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篇1
在《意见》颁发的同时，有关部门组织有关人士回答了记者的有关提问，各文化主管部门也积极行动起来贯彻落实。社会各界人士及众多媒体就如何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传统文化”成为了社会话语系统的热词。馆藏文物、古籍文字，记忆着中国文化；诗词之情致、书画之灵思、戏曲之神韵、东方园林之匠心，讲述着中国文化。《意见》以公共政策的方式，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回到公众视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宇宙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价值观，以民为本、为政以德的治世哲学，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处世之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入世精神，培育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国情民俗，体现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思想智慧，彰显了中华民族最公正的精神品格。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中国经济总量与规模达到世界第二位；中国科技实力整体提升，有些技术如量子卫星等实现全球领先，可以说创造了中国奇迹。但经济振兴与科技进步却未能催生中国价值和中国文化，“师夷长技以制夷”、富国强国的同时，未能体现“实与文不与”的“时中智慧”，迷失了中国自己的传统价值与文化。表现在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崇尚，看好莱坞大片，喝可乐吃汉堡，庆祝洋节等，而中国的重阳、端午、中秋、七夕等却受到了冷落。古人说“变文化自变衣冠变风俗始”，国人从服饰、饮食、节日、礼仪中到处都可以感受日常生活细节的西方化，着实令人担忧。
在此背景下，国家适时推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将会是影响中国发展方向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具有重要的时间节点作用。一方面，寻找中国改革发展的精神源泉，追本溯源、回归本真；另一方面，探寻中国改革发展路径，高瞻远瞩、关注现实。当务之急是，需要一种文化传承的智慧。
一是文化梳理的智慧。中华文化历经几千年发展孕育，可谓源远流长、灿烂辉煌。这浩瀚文化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有中华标识的优秀传统文化体系，需要以“工匠”精神去梳理，加强中华文化典籍的整理、编纂和出版，要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
二是文化阐发的智慧。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自己的文化，是祖祖辈辈流传的文化，其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和当代价值的阐发非常重要，需要历史的眼光，也需要世界的视野，要正确反映中华民族文明史。
三是文化保护的智慧。有发展就会有遗弃，有建设就会有破坏。重要的是，在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要有文化保护的意识。注意保护濒危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人故居、原始村落，保护传统工艺、方言文化、民间音乐、民间节日和民间庆典礼仪等。
四是文化兼容的智慧。文化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地域性。由于达尔文“丛林规则”文化的存在，原生态文化常常被霸道文化侵略。在借鉴外来文化的价值的同时，要“以夷变夏”，防止“以夏变夷”，发展自己的文化体系。
五是文化教育的智慧。教育是文化最好的传承方式。优秀传统文化是教育的最好的内容。要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在教育的各个学段、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开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活动。要编制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形成系列教材，充分发挥教育阵地的文化传承功能，增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
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篇2
（一）和合：国际关系准则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差异是存在的，通过互补互济，达到统一、和谐。“和合”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融和精神，台湾学者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在于最能调和，使冲突的各方兼收并蓄，并存共处。《中庸》有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是孔子提倡的旨在达到太平和合境界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它用和平方法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推动人文社会的发展、提高。“爱好和平”、“追求和谐”的中国传统思想植根于中华和合文化深厚的土壤之中，是中华民族的性格使然，和合文化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也表现于此。各国间经济、文化的稳定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为现世提供了价值评判标准和指导思想，即在包容的基础之上追求自由、平等，它必将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大业，解决冲突、化解矛盾、实现稳定，塑造国际间祥和、包容的和合氛围。
（二）内圣外王：国家形象塑造的至高标准
从国家层面说，中国的政治传播是一个通过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而进行的持续的、渐进的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梦，本质上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战略，它所提倡的个人梦、国家梦、世界梦由内而外、层层递进，国家形象的塑造尤其讲求以内养外，由此符合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的哲学意涵。内圣外王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篇》，“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即“内圣外王之道”，但它在发展过程中汲取了儒家学说，代表了儒家的核心精神。内圣外王是德性文化的体现，内圣是体，外王为用，内圣是外王的依据，具体来说，内圣是道德的理想境界，它是一种内在的德性自觉，而外王是德性的外显。外王之道中蕴含深刻的内圣依据，两者从未被割裂。《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内圣讲求修身养德，外王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升华的修己治人的体系。“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论语•里仁》），“仁”是内圣最高境界的体现，“圣”是“仁”的提升，则外王就是“成仁”、施行“仁政”，这样说来，内圣外王即仁德“内化”与“外推”的融合。圣王则天，德性本原于天，又复归于天，下落至人间则为德，内圣外王是“天人合德”的价值取向。如何抵达“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爱人”是“仁”的行为标准，求之扮己而不苛求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荀子•劝学》），“仁”存在于人的善性之中，善的积累可成就“圣”。“内圣外王”的中国传统智慧为当今时代的国家和组织形象塑造提供了一个至高标准，所谓“内圣外王”的国家，即实践“仁”的国家，它必将秉持人道、地道、天道，致力于人与人、人与天、人与地的和谐，对内以德治国、秉持仁爱，对外推行仁德的价值观。《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己是基础，达人是归宿，在寻求自我修养的基础上由己及人，用内修去感化他人，使自己的言行作为价值标准起到社会价值导向作用。对于国家来说，于内凝聚民心、提升文化精神素质，于外彰显社会良好风气和积极向上的国民士气。在公平与正义的政治框架下，建立新时代的道德标准，提升国民的思想道德修养境界和灵魂气质，开拓强国民福的景象，塑造一个拥有至高信誉的现代化大国形象。
二、彰显圆润通达的东方智慧
圆润通达的道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是老子哲学的中心观念，老子的哲学系统均由他所预设的“道”而展开。道既是形而上的实存者，又是一种规律。老子形而上的“道”，下落到经验界时，对人生及政治产生了重大意义，它为个体在政治社会秩序中如何获得理想状态提供了一套价值标准和原则性方法，作为东方智慧的“道”，呈现出“虚静”“、柔弱”的特征。
（一）“致虚守静”的政治准则
老子说：“致虚静，守静笃”（《老子》十六章）。在他看来，万物的根源是虚静状态的，在纷扰的世事和复杂的环境中，做到“致虚守静”难能可贵，它具体表现为不成见、不自满、不急躁、不烦忧。“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五章），“虚”是空的状态，但它的作用却是不穷屈的，万物会随着运动而涌现出来、释放能量。老子常用“谷”形容“虚”，若用到人生方向则有“深藏”的意义，如“深藏若虚”、“虚怀若谷”。“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老子》二十四章），老子看重“虚”，认为自满会产生很多弊病，无法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静”与“虚”相伴而生，“虚”状的东西，必然也呈现着“静”的状态。“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老子》十六章），“道”具有循环往复的规律，万事万物最终都要返回到自己的本根，本根则呈现出“虚静”的状态，对于人来说，人的清静状态即“无欲”状态，只有摒弃内心贪欲、过多的忧扰以及巧诈之欲才可修得，对于国家而言亦是如此。老子的“静”并非裹足不前，而是包涵“动极则静，静极则动”哲理韵味的政治准则。“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三十七章）。人们对“道”有所体认，继而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道”所体现的必然之理，就转化为政治行为的当然之则。依道而行，修养内在的德性品格必将秉持“虚”、“静”原则。个人价值和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都可以从中国传统的道家智慧得到指导和借鉴。
（二）“柔弱不争”的政治态度
老子认为，事物发展到某种极限的程度时，就改变了原有的状况，而转变为它的反面，即古语“物极必反”，事物达到强的顶峰、盛的极致时，也就是向下衰落的一个转折点。基于此，老子主张“处下”、“不争”，具体表现为不逞强、不自以为是。“柔弱不争”的价值观对现世人的为人处事以及国际关系都具有启发意义。“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六章），道的创生作用虽然柔弱但却无穷，不强制、不干涉，顺应自然。柔弱的作用运用到人生、政治方面，则是“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老子》七十六章）从事物的外在表现来说，“坚强”的事物因其显露突出，在外力逼近的时候大多首当其冲，对于人而言，锋芒毕露的人更易招忌甚至陷害。“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二章），水是天下至柔之物，却能水滴石穿、攻克最坚强的东西。老子所说的“柔弱”并非软弱无力，其中包含无比坚韧的性格，“柔弱”的生命价值：于柔静处下的人生背面，自有一刚大自主的人格。老子的“不争”观念，是为了消除社会不平等的争端而提出的，“不争”并不是提倡自我放弃，相反它敦促人去“为”，顺应自然的情状去努力，“不争”是指不与他人争功夺名、不将人类的成果占为己有，老子的“为而不争”是一种伟大的道德行为。利万物而不争，人生态度应如此，国际社会亦然。为着私自利益而争嚷不休甚至大动干戈、抢占人类成果的占有行动却屡见不鲜，“功成而弗居”、“功成而不有”，是老子“不争”思想的延伸，对国际社会的有序发展同样适用。
三、实施以防御为主的和平战略
中国传统思想，哲学与兵法互相渗透。中国的政治智慧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文化的沉淀与提炼，从本质上说，它是和平民族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在应对多变、复杂的国际环境层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孙子兵法》已是战略理论的纯熟之作，它所揭示的一些战略哲学和生存哲学，其传播价值在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的实践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兵家的战略原则是国家政治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致人而不致于人：主动的战略原则
若把《孙子兵法》的战略原则归纳，可以形成以主动即“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战略原则体系。“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古代兵法讲求先、后，“致人而不致于人”表现的是谁主动与谁被动、谁能调动谁，主动的一方“致人”，被动的一方则“致于人”。主动与被动，除力量对比之外，还有心理的较量，一方的信念或价值主张若及早确立，人的思想就不会被轻易驾驭则行动不被他人所牵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取胜者，谓之神”，古时战场虚实难测、瞬息万变，当今的国际形势也是同样。想要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全在“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主动性战略原则。中国军事战略侧重防御，缘于中国政府推崇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倡导自由平等，是中华民族积极地、主动地为世界带来和平的呼声，它不仅不会造成大国威胁，还会促进世界和平。“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可意为避实就虚，战略防御不仅落实在实处，软实力也要打造好。国家政治传播也是塑造软实力的一种表现，政治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悄无声息的，可谓“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政治传播中的民族特征是团结民众的无形力量，维护好、发展好本民族文化是从根本上避免民族分裂、抵御外族入侵的重要途径，这也是中国政治智慧传播的意义所在。
