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调查管理制度篇1
一、农信社贷款“三查”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贷前调查流于形式，没有识别风险
表现：一是信贷员任凭借款人提供的报表数据、口述为主要依据，缺乏实地调查、纵横向侧面调查比较分析、辅证依据提供、收集，经济信贷档案、调查报告与借款户的实际情况往往相差很大；二调查缺乏完整性，没有遵循通行的“5C”调查法，只注重调查、考虑借款人表面上不易变现的固定财产，轻对借款人的人品、人格、交往圈、信用记录、家庭和谐及其对外负债和或有负债、经营环境等情况的调查和衡量；三是以借款人的个人行政官位，代替其人品和信用观念、还款实力和意愿；四是注重第二还款来源，轻第一还款来源分析；时下，有些信贷员只要借款人有资产或保证人有资产或有每月固定的收入，不论借款有何用途，第一还款来源如何，就给予办贷；五是在贷款调查及发放时，缺少对该笔贷款可能会出现的风险的分析及相应的风险处置预案措施，考虑的单是乐观的一面；六是对借款的经营项目是否有发展前景、抵押物是否足值、保证人是否有保证能力等没有做认真细致的调查；七是借款人在缺乏实际的借款用途，不能自圆其说时，信贷员不但没有进一步详细调查，按借款户要求以“生意、副业”等大概念，用途模湖不清。在借款人自有资金比例严重不足时，往往对投资规模、自有资金、对外负债、人品、信用等情况在调查报告中，一字不提，往往以某某因做什么，向信用社申请贷多少，同意贷款多少，作为调查结论。
2、贷时审查存有走过场，没有堵住风险
表现：一是目前有些信贷员对审查的职责概念模糊不清，审查各环节普遍存在的走过场。比如：以浙江省农信系统目前在使用的贷款纸质审批审查和电脑审批审查环节的实际操作来看，信贷员认为在纸质审批书的“审查栏”上签上已审查的字样，只要能确定借款人、保证人本人签字、合同文本填写要素齐全、相关证件真实的效证就可以，除此以外审查人员不承担任何责任；在电脑上审查更是一种形式，因为可以没有纸质异地审查，审查人员更没有任何责任，只是一种电脑操作程序而已。二是对贷款调查报告内容真实性缺乏审查；目前基层各级在对审批审查时，只看下级上报的调查报告而定，对其内容真实性很少进行实地再调查、审查；三是对贷款的合法性、合规性和完整性没有认真进行核实。当前在有此地方信用社资产质较差，借顶名贷款比较突出，这与当时在贷款发放审查把关不严，对贷款的合法性、合规性没有认真进行核实有很大的关系；四是对借款办理手续、合同、借据要素没有严格进行审查；五是对贷款手续相关证件真假性审查不够严格、规范；六是对点贷贷款、介绍贷款、逆程序操作贷款、盘活周转存量贷款审查普遍较松；七是在贷款营销任务重的时候，就放宽了对贷款准入条件的审查。
3、贷后检查弱化，没有发现风险
表现：一是对贷后检查管理重要性缺乏认识，重放轻管的思想根深蒂固，尤其是对已诉讼贷款、表外呆销和票据置换的贷款，在有的地方不仅贷后检查弱化，甚至基本上放弃了对其跟踪管理工作；二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不仅制约了贷后检查管理的有效开展，而且影响了贷后检查管理的实际效果；三是缺乏一整套完整规范的贷后检查管理考核评价制度体，导致信贷人员责任意识谈薄；四是对贷后检查管理工作目标不明确，内容不具体；五是贷后检查缺乏连续跟进性。信贷员对自已管片的贷款很少有真正进行跟踪检查（尤其是不良贷款、表外贷款）；六是缺乏贷后预警信息风险处理机制。七是监督机制不完善，导致贷后检查弱化流于形式。
二、加强贷款“三查”工作的对策思考
由于放松了贷前调查、贷时审查及贷后检查监督的贷款“三查”制度，导致，当前在有些地方借顶名贷款比较突出，据对某一信用社新发放贷款形成不良情况统计，借顶名形成的不良贷款占整个新增不良贷款的85%。借顶名贷款、垒大户贷款、多笔贷款集中在由一个保证人担保的贷款、在其他一家或多家金融机构已有借款的贷款现象是新增不良贷款形成的重要根源，隐患风险巨大，风险存在着不可控性。针对当前农信社贷款“三查”制度执行中存在薄弱环节和问题，应采取相应对策措施，切实提高贷款管理水平。
1、强化人本管理，提高信贷人员综合素质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做好信贷工作根本的问题也就是人。首先，各级管理者，要全方位树立以人为本信贷管理新理念。培养和任用一支素质过硬、业务精良、廉洁奉公，尤其信贷职业道德品质高的信贷员队伍；其次，强化对信贷从业人员的信贷文化教育和培训，弥补制度和技术的缺陷和不足；其三，注重培养信贷从业人员的风险识别、风险监测、风险预警和风险处置能力；其四，建立良好的信贷从业人员培养、任用、奖罚激励机制，培育对信贷工作的忠诚度，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责任感；第四，建立信息联络交流网，推行信贷信息联络员。利用联络员人熟、地熟、对同行业人员及本行业发展情况熟悉的优势，可以真实了解贷款户的变化情况。
2、强化风险防控，完善“三查”评价考核
贷款“三查”是全程监控风险的重要环节和手段。首先，应突出贷款用途的真实性、物质保证性及按时回归性。防止借名贷款首要环节就是“三查”要到位，调查是是基础，审查是关键，检查是保证；其次，信贷调查必须严格遵循5C调查法；第三，增强信贷管理的科学性，切实强化信贷“三查”制度执行检查监督的力度。必须正确看待科学管理与制度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光有制度而忽视管理，必须在切实提高“三查”制度的执行力上下功夫，重制度轻管理已给信用社造成了惨痛的教训；第四，完善信贷考核体系，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建立科学有效、具有较强的激励机制的信贷评价体系，重构规范信贷操作流程，突显贷款各环节特点的风险管理模式。构成调查、审查、检查三道防线道道设防严格把关的风险防控体系。
3、强化责任问责，切实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信用调查管理制度篇2
按照美国管理预算局的《联邦信息资源管理》规章（omB，Circulara-130，managementofFederalinformationResourcesof1996）第6条的解释，信息（information）是指“对事实、数据或观点等的知识的传递或描述，这些知识可以存在任何媒体或形式之中，包括文本、数字、图表、图形、叙述或视听形式。”按照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条的定义，“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从外观物质形式上看，“政府信息”表现为行政机关所持有或保管的文书、图片、记录、照片、摄影、录音、微缩片、计算机处理数据等可供听、读或理解的文书或物品。从实质内容上看，以文书或物品形式表现的“政府信息”包括客观事实和意见两方面内容。
政府对信息的收集、处理能力随着政府职能变迁和社会发展呈现出扩张趋势，尤其是进入福利社会和管制国家之后，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力更是发展到极致，政府的信息形成权之合法基础探讨也随之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法理问题。概括地说，政府的信息形成权的合法性基础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正确决策的需要
认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1}（p109-110）信息形成权是政府作出正确决策的基础，因为取得信息是进行行政活动的第一步，“行政机关如果不掌握必要的信息就不能进行任何有效果的活动，特别是在高度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现代社会中，行政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迅速和准确的调查。”{2}（p327）“情报是燃料，没有它行政机器就无法发动。知识就是力量的格言对行政法很适合。行政机关要机智地行使其制定规章权和裁决权（实体法上的权力），就必须知晓委托它管理的那些领域里的实际情况。”{3}（p82）行政机关依靠信息运转，“没有信息，行政机关便不能从事管理工业、保护环境、欺诈行为、征收税款或授予拨款等活动。适当的决定要求精确的资料数据……。”{4}（p77）勿需赘言，准确、及时和充足的信息可以提高行政决策的质量，而信息匮乏或不准确则将扭曲或者抵消行政决策制定的智识能力。{5}（p434）行政机关通过统计普查、行政检查、行政调查等手段获得信息或要求当事人保留和披露信息，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做出正确行政决策。
（二）信用社会的建立
阿克洛夫教授认为，非对称信息（asymmetricalinformation）导致了交易市场中大量“不诚实成本”（thecostsofdishonesty）出现，“在不发达国家，商业中的不诚实是一个严重问题”。{6}（p495）显而易见，不诚实的、没有信用的社会注定是一个没有公正和效率的社会，社会越复杂越需要信用来维系，越需要通过法律制度来保证信息资源的真实性、准确性，通过立法来建立个人和企业的信用史。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任迫在眉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规划目标中就要求“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健全失信惩戒制度。”目前，我国最大的信用问题是政府收集和公开的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问题，因为“信息不完全比没有信息更糟糕”{7}（p7）
（三）政府管制权的衍生品
政府享有“警察权”（policepower），是指与自然权利相对的、政府对城市或乡村的管制或者治理，是政府基于保护目的而对个人施加的“管制权”（regulatorypower）。[8]（p272）政府的信息形成权是一种派生权，是政府享有的警察权力的衍生品，其基础是政府对社会生活和私人自由和权利的管制权。也就是说，信息形成权是政府管制权的衍生品，凡一个政府具有对社会的合法统治权，也就自然地拥有对社会的信息形成权和控制权，“行政机关要求私人按照一定方式和内容制作文件、记录和提供报告，属于行政机关正常的管理权。”{2}（p331）政府运用信息形成权，一是满足了国家安全对信息的需要，二是满足了社会良性发展对信息的需要。例如，《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艾滋病监测和信息分析、处理是卫生行政机关工作的一部分。
（四）直接保护私人权利和利益
在现代社会，“信息是支配性资源”。{9}（p790）但是，信息匮乏和不对称问题直接威胁着普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采取措施限制信息优势一方的权利，采取强制信息披露方式来保护公众的个人权利和利益。例如，有关食品药品的法律要求披露食品药品所含的危险物质、营养成分并进行风险警告；《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强制建立和保存患者病历，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被封存的病历、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会诊意见、病程记录等信息载体具有特殊的证据效力；商务部在《关于网上交易的指导意见（暂行）》中规定网上交易参与各方应保存各类交易记录，旨在保障网上交易安全。
（五）为公共利益而有效执法
在信息时代，政府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来完成自己最基本的功能，信息是政府为公众提供必要且有效服务的关键。在今天复杂的、迅猛发展的全球化世界里，政府依赖于准确而及时的信息，政府处理和应用信息的能力比以前更加具有危急性，对信息的成功管理是政府实现自己使命的基础。以我国台湾省为例，为了保障“行政执行法”上公法金钱债务的强制执行，“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建制了各项网络联机数据查询系统，包括金融账户开户查询系统、税务电子闸门应用系统、全民健康保险投保记录查询系统、劳保投保记录查询系统、户役政查询系统、车籍数据查询系统等。我国《反洗钱法》要求在境内设立的金融机构和特定的非金融机构依法建立健全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履行反洗钱义务。
二、政府的信息形成权的权力形态
政府“信息形成权”的权力形态表现为何种方式，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概括。伯纳德·施瓦茨教授认为，在信息形成中，行政机关拥有三种权力：（1）命令制作记录和档案之权；（2）检查帐簿和档案之权；（3）用传票传唤证人、索取文件之权。{3}（p82）王名扬先生进一步解释说，行政机关强制取得信息的方式有三种：（1）要求被调查者按照规定的格式或内容制作文件或档案，或者提交报告；（2）检查被调查者使用的建筑物、文件和档案；（3）发出传票，要求被调查者出席作证，或提供帐簿、文件和档案。{2}（p330）汤德宗教授认为，政府获得信息的途径有职权调查、行政检查、强制申报和听证。{10}（p1045）
“政府信息”通常包括两大部分：（1）政府自身对信息的生成、收集、处理和配置；（2）由政府以外当事人披露给政府的信息。也就是说，政府信息既包括政府自身在履行职能时所生成、收集、处理、传播或配置的信息，也包括政府在履行职能时需要政府系统之外的其他个人、组织、社团、社区等生成、收集、处理、传播或配置的信息。{11}（p58）政府的“信息形成权”是政府对信息进行自主支配和自主形成的一种权力形态，它是一组权力，包括政府对信息的自主形成权、信息申报请求权、信息强制保留请求权、信息强制披露请求权、信息调查权、档案形成权和保持权、信息技术使用权、获得预算支持权和制裁权等九个类型。
（一）自主形成信息权
首先，行政过程中可能自动生成、记录和储存有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信息，在多数情况下，“政府管理即信息”。{12}（p605）例如，在行政许可过程中，申请人为了获得权利和利益可能主动或被动地向行政机关提供各种信息，政府因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有关私人和政府自身的信息资料。其次，政府可以文件和会议形式来形成信息，开会既是从上到下传播和配置政府信息的行政手段，也是政府有目的性地生成信息的一种行政手段。再次，政府通过撰写分析报告来收集和处理信息。一方面，行政机关有义务撰写年度的或者阶段性的或者专门性质的信息报告或者工作报告，如《财政检查工作办法》要求财政检查组在检查结束的10个工作日内向财政部门提交书面财政检查报告。另一方面，政府对收集到的信息要进行分类、鉴别、总结、分析和评估，撰写总结分析材料和评估报告并将电子数据送交有关部门，如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04年撰写的《全国国有煤矿安全保障能力调研报告》、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撰写的《2006年电力安全监管报告》，都具有代表性。
（二）信息申报请求权
政府进行信息收集可以采取自愿和强制两种方式。政府的信息申报请求权，是指政府强制要求私人提供信息，即政府强制有关当事人主动申报特定信息或者被动提供特定信息。典型的信息申报请求包括纳税申报、社会保障补助申请、财政贷款申请、就业申请表填报等，这些信息请求直接或者间接地提交给行政机关，目的是实现行政使命，也因此把收集信息的义务强加给当事人。{13}（p119）
政府的信息请求目的是多样性的，我国很多法律法规和规章都规定了政府信息申报请求权。例如，《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规定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在纳税年度终了后，应当填写和报送《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及有关证件和材料；《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缴费单位应当在每月5日前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缴费申报，报送社会保险费申报表、代扣代缴明细表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规定的其他资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由户主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并出具有关证明材料，填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表》。
（三）信息强制保留请求权
信息强制保留请求权，是指政府强迫私人按照特定行政目的和特定形式的要求保存信息记录或者记载信息的文件，以便行政决策和执法使用。从我国信息强制保留的实际状况出发，私人的信息保留形式包括：制作和保存符合要求的文件、保留特定形式的信息记录。
第一类是强制制作特定文书，主要体现在会计、审计、税收、娱乐业、医患关系和金融业等领域。具体形式包括：（1）帐（账）簿，如《会计法》规定各单位必须依法设置会计帐簿并保证其真实、完整。（2）名簿，如《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娱乐场所应当建立从业人员名簿，包括从业人员的真实姓名、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外国人就业许可证复印件等内容。（3）日志，如《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娱乐场所应当建立营业日志，记载营业期间从业人员的工作职责、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并不得删改，留存60日备查。我国对航海日志、轮机日志和车钟记录簿实行国家强制标准，强制按照法定形式和格式制作、记载和保存日志。（4）病历和处方，如《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规定医疗机构应建立病历管理制度，并设置专门部门或者配备专（兼）职人员来保存与管理。《处方管理办法》规定：处方由调剂处方药品的医疗机构妥善保存，普通处方、急诊处方、儿科处方、医疗用毒性药品和第二类处方、品和第一类处方，它们的保存法定期限各不相同。（5）票据，如《发票管理办法》和《票据法》中的发票、汇票、本票和支票。
第二类是强制保留特定记录，无论在传统的秩序行政还是在给付行政和环境行政中，都可能存在要求当事人保存必要信息记录的请求。例如，《民用航空法》规定从事飞行的民用航空器应携带民用航空器航行记录簿；《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娱乐场所应建立“违法行为警示记录系统”；《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要求金融机构妥善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确保能足以重现每项交易，以提供识别客户身份、监测分析交易情况、调查可疑交易活动和查处洗钱案件所需的信息；《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建立和保存缴费记录；《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规定油类作业船舶应将油类作业情况准确地记人《油类记录簿》、装运有毒害或含腐蚀性货物的船舶应将洗舱水排放情况记人《航海日志》。
（四）信息强制披露请求权
信息强制披露（mandatorydisclosure）已经成为信息管制的最重要工具。[14]（p619）政府要求当事人披露私人拥有的信息，包括食品营养标签、药品标签、服装标签、环境信息、雇主向雇工披露危险物、允许附近居民知道危险、市场交易信用信息、安全事故信息等。概括地说，政府的信息强制披露请求权表现为强制安全信息公示、强制交易信用信息披露和强制安全信息报告三种主要形式。
1．强制安全信息公示，主要是指对涉及消费者、劳动者和普通公众利益的必要信息通过一定形式进行公开披露，如《食品卫生法》规定食品和食品添加剂必须在包装标识或者产品说明书上标出法律法规规定的信息；《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强制药品说明书和药品的标签标明和公示有关信息；《职业病防治法》要求依法设置和公告职业病危害的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2．强制交易信息披露。现代商事活动不同于传统民事活动，它更具有流动性、易变性、技术性和垄断性，强制交易信息披露主要是指在商事交易中，消费者、小企业、小股东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不利地位，强制要求处于信息垄断地位的商事主体公开自己的活动。例如，《保险法》规定保险监督管理机关有权要求保险公司提供业务状况、财务状况、资金运营状况等有关的书面报告和资料；《证券法》规定了证券交易持续信息公开规则，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告的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重大事项以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都必须定期或者按照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要求予以公开。
