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研究意义篇1
［关键词］山东抗日根据地刘少奇双减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山东抗日根据地受到敌人的反复“扫荡”和分割“蚕食”，加之当时中共山东分局与八路军第115师领导对某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因而在政权建设、群众运动等方面，均存在一些问题。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中共中央委托时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在返回延安途经山东时考察予以解决。1942年3月下旬，刘少奇一行抵达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滨海区，至7月下旬离开，共4个月余。这期间，他深入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帮助山东分局总结工作，吸取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明确了斗争的方针任务，使山东抗日根据地发生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变化。尤其是他关心群众疾苦，善于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推动减租减息运动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为山东根据地建设和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双减”工作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开展情况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在农村土地问题上的总政策，早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力量共同对敌，决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把它列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减轻地主剥削，调动农民抗日的积极性。［1］这是抗战时期党在农村的一项战略任务和策略方针。
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在总结各地减租减息经验的基础上又出台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基本政策原则：第一，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切实保证农民的承佃权。第二，实行减租后又须交租交息，并保护地主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权。第三，富农的一部分封建剥削，租息照减，同时在适当改善雇工生活条件下，保护和鼓励其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并具体规定：地租照抗战前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以一分半计息，这就是通常说的“二五减租，分半计息”的政策内容。［2］
山东抗日根据地早在1940年11月11日即由省临时参议会公布了《山东省减租减息暂行条例》，但由于抗日斗争残酷激烈，党的领导对战时改善农民生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直到1942年春，除少数地区外，山东根据地的减祖减息尚未开展起来，有的地方减租户数不足百分之五，有的地方地主明减暗不减［3］。致使广大农民除饱受战争浩劫之外，仍受着地主高租、重利的盘剥，生活贫困衣食无着［4］。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挫伤了农民抗日的积极性。
二、刘少奇经过调查研究找到山东抗日根据地问题的症结所在
1942年3月下旬，刘少奇一行由华中进入山东后，边行军边沿途考察，一到驻地就访贫问苦，询问群众的生活状况，减租减息进行得情况。当他得知农民生活很苦，对减租减息有强烈要求，但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减租减息也没有普遍进行时，心急如焚。
3月底，刘少奇到达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115师部驻地临沐县朱樊村后，立即组织随行人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对参与调查的同志说，“减租减息是我们目前的根本政策，你们要多找干部和老乡谈谈，要从各方面了解各种人的意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刘少奇认为，山东在反“扫荡”斗争中之所以处于被动，根本问题在于群众运动没能发展起来，“双减”工作不够深入扎实，甚至部分同志还存在着错误的阶级意识。他严肃指出：“群众工作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搞好减租减息工作是群众工作的突破口，党政军干部要一齐抓。”［5］
刘少奇分别找到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分局副书记、省总工会主任黎玉，师政委，代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箫华等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汇报并征求意见。他还利用一切时间和机会，接待来访的党政军干部和农民代表，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还把分局党政军的有关材料和分局的机关刊物《斗争》全部收集来，认真查阅并系统研究。在进行了多种方式、多种层次的大量调查研究后，刘少奇认为减租减息运动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的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干部对减租减息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没有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切身问题。由于根据地没有树立基本的群众优势，致使党的基层组织、政权建设及群众组织都不巩固。因此，他认为群众工作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薄弱的环节。这样，就抓住了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6］
在分局主要领导统一认识的基础上，4月25日召开了有部分县委书记参加的扩大的干部会议，朱瑞在会上作《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全面总结抗战以来山东分局的工作，提出今后抗日斗争的总方针和各项具体任务。报告检讨了山东党组织对群众工作领导上的缺点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克服脱离群众、轻视群众、忽视群众运动的观念。并尖锐提出，在党内必须清楚认识到轻视群众及群众工作，就不配做共产党员，就是不可救药的分子。分局决定自5月起，在山东各根据地内以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动员与组织群众，改造扩大农救会，发展群众自卫武装，开展民主运动，保卫根据地及群众利益为今后的中心任务。［7］
刘少奇在干部会上专门作了《群众问题的报告》，在充分肯定山东抗日斗争成绩的同时，也严肃批评了忽视群众工作的问题。他指出，减租减息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最薄弱的一环，山东分局没有把群众运动摆在适当位置上。山东根据地日渐缩小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发动群众，没有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刘少奇还着重论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攸关革命成败的大问题。他言简意赅地说：“群众是共产党的母亲，党是群众的儿子。”我们党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与劳动群众结合起来。［8］他还深刻论述了减租减息的重大意义，说要把其他工作做好，首先要依靠成千上万的群众，而要把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必须搞好减租减息。因而减租减息是我们党在抗战时期的一项基本政策，要坚决贯彻执行。与会干部普遍认为这次会议标志着山东地区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刘少奇以自己的模范行动，给山东干部树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辉榜样，因而受到广大干部的敬重、信赖和拥护。
三、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双减”工作在刘少奇的指导下顺利开展
根据刘少奇的批评和建议，中共山东分局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在全省各抗日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
首先，分局作出决定，把减租减息作为首要任务，并颁布了政策规定，保证运动健康发展。5月4日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提出为了更广泛地动员与组织基本群众，纠正过去的错误，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分局特郑重决定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首要任务。并确定自麦收至年底，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的一切工作，均须围绕并切实贯彻执行这项中心任务，同时还规定了运动开展的方法、步骤、方针、政策和具体要求。此后，山东战工会陆续颁布了《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等法规文件，对有关政策作了具体规定，要点是：减租，凡公私租佃土地均实行二五减租，承租人于减租后，应纳租额，须按约交清，减租后，救国公粮由主佃双方负担。土地税由土地所有人负担等。减息，凡抗战前成立之借贷关系，应以清理旧债为原则，厉行分半减息。改善雇工待遇：一般成年男工，除由雇主供给食宿及习惯上的一般待遇外，其年工资最低标准，按各地生活状况以能再供一个人之最低生活必须费用为标准，具体数目由双方协定。女工、童工工资一般不低于成年男工标准工资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这些规定，对保证运动健康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其次，领导带头，深入实际，以点带面，推动全局。刘少奇对如何深入开展减租减息提出了一系列正确方式方法，他建议分局减租减息首先要搞“点”，等中心突破以后，再在“面”上开展。分局研究确定以滨海地区的莒南、临沐县为“双减”运动实施的中心县。为了搞好“点”上的工作，从党政军机关抽调二百余人，组成大型工作团进入试点区，创造经验，推动全局。其中，分局书记朱瑞到莒南县蹲点，指导运动的开展。战工会主任黎玉则到鲁中区沂南县横河村蹲点。各抗日根据地都先后传达有关的指示精神，领导带头试点，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为了总结“点”上的经验，推动“面”上的工作，6月底，分局和滨海地委在临沐县东盘村召开干部会议，分别介绍了临沐县“双减”试点的经验和莒南县“拔地”的做法，为了防止运动出现偏差，刘少奇一再强调既要掌握方针政策，又不容许挫伤群众的斗志，不容许向群众泼冷水。他还与分局领导研究，决定采取个别指导、典型引路的办法，把运动开展得好的、中等的、差的典型县份的县委、区委、村支部书记和农会主席请来，询问政策执行情况并交流经验，以推动全局工作深入广泛的进行。
再次，加强党的领导，依靠农救会，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运动中，刘少奇十分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依靠群众组织的问题。他教育蹲点的干部，要在党的领导下把农救会壮大起来、巩固起来，让农民真正把农救会当成自己的组织。为了充分发挥农救会的作用，运动一开始，农救会便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广大农救会会员响应党的号召，趁秋收时机抓紧进行“双减”运动。各地农救会都先后召开农救会代表会议，农救会会员骨干会议，宣传“双减”意义，公布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参加运动。刘少奇深切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农民，为了提高群众的觉悟，他带领干部深入临沐县东盘村、黑林子、夏庄一带了解情况。他教育干部：群众运动是群众自己的事情，切不可包办代替或存有恩赐观点，更不能乞求地主让步。如果地主敢于抗拒，就要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最后，刘少奇还非常重视舆论工具的宣传鼓动作用。他多次找山东分局宣传部和《大众日报》的负责同志谈话，使之密切配合群众运动。《大众日报》发表了《如何打开减租减息的大门》《向地主士绅进一言》《再进一言》《三进一言》的社论和文章，宣传政策并教育群众，推动运动深入发展。
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帮助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双减”运动进行扎实有效，对巩固根据地，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双减”工作的开展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影响
政治上，“双减”运动促进了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壮大了群众组织，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据1943年底统计，仅滨海区新建农救会就有10万会员［9］。经过这场运动，根据地农村普遍树立了农民大众的优势，增强了农救会的威望和影响，提高了农民的觉悟，激发了农民抗日斗争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农民深切体会到共产党确实是他们的大救星，从而密切了党群关系，加强了农村党的建设。运动也使干部懂得了要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对农民的广泛发动和对开明士绅的积极争取使党和政府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了民族统一战线，为反对顽固派的妥协投降，反抗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奠定了基础。
经济上，减租减息改善了人民生活，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经过“双减”，减轻了地主对农民、雇工的剥削。据1942年底滨海地区的莒南、临沐、赣榆、沐水四县统计，减租的佃户1990户，减租土地31274亩，减租额为10.9万斤粮食。全省减租有1.8万余户，减租土地39.3万亩，减粮620万斤［10］。减租的同时，对雇工实行增资，山东根据地的多数地区由货币地租变成了实物地租，男工一般为每年四五百斤粮，童工、女工也按规定增了资。减租减息后，各根据地又实行了“定租”――一般五年不变；“查减”――检查“双减”政策贯彻落实情况，保证政策兑现；“借粮”一一青黄不接时地主向农民借贷粮食的应急之举；“拔地”一一地主拿出一部分土地给农民耕种，按规定交租等等措施，保障了贫苦农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山东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军事上，“双减”运动后，根据地形成了参军参战热潮，扩大了抗日武装。同时，各根据地普遍建立自卫团和民兵。据1943年初统计，滨海自卫团有11万人，农民武装积极配合主力军作战，放哨，坚壁清野，缉私打匪，反扫荡反蚕食，发挥了重要作用。鲁中有2.5万民兵参加反扫荡［11］。鲁南、清河、胶东等地的民兵队伍不仅数量迅速扩大，还创造了游击战的一系列新战法，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正如黎玉所说，在刘少奇的具体指导帮助下，山东抗日根据地整个工作大为改观，对扭转山东工作的被动局面，起了决定性作用。［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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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黎玉.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a］.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党史资料［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3.
［5］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a］.中国青年报社编.回忆少奇同志［C］.北京：中国青年报社，1980：2.
［6］萧华.难忘的四个月――忆少奇同志在山东［J］.红旗.1981,（15）.
［7］［8］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a］.中国青年报社编.回忆少奇同志［C］.北京：中国青年报社，1980：2.
