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篇1
关键词供给和需求问题建议
中图分类号:U12文献标识码:a
1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分析单双号限行措施
车辆的单双号限行,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现有的交通压力,北京奥运会期间暂时施行单双号限行措施确实缓解了一些交通压力,且减少了环境污染。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单双号的限行只是通过政府的强制力强行限制了每天公路上车辆的供给,供给数量发生了变动,但人们对私家车的需求数量并没有发生改变。每天的上下班,外出仍在正常进行,限制了使用私家车,人们就只好利用其他的“对策”来应对这种“政策”。
第一种方法就是选择其他的公共交通替代私家车出行,如公交车,出租车等,这也许正是管理部门所希望的,同时对公共交通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公交车供给的数量,时间的安排等。短期的放弃私家车选择公共交通,许多人可能会接受,尤其是在北京奥运会这个大背景下。但不能忽略的是,从全国整体水平来看,目前的公共交通还没有达到可以更加体现出公交优先优势的一种水准。以北京为例,北京南站开通了到天津的快车,但是由于配套设施跟不上发展,北京到天津只需27分钟,但是从北京南站下车后,道路开始变得拥堵,花费好几个27分钟才能到达目的地,这就是因为交通的衔接不够完善。公共交通带来的种种不便利性,长期下去,使许多人不愿再使用公共交通,尤其是习惯了私家车出行的人们。于是就产生了第二种方法,开始考虑购买第二辆车,两辆车分别是单双号的牌照。这样既不会违反规定,同时生活又恢复了以前的便利。所以,单双号限行措施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交通压力,富裕的人可能会买两辆车,有权力的人有自己的公车,单、双号车都有。
图1图2表示的是随着单双号限行后,均衡数量和人们为了使用私家车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关系,横坐标表示均衡数量,纵坐标表示为使用私家车所支付的价格。DD表示已拥有私家车的人愿意使用私家车的需求,SS表示已拥有私家车人能提供私家车的供给。单双号限行后,由于非价格因素的改变引起供给数量的变动,供给曲线SS向左上方移动,需求曲线DD并没有发生变化。限行前,均衡数量为Q1,为使用私家车支付的价格是p1,限行后,均衡数量由Q1Q2,价格由p1p2。不难看出,限行后给人们的出行带来的不便导致人们为使用私家车愿支付的价格p上升。若长期施行单双号限行,消费者为使用私家车所愿支付的价格p还会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只有人们对私家车的需求同样做出改变,达到新的均衡时才会停止。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会选择购买第二辆车,同时这会使我们陷入另一种忧虑当中,如此的单双号限行到底对交通压力的缓解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2单双号限行措施引发的问题
2.1单双号限行引发的利益争议
经济学中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前提,即“经济人”假设,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单双号的限行使拥有私家车的人的利益受到冲击,私人物品的合法使用权利受到了政府的控制。不同的人在汽车单双号限行问题上的利益不同:一方面,会给经常驾车出行的有车族带来不便,并实质性地造成其权利受损和社会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若放任原来的交通状态不管,全体公民都将支付高昂的交通、环境和时间成本,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就涉及到了外部性问题。科斯第一定理认为,在产权明确的情况下,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或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市场机制可以把外部性内在化,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现实生活中的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就需要合理的制度来减少利益的争议。
2.2单双号限行产生的“权力寻租”
在北京实行单双号限行中,仍然存在部分车不受此限制,如具有某些通行证的车辆,可能有很多有权力的人就能得到各种单双号可以无障碍通行的证件,而普通的老百姓却无法获得,权利分配不均引发社会问题,同样值得关注。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有效管理这样的证件,使其不会破坏施行单双号限行的本意及目标?只要有权力的存在,只要这种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就必定会出现寻租的可能。通过市场分配取代行政分配,让权力无法寻租。
3对缓解交通压力的建议
3.1减少对私家车的购买需求
市场上,人们对私家车的需求同样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包括市场上汽车的价格p*,消费者的收入i,私家车带来的便利性C,政府出台的政策G(包括各种购车的优惠政策,各种税费的改革等),其他支出e,替代品S,所以Qd=ap*+bi+cC+dG+ee+fS(a,b,c,d,e,f代表各因素所占的权重),而在以上这些影响因素中,政府能够有效地进行控制的应该是出台政策,包括为刺激消费,出台的购置税减半等,这些优惠政策会吸引更多的消费者,甚至会促进他们提前消费。因此为减少购买需求,政府可以提高一些收费的标准,增加一些收费项目等措施,如:提高黄金地段的停车费,限制新车牌照的发放量等,虽然新车牌照限量发放存在弊端,但这毕竟也是对减少私家车购买一种思考。
3.2完善公共交通体系
如果从根本上减少了私家车的购买,那必须有私家车的“替代品”产生。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私家车人均拥有量并不高,但高使用率确实增加了交通压力。私家车的使用率之所以高,是因为使用私家车的人认为缺少比开车更为方便快捷的出行方式,公共交通达不到需求。所以,除了暂时性的缓解措施,更重要的是要从长远角度出发,通过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提高现有公共交通运输系统的服务水平,引导有车族在上下班的时候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当公共交通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后,由此花费的成本比私家车低,人们就会很自然减少私家车的使用,从而缓解了交通压力。
3.3扩建道路
之所以出现交通拥挤现象,归其根本,是由于供求失衡造成的。私家车数量的增多,快速增加了对道路的需求,而道路的供给在短期内是缺乏弹性的。由于土地面积的有限,更无法随着需求的增加而扩张。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道路的扩建,缓解交通压力的反作用力会再次促进私家车需求的扩张。
道路属于边际生产成本为零,而边际拥挤成本不为零的准公共产品。当价格为0时,通过量将达到Q1,拥挤线QY和需求线DD相交,表明在一定的价格下,产生了拥挤现象,车辆的继续增加会阻碍交通。图中的阴影部分代表由于拥挤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若要减少拥挤,减少社会福利的损失,要想办法使拥挤线QY右移或减少Q1,即Q1不超过QY。道路的扩建可以起到一定的减缓作用,但这只在一定条件,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缓解交通拥挤问题。
4结语
奥运期间北京施行的单双号限行政策,使北京的交通状况大有改观,但这种“一刀切”的做法,着实引发人们的争议,单双号限行能否长期施行?用行政手段解决市场中存在的问题,这种做法可以说只是“治表未治本”了。
现存的交通压力如何解决,需要管理部门综合各种因素进行考虑:措施的可行性,老百姓的利益等。当然,不管政府出台哪种政策,都要经过时间的检验,需要一个试行的过程。当一种政策的实施涉及到很多人的公共利益时,就更不能武断的出台。单双号的限行引发了有车一族与无车一族关于道路通行权的争论,在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政府更应该广泛汲取民意,搭建一个公平、公正的利益博弈平台,让各方都能够充分有效地争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并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公开化,透明化。
注释
冯玉军.单双号限行与公民社会中的权力冲突及其解决[J].法学家,2008(5).
顾建光,王树文.公共经济学原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沈刚.从单双号限行看北京交通治理[n].2008.10.
顾建光,王树文.公共经济学原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杨涛.单双号限行政策存废争议.程序正义比结果更重要[n].中国青年报,2008-9-25.