（二）慎战：实现富国民福的和平原则
“慎战”是《孙子兵法》中的重要战略原则，在战略层面上，它主张从更高的理性和更深的道义内涵去认识和应用兵法，起到安国安民的目的。“慎战”的智慧是中国政治传播的重要内容，中国以富国民福为宗旨，将强国战略用于和平目的，旨在将竞争导入理性约束范围之内。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场上的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军事的背后是政治，战争的残酷使交战双方都要谨慎对待。《孙子兵法》讲求先礼后兵，在战争中追求最和平的方式，暴力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的手段。《论语•子罕》中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句，阐述的是同样的道理，纵有千军万马可以消灭对方，但对方的坚定信念和意志难以磨灭，它将化作人最后的心里屏障，难以逾越。战争带来的是生命的践踏、人性的泯灭，绝不是意志的征服。中华民族注重仁爱和平精神，反对以力服人，讲求兼爱、非攻，所以中国传统重视战略防御，认为防御比进攻更强有力。当今时代，战争的残酷性与破坏性较之古代更为严重，“慎战”是世界各国必须坚守的和平原则。中国是“国家”与“个人”的结合，“国”和“家”是命运共同体。从整体和个体的关系来看，只有推动世界和平，才能实现和平发展、与各国互利共赢的美好愿望，每一个个体才有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从而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中华民族的复兴既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又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发展，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三）战略目标：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国的政治智慧集民族意识、民族情怀、民族信念于一身，是一种最为朴素、浓烈的民族情感，“自信、忧患”的民族特征，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与生存价值。中国的政治智慧传播，是中华民族求和平、促发展的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的彰显，价值观一经被认可和认同，必将内化为人的自身信念，并随人的社会化行为扩散开来，以赢得和平、发展、共赢的目标。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孙子兵法》认为战争的最高境界是“全胜而取”和“不战而胜”，孙子讲求全胜，以最小消耗，换最大胜利。孙子尚谋，把谋摆在首位。“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谋攻篇）。《三国志•蜀志•马良传》中也提及到战争的不同境界，“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上兵伐谋”又称“攻心为上”，在孙子看来，“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争的理想状态。战争的特点是以力服人，它是力量、智慧和意志的综合较量，去其力不够，破其谋也不够，关键是要屈其志，归根结底是要瓦解对方的抵抗意志。国家政治智慧传播是在潜移默化中传播本民族的价值观，消弭隔阂、促进融合。中国的政治智慧，是立足于世界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基础之上，是寄寓着国富和民福的强国理念，中国的政治传播旨在使世界各族同胞认识到世界和平、自由发展的美好愿景，使“求和平、促发展”的坚定信念与意志深入人心，从根本上避免战争的发生，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四、结语
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篇3
一、民族知识与民族智慧的思辨
在少数民族各自的“陶杯”中，寓于其中的少数民族自身特有的语言、艺术、哲学、宗教、风俗、节日等丰富内容调控着人们的生活和生存。对于这些，我们可以归之为“民族知识”。“民族智慧”包括以民族知识为沃土，以民族社会为根基，在发展演进中建构的特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则，是少数民族在面对特定情境中求得更好的生活、生存状态的智谋和策略。例如，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讲求不杀生，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讲究与人为善，这无论是否表现为，都属于“民族知识”的内容；而这些举措背后所展现出的生态观念与伦理情怀，则属于“民族智慧”。又如少数民族丰富的谚语、寓言等文学艺术，属于民族文学知识，其中无不闪耀着民族智慧的火花。各民族成员正是在看似平淡的生活中，在看似朴实的人生中，践行着这些大智慧。
简言之，民族知识是民族智慧的基石，民族智慧是民族知识的升华。民族知识表之于外，是少数民族对事物的认识和意会；民族智慧形之于内，直接关于少数民族的生活整体。
二、民族地区新课程不能忽略民族智慧
教育部于2001年6月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确定了课程管理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管理的体系。这将使少数民族学生更多地接触和学习到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增强其民族自信心，对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同时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学生也能进一步了解该地区主体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可以提高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尊重与理解，继而促进和加强民族间的团结，有效提高课程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适应性。
为了更好实现这一目标，少数民族新课程改革应正确处理好民族知识与民族智慧之间的关系。英国著名课程社会学家m・扬曾区分了两种课程观：“事实的课程观”和“实践的课程观”。前者视知识为客观性存在，后者则把知识当作人自主构造的结果。显然，“事实的课程观”对知识持静止式观点，将“知识与人的相遇”终止于知识本身。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仅仅将知识当知识来占有，智慧的创生便无从谈起，“当把事物和自然终结于其自身之时，它们与我们的活生生的有机联系就失去了，就不再是象征性的、形象的、多义的东西，而变成一义的、浅显的东西了。”如果我们仅仅将知识当知识来占有，智慧的创生便无从谈起。由知识达到智慧，关键在于对知识的内化提升，使其与人的生命建立整体的意义联系。而教育过程理应成为知识“发挥作用”、“体现价值”、成就智慧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少数民族地区新课程若只有民族知识的拼凑堆积，它必定是死的。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灵魂的教育”必定要指向人的智慧。然而，不少地方课程与教材更多地倾向于对民族生活、民族习俗片断的介绍，却看不到蕴藏于其中的民族智慧，这种现象有失偏颇。导致这种现象的潜在原因在于对新课程倡导的“地方性知识”、“教育内容生活化”等理论的肤面理解，从而使得课程的新建迷失在表面化、片面化的素材之中，丧失了对文化内容背后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智慧层面的理解。此类课程资源处理方式表面上生活化，却恰恰未能触及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世界，更无法到达他们的内在精神领域。一旦在教授过程中流于直白介绍和说明，则更容易导致学生的表面认识和记忆，最终导致的是肤浅的、缺乏内在动力的课程改革。
少数民族地区新课程改革的出发点在于对民族知识的认知理解和对民族智慧的认同把握。其生命力在于怀持宽容态度和平等意识，将民族智慧有机融入新课程的建构中。基于此，要处理好少数民族地区课程中民族知识与民族智慧的关系，应该从自身的意识出发，着力于课程内涵。
“从自身意识出发”，即深入洞察和理解民族成员的行为观念、价值追求与审美情趣，感受其中的民族智慧。在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系统中，人们展现出独特的行为观念，维系着特有的民风民俗，恪守着相应的。只有坚持宽容态度与平等意识，切身体会各民族平淡生活之中的智慧内涵，才有可能突破支离破碎的文化片断。
“着力于课程内涵”，指地方课程应当立足于蕴于民族文化中的民族智慧。无论是重构还是创设，课程主题、角度的选取都应当克服片面性和随意性，针对当地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背景差异，在课程内容上尽可能全面透彻地介绍各少数民族的悠久历史及其优秀文化，如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建筑艺术、服饰、音乐、舞蹈、戏尉、绘喷、医学、生活方式、体育、节日庆典等，使之融入现有的学科内容，成为新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篇4
关键词：图形设计智慧文脉古为今用
一、比较研究的目的
古往今来，人类一直在试图通过视觉符号方式沟通思想感情，通过图形储存记忆和知识，并借此传达信息。文字和印刷的产生与发展，当代电脑及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的诸多梦想成为现实。历史（客观世界）的不断发展，使世界各国的图形设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泽厚先生认为展现为文学、艺术、思想、风习、意识形态、文化现象的正是民族心灵的对应物，是它的物态化和结晶体，是一种民族的智慧。这种智慧不单是某种思维能力、知性模式，而是包括它们在内的“整体心理结构和精神力量”，它是由历史带来的，源自古老的传统，是由各民族探索并总结出来的具有地方特质的精神文明。
中国漫长的文明历程带给我们丰厚而多元的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意识形态，蕴涵着极为丰富且深邃的智慧，并在古代图形设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古老的智慧之光指引我们沿着几千年的文明之路不断前进，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一个植物学家，他只希望研究艳丽的花朵和木兰树，那他是不会有很大成就的。研究低级有机体是有益处的，这是生命以最简单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因而更容易向我们揭示它们的秘密。”这段话足以证明，中国传统的创造智慧对于现代设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对于未来设计的发展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比较研究的意义
追溯历史，寻求智慧。以现有史料为依据，将研究的时间上限定位在距今约7000年。
图形是劳动人民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一项伟大创造，可以而且应该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有普遍性，蕴含着智慧。在图形设计领域内研究智慧延伸，就是向更多未知的领域拓进。通过对我国古代图形设计的深入研究，挖掘古人的创造智慧，并将古人创作智慧和现代人创作智慧在图形设计领域内作比较研究，力图寻求隐含于其中的文脉，说明智慧的延伸。通过追溯图形的历史，寻找、学习我国久被尘封、渐被遗忘的先民智慧，顺流而下，不断将先民的智慧继承与发展。在传承的同时，现代智慧又在不断充实、发展、拓新传统智慧。对智慧作系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古为今用的创作思想，使我们真正做到不复古，亦不弃古，自觉地使我国的设计智慧一脉传承下去，使祖先的智慧之光永远照亮中华大地。
三、比较研究的方法
古人将图形广泛地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用，图形无处不在。创造图形绝非纯精神文化现象，而是人类劳动价值和实用功利价值观的表现形式。人不仅是创造一切物质价值的力量，也是精神价值永不枯竭的源泉。例如：1.恐吓、震撼之意：古有饕餮纹、石钺、面具等；今如抗战期间陈纳德赛领的飞虎队的标志。2.祈福、避邪之意：古有纹身、瓦当纹、花钱、纹面、岩画等；今有虎头鞋、虎头帽、年画、剪纸等。3.归属、崇拜之意：古有图腾、族徽等；今有国旗、国徽等。4.识别、区分之意：古有陶片上的记号、甲骨文字等；今有标志、符号等。
通过以上几组例子的类比，可以看到图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其所蕴含的意义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图形本身也在积极地变化，以适应不同时期人们的需要。例如对自然形态直接进行抽象，并赋予其一定意义。图形抽象已经脱离了纯粹的模仿，而带有装饰和美化的意味。将概念性问题取其意义再进行抽象，这为人们的交流、文明的传承、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可能。正像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讲的，人们在满足基本生存、生活需要之后，将不断地追求精神满足，以努力地实现自我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篇5
关键词：学科服务智慧与服务智慧能力建构
中图分类号：G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938（2014）01-0122-06
Studyonthewisdom&ServicefromtheViewofSubjectService
abstractthewisdom&serviceisoneofthelibrarytraditions，andthewisdommeanstheabilityoflibrarians，andthesubjectservicebringstolibrarythechanceofdevelopmentandchallenges.thesubjectserviceabilityofourlibrarianscannotsatisfytheusers'need，andbesidestheintelligenttechniqueandthepromotionofusers'wisdom，thesubjectservicewisdomincludestheconstructionoflibrarians'subjectserviceability，anditistheinheritanceonthelibrarywisdom&servicetradition，andalsoendowsthetraditionanewconnotation.
