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篇1
下图是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示意图,对其解释正确的是()
①所示的经济在新中国成立后结束②所示的经济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③所示的经济严重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④所示的经济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⑤所示的经济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利大于弊
a.③④⑤B.②③④C.①②③④D.①②③
答案:C
在试卷讲评时,部分学生对①所示的自然经济在什么时候结束产生了异义。大部分学生认为自然经济结束于1950至1952年年底的,一小部分学生认为它结束于1953至1956年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这里实际上引出了“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两个易混淆的历史概念。
一、从本质属性看,“自然经济”不同于“小农经济”
自然经济,即自给自足的经济,其生产的目的不是为市场交换的需要,而是为了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需要的一种经济形式。其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是为生存而生产,不是为市场的需要而生产。自然经济具有如下的特征:
1.它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相适应,人们的经济联系和经济活动基本局限在经济单位内部,生产规模十分狭小。
2.它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目的,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是这种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
3.自然经济中的劳动交换和经济联系形式是直接的。
所谓“小农经济”,人教社高中历史必修二表述为: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生产主要是为满足自家基本生活的需要和交纳赋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传统农业中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小农经济具有如下的特征:
(1)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
(2)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
(3)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可见,自然经济的本质属性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本质属性是家庭经营,生产规模小。当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就是自然经济,即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二、从产生和存在的时间范畴看,“自然经济”不同于“小农经济”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与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存在。1952年年底,新中国完成,自然经济在我国结束。而中国的小农经济则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和牛耕的逐步推广,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伴随着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逐步形成。一直延续到1956年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小农经济被农业合作社所代替。从世界范围来看,小农经济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的变化,具有三种社会属性,即封建小农经济、资本主义小农经济、社会主义小农经济。
三、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1.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经济形态不是小农经济而是自然经济。因为,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生产工具原始落后,农耕是通过集体劳动完成的,不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所以不是小农经济。但由于他们的生产主要是自给自足,属于自然经济。
2.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等于自然经济,并延续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束。
3.法国大革命后的小农经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小农经济,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小农经济,它们并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富农经济。它们生产的产品主要不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是和市场相联系,但由于它经营规模小,相对于资本主义大农场而言,故叫小农经济。后来,小农经济在苏联被集体农庄所取代,在中国,被农业合作社所代替。
4.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把土地长期包给各家各户使用,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所以,从生产规模和分户经营看,中国的农民仍然以小规模的一家一户进行经营和生活,本质上仍然属于小农经济,但其性质不同于以往的小农经济。以前的土地是私有的,而改革开放后所形成的小农经济土地却是公有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的小农经济,它和传统意义上处于封闭状态的小农经济相比,已有本质区别。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篇2
1、小农经济的特点之一是自给自足。
2、资本主义生产打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大大加强。
3、从前我们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任何材料都可以自给自足了，不需要进口。
4、中国的综合国力已渐渐地增强，在袁隆平研制出杂交水稻后中国人能够自给自足，甚至到现在能养活整个地球的人了。
5、他以一种梦境似的好奇心情盘查着自己的那些财产，那些他一度计划的，为过隐居的自给自足生活的用品。
6、当然，另一种影响就是家在这里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
7、中国历来是自给自足的“中史之国。”
8、所有国家都在搞经济上自给自足。为了努力做到自给自足，他们从国外只购进最低数量的商品。
9、陶渊明非常快乐地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10、他们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康生活，不愿外界来打扰自己的宁静。
11、该活动应该完全自给自足的并且是要透过注册费来提供资金。
12、不论在什么地方，殖民者都必须主要依赖小农场和自给自足。
13、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
14、作为一个社会，我们现在的生活比完全自给自足时更富裕，更消闲。
15、人民在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展开了自给自足的大生产运动。
16、中农在中国农村人口中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中农一般地不剥削别人，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
17、直到整个计画成功到可以自给自足，我们才会开始获利。
18、人们都希望过着自给自足无忧无虑的日子。
19、我国人口众多，能够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篇3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自上而下转移支付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农村地区内私人不愿意提供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主要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农田水利主干网络、基础教育、农村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不可分割性特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仅满足广大农村地区人民物质和精神需要，而且对发展我国农村经济和推动国家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乡差距也越来越大，相比城镇公共产品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还比较短缺，因此如何满足农村公共产品需要以及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历了合作化时期、时期、家庭承包制实施至农业税取消前、后农业税时期四个时期。
（一）农业合作化时期和时期（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施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其主要目的是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农业合作化运动经历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种组织形式，从组织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进一步发展到建立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国出现了初步的农村公共产品制度。1958年，我国实施农业化运动，进一步强化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制度拥有对人、财、物的绝对控制权，采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保证了农村公共产品的基本供给。
这一时期，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主要表现在农村基础设施、农田水利主干网络、低水平的社会保障等方面。总结这一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特点，主要有：一是供给主体主要是集体组织，合作社和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提供者；二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来源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主，国家财政为辅，主要依赖政府动员组织大量劳动力来完成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如表1所示；三是农村公共产品决策主要是自上而下，政府及集体组织是唯一的决策主体。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实施至农业税取消前（1978-2005年）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此同时，乡镇政府也在废除政社合一制度基础上成立，拥有一定的财政权力，成为基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导者。
乡镇政府的职责几乎涵盖了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央政府下放了事权，但没有下放财权，上级政府转移支付不足，导致乡（镇）财政紧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来源一方面以货币形式体现，包括乡镇企业上缴利润和管理费、三提五统，各种集资捐赠收入等，另一方面是农民提供的劳动。这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特征主要是：一是供给主体主要是乡镇政府，采用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二是农民税费负担由以前的隐性变成显性；三是乡镇政府财力有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相对农业的高速增长来说是滞后的，主要因为改革后国家对农村基本建设的投资减少，而政府投资的减少并没有由私人投资来完全弥补（张军，2006）。
（三）后农业税时期（2006年至今）
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废除《农业税条例》，减轻了农民负担。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取消了“三提五统”和各种集资摊派费，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农业税的取消对不同的乡镇政府影响不同，但总体上是减少了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后农业税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来源主要是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农村“一事一议”制度。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有限，乡镇政府财政紧张，因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也相应减少，甚至根本不提供农村公共产品，而“一事一议”制度也仅满足小额费用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议而不决，强制实施，数额偏小等。这个时期的公共产品供给特征主要有：一是资金渠道主要是转移支付和小额公共产品的“一事一议”；二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三是决策程序还是以自上而下为主。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也有很大改善，但总体上还存在供给不足问题，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比例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得到长足提高，如图1和图2所示。
财政支持不足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也不足。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所占比例不足47%，灌排设施老化失修，工程不配套，灌溉水有效利用率仍不高。到2010年底，全国仍有1200个乡镇、12万个建制村不通沥青（水泥）路，其中90%集中在西部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部分地区农网改造面偏低，如四川和青海的低压地网改造率不足65%。目前全国仍有约500万无电人口，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四川、云南、、青海和新疆等省区。农村公共卫生条件也发展不快，不能很好满足农村地区需要，如表2所示。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单一化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公共产品供给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方面都得到长足发展，但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发展远远跟不上城市公共产品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当前的供给方式主要有：政府直接供给；农村集体组织供给；投资者自愿供给。由于政府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的优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仍然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决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仍然是政府主导。农村地区人员也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政府提供的，对于小型公共产品供给是村集体组织，村民出力出资自行提供，而对于大型公共产品，他们大部分选择等、靠、要。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在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部分农民不急需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剩，而急需的公共产品供给相对不够。对于农村基础设施、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医疗卫生等公共产品提供相对不够，而对于那些投资见效快，政绩比较明显的公共产品投资相对过剩。由于非生产性公共产品较生产性公共产品而言有着较强的激励，所以能在短期内见效的，这些公共设施的利用效率极为低下，浪费了大量公共资源，加重了农民负担（刘华安，2009）。现阶段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是根据农村地区的真正需求来决定的，而是根据地方决策者的政绩和效益的需求来决定的（陶勇，2001）。