参考文献
[1]冯玉军.单双号限行与公民社会中的权力冲突及其解决[J].法学家,2008(5).
[2]顾建光,王树文.公共经济学原理[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沈刚.从单双号限行看北京交通治理[n].2008.10.
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篇2
关键词：美国外交与军事 布什政府 军控 防扩散
布什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军控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的一些思考。美国学术界及政界人士通过发表文章或者讲话阐释这些调整和变化的原因、内容及方向，或者对调整变化本身做出评判。国内一些学术期刊也刊载了一些相关文章，探讨了国际不扩散机制的一些变化、国际军控的发展趋向、布什政府军控与不扩散政策的调整、美国核战略的演变与调整、推动美国军控政策调整的一些因素等。
本文试图考察美国军控政策在冷战结束后的重大调整，探究调整的根源及此种调整与美国整个安全政策变化的关联。本文将探讨如下几个问题：冷战结束前后美国在军控政策上的制度建设，美国推动军控制度建设的原因及其贡献，布什政府军控政策重大调整的内容、调整的原因，以及新安全环境下的美国军控政策。
一 冷战结束前后美国推动军控制度建设
国际军控机制的建设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末逐渐趋于完善。最初主要关注核扩散，旨在防止有核国家的横向扩散，后来逐渐将生、化武器、常规武器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载工具也纳入军备控制的范畴，同时重视有核国家的纵向扩散，防止有核国家武器系统质量和数量的提高。整个国际军控机制的建设主要是在冷战背景下由美苏两大集团主导的。这些军控制度具体表现为一些重要的条约、协定、议定书，特别是美苏(后来美俄)之间的双边协议，以此来限制武器系统研发、试验、生产、部署、使用或者转让。就参与程度和有效期限而言，国际军控机制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全球性机制、多边机制和双边机制。
所谓的全球性机制实质上也是一种限制或者消除某种武器系统的多边安排，之所以将其定义为“全球性”是因为这类机制对武器系统的限制基本获得了国际共识，所有国家有义务加入并遵守这些多边安排。全球性机制主要针对核、生、化武器，它通常设有一些实体性机构用于保障该机制的执行。1925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禁止化学武器的国际会议谈判达成了《日内瓦议定书》，将细菌武器列为禁止对象。1971年12月16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简称BwC)，《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弥补了《日内瓦议定书》的缺陷，但仍然没有解决有效核查问题，目前各国正在谈判核查议定书，以期进一步有效禁止生物武器的研发、生产、储存及使用。《日内瓦议定书》是禁止化学武器的单项法律机制，但存在不少缺陷。1969年，设在日内瓦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开始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1990年美苏签署《美苏关于销毁和不生产化学武器及促进多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措施的协定》有力推动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1992年3月《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谈判终告结束，公约于1993年1月开放签署，1997年4月29日生效，无限期有效。为化武公约的实施，设立了“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虽然不能说美国在禁止生物和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美国对生、化武器的政策立场对类似国际机制的成败至关重要。例如，布什政府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的政策立场极大程度上延迟了议定书的达成。
美国在确立禁止核武器扩散的国际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甚至无可替代。美国最早于1946年6月提出了保持美国核垄断和防止核扩散的“巴鲁克计划”，但遭到苏联的强烈反对而未获成功。随后有关防核扩散的倡议不断提出。1953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第八届联合国大会上提议成立一个“致力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际机构，这就是后来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简称iaea)。它主要以从事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及防核扩散为目的，对成员国的和平核活动实施保障监督。1958年8月，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谈判一项禁止核试验的协定并建立国际管制体系。同年10月，美、苏、英三国在日内瓦正式启动谈判并暂时中止核试验。谈判历经波折，终于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达成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3年10月生效的这份条约迄今已有176个国家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简称CtBt)的谈判最初也是由美国倡议的，该条约的谈判长达近20年，于1996年9月在联大通过，迄今有172个国家签署。条约还设立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负责监督条约的执行并审议遵守情况。不仅如此，美国还曾于1959年10月倡导了《南极条约》的谈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简称npt)是国际社会防核扩散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国际防核扩散机制的基石。这个条约最初由美苏推动谈判达成，并于1968年签署、1970年生效，迄今有188个成员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核俱乐部的扩大。条约签署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成为条约的保障监督和核查机构，曾经应联合国安理会委托对伊拉克核武器生产能力进行调查，并承担拉美无核区的特别视察职能。
目前存在的若干多边军控和防扩散机制几乎涵盖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各个方面，美国在确立这些多边军控安排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容低估。下文所提到的多边机制不一定是由美国推动创设，但这些机制建立之后，美国是强有力的支持者，并且推动成员国的扩展，促使多边机制成为国际军控中最为活跃的成分，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的重要性非同一般。
最早的多边机制是桑格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1971年到1975年间，又称“核出口国委员会”，其宗旨是加强国际间关于核出口管制的协调与合作，防止出口用于核能和平利用的相关物项被转用于发展核武器或者其他核爆炸装置。随后成立的核供应国集团则是为达到同样目的而建立的另一个多边机制。1974年印度进行了所谓“和平”核试爆，美国随后提出建立核供应国集团，其初衷是确保供应国共同采用一套标准，防止核能合作导致核扩散。1975年，7个主要核出口国在伦敦多次召开会议，通过了《核转让准则》和《触发清单》，加强出口管制。1992年，集团通过了一项与核有关的两用设备、材料和相关技术的转让准则和清单，并提出核供应国以进口国接受全面保障监督为核出口条件。“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是由美国和七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于1987年建立的出口控制制度，旨在防止可运载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的导弹和无人驾驶航空飞行器及相关技术的扩散。该机制建立后，美国频繁援引这个控制机制对其他国家实施制裁。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对伊朗使用化学武器催生了澳大利亚集团的成立。1985年成立的澳大利亚集团其主要目标是通过采取出口许可措施，确保某些化学品、生物用品及用于制造化学和生物两用品的设施和设备的出口不会导致生化武器的扩散。对常规和两用品出口进行管制的机制是瓦森纳安排，它是在巴黎统筹委员会解体后于1996年成立的。瓦森纳安排是一个自愿的武器出口控制机制，旨在通过信息通报机制，提高常规武器、敏感两用物项及技术转让方面的透明度，从而协助成员国规范出口控制法规，防止有关敏感物项和技术扩散。