3．强制安全信息报告，主要是指对涉及事故、公共健康和秩序、环境和财经安全等公共事件的信息，以一定的形式向有关行政机关及时准确地报告、补报、续报和通报，例如，《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食品卫生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都要求进行事故报告；《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法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按法定内容、程序、方式和时限报告；《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规定药品生产和经营企业、医疗卫生机构应按规定报告所发现的药品不良反应；《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规定从事动物隔离、疫情监测、疫病研究与诊疗、检验检疫以及动物饲养、屠宰加工、运输、经营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发现动物出现群体发病或者死亡的，应立即向所在地的县（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审计法》和《会计法》分别规定了审计结果报告制度和财务会计报告制度；《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规定应向港务监督提交索取清除污染费用报告书；《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规定金融机构应建立电子银行入侵侦测与入侵保护系统，建立对非法入侵的甄别、处理和报告机制；《电信条例》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发现电信网络中传输的信息明显属于违法的，应立即停止传输，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报告。
（五）信息调查权
“行政机关做出某种决定时，需要一定的情报，而该情报又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来收集。也就是说，调查是必要的。”{15}（p183）信息调查权是政府的一项固有权力，根据政府信息收集的目的可以将其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以预先形成信息为目的的调查和检查，主要是指统计调查和执法检查；第二种是以事后形成信息文件为目的的调查，主要是指行政行为决定做成前的行政调查。
1．统计调查。以统计为目的的信息调查也是一种政府信息请求。按《统计法》和《统计法实施条例》，统计指运用各种统计方法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和统计咨询意见，实行统计监督等活动的总称。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享有统计调查权，有权进行调查、搜集有关资料，召开有关调查会议，检查与统计资料有关的原始记录和凭证。在我国，由政府进行的统计调查活动非常频繁，如已经或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国家性普查活动有人口普查、经济普查、农业普查、工业普查、资源普查、土地普查（调查）、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文物普查、污染源普查等等。
2．行政检查。行政检查是指行政机关为了达成特定行政目的，对特定行政客体所进行的察查、搜集资料的活动，或者指行政主体以搜集、验证相关事实与资料为目的就个别具体事件、针对特定公民行使公权力之事实行为。{10}（p907）“行政检查”与行政调查存在着混同现象，在一般意义上，可以把“行政检查”等同于“行政执法检查”，是行政机关通过直接观察、调查、检验甚至采用搜查手段取得信息和证据的常规技术，以防止和矫正违法情形发生。我国很多法律将行政检查作为一种特殊的收集信息方式，如《税收征收管理法》、《审计法》、《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控制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的规定》、《民用航空行政检查工作规则》、《财政检查工作办法》、《电力监管机构现场检查规定》、《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等，分别规定了专门领域的行政检查及信息收集权力。
3．行政调查。“在现代行政中，行政调查作为行政机关获取信息、取得作出行政决定证据的基本手段，构成了几乎所有行政决定的必经程序和处置前提。”{16}（p129）行政调查通常是指对涉嫌违法行为的立案调查、对有关事实或者行为的核查以及事故的调查，是行政机关主动运用的职权调查，包括传讯、鉴定与勘验等方式。{10}（p1046）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务机关调查税务违法案件时，对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和资料，可以记录、录音、录像、照相和复制；《反洗钱法》规定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省一级派出机构发现可疑交易活动，需要调查核实的，可以向金融机构进行调查。
（六）档案形成权和保持权
“政府信息的最终命运是档案。”{17}（p53）档案的实质内容是行政机关进行调查所收集的和保留的各种信息。{2}（p343）档案保存是一种信息记录的保存，从主体上看有单位档案和国家档案。从形式上看有纸质档案和电子文件档案，《电子公文归档管理暂行办法》和《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国家强制标准（GB/t18894-2002）规定了在公务活动中产生的具有保存价值的电子文件的形成、积累、归档、保管、利用、统计的一般方法。从内容和功能上，档案主要有以下几类：（1）个人身份档案，如《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的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的婚姻登记档案、《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规定的公务员任免和处分档案、教育部规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档案和“农村留守儿童档案”等；（2）福利档案，是给付行政赖于进行的最重要的信息依据，包括劳动就业档案、社会保险档案、社会救助档案、低保档案；（3）行政执法档案，国务院2004年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和行政执法案卷制度。
（七）信息技术的使用权
信息的一般特征是：扩张性、非耗竭性、替代性、传递性、散布性和共享性。{18}（p186）信息的这些特征决定了政府在信息形成过程中必须依赖信息技术作为载体，“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辅助设备、软件、硬件、服务（包括支撑服务）以及相关资源等。在现代社会，政府任何一项信息活动都涉及到信息技术和形式的选择和运用，如纳税申报可以采取电子申报方式、行政调查中可以使用先进的电子监测技术。信息技术使用的目的是：（1）提高政府记录保持的效率；（2）提高对欺骗、浪费、滥用信息的发现和预防；（3）提高法律实施调查。对于政府之外的当事人而言，政府经常使用的计算机技术有计算机匹配、计算机辅助事先核准、计算机归档。{19}（p630）
各国法律都对信息技术使用作了规定，一方面为了保障信息工具记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如国家强制标准《电测量指示和记录仪表及其附件的安全要求》（GB6738-86）对各种仪表的技术标准作了强制规定。另一方面，信息技术手段的使用会侵犯当事人权益，因此信息技术工具的使用需要得到行政许可，如《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歌舞娱乐场所应按照国务院公安部门的规定在营业场所的出入口、主要通道安装闭路电视监控设备，并应保证闭路电视监控设备在营业期间正常运行，不得中断。歌舞娱乐场所应当将闭路电视监控录像资料留存30日备查，不得删改或者挪作他用。
在我国，使用最广泛的信息技术工具是税控收款机和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电子系统。对于前者的使用几乎没有争议，而对于后者的争议却非常之大。例如，交通执法中未经法定强制检测的“电子眼”所记录的车速结论缺乏准确性，不应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20}我国对信息技术工具的使用采取法律授权原则，并且规定了相应的国家强制标准和生产企业资质条件。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规定国家有计划地推广使用税控装置，依据《税控收款机生产企业资质管理办法》，税控收款机产品生产企业资质的申请、受理、认定和监督管理都受到法律控制。税控收款机（fiscalcashregister）的国家强制标准包括机器规范、税控iC卡规范、税控器规范、银行卡受理设备规范、税控打印机规范、设备编码规范等六个部分。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也受到法律限制，如《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2006年）、《重庆市社会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2006年）、《成都市公共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2007年）、《广州市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管理规定》（2007年）、《辽宁省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2007年）等地方政府规章，授权县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负责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建设、使用、维护和监督管理，且不得侵犯和泄露公民个人隐私、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
（八）获得预算支持权
政府在信息形成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主要是设备和软件的购买、服务和辅助服务、职员、跨政府信息收集的付费等，如我国国家税务总局1993年开始推进“金税工程”，三期立项投资达50亿元。美国管理预算局负责行政机关的信息收集预算审批，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具有预算拨款权，每个欲进行信息收集的行政机关的首席财务官必须与管理预算局合作，规划出一个完整的、准确的信息技术花费、相关费用支出和结果的核算说明。美国信息技术预算不断增长，1986年是143亿美元，1993年是249.7亿美元，1998年是289.7亿美元，每年大约以2.47%的速度递增，大约有77%的信息预算消耗在国防部、交通部、国防部航空局、商业部、能源部、农业部、教育部等七大部门。{21}2007年管理预算局对13个重要统计机构[1]的统计调查预算作出了评估：2006年为21.89亿美元，2007年为21.9亿美元，2008年为27.52亿美元。美国统计机关有80多个，按照《2007年度美国政府统计规划报告》的评估，其全部统计工作的预算是54.02亿美元。{22}（p1）
目前，我国政府对信息收集和处理的预算来源和支配还缺乏系统的、细致的法律界定，只有国务院组织进行的全国性统计调查的经费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全国农业普查条例》规定农业普查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按时拨付，确保足额到位。国务院在《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和《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中，分别就土地调查经费和文物普查经费作出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分担的决定。
（九）制裁权
政府对于未按照有关法律规定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行为有权进行制裁，制裁手段具有多样性。在美国文书工作中，制裁手段包括：（1）行政机关的强制或者法院罚金或其他处罚；（2）金钱赔偿或者公平救济判决；（3）对许可证、特权、权利、补贴或利益的撤销、中止、削减、否决等。
在我国，违反信息管制的制裁手段包括行政制裁、经济制裁和刑事制裁。行政制裁手段主要有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处分措施，如《娱乐场所管理条例》规定娱乐场所未依法安装闭路电视监控设备或者中断使用的，或者未依法留存监控录像资料或者删改监控录像资料的，县级公安部门责令其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其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经济制裁是指行政机关对于违反信息收集和处理规定的当事人的一种经济利益的不利处分，该种违反信息义务的惩罚措施直接剥夺了当事人的经济利益或者受益机遇，如《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缴费单位不按规定申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的，可暂按该单位上月缴费数额的110%确定应缴数额；《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涉及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一年或三年之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刑法修正案（六）》（2006年）规定“在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当事人的信息义务和负担
信息是政府作出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决定的基础，通常情况下，“必不可少的信息只能从那些不愿意把信息透露给政府的、受调控的工业或其他方式那里获得”。{4}（p76）并且，当事人对提供的信息经常存在隐匿、捏造、歪曲的现象，因此及时、准确地提供信息、协助政府收集和处理信息就被设定为当事人的一项法律义务，违法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协助义务
按照法治行政原则，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执行公务的行为，有予以协助的义务；{23}（p166）当行政机关履行职责过程中遇到自身无法克服的障碍时可以向与其无隶属关系的其他国家机关提出协助请求，被请求机关应当依法提供职务上的帮助。{24}（p45）政府在行使信息形成权的过程中产生两种协助义务，一是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协助义务，如《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务机关依法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开立账户的情况时，有关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予以协助；一种是作为国家机关的协助义务，如《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支持、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目前，我国立法分别从积极和消极两个角度界定当事人的信息协助义务，前者是指当事人需要积极行动来配合政府收集和处理信息，如《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调查社会保险费征缴违法案件时，有关部门、单位应当给予支持、协助；后者是指当事人除非法律规定外不享有拒绝权、抵抗权，如《统计法实施细则》将拒绝提供统计情况、使用暴力或者威胁的方法阻挠、抗拒统计检查的行为，界定为“情节较重的违法行为”。
（二）提供真实信息义务
向行政机关提供真实信息是行政相对人的一种义务。{23}（p167）当事人无论是在自己受益的行政行为还是在不利行政行为中，或者在纯粹的信息普查、检查、调查的事实行政行为中，都有义务真实地披露相关信息。例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规定管理审批机关为审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需要，可以通过人户调查、邻里访问以及信函索证等方式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行调查核实。申请人及有关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应当接受调查，如实提供有关情况。《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对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活动进行检查时，政府采购当事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材料。《全国农业普查条例》规定农业普查对象应当如实回答普查人员的询问，按时填报农业普查表，不得虚报、瞒报、拒报和迟报。
（三）忍耐经济负担的义务
“信息在政府善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它也强加成本于公众。给政府提供信息需要花费时间。”{25}（p1）政府要求当事人报告信息，增加了他们的信息收集预算。{21}大量的表格阅读、理解、填写、送达、修正补充，耗费了当事人相当多的时间、人力和物质消耗。美国管理预算局在评估文书工作成本时，通常将文书工作的“负担”以时间单位来换算，例如，管理预算局1997年《信息收集预算》评估报告认为，受到独立管制机构影响的文书工作的公众负担时间大约是3亿9千万小时，用每小时26.5美元来评估，大约是100亿美元成本。{26}（p368）作为计算单位的“时数”（hours），是指为了公众评论而进行的信息收集、管理预算局的信息审查、行政机关对信息的评估所消耗的时间，包括阅读和理解信息收集本身和其他指令的时间花费，也包括编辑、记录、复审和发送这些信息的时间花费。除了以“时数”（hours）作为计算信息成本负担的计量单位之外，美国还使用“信息收集成本”（informationCollectionCosts）这一术语，是指除了“时数”（hours）之外，行政机关要求公众提供信息所负担的其他成本，这些成本包括邮寄表格的成本、收集或者发送所要求信息的必要的计算机系统的成本，以及与表格相应的必需的其他费用（thefees）。{25}（p79）根据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oiRa）1999-2007年间连续的年度《政府信息收集预算》（informationCollectionBudgetoftheUnitedStatesGovernment，缩写为iCB）报告，整理出的美国27个行政机关的“信息收集公众负担时数”情况是：1997约为6，998，690，000小时，1998年约为6，951，140，000小时，1999年约为7，183，820，000小时，2000年约为7，361，720，000小时，2001年约为7，631，740，000小时，2002年约为8，223，170，000小时，2003年约为8，098，790，000小时，2004年约为7，971，176，000，2005年约为8，240，510，000小时，2006年约为8，923，500，000小时，2007年约为9，165，180，000小时。美国27个行政机关的“信息收集公众总成本评估”情况是：1998年约为51，924，100，000美元，1999年约为78，839，400，000美元，2000年约为88，545，000，000美元，2001年约为62，766，300，000美元，2002年约为59，063，300，000美元，2003年约为54，416，300，000美元，2004年约为70，158，239，190美元，2005年约为94，990，710，000美元，2006年约为62，375，800，000美元，2007年约为63，411，170，000美元。从上述数字中可以看出，政府信息形成权的运用已经给公众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但这些负担又需要公众来忍耐。
