央银行作为一国宏观经济的调控者，都要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才能体现它的调控意图，但是货币政策是一个需要通过层层的传递才能够对调控对象起作用，其中金融机构在货币政策传导的链条中，属于最关键的一环。
(4)增强金融机构在国际市场上的竞宇叻。只有通过监管，提高信用，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保持一个高效稳定的金融体系，才能够切实提高一国金融业的竞宇叻，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
2金融监管的原则
(l)依法监管原则。金融监管必须要有法律作为依据，否则其监管就很难保证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一贯性。依法监管有两层含义:第一，监管主体必须依照法律进行监管，不能随意
(2)适度竞争原则。一个有序竞争的金融市场才能使各个金融机构得到稳定健康的发展，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不能过多的干涉金融机构的内部经营，限制他们的竞争;也不能放任自由。所以金融监管的重心要放在为金融业创造适度竞争的环境上，形成和保持适度竞争的格局。
(3)监管主体的独立性原则。监管工作是一个神圣的工作，是站在广大金融市场的参与者的立场上进行的，监管者必须要保持其独立性，才能够用一种全局的立场来进行监管，才能使监管更加有效。
(4)外部监管与自我约束相结合的原则。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要在外部监管的基础上，加强对金融机构和以及金融从业人员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
(5)安全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安全与效率是金融市场运行的两大基本的特征，只重视安全而忽略效率，则无法发挥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只讲究效率而不注重安全，则不利于金融机构的长期发展。所以安全与效率的协调统一对于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是非常重要的。金融监管部门要通过监管，使两者协调起来，不可偏颇。
3金融监管的内容
金融监管的内容从金融业务流程来看，主要有市场准入监管，市场运作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
(l)市场准入监管。是金融监管的开始。由于金融机构的高风险性，不管哪个国家，对新设立的金融机构都必须经主管当局批准，只有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才能营业，目的是避免不合格的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以保证金融机构对金融风险有着较强的抵御能力。
(2)市场运作过程的监管。金融机构批准开业后，金融机构的运作是否合法，还要求监管机构继续进行有效的监管，以便更好的实现监管的要求，分别是:资本充足监管;流动性监管;业务范围监管;贷款风险的控制;外汇风险管理;准备金管理;存款保险管理。
金融市场监管的重要性篇9
（－）吸引外资效应。著名的钱纳里双缺口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落后，国内储蓄率低，国内储蓄不足以满足经济增长对资本的需求，普遍存在着“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储蓄不足和外汇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在此情况下，必须通过引进外资才能弥补这两个缺口，并使其潜在的经济增长变为现实。泰勒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外资流入对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而发展中国家引进大量外资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与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有关研究表明，无论是外国金融服务机构的直接投资还是其它类型的跨国公司的投资都会随着本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另外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必须积极主动地成为各种国际或区域性协议的签约国，这无形中将对我国政府以往经济管制行为的不连续性和不稳定性给予一定的约束，促使政府按照国际惯例和规则进行金融监管活动，重建社会信用基础。这将为本国金融市场提供一个规范有序的竞争环境，降低金融领域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大大提高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
（二）金融效率效应。金融体系的低效率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金融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低效率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成因就是竞争的缺乏。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后，我国金融体系的低效率状况将会得到有效克服。（1）竞争性市场金融体系的形成，将有效克服垄断经营所产生的“租金”，从而促进金融企业的规范化经营，减少甚至消除“寻租”行为对金融市场运行和金融体系秩序的不利影响。（2）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有利于限制和减少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度介入和干预，增强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金融机构能够根据风险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选择信贷对象，分配信贷资源，保证信贷资源流向高效益的经济部门和企业，提高信贷资源的利用效率，优化信贷资源的质量。（3）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市场化金融体制的形成，而市场化的金融体制将强化企业和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弱化企业对银行信贷资金的过度依赖，有效遏止企业的过度扩张行为和“投资饥渴”，从而提高银行信贷资金的利用效率和质量。（4）在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国内金融服务企业可以相对便捷的学习和模仿外国同行的管理和交易技术，并且在存在巨大国际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国内企业的学习和自我创新活动具有很强的主动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技术转移的有效性。（5）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后，伴随着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进入，大型跨国金融机构对人才的常规培训工作以及所提供的接触国际社会的机会、了解国际市场新信息的渠道都为培养本地人才提供了相当可贵的条件。
（三）国际收支效应。（1）经常项目效应。外资的大量流入加速了我国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了包括金融服务业在内的部分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扩大了对外贸易发展的基础，从而将会有力地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将会改善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国际政治、经济等宏观环境，从而为促进和带动本国的货物商品与服务商品的出口创造良好的条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将会有力地推动我国商业银行国际业务和海外业务的发展，使金融机构能更方便、更快捷地向本国从事国际贸易活动的企业提供从信息咨询、市场调研与预测、各种贸易融资便得，到贸易结算在内的多功能、全方位金融服务，从而有力地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2）资本项目效应。从理论上讲，当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可以通过资本项目的资本流入来弥补经常项目的逆差，调节国际收支失衡。金融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一方面为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大规模融资提供了可能和便利，从而使得国际信贷成为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重要手段和渠道；另一方面，推动了我国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为资本的自由出入扫清了障碍，为中央银行利用货币政策调节国际资本的流出入来平衡国际收支提供了条件。