KeywordsSubjectService；wisdom&Service；wisdom；ServiceabilityConstruction
“智慧与服务”作为一种图书馆精神和传统，从上世纪初开始便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成为推动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一代又一代的图书馆人也以之为指引，努力地奉献着自身的“智慧”，默默地“服务”于社会，并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不断赋予“智慧与服务”新的内容和意义。学科服务作为图书馆服务浪花中的一朵，成为目前引领图书馆服务发展的一个重要航标，这种专业化、个性化、学科化的服务模式完全扭转了传统图书馆的笼统化、一般化的服务格局，试图从纵深方向提升图书馆服务的品质并赋予其知识化、学科化特质，学科服务的“学科”化特色在推动图书馆发展转型的同时，也形成对图书馆纵深化发展的挑战，对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尤其是学科馆员的个人能力提出挑战，而学科馆员的个人能力，则正是“智慧与服务”中“智慧”的核心组成部分，学科馆员的“智慧”从根本上决定着“服务”的成效和服务的学科化程度。
1作为图书馆精神传统的“智慧与服务”
1.1作为内在能力的“智慧”
《新华字典》中“智慧”的定义为“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智慧”由“智”、“慧”组成，“智”指聪明，见识，“慧”则指聪明，有才智，拥有智慧成为人的重要品质之一。苏格拉底认为智慧是一种不断披露事物真相的过程，是要在与他人的对话中完成的[1]；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智慧、勇敢、节制作为人的三种重要美德[2]，这三种美德的和谐共存促成正义的形成，柏拉图认为，在这三种美德中，智慧位居首位，成为治国者的重要治理品质，具有指引性和调控性。亚里士多德《论智慧》认为，研究最初原因和本原才可称为智慧，“一个有智慧的人要尽可能地通晓一切，且不是就个别而言的知识，有智慧的人还要知道那些困难的、不易为人所知道的事情。在全部科学种，那更善于确切地传授各种知识的人有更大的智慧。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科学的科学比那些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更加是智慧的。”而冯契则从广义认识论的角度构建智慧说[3]，认为人的认识并不限于经验领域，还同时指向智慧之域[4]，智慧是由知识而来的，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达到的，但它不同于知识，智慧是关于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领悟[5]，它和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的培养是内在的联系着的[6]，智慧能使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地发展[7]，其根本意义在于求穷通，要求把握天道，综合人的本质力量，从而贯穿天人[8]，所追求的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和无限的东西。所以一般来说，智慧主要指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处理的能力。有智慧往往意味着有能力和品德，并且是主体形成其它能力的一个前提条件和基础。
1.2“智慧与服务”中的“智慧”
从1910年文华公书林的建立到1920年我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教育机关文化图书科的建立，再到1929年文华图书科独立并成立（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作为“最初的掌门人”[9]，沈祖荣先生正式将“研究图书馆学术，服务社会”作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宗旨，并将“智慧与服务”作为校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图书馆人，中山大学图书馆还将“智慧与服务”作为本馆馆训。在“智慧与服务”中，“服务”的涵义相对明确一切，即主要指图书馆通过所开展的各种服务项目而做出的社会贡献，而“智慧”的内涵则相对不确定和复杂一些，《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训示词》对“智慧”部分的解释为“智慧是馆员的力量/智慧是服务的光芒/智慧是事业的弘扬”[10]，从示词中不难看出，“智慧”主要是馆员的内在能力和力量，呈现于图书馆的具体服务之中；而程焕文教授在关于《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训释义》中解释到，智慧与服务乃知行合一之完美，“崇尚科学、追求真理、不断创新、自强不息是智慧之要义”[11]，所以，图书馆的“智慧”更多是指图书馆据以开展服务的能力前提，而馆员作为图书馆服务的具体执行者，其个人的内在能力建构就成为图书馆“智慧”的核心内容，而馆员个人能力的结构涉及的内容纷繁复杂，从馆员个人综合素养、沟通理解能力、专业能力、多学科知识储备能力、学习能力、适应能力甚至诸如甘于奉献、乐于助人等美德等，都构成了馆员“智慧”的内容。而不论图书馆“智慧”的内容有多繁复，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馆员的“智慧”是图书馆“服务”的能力前提，“智慧”的大小决定着“服务”的程度和贡献的大小，决定着图书馆运作的成效、贡献和社会影响力，没有“智慧”则无法“服务”于社会、无法弘扬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的社会力量，所以在“智慧与服务”的二重奏中，“智慧”作为前提条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服务”的程度和成效始终有赖于“智慧”的程度。
2学科服务的发展瓶颈
“智慧与服务”作为图书馆的优良传统和精神，指引着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在时代变迁中被赋予越来越丰富的内涵。学科服务作为图书馆新型的服务类型，逐渐改变着传统图书馆大一统式的、一般化的服务模式，在赋予图书馆服务主动化特色的同时，也将图书馆服务从扁平化方向拉向纵深化方向，使其服务越来越专业化、学科化和个性化，这种学科化、专业化特色最终必然会朝着一条越来越专业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图书馆不能仅仅满足于基于文献载体形式的服务，而是要与学科知识内容、新知识点增长及学科前沿等紧密结合，嵌入式的、深入到文本的知识关联和分析层面的服务内容将不可避免成为趋势。很明显，学科服务的“学科”特色在为图书馆发展带来契机的同时，也对学科馆员的服务能力提出挑战，并由此构成学科服务发展的主要瓶颈，在资源充足、硬件技术装备充分的条件下，馆员内在能力——“智慧”的建设就成为影响学科服务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
相比以往，学科服务对学科馆员个人能力的要求更加突显，这并不是说以往图书馆服务对馆员能力要求不高，而是以往图书馆服务对馆员个人能力的要求呈现一般化、“通识化”、泛化、普遍化等特征，专业化、知识化特色并不明显，而学科服务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服务的路径，力图沿着学科知识的纵深化图谱攀爬，试图打破扁平化、一般化的服务态势，从而将图书馆服务带入一种个性化、专业化的路径，使得服务本身带有更多的专业和学科特性，学科服务这种完全基于用户需求和用户问题驱动的服务模式，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带有用户自身的个性化、专门化特点，这种来自用户的专业化需求就从用户需求角度对学科馆员的个人能力提出质疑和挑战，而学科馆员作为图书馆服务的主要纽带和推动力量，其个人能力的大小和知识结构体系的完善程度就决定着学科服务的深度和效果，进而影响到学科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而在学科服务如火如荼开展的形势下，与之相匹配的图书馆内在的服务能力未必已经建立起来，现有学科服务的水平仍主要停留在形式化的学科资源引介和信息检索技巧介绍等层次，其服务场所虽然已由图书馆前移到学科院系，但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却只是新瓶装旧酒，并无多大改进和创新，导致能力跟不上需求、能力赶不上想法的现象，而用户又会因服务与需求的差距而产生不信赖心理并形成偏见。这种服务能力与服务需求低匹配的现状造成学科服务效率低下、力不从心的局面，并影响到后续学科服务的深化开展。
在学科服务背景下，传统的图书馆“智慧与服务”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在服务内容和服务深度等呈现出新气象的同时，也对图书馆“智慧”提出更多的时代要求和挑战。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作为与图书馆资源、设备、硬件等同等重要的“软实力”，是图书馆内在实力和“智慧”的体现，也成为决定着学科服务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和能力前提，“智慧与服务”在新的环境下延续着各自在传统中的“前提与目的”的角色与地位，并被赋予越来越丰富的时代内涵。
3学科服务中的“智慧与服务”
现有关于图书馆的“智慧与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智慧图书馆”的界定与分析[12-14]、智慧服务[15-16]等，其中关于“智慧图书馆”的研究多偏向利用信息技术打造智能的图书馆环境以服务于用户，而“智慧服务”方面除了极个别文献涉及到了馆员专业能力综合培养，其余则是有关用户“公共智慧”的养成，以上文献从“技术”维度和“用户”维度对图书馆的智慧与服务进行了考察，但并没有涉及“智慧与服务”的根本涵义，即培养图书馆自身的专业能力，形成服务的一般性前提条件；而关于学科服务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模式的探讨[17-20]、学科服务中学科馆员角色转变[21-25]、学科馆员核心能力建设[26-27]、学科信息服务团队模式的研究[28-29]等，对学科服务中因“学科化”服务转向而带来的对馆员专业化、学科化知识结构的要求进而对图书馆整体服务能力所提出的挑战则关注不多。笔者认为，学科服务的发展瓶颈正是在于图书馆自身的学科服务能力无法匹配专深化的学科需求，造成服务流域表面、服务无法真正深入到知识层面，从而阻滞着学科服务的深化发展。而学科服务中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的建构则正是迎合了图书馆的优良传统“智慧与服务”中“智慧”的内容，如何建构起图书馆的学科服务能力并形成学科服务智慧就成为学科服务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综合已有研究，笔者认为，学科服务中“智慧与服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前提条件的学科服务“智慧”的建设，即如何建构起强大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尤其是馆员的学科服务能力，以便更好地开展“服务”，创造更多的图书馆价值，也即，“人的智慧是人的价值创造的一般条件”[30]；而是作为目的的“服务”，即学科服务的具体服务项目与内容，“服务”的开展程度和效果受制于作为前提条件的“智慧”的养成程度。对于学科服务中的“智慧”而言，主要指图书馆的学科服务能力，而图书馆的学科服务能力除了包括图书馆的资源汲取能力、管理能力、资源整序能力之外，还包括学科馆员的个人服务能力、技术嵌合运用能力以及基于用户维度的用户智慧的养成等，其中馆员维度、技术维度和用户维度构成了学科服务中“智慧”的三个主要维度（见图1），这三个维度中，馆员个人学科服务能力的建设构成学科服务“智慧”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学科服务开展的大“前提”；而技术维度则是从学科服务借助的工具手段角度提出，这一点比较契合目前关于“智慧图书馆”的研究，是实现图书馆服务智能化的重要途径，是学科服务开展的“手段”；而满足用户需求则是学科服务开展的最终目的，也是前两个维度的最终落脚点，通过学科服务满足用户的知识需求、帮助形成并培养用户的智慧，所以用户个人智慧的养成也成为学科服务“智慧”的重要维度，即这一维度是从学科服务开展的“目的”角度提出的，在这三个“智慧”维度中，学科馆员个人服务能力的形成就成为影响并制约学科服务大局的重要因素。
