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篇1
关键词：双寡头市场；最优策略；政府补贴；减排投入
中图分类号：F2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6-0034-09
收稿日期：2017-01-25
作者简介：徐朗（1990-），男，湖北荆州人，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能源经济、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汪传旭（1967-），男，安徽安庆人，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工学博士，研究方向：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373157，71403120；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项目编号：2015ZDiXm039；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项目编号：2016ycx074；上海海事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培育项目，项目编号：2016BXLp005。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凸现。为了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许多国家开始制定并实施能源节约和降低碳排放计划，加快节能环保标准体系建设并逐步建立政府对绿色企业补贴制度[1-3]。企业在进行减排研发活动中承担了成本和风险，但往往无法享有研发的全部收益。如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面对消费者使用习惯和新能源汽车市场不成熟等原因，不易通过现有市场机制实现快速推广。从横向维度来看，进行新能源汽车的研发是提高减排能力的根本途径，但由于研发行为存在外部性，竞争对手可能由于研发投入的溢出效应而受益，从而造成研发投入失灵；从纵向维度来看，政府将低碳化作为一种鞭策企业改进环境绩效的策略，研发投入具有公共利益特征和不确定性，新能源汽车制造商进行减排研发往往提高了社会总福利而自身收益甚微。因此，减排研发投入在无政府补贴下，会大大削弱企业减排研发的积极性。近年来，为了引导消费者的低碳理念，政府制定了相关补贴、减免措施，如发改委、工信部和财政部联合推动实施了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那么，选择何种补贴策略才能保证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如何选择最优的补贴政策以促进企业减排研发，并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技术外溢和产品差异情况对政府补贴和企业决策会产生什么影响？上述问题的回答，将对实现全面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为政府实施各种环境补贴策略以及制造商进行减排决策提供参考。
针对技术溢出效应下的企业研发行为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大多数根据aspremont′s和Jacquemin[4]的文献分析双寡头决策。Femminis等[5]基于溢出效应下研究了企业研发策略，分析了企业在不同的研发方式下，吸收能力对企业R&D决策行为的影响。Veldman等[6]从研发投入出发，引入市场竞争因素，用动态博弈方法分别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行分析，得到企业利润均衡解。Kamien等[7]基于多企业竞争情况，构建两阶段研发合作动态模型，并比较不同合作机制的效果，发现在溢出率较大时合作研发能够带来更大的技术进步。杨仕辉和魏守道[8]基于产品存在差异化竞争，建立了三阶段政府与企业的博弈模型，并求解得到最优企业研发水平、政府管制水平和社会总福利。Qiu等[9]比较了企业先进行完全竞争的过程R&D活动后在产品市场上竞争的两阶段博弈中当产品市场分别为价格和产量竞争时博弈的均衡解。可以发现，上述文献大多主要集中于双寡头市场下双方博弈策略，并未分析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对其决策的影响程度。
目前，企i减排及政府补贴策略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Clara和Jessica[10]研究了政府不同环境政策对企业技术投资行为的影响，并通过算例分析发现排污权交易条件下，技术投资水平仅取决于企业自身的技术特征和政府补贴率。Ben和Georges[11]假设寡头市场上企业进行产量竞争，但通过从事研发活动来控制污染排放，并将企业的研发努力分为原始研发努力和提高吸收能力研发努力，发现政府可以通过财税手段来实现社会总福利达到最优水平。宋之杰和孙其龙[12]在碳税和碳限额机制下，讨论了双寡头制造商的最优碳排放量和定价策略，为企业主动碳减排最优策略选择以及政府财税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petrakis和poyago[13]在碳排放权和碳税限制下，研究政府对减排投入的最优补贴问题，并比较分析采取补贴和鼓励合作两种技术政策后企业的研发水平和社会福利。ana等[14]构建了寡头制造商与政府组成的博弈系统，研究企业在碳税和碳补贴机制下的决策行为，并且探究了政府如何通过财税政策使社会福利达到最优。简言之，企业在减排研发投入决策和与政府进行博弈的过程中，现有的研究文献仅将政府补贴策略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进行讨论，且仅考虑生产产量和消费者环境偏好的影响，缺乏综合因素的分析。
鉴于此，本文系统地考虑了产品差异和消费者环境偏好等因素对双寡头制造商市场竞争的影响，假设两制造商对减排进行投入存在技术相互溢出，建立政府与双寡头制造商之间的三阶段博弈模型，在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条件下，通过逆向求解法得到制造商最优决策和政府最优补贴率，并分析了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对制造商最优决策和政府最优补贴率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与描述
本文在aspremont′s和Jacquemin（1988）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市场上存在双寡头制造商生产差异化产品的减排研发投入博弈问题。假设博弈双方均为理性的经济体，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前提进行决策。具体地：第一阶段，进行减排研发投入，随之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购买意愿；第二阶段，两制造商对产量进行决策。假设市场中存在两制造商，且生产产品具有一定的替代性。所以，消费者需求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Uq1，q2=q1+q2-q21μ21-q22μ22-2σq1q2μ1μ2（1）
其中，q1、q2分别表示两制造商的产量，μ1、μ2分别表示两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对消费者碳减排偏好的影响。由于双寡头制造商生产产品是差异的，故假设σ∈0，1为产品差异性。当σ0时，表示两制造商生产的产品是相互不影响的；而当σ1时，表示两制造商生产的产品是完全替代的。可以发现，消费者需求的效用函数Uq1，q2是关于两制造商各自产量的函数，所以通过一阶偏导条件可以得到逆需求函数为：
piqi，qj=Uqi，qjqi=1-2qiμ2i-2σq3-iμiμ3-i，i=1，2（2）
假设双寡头制造商通过加大减排研发投入，以提升产品质量，刺激消费者市场需求。同时，消费者碳偏好程度与双寡头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是相关的[15]，且存在：
μi=ε・i1/4i+ρ・i1/43-i（3）
其中，ii表示制造商的减排研发投入；ρ∈0，1表示两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的正向溢出程度，且当ρ0时，表示两制造商研发投入没有相关性的，当ρ1时，表示两制造商研发投入具有完全互补性；ε表示研发投入对消费者碳偏好系数的影响程度。
制造商进行减排研发投入，在迎合消费者碳偏好的同时，也会降低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从而减少环境污染。环境效用函数ω表示制造商在一定的研发水平下对降低生产碳减排做出的贡献[16]。所以，环境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ω=θ・i1/21+ρ・i1/22（4）
其中，θ表示两制造商减排研发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且θ>0。
三、无补贴下双寡头制造商决策
双寡头制造商之间的市场行为是完全对称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因此可以通过子博弈逆向归纳法求解。针对无政府补贴情况下的双寡头制造商决策，按照逆序归纳法的步骤求解，即第一阶段企业确定最优减排研发投入，以使得企业自身利润最大化；第二阶段企业进行古诺竞争选择最优产量，最终得到双寡头制造商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所以，两制造商的利润函数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ii，i=1，2（5）
（一）双寡头产量竞争
第二阶段博弈过程中，双寡头制造商在既定减排研发投入的情况下，通过古诺竞争确定最优产量qi，以实现各自收益Ri最大化，所以双寡头制造商的收益函数分别表示为：
maxRi=qi1-2qiμ2i-2σqjμiμj，i=1，2（6）
由于2Riq2i=-4μ2i
（二）双寡头研发竞争
第一阶段，两制造商以自身利润最大化进行减排研发投入。由式（5），分别对两制造商利润函数求减排研发投入的一阶偏导条件，可得：
πiii=Riμiμiii+Riμjμjii-1=ε2-ρσ2μi-σμj4i3/4i4-σ22-1=0，i=1，2（7）
由于两制造商是信息对称的，可以发现当μ1=μ2=μ时，两制造商利润函数关于减排研发投入的二阶偏导存在2πii2i
假设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无政府补贴情况下的社会福利可以表示为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与减排研发投入所造成的环境效益之和，即：
Sw=CS+pS+eS
=ε21+ρ2-ρσε21+ρ22+3ρ-σ1+σ+ρσ+4θ2-σ2+σ282-σ22+σ4（8）
引理1：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均随着技术溢出率ρ增强而增大①。
由引理1可以发现，在两制造商进行博弈过程中，制造商的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随着溢出率的增强而增大。随着技术溢出率增强，制造商的减排投入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大于自身利润，有利于制造商提高产量、增加减排投入，提升自身利润，这也充分说明溢出效应越强越有利于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引理2：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随着产品差异性σ增强而减小②。
由引理2可以发现，在两制造商进行博弈过程中，制造商的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随着溢出率的增强而减少。随着产品差异性增强，制造商的减排投入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小于自身利润，造成竞争逐渐激烈，制造商往往采取减少产量、降低减排投入，从而保证自身收益，这也充分说明产品差异越强越不利于增强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四、政府对制造商的补贴策略
在现有的双寡头制造商三阶段博弈模型中，并未考虑通过政府行为调控市场，往往这种情况所产生的均衡并非是最优的，市场易产生局部“失灵”状态，所以需要利用政府财税手段实现资源重新配置。而对政府部门而言，由于制造商进行减排研发投入的社会效应远远大于自身利润的增加，再加上环境效益的高风险性，会大力支持制造商的研发投入行为。政府对研发投入的支持主要表现是对制造商的补贴，在补贴方式上政府主要有两种选择：投入补贴和产量补贴。
（一）政府对制造商投入补贴
政府对两制造商的投入补贴是指对制造商研发投入进行直接补贴，刺激制造商增加研发投入，提高社会总福利。在投入补贴情况下，政府以社会总福利最大的目的，对两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按照s的比率进行补贴。所以，两制造商的利润函数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1-sii，i=1，2
st0s1（9）
1.双寡头制造商的产量决策
如无政府补贴情况下，由制造两商减排研发投入与消费者碳偏好的关系，可得均衡减排投入为iiSi=11-s2inSi。将其代入式（3），可得消费者碳偏好程度为μiSi=11-s1/2μnSi。所以，双寡头制造商的均衡价格、产量和利润分别为piSi=pnSi、qiSi=11-sqnSi、πiSi=11-sπnSi。
2.政府的补贴政策选择
在政府投入补贴策略下，社会福利不仅要考虑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与碳减排的环境效益之和，还要减去政府对双寡头制造商减排投入补贴，即：
Sw=CS+pS+eS-s・i1+i2
=ε21+ρ2-ρσε21+ρΔ1-σΔ2-σ2Δ3-4θ1-s2-σ2+σ281-s22-σ22+σ4（10）
其中，Δ1=21+3ρ-6s1+ρ，Δ2=-1-ρ+s1+ρ，Δ3=-1-s1+ρ。由社会福利函数Sw关于两制造商投入补贴率s求一阶条件Sws=0，可得：
s*=ε21+ρ22+5ρ-3σ-σ21+ρ+4θ2-σ2+σ22-σε23+σ1+ρ2-σ3+2ρ-σ21+ρ+4θ2-σ2+σ2（11）
（二）政府对双寡头制造商碳减排产量补贴
政府对两制造商的产量补贴是指对制造商生产数量进行补贴，鼓励制造商增加产量，提高社会总福利。在产量补贴情况下，政府以社会总福利最大的目的，对双寡头制造商的单位产品价格按照每件g进行补贴。所以，两制造商的利润函数为：
maxπi=qi1-2qiμ2i-2σqjμiμj+g-ii，i=1，2
stg0（12）
1.双寡头制造商的产量决策
