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研究篇1
关键词：史禄国；满族研究；民族志
史禄国（1889―1939），原名希罗科格罗夫・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是俄国著名的通古斯学者。史禄国的通古斯研究是根据在贝加尔地区和蒙古满洲地区的考察中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而这些分析研究的一部分是他在中国与其毗邻的各地方调查的最后几年中完成的。在这些考察中，史禄国调查的主要对象是包括满族在内的通古斯人。史禄国在他的《北方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一书的前言中认为他对于满族的调查，在他的调查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因为本文是对于民族志方法的一种认识，所以本文只涉及最基础的部分，即最普遍的村落民族志。由于作者否定了《满族的社会组织》一书在他的通古斯人研究体系中的意义，因此那本关于满族人的研究中的论述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瑷珲地区的依彻满洲民族志来进行模仿和学习。
一、民族志中文献资料的运用
《北方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一书的前言中史禄国提到了豪尔对其《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一书的评论，豪尔针对书中那个语言学方面进行了批评，而作者解释说书中所记录的满族氏族名称的解释是从没有受过教育的满人那里听到的。豪尔认为这些解释是出自作者本身。豪尔的疑虑并非不无道理，史禄国的解释也难以服众。书中提到的氏族名录及其解释，加上后面关于亲属称谓的图，很有可能都是作者直接借用二手文献资料进行整理的。若是作者直接从田野中得到了第一手的调查结果，那么作者肯定是会在写作之时进行详细的标注的，作者之所以这样在其他书中对此问题进行澄清，这说明当时作者对这部分内容并不自信。由于这个系统过于复杂和庞大，作者只能依据文献资料在调查过程中进行验证，而非通过访谈得出资料。然而这也只是猜测，至于史禄国当年是如何做，现在也无从考证。
但这种对待文献资料的做法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所要进行考察的事项过于复杂或者搜集材料难度较大时，可以恰当地运用能够搜集到的相关文献，并进行整理分类，再从中提取出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最后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对已经整理好的文献不断的验证和修改。文献资料可以为我们自己进行民族志调查节省很多时间，但别人搜集的资料自己运用起来也有诸多不便，如何应用好他人的资料也是值得学习和不断熟练的。
二、田野调查的展开和书写
在进行民族志材料的搜集时，需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除了必要的文献资料，田野调查是另一个重要的搜集材料的方法。它需要调查者亲自参与到所要进行调查的社会生活当中，从中观察自己想要得到的材料，要求调查者“进得去，出得来。”调查所要求的广度和深度不必多说，它要求调查者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每个方面的细枝末节也都要问得清清楚楚，这样才有说服力，也才能将所要了解的东西更加详细和真实的记录下来，无疑这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在这里主要想说明的是民族志的书写。从史禄国的这本书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在民族志的书写方面有三个特点，首先就是在深入描述完一个事件之后都会对其描述的事件做一个精炼而又准确的总结；其次是在进行书写时将描述一个人的具体特征的定语置于具体称谓之前这种方式；最后就是在民族志材料的书写之时加入少量的分析和总结，这样文章会显得更加完善。若是按照西方民族志来讲，我国的民族志材料调查范围窄，内容也不够完善和深入。但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按照西方的民族志书写来要求自己，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天下范围内中国有中国的礼仪，有一套能够构建社会关系的立法以及与之相伴随着的固定化的仪式，对于西方人类学研究而言，他者指的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文化，而对于我国人类学研究来讲，我们的他者指的就是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
三、我国学者进行民族志书写的两个特点
反观我国的民族志，内容大多继承了国际上的研究惯例，田野考证如文献资料搜集相结合，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有一点不同的是中国的学者在进行民族志资料搜集的时候不会对两关系性的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史禄国在最后一节“满族人的生活和组织的若干特点”的最后还特别就两性关系去进行说明。而我国学者对于两性关系方面避讳较多，甚至绝口不提。还有一点就是我国的人类学者喜欢把田野点选在国内，像李安宅那样去美国自留地对印第安人进行研究的学者少之又少，或者说，此类的专著很难见到。我国人类学者大多把田野点选在华南和华北，而非像国外人类学者一样有对于异族文化的书写。大陆学者如此，海外华裔学者也比较倾向于华人社会的研究，在海外进行外国的华人社会研究的也很多。
上述两点不同可以归因于我国民众的信仰体系，就像史禄国的田野调查是在为俄国做事，有美化俄国的烧杀抢掠之嫌一般，我国人类学者进行田野调查也受到中国千年的儒家文化所制约，中国对于两性关系的禁忌是一种难以提及的研究禁忌，在这方面外国学者本身没有这种禁忌因此在进行此方面的考察时相对轻松，而中国民众对于外国学者往往持有一种对陌生知识的崇敬态度，往往更可以将其不愿与同胞言说的材料讲给外国学者。在中国“根”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何海外华裔人类学者钟情于华人社会的研究。而大陆学者对于华南华北的考察则有可能是找出中国社会的顽疾，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一种选择。或者说是深入了解中国社会，从学术的角度对中国的发展献计献策。这和一些西方民族志调查的出发点有所不同。对于人类学这个西方的舶来品，我们有理由以中国的礼仪进行对待，而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所能做的便是沿着前人的足迹不断摸索前行。
参考文献
[1]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史禄国.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3]王铭铭.西方作为他者[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民族史研究篇2
【关键词】少数民族科技史科技史田野调查法
一、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侧重点
1．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目的
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隶属于科技史研究的范畴，是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科技史”）研究的一个具体方面。我们知道，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既要研究科学技术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又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因此，科学技术史既不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学，它是横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性学科。由此可见，我们研究科技史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与制约因素，是为了认识规律，以指导我们的行为，促使科学技术更好地发展，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当然，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其目的归根结底也是如此。
2．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思路
基于科技史研究目的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审视，也应包括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既要研究少数民族科技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另一方面又要研究从产生至今，少数民族科技在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及其与社会相关因素的内在联系。而要研究这两个方面，必须获得一定的资料，并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包括概况与猜想的方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的方法，分类与比较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朔因与预见的方法，控制论思维方法，数学思维方法，模型思维方法，系统思维方法等等）加以整理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揭示内隐其中的规律。因为只有有了资料，我们才能进行分析。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获取资料，尤其是获取第一手资料，更显重要。
3．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侧重点
不同门类的学科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在研究方法上会有不同，但都必须符合科学方法论上的若干要求，否则其科学性就会受到质疑。我们知道，科学研究是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的研究关键是获取第一手资料。各门学科获取第一手资料有不同的方式。自然科学多以实验为基础，社会科学多以调查为基础。科学技术史是一个交叉学科，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一门综合学科。所以其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方式也应以实验和调查为基础，这不同于单纯的历史学主要从文献中获取方式。少数民族科技史是以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及其历史为研究对象，而问题恰恰就在此，正如万辅彬教授在《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技人类学》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以往人们主要通过手头现成的科技文献从事科技史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则大都处于空白状态。”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内，恐怕我们最应该做的就只有田野调查了。
二、民族学田野调查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的适用性
（这一部分主要说明田野调查对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科技史的普适性）
1.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概述
田野调查又叫实地调查或现场研究，属于传播学范畴的概念。主要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如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民族音乐学、地理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语言学、古生物学、社会学等，其英文名为fieldwork。科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是由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ronisawkaspermalinowski）奠定的，在我国这方面卓有成绩的是著名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先生，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参与观察。它要求调查者要与被调查对象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从中观察、了解和认识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田野调查工作的理想状态是调查者在被调查地居住两年以上，并精通被调查者的语言，这样才有利于对被调查者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解释。田野调查是民族学家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基本途径，是民族志架构的源泉。民族学田野调查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2.田野调查法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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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过程用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工作者身上同样有效，训练有素的科技史工作者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可以弄清该科技或工艺在该地区该民族生活生产中的作用和具体的使用方法以及其祖辈们使用的具体情况等等。（先说明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方法探索过程，再提出借鉴田野调查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补充）。
由于研究对象和目的不同，少数民族科技史田野调查法有其独特的特点，不能够把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硬生生地套在科技史的研究中。民族学理念下的田野调查法的使用，其结果是使得我们对科技的相关社会因素有了较透彻的认识。但工作仅做到这里远远不够，我们要反过来思考，从这些被看清的社会因素出发，再来审视少数民族的科技，社会因素哪些起了积极作用，哪些起了消极作用，便更清晰。被这些积极和消极因素影响后的科技又是怎样影响了社会，导致社会因素中的哪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往返分析，则更适合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我们不像民族学的研究，注重文化。我们关注的是科技，或许文化和科技有时也在较量中共存共荣。
3．民族学与少数民族科技史运用田野调查法的异同
定量分析指分析一个被研究对象所包含成分的数量关系或所具备性质间的数量关系；也可以对几个对象的某些性质、特征、相互关系从数量上进行分析比较，研究的结果也用“数量”加以描述。定量分析的理论基石是实证主义。从研究的逻辑过程看，定量分析比较接近于假说－演绎方法的研究，既保留重视观察实验、收集经验资料的特点，又保留重视逻辑思维演绎推理的特点，应用假说使得观察实验方法和数学演绎形式结合起来。正因为这样，定量分析往往比较强调实物的客观性及可观察性，强调现象之间与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同时要求研究者在研究中努力做到客观性和伦理中立。定量分析方法很多，但各种方法在应用时往往都有一定的程序化。如实验法、观察法、访谈法、社会测量法、问卷法、描述法、解释法、预测法等等。
因为科技史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它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的学科，学科的交叉即思想的交融，必定会产生特定的研究方法，前文我们提到，自然科学注重实验的方法，社会科学注重调查的方法。既然科技史有自然科学的特质，就少不了要做实验，定量的进行分析。所以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要为日后做定量的分析做足准备。在调查过程中，该测量的一定要测量，该取样的要想办法尽量取样，该记录的工序一个也不能少，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做定量的研究，分析科技内在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
三、结语