双减政策研究意义篇2
[关键词]双顺差外汇储备结构失衡影响
一、引言
众所周知，自1994年以来，中国的国际收支几乎呈现出明显的双顺差格局。双顺差的格局使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长，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大量资源的输出，货币政策乃至宏观调控政策的削弱。而2010年，我国国际收支交易呈现恢复性增长，全年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为5.6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较上年增长36%；更意味着双顺差格局使得中国经济更加陷入这一窘境。
中国长期规模巨大的双顺差已经使得国内的投资和资源配置严重扭曲，经济结构日益分裂为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两大孤岛。本文从双顺差所呈现的现状、产生的原因以及对国内经济的利弊影响，分析双顺差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扮演的双刃剑角色。同时结合现实情况，分析如何克服现有的困境，希望能够找到合理可行的应对措施调整现有的畸形机制，从而改善现有的不利贸易条件，使得中国经济更加健康长远的发展。
二、国内外研究成果综述
对于国际收支顺差，最早提出相关理论的应该是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托马斯·曼。托马斯·曼认为重商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国际贸易差额论。认为金银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而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外贸要“少买多卖”，使货币流入多于支出。这一系列理论构成了早期国际贸易收支顺差的理论依据。
对于双顺差问题的研究，一般是集中于国内的学者著作。
余永定认为我国的双顺差主要是源于外商的直接投资被央行的货币回笼，增加外汇储备，没有直接用于购买外国的商品，这就造成了双顺差与外汇储备增加并存的局面。卢峰认为经济全球化，生产要素在全球内的自由流动所引起的产业专业促使了中国出现双顺差的格局。汤玉刚认为长时期的FDi的优惠体制所造成的企业待遇上的差异是形成双顺差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很大程度上赞同余永定的调整外贸政策的提议。覃东海根据FDi的四种不同分类方式，将我国的双顺差归结结构性问题。哈继铭则认为双顺差是由于过多的储蓄造成的。
相对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对于双顺差的研究缺乏辩证性的思维。本文基于以上分析，将从正负两个层面对双顺差进行定量分析。
三、双顺差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双顺差的正面影响
（1）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双顺差所造成的大量外汇流入需要央行的基础货币进行回笼。人民币供给的增加又会使得投资的不断扩大，推动产业的发展，带动就业与产出的增加。无论是就业的增加还是产出的增加都会使得人们的名义或实际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会带动人们的消费需求，最后消费也被带动起来，这样三驾马车以此拉动了经济的增长。
根据凯恩斯的乘数原理，
Y=C+i+G+X-m
可以得出Y={c/{1-c（1-t）+m}}*X可以看出经常项目的顺差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通过乘数效应，每单位的商品出口可以为国民收入带来{c/{1-c（1-t）+m}}*X的增幅。同理，由FDi所做引起的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为国民收入带来的乘数可以表示为{1-c（1-t）+m}，每单位的资本与金融账户的顺差可以为国民收入带来{1-c（1-t）+m}*i的增幅。
（2）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
通过双顺差的现状分析，我们得出了双顺差的增加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正是符合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迫切愿望。大量的外汇储备可以用来购买战略物资，引进技术设备。外汇储备的增加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对中国这种外向型的经济体提供了很大保障。
2.双顺差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1）贸易争端不断
经常项目账户的顺差，尤其是商品贸易的巨额顺差，是中国商品生产上比较优势的体现。但也和过于推崇出口的贸易体制、多样化的出口鼓励政策相关。在2009年成功占据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地位以后，巨额的贸易顺差势必找来更多的摩擦。毕竟经常账户的顺差是以中国的某些贸易伙伴的逆差为代价的。中国商品贸易出口在全球的快速增长势必会威胁他某些国家的利益，加剧全球出口行业的竞争，势必会带来金融危机下新型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打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由于国际市场需求快速萎缩，各国企业都面临着争夺国际、国内市场的双重压力。许多国家为扶持、保护本国产业，防范自己国际市场的萎缩，各种贸易保护措施纷纷出台。同时，在西方国家所鼓吹的“中国”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调查。
中国的出口产品已经成为全球75%反补贴调查与40%反倾销调查对象。已经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反补贴调查最多的经济体，遭受的贸易壁垒案件超过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三分之一之多。
后危机时代中国所面临的贸易摩擦呈现出了手段更加多样化、技术壁垒成为主要手段、羊群效应明显、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入的特点。中国的遭受的贸易摩擦损失将会越来越重。
（2）内部经济失衡加剧
双顺差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也维持或加剧了国内的原本失衡的经济结构。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就存在这高储蓄、低消费、高投资的弊病。国民经济的增长过度依靠投资与储蓄，而作为驱动经济稳定器的消费去日渐萎缩。
高投资、多出口的模式推动了双顺差的产生、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在这种不合理的模式推动下的经济增长使“唯GDp”论的政府长期忽视消费的重要性。回顾各地政府的发展计划，很多量化的招商引资规模、出口规模、投资规模数不胜数，但真正扯到消费的数字却是少之又少。同时，双顺差所造成国际收支失衡使得国内流动性过剩，刺激了投资规模的膨胀，价格的上升，消费的相对萎缩。可见在高储蓄、低投资模式下催生的双顺差又进一步的维系或加深了这种畸形模式。
（3）压缩了民族企业的生存空间
双顺差产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内外有别的超国民待遇，为了吸引外商的进入，我国已经实行了多年的内外有别的税收制度、优惠政策。自80年代以来，为了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资本、吸收管理经验，政府不断量化招商引资指标，给予外资以尽可能的优惠政策。但这些导向性的政策在吸引FDi大量来华的同时，却带来了一个庞大的“挤出效应”，其“溢出负效应”应该更加值得我们注意。
（4）热钱涌入
以逐利为目的的热钱自2000年开始便大规模的流入中国，而双顺差下的巨额外汇储备已经人民币高达25%以上的升值更是坚定了热钱流入中国的信心。自2000年至2010年，热钱平均流入250亿美元，约占外汇储备的9%。
追逐短期利润的国际游资大量来华，一方面是觊觎人民币的不断升值。更大程度上是攻击中国的股市与楼市。人民币升值不是热钱进入的目的，而只是直接导火索。无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还是股票市场都处于初步发展时期，国内信贷机构不够发达，资产市场仍有大量的盈利机会。大量的游资一方面可以坐等人民币升值之利；另一方面也可以投资于处于发展不完全的资本市场，推动资本价格上升，获取高额回报。但大量的热钱涌入资本市场推动价格不断上涨，诱使国内企业增加向这些企业的资本投入，形成类似于80年代日本的“经济泡沫”。
（5）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
受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了极大的削弱。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稳定、资本的自由流动三个目标最多只能实现两个的理论，我国要想实现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在现行结汇制度的前提下必须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回笼外汇。根据下图也可以看出伴随着伴随着1994年以来的双顺差我国的货币和准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2008年的增幅达到17%之多，2009更是有27个百分点的基础货币发行量增长。
货币独立性的丧失，基础货币的增加使得我国经济面临“流动性过剩”的压力，而当这部分增发的货币投入商品市场以后将会带来持续的通胀。
四、总结以及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双顺差的负面效应已经愈发凸现出来。如何抑制双顺差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经济效率低下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道难题。根据蒙代尔“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我们要确定不同工具的指派对象，并且尽可能的协调以同时实现内外均衡。因此，针对双顺差造成的内外失衡，我们需要多种政策进行搭配：①通过财政刺激扩大内需，继续深化收入体制的改革，“提低、扩中、限高”。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扩大中等收入者得数量，提高低收入者得水平将有利于推动国内需求的增长；②要通过适当从紧的货币政策保持当前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同时提醒“要充分估计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提高政策的前瞻性，避免政策叠加对下一阶段实体经济产生过大的负面影响；③改变现行的融资渠道单一与行政干涉过于浓厚的现状，将有利于促进国内民营经济的发展；④转变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政策，减少“外向型”企业对“内向型”企业的生存挤压，更有利于中国自主品牌的产生与发展，早日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进行转轨，减少贸易摩擦；⑤取消对各地政府对FDi的引资限制，出台相应措施制止将FDi引入的多少作为政绩的参考标准，制止一些污染高、能耗高、趋同性强的FDi来华投资，提高政策门槛；⑥加强外汇储备的管理。面对美元的不停贬值，我国外汇储备将要面对越来越惨重的损失。未来的管理方向应该是如何减少损失程度，减轻贬值带来的福利流失。中国应当增持欧元、日元、黄金的储备比例，以多元化的投资减少外汇风险；借鉴新加坡、挪威等国的经验，建立储备管理公司，将外汇储备投资于收益更高的海外股权或债券。这些举措都有利于降低外汇储备的风险，推动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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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研究意义篇3
关键词 全球气候变化；博弈论：技术转移
中图分类号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2104(2009)03-0008-04
近几十年来，全球气温持续上升，气候变化问题愈受关注。尽管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还有大量的科学技术问题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对各种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需要进行研究和验证，但是人类需要开始共同努力以减缓气候变化趋势。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温室气体减排规定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通过发达国家转移低碳环境友好技术(Low-carbonenvironmentally-soundtechnology，eSt)给发展中国家，可以促进后者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可以延缓全球变暖趋势。eSt是有利于减少碳的排放，能减缓或消除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技术。eSt具有局部实施而全球受益性，即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实施该技术，全球各国均可享受到该技术所产生的环境效益。eSt国际转移成为人类社会关注的重要内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将促进eSt国际转移作为重要的内容，“巴厘岛路线图”中也明确了“发达国家将以优惠的非商业性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先进技术”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气候变化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众多国家对eSt特性的不了解等原因，目前该类技术国际转移仍处于困境中。本文将对此类技术转移尝试建立起博弈模型，分析重要影响因素并探讨相关促进政策。
1 博弈模型的建立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以价格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满足两个基本假设：①市场参与者的数量足够多，从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②参与人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eSt技术转移行为不满足上述两个假设：①主要参与人数量非常有限，市场竞争不完全；②基于转移客体(技术)的特殊性，信息不对称。因而，对于eSt转移过程中的理性有限参与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经济问题的研究，博弈论成为了最佳方法之一。
1.1建立完整概念模型
定义如下eSt国际转移主要参与人：①技术受让国、转让国分别定义为该国所有个人、法人、合法组织的集合，具体包括政府、企业和所有公民；②政府定义为所有公民选举出来的国家政权机构，负责制订政策、管理国家；③公民定义为所有生活在该国的人民的集合；④企业定义为直接转让或者受让技术的组织。根据各参与方关系建立完整概念模型如图1。
1.2建立完整博弈模型
基于技术转移双方均为自由决策，没有联盟的特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转移eSt的博弈为非合作博弈。
博弈模型中假定条件如下：①所有参与人都是理性人，以实现自身收益的最大化为目标；②同一国的公民与政府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互相博弈；③技术转让国和技术受让国就是否支持技术转移进行直接博弈；④技术转让企业和技术受让企业之间就技术转移(转让和受让)进行直接博弈；⑤企业决策过程中不受公民的直接影响，但政府基于公民对其政策支持率大小的考虑，会接受公民诉求的影响，并将采取措施对企业间的技术转移进行支持或者不支持，满足公民的需求。
政府在国际技术转移过程中采取的行动主要是针对企业行为制订政策，其态度为{支持，不支持}中的一种；公民针对政府对企业的态度作出回应，为{拥护，不闻不问，反对中的一种；企业采取的行动为{转移，不转移}中的一种。因此代表各自国家的政府进行宏观博弈，转让双方企业进行微观博弈，均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见图2。
1.3国家之间宏观博弈分析
宏观博弈即政府间进行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参与方就是转让双方政府，分别采取支持或者不支持技术转移的行动。转让国政府的支付函数为获得公民支持率和管制费用。受让国政府的支付函数为获得宏观经济收益和公民支持率，并付出补贴费用。
博弈战略式分析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分析出：①不管受让国政府是否支持技术转移，转让国政府都会支持技术转移：因为在受让国支持的情况下，转让国如果支持，将获得高公民支持率和管制费用，收益大于不支持转移情况下仅获得的低公民支持率；在受让国不支持的情况下，转让国如果支持，将获得高公民支持率，收益大于其不支持情况下仅获得的低公民支持率；②因为转让国政府总会采取支持态度，那eSt转移是否成功开展，仅仅取决于受让国政府是否支持。后者若支持，将获得高公民支持率和宏观收益，但是得付出补贴费用；后者若不支持，将仅仅获得低公民支持率；③因此，博弈均衡将可能在(支持，支持)和(支持，不支持)中产生，具体是哪个结果，取决于受让国政府的收益1(=高公民支持率+宏观收益-补贴费用)和收益2(=低公民支持率)之间的比较。
作为技术受让方的发展中国家中，如公民的环保意识相对低一些，当政府采取一项支持eSt引进的政策，带来的公民支持率升高幅度不大，但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需要付出的补贴费用较多的时候，如果技术引进带来的宏观收益也不足以抵消补贴费用，政府将宁愿不出台支持政策，结果形成了技术转让方政府支持转让、受让方政府实际上不支持引进而技术转移最终不发生的局面。目前，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能源高效利用技术转移方面就出现这样的局面：发达国家支持本国企业转移该类技术到发展中国家，但是后者却没有很大兴趣引进。
但是如果出现如下情形，将可以出现(支持，支持)的结果，并最终促成环境友好技术的转移：①技术引进国的公民环保意识水平进一步提高，引进国政府在出台支持环境友好技术转移政策时能获得较高的公民支持率；②被转移的技术本身具有很高的适用性和扩散性，技术被引进后，经过引进方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带来较大的技术扩散成果和宏观经济收益；③在支持本国企业引进技术转移的过程中，受让国政府提供的补贴资金大幅度增加。
1.4企业之间微观博弈分析
微观博弈即企业间进行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参与方是双方企业，分别采取转移或者不转移技术的行动。参
与方的支付函数是在技术转移项目中获得微观经济收益，其博弈战略式分析如表2所示，其中转让国企业用i表示，受让国企业用j表示。
从表2可以分析出，只有在uj>=0且ui>：0的情况下，才出现(转让，引进)的均衡结果；其余情况下，出现(不转让，不引进)的结果。一般情况下，ui和uj有如下表达：
ui(p)=p-(ci+ci)-S(ri)・s'-ti-Gi(1)
uj(p)=B(rj)-(cj+cj)-p-tj+Dj(2)
其中，c为交易价格，ci为转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后的转让成本，ci为转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前的转让成本，s(ri)・s'为技术转让而减少的出口销售额s(ri)与销售利润率s'的乘积，ti为转让方在转移过程中缴纳的税收，Gi为转让方在转移过程中缴纳的管制费用；B(rj)为受让方获得的增量收益，cj为受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后的受让成本，cj为受让方在双方确定转移前的受让成本，乃为受让方在转移过程中缴纳的税收，Dj为受让方在转移过程中获得的补贴资助。
因此，对于某个拟定交易价格p，只有ui(p)≥0且uj，(p)≥0，才会出现纳什均衡结果(转移，引进)。
2 重要影响因素分析
从上述博弈分析可以看出，影响企业间eSt国际转移的主要因素为企业、国家和国际社会三个层面：①企业层面的项目投资回报率等；②国家层面的国家税收、管制费用、补贴资金水平等；③国际社会层面的环境项目补贴水平等。另外，公民环保意识水平通过干预国家政策成为了重要间接影响因素。
结合博弈模型的均衡结果状态和社会实际情况，对上述因素变动影响技术转移均衡状态的情形进行分析：