3.1学科馆员的“智慧”养成：作为前提条件的个人服务能力的构建
由上可知，现阶段制约学科服务深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跟不上用户高度专业化的知识需求，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滞后的现状导致学科服务流于形式、口号大于行动等状况。学科服务的深化有赖于图书馆建立起系统化的服务能力，除了财政能力、资源获取能力等刚性能力之外，更需要注重自身“软实力”的培养。学科馆员作为学科服务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决定学科服务开展深度和成效的决定性因素，而根据“智慧与服务”的原初意思，“智慧”乃是馆员自身能力的构建，以此为基础来“服务于社会”，是“崇尚科学、追求真理、不断创新、自强不息”的一种智慧与精神，是以科学的方法为指引、不断学习和创新的专业能力和奋斗精神，因此学科馆员个人能力的建设就成为学科服务中“智慧”的核心旨意和学科服务开展的重要前提准备和能力供应所在。
首先，把握并引导引用用户需求的能力。学科服务作为一种深入到用户环境、用户科研主题和领域的服务，是一种完全基于用户端的问题驱动式服务，这种完全贯穿“用户为中心”的服务模式颠覆了传统的以图书馆为驱动端的服务方式，而用户需求所带有的学科化、专业化和个性化特色就使得图书馆服务必然要朝着越来越微观和具体的纵深方向发展，同时也对学科馆员所相应要具备的学科服务能力尤其是学科馆员的多学科知识背景和综合调控能力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同时，如何修补并缩小因传统图书馆服务模式所带来的图书馆与用户之间在沟通上的断点和隔阂、重新建立二者之间畅通有效的沟通渠道就成为学科服务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即，图书馆要建立相应的沟通反馈机制，而学科馆员则要具备相应的把握用户需求及其发展趋势的能力，能及时准确地把握用户需求的动向，这是学科馆员内在能力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图书馆需要根据自身的专业优势和所掌握的资源，积极引导用户的信息需求[27]，使其及时了解并运用新的资源和知识获取技术等，帮助用户明确其信息需求的重点和可能，并引导其需求的深化发展，为其信息需求的满足提供更多的选择。
其次，多学科背景的知识储备能力。学科服务模式将图书馆的服务从泛化笼统带入专业个性化层面、从浮于载体的文献借阅带入到深入载体的内容分析、知识发现层面，从提供周边产品到提供深入到科研核心内容的知识服务等，学科服务的这种专业化、学科化特色对学科馆员的知识结构提出更多的要求，除了具备基本的图情专业背景之外，还需要具备所服务学科的学科知识背景及其它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以及一定的计算机专业知识，方便开展基于计算机的信息分析、聚类、重组和知识关联等。学科服务能力的这种专业知识背景的要求从国外对学科馆员SubjectSpecialist的称呼上就可见一般，作为学科“专家”，学科馆员必然要博采众长并学有所长，具备多学科尤其是交叉学科的背景知识、建立健全起较为完整的知识结构，为深入开展学科服务提供充足的知识储备和完善的专业背景。
再次，信息分析与整序能力。随着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时代的到来[31]，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使得用户的信息获取习惯和科研方式发生很大转变，并开始越来越依赖于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在数据密集型环境下，资源已具备相当的数量和规模，如何从海量的密集数据中快速、准确定位到所需的专业化、个性化对口信息资源就成为图书馆亟需解决的问题，而学科服务作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服务类型，对学科馆员的信息分析和整序能力提出要求，而对资源的组织、整序和处理作为图书馆的传统优势，需要适应新的信息环境和新的学科需求，学科馆员需要将这一传统优势带入到新的学科服务环境中，具备应对高速增长的信息资源环境的能力，通过对海量资源的整理、分析和整序，有针对性地为学科用户提供一个干净的、经过整序的学科信息环境，方便用户快速、准确地获取所需的个性化对口资源，节省用户的信息获取时间。
另外，深入到文本的知识分析和知识发现能力。学科服务旨在打破传统服务的笼统僵化局面，为用户提供别开生面的基于专业文本的服务内容。而用户的信息需求也随着信息大环境的变化越来越趋向于在大型集成型数据的基础上获取微观、具体的知识元素，这就要求学科服务必须要打破因文献载体的限制而带来的知识间的阻隔，深入到文本、通过对文本和知识内容的重新组织、整序和分析，挖掘其中的新的知识内容和深层次的知识关联与发展趋势、寻求新的知识增长点，在未来不确定的信息环境中为用户建立基于其问题和需求的动态、灵活的学科服务机制、为创新型科研和创造提供知识图谱和知识服务，而这种深入到文本的知识分析和整合离不开对新的信息技术的掌握和应用，而学科馆员也需要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基础上，注重自身的知识分析和知识发现能力的建设，为深入到文本和知识间关联的学科服务提供一种重要的能力维度。
此外，学科馆员还必须要具备开放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能随着社会环境尤其是信息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来掌握不断出现的新知识和新技术等，及时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使之动态地发展和完善；同时学科馆员要具备较强的适应能力来适应瞬息万变的信息环境以及不断变化的用户的信息获取习惯、获取方式，能快速适应并融入到新的服务环境，并能及时充分及时地运用自身的能力来调整服务策略，提供有针对性的学科服务。
3.2学科服务中“智慧”的技术维度
根据学界对“智慧图书馆”的研究，图书馆的“智慧”多通过信息技术而呈现一种“智能化”状态，而严格意义上讲，“智能”并不完全等于“智慧”，这种“智慧图书馆”的称谓多取了信息技术中的“拟人化”、自动化成分，即图书馆利用一定的信息技术帮助实现一定的服务，这些信息技术能实现自动根据用户的需求、搜索偏好、使用记录等自动、智能地判断用户的兴趣重点、关注领域、需求偏好等，并将判断的结果自动推动、呈现给用户，信息技术的这种“人格化”、智能化特点为图书馆部分地实现了用户兴趣判断、自动定位和需求匹配等功能，体现了一定的“智慧”成分；而学科服务的专业化、学科化特质，必然使得其要以用户问题为驱动，打破载体间的界限，通过重组文本、聚合内容、发现知识关联等，围绕用户需求不断生成新的解决方案。学科服务这种深入到学科、专业甚至具体主题和微观研究内容的服务模式，必然离不开智能化的信息技术，并以之为手段，实现学科知识的深层次分析、挖掘和重组，满足纵深化的学科信息需求，因此，移动智能终端设备、知识挖掘技术、知识发现技术、基于知识组织体系和内容抽取计算的多维度可视化聚类检索技术、个性化情景敏感扩展检索技术[31]等，都构成未来学科服务中的技术维度的“智慧”体现。而信息技术作为人类智慧的成果之一，是人类理性和科学探索的成果，其本身就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并被赋予或多或少的人格化特征，图书馆注重对信息技术在学科服务中的应用，必然是希望利用信息技术的这种智能化特征来部分地自动实现对口学科服务的提供和学科需求的满足。
所以“技术”维度的“智慧”就构成了学科服务中“智慧”的一部分内容，但学科服务的“智慧”肯定不能完全依赖于信息技术的“智能”供给，完全依赖甚至迷信技术只能使得学科服务发展失去其自身应有的人文关怀、扩大与用户间的距离感，虽然新信息环境的变化使得技术在信息获取和服务提供中的比重增加，但技术始终只能是学科服务的“手段”而非全部。
3.3学科服务中用户智慧的增长
图书馆作为社会基础信息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者社会教育职能，图书馆作为知识的殿堂，而知识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具有启迪民智、开发智力等作用，用户通过利用图书馆资源开拓视野、提升自身的受教育程度进而改变个人的命运等，因此，通过资源、设施、服务等综合作用增进用户的智慧就成为图书馆服务的终极目的所在。
而学科服务力图打破传统图书馆所造成的时空限制、改变其笼统宽泛的服务所带来的资源率不高、图书馆与用户距离、隔膜丛生的现状，试图将图书馆的资源信息以更有序、更规整、更对口的方式送到用户手边，方便其随需随取、提高其学习、工作效率，加快其知识更新频率、促使用户能更高效地获取所需的学科信息，加快其自我发展、自我教育的进程，节省用户的时间，以更主动更有效的方式协助用户缩短资源获取周期、帮助其有效增进个人的智慧并实现自我发展。
所以学科服务延续了传统图书馆增进用户智慧的动因，并以一种更主动、更有针对性的方式加快用户的学习和科研进程，以更灵活、便捷地方式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保证对口学科资源的充足供给，并以一种深入到学科知识的模式帮助用户提供直接、有针对性地知识服务，从根本上促进用户智慧的养成和提升。
4结语
“智慧与服务”从图书馆事业存在之初便作为一种精神指引着图书馆的发展，促使图书馆在不断服务于社会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对自身服务能力的建设，这除了硬件设备、资源、技术、财政等方面的实力建设之外，更包括图书馆员自身的能力发展与建构，以使之能以更充足的储备与用户需求高度对接与契合，从而实现“服务于社会”的价值目标。而时代的发展总是赋予图书馆“智慧”与“服务”不同的内涵，“服务”方面主要体现为随着用户需求的变化与时俱进地设计、推出丰富多样的服务项目和内容，而“智慧”方面则主要体现为图书馆在不断适应时展的需求和挑战的过程中反观并评估自我能力、不断进行能力“充电”和完善的过程。学科服务时代的到来将图书馆从传统静态、坐等式的、笼统化的服务形态带入到动态的、主动出击式的、专深化的服务形态，这种服务模式的转变在为图书馆的发展带来契机的同时，更对图书馆服务能力——服务“智慧”提出挑战，现阶段学科服务能力与学科需求不匹配的现状迟早会导致学科服务走入死胡同，如何建构起与现实需求相匹配的服务能力、服务“智慧”就成为学科服务必然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学科服务算是完成与传统的对接，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赋予“智慧与服务”传统以新的时代内容，学科服务中的“智慧”除了关涉技术维度的智慧和用户维度的公共智慧增长之外，最主要的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智慧”的本意和期待，即馆员自身的内在能力建设和休养的提升，这就要求图书馆从用户需求出发，以之为根据有针对性地建立起强大又充足的学科服务能力体系，而这一目标的达成，追本溯源，将关涉到图书馆自身教育机制、本科及研究生课程内容设置甚至图书馆职业准入制、继续教育规制等根本性的制度问题，而这又远非一日之功便可完成，所以，学科服务“智慧”的建构仍然“在路上”。
参考文献：
[1]（古希腊）柏拉图.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古希腊）柏拉图.吴献书译.益群点注.理想国[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9.