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的呈现形式往往是以工艺的形式存在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对传统工艺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对传统工艺的研究也应遵循上面的阐述，也应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探讨。至于很多学者讨论的传承与保护问题，我们认为不应该纳入到科技史的研究范围内，我们发现，要传承和保护的往往是某种文化层面的内容，应该由文化学界的学者来探讨。科技史要探讨的是科技层面的问题，至于某种工艺要消失了，从科技的角度，或许它已经符合了我们发现的规律，某种工艺被传承了，或许它也符合了我们发现的规律。不是所有的传统工艺都要被保护，科技革新，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新旧科技的博弈，没有淘汰，也就没有科技的进步。所以，我对很多科技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中看到的牵强的传承与保护感到不解。似乎这已成了传统工艺方面写作的模式了，笔者觉得不可取。
参考文献：
[1]仇小敏，高剑平．发展文化产业与文化体制创新论略[j]．学术论坛，2005，(5)．
[2]韦丹芳，万辅彬．西部开发视野下的民族科技史研宽[j]．广西师范学学报(自然科举版)，2004，(1)．
[3]万辅彬．从少数民族科技史到科技人类学[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5）．
民族史研究篇3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少数民族;新闻史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3-0103-01
一、探寻历史,追根溯源
在《通史》中作者认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远古时代的各个部族之间,已经存在了信息传递和交流。只不过开始的时候,由于文字还没有出现,只是口头上的传播。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字的出现,史官的作用得以发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从而在客观上使古代的史官成为了历史上重大新闻的记录者和某些重大新闻的者。作者的难能可贵在于不光给出了这个观点,而且还提供了具体的例子做支撑,让我们知道其论点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二、思路清晰,章节连贯
《通史》一书按照新闻本身的内在规律来划分历史发展阶段,具体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编:蹒跚学步(远古―20世纪20年代),主要内容为报刊产生前的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清末民初的少数民族报人的办报活动、清末民初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第二编:峥嵘岁月(20世纪20―40年代末),主要内容为少数民族现代报刊萌芽与雏形、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初步发展阶段。第三编:火红年代(20世纪40年代末―70年代中叶),包括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深入发展阶段(20世纪50―60年代中叶)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特殊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叶―70年代中叶)。第四编:满园春色(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包括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层次、多种类、多种文字的民族报刊体系,多语种、多层次、多渠道的较为系统的新闻传播体系的形成,少数民族新闻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初创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
三、内容详实,历尽全面
本书不仅研究少数民族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还兼及网络、新闻教育、新闻传媒的经营管理以及为少数民族新闻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新闻人物。内容之广泛,在同类书籍中也是非常少见的。《通史》分门别类,对新疆、内蒙古、、广西等地的新闻教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分别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通史》内容的丰富还体现在对于具体的每一张报纸的撰写上。
此外,还不得不提到的一点是,《通史》不仅对少数民族文字的报刊做了介绍,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文报刊也做了深入的探讨。这就涉及到了对民族新闻的定义问题。什么是民族新闻?作者在《通史》中搜集到了10个关于民族新闻的不同定义,这些个定义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只不过是每一个侧重点不同。
四、研究方法,独辟蹊径
在现代社会中,很多少数民族依然保留着自己古老而原始的礼仪风化,然而,于此同时也有很多珍贵的民族文化处在濒临消亡的边缘。如何抓住这些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也就成为了我们当下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通史》中所提到的民俗研究的方法,都是我们今天对于民族新闻研究的颇具潜力和特色的发展方向,其独到之处是不言而喻的。
五、紧跟潮流,与时俱进
《通史》作者对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兴起和发展做了详细的介绍。少数民族新闻网站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现在有200多家。它年轻而富有朝气,依赖于信息产业技术条件和基础设施,突飞猛进向前发展。有的民族网站的发展甚至走到了中国网络媒体的前列。在《通史》中,作者就以天山网为例,同时插入了天山网汉文版、维吾尔文版和俄文版等3个版的首页插图,使读者生动形象的了解到了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发展状况和特色。而作者对于少数民族新闻网站的介绍还不仅止于此,他们还在更深的层次上进行了挖掘。
民族史研究篇4
《元朝名臣事略》史源探讨
元代徽州进士考述
黑水城所出《肃州路官员名录》新考
“纲首”与宋日、宋丽交往
明郑海商行迹琐议——以“唐船风说书”的记载为中心
1734年菲律宾群岛图研究
古代伊朗与中国马球运动文献、文物之比较
慎懋赏《海国广记》中的波斯语词汇
18世纪下半叶中国内地回民分布状况初探
构建国族国家:民国时期民族学家的边疆教育实践
《农田馀话》作者小考
吐蕃麝香和中世纪阿拉伯的制香
元朝窝阔台系诸王爵邑考
拜住西征与蒙古派系斗争
从阿速军到阿速卫:元代阿速军队组织的起源与变迁
金末元初“东平派”士人集团的学术传承
元代科举的四等人制和地域差异
元末文士杨维桢家世考
碑刻材料中的元代嘉定庙学
再议16世纪前期葡萄牙人在上川岛的贸易活动
“南岛路”与8至9世纪唐日之间的海上交通
台州古代海上交通和台州商人初探
辽天祚帝逃难夹山地望考
鞑靼和大元国号
清咸同年间黔西南回民起义领导金万照生平考略
民国时期云南官方民族人口统计的产生与发展
南宋佚名《昭忠录》与《宋史》关系考
元《雍古氏家庙碑》释考
关于“司吏张国用等马契”定名勘误及考释
《元史》有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几处集中记载的辨析
《元史·太宗纪》太宗三年以后纪事笺证
《元史》订补二题——兼及元人碑传的谀墓与曲笔
《元史·地理志》顺宁府条订误及其他
《史集》成吉思汗中军记载考辩
元代陕西行台设废原因蠡测
元代真定史氏之婚姻及其家族文化倾向
《从诗看“龙香”墨在元代的新发展》商榷
《岛夷志略》地名与汪大渊行程新考
《蒙古袭来绘词》的基本内容与研究概况
试探成吉思汗灭夏的行军路线
《史记·西南夷列传》标点献疑一则
《辍耕录》的两个问题——摘叶著书与抄录他书
17世纪末期明郑残部之南海移殖——以“唐船风说书”的记载为中心
《元史》涉海传记系列研究之一——《元史·高丽传》的史源及编纂
元代主流文化南北界限的消失——以耶律楚材、陈时可与东坡铁柱杖为题
元代制笔业发展述略——从《元五家赠笔工范君用册》谈起
下层民众眼中的蒙、宋与高丽——南宋海道所获蒙丽信息追踪
民族史研究篇5
关键词：中国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
在近十几年，我国当代音乐学，尤其是中国音乐史学因民族音乐学的快速发展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成长。作为“文化中的音乐”，民族音乐学以“活的历时材料”为研究对象，而以田野工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因此，对于中国音乐史学来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音乐史学教学过程就是通过对中国音乐作品创作的历史、政治、文化背景进行释读，并从中剖析创作者的情感经历和个人情怀与抱负，进而使得学生能够全面了解中国音乐史学的相关知识，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如今国内的中国音乐史学教学水平已经日渐成熟，如果再借助于其他学科如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势必会得到更大的提升。本文旨在借鉴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来探究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从而使得这些方法能够在音乐史学上得到更加充分的应用。
一、中国音乐史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概述
从中国音乐史学的角度来看，其基本方法主要分为两种，即文献法和考证法。而这两种研究方法就与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有着密切关系。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学科的发展趋向于多元化。如中国音乐历时定性、定量研究，中国音乐史微观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以及历时宏观研究法等。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研究方法都是从其他学科，包括民族音乐学中获得的启示，从而逐渐发展出来。而对于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不会仅仅采取一种研究方法，而是结合多种研究方法来使用。由于研究者对于音乐史研究的目的和内容不同，所以应用多种研究方法是必然的。而对于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要以某种或者某几种研究方法来整理并梳理其总思路，然后再借鉴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法”和“历时与共时法”，从而做到清晰的研究脉路，这也能够将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优势体现出来。
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来看，它是音乐学门下的一种理论学科，该学科主要是研究世界各国以及各民族的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学的基本特征是在某一民族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基础之上，来探究该民族现存的传统音乐。在研究中可以通过该民族群体或者个体在创作、使用、传播和发展其民族音乐的历史背景，来深入考察和分析该民族的传统文化特征以及有关音乐方面的艺术特征等。但是，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分析和研究民族音乐学，要想实现研究深度和广度方面的进展，其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应用是至关重要的。同时，由于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所以在分析和研究民族音乐学的过程当中，对于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也是不同的，且其运用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系统上来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分别来源于三个方面，即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目前对于其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应用还未形成一个定论。但是从其研究方法的大方向上来看，很多著作都将“田野工作法”和“历时与共时法”作为民族音乐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其中“田野工作法”具体指的是到实地进行实际调查，而“历时与共时法”则具体指的是音乐事象的时间观念。
二、中国音乐史学应用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的分析
（一）“田野工作法”在中国音乐史学中的应用
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法”，其基本目标就是去实地调查并获得音乐文化的真实的、可靠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实现客观的认识和了解。作为民族音乐学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工作法”的具体应用要求研究者要面对具体的社会以及处于真实生活中的人，而不是孤立的音乐音响现象。因此，在学习中国音乐史学时，如何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获得该环境中人的信任，这将是实地研究中国音乐史学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同时也是在中国音乐史学教学过程中应用“田野工作法”的一个瓶颈。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利用“田野工作法”进行“融入”与“跳出”的客观分析是非常重要的。所谓“融入”指的是融入异文化，而“跳出”则指的是客观分析这种文化，从而实现内外角色的平衡。
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不能仅仅重视理论和技巧方面的研究，同时也需要进行实地考察，不断加强自身的音乐艺术修养。这就要求研究者在进行田野考察中，要能够以“内部人”的身份融入到民族文化中，并站在主观的角度对民族音乐文化进行深入观察和分析，从而能够获得民族音乐所反应出来的精神情感，这些就获得了田野工作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当收集好资料之后，还要以“外部人”的角度对这些资料进行客观的分析，将民族音乐的每个小节和每个音符所表达出来的故事内容以及情感、力量进行深入分析和感受，从而将作品最原始的面貌还原出来。因此可以看出，将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法”应用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研究作用。
（二）“历时与共时法”在中国音乐史学中的应用
“历时与共时”研究法中的“历时”具体指的是，基于时间的维度，来对音乐事物进行纵向研究；而“共时”则指的是基于空间的维度，在同一时间范围内，对音乐事物进行横向研究。时间、地点和音乐隐喻是赖斯于2003年提出的研究音乐民族志的三维方法。而这一研究方法意图在时空框架的基础上，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按照历时性来进行纵向比较研究，并试图探究处于不同时空范围的民族音乐研究对象其发展的具体过程以及变化发展等情况。此外，民族音乐学家在对任何音乐事物进行考察和分析时，其都需要将这一音乐事物置于同一个时间范围内来进行横向比较，进而通过分析和比较总结出这一音乐事物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学科等因素之间的关联。
在进行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时，首先研究者要对音乐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包括音乐作品创作者的人生经历和体验等。透过时代背景将作品所反映的当时的文化本质以及政治、经济等分析出来。要想实现对作品全面、系统的解读，就必须应用“共时”观来对作品进行一个横向的了解。其次，研究中国音乐史学，还要对其从时间维度上进行一个纵向的梳理和分析，利用“历时”观，能够将中国音乐史学从其诞生、发展到整个变化过程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进而有效的掌握其发展规律。历时与共时法是我们将民族音乐学中的研究方法嫁接到中国音乐史研究中，从而能够从中国音乐史的纵向和横向进行比较研究，达到对中国音乐史蕴含信息的全面解读，最终为学生学习和探究中国音乐史打下坚实的方法基础。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应用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和“历时与共时”研究法，不仅能够从实际考察中了解到音乐事物所反映出来的民族文化，而且还能够从时间的纵向和空间的横向，对中国音乐史学进行一个全面而系统的把握。
参考文献：
[1]喻辉.学科盛会、史海探索――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三届年会相关综述[J].音乐研究，2015，（01）.