（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成本高且效率不高
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不透明，有些公共资源被挥霍、挪用，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成本高。另一方面，农村公共资源使用过程中，往往缺乏监督，公共资源没有严格按照要求使用，脱离了成本收益原则，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对农村公共资源的筹措、管理和使用缺乏严格的规范监管，资金经常被挪用；二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价格往往高于市场价格，成本不透明；三是决策程序不透明，受到主要决策者的影响。
（五）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地区结构差异很大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同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很大差距，造成地区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公平。刘新林，唐云峰（2009）通过调查发现基础设施公共类产品，东西部的差距主要在质量方面，但东西部的教学办学条件、水利设施、卫生院设施、信息、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很大。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也显示，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很大差距，如交通设施、卫生条件等，如表3、表4所示。
完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对策
（一）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支持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支出的涉农支出比例不够，严重影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财政收入也持续增长，因此必须加大对农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投入，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田水利、道路等建设，增加农村信息和科技水平投入，提供农村劳动生产率。因此，从中央来看，要尽快建立与财力增长相适应的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正常增长机制，并把增量部分主要用于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地方各级政府要按照有关法律和政策要求，积极加大“三农”投入，在本级财政支出中安排更多资金用于农业和农村建设。
（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仍然是政府控制公共资源的使用和分配，这种机制不利于信息的沟通，因此需要完善这种机制。随着国家农村政策的改变和农村经济发展，这种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不能完全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有限的农村公共资源配置不当，因此需要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逐渐调整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引入自下而上的决策程序，更多地考虑大多数基层农村公共产品需要，有助于信息的沟通，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有助于建立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使得基层需求更好地传达到决策主体。
（三）鼓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元化
我国是一个大国，农村地域占据非常大比例，因此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规模也非常大，仅仅依靠国家的财政投入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因此需要调整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单一机制，建立多元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机制，拓展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对于纯公共产品，坚持以政府供给为主。除了政府提供外，还应该拓展其它渠道：
一是公共品自愿供给，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大企业和先富裕者，因此政府可以以税收优惠来激励公民个人、单位，以自愿为基础，以社会捐赠或公益等形式无偿或部分无偿地筹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用于教育、体育、济贫等公益用途，并接受公众监督的一种机制。
二是对于小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鼓励当地居民自己提供，按照林达尔均衡理论，当需要公共产品的人数有限而消费效用能够识别时，这些小型农村公共产品完全可以由当地居民自己提供，而政府应加以鼓励和配合。
三是对于那些少数人需求的农村公共产品，可以采用俱乐部公共产品提供，建立俱乐部，由那些有需求的人建立俱乐部。
四是对于那些准农村公共产品可以由市场来提供，按照市场原则来经营，比如洪必刚（2009）探讨了Bot模式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使用，充分发挥民营Bot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强大作用。
五是加强非盈利机构的作用，可以鼓励他们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
（四）加大对中西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力度并逐步消除地区不公平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些地区的县和乡镇两级政府由于财政有限，很难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形成不公平现状，因此需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投入，缩小地区差距，主要可以采用两种途径：一是加大国家对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扩大对这些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财政支出，重点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同时也要防止转移支付资金别挪用其他用途；二是国家采用措施引导这些地区经济增长，只有经济增长，才能真正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五）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及财务监督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往往出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资金成本高，而且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质量也往往出现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公共产品决策监督出现问题，因此需要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监督：一是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监管，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立法，明确监管主体、职责范围，反馈机制和处理程序；二是鼓励基层农民参与，在决策过程中引入农民意志，防止有限公共资源浪费，提高农民公民意识，积极监督公共产品资金使用和资源配置方向；三是鼓励媒体积极参与监管；四是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和财务透明度，定期公布公共产品进展及资金使用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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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篇4
(一)农村经济发展依赖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推动
农村区域经济是按照特定自然地域、经济情况、社会发展需要而形成的特定区域农村经济整体，经济区域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区域产业化等作为发展目标的。农村区域经济的产业化依赖于农村产业企业的支持和充分的资金供给。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为企业融资、吸纳农村剩余资金和促进资金的循环创造了条件，否则就会出现企业融资贷款困难，优势产业发展不起来，难以引导和促进当地农户有计划有规律的生产。区域内的农业产业多、小、杂、全，农户自给自足的多品种，多样化生产，不能使有限的资源得到优化配置。金融市场不完善导致农村企业发展受到阻碍，农业的产业优势发展不起来，区域经济没有支柱产业的支撑，农村的现状更加难以改变。因此金融市场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支持和被支持的关系，更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能快速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二）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能拓宽农民投资渠道，有效吸收农村剩余资金，促进区域经济的活跃
当前，农村金融市场市场发展不平衡，金融结构不合理，直接融资比例过低；金融产品种类与层次还不够丰富，风险定价等市场功能有待增强，大部分农户的投资渠道单一，储蓄仍是理财首选，股票、证券投资占比不足5％，导致资金外流严重，企业融资困难，难以解决劳动力等问题，农民只有到外地寻求就业，农村的经济发展缺乏推动力，农村农户缺乏收入来源，农村吸收剩余资金的能力有限。劳动力和农村资金外流，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通过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帮助农村广大中小企业融资，推动农村企业的发展，合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防止农村资金沉淀、逆流，才能活跃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三）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是满足多层次农村经济主体资金的需求
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不平衡性和层次性，不同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农业生产规模和组织形式都不尽相同，农村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也表现出较强的多样性。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水平下，金融工具与金融组织种类越丰富，金融活动对需求信息的收集、反馈和动态调整就越迅速，对经济的渗透力和促进作用就越强。因此，多样化的农村金融结构比单一形式的金融结构更能够满足多层次的农村金融需求，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以某县级市为例，目前存在三种层次的经济主体：一是已经部分形成规模化经营的产业化农业组织，基本实现“基地+农户”的增长模式；二是部分仍处于贫困边缘，有待政策扶植的农户；三是以上两者之间大量存在的从事小规模农业生产的农户，该层次的农户处于从小农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之中。对于这三种不同层次的农村资金需求主体，应该以不同的金融结构来满足。
（四）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能有效解决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
据对某市10家农村中小企业的资金构成调查显示，当前农村中小企业自有资金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由企业成立之初的25%上升至29%，而金融机构贷款逐渐萎缩，由20%下降至17%。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对资金的需求增加，但银行提供的贷款却没有按比例增长，中小企业融资难局面一直难以改善。而与此同时，民间借贷存在明显的上升趋势，已由12.9%迅速增长到22.4%,利率由6%增长到20%，如果得不到很好控制,农村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情况还会以此方向变化。据部分企业主介绍，银行贷款不能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企业不得不采取民间借贷等措施，来满足他们的资金需求。民间信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服务不足，对农村金融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但是民间信贷风险性大，无法律保障，有可能干扰农村的正常金融秩序，引发民事纠纷，产生金融诈骗等危害整个社会稳定的违法行为。因此，完善农村金融市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势在必行。
二、影响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深层次因素
（一）制度瓶颈
1.金融体制不完善，尚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明显存在着组织机构单调，服务功能不全等问题。一是基层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了信贷管理体制，上收了贷款审批权，减少了基层支行的授信额度；并普遍实行经营战略转移，信贷投放向中心城市、优质客户集中。在这种经营战略主导下，银行贷款投放集中于少数重点企业，而对乡镇工业、特色农业生产及农业深加工等企业发放的贷款却寥寥无几，支农作用日益削弱。二是农业发展银行功能单一，在支持农业产业化、综合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广等诸多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方面政策性效能受到制约。三是农村信用社支农服务中存在能力和素质方面的缺陷。主要表现为自身包袱沉重，经营困难，结算功能不全，信用工具欠缺等。四是农村经济风险补偿机制尚未健全，农业保险服务缺位，不能有效为农村经济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2.农业和农村信用担保体系缺位。一是农村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受到诸多政策法规约束，抵押融资受到较大限制。二是抵押物难选择，农业贷款扶持的农业、林业等产业，其资产多为农产品、林业资源，若作为贷款抵押物其自然风险很大。三是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滞后。目前，部分县域信用担保机构尚未建立，农村地区的小企业、农村种养大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难以获得融资担保。
3.民间金融缺乏规范的市场运行规则
民间金融在满足农村市场资金需求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民间信贷组织尚未被“正名”，新兴民间金融组织的市场准入条件以及监管办法久未出台，民间借贷活动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其拾遗补缺的作用难以发挥。
4.农业保险缺少政策扶植。农业生产最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由于农业保险风险高，赔付率大，保险公司开办此类业务积极性不高，造成农业保险供给不足，需要农业保险的农户无处投保。
（二）资金供需瓶颈
金融资源外流严重，资金短缺。县域资金外流严重影响了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阻滞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商业银行只吸收农村存款，大力压缩农业贷款，甚至只存不贷，使农业资金向其他行业转移。邮政储蓄利用政策和网点优势，吸收了大量农村资金，这部分资金在成为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后，有一部分通过支农再贷款形式返还到农业领域，但绝大部分游离于农业之外，