(1)随着时间延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气候变暖”意识都将增强，各国公民对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支持率将增大，发达国家政府对技术输出的管制费用将减少，发展中国家政府对技术引进的补贴资金将增加，同时随着技术进步，技术转移的成本降低，技术交易量会增大。通过促进技术转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效果将增强。
(2)发达国家作为技术转让方，对本国企业输出技术减少税收、取消管制费用，能大大促进企业降低转让报价，提高交易成功、转让顺利的机会。
(3)发展中国家作为技术受让方，对本国企业引进技术进行项目贴息、专项补贴等财政支持，或者减少税收，也有利于企业提高技术引进报价，提高实现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并产业化的机会。
(4)发展中国家对技术引进企业提供的补贴资金能促进交易成功的机会，但补贴比例较小时，效果不明显，如果集中力量支持重点项目或者重点企业，效果将更显著。
(5)国际社会的支持资金，对促进技术转移能起到很大作用；但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的效果要强于支持发达国家转让技术。
(6)企业作为利益实体，进行涉及eSt技术相关项目投资决策时，考虑到公众“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意识水平将对其未来环境友好产品的市场容量、销售价格甚至获得利润的影响，可适度调低预期此类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要求。
(7)公众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认知和认同程度，影响着政府相关政策制定出台，如公众认同程度高，将大力支持有利于技术转移政策，而反对不利政策。
(8)由国际社会提供，或者由发展中国家自筹资金，加强气候变化相关教育培训、媒体宣传，能有效提高公众的“全球气候变暖”的认知和认同程度。
3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将博弈论方法应用到低碳环境友好技术转移研究中，成功建立起双层、非合作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进行了国家间宏观博弈和企业间微观博弈分析。研究表明，企业层面的项目投资回报率要求，国家层面的税收水平、项目管制或补贴资金水平，以及国际社会层面的气候变化应对项目支持资金水平是主要直接影响因素；双方的公民环保意识水平通过干预国家相关政策制定与实施而成为重要间接影响因素。
双减政策研究意义篇4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自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成效显著，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明显缩小[1]。然而，伴随着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区域内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西部地区的一些省、市、自治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增大。现有研究结论大都认同，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会给中国整体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因素[2-4]。为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与社会和谐发展，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各省的城乡收入差距普遍呈现出先增大后缩小的态势。表1为中国部分东中西部地区代表性省市的城乡收入比。
由表1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城乡收入比的增幅和绝对值均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如重庆的城乡收入比由2000年的3.32最高增长至2006年的4.03，贵州的城乡收入比由3.73最高增长至2006年的4.59，甘肃的城乡收入比由3.44最高增长至2007年的4.30，增幅均超过了0.7；而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几乎没有城乡收入比超过4的省、市、自治区，城乡收入比达到最大时的增幅也普遍低于0.4。
2007年6月，重庆市与成都市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准，均被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希望探索出一条适合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道路，为全国的深化改革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与带动作用。在被确定为统筹城乡试验区之后，重庆市政府于2007年9月通过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总体方案制定了两大目标：（1）到2012年和2020年，将重庆的城镇化率从2007年的48.3%提高到55%和70%的水平；（2）到2012年和2020年，将城乡人均收入比从2007年的3.59降低到3.15和2.5。总体目的是减少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不平等性。
统计数据显示，重庆市2012年的城镇化率为57%，城乡收入比为3.11。在目前阶段而言，重庆市较好地实现了计划设定的目标。在总结历史经验，以利于继续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不禁要问，这一结果是否能够归因于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如果能，统筹城乡政策就能够为减少贫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一项有力的政策工具。因此，对该问题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具有明确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这即是本文的主要工作。
关于统筹城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例如，谢文君[5]和高春利[6]等学者采用构建统筹城乡测度指标体系的方法，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实证分析统筹城乡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所采用的计量方法限制，他们的研究仅识别了统筹城乡和城乡收入差距这两者在统计上的依赖关系，无法进行因果关系讨论以排除导致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此处必须指出，谢文君[5]和高春利[6]等学者研究中所讨论的Granger因果关系讨论是基于预测角度，而非变量间真实因果关系的讨论。
二、宏观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概述
现有文献认为有很多因素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于中国转型期城乡收入差距减小的事实，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是受到经济转型过程中城市化进程的影响[7-8]，但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已发展至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中倒U型曲线的右端[9]所致。
借助重庆市和成都市被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政策实验事实，一些学者尝试采用诸如双倍差分法等近年较为流行的政策评价方法，量化评估统筹城乡这一政策试验对于减少贫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成效。目前，业已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关于统筹城乡改革政策评估的文献都是基于省级数据的，例如余静文[10]利用合成控制法从资源错配的角度分析了城乡统筹改革对城乡收入比的影响，实证结论认为统筹城乡政策通过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进而缩小了城乡之间居民收入的差距；夏波[11]使用双倍差分法，在省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量化评估了城乡收入受统筹城?l政策的影响，基于计量模型估计结果得出了统筹城乡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不明显的结论，这一结论与其他学者如余静文[10]的研究相悖，也给这一问题的解答带来了争议。
基于上述文献综述的结果，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对“统筹城乡政策是否显著缩小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一问题进行了应用计量经济学建模研究。
在数据方面，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一个改进是采用区县级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区县级数据建模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因为城市资源丰富，能够提供更合适的工作、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更多的学习机会，容易形成集聚经济，进而带来专业化分工。专业化意味着生产效率提升，产出增加，工资也有增加的可能性。集聚经济和专业化的过程又促使更多的资源如资本和劳动力等向大城市集中，城市极化也在所难免了。现有文献采用省级行政区数据的做法，只能在省级行政区维度下从总量的角度讨论城乡收入差距，此类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实际上是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因此，为了考察省级行政区的内部差异性，本研究采用了区县级数据。
在计量方法方面，为了量化评估统筹城乡政策给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的净影响，本研究采用国内外政策研究中较为前沿的双倍差分法，选择重庆市各区县作为处理组（treatmentgroup），以相对重庆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长三角的浙江省各区县为控制组（controlgroup），模型中引入了金融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城镇化率等相关控制变量，运用两个地区2004-2013年县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集对重庆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科学的量化评估，研究统筹城乡政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贫困带来的影响。
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合理选择是运用双倍差分法得出合理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初我们在进行样本选择时，设想将以重庆市与成都市为核心的成渝经济区和东部沿海三大增长极经济区中最有代表性的长三角经济区进行对比分析。但是，一方面，我们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发现各年度《上海统计年鉴》及其他相关数据来源均无法获得上海市各区县的统计数据，同时，《江苏统计年鉴》虽然提供有各区县的各年度数据，但是由于缺乏对应的GDp指数，甚至也没有可替代使用的各区县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无法对各变量进行价格调整以计算实际增长率，因此仅能选择浙江省各区县作为控制组。另一方面，可以作为处理组的样本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重庆市和成都市（不是四川省的各区县，只是成都市），我们注意到重庆市与成都市的区县行政等级不对等，不能简单将其混在一起进行分析。并且从图1中可以看出，成都市的城乡收入差距与重庆市有着显著差异，统筹城乡政策实施以前，成都市的城乡收入比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且数值上与浙江省相近，城乡收入两极分化的矛盾并不突出。实施统筹城乡政策的目的应是侧重于通过城乡统筹以促进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重庆市存在亟待解决的城乡收入不平衡的问题，因此我们选择重庆市为处理组来研究统筹城乡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上述两点原因，本研究最终决定仅使用重庆市与浙江省的区县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为验证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可比性，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所使用区县级数据的样本期为2004-2013年，可用于验证的在2007年统筹城乡政策实施以前区县级可比数据的年限太短（仅有三期），因此我们以省级数据来观察处理组与控制组是否具有可比性，即考察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对于本研究的情况，一种可行的判断方法是通过作时间趋势图观察处理组和控制组的被解释变量的时间趋势是否平行，如果二者大致平行，则可增强对平行趋势假定的支持。因此本文通过观测2000-2006年度重庆市和浙江省整体的城乡收入比的变化趋势对两个省市的可比性进行了说明，从图1中浙江省和重庆市城乡收入比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2007年统筹城乡政策实施以前，浙江省和重庆市的城乡收入比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相比于浙江省，2006年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甚至出现明显增幅，因此以浙江省作为控制组检验重庆市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否有效是合理的。
三、双倍差分法与统筹城乡政策影响贫困减少的理论机制
（一）双倍差分法
双倍差分法最早见于ashenfelter和Card[12]的研究，近年来在国内外文献中多应用于对政策实施效果的量化评估，例如Card和Krueger[13]，petrick和Zier[14]，黄玲文和姚洋[15]，刘生龙、王亚华和胡鞍钢[1]，程令国和张晔[16]等均采用双倍差分法对最低工资政策、公共农业政策、国有企业改制、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等相关政策的绩效进行了量化评估。
双倍差分法将研究对象按是否实施了政策实验分为处理组（treatmentgroup）和控制组（controlgroup），在研究中设定实施了政策实验的处理组在t时刻实施了该政策实验，而控制组在该时刻没有实施类似的政策实验，然后对比处理组和控制组在该项政策实施前后经济行为的变化情况。和控制组样本相比，如果处理组样本在政策实施后的变化明显较大，则表明该项政策的实施效果确实是显著的。
在考察处理组样本的政策实施效果时的具体做法是通过设置两个虚拟变量du和dt来度量这一效果。其中，虚拟变量du区分了处理组与控制组两组样本，处理组样本的du取值为1，控制组样本的du取值为0；虚拟变量dt区分了政策实施前与实施后，政策实施前各样本的dt取值为0，政策实施后各样本的dt取值为1。
（二）统筹城乡政策影响贫困减少的理论机制
经过详细的文献检索，发现目前尚无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统筹城乡政策减少贫困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机制的研究，部分相关因素之间的影响机制的讨论见于少量相关文献。例如，刘生龙、王亚华和胡鞍钢[1]在针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效果评价的研究中给出了相关控制变量的较为详尽的阐释，文中主要论述了FDi、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和产业结构等变量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此外，关于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铭和陈钊[7]的研究认为城市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对城乡收入差距有着较大影响，而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西方的先进金融理念以及产品概念进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地区金融的发展。
综合现有研究观点，本研究认为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对重庆地区经济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如图2所示）。
1.投资深化
统筹城乡政策所带来的政策优势，极大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重庆地区的投资较统筹城乡政策实施之前得到了大幅增加。
投资对缩减贫困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作用，理论上主要还是从扩大投资规模以促进经济增长，然后通过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来实现减少贫困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早期一些内生增长模型（如aK模型）认为投资与人均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投资的增长可以带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国内实证研究文献中，王任飞和王进杰[17]利用协整理论讨论了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产出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实证结果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的结论。杜凤莲和孙婧芳[18]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inaHealthandnutritionSurvey，CHnS），计算了FGt贫困指数，同时对影响贫困变动因素进行了分解，计算了贫困弹性和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率，研究结果证明，转型期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确有成效。
2.金融发展
随着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重庆地区的出口情况得到显著改善，贸易软环境的建设已取得些许成效。
软环境对地区的长远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因为贸易带来的不仅是资金的往来和经济的繁荣，还有技术、管理上的交流学习和产业结构方面的升级。尤其是对金融行业，贸易交流带来了国际上先进的金融产品理念和经营模式，如汇丰银行、东亚银行等为重庆带来的世界先进的产品与服务竞争；同时，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行业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中国，和他们在金融和证券业方面的交流必将大幅提高中国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推进整个金融业的繁荣。
与投资相似，金融发展对减少贫困和?s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理论上主要也是先通过促进经济增长，然后由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来实现。
3.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进程推进