[2]洛秦.叙事与阐释的历史，挑战性的重写音乐史的研究范式――论音乐的历史田野工作及其历史音乐民族志书写[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4，（01）.
[3]朱国伟.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对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借鉴作用[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0，（01）.
民族史研究篇6
本文所说的傣泰民族即是国际上所称的tai系诸民族,包括今分布在中国云南边疆地区的傣族和分布在越南西北地区的泰族、老挝的主体民族老族、泰国的主体民族泰族、缅甸的掸族、印度东北部地区的阿洪姆人以及这些民族的诸多支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关系。然而,关于这些民族的起源地,国内外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不仅一直是国际泰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而且也是中国地方史和中国民族史、东南亚史、特别是东南亚的泰国、老挝和缅甸的早期历史乃至印度地方史和民族史以及中国和东南亚及印度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热点。
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人们根据各自所掌握的资料和对资料的理解,对傣泰民族的起源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归纳起来,不外乎“迁徙说”和“土著说”两种观点。
在“迁徙说”中,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就是:“泰族”或傣泰民族起源于中国北方或更远的地方,后来,在中国人的驱赶下,“泰族”不断向南方迁徙。在迁徙的过程中,他们一度停留在云南,建立了著名的南诏王国。忽必烈平大理以后,“泰族”才被赶到他们今天居住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建立起来他们的邦国。最先提出这种观点的是一些西方的学者。
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这种说法便不断遭到中国学者的批驳。
但是,批驳拉古伯里和杜德等人的观点以及论证南诏不是泰人建立的国家和忽必烈平大理并没有引起泰族的大量南迁并不等于解决了傣泰族的起源问题。为了探索泰族和与之有关系的掸、傣、老族等民族的起源及其早期历史。我国一些学者在批判西方学者的“泰族南迁说”的基础上,对泰族或与之有关的民族的起源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从后来几十年的研究情况来看,在这些见解中,傣泰民族“土著说”越来越成了在中国学者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
这些学者都认为,今天分布在中国云南的傣族和与他们居住地相邻的越南的泰族、老挝的老族、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以及印度的阿洪姆人等傣泰民族不是从别的地方迁去的,而是自古以来就生活在他们今天生活的这一地区的土著民族,或者至少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居住在当地了。
一般认为,傣族及与之有关的境外掸族、老族、泰族均由古代的“百越”族群演化而来,这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可是,现在中国傣族及缅甸掸族乃至老挝的老族、泰国的泰族等傣泰语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与史书记载的“百越”区域相距这么远,他们与百越会有什么联系呢?这里首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云南特别是现在傣族的主要聚居区西双版纳和德宏以及境外中南半岛是不是也是古越人的分布区?或者说,云南及境外中南半岛中西部地区在我国史书提及早期“百越”族群的这个时期是不是也有属于“越”族群?从近几十年的研究情况来看,许多学者都倾向认为,云南和中南半岛同华南地区一样,也是越人的分布区之一,傣族和中南半岛的泰语民族就是他们今天所居住的这个地方的土著。
语言学的资料证明壮族和傣泰民族是同源的,而今天壮族和傣泰民族又分布在不同的地区,那么,他们中必然有一个群体是从他们早先居住的地方迁徙出去的。如果说傣泰民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他们今天居住的地方的话,那么,与他们同源的壮族就应该是从今天傣泰民族的分布区迁徙过去的了。但是,好像没有哪个学者持这样的看法。而多年来学者们的研究也表明,壮族就是由古代分布在岭南地区的“百越”民族的支系演化而来的。今天主要居住在滇西南和滇西的傣族和境外中南半岛的西部和中部的掸族、老族和泰族等傣泰民族既然被证明与壮族同源,那么,答案就只有一个:傣族、掸族、老族、泰族等傣泰民族就是从今天壮族的分布区域内迁徙过去的。
什么时候迁徙过去的呢?多年来,一些学者也不断试图对傣泰民族的先民从今天壮族居住区迁徙出去的时间进行探讨。而黄兴球在其《壮泰族群分化考》一书中,利用了大量的语言学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对壮泰族群分化的时间进行了更为系统的考证。
作者通过“数词语音的时代特征”、“语言分化的年代测算”、“使用桌子和椅子”、“外来作物的传播”、“用瓦盖房的时间”、“板―勐结构的出现”等六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进行了考察后,得出了壮泰族群最早开始分化的时间是公元6世纪的结论。作者认为,6世纪时,中国中原地区的桌椅文化传向岭南地区,壮泰族群中的泰族、佬族、族已不受其影响,他们直到现在还有使用桌椅的习惯,说明他们当时已经离开岭南地区。芥菜与白菜泰族和佬族语言中同名,说明他们没有将这两种植物区别开来,亦即6世纪大白菜在中国北方被培育出来,其名义传播到岭南地区时,泰族、佬族和族已经离开那里。8世纪时,中国的地方官努力“教民陶瓦”的时候,泰族、佬族和族也已经离开岭南,所以他们一直用茅草、木板和树叶来盖自己的干栏房。另外,作者认为,从壮泰族群借自汉语的整套具有中古汉语语音特征的数词来看,他们的分化只能发生在唐末(9世纪)以前。“勐”体制出现于壮泰族群社会的时间是9―10世纪。壮语和岱侬语、壮语和老挝语、岱侬语和泰语的斯瓦迪思一百词、二百词的分化年代测算,它们的分化都发生在唐朝末年的9世纪。所以,作者的结论是:从6世纪开始,壮泰族群就开始分化了,这种分化行为一直向后延续到8、9世纪甚至更晚的时间。
作者的结论进一步否定了傣泰民族是土著居民和他们的先民在公元前或公元初就已经居住在今天傣泰民族分布的地区并在当地建立了国家的观点。此前,我国一些学者为了证明傣泰民族是土著以及证明今天的傣、泰、老、掸、阿洪姆人等民族就是在今天他们居住的这片地区发展形成的,常常把中国史籍中提到的西汉时期在“昆明以西千余里”的“滇越”和东汉时期几次到中国来朝贡的“掸国”说成是傣泰民族在今天德宏和缅甸北部一带建立的国家。作者在其《壮泰族群分化时间考》这部书中,根据其对所掌握的资料和对语言学和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的资料的深入分析,认为,中国古籍中记载的“交趾”西边的那些包括“滇越”在内的“西南夷”应该被排除在“百越”的范围之外。公元初前往中国朝贡的“掸国”也与今天缅甸境内的族没有关系。这些看法虽然此前就有学者提出过,但是,黄兴球在该书中用令人信服的新方法和新资料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的证实,显得更令人信服。
民族史研究篇7
近年来有关苏联民族关系史的研究状况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有关民族关系史的档案材料大量公布，另一方面是在档案材料基础上完成的大量研究成果的问世。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仅《苏共中央通报》就公布了这样一些有关苏联民族问题的材料：《苏联成立的经过》(1989年第9期、1991年第3―5期)、《列宁的生平和活动(回忆、书信和文件)：关于列宁的一文》(1990年第9期)、《40―50年代爱沙尼亚的民族武装地下活动》(1990年第8期)、《在仇恨的假面具背后(有关40―50年代拉脱维亚的民族武装地下活动的文件)》(1990年第11期)、《所谓的“民族主义倾向”》(1990年第9期)、《所谓的“苏丹一加里耶夫反革命组织”》(1990年第10期)等。①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的H・φ・布加伊在《历史问题》和《苏联历史》(后来分别改名为《远东问题》、《祖国历史》)等杂志上刊文，公布了大量有关苏联时期流放少数民族的文件及对文件的介绍。②
近些年来整理出版的有关民族问题的文件集主要有：H・φ・布加伊编：《约瑟夫・斯大林致拉夫连季・贝利亚的信：“应当把他们驱逐出境”：文件、事实和评述》(莫斯科，1992年)、《贝利亚致斯大林的信：“按您的指示……”》(莫斯科，1995年)、《“根据苏联政府的决议……”对各民族的驱逐：文件和资料》(纳里奇克，2003年)、《为俄罗斯各民族：文件集》(莫斯科，2000年)；c・y・阿利耶娃主编：《就是这样的：1919―1952年苏联的民族镇压》(莫斯科，1993年)、《不公正的审判：斯大林的最后一次枪决(对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审判的速记记录)》(莫斯科，1994年)；B・t・洛吉诺夫主编：《联盟可以保存：有关戈尔巴乔夫改革和保存多民族国家的政策的文件和事实》(莫斯科，1995年)；B・a・科兹洛夫主编：《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群众性骚动(1953―1980年初)》(新西伯利亚，1999年)，等等。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苏联民族关系史的主要学术专著有：А・И・多隆琴科夫：《俄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现实理论问题、历史和现实政策》(圣彼得堡，1995年)，В・Г・斯摩良斯基：《苏联和独联体的民族冲突(1985―1992年)》(乌兰乌德，1996年)，В・А・季什科夫：《俄国民族政策的观念演变》(莫斯科，1996年)，С・В・切什科：《苏联解体：民族学分析》(莫斯科，1996、2000年)，B・m・阿尔帕托夫：《150种语言和政策：苏联的社会语言学问题和后苏联地区(1917―1997)》(莫斯科，1997、2000年)，B・a・米哈伊洛夫：《俄罗斯的民族政策：历史与现实》(莫斯科，1997年)，a・a・巴萨莱：《苏联的民族发展及其相互关系》(两卷本，莫斯科，1998、1999年)，А・И・弗多温：《俄罗斯的民族：20世纪的民族政策问题和全民族的俄罗斯思想》(莫斯科，1995、1996年)、《20世纪的俄罗斯人：事实、事件、人》(莫斯科，2004年)，А・И・弗多温、В・Ю・佐林、a・B・尼科诺夫：《20世纪民族政策中的俄罗斯人问题》(莫斯科，1998年)，В・Ю・佐林：《俄国的民族政策：历史、问题、前景》(莫斯科，2002年)，Р・Г・阿卜杜拉季波夫：《民族问题和俄罗斯的国家建设》(莫斯科，2000年)，А・П・米亚科舍夫：《政权与民族问题：民族关系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萨拉托夫，2004年)，Ж・А・麦德维杰夫：《斯大林与犹太人问题――新的分析》(莫斯科，2004年)，Г・Н・谢瓦斯季亚诺夫主编：《大国的悲剧――民族问题和苏联解体》(莫斯科，2005年)，等等。这些著作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苏联民族关系发展史中的问题。
除专著外，这一时期还发表了大量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如：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А・И・弗多温：《苏联联邦制的改革方案(探寻摆脱民族关系危机的出路)》、《30年代的民族政策：关于苏联民族关系危机的历史根源》、《苏联民族政策的演变：1917―1941》、《卫国战争年代苏联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神话和现实》，①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a・C・巴尔先科夫：《民族关系中的俄罗斯问题――关于克服陈规问题》，②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的Е・Ю・祖布科娃：《“地方民族主义”现象：波罗的海苏联化背景下的1949―1952年爱沙尼亚案件》(载《祖国历史》2001年第3期)，鲍里斯・霍列夫：《俄国的犹太人》(载《对话》1999年第3期)、《斯大林政策中的犹太人问题》(载《历史问题》1999年第7期)，莫斯科师范大学Д・О・丘拉科夫：《1920―1930年苏联的民族政策和“俄罗斯问题”的解决》(载《对话》1999年第4期)，p・X・西蒙尼扬：《波罗的海国家和苏联解体》(载《历史问题》2002年第12期)、《赫鲁晓夫与西乌克兰》(载《自由思想》1996年第6期)，B・a・科兹洛夫：《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异端思想》(载《祖国历史》2003年第4期)。
从这些年来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学者在苏联民族关系史研究中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