二、金融服务业的特质与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一是金融服务业的特殊性质，即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金融市场的失灵使政府有必要对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进行外部监管。（1）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效应。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及其连锁性反应将通过货币信用紧缩破坏经济增长的基础。按照福利经济学的观点，外部性可以通过征收“庇古税”来进行补偿，但个别金融机构的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之间严重的不对称性显然使这种办法显得苍白无力。（2）金融体系的公共产品特性。一个稳定、公平和有效的金融体系带来的利益为社会公众共同享受，无法排斥某一部分享受此收益，而且增加一个人享用这种利益也不影响生产成本。因此，金融体系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特性。（3）金融机构自由竞争的悖论。金融机构是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它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特性，决定其不完全适用于一般工商业的自由竞争原则。（4）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金融体系中突出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现象，导致即使主观上愿意稳健经营的金融机构也有可能随时因信息问题而陷入困境。然而，搜集和处理信息的高昂成本金融机构又往往难以承受，因此，政府及金融监管当局就有责任采取必要而适当的措施减少金融体系中的信息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
二是发展中国家自身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金融体系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导致风险积聚，金融体系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状态，主要通过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宏观环境四个子系统体现出来。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实质上主要是由金融制度丧失或部分丧失其基本功能所造成的。就我国的情况来看，有关分析显示，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自1995年已基本呈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随着改革的深化正在逐步提高，这无疑是我国今后进一步推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要保证。从四大子系统对我国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影响因子来看，银行系统对整体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因子自1996年以来一直高于50%，1998年高达636％，2000年为57％下降了66个百分点。这与近年来国家实行“债转股”等降低银行不良资产的政策措施有关，改革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降低银行系统的脆弱性水平，其脆弱性程度令人担忧。金融市场子系统对整体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因子自1995年以来相对于其它子系统而言越来越突出，影响因子从1995年的144%上升到2000年的232％，在四大子系统中仅次于银行系统位居第二并呈上升趋势。今后我们应从完善金融监控机制着手，更多关注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的脆弱性，及时化解股市风险，防止股市脆弱性累积，以保持整个金融体系稳定。
三、我国金融监管机制创新的基本思路
（一）分离监管职能。中国人民银行目前同时承担着制定货币政策和实施金融监管两项重要职能，随着国内金融业垄断市场格局的打破，金融市场体系的扩张速度将会大大加快，依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水平，人民银行在完成制定货币政策、经营管理国际储备、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等任务的同时，对风险管理水平较低的庞大商业银行系统进行有效的监管是非常困难的。此外，将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放在一个部门内，也具有很强的道德风险，管理者会以一个目标的完成来掩盖另一个目标的失败。因此，突出金融监管的地位，实现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两项职能的分离是我国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必要内容。
（二）创新监管组织。目前的分业监管机制的主要问题在于监管协调机制缺乏、监管重复现象严重、监管信息不能共享、结构性监管与业务发展多样化之间矛盾日益突出等等。入世后，随着国内的银行、信托、证券和保险机构之间业务的日益混合和联系的不断加强，我国分业经营体制中隐含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这就要求在目前监管机构设置格局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组织创新。目前可行的办法是，由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家监管机构，成立金融业监管协调委员会，开展联合监管。金融监管委员会的设置可以大大促进金融创新，加强监管协调，提高监管效率，抵制潜在的监管信息内部化倾向。
（三）明确监管目标。总体来讲，我国金融监管目标过于宽泛，既不明确又难以操作，更难以量化考核。根据发达国家的监管经验，金融监管的目标一般有两个，即：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稳定。前者是由于在金融活动中，信息不充分或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普遍存在，金融机构一般比债权人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这就使它们有可能利用自己信息上的优势，将金融风险或损夫转嫁给债权人。后者是由于一方面金融机构经营的不是普通商品，而是货币，而且其经营活动本身就是以包含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信用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金融机构的经营具有内在风险，另一方面金融风险本身具有较强的连带性和易传播性。自从1990年代以来，随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融风险的加大，维护金融稳定逐渐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
金融市场监管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金融衍生品 市场监管