（三）效率瓶颈
商业银行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作用减弱。近几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主要集中投放于大城市、大企业、重点项目，并且具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和严密的放贷手续。同时，有些商业银行调整经营战略，在县域经济实施了分支机构的市场退出，县及县以下金融机构网点大幅减少，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支持。此外，国有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体制实行比较集中的管理模式，对基层很少或根本不予授权授信，保留下来的机构网点所吸纳的资金大部分或全部上存，实际上已成为上级行的“储蓄机构”。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的严重失衡，导致商业银行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支持乏力，导致县域经济发展资金投入不足的根本原因。
三、相关建议
（一）合理布局，完善农村金融体制。在当前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既要尊重历史，又要放眼未来，要从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出发，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发展各类金融市场”的要求，按照统筹兼顾、因地制宜、适度竞争、共同发展的思路，去谋划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科学有效地整合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形成政策性、商业性、互三种金融主体并存的多元化经营局面，且保持适度的竞争，增大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为农村金融市场提供多方面的优惠政策措施，避免县域金融市场经营主体趋于单一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农村资金市场的资金供给与需求趋于均衡，从而更好地促进县域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机构调整不能搞“一刀切”。为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在信贷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对国有商业银行机构撤并过程中，应从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和保持适度竞争的角度考虑，兼顾地区间经济发展的现状，由监管部门牵头组织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深入细致的市场调研，统一规划机构撤并方案，科学有效地整合县级金融市场资源，保留1－2家县级商业银行及适当的经营网点，并赋予一定的贷款权限，以缓和农村信用社支农资金供给不足的矛盾。
（三）完善农村金融市场，推动农村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农村金融市场要完善，需要立足区域经济发展，农村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对优势产业企业的有力支持。通过开展存贷、担保、保险、期货等多种金融业务，刺激区域内的金融市场；提升区域产业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减小和分散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改变产业企业融资，贷款难的情况，只有建立起了农村金融市场，实现了区域经济，农业才会有一个新的面貌。要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吸引资金（特别是商业资金），防止农村资金逆流、滞留、回流，实现农村资金区域内的良性循环。
1.鼓励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从资金上支持区域优势产业，改变农村生产的“小、散、全、杂”的布局，专业化生产、经营，把小区域各产业的生产要素配置到优势产业上，打造区域特色。农民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不利于市场的发展，生产资料的过度分散也导致了生产力的下降，要通过专业生产和资金上的重点扶持改变这一状况，克服生产要素的过度分散，使生产资料（特别是资金）转移到优势产业上来，实现产业的规模化，增强产业的整体实力，这样，区域的特色才会体现出来。
2.以优势产业为载体，逐步完善金融市场，促进强化产业优势，完善产业的相关服务，以优势产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政府要立足于支持优势产业的角度，吸引各种资金流向优势产业，鼓励广大中小企业经营优势产业，打开优势产业的销售市场，提升优势产业的社会效应，农业保险和企业担保贷款是建立农村金融市场的一个突破口，农业保险等一系列相关金融服务要抓住机会，保证优势产业取得足够融资，对优势产业进行金融支持，同时，以此为机会活跃金融市场。
3.发挥区域优势产业的整体效应，实现优势产业规模化。区域经济的产业化，有效降低了行业风险和企业风险，因此为之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和其他金融服务风险也会大大减小，金融市场便有可能得到发展和完善。要鼓励银行增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扩展其业务范围和领域。政府应鼓励各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展开多种金融服务，创造一个活跃的竞争的氛围，改变金融市场的疲软状态。在一个完善的竞争性的金融市场的条件下，实现了资金地高速循环，推动经济地发展。同时，政府应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进一步改善诸如交通通讯等公共事业，为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作补充，实现地区经济的和谐发展。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篇5
需要事先说明的是，根据生产条件的来源和产品的去路来判断生产单位是否属于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范畴的办法，是可行的，但不能拘泥一端。只看生产条件的来源，说通过商品货币交换关系才能进行再生产的经济单位不是自然经济的，那末，购买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的生产单位把产品留作自用的该怎么算？只看产品的去路，说生产品只用来满足本单位需要的不是商品经济的，那末，购买原材料和生产工具才能进行生产的单位该怎么算？所以，必须既要看到生产条件的来源，也要看到产品的去路，而且，不光看到生产、生产单位，还要看到消费和消费单位。换句话说，从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结合，进行生产，进行分配，到满足消费的需要，这一全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以内，凡是通过商品货币交换关系的活动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凡是不通过的，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在考察各个环节之后，再作总的概括，也许可以减少一点片面性和简单化。
一
许多著作都拿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体论证封建经济与自然经济的紧密联系，这并非毫无道理。因为这类小农经济是封建经济的基础，如果它具有自然经济的性格，封建经济也就必然与自然经济发生紧密的联系了。且不说那些论证是否确切，只就它们大多强调小农经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特点，相对忽视它同封建生产方式和剥削方式的特点的联系而言，是失于片面，需要作些补充的。
封建社会里的小农，包括自耕农在内，这里暂时撇开它不谈。只谈没有土地，租种土地所有者土地，利用自己一家人的劳动力，进行独立经营的小农。这类小农包括交纳各种形态地租的直接生产者。他们所拥有的，就是所使用的土地和全家的劳动力两项资源，他们经营生产的目的是交纳地租和维持家庭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经营的原则是维持劳动与需要的平衡。为了满足需要，他们利用土地和劳动，把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结合起来，又是为了满足需要，他们利用土地和劳动，把自给生产和商品生产结合起来。在诸多的需要中，交纳地租占有特殊的地位。理论上，产品中维持家庭需要后的剩余才能作为地租交纳给土地的所有者，实践上，是在扣除了地租以后，才能考虑家庭需要的满足。在高额地租盛行的场合，这使农民在纳租以后饿饭的现象经常发生。因此，地租的生产在这类小农家庭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为满足纳租需要的生产，是一种使用价值的生产。从这一点上看，这类纳租小农，应该说主要是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虽然它们是商品生产和自给生产的结合体，甚或是一个小商品生产者。
沿着这条论证的思路，我们会遇到封建的劳动者与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结合方式、以及封建剥削方式的特点问题。我认为，正是这些特点能够从根本上说明封建经济与自然经济的紧密联系。
马克思曾说过：“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1]封建时代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和方法，与资本主义时代的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增殖价值的生产。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土地所有者并不购买劳动力，不通过商品货币交换关系，就能够使劳动者与土地等重要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封建地租的生产。这种结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类是土地所有者把所有的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划分为份地，交由直接生产者去使用。直接生产者在份地上用一家人的劳动力进行生产，产品归自己所有，建立起独立的家庭经济，用以维持生产和再生产，并使支出一定数量的劳役地租成为可能。另一部分，土地所有者留作自营地，在自营地上利用直接生产者的劳役进行生产，产品全归土地所有者享有。土地所有者就是所谓领主，直接生产者就是所谓农奴，这就是领主农奴制度。
一类是土地所有者把全部所有土地分租给直接生产者使用，向他们收取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自己并不留下土地直接经营生产。直接生产者租佃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利用全家人的劳动力经营生产，产品归自己所有，建立起独立的家庭经济，以维持生产和再生产，并交纳实物或货币地租。这里的土地所有者是所谓地主，直接生产者是所谓佃户，这是地主佃户制度。
此外，还有一类结合方式。土地所有者不采取上述的两种办法，而是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使用奴仆和等级雇工等，自己经营生产，产品全归自己享有。这里的等级雇工是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相类似，其与土地的结合也通过了商品货币交换关系，但有区别。比如说，等级雇工出卖的是一定时期的人身，所得报酬也不是劳动力的价值。这种报酬分为工食和工钱两个部分，工食占大部分，虽以货币计量，交给雇工支配，但多以实物抵偿，带着浓厚的自然经济痕迹。从整体看，这类结合方式，主要属于自然经济的范围，但带有商品经济的因素。这就是所谓经营地主制度，土地所有者是所谓经营地主，直接生产者包括奴仆和等级雇工等。
以上三种结合方式，以前两种最为流行，曾在封建时代的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分别占据过统治的地位；这两种方式还可以结合起来。第三种始终不曾占过重要地位，它可以在上述两种结合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单独存在；也可以同以上两种方式结合起来：领主自营地上，除使用农奴的劳役外，还使用奴仆和等级雇工的劳动；佃租地主也可以留下一点土地兼作经营地主。所以在强调封建的生产因素结合方式与自然经济的紧密联系时，不应忽视商品经济因素的存在。至于土地买卖的影响，留到下面去说。
在上述第一类和第二类结合方式下，直接生产者必须向土地所有者交纳劳役、实物或货币地租，这些地租形态也突出地表明了自然经济的色彩。
在劳役地租形态下，直接生产者所提供的劳动是多种多样的，几乎无所不包。比如耕地耙地，春播秋收，冬种夏锄，打谷扬场，收割干草，修整果园，种植蔬菜，修缮房屋谷仓、马厩畜栏，绩麻纺线，酿造酒类，制造麦曲等等，外加放牛羊、牧猪鹅、剪羊毛，还要用自己的车马为土地所有者运送粮食木材等等。这都是具体劳动。
在实物地租形态下，劳动者所交纳的实物，凡是有关土地所有者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具备。比如大小麦、大小米、谷物豆类，面粉乾酪，黄油牛奶，牛羊猪鹅鸡鸭鱼，蔬菜和水果，蜂蜜黄蜡，亚麻棉花，木材砖瓦石块，以及锅、桶、刀、剪、桌、椅、镰刀、马掌等等。这都是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实物。
虽然，任何一个土地所有者所征收的劳役和实物地租未必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品类完备。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不论劳役地租或实物地租，都经历过单一化的变化过程，劳役地租单一化为农田和运输劳动，最后只是运输劳动，实物地租单一化为主要粮食作物，最后只是小麦或大米一项，它们的具体劳动性质和实物形态并未改变。其自然经济的性质，一目了然。
只有货币地租形态，需要加以说明。纳租所用的货币，是租佃农民将自家的产品作为商品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换而得来的，是商品货币交换的结果，应该说，是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但是，这只表明货币的来源，并未说明它在纳租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纳租这一经济活动中，货币既满足了地主收租的需要，又满足了直接生产者纳租的需要，并未与任何商品相交换、担当交换价值的角色。用政治经济学术语说，在用货币纳租的场合，货币是作为具有价值形式的使用价值，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
其实，在封建生产因素结合方式下的农民，把他们的劳动交由土地的所有者支配，把他们的产品交给土地所有者享有，同把他们的货币交给土地所有者使用一样，都是一种转让，但都不是商品货币交换关系，也不以商品交换关系作为必要的前提。这就是说，封建地租剥削方式本身不属于商品经济范畴，而属于自然经济范畴。
对此，马克思有过一段论述，人们经常引用，说是：“在这里，按照假定，直接生产者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即他实现自己的劳动和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物质的劳动条件；他独立地经营他的农业和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农村家庭工业。这种独立性，不会因为这些小农（例如在印度）组成一种或多或少带有自发性质的生产公社而消失，因为这里所说的独立性，只对名义上的地主而言的。在这些条件下，要能够为名义上的地主从小农身上剥取剩余劳动，就只有通过超经济的强制，而不管这种强制是采取什么形式。”[2]我认为，这里所说的“通过超经济强制”，是在与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特点相比较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强调的是封建地租剥削方式不像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不是通过劳动力买卖那种商品与货币等价交换的关系而实现的。因此，马克思说，“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3]关键就在于劳动力不是商品。
顺带说明，有一种把这里的超经济强制作为非经济关系看待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所遵循的大概是这样的逻辑：直接生产者具有全部劳动条件，包括生产资料等，独立地进行生产，对于这种独立的经济，必须施行强制，才能迫使直接生产者交纳地租。实际上，土地等重要生产资料，为土地所有者所有，是以纳租为条件而交给直接生产者使用的。如不履行纳租义务，土地所有者就可以把土地从直接生产者手中收回，不继续使用，中断这一结合。所以，封建制度下的佃田纳租，就象资本主义制度下拿钱干活一样，是一种经济关系，一种经济制度。它不是强制所能凭空创立的。任何一个个人，不管有多大权力，采取什么方式，都不能凭空对任何另一个个人征收地租，并把它作为一种制度巩固下来。它是土地权力的体现。个人只在拥有土地的条件下，才能作为土地权力人格化的担当者。所以有学者认为，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土地分离的前提出发，当他们以这种方式结合起来的时候，劳动者就必须交纳地租。这就消除了把超经济强制理解为非经济关系的必要性，不必把纳租归因于单纯的强制了。