四、政府的信息形成权与当事人义务的平衡
（一）平衡的考量因素
经济管制、社会管制和文书工作管制是政府管制的三大类型。{27}（p110）“在20世纪60-70年代，信息强制披露是权利革命的重要内容，在80-90年代，信息披露更具有突出地位，目前信息披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命令一控制管制的替代品。”{14}（p169）从世界范围看，各国都有很多法律和规章进行信息管制，政府在运用信息形成权保护私人权益和公共利益的同时，也给当事人附加了义务和负担，因此有必要协调政府的信息形成权与当事人义务之间的平衡关系。
1．信息必要性的判断
在美国，管理预算局具有信息管理职能：（1）参与政府信息和统计政策的实施和发展；（2）中央统计机关预算的安排；（3）批准信息收集过程；（4）控制信息收集预算。{5}（p434）在批准信息拟议收集方案之前，管理预算局局长应该判断行政机关的信息收集对于正当履行行政职能是否是必要的，包括该信息是否有实际效用。在做出判断之前，管理预算局局长可以给行政机关和其他利害人一个听证的机会，或者发表书面声明的机会。如果管理预算局局长断定行政机关的信息收集没有任何必要的理由，行政机关就不能进行信息收集。只有为完成行政使命所必需的信息，才可能被允许收集。行政调查权是获取信息的主要手段，抑制行政调查权的滥用也成为行政法治的一项基本任务，例如《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5条（c）项规定：“没有法律授权不得发出传票，要求提供报告，进行检查，或强制执行其他调查行为和要求。”{2}（p328）
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也规定行政机关进行信息收集应进行必要性判断，如《统计法实施细则》规定：严格审查和批准统计机构送审的统计调查计划和统计调查方案的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不得重复调查；抽样调查、重点调查或者行政记录可以满足需要的，不得制发全面统计调查表；一次性统计调查可以满足需要的，不得进行经常性统计调查；按年统计调查可以满足需要的，不得按季统计调查；按季统计调查可以满足需要的，不得按月统计调查；月以下的进度统计调查必须从严控制；编制新的统计调查方案，必须事先试点或者征求有关地方、部门和基层单位的意见，进行可行性论证，保证切实可行，注重调查效益。
2．人权重要性的考量
政府在信息公开中会涉及人权问题，政府在进行信息收集和处理时也会限制或者侵犯人权，尤其是政府信息记录系统计算机化之后，个人信息中的隐私和政府信息收集、信息使用之间越发存在紧张关系，需要不断地平衡政府对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个人隐私的保护。{19}（p630）政府强制当事人信息披露可能与宪法上规定的言论自由和沉默权相抵触，一切触犯人权的信息收集都不能被允许。以隐私权为例，在电子时代对隐私保护越来越困难，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最可能侵犯公民个人隐私。{28}在行政调查中，相互之间存在特殊信任关系的夫妻、牧师与忏悔者、医生与患者、律师与委托人，应该具有不予作证和提供信息的法定豁免权。{29}（p99）
（二）平衡的技术手段
1．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衡量
在美国，“获取情报是有效执行任何管理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为公共利益而获取情报的重要性超过了为了私人利益而拒绝公开情报的重要性。”对公民住宅的不可侵犯权必须从属于本地区的公共卫生和安全的需要；为了公共利益，对企业宅地的检查和家庭福利调查也是行政管理权的组成部分。{3}（p87-91）很显然，信息形成权作为政府管制权的一部分，为了公共利益而有效执法是其当然使命，在不剥夺私人法定权利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限制私人权利和利益。
2．政府的信息形成权的法律保留
政府的信息形成权必须有法律根据，不是所有的行政机关都有信息形成权，有权力的行政机关也不是在任何时间、场合和事项上都有信息形成权，必须通过法治手段来抑制政府的信息形成权的滥用。目前，我国只有国务院组织实施的全国性统计普查有明确的、严格的、高位阶的法律规定，而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统计调查基本上是由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或者同级统计机构来规范或批准的。并且，我国现行的《统计法》和国家统计机构只负责部分信息收集和处理工作，信息社会所出现和需要的大量信息收集和处理问题并不在我国统计法律制度的全部调整范围之内，这导致大量的政府信息形成权的行使缺乏法律根据，或者所依据的授权法律规范的位阶很低。例如，《电力监管机构现场检查规定》、《财政检查工作办法》、《民用航空行政检查工作规则》、《基金会年度检查办法》、《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暂行办法》、《个体工商户建账管理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等，都是部门规章或者地方政府规章。由行政规章来界定或者限制基本权利和利益，这本身就已经违反或弱化了法治原则。
3．政府信息形成权运用的法律程序
政府具有信息形成权，但其运用时仍然需要得到有关机关的批准，政府的信息形成权的运用一定要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在美国，管理预算局负责各个行政机关的信息收集审批工作，未经批准的信息收集都是违法的，管理预算局每年都要在年度《信息收集预算》报告中通报这样的违法收集活动。{25}（p110-128）美国政府的信息收集包括内部和外部两道审批程序。第一道程序是拟议收集信息的行政机关的自审程序，要求行政机关设立一名首席信息官（Chiefinformationofficer），由其直接向行政机关首长汇报信息收集情况。行政机关需要编制信息收集计划、说明信息资源管理的目的和规划程序。信息收集计划在呈送管理预算局局长审查之前，首席信息官办公室必须审查和评估信息收集的必要性、描述所收集信息的功能、收集计划、公众负担评估等，还要详细列出信息收集目录、可控数量和最后日期，并且必须告知接受信息收集的当事人之所以被收集信息集的理由、信息被使用方式、信息负担评估和信息反馈方式等。第二道程序是管理预算局局长对行政机关信息收集计划的审查和批准程序，主要审查拟议信息收集的必要性、实际效用、对公众的负担，并且行政机关的信息收集计划须在《联邦登记》上公告，请求公众评论。行政机关的信息收集计划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独立提出的，一种是包含在拟议制订规章中的，对于独立的拟议信息收集，公告和公众评论期不少于30天；对于包含在拟议制订规章中的拟议信息收集，公告和公众评论期与行政规章的评论期限一致。在《联邦登记》公告拟议信息收集60天后，管理预算局局长须做出是否准许收集信息的通知。
在我国，统计系统的信息收集已经形成了一套法律程序。按照《统计法》和《统计法实施细则》，统计调查需要编制调查计划和调查方案，并经主管机关逐级审批，统计调查计划应当列明：项目名称、调查机关、调查目的、调查范围、调查对象、调查方式、调查时间、调查的主要内容；统计调查方案应当包括：供统计调查对象填报用的统计调查表和说明书；供整理上报用的统计综合表和说明书；统计调查需要的人员和经费及其来源。
我国的行政检查程序多由国务院各部门自行制定行政规章，虽然法律位阶很低，但是也逐渐建立起了一套比较有益的行政程序。例如，《电力监管机构现场检查规定》和《财政检查工作办法》规定了相似的行政检查信息收集程序：进行现场检查应事先拟定现场检查方案并经负责人审核批准后制作现场检查通知书；现场检查方案应包括检查依据、检查时间、检查对象、检查事项等内容；现场检查通知书应包括检查依据、检查时间安排、检查事项、检查人员名单、被检查单位配合和协助的事项等内容；应事先将现场检查通知书的内容告知被检查单位；必要时，可以持现场检查通知书直接进行现场检查；进行现场检查时，应当出具现场检查通知书。
4．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的运用
在政府信息收集和处理领域中运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主要考虑三方面问题：一是信息收集和处理给政府自身带来的负担和收益，二是给公众带来的收益和直接经济负担，三是强制信息披露给厂商造成的利益损失。美国国会于1995年修订了《文书工作减负法》（paperworkReducationact），其目的是限制联邦政府以任意形式向公众收集信息，该法为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设置了特别职责：（1）保证在政府之间进行有效信息资源管理活动；（2）保证政府施加给公众的文书工作负担最小化；（3）保证从公众获取的信息的收集、使用和配置的公共利益最大化。{21}
（1）政府自身的信息成本和收益
在信息管制中，信息可能非常昂贵，有时所花费的超过了所得到的；信息管制有时是没有效率的，甚至达不到预期目标。{14}（p626）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文书工作成本是2360亿美元。{30}（p354）以信息披露立法而言，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年度信息成本约为20亿美元，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oSHa）的危险信息政策每年可能挽救200条生命，但是每年耗费的成本大约是3600万美元，平均每挽救一条生命花费约180万美元。{14}（p626）所以，政府对信息收集和处理活动也有必要进行成本一收益核算。
（2）公众的负担、损害和收益
1995年美国《文书工作减负法》确立了减轻信息收集公众负担的年度政府目标，1996和1997每个财政年度预计降低10%，1998、1999、2000和2001每个财政年度预计降低5%.但是，根据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1999-2007年连续公布的《美国政府信息收集预算财政年度报告》，可知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2007年财政年度，公众的负担预计达到92亿小时，比2006年度增长了2.7%，但在局部上确实降低了公众负担。{22}（p4）
信息管制的直接目的之一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但是，政府信息披露管制可能使人们知情更少，因为多余的信息会造成消费者理解混乱。{31}（p380）我国的政府信息收集和处理很混乱，有些措施根本不能给公众带来利益而只是负担，如《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确立的旅店暂住人口登记和报告制度，实际执行成本很高，也无必要；居民身份证的频繁升级换代给公民带来了很重的经济负担；使用电子技术阅读和反馈信息已经给公众和消费者带来一个新的问题—电子产品污染问题。
（3）厂商信息披露的损害
“信息披露的规定可能给企业造成两方面的结果，有些信息扩大了市场的需求，有些信息抑制了市场需求。信息披露可能给企业带来很高的收益，也可能带来很高的成本，甚至导致企业的停业和破产。”{27}（p100）法经济学家探讨了信息披露的“警告责任经济学”问题，认为产品生产者的警告义务是消费者获得产品危险性信息来源之一，这种警告义务将影响消费者购买力，产品危险事故警告与消费者购买力成反比例关系，产品事故安全警告强度越弱，产品事故成本越高，强烈的警告虽然会避免较大的事故成本，却降低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32}（p601-602）要求厂商披露完全精确的信息可能导致他们不愿意提供信息。
5．当事人抵抗权的保留
“从行政法层面看，抵抗权主要被表述为个体对基于公权力而作出的行政决定所设置之义务进行抵制和不服的行为。”{33}（p16）例如，《行政处罚法》第49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行政许可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与其申请的行政许可事项无关的技术资料和其他材料。这些法律规定，意味着行政相对人有针对行政机关的抵抗权或者对抗权。在政府信息收集和处理过程中，以公民权利抵制行政权力也是公民自我救济的一部分，如《统计法》第12条规定对违反本法和国家规定编制的统计调查表，有关统计调查对象有权拒绝填报；《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9条规定税务机关派出的人员进行税务检查时，未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被检查人有权拒绝检查。
五、结语
本文通过美国和中国两方面的资料和立法情况，分析了政府的信息形成权及其衍生问题。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信息管制（文书工作）在美国也是一个特殊问题，在研究政府管制成本收益时一般只计算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的成本和收益，信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1997年给国会的第一份《联邦管制成本一收益报告》（ReporttoCongressontheCostsandBenefitsofFederalRegulations）中将“税典的文书工作成本”从“管制总成本”评估中剔出，{26}（p374）2007年给国会的第10份报告《联邦管成本一收益报告草案》（Draft2007ReporttoCongressontheCostsandBenefitsofFederalRegula-tions）中仍然没有讨论和评估信息管制（文书工作）成本和收益问题。美国通过独立的文书工作评估报告来研究信息管制问题，但是，这种做法还是遭到了学者们的批评。{7}（p13）而中国几乎很少有人注意到文书工作和信息管制的权力合法性和成本一收益问题。我们必须知道，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也是一个管制社会，信息管制成为当代行政国家和福利国家的一种重要工具。政府在运用信息形成权时既给公众和消费者带来了利益，也带了负担和损害。当我们呼吁重视政府信息公开时，一定不要忘记政府正在进行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行为，对于国家、社会、公众而言仍然是利弊并存的。
【注释】
[1]它们是：商务部的经济分析局（Bea）、司法部的司法统计局（BJS）、劳动部的劳动统计局（BLS）、运输部的运输统计局（BtS）、商务部的人口普查局（Census）、能源部的能源信息管理局（eia）、农业部的经济调查服务局（eRS）、农业部的国家农业统计服务局（naSS）、教育部的教育统计国家中心（nCeS）、健康和人力部的健康统计国家中心（nCHS）、社会安全管理局的研究评估统计办公室（oReS）、财政部的收入统计和国内税收服务局（Soi）、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科学资源统计事务部（S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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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调查管理制度篇3
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政府土地登记社会公信力
托伦斯土地登记制度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对土地产权的确定取决于登记而不是产权文件。对政府登记的信赖、政府对产权的保护、已登记土地权利人损失可获得赔偿、土地唯一登记、登记低支出、高效率等是托伦斯土地登记制度的主要特征。
昆士兰州托伦斯土地登记制度通过法定形式对土地产权信息及其变动信息加以记载，确保了土地产权人的合法权益。该制度经过近l50多年的发展，土地登记已成为交易双方的主动行为，这是社会信任土地登记的主要表现。
首先，昆士兰州建立了海量、安全的土地登记资料数据库，为土地登记制度的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数据库，需求方可查询每块土地的现势登记资料和历史登记资料。州政府土地登记工作人员每天都根据当天登记结果对数据库进行更新和备份；为保障数据安全，还将土地登记资料在三处不同地点存放。
第二，按照托伦斯土地登记制度的规定，政府并不强制当事人进行土地登记，但是未经登记的土地权利没有效力，所以，土地交易人及时进行土地登记已成为一种自觉行动，昆士兰州的土地登记率几乎为l00％。
第三，建立了完善的土地产权登记错误赔偿制度。在昆士兰，根据法律规定，因欺诈、登记官的失误、土地登记档案遗失或错误造成土地权利人的损失，政府要无条件、及时、全部、先行赔偿，同时还建立了土地登记赔偿基金。
我国目前要达到提高土地登记社会公信力的目的，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l.提高政府对土地管理基础工作的重视，进一步扩大土地登记的覆盖率，建立覆盖全国范围的地籍资料数据库，夯实土地管理的基础。应抓住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工作的机遇，掌握真实的土地基础数据，建立和完善土地调查、统计和登记制度，并逐步建立地籍信息公开查询与定期制度，实现土地资源信息的社会化服务。
2.结合《土地管理法》的修订，完善土地登记法律体系，尽快出台《土地调查条例》、《土地登记条例》。从提高土地登记资料法律地位、依法进行地籍调查、建立土地登记错误赔偿制度、建立土地登记资料及时更新维护机制等方面提高土地登记工作效率，确保土地登记资料的现势性和准确性。比如：在农用地转用、集体土地征收、国有土地划拨及转让等土地审批行为中，在未进行土地登记的区域通过地籍调查前置，将土地登记资料作为法定要件；同时建立土地登记资料及时更新维护机制，做到登记一宗地，变更一宗地。
3.开拓土地登记资金渠道，建立土地登记错误赔偿基金，形成依靠土地登记收费更新维护土地登记资料的现势性和准确性的良性循环，为土地登记的可持续发展打好基础。
结合第二次土地调查，建立技术支撑体系
昆士兰州地籍产业发展成熟、土地登记高效便捷与其有着强大的技术支撑体系密不可分。昆士兰州的土地登记行为涉及测量机构和测量师、律师服务机构、评估师服务机构、数据公司、软件开发公司等多个社会中介服务行业。
首先，土地登记中的地籍调查(权属调查和地籍测量)是由社会测量机构和测量师来完成的。测量机构和测量师的资质受政府和测量师协会的严格管理，被强制参加商业保险，以赔偿因测量错误而造成土地权利人的损失。
第二，土地产权交易及土地产权登记当事人一般都委托律师进行，律师帮助当事人完成相关资料查询、确保交易安全、向土地登记机关呈递土地登记申请等工作。
第三，州政府将登记资料以招投标形式提供给几家信誉高、有实力的网络运营商开展土地登记资料公开查询。州政府还委托上市公司technology
one公司开发了自动产权登记系统(atS)，同时technology
one公司还负责根据政府需求对atS进行升级维护。以上这些技术支撑体系极大地简化了土地登记工作程序，提高了登记效率。
目前，我国土地登记机关在接受土地权利人的申请后，要组织技术人员进行地籍调查，还要完成权属审核、土地注册登记、核发土地证书等工作，以土地登记机关目前的人员编制，远远不能满足这些工作的需要。
从2007年7月1日起，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启动，这既是对现有人员业务能力的一次挑战，同时也为壮大土地管理队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结合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吸取澳大利亚土地登记的宝贵经验，应着手加快我国地籍工作产业化，并建立土地管理工作的技术支撑体系。