[3]陈晓龙.从广义认识论到智慧说——兼谈冯契哲学的基本精神[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9-14，28.
[4]杨国荣.知识与智慧——冯契先生的哲学沉思[J].哲学研究，1995，（12）：13-20.
[5]闵仕君.智慧何以可——冯契“理性直觉”初论[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45-49.
[6]冯契.智慧的探索[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7]陈玉珍.冯契智慧论——基于古代中西方智慧的理论创新[J].长江工程学院学报，2010，（1）：22-25.
[8]王向清，崔治忠.论冯契智慧说中自我对性与天道的认识[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2）：48-54.
[9]周黎明.“智慧与服务”[J].图书情报知识，2010，（1）：2.
[10]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训示词：智慧与服务[eB/oL].[2014-01-10].http：///.
[11]程焕文.图书馆精神[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12]王世伟.未来图书馆的新模式——智慧图书馆[J].图书馆建设，2011，（12）：1-5.
[13]伊安·约翰逊，陈旭炎.智慧城市、智慧图书馆与智慧图书馆员[J].图书馆杂志，2013，（1）：4-7.
[14]陈嘉懿.智慧图书馆的构建之道——浅谈高校图书馆RFiD技术应用新思路[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3，（1）：54-58.
[15]黄幼菲.公共智慧服务、知识自由与转知成慧[J].图书与情报，2012，（1）：10-13+82.
[16]熊伟，杨艳.公共智慧服务何以可能：馆员专业修养与图书馆公共智慧服务——2012年陕西图书情报界第3期主题学术沙龙纪要[J].当代图书馆，2012，（4）：72-74.
[17]peereboom，marianne.DutcheSS：DutchelectronicSubjectService--aDutchnationalcollaborativeeffort[J].onlineinformationReview，2000，24（1）：46-48.
[18]徐璟.高校图书馆学科化知识服务模式探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0，（17）：14-18.
[19]Corrall，Sheila；Keates，Jonathan.theSubjectLibrarianandtheVirtualLearningenvironment：aStudyofUKUniversities[J].program：electronicLibraryandinformationSystems，2011，45（1）：29-49.
[20]杨蔚琪.嵌入式学科服务——研究型大学图书馆转型发展的新思路[J].情报资料工作，2012，（2）：88-92.
[21]Spenceley，Lydia.Breakingthewall？autoethnographyandthetransitionfromSubjectSpecialisttoprofessionaleducatorinFe[J].JournalofFurtherandHighereducation，2011，35（3）：409-421.
[22]Cotta-Schnberg，michael.theChangingRoleoftheSubjectSpecialist[J].theJournalofeuropeanResearchLibraries.2007，17（1-4）：180-185.
[23]welch，Jeaniem.Hey！whataboutUs？！ChangingRolesofSubjectSpecialistsandReferenceLibrariansintheageofelectronicResource[J].SerialsReview.2002，28（4）：283.
[24]JohnRodwell."Dinosaurordynamo？thefutureforthesubjectspecialistreferencelibrarian[J].newLibraryworld，2001，102（1/2）：48-52.
[25]Cassner，mary；adams，Katee..heSubjectSpecialistLibrarian'sRoleinprovidingDistanceLearningServices[J].JournalofLibraryadministration，2008，48（3/4）：391-410.
[26]陈永平.论学科馆员的核心能力[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04）：10-11.
[27]邵敏.清华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架构与学科馆员队伍建设[J].图书情报工作，2008，（02）：11-14.
[28]Chiku，Kakugyo.whatistheSubjectLibrarianSystem？[J].BulletinoftheJapanSpecialLibrariesassociation，1999：25-29.
[29]廉立军.高校图书馆学科信息服务团队建设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11，（6）：75-79.
[30]成中英，冯契先生的智慧哲学与本体思考：知识与价值的逻辑辩证统一[J].学术月刊，1997，（3）：3-7.
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篇6
用匠人之心做园林，是华艺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优华对自己的要求，这个深藏花草园林之间的“徽派隐士”在近两年声名鹊起，作为中国生态园林业新三板创新层第一股的缔造者，胡优华一直秉持着自己的初心，用传承之心打造徽派园林，用创新之势引领生态健康。
做着最接近自然的工作，必然要有平和的心。初见之时，胡优华给人的印象更像是学者，而非商人，科班出身的他，将关乎园林的每一株植物都当做有生命的个体，游于山水之间的他，是如何将传统园林和新兴技术相结合，又是如何用徽商匠人之心将徽派园林推出省外，走向全国的？
天人合一的徽派园林
《决策》：徽派园林与苏杭园林相比，有什么样的创新和发展优势？
胡优华：中国园林有北方的皇家园林、南方的岭南园林与江南园林、还有寺观园林。安徽地处江淮两岸，徽派园林作为江南园林的一个体系有自己独特的特点。首先深受明清时程朱理学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
其次，除了具有徽文化内涵、自然地理山水外，还有徽派建筑，主要表现是粉墙黛瓦、马头墙的徽派建筑元素，如窗景、徽雕，包括步道、台阶、天井等，做得非常精致。另外一个表现是，徽派非常传统的植物梅兰竹菊四君子，而徽派盆景如九曲龙梅在庭院布局里用得很多。徽州园林还有一个特征是讲究风水，依山傍水构建园林。
如今我们提倡新徽派园林，在新形势下，不断去创新，比如简约派徽派园林，重点在于元素的体现，而不是照搬照抄，摒弃过去一些封建思想，提取适应新时代的精华，打造属于新徽派的生态园林。
《决策》：生态园林作为目前园林行业的发展大势，它背后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态势如何？
胡优华：生态的概念，与环境息息相关。生态园林就是利用生态学理论解决与生命相关的环境系统问题。生态园林不仅仅是局限在一个园林内，而是放大到一个大环境中去，放到一个系统中去，考虑整个区域，包括水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城市修复等，这就是生态园林的概念。我们要将安徽省整个打造成生态安徽，一个省就是一个生态系统，这就更加开阔，对环境的要求更高。
生态园林发展的下一步就是面对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往智慧生态园林方面发展，这就涉及到互联网、信息化与智能化，我们要让人的生活更加智慧化，再进一步，就是发展生态健康城市，也就是健康城市，解决人和环境健康问题。这个健康，除了人的生命健康，在我们行业里还有生态环境健康，要有良好的空气环境、生活环境、生长环境、生存环境、园林旅游，好看的同时还要有休闲设施，要有园艺疗法、森林疗法，让人们能生活得更轻松更愉快，让有病的人很快得到康复治疗、怡心养性。因此，我们华艺园林的使命就是传承创新中华园林艺术，这是核心，然后就是引领生态健康文化生活，这是使命，愿景是让地球更绿，让人类的生活更美好，做世界一流的中华园林艺术运营商。
承古开今的新徽商
《决策》：作为一名徽商，如何看待徽商精神？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徽商精神有什么新的内涵，以此来适应发展的需求？
胡优华：徽商精神，像传统的诚信勤勉，都是我们一直需要传承的，同时，在新的时代，我们还要创新，做一名新徽商。
首先，要有团队精神。传统的徽商单打独斗比较多，这是一个弊端，而现在我要团结在一起发展，以众帮众。像徽派园林，单靠一家做肯定不行，需要一个系统，要有众多园林企业一起来推动徽派园林。在2015年12月25日我们成立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这就是把大家聚集到一起，互帮互助，壮大这个行业，发展这个行业，要把我们的理念传承起来。
其次，要有徽匠精神。过去的徽商有的就是匠人精神，他们的砖雕、木雕、石雕，样样都是精品。我们做每一个产品，也一定要像徽匠一样，把它做成一个精品，我一直反对外界说我们做的是园林工程，徽派园林不是做工程，是做一件生态产品，他是有生命的产品。同时他也是一件艺术品，是科学的文化产品，他需要用艺术的文化的思维去营造，这是一种思想，要求我们一定要精益求精。
另外，要有敢为人先的精神。徽商一直以来都是埋头苦干的代表，而作为徽派园林，我们要有自己的理念，要敢为人先，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固步自封，我们要善待我们的每一个方案，让每一块砖、每一棵树、每一盆花都体现出他应有的价值。
同时，徽商一定要能承担社会责任。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企业内部的社会责任，就是把产品做好；另一个是对外的，包括对员工的服务，对服务对象的合法经营，以及对社会的公益事业，这不仅是对社会责任的弘扬，也是对企业品牌价值的提升。
最后，徽商要有开放与包容的精神。徽商要走出去，不能总是在安徽这一个地方，要走出安徽，走到世界各个地方，向其他优秀者学习，然后回来回报家乡，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徽商。要在社会竞争中，互相包容，公平竞争，同时要能够传帮带，与时俱进，自己发展的同时，提携后辈，让徽商的精神代代相传。
《决策》：创业20年，您对中国园林事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感悟？
胡优华：园林行业在改革开放30多年里，为城镇化的进程做了很大的贡献，无论哪个城市，没有园林绿化环境都很难去招商引资，但我们行业却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在大环境而言，园林行业没有产业化。一直以来，园林行业作为城镇化产物被划分到住建部，每年的管理只是局限于生态园林城市的管理，是建筑与市政上的管理，但园林绿化列为建筑管理的附属。因此当遇到自然灾害时，园林绿化就无法享受到政府的补贴，也没有保险，这就是没有建立产业化的弊端。
另一方面，就园林行业自身来说，只重理论轻实践。行业内各种概念和研究很多，但是却再也没有一个像当初苏州园林那样的旷世之作，没有一个经典之作，没有让世界为之一振的优秀作品，这是非常遗憾的。
园林4.0时代
《决策》：目前园林行业如何与新技术相结合，在传统中植入新元素，打造智慧园林的概念？
胡优华：我一直提倡要把中国园林艺术运营化，做中国园林艺术的运营商，运营到全世界。
目前政府实行简政放权，将社会化的业务进行外包，福建省福州市在全国率先改革，将整个城市的园林养护全部社会化外包，华艺园林成功中标，我们在养护过程中全部实行信息化管理，所有人员、机械车辆，都通过app系统进行管理，真正实现信息化智慧化养护，把新徽派园林、新徽商精神传遍全国。
在城市园林绿化养护方面，我建议做市政环卫园林三位一体的养护，做成城市物业，把一个城市当做一个大的物业来养护。
《决策》：园林行业作为相对传统的行业，如何创造机会实现行业突破，在新的政策形势下，如何抓住机遇，让传统适应现实？
胡优华：园林绿化行业随着城镇化发展，从绿化城市解决黄土不见天，然后到园林城市，进化到现在生态园林城市，再到后来的智慧城市，未来的健康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园林行业面临的一个大洗牌的时代要来临。对于这个行业来说，这的确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最好的时代，是因为国家现在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的理念，对于行业的发展会更加有利。新五化更有利于行业的提升，营造出精品园林。如城镇化的发展为园林行业带来了大量的业务，工业化给园林行业带来机遇，农业化带来植物材料的标准化生产，信息化为这个行业提供了新的技术，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物联网等推动了智慧园林行业的发展，绿色化更是这个行业的基础目标，为转型生态健康方向发展，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一带一路”所提出的世界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中国的企业要走向世界，中国的园林也要走向世界。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中国园林行业要寻求跨界和创新、要转型升级，具体来讲，包括三个方面。
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篇7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生态觉悟；“力量型”科学；和谐；中国现代科学体系
一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理论溯源及其界限
今天我们提到科学，一般指的是近代西方科学，它起源于希腊的理性科学，重视数学的运用与实验的检测，因而也称为数理实验科学。［1］西方近代科学既有对希腊理性科学的继承，同时受西方近代文化观念的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偏离了希腊理性科学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正如吴国盛先生所言，“近代科学不仅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崭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2］这样，主体维度的价值诉求加上对物质力量的狂热追求，构成了近代科学精神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这种强力意志构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主旋律，也造就了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
［3］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虽然在过去几百年中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二十世纪的科学与技术却展示了西方“力量型”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的核心思想和结论分别从宇观、微观和宏观尺度证实了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局限性，且这种片面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4］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都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和谐的生态觉悟、科学的前沿发展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范式，而这种新的科学范式的核心思想与东方文明中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科学将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和谐”思想对“力量型”科学界限的消融
二十世纪以来，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复杂科学为代表的前沿科学，通过深刻的观念转变和理念创新，打破了时空对立等二元对立观念，演绎了自然宇宙和谐一体的更为纯正的科学自由精神。这种情况下，强调和谐一体的中国传统自然观，在解释新的科学思想上，较之西方“力量型”科学所依赖的机械自然观显得更加优越。［5］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人自然地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东方文明，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科技文化困境。
1儒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思想的发掘