首先，在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中不再提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是强调人口最多的俄罗斯人的利益在苏联时期也遭到了忽视。一方面，近年来出版的一些高校历史教科书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开始关注俄罗斯人的权利，如在Э・М・夏金、a・B・卢布科夫主编的高校历史教材《祖国现代史》中明确指出：“人口最多的俄罗斯人在苏联恐怕是最无权的。”①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所长a・H・萨哈罗夫主编的教科书也指出：“在30年代之交联盟中央逐渐吞食了俄罗斯自己的国家组织。”书中强调指出：“尽管苏联的1936年宪法以及在其基础上确立的1937年俄罗斯联邦宪法形式上宣布，俄罗斯联邦也像每一个加盟共和国一样，保有自己的，独立地行使国家权力，而实际上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权力和机会极为有限。完全处于联盟领导人管辖之下的重工业的任何一个具体部门都没有列入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权限之内。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没有自己的机构，它完全从属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②
另一方面，近年来出版了大量有关苏联民族政策中的俄罗斯问题的文章和专著，③强调苏联时期对俄罗斯人利益的忽视是苏联民族关系危机的根源。如А・И・弗多温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苏联解体前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将小民族置于同大民族相比更为优越的条件之下，这一方针是苏联民族关系危机的根源，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苏联的解体；“1917年俄罗斯帝国的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都在于国家和俄罗斯人之间的脱节，在于人口最多的民族对丧失了代表和捍卫其民族利益与价值观能力的‘帝国’命运的漠视。……俄罗斯族人自己并没有把苏联看成是自己的民族国家”。④他认为摆脱民族危机的出路在于“放弃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国家建设中的等级，放弃过去赋予各民族的各种各样的等级和封号，放弃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所采取的双重和三重标准，放弃‘本土’民族优先拯救的信念”。⑤他认为“在单一制国家的框架内可以更成功地解决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因为在单一制国家内中央可以把自己的部分权力授予民族自治区，而不是相反”。⑥
实际上，这种趋势不仅表现在苏联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中，而且近几年对帝俄民族政策的研究分析中也表现出了类似的特点。如有的学者说：“近年来，很大一部分研究者都得出了在俄罗斯的民族政策中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强制推行俄罗斯化的方针，而是巩固国家的行政领土完整的完全合理的追求。”⑦很多学者现在都承认，尽管帝俄时期的民族宗教政策中存在着不足，但列宁的“俄罗斯是各民族的监狱”的论断也未必正确。他们认为俄罗斯人在俄国并不享有任何特权，也没有针对大俄罗斯人及其他民族的特殊法律，个别关于“异族人”的法律是考虑到了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游牧生活的特点。⑧
其次，对列宁和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分歧也有了一些新的解释。过去通常认为，1922年斯大林提出的要求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所谓“自治化”方案带有粗暴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色彩，斯大林对联盟的稳固性的怀疑根据不足；一般认为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观点是正确的。如今一些学者则认为：“列宁和斯大林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两种不同观念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策略性。列宁提出的联邦制原则在苏维埃政权处于不稳定状态时适用，因为可以利用民族运动来巩固各地新制度的社会基础。斯大林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丧失民族特征和在将来建立单一制国家的意识形态方针。布尔什维克在形式上接受了列宁的联邦制原则，实际推行的是建立单一制国家和把各共和国的权力逐渐缩减到自治的水平的斯大林的方针。”①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Л・И・谢缅尼科娃也认为：“从最终目标来看，列宁和斯大林之间不存在原则性的分歧。分歧出现在联合的策略和方法问题上。”②А・и・弗多温则认为：“列宁要求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取代斯大林提出的俄罗斯联邦，与其说是出于对中央集权制加强和强制推行俄罗斯化的担心，不如说是预感到随着东、西方革命的成功其他国家加入苏联的可能性。就对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国家联合的初始形式的观点来看，列宁在1922年9―12月转到了同斯大林1920年6月所持的观点接近的立场。”③Ж・А・麦德维杰夫甚至认为，1991年的苏联解体证明了“在拟订第一部联盟宪法时缺乏政治远见的是列宁而不是斯大林”。如果“共和国联盟”是按照列宁的方案建立的“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简称CCpea)，那么要求对经济进行强硬的中央集权化管理的高速工业化就不可能完成；如果像斯大林的方案所规定的那样，组建的只是一个扩大了的俄罗斯联邦，而不是一个各个共和国具有形式上的脱离权，而且在“自治”和“加盟”共和国之间还存在着区别的苏联，那么无疑会迅速地导致国家经济、政治和民族的一体化。在迅速俄罗斯化的同时，就会真正形成没有民族根基的美国式的“苏联人民”。而这两种方案的混合体最终也没能保证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和民族一体化齐头并进。但“苏联人民”的出现毕竟已经成了一种现实。如果苏联能再存在40―50年，那么“苏联人民”就会像“美国人民”一样，在世界上成为现实。④
第三，从研究状况可以看出，斯大林时期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特别是对“应受惩处的”各民族的镇压和放逐，是当今俄历史学家研究的重点，他们围绕这一问题发表的文章和公布的材料最多。最近两三年在这方面又有一些根据档案材料写成的新成果问世：(1)主要论文有m・B・科瓦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历史教训》(载《祖国历史》2003年第1期)、Е・Ю・鲍里肖诺科：《斯大林的加强及在乌克兰民族政策上的转变(30年代)》(载《祖国历史》2003年第1期)、H・m・雅科夫列夫：《雅库特斯大林镇压的受害者》(载《历史问题》2003年第12期)、3・m・博尔拉科娃：《1943―1959年对卡拉恰伊人的驱逐和遣返》(载《祖国历史》2005年第1期)、Н・И・赫马拉：《苏联民族国家建设的经验(1920―1930年)》(载《祖国历史》2006年第3期)；(2)主要专著有Д・М・埃季耶夫：《苏联被驱逐民族的人口损失》(斯塔夫罗波尔，2003年)、B・a・别尔金斯基赫：《特殊移民――对苏俄各民族的政治流放》(莫斯科，2005年)、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B・H・泽姆斯科夫：《苏联的特殊移民：1930―1960年》(莫斯科，2005年)；(3)主要文件集有Н・Л・波博利和П・М・波良主编：《斯大林的放逐(1928―1953年)：文件集》(莫斯科，2005年)、t・B・察列夫斯卡娅一佳金娜主编：《斯大林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史(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上半期)》之第五卷《苏联的特殊移民》(莫斯科，2004年)。
从相关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苏联时期对少数民族的强行迁移不仅给这些民族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也给迁入地区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经济、管理、政治、意识形态、民族关系等问题，导致了新的民族矛盾的出现，没有真正消除社会紧张状态。比如，土著居民对新迁入者的不接受，地方当局对新迁人者遇到的各种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没有给予及时的医疗救助，新迁入者没有母语学校等。他们也都指出了苏联时期大规模迁徙和镇压少数民族是苏联人缺少法律保护的标志，是行政命令体制肆意妄为的体现。对于强行迁移少数民族的目的，B・H・泽姆斯科夫认为，放逐德意志人、卡尔梅克人、克里木鞑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伊人、巴尔卡尔人、朝鲜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其他一些小民族的目的是加速苏联社会的同化进程，消灭小民族。①
第四，西方学者有关民族问题的一些理论和观点在当今俄罗斯学术界仍有很大影响。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论述在社会科学家的著作中就不太被引用了，经常被引用的是西方的一些民族问题理论家及西方作者的最新作品。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如有的学者所说，西方作者“对后苏联的科学来说不仅成了权威和经常被征引的同行专家，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了规范的理论方法的顾问团”。②这在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B・a・季什科夫的观点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认为民族就是同一国籍的人，并坚持认为：“国家共同体作为按地域疆界和固定的国籍构成的更为严密的联盟，比建立在民族认同基础上的联盟更有理由称自己为民族。”③В・Ф・沙波瓦洛夫认为，这种民族概念有“西欧的源头，所以可以有条件地称其为‘欧洲式的”’。④
总之，从俄学者对苏联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当今俄罗斯的苏联民族关系史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苏联民族关系史上的很多重要问题还没有涉及到。比如1950―1970这段时期的民族政策，其中包括重新审查各共和国边界的经过、俄罗斯联邦在联盟中的地位等，几乎还没有得到真正的研究。就是学者研究较多的有关上个世纪30―40年代苏联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由于近年来公布的档案材料太多，很多问题并没有真正厘清。
① 参见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no9；1990．no8，9，10，11；1991．no3―5。
②如БyiauН.Ф.Логруженывэшелоныиотправленыкпоселений//ИсторияСССР.1991.no1；40―50―еголы:последствиядепортациинародв(свидетельстуютархиыОКВД―МВД)//ИсторияСССР.1992．no1；ОвыселенииКорейцевиз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края//Отечесвеннаяистория.1992．no6；20一40―егоды:депортациянаселениясгерриторииЕврейскойроссии//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история.1992．no4；"Корейский"наДальнемМостокеидепортации(1937г．)//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1992．no4。
① 这些文章分别刊载于ВестникМгу.Сеуия.8．История(1991．no1、1992．no4,2002．no3,2003．no5)。
②载于ВестникМгу.Сеуия.8．История1991．no5。