迄今为止，涉及双边军控、裁军和不扩散的机制主要是美苏以及后来美俄两国之间达成的，它客观上也是最有实质内容的军控措施。美苏之间最早于1972年达成了限制战略防御能力的《反导条约》(简称aBm条约)，从而有助于在战略武器限制及后来的战略武器削减中保持美苏／美俄的战略稳定。同一时期达成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条约是《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简称SaLti)。1972年11月到1979年6月，美苏马拉松谈判的重要成果是《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简称SaLtii)。这个条约虽然没有正式生效，但美苏都遵守了这个条约的限定。美苏之间将“限制”转为“削减”战略武器的谈判进行了九年，于1991年7月达成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简称StaRti)。苏联解体后，美苏经过短暂的谈判于1993年1月达成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简称StaRtii)。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成的另外两个条约虽然不如限制或者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那样重要，但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第一个是1974年达成的《限当量条约》，条约禁止、防止并承诺不进行超过15万吨以上的地下核试验。第二个是《和平核爆炸条约》，该条约于1976年5月签署，主要是弥补《限当量条约》不适用于为和平目的进行的地下核试验的缺陷。真正属于裁军，或者说具有革命意义的美苏双边机制是《中导条约》，这个条约签署于1987年，它从各自的武库中消除了一整类武器系统。冷战结束后，美俄之间最为重要、也是迄今最为成功的双边机制是《纳恩一卢加法案》(即《合作削减威胁法案》)。这个法案是美国单边的倡议，得到了俄罗斯的配合，它对美苏／美俄销毁战略武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国际军控和不扩散而言，无论是全球机制、多边机制，还是双边机制，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分别在不同时期就不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进行了限制、削减或者防止其进一步扩散。
二 美国推动军控制度建设的原因及其贡献
探讨美国推动军控制度建设的原因，首先需要回答如下几个问题：这种制度建设所发生和存续的安全环境是什么?在具有加强军备建设的条件时，美国保持一定的克制是否会损害美国的安全利益?美国为什么热衷于军控制度建设?简言之，需要考察战略安全环境、军控本身的价值、军控制度建设的效用。
无论是涉及军控和不扩散的全球机制、多边机制，还是双边机制，美国热衷推动军控制度建设都是在冷战期间及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完成的。冷战期间，美国所面临的战略安全环境是比较清晰的，它表现为美苏之间的持久军事对立，明确的意识形态对垒，苏联是唯一核威胁来源，只有苏联具备同美国全面对抗的能力，而且美苏之间存在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可能；战争的模式和对抗烈度也是清楚的，美苏之间将可能由发生在欧洲的一场局部冲突升级为核战争。同时，由于两大阵营的存在，美苏分别对盟国提供明确或者模糊的延伸威慑(extendeddeterrence)，或者说核保护伞，这相对降低了美苏阵营之内的其他国家获取核武器的意愿。而在两大阵营之外的其他国家要么缺乏获取核武器的意愿，要么欠缺相应的技术能力，它们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也是比较低的。虽然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以及柏林墙的倒塌大致看作冷战的结束，但美国在其安全政策上经历了短暂的乐观之后基本上维持了冷战时期的政策架构。在冷战开始到克林顿政府结束之前的这个漫长时段大致仍可看作是冷战背景。威胁的单一性、行为的可预测性和危机可以控制的特点构成了美国推动双边、多边军控，乃至全球军控制度建设的前提。
战略安全环境的需要是美国推动制度建设的充分条件，而在冷战时期及冷战结束初期，军控和防扩散本身所蕴涵的价值则构成了美国推动制度建设的必要条件。核武器的出现及其在日本的使用昭示了其巨大的杀伤力，以及由此造成的重大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心理冲击，核武器从某种程度上简化了美苏关系，两国之间进行主动或者被动的军备竞赛或者保持相对克制成为冷战的主要内容之一。冷战时期美苏均曾经做过打一场核战争的力量规划和作战准备，但形成对抗态势的时候，两国仍然保持了相当的谨慎和克制。例如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拥有绝对的战略核优势，但美国既没有对古巴的导弹进行打击，更没有针对苏联本土发动袭击。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国意识到美苏爆发一次核战争的危险是如此的严重和真切，因此“阻止核战争，并因此阻止美苏介入的任何战争就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美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获得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在这种背景下，军控本身所具有的第一个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即美苏事实上都无法接受一场彼此毁灭的核战争，防止两国爆发核冲突是两国共享的安全利益。核背景下美苏之间并非零和博弈，美苏存在合作的可能，对核战争的担忧和恐惧成了双方竭力阻止核战争的动力。美苏为此签署了《热线协定》，以便增进沟通，防止误判，同时限制或者削减战略武库，限制或者禁止核试验的方式，限制核武器向中小国家的扩散。推进军控制度建设的第二个价值是降低军费开支。缩减军备的规模可以减少相应的军费支出，对部署规模设定上限或者对某些类型的武器进行限制可能节约一些如果没有这些限制时原本消耗的开支，虽然“军控一般都是削减未来的开支，而不是当前的开支”。例如，《反导条约》限制了战略导弹防御能力的研发部署，这在冷战时期有效防止了美苏在防御性领域进行另一场军备竞赛。而有关限制或者削减乃至完全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条约和协定则防止了军费开支升高到开放式军备竞赛所需的数目。又如，据卡特政府的国防部长布朗估算，如果没有《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1985年苏联可能会有3000件运载工具，而不仅是2250件；1800枚多弹头导弹，而不是1200枚。美国将被迫对苏联核军备的进一步膨胀做出相应反应，从而加重美国经济的负担。军控所包含的第三个价值在于，由于军控制度的建设，即使出现最糟糕的情况――爆发运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冲突，因为对武器种类、规模、部署方式的限制，可以达到降低战争发生后彼此造成的危害程度和对抗的烈度。因此，避免一场双方都不希望的战争、减少军备竞争的费用和风险以及缩小战争一旦爆
发后的战争范围并降低对抗的烈度成为从事军控各方的共同利益，亦即军控制度建设的三个价值。
战略安全环境决定了美国推进制度建设的充分条件，军控制度建设本身蕴涵的价值决定了此种制度建设的必要条件，美国能否持续推动制度建设则取决于这种制度建设是否有效。客观上看，这种制度建设限制了美苏军备竞赛的螺旋升级。对限制还是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言，且不论其初衷如何，这种限制或者削减的确使得两大核国之间爆发一场毁灭性核战争的可能逐步降低。《反导条约》限制美苏任何一方在防御性武器方面获得优势，有助于战略稳定，也使得战略武器限制或者削减的谈判能够进行并付诸实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及后来的无限期延长则有效限制了“核俱乐部”成员的数量。《全面禁止核试验》使得那些企图获得核武器的国家比以前更难以得逞。所有多边机制的建设都对供应国形成了约束，客观上起到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效用，虽然不是绝对意义的有效，但至少阻滞了这种扩散势头。因此，这种军控制度建设对战略稳定和防扩散的效用是比较积极的。
当然，美国推进军控制度建设并非是“大公无私”的，它是为了促进美国自身的安全利益。军控是否真正降低了核战争的风险也无法验证，并且限制或者削减某种武器系统所节省下来的开支有可能转用于其他军事项目，多边机制的建设也没能阻止印巴最终发展核武器，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曾扩散到伊拉克和利比亚，但是美国的努力的确客观上为国际军控和防扩散机制的创设、巩固做出了贡献。首先是美国主导或者推动了全球和多边机制的建立，这成为后来国际军控的基本架构。例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最初是由美英苏三国签署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演变而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由美苏推动谈判并开放签署成为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军控条约之一。其次，不管冷战时期美国是“真扩军，假裁军”，还是出自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美苏以及后来美俄之间的战略武器限制和削减客观上降低了两国拥有的庞大核武库，对战略武器进行了有意义的限制和削减，美苏／美俄对峙的烈度降低了，由两国对峙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压力相应也减少了。其三，正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军控制度建设努力，现在已经形成了有关防扩散的国际共识。防扩散目前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话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被普遍认为是有损于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并且促使一些曾经试图获得此种能力的国家在压力或者诱惑之下放弃了核武选择。这种国际共识也成了当前处理比较棘手的防扩散问题的重要道义支撑。