如无政府补贴情况下，由制造两商减排研发投入与消费者碳偏好的关系，可得均衡减排投入为iQSi=1+g2inSi。将其代入式（3），可得消费者碳偏好程度为μQSi=1+g1/2μnSi。所以，双寡头制造商的均衡价格、产量和利润分别为pQSi=1-gpnSi、qQSi=1+gqnSi、πQSi=1+g2πnSi。
2.政府的补贴政策选择
在政府产量补贴策略下，社会福利不仅要考虑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与碳减排的环境效益之和，还要减去政府对双寡头制造商生产产量补贴，即：
Sw=CS+pS+eS-s・q1+q2
=ε21+ρ1+g2-ρσε21+ρ
SymbolQC@1+σ
SymbolQC@2+σ2Δ3+4θ2-σ2+σ282-σ22+σ4（13）
其中，
SymbolQC@1=22-3ρ+g，
SymbolQC@2=-1+gρ，
SymbolQC@3=-1+ρ。由社福利函数Sw关于两制造商投入补贴率g求一阶条件Swg=0，可得：
g*=2+σε21+ρ1+3ρ-ρσ-σ+4θ4-σ22ε21+ρ2-ρσ（14）
引理3：政府对投入进行补贴时，最优补贴率随减排研发对环境影响程度θ增强而降低，随碳减排对消费者偏好影响程度ε增强而增加；政府第产量进行补贴时，最优补贴率随减排研发对环境影响程度θ增强而增加，随碳减排对消费者偏好影响程度ε增强而降低③。
由引理3可以发现，政府基于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目的制定最优补贴率，技术溢出率和产品替代性是决定的关键性因素。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两制造商减排研发行为对消费者的偏好提高，这时政府应降低补贴率；随着产品替代性的增强，两制造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往往会选择减少研发投入，这时政府应提高补贴率。政府通过对制造商减排研发行为进行补贴，促进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引导市场达到最优的均衡状态。
通过对无政府补贴模型（nS）、投入补贴模型（iS）和产量补贴模型（QS）的均衡解进行比较，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两制造商的均衡产量均高于无政府补贴情况，即qiS>qnS、qQS>qnS；（2）投入补贴策略下两制造商单位产品的均衡价格与无政府补贴情况相同，而产量补贴策略下单位产品的均衡价格低于无政府补贴和投入补贴策略，即piS=pnS、pQSinS、iQS>inS；（4）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均高于无政府补贴情况，即πiS>πnS、πQS>πnS；（5）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的社会总福利均高于无政府补贴情况，即SwiS>SwnS、SwQS>SwnS。
在自由市场竞争机制下两制造商作为利益主体，其决策目标往往是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而这又与社会福利目标相违背。而两制造商进行减排投入的社会福利远远大于制造商自身利润，再加上投入行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政府会通过补贴策略支持制造商进行研发投入行为。对制造商而言，获得补贴是为了平衡研发投入成本，达到利润最大化；对政府而言，进行补贴是为了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无论是投入补贴还是产量补贴，都能有效地使两制造商加大投入，并增加其利润。同时，在补贴方式的选择上，通过分析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合理制定政府补贴率，选择更为有效的补贴方式，在保证制造商利润的同时，可以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提高市场减排研发投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五、算例分析
为了验证模型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本文使用matlab作为算例分析的工具，对加拿大境内的通用和福特两家汽车制造商进行调查分析，并通过数值仿真来求解不同补贴模式下的两汽车制造商的最优决策和政府的最优补贴率，分析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的变化对决策变量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并比较不同政府补贴策略下最优补贴率随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的变化情况。根据调查发现，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偏好的比例大约为总数的1/3以上，且经过减排技术改进后的汽车排放所减少的Cox、nox约为1/20左右。鉴于此，假设ε=3、θ=005。具体分析主要集中于，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的变化对双寡头制造商决策和政府最优补贴率的影响。为研究参数变化对决策的影响，根据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程度分为高、中、低不同情况进行比较，所以取ρ=01、05、09，σ=01、05、09进行分析。
（一）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对制造商产量和价格的影响
根据前文模型，可求解出不同政府补贴策略下制造商的均衡产量、产品价格，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1）在无政府补贴策略下，产品差异性与制造商的均衡产量和产品价格成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随着产品差异性增强，使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从而使得制造商不得不采取减少产量降低价格。而技术溢出率与制造商的均衡产量成正相关关系，与产品价格保持不相关。这是因为，随着技术溢出率增强，使得其他制造商减排投入对于在位制造商而言可以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但对产品价格无直接影响。（2）当产品差异性增强时，投入补贴策略下的制造商产量增加，单位产品价格均降低；而产量补贴下的制造商产量和单位产品价格均降低。当技术溢出率增强时，投入补贴策略下的制造商产量增加，单位产品价格不变；而产量补贴下的制造商产量增加，单位产品价格降低。同时，当产品差异性较弱技术溢出率较强时，投入补贴的产量低于产量补贴的产量；但产量补贴的单位产品价格始终低于投入补贴的价格。这是因为，政府进行投入补贴策略时，主要是刺激制造商的减排研发活动从而提高其积极性；而政府进行产量补贴策略时，主要集中于制造商生产产量。虽然不同的政府补贴策略对制造商都能带来好处，但产量补贴策略是对制造商生产行为的补贴策略，并未对制造商减排投入产生明显效果，而投入补贴是对制造商研发行为的补贴策略，主要将补贴转移到环境效用中。
（二）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对制造商利润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
根据前文模型，可求解出政府不同补贴策略情形下制造商利润及社会总福利，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1）无论政府对制造商的减排投入补贴还是生产产量补贴，均能增加制造商利润并提高社会总福利。但是，产量补贴策略下的制造商利润总低于投入补贴策略下的制造商利润；同时，当技术外溢率和产品差异性均较小时，产量补贴策略下的社会总福利高于投入补贴策略下的社会总福利。这是因为，政府对产量补贴仅仅是改善制造商生产活动的补贴，不仅不利于制造商加大减排投入力度，甚至会出现制造商隐利提高，降低其减排研发的积极性。（2）在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变化下，社会总福利的变化与制造商利润的变化趋势相似。因此，无论何种决策情况下，制造商利润和社会总福利依然是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而提高，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加而降低。同时，当技术外溢率较强产品差异性较弱，亦或是技术外溢率较弱产品差异性较强时，投入补贴策略相较于产量补贴策略更有效。这是因为，在强调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条件下，政府对制造商产量补贴往往是次优策略，实际上相当于将消费者剩余通过产量补贴再分配给了生产者，从而导致局部资源错配。
对制造商进行产量补贴时，政府的补贴支出相对于减排投入补贴往往更多，同时还会造成消费者剩余转化为生产者剩余，从而导致企业得到更多的隐藏福利。
（三）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减排研发投入的影响
在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通过分析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两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的影响，如图1所示。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与技术溢出率呈正相关关系，与产品差异性呈负相关关系。同时，产量补贴策略下的研发投入最大，投入补贴策略下的研发投入次之，无政府补贴策略下的研发投入最低。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制造商的减排研发投入增加，而减排研发投入作为社会公共品的特征就越强，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需要提供更高补贴率对制造商减排研发行为进行弥补，保证社会总福利实现最大化，从而反过来更加刺激制造商减排研发投入。而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强，两制造商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而减排研发投入并没有起到显著提高自身利润和社会福利的效果，政府需要通过其他财税手段调整市场，对双寡头制造商进行，引导带动更多的减排研发投入。
（四）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
在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通过分析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消费者偏好的影响，如图2所示。消费者碳偏好与技术溢出率的变化趋势相似，与产品差异性的变化趋势相反，且技术溢出率对消费者碳偏好的影响强于产品差异性。也就是说，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消费者碳偏好也同时增加；而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强，消费者碳偏好却降低。同时，当技术溢出率较小、产品差异性较大时，投入补贴策略对消费者碳偏好影响程度弱于产量补贴策略；而其他条件下，投入补贴策略对消费者碳偏好影响程度于产量补贴策略。这是因为，当技术溢出率较小、产品差异性较大时，两制造商都很难利用“搭便车”现象提高自身利润，而市场竞争程度很激烈，政府通过产量补贴能够更为直接地刺激两制造商加大研发投入，从而提高两制造商利润和社会福利。
（五）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政府补贴率的影响
在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通过分析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对政府最优补贴率的影响，如图3和图4所示。两种政府补贴策略下的最优补贴率，与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的变化是不同的。在投入补贴策略下，无论产品差异性如何变化均衡补贴率与投入溢出率呈正相关，随着投入溢出率的增强而提高；而当技术溢出率较低时均衡补贴率与产品差异性呈负相关，当技术溢出率较高时均衡补贴率与产品差异性呈正相关。在产量补贴策略下，均衡补贴率与技术溢出率呈“U”型，即随技术溢出率的增强先减少后增加；而均衡补贴率与产品差异性呈负相关，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强而降低。
六、结论
本文基于技术溢出率和产品差异性，构建三阶段政府与双寡头制造商的博弈模型，求解制造商最优生产产量和减排投入以及政府最优补贴率，并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推演对比三种补贴情景下的制造商利润和社会福利差异。算例证明了模型的有效性。
第一，不论政府采取减排研发投入补贴还是生产产量补贴策略，在短期内均能刺激制造商加大减排研发投入，从而增加制造商利润以及社会总福利。所以，政府应该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通过对双寡头制造商制定切实可行的补贴策略，推动减排研发技术的进步，实现社会总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第二，在政府以最大化社会总福利的目的下，投入补贴策略的均衡补贴率与技术溢出率呈正相关性关系，而与产品差异性不确定；产量补贴策略的均衡补贴率与技术溢出率呈“U”型关系，在技术溢出率较小或较大时补贴率较高，而与产品差异性呈负相关关系。所以，在差异化产品市场竞争中，政府应加强对减排研发投入的保护。
第三，消费者碳偏好与技术溢出率的变化趋势相似，与产品差异性的变化趋势相反，且技术溢出率对消费者碳偏好的影响强于产品差异性。随着技术溢出率的增强，消费者碳偏好也同时增加；而随着产品差异性的增强，消费者碳偏好却降低。同时，当技术溢出率较小、产品差异性较大时，投入补贴策略对消费者碳偏好影响程度弱于产量补贴策略；而其他条件下，投入补贴策略对消费者碳偏好影响程度强于产量补贴策略。
后续研究可以关注以下问题：第一，讨论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双寡头制造商的决策问题，分析政府应选择何种补贴方式；第二，基于技术溢出和产品差异，研究供应链的研发投入决策，分析供应链系统如何影响政府补贴策略。
注释：
①证明：对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减排投入和产量分别求技术溢出率ρ的一阶偏导，得πnSiρ=
ε41+ρ2-σ4-σ+2ρ2σ2-5σ+6-2ρ2σ4-σ82-σ22+σ4、qnSiρ=ε41+ρ26-σ-4ρσ82-σ2+σ3、inSiρ=ε41+ρ4-2σ1+3ρ+ρσ21+2ρ82-σ22+σ4。由于00，即均衡利润、产量和减排投入是技术溢出率的单调递增函数，随着ρ的增强而逐渐增加。证毕。