l.加强领导，组建稳定的调查队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加强对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组织领导，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组建相应的土地调查工作机构，把第二次土地调查真正落到实处。土地调查数据是动态的，需要时时更新，我们应着眼调查后成果的更新维护，建立稳定的土地调查队伍，以确保土地调查工作的持续性，及时提供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土资源管理需要的数据。
2.充分发挥技术支撑部门作用。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计划利用两年半的时间全部完成，时间紧、任务重，这就需要国土资源部有关技术支撑部门(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国家测绘局、其他相关测绘单位等)在调查中充分发挥作用；同时，应建立土地管理制度创新机制，充分发挥社会测绘队伍、大专院校、软件开发公司等相关力量的作用，把土地调查事业做大、做强，为今后的数据更新奠定基础。目前，我国开始推行测量师资质认证制度，如果将其与土地调查、登记制度建立起联系，将极大地促进我国地籍工作的产业化。
3.建立完整的土地管理工作人员培训考核制度，切实提高人员的综合素质。定期进行系统的培训和考核；同时，应拓宽各地土地管理工作人员学习的渠道，结合土地管理网站的建设，建立土地管理相关知识页面，增加地籍管理相关知识，提高我国土地管理工作人员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这是提高我国土地管理工作效率的必要保障。
明确政府各部门权责，提高工作效率
昆士兰州有着完善的土地登记错误赔偿制度，但是，由于社会测量机构和测量师确定的土地面积、地块位置、边界等出现错误而造成土地权利人的损失，政府登记机关并不负责赔偿。这部分损失由测量机构和测量师无条件、及时给予赔偿，赔偿费可由保险公司支付。这种严密、权责分明的土地登记制度，为提高土地登记的工作效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我国，土地登记的责任机构是人民政府，由于测量机构造成的登记错误，土地权利人的损失并没有明确规定由测量机构承担，土地评估等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各部门权利和责任的不明晰，造成政府对土地权利人损失统一买单、政府利益受损的结果。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应做到：
1.明确分工，各负其责。土地管理中的许多工作是由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中介机构等分别完成的，这就要求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权利和责任，建立“谁承担，谁受益，谁负责”的机制，减少政府不必要的损失。建立责权分明机制是土地管理高效工作程序形成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土地权利人利益得到有效保障的必要措施。
2.加强管理，规范中介机构。在完成土地调查和地籍管理的工作过程中，经常需要事业单位或测量机构、律师事务所、土地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的参与，在这一过程中，应加强对中介机构组织和事业单位的规范和管理，明确他们在工作中应负的责任。在对其规范管理的前提下，建立职业资质认证制度和职业保险制度。
整合现有信息管理系统，提高土地管理整体水平
昆士兰州土地登记的便捷、高效，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其自1994年就统一采用的自动产权系统(atS)。这个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具有中心窗口功能的数据库，昆士兰州的政府机构及许多在线服务提供商都与atS系统联通。人们可通过网络对土地登记资料进行查询，同时也实现了远程办理土地登记。昆士兰州面积约172．7万平方公里，采用统一的atS系统，实现了昆士兰自然资源和水利部与全州所有分支机构土地登记信息的无缝连接和数据共享，极大地降低了土地登记的成本；登记信息的市场化还增加了国家收入。atS系统的应用也极大地提高了昆士兰土地登记的效率，登记工作量从l990的40万件增加到2002年的110万件；登记耗时从l994年前的4周缩短到现在的2～3小时(现在每件登记从受理申请到完成登记最多需要5天时间)。
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土地信息化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地区还比较落后。结合目前现状，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国内土地管理信息系统进行整合，以提高我国土地管理的工作效率和整体水平：
信用调查管理制度篇4
近年来，我们__国税系统把流程再造理论引入税收管理领域，不断地推进税收管理革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于此同时，根据总局、省局的征管改革目标、思路，并结合流程再造理念和信息化应用的需求，在全市国税系统进行县局征管实体化建设的尝试。
所谓县局征管实体化，就是把过去作为基层领导机关的县局和过去具体负责征收征管的分局、乡所进行层级压缩，精简以往的机关机构，归并内部相关事务，压缩中间层次的管理人员，，让更多的人充实到征、管、查一线，县局成为直接负责税收征收管理（包括稽查等）和为纳税人服务的基层税务部门。
县局实施征管实体化后，除稽查局外，所有的内设科室都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一个公章对外，便于从总体上规范执法，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税务行政复议和税务行政诉讼。
一、县局征管实体化的初步尝试情况
起，市局部署实施的税收流程再造和新一轮机构改革，使县级国税局已具备了实体化的雏形。我县从11月份开始，撤销所有全职能分局，成立稽查局和11个相关科室，在城区设置一个办税服务厅，纳税人找税务机关办理事务都到办税服务厅来办理，税务机关找纳税人由调查执行机构来执行。企业全部实行网上纳税申报，双定户实行税款预储，划卡缴税，零散税源委托乡（镇）、办事处，从而更加有效地对税源实行控管，降低了税收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纳税人。具体体现在：
（一）实现人力资源最大化。由于打破了原有的机关、基层层级，使得人力资源调配使用的机制显得非常灵活、便捷，可通过部门挂钩、科室结对等方式，实现人员互动，优势互补，实现人力资源最大化。
（二）实现税源管理专业化。县局将原来征管科、税政科等业务科室担负的职能推向前台即管理一科，使纳税人向国税机关申请办理的涉税事宜，全部归并到办税服务厅统一受理。同时，按照“一窗式”管理的要求，对办税服务厅内部窗口进行了调整，对纳税人实行一窗受理、全程服务。办税服务厅实体化后，首先得到加强的就是基层专业化税源管理力量。
（三）实现征管职能科学化。明晰征、管、查职责，严格岗责体系，加强衔接，形成合力；组织实施前后台职能分离，办税服务厅作为前台以事务为主，不断扩展功能，扩大即时办理事项的范围；管理部门作为后台实行专业化分工管理和动态监控管理，强化前后台及内部相关部门之间的工作衔接和协调。
（四）实现征管流程规范化。按照精确、细致、深入的要求，依据对纳税人管理的信息流，统一、规范征管流程，实施有效的内部管理控制，透明和优化工作评价标准，不断提高管理效率。
（五）实现征管手段现代化。充分发挥计算机依托作用，全面实施“一户式”存储，实现征管信息和数据资料的集中采集、集中处理和信息共享。整合信息资源，提高信息处理能力，搞好为纳税人服务的信息平台建设，最大限度地提升税收管理水平。
（六）实现征管水平高效化。全面推进“一窗式”管理、“一站式”服务，统筹管理与服务、执法与服务的协调发展，建立健全有效的税源管理机制，并坚持以人为本、以能为本的现代管理理念，加强对税(来源：文秘站）务干部的教育、培养和管理，不断增强征管工作的效能。
二、当前县局征管实体化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应该说我县的税收征管实体化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根据二年来运行的情况看，也尚有一些不足之处，如部分业务衔接不畅，机构设置尚有合并的空间等等，尤其是涟水“2.26”皮革案件的发生，暴露了我们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漏洞和不足之处。因此，结合我局的工作实践和我县税收环境，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理顺、整合有关业务，调整部分机构职能，以便县局征管实体化在“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模式中发挥更大的效能。
目前信息中心的主要工作都是由办税服务厅来完成，或者说由办税服务厅来完成这些工作更方便、更快捷。所以建议撤销信息中心，将信息中心的工作转到办税服务厅。
纳税评估部门常常需同调查执行机构人员联系以寻找评估源，建议撤销纳税评估部门，将其业务转到调查执行机构（大企业管理科），根据专业化+精细化的要求，建议按企业类型将调查执行机构分为一般纳税人（大企业管理科）、小规模纳税人（含双定户）按属地原则即涟城、涟东、涟西划分为三个管理科
鉴于政策法规科与监察室都有执法监察和执法检查的职能，也为了更好地实施执法监督，建议将政策法规科与监察室进行合并，其业务也进行合并，档案工作转由办公室统一进行管理。
按照总局在全国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要求，办公室在机关工作中应充分发挥“参谋助手、协调综合、审核把关、运转保障、督促检查”的作用，建议将办公室与服务中心合并，一则压缩行政管理工作环节，二则减小行政职能部门的比重，办公室与服务中心合并后将能更好地发挥其职能作用。
三、进一步推行县局征管实体化的构思
基于以上各种原因，县局征管实体化的具体实施方案如下：设办公室、人事教育科、法规监察科、稽查局、咨询受理核批科、大企业管理科、涟城管理科、涟东管理科、涟西管理科。各机构的职能如下：
1、办公室：负责处理局机关日常政务，起草年度及有关重要工作会议报告；组织开展税收科研、进行工作调研，为全局性工作提供决策建议；负责重要事项的督查督办及办公制度的制订和实施；负责政务信息、秘书事务、文书档案、、保密、提案办理及有关重要会议的组织工作；负责组织税收宣传工作；负责机关办公自动化工作；负责年度工作综合考核。负责档案接收管理工作。拟定局机关行政事务和后勤服务的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负责管理局机关财务、固定资产和房产；负责基建工作；负责水电气设备、车辆的购置、使用、维修和管理；负责税务服装的制作和发放、办公用品等物品的购置、保管和分配；负责生活保障、来宾接待、会议安排、环境卫生、安全保卫、社区工作。
2、人事教育科：制定全县国税系统人事管理制度并组织实施；负责机构、编制、干部任免、调配、专业技术职务、劳动工资、人事档案、人事统计等管理工作；负责对全县国税系统离退休干部管理和服务工作。负责全县国税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基层建设；负责教育培训的规划和组织实施工作。负责全体职工医疗保健、计划生育工作。
3、法规监察科：负责调查研究、处理、反馈国家税收政策、法规、规章在贯彻执行中的有关问题；承办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核稿工作；负责税收业务的协调和法律事务；负责税务执法责任制的制定和贯彻落实；对本系统依法行政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配合国家审计部门做好审计工作；负责税务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重大税收案件的审理；承办税收法律、法规、规章的清理、鉴定及汇编工作；负责政策法规培训。负责全县国税系统行政监察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查处国税机关和工作人员违纪违法案件，办理有关人民来信来访；负责与检察等司法机关协调有关工作；负责执法监察和行风建设工作。
4、稽查局主要负责：偷逃骗抗税收案件的查处。
具体负责：根据本部门掌握的信息，自主确立案源实施检查；组织开展各类专项检查；社会举报、上级交办和其他机构转办的涉税案件的查处；稽查案件的执行；金税工程协查事项的管理；稽查案件的审理，超过权限的移交法规监察科或大要案审理委员会审理；应由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移送；其他稽查事项。
5、咨询受理核批科：纳税人找税务机关的涉税事务的受理和有关涉税审批事项的审核、审批，网络与硬件的管理、软件维护、数据增值利用、税收计会统和税收票证管理工作。
具体负责：接受纳税人的咨询；处理税收即办事宜；进行税收业务的审核审批；纳税申报的一窗式管理；纳税人提交的纸质信息与电子信息一致性的审核；发票的核销、发售与审核；管理活动中异常信息的分析处理；金税工程数据的处理与上传；涉税事项的公告；其他受理核批事项，网络管理，办公自动化维护，硬件管理，征管信息系统、流程管理信息系统以及金税工程技术支持等。
6、大企业管理科：对全县所有一般纳税人实施综合性日常税收管理；政策法规以及管理制度、管理措施的宣传辅导和贯彻落实，企业纳税评估，纳税信用等级评定，行业性税收数据的深度分析与利用，税收风险分析。
具体负责：落实责任区管理制度，综合运用巡查、调查、核查、协查等方式及时了解、掌握一般纳税人登记情况、发票使用情况、生产经营情况、内控制度的建立与执行情况、财务会计核算情况、税控装置的使用情况等各种涉税动态信息，及时分析和处理异常情况；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利息税等所征管税种的税源、税基管理，税收收入计划的执行；上级文件明确列入每月必须评估纳税人的核查和处理，纳税申报的管理；纳税人报送的涉税信息的真实性的审核；依纳税人申请和依职权启动的涉税事项的调查、检查和核查；增值税日常稽核；各种涉税核批事项的事后管理性核查；稽查结果的协助执行；企业所得税的年终汇缴检查；欠税的管理；金税工程、出口退税、涉外税收的协查；相关管理性涉税文书的送达；发票、金税卡等涉税物品的收缴；税收保全与强制执行措施的实施；提示提醒、催报催缴、税收宣传辅导等服务性工作；其他管理事项。
分析纳税人行业性经营特征，并以此确定本地区的行业税负；研究各类行业、各种经营方式的纳税人涉税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建立和不断完善相应的数据筛选分析指标；自主确定评估对象，并对自主确定和外部提交的评估对象进行评估处理；根据需要对纳税人进行约谈，或要求纳税人进行举证；根据行业分析和个案评估的需要进行实地调查；纳税人纳税信用等级的综合评定；重点税源户的分析监控；其他纳税评估事项。
信用调查管理制度篇5
农村信用社（以下简称“农信社”作为农村金融业的主力军，一直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对象。对农信社的改革和研究，多数集中于产权制度和企业组织形式的改革和效率探讨，鲜有学者关注其内部经营管理。自2003年起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模式，把农信社建成现代金融企业”为目标的新一轮改革包含了“内部管理科学化”要求和内容。管理是否科学可以从具体管理方式的“先进性”和管理的“效率化”来判断。实行先进、系统、完善的管理会计与控制技术是实现管理过程“先进”和结果“效率化”，进而保证“管理科学”的必然路径=“毋庸置疑，中国要赶超西方，中国企业要融人国际经济，先进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是不可或缺的”张瑞敏，2009)。因此，管理会计与控制技术的实施在农信社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地位。
缺乏数据通常被视作管理会计研究滞后于财务会计研究的重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ittner&Larcker,2001)。因此，对管理会计实践的研究往往需要研究者通过问卷调查或者实地访谈寻找数据（Smmerman，2001)。鉴于此，本研究以山东省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的方法反映农信社实施管理会计与控制技术的行为和意愿，揭示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分析可能存在的障碍因素，以期对农信社改善经营管理、提升竞争力提供有益的探索。
二、研究綍述、理论框架与分析基础
(一）研究综述
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在工业企业的实践已被众2006;张爱民，2009等），但是国内关于银行业实施管理会计的研究文献并不多。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业银行实施管理会计的必要性、存在问题、推进思路、经验推广等方面（田凯，2008;张永祥，2008;郭效丁，2007)。这些研究侧重于笼统介绍，未能全面、系统、深人研究银行业是否实行、实行了什么样的管理会计与控制技术、存在何种制度需求。此方面的调查研究、案例研究、数量分析文献相对更少。
(二）理论框架
笔者假定农信社管理会计的内容与框架遵循管理会计的一般理论体系和方法。具体包括战略计划与全面预算、成本习性与盈利、资产负债比例与风险管理、管理信息系统、责任会计与业绩考核等五个方面，调查问卷也是基于这五个方面设计。
1.战略计划与全面预算。战略计划既是战略决策的具体化，又是控制生产经营活动的依据。农信社战略计划工作一般包括宣传解释、行动规划、工作进度、人员配备计划、全面预算及追踪管理等。其中全面预算是计划工作要达成目标的一种表现形式，可以使企业的资源获得最佳生产率和获利率。财务部门把涉及农信社战略目标（目标利润）的所有经济活动联结在一起，并规定如何去完成的方法，使农信社各职能部门和管理人员能够清楚在计划期间应做什么，怎样去做，从而使农信社按照预算体系进行科学的经营管理，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2.成本习性与盈利分析。本量利分析法是通过成本、业务量和利润三者之间的分析找出其联系规律，从而为制订经营决策和进行目标控制提供有效的方法。本量利的分析基础在于把企业成本按照习性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农信社的成本范围主要包括存款利息支出、金融机构往来支出、各种综合费用、其他营业支出等。其中手续费支出、营业支出、汇兑损失等都属于固定成本；而存款利息支出、金融机构往来支出，被称之为资金成本，资金成本属于变动成本。
3.资产负债比例与风险管理。风险贯穿农信社资金运营的整个过程，直接影响其资产、损益和现金流量，因而，风险管理是农信社经营管理的核心问题。衡量风险的传统指标主要有不良贷款率、资产负债率、存贷比率等。农信社在经营过程中，应该持续进行风险的识别、评估、计量、缓释、监测和报告，应该注意风险管理内容、重点和技术的转变。
4.管理信息系统。建立管理信息系统是金融信息化下农信社内部管理与控制的主要手段。完善的管理信息系统有助于实现财务预算管理，费用管理、固定资产管理的电子化、自动化有助于提高监控财务操作风险的能力，能够推动农信社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信息系统一般包括客户关系管理、风险管理、业务流程管理、充分的数据共享、合理的商业智能数据组织等内容。
5.责任会计与业绩考核。建立责任会计制度是农信社管理会计的重要方面，它遵循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围绕会计责任将会计信息与经济责任、会计控制同业绩考核相结合，形成农信社内部严密的会计责任体系。责任会计包括授权经营机制的确立、责任中心的划分、责任指标的设计、内部转移价格的确定、责任预算的编制与实施及责任考评等。责任会计管理体制的建立有利于核算范围相对缩小，便于成本资料的归集分析，也便于经济责任的区分和经营成果的考核，也有利于整个农信社系统内部转移定价机制的形成和完善。
(三）分析基础
本文的基础数据来源于实地问卷调查。采用典型调查与随机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做法为:(1)选取山东省作为典型调查对象。截至2010年9月山东省农信社存款规模已达6764.66亿元，贷款规模达5118.47亿元，总资产8530.8748亿元，成为全省资金规模实力最强、服务范围最大的金融机构。加上省内各地区呈东西中部梯形分布较为明显，无论是在总体规模还是经济地理条件上都具有良好的代表性。（2)在山东省的17个地市中，每个地市随机选取10个农信社(包括县联社和基层信用社)作为调查样本。本次调查随机抽取的样本总数为170份，有效样本为108份，占63.5%。本次调查以农信社职工为调查对象。