① ПолрвдакчейШаiцнаЭ.М.,ЛубковаА.В.Новейшая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история.ХХвек.Квига1.Москва.2004．C.0408．
② ПодредакцейСахароваА.Н.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СначаXXiвека.Москва.2003．C．530,575．
③ 如КозловВ.《Имперская》нацияилиушемеленнаянационнсть/Мосйва.1993；no1;БарсенковА.С.,ВбовцнА.И.,КорекцúВ.А.Русскийвопросвнациональнойполитике.ХХвекМосква.1993；вбовцнА.И.Российскаянация:национ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проблемыХХвекаиобшенациальнаяроссийкаяидея.m.,1996；вбовцнА.И.,Зорция:НцконовА.В.Русскийнародвнациональнойполитике.ХХвек.М.1998;ЧураковД.НациональнаяПолитикаирешение《Русскоговопроса》вСССРв1920―1930―егоды//Диалог.1999．no4；вбовцнА.И.российскийФедерализми《Русскийвопрос》//ВестникМГУ.Серия.8．История.2000．no5，等等。
④ ВбовцнА.И.РусскиевХХвеке:Фактысобытия,люди.Москва.2004．C．14．1．
⑤ ВбовцнА.И.Национальнаяполитика30―хгодов(ОбисторическихкорняхкризисаежнационалыхотношенийвСССР)//ВестникМГУ.Серия.8．История.1992．№4．c．38．
⑥ ВбовцнА.И.РоссийскийФедерализмиРУсскийВопрос//ВестникМГУ.Серия.8.История.2000.no5.C.37―38
⑦ ПодРедакциейборбюова г.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Ⅱ.Семьлетспустя.москва.2003．C．257．
⑧ 参见Мунчаевщ.м.,УсмцновВ.М.ИсгорияСоветскогогосударства.2002．C．13；подредакциейКцселеваА．Ф.,ЩаiцнаЭ.М．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Отечества.ХХвек.Том.XXвек.Том.1．Москва．2002，C．16。
① ЛодредакциейСахароваА.Н.ИсторияРоссии―СначалаXiXвека.Москва.2003．C．527―528
② СеменнцковаЛ.И.Россиявмировомсообшествецивилизаций.Москва.2003．C．525．
③ ВбовцнА.И.РусскиевХХвеке:Факты,собылин.люди.Москва.2004．C．20．
④ 参见МебвебевЖ.,Мебвебевр.НеизвестныйСталин.Москва.2001。
① 参见ЗемсковВ.Н.СпецпоселенцывСССР:1930―1960．Наука.Москва.c．284。
②БуховцО.ГКлионапорогеXXiвека:искушениенационализмом…//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2002．no3．C．149．
民族史研究篇8
一 西方学术界对摩尔根理论的批判
社会阶段进化论的始祖当推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他在对一些部落民族的社会现象进行了观察之后，提出了文化的起源，发展阶段，发展法则，等等概念。并构拟了初民社会的婚姻制度，以及技术发展阶段。摩尔根的理论曾经是西方学术界最有影响的理论，后来直接成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理论依据，从而影响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政治与学术数十年。可是，在西方，摩尔根的理论从四十年代开始就受到同行的批判。批判得最得力的是以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功能学派对摩尔根的批判首先是方法论的批判。就方法论而言，摩尔根主要使用“遗俗法”，亦即主张，旧的社会阶段总是有序地被新的社会阶段所取代。当旧阶段消失以后，它的一些文化因素还会在新阶段里遗留下来；后来人，主要是我们当代人，便可以根据这些遗留的文化因素，去重构消失了的社会阶段。他所谓遗留的因素，就是各民族的“奇风异俗”。功能学派批判道：
“起源”，“阶段”，“发展的法则”，“文化生长”等概念，一直到如今，仍是模糊不清，而且是不能用经验来了解的。
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偶然堆积而成的。它的发展，是由于它的某些部分产生了新的功能；而当旧的文化因素失去一切功能之后，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种种工具的变更确都经过一串阶段，遵守着多少有一定的进化法则。但是，家庭，婚姻或宗教信仰却并不大受制于任何简单而动人的蜕化次序。人类文化中种种基本制度是变动的，但不是骇人听闻的转变，而是出于因功能的增加而引起形式上的逐渐分化作用。除非我们对于各种文化现象的性质充分了解，及我们能一一规定它们的功能及描写它们的方式之后，猜度它们的起源及发展阶段是没有意思的。（马林诺夫斯基《科学的文化论》著，费孝通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摩尔根和功能学派不同发展观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人类社会是一换一的整体变化，而后者认为是整体背景不变前提下的局部变化。功能学派更进一步采用了实地调查研究的方法，寻求每一种所谓“奇风异俗”在其本身文化背景上具有的实际功能，以证明其现实意义。结果均获成功，证实了摩尔根学派所不可理解，也不曾深入研究的“奇风异俗”都在自己现存的文化背景上具有实际功能，都是活着的文化因素。因此，他们指出：“摩尔根的缺陷在于忽略细致的调查研究，仅仅把看似荒唐的现象一律推到所谓消失了的阶段。”功能学派的理论与具体的研究也有不足之处，西方学术界多有论述，此不赘述。但是，他们对摩尔根的批判至少应该让我们这些把摩尔根的理论奉为圭镍的人，从盲从与迷信中清醒过来，认真诚实地重新审视历史的真相，然后作出科学合理的判断与选择。
二 “阶段进化论”在北方游牧民族史研究中的尴尬
对于“阶段进化论”的运用，恐怕最失败的例子，就是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研究。笔者粗略地浏览了一下有关的著作，发现按所谓进化阶段的套子套出来的诸游牧民族的早期历史，存在令人吃惊的怪现象。以蒙古人种的游牧民族为例。从现存的历史资料来看，从古到今的北方游牧民族，如象，东胡，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以及满族，都出自相同或相近的族源，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和文化承继关系。只是因为风云际会，分合聚散，其名称和组成成员多有变化而已。如果“阶段进化”的理论适合他们的历史，则其进化阶段之序列，显然应与其血缘和文化的关系一样，是前后继承的，不应因民族名称的变化和组成部落的分合而中断。换句话说，如果东胡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则其后裔鲜卑人进化的起点应是奴隶社会，其余依此类推。但是，学术界的描述 大为不然。下面摘录几段有关文字，以见一斑。
关于东胡，《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简史》写道：
据文献记载，东胡在对邻族的战争中，出现了掳掠人口的现象，（中略）说明东胡社会已出现了略夺奴隶的奴隶主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中略）以后又不断勒索匈奴的宝马阏氏，这都是由于东胡社会的发展，即由原始社会走向奴隶社会，新兴的奴隶主贵族要求对外掠夺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34－35页）
关于吐谷浑（东胡后裔），周伟洲先生的《吐谷浑史》写道：
吐谷浑已由部落联盟的社会组织形式，发展到国家的阶段，由原始社会末期，进入到阶级社会。
关于契丹，张正明先生的《契丹史略》写道：
在远古时期，契丹曾生活在氏族社会中，母系氏族公社已经无可稽考了，只是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留下了若干遗迹。这种遗迹一直保留到了辽代。（中略）父系公社则可从契丹的传说中明显地觉察出来。相传，其始祖生八子，各居分地，号“八部落”。可以设想，契丹的八个部落是由最初的八个父系氏族增殖演化而来的。但是，在契丹这个名号出现的时候，父系氏族公社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中略）契丹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在古八部落时期还不很明显。（中略）在大贺时期，部落成员的阶级分化逐渐明朗化，在上层出现了部落贵族，在下层出现了“家奴”。（《契丹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页）
关于女真，张博泉先生的《金史简编》写道：
任何一个社会的确立，应有它的标志，金政权的建立就是女真奴隶社会最后代替了原始社会的标志。（《金史简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页）
关于蒙古，也是张博泉先生的《金史简编》写道：
蒙古是我国兄弟民族之一，其初来源于东胡，属东胡语族后裔的一支。后来发展吸收其他不同语言的氏族部落集团而形成为蒙古族。（下略）
蒙古的政治组织，在氏族内包括小的“家系”，有好几个氏族合并为一个“部族”，称为“鲁恩”。蒙古在第十代祖脱罗真伯颜时，氏族内已出现奴隶。（同上，第289页）
从上引诸条文字不难发现，同属于东胡系统的诸民族，东胡，吐谷浑，契丹，女真，蒙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相同的“进化阶段”，亦即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这就好象我们汉族在秦朝进入了封建社会，唐朝又进入一次，明朝再进入一次一样。岂不是很荒唐吗？我以为，如果不是我们故意歪曲历史的话，就只能归咎于我们生搬硬套“进化阶段”。古代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本来一直保持了相同或者相近的文化本质，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是汉族的影响，整个文化背景上的某些部分有所改变而已。因此，如果我们把那些古代的民族生硬割断，然后把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内容套到摩尔根，恩格斯和斯大林所设计的进化阶段中去，就自然会出现祖先和后裔一次又一次经历相同的进化阶段的可笑历史。
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而言，我们尚不能证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经历过摩尔根所拟定的那些早期进化阶段。譬如，很多学者把游牧民族的部落说成是父系氏族部落，就是缺乏科学性的附会。即便按恩格斯的理论，也是不合适的。恩格斯说，“在氏族下，家庭绝不可能是一个组织单位，因为夫妻必须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氏族整个包括在胞族内，胞族整个包括在部落内；而家庭却是一半在丈夫的氏族内，一半包括在妻子的氏族内。”（《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恩选集》第四卷，第97页）自中国历史学家开始记载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以来，家庭就一直一个组织单位。我们知道，对游牧民族之计算单位，古代史家一向喜欢用“落”来表示。“落”的本意是帐篷。游牧民族穹窿而居，合家一顶帐篷，因此一“落”即是一“家”的代名词。这与以房屋为居处的汉人计一“户”为一“家”，意思一样。“落”作为家庭的计量单位在《史记》《汉书》等典籍中经常出现，其意思非常明确，就是“家”，与恩格斯界定的氏族毫不沾边。
学者们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和描述也不切实际。比如，前引张正明先生的关于契丹早期历史的定性就有问题。他说：“相传，其始祖生八子，各居分地，号八部落。可以设想契丹的八个部落是由最初的八个父系氏族增殖演化而来。”这个“设想”就受到陈述先生的批判。陈先生仔细考证了契丹八部落的来源之后，说：