一 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概念
(一)金融衍生品含义
金融衍生品是以基础金融工具的存在为前提，并以这些金融工具为买卖对象，其价格亦由这些金融工具决定的金融合约或支付互换协议。基础金融工具是货币和资金的直接收付工具，金融衍生品所涵盖的基础金融工具包括货币、利率、汇率、股票指数等。
(二)金融衍生品经济特征
(1)杠杆性。在金融理论中，杠杆性是指以较少的资金成本获得较多的投资，以小搏大，以提高投资收益与资金效率的操作方式。典型的金融衍生交易方式是以原生工具的价格为基础，交易时不必交纳相关资产的全部价值，而只要缴存一定比例的押金或保证金，便可得到相关资产的管理权。
(2)虚拟性。虚拟性是指证券所具有的独立于现实资产运动之外，却能给证券持有者带来一定收入的特征。当金融衍生品的原生资产是股票、债券之类的虚拟资本时，金融衍生品具有双重虚拟性，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大大超过原生市场的规模，甚至远远地脱离原生市场。
(3)未来性。衍生品是给予交易的一方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对某种基本的资产(或者是对某项资本资产的现金值)拥有一定债权和相应义务的合约。对于所有的金融衍生交易而言，都具有一种“未来性”，即是在从事交易时，订约与履约的时间存在相当程度的分离。
(4)高风险性。由于杠杆性、虚拟性、未来性等因素使得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程度，相对于传统金融品，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交易有关的资产或权益在未来的损益结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发生未预期损失的可能性也很大。
(三)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理论
立法管制派赞成加强立法和行政执法，主张对金融衍生品市场进行必要限制，理由如下：
首先，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机制容易引发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且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一旦交易链条当中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对其他金融机构产生连锁反应，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将影响整个金融系统。其次，当前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规模急剧扩大，业务类型复杂多样，银行、证券、保险公司等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从事衍生品交易。而政府监管当局对他们的监管要求各不相同，也没有掌握其交易全貌，缺乏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有效控制金融衍生品交易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危害。再次，当前的信息披露制度和会计制度还不够完善，不能及时准确披露衍生品交易的盈亏状况，已不适应当前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最后，由于缺乏有效监管，使金融衍生品事故不断，从巴林银行倒闭，到法国兴业银行、中信泰富等企业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上爆出巨亏，以及次贷危机，使得公众对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管理制度和能力产生了疑问。
金融衍生品事故反映出的监管问题如下：
(1)多头监管制度的弊端。
(2)监管机构职责没有履行到位。
(3)监管目标互相冲突。
(4)场外交易市场成为监管重灾区。
(5)对危机的发生缺乏风险防范机制，应对措施作用有限。
(6)国际监管协作远远不足。
三 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及政策建议
(一)树立全新的监管理念
要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监管活动应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一变事后监管、被动监管为超前监管、主动监管，防患于未然。金融监管也应由合规性、机构性监管向合规性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及功能性监管转变。从注重金融机构外部监管向注重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加强行业自律、强化社会舆论监督与政府监管相结合。
(二)完善“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
主要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加强“一行三会”的自身建设，二是加强“一行三会”之间的协作。具体而言：一是健全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和信息共享机制。二是尽快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三)完善金融衍生品监管法规体系
金融衍生产品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在相当程度上成了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发展的瓶颈，法律法规的滞后制约了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因此，要借鉴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加快制定与金融衍生品交易相关的专门法律和法规，对旧的法律法规进行适时修改，以法律形式明确金融衍生品交易信息披露制度。
(四)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内控制度
外因是条件内因是动力，应引导金融机构建立完善的内控体系。首先，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使之成为真正的市场参与主体和风险承担主体；其次，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根本上促进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制度化建设，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和管理能力，保障单个金融机构和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稳定；再次，加强内控机制。
(五)改进监管方式，完善监管手段
我国的金融监管方式应向合规性与风险性监管并重转变，采取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定期检查与随机检查相结合、静态监管与动态监管相结合的多种监管手段。改革现行的会计制度，使金融衍生品业务能在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有效披露，并尽快开发一套非现场监管计算机信息系统，实现对金融业的同步监管和对金融数据的积累。还要重视其它金融机构的监管，构筑规范合理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
(六)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与交流
在不断增加的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和国内金融机构跨出国门的背景下，国际监管协调与合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通过金融监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对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和境外中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成为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其稳健经营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