②证明：对两制造商的均衡利润、减排投入和产量分别求产品差异性σ的一阶偏导，得πnSiσ=ε41+ρ23+51-σ2+ρ41-σ3-2σ-σ21+2σ+2ρ21+1-σ34-2+σ32+σ5、qnSiσ=-ε41+ρ341-σ2+ρ+3ρ2σ82-σ22+σ4、inSiσ=-2-ρσ1+ρ21+ρ2-σ-σ1-ρσ42-σ32+σ5。由于0
③证明：对不同补贴策略下的政府最优投入补贴率和产量补贴率，分别求碳减排对θ和ε的一阶偏导，有s*θ=-16εθ1+ρ2-ρσ2+σ22-σε23+σ1+ρ2+4θ2+σ2、g*θ=22-σ2+σ2ε21+ρ2-ρσ、s*ε=8ε21+ρ2-ρσ2+σ22-σε23+σ1+ρ2+4θ2+σ2、g*ε=-4θ2-σ2+σ2ε21+ρ2-ρσ。根据假设条件可知，s*θ0、s*ε>0、g*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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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篇2
尽管现在是暑期，但教育这个话题最近持续火爆，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不仅教辅行业的近500万从业人员炸了锅，2.3亿左右的适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也都开始迷茫了起来，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分三期从学生、家庭和学校角度来详细地谈一谈双减的影响力。今天晚上算是第一讲《双减对学生的影响》，我特地邀请了一名在校学生，和大家一起来谈谈他们的感受是怎样的。
今天晚上的内容分成三个部分：
一是双减解读，理清政策背后的逻辑。
二是学生影响，学习变化及应对措施。
三是讨论互动，孩子学习究竟怎么办。
总的时间为60分钟，欢迎大家参与互动，交流探索。
我先来讲讲双减政策，双减全名叫做《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这个事儿其实发生了有那么几天了，网上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评论，上周三我已经就这个话题讲过一部分内容，谈及了对家庭教育带来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大部分朋友还是低估了它的作用，很多媒体也只是就事件本身进行了阐述，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国家这次痛下杀手对校外培训一刀切，我听到这样一些声音：
1、有的认为，教育改革喊了很多年，折腾来折腾去似乎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变，情况依然如旧，学生还是要写那么多的作业，家庭也还是承受孩子补习的经济负担。
2、也许这次改革的风刮一阵就算了，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我也曾经给从事教培行业的朋友说，赶快转型吧，结果回复说，没什么影响。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从这件事的根儿上跟大家聊一聊，给学生减负，喊了n多年，但是不同于以往由教育部来牵头，这次新政由中办和国办联合牵头印发，等于是中央高层统帅15个部委直接出手全面接管和彻底干预，这次政策背后蕴含的决心是不言而喻，执行力度与强度跟过去的全然不同，有的地方直接将培训机构整顿工作纳入到扫黑打非，动用非常手段来全力推动，所以消息一出，好未来、高途还有新东方，他们的股价当天下挫分别超过七成、六成还有五成。这些在美国上市的教育培训类中概股的股价较最高点的时候已经蒸发了90%的市值，这都不叫做腰斩了，而是直接掉到脚后跟了。
近十年来的教育产业化在市场和金融化的路上一路狂奔，资本纷纷入局，截止到2020年年底，学前至高中的校外辅导机构有49万家，但是仅仅疫情期间所新成立的就有8.4万家之多，2021年前半年又新增校外辅导机构4.9万家，就在过去的一年内呢，教辅行业趁着疫情居家隔离期间的在线教育风口，疯狂扩张，跑马圈地，有的一年三次融资高达200亿。像连年巨亏的好未来市值甚至飙升到了三千多亿人民币，而兴业银行这种国内规模数得上的这种上市银行巨头，目前的市值也不过3000亿左右。可能平常大家并没怎么关注这类事件，实际上，教育成为一个被疯狂挖掘的金矿，在中国已经盛行了10多年。
为什么这次教育行业一夜之间就被资本抛弃了呢，这就得回到我们这次的新政本身，双减呢强调了三点，一是严禁教育培训类机构资本化运作，二呢是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三是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儿童的线上培训，更全面禁止培训机构从学校去挖老师的墙角，尤其是第一点的，其中有一个细则，细则规定，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变更为非盈利性机构，这对于境外上市或者筹备境外上市的中国教育类机构而言呢，简直是灭顶之灾。谁也想不到这国内的经营实体有一天竟会成为了非盈利性的。教育培训行业的资本化运作之路被彻底掐断，昨天，我的一位北京朋友打电话跟我交流，他们吸收海外投资3个多亿在河北廊坊设立几所私立学校，政策压顶，早已慌了神，现在正急于想办法转型。
为什么要禁止教育资本化运作呢？
我们国家为什么这么强势又急切的出台一个一刀切的政策呢，这还得让我们从教育走过的弯路说起。曾经的教育开支非常简单，其实无非就是学费、书本费，最多再加一个借读费，再往后逐渐有了补习班的概念，但是那个时候的补习班呢都是学习吃力的同学才去的，目的还只是追上校内所讲的知识水平。自从教育被市场化和资本化后，让教育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逐利资源，已经严重偏离了教育的本质。在学校应试化以及校外补习化的双重呼应的大环境中，家长和学生们不断地被催眠，不知不觉地卷入其中，助推着资本支收割家庭的财富。
并且滋生如下问题：
1、家长们认为优秀大学毕业后进入优秀企业，优厚的待遇能让前期的投入瞬间回本，于是，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越来越强烈，不惜血本进行教育投资，无论成绩好坏，一概让孩子去补习。培训机构正是抓住人们这样的心态。
2、培训机构对于教师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因为教师也要赚钱嘛，上课一天不如补课一小时，老师呢在校内出工不出力，精力全部留在课余带这种小班赚外快。随着时间的发展呢，公私立学校之间就出现了严重的教学质量的鸿沟，很直观的体现在升学率上面，公立学校质量和口碑开始出现双重滑坡。
3、培训机构偷换概念，让你认为是自己不够努力，不够拼命才追赶不上别人，所以无数家长、学生被洗脑，被催眠，心甘情愿的倾其所有给孩子报名去读校外辅导班，最终掉入了资本设计好的陷阱之中。所以，有很多家长会这样说，“你看，别的同学都在补课呢，要不给你报个班？”，家长觉得自己没有给孩子报个补习班什么的，就觉得自己很内疚，孩子成绩不好，是自己的原因
4、在这条赛道上，竞争力最弱的人永远是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家庭，他们既要支付房贷车贷，还要支付高昂的补课费，当教育开支高到连中产家庭都无法负担的时候，这就严重影响了家庭功能，成为家庭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
教育负担，已经成为中国生育水平连续下降的重大因素。这就是国家顶层设计，下功夫改变教育现状，双减政策出台的逻辑。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教育长期应试化对学生其他学习时间的过度挤占，带来巨大的问题：
1、学生们长期置身于繁重的学习任务之中，奔走在学校、家庭和校外补习之间，不堪重负；
2、家长也被拉进应试体系，家庭也变身为第二学习战场；
3、双重叠加的压力环境，单一化的学生评价标准，让学生们感受到令人窒息的学习压力和无处可逃的单一的无趣的生活。
4、学生无法全面地均衡地接受教育的机会，严重损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这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教育出现的问题，已经足以说明教育已经丧失了育人本源，是影响新生代人口质量的大事。
如果朋友们听懂了我刚才所说的，就会理解人口问题和教育公平就是本次双减政策的主要目标，如果这一系列政策执行的比较到位，养育预期成本的降低而导致生育率的回暖，社会价值观呢也会迅速的去功利化，家庭也会去学习中心化，我们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好在我们国家这次真的是动物真格了，我也相信这一天呢一定会到来。我们用一句话总结现阶段的这种政策思路，那就是凡是有利于提高我们生育率水平和人口质量的，我们的政策都会拥护，凡是不利于提高我们生育率水平和人口质量的，我们的政策都会反对，就是这么简单。
接下来，我们谈一下，双减政策会对学生学习带来哪些影响。前面讲的内容有点绕，这里将从学习任务、学习内容、学习体验、学习环境、学习选择等方面来呈现双减政策执行后的变化。
1、学习任务：学生作业量会大幅减少，回家也不会布置很多家庭作业。非学习时间越来越多，自由支配时间也会明显增加；
2、学习内容：会更加全面，学校会补充非智力教育内容，课程表会认真地执行。中考的内容已经明显增加了考试科目，一些过去长期挤占的副科也纳入考试的范围。考试指挥棒也有了变化。
3、学习体验：学习标签化的负面体验会大大降低，学习成绩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体育、品德、美术、音乐等都是评价之一。不再担心学习成绩差而被边缘化、被孤立，全面评价会让学生获得价值感和自尊感。
4、学习环境：家庭逐渐去学习中心化，做好非智力教育内容的补充。父母焦虑程度降低，为学习、作业等事件冲突减少。家庭会变成自理和独立能力等多种能力的教育场所。
5、学习选择：社会认知水平的转变，让学习选择更加体面。学习职业技能，不再有丢脸和失败的感受。
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篇3
[关键词]新企业所得税法；税率；税收优惠；外资引进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07)12-0175-03
[作者简介]黄乐辉，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教务处讲师，研究方向为审计学；
章文波，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江西南昌330013)
黄苓，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市场经济。(江西南昌330099)
一、新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
在企业所得税采取“双轨”方式下，《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在很多方面的规定是不一致的、不统一的，为了营造出一个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原有的一些不统一的地方作出了重大的修改，实现了统一。具体的修改和统一的地方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一)新企业所得税法统一规定了纳税义务人。在原有的“双轨”制下，对内资企业施行的是1993年12月13日由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而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施行的是1991年4月9日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次通过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将原有两个企业所得税税收法律的纳税义务人进行了统一，将其定义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除外)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具体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居民企业主要是指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非居民企业主要是指外国企业。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统一规定了税率。在原来的“双轨”制下，内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为33%，同时规定了两档照顾性税率，即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含3万元)以下的企业，暂减按18%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含10万元)以下至3万元的企业，暂减按27%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为企业所得税税率30%以及地方所得税税率3%，对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而有取得来源于境内利息等所得的按20%的税率征收预提所得税(目前减按10%征收)。上述关于两税名义税率的规定从表面上看是一致的、公平的，但是由于我国两个所得税税收法律在税收优惠政策规定上存在着较大的不同，从而导致外商投资企业的实际税率明显低于内资企业的实际税率，根据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易镜明的研究指出，“双轨”制下的两个企业所得税在扣除税收优惠后，内资企业实际所得税税负平均为25%左右，而外资企业实际所得税税负平均仅12%左右。外资企业实际税负仅为内资的一半左右。新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原有两个所得税税收法律的税率，将名义税率统一为25%，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新企业所得税法统一规定了税收优惠政策。在原来的“双轨”制下，《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分别针对不同的地区或不同的行业制定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对“老、少、边、穷”地区有减征或免征所得税3年的优惠政策以及对西部地区有15%的低税率优惠政策和“两免三减半”定期减免的优惠政策等；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有15%或24%的低税率优惠政策、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有“两免三减半”定期减免的优惠政策以及再投资退税政策等。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力度、数量、同时享受等方面比《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优惠政策要大要多，这就造成了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为此，新企业所得税法在税收优惠政策上进行了统一，不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商投资企业，只要符合相应的条件，均能享受相同的税收优惠政策。