任何民族都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它并非血缘团体。尽管我们说契丹来自东胡，只是说他们主要来自东胡，绝不是说他们仅仅来自东胡。相反，契丹是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们不断地吸收了诸北方部族。（中略）所谓八部落并不同父，只不过是八个相邻的部落而已。这就是为何东北诸夷消失之原因。很可能他们都接受了契丹的名号，也就是说，契丹包括了那些东北诸夷，如最初达哈之类的东北夷，逐渐混合成了契丹之一部分。因此，古八部显然不是奇首一系。（《契丹政治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页）
笔者极其赞成陈先生的论点，对他的考证也深信不疑。有此一说，契丹父系氏族阶段说又毛将焉附？
同样的误解也发生在对突厥早期历史的研究中。有些学者根据一则传说，即断定突厥人经历过母系氏族。但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这个传说见于《周书》卷五十《突厥传》，曰：
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牡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中略）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中略）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
或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旁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中略）泥师都既别感异气，能征召风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中略）孕而生四男。（中略）遂共奉大儿为主，号为突厥，即都六设也。都六设有十妻，所生皆母族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
学者们断定突厥经历过母系氏族的主要证据是：突厥十姓皆从母出（《中国古典北方民族简史》，第120页）。但是，笔者以为，根据以上所引的传说而下此结论，实在为时过早。据传说的第一种说法，突厥十子根本不知其生母为谁。如果按摩尔根的理论，这则传说对于证明母系氏族在突厥社会中存在过，毫无意义。摩尔根认为，在远古时代，由于人类婚姻的混乱无序，所以经历过一个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阶段。突厥十姓知父而不知母，与母系氏族何干？传说的第二个版本，就离得更远。突厥自部落大人阿旁步至伊质泥师都，娶二妻，纳都六本人，娶十妻。可见突厥人有一夫多妻的习俗。这种婚俗在古代游牧民族以及汉族中间极其普遍。它所体现的婚姻关系显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与母系氏族有别。至于从母姓的问题，两种传说均只言阿史那诸兄弟如此，而未提及阿史那之前以及之后的突厥是否均循此惯例。根据文意，应该不是。我们不能根据一个居于中间的一代人从母姓的偶然现象来断定突厥经历了母系氏族阶段。况且，我们并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无法弄清阿史那一代人从母姓的全部意义。把它定为母系氏族社会，岂非过于草率？
根据以上的分析，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成功证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存在过摩尔根拟定的“进化阶段”。而且，其不成功的原因恐怕就在于那种证明本身就是南辕北辙。
三 汉化与阶段进化不能划等号
在研究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时，学者们往往把汉化与阶段进化等同起来，称少数民族的汉化为封建化。这种做法基于一个简单的社会定性，即把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定为奴隶社会，而把汉族的定为封建社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必须经历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发展，也就是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实现共产主义。如果两个以上的民族聚集在一起，处于落后阶段的民族理应被处于进步阶段的民族所同化。因此，称少数民族汉化为封建化，就意味着汉化是少数民族的必由之路，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值得澄清的是：第一，汉族社会是否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第二，汉化的性质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的封建社会是指西欧中世纪以封建领地为特征的典型社会形态。而中国古代，除了西周有封邦建国的典型形态以外，秦汉以后不再有实质上的封建形态。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皇帝对土地拥有绝对的所有权。而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义的其他社会形态的一些因素，又长期同时存在于中国社会中。比如所谓奴隶社会的一些因素，一直贯穿中国社会诸历史阶段，家奴制度就一直延续到清朝。所谓资本主义因素，如傭工，也一直贯穿中国历史。我们很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段进化理论，干净利落地划分出中国历史的进化阶段来。一旦人们要把中国社会套入马克思主义的进化阶段框架，问题就纠缠不清了。这就是为什么学术界的“分期问题”迄今纷争不息的原因之一。既然我们连汉族的社会阶段进化和各个社会阶段的定性都尚未形成定论，封建社会到底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也还没弄清楚，说少数民族的汉化是封建化，就是极不准确，极不科学的。
再谈汉化的标准是什么。汉化的发生有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不单涉及社会的进步与落后。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汉族被少数民族同化的实例。若单以进步和落后去解释，就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 要弄清楚“汉化”的定义，首先必须弄清楚“同化”倒底是什么。 “同化”（assimilation）在西方学术界，一直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术语。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影响人们对“同化”一词的各种因素中，政治所起的作用是最大的。西方学者对政治正确（politicallyright）非常敏感，生怕一不小心，就染上了“文化沙文主义”的颜色。这种小心和谨慎可能太过，但却是我们应该借鉴的。在为同化下定义的时候，应该本着学术中立的原则，只谈文化的作用，而少谈文化的高下。美国学者斯坦力 。列伯森（StanleyLieberson）是这样为同化下定义的：
一个被同化的民族在操作意义上定义为：具有相同外来血统的一群人对他们原来文化的知识不再可能比对他们所移入的大群体或者民族行为的知识更好地被用作预期和估计他们重要社会特征的指标。（Lieberson， Stanley， ethnicpatternsinamericanCities.newYork： Freepress， 1963， 10）
这是斯坦力 。列伯森在研究美国城市中各民族个种族关系时，为同化所下的定义。他说的标准就是判断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是否被同化，要看人们在预期或估计他们社会行为的时候，他们对旧文化的知识更起作用，还是对新融入社会的知识更起作用。如果是后者，那他／他们就被同化了，如果是前者，那就尚未被同化。这个定义很中性，只说了文化特征的改变，而没有涉及文化的高下。但他所说，还只是完成同化的临界点状态。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实体，它牵涉人类共同体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
从外部鸟瞰一下文化，它具有多方面的表象。很明显，若把这些多方面的表象的总为一体，那么，文化包括了工具及其使用者的全部产品。亦即，包括了人类的思想与手工作品，信仰和习俗。无论我们研究一个很简单或者很原始的文化，还是研究一个极其复杂和发达的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个庞然大物。它一部分是人性的，一部分是精神的。只有通过它，人们方能妥善地处理所面临的具体的细节的问题。（《科学的文化论》，第36页）
人类共同体的文化既然包括了这么丰富的内容，就得拟出很多具体的指标，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各个方面，都要考虑进去，不可能仅仅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发展阶段就把汉化说尽。就比如语言，饮食习惯，婚姻习俗，衣着等方面的同化，怎么能跟社会阶段扯到一起？何况，同化从来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它是一个时间很长的过程，正如美国学者密尔顿 。英格尔（miltonYinger）所说：
同化是一个界限退减的过程。它会发生在两个以上社团，族群，或者较小社会组织成员聚居的时候。它是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属性。（ethnicity，albany： 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 1994，第39页）
既然是变量，我们就需要努力追究同化发生的全过程，并对不同的时间段（注意：不是社会阶段）作细致的定量分析。这也是社会阶段进化论那种大框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民族史研究篇9
这条夹杂在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的“正常化”之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笔者认为，这是同六十年来德国历史研究的贡献密不可分。以下笔者借助“第三帝国史”研究的简单回顾，对此做进一步阐述。
一、“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的变化
1945年至今，德国史学界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在历史观上的重大变革，亦即批判性“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的形成。
德意志民族历来不愿屈人之后。早在19世纪末，一批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就力图将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视作有别于英美议会民主制与俄国君主专制的“第三条道路”[i]。一战前夕，民族主义者恩斯特·特罗奇曾发表这样的演讲：“我希望看到，我们整个充满博学与艺术气质的精神和洞察力，可以倾注到充满激情的语言中，这种语言作为德意志价值观的标志送给出发的民族纵队”[ii]。战争被理解成“文化斗争”：它是“理想主义的德意志与实用主义的英国式国家思想之间的斗争；是德国式自由与物质主义专制之间的斗争”。他们批判“1789年思想”——由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民主和博爱”的世界主义——是一种病态的世界观，并由此形成了“1914年思想”——这是继承浪漫主义的革命性，“反对西欧的自然法及其革命暴力的扩张”[iii]。这种思想最后便形成了“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
正是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引下，一战后出现的魏玛共和国成为了众矢之的。民主的价值观不被认可，反共和国的力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并最终在1933年将希特勒送上了权力的宝座。
二战之后，“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被送上了审判席。不少历史学家开始反思自已以往的研究。曾经欢呼纳粹夺权、却因为犹太血统被迫远走他乡的历史学家汉斯·罗特菲尔斯通过创办《当代史季刊》鼓励对德国历史进行批判性研究[iv]；美国德裔历史学家汉斯·罗森贝格则直截了当地批判“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v]。在他们的影响下，新一代德国史学家形成了批判史学派，亦即从批判的角度运用“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
批判史学派认为，同英法等西方国家相比，德国从19世纪以来的发展道路是不正常的。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将第二帝国形容为“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一方面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则是前工业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共和国的发展，并要对纳粹上台负责[vi]。1966年，拉尔夫·达伦多夫完成了《德国的社会与民主》一书，将批判性“独特道路”理论推上了顶峰。他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自由民主的原则在德国只能找到如此少的朋友？这个原则在其他国家则受到欢迎；现在也是如此。其他国家中很少出现民主在德国的情况。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德国堵住了民主进入自由之路？”他接下去写到：“我们需要解释，是什么阻碍了德国民主制度的历史？”[vii]