三美国军控政策的重大调整：布什政府的政策
美国军控制政策取向的变化始于布什就任总统并非一个严格的时间概念，实际上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国内对导弹防御问题的争论已经表明美国军控政策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只不过布什总统代表了根本上怀疑军控机制效用的那些共和党右翼悲观主义者，美国的军控政策由此进入“后后冷战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美国绝对安全利益为主导、单方面政策宣示为行为方式，建立攻防兼备的“能力导向型”而不是“威胁导向型”战略力量，对美国有利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必要时可以撕毁任何有碍美国行动的军控和裁军条约，保卫美国绝对安全为终极目标，美国将据此倡导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框架。美国军控政策取向的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全球军控机制建设的停滞与倒退、双边机制的弱化和后退、部分多边机制的强化和新的多边机制创设。
全球军控机制建设的停滞与倒退在布什就任总统之前就开始了。美国参议院在1999年10月否决了美国推动谈判达成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伯杰批评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存在“新孤立主义”倾向，“他们认为提高国际行为的标准毫无意义”。虽然条约被否决了，但克林顿仍表示继续争取参议院批准该条约。而布什在竞选总统期间就表示，美国不能依赖“不明智的条约”。2001年7月，布什政府要求参议院“无限期推迟”审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8月，布什政府宣布不再为国际现场视察能力的发展提供资金，而这是条约核查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11月，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否决了一项将条约置于会议议程的决议案，并随后拒绝向联合国第二次促进《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大会派出美国代表，重申不支持该条约。2005年5月2日至27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七届审议大会在联合国召开，美国在审议会上强调无核国家履行防扩散义务，却回避多个无核国家提出的核裁军问题，这次审议大会因为美国因素没有达成共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的谈判历经7年，在2001年上半年基本拟就。在谈判的最后关头，美国对议定书由支持转向反对。7月25日，美国宣布拒绝签署该议定书草案后，在11月份的第五次审议大会上再次重申反对立场，从而使国际社会近期达成议定书的希望彻底落空。美国在2001年7月初联合国关于小型与轻型武器违禁贸易以及所有相关问题的会议上也横生枝节。美国反对安理会在此问题上发挥更具体作用，不接受在《行动纲领》中加入有关处理民间拥有枪支和禁止向非国家群体出售武器的条文。美国似乎有意推动谈判《禁止生产武器级裂变材料公约》(简称FmCt)，但其内容不能包括核查项目。
与全球机制建设停滞、倒退同步的是双边机制的弱化。美苏／美俄双边军控的重要基础是《反导条约》，但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有关导弹防御研发甚至部署的争论使得条约遭遇挑战。布什竞选期间就明确表示要研发并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如果俄罗斯拒绝修改《反导条约》条约，美国将退出条约。就任总统后，布什更是大力推进准备工作。5月1日，布什总统在美国防大学发表演讲，称必须摆脱已经签署了30年的《反导条约》的限制，因为该条约既不能反映现实，也不能指明未来，为突破《反导条约》进行舆论准备。随后，布什总统向各主要国家派出游说代表团，兜售导弹防御计划。由于美俄有关修改《反导条约》的磋商迟迟不能取得任何进展，2001年12月13日，布什总统宣布退出条约。美苏／美俄之间对战略武器的限制和削减本来是国际军控领域的一点亮色，但美国退出《反导条约》让美俄之间的战略武器削减谈判形势黯淡。第三个美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后仍然于2002年5月24日达成了，但条约的削减意义大打折扣。这项被布什称为“划时代条约”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条约》又叫《莫斯科条约》，它仅仅对美俄的战略核弹头总数做了一个简单限定，并允许各方在行使国家时可以退约。这个仓促达成的条约没有核查条款，不要求销毁战略武器或者运载工具，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削减。《反导条约》废止、《莫斯科条约》达成的同时，另一个重要的战略武器条约宣告不再有效。2002年6月14日，俄罗斯宣布不再遵守StaRtii。
美国贬抑全球和双边军控机制的同时，原有多边机制不断得到加强，并且美国主导创设了新的多边机制。简单地说，原有多边机制得到加强的两个重要表现是中国加入了主要的多边机制或者加强了同多边机制的对话和
磋商，同时多边机制的成员国不断扩大。
在布什任内，美国积极主导创设新的多边防扩散机制。2002年1月发起的集装箱安全倡议(ContainerSecurityinitiative，简称CSi)目的是防止恐怖组织或利用海运集装箱袭击美国。集装箱安全倡议的主导原则是，把甄别货物安全风险和查验的环节前置在海运集装箱的出口港和装运港，使美国的边境或港口由第一道防线变为最后一道防线。截止到2006年3月底，这个倡议有26个国家的海关承诺参与，总计44个港口现在运作这个倡议，这些港口分布于北美、欧洲、亚洲和中东以及拉丁美洲和中美洲，美国拟在2006财年结束之前达到50个港口，届时将有90％跨洋进入美国的货运接受检查。另一个多边机制就是受到争议的“扩散安全倡议”(proliferationSecurityinitiative，简称pSi)。2003年5月3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波兰访问时提出了这个倡议，该倡议旨在要求参加国“利用各自的能力发展广泛的法律、外交、经济、军事等其他手段，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的相关设备和技术通过海、陆、空渠道出入‘有扩散嫌疑’的国家”。随后美国大力宣传“扩散安全倡议”，扩大参与国。2004年5月31日，俄罗斯宣布加入该倡议，成为第15个成员国，至此八国集团的所有国家均已加入这个倡议。到目前为止，美国一直宣称有60多个国家对“扩散安全倡议”表示了支持。此外，美国还协同其他成员国举行了多次拦截演习，截止到2005年6月，美国已经进行了11次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转运相关的拦截。由于该倡议存在不少争议，美国随后推动在联合国通过一项防扩散决议，为其提供法理支持。2004年4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第4956次会议通过了第1540号决议，呼吁所有国家根据《联合国》，采取一切手段，在全球范围对不扩散领域威胁做出有效应对。第三个比较重要的多边行动是2002年6月在加拿大卡纳斯基斯召开的八国首脑会议上发起的“八国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材料扩散全球伙伴关系”(theG8Globalpartnershipa－gainsttheSpreadofweaponsandmaterialsofmassDestruction)。这个计划旨在防止以及庇护的国家获取或者发展核、生、化、放射性武器和导弹，以及相关材料、设备和技术，拟在未来十年筹集200亿美元资金用于销毁化学武器、拆解核潜艇、处理裂变材料、雇佣以前的核武器科学家等。2004年6月，在美国佐治亚州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通过了“确保放射源安全，不扩散核武器：一项八国集团行动计划”，旨在加强全球防扩散机制。八国同意在下次首脑会议前的一年中，不再增加进口铀浓缩和再处理设备和技术的国家的数量，并表示大力支持对美国倡导的“扩散安全倡议”和联合国1540号决议。
上述美国军控政策在全球机制、多边机制和双边机制方面的政策调整，与美国自身的军控政策调整是同步的。总的来看，美国的单边行动在布什任期内逐渐增多和加强。除了前文提到的美国大力推进导弹防御系统研发部署外，美国的核战略和核政策也在经历重大调整。首先是核战略调整。2002年1月9日，助理国防部长克劳奇在新闻会上公布了《核政策审议报告》的非机密内容。根据这个报告，美国计划大幅度改变核安全态势，不再高度依赖进攻性核武器，建立“能力导向型”而不是“威胁导向型”战略核力量，更重视常规和精确制导武器及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这种调整被认为是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将核武器的作用由威慑转为实战。其次是有关核试验的政策调整以及新型核武研制的尝试。2002年布什政府在编制2003财年国防预算时要求国会在三年内拨款4550万美元用于钻地核弹(打击加固和深埋地下的目标)的可行性研究。钻地核弹的问题引起了国内激烈的争论，在2004财年国防预算中，布什政府继续要求国会拨付1500万美元用于研究，并提出另加600万美元用于“先进概念倡议”的探索，并废止1993年的斯普莱特――弗斯修正案，为低当量核武的研制放行。由于研制新型核武争议较大，布什政府2005和2006财年的经费申请没有得到国会支持。虽然低当量核弹的研究受挫，但布什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据《洛杉矶时报》2006年6月报道，美国国会在2005年通过的国防预算中同意研制“可靠替代弹头”，以便保证美国现有核武库弹头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不仅如此，国防部最近又打算迫使国会同意发展新的非核弹头，将其装备在潜射三叉戟二型导弹上，以打击所谓的“营地、敌人导弹基地、可疑的核生化武器贮藏地等”。