(四)新企业所得税法统一规定了计税依据的计算方法和标准。企业应纳所得税额是将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乘以税率的结果，所以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是应纳税所得额。在原有的“双轨”制下，表面上看，《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都是以应纳税所得额作为计税依据的，但是，两个税收法律法规对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和计算上却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规定，例如：在工资和福利费的扣除上，《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采用计税工资制度扣除，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采用据实扣除制度扣除；在公益性捐赠支出扣除的标准上，《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准予扣除标准是年应纳税所得额的3%(金融、保险企业为1.5%)，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是全额扣除。不同法律法规的不同规定也造成了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为此，新企业所得税法对计税依据的计算方法和标准也进行了统一规定，无论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均按相同的方法和标准确定计税依据，例如：对公益性捐赠支出的扣除标准统一为年利润总额的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上述新企业所得税法作出的四个方面的统一规定将为内外资企业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影响
由于新企业所得税法作出了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的修改和统一，因此，新企业所得税法的颁布和实施势必将对外资的引进和稳定、国家财政税收收入的增减变动、不同行业的发展、不同区域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一)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对外资进入中国的进程影响。由于新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统一为25%，并取消了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的定期减免税优惠以及产品主要出口的外资企业减半征税优惠等税收优惠政策，因此，有些的专家和学者认为，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将会出现潜在外资不再进入中国和现有外资大量流出中国的现象，影响中国资本市场，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个人对此的观点是：短期来看，新企业所得税法的颁布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进入中国的外资数量，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新企业所得税法不会影响外资进入中国的进程。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1.对原享受法定税收优惠的企业实行过渡措施，在过度期内维持了原有的税负水平，因而不会造成外资的大量流出。为了缓解新税法出台对部分老企业增加税负的影响，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新税法公布前已经批准设立，依照当时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享受低税率和定期减免税优惠的老企业，给予过渡性照顾：按现行税法的规定享受15%和24%等低税率优惠的老企业，按照国务院规定，可以在新税法施行后5年内享受低税率过渡照顾，并在5年内逐步过渡到新的税率；按现行税法的规定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老企业，新税法施行后可以按现行税法规定的优惠标准和期限继续享受尚未享受完的优惠，但因没有获利而尚未享受优惠的企业，优惠期限从新税法施行年度起计算。
2.新开办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也不会有明显的提高，潜在的外资仍将进入中国。虽然新企业所得税法取消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地区优惠政策和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的定期减免优惠政策，但仍然对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方面的企业、对投资于农林牧渔业、基础设施的企业、对劳服企业、福利企业、资源综合利用的企业、对特定地区内新设立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对西部大开发地区的鼓励类企业实行低税率、免征或减征等税收优惠政策，综合考虑到新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已经降低至25%这个因素，所以对这些新开办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来说，它们的税负水平并不会出现明显的提高，潜在的外资仍将会继续进入中国。
3.中国良好的市场环境仍将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外资是否进入中国，并不是简单的取决于企业所得税的税负水平这一个方面的，稳定的政治局面、发展良好的经济态势、广阔的市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不断完善的法制环境和政府服务等，都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综合来看就是取决于外资的盈利水平。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对国家财政税收收入的影响。从短期来看，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将减少国家的财政税收收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关于《企业所得税法》草案的说明”的讲话中就指出“考虑到新税法执行后其中一部分外资企业可以继续按新税法规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和小型微利企业优惠税率，一部分外资企业可以享受过渡优惠政策，新税法执行后对外资企业即期财务成本不会造成大的影响。由于总体上降低了法定税率，提高了税前扣除标准，如果2008年实施新税法，与现行税法的口径相比，财政减收约930亿元，其中内资企业所得税减收约1340亿元，外资企业所得税增收约410亿元。如果考虑对原享受法定税收优惠的老企业实行过渡措施因素，在新税法实施当年带来的财政减收将更大一些，但在财政可承受范围之内。”
但是，如果我们从长期来看，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却有可能会增加国家的财政税收收入，主要的原因是：首先，新企业所得税的实施可能会提高内资企业的盈利水平，例如：其中一些有关费用扣除标准的修改会提高了内资企业的盈利水平，使得有些内资企业扭亏为盈，有些内资企业由微利水平变为正常盈利水平，例如：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所在对企业所得税合并对银行业的影响的研究报告中就指出“由于新企业所得税法允许银行据实税前扣除工资支出，可使上市银行净利润平均提高幅度在13%―25%左右”。所以，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将可能会使它们缴纳的企业所得税额相对有所增加；其次，新企业所得税的实施使内资企业获得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增加内资企业产品的销售数量，增加企业的销售额，从而有效提高内资企业的盈利水平，而内资企业盈利水平的提高将会增加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最后，新企业所得税的实施在增加内资企业盈利水平的同时，会使得内资企业拥有更多的税后收益，为内资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本，内资企业可以利用这些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扩大企业的经营规模，使内资企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增加其缴纳的所得税额。
(三)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对不同行业的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在“双轨”制下，我国对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名义税率都是33%，但是，由于我国对不同行业的企业实行了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所以，不同行业的不同企业的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水平并不完全相同，有的企业执行的是33%的名义税率，有的企业执行的税率是低于33%，甚至有的企业还执行的是低于25%的税率(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名义税率)，所以，新企业所得税法的颁布和实施对于不同行业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
总体来看，根据目前各个行业执行的实际税率水平和相关成本费用扣除规定，在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银行保险、医药、汽车(商务车)、钢铁、煤炭等行业将从中获得较大的利益；纺织服装、食品饮料、高新技术等行业将基本维持在原有税负水平；部分涉外的企业的税负水平将因为税收优惠政策的取消而上升。在所有的行业中，金融保险行业获得的好处是最大的，主要原因是金融保险行业在“双轨”制下基本上执行的是33%的名义税率，同时在成本费用扣除上，金融保险行业采取的是计税工资制度的限额扣除方式，而金融保险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计税工资，这也相应的提高了金融保险行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根据长江证券公司钱锟同志在2006年12月26日新企业所得税法尚未明确得到通过时所做的分析，金融保险行业的实际税率水平在38%―41%之间，因此，新企业所得税法的颁布实施将会使得该行业的净利润平均提高幅度在13%―25%左右。
(四)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对不同行政区域的经济运行和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在“双轨”制下，《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都对一些特定的行政区域的行业或企业实行了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15%；在沿海经济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24%；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15%，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还可免征所得税两年，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内资企业在2000年至2010年间，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这些优惠政策的制定确实对特定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也正式这样的“歧视”性优惠政策，也对非特定行政区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消极的阻碍影响。新企业所得税法在保留了部分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取消了大部分的区域性优惠政策，所以，新企业所得税法的颁布和实施将对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受益最大的是原本没有优惠政策的中部各省。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颁布实施，很好的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在所得税方面实行的“双轨”制，在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环境。同时，不同的行业和区域受到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不同的行业和区域应抓住这次企业所得税合并的大好机遇，进行行业升级换代，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税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安体富，等.论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的合并[J].税务研究，2005，(03).