儒家文化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主流。儒家文化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科技的有序发展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6］第一，儒家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克服西方近代科学的原子论限度。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始终把宇宙看作为一个整体，如孟子认为自然之天产生万物，人和万物只有一个来源，万物和人都是其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且彼此相互倚赖。儒家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反对把人与自然相分割和对立，这有助于消融西方近代科学中还原论、原子论的错误理念，有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同发展的关系。第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消融近代“力量型”科学范式中的主体外化倾向。在和谐的状态中求发展，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给予西方“力量型”科学最大的启迪。如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不同分职，只有充分把握好天与人的分职，才能清楚地认识天与人的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认识与改造世界。［7］第三，儒家“天人合一”观有助于改变西方“力量型”科学的控制论世界图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如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把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从社会再扩展到自然万物，进而使仁爱具有了生态道德的含义。这种崇高的境界引导人类理性地控制物质欲望，并把物欲导向精神的追求与创造，塑造人类“赞天地之化育”的伟怀，即理解、赞美和协助自然界之生生不息，并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人性，而成为天地大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西方近现代科学思想认为自然界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物的结合，是一幅符合机械力学规律的自然图景，是一个在人类之外跟人类毫不相干的体系，是人类的能源场与垃圾场，从而培养了人对自然的傲慢感、对于其他物种的优越感。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则对自然有一种热爱、同情、亲近之情，认为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来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来自实验室中的自然切片，强调对自然本身的直接接近。［8］这样，儒家文化的生态智慧显然能够弥补西方“力量型”科学观念的不足。它警示人类，应该去除在自然面前的自负和傲慢，应该敬畏自然，停止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才能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2道家文化中的生态觉悟：“道法自然”思想的启迪
道教文化也是华夏母体上土生土长的血脉文化，道家的核心范畴“道”把人类置于自然世界的大系统中，从自然现象推及人类社会的道德行为准则，以及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其思想路径和特征，与当代复杂性科学的生态趋向是一致的，从而有助于消融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界限。［9］首先，道家的“道法自然”生态思想可以为科学提供新的形而上学基础。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来源于自然并统一于自然界，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天地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它们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道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与近代西方主客二分的机械论、二元论以及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是根本不同的，从而可以为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提供新的哲学基础。其次，道家的循“道”而为的价值原则与当代生态科学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老子的“道”具有生态价值的意蕴，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要与“道”一致，要与天地万物一致，尊“道”贵“德”，顺应自然，体现在实践上就是“无为”。当代生态科学十分推崇老子的这一思想，与老子把天地之“道”作为确立人类道德的根据一样，生态科学的整体论思想、价值观原则都是以生态系统的自然性质为根据的，主张要对自然过程作出谦卑的默认，让自然按照自己的节律运行而不要去破坏它。其三，道家的生态哲学与当代21世纪科学追求的最高境界都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整体境界。老子的“道”是一种尊重生命和自然的伦理观，它要求人们的活动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与生态科学的生态中心主义观念是十分吻合的，他们共同指向“天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境界。总之，在生态整体系统中，人不在自然之外，也不在自然之上，而在自然之中。人应当站在生态系统和地球的角度，成为大自然的神经和良知，关心其他生命，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体现并弘扬大自然的“生生之德”，维持自然界的美丽与和谐。这就是道家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对西方“力量型”科学最大的启迪，今天我们提出科技生态转向的理论支撑点也在于此。
西方科学的畸形发展而带来的一些文化困境，为东方文化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使人类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人类文化图式，从儒学、道学等东方文化中寻找生态智慧与启迪。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能以其特有的生态智慧和觉悟为西方“力量型”科学突破固有的范式提供有益的催化作用，并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范导科学应有的气质，现代科学与蕴涵了东方智慧的儒家、道家文化进行跨文化对话，对于人类超越科技文化困境、迈向澄明之境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生态智慧的发掘与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科学家在“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之间发现了“惊人的平行之处”，以此为契机展开了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之间的跨文化对话。［10］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虽然对于克服和纠正西方“力量型”科学的缺陷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导作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推进为一种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世界观，成功地实现中华科学技术的腾飞，这还取决于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超越的程度。二十世纪末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劲声浪，其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天人分离思维摸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特别是在复杂科学等前沿领域，因而当代西方科学正经历着从主客二分转向主客融合的后现代主义的洗礼。而中国传统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崇尚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思与诗的交融贯通；都鄙视对外在对象作还原性的分析，而注重对人在其中的世界的情感体验。因此，西方的一些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看成是抵御西方科学工具理性的希望。［11］而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一方面要跟西方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力量型”科学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要跟不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被不知不觉排除在“体”之外而流于“用”的危险。中国人的“现代化之忧思”，既有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的“现代性批判”的一面，也有发掘传统文化的一面，既有后现代的一面，也有前现代的一面。［12］因此，为了彻底摆脱现代化的双重困境，中国人不仅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以消融西方近现代科学“工具理性”的界限，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发掘并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生态觉悟，建立起与西方科学平行的中国现代科学体系，进而将这种生态智慧推进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方法和生态价值观，而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则为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历史性机遇。20世纪前沿科学的核心思想与中国科学和文明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这些前沿科学领域将成为中国人大显身手的场所。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东方科学体系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系统科学、协同科学、混沌科学以及生态科学等综合性较强的学科领域。［13］如何将可能诉诸于现实？这还取决于中国传统科学能否在吸收西方科学精髓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阐述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成为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
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创造性地阐释中国科学传统背后所蕴涵的人文理念，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来制约一再跌落的西方科学，是一条十分恢宏而又漫长的道路，但又是一个十分诱惑的思路。一方面对西方而言，他们则有可能获得突破工具理性这个“座架”的外援——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于母文化之中，激活科学自身内在的修复机制；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提供了民族传统文化复兴与现代科学体系建立的绝佳机会。当中国人真正超越自己文化中的旧传统之时，就是中国科学技术走向腾飞之日。
参考文献：
［1］［4］姜岩东方科学与文明的复兴［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8
［2］［12］吴国盛科学与人文［J］中国社会科学，2001.4
［3］吴国盛.何为科学精神［J］百科知识，1998.2
［5］吴国盛20世纪的科技展示了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回顾百年科技
［J］国际经济评论，1999.Z2
［6］［11］陶渝苏论作为科学精神生长点的西方思维模式［J］贵州大学学报，1998.1
［7］梅萨罗维，等人类处于转折点［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148
［8］吴国盛.反思科学［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23-24
［9］李承宗,谢翠蓉.试论道教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与启示［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3.6
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篇8
在众多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和类型中,传统技艺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技”表达的是技能、是工巧,是改造改善自然之物的力量和技术。“艺”表达的是法则,是秩序,是心智,是塑造应用之物的智慧和美术。技艺把实用与艺术、把共性和个性有机地融为一体,它所遵循的工艺、材料、技巧、程序、塑造的器用,传承着人类宝贵的智慧、情感、规则和审美的种种感悟和成果,为我们展示了千姿百态的文化物品和文化品格,让我们体察到文化的丰富性和人类才智的无限性。千百年来,传统技艺形成了完整而发达的手工生产体系,涉及人类生产实践和生活需要的各个领域,形成了诸如印刷、酿造、榨取、烹饪、炮制、木作、雕琢、烧造、冶炼、纺织、印染、刺绣、编结等难以尽数的专门技艺、技巧和知识。国务院已公布的1028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传统技艺类项目有186项,2009年2月,文化部举办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系列活动,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取得新的成就,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传统技艺异曲同工,“老字号”作为中华商业文化的精髓,凝聚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血和智慧,衍化成各地风土文化的象征和符号,成为一个区域乃至中华民族文化与情感的重要载体。以手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技艺,大多存在于各行业的“中华老字号”之中,一个或数个自主开发的传统技艺,成为支撑百年老店长盛不衰的关键。传统技艺以老字号为平台,老字号以传统技艺为支柱,共同发挥着记载历史、传承文明的重要作用,彰显着中华文明独特精神品格和民族气质,凝聚了中华造物技术思想和实践经验。老字号不仅掌握了行业内手工技艺的最高水平,还网罗了最具成就的手工技艺传承人,形成了世代相沿的产品、技艺和服务体系,为传统技艺营造了繁荣发展、因袭传承的家园,创造、继承和发展了优秀的民族文化。
在全球化、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技艺,无时无刻不在受到严重冲击,其生存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掠夺性开发,一些传统技艺后继乏人。老字号的现状也不容乐观,建国初期,老字号大约有八千家,现在仅存一千多家,山东仅存的三十六家“中华老字号”中有相当一部分经营困难、举步维艰。如何从传统技艺和老字号入手,找到两者互相促进和推动的契合点,创新传统技艺保护和老字号振兴的有效举措,成为许多人思考和探索的方向。山东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值得肯定的工作模式探索。
一
从中国传统文化层面看,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是先民们博大智慧的结晶,尽管它主要产生于民间,但与其它物质或精神文化遗产一样,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研究中国非物质文化,一个绕不过去的课题便是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传统文化基因已经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文化血液中,即便春秋以前的非物质文化也与传统文化同质。因此,任何对中国非物质文化的研究必须置身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