很明显，这是一种以检讨战争罪责为核心的历史观。它使用了当时比较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利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认真剖析了德国走上战争之路的制度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向德意志人提出了“检讨民族性格问题”。
当然，这种历史观在德国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早在1950年代，保守派历史学家格哈德·里特就强调，没有必要检讨德意志民族的问题，罪责应由希特勒个人承担[viii]。批判史学派则对此进行了猛烈回击。汉斯·罗森贝格直斥右翼观点极端“肤浅与幼稚”[ix]。
1970年代后，这种批判性的“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逐渐成为德国史学界的主流，也被作为“第三帝国史”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汉斯－乌尔里希·塔默（Hans-Ulrichthamer）直言不讳地指出，“联邦德国的历史学并没有如1918年那样回归民族仇恨，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它学会了自我批评，检讨提问的方式”[x]。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近20年来，这种批判史观也遭到了一些挑战。这些挑战并非来自右翼，而是历史研究不断深化的结果。不仅如此，这些挑战还反映了一些历史学家力图找回民族尊严、维护民族自豪感的努力。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批判史观既忽视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也忽视了德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xi]；另一些学者则力图进行一些综合，海尔格·格莱宾提出德国历史上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白色的”，它产生于1848年革命，包括了南德的立宪主义，历经帝国、魏玛一直连续到抵抗运动；一条是“黑色的”，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对于启蒙运动的回避，对于英法的敌视以及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私心理等。她也责备了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并首先提出了德国历史中民族－民主的连续性，所以纳粹主义“只是打破而非摧毁了这种连续性”[xii]。
批判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们则依然坚守立场。科卡在柏林墙倒塌之际接受采访时，就坚决表示“再也没有独特道路了”，以此同“非西方化”（entwestlichung）的倾向作斗争[xiii]。二、“日常生活史”：历史视野的扩大
历史研究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历史本身，却能让人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1970年代“日常生活史”的兴起，对第三帝国史研究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既可以梳理战争罪责问题，又适当维护了民族尊严。
1945年后，占领当局曾发起“再教育运动”与“非纳粹化运动”，帮助德国民众认识第三帝国。这种教育让德国人陷入到一种激烈的内心冲突中。一方面他们惊讶于“纳粹屠犹”的血淋淋事实，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民族性格缺陷”的判词。
这种矛盾在1950年代的“清白国防军神话”争论中表露无疑。所谓“清白国防军神话”是指国防军在发动战争与屠犹问题上都是无辜的，他们只是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持这一观点的历史学家希望籍此捍卫德国军队的清白。1944年7月20日军官政变亦是明证。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坚决予以驳斥，通过大量证据表明，国防军是如何介入到纳粹阴谋中，并积极为战争做准备。
这一争论在“日常生活史”兴起之后，才开始变得更为理性化。汉斯－乌尔里希·塔默的最新研究也表明，军队同纳粹之间并非一开始就勾结在一起，军队内部也有不同分歧。这种事实说明，国防军并不清白，但是也不能因此一概否定其中存在过的“抵抗精神”[xiv]。也正是因为这样，2004年，德国国内才大张旗鼓地纪念“7·20起义”60周年。
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战争罪责应该如何分摊？
最初人们直接将责任推给“希特勒”。将希特勒妖魔化，是推卸责任、证明德意志民族无辜的最好方式。其次，人们将矛头对准纳粹党或极端右翼分子，认为他们才是战争狂、屠杀者。直到1970年代，德国人才逐渐承认，尽管有抵抗运动，尽管普通人并不能阻挡屠犹发生，然而整个民族仍然应该在希特勒上台问题上承担责任。
在这一认识进程中，历史学家马丁·布罗萨特承担的“巴伐利亚研究项目”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研究项目分析了纳粹党老巢巴伐利亚地区各阶层、各职业、各地域民众对于纳粹夺权的影响以及他们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活动，从中检讨了普通人对于纳粹体制横行的责任，也厘清了普通人在血腥屠杀事件中的清白。[xv]
“日常生活史”研究扩大了历史视野，它希望人们理解，历史不幸形成的真正原因，并帮助当事人认清历史真相。例如最近德国史学界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儿童下乡”（Kinderlandverschickung）也是这种意图的体现。
1940年，由于德国城市屡次遭受英国空袭，希特勒下令将14岁以下的儿童转移到安全的农村，并在那里建立“儿童集中营”，接受集体教育。一些当事人在接受访谈时，并不认为这一行动值得检讨，相反，很多人都以一种愉悦的心情回忆这段历史[xvi]。然而德国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有责任纠正这种错误的“感观结论”。因而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中，出现不少相关研究。历史学家用大量事实展开论述，告诉当事人以及现在的青年人，这种“儿童下乡”行动还隐含着纳粹教育的目标。[xvii]
三、“人性叙述”：历史教育的多元化
如何进行恰如其分的历史教育，也是德国史学界经常思考的问题。
汉堡大学的教育史学家博多·冯·博里斯曾经分析了战后两个德国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二战描述的异同。他发现，两个德国都不约而同地在教科书中做了深度忏悔，即使这种忏悔在东西德之间存在不同的重点——民主德国强调德苏战争的残酷性，联邦德国则强调屠犹问题。他承认，“人们或许会在纳粹大屠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历史宣传’与‘文化传统’持反对立场。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种仪式化的、失去弹性的、划一的思维文化”，但是他强调“仪式化本身并不是不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需要可以观察到的、不断增加的、标志的、有意义的历史”。在结语中，他更意味深长地指出“不是所有的历史知觉、历史意义与历史方向都是正确的；经验性的、规范性的与叙述性的无法辩驳的事实必须可以在科学讨论的过程中得到展开，并变得更好，正如纳粹大屠杀的问题，就需要有耐心与忍耐力，要相互之间互通有无，交换角色，亦即，要放弃单独的“真实”与“真理”，“责任”与“和善”，“叙述性的结论”与“未来的夸大其词”，一种比较难的心理上的承受力。这对于所有方面是适用的”。[xviii]
这种立场事实上代表了21世纪德国史学界对于60年前发生的罪责所持有的基本态度。他们很难同意使用“批判史学派”的观点去教育青年一代，希望不要继续打击民族自豪感；与此同时，他们也绝对不同意偏离战后的基本立场，即使面临“比较难的心理上的承受力”，也要勇于承担责任。
其实，新一代的史学家更希望通过多元化的历史教育手段，运用“人性叙述”的方式，让德国的青年一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例如互联网。不来梅大学的高特曼博士就开设了“网上纳粹主义研究”，引导学生寻找网上资料，复员第三帝国的历史。学生可以通过网上的屠犹纪念馆找到更多的感性资料，反省罪责问题；也可以通过网上的抵抗运动介绍，发现德国人身上的闪光点。
例如电影。2004年德国上映了《帝国的毁灭》，重现了第三帝国最后12天的场景。这部影片在德国好评如潮，并获得了一个影奖。相反在法国，它却被视作为纳粹翻案的企图，遭到了众多指责。引起争论的问题是，这部电影首次将妖魔化的希特勒“人性化”了。事实上，这部电影是在众多德国史学家的参与下完成的，其中很多场景完全符合历史真相。历史学家向德国民众展示了希特勒的无奈、戈培尔的残暴、戈培尔夫人的愚昧以及一些军官未被泯灭的良心。
任何民族要认识自身都是一件不易的事，尤其当它面对一段耻辱与羞愧的往事时，它往往会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然而与其漠视乃至回避它，却不如正视并接受它来得更有价值。六十年的德国“第三帝国史”研究正是一种成功的范例。没有勇气承担战争罪责，也就不会有今天重生的民族自豪。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并非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选择。聪明的民族与国家，只有厘清了其中的关系，方能放下历史包袱，作为“正常国家”，面对未来。
[i]BerndFaulenbach:„DeutscherSonderweg“.ZurGeschichteundproblematikeinerzentralenKategoriedesdeutschengeschichtlichenBewußtseins，in:auspolitikundZeitgeschichte，33，1984，S.217-219.
[ii]Hans-Ulrichwehler，DeutscheGesellschaftsgeschichte，Band4.VomBeginndeserstenweltkriegbiszurGründungderbeidendeutschenStaaten，1914-1949，münchen:VerlagC.H.Beck，2003，S.19.
[iii]winfriedSchulze，Vom„Sonderweg“biszur„ankunftim„westen“.DuetschlandStellungineuropa.in:GeschichteinwissenschaftundUnterricht，4，2002，S.226-240.
[iv]peterth.walther，emigriertedeutscheHistorikerindenUSa，in:Berichtezurwissenschaftsgeschichte，7，1984，S.41-52.
[v]williamw.Hagen，DescentoftheSonderweg，HansRosenberg’sHistoryofold-Regimeprussia，in:CentraleuropeanHistory，V.24，n.1，1991，pp.24-50.
[vi]JürgenKocka，GermanHistorybeforeHitler:theDebateabouttheGermanSonderweg，in:JournalofCoutemporaryHistory，23，1988，pp.3-16.
[vii]RalfDahrendorf，GesellschaftundDemokratieinDeutschland，münchen:piper，1966，S.22.
[viii]GerhardRitter，europaunddiedeutscheFrage.BetrachtungenüberdiegeschichtlicheeigenartdesdeutschenStaatsdenkens，münchen，1958，S.140.
[ix]williamw.Hagen，DescentoftheSonderweg，HansRosenberg’sHistoryofold-Regimeprussia，in:CentraleuropeanHistory，V.24，n.1，1991，pp.24-50.
[x]Hans-Ulrichthamer，DasDritteReich.interpretationen，KontroversenundproblemedesakutellenForschungsstandes.in:KarlDietrichBracher(Hrsg.)，Deutschland1933-1945，Düsseldorf，1992，S.511..