另外，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军控政策也在经历重要变化。两个比较突出的例证是伊拉克和印度。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理由是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伊拉克同的关系，美国为了证实这一点在战前曾派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发表“有理有据”的演讲。战争结束后，事实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一个都不存在。在是否攻打伊拉克的问题上，美国先有立场，然后寻找制造情报，编造证据。如果当时依托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或许伊战是可以避免的。伊拉克战争表明，防扩散有时候只是美国大战略中的手段之一，是从属于“先发制人”和“政权更迭”的。这向其他国家释放了比较复杂的信号，伊战可能推动了扩散而不是慑止了扩散；有的国家也可能因此担忧美国的军事打击而放弃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美印之间的核技术合作同样引起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争议。1998年印巴核试验后，美国对印度进行制裁，并同中国共同推动联合国通过1172号决议，不承认印巴的核国家地位，并呼吁两国加入国际不扩散机制。七年后，美印于2005年7月18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进行民用核能的合作。按照美国前副国务卿塔尔博特的说法，美印发表联合声明的“这一天对印度是美好的，对不扩散是糟糕的”。美印核协议充分表明美国对不扩散问题立场的变化，它至少说明三个问题。第一，美国承认核扩散是不可避免的，实在无法防止扩散，就应该设法进行管理；第二，美国开始区分将扩散区分为“好的扩散”和“坏的扩散”，典型的多重标准；第三，美国有关地区安全战略的考虑超越防扩散的关切，防扩散开始成为一个可以妥协的目标。
四 美国军控政策调整与变革的动因
如前文所述，冷战期间及结束之初实行军控符合美苏的利益，军控的确起到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目的。然而，布什就任总统后，这些激励美国进行军控制度建设的因素似乎都在发生改变，或者被认为发生了改变，美国由此实质性调整其军控政策。
推动美国调整军控政策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原因是战略安全环境的变化，或者是威胁认知的变化。克林顿政府的八年中，美国的军控政策依然是冷战时期的思路，虽然也有一些调整，比如导弹防御政策，但基本上依然着力推动军控制度建设。布什总统是明确意识到这种安全环境的实质性
变化，并采取了所谓对应安全环境“新现实”的政策。布什在竞选期间接受《今日军控》(armsControltoday)访谈时就曾经表述过他对美国战略安全环境的认识，他认为：(1)新世纪最为重要的是保卫美国本土，美国面临多样化的安全威胁；(2)美国需要重新思考新的安全环境下核威慑的需求；(3)美俄均面临来自流氓国家、及其他试图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敌对国家的威胁，威胁还来自不安全的核库存以及技术的扩散，俄罗斯不再是美国的敌人，冷战逻辑不再适用，美俄需要新的战略关系，而不是依靠核“恐怖平衡”促进彼此的安全需求；(4)冷战结束将近十年，但美国的核政策仍然停留在遥远的过去，克林顿政府已经用了七年多的时间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态势调适到后冷战世界，但现在依然锁定在冷战思维当中，现在是时候将冷战抛在身后，捍卫21世纪新威胁的时候了。2001年5月1日，布什总统在国防大学的讲话更进一步阐释了他对战略安全环境的判断，并提出了美国应该采取的军控政策。他说：“今天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危险的世界，一个更不确定、更难预测的世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增加了，有更多的国家希望发展核武器。……最令人担忧的是，这类国家中包含世界上一些最不负责任的国家。……我们必须谋求把安全建立在更充分的基础上，而不仅仅借助于可怕的同归于尽的威慑。……今天的世界要求有一项新的政策，一项积极的不扩散、反扩散和防御的广泛战略。”美国对战略安全环境或者说威胁来源的这种判断表明，冷战结束前后的军控政策将不再适用于冷战结束后的新安全环境，因此美国准备变革。如果俄罗斯不再是美国敌人，那么美国就没有必要继续尊奉“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战略，也不必坚守冷战背景下美苏之间签署的军控条约。同样，美国也不必担心因为发展新型武器系统而招致俄罗斯的对抗性反应，不论是武器系统的质量提高还是数量增加，只要能够增进美国安全，美国将毫不犹豫利用冷战结束后的战略机遇自然不难理解。由于美国将扩散威胁列为头等大事，使用各种手段加强出口管制自然符合美国逻辑，特别是在多边军控领域。由于新兴多样化威胁的不可预测、难以掌控的特点，美国也考虑为扩散一旦无法得到遏制而做好准备。
推动美国调整军控政策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突发事件及其教训。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袭击所造成的心理冲击可能不亚于第二次大战后的任何事态，它由此改变了美国看待世界安全环境的观念，并因此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威慑战略和安全政策。在九一一事件之后的美国威胁评估中，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结合成为无法想象的噩梦。为了防止这种最糟糕的情况出现，美国将动用一切手段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为此可以不惜采取单边行动。卡迪尔・汗的地下扩散网络的被曝光从更大程度上昭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的严重性。卡迪尔・汗建立了庞大的地下扩散网络，这些扩散与当下的扩散危机密切相关。这个网络为可能的买主提供离心机零部件及设计方案、武器的蓝图和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在美国看来，卡迪尔・汗核走私网络说明，“现有的防扩散机制可能不足以应付新出现的非国家扩散的威胁。基于这些机制制定的国际准则假设只有国家才有发展核武器的必要资源。根据九一一事件后拟定的一整套新的假设来看，卡迪尔・汗的经验表明上述基本假设是有缺陷的。”正是这个教训让布什政府意识到，鼓励国际社会缔结合作协议不如转向推动国家间的合作行动。美国即准备通过武力手段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需求，也准备在供应方面加强管制，既包括了防扩散也包括反扩散手段。九一一事件和卡迪尔・汗地下核网络的曝光证实并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新安全环境的判断，并成为美国推动加强原有多边军控机制和创设新的多边机制的主要动因。
第三个原因是军控机制内在的缺陷及推进军控制度建设面临的困难。美国国内对军控机制的质疑并非始于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时期有关军控机制是否能够有效满足美国安全利益需求的争议就开始了。质疑的声音主要来自国会中的共和党，他们主要质疑不扩散机制的有效性，认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不可避免的，是无法控制的，传统的防扩散机制并不能有效慑止那些决意获得核武能力的国家，美国需要用反扩散政策取代不扩散政策。他们还质疑作为军控基石的《反导条约》和赖以实施双边军控的威慑战略――“确保相互摧毁”战略。他们认为，“确保相互摧毁”理论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它增加了美国遭受意外和未经授权的导弹打击的危险，它不能有效地对付导弹向流氓国家或者扩散后对美国安全利益构成的威胁，美国现在要解决的不仅是防止扩散，还应该考虑如何解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后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国际军控条约或者协定签署之后，签约国能否信守条约成为问题，伊拉克、伊朗以及朝鲜所涉及的扩散问题加强了这些质疑的声音。同样，军控机制的确存在内在的缺陷，这些缺陷正被一些试图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所利用。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国家放弃了发展核武能力的权利，但同时有权发展民用核能。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很难平衡防扩散与和平利用核能的关系。因为某些国家可能以和平利用核能为幌子，借机发展核武能力。另外，冷战结束的新形势让美国感到继续推进军控制度建设存在一定困难。例如，参与军控的国家增多之后，谈判一项国际协议的时间加长，达成协议的难度加大，美国要实现其军控目的难度增加。冷战结束后，军控机制效用不彰的这种状况让美国丧失了推动军控制度建设的动力。