在封建经济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土地的结合方式以及封建地租的剥削方式，都属于自然经济的范围，与商品货币交换关系的联系并不必然，特别劳动力不是商品。因此，可以说，封建经济与自然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或者说，本质的联系。[4]但是，在另一些方面，另一些环节，就不全然如此了。
二
如果不从封建土地所有者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来考察，而是从封建经济单位的生产和消费整个运行过程来考察，我们将会发现，封建经济与商品经济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或者说本质的联系。[5]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一个自然经济单位的基本特征是，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的那部分也只有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我体会，这是说，不论是土地所有者，还是农民，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其生产和消费无需借助于商品货币交换关系能够顺利进行的，就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
当社会进入封建时代，人们普遍以铁犁牛耕从事农业生产，消费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时要维持自然经济的面貌，各经济单位必须具备如下一些条件：第一，拥有足够的自然资源，土地、水流、矿藏、森林、牧场等等；第二，拥有足够数量的劳动力，能够利用所有资源，进行生产，以满足本单位的各种物质需要；因此，第三，劳动者能够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或者有完备的和稳定的分工；而且，第四，各单位的人口、土地、耕畜、工具、产业结构等等，大体均平，没有此有余而彼不足的现象。这样，各经济单位才能互不依赖，进行万事不求人的生产和再生产。
实际上，在封建社会里，许多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使各经济单位很难、甚至不可能完全具备这些条件。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生产力和分工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使客观现实与上述各项要求之间的差距愈来愈大。比如，小农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体，这个封建经济的基础，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小农家庭经济要维持自然经济的面貌，首先要有足够的和各家大体均平的土地。封建社会里一向流行均平土地的思想，还设计地许多蓝图，但都不曾完全施行过；即使一时得以施行，也不能维持长久。例如在领主农奴制度下，交给农奴使用的份地面积，就是考虑到农民家庭经济的需要与可能而规划的。在开始施行的时候，虽然各地标准不一，但在一定地区内大体均平。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实际家庭财产单子继承制的地方也未能阻止家庭耕作土地面积的缩小趋势，实行诸子均分继承制的地方，就更不用说了。更为严重的是，各个农户之间，发生了显著的差异，本来一家应有一整份份地，后来往往只有一份份地的1/2或1/4，甚至更少。地主佃户制度下，耕地自由租佃，没有一个标准，农户佃耕土地面积的差异，就更为悬殊。据苏联学者科斯敏斯基的统计，英国十三世纪时，包括农奴户和自由租佃农户在内，每户占地一维尔格特以上者占总户数的3.5%，，一维尔格特者占24%，1/2维尔格特者占26%，1/4维尔格特者占10%，不足1/4者占36%。如果把农奴户和租佃户区别开来，租佃户之间占地面积的判别比利时农奴户之间更为悬殊。学者们认为，当时有半份份地始能维持农民的起码生活。那末，照此标准，46%的农户占有的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27%以上的农户则富足有余。这种现象不止发生在英国。农民户占有的土地面积日益缩小，相互这间的差别日益扩大，是封建社会经济史上的普遍现象。
同时，农民家庭要维持自然经济的面貌，还要于农业以外，从事各种各样的手工制造，以满足家庭各方面的需要，包括生产和生活，自用和纳租。法国学者德比在《中世纪西方的农业经济和乡村生活》一书中作过这样的描绘：在中世纪初期，每一个乡里人都必须是一个手艺工匠，他不得不用自己的双手制造居家必备的一应事物，从住房和衣着到锅盘炊事家伙和农业工具，无论怎样简陋。同时，他还要为领主的家务工作。他要定期向领主交纳一些手工制品，木瓦片、板条、葡萄支柱以及呢绒和麻布等等。这些实物贡赋长期是农民的负担，农家是领主能够使唤的作坊。但是，终于来到了那一天，领主取消了他对手工制品的索求。在1100年以前，意大利许多庄园记录上不再出现这类事物，法国约在十二世纪上半期，德国较迟。领主放弃这类索求的原因是，在市镇上出现的小作坊里，同类产品比索之于农户的，又好又便宜。逐渐地，不只领主成了这些制品的顾主，农民也参加到购买者的行列。他们毫不迟疑地购买工效更高的犁铧和做得更好的鞋子，只要口袋里有钱。这说明，农民已不再自己从事各项制造，需要依赖市场供应了。与此同时，农民中间逐渐出现了偏重生产某一种手工制品的农户，在这中间，发展为专业户的倾向显著起来。所以在当时的乡村，那怕最小的村子里，都可以遇见手工业者，有些还集中到市镇上去据说，欧洲十二世纪末和十三世纪的乡村小镇上，首要的手艺工匠是铁匠和鞋匠。这段叙述，并不完备，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需要研究补充。但已经把农民怎样由从事各项手工制造演变为从事特定的手工副业的发展过程，表述了一个大概。这是一个社会生产力提高和社会分工发展的过程，是在工农结合体中实现手工副业专业化的过程，也是手工业同农业分离的过程，在封建社会经济史上又是一个普遍现象。
一方面是土地分配的日益不均匀，另方面是手工副业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小农家庭工农结构体中，生产有余和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或者粮食有余而前着不足，或者布匹有余而口粮不继；或者这家有余，那家不足，与此同时，土地所有者所征收的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由多种多样向单一化发展，这一发展与小家家庭经济中的上述变化互相促进，结果使得土地所有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多样化，更难直接得到满足；加上由于自然资源偏在而形成了粮产区、牧产区、林产区、鱼产区、矿产区、盐产区等等的发展；封建经济对早已存在的商品货币交换关系不能不日益加深依赖。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考虑到封建经济的自给自足性是正确的，但不能过份强调，不能夸大封建经济所能达到的实物形态的自给自足程度。封建经济依赖商品经济的表现，结合封建地租形态来看，主要是：
第一，劳役地租生产商品的发展。也许在开始的时候，领主出售自给有余的产品，事属偶然，后来，逐渐变为经常，成了庄园自营业员地生产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部分。产品出售部分可以达到相当大的比重。教科书中举出过一些经常性的大批量出售事例。例如，1100年左右法国克伦尼寺院卖马和谷物得价高达2000里弗尔。十三世纪初英车温乇斯特教区的三十二个庄园，出卖了1750夸脱小麦，占其总产量的48%，占扣去种子以后的净收获得的82%；一个世纪后，种获率，亦即收获量对种子的比率提高，出售量上升为总产量的70%。兰卡斯特公爵在威尔希尔的六个庄园，十四世纪初，谷物的净收获量共计1330夸脱，出售比率特高，可能性混有旧年陈粮在内。谷物之外，还有牲畜和羊毛。在法国，圣丹尼斯寺院的一处自营地的管家于1229-1230年度，出售了516只羊，40头猪，30头小牛和7头母牛，另一处自营地的管家出售了400张羊皮。当时，大庄园的管家们非常重视种植业和畜牧业等的收入，庄园为市场而生产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最著名的是十四世纪到十七、八世纪期间，东欧谷物大量输出到西欧的事例。这种输出在布兰登堡可以追溯到1260年，普鲁士稍后20年。那里，为增加谷物的出售量，领主们要求农奴们增加到每周五至七天！且不论劳役的增加是否全由于出口谷物的需要，增加了劳役用于为输出谷物而进行的生产和运输活动则是无可置疑的。
第二，实物地租形态单一化的发展。本来，土地所有者为了满足自己多方面的需要，要求农民交纳的实物地租包括农业和手工业各类产品。后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分工的发展，发生了实物地租单一化的演变过程。由农业和手工业各类产品变成多种农业产品，由多种农业产品变成一种农业产品。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土地所有者的需要并未随之而简单化，相反，而是日益多样化。为了解决实物地租品种单一化和需求多样化的矛盾，扩大对市场和商品货币交换关系的依赖就是不可避免的。地主收得地租以后，留下直接消费的，其余部分必须换成货币才能购买其他的物品，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要。地主愈大，占地愈广，收租愈多，对市场的依赖也就愈深。与此同时，交纳单一品种实物地租的农户，如果只生产这一种产品，即使纳租以后留下的产品价值量足以满足家庭经济的需要，也不能直接满足，必须通过市场交换；如果留存产品的价值量不够满足家庭经济的需要，就必须从事其他经营，比如进行手工业制造以谋求增加收入，弥补农田生产之不足，这一弥补过程，仍然离不开市场交换。因为耕只以供食，织只以供衣，在实物形态上是不能互相替代的。所以，实物地租形态的单一化发展就意味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应该是毫无疑义的。
第三，货币地租形态的发展。货币地租形态是由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改折而来的。改折以前，农奴和佃户并非不向土地所有者交纳货币。不同的地租形态往往是相互结合的。如田税、军役税、人头税、继承税、结婚税、什一税、罚金以及各项陋规，除了可以用实物交纳者以外，无不用货币支付。当然，重要的是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改折而来的货币支付。这种货币地租在西欧十二世纪时日益推广，十三世纪时更为流行。在英国，当时劳役地租比例最高的是东部诸郡，但也只占39%，中部和南部则为23-24%，西部更少，而肯特、约克、诺森布里亚诸郡则几乎没有劳役。如从全英格兰看，劳役地租只占1/3，货币地租占到2/3以上。在中世纪的后几个世纪，意大利的大多数农民，南欧的许多农民，都只交纳货币地租。交纳货币地租的农民当然要出售自己的产品以换取货币。所以，有学者认为，中世纪农民从事商品生产，加深与市场联系的最大原因是封建的货币支付需要。如果考虑到交纳货币地租以后还要购买一些必要的生活和生产资料，租佃农民需要出售的产品数量在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就不会太小，很可能，这时他们多半应该算是一个小商品生产者了。
如果联系到土地买卖，则封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联系范围就更扩大了。欧洲十二世纪以降出现了土地市场。中国地主制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土地自由买卖。与土地买卖相适应的货币流能量，以及与这一货币流通相联系的商品生产和流通量，都是相当庞大的。地主的新陈代谢通过商品货币交换关系。可惜的是，经济史家们还没有估算出一个具体数字出来。
总而言之，在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发展的根源存在于封建经济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体现了封建经济的发展。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封建生产因素的结合方式和剥削方式的性质，这是需要特别指出的。
三
上面，我们论证了封建经济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都存在着紧密的、本质的联系。下面，进一步考察封建经济中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这间的关系。处在封建经济中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当然都体现封建经济的性质，这是需要首先声明的。
在封建经济中，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是一对矛盾。传统的观点特别强调它们之间对立的一面。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无需借助于商品货币交换关系，而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都要通过商品货币交换关系。前者一旦借助于商品货币交换关系，随着程度的由浅入深、由一个环节扩大到所有环节，就必然转化为后者。这是一种相互排斥、相互替代的关系。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因此而忽视矛盾的另一个方面，即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相互联结、相互依赖的关系，那就不正确了。因为，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而忽视它们之间的联结，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
晚近的研究，开始重视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联结关系，或者认为商品经济是自然经济的补充，或者认为商品经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或者强调两者的结合。下面，我们试图根据一个经济单位内商品生产和自给生产的结合关系，作一具体说明。
封建社会里，自给生产和商品生产相结合的经济单位，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不是交换价值。商品生产部分和自给生产部分都是为的本单位的自给自足。因此，这里同市场发生联系的商品货币交换关系与资本主义的不同，不是为了更多的交换价值，而是为了更多的使用价值；不是为卖而买，而是为买而卖；它的流通公式是C—m—C′，而不是m—C—m′。货币在这里参预的是简单流通，而不是为了价值增殖的资本流通。因此，在这里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制约着商品的交换价值。正是使用价值的这种特殊地位，使人们特别着重同市场相联系的商品货币交换活动，而相对忽略不同市场发生直接联系的自给自足活动。因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封建的经济量的概念和方法。
简单地说，这种计量的概念和方法，第一，只计算货币的收入和支出。经营的成本就是自己不能生产、需要购买的使用价值的价值，经营的利得就是自己能够提供、而别单位需要的使用价值的价值，利得减去成本就是赢利，标志着经营的经济效益；第二，不计算非货币的收入和支出。所以，本单位自己的产品用于本单位，不支付代价的劳动，以及垫支资本的应付利息，折旧等等，都不计价值，也不算入成本和利得项下，与经营的经济效益似乎并无关系。
显而易见，根据这种经济讲师的概念和方法，在封建制度下视为赢利的经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是赔本的买卖。然而，封建制度下的许多经营者都是根据这种要领和方法来寻找他们的行动指南的。这是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经济规律，以及符合这种规律的经济概念和经济计量方法，不管从别的时代的观点看来是多么的不合理！
以这种经济计量作为经营指南的后果，一方面是尽可能减少货币支出，凡本单位可以提供的使用价值决不向市场购买，努力降低对市场的依赖；另方面是尽可能提高货币收入，尽量增加产品的出售数量，努力加强同市场的联系。这两种相反的倾向，统一到增加赢利上。然而如此得到的赢利，大部分不投入再生产过程，地主用于提高消费和购买奢侈品，农民用于维持家计和交纳地租，在土地自由买卖的条件下，地主和农民都可以用它来购买土地。因此，赢利的增加标志着封建经济的繁荣。
为什么这样的经营能够获得如此显著的经济效益呢？答案是，因为本经济单位内的自给生产部分给商品生产部分作了底垫，保证了商品生产部分的赢利的缘故。
比如，在出卖部分产品的庄园自营地经营中，使用的是农奴的劳役，农奴的劳役是无偿的，经营者不支付任何代价。在计算经营的效果时，不考虑这类成本，只计算货币支出的成本。在此前提下，从出售产品的所得减去货币支出成本，就得到赢利数额，它显示了庄园经营的经济效益。波兰学者库拉在《封建主义的经济理论》中曾计算过波兰三个庄园同一年度的收支帐目，发现当年自营地的经营赢利分别是9838，4074，2606个兹罗提。由于每年都能获得赢利，波兰庄园经营的结果就不是赢利而是赔本了。当年的赔本分别应为2065，3189和1573个兹罗提。所谓赢利显然是建立在农奴的无偿劳役上的，没有农奴的无偿劳役，经营就得不到赢利。这里，不曾提到其他的非货币收入和支出，亦即没有考虑自给生产部分，计算是不完整的，但已经可以看出，这里的商品生产是以自给生产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的。
交纳地租的砂民所经营的商品生产和自给生产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上面提到，纳租农民首先是为保证地租的交纳而进行生产的。在农业生产不能满足家庭经济的全部需要时，农民就从事手工副业商品生产，以换取货币弥补农业生产之不足。现在的问题是，这类手工副业商品生产是不计“工本”的。只要产品的售价超过原材料购价，能够增加家庭的货币收入，都算得有赢利，值得经营。我国明清时代的小农家庭从事棉纺织副业，几百年间，穷乡僻壤，历久不衰，就是这个道理。研究者估计，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上，用七个工可以把棉花纺织成一匹布，其售价扣去棉花成本以后，所得不一不定期能够购买七天所需的食物。按照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量的概念和方法，把七天所用劳动力的价格也作为成本计入，再加上垫支资本的利息，工具的折旧费用等等，则从事棉纺织副业实在是一项赔本的经营。所以，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上，雇工经营棉纺织业的并不多见。当时，人们的认识就是：“织与不织，都要吃饭。”这就是说，农闲时无所事事，也要吃饭，如果从事可以带来多少一点收入的经营，当然是一项有利的事业。这一认识生动地说明了，这类商品生产也是以自给生产部分作为自己的支撑的。顺便提到，这类商品生产可能只是一个品种，而自给生产可能是多数品种。这就是多种生产支撑一种生产了。