无论理论水平还是实践操作，被调查者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基本上都学过管理会计，接受能力较强;被调查者在单位从事财务会计工作或担任农信社的管理工作时间较长，对本单位的基本状况及管理会计应用比较熟悉。
(一）描述性分析
在被调查的108个被访者中，有99个回答已经实施了管理会计，占91.7%*;4个回答不是，占3.7%；5个未作答。在实施管理会计的农信社中，大部分农信社没有专设管理会计部门，92.9%是通过财务部门进行实施的，说明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权威性不强，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在管理会计应用总体较好的情况下，具体管理会计技术方法的应用是不平衡的。传统方法应用比较广泛，大量先进的管理会计理念和方法没有得到充分的应用（见表1)。
(二）管理会计与控制技术方法应用的具体调查分析
1.战略计划与全面预算。调查发现，实施管理会计的农信社中，2.6%在年度初始开展计划工作;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80.6%的农信社有配套的数量化的全面预算，并能够及时反馈和调整，这表明计划和预算在农信社的实施具有灵活性和可执行性。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被调查的108个农信社中，有90个占83.3%认为计划和预算工作是具有实际意义的，这些意义体现在，预算可以使经营目标具体化、系统化和定量化;预算可以发挥组织内协调的作用;预算使控制具有可参考的依据。
但是，也存在以下问题:(1)大部分农信社没有单独的战略计划部门，0.4%的农信社反映计划工作由高层管理人员，基层人员和普通员工几乎很少参与战略计划工作，这会导致农信社的战略决策缺乏广泛性和代表性，容易出现“长官意志”和管理层的主观臆断行为；(2)从预算方法来看，固定预算、增量预算、定量预算等传统方法应用较多，先进的预算方法如弹性预算、零基预算、滚动预算等则应用的很少。
2.成本习性和盈利。
(1)成本习性分析。在变动成本方面，被调查的108个农信社中有45个（占比41.7%)单独对变动成本进行核算。在内部定价过程中，有72个(占比66.7%)信用社考虑了变动成本因素的影响，在进行决策、业绩考核中，有66个（占比61.1%)应用了变动成本的有关数据资料。这表明，目前多数农信社重视变动成本对经营、决策的作用。
(2)盈利情况分析。近年来，农信社在改革的推动下基本实现了扭亏为盈，但利润提升空间不大。阻碍农信社提升利润的原因主要如表2所示。
被调查者认为提升农信社利润的措施有：
(1)合理组织存贷款，增加中间业务收人；开拓业务新领域。（2)加大低成本存款营销力度，减少利息支出，努力增收节支;提高新贷款质量，加大不良贷款清收力度。（3)合理配置机构和人员，并制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提高职工的积极性。
3.资产负债比例及风险管理。
(1)资产负债比例分析。据调查，除缴存资金外，资金运行主要用于发放贷款，其他诸如资金拆借、债券买卖业务发展缓慢致使农信社的资产、负债结构单一，资产利润率过低。有些地方贷款占资产的比重高达95%。
农信社吸收存款的主要来源是农村待购生产资料的闲置资金（占80.9%)和乡镇企业闲置的经营资金（占10.71%)。目前，农信社的贷款对象主要是农户、农村集体和乡镇企业贷款，其贷款结构及不同贷款的还贷率见表3所示。
可以看出，乡缜企业、农村集体企业较低的还贷率给农信社带来了沉重的不良贷款负担。调查还发现，农信社的贷款结构与经营状况有一定的关系:盈利社的农户平均贷款占比较高（盈利社农户贷款占56.89%，亏损社仅占38.45%)，而亏损社的乡镇企业贷款的比重明显偏高（亏损社乡镇企业贷款占32.13%，而盈利社仅占20.72%)。
被调查的108个农信社的资本充足率平均值为5.43%，没有达到国际公约的规定。根据相关规定农信社固定资产不能超过农信社实有资本的50%，但与被访者的访谈显示很多农信社比较注重对固定资产和硬件的投人。
(2)风险管理分析。在发放的108份调查问卷中，有99份反映其所在信用社的不良贷款率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88.9%认为农信社加大了对不良贷款的清收。82.4%的为农信社控制了新增不良贷款。19.4%的为农信社提高呆账准备金。
目前农信社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有:一是风险管理的内容未由信用风险向信用、市场、道德等全面风险转变;二是风险管理重点未由单一分散管理向构建风险管理体系转变;三是风险管理技术未由定性分析向定性、定量分析相结合转变。调查同时显示96.3%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其所在单位的高层管理人员重视对风险的管理和防范，并且有84.3%的农信社有专门领导小组并对风险进行严格的监管，这说明在面临挑战的同时，农信社的风险管理意识正在逐步提高。
4.管理信息系统。农信社的信息系统与商业银行相此，起步晚、建设慢。目前农信社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在108个被调查者中，91.7%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其所在的单位不同程度地设立了管理信息系统，这些信息系统模块主要包括信贷管理系统（97.2%)、办公自动化系统(94.4%)、财务管理系统（89.8%)、报表分析系统(63.9%)、人力资源管理系统（28.3%)、稽核风险管理系统（23.1%)、客户关系管理系统(16.7%)。可以看出，在基础信息系统的设置上，农信社能够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但在关乎农信社可持续发展系统设置上，如人力资源、风险稽核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对于目前制约农信社信息系统发展的主要障碍，65.7%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是农信社缺乏适应现代化信息系统操作和管理的高素质人才队伍;53.7%的人认为目前农信社硬件设备不足，现有的经济力量难以支撑庞大的资金支出；36.9%的人认为高级管理者为了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忽视长远发展，对信息系统的建设不予重视。
5.责任会计与业绩考核。
(1)责任中心的设立。通常农信社可以划分为六个责任中心:成本责任中心、利润责任中心、综合考核责任中心、后勤责任中心、安全保障责任中心、人力资源责任中心。调查显示，72.2%的农信社已经建立了责任中心。责任中心的设立方式是多样的：46.3%的农信社是按业务模块设立的，29.6%是按授予权限设立的，还有22.2%是按控制范围设立的。
(2)内部转移价格。在不同级次把信贷、存款、银行卡、票据、资金交易等部门设置为相对独立的责任中心，实行单独核算。这种各责任中心之间或责任中心与联社之间实行的业务模拟计价，实质就是农信社的内部转移价格。
在被调查的108个农信社中，有62个（占比57.9%)存在合理的内部资金转移价格。内部资金转移价格的确定方法是多样的，具体如表4所示。但在调查中也发现，有45个（占比41.6%)不存在公平的内部转移价格。有些被调查者对不合理内部转移价格的认识包括：一是当整个组织目标、分中心目标和决策者的个人目标缺乏和谐一致时，或责任中心的决策者对整个目标缺少了解时，分中心的决策可能与全社的决策产生冲突；二是降低对整个组织机构的忠诚度；三是增加内部管理成本。
(3)绩效考核与管理。调查发现，大部分县联社将绩效管理等同于绩效考核，变成奖金分配的主要手段。80.6%的农信社采用的是传统的责任会计业绩考核，只有9.5%采用平衡积分卡等非财务考核指标，造成农信社单纯依靠财务指标进行片面考核的现象。
四、表信社实施營理会计与控制技术意愿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部分主要分析农信社实施管理会计与控制技术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因变量是“农信社是否愿意实施”，是典型的定性二分变量，因而选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方法来分析这一问题。
(二）变量说明
根据访谈和调查，本文选择了7个指标来分别衡量被调查者自身特征、所在农信社特征、农信社目前经营特征、所在行业特征(主要表现为是否与目前管理会计体系要求的环境适应）这四大类因素。其中，被调查者自身特征因素包括受访者身份(X!)和受访者所学专业(X2)；所在农信社特征因素包括农信社所处机构层次(X3)和成立时间（X4)；农信社目前经营特征包括近5年农信社的盈利情况（X5)、农信社目前是否实施管理会计（X6)；所在行业适应性*(X7)。对这些变量的描述见表5。
(三）模型运行
通过运行得出，对农信社实施管理会计与控制技术本研究应用SpSS12.0统计软件进行Logistic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有5个:受访者身份、受回归处理，选用的回归方法是逐步向后回归方法。访者专业、所处机构层次、目前管理会计实施情况行业特征(见表6)。
(四）结果分析
1.从描述被调查者自身特征的变量来看，受访者的身份对农信社实施管理会计的意愿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受访者所处管理层次越高，越能认识到实施管理会计的重要性和绩效。这一研究结果表明，管理会计的实施已得到了农信社高级管理层的支持。这种情况与整个银行业对管理会计重要性的认识和宣传有一定关联性。
受访者专业对农信社实施管理会计意愿的影响是显著的。系数为正，这一点与先验判断是相反的。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会计专业的员工更能意识到实施管理会计的重要性。究其原因，相比自己的专业而言，非会计专业员工看到会计、财务对农信社运营系统的影响和会计人员的重要性;而会计专业人员则认为自己所学知识远没有得到广泛应用，也没有发挥巨大效应。
2.从描述农信社特征的变量来看，农信社所处机构层次对农信社是否实施管理会计具有一定的影响，且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处于较高机构层次的农信社由于管理模式先进、技术资金充足、人员素质水平较高等优势，使管理会计技术与方法的认可程度高于基层信用社;在调查中，有些基层信用社员工甚至认为现在县级联社作为一级法人，对农信社实施集中管理，各项收支由县联社统一核算，作为基层信用社不可能从整体规划的角度来实施管理会计。而成立时间则对农信社是否采取管理会计与控制技术影响不显著，在分析过程中被剔除。这充分说明了管理会计与控制技术对企业的要求不在于企业成立时间的长短，而在于是否达到了相应的物质、技术和资金条件。
3.从描述农信社目前经营特征的变量来看，近5年的盈利情况对农信社今后是否采取管理会计技术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这与笔者预期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对管理会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把管理会计的实施视作企业实现盈利的内生变量;目前已经实施的管理会计对农信社业绩推动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异化了被访者未来的决策行为。
目前农信社是否已经实施了管理会计对未来的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为正。“制度选择的路径依赖性特征”或者说“事物发展目标的自我加强机制”能够较好解释被访者决策行为的这种强大惯性。
4.从描述农信社所在行业特征的变量来看，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说明农信社外部体制的理顺和内部行业经营特征对实施管理会计的影响是直接的。不同行业或同行业的不同企业，由于面临的具体环境不同，管理会计方法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可能不一样，所以某行业、某具体企业建立的管理会计在大范围推广的价值受到限制。由于管理会计的技术方法主要产生于工业制造业，未经改善的管理会计方法在资金融通业中实施肯定会存在各种操作障碍。调查结果证实了这一点，1997年制造业实施管理会计的比例就已经达到88.51%(张文贤，1997)，远远高于目前农信社的实施比例。
五、结论与政茉建议
农信社已开始实施管理会计与控制技术，但是管理会计应用的绩效不明显;具体管理会计方法的应用和内容的推广不平衡。高级管理层的支持、员工专业、所处机构层次、目前是否实施了管理会计以及信用社的内外行业环境这五个因素对农信社未来是否实施管理会计的影响是显著的。
依据本研究的结论，从政策选择角度出发，要拓展管理会计与控制技术在农信社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提高管理会计的应用绩效，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通过学习、培训、宣传、与制造业交流等方式培养农信社高级管理层的管理会计意识。
信用调查管理制度篇6
对消费者而言，GmF是新生而敏感的事物，供应链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极大地制约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而标识管理制度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最为基本和常见的手段，也是较为有效的手段。已有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接受者是否认可标识信息受到标识本身和标识信息来源的可信度两个属性的影响［11－12］。因此，除了消费者对标识本身的信任程度影响其购买意愿之外，消费者是否信任标识来源，即对政府管理的信任度，也是影响其购买意愿的因素之一。由于GmF是一个新兴产品，现阶段大多数消费者对其还不甚了解。消费者对其的接受程度不仅是对技术本身所可能带来风险的反应，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也会对消费者是否接受这项新产品产生重要影响［13］，冯良宣等研究也表明，消费者对政府管理能力信任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增强消费者对GmF的购买意愿［14］，据此，本研究先提出如下两个假设：H1：消费者对GmF标识的信任程度影响其购买意愿。H2：消费者对政府标识管理信任度影响其GmF购买意愿。据张传统研究表明，消费者对信息的关注度显著影响其购买决策［15］，标识是通过将商品的内在特性与外在提示相统一，将商品的信任特征转化为商品的搜索特征［11］，从而解决GmF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消费者对GmF标识的关注程度会影响其购买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三个假设：H3：消费者对GmF标识关注度影响其GmF购买意愿。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以消费者对GmF标识的信任度、对政府标识管理信任度和消费者对GmF标识关注度3个因素为切入点，将消费者对GmF购买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标识管理制度对消费者GmF购买意愿影响的实证研究模型。
2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2．1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的对象为武汉市消费者。首先，根据相关统计公式确定样本容量为n，n＝Z2×p（1－p）e2，其中，e为容许的抽样误差（本次调查取5％）；p为总体成数（本次调查取0．5）；Z为标准化正态变量，为保证准确度，本次调查置信度选用95％，对应Z值为1．96，计算得到样本容量约为385。结合以往的调研经验，考虑到调查的回收率和有效率，本次调查扩充了一定的样本量，最终确定样本量为416。随后，为了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本研究运用SpSS17．0对武汉市各个区按照人口密度、人均GDp等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将武汉市13个区分为4个层，然后，在各层选择了2个大型购物广场或超市做为调查地点，采用偶遇抽样的方式在每个点抽样调查了52个城市消费者，共发放问卷数416份。由于面谈式调查质量比较高、回收情况较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97份。就样本分布来看，性别方面，被调查者的性别比例分布较为合理，男女比例分布为48．9％、51．1％。从年龄结构上来看，样本所涵盖的年龄范围比较广泛，但主要以18～39岁的中青年为主，占到了总体的75．5％，中老年群体比例仅为20．8％，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老年人体质较差，不方便外出购物，从而导致了样本年龄结构分布不均。从受教育程度的分布来看，被调查者主要是以本科或大专为主，其次是高中、技校或中专类，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10．5％，比例最低的是小学及以下学历的，这与武汉市作为省会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各种大专院校广泛分布，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有关。从个人月收入来看，被调查者中收入在1001～2000元的占23．5％，2001～3000的占24．5％，3001～5000元的占21．4％，而月收入达到5001元以上的仅占总体的11．9％，1000元以下的消费者占18．7％。专业分布上，被调查者所学专业也较为广泛，涉及农业、食品、生物工程的为23．8％，医科所占比例较小，其余的理科、工科、文科分布较为均匀。
2．2变量选取与赋值
根据前述构建的研究模型，并结合本次调查的实际情况，本研究通过设计问题“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在GmF与非GmF之间进行选择，您会选择什么？”来测量消费者对GmF的购买意愿。由消费者在“非转基因食品”、“无所谓”、“转基因食品”3个选项中进行选择。3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2、3，即赋值越高，表明消费者对GmF的购买意愿越强。消费者对GmF标识的信任度通过直接询问获得，由消费者在“完全不相信”、“基本不相信”、“一般”、“比较相信”和“很相信”5个选项中进行选择，5个选项分别赋值1、2、3、4、5，即赋值越高消费者对GmF标识的信任度越高。结合目前关于GmF安全问题的争论，消费者对政府标识管理能力的信任度用消费者对政府颁发GmF安全证书的评价来测量，越是认为草率的即对政府管理能力越是不信任，越是认为谨慎的则表明其对政府管理能力越信任。而标识的关注度则用消费者在购买食品时是否常看成分说明来测量，越是常看的则表明其对标识的关注度越高。
3调查结果分析
3．1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现阶段，消费者对GmF的认知度较低，普遍缺乏客观、准确的认识，仇焕广等2002年对我国东部5省11个城市调查之后发现，有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听说过GmF，但是对转基因技术和食品的知识了解较少［16］。此外，再加上GmF争论引发的不确定性影响，消费者对GmF的态度还是十分小心谨慎。本次调查结果也表明，明确表示愿意购买GmF的消费者仅占3．5％，而倾向于购买非GmF的消费者达59％，远远超过愿意购买GmF的消费者比例，只有28．8％的被调查者表示不会在意所购食品是否为转基因。究其原因是消费者比较介意转基因成分，调查结果显示，当消费者知道自己购买的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时，仅有0．9％的消费者明确表示会购买更多，5．7％的消费者会选择继续购买且购买数量不变；另外还有16．8％会继续购买，但购买数量会有所减少；而马上停止购买的消费者达25．6％，超过会继续购买的消费者比例，大多数消费者抱着一种不太确定的态度，表示尝试以后才会做出选择。因为介意转基因成分，再加之为了维护自己的消费知情权和选择权，大多数消费者都希望对GmF加贴标识以区别于传统食品。本次调查发现，84．3％的被调查者认为需要加贴GmF标识以区分于传统食品，而认为不需要的仅为3．4％，另外还有12．3％的被调查者认为无所谓。进一步调查发现，标识在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4．3％的被调查者表示在以往的食品购买经历中每次都会查看成分说明，另外还有36．9％的被调查者表示经常查看。尽管消费者对标识的关注程度较高，但其对政府标识管理能力的信任度并不高，虽有49．1％的消费者一致认为政府颁发的GmF安全证书是比较慎重的，但是，仍有33％的被调查者认为颁发转基因水稻、玉米安全生产应用证书是比较草率的。因此，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消费权益，86％的被调查者认为国家对于GmF不仅需要加贴标识，而且需要采取强制性标识管理制度。