第四个推动美国调整军控政策的因素是决策者的政策倾向和国内政治环境。虽然战略安全环境的改变为美国军控政策调整提供了条件，但这种调整能否实现仍然受到总统政策偏好的影响。按照杰里尔・a．罗赛蒂的分析，决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确定议程，因为如果最终要制定一项政策，必须有问题要引起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的关注。作为制定政策的第二阶段是大多数人想象中的决策过程本身，也就是决策者相互作用从而达成某种决定的阶段。最后是执行政策，即由政府官员实施决定的阶段。”布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里根一样将军控议题看作外交政策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的总统，因此他能够在政策形成的三个阶段都施加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个人的信念、气质和风格都加速了美国军控政策的调整。他将军控议题列为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投入了较多的时间和人力资源。布什总统变革美国军控政策的这种偏好同时受到了国内政治环境和突发事件的推动。一般而言，总统是各项政策的“加速器”，总统可以倡导、实施或者促成某项政策，也可以否决、反对一项政策；国会则对各项政策起到“刹车”的作用，既制约总统提出的立法，也可以总统对国会立法的否决。但事实上，国会中共和党在过去6年中始终是控制众议院甚至是参众两院的多数党，这种权力分布显然有利于布什总统调整美国的军控政策，布什总统也的确获得了来自国会的舆论、立法和经费方面的支持。九一一这个突发事件构成了布什政府调整美国军控政策的另一个推力。九一一事件让
共和党总统和共和党议员吸取的教训是：不愿意接受军控所包含的相互克制的内容，怀疑双边或者多边军控机制的效用，强化美国军事力量，为最坏情况做出准备。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保守力量和自由派力量所处的平台已经不平等，自由派倡导谈判、军控的声音受到了压抑，保守派声音能够获得了更大的市场。
五 新安全环境下的美国军控政策
布什政府六年来的军控政策调整已经基本上展现了新安全环境下美国的军控政策的“新面貌”。美国为了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已经放弃了《反导条约》，这也意味着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确保相互摧毁”的战略将丧失意义。布什总统在2001年5月1日的国防大学讲话中表示：“威慑力再也不能仅仅建立在实行核报复威胁的基础上。……我希望完成改变我们关系基础的工作，即把以核恐怖平衡为基础的关系转变成以共同责任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关系。”在宣布美国退出《反导条约》的讲话中，布什总统也提到：“美国和俄罗斯正努力建立正式的新型战略性关系。”虽然短期内，美国并不可能完全消除“确保相会摧毁”的状态，但美国已经不再接受“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随着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的不断提高，美国最终实现第一次打击能力并非不可能。美国的核战略已在经历重大调整，美国核武器威慑的对象重点发生转移，从主要针对苏联，转为同时应对潜在核大国和无赖国家；战略威慑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调整后的核战略加强甚至超越了传统的威慑，裁军可以迅速逆转、攻防能力实现结合、常规和战略威慑实现相结合。美国秉持此种威慑战略将对其他国家构成相对较大的安全压力，其他国家很难在普适的全球或者多边及双边领域达成具有法律意义的军控条约或者协定，从而对自身的军备能力形成实质性的约束。因此，美国调整核政策后，军控领域的制度建设将很难取得进展。事实上，现在美国也不愿意受到条约的约束，美俄基本上进入了无条约军控时代。制度建设不再是美国军控政策的主导方向，但这不意味着美国不重视非正式的军控机制。从布什政府迄今为止的军控政策调整所能够看到美国军控政策“新面貌”，新安全环境下的所谓适应新现实的美国军控政策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调整后的美国军控政策的第一个支柱仍然是防扩散。此时的防扩散有别于以前的防扩散，它涵盖的内容不仅包括原有的防扩散手段，同时也增加了新的防扩散方式。美国完善第一个支柱的方式包括有选择修补、巩固现有不扩散机制、加强原有的非条约的防扩散合作、增加新的防扩散手段。当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和平利用核能与防扩散平衡方面出现的麻烦极大程度上挑战条约的未来。美国不可能剥夺无核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同时又要解决扩散关切。废止这个条约显然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修改这个条约也是不现实的。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就核能和平利用凝聚新的共识，解决和平利用核能可能造成的扩散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的确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2005年9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提出建立国际燃料银行的设想后，美国能源部长塞缪尔・博德曼旋即于9月26日发表声明，称美国愿意为那些放弃铀浓缩计划的国家提供核反应堆燃料，从而控制核武器的扩散，为此能源部将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可核查的、有保证的燃料供应安排储存17吨高浓缩铀。2006年1月底，布什总统提出了“先进能源倡议”(advancedenergyinitiative)，其中涉及核能的内容就是“全球核能伙伴计划”(Globalnuclearenergypartnership)。这个计划如果得以贯彻，将极大降低民用核能所造成的扩散隐忧。此外，美国还将继续加强出口管制机制，既包括国内完善出口管制立法，也包括多边出口管制机制。美国原来的出口管制立法现已丧失效力，目前正在酝酿新的立法。由于在平衡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问题上的分歧，新的立法已经延宕多时，美国可能会加速国内出口管制的新立法。美国还将继续努力巩固原有的多边出口管制机制，这不仅包括推动成员国的扩大，还包括更新出口管制的“触发清单”。
加强原有非条约的防扩散合作则包括继续推动“合作削减威胁”项目，并将这个项目扩大到相关国家。合作削减威胁项目最初是针对前苏联国家，解决前苏联遗留在乌、白、哈的武器系统、协助解决反应堆的转换、核武器和材料的保护、控制、衡算和集中，甚至设立赠款项目解决核科学家的就业问题，防扩散效果比较显著。现在这个项目的目标国家已经得到拓展，已扩大到伊拉克和利比亚，以后如果朝核和伊核问题获致解决，有望继续扩大。项目力度的扩大则表现在“八国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材料扩散全球伙伴关系”，以及后续的计划和倡议。新的防扩散手段则包括现在美国提出的集装箱安全倡议及“百万港口”(megaports)计划。美国将继续推动其他国家同美国合作，加入这些双边的倡议，从而编织复杂的防扩散网络。美国以后也可能提出新的防扩散手段，并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条约机制面临的麻烦就是守约(compliance)问题，美国将在国际社会推动加强守约的各种倡议和手段，不断强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能力。此外，美国还可能推动《禁止生产武器级裂变材料公约》的谈判，敦促《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正式批准国际原子能机构附加议定书，确定所有国家完成全面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协议等。
调整后的美国军控政策第二个支柱是反扩散，它主要是针对扩散的接受方实施的战略或者政策。根据2002年12月公布的《抗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战略》，反扩散包括禁阻、威慑、防御与缓解几项内容。所谓禁阻是指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材料、技术和知识向敌对国家或者恐怖组织转移。这种手段是在不扩散无法奏效的情况下采取主动措施进行拦截，具体表现为美国的“扩散安全倡议”。现在美国号称已经有60个国家同意支持和合作，美国将继续推动成员国的增加，并落实合作的具体内容。威慑主要是政策宣示的威慑和军事力量的威慑，既有劝阻的内容，也有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威慑中的实力部分既包括了常规的反应能力，也包括核反应能力。美国在2001年底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已经表明了可能进行核打击的七个国家和三种情况，这就是发出的威慑信号。此处的威慑内涵似乎还有进行制裁的含义，既有美国单边的制裁，也可能是美国推动国际社会的共同制裁。美国已经在加强军事威慑的各种手段，包括曾经提出的核钻地弹计划，以及最近的为战略导弹安装常规弹头的设想。防御和缓解是在上述不扩散、禁阻、威慑手段失效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政策。它包括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即在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尚未被敌对国家或者恐怖组织使用的时候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是美国防扩散政策中最有争议的内容之一。防御还包括积极和消极防御两个方面。所谓积极防御就是导弹防御的主动拦截，主要是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发射的助推段实施拦截，这种方式比较有效，入侵性也比较强。消极防御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种类不同而有区别。例如对于导弹的拦截，如果不进行积极防御或者积极防御失效，则在导弹飞行中段或者末段进行拦截摧毁。