产业结构升级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加大了政府对重庆地区整个工业行业的投资力度，使工业产值在GDp中占有更大比重，优化了重庆地区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升级能够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加产业间的交流，使各产业在互相学习中共同进步，而这些必然会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进而提高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同时，工业化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城市转移，因此产业结构的转变也促进了重庆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杨志海等[19]利用中国1523个县（市）2005-2010年的大样本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县域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县域城镇化的推进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四、统筹城乡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的建立
结合本文第三部分有关统筹城乡政策对减少贫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分析，同时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资本要素投入、政府支出和城镇化率等，为了能更科学地评价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有必要在模型中加入重要的相关控制变量。因此，本部分对模型式（1）进行扩充，最终采用如下模型对统筹城乡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其中：city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城乡收入比。X表示控制变量向量，它包含如下几个控制变量。
（1）资本存量，本研究采用重庆直辖市和浙江省各区县资本存量的自然对数值（lncapitalk）来衡量资本要素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2）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gov_gdp），用于控制政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3）信贷量占GDp比重（loan_gdp），为了控制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根据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金融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导致该地区信贷量的增长，因此，本研究选取了信贷量占GDp比重这一变量，该指标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指标。
（4）出口占GDp的比重（exp_gdp），用于衡量对外贸易水平，研究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5）城镇化率（urban），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城乡收入差距越小，为了控制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研究使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城镇化率的指标。
（6）产业结构（in_str），使用工业产值与总产值之比衡量。产业结构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指标，该指标逐步向工业或者服务业侧重是否会对重庆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对本研究最后提出政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7）交通客运量（tran），本研究使用年客运量来衡量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水平。
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本研究在模型中使用时间虚拟变量dt（2007及以后的年份等于1，以前为0）区分统筹城乡政策实施前后的样本，使用地区虚拟变量du（对处理组样本，即重庆的区县，取值为1；对控制组，即浙江的区县，取值为0）区分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二者乘积du×dt的系数即是双倍差分法所评价的干预效应的结果β3。
（二）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变量数据来自各年度《重庆统计年鉴》和《浙江统计年鉴》，选用2004-2013年重庆市40个县级行政区（含主城区）的面板数据作为处理组，使用浙江省90个县级行政区（含主城区）面板数据作为控制组。
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行政区划调整。由于2011年重庆市调整了部分行政区划，撤销万盛区和綦江县，设立綦江区；撤销双桥区和大足县，设立大足区。因此《重庆统计年鉴》中并没有双桥区和万盛区2011年以后相应指标的数据。为了让本研究所构造的数据集是平衡面板数据集，我们对被撤裁掉的区县数据进行了估算，具体来说，本研究按照2010年万盛区和綦江县在各项指标中各自所占比例，估算合并后的綦江区中万盛区和綦江县2011年以后的各项指标数据。同理，可从合并后的大足区中估算出双桥区和大足县的各项指标数据。
关于县级行政区的资本存量估算问题。各类文献和相关统计资料都没有提供分区县的资本存量数据，如《重庆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等，我们必须对这一关键变量进行估算。本研究依照现有文献的研究思路对重庆及浙江各区县的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资本存量的估算采用永续盘存法（perpetualinventorymethod）。一般永续盘存法的计算方法是选定一个基期，并估计基期的资本存量，之后的资本存量通过简化后的永续盘存方法估计。
其中K代表资本存量，i代表第i个区县，t代表第t年，i代表第i个区县第t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δ代表经济折旧率。
通过分析各年度《重庆统计年鉴》及《浙江统计年鉴》发现，重庆市和浙江省各区县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总体上都保持均衡增长，因此本研究参考汪锋等[20]的做法，假设各县级行政区在起始年份有基本相同的资本产出率，然后通过2004年各个区县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市总投资额比例确定各个区县初始资本存量占全市（省）初始资本存量的比例来估算各县级行政区的初始资本存量。对于重庆市和浙江省基期的初始资本存量的数据，本文直接引用单豪杰[21]对浙江省资本存量计算结果中的数据和康继军等[22]对于重庆市资本存量计算结果中的数据，并依据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市比例的平均值估算各区县的基期资本存量数据。
对于公式（6）中的折旧率δ，我们依据各年度《重庆统计年鉴》和《浙江统计年鉴》给出的每年的折旧额，用各区县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省总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例，作为各区县折旧额占全省折旧额的比例，估算出各区县每年折旧额，以此得出各区县各年度的折旧率。
估算出两组样本各区县基期资本存量、各年度折旧率后，根据式（6）进行后续资本存量的计算，并用各年度《重庆统计年鉴》及《浙江统计年鉴》中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计算出的各年度资本存量调整至基期价格水平，得到重?c市和浙江省各区县2004-2013年资本存量K的数据。
（三）研究结果及经济意义解释
考虑到参数的内生性，本研究采用系统Gmm方法对式（5）进行参数估计，为保证Gmm估计的一致性，本文进行了模型的Sargan检验和差分误差项的序列相关检验，结果见表2。
检验结果显示，该模型的Sargan检验chi2（32）=33，伴随概率p为1.000，表明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通过了Sargan检验；arellano-bond的aR（1）检验的伴随概率p值为0.062，arellano-bond的aR（2）检验的伴随概率p值为0.544，表明模型中不存在残差项的二阶自相关，差分残差项服从aR（1），通过了自相关检验。
此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很好地刻画了实施统筹城乡政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规律。滞后项的回归结果反映的是经济变量的惯性，存在惯性是宏观经济变量的特点，一阶自回归项L1的系数显著为正，结论支持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
表2中，最重要的是体现统筹城乡政策实施效果的du×dt的系数。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它实际上是双倍差分估计量，衡量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净效应，该系数为负且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2007年前后，实施城乡统筹政策的地区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程度大于没有实施城乡统筹政策的地区。具体而言，城乡统筹政策实施前后，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比浙江省缩小了约7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说明实施统筹城乡政策的确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为了检验统筹城乡政策对相关控制变量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将各个控制变量按年度计算增长率并进行两次差分，得到了差分结果以及双倍差分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最后一列的双倍差分结果反映了统筹城乡政策对重庆市这些变量的影响，与浙江省相比，统筹城乡的实施对重庆地区的相关控制变量均产生了正向的影响，其对贷款余额占GDp比重、城镇化指标和工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的作用最为明显，对资本存量、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和交通客运量的作用次之。为了更好地理解以上控制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下面对表2中相关控制变量的系数回归结果进行简要解释。
资本存量（lncapitalk）系数为负并在方程中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政府支出占GDp比重（gov_gdp）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该结果反映了目前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方式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此结论从政府支出的金额总量和支出的投向两方面得以体现。在金额总量方面，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的增加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说明政府应当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体现出市场化经济转型的必然趋势；在政府支出投向方面，图3描述了2004-2013年重庆市政府支出投向各个行业的平均比例，由图可见政府支出更多地投向了公共科学文化、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而这些产业较多集中于主要城区，仅有较小部分用于支持农林水利的发展，对城市的投入力度明显大于农村，难免会增加城乡的不平等性。
出口总额占GDp比重（exp_gd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的增加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果和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出口贸易目前多集中于较发达地区，主要拉动的是城市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农村地区的影响则相对不显著。例如毛其淋[23]使用中国1995-2008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支持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虽然城乡统筹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出口贸易，表面上看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是城市经济的发展不该因为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受到限制，总体而言，城乡统筹政策是有益的。
城镇化指标（urban）的系数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说明城镇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该结果也验证了之前许多学者的观点。例如，陆铭和陈钊[7]发现城市化对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作用；李江涛、张杨勋和罗连化[24]选用空间动态面板模型对中国1997-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结果支持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积极作用的结论。
衡量产业结构（industryStructure）的工业产值和总产值的比值（in_str），其系数估计结果显示，逐渐偏重于工业的产业结构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工业一直是重庆的支柱产业，许多国内外知名的汽车、摩托车和钢铁企业选择在重庆落户，因此产业结构的工业化转型十分值得关注。如图4所示，统筹城乡政策实施以后，重庆地区产业结构更加向工业偏重，2004-2012年间，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略有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由2004年的45%增加至56%。这一转变促进了重庆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毕竟统筹城乡是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工业化必将推动城乡一体化，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进而城乡收入差距得以缩小。
交通客运量（tran）的系数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表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重庆地区的减贫也有促进作用，该结论和之前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相符，如康继军等[25]在其研究中论证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高颖和李善同[26]用CGe理论模型分析了基础设施建设减少贫困的可能渠道，研究结果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大幅降低转移成本和大量增加农村在城市中的转移劳动力，在减贫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李文[27]利用匹配方法，对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对相对贫困地区人群收入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结论认为道路交通的建设对于不同的农户群体所带来的效应也是不一样的，相对于富裕人群而言，道路交通的建设给贫穷农户带来的收益更加明显。
最后，用以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指标（loan_gdp），该变量系数估计值不显著。此结果不支持本文变量设定部分的假设，即通过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进而由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缩减贫困并减小城乡收入差距。模型（5）的实证结果表明，用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并未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果也符合目前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现状，关于该问题的解答学者们远未达成共识。由此可见，金融发展有其特殊性、排他性和门槛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
五、结论及相关建议
本文利用双倍差分法，对统筹城乡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量化评估，研究结果表明，该政策的实施确实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统筹政策的实施，使得重庆地区城乡收入比相对于浙江省缩小了约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实施城乡统筹政策的地区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速度快于未实施城乡统筹政策的地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结论认为重庆地区统筹城乡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主要是通过资本积累、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实现的。然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还有很多，如政府支出、对外贸易和金融发展等，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发现这些因素未能有效地缩小重庆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这些方面的改进应该是统筹城乡政策实施的下一步目标，于是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农林牧渔与水利等的建设。投资的边际效用具有递减性，政府在进行城市建设时，应当权衡资金投向农村地区建设农林水利的效益是否高于投向城市的某些产业，从而适当增加对农村建设的支出，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城市产业投资过剩产生的扩散效应与涓滴效应来带动农村地区的发展，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快促进城乡差距的缩小。
第二，政府应继续维持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虽然发展对外贸易扩大了重庆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进出口贸易的日益活跃，明显改善了地区投资软环境，而软环境衡量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在长期经济增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于本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对外贸易与城乡收入差距应该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或许是存在类似于倒U曲线的关系，随着软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开放，必将全面带动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农村进步，并最终缩小城乡差距。