[3]倪红日.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统一面临的机遇、挑战与政策选择[J].涉外税务，2005，(02).
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篇4
教师关于双减政策的个人心得 近日，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主要指导思想是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作为一名在职教师，我认为“双减”政策坚持学生为本，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保障学生休息权利，让学生的学习回归学校,整体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减轻家长负担，缓解家长焦虑情绪，回应社会关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是利好政策。“双减”减什么，义务教育阶段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让教育包括课后服务等全部回归学校。确保“双减”政策的落地，我们就要大力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让学生在校内就能够得到优质的教育，并且逐步优化作业布置和课后服务方面的工作，更好地让学校所拥有的优质教学资源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老师的角度来说，回归校内教育就是回归教育本心。“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校老师的教学中心是需要摆在校内的。要想有效实现“双减”，需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主阵地作用，让学生在学校内学足学好，这样才能够缓解家长焦虑。“双减”政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学校的教学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科学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体育、阅读、文学、艺术等教育，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制定课后服务实施方案，提升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双减”政策的出台，让作为教师的我看到了国家对教育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政策的出台，将减轻家长的负担，让“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有了希望。同时也督促着教育者，要想更多办法去努力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希望加大力度将政策落地落实，切实取得实效。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就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时时刻刻把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放在心上，承担起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使命任务。
教师关于双减政策的个人心得
7月24日中央了双减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执行。双减又称“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目标：1、保护学生的身体健康，并将负担提升到未成年保护法的高度。2、减轻家庭教育负担。3、将教育回归到学校。4、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并规定，理调控作业结构，确保难度不超国家课标，建立作业校内公示制度，加强质量监督，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对于学生作业量给出了明确的标准，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要求教师认真批改作业，及时做好反馈，加强面批讲解，认真分析学情，做好答疑辅导。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
对于课余时间，鼓励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开展适宜的体育锻炼，开展阅读和文艺活动。保护好学生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家长要积极与孩子沟通，关注孩子心理情绪。充分用好课后服务时间，指导学生认真完成作业，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与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
“双减”工作是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和政治高度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国之大计。作为一线教师，更是站在了“双减”工作的主阵地上，更要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到学习工作中去。
在我看来，“双减”不是让学生远离学习，虚度光阴，轻视教育，更不是在教育质量上做减法，不是在教育责任上撂挑子。而是对我们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我们要认真备课，引导学生敢于质疑，提出问题，发现问题，鼓励学生自主探究问题，解决问题；要健全作业模式和形式，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同时转变教育评价方式等。
我认为具体的做法有：
一、学习课程标准，对课程标准有新的认识，更新教学理念，明白减负并不是单纯的削减作业数量，关键是如何在“减负”的同时提高质效。
二、增强集体备课，仔细钻研教材，使各单元的教学目标更加明确，依据单元目标制定合理地课时教学目标，并依据各班的实际情况，修改教案，有针对性地对语文知识和能力进行训练。
三、依据学生年龄特征，创设情境，培育学习兴趣，以“学生发展为本”，精讲简练，给学生多一点时间和空间，让学生自主地、富有个性地发展，让每一个学生在课堂中都有所收获，从而提高40分钟的教学质量，打造高效课堂。
四、精心设计课堂练习，围绕听说读写相结合进行。有目标，避开随意性。在讲解课文中完成。如：每篇课文中的生字，对容易写错的，在检查预习时重点强调，采用集体书空或抄写或形近字等方式牢固掌握。课文中的关键词语，运用各种办法或近、反义词，或联络上下文理解。找出本篇课文中想像说话的训练点，进行说话练习。课后及时写下。有了课堂上说的基础，回家完成写的任务就轻而易举。对文中的重点段落指导朗读，熟读成诵。减轻了学生业余负担。
五、课外作业，细心筛选，仔细编排，如在教学中总结出经典基础性作业和练习，作为常规试题仔细练习。让学生作业负担小，又得到最大的训练，做到及时高效。每周针对单元目标出好周周练，进行一些操练。
六、设计分层作业：对各班级不同学生的特点，设计一些必做题和选做题，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和能力选做作业。同时还注意作业的趣味性和实践性，让中差生把完成老师的作业当作一件乐事。避免作业中的重复现象，尽量设计精而简的作业，作业的布置要照顾到各个层次的学生，让每个学生都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逐渐树立起学习的信心。
总之，练习只是手段，让学生在课后获得巩固才是最终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为教师要精细设计每一个课堂作业，做到少而精，让学生在乐中获得学习，获得巩固，增强练习的有效性。
教师关于双减政策的个人心得
近日，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主要指导思想是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作为一名在职教师，我认为“双减”政策坚持学生为本，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保障学生休息权利，让学生的学习回归学校,整体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减轻家长负担，缓解家长焦虑情绪，回应社会关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是利好政策。“双减”减什么，义务教育阶段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让教育包括课后服务等全部回归学校。确保“双减”政策的落地，我们就要大力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让学生在校内就能够得到优质的教育，并且逐步优化作业布置和课后服务方面的工作，更好地让学校所拥有的优质教学资源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老师的角度来说，回归校内教育就是回归教育本心。“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校老师的教学中心是需要摆在校内的。要想有效实现“双减”，需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主阵地作用，让学生在学校内学足学好，这样才能够缓解家长焦虑。“双减”政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学校的教学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科学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体育、阅读、文学、艺术等教育，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制定课后服务实施方案，提升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双减”政策的出台，让作为教师的我看到了国家对教育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政策的出台，将减轻家长的负担，让“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有了希望。同时也督促着教育者，要想更多办法去努力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希望加大力度将政策落地落实，切实取得实效。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就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时时刻刻把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放在心上，承担起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使命任务。
教师关于双减政策的个人心得 最近关于政府下来的双减政策，犹如一颗深水炸弹，将波澜壮阔的培训行业，炸出底部。而关于双减政策对于教培行业影响的解读，更是铺天盖地的来袭。拍手叫好声，异义声，痛苦挣扎声。。。这一切，其实无论是众意沸腾还是探讨为什么这个政策，都是无用的，与其纠结于这些，还不如，想想未来的影响。因为这是国家政策，是坚决要做下去的。
站在国家的角度：
2021年的人口普查，让国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放开三胎。但是二胎都不敢生，何况三胎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国家一调研，奥，原来是民众负担也太重，不敢生，都被房子和校外培训给压怕了，所以房地产存在问题，所以培训机构也存在问题。那好办了，解决掉。先一刀切，解决掉民众最疾苦的问题，不让周末节假日和寒暑假补课，这样就解放了大多数。至于造成的少数问题，再慢慢解决就是，反正不影响国家的战略性布局。比如，一个地方100个学生，只有60个能上普高，其它去职业类院校。对国家而言，谁能去上都一样，反正就那么些数，所以直接对培训机构釜底抽薪没有关系。
所以，国家这一政策之后，知道会有一些小问题存在，也必然会逐步解决这些问题。而解决的方案，笔者也尝试着预测如下：
1、在一刀切培训机构之后，会让这部分原来学校满足不了的职责，再转移到现有的公办学校，比如现在开始的晚托，后面将会完善晚托的内容，引入素质类和特长类课程，满足不同的需求;
2、治理素质类课程，取消各种考级的乱像，优化升学加分内容;
3、引入社会公益力量，引导留存下来的社会培训青少年机构，加入到公益社区和公益课程中来，来弥补国家力量的不足。最终实现青少年的素质教育目标;
4、改革现有的教师工资评价体系，教师资格证审核体系，师范体系，师范类老师实习体系，通过这些的改变，实现教师职责的重构，社会对教师的认知。
5、在这里单独提一个是：结合公立学校，建立公益社区，实现青少年可以在文化素质体育方面在寒暑假得到更好的锻炼，而这些实现的参与者，可以让师范类大学生在正式入职前为主体参与，即能得到锻炼和实习的机会，也能赚点收入。当然，退休的老教师也可以发挥余热了。
站在社会的角度：
有拍手叫好的，觉得国家终于要治理这个造成父母辛苦的罪魁祸首了;有忧愁未来孩子怎么办的;也有无所谓后面再看情况的。以上的看法不一而论，但是有几个问题我们总规是要面对的：1、那些拍手叫好的基本上是觉得上学上到什么程度，靠自己孩子就好，不需要太多费心，原来都报，也不得不给孩子报，现在好了，都不报，所以也就不用假装关心孩子，为孩子报了，说到底这样的家长基本上是读书无所谓论，并且本身绝对教育不了孩子的。他们不懂得再优秀的孩子是需要给引导的，是需要从课本之外给予人生的体验和认知的，这些对孩子的成长也很重要。2、那些因为双减政策而过于忧心的家长，也没有必要焦虑过多，等待国家政策更明晰的配套办法，看看依靠学校的力量可否达成，如果实在达不成，办法总是会有。
站在培训机构的角度：
现在是重新洗牌的时候，无所谓冤枉不冤枉，是成功的急流勇退还是刚入行赔的血本无归，这些都是这阶段造成的一些现象，是没有办法的事。
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篇5
关键词：税费改革；农村居民消费；影响
一、引言
国家在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主要依靠其“高储蓄”、“高投资”等重要发展战略，并以此增长我国当前国民经济综合水平。虽然得到一定改革成效，但也令经济陷入了相对失衡的经济困境。国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持续性发展的严峻挑战，令消费水平在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故国家财政管理部门应高度重视该问题，应通过制定有利政策加以实施，旨意改变经济增长的模式，进而扩大居民对消费的需求。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通过设定计量模型主要运用连续变化、双重差分的原理，该模型具体为：