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篇3
内容摘要：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自2005年启动就受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欢迎，我国实施的CDm项目数量与产生的减排量均占世界第一位。而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召开为全球气候合作与CDm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因此，我国应充分预测在后哥本哈根时代我国在气候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与角色，并相应改革现行的CDm发展策略。
关键词：后哥本哈根时代CDm发展对策
CDm国际合作的发展现状
（一）CDm项目发展迅速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UnFCCC）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2月1日，有63个国家2029个CDm项目在eB进行注册，预计可产生的年均减排量达到341912719吨二氧化碳当量。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7年全球CDm额度一级市场交易额为74.2亿美元，中国占比高达73%，而到了2008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84%，这意味着中国企业每年从中获益超过50亿美元。英国新能源财务公司曾在2009年6月发表报告，预测表示全球碳交易市场2020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而此市场中，中国已经成为碳减排的最大供给国和最大的CDm东道国。
（二）CDm项目在发展中国家分布的不均衡
在eB进行了注册的2029个项目中，其中79.35%的项目和85.75%的减排量集中在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和韩国这六个发展中大国，而其他100多个发展中国家或者参与较少，或者根本没有实施CDm项目（见表1）。从地区分布上来看，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占总注册量的75.11%，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占22.38%，而最不发达的非洲只占有CDm市场的1.87%的份额，体现出CDm项目在发展中国家不均衡的发展态势（见表2）。
哥本哈根会议对CDm发展的影响分析
（一）哥本哈根会议结果
目前所有的CDm项目运作都是以《京都议定书》的法律合作框架为基础的，但《京都议定书》的法定约束期将于2012年底到期，因此国际社会期望哥本哈根会议能对全球2012年后的减排作出规定，对CDm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但2009年12月19日在哥本哈根签订的《哥本哈根协议》只是一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其关键内容比较简单，协议要点如下：
继续《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双轨制，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期目标设定为将工业化以来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将在2016年考虑重新审查是否有必要将升温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内。发达国家承诺到2050年至少减排80％的中期目标，但是短期减排承诺将在以后再决定。发达国家共同承诺将在2010-2012年给发展中国家总共提供300亿美元的快速资金支持，以支持其减排和适应的能力建设。到2020年，发达国家支持通过多种力量共同提供每年1000亿美元支持的目标。
（二）哥本哈根会议对CDm发展的影响
1.增加了CDm发展的不确定性且发展前景不明朗。目前现有的CDm各项制度政策都是根据《京都议定书》制定的，因此CDm的业主、买家、中介机构都期望哥本哈根会议能有清晰的谈判成果，但会议最终未确定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这使得《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首个承诺期结束即2012年后，运用市场手段减排的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前景趋于不明朗，即将于两年后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中的减排协议面临着无法可依的状况，而众多指望着新减排协议的各方都在犹豫是否要持续，给原本处于观望中的CDm项目沉重一击。
2.降低了东道国发展CDm项目的收益。由于哥本哈根会议没能最终达成碳排放的框架协议，导致碳交易价格持续下跌：CeRs期货价格在2008年6-7月保持在20欧元/吨以上，而2009年全球市场一路走低，最低时交易价为每吨碳7-8欧元左右，2009年12月的价格一直在10欧元/吨左右徘徊。过低的碳交易价格，对于卖家前期的投入和预期要获得的收益来说都是不利的。
3.以“基础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将面临更大的减排压力。虽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基础四国”捍卫了双轨制的谈判机制，但同时也在国际压力下做出了资源减排的承诺：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宣布，将使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南非承诺到2020年削减34%的预期排放增加量；印度承诺到2020年碳密度比2005年降低20%至25%；巴西则承诺至2020年在BaU基础上减排42%。
通过哥本哈根会议上各阵营间的气候政治博弈过程可以看出，随着“基础四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在全球气候政治格局中的角色正在发生悄然转变，正在渐渐的脱离典型意义的发展中国家阵营，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面临着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双重压力，在未来的国际气候谈判中将面临更大的减排压力。
后哥本哈根时代中国发展CDm的策略
（一）做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准备并占据道德高地及话语权
从长期来看，中国必然要承担起更大的国际减排责任，中国应清楚地认清自身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在国际气候政治中的角色定位，提前做好角色转变的思想认识准备和进行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调整。
中国的决策层对气候变化的危害和中国在国际气候政治中的国家定位更加清晰，那么中国到底在这个问题上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就会更清晰，就能够在国际气候政治话语权上占据主动，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上作出前瞻性的规划。从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夕做出的自主减排承诺来看，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通过会前高调的减排承诺占据了国际气候政治的道德高地，在事关“拯救人类共同家园”这一大业、人类的未来命运问题上，展现了大国的责任与勇气，为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中掌握了话语权、主动权，同时提出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与主张，力促全球减排国际规则的制定与通过，以实现各国在全球合作中的双赢。
（二）对外谈判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双轨制”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双轨制”原则区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不同的历史和现实的责任，发达国家理应率先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与消除贫困，规定了发展中国家拥有的可持续发展权力，也规定了不得因此制造任何绿色贸易壁垒。这两个原则对维护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的地位与公平及其发展权至关重要，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2010年召开的墨西哥气候大会及其制定各种国际减排协议时，中国仍然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双轨制”的原则，实行发达国家量化的强制的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实行国内适当减缓行动，而且要以发达国家提供“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为条件；在国内执行自愿减排承诺的同时，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的认可，推迟、减缓中国承担国际强制减排义务的时间和额度，为中国自主开发节能减排技术赢得时间，利用这一时间差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向低碳经济的发展。