从文化交流层面看,任何一种文化在与自身之外的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往往呈现为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并行的状态。换言之,世界上所有文化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共同构成世界文化,同时均保持着自身文化的独立性,有着自身鲜明的文化个性与文化语境,非物质文化亦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近几年“国学”复苏,中国传统文化以活跃的姿态挺进全球。民族复兴的脚步,也响彻在话语权的“抢夺战”中。事实证明,我们要推进的不仅仅是形而上的儒释道,包括非物质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通常需要具体的文化形态作为载体。我们来列举两个耳熟能详的例子,如功夫和中医。功夫和中医在西方的传播盛行,背后彰显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从传承创新层面看,中国非物质文化博大精深,活力充沛。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保护也是为了传承。我们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必须与本土化现代艺术设计、本土文化产业等结合起来。在对非物质文化的吸收、扬弃与变革中加以继承。那种把非物质文化放到“静态保护”状态,使其充当所谓文明进程活化石的想法是幼稚的。因为,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事实就是:现代化已经无孔不入。非物质文化区域内的个体(主要指非物质文化传承者)也有享受现代化成果的愿望和权利。在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中,我们应当在立足于自身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锐意创新,根据时代特征,将本土非物质文化放到动态创新层面,置于活态发展空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
二
“老字号”作为特指的经济文化现象,成为历代经济文化繁荣的标志,它以斋、坊、铺、堂的形式成为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但也以特有的经营理念、手工技艺和服务策略成为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字号”品牌是其所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集中的物质化体现,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和厚重的文化底蕴。“老字号”所属的传统手工技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价值取向、功能结构以及品质形态紧密相连,与人类日常生活欲求心理及社会文明教化密切相关,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特征。甚至可以说,它既是中华文化理念的表现形式,又是中华文化精神生生不息的传播媒介。传统手工技艺总是与地域文化紧密联系,显示出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特色物产、乡土风气、人情习性、行为劳作等各个方面的特征,是中国民间文化的物化形态,其所包含的饮食思想、制作工艺、传播习俗暗合科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其所传递和继承的深刻的人文精神、达观的人生态度和纯厚的乡土风俗,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独创精神,展示出珍贵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人文价值、民俗价值、经济价值及社会价值,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信息,成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按照同志“要拥有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要拥有我们民族的世界品牌”的要求,在抢救、保护、传承、发展的基础上,应倍加珍惜“老字号”的品牌价值,努力寻求传统特色与现代元素的融合点,创新老字号品牌,在保护传承原有独特技艺的基础上积极应用现代科技和传播方式,在开拓创新中展示浓郁地方特色,传承独具匠心的传统技艺和服务,将凝聚世代先辈的心血和智慧、体现诚信经营的商业文化精髓发扬广大,为弘扬中华文明和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三
山东有着古老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文化传承,在民间留存有大量鲜活的、源自劳动人民的传统手工技艺。历代老百姓以其智慧、热情和技巧,创造了源远流长、千姿百态、人情浓厚的民间各种门类传统手工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手工技艺业――山东境内的东阿阿胶、周村烧饼、王村醋、潍坊红木嵌银漆器、龙口粉丝、崔字香油、德州扒鸡、济宁玉堂酱园、兰陵美酒、景芝酒、古贝春酒、即墨老酒、鲁菜、石蛤蟆水饺、鲁东铜响乐器、乾隆杯酒等等老字号类传统手工技艺的生产性保护,无疑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视角,而在这种生产性保护中,保护和研究者对于历史文化的挖掘工作又是令人感动的。换言之,对于上述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置身于中国文化和现代化语境之内的。我们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审美、文化心理以及置身于中国文化语境之内的非物质文化社会学、产业经济学角度探讨中国非物质文化的传承。所以,从老字号入手挖掘和开发传统手工技艺,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工作,不失为一种可资商榷的新思路。
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篇9
关键词：生态智慧；天人合一；尊重生命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3-0172-02
生态美学，成为近年来备受世界学术界关注的话题，20世纪中叶以后，“回归自然”成为当代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和伦理要求。在寻找发展之路的过程中，人们不自觉地把目光转向了拥有几千年文明智慧的中国，希望从古人的智慧之光中，找到对今天社会发展有益的正确途径，生态美学的建立，正是人类努力的表现，生态美学的目的不是建构主体与客体的小美，而是要实现“不仅在与其系统整体的博怀和包容性以及融天地人共生共荣的情怀，而且还必然以最优的状态显示生命的美态……使美最大化地创设着人类审美化、生态化的生存园地”的大美。中国古代哲学大精深的生态智慧，以求自然、求自由，求解放为追求，在追求自我过程中不仅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实现了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为今天生态美学的建设以及现实中生态实践，都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和启发。
一、感悟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启示
在对现代文明反思过程中，人们不自觉地把目光转向了充满智慧和哲理的东方世界，中国以其独有的智慧和生存之道承载了千年文明的发展，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智慧源泉，其中包含的生态智慧，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
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是“天人合一”，这既是哲学的核心也是中国古人的生态观的集中体现。“天人合一”思想的首要涵义是，肯定人与自然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周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种把人生问题与天联系起来的思想，说明中国古代哲人强烈地意识到了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受《周易》中所孕含的天人关系的影响，儒家从“天人一体”、“性天相通”、“天人合德”的角度来论证天人合一，孟子、张载、王阳明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如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说、张载的“民胞物与”说和王阳明的“人与天地万物一体”说。道家主要是从顺应自然，取消人为、合人于天的角度来讲天人合一，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庄子说“古之至人，天而不人”(《庄子・列御寇》)、“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就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人的思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的，相互融合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包含先民对于自然万物的敬畏之情，自然不仅孕育了万物，更是人类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人类不可能脱离自然而存在，自然不仅赋予人类生命，更赋予人类智慧，在认识自然中，人类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这些思想和理念都在阐明，人类在生存、发展的同时，一定要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以博爱、平等的心去合理的利用和改造自然，才能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当代生态美学的建立提供了有益借鉴，当代生态美学是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实现人自身的和谐发展，实现生态平等，建立可持续的发展的社会，在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中蕴含的这统一与和谐，平等与自由，也是现代生态美学致力的方向。
二、走进自然，享受自然中的生态智慧的启示
中国古人的生态智慧不仅表现在对大自然的崇敬和感悟上，而且表现在对自然的欣赏和品味上。在古人的世界里，虽然自然中有很多他们无法解释的现象，但对自然并不是“敬而远之”，而是真正地走进自然，感受自然，把自然融入怀里，中国古人始终对大自然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在这欣赏之中，发现了山川田园之美，归隐游宴之乐，在山水之中寻得人性的复归和精神是自由。
中国传统儒道自然观对世人走进自然山水，产生了深刻影响。孔子在《论语・雍也篇》提出的“知（同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力倡一种以道德精神为主的人与自然的合一。道家《老子》中虽没有直接言及自然山水，但其自然观所描述的返朴归真境界已显示向自然界的亲近思想。《庄子》进一步阐发老子自然观，通过描述理想人格形象与山林的密切关系，阐明人寄意于“广莫之野”，投身自然中去，就能体验和实现其玄奥的“道”。到了魏晋玄学时期，更加注重对精神世界的挖掘和表现，阮籍在《达庄论》里也认为：“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宗炳的《画山水序》的画论中论述到：“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山水成为贤者“澄怀味象”的对象。将观者带入自然生态境界，自然也融入了世人的情怀中。自然不仅诗意化，而且也人格化、人性化了。向秀、郭向注《庄子・齐物论》认为：“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岂远之哉？”，既然人与自然山水景物同属“自然”之物，在人们的眼中富有灵性的山水被视为可与其交流心智、袒露性情的亲弥对象，人在自然山水中也感觉到自身人格的被认同和被重塑。能在自然山水中自由展现自我人格，而自我主体也能在“游目骋怀”的赏悟自然山水中化入宇宙，“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在实现物我两化的观照中生成最高的生态美境界。
从中国古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我们认识到，自然山水田园和生存于其间富有灵性的生命使人获得与自身生命潜能相对应的抒写载体，获得自由精神和人格发展的最高自然本体，而人通过意象性的自然语言所展现的景象，引人进入生趣盎然的生态境界，形象阐释了自然田园的本元生态性质及其所具有的生态价值和意义。“生态审美活动是调动了人类肌体的全部生命机能的活动形式，在生命激情的涌动中，在恣意的情感迸发中，人们品尝着生态‘美味’，体验着生命的存在价值。”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找寻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人类对终极自由的追寻，必然是在生态系统的循环与和谐中生成。”
在融入自然享受自然中，人类把自己的主观情怀也融入到自然中，充分享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自然的对话与交流中，更珍视和尊重生命，这对现代的生态美学建设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今天，在注重保护环境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的态度，只有用心享受自然，融入自然中感悟生命的流动，才能真正认识到生态之美。
三、珍视生命、尊重生命中的的生态智慧的启示
生态美学“作为一种诗意存在，立足于人的现实存在，解析人的审美实践活动的生成，建构人的精神―心灵境界，消解人类活动中的对立与争斗，审美化地调适人类社会的发展，启悟人类朝向未来的诗意生存，打造人类未来文明形态。”生态美学如何唤起人类思想中沉睡已久的生态意识，重拾人类美好的精神家园，这是当代生态美学建设面临的一个问题。
中国古人在面对自然时，从加强自身修养开始，提出了“节欲”、珍视生命尊重生命等具有人文情怀的生态观，道家的始祖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庄子也认为:“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掷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堡，而民朴鄙；措斗折衡，而民不争。”在他们看来，只有轻视物质利益才是重视生命的真实意义，人“重生则轻利”，“虚己”方能“成己”，这种观点虽然有其存在的局限性，但种对自然的态度和自身精神境界的追求中，却为今天被物欲束缚的世人，打开了通向自由和谐的途径，只有在懂得“节欲”和生命的含义，人类才能才能真正实现和平，真正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儒家以“仁爱自然”的角度阐述人应当怎样与自然相处。孔子站在道德伦理的角度要求人们爱护大自然，并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曾子发挥了孔子的这一思想：“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儒家的观点并不是要把山林川泽封禁起来不让人们利用，而是必须按照规定的季节时间开放，让自然界有充分的时间得以喘息和恢复。由此可见，古人在人类如何向自然界索取这个问题上，其态度是审慎的，其做法是有节制的。孟子则主张“仁民”而“爱物”，强调人要由敬爱亲友而泛爱他人，由爱他人而仁爱万物，人类要爱护自然之物，因为物可以养育人。而且提出了保护生态资源的主张，如“林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这样才能保证自然资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中国古人，在面对自然的时候，更多是以一种平等的关系来对待的，自然万物都有其存在的权利和价值，珍爱生命，尊重生命，人与自然能才能和谐相处，人与人也才能和平相处。中国古代生态智慧以尊重生命为基本原则。把尊重生命作为人类最高的德行，这在整个生态思想的发展进程中是非常宝贵的，也是当今我们建设生态美学的一个重要立足点。
生态美学，不仅只是一个学科建设，更是人类对自身发展的反思，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在寻找救世之路上，中国传统哲学和生活方式，为今天的生态美学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撑，中国古代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虽然并没有明确的生态意识，也没有自然保护的概念，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显示了意蕴深广的生态智慧，这种智慧不仅在理念和方法上为我们现今的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提供了理解问题的视野和途径，而且为如何建设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建设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途径，有助于我们今天的生态建设、生态意识和生态道德的培育。
参考文献：
[1]盖光.文艺生态审美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郭诚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4]杨振宁.《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J].自然杂志，2005，(1).