3．2标识管理制度对消费者
GmF购买意愿的影响通过上述分析发现消费者对GmF的购买意愿不高，但对标识管理期望非常强烈，这可能是因为绝大多数消费者对GmF的安全问题有所顾虑，期望通过标识选购以规避风险。本研究首先采用偏相关分析探究转基因标识管理制度与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主要探究消费者对GmF标识信任度和对政府标识管理信任度以及标识关注度对其购买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消费者对政府关于转基因标识管理的信任度越高，其对GmF的购买意愿越高，相关系数为0．158，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这是因为政府公信力能够在公众GmF购买态度的形成与转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公信力能够显著降低公众对GmF的风险感知［17］。moon等也认为公众对一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不仅受到技术本身所可能带来风险的影响，使用和管理这项技术的一切行为规范都可能影响公众是否接受这项新技术［18］，因此，消费者对转基因标识管理的信任程度会影响其购买意愿。此外，仇焕广通过严格的计量经济模型也验证了消费者对政府公关管理能力信任度的提高会显著提高消费者对GmF的接受程度［13］。故让消费者了解政府在GmF安全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增加他们对GmF的信心和认可度，对于提升消费者对GmF购买意愿有重要的作用。第二，消费者对GmF标识的关注度越高，其购买意愿也越高，相关系数为0．107，在5％的水平上显著。由于GmF具有信任品特性，消费者在短期之内并不能确定食用GmF是否会对其身体健康产生威胁，因此，充分利用转基因标识，能更好地帮助消费者规避GmF潜在风险，满足他们对GmF安全管理的期望。这也符合Hicks消费者剩余形式的经济学原理，即在假定其他条件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对食品质量信息的关注度越高，搜寻到质量高、信度高的信息对提高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就越大［11］。本研究以GmF购买意愿为因变量，以消费者对GmF标识的信任度、对政府标识管理信任度和消费者对标识关注度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表3）。结果表明消费者对政府标识管理信任度、消费者对标识关注度显著影响消费者对GmF的购买意愿，而消费者对GmF标识的信任度对其购买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这与相关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4结论
信用调查管理制度篇7
一、坚持依法治统，进一步提高数据质量管理水平，着力创建数据质量示范区
1.全力以赴做好统计年定报工作。认真贯彻2015年年报和2016年定报制度，加强与基层统计和统计调查单位的沟通协调，加强对统计人员的业务培训指导，正确领会掌握统计方法制度，严格按照制度规定的填报范围、口径、计算方法和标准执行，优质高效完成各项年定报工作，维护统计制度的严肃性。同时，要高质量完成好常规调查，坚持直接调查、独立上报，进一步提高数据质量。
2.认真组织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要按照国务院、省政府和市政府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有关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积极认真组织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围绕普查工作方案，着力抓好2016年度主体工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工作协调、普查宣传和质量管控，要建立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着力抓好普查试点、清查摸底、遥感测量、普查登记等工作，确保农普工作优质高效圆满完成。
3.优化“三位一体”统计法制工作体系。积极构建完善统计监审、统计巡查、统计督查和统计立法、执法、普法两个“三位一体”的统计法制工作体系。加强调研评估，积极完成《市统计管理办法》修订起草工作。启动“七五”统计普法，切实加强统计普法和统计法制宣传。加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积极构建统计执法记实系统，严肃纪律、规范执法，切实提高执法过程的便捷、透明程度。要加大对统计违法违纪案件查办力度，依法严惩统计机构及其统计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统计调查对象不依法配合统计调查的行为，不断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维护《统计法》权威。
4.深化“六位一体”统计规范化体系。继续以对标指导、示范引导、行政督导、检查考核为工作抓手，推进市、市（区）、镇（街道）和部门、村（社区）、企业统计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完善市本级规范化建设标准并开展实际指导工作。进一步加强对部门统计的行政指导。建立健全规范化建设长效管理机制，全力创建省级规范化示范点，巩固规范化建设成果，提升规范化建设水平。
5.强化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体系。围绕市统计数据质量保障体系，修订并严格执行《市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办法》、《市主要统计指标数据审核评估办法（试行）》，切实抓好统计数据质量。树立统计数据全程质量管理理念，加强数据质量控制，科学组织各项统计调查。通过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组织实施方式，重点把控统计调查项目设计、调查对象确定、任务布置、数据采集、审核验收、数据加工、质量检查等环节工作质量，完善评估指标，规范评估方法，不断建立和强化统一规范、公开透明、科学合理的数据质量管理工作机制。
6.实化统计信用体系。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上严重失信企业信息公示暂行办法》要求，加快统计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利用“诚信”网等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统计信用体系平台，对依法认定的统计上严重失信企业进行公示，加大对统计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对有轻微失信企业要加强行政指导和督促整改，促进其依法开展统计。对统计诚信企业，进行通报表彰，树立诚信统计榜样。
二、坚持服务兴统，进一步提高服务能力水平，着力创建服务品牌样板区
7.全面提升统计分析研究能力。进一步推进统计公开透明，努力公布更多、更高质量、更加获取便捷的统计信息，更好揭示新常态下的新问题、新特征、新规律，最大限度发挥统计社会价值。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深化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等战略重点，密切关注全市月度、季度经济运行趋势，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和全省经济运行的新动向，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增强分析研究的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拓展研究领域、提高分析水平、加强课题研究、打造服务精品。充分利用统计调查部门数据资源优势，多出具有统计特色、特点的统计研究成果，使统计调查既当“数库”，又当“智库”。
8.全力做好经济监测评价工作。在继续做好省八项工程、基本现代化、民生幸福六大体系监测的基础上，加强部门联动、专业联动，根据监测体系综合性强、涵盖面广的特点，重点围绕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发展要求，体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成效，切实反映质量效益、结构升级、科技进步、民生发展的进程，更好地发挥监测评价体系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导向、激励和约束作用。
9.建立健全预警预测体系。强化新常态下经济运行情况的监测预判，建立以部门指标、专业指标为主体的先行指标预警监测体系，用已有历史数据尝试开展预警监测和深入研究。强化统计事前预警功能，为研究预测、预警提供可靠的数据分析保障。
10.切实加强统计宣传解读。加强与媒体沟通合作，在主流媒体、统计核心报刊统计宣传报道。继续开展统计进媒体、进讲堂、进企业、进社区、进住户“五进”工程和“中国统计开放日”系列活动，丰富活动内容、提高活动成效。切实发挥好“数据移动平台”、“统计微博”和新闻会等统计宣传三大主力的作用，积极开展统计宣传，进一步扩大统计影响。
三、坚持创新促统，进一步提高绩效管理水平，着力创建创新创优先行区
11.积极推进统计方法制度改革。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统计方法制度改革要求，积极组织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统计，认真实施核算制度改革，全面抓好投资统计、生态低碳统计，完善部门服务业统计、电子商务统计、就业失业统计，做好商业综合体专项调查。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工作，积极探索“一套表”联网直报工作新机制，确保统计方法制度改革有序推进。
12.积极探索统计管理创新。树立“大数据、大统计”理念，理顺统计“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按照统计产品生产方式，加快制度变革与管理创新，积极利用部门数据和网络数据资源，开展数据查询和审核评估，积极探索统计执法检查和统计业务流程再造工作。
13.全面加强部门统计管理。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省政府和市政府关于加强和完善部门统计工作的意见，加快建设制度完善、方法科学、行为严谨、过程可控、信息化程度较高的统计调查体系。统一管理统计调查项目，严格统计调查项目审批、备案管理，探索建立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库、制定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监督检查办法。制定部门统计人员行为规范和部门统计岗位责任制度，加强部门统计人员培训，加强部门统计的行政指导、业务指导，定期进行质量检查。建立部门统计一套表联网直报平台，实现部门统计数据信息共建共享，健全部门统计联席会议制度，规范部门统计数据。
14.加快“智慧统计”建设。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于统计现代化发展，统筹规划统计信息化建设工作。按照既定的“智慧统计”信息化建设规划，加快实施“四个三”工程，即:“三大生产平台、三大数据库、三大统计产品、三大保障体系”，争取于“十三五”期间整体建成。利用市委市政府信息中心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和省局一套表数据共享交换平台进行数据交换共享，建设完善“数据”网站及移动平台，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统计数据以简洁美观的界面进行展示，便于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公众获得优质的统计信息服务。
15.认真施行绩效管理。创新管理方法,完善机关绩效管理办法，从履职情况，统计分析、信息情况，作风效能和制度规定执行情况等方面实施目标化管理，建立争先创优机制，提高统计调查机关工作效率和水平。完善专业考评办法，加强综合考评，促进全市统计调查系统提质增效。
四、坚持人才强统，进一步提高执行力，着力创建文化文明引领区
16.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落实党组抓党建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党的组织思想政治建设，建立健全党建工作长效机制。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完善工作保障机制，抓好党建联盟、党群共建工作，充分发挥群团组织作用。认真抓好统计调查系统党性教育。把党性教育与干部能力培养相结合，把党性教育贯穿于统计调查业务工作始终，进一步巩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推进党性教育制度化、规范化，全面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党性修养。
17.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按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党组主体责任、纪检监督责任和书记第一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着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作风效能建设和统计行风建设，努力构建党组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层级考核、逐级负责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内控监管、责任追究机制，建立明责、履责、问责的主体责任体系，做到党风廉政建设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同落实。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切实改进作风，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创新监管方法，切实增强党员干部自律意识、底线意识和红线意识。
18.全面提高统计队伍素质。要加强全市统计调查干部的管理，注重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把学习教育和培训指导常态化；定期开展业务交流学习会，继续联合高校开展综合素质培训班；选派人员参加国家局、省局、总队举办的各类培训；组织举办各项竞赛、评选活动，开展“十佳统计站长”评选；积极鼓励统计方法制度研究探索，不断提高统计人员业务能力和专业素养，提升工作效能，在全市统计调查系统内形成踏实进取、风正劲足的工作氛围。
信用调查管理制度篇8
一、引言
随着大数据、云会计[1]、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从2012年开始，重庆海事局持续建设以财务集中核算为核心业务的财务云平台。2013年制定了《重庆海事局经济合同管理办法（试行）》，并根据财政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以下简称《内控规范》），开发了“经济合同管理子系统”，初步实现了合同管理内部控制信息化，为实现单位合同控制目标、降低合同风险、提升管理效率和效果提供了合理、有效的保证。
在合同从传统的手工管理转变到信息化管理的过程中，信息网络化对信息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因此近年来学者们一直关注信息技术如何影响合同管理的问题。闫秀杰[3]认为合同款收付进度是判断合同履行风险的重要参考证据，可以从会计核算角度，增设“合同”辅助核算方式对合同款收付涉及的会计业务进行独立归集，实现合同款收付过程明细管理。刘华等[4]认为可以应用知识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构建合同管理信息平台，其原理是以网络为基础，在总的合同管理信息平台下构建合同库、知识库、专家库和知识交流中心四个模块。马颖[5]认为建立合同内部控制系统的过程是以控制为导向，使其在制度安排上更注重在合同准备、签订、履行及履行后的过程中，安排有效“?w制”、“制度”、“人”以及“途径”，使得合同的动态风险在每个过程中都有相应的控制手段发挥作用，成为一个适时的动态过程控制系统。
综观现有研究，这些文献主要是从合同管理的信息化手段、系统构建、控制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很少涉及从信息化的角度去探讨行政事业单位合同管理内部控制问题。鉴于此，本文以重庆海事局基于财务云平台的合同管理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重庆海事局的合同管理内部控制情况，然后从信息系统的角度去研究探讨合同管理存在的内部控制问题，并提出基于信息系统的内部控制改进及优化措施。
二、重庆海事局合同管理内部控制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合同管理内部控制现状及业务流程
重庆海事局是交通运输部设置在长江干线负责重庆段水上安全监督管理、防止船舶污染水域和水上人命救助的行政执法机关，下设12个海事处及26个海事执法大队。该单位于2013年7月1日起实施《重庆海事局经济合同管理办法（试行）》，对合同的类型及合同签订主体、合同的管理、合同的签订、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与解除、合同的保管及法律责任等作出了详细规定，基本形成了合同管理的内部控制体系。
重庆海事局将合同管理主要分为合同订立、合同履行和合同档案管理三个阶段。目前，合同订立阶段仍使用传统的以纸质媒介流转的方式进行，合同履行和合同档案管理两个阶段已经实现信息化管理。基于财务云平台的合同管理，结合智能终端app应用，实现了合同的移动审批、实时查询和执行分析等功能，解决了因为下属机构众多、地理位置分散而导致合同无法集中管理所带来的风险。通过线下的经济合同调查、谈判和在财务云平台线上执行合同录入、审批、归档及查询等，基本达到了重庆海事局合同管理内部控制的目标。重庆海事局合同管理内部控制的具体流程如图1所示。
目前，重庆海事局的合同订立阶段在线下进行，由合同承办部门具体负责经济合同的前期准备、调查、谈判及文本的起草。合同起草完成后，以《重庆海事局经济合同审查表》为流转媒介进入审批流程，相关职能审查部门负责人审查后再由复核小组进行审核，之后签订经济合同。合同履行阶段流程由基于财务云平台的合同管理系统进行，由合同承办人通过“合同录入”功能在合同签订完毕后录入合同签约对象的信息、金额、编号、日期等基本数据，并将合同文本及相关资料通过扫描的方式上传到云平台上以附件的形式保存，同时填写合同的收支计划并设置到期提醒功能。在计划收支时间的前十日，系统会自动提示财务会计处的财务人员进行合同款项收付操作，根据项目的进度由相关负责人审批复核完成之后由财务人员向签约对象收付款。履行完合同中明确的各项义务之后，财务会计处进行项目结算，由合同承办部门进行归档操作。
经济合同相关职能审查部门及合同复核小组成员可以借助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等移动智能终端通过app应用随时完成合同的审核，合同经办人员及财务人员也能够随时接入云平台，实时查询合同执行进度，借助台账图表等多维度分析合同履行情况，获取合同信息，极大地提高了合同管理内部控制的水平和效率。
（二）合同管理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分析
合同的履行阶段和档案管理阶段已经通过云平台初步实现对合同的信息化管理，但是合同管理内部控制仍然存在下面的问题。
1.云平台未实现合同调查信息化，存在无法有效分析签约对象资信的风险