[xi]imanuelGeiss，DerHolzwegdesdeutschenSonderwegs，in:KirchlicheZeitgeschichte，7(1)，1994，S.191-208.
[xii]HelgaGrebing，DeutscherSonderwegoderzweiLinienhistorischerKontinuitätinDeutschland?，in:UrsulaBüttner(Hrsg.):internationaleForschungüberdennationalsozialismus.FestschriftfürwernerJochmann，Bd.i，Hamburg:Christians，1986，S.2-21.
[xiii]JürgenKocka，nurkeinenneuenSonderweg.JedesStückentwestlichungwärealspreisfürdiedeutscheeinheitzuhoch，in:DieZeit，19.10.1990.
[xiv]Hans-Ulrichthamer，DieerosioneinerSäule.wehrmachtundnSDap，in:Rolf-DietermüllerundHans-erichVolkmann，DiewehrmachtmythosundRealität.imauftragdesmilitärgeschichtlichenForschungsamtes，R.oldenbourgVerlag，münchen，1999，S.420-435.
[xv]martinBroszatu.a.(Hrsg.)，BayerinindernS-Zeit，6Bd.，münchen，1977-1983.
[xvi]thomasGießmannundRudolfmarciniak(Hrsg.)，„FastsämtlicheKindersindjetztweg.“QuellenundZeitzeugenberichtezurKinderlandverschickungausRheine1941-1945，waxmann，münstu.a.2001.
民族史研究篇10
根据章程，研究委员会一届4年。在第一届届满之时，请允许我再次回顾研究委员会设立、发展之历程。中央民族大学白润生教授在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二十载，在白先生个人努力和带动下，逐渐凝聚起了一批致力于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学者。2008年9月，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了“首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在这次的会上，与会代表一致呼吁成立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会，并由中央民族大学牵头，成立筹备委员会。
成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会的设想得到了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大力支持与帮助。2009年6月6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通过讨论和表决，同意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筹备组建“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白润生教授为会长候选人。论证申报材料准备齐备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报送国家民政部后，不曾想白润生教授年龄已超，不符合国家民政部规定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负责人不得超过70岁的条件。为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领域有学术交流平台，更好地推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凝聚全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力量，以免白润生教授及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者、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会的发起单位、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诸多努力付之东流，中国新闻史学会提议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另择他人作为会长人选。经过讨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推荐副院长赵丽芳副教授为会长人选，继续筹备学会申报工作。2010年6月，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的“第二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上，组委会将此事通报给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会的发起单位代表，大家以推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为重，一致同意推举赵丽芳为会长候选人。
2010年11月26日，在厦门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上，批准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赵丽芳为“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会长候选人。随后再次经过材料准备，经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报送国家民政部后于2011年7月获准成立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负责人为赵丽芳，秘书处设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1年12月3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并在第一次理事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章程，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中国传媒大学益西拉姆教授、河北大学白贵教授、西北民族大学牛丽红教授、民族学院周德仓教授当选为副会长、常务理事。新疆大学帕哈尔丁教授、中南民族大学高卫华教授、大连民族学院于凤静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刘立刚副教授当选为常务理事。中央民族大学刘立刚副教授担任学会秘书长。白润生教授为学会名誉会长。2013年，在贵州民族大学召开的会员大会上增补兰州大学张硕勋副教授、贵州民族大学颜春龙教授为常务理事，西北民族大学副会长变更为刘俭云教授。2015年，在中南民族大学召开的会员大会上增补内蒙古日报社《新闻论坛》主编陈玉文高级编辑为常务理事。会员单位集中在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除以上会长单位和常务理事单位外，还有西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延边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大学、湖北民族学院、新疆石河子大学、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宁夏大学、内蒙古大学、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红河学院等，此外，还有来自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的个人会员。
在少数民族新闻史二级分会第一届届满之时，请允许我代表学会对以白润生先生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新闻史书写者、研究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对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白先生为学会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这批学者的努力改写了中国新闻史的书写方式，让民族地区的媒介史研究得以有一席之地。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赵玉明教授、前任会长程曼丽教授对二级分会抱以厚望，对设立之事给予多次指点；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处刘书峰、邓绍根老师为准备申报材料，忙前忙后，尽心尽力；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会对分会设立之事予以周全考虑和支持，内部虽有不同意见，但大多数理事还是投了支持票。对研究会发起单位、会员单位多年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会员规模虽然不大，但相对稳定，辨识度较高，认同感较强。对学会成立以来承办会员大会、常务理事会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的中央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新疆石河子大学、云南红河学院、中南民族大学以及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大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与中国新闻史学会其他分支机构相比，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规模较小，是一个相对边缘的学术共同体。但它在当下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更加不可或缺。学会也正在通过学术研究，智库发声，努力扩大社会影响力，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研究会成立4年以来，较好地发挥了全国性学术组织的领军作用，团结全国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为促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推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向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成立大会之外，分会还举办了4次会员大会暨“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2014年，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年会举办“民族新闻传播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分论坛。可以说，研究委员会近4年主要开展的工作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方面。
进入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日益繁荣，影响力不断扩大，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的学者构成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中坚力量。4年以来，研究委员会理事单位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集团军，呈现出了多中心、多面向的研究特色和良好发展态势。以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为代表的西北高校社会媒介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以民族大学为代表的陕西高校媒介史研究、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以云南大学为代表的南方高校的民族志传播学研究；以大连民族大学、延边大学为代表的东北少数民族媒介史研究；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新疆地区高校的单一民族媒介史，中亚传播研究；内蒙古高校的蒙古文媒介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与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民族语言媒介史等均产生了一批较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是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将民族志传播学作为重点科研方向，张硕勋、张利洁、王芳、刘晓程等团队成员专业背景以民族学、人类学、新闻学为主。张硕勋副教授多年关注黄河上游藏区生活变迁中的媒介角色研究，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等学科权威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专著《大众传播与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变迁――以甘肃藏族地区为例》。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多位中青年教师也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其中李克副教授的专著《冲击碰撞下的交流与融合――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现状与对策研究》、朱杰副教授的专著《徘徊与踌躇中的抉择――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是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科近年来这一领域的成果体现。
民族学院（2014年更名为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社会发展的重大背景下准确寻找坐标，以新闻传播为研究主题，构建学科特色，在新闻传播史、中国藏语报刊史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领域成果丰厚，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周德仓教授是这一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在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0周年院庆之际，又出版了《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文集以及《涉藏文献索引》。
云南大学是南方高校进行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基地，在用民族志方法进行传播学研究方面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科研团队。郭建斌教授在《独乡电视》后，又以云南迪庆、四川甘孜和昌都藏区为考察对象，研究农村电影放映员的社会角色及其变迁，以及国家话语、精英话语、民间话语对藏民认知的影响，出版了《寻找格桑梅朵――昌都地区流动电影放映田野研究实录》；孙信茹、杨星星、陈静静等中青年教师也将研究投向少数民族传统乡村社会，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等重要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是中部高校进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区域中心。中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学术团队以高卫华、陈峻俊、黄迎新等教授为中坚，相继出版《民族文化传播与地方社会发展研究报告》《现代媒介与民族文化传播研究报告》《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等。武陵山区民族文化传播的调研报告也多次得到湖北省领导的批示。西南民族大学李谢莉副教授对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新闻媒体关注较多，林晓华副教授对新媒体与民族地区信息传播关注较多，均有多篇相关。
大连民族大学研究重心在于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格局与区域史，于凤静教授是主要的研究者。延边大学朝鲜语媒介史的研究同样具有区域优势与学科特色。
河北大学白贵教授、金强老师的回族身份，使他们将中国近现代回族报刊史纳入研究视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回族报刊史》以优秀结项。
内蒙古高校以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的蒙古文新闻媒体研究为主要代表。乌云教授是主要的研究者。但因为研究主要以蒙古语文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界的交流较为困难，研究成果与传播受到一定限制。
新疆大学处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富矿中，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传播研究也具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论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科研团队，较早期有阿斯买・尼亚孜教授、帕哈尔丁教授，近年金玉萍教授成为新生力量，其专著《电视实践：一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对一个维吾尔聚居的村庄进行民族志调查，探讨村民的日常生活电视实践及其意义。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传播与民族地区社会变迁是学科重点建设方向，在白润生教授引领下，已经形成了一支中青年教师为主的研究力量，在继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论领域的研究之外，还着力研究民族地区媒体的传播效果、功能与受众，研究民族地区新媒体发展，并与日本学者、台湾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拓展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视野与资料搜集渠道。史论方面，白润生教授集结多年研究出版了《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既有对以往研究的回顾，也有对新问题的思考；王晓英副教授的专著《民族新闻传播简论》是多年讲授民族新闻理论的结晶；赵丽芳副教授专注于民族语言媒介历史与功能的梳理，已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王斌老师多年关注、新疆的电视传播效果与影响力研究，著有《少数民族地区电视传播效果研究：以、新疆地区为例》。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方面，岳广鹏副教授著有《冲击、适应、重塑：网络与少数民族文化》，范小青副教授多篇论文关注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在中央民族大学新闻学专业开办30年之际，最重要的转向与结构调整，体现在新闻学（藏语基地班）的开设。面向藏区招收母语为藏语的学生，培养“懂国情、厚基础、宽视野、强双语、重实践”的藏汉双语新闻传播人才，既是国家战略之急迫，民族地区之需求，也是学校办学、学科建设之特色的体现。
内蒙古日报社《新闻论坛》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民族地区新闻媒体的建设与发展多有关注，专设栏目，刊发了大量的相关论文。在陈玉文主编及编辑部的努力下，内容质量大幅度提升，已经成为继《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之外，刊发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论文的主要平台。
以上例举难免挂一漏万，有待更全面的综述研究产生。作为一届会长，本人尽自己最大力量投身学会的各项工作，尤其学会初创阶段各种规章制度尚未形成，头绪多，问题多，基本疲于应付各种事务性工作，很多设想中的工作尚未开展。虽然在以上梳理中，近4年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初具规模、初有成果，但与早期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研究成绩相比，尚未产生新时期的具有学会特色的标志性成果。各会员单位也还是以自己的行政单位为大本营开展工作，学会并没有起到很好的学科共同体凝聚作用，对此深表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