第三，政府应结合农村居民投融资的实际需求来推进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地方政府在促进金融发展时，应多给予农村地区关注与支持，尽可能地建立适合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主体，拓宽农村地区企业和居民的投融资渠道，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使普惠金融、小微金融和社区金融能够扶持地方实体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让农民真正地得到好处。
双减政策研究意义篇5
关键词：绿色计算节能减排低碳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416（2013）03-0120-02
1低碳背景下开展绿色计算的对策研究
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剧增、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世界气候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二氧化碳排放量愈来愈大，地球臭氧层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全球灾难性气候变化屡屡出现，已经严重危害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安全。我国政府已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40%-50%节能减排的宏伟目标，同时“十二五”规划也已明确提出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而信息产业作为第五大高能耗产业也必将成为建设低碳社会与构建绿色经济的重要目标之一。而低碳环保经济并不是未来需要做的事情，应该从现在做起。发展低碳环保经济是关乎每个人的事情。因此认识绿色计算，明确绿色计算的目标，如何开展绿色计算，开展绿色计算的对策研究成为目前非常紧迫的一项工作。
2绿色计算开展的背景与现状
绿色计算因顺应低碳经济的要求正日益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也是未来it技术趋势之一。国外的研究因为较国内早，因此在绿色计算和绿色it技术上要较为成熟。而国内在绿色计算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经过国内一些专家学者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国内以国防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等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对上述技术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国内专家学者对绿色计算的定义以及内涵和趋势做了详细的描述和探讨，也有一些单位和研究机构开展了软、硬结合，虚拟化技术、云计算、集中式存储等方面的研究。通过对绿色计算开展的背景研究，再分析绿色计算开展的现状，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1）节能减排目标推动绿色计算开展。哥本哈根大会上提出的建设低碳社会已经成为全球共识。特别是随着信息化水平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各行各业开展信息化建设的步伐也越来越快，紧跟其后的就是信息产业所带来的能耗问题也越发严重。在建设低碳社会背景下，绿色计算是一种可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又能达到节能减排经济环保的新型计算模式，已成为业界关注的重点和国际上的竞争焦点，关系到国家民生、经济和社会发展。绿色计算更是在追求计算机系统性能和技术快速发展的前提下，不断改善社会环境、减少能耗、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持续提高生活质量的背景下产生的。政府提出的到2020年要实现40%-50%节能减排的宏伟目标，同时“十二五”规划中也已明确提出绿色发展前提下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而信息产业作为高能耗产业，也必将成为建设低碳社会与构建绿色经济的重要目标之一。
（2）绿色计算促环保产效益。作为“十二五”规划的第三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既面临较好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物价上涨，通胀不断加剧，新一届政府在要求积极寻求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有效对策。面对信息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更多的企业都拥有了自己的数据中心。而根据iDC对服务器市场的调查结果显示：国内大多数企业在信息化建设中服务器的能耗已经占企业投资很大的比重，同时自身所拥有的数据中心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资源成本、管理成本、电力成本和后期维护成本。而其中的电费成本就占了全部支出中的很大一部分，加上往年各省市在用电淡季都出现的用电荒问题，更需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为企业节约电力成本。近几年Gartner公布的技术发展趋势报告中，绿色it技术已经成为十大it关键技术之首。同时它预测今后几年绿色计算预计带来48亿美元的市场份额。因此绿色计算正以积极向上的心态不断在企事业单位中开展，在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和保护环境的同时，也不断在为企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节省大量能耗支出并产生经济效益，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
（3）有想法缺意识。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事业单位，绿色计算在it业界引人重视，但是如何把“绿色”落实到企事业的信息化建设中，却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引用知名网站相关人员的调查数据显示：近50%的企事业单位目前并没有对绿色计算制定相应的规划或措施，同时，有近40%的人正在考虑，但是真正已经在实施的更是少数。综上所述，开展绿色计算对策研究是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3绿色计算对策研究的意义
其实绿色计算的这股旋风在it业界刮得正热，但是普通的企事业单位如何把“绿色”落实到企事业的信息化建设中，却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分析相关公司的调查显示：有51.3%的企业目前并没有制定针对绿色计算的规划或措施，同时，有40.1%的人正在考虑，已经实施的仅仅是少数。因此开展绿色计算的研究，对企事业单位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1）为企事业单位进行信息化建设提供参考。在充分调查研究已经建好的信息化方案，分析目前信息化建设方案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绿色计算的发展趋势，正确的绿色计算对策将让企事业单位在进行信息化建设过程中朝着提高工作效率、节约人力资源成本和能耗成本，软、硬结合方向发展，提出符合绿色计算要求的信息化建设方案。
（2）为企事业单位开源节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参考。结合前面所讲的内容，在分析信息化建设方案中存在的问题，解决企业能耗成本、人力资源成本、管理和维护成本的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相同情况下也能为政府事业单位等节省支出提供参考。
（3）为开展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提供参考。低碳经济是指在阿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高碳能源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而绿色计算正是通过技术创新的方式在改变这个世界，减少能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通过对绿色计算对策的研究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的状况。“十二五”规划中提到的重点支持的优先领域如：物联网，作为信息产业的重要一部分，势必要考虑信息产业节能减排的目标，开展绿色计算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对绿色计算开展对策的研究也能为政府开展节能减排提供一些参考。同时按目前状况，it领域节能减排的概念性意义、方向性意义要大于实用性意义。
4绿色计算对策分析
（1）明确绿色计算目标，培养绿色计算意识。低碳经济就是降低能耗，减少排放，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在此背景绿色计算正日益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也是未来it技术发展趋势之一。因此绿色计算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通过节能环保的方式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在明确目标的同时，也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培养社会绿色计算的意识，让大家知道什么是“绿色计算”，开展绿色计算的好处有哪些。
（2）根据目标需求，分析可行路径。根据现有资料的查阅，绿色计算的研究主要涉及系统能效模型与评测、计算机体系结构、网络通信与服务，以及上层应用等多个层面。能效问题是实现绿色计算的最为核心的问题，通过研究能效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对症下药开展绿色计算。能效问题涉及到计算系统的所有因素，包括计算机系统结构、芯片设等硬件的研发，还包括网络通信、无线传感器簇首节点选择等网络相关技术，而上层应用有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1）服务器与存储优化。企业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可以大量采用节能服务器、绿色数据库的应用、绿色存储等对策来开展绿色计算。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计算机设备的选购，以及数据计算中心建设等，课题研究要因地制宜，分析现实可行的开展绿色计算机的路径。2）构建绿色数据中心。这是最切实际最可行的开展绿色计算的一种对策，对于计算机体系结构、芯片和网络等一些核心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但是在构建绿色数据中心过程中绿色设备的选购，机房环境节能技术的选用以及合理的管理方式都是有效开展绿色计算的对策。3）虚拟化技术的使用。虚拟化技术目前已逐渐渗入it行业的各种应用，比如：虚拟服务器、虚拟机、虚拟管理平台等。通过虚拟化技术的应用，避免了信息化建设方案中it建设架构带来的硬件支出，在实现降低it成本的目标的同时，更积极响应了节能减排的政策。
（3）以协会、学会为依托，形成有效对策。“绿色计算”也指使用一些技术降低能耗，减少排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努力，并不是某个组织或个人所能够完成的，需要以it业界相关的行业协会、学会为依托，根据各地方节能减排目标，形成共力，通过使用虚拟化技术、云计算、服务器与存储优化等方法，不断改善环境、减少能耗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持续提高生活质量并形成有效对策。
（4）建议政府参与，出台有效的奖惩措施。开展切实可行的绿色计算也绝不能停留在喊口号，提倡议，更应该有政府部门的参与，对于能源消耗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的企业设置一定的限制，同时形成一些扶持政策和激励体系，来降低能源的浪费和二氧化碳量的排放，而不能让财大气粗、缺少“绿色”意识的企事业单位占用太多社会资源。
双减政策研究意义篇6
关于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主要有四种观点:彻底支持者、有条件支持者、温和的反对者、激烈的反对者。面对环境资源压力持续加大与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有所作为,有条件支持者的观点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他们认为,尽管产出增长会对环境质量造成潜在的威胁,但经济增长可为环境保护提供资金,经济增长是环境政策实施的前提,主张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鼓励环境政策的实施。
现有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大多与有条件支持者的观点一致,并综合考虑环境外部性及环境政策等因素。Huang&Cai(1994),Ligthart&vanderploeg(1994),Schou(2002)将环境质量引入效用函数以刻画清洁环境的经济外部性;Gradus&Smulders(1993),Smulders&Gradus(1996),mankiw,n.G.,(2000)分别比较分析了环境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研究秉持同一个观点:只要环境质量对企业生产具有正的外部性,适宜的环境政策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这些观点,Bovenberg&Smulders(1995)和Bovenberg&demooij(1997)进一步提出,环境政策可能实现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的双重红利,只要环境的生产外部性足够大。以此为基础,国内外学者就环境政策对经济与环境关系展开了广泛研究。孙刚(2004)将环境保护引入Stokey-aghion可持续发展模型讨论可持续增长条件,结论表明,加大环保投入、促进环保技术进步,采用污染较少的生产技术、提高生产率水平,增强可持续发展意识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目标;彭水军、包群、赖明勇(2005)构建含自然资源的四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揭示了内生技术进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讨论了稳态增长率与各经济变量以及环境政策参数的关系,并据此给出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彭水军、包群(2006)纳入环境质量构建带有环境污染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从而揭示了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创新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内在机制,并建议政府加大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投资、制定严厉的环境标准、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彭水军(2007)以四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分别从FBa和CDe的模型角度,研究长期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技术进步的关系,讨论人口增长和资源约束下均衡解和可持续增长的条件,揭示环境政策规制下内生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Gupta.m.R.等(2009)假定政府征收污染税并用于生产性支出和污染减排支出,通过最优均衡分析求得两者的最佳分配比例,实现鞍点稳定的均衡增长;刘凤良等(2009)通过建立考虑环境质量和环境税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存在最优环境税率及其配套政策,使得环境与经济能够达成双赢;袁富华(2010)则认为,低碳约束与人口转型下,现有生产模式不足以吸收减排政策造成的冲击,为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技术进步和结构转型至关重要。
上述研究就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多角度的探讨,但是,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一是不同类型的环境政策各有侧重,单一环境政策不足以反映环境政策实施的实际。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互为因果,环境政策外生设定的不足有待改进;二是环境政策实施的成本效应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技术研发与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带来促进影响,两者同时作用于经济,最终效应是促进抑或是抑制经济增长;三是随着经济与环境矛盾凸显,各部门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CDe模型难于实现环境经济双赢,而基于社会计划者立场的FBa模型又过于理想,能否寻求两者的均衡?
因此,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主要三大类环境政策引入并将其内生化,建立Hamilton优化模型,以凸显内生环境政策对经济环境双赢的必要性;将污染性生产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源头清洁技术一并引入模型,基于内生增长框架分析环境政策激励下各要素的增长率,以揭示环境政策促进经济环境双赢的作用机理;基于数理分析和数字模拟,比较CDe与FBa模型的差距、分析其原因,探讨两模型可能的均衡点、分析其政策含义。
二、分散竞争均衡分析
考虑一个六部门封闭经济体。最终产品部门只生产一种同质的最终产品,相应的生产性投入要素包括人力资本、中间产品、源头清洁技术投资、污染性投入要素①;中间产品部门通过购买研发部门开发的设计方案以生产中间产品;研发部门基于已有的研发技术、雇佣一定人力资本进行新产品的研发设计;除去用于最终产品生产和研发设计外,所剩人力资本用于人力资本的自身积累;代表性家庭通过物质消费、人力资本提升获得效用,同时因环境质量下降而降低效用;为改善环境、将环境的外部性内化,政府征收污染税并用于末端环境治理支出,实现预算约束平衡。
1、人行为
同样,因为研发部门的完全竞争性,因此,均衡状态下,专利价格应等于垄断的中间厂商所获收益的贴现值,假定在时刻s、t之间平均利率为r,则有:
(7)′式表明,为确保经济与环境双赢,环境征收力度必须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污染排放的速度相匹配,体现了环境政策制定内生化的重要思想,这是模型设定的改进之二。由(7)式还可以看出,以为税基,充分体现了鼓励源头清洁投资与惩罚污染排放(资源消耗)的“奖罚分明”激励机制,这是模型设定的改进之三。
(6)环境质量。环境质量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生产的清洁技术程度。借鉴Gradus&Smulders(1993),本文清洁技术程度取决于环境清洁技术投资和污染投入要素的强弱对比-,即环境质量随p的上升或a的下降而下降;二是末端治理的政策力度,本文以末端环境治理支出i的环境贡献R(i)代表环境政策力度,R(i)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三是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参照Jhy-hwaChen(2008),假定环境自身的净化能力为η,即在环境的自我调节系统没被破坏的情况下,以η为速度污染存量逐年递减、环境质量逐年上升。类似于aghion&Howitt(1998),我们定义环境质量e为实际环境质量与上限值之差,而上限值只有当所有生产活动都被无限期停止时才能达到,从而e恒为负值。因此,环境质量运动方程为:
(7)代表性家庭。代表性家庭效用函数除纳入物质消费与环境质量外,还包括人力资本,因为人力资本的提升对家庭而言,具有工资收入效应和精神提升效应,通过这些效应居民的消费效用水平随之提高(Boonprakaikawe&tournemaine,2006)。就家庭而言,环境质量不可控制。因此,代表性家庭在无限时域上效用最大化问题为:
2、分散竞争均衡分析
首先,我们来分析当经济系统处于BGp上各变量的稳态增长率。