签约对象的资信调查是签约前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该工作的落实可确认签约对象是否有能力履行合同，从而降低交易风险。在进行合同前期调查时，基本上都是以传统的方式在网上收集调查对象的资料或进行实地考察访问，再进行主观判断其财产状况、生产能力、经营能力等。使用这种方式进行合同调查，比较主观，容易受个人偏好影响而导致判断失误，最终可能使单位面临较大的合同风险。重庆海事局虽然构建了云平台，却没有充分利用云平台的数据资源及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来构建合同调查对象的资信主题数据库，以数据为依据客观、全面地分析签约对象的资质、诚信度、业务能力和履约能力等资信情况。虽然重庆海事局的业务和合同类型都相对比较单一，并且有较稳定的合作对象，但是一旦面临新的合作对象，若未对签约对象的资信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就会给合同的签订、履行埋下隐患，增大可能承担经济损失的风险。
2.云平台不能及时反映项目执行进度，风险预警能力较弱
目前，重庆海事局的合同履行阶段基于云平台进行，利用合同管理系统可以实时查询所有合同的执行进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未实现信息化管理之前无法随时了解每个合同执行进度的问题。但是，由于风险的发生可能存在于合同管理的各个阶段，订立阶段可能面临合同条款存在漏洞、履行阶段面临逾期支付款项、档案管理阶段面临合同或相关资料丢失的风险等，这就需要云平台有一套较完备的评价机制对合同进行全生命周期的风险管理。在合同履行阶段系统设计了“到期提醒”的风险防控功能，虽然利用该功能可以根据计划收付款时间自动判断并于十日前提示工作人员收付款项，但是由于系统无法主动监控项目的执行进度，存在项目进度和计划收付款项进度不符的情况，使得到期提醒功能无法发挥其价值。因此，合同款项收付时间仍然由人为控制，逾期支付的现象还是可能出现，风险得不到控制时就会导致单位经济利益受损或面临诉讼的风险。
3.云平台上合同管理相关数据资源价值挖掘不够，风险防控水平较差
大数据时代，数据被视为新的生产要素会反馈到合同业务活动中，是进行合同管理决策、风险预测与规避的重要依据。重庆海事局合同管理涉及政府采购、建设项目、国有资产等多个业务板块，这些业务过程都在云平台上运行，形成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尽管在重庆海事局利用云平台对合同进行管理后，台账中的分析图表功能可以很方便、直观地为管理者提供多维分析，合同管理的效率和决策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由于云平台中合同管理只是围绕其业务过程进行，对扫描版合同文档中的文本、图片、图表等非结构化数据的利用不足，并没有从大数据分析的角度去实施合同的电子档案管理，因此对数据价值的挖掘还不够，致使合同管理风险防控能力较弱。
三、基于财务云平台的合同管理内部控制优化与改进
重庆海事局合同管理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实现合同管理的合规性与风险管控。根据合同管理的生命周期，结合财务云平台设计，简单地将重庆海事局合同管理系统分为合同签订前、合同签订、合同履行和合同履行后四个阶段，分别?τ?合同的信息管理、合同范本的管理、相关票据文件管理、风险预警、消息提示、合同档案管理、统计与评估、合同查询等功能，如图2所示。
下面，针对重庆海事局合同管理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财政部颁布的《内控规范》中的合同控制内容和合同全生命周期管理过程，基于现有云平台中的合同管理系统功能应用，财务云平台的合同管理内部控制优化与改进流程如图3所示。
主要从签约对象资信的调查、合同草稿的拟定与初审、合同风险预警及风险防范等方面重点阐述基于财务云平台对合同管理内部控制的优化与改进措施。
（一）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资信主题数据库，全面分析签约对象的资信情况
在合同签订前的合同调查阶段，借助大数据技术拓宽数据采集来源，从云平台和互联网上采集到不局限于传统的合同调查对象资信数据，包括云平台上记录的签约对象的基本信息、相关项目、相关合同和资金统计、合同执行进度、款项收付计划执行进度、合同状态、金额分布统计等数据以及互联网上关于合同调查对象的财务报表、纳税信息、业务活动等半结构或非结构数据。所有关于合同调查对象的数据被系统地收集、存储，利用大数据对海量的数据源做分类处理，整合构建资信主题数据库，为大数据资信分析做基础，使对签约对象的资信调查更加科学、全面、准确。
同时，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对签约对象的资质、信誉和能力进行综合评估，可以分析合同调查对象的竞争力和潜在风险，以此规范对合同调查对象的管理，在合同订立阶段为签订合同提供决策支持，规避合同风险。但是，对签约对象的评级不能固化，可以根据其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动态评价；对签约对象的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做采集、存储、处理与分析，用信用等级来综合评定签约对象。
（二）增加及规范合同起草及初审功能，建立合同风险数据库
在云平台合同管理系统中增加合同起草功能，采用两种方式实现合同信息的录入。一是标准合同方式，使用者只需要在选择合同类型之后填写有关合同的关键性要素即可自动生成合同文档；二是框架合同方式，将使用得比较频繁的合同条款存入数据库中，在起草时可将合同文档按照通用框架列出，从数据库中提取备选条款，即可通过选择框架和合同条款后快速完成自定义合同的生成。为了防止合同内容填写不完整和不规范，增加了对合同草稿的初次审批流程。系统可以自动检索数据库及合同样本，通过预先设定的规范条例等初审合同文本，辅助合同起草人补充完善文本内容，避免提交审核后被退回，从而节省时间成本。例如，合同起草人完成合同录入后，系统将文本内容与标准化模板进行对比，对于存在规定但未填写或者填写有错误的地方给出提醒消息。
由于不同类型的合同风险点不一致，利用信息技术可以使系统基于合同分类来梳理不同环节的风险点和初审要素。在合同管理系统中，对重庆海事局涉及的收入合同、支出合同、基建合同及征收合同进行风险梳理，然后形成风险数据库，并存储在云平台中。这样，系统进行初审后可以在合同审核流程的每个环节提醒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核人员及复核小组成员在该环节需要重点防范的风险，这个过程需要界定审核过程中不同部门的审核职责，以降低合同订立过程中的风险。例如，在合同管理系统中通过对合同类别进行区分后，按重庆海事局“三重一大”所界定的一定金额，系统会将此类合同自动传输到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进行审批。合同审批过程中流经的具体审批部门会根据合同的类型及金额限定而有所不同，其流经的具体审批步骤要求也会根据合同的类型有所差异。此外，系统存在审批流程而审批人未执行该操作时，就会以待办事项做出自动提示。
（三）建立合同执行跟踪机制，设计差异化的系统风险提示与预警功能
在云平台的合同管理系统中增加合同实施进度阶段信息录入，建立合同执行跟踪机制，在合同管理各个阶段的关键节点设置提醒来防控风险，实现对合同的全生命周期动态监管。系统在关键节点推送消息提醒，借助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等移动智能终端以邮件、短信或者消息的形式提醒相关人员及时跟进履行进度，规避合同履行风险。根据合同类型的差异，可以采用预警逐渐升级的方法对超期的合同做不同程度的提醒，使相关人员知晓合同的执行情况，防范合同违约的风险。
合同履行过程中，根据合同中的具体条款会生成收付计划，并通过系统对合同中界定的责权利及完成情况进行监控，具体包括合同款项收付提醒、实际收付执行情况记录和项目执行情况。对合同款项收付时间和收付金额需要进行严格控制，及时提醒按照合同计划进行收付。通过对合同起草阶段的信息化，将《内控规划》嵌入合同管理过程，实现从合同的录入登记、审批、履行管理、监控执行、评估、查询、统计等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化作业模式，可以帮助实现合同的全流程规范化管理控制目标。
（四）强化合同管理全过程的数据分析与利用，提高合同管理风险防控水平
重庆海事局可以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实现合同的电子档案管理，将合同文本及相关资料以文字、图像等电子文件储存在云上，为大数据分析提供海量的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对合同管理数据进行深度分析时，可以利用网络爬虫、web信息采集和etL等信息采集处理技术从互联网和云平台上获取不同维度的目标数据集，再应用数据清洗、自动分类的方法把数据分别划成不同的类别，然后对这些数据按采购人合同管理水平分析、合同执行效率分析和签约对象资信分析等主题划分。例如，重庆海事局需要对合同管理风险进行分析，根据合同全过程管理的要求，针对采购合同的主要业务领域展开数据分析，分析合同在签约对象调查、审核签约、履行及归档各个阶段所涉及的关键数据信息，通过统计分析合作对象资信情况、审查复核签署管理、变更管理、合同执行进度、合同款收付进度、合同档案管理、资金统计等不同?h节的具体指标，对合同风险进行全面分析评价，并为合同风险管控提供辅助决策支持。
信用调查管理制度篇9
【关键词】电子商务；信息安全；安全管理体系
1.调查方法和对象
1.1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对象的选择采取随机选取的方式。
1.2调查方法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填写和反馈，实现调查目的。
1.3调查时间
2014年9月1日至9月30日。
1.4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问卷的发放和回收，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实地调查，在人群密集处随机发放纸质调查问卷，请调查对象现场填写和反馈。另一种是利用网络调查平台，和回收调查问卷。两种调查方式相结合，使本次调查达到了覆盖范围较广，形式多样的效果。同时以不记名方式填答，保证了答卷结果的真实性。
本次调查发放调查问卷1000份，去除无效问卷146份，共回收有效问卷854份，回收率为85.4%。调查问卷回收后，对相关数据进行详细地统计和汇总，并做出分析。
2.调查数据分析
本次调查主要包含三个内容：一是公众对个人信息及其安全的认识；二是公众对电子商务及其安全的认识；三是公众对电子商务中信息安全的态度。
2.1公众对个人信息及其安全的认识方面
在公众对个人信息安全的关注度上，“一般关注”所占比例略高于“非常关注”，两者所占比例均达到40%以上，“不关注”所占比例很小。调查情况与“非常关注”比例应高于“一般关注”的理想状态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在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渠道方面，“各种业务的办理”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自愿告知”、“聊天交友”。这说明公众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大多是出于实际需要或个人意愿，“自愿告知”和“聊天交友”所占比例均高于理想状态。这说明调查对象对个人信息安全普遍有较为充分和准确的认识，对待个人信息的基本态度是正确的，但对个人信息安全的关注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主要表现为大部分人对个人信息安全的关注程度不够高，还有相当一部分个人信息是主动泄露的。因此，为提高公众对个人信息安全的认识，有必要借助各类媒体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个人信息的重视程度，增强保护意识，防止因主观原因造成的信息泄漏。
2.2公众对电子商务及其安全的认识方面
与实体交易相比，在对电子商务的信任程度上，调查对象表示“一般信任”的接近80%，“非常信任”和“非常不信任”的比例相当，在10%左右；在电子商务的安全性的考虑上，大部分调查对象“比较关注”，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调查对象表示“一般不会考虑”。以上结果表明，公众对目前的电子商务安全状况还不是十分满意，只是基本接受。有相当一部分调查对象“一般不会考虑”电子商务的安全性说明，公众在信息技术方面普遍存在知识欠缺的情况，对电子商务安全性的认识不足，容易造成盲目信赖或跟风。在使用电子商务时会否考虑采取安全措施方面，“经常采取”的所比例最大，接近40%，其次是“一般不会采取”的接近30%，“必须采取”和“没考虑过”的分别占20%和10%左右。这说明，公众有意愿采取安全措施，抵御电子商务中存在的安全风险，但是，实际采取的比例并不高。这主要受限于公众的信息技术素养和能力不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有意愿采取安全措施，但自己又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只能坐以待毙。这组数据表明在电子商务及其安全性上：一方面，无论电子商务的安全现状，还是公众对电子商务安全问题的认知，都存在很大的不足。另一方面，公众对电子商务及其安全性的认识还处于初级阶段，现在还比较幼稚，但正在不断成熟、发展，具有一定的改善趋势。
2.3对电子商务中信息安全的态度方面
针对第三个内容的调查结果显示，虽然超过70%的调查对象表面对电子商务中信息安全现状“基本满意”，但是，与此同时，认为“大部分已经泄漏，安全感明显降低”和“不是很多，还可以接受”的比例都超过了25%。这表明，电子商务中信息安全的现状不容乐观。大多数调查对象表示基本满意，并不能说明电子商务中信息安全现状真的可以满足实际需求，而是因为现状长期得不到改善，致使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陷入麻木状态。所以，我国电子商务中的信息安全问题不容小视，个人信息的安全保障水平亟待提高，而单方面的改善是难以见效的。公众对提高电子商务信息安全水平的要求是迫切的，并且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要保障电子商务中个人信息的安全，必须采取多种措施，齐抓共管，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努力，构建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才能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建立一个健康安全的电子商务环境。
2.4改进建议
本次调查最后一题采取了开放式的答题模式，收集到了一部分公众对电子商务信息安全方面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主要集中在：提高用户安全意识和能力；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完善规章制度；加强对从业机构和人员的管理和培训；提高安全保障技术水平四个方面上。通过本次调查，可以进一步总结出应对各种安全风险的有效措施，并提高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2.5调查评价
为提高调查的效度[1]，本次调查采用了网络调查和实际调查两种调查方式，提高了抽取样本的随机性。网络调查的对象主要是经常上网的人群，而实际调查由于调查时间、地点和方式的不同，则具有更大的随机性。
为提高调查的信度[1]，本次调查抽取了的足够多的调查样本。大量的调查对象，扩大了调查的人群覆盖面；网络调查方式有效的避免了实地调查的地理局限性，而实地调查克服了网络调查真实度低的问题，二者相互弥补。
3.构建电子商务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基于问卷调查所得数据，有必要构建电子商务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是以实现全面保障电子商务中信息的安全为目标，通过完善政策法规和监督机制，配置精良设备，掌握核心技术，增加安全投入，强化培训和准入，配备精干力量，提高公众的自我保护能力等各种措施配合与协调，构建全方位高层次的保障体系，从根本上提高信息的安全管理水平。该体系可大体分为技术和管理两个方面。
3.1技术方面
3.1.1反病毒和安全扫描技术
通过病毒查杀和实时防御，可以及时清除已存在的病毒并防止新病毒植入，防止病毒对数据的破坏和窃取。安全扫描可以发现软件中存在的漏洞和“后门”程序，通过添加补丁，防止漏洞和“后门”程序被恶意利用，危及信息安全。
3.1.2防火墙和入侵检测技术
防火墙是软件和硬件的结合体，能根据安全策略对进出网络的数据行为及其流向实行控制，并保留日志，进行审计。入侵检测技术实时监控数据传输状况，并对数据访问请求进行甄别，能够及时拒绝、中断、抵御可疑的访问和传输行为。
3.1.3身份识别技术
密码作为使用最方便也最普遍的身份识别技术得到极为广泛地使用。为了加强身份识别技术的可靠性，密码常与生物技术、物理令牌等识别方式联合使用。[2]
3.1.4访问控制技术
主要用于控制用户、进程、计算机等对主体对系统资源或个人信息的访问。访问控制可以防止非法用户的入侵和合法用户的非法行为，有效防止信息被非法访问、窃取或篡改。
3.1.5数据加密技术
数据加密技术是在安全工程领域对数学知识的应用，达到对明文进行伪装处理，输出密文的作用。这样即使数据被窃取，非法入侵者得到的也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无用信息。数据加密技术在使用中应以适用、高效为原则，选择功能适当、操作简便的，可以单独使用一种加密技术，也可以多种技术结合使用。
3.1.6设备及数据备份技术
设备备份为计算机及网络系统的关键设备配备冗余和备份，数据备份为重要数据提供备份，并具有恢复重要数据的功能。
3.1.7日志和审计
日志用于实时记录系统的主要运转情况，审计是在事后对日志进行分析研究。根据日志和审计报告，可以及时发现系统的异常状况，甄别可疑事件和可疑行为，并作出警报或采取必要的抵御措施。[3]
3.1.8推广使用国产软硬件
一是安全可控。国产产品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成果，制造维护过程完全符合国家的相关安全标准，消除了“后门”程序、植入代码的危险。二是国产产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更适应我国电力供应状况及技术人员操作习惯，后期维护和保障水平高等。
3.2管理方面
3.2.1完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
通过进一步完善立法，加强执法，提高制度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健全监督机制，发展社会监督，才能促进信息安全工作的进步。也可借鉴他国经验，引入第三方评测机构，对收集和保有个人信息的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进行测评，为政府执法提供可靠依据，规范企业的信息保护行为。
3.2.2增加安全投入
企业在安全管理方面的支出要占到总支出的8%以上才能达到设备齐全，人员充足，制度规范的管理状态。大中型网站有必要配备专职安全工程师和隐私工程师，人员数量由网站的规模和访问流量决定。[4]小型网站则可以将安全工作外包，由专业安全企业对网站的安全事务进行管理。
3.2.3强化培训和准入
对安全管理人才的培养，可以借鉴网络工程师及软件工程师的认证方式。同时，由于安全管理不同于其他技术工作，其对专业要求的强制性更高，标准更严，因此有必要借鉴会计从业的相关规定，采取准入制度，并打破职业资格终身制，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再教育和资格考核。
3.2.4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一方面，政府和电子商务企业，有责任和义务利用媒体等多种渠道开展宣传，使公众认识到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要提高公众的信息技术素养和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能力。一是指导公众掌握辨别不安全网站的基本方法，识别和抵御网络钓鱼、身份伪装、恶意传播病毒等不法行为；二是帮助公众掌握必要的安全保障手段，如安装杀毒软件、定期查杀病毒漏洞、维护计算机系统等，以保护信息存储和运行环境的安全。
【参考文献】
[1]FloydJ.Fowler.improvingSurveyQuestions：Designandevaluation[m].USa：Sagepublications，inc，1995：5.
[2]Rossanderson.Securityengineering：aGuidetoBuildingDependableDistributedSystems，Secondedition[m].UK：Johnwiley&Sons，inc，2012：23.