因此，这种与自给生产相结合的商品生产，其产品的价格通常低于其价值。因为生产者只要能在扣除货币支出的成本以后，还可以得到多少一点收入，那怕最低的价格，他也可以接受。马克思说过，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使市场价格提高到同他的产品的价值或生产价格相等的水平。”[6]那些不从事自给生产的完全意义上的小商品生产者，却难于承受这种低于价值的价格。所以，在同样的生产力水平上，同自给生产相结合的小商品生产者在市场上，具有较顽强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交纳货币地租的农民，对市场价格变动的反应也不同于资本家。资本家为的是利润，因此，市场价格上涨时，他们就会增加商品的出售量，以获取最大的利润，而市场价格下跌时，他们就会减少商品的出售量，甚至不出售，以避免多受损失。封建社会里交纳货币地租的农民不是这样。他们出售产品不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而是为了获得纳租所需的货币，有着一定的数量。因此，当市场价格上涨时，他们就会减少出售量，多留一点自家消费，当市场价格下跌时，他们就得增加出售量，甚至为此而压低全家的消费。他们是以调节产品的自留量来保证产品的出售量，亦即以调节自给生产部分来保证商品生产部分的必要数量的。所以，当货币支付需要的压力减轻时，这类农民宁愿少出售而提高全家的消费水平，就不足为奇了。
根据上面的叙述，一个经济单位的产品的出售部分和自给部分是互相挹注的。然而，没有出售的部分，自给部分就未必能够单独维持，没有自给部分，出售部分也难以发展扩大。这意味着出售部分是自给部分得以维持存在的条件，而自给部分是出售部分发展的支柱。不过，这两总值发是同一个经济单位的生产过程生产出来的。这个生产过程的其他环节未必不与商品货币交换关系相联系，也未必就有联系。因此，与自给部分相联系的未必是一个自然经济的生产过程，与出售部分相联系的未必是一个商品经济的生产过程。但也不应以出售部分的性质决定自给部分的性质，否定这部分生产是自给生产；也不应以自给部分的性质决定出售部分的性质，否定这部分生产是商品生产。这里自给部分和出售部分分别代表的是自然经济因素和商品经济因素。这是需要交代清楚的。也许，在封建社会里纯粹的自然经济和纯粹的商品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都是不存在的。这也就是说，封建社会里没有纯粹的自然经济实体，也没有纯粹的商品经济实体。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自然经济也未与商品流通完全断绝联系，而小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力并非是商品，不是购买来的，都可以作为例证。
四
这里，有必要谈一谈封建经济同市镇的关系。
在封建经济中，存在着两大类交易。一类是从领主、地主经济产生的。领主和地主往往不得不将自营地上的部分产品，或者将所收实物地租的一部分，拿到市场上去换取货币，或者直接将所得的货币，购买不能自给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等。附属于他们的奴仆，管家以及官吏和士兵等等，都是以分润地租为生的，也需要将收入转换为生活资料。另一类是从小生产者经济产生的。小农家庭经济的工农结合体，并不能生产出自家所需的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必须用自家的产品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换，才能弥补工农结合体生产不完备的缺陷。手工业者虽未完全脱离土地，但也需要补充食物、购买原材料和出售产品。此外，还有雇工等也需要将不能直接消费的收入转换成能够直接消费的物品。由于这些交易需要而派生出来的商业和运输业人员等等，也都需要将收入换取胜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以维持生活和本行业务。封建社会的商品货币交换关系，乃是封建经济运行所不可缺少的。
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相互联系而又有区别的市场。生产者与生产者交易，生产者与消费者交易，供给与需求是双方直接见面；商人介入之后，生产者出卖给商人，商人出卖给生产者和消费者，仍不失为直接的供需交易；如此而形成的市场具有基层市场或终端市场的性质，是商品流通的起点和终点。但同时发生了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交易，特别是在此地收购货物，汇成大宗，运往外地，或者从外地运来大宗货物，在此地分散销售，从事商品集中和分散的交易，这种交易与生产者和消费者并不发生直接关系，如此而形成的市场是较基层市场高一个层次的集散市场。在集散市场之间，将货物由此地运往彼地，或者由彼地运来此地，并不参予商品的收购和分销，只是转手贸易，如此而形成的市场则是更高一个层次的中转市场。直接供需贸易，集散贸易和转手贸易构成了商品流通的不同环节，与此相适应，不同层次的市场：基层市场、集散市场和中转市场组成了整个的市场网络。随着直接供需贸易的发展，集散贸易量和中转贸易量增加，市场网络也由稀疏变得稠密。
市镇和城市是适应商品流通、市场网络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市镇和城市的形成未必都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军事上和宗教上的原因，但只有贸易的增长能够使它们具有经济的职能。市镇和城市的作用视其在商品流通和市场网络中的地位而有所不同。大城市多是转手贸易和集散贸易的市场，中等城镇多是集散贸易的市场，小市镇基本是直接供需贸易的市场。大中城镇虽以中转贸易和集散贸易为主，但也兼有直接供需贸易；小市镇虽无中转贸易和集散贸易，但确是整个市场网络得以建立的基础。下面，我们就着重分析小市镇的产生、地位和作用。
在封建社会里，特别在早期，商业和手工业都附属于农业：许多是农民家庭的副业，商人和手工业者就住在乡村里，经常在乡村中巡行，进行交易。承着交易的频繁，逐渐出现了一些中心地点，在一定的日期，大家集中到那里进行交易。久而久之，商人们在这里定居下来，建筑房舍以存放货物，开设店铺于市场日进行买卖。有些手工业者为了购买原料和销售成品的便利，也集中到这里来。这就使这些交易中心由日中为市的地方演变成了市镇，或者使原有的城堡具有了新的经济职能。
小市镇就这样从乡村中间成长起来，它与周围乡村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市镇除了居民中商人和手工业者占有较大比重而外，仍然保存着农村的风貌。市镇居民多是从附近的乡村里迁移来的。市镇里也有农田、草场和牧场。商人和手工业者附带经营一小块农田的现象十分普遍。居民中还有少数专门经营种植和园艺的农户。庞德在《中世纪欧洲经济史》中说，瑞士的伦菲尔敦镇，镇的城墙建于十三世纪，围了十公顷的土地，十四世纪时有居民220户，约近千人。镇里有十户织户。此外，还有泥瓦匠、木匠等等，约有一半或三分之二是手工业者。其余从事农业。大多数手工业者也都兼营农业，种葡萄，养牲畜，耕种农田。希尔顿在《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农民》中提到一个典型的英国乡村小市镇，这是瓦尔德河上的斯陶镇。它建立于十一、二世纪之交，1380年时有有纳税居民166人，估计全镇居民当在250-300人之间。镇上有28户独立的手工业和商业，还有4户耕种土地，这当然不是说其他户就没有土地、完全脱离了农业。
小市镇上的本地商品主要是：粮食，牲畜，本地纺织的呢绒、麻布和棉布，铁制家具，皮革制品，酒类，肉类，加工的食品和蔬果等，主要是为本地区的服务的。市镇从周围的乡村购买食物，向周围乡村出售必要的手工业产品。因此，小市镇交易的覆盖面积，多以一日能够往返为度。中国古语“日中为市”，英国古代学者布拉克顿估计市镇的贸易半径为62/3英里，都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很难找到一个市镇只同它周围的乡村发生关系，而不涉及临近的市镇和更远的经济区域。这在中世纪市镇和集市的开市日期上显示得非常清楚。市镇的集期可者半月、一周一次，或者三日、间日一次，市集的集期每年不地一、二次，但集期较长，每次从几日到几周。但是相邻的市镇和市集的开市日期总是相互错开的，以便商人和商队巡回参加。到小市镇上交易的乡村居民，在出卖了他们的粮食牲畜蔬果布匹和其他手工业制品以后，也往往购买一些外来货物，如盐铁、医药以及结婚和治丧的用品之类。
小市镇上的本地商品，是由本地的农业和手工业者生产出来的，每人所能提供的数量不多，然而涓涓细流可以汇成江河。通过市场网络，在小市镇上汇集起来的商品可以形成一股庞大的商品流，跨过区间，超越国界，甚至无远弗届。所以，国际贸易，区域间贸易和地方贸易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别界限，不过是商品数量大小，旅程远近的差异罢了。远途贸易和大城市的发展，其实是植根于城乡生产之中的。
所以，作为市场网络基层的小市镇最能反映乡村商业化、农产品商品化、手工业生产发展的程度，是农业社会和封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这同比利时学者皮朗的看法不同。他忽视大量的小市镇，强调大城市和长途贸易特别是奢侈品贸易的重要性，甚之拿来作为中世纪商业兴衰的唯一标志。他曾根据外族入侵，关闭地中海，破坏大城市和长途贸易的历史，断言一时间再也找不到任何痕迹表明还有构成一种名副其实的交换经济的要素。晚近的研究证明，当时西班牙、法兰西和莱茵地区的城市的确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在那里教会的保护下，仍在城市残存，虽受干扰，但仍是贸易和手工制造的中心。地方小市场仍大量存在。别的地方未受影响。皮朗是过于夸张一部分史料而相对忽视另一部分史料了。我们不应该强调奢侈品的长途贸易和大城市的发展而忽视车装船载的大路货和小市镇的发展。历史学家们说不出奢侈品贸易与一般大路货贸易的具体数字，但肯定奢侈品贸易是次要的。土地所有者的奢侈品消费在封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并不比直接生产者的日常消费更为重要。
总而言之，封建经济有生产也有流通。过去是太过于强调自然经济的特点而忽视流通的存在和作用了。封建社会里大大小小的城镇市场，就是适应封建经济的流通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不管是有意或无意低估或冲淡这一点，传统的观点强调从政治法律的角度看问题，认为西欧中世纪的城市和乡村不同：乡村的居民束缚于土地，负有劳役义务，要完成一定日工和临时的帮忙，还要交纳死亡税、结婚税、继承税等等，而城市的居民是自由的，至少是比较自由的，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迁移居处，改变职业，他们无须乎取得领主的同意，就可以送儿子去受教育，或者在教堂里谋求一个神职。市镇的居民不仅能聚居一处保卫自己，并且享有自治的权力。有西方学者据此认为城市是封建海洋里的非封建岛屿。我国学者也有根据政治上的差异来强调中西封建城市之不同，提出是城市的性质决定城市经济的角度看问题。不论中国或西欧，不论领主制或地主制，封建社会的城市并不曾脱离封建经济，不是封建经济中的外来事物，而的的确确是封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地位是由封建经济决定的。所以，城市和市镇的增长和衰减，反映着封建经济的兴旺发达和衰败萎缩。不过，计量封建社会的市镇和城市的数量和大小是非常困难的。
最后，作一个声明：上面不曾讨论自耕农和手工业者，这并非是把他们排斥在封建经济以外；也不曾涉及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并非是不重视这一问题，只主要围绕着封建的劳动者同土地的结合方式和封建经济的运行进行分析；这都为的使讨论的问题突出和单纯化。
我想说的只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历史悠久，又比封建经济生命绵长。因此，把封建经济等同于自然经济是像把资本主义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一样的不正确。封建经济可以体现为自然经济，也可以体现为商品经济。封建经济不拒绝自然经济，也不拒绝商品经济，需要自然经济，也需要商品经济。在封建经济中，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不只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着联结的一面：商品经济因素是自然经济因素存在的条件，自然经济因素是商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窟竟以谁为主，这是需要作精确计量而后才能断言的；大概是视发展的阶段、地区的不同而不同的；可传统的看法不加区地说，自然经济占有统治的地位，是封建经济的基础，有同志对此提出质疑，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44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890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538页。
[4]参看方行《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篇6
关键词：“三农”；信用担保；农村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为了改善河北省承德市贫困农村地区“贷款难”与“难贷款”的状况，本文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设计调查问卷，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于2009年11月开始进行调查。本次调查问卷内容涉及贫困农村地区农民及农村金融的基本现状，调查范围涵盖承德市七个部级、省级贫困县（丰宁、围场、承德、隆化、平泉、滦平、宽城），共发出问卷300份，收回问卷287份。
一、承德市贫困地区信贷需求状况
（一）贫困地区的“三农”现状。承德市贫困农村地区人均年纯收入较低，54.5%的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在1，000～2，000元，另外还有很大比例的家庭年人均纯收入1，000元以下，达到23.6%。其收入来源以农业收入（36.4%）和打工收入（50.9%）为主。大多农业自然条件很差，大部分是山区，耕地少，投入多、产出少，周期长。其中，农业生产仍然以手工劳作为主，思想观念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范畴，越是贫困地区越是如此。而承德市贫困农村地区中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较少，造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严重。这样，在承德市就形成了现代工业与落后农业并存的局面，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农民在消费方面主要侧重于基本的生活消费，消费集中在衣食住行。其中，食品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较大，占生活消费支出的50%以上。这种消费比例特征预示农民生活消费支出费用有一半是停留在解决温饱问题上，离小康水平基础性消费还有一定的距离。子女的教育费用在农户眼中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很多辛勤劳作的农民用大半辈子的积蓄来供子女上学，但是部分农户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无法满足高等教育支出。此外，“看病贵”的问题也依然困扰着农民们。虽然现今农村中正在普及农村医疗合作社，为农民就医治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是对于本身经济基础底子薄的农民来说，一旦家里有人生大病，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社会问题比较突出。
（二）信贷市场结构调查。首先，当地农户面临的普遍问题就是贫困问题，收支平衡且略有节余的家庭所占比例很低，近50%的家庭没有结余，而且78%的家庭有债务；其次，农户贷款用途主要与家庭种植、养殖相关，有相当的部分还用于子女教育、盖房和治病，用于经商的比例最低；再次，农户贷款数额较低，多为3，000元以下，其中，又有超过1/3的家庭贷款数额在1，000元以下。农户金融需求的生存需求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户的借款行为。生存需求特征，使得农户一些情况下的金融需求无法与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供给对接，比如用于子女教育、盖房和治病的非生产性资金需求显然并不在正规金融服务的范围内。而3，000元以下，甚至1，000元以下的资金需求数额，显然也很难满足正规金融机构的成本收益法则。诸如此类的原因，导致农户的借款来源呈现出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并存的格局（金融机构贷款，占比33.1%，亲戚朋友的资助，占比29.3%），可见，农贷市场的分割性特征是客观存在的。
（三）制约农民致富的因素。承德市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影响农村经济及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很多，如图1所示。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农村政策这一宏观因素以外，广大农民普遍认为缺少资金（58.2%）是影响农民致富的主要原因。因此，要解决贫困地区的“三农”问题，除了政府部门不断调整农村政策外，根本的还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而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三农”的“缺血”问题。（图1）
二、农村金融机构
承德市贫困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种类较少，就金融发展的地域结构看，承德市贫困农村地区的农村金融存在较明显的被抑制现象。