[5]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陈鼓应.庄子今译今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孔子.论语[m].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篇10
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文化科技水平有了飞跃，人们沉浸于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日益提升的物质生活水平，品味着国外文化给我们的生活方式转变带来的不同感受。在世界日益扁平化进程中，发现我们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正被快速弱化，逐渐淹没在单调的国际化浪潮中。传统生活用具是见证我们民族曾经的智慧与文明的活化石，如何保护与传承传统生活用具所承载的传统工艺、民族智慧、传统审美、工匠精神，对工业革命4.0中的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型具有深远意义。
1、“活化”传统手工艺的必要性
所谓“活化”，即赋予文化遗产以新用途，获得新生命，从而使文化遗产能够服务于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需求。传统手工艺也属于文化遗产，对传统手工艺的“活化”就是赋予传统手工艺以新用途，获得更旺盛的生命力，为现代经济和文化发展需要服务。
传统手工艺门类众多，根据张道一先生的研究分类，生活用具类是其中的类别之一。中国传统生活用具，是我们的祖先为满足生存、生活需求，经过长年累月不断地实践探索而创造的日常生活用品，能充分体现中国人传统的造物智慧、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对生活用具类传统手工艺的“活化”，首先是中国人对文化身份、文化归属感和文化价值追求的心理需求。在西式生活深刻影响国人之际，传统生活用具都被现代工业化产品替代，传统手工艺走向消亡。而中国人骨子里的“乡愁”情怀，让即使身在琳琅满目的现代商品世界，也会对记忆深处的传统手工艺蔓延出怀念的情愫。其次，是保护和传承传统手工艺文化的需要。生活用具类传统手工艺凝聚着中国人对生活的理解和智慧，体现着造物过程中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阐述着先人依材造物、物尽其用的绿色环保造物理念，展现着雕、描、刻、绘、嵌、烙、漆等朴素自然的装饰技巧。再次，符合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理念要求。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在巴黎总部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具有5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更应该弘扬发展好传统文化。再有，是推动民族特色品牌，从“代工中国”向“品牌中国”转型的需要。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未富先老”，只有顺利转型，才能真正解决一些重大问题：而传统手工艺文化，能给现代设计注入中国传统的魂，推动民族产业品牌化。
2、“活化”传统手工艺的意义
传统手工艺技艺以及产品中凝集着大量的传统文化信息，它反映了生产力技术的传承和发展，呈现了地域文化的特质以及手工艺人的品格内涵。同时，手工艺产品传递出细腻质朴的人文乡土气息，唤起人们最本质、最原始的文化记忆和乡土文化认同感。可能有人认为，在现代产品及其丰富的时代，那些传统手工艺品是过时的东西，不符现代生活方式，完全可以被淘汰。然而，这些传统手工艺凝聚积淀着中华祖先的智慧与对生活的理解，都有着各自的传统，如果舍弃了，中国也就失去了中国的特色。传统文化是民族发展之根，只有传统文化根系保护完好，充满生命力，枝叶、花朵才会健康生长。我们必须珍惜和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才能具有民族大树不倒之力量。传统手工艺是民族产业发展之根，传统手工文化所代表的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审美境界。要使我们的民族产业茁壮成长，必须要保护和传承好我们的传统手工文化，吸取借鉴传统手工艺的造物思想，发扬传统手工艺的工匠精神，运用并发展符合国人审美的各类手工艺，发展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民族产业，生发出更多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当代产品品牌之花，形成中华民族产业之树不倒之力量。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造物文明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我们能激活这些承载于物质文化之上的传统技术工艺、古老智慧用于我们当代产品设计，那么，将会为国际设计多元化贡献智慧，我们的生活也将更接近我们民族文化的本源。
3、“活化”传统手工艺的定位方向
传统手工艺门类繁多，各具特色，基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大部分传统生活用具都有现代工业替代产品，根据使用价值在传统用具中的权重，传统手工艺的“活化”大致朝两个方向定位。一个方向是淡化生活用具的使用功能，突出生活用具中传统手工艺的艺术欣赏、收藏、装饰及纪念品功能，如油纸伞、团扇、折扇、臂搁……等：这部分传统手工艺的“活化”，主要从传播精神文化的角度切入，这类传统手工艺品运用的传统手工技艺丰富，有雕、描、刻、嵌、绘、漆等多种工艺，可用作舞台、影片的场景背景或道具以及当代环境艺术设计，还可以根据地域景点开发成旅游纪念品，成为当地的文化符号，给游客留下一件记忆载体。一个方向是结合现代生活方式，用现代产品设计来完善优化传统生活用具的使用功能，使传统手工艺走进百姓日常生活，如木梳、首饰盒、餐具、茶具……等。有些传统手工艺，既能成为精神文化的载体，也具有广泛的使用价值，可以以一个方向为主，而兼顾其他。
4、传统手工艺“活化”途径探索
4.1用现代设计为传统手工艺注入灵魂
也许传统手工艺人抱怨，一味追求现代设计会对传统手工艺带来致命冲击。但是事实证明，给传统手工艺发展带来颓势的，恰恰是那些安于现状的传统手工艺从业人员。他们没有创新的重复制作，不能使产品随着民众对不断变化的生活需求而更完善，造成功能滞后，导致现代设计的“冲击”有可乘之隙。相反，恰是当代设计紧密结合生活，追求不断创新，使得传统手工艺被不断挖掘并得以应用。如日本喜多俊之对“taKo”照明器具的设计，考虑安装的便携性和独特柔美光线的追求，给日本最早出F但濒临消亡的传统手抄和纸工艺带来了新的生机。再如我国的“谭木匠”梳子，将传统工艺与现代专利抛光技术、插齿技术结合起来，用料考究，具有防静电、保健、顺发等基本功能。而且产品装饰主题极具民族特色，有牡丹、翠竹组成的“花开富贵，竹报平安”，有凤求凰、鹊桥仙、合家欢等系列产品，符合国人思维、审美习惯，也为产品增添传统人文气息。“谭木匠”每年向社会开展不同主题的设计征稿活动，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促进产品经常推陈出新，给消费者带来新惊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当代设计给一些濒临消亡的传统手工艺注入了灵魂。保护与传承传统手工艺，不是复制，而是“用设计，给过去一个未来”。传统手工艺一旦与现代设计结合，不仅给传统手工艺有了发展的机会，同时也给现代设计遗传了民族文化的基因。
4.2用现代品牌营销策划为传统手工艺注入活力
传统手工艺产生于自给自足农耕经济模式的传统手工业，“酒香不怕巷子深”成为传统手艺精湛，不用任何宣传也能吸引顾客的代名词。但是在到处充斥成本低廉的日用品的当代，如何开拓市场是传统手工艺面临的问题之一。保持一定的市场需求量，是传统手工艺成功“活化”的保障。现代品牌营销策划，是以品牌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为研究的重点，在掌握了大量信息资料的前提下，遵循系统性、可行性、针对性、创造性的原则，为企业品牌的整体营销活动提供一个科学的活动规范方案。通过现代品牌营销策划，挖掘蕴含在产品中的传统手工艺的文化内涵，在宣传产品功能与质量的同时，彰显传统手工艺文化悠远的人文情怀，与受众达成情感共鸣，产生品牌价值，提高市场的销售量，为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活力。如前面提到的“谭木匠”梳篦的品牌营销策划，谭木匠从梳子的木材质入手，并以“我善治木”“纯手工”制作的生产加工过程为产品定位，规避以塑料为质的梳子市场的过度竞争。通过挖掘中国几千年积淀的梳文化，结合“情人节”、“七夕节”、“母亲节”等节日开展主题营销活动，塑造品牌形象，品牌风格易于辨认，有浓厚的文化品味，大大提升了谭木匠的品牌内涵。谭木匠的梳子做的已经不仅仅是产品，而是文化。正是谭木匠引入现代品牌营销策划，才促使谭木匠充满活力，靠销售小小的梳子和镜子，塑造了优良品牌，创造了巨额财富。
4.3充分利用“互联网+”让传统手工文化融入生活
传统手工艺以人为核心、以生活为载体的特征，决定了它只有融入现代生活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在公众的需求中被更好传承。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曾经被冷落一时的传统手工艺也在这个时代获得了“活化”的机遇。通过手机app或者是其他互联网平台，不但可以直接购买传统手工艺品，同时还能通过视频看到这些手工艺品制作的过程，直观感受这些具有“工匠精神”的传统手工艺人，如何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地制作出精美绝伦的传统生活用具。“互联网+传统工艺”的模式，不但为传统手工艺的活态化培育了文化生态环境，也通过网络创客的创新设计，赋予传统手工艺以全新的生命，同时传承与弘扬传统手工文化。上海民俗学会会长仲富兰说：“文化是从社会的生活环境中培养出来的，脱离了生活环境的文化必然无法生长，传统文化要更好地传播，就必须生活化，而互联网恰恰是将其生活化的重要载体。”
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