其中i表示地域；t则代表时间；αi未观察地区的效应，用以控制地区的固定效应；δi代表为观察时间的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全国农村区域在消费标准上存在的潜在时间变异；εu代表随机干扰因素；RCR代表农村地区的消费率；Ruraltax代表人均税费的实际减免额。同时，文章主要针对人均税费的实际减免额其对农村地区居民的整体消费影响展开分析。X代表影响消费率的潜在控制性变量，要想确保被解释变量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应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由于居民的整体收入严重影响着自身的消费指标，在计量模型中将人均净收入视为解释变量，且上式为简单的计量模型，把人均净收入的变量加入模型中，主要是控制潜在因素导致的均衡效应。
（二）若选择其他影响农村消费的变量时，应有相对科学的理论、实证等作为基础性支撑。在模型方程中也控制了农业支出的相对比例，充分反馈国家财政支持农村发展的切实力度等。
二、估计方法
在税费改革的政策实施中，对全国农村在不同时期落实了该政策。由于执行力度不同，致使农村的税费改革出现了连续变化的现象。为此，本次抽查估计涉及了连续型的变量，因而将其分成处理组、对照组，进而分析两组税费改革对农村的消费观影响情况。选用连续型、双重差的方法和普通双重差的方法存在本质性区别，但有类似的估计思想，其区别具体为综合税费改革产生连续的变化实况，能有效规避其认为设定某些因素去区别处理组、对照组潜在误设及偏差等。因此，针对模型的设定需能够控制住农村消费的固定效应，包括时间与地域以及地域变量。
三、基本估计结果分析
由于未抽查的地区有可能对该本次估计结果产生干扰，要想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的分析不受该隐含因素的影响，应采用具有固定效应的模型去估计整个农村的消费标准。首先运用连续型、双重差分的模型基本估计出了2000年至2006年全年段的税费改革情况，即减免农业的税收标准能对农村消费水平的影响实况。其中下表体现了实际估计结果，（1）中在无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呈现一元的回归结果。估计显示：税费减免的变量具有较高系数，并有相同的数据观察结果。针对定量展开分析，税费在逐级减免一元的前提下，其消费率增长接近0.1个百分点，该影响系数在很大程度上展现税费改革的均衡性，病有可能影响着农村居民去实现投资，间接影响和其减免税收前夕国家收入。为了精准估计其税费改革的影响，应直接采用增加其税收以后的收入对农村整体消费进行深入性影响。在（4）、（5）、（6）中，选用2000年税费的减免率将其作为权衡税费减免的标准指标，同时运用多维度分析税费改革对其居民消费的影响。若有效控制了所有变量并将估计的系数视为实现定量分析的重要参考，从中发现人均税费降低一个百分点后，其农村消费水平增长率提升了0.02左右个百分点，另外，提升的收入总水平相对消费率无较大切实影响。
四、税务改革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刺激效果持续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实行的“减免农村税收”政策，不仅废除了千年农业税收制度，还有力提升了农村的经济整体水平。根据基本估计的结果分析，期税费改革的新政策实施对农村居民在消费上产生刺激的作用在2004年至2006年表现较明显，同时把废除税收制度之后2007年至2009年纳入农村消费影响的分析行列，且将该年段作为哑变量，同其减免税收的额变量进行相乘，从而得出相同数量的交互量。通过估算其系数去综合判断在2007年至2009年实行税费改革后对农村消费的整体影响形势，并与上个年段作出对比。根据下表的结果分析，（1）中在控制其它因素的前提下，交互项的三个系数较小，表明税费改革的消费影响系数和2004年至2006年相互间无明显差异；（2）中运用2007年至2009年的哑变量去控制时间，结果和（1）大致相同。根据分段估计的分析，在税费改革的第二个时期消费影响主要集中在2005年和2006年，其在2004年呈现出较弱的刺激性作用，为此有必要把2004年的抽查结果剔除估计分析的行列。因此，税费改革影响农村消费水平呈现出较强的持续性，有力与大力实施税费改革将农村消费水平提升至较高层次。
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篇6
关键词：“5・12”地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中图分类号：F813/81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1-0020-02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市发上了历史上罕见的8.0级大地震。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以及近期国内发生的严重雪灾，这次地震的发上无疑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去年防通胀、防过热“双防”背景下确立的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现在显露微调的可能。如何打好“稳健财政从紧货币”这张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问题成为影响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不时出现膨胀或紧缩缺口，只有采取权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业务卖出债券、提高再贴现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来抑制投资，降低总需求，从而消除膨胀缺口；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设、降低税收等来拉动经济复苏。这就是著名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相机抉择性质的，这种模式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借鉴作用。而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协调配合，采取不同的协调模式，才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相机选择的主要内容。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松”政策配合模式。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政策。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1]。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我国理论界学者关于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阶段划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85年到1997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三是从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4年至今。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2]。
三、“5・12”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来看，此次地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但据官方数据显示此次地震灾区总人口在5000万左右，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大，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主要是对我国控制物价不利，此次大灾将推高粮食与生猪供应紧张和价格的预期。地震可能会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今年前四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点附近。4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猪肉生产省份和第五大粮食生产省份。地震的发生，或许会使已经很高的粮食价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动，从而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造成进一步压力。其次，可能对我国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影响国民经济的准确数字，具体的测算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西部是我国的产粮区，这次地震对局部的影响又相当大，因此对当地的生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灾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主要在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在抗震救灾是当前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现“普涨”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意义更显突出。而流动性管理、维护物价稳定、稳定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多重调控目标已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牵制，因此抗震救灾、稳定物价的重心应主要落在财政政策身上。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加快救灾和灾后恢复，将地震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财力的前提下，对部分区域或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减免，为维持物价和经济稳定买单，这样才能把缓解货币政策的压力走出目前的瓶颈，有效控制过剩流动性等总量问题。
首先，抗震救灾是当前财政政策最需发力的领域。只有迅速调拨财力、保障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灾过程中，必须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及时制定和部署灾后重建的一些税收优惠等。其次，四川拥有电力、天然气等优势资源，但这些相关企业的总部并不在本省，导致本地税收收入流向总部所在地政府。企业所得税政策应立即进行调整，将灾区企业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全部留给当地政府，以增强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价上涨，特别是在防止价格上涨趋势由食品向非食品的传导中，财政政策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四川向外输出的猪肉约占全国消费的4%，地震短期内可能导致调出猪肉减少，物价水平可能会因部分商品供给的减少而抬头。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受灾地区实行区域税收优惠，这样，既可以鼓励当地企业生产自救，又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达到抑制物价上涨的目的。最后，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出现的波动，财税政策也应未雨绸缪。南方雪灾和“5・12”大地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灾区重建需投入大量资金，这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提供了良机。增值税转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税转型将大大降低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升级的投入成本。
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首先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筹集财政资金[6]。因此，针对目前举国全力抗震救灾的形势，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用于地震灾区灾民安置和重建。近几年，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20.9%。2008年，中央财政减少了赤字规模，赤字率将下降至0.7%[4]。中央财政第一季度收入实际增长远高出年度预算增长，目前赤字率和债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财政状况良好，不仅可动用财力充裕，而且有较大的减税和发债空间。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债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公开市场业务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金融当局未来政策之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将利率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目标。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已经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并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与央行相关政策相配合，应为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分担灾区金融机构风险，鼓励灾区金融机构放贷。可以选择的一项政策是降低灾区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金融机构征收5%的营业税，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税负明显偏重[7]。给与地震灾区金融机构降低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支持灾区融机构积极参与救灾和重建，也为下一步营业税改革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邓子基.财政与宏观调控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54.
[2]邓子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当代财经,2006,(1).
[3]新华网.震灾引发经济运行三大焦点问题强震难撼从紧政策[eB/oL].news.省略/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财经网.“经济震波”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支持救灾[eB/oL].省略/20080519/63589.shtml.
[5]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9.