（一）农信社。农村信用合作社被看成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是农村资金流动的垄断者和投融资活动的主渠道，这在承德市贫困农村地区也不例外，遍布广大农村地区，但农信社的支农功能总体还比较弱。问卷调查数据表明，大多数农民对信用社的金融服务不满意，主要表现在：第一，农信社缺乏合作性质。随着金融制度的改革，合作社的互助共济性正在淡化，“官办”色彩浓厚，农民缺乏入社的积极性；第二，农信社虽然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因其资本充足比率低，经济规模小，不良资产比率高，员工素质较差，管理水平低；第三，信用社为农村社员服务的范围非常有限。经营的自负盈亏、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业倾向，使得资金向收益相对高的城镇或非农部门流动。而对于效益低、风险高的农业贷款发放上则慎之又慎，经常出现“嫌贫爱富”现象。
（二）邮政储蓄。调查数据表明，个别乡镇有邮政储蓄机构（40.7%）。邮政储蓄具有点多面广、贴近农村的天然优势，但是邮政储蓄目前提供的金融服务水平较低，并存在制度缺陷，表现在：第一，在业务上它只吸收存款，把储蓄资金转存入中央银行，以转存利率与吸储利率差额作为其收益来源；第二，各地只存不贷的邮政储蓄机构被人们称为“资金漏斗”。邮政储蓄机构将农村仅有的资金“倒流”城市，使本来就紧张的农村金融供给市场更加恶化。
（三）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在贫困农村地区几乎是零，尤其是中国农业银行，金融改革以来，中国农业银行出于防范风险和提高经济效益的考虑，大量撤并欠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与营业网点，向城市收缩并上收贷款权限，使其基层机构沦为“吸存机器”。这与它的不放弃农村，但不局限于农村的市场定位是不相符的。
（四）其他。其他的金融机构，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担保机构、保险机构等在这些地区一并找不到。
三、资金供给和资金需求之间的突出矛盾
（一）供求机制的矛盾。承德市贫困农村地区的资金需求特点与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机制存在矛盾。贫困农村地区农户融资用途主要为子女教育（35.5%）和生产经营需求（37.5%），其次为改善住房条件以及治病用款。所需资金规模较小，据调查资料表明在农户经常性的金融需求中0.5万元～1万元的占40.1%，而1万元～3万元的占46.4%，3万元以上的仅占10%左右。大量的小额融资需求构成农村融资现实需求的主体，农户融资客观上要求融资过程简单、灵活、方便和快捷。这与有盈利预期、讲求信誉、资产抵押的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存在矛盾。因此，农民的融资渠道选择主要是民间融资（57.4%），信用社融资只占11.1%。
（二）贷款利率上浮幅度高与“三农”经济弱质低效的矛盾。如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5.58%，农村信用社按最大上浮系数为基准利率的2.3倍标准执行达12.84%。这种贷款的高利率与“三农”的弱质低效反差极大，农民不仅得不到实惠，反而加重了负担。
（三）贫困农村地区的资金需求满足率低。根据调查资料显示，在贫困农村地区有贷款余额的户数占当地总户数比重平均为15%左右。而有贷款需求的农户约占90%，这90%有贷款需求的农户中，实际向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的比例约为30%，农民贷款满足率为50%左右，在贷款量上的满足率仅为20%～30%，大多数农户资金需求通过民间借贷解决。主要原因是，贷款需求者认为向银行贷款难，表现在：有47.4%的农民认为信用社贷款利率高，有48.1%的农民认为信用社借款手续麻烦，有48.9%的农民认为信用社借款担保难，有55.6%的农民认为额度小。
（四）贷款审批手续繁琐、时间长与农业生产季节性强的矛盾。目前，由于各商业银行贷款审批权上收，信贷门槛设置过高，大额贷款发放难，即使贷款能够到位，也经常出现贷款不及时，给农村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五）信贷资金安全性强与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弱的矛盾。各金融机构从信贷资金管理的安全性出发，自然不愿意将贷款投入到抗风险能力弱的农业生产中，许多农户也正因为考虑到自然条件的不确定性而不敢冒险投入，造成了农村信贷供给和需求均不足。
通过上述矛盾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承德市贫困地区信贷市场表现出来以下特征：第一层是农村经济弱质低效、分散闭塞的特征，它是农村经济中最基本的决定力量；第二层是农村信贷供给，它基于农村经济的特征，从而也就决定了它的主体结构和政策取向，正是由于农村信贷供给是基于农村经济特征而不是基于农村信贷需求，从而产生了诸多难以调解的矛盾；第三层是农村信贷需求，它基于农村信贷供给，供给什么就只能需求什么，正是由于这种需求是基于供给而不是基于农村经济发展，从而产生供给抑制型供需缺口和非均衡就是必然的。
四、思考和启示
（一）设立农村信用担保机构。国内学者在结合中国宏观经济环境的基础上，对经济和金融之间的关系看法很多，典型的观点认为：当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水平都处于较低层次时，金融活动将局限在较小的范围，金融功能也仅限于“信用中介”，因而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极为有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即不但不会促进经济增长，反而有可能形成金融制约，并造成经济衰退。将这些理论和观点结合河北省承德市贫困农村地区的“三农”现状，我们不难发现，由于产业弱质性明显，农业项目收益难以成为担保品，现有实际财产较少，即使有担保品，也存在担保手续的法律及相关服务不健全的问题，使得承德市贫困农村地区资金供求矛盾突出，“农民贷款难、金融机构难贷款”同时并存，贫困农村地区经济与农村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被抑制现象。因此，本人认为解决承德市贫困农村地区“三农”问题的当务之急是设立农村信用担保机构、构建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在农村正规金融组织和农户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这样既可解决农户资金的不足，又可有效地分散农村金融组织的信贷风险，还可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村非法民间借贷的发展势头。
（二）组建适应农村不同层次信贷需求的新型信贷供给机构
1、建立农村政策性政府委托信贷机构。为满足农村救、生存性信贷需求应建立农村政策性的政府委托信贷机构。这种机构接受政府的委托，对特定的对象发放无息贷款，主要是支持灾后的农户、农村企业进行灾后自救，支持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其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资金，且应是中央政府提供一部分，各地方省、市、县政府配套提供，还可以接受社会捐赠和赞助。
2、组建专对农户和中小企业的小型社区银行，效仿孟加拉国的贫民银行，专门为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小额无抵押无担保贷款。
3、组建地方农村商业银行。从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的商业性、发展性信贷需求特点来看，组建具有地域优势、低交易成本优势、市场效率优势、信息优势和经营灵活、适应性强的中小型农村商业银行是具有制度适应效率的。
（作者单位：1.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河北金融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周立，王子明.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1978-2000.2002.10a.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篇7
关键词：“三农”；信用担保；农村金融
为了改善河北省承德市贫困农村地区“贷款难”与“难贷款”的状况，本文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设计调查问卷，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于2009年11月开始进行调查。本次调查问卷内容涉及贫困农村地区农民及农村金融的基本现状，调查范围涵盖承德市七个部级、省级贫困县（丰宁、围场、承德、隆化、平泉、滦平、宽城），共发出问卷300份，收回问卷287份。
一、承德市贫困地区信贷需求状况
（一）贫困地区的“三农”现状。承德市贫困农村地区人均年纯收入较低，54.5%的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在1，000～2，000元，另外还有很大比例的家庭年人均纯收入1，000元以下，达到23.6%。其收入来源以农业收入（36.4%）和打工收入（50.9%）为主。大多农业自然条件很差，大部分是山区，耕地少，投入多、产出少，周期长。其中，农业生产仍然以手工劳作为主，思想观念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范畴，越是贫困地区越是如此。而承德市贫困农村地区中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较少，造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严重。这样，在承德市就形成了现代工业与落后农业并存的局面，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农民在消费方面主要侧重于基本的生活消费，消费集中在衣食住行。其中，食品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较大，占生活消费支出的50%以上。这种消费比例特征预示农民生活消费支出费用有一半是停留在解决温饱问题上，离小康水平基础性消费还有一定的距离。子女的教育费用在农户眼中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很多辛勤劳作的农民用大半辈子的积蓄来供子女上学，但是部分农户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无法满足高等教育支出。此外，“看病贵”的问题也依然困扰着农民们。虽然现今农村中正在普及农村医疗合作社，为农民就医治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是对于本身经济基础底子薄的农民来说，一旦家里有人生大病，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社会问题比较突出。
（二）信贷市场结构调查。首先，当地农户面临的普遍问题就是贫困问题，收支平衡且略有节余的家庭所占比例很低，近50%的家庭没有结余，而且78%的家庭有债务；其次，农户贷款用途主要与家庭种植、养殖相关，有相当的部分还用于子女教育、盖房和治病，用于经商的比例最低；再次，农户贷款数额较低，多为3，000元以下，其中，又有超过1/3的家庭贷款数额在1，000元以下。农户金融需求的生存需求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户的借款行为。生存需求特征，使得农户一些情况下的金融需求无法与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供给对接，比如用于子女教育、盖房和治病的非生产性资金需求显然并不在正规金融服务的范围内。而3，000元以下，甚至1，000元以下的资金需求数额，显然也很难满足正规金融机构的成本收益法则。诸如此类的原因，导致农户的借款来源呈现出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并存的格局（金融机构贷款，占比33.1%，亲戚朋友的资助，占比29.3%），可见，农贷市场的分割性特征是客观存在的。
（三）制约农民致富的因素。承德市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影响农村经济及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很多，如图1所示。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农村政策这一宏观因素以外，广大农民普遍认为缺少资金（58.2%）是影响农民致富的主要原因。因此，要解决贫困地区的“三农”问题，除了政府部门不断调整农村政策外，根本的还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而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三农”的“缺血”问题。（图1）
二、农村金融机构
承德市贫困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种类较少，就金融发展的地域结构看，承德市贫困农村地区的农村金融存在较明显的被抑制现象。
（一）农信社。农村信用合作社被看成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是农村资金流动的垄断者和投融资活动的主渠道，这在承德市贫困农村地区也不例外，遍布广大农村地区，但农信社的支农功能总体还比较弱。问卷调查数据表明，大多数农民对信用社的金融服务不满意，主要表现在：第一，农信社缺乏合作性质。随着金融制度的改革，合作社的互助共济性正在淡化，“官办”色彩浓厚，农民缺乏入社的积极性；第二，农信社虽然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因其资本充足比率低，经济规模小，不良资产比率高，员工素质较差，管理水平低；第三，信用社为农村社员服务的范围非常有限。经营的自负盈亏、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业倾向，使得资金向收益相对高的城镇或非农部门流动。而对于效益低、风险高的农业贷款发放上则慎之又慎，经常出现“嫌贫爱富”现象。
（二）邮政储蓄。调查数据表明，个别乡镇有邮政储蓄机构（40.7%）。邮政储蓄具有点多面广、贴近农村的天然优势，但是邮政储蓄目前提供的金融服务水平较低，并存在制度缺陷，表现在：第一，在业务上它只吸收存款，把储蓄资金转存入中央银行，以转存利率与吸储利率差额作为其收益来源；第二，各地只存不贷的邮政储蓄机构被人们称为“资金漏斗”。邮政储蓄机构将农村仅有的资金“倒流”城市，使本来就紧张的农村金融供给市场更加恶化。
（三）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在贫困农村地区几乎是零，尤其是中国农业银行，金融改革以来，中国农业银行出于防范风险和提高经济效益的考虑，大量撤并欠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与营业网点，向城市收缩并上收贷款权限，使其基层机构沦为“吸存机器”。这与它的不放弃农村，但不局限于农村的市场定位是不相符的。
（四）其他。其他的金融机构，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担保机构、保险机构等在这些地区一并找不到。
三、资金供给和资金需求之间的突出矛盾
（一）供求机制的矛盾。承德市贫困农村地区的资金需求特点与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机制存在矛盾。贫困农村地区农户融资用途主要为子女教育（35.5%）和生产经营需求（37.5%），其次为改善住房条件以及治病用款。所需资金规模较小，据调查资料表明在农户经常性的金融需求中0.5万元～1万元的占40.1%，而1万元～3万元的占46.4%，3万元以上的仅占10%左右。大量的小额融资需求构成农村融资现实需求的主体，农户融资客观上要求融资过程简单、灵活、方便和快捷。这与有盈利预期、讲求信誉、资产抵押的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存在矛盾。因此，农民的融资渠道选择主要是民间融资（57.4%），信用社融资只占11.1%。
（二）贷款利率上浮幅度高与“三农”经济弱质低效的矛盾。如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5.58%，农村信用社按最大上浮系数为基准利率的2.3倍标准执行达12.84%。这种贷款的高利率与“三农”的弱质低效反差极大，农民不仅得不到实惠，反而加重了负担。
（三）贫困农村地区的资金需求满足率低。根据调查资料显示，在贫困农村地区有贷款余额的户数占当地总户数比重平均为15%左右。而有贷款需求的农户约占90%，这90%有贷款需求的农户中，实际向金融机构申请过贷款的比例约为30%，农民贷款满足率为50%左右，在贷款量上的满足率仅为20%～30%，大多数农户资金需求通过民间借贷解决。主要原因是，贷款需求者认为向银行贷款难，表现在：有47.4%的农民认为信用社贷款利率高，有48.1%的农民认为信用社借款手续麻烦，有48.9%的农民认为信用社借款担保难，有55.6%的农民认为额度小。
（四）贷款审批手续繁琐、时间长与农业生产季节性强的矛盾。目前，由于各商业银行贷款审批权上收，信贷门槛设置过高，大额贷款发放难，即使贷款能够到位，也经常出现贷款不及时，给农村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五）信贷资金安全性强与农业生产抗风险能力弱的矛盾。各金融机构从信贷资金管理的安全性出发，自然不愿意将贷款投入到抗风险能力弱的农业生产中，许多农户也正因为考虑到自然条件的不确定性而不敢冒险投入，造成了农村信贷供给和需求均不足。
通过上述矛盾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承德市贫困地区信贷市场表现出来以下特征：第一层是农村经济弱质低效、分散闭塞的特征，它是农村经济中最基本的决定力量；第二层是农村信贷供给，它基于农村经济的特征，从而也就决定了它的主体结构和政策取向，正是由于农村信贷供给是基于农村经济特征而不是基于农村信贷需求，从而产生了诸多难以调解的矛盾；第三层是农村信贷需求，它基于农村信贷供给，供给什么就只能需求什么，正是由于这种需求是基于供给而不是基于农村经济发展，从而产生供给抑制型供需缺口和非均衡就是必然的。
四、思考和启示