分散竞争均衡达成时,要求同时满足如下条件:生产部门最大化自己利润,即满足(1)′、(3a)~(3d);代表性家庭最大化终身效用,即满足(11a)~(11e),(12);政府实现预算约束平衡,即满足(7)和(7)′;环境质量遵循运动方程,即满足(8)。
三、社会最优均衡分析
1、社会最优均衡模型
由上面分析知,CDe下居民环境意识偏好参数ω对经济增长率没有产生任何积极影响。而FBa模型下,决策者站在社会计划者的全局立场,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关注人力资本发展和环境改善。因此,本文构建FBa模型,将污染性投入要素p增加为决策变量使环境质量外部性内化,以弥补CDe未能实现效率最优的不足,改善帕累托最优非效率化问题。构建社会计划者的现值Hamilton函数如下:
因此,与CDe模型相比,FBa模型经济增长动力源自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外,还源自居民环保意识和绿色消费偏好,因而对人力资本与技术研发的压力更小,即为达成同等环境保护与增长目标,所需的人力资本与研发增长率无需太大。而且FBa模型下,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得以充分发挥,所需的污染排放征收率的增幅更小。两者综合效果即为:为达成同等环保与增长目标,CDe模型所需污染征收率的增幅大于FBa模型,且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更高。
命题3得证。
2、数字模拟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数字模拟进行比较,以直观显示CDe模型与FBa模型的区别。参数设定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为增加可比性,CDe模型与FBa模型下相同参数赋值相同。已有实证文献表明,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取值在0.2(Kortum,1993)~0.70(mankiw,2000)之间,本文设定人力资本在最终产品和研发部门的产出弹性分为
表3的CDe模拟中,借鉴刘凤良(2009)关于我国消费资本比和CatarinaR.p.(2010)关于亚洲及发展中国家消费产出比的设定,本文设定参数Y/K=
命题3再次得证。
3、CDe与FBa两模型的差距成因分析
由数理分析和数字校正比较知,两模型根本区别在于,CDe模型下居民环境保护意识没能像FBa模型一样被激励,居民被动接受外在环境,而将终身效用寄托于物质消费,为改善福利要求不断提高消费增长率,几乎造成“高消费、高污染、高税率”的恶性循环局面。随着消费增长率的增大,污染排放越多、环境破坏越严重,为保护环境,所需的污染征收率必须以更大的速率增长;与此同时,在政府环境政策激励下,为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清洁型”人力资本积累和专利研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随之加大。
为缩小两模型的差距,寻求两模型的均衡点,关键在于加大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政府环境政策的宣传与实施力度,逐步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使决策者的立场由完全分散均衡适当考虑环境保护的分散均衡局部范围内的次优均衡全局范围内的社会最优均衡,而这整个过程最终取决于政策制定者、政策实施者、政策受用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Hamilton动态模型,本文分析了内生环境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作用机理。环境政策激励下,“清洁型”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作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弥补因“污染型”投入要素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本文比较、分析了CDe/，！/模型和FBa模型下均衡增长率的差距及其产生原因,并通过数字模拟得到了更为直观的结论。两种模型下,为达成经济与环境双赢,都要求环境税率内生决定并以一定的速率正向增长;与FBa模型相比较,为达到同等经济增长率和环保水平,CDe模型要求更为苛刻。因为CDe模型下居民环境偏好未对模型产生任何影响。因此,以下几点值得思考:
(1)实行“动态累进”的污染税收政策,充分发挥其在环境规制中的主导作用。数理研究发现,经济环境双赢要求污染税率稳态增长。“动态累进”指随着经济稳态增长,环境税率也以某一固定常数稳态增长。BGp上,产出按固定常数稳态增长,必然要以资源投入增长为条件,以污染排放增加为代价,仅仅实施固定的污染税率,不足以阻止企业加大资源投入和污染排放的步伐。“动态累进”的污染税率激励人力资本、技术进步、清洁投资等“清洁型”要素以大于经济的速率加速增长,以抵消自然资源、“污染型”投入要素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发挥“动态累进”税在内生经济增长机制中的激励作用。
(2)发挥公众参与机制、使之落到实处。居民环保积极性和环境意识偏好对环境改善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努力拓宽民众诉讼渠道、搭建公众环境保护监督平台,改进落实群众来信来访制度,使广大群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在政策制定中得到充分体现,甚至起到“一票否决”的作用。公众关于环境问题的来信来访、各级各类诉讼的受理与解决,直接加大企业的环境压力、增强企业的环保意识。而且,给广大群众以参政议政积极性,增强大众环境质量与环境保护意识,激发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清洁”型投入要素的投入,启动内生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
(3)加大教育和技术创新投资,是永恒而又关键的主题。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增长率远大于经济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始终大于它们的产出弹性之和,超额部分足以抵消甚至超过“污染型”投入要素负向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因此,加大教育和技术创新投资,以激发更深层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加大“清洁”型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降低自然资源消耗或污染排放等“污染型”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走“经济环境”双赢的发展路线。
(4)贯彻落实“市场+行政”与“源头+末端”混合环境规制政策,充分发挥政策配套的组合功效。由前面分析知,源头型清洁技术投资作为生产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有重大贡献,其投资额直接影响污染税基,投资越大税基越小,属市场型环境政策,关注生产前的投资激励,降低污染总量规模,减轻末端减排支出的压力。与此相对,末端减排支出借助行政职能部门的权威,关注生产后的污染减排问题,在排放之前进行污染处理,以弥补源头清洁技术投资的不足。最终发挥环境政策配套在经济与环境双赢中的组合功效。
双减政策研究意义篇7
关键词：环境税；环境改善；社会福利；环境补贴；财政收入
中图分类号：F810.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4-0046-09
从环境税在各国的实施情况来看，欧盟各国实施环境税的现象较为普遍。此外，由于经合组织(oeCD)对环境税制的大力推广，环境税制度在oeCD国家也受到重视。随着oeCD向别国推销环境税制度，意欲制定环境税的国家越来越多。环境税之所以受到各国的青睐，是因为人们认为经济规制手段是保护环境的最佳方法。但是，正如美国大法官史格里亚(Scalia)所说：“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经济规制都会使得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受益，而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失。”环境税也不能例外。比如，环境税通常会导致环境税负难以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实现公平负担。
正是由于环境税所具有的弊端，导致环境税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与环境税在理论上受人青睐不同，环境税在实践中的表现并不理想。经济学家试图用“双重红利”理论来缓和环境税理论与环境税实践的背离，期待用它来增加政策制定者采用环境税制度的信心。在我国制定环境税的过程中，学者也经常将“双重红利”作为主张我国制定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但是，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在国外早已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相比之下，我国学界对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鲜有质疑之声，本文希望对此有所贡献。当然，本文的目的不是纯粹为了质疑而质疑，而是希望借此激起更多的有关环境税的理性探讨。比如，从促使全民环保意识的提高和推动我国环保产业的迅速发展来看，环境税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不同的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对环境税的制定所要求的要素不同，如在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并不存在的情况下，制定环境税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要远远多于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确实存在的情况。因此，对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进行理性探讨，或许更加有助于环境税制的建构。
一、“双重红利”理论的沿革及其内涵
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当时德国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失业问题。环境和就业对每个社会来说都至关重要，有人认为环境税可以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这就是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的雏形。1983年，宾斯温格等人在其著作《无环境破坏的就业》中第一次提出了这种理论，并且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准确的阐述。按照“双重红利”理论，针对环境破坏行为(如资源浪费、污染和交通拥堵)的税收不仅不会扭曲经济决策，而且可以纠正现有的经济扭曲。针对导致环境污染的行为进行征税，不仅比针对生产增值(valueadded)或收入征税更有效率，而且可以创设一个能够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财政体制，同时改善环境品质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标准。虽然“双重红利”理论最早起源于德国，但是，大卫・皮尔斯(Davidpearce)或许是使用“双重红利”术语的第一人。大卫・皮尔斯认为：“政府应该采用财政中性的碳税，并用这些财政收入去减轻那些扭曲性税收，比如所得税或者公司税。有关遵守‘碳协定’实施措施的政治辩论应该充分考虑污染税所具有的‘双重红利’(doubledividend)特征。”
根据“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可以控制污染行为，从而实现改善环境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环境税第一红利(firstdividend)。其次，环境税通常能够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这些财政收入用来改善环境品质或者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因此，有人认为环境税是比传统财政收入来源更好的财政收入来源方式。当环境税收入被投入到改善环境品质之外的领域时，即将环境税收入用来减少现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制度扭曲时可以带来更多的好处，从而使得社会获得所谓的第二红利(seconddividend)。除了环境税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环境污染控制方式之外，它还被认为是比传统的财政收入方式更好的财政取得方式。所以，人们通常认为“双重红利”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按照“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制度不仅使得整个税收体系变绿，而且在解决环境问题不会与其他社会政策相冲突，如不会与有关安全、就业水平的政策相冲突。从最佳征税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向“不良行为”(bads)征税，而不是向“良好行为”(goods)征税。诸如环境污染之类的行为当然属于“不良行为”之列，而人们的劳动显然属于“良好行为”之列。但是，现行的税制不仅忽视了“不良行为”，而且有惩罚“良好行为”的现象。比如，向劳动力征税会导致资源的过分使用，会导致失业。正是由于针对资本和劳动力的税收太高，医疗和教育的成本才如此之高。相反，环境税制度不仅能够惩罚“不良行为”，即增加环境污染者的财政负担，而且可以激励“良好行为”，即通过减少所得税和资本税的方式，增加工作机会和提高工资。
高尔达(Goulder)将现有的“双重红利”理论分为三种：一是弱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二是中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三是强性的“双重红利”理论。弱性的“双重红利”理论认为，将环境税的收入用来削减扭曲性税收比随意地使用环境税更佳。中性的“双重红利”理论认为，现行的税制体系被扭曲的程度如此严重，以致从现行税制向环境税制过渡，将会极大地降低税收的额外负担。强性“双重红利”理论认为，环境税替代一定类型的现行税制会降低现行税制的额外负担。弱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主张环境税的专用，即用于削减诸如所得税之类的扭曲性税收；中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主张改革现行的税制体系，将环境税制度引入现行的税收体系之中；强性的“双重红利”理论则主张用环境税替代现行的税收体系，从而将税收的额外负担降低到最低水平。
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同时得到了其他研究成果的支持。比如，哈佛大学戴利・乔根森(DaleJorgenson)教授的研究表明，税收收入中每一美元的成本不仅包括私人进行一美元投资或一美元消费的成本，而且包括损失了18美分经济增长的成本。他将这些损失视为“平均额外负担”，如果改变扭曲性税制，就可以避免这些负担。一般而言，如果要改变现行税收体制，那么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边际额外负担，即税收收入中的最后一美元所导致的经济损失。戴利・乔根森(DaleJorgenson)认为，从资本所得中每获得一美元的边际额外负担为1.02美元，而针对销售税或者消费税所产生的边际额外负担仅仅只有0.26美元。基于此，戴利・乔根森认为，从资本税的征收向消费税征收的转移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经济好处。一般来说，环境税比消费税对整个社会导致更高的边际额外负担。比如，
就能源税而言，由于能源税的税基较窄，因此，能源税比消费税给社会带来的边际额外负担更高。但是，由于能源税的边际额外负担低于资本税，因此，征收能源税之类的环境税更加有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
此外，根据“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不仅能够提高环境品质，而且政府也可用环境税的收入来削减具有扭曲性的所得税，因为所得税常常具有扭曲劳动力供给和储蓄决定的效果。根据税收的一般理论，所得税所带来的扭曲一般会减少市场经济的效率。比如，现有的研究表明，从所得税中多获1美元的税收会给私人造成的经济负担大约为1.35美元，其中的35美分是所得税带来的“额外负担”。但是，环境税所导致的“额外负担”通常低于35美分。所以，我们如果不针对所得进行征税，而是针对导致环境污染的行为进行征税，这会改善私人部门的效率。首先，环境税使得污染者承担其所实施的环境污染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其次，环境税可以减轻税收带来的“额外负担”。可见，通过引进环境税制度，我们可以对现行的税收体系进行改革，从而使其更加具有效率。
二、“双重红利”理论的质疑
根据前述的“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制度的优势看似非常明显。通过环境税制度，我们既可以保护环境，也可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在“双重红利”理论下，需要我们所做的就是确定哪些污染问题适宜用税收措施来规制，哪些具有额外负担的税收可以用环境税的收入来抵消。但是，“双重红利”理论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鲍温伯格(a.LansBovenberg)和茂壹(Runda.demooij)两人第一次对“双重红利”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的研究证明，环境税对劳动力的供给同样有扭曲效果，因此，环境税如同所得税一样会导致额外负担。鲍温伯格和茂壹通过一个简单的包含相互竞争关系的模型证明，环境税不仅没有缓和现有的税收扭曲，反而加剧了现有的税收扭曲。即使将环境税带来的税收收入用以削减那些现有的扭曲性税收，情况也是如此。环境税之所以会加剧现有的税收扭曲，是因为政府征收环境税通常会使得产品的价格提高，而产品价格的提高必然会加剧存在于商品税和工资税等税种之上的现有的税收扭曲。
在鲍温伯格和茂壹看来，从个人福利角度来看，政府从个人收入中征收一半税收的做法和政府针对产品征税从而使得消费品价格翻倍的做法对于个人的影响是一样的，因为这两种方式都使得个人的实际消费购买力下降了一半。就环境税而言，环境税的征收会提高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会导致产品最终价格的提高，这无疑会减少个人的净工资，它与通过使用环境税收人来减少所得税进而提高净工资的做法相互抵消。此外，即使将环境税收入用来降低针对劳动力的所得税收，个人真正的净工资也会下降。税后名义工资的增加无法弥补由于环境税的增加而导致的产品价格的提高，因为当消费者不去消费污染产品时，环境税的税基就会明显减少。为了维持低所得税水平，就必须保持一定水平的环境税收入，但是，环境税税基的减少必将减少环境税的收入水平。此时，只有提高被减少的环境税的税率水平，才能维持总体的环境税收入，而环境税税率水平的提高必将使得产品的价格提高。
对于鲍温伯格和茂壹的研究结论，斯坦福大学高尔达通过能源税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高尔达认为，能源税的征收不仅会提高石油、煤炭等原材料的价格，而且会提高汽车、食物等消费产品的价格。从短期来看，能源税的征收几乎会使得每种消费品的价格都会上升。高尔达发现不同的税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征收能源税将比提高所得税会导致更大的社会福利损失。此外，高尔达认为，在产品的消费阶段征税比在产品的生产阶段征税节省更多的社会成本。所以，高尔达认为，能源税制度的倡导者需要先对征收能源税所产生的经济和分配影响作出冷静的判断。按照一般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政府在征收能源税时如果不降低其他税种的税负，那么能源税会对个人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根据高尔达的实证研究，政府在征收能源税的同时即使降低诸如所得税之类的税收，全社会的经济状况也会变得更加糟糕。所以，为了使得能源税能够在政治上具有可行性，政策制定者必须证明能源税带来的环境收益可以抵消能源税对经济福利的损害。否则，能源税难以在实际中获得成功。
三、“双重红利”理论的实证分析
根据前述有关“双重红利”理论的质疑，“双重红利”理论的争议涉及两个核心的问题：一是环境税对环境的改善到底有多大作用，将环境税收入用来降低所得税等税收对社会福利造成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二是环境税对环境的积极改善和环境税对社会福利的消极影响是否相配，即环境税对环境的改善是否能够足以补偿负面的社会福利。下面，我们用三个实例来验证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是否可能?