信用调查管理制度篇10
（一）流程再造理论产生的背景
管理思想的创新不是独立发展的，是建立在产业革命所提供的新技术基础之上的。技术的创新，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推动了对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方法的思考，引发了管理创新。三次产业革命带来了相应的管理革命。
以蒸汽机发明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引发了以劳动分工、专业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管理革命；以电力的应用和汽车、飞机等发明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引发了以全面质量管理、及时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管理革命；以计算机的大规模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引发了以企业流程再造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管理革命。流程再造由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教授的哈默博士首次提出。1993年，他和钱皮合著《再造企业》一书，进一步掀起了一场世界性的再造运动。
（二）流程再造理论的基本内涵
流程再造理论是从企业管理开始的，要求对企业的流程、组织结构、文化进行彻底的重塑。哈默博士形象地阐释为“打破鸡蛋才能做蛋卷”，并将其定义为“重新开始”。对流程再造理论可作如下简要归纳：
核心思想：通过对企业原有业务流程的重新塑造，借助信息技术，使企业由传统的以职能为中心的职能导向型转变为以流程为中心的流程导向型，实现企业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最终提高企业竞争力。流程再造是一个持续改革、不断完善的过程。
基本内涵：（1）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注重信息技术和人的有机结合，重新设计业务流程。利用信息技术协调分散与集中的矛盾，将串行工作流程改造为并行工作流程，尽可能实现信息的一次处理与共享使用机制。（2）建立面向流程的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压缩管理层级，缩短高层管理者与员工、顾客的距离，更好地获取意见和需求，及时调整经营决策，改变职能导向下层次过多、效率较低的弊端。（3）运营机制以流程为主，以顾客为导向，突出全局最优，不是局部最优。（4）人员按流程安排，不是按职能安排，实施团队式管理。（5）沟通突出水平方向，不是垂直方向。
二、流程再造理论对税收征管改革实践的指导作用
税收征管改革作为一种管理变革，在寻求新的突破时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流程再造理论作为国际最新的管理理论，在指导税收征管改革实践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前景。
（一）流程再造作为第三次管理革命，必然对税收征管产生深刻影响
当前，税收征管改革正进一步深化，作为执法管理的税收征管与普遍意义上的管理具有共性。其管理手段和方法也受到信息技术发展的左右，其发展的战略和思路也必然受到管理思想演变的影响。税收信息化从无到有、从分散到集中、从单机运行到网络运行，可以看出税务部门对信息化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侧重于微机的“机”，突出机器的功能，通过模拟手工提高工作效率；第二个阶段侧重于电脑的“脑”，自动生成报表资料，分析监控税源、征管过程和征管质量；第三阶段也就是现阶段，由于网络的发展，信息化成为税收工作的“载体”，穿透行政管理层次，打破层级管理界限，使一些部门职能“虚拟化”，结果将带来更大范围的业务重组、机构重组、不同层级机构事权的调整以及职能实现方式的转变，引发建立电子政府等社会性流程再造。
（二）流程再造给我们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带来深刻的启示
启示之一：流程再造产生的背景与我们改革的背景一致，都是基于信息化。信息化具有穿透时空，打破行政层次和部门界限的功能，不仅带来流程的改变，也为流程的再设计提供了支撑。我们应当运用流程再造理论，按照信息化的内在规律，对现有建立在计算机模拟手工操作、依靠纸质传递基础之上的流程进行再设计，并建立以流程为导向的扁平化的组织机构，使之与信息化的要求相适应，充分发挥信息化的效用。
启示之二：流程再造追求的目标与我们改革的目标一致，都是追求绩效目标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我们应当围绕目标，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清除无效管理活动，简化管理环节，并优化组合。
启示之三：流程再造以顾客为导向的原则与我们税收服务的要求一致，都是着眼于满意度的提高。同欧美政府再造一样，在税收工作中引入“顾客”概念，并以“顾客”为导向，将给我们带来新的管理理念和服务理念，不仅可以建立起从“基本不相信纳税人”到“基本相信纳税人”的服务机制，让纳税人在改革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将内部上下工作环节作为顾客对待，有助于解决征、管、查等协调衔接不畅问题。
启示之四：流程再造涵盖重组，但绝不仅仅是重组，也不是改良。流程再造本身是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再造的不仅是流程，同时还有人员观念、思维方式、管理习惯、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的转变。我们用流程再造思想指导改革实践，从流程着手，以流程为导向，着眼于流程和实现方式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的调整，不仅可以达到重组目标，而且带来更深远的影响，实现税收管理质的飞跃。
（三）运用流程再造理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必要性
新一轮征管改革，无论是模式结构的科学性，运转的效率性，还是监控机制等方面，都较旧的征管模式有很大进步，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1.目前的征管流程是基于传统的手工征管方式设计的，信息化很大程度上仍模拟手工操作，信息流以纸质资料传输为主，层级多、环节多、重复劳动多，信息在传输中易于衰减、失真，效率低下。
2.组织结构呈层次状，不必要的工作分配环节多，无实际意义的核批多，横向联系协作不够。上级、下级单位职能部门配置基本相同，工作分配层层下达。许多常规事务都必须层层报批审核，影响工作效率，不仅纳税人不满意，税务干部也不满意。实际上，大多数核批环节并不掌握更多信息，只起到“信息经纪人”转手、传递信息作用，没有形成信息增值。上下沟通基本呈直线型，部门界限明显，导致横向部门间信息相对封闭，本位意识强，协作意识不够。
3.流程设计不合理。现在的征收分局、管理分局按职能划分，使得纳税人办理税收事宜时要在不同职能部门之间跑；即使征收、管理集中办公的，纳税人也要在不同职能窗口之间跑，呈单点对多点形态。而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却是多头找，呈多点对单点形态。如：税务登记、一般纳税人认定、供票资格认定、征收方式核定等由不同部门、不同人员去调查，没有很好地将这些类似活动整合起来。对纳税人基本信息重复采集、多次采集，不仅对纳税人形成客观干扰，自身也形成重复劳动。
4.分权制约尚未到位，执法权力垄断依然存在。征收、管理和稽查分离体现了系列间的制约，但管理分局、稽查局依然是集权形态。管理分局仅仅是将征收职能、稽查职能分离出来，管理人员仍然从事综合性管理，还留有专管员的权力特征。稽查局虽然实行选案、检查、审理、执行四分离，但仅仅体现在内部职能的划分上。
可见，当前的税收征管机构是职能导向型组织机构，底座庞大，呈“金字塔”型；按职能划分事务和流程，导致环节过多、责任不明，与总体目标缺乏关联度；并且以机构职能为中心配置相应的税收征管流程，而没有以流程为中心对整个税收业务进行系统梳理、整合，程序复杂，手续繁琐，征、管、查衔接不畅，纳税人感到不方便。
如何革弊创新，进一步深化征管改革？以前的改革往往偏重于局部调整，有头痛医头之嫌。以流程再造理论为指导，独辟蹊径，会让人豁然开朗、一目了然。
三、税收领域流程再造的主要内容
根据流程再造理论和现代税收管理的发展方向和要求，税收领域流程再造应当确立的总体思路是：围绕对内有利于提高效率、强化制约，对外有利于方便纳税人、税源监控四大绩效目标，坚持以流程为导向、提高纳税人满意度、分权制约、团队式管理四项核心为原则，建立符合税收信息管理规律的税收事务处理主流程，以税收信息化提高流程运行效率，整合各类要素和资源，再造组织结构和管理运行机制。具体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再造。
（一）按照税收信息运转阶段分析税收业务基本活动，再造主流程
遵循信息管理的内在规律，结合税收业务与纳税人的关联度，识别税收事务处理主流程是再造的第一步。
信息运转分为三个阶段，即收集、核实分析、增值利用。在考查流程必经环节时，真正影响运转时间和信息传递质量的环节是“税收事务处理流程基本单元”。对现有各个部门职能行使过程和各个单项事务的处理过程进行归纳，并忽略内部的、个别的、不常发生的管理活动后，我们可以把税收事务清晰地抽象为咨询、受理、调查、核批、评估、检查、执行7个基本活动单元（见图3），组成咨询検芾項调查椇伺鷹评估椉觳闂执行的主流程（见图4）。
从税收信息的运转阶段看，咨询、受理体现信息的收集，调查、核批体现对信息的核实分析，评估、检查、执行体现信息的增值利用，这就构成收集椇耸捣治鰲增值利用的信息流。从征纳双方的联接方向看，咨询、受理、核批体现纳税人找税务机关；调查、执行体现税务机关找纳税人；评估、检查体现国税机关与纳税人的交互联系，形成了受理服务椀鞑楹耸禇评估检查的工作流。
（二）以流程导向代替职能导向，再造组织机构，整合人力资源
符合流程的组织结构才能保证信息的快捷传输。据此，目前需要对现有组织机构进行相应的调整。
1.进行地市级数据集中处理，实现征收部门职能的虚拟化。撤销县以下征收机构，原有征收职能上收到市局，其中数据集中是再造的基础。
2.以流程为导向，将县局原征收、管理、稽查机构整合为咨询受理核批、调查执行、评估、稽查机构。各机构内原则上不再下设股室，代之以紧密协作、及时补位的团队式组织。体现凡是纳税人到国税机关办事的，都由咨询受理核批机构处理；凡是国税机关找纳税人的，都由调查执行机构承担；国税机关与纳税人交互联系的，设立评估、稽查机构。原稽查机构的选案职能由计算机系统和评估机构承担，审理职能上收到县局法规部门。
咨询受理核批机构主要职责包括税收咨询，税务登记，资格认定，受理，纳税申报，税款征收，出口货物专用缴款书开具，认证报税，发票领购、缴销、代开、监开，自印发票核批，税收管理证明开具，防伪税控系统发行。
调查执行机构主要职责是一般性调查，包括开业登记、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供票资格认定、个体户定期定额、税务登记、延期申报、民政福利企业年检、税种认定、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防伪税控企业认定等调查；信息预警；涉税物品收缴；催报催缴；漏征漏管户、停业户、非正常户的巡查；涉税文书送达；税务稽查结论执行；税收保全与强制执行措施实施。
纳税评估机构主要职责包括对评估对象的约谈、评定处理等；审计性调查，包括按账征收户注销登记清算、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项目的调查、超税负返还调查等；增值税专用发票日常稽核；税收计划的制订与落实；税源调查与预测；欠税管理；重点税源管理。
税务稽查机构主要职责包括税收检查，增值税专用发票协查。市稽查局还应负责一般案件审理。
3.引入能本管理理念，结合干部能力特点和岗位能力需求，合理配置咨询受理核批、调查执行、评估、稽查机构人员，做到人尽其能，能尽其用。基层领导可从大量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工作重点向计划、组织、协调、监控、考核、狠抓落实转移。
（三）面向流程，再造衔接协调高效的运行机制
流程的跨部门特性和信息技术的穿透时空功能，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管理理念、工作机制和运作方式，以流程管理信息系统为依托，以主流程整合各个子流程，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运作方式、控制体系、绩效管理体系，营造规范高效、具有持续改革能力的运行环境。变任务式分项处理事务为按活动单元集中处理事务，变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一点对多点的管理服务为点对点的管理服务，变信息的部门间传递为流程的环节间传递，变纵向层级控制为主为横向过程控制为主。不论哪一环节接收工作任务信息，相关工作即会通过流程启动。
1.以主流程整合各个子流程。
把县局机关、原管理分局核批事项推向前台，使咨询、受理、核批活动集中到一个办税服务厅办理，使办理涉税事宜的纳税人与国税机关单点接触；具体行政行为在不影响分权制约的前提下能归并的尽量归并，同时调整部分活动先后顺序，简化管理环节和表证单书，可以较好解决纳税人反映比较强烈的多头跑、多次跑问题。
在办税服务厅设置综合服务岗或主题服务区。在县局办税服务厅，取消窗口间的职责界限，设置“综合服务岗”，每个窗口都可为纳税人办理咨询、受理、核批等各项办税事宜；在地市级的市区办税服务厅，根据纳税人办理涉税事宜频度，可设立发票服务、综合服务、出口退税和自助服务4个“主题服务区”，解决以往办税服务厅分工过细、忙闲不均的问题。
整合归并调查、执行活动。按调查性质和业务难度，将调查分为一般性调查和审计性调查。在分类归并调查活动的同时，对办理开业登记的纳税人一段时期内可预见的需调查事项，即使其暂未申请，也一并进行前置调查。将开业登记、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供票资格认定、个体户定额核定和所得税征收方式核定等多项调查业务合并，一次到户采集。同时，纳税人在一定期限内申请这些事项时，办税服务厅可以即收即办。将催报催缴，巡查，涉税文书送达，稽查结论执行，税收保全与强制执行措施实施等项执行活动归并。鉴于审计性调查与纳税评估关联较大，可将这项职责归并入纳税评估机构。
清除非法定管理环节，同时简化部分事前审批，强化事后管理。以往，基于自身控管需要，许多常规事务都要层层报批审核，设了一道又一道关口，给绝大多数遵纪守法的纳税人带来麻烦，客观上形成“一人得病，大家吃药”的状况。如开业税务登记，只要纳税人申请资料齐全、合法，受理部门可先行发证，然后将相关信息传递给调查部门进行事后调查，环节可大大减少。
2.具体界定流程启动方式和运行方向。以行政主体能否主动实施行政行为为标准，行政行为可分为依申请的行政行为和依职权的行政行为。据此，可将税收事务处理子流程分为依申请启动的流程和依职权启动的流程，同时要转变管理理念，尊重纳税人基本权利，实行无依据不检查，无异常不约谈。
依申请启动的流程是由纳税人申请启动，一般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受理即办，在纳税人手续完备的前提下，由受理岗直接核批办结的事项，可分为直接受理核批流程（如发票领购、代开、监开等）、调查前置受理即办流程（如一般纳税人预认定、正式认定等）和调查后置受理即办流程（如开业、停业、变更税务登记等）；另一类是受理转调查，指受理后将一般性调查事项转调查机构，或将审计性调查事项转评估机构进行调查核实，再回复给受理岗核批的事项（如供票资格、定期定额、所得税征收方式核定，税种认定，延期申报、按账征收户税务登记注销等）；再一类是受理转调查转核批，指受理后将一般性调查事项转调查机构，或将审计性调查事项转评估机构进行调查核实，再上报地市局（含）以上国税机关核批，由地市局直接回复受理岗的事项（如自印普通发票、开票限额百万元以上（含）防伪税控企业资格认定、超税负返还，税收优惠审批等）。
依职权启动的流程主要由税务机关针对未按规定办理涉税事宜的纳税人强制启动。一般分为三类，即由调查执行环节直接启动；由调查执行环节根据数据处理结果启动；由评估环节根据数据处理结果启动，直接流向纳税人或转稽查。
3.构建系统控制体系，强化内部管理和税源监控。流程再造后，组织机构、工作职责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管理层级减少，部分事务性审批环节简化，有的事前审批改为事后强化管理等等，此时，强化对内对外的管理和监控是关键。
一是分析控制。对内，通过程序检测、人工提取分析，定期发送结果，监控考核兑现，同时反复检测分析，跟踪监控整改情况，规范、制约操作行为和执法行为。对外，建立监控指标体系，筛选、比对、分析纳税人涉税数据信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监控纳税人经营、核算、纳税情况，实现征管信息系统、金税工程系统和网上申报系统数据的有效比对。根据整体管理需要，分析宏观税负，分析地区、行业税收指标，查找征管薄弱环节，有的放矢地规范征纳行为。
二是标准控制。运用知识管理理论，集中专家智慧，制定规范而又可以通俗化解读的作业标准体系，明晰作业权限、内容、方法、时限和流向，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将个体的直接管理经验变成全体干部的间接管理经验，把税务干部因业务水平不高、经验不足导致的管理能力不强的问题减小到最低限度。
三是智能控制。智能控制就是利用计算机系统对征纳行为进行自动控制。将一些作业标准、程序，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核批标准通过计算机固化设定，拒绝违规的操作行为、执法行为。同时自动记录过程，明晰责任流转，减少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影响，制约了受理、核批事务集中办理可能带来的随意性，强化计算机智能控制。如在个体定额核定上，系统自动对应行业、路段的标准定额和各因素影响权数计算定额，核批人员只能在系统允许的浮动幅度内进行人工判断，超过浮动幅度的必须说明原因。又如在供票资格认定上，系统自动根据纳税人领票、销票数量与频率，实时调整每次购票量。
四是流程控制。也就是流程之间的关联控制。流程再造后，流水线式的作业模式，将流程中上下活动单元之间、上下环节之间的承接关系、递延顺序和时间质量等要求寓于工作流中，形成了互相协作、互相牵制的格局。
五是柔性控制。根据税收管理活动的实际情况和需要，组成临时性的组织，对税收征收管理活动的某一阶段或某一部分进行检查，以查找、纠正工作中的不足所形成的控制。如：对内组织的执法检查、随机抽查等；对外组织的漏征漏管户巡查、上级布置的专项检查等。
4.以整体价值创造为导向，实施绩效管理，激发组织活力。以往，衡量绩效的标准是工作时间或工作量。实际上，这种衡量标准是不尽合理的，因为其绩效与整个流程的绩效是不成正比的。应当通过建立taU（税收活动单位）绩效管理体系和组织评价体系，使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高度关联，使每名干部都成为组织中一个活动单位，即taU，人人代表组织形象，人人都对绩效目标负责，激发个体、群体奋发向上的活力。可为每个taU设置三张表：《taU工作日志》、《taU绩效表》、《taU收益表》。《taU工作日志》以系统记录为主，辅以人工记录和领导确认，详细记录个人每天工作内容。《taU绩效表》将组织目标分解成与个人相关的绩效目标。《taU收益表》将工作绩效与个人每月的工资、奖金挂钩。让taU实行自我管理，使每个干部成为自主自觉的“创造主体”，而不是被动的缺乏活力的“任务受体”，充分满足其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