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篇7
【双减政策推出的根本原因】
双减政策出台的根本原因可能是新增人口的减少，出台相关政策是为了提高出生率。而提高出生率又分几个方面，比如说增加大家生孩子的欲望，比如降低生孩子和养孩子的成本。
【对教育培训行业的影响】
教育是养孩子的成本，当然现在打击的只是供给侧，需求侧的需求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还是存在的，所以短时间来看，估计会往1对1和公立学校培养方向发展。这可能是根本的东西。
双减政策表象上是打击了供给侧，政策要求已上市机构退市或者改为a股市场，没上市的不再允许上市，注意是不再允许上美股，港股a股都是可以的，所以短时间来看教育股票会大幅下跌，并且会持续下跌。
美股教育股票下跌对于利益方来讲是严重受损的，也就是财团们。财团们受损失是一定要找到制衡的方法，也就是目前看到的大批量卖出，可以说是不管什么类型的股票，这也就是表象上我们看到的股市血崩，一绿到底。
短时间内会如此，但一定会恢复的，同理教育机构也不会彻底死掉，需求还在，也一定要解决。
【教育的未来，可能正在向德国模式转变】
至于未来解决的方向，建议大家可以去研究德国的教育体系。粗略说的话是在高中分流，一半上本科研究生方向，一半上中专大专就业，或者再转本科。也就是50%的学生会去学技能方向。另外就是大家毕业后去学习技能培训，也就是现在口头说的职业教育。
总之教育的减负根本是实现教育资源的平等，实现真正的普惠教育。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奔着这个方向提前做准备吧。
【这个行业被影响最深的的本质】
先说，为何出台“双减”等相关政策打击校外培训。任何行业的商业化的最终目的是行业的普惠化，拿医疗来讲，医疗的商业化会让医疗更加的普惠，行业成本大幅降低后让大部分人都看得起病，行业的快速发展能够引进最新的医疗技术，让更多的疑难杂症有更针对性的治疗。
同理，教育的商业化的最终目的，促进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教育的普惠化，但同时会带来两个致命的问题：
第一，当井喷发展时会造成教师资源的不足，而补充教师资源的最快方式是“掠夺”公立学校的优秀教师，这点上会导致公立学校与私立培训机构（和私立学校）的双方对立。有同学说了，私立学校不是一直存在吗，也没听说严重对立的情况啊？！私立学校一直从公立学校抢优秀教师，这事儿在各地都有发生但没有上升到如此严重的局面，直到近几年在线教育的发展，加速了对立的严重性。
第二，教育的商业化会导致部分家长和孩子通过商业教育，也可以直接说是花钱报各种补习班的方式，达到培优，达到“掐尖”中的尖子生。而苦苦通过常规学习是完全达不到的，进而会引发出我们通常所说的阶层固化的程度。这点不再多谈了。而另一个大家经常讨论的“焦虑”在上头的层面上来讲不是最重要的，所以算不上致命问题。
另一个点是，教育井喷发展这事儿是近几点的事情，为什么现在才颁布相关政策呢？
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篇8
关键词：处理原则；选择逻辑；追溯调整法；未来适用法；应用
一、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处理原则
在一般情况下，企业应在每期采用相同的会计政策，不得随意变更会计政策。企业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可以变更会计政策：一是依法变更，即当国家法律或会计准则等行政法规要求改变原有的会计政策，采用新的会计政策时，企业必须服从国家法规、会计准则的要求；二是自行变更，即当会计政策的变更能够使企业提供的有关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信息更可靠、更相关时，应改变原有的会计政策。但是，企业在以下两种情况下采用新的会计政策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范围：一是企业本期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与以前相比具有本质的差别而采用新的会计政策；二是企业对初次发生或不重要的交易或事项采用新的会计政策。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处理方法的选择逻辑
对于会计政策变更,企业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
（一）企业依据法律或会计准则等行政法规、规章要求,变更会计政策。分以下两种情况进行处理：法律或行政法规规章要求改变会计政策的同时,也规定了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处理办法,这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办法进行；国家没有规定相关的会计处理办法,则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
（二）由于经济环境和客观情况的改变而变更会计政策,以便提供有关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更为可靠、更为相关的会计信息,则应当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
（三）如果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不能合理确定,无论是属于法规、规章要求而变更会计政策,还是因为经营环境、客观情况改变而变更会计政策,均可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
三、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会计处理方法的应用
（一）追溯调整法
追溯调整法是指对某项交易或事项变更会计政策时,如同该交易或事项初次发生时就开始采用新的会计政策,以此对相关项目进行调整,即应当计算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并相应调整变更年度的期初留存收益以及会计报表的相关项目。其步骤：1、计算确定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2、进行相关的账务处理；3、调整会计报表相关项目；4、附注说明。其中,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是指按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对以前各期追溯计算的变更年度期初留存收益应有的金额与现有的金额之间的差额,即以下两个金额之间的差额：第一，在变更会计政策的当年,按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对以前各期追溯计算,所得到的年初留存收益金额；第二，变更会计政策当年年初的留存收益金额。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是变更会计政策所导致的对净损益的累积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利润分配及未分配利润的累积影响金额,不包括分配的利润或股利。按新的会计政策计算确定留存收益时,应当考虑由于损益变化所导致的补交所得税或退回所得税,即留存收益应当是税后数。
在运用追溯调整法的过程中，关键的一步就是累积影响数的计算，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的计算步骤如下：1、根据新的会计政策重新计算受影响的前期交易或事项；2、计算两种会计政策下的差异；3、计算差异的所得税影响金额（如果需要调整所得税影响金额的）；4、确定前期中的每一期的税后差异；5、计算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
【案例】资料：世纪公司管理部门从1999年12月20日开始使用的一项固定资产的原价为350000元，预计使用年限为10年（与税法规定的年限一致），净残值为0，按直线法计提折旧。2002年1月1日改按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该公司1996年起所得税税率为33％，所得税采用债务法核算，按净利润的10％、5％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和公益金。
要求：
1、按追溯调整法计算折旧政策变更产生的累计影响数。
2、编制折旧政策变更有关的会计分录。
3、说明2002年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调整金额。
【答案】：
1、计算折旧政策变更产生的累计影响数1．按直线法计提的年折旧额＝350000÷10＝35000（元）；2000年、2001年两年累计折旧额＝35000×2＝70000（元）；2．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年折旧率＝2÷预计使用年限×100％＝2÷10×100％＝20％年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折旧率2000年折旧额＝350000×20％＝70000（元）；2001年折旧额＝（350000－70000）×20％＝56000（元）；两年累计折旧额＝70000＋56000＝126000（元）；3．折旧政策变更的税前差异累计数2000年税前差异＝70000－35000＝35000（元）；2002年税前差异＝56000－35000＝21000（元）；两年累计差异＝35000＋21000＝56000（元）；4．折旧政策变更对所得税影响的累计数2000年所得税影响数＝35000×33％＝11550（元）；2002年所得税影响数＝21000×33％＝6930（元）；两年所得税累计影响数＝11550＋6930＝18480（元）；5．折旧政策变更对税后影响的累计数2000年税后影响数＝35000－11550＝23450（元）；2002年税后影响数＝21000－6930＝14070（元）；两年税后累计影响数＝23450＋14070＝37520（元）。
2、编制会计分录
（1）补提折旧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37520
递延税款18480
贷：累计折旧56000
（2）调整已提取的盈余公积
借：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3752（37520×10％）
―――法定公积金1876（37520×5％）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5628
（3）2002年度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调整金额1．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年初数调整金额为：“累计折旧”项目增加56000元；“递延税款”借方增加18480元；“盈余公积”项目减少5628元；“未分配利润”项目减少31892元；2．2002年度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上年数的调整金额为：“管理费用”项目增加21000元（56000－35000）；“所得税”项目减少6930元（21000×33％）；“年初未分配利润”项目减少19932．5元（23450×85％）；“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项目减少1407元（14070×10％）；“提取法定公积金”项目减少703．5元（14071×5％）。
3、未来适用法
未来适用法指对某项交易或事项变更会计政策时,新的会计政策适用于变更当期及未来期间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即不计算会计政策变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也无须重编以前年度的会计报表。企业会计账薄记录及会计报表上反映的金额,变更之日仍然保留原有金额,不因会计政策变更而改变以前年度的既定结果,企业应当在现有金额的基础上按新的会计政策进行核算（不必调整变更当年年初的留存收益,只在变更当年采用新的会计政策）。根据披露的要求,企业应计算确定会计政策变更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数。例如，企业原对存货计价采用先进先出法，由于物价持续上涨，按照会计制度的要求改为后进先出法。假如该企业于1996年1月1日变更会计政策，1996年1月1日存货帐面余额为890000元，这是在采用先进先出法基础上计算出的余额。在采用未来适用法时，存货帐面余额保持不变，仍为890000元，对存货采用后进先出法从1996年1月1日及以后才适用，不需要计算1996年1月1日以前按后进先出法计算存货应有的金额，以及对留存收益的影响金额。
参考文献：
[1]许聆.会计政策变更及其会计处理新疆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2001;08
[2]刘春伶.会计政策变更与会计处理方法冶金财会[J]2005;08
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篇9
[关键词]新劳动合同法财政政策
2008年中央经济会议文件显示，目前中国实行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政府对经济工作的指导，从中可以看出国家经济的走向。财政政策主要分为政府支出和政府收入两部分，政府支出包括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等，政府收入包括税收政策等。
新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年初开始实施，其对经济层面的影响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即将新劳动合同法作为一项财政政策进行论述，并对其政策效果进行分析。
一、新劳动合同法的是财政政策吗
根据财政政策的定义，财政政策是一种政府计划。内容包括：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及转移支付等支出;税收的数量和种类。从定义上来看。一部关于劳动者的法律很难和政府购买，转移支付和税收相关。然而，笔者认为，如果政府直接采取的一项非金融类政策对宏观经济层面存在一定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时，那么这项政策就可以被称为财政政策。因为，它与书面意义上的财政政策有同样的政策效果。
税收被公认为是一种财政政策，税收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影响市场交易的数量，并表现为将私人的一部分货币转移给政府或相关部门。同样，一项旨在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法律我们同样可以认为是一项财政政策，只是这里的货币转移较为隐蔽而已，这些将在后文进行叙述。
二、新劳动合同法为什么是紧缩的财政政策
在明确了新劳动合同法是财政政策之后，下文将论述新劳动合同法是紧缩的财政政策的原因。
首先，一项法律或管制，无论是处于什么原因，一定会减少市场的作用。用最基本的经济学例证，最低工资减少了就业的数量，租金限制降低了出租房屋的质量。因此，仅从政策性质来说，一项作为管制和具有强制力的政策一定会减少市场的交易，即紧缩的财政政策。
其次，从新劳动合同法的内容来说。这里仅以无限期合同和须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为例。新劳动合同法引入了无限期劳动合同这个“时髦”的名词，然而其效果并不“时髦”，反而引发比较“时髦”的事情――华为用工门事件，企业以用脚投票的方式表示对新劳动合同法的不满。华为为什么从上到下都要重新签订合同，就是因为无限期合同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太高，企业无法承担。世界上有采取终身雇佣制度的国家――日本，然而，日本不是人人都是终身职工，只有雇员人数超过999人的大企业才会采取终身雇佣制，且终身职工的数量还在不断下降。中国的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这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般劳动合同的形式，有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两种。口头形式适用于一些灵活的，临时的用工场所。根据合同的定义，只要是当事双方自愿平等达成的协议都应该被当作合同履行。因此，书面合同的规定会不会减少对这种用工的需求呢，至少可以说它降低了劳动的灵活性。
从上述可以得知，新劳动合同法无论从本质还是其内容均体现了和税收类似的紧缩特征。新劳动合同法的种种规定很有可能以增加就业成本的代价减少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数量，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并且，通过比较各国在劳动立法上的成败经验，凡是有过多的立法来干预劳动力市场的国家，比如德国、印度，尽管立法者的初衷都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福利，最后都事与愿违，出现了长期持续失业和劳动者福利下降的情况，国民经济长期不景气。因此，新劳动合同法是紧缩的财政政策。