(一)环境税与社会福利
环境税制度是否具有改善环境品质的能力，这取决于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环境税制度的出发点在哪里?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到如何评估现行的环境规制体系，即环境税制度与现行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二是环境税制度改革的方向在哪里?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如何改革现行的环境规制体系，即我们是应该用环境税代替现行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还是应该用环境税补充现行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制度效果。
环境税的制定通常会使得产品的价格提高，产品价格的提高通常基于两种不同的原因：一是产品的价格由于必要的环境保护技术投资而提高。比如，将产品的生产安排在排污率较低但成本高昂的工厂进行，通常会提高相应产品的价格。由此导致的成本通常并不低，这些相关的成本显然会抵消环境改善带来的好处。二是产品价格的提高可能是对“稀缺租”(scarcityrents)的回应。“稀缺租”通常是指排放每一单元污染物的权利的价值。比如，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中，每一个排污权许可证的价格便是“稀缺租”的反映。“稀缺租”一般会提高产品的价格，产品价格的提高会抵消环境改善带来的诸多好处。如果环境税制度导致的这两种成本超过了环境税制度对环境品质的改善这一收益，那么此时环境税制度整体上处于净损失状态。
与环境税制度可以创造“稀缺租”一样，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也能够创造“稀缺租”，虽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创造的排污权不得进行市场交易。比如，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政府所规定的产品生产技术通常会要求每一单位产品产出中的污染量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通常不得高于某一数值。此外，政府要求每一生产主体的污染量必须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削减90％，那么，此时生产主体除了需要遵守污染物排放的一般标准之外，还必须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削减90％的产品产出。显然，由于政府采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生产者会减少产品的生产数量，产品数量的减少会使产品的价格提高，因此，每个产品的生产成本并未变化。此时，较好的产品价格就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所创造的“稀缺租”，这种以超额利润为表现形式的“稀缺租”被生产者所获得。
但是，当政府采取不同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的环境税制度时，我们可以说政府获得了由于
控制污染而带来的“稀缺租”。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相比，环境税制度使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因为政府不仅要求生产主体安装必要的清洁生产设备或从事成本高昂的污染削减行为，而且要求生产主体就剩余的污染物支付一定的环境税收。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式，政府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政府获得的这种财政收入就是所谓的“稀缺租”。与生产者获得“稀缺租”不同，政府可以使用这些环境税收人。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削减其他现行的针对生产的税收来抵消生产者所需要承担的递增的生产成本。
针对环境污染行为是采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还是采取环境税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够获得“稀缺租”。在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下，私人可以获得污染控制带来的“稀缺租”，所以，这使得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通常容易被商业主体所接受。布坎南(Jamesm.Buchanan)和图洛克(tullock)的研究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工业部门比较喜欢污染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但是，对环境税制度抱有一定的敌意，因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使得生产主体获得了规制带来的“稀缺租”，而环境税制度会使得“稀缺租”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可见，不管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还是环境税规制方式，它们都会增加生产者的生产成本，从而增加产品的价格，并导致净工资的减少。但是，环境税制度使得政府获得“稀缺租”，政府可以将这些收入用于降低个人所承担的所得税税率，借此抵消产品价格上涨对个人净工资构成的负面影响。环境税不能完全消除劳动力扭曲，但可以缓解劳动力扭曲的程度。所以，环境税一方面可以改善环境品质，拐一方面可以抵消扭曲性税收对社会福利构成的负面影响，社会总的福利水平由此得以提高，环境税实现了“双重红利”。
上述有关环境税的探讨是基于假定环境问题并未受到政府的任何规制，但是，针对现有的环境问题已存在诸多环境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于污染物的排放一般都会做出具体的总量限制。在环境法律法规对污染物的排放有总量限制的情况下，征收环境税无法保证获得改善环境这第一重红利，但可以确保获得财政收入这一红利。因为，在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已受到法律法规限制的情况下，环境税制度不会对环境品质的改善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实施环境税制度却可以为政府带来一定的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这些财政收入用来抵消所得税等具有扭曲性的税收。
总之，如果针对未受规制的环境问题，环境税制度不仅可以改善环境品质，而且可以带来财政收入，用环境税收入可以抵消扭曲性税收，此时的环境税制度实现了“双重红利”。针对污染总量已受到规制的环境问题，环境税制度无法改善环境的品质，但却可以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这些财政收入用来抵消扭曲性税收，从而实现“第二重红利”。从福利经济学来看，由于环境税提高了产品的价格，产品价格的提高可能会导致个人净工资的减少。如果环境税带来的环境收益低于个人净工资的减少，那么环境税无法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
(二)环境税与环境补贴比较
按照福利经济学理论，环境税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削减污染。第一，可以通过“替代效应”来控制环境污染行为，即激励生产者用清洁的原材料来代替污染的原材料，这无疑会减少每一单位产出中的污染物总量。第二，可以通过“产品效应”来控制环境污染行为。由于环境税的征收可以增加污染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会使产品的价格提高，污染产品较高的价格将会不利于污染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但是，环境补贴只能通过第一种途径来削减污染，而无法通过第二种途径来削减污染。不仅如此，政府的环境补贴会导致污染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从而鼓励污染产品的产出逐渐增大，进而不利于环境保护。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来看，由于环境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可以用来抵消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因此，环境税制度可以增进社会福利。但是，由于政府实施环境补贴的费用主要通过提高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来获得，因此，环境补贴强化了原有的扭曲性税收。既然环境税制度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而且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但环境补贴在改善环境的同时却加剧了扭曲性税收。所以，环境税制度比环境补贴制度看似更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
如果政府所实施的环境补贴制度既补贴控制环境污染的行为，也补贴环境友好产品的消费行为，那么补贴制度一方面会导致产品价格的降低，另一方面因补贴制度需要提高所得税水平，所得税的提高会导致个人净工资水平的降低，而产品价格的降低和个人净工资的降低会相互抵消。从个人社会福利增加的角度来看，环境补贴制度和环境税制度对个人社会福利的影响同等。可见，不管是环境税制度还是环境补贴，都有助于环境的保护，但是，两者都无法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因此，不管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改善社会福利的效果来看，那些能带来财政收入并将其用于削减其他环境扭曲性税收的环境政策与那些花费财政收入或者完全没有获得财政收入(如技术规制)的环境政策具有一样的效果。
此外，有学者认为，只有当污染产品与闲暇产品具有较弱的替代性时，环境税获得的收入才有可能大于劳动力供给减少带来的社会损失。因为，当污染产品和闲暇产品具有较强的替代性时，针对污染产品征税会使得人们转向闲暇产品的消费；当污染产品和闲暇产品之间具有较弱的替代性时，针对污染产品的征税或许不会激励人们转向闲暇产品的消费。当人们转向闲暇产品的消费时，用于生产的整体劳动力供给就会减少。只有政府的税收同时不利于污染行为和休闲行为时，社会整体的劳动力供给才会增加。因此，只有当污染产品与闲暇产品具有较弱的替代性时，环境税带来的社会收益才会大于劳动力供给减少带来的社会损失，环境税制度的社会成本才会减少。
总之，从福利经济学视角来看，环境补贴制度具有跟环境税制度一样的功效，两者都能够改善环境品质，但都无法保证社会总福利的增加。不管是环境税制度还是环境补贴制度，都可能导致个人福利的减少。此时，只有环境改善的福利增幅大于个人福利减少的幅度，环境税制度和环境补贴制度才算真正增加社会的总福利水平。相对于环境税制度很难获得政治支持相比，环境补贴制度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因为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不会拒绝政府实施的财政补贴政策。此外，从国内外的环境政策来看，具有环境补贴导向的税收政策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环境税理论上所具有的特点和实践中更易采用的特点，无疑对环境税“双重红利”构成了挑战。
(三)环境税与财政收入
从环境税的现有文献来看，环境税是否能够带来财政收入这一重“红利”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也许环境税不但能够改善环境，而且可以带来财政收入的特点，这是环境税制度吸引政策制定者的最好理由。图洛克通常被视为是第一个主张环境税收入能够成为潜在财政收入来源的学者。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曾忽视了环境税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即“政府需要财政收入，而针对环境外部性的收费可以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在图洛克看来，“如果与环境外部性相关的社会成本非常大，那么政府征收环境税的方式有可能是‘无偿’的，即私人部门的经济规模在政府征收环境税之后仍有可能会
像先前一样大或者甚至更大。”图洛克认为，合理设计的环境税制度不仅不会对生产主体构成额外的财政负担，而且还会对生产部门带来额外的收益。在图洛克的研究基础上，特拉(Davidterkla)对环境税制度可能增加财政收入进行了估算。但是，特拉认为的环境税改革应该保持税收中性和收入中性，即环境税既不能改善环境，也不能对税收体系构成扭曲。
自图洛克的研究成果发表之后，环境税制度能够增加财政收入可以说是学者们倡导环境税改革的一个重要理由。所以，环境税制度能否增加财政收入在环境税的改革议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一个设计良好的环境税改革可能会带来环境的改善，也可能会减少其他税收扭曲。但是，这些结果完全与环境税能否增加财政收入无关。因为，一种无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产生的社会福利效果可能与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和削减所得税税收扭曲的环境税制度具有一样的社会福利效果，一种能够减少财政收入的环境管理措施(如通过增加所得税的方式而实施的环境补贴制度)可能会与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环境税制度(如将环境税带来的财政收入用于削减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具有同等的社会福利效果。可见，如果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以同样的方式来影响社会主体的行为方式，那么这两者具有同等的社会福利效果。所以，如何在两者之间选择所考虑的主要因素，这就不是财政收入的问题了，而是哪项政策更容易被制定、监督和执行。为什么说财政收入问题不应成为制度选择的关键呢?虽然说环境税能够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但是，政府以环境税形式获取财政收入必须针对具体的社会主体。这样，环境税制度无疑会对有些社会主体施加一定的成本，但社会主体所承担的这些成本并不是免费的个人开支。所以，环境税制度改革的关键不在于环境税制度能否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而在于环境税制度能否对污染性和非污染性生产行为分别进行有效的限制和鼓励，环境税的改革应该能够改变污染性和非污染性生产行为的相对价格。㈣环境税制度只有有效地改变污染性和非污染性生产行为之间的相对价格，才有可能激励生产者朝着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转变。
此外，从政治角度来看，强调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会使环境税制度处于一种政治困境之中。一方面正是由于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从而使环境税制度获得环境政策制定者政治上的好感。但是，过分强调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却使环境税制度很难获得民众对其给予政治支持，民众素来对政府征收环境税的财政动机持怀疑态度。其原因有：第一，长期以来，民众在支持基于市场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的同时，也支持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基于经济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往往被视为“奖赏好孩子”，但是，这样的规制策略同时被认为没有像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那样，可以有效地促使民众认真地遵守相应的环境法律法规。因为，公众常常认为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比基于市场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更加有利于执行和监督，也许这正是由公众所组成的民间组织极力反对采用环境税制度的主要原因。第二，虽然环境税改革能够促进良性的财政改革在理论上具有吸引力，但是，公众一般不会相信政府会在增加环境税的同时，减少其他具有扭曲性的税收。相反，公众一般会认为，政府实施环境税是一种获得财政收入的策略。当公众对政府和工业部门存在信任危机时，他们显然会希望政府所实施的环境保护措施能够更加集权化、透明化和容易监督。可见，基于公众的立场，环境税和其他基于经济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应该是传统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的有益补充，但却无法完全替代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
环境税制度除了遇到上述政治上的困境之外，有学者甚至认为，环境税完全是一种政府欺骗公众的行为。比如，针对近年来学者们讨论最多的能源税，有学者认为政府不应该欺骗公众，使其认为能源税具有“双重红利”的特性，即能源税不仅可以通过减少能源的使用从而改善环境品质，而且政府可以将能源税收入用来削减现有的诸如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有些国家在采用能源税的同时，会削减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的税率，以实现税制的优化。但是，毋庸置疑，很多国家之所以采取环境税，是因为政府将其视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政府很少通过立法削减其他具有扭曲性的税收。政府即使通过立法削减扭曲性的税收，也很少对这样的税收立法进行实际的跟踪研究。因为，政府一旦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就需要收集相关的信息。由于政府往往避免承担这样的责任，因此，能源税制度是否实现了预期的“双重红利”目标便存在疑问。正是疑问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使公众对政府采用能源税的动机存在怀疑，这无疑阻碍了制定能源税制度的进程。
四、结语
税收虽然非常世俗，但是，税收又是迷人的。税收之所以迷人，是因为税收是关于生活的故事。“如果你能够知道一个人在税收中的位置，那么你就可以诉说他所有的人生哲理。这是因为税法包含了生活的核心要素：贪婪、政治、权力、慈善和善良。在税收法律中我们看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生活本不简单，所以，税法势必较为复杂。税制的设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设计合理，则能促进经济发展；相反，则可能阻碍经济发展”。正是由于税制所具有的复杂性，因此，环境税的设计除了需要体现环境保护这一目标之外，还需要与社会政策保持一致。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环境税具有“双重红利”功效，即一方面实现环境保护的社会目标，另一方面实现充分就业的社会目标。但是，从公众社会福利增减的角度来看，环境税相对于其他环境规制措施所具有的“双重红利”便荡然无存。当然，即使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并不存在，为了提高全民环保意识和推动环保产业发展，我们也有探索环境税作为环境保护手段的必要。在探索环境税作为环保手段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应该谨慎对待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否则，环境税在现实中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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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研究意义篇8
中国将突出面临四个压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9日上午进行第九次集体学习,内容是关于推动中国科学发展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宋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讲话指出,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将突出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持续加深、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压力;突出面临外部需求显著减少、中国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的压力;突出面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压力;突出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更为迫切的压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2009年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8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推进“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一年。做好2009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于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至关重要。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
国务院研究部署解决企业困难
11月2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解决企业困难、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大力支持重点产业发展;加快推进企业技术改造、自主创新和兼并重组;加大重要物资、资源的国家收储和商业收储力度,增加和充实物资储备;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快服务业发展;加大就业和社会保障支持力度。