（一）设立农村信用担保机构。国内学者在结合中国宏观经济环境的基础上，对经济和金融之间的关系看法很多，典型的观点认为：当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水平都处于较低层次时，金融活动将局限在较小的范围，金融功能也仅限于“信用中介”，因而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极为有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即不但不会促进经济增长，反而有可能形成金融制约，并造成经济衰退。将这些理论和观点结合河北省承德市贫困农村地区的“三农”现状，我们不难发现，由于产业弱质性明显，农业项目收益难以成为担保品，现有实际财产较少，即使有担保品，也存在担保手续的法律及相关服务不健全的问题，使得承德市贫困农村地区资金供求矛盾突出，“农民贷款难、金融机构难贷款”同时并存，贫困农村地区经济与农村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被抑制现象。因此，本人认为解决承德市贫困农村地区“三农”问题的当务之急是设立农村信用担保机构、构建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在农村正规金融组织和农户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这样既可解决农户资金的不足，又可有效地分散农村金融组织的信贷风险，还可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农村非法民间借贷的发展势头。
（二）组建适应农村不同层次信贷需求的新型信贷供给机构
1、建立农村政策性政府委托信贷机构。为满足农村救助性、生存性信贷需求应建立农村政策性的政府委托信贷机构。这种机构接受政府的委托，对特定的对象发放无息贷款，主要是支持灾后的农户、农村企业进行灾后自救，支持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其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资金，且应是中央政府提供一部分，各地方省、市、县政府配套提供，还可以接受社会捐赠和赞助。
2、组建专对农户和中小企业的小型社区银行，效仿孟加拉国的贫民银行，专门为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小额无抵押无担保贷款。
3、组建地方农村商业银行。从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的商业性、发展性信贷需求特点来看，组建具有地域优势、低交易成本优势、市场效率优势、信息优势和经营灵活、适应性强的中小型农村商业银行是具有制度适应效率的。
（作者单位：1.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2.河北金融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周立，王子明.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1978-2000.2002.10a.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篇8
论文摘要：在西部贫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出现了新变化,农业的弱质性、市场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严重不足、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因此,加大政府对西部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调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取向,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阶段解决西部农村贫困问题的有效措施。
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的投资,与过去相比在绝对额上大幅度增加,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局面,但随着西部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农村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公共产品普遍供给不足、社会保障水平低、社会援助体系覆盖面小、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相对滞后日益显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农民负担有很强的相关性,有效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对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普遍短缺,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如何建立符合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已成为西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近年来,青海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其中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是其重要原因。因此,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提高农民的收入,对青海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青海,农业是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相互交织的弱质产业,加上农民生产的分散性组织形式,决定了农民生产私人产品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强烈依赖,并且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这种依赖性就越大。特别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落实,青海现有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已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
1、农村公共产品长期供给短缺制约着农民收入的增加。青海农业和农村经济落后,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公共产品长期以来供给短缺,行路难、就医难、用电难、上学难、吃水难等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造成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物质基础严重不足,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具体表现在:(1)交通运输设施不发达,农民生产的产品运不出去,使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特色农业的价值无法实现,不少地方的农民“抱着金碗讨饭吃”;(2)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从青海总的情况来看,农村义务教育资源供给规模和质量依然远不能同城市相比,这也直接导致农村学龄儿童越来越多地向城镇学校转移或干脆辍学的情况。在青海海东地区平安县洪水泉乡某村,尽管到城镇中小学要寄宿借读,教育投入会成倍增加,但还是有超过30%的学龄儿童到城镇中小学借读。这说明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还是不够的,现有投入还不能满足农村义务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中小学的大规模合并,导致部分乡村小学被裁撤的村子的儿童上学路程越来越远,上学越来越不方便。这在一些山区乡村尤为严重;(3)水利设施投入严重不足,青海由于特殊的地理地位,很多浅山地区农业靠天吃饭,新的水利设施很难建起来。一方面由于政府对于农田水利设施缺乏有效的管理维护;另一方面政府对地方性强的农田水利建设缺乏后续投入,使得大多数农田水利设施遭到破坏,特别是一些跨县乡跨乡村的水利设施毁坏尤其严重,不少已经彻底丧失了水利功能。这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农业生产靠天收的风险,同时也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4)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面对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逐年增多。加之政府对农村医疗设施投入少,农民身体素质普遍下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5)农村通讯设施供给不足,农民与外界联系不顺畅,无法获取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无法提高。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失衡。青海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在产品供给结构上严重失衡,尤其体现在强调物质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同时,忽视非物质性公共产品供给。这种失衡具体体现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重视物质性公共产品供给,忽视精神文化类公共产品供给;注意到了道路桥梁等交通设施建设,忽视环境保护等公益事业的发展。另外,由于青海农村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各村自己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也不一样,在同一地域内各村公共产品供给也存在很大差异。青海农村公共产品的缺乏,意味着农村、农民在进行私人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时要付出比城市居民更高的费用和成本。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差异必然影响到公共产品消费者的生产成本和收入水平。好的基础教育和卫生保健,可使潜在的穷人更可能有机会脱贫。而青海的基础教育、卫生保健等公共产品在农村的缺乏,制约了农民提高个人获得收入的能力。
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在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有益探索和尝试,这些举措不仅大大提高了当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和效益,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其他地区如何因地制宜地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事业也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和借鉴。这些做法主要包括:
1、通过移民搬迁、充分搭国家现有公共产品资源便车的办法来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笔者在青海海北、海东等地农村看到,原来一些地势低洼、经常遭遇洪水,或者被政府划定为蓄洪、行洪区的村庄,在政府组织和补助下,整体搬迁到地势较高而且交通便利的地方统一建设移民新村,使得这些村子的公共产品供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有一些山区乡村,由于村民原来居住分散,不仅交通不便,而且像子女上学以及电话、有线电视等基础设施都非常难以统一提供,他们就在附近公路边开辟一个相对集中的位置进行集中建房,不仅在不投入交通设施的情况下大大改善了居住交通条件,方便子女上学,也使有线电视、电话等现代生活设施能够迅速走进普通村民家庭;还有很多靠近国道、省道的村子干脆都搬到路边成片建房,并逐步形成一些乡村集市。
2、建立新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建设陷入了一种困境:一方面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公共物品需求的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是国家目前偏重城市而没有能力为农村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又加之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国家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推行费税改革,使现行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受到限制。因此,当务之急是在新的情况下建立新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应当主要着手于:(1)公共物品供给主体。考虑到农村的实际情况,农村地区各种层次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应主要由省以上财政提供,地市级财政适当配套,县乡财政暂时不予考虑,以免进一步加重农民负担。(2)公共物品需求区域性差异。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地区的经济情况和农民生活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各地区在公共物品的需求程度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有限的公共物品资源的分割中,按照区域性差异投放公共物品是一种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3)公共物品融资方式。公共物品供给资金来源应当以政府财政支持为主要,但在现实情况下,完全依靠政府财政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还应当由政府出面,动员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探索新的融资渠道。例如,发行农村公共物品建设特种国债;由私人提供政府补贴的方式;完全由私人或非营利组织提供等等。(4)监督管理。对农村公共物品建设资金应当设立专门的监督检察人员,不仅要完善农村公共物品建设资金的管理,而且要监督资金使用情况和收益情况,防止农村有限的公共物品资源流失。
3、因地制宜,组织农民通过社会合作方式来提供公共物品。就我国当前的状况来说,组织农民通过合作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物品也面临着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打破了“大集体”无效率,实行“单干”,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单干”涣散了农民之间的关系,使组织农民难上加难;另一方面国家无力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又要求农民组织起来通过社会合作的方式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不足的矛盾。因此,现实的选择就是因地制宜组织农民通过社会合作的方式进行农村公共物品的建设。因地制宜,是指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成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或者通过农民合作的方式,在不过分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区域性的、中小型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例如,进行中小型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乡村道路的建设和维护、卫星电视接收设备的安装、市场信息共享、农业技术推广等等。这些投资少、见效快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通过农民社会合作的方式来完成,一方面可以节省国家支农资金,进行大型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可以融洽村民关系,建立农民经济组织。
4、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配套措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并不是孤立的,它涉及方方面面的配套机制,当前应做好以下工作:(1)完善农村税制并统一城乡税制。完善农村税制、统一城乡税制能够为基层政府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可保证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资金。要通过全自治区的农村税费改革,构建新的农村税制,使城乡税制统一,既有利于全区税收体系的完整统一,保护广大农民的利益,保持农村的相对稳定,又有利于促进自治区市场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2)完善乡村行政体制和政府官员政绩考评体系。现行的乡村型体制和政府官员政绩考评体系严重影响了自治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一是进一步完善乡村行政体制。自治区乡镇一级普遍存在“小政府,大机构”的状况,财政供养人员的支出负担过于沉重,呈现典型的“吃饭财政”特征。这种状况已严重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使得供给资金不足、供给效率低下,因此改革乡村机构、精简人员,减少“吃饭财政”是关键;二是完善基层政府官员的政绩考评体系。要重新构建绩效评估体系,改革现行的以经济数量指标为标准的政绩考核体系。地方基层政府应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将社区经济的外部性、可持续性发展能力和本社区居民的满意度作为评估标准。
主要参考文献:
[1]张晓山.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j].中国农村经济,2003.1.