三、新劳动合同法作为紧缩的财政政策的效果分析
作为一项紧缩的财政政策，新劳动合同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劳动合同的不公平现象。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大量劳工都是在比较低工资的条件下工作，这说明社会经济是相当不发达的，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是提高经济效率，促使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市场上其他产品的价格是一样的，本质上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形成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工资就会节节上升。一个落后的经济，就业机会非常稀有，劳动供给大量过剩，工资水平就会非常低，无论政府做什么，工资水平都高不了。过度的管制只能增加劳动力的雇佣成本，使劳动力市场萎缩，进而造成失业的增加。
同时，面对增加的失业人群，政府将提供更多的救济金（最低生活保障）来维持其基本生活。也就是说，政府的转移支付有一部分是因为不当的劳动合同法规所造成的，这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隐蔽”的货币转移。并且，新劳动合同法不同于税收，税收政府在扭曲市场交易的条件下还可以获得一部分收入，而新劳动合同法在政府扭曲劳动力市场后还要提供更多的转移支付来维持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所以新劳动合同法不仅是一项紧缩的财政政策，还是一项政府、民众两边都得不到好处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有使用的必要吗？
四、关于新劳动合同法作为财政政策的使用问题
有人也许会问，难道政府不应该维护劳动者的公平和合法权利了吗？是的，政府应当维护，但政府管的不应过多。政府应管的是两件事：一是保证劳动者的健康和安全，避免劳动时间过长、强度过大、劳动场所的不安全性等。其次，政府要帮助维护劳资双方合同的严肃性，帮助劳资双方认真地执行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而不该过多干预合同里应该包含什么内容，比如工资、福利、劳动时间等。在不损害劳动者健康的前提下，劳资双方可以根据供求关系、工作内容，以及工作需要来决定劳动时间的长短。
因此，笔者认为，新劳动合同法是一项对国民经济有着一定负面影响的财政政策，对其实施应抱有谨慎态度。对于当年的中国，如何增加企业的效率，增加就业的数量和经济发展的质量才是关键。
参考文献:
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篇10
关键词：量化宽松；退出；负面影响；热钱；流动性；汇率；利率
一、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演变进程及其影响简述
自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以来，截至2013年8月末，美联储累计发行了约1.7万亿美元基础货币，其中，实际印钞（主要为联邦储备券）约0.3万亿美元，准备金存款（含法定准备金）约1.4万亿美元。美国通过美联储实施类似商业银行创造派生货币的方式实现基础货币的增加，完成规模庞大的贷款救助和资产购买计划，并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向全球注入了大量流动性。
就中国而言，自美国推出Qe以来，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由2008年末的1.95万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末的3.31万美元，增加了1.36万亿美元，相当于8.5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占款。如果这些外汇占款货币乘数为5，那么就有可贷资金40万亿元人民币。可以说，中国近年m2增长得如此之快，市场流动性如此之多，与外汇占款增长过快息息相关。
二、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如前所述，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向全球注入了大量流动性，中国在此期间由于处于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币连续升值、金融市场高利率等环境，吸收了大量的资金流入，外汇占款大幅增长。随着美国从2013年底正式启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元指数逐步走强，势必将引发热钱回流，从而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产生一系列影响。
（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国内流动性的影响
国内流动性很可能会因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而遭受负面冲击。自Qe3推出以来，热钱大量流入中国，表现为贸易数据虚增明显、资本和金融项目转为顺差，2013年第一季度资本金融项目出现900亿美元顺差，为Qe2结束以来单季最高值。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以及由此推升的人民币升值预期直接导致外汇占款快速攀升，2012年9月至2013年5月金融外汇占款累计新增近1.8万亿元，而此前8个月仅新增2814亿元。从过去两轮Qe结束后的经验来看，宽松政策结束初期，国际资本都会减缓流入甚至流出新兴市场。对国内流动性而言，则表现为新增外汇占款回落甚至负增长。由于Qe3是开放式量化宽松，其退出从预期提升到最终实现的整个过程都将对资本流向产生更大的影响。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开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每月新增外汇占款分别为4373.66亿元、1282.46亿元、1891.97亿元、1169.21亿元、386.65亿元、-882.8亿元，向下趋势明显。其中6月份新增外汇占款更是连续10个月正增长后首次负增长。这说明随着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人民币打破单边升值趋势，创造双边波动，且贬值预期加大，大规模国际人民币套利减小，热钱流出导致外汇占款回落，而由于外汇占款一直是前几年国内宽松流动性的重要来源之一，外汇占款的趋势性回落将使国内流动性趋紧，并将改变国内的货币政策。
（二）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方面，人民币对美元存在贬值压力。Qe退出的前提是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而美国经济表现好于其他国家、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依然定位于宽松方向，均会支撑美元升值。美元的走强将对人民币形成压制，资金回流美国亦会对人民币造成压力，同时有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目前我国结构性问题突出，需要在改革中寻找突破。改革的阵痛使得近期我国宏观经济面临一定下行压力，资金外流一定程度上将放大这种风险。我国经济基本面的不尽人意和美元的走强使得后期人民币表现面临较大压力，自美国正式宣布缩减Qe规模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即出现贬值趋势。另一方面，考虑到人民币汇率的以往表现，在美元大幅走强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虽然面临贬值压力，但大幅贬值的可能性较小，实际上从人民币对美元的走势来看，经过一段时间的贬值后，从2014年4月开始又逐渐回到升值走势，这说明人民币在未来将主要呈现双向波动走势，对美元将基本保持一个动态平衡，因此人民币兑非美货币将相对走强。
（三）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对国内实体经济而言，首要的风险还是来自于外部流动性转向的冲击。比较轻微的情况是，外部流动性减少加上国内结构性政策调整，导致信贷以及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降低、抬高资金成本，影响生产、投资活动；比较极端的情况是，外资撤出可能带来房地产、土地等资产价格的大幅调整，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如果外资撤出的规模和持续时间超出预期，动摇了市场对人民币资产的信心，那么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可能会大幅下降。以这些资产作为抵押的基建项目贷款将大面积违约，这些坏账将导致银行业危机，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如1989年日本“经济泡沫”、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表明热钱的大规模外逃对实体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与此同时，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冲击，尤其是对新兴市场的冲击将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三重影响：一是在打击新兴市场的同时打击中国的出口。作为中国主要出口地的新兴市场一旦崩盘，中国的出口将再次遭受重创，从而不仅导致人民币贬值压力的加剧，也将重创国内出口企业，从2014年前几个月中国的进出口数据来看，增长速度较往年明显下滑，出口甚至出现连续4月同比负增长的情况；二是资本流向的转折会直接触及中国的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而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与影子银行和地方债务的联动会引发金融领域的系统风险；三是风险最终会传导到实体经济，从而最终对国内经济造成重创。
三、中国应对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策略
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通过热钱的流动影响国内流动性、利率价格及人民币汇率传导，因此中国的应对策略就是要对症下药，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甚至以此为机遇完善国内市场体系，提升国际竞争力。
（一）建立健全热钱流动的风险预警与应急保障机制，完善风险监测手段
高度重视并随时关注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与特点，在当前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中，更要积极防范跨境资金变动风险，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并辅之以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其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第一，根据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灵动性原则建立健全全方位的跨境资本流动的动态预警监测指标体系，如将人民币nDF（即无本金交割远期，其常用于衡量海外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即人民币与主要国家货币相对价格水平调整的名义有效汇率）、负债率、债务率、短期债务比例、国际收支账户、国际储备等一系列相关指标纳入热钱流动的风险预警指标框架以动态跟踪研究判断热钱流动的总体趋势和特点；第二，健全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国家外汇管理局应协同中国人民银行、地方政府等多个监管部门密切配合进行监管，尤其要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所涉及的全部资金的使用与流向情况进行严密监管，如其对外负债、投资收益汇回、未分配利润等资金流动情况，严格审核与监管其经常账户下通过各种方式、渠道形成的短期资本的流动情况；第三，正确引导国际热钱流向我国的实体经济，提高其实际使用效益才是防范热钱流动风险的有效对策；第四，建立金融危机应急保障机制，如俄罗斯、日本各有“紧急事态法”，其实就是危机管理法。我国必须建立健全处理金融危机的应急保障机制，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对脆弱的金融机构进行系统性重组等制度，以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并能够及时有效地处理金融危机。
（二）优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并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在一定程度上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加，有利于对热钱流动冲击的防范产生重要作用，而且，在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利用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所减小，外汇占款有所下降的形势，加强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合理适度地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幅度，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形成人民币汇率有升有降的双向浮动的市场化形成机制，这将对我国积极有效地防止大规模热钱流出引发的金融风险起到十分有利的促进作用。同时，我国应该适时灵活地调整货币政策以避免热钱大规模流动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
（三）调整外汇储备投资策略，稳步推进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进程
美国Qe退出表明美国经济发展前景向好，可以继续维持美元资产的比重。受Qe退出影响，美国债券等无风险资产价格将会下降，可逐步降低国债的持有份额，加大对企业债券和不动产的投资力度；除了货币资产，可以适当增持黄金储备，战略物资储备如石油、矿石资源、稀有金属等，以及先进技术设备，鼓励企业大量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从中长期角度看，应遏制外汇储备持续增长的势头，降低外汇储备在外汇资产中份额，向“藏汇于民”的方向转变。创新外汇储备使用，支持企业“走出去”；考虑在养老、能源领域设立财富基金，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另类投资，以提高外汇储备的投资回报。
（四）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共同应对新一轮风险冲击
一是推动人民币与他国本币双边或多边互换协议，加快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包括本币结算，将互换有效期延长，并支持互换资金用于贸易融资。这可以推动双边贸易及直接投资，并促进人民币成为贸易关系紧密的国家的贸易计价和结算货币。自2008年末以来至今，我国已与24个国家及地区分别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累计总规模超过2.7万亿元人民币，未来需要拓展人民币的深度和广度，积极配合中国-东盟经济带、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提升人民币在国家战略实施中的重要地位。二是以上海自贸区战略为核心，加快建设成熟的亚洲债券市场，以吸引资本回流，维护亚洲金融市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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