会议还审议了成品油价格和燃油税费改革方案,决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国务院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
11月20日和25日,国务院在中南海召开经济专家和企业界人士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和建议。总理强调,越是在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越是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越是要增强决策的透明度,越是要加强决策的民主监督。仅靠经验,靠少数人的智慧,不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仅了解本国,不了解世界;仅了解局部,不了解全局;仅知道今天,不知道昨天,不前瞻明天,是很难作出正确决策的。
中国央行再次下调“双率”
中国人民银行从11月27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1.08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同时,下调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等利率。从12月5日起,下调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下调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这是央行今年9月以来连续第四次降低利率、第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也是央行继10月8日宣布“双率”下调后第二次“双率”同时下调。
迈出年轻化步伐
中国11月22日在台北举行第17次全体代表大会临时会议,增选蒋孝严、吴敦义、曾永权和年轻一代的朱立伦、黄敏惠出任副主席;并修改,增加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中青年的比例,使这一“百年老店”的年轻化迈出实在的一步。这次大会也是经过八年下野重新“执政”后举行的首次全代会。
黑龙江一煤矿发生爆炸事故
11月30日16时50分左右,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昌隆煤矿一井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5名矿工遇难。在救援过程中,又发生次生事故,三名搜救队员不幸遇难。
双减政策研究意义篇9
【关键词】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意义；困惑；会计处理
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现实意义
为了落实国务院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促进企业技术改造，支持创业创新，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颁布了《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国家税务总局了《关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以下简称《通知》和《公告》），通过这一政策，减轻企业投资初期的税收负担，改善企业现金流，调动企业提高设备投资、更新改造和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而且给企业注入了新的发展理念，对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成为企业融资的新手段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企业资金紧张、融资难且成本高等问题突出，今年以来，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所下滑，而企业资金紧张、自身投资能力不足、外部融资成本高等因素制约了企业转型升级。在此情况下，加速折旧优惠政策成为为制造业注入流动性，促进技术革新、产业升级，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强有力的政策工具之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而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通过延迟纳税达到增加企业现金流，减轻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的压力，相当于政府给予企业的无息贷款，缓解了企业的融资压力。
2.企业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的加速折旧政策为企业提供了双重优惠
新政策出台之前，企业专门用于研发活动的仪器、设备，如果一次或分次摊入管理费的，是不得享受加计扣除优惠的。新政策为了鼓励企业研究开发，明确规定企业新购进的价值不超过100万元的仪器、设备，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也可以享受原有加计扣除优惠政策，这一双重优惠政策既推动了企业加大科研设备投入力度、进行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又提高了企业加大创新投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促进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提升企业未来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3.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为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提供了新空间
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建设一个创新性国家，中小企业在推动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而中小企业融资难、成本高、资金不足等因素制约了企业的创业创新活动，此时出台的新政策对解决中小企业创业投资、科技创新面临的困境具有重要的意义。《通知》决定：对“所有行业”企业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的专门用于研发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1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单位价值超过100万元的，可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其次，对“所有行业”企业持有的单位价值不超过5000元的固定资产，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显然，此次颁布的加速折旧新政中小企业是最大的受益者。
4.加速折旧的管理方式提高了企业贯彻执行新政的积极性
公告规定对加速折旧新政采取了事后备案的管理方式，企业在预缴申报时只报送《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扣除）预缴情况统计表》，年度申报时，实行事后备案管理，并按要求报送相关资料，这种简便的办税手续，不仅使征纳双方“双减负”，而且进一步提高了企业贯彻、执行政策的积极性，确保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顺利推行。
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会计处理的困惑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的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精神，使有关政策内容落实到位，各省市税务局对加速折旧政策及管理问题进行了宣传解读和专题培训，《通知》对有关政策的具体内容作出了明确，《公告》就贯彻、落实具体征管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但对相关的会计处理并未明确，导致企业在具体实施运用中存在很多困惑。
税法规定与会计处理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会计处理的困惑
对《通知》和《公告》规定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和“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存在误区。
有些企业认为，财税【2014】75号文是财政部与税务总局联合发文，上述两种情形既是税法规定，同时也是会计处理的相应规定。
也有企业从文件的标题寻找答案，财税【2014】75号文标题：《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从文字表述来看，《通知》是针对“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并不涉及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会计处理规定。
因此，对于税法规定与会计处理不同产生的差异如何会计处理，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有关负责人就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答记者问第十三条应该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为简化办税手续，在备案时纳税人只需提供相应报表，而发票等原始凭证、记账凭证等无需报送税务机关，留存企业备查即可。同时，为加强管理，企业应建立台账，准确核算税法与会计差异情况”，因此企业对这一解读的理解是：既然是建立台帐核算税法与会计差异，那么对上述两种情形由于加速折旧导致企业当期会计上计算的折旧额小于税法计算的折旧额产生的差异不需要进行会计处理，只需要建立台帐核算，可是这样一来，不仅工作量大且繁琐，而且这样处理又违反了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和“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如果仅作为税务规定，就应当按照会计准则对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进行会计处理调整差异。
2.“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的固定资产是否应保留残值的疑惑
对于“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的固定资产是否要保留残值，加速折旧新政未做规定，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的规定，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时应当保留净残值，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策“单位价值不超过1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因此，企业在实务操作时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固定资产单位价值应当扣除残值后“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既保留残值；二是将固定资产单位价值全部“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即不保留残值，这种情形究竟该如何处理，企业由于理解不同出现不同的会计处理。
三、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建议
为贯彻国务院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精神，使有关政策内容尽快落实到位，建议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其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新政策就内容和征管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对如何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未明确，造成了不同企业之间政策执行的不统一，实务中因此出现许多混乱，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应尽快制定相应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会计处理应用指引，以指导实务中的具体操作。
其二，通知和公告的文字表述并不复杂，但其中的概念所包含的内涵和政策的适用范围具备一定的技术要领，需要精细研读，同时加速折旧采取事后备案的管理方式，意味着将判断固定资产是否符合加速折旧政策的权利交给了企业财务人员，因此企业应当加强财务人员的专业财务知识培训，提高财务人员对政策及制度的理解能力，正确运用这一优惠政策。
其三，主管税务部门应对适用公告规定优惠政策的企业加强后续管理。为了减轻企业的负担，折旧新政规定在年度申报时，实行事后备案管理方式，按要求报送相关资料。税务部门简化办税程序不应放松税收监管，应加强监督，实施跟踪管理，对企业采取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的使用环境及状况进行实地核查，对预缴申报时享受了优惠政策的企业，年终汇算清缴时应对企业全年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进行重点审核。对不符合加速折旧规定条件的，主管税务机关有权要求企业停止该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其四，根据企业自身特点科学合理地选择加速折旧方法，将加速折旧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加速折旧方法一经确定，一般不得变更，因此，企业应综合考虑企业状况选择加速折旧方法。对于处于所得税减免优惠期的企业如果采用加速折旧，优惠期的折旧费用多，企业成本增加，利润下降，导致所得税减少，从而减少享受的税收减免额，而优惠期过后折旧费用减少，利润增加，则会加重企业后期的所得税负担：对于亏损企业来说，加速折旧对税收优惠并无意义，因为亏损企业本不用缴纳企业所得税，采取加速折旧造成当期成本增加，反而使亏损加大，影响企业发展。
参考文献：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5号）.
双减政策研究意义篇10
关键词：技术开发合同；减免；营业税；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3]106号）文件中《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的规定：
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试点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关于技术开发业务免征营业税的文件为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9]273号），规定如下：
关于营业税：对单位和个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设立的研究开发中心、外国企业和外籍个人）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技术开发业务营改增之前可减免营业税，营改增之后可减免增值税，可见技术开发合同的认定和免税办理工作的重要性。本人工作中接触技术开发合同业务较多，现对技术开发合同的认定和免税办理工作加以说明。
一、技术开发合同的定义及相关内容
（一）定义：技术开发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新工艺和新工艺的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订立的合同。技术开发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订立的合同，包括委托开发合同和合作开发合同。其客体是尚不存在的有待开发的技术成果，其风险由当事人共同承担。
技术开发合同可以分为委托开发合同和合作开发合同。在委托开发合同中，委托方的义务是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研究开发费用和报酬，完成协作事项并按期接受研究开发成果。受托方即研究开发方的义务是合理使用研究开发费用，按期完成研究开发工作并交付成果，同时接受委托方必要的检查。在合作开发合同中，合作各方应当依合同约定参与研究开发工作并进行投资，同时应保守有关技术秘密。
（二）技术开发合同具有的特征：（1）标的物具有新颖性。（2）技术开发合同的内容是进行研究开发业务。（3）技术开发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合同履行具有协作性。（4）技术开发合同的风险由双方共同负担。
（三）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委托人：（1）按照约定交付研究开发费用和报酬。（2）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技术资料、原始数据并完成协作事项。（3）按期接受研究开发成果。由于委托方无故拒绝或迟延接受成果，造成该研究开发成果被合同外第三人以合法形式善意获取时，或者该成果丧失其应有的新颖性时，或该成果遭到意外毁损或灭失时，委托方应承担责任。研发人：（1）制定和实施研究开发计划。研究开发计划是指导研究开发方实现委托开发合同的预期目的的指导性文件，是技术开发合同的组成部分。（2）合理地使用研究开发经费。研究开发人员必须按照合同约定的研究开发经费的使用范围使用研究开发经费，精打细算，并应注意及时向委托方通报经费支出情况，接受委托方监督。（3）按期完成研究开发工作，交付研究开发成果。研究开发方提交的成果，必须真实、正确、充分、完整，以保证委托方实际应用该成果。（4）为委托方提供技术资料和具体技术指导，帮助委托方掌握应用研究开发成果。
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之前，将研究开发成果转让给第三方。
二、技术开发合同的认定
根据2001年起实施的《技术合同认定规则》的规定，技术开发合同的认定条件是：（1）有明确、具体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目标。（2）合同标的为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尚未掌握的技术方案。（3）研究开发工作及其预期成果有相应的技术创新内容。
不属于技术开发合同的判定：（1）合同标的为当事人已经掌握的技术方案，包括已完成产业化开发的产品、工艺、材料及其系统。（2）合同标的为通过简单改变尺寸。参数、排列，或者通过类似技术手段的变换实现的产品改型、工艺变更以及材料配方调整。（3）合同标的为一般检验、测试、鉴定、仿制和应用。
按照以上技术开发合同认定条件，在签订技术开发合同时，着重在几个点内容叙述加以注意：
第一条本合同研究开发项目的要求如下：
（1）技术目标；
（2）技术内容；
（3）技术方法和路线：
第二条乙方应按下列进度完成研究开发工作：根据实际技术开发工作情况进行详细阐述，内容突出新产品、新工艺、新流程，这些内容是审核技术合同的工作人员着重关注的点。
我市的认定流程如下：（1）通过“全国技术合同网上登记系统”、“合同卖方”模块，进行网上技术开发合同的登记录入。在“合同统计”模块下查询合同的报送期限。录入合同超过30天，未送合同文本现场审核，合同自动转入“撤销”状态，需重新录入提交。（2）在规定的时间内，持己贴印花税的合同原件及其他资料到市技术市场办理技术开发合同的现场认定。（3）工作人员根据国科发政字【2000】063号和国科发政字【2001】253号文件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核，对符合认定要求的，在技术开发合同最后一页“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印章）”处加盖“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技术合同认定登记专用章”，经办人员签章，并出具《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审核意见证明》一式三联（第一联技术市场存查，第二联税务机关存查，第三联受托方存查）。依据税函【2009】2012号文件、财税字【1999】273号文件，申请享受税收政策时，提供此表。对不符合认定要求的技术开发合同，工作人员予以退回，不办理认定手续。“全国技术合同网上登记系统”在“合同统计”模块，“审核完毕”项下，经过认定为技术开发合同的，合同状态为“己经批准”，未认定为技术开发合同的，合同状态为“不予批准”。（4）认定工作完成，保存好认定完成的技术开发合同原件和《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审核意见证明》，备查。
三、税务局的合同备案及免税申请
由于己经实行了营改增政策，现不在文章中提及减免营业税的地税局的办理流程。
办理减免增值税的相关政策：《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3]106号）审批程序。试点纳税人申请免征增值税时，须持技术转让、开发的书面合同，到试点纳税人所在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持有关的书面合同和科技主管部门审核意见证明文件报主管国家税务局备查。
我市国税务技术开发合同减免增值税的备案流程：（1）经市技术市场认定为技术开发合同后，登录“增值税免税收入申报系统”，进行合同备案。按要求录入合同的相关内容，点击提交，该合同即提交到国税局。（2）按照技术开发合同进度，发生所属技术开发合同相关业务后，在纳税申报期内登录“增值税免税收入申报系统”，查询相对应的己备案的技术开发合同，录入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收入金额，直至该技术开发业务完成。（3）技术开发合同业务全部完成时，将经市技术市场认定的技术开发合同复印件、《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审核意见证明》第二联税务机关存查联原件，按年度月份归档，以备国税局检查。
综上所述，公司领导和会计人员对技术开发合同的签订和减免税工作要加以重视，利用好国家的减免税政策。
参考文献：
[1]技术开发合同履约注意事项.易法通官方网站.2012-12-28
[引用日期2013-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