[2]马晓河.农村公共物品应由政府提供[n].中国经济时报,2002.11.7.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篇9
关键字：城乡差距农村公共产品收入平衡
【中图分类号】F2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079（2008）10-0202-01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结构下的城乡发展格局导致城乡差距逐年扩大，从2000年到2007年城乡收入比为由2.79：1递增到3.33：1。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政府要减小这种差距，只能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入手，公共物品的供给是进行再分配的重要方面。统筹城乡公共物品供给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我国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落后，像农田水利的建设不足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交通运输的不足影响农产品市场化，从而直接影响农民的增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无法满足市场经济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要求。
（二）农村的社会保障缺乏
社会保障功能是政府的主要功能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只有城镇居民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农民一直未被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导致农民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低下，素质提高缓慢。
（三）农村教育、科技投入不足
农村科技工作与教育服务供给情况与市场经济的公平性不一致。市场经济要求公平竞争，每个市场参与者应被提供同样的制度、规则和平等的机会。农村和城市一样纳入市场经济体制,城乡居民享受同样的科研、教育资源和环境。[1](p82)
（四）信息类公共产品的缺乏
农村信息网络的建设落后，使农村地区的信息闭塞。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社会，信息产业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信息就是资源，尤其是对农产品这类实时类产品来说，流通的信息资源直接影响到它在市场上的价格。现代化的农村需要完备的信息网络,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信息以便及时调整生产计划和销售方案,使农产品能够经过科学的调整与市场的需求相一致。[2](p83)
（五）农村文化健身娱乐类公共产品不健全
良好的乡村文化不但能美化乡村环境，而且能丰富农民的生活，加强村风建设，陶冶情操，提高农民自身素质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
（一）政府是农村公共物品的单一供给主体
一直以来，政府都垄断着公共物品的供给，市场作用微乎其微。政府的垄断使得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极低，不仅供给不足、结构不合理，品种单一，而且质量低下、价格昂贵，农民可选择的机会小，农民成为公共物品的被动接受者。[3](p187)
（二）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外筹资机制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筹资方式单一，主要通过制度外的财政投资。这种制度外筹资方式是指没有纳入正规的财政体制范围内的公共物品筹集资金方式。
（三）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结构失衡
我国现行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实行的是自上而下公共产品决策机制，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不相适应，结构失调,主要表现在：一是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投资建设快,而许多见效慢、期限长、具有战略性的项目得不到供给。二是热衷于投资新建公共项目,而不愿投资维修存量公共项目。三是有形公共产品建设得快，而像农业科技推广、农业发展的综合规划和信息系统等无形公共产品却不愿提供或提供得很少。[4](p16)
（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监督管理体制缺失
传统的公共产品提供理论中，政府是唯一的供给主体，农民作为农村公共产品受益的主体被排斥在决策和管理体制之外,无法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监督和管理。[5](p79)
三、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一）平衡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总量的供给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导致了城乡差距，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低廉的基础教育、发达的交通、优越的市政设施、整洁的环境及全面的社会保障，而农村则实行以农民为主的自己自足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所以要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从体制上强调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平性。
（二）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沟通渠道，实现有效的供给
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中往往存在两个现象，一是由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农民的真正需求不对称，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中瞄准的目标不是农民的需求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而是为了个人的绩效而建造的形象工程。二是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有限和对自身需求的公共产品不明确，公共产品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效用不大，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三）实现多元化的供给方式
农村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要通过多种途径，建立多元的供给主体。
（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由人治向法制的转变
农村公共产品的良性运行及有效供给需要一个健全完善的市场环境。
（五）加强政府投资管理，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率
在农村的政府资金投入中，必须强化财政支农全程中的监督和管理，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7]（p185）
（六）建立科学的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评价体系
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要求公务员在提供公共产品，进行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要树立服务的理念，因此我国要建立以公民评价政府的方式的公共产品绩效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2]陈会玲.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J].武汉工学院学报,2006,12。25卷（40）.
[3][7]周连第,陈俊红,毛世平,等.农村公共产品：政府投资优化配置[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篇10
关键词:小农经济;三农问题;小农制;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数己达8亿,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突出。三农问题不仅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正视并解决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以及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小农经济问题再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从已有的关于小农经济的研究和论述看,如何定义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需要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如何改造?这些疑问在学者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本文主要通过对这些争论进行整理综合,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小农经济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一、关于小农经济定义的争论
要研究小农经济问题,就要清楚小农经济的定义。而在对“小农经济”含义的认识上,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多的分歧。有的学者所说的“小农”只是指自耕农,而不包括依附农和佃农(刘昶,1981);有的学者则把经营地主也包括到“小农(经济)”中去(黄宗智,1986);还有的学者把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类同于现代的“家庭农场”,并对“小农经济”这个概念的科学性提出质疑(赵冈,1994)。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得到的小农经济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马克思从批判的角度对小农经济进行研究。他认为小农经济是历史上小生产的一种,即农业领域中的小生产。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累,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可见,马克思强调了小农经济在所有制基础、组织形式、社会分工以及生产规模等方面的特点。这些特点为学者分析小农经济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也对小农经济一词进行解释。该书指出:“小农是居住在乡村并在土地上工作的人,在经济学里,‘小农’一词有时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用来指小农民(佃户或小自耕农),而不是农业劳动者或很大的地主。小农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里,主要由佃户和小自耕农来耕种”。
以前苏联学者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劳动—消费均衡学派认为,小农家庭以满足消费需要为首要生产目的,劳动供给与消费满足之间的均衡是决定其生产投入和运行机制的重要因素。恰亚诺夫认为,在生产力没有发生重大变革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场长期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西奥多·舒尔茨等经济学家则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提出了一种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追逐利润的农民经济模式。他们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农业如同在特定资源和技术下的“资本主义企业”,追求最大利润,对价格反应灵敏,其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也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小农经济是“贫穷而有效率”的。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为小农提供现代生产要素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而农民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则完全可以保留下来。
我国学者对小农经济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以李根蟠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二重性经济。其本质内涵,一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即把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结合在个体家庭之中;二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这种小私有制包括对土地、农具、耕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同程度的所有权。”’
朱筱新认为:“小农经济,是以家庭或家族为组成单位,在小土地分散式经营中,通过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形成的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和特定的生产与生活格局。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也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它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更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乃至人们的观念意识及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李伏明认为:“所谓小农,是一个与‘大农’相对的概念,指的是它的生产规模小—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与一个人或组织是否拥有土地及拥有土地的数量无关…这就是说,无论是地主、自耕农还是佃农,只要其生产规模小,以小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即是小农经济。”’
通过对小农经济概念的综述,可以发现:马克思最早提出小农经济的概念,其关注点集中于所有制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探讨,他较为准确的概括出那个历史时期小农经济的特征;恰亚诺夫的理论产生于当时苏联特定的社会环境。他迷恋农庄传统,提出了劳动—消费均衡模式;舒尔茨的理论则建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他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对小农经济问题进行阐释。恰亚诺夫与舒尔茨的观点虽不相同,但他们从生产动机的视角来分析小农经济的研究思路对后来学者的研究有所启示。李根蟠、朱筱新等学者都强调小农经济的内部结构,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户家庭经营的二重性特点。李根蟠的概念对小农经济的制度基础也有所涉及。
综合上边的分析,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情或体制环境、不同的分析视角,对小农经济的定义存在争论是必然的,因此应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动态的、比较的分析才能得出合适的小农经济的定义。
二、关于小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
关于小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小农经济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应该消灭小农经济;
马克思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恩格斯也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走向灭亡和衰落。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
同时,从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来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存在,曾经严重地阻碍着市场的扩张,而没有市场的扩张,西方世界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兴起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同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会使资本主义企业无法雇佣到廉价的劳动力。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几乎同声谴责小农经济,要求政府强硬立法或采取其它断然措施消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说,西方世界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兴起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逐步消灭小农经济的过程。
人们根据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同时也根据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说法,认为中国小农经济是阻碍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罪魁祸首,或者认为由于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一方面促成人口不断膨胀,使人口对资源形成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生产技术难以提高,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致使小农的生活水平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因而不可能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提供有效的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风行一时的“停滞论”、“陷阱论”、“过密化论”等,实际上就是持这一看法的。这类理论认为,由于小农经济的广泛存在,使中国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缺乏产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
因此,只有消灭小农经济,实行规模经营,社会经济才有可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这种观念不仅在学术界曾经广为流行,同时也为当时的政治领导人所接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小农落后仍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这是对民国时期主流观点的继承,也与当时对经典着作教条式的理解有关。
而程念棋认为在中国历史的各项制度中,小农经济作为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至少已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这种小农经济的特点就是低投人——低产出。小农经济的大量存在,加上城镇农产品市场消费人口过低,严重制约了农产品的市场化需求,从而也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工商业发展空间的狭小,制约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而随着农村人口的迅速增长使中国小农经济的低投入一低产出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长期以来,基于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以及建立在这种经验之上的种种经济学理论,人们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小农经济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谴责,认为正是小农经济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使中国不能跻身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2、认为小农经济不仅没有阻碍社会经济的进步,反而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然而在学术探索中,学者们逐步揭示出其中的积极性因素,还观察到在特定环境中它能够适应社会需求,反映最佳的经营规模,带来普遍的繁荣。有学者提出简单从西方世界的发展经验和传统理论中来评判小农经济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始于1978年的改革,似乎使中国农业一夜之间从“一大二公”的状态又回到了小农经济的分散经营状态,30年粮食产量的历史性突破创造了“小农的奇迹”。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对于人民公社体制在经济上的成功、产量上的增长包括人性上的认可,国内外学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表示了肯定。
中国并不是西方世界,没有理由预先假定其历史发展经验的普适性。中国的小农并没有阻碍商品市场经济的扩张,他们是推动商品市场经济扩张的强大动力,而不是市场经济扩张的阻力。事实上,充分发挥小农经济的活力,能够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发挥巨大的作用(李伏明,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