（三）改变现有的CDm项目审批政策
严格来讲，中国目前在eB注册的CDm项目绝大部分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技术转让，所谓的“技术转让”只是技术载体――设备的转移，只能等同于技术和产品贸易，远远没有实现“发展中国家通过做CDm项目可以获得先进技术”的预期目标。从CDm项目类型来看，主要是非二氧化碳类CDm项目，如n2o、HFC-23、煤层气等，此类项目从技术含量的角度来考虑，技术含量低，且不具推广价值，对促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的贡献非常有限；对国内节能减排能够产生较大协同效应的能效提高、可再生能源类CDm项目“技术转让”水平很低，即使有，也只是少量设备输入。而从长远的战略角度考虑，中国迟早要从碳减排量的净输出国转变为净购买国，诸如氢氟碳化物、六氟化硫和其他化工类。CDm项目目前来看能产生出售CeRs的收益，未来很可能成为我国减排的巨大包袱。因此我国的CDm项目主管部门调整现有的CDm审批政策，加强对项目采用技术对我国可持续发展贡献的评估、审批，引进更多技术含量高、推广效果好的CDm项目。
（四）提高低碳技术的自我研发能力
中国若要向国际社会兑现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承诺，就必须转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而这需要大量的低碳技术作为支撑。2010年4月15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外公布了《2010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未来》，报告称中国实现未来低碳经济的目标，至少需要60多种技术支持。而在60多种技术里面其中42种技术中国目前不掌握核心技术。也就是说，对中国而言，70%的减排核心技术需要“进口”。虽然《公约》与“巴厘路线图计划”规定了附件1中的发达国家应采用各种手段来促进技术转让，包括提供资金支持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切实有效的技术，但是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的实际行动和措施都比较有限，而且这些技术都掌握在发达国家的企业手中，企业有其自主的利益诉求，不可能无偿提供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估算，如果“不惜一切代价减排的减排情景”（即采用高昂的技术，如电动汽车、第四代核电以及碳捕获和储存）测算，到2050年，减排的投资成本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这将制约中国经济的的发展，因此中国必须加大对低碳技术的自我研发投入，加快形成国际科技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气候变化行动和参与气候变化的外交谈判，提供有力的支持，进而提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话语权。
（五）构建完善的碳金融体系
在CDm交易市场上，中国是最大的CDm项目东道国和最大的CeRs供应国，但CeRs的定价机制控制在欧美买家手里，谁掌握了碳交易的定价权，谁就会在全球碳贸易中占据优势并掌握主动。因此在我国建立以碳排放交易市场为核心的碳金融体系，争夺碳排放权产品的定价权既是我国作为碳排放权供应方的迫切需要，更是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的必然选择。
我国在2008年相继成立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能源环境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等三家碳排放交易市场，但从交易品种、交易规则、交易技术、交易规模和对市场影响上都无法与国际知名的碳排放交易所相比，还是处在试点运行、探索发展阶段。因此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将三个交易所的优势进行整合，形成合力共同建设我国的碳市场，推动与国际碳交易的接轨。在此基础之上，加快我国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的研发与推广，从金融的角度介入CDm项目的开发和咨询、前期项目融资、汇款和资金管理，乃至作为我国CeRs的卖方人，打造我国CDm项目的“卖方金融产业链”，扭转我国相关企业直接面对国外专业机构的不利局面。总之，通过构建以多层次碳交易市场为核心的碳金融体系，改变中国在全球碳市场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获取国家最大的战略权益。
参考文献：
1.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网站cdm.unfccc.int
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篇4
一、认清形势，提高认识，加大了对支农促农政策的宣传力度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促进农民增收，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是召开专题会议及时传达了中央、省、市农业农村工作会议、三个“一号”文件精神，二是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对农村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三是拓宽宣传渠道，以扳报宣传栏的形式把中央、省、市新的农村政策和要求、各项支农促农的优惠政策进行宣传，做到家喻户晓，让我区农民了解政策、理解政策、用足政策。
二、加强领导，狠抓落实，进一步巩固了农村减负成果
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央、省、市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从践行“三个代表”的高度出发，真正把减轻农民负担当作为人民群众服务办实事、办好事来抓，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让农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党和政府爱民、富民政策。我区积极行动，落实各项减负政策，继续扩大并巩固税费改革所取得的成果。截止到目前，(1)继续保持我区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为0的税率;(2)粮食直补资金以及良种补贴资金已全部落实发放到农民手中，(3)农民特困家庭子女就读已享受两免一补政策。
三、继续抓好了村级财务管理和村级财务公开工作，积极推进了廉政建设
为进一步规范街办、管理处及村级财务管理和村务公开工作，在市有关部门的协助下，上半年已完成了街办、管理处的会计人员及各村报账员的培训工作;5月，会同有关部门对街办、管理处及各村对这两个文件的实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在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对一些做得比较好的方面给予了肯定，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指导性的建议。通过此次检查，逐步完善了村级财务管理和村务政务公开及民主理财制度等各项制度的建设;
四、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全力以赴做好对高致病性禽流感疫病的防控工作
今年，是做好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最关健的一年。近期，周边许多国家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形势日趋复杂，并伴随着秋季候鸟迁徙，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有继续全球蔓延扩散之势。10月20日以来，我国的内蒙古自呼和浩特、安徽天长和湖南湘潭等地相继报告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省、市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我区立即召开了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紧急会议，并对全区的防控工作做了全面的部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及时调整了机构，建立了网络机制。责任层层落实到每个自然村，并且组建了专业技术队伍及应急小分队。
2、落实防疫经费，做好了物资储备工作。今年区财政安排专项经费10万元，用于防控禽流感;储备防护服200件，口罩、手套350双，喷雾器34只，雨鞋180双，消毒药品80箱，纺织袋2000个，铁锹150把等物资。
3、加强免疫注射，确保免疫密度。在市防禽办大力支持下，我区已发放禽流感H5n1、H5n2疫苗各1。5万mL，注射密度100%。
4、加强疫情监测，完善值班制度。全区对所有的养殖户和散养户进行了登记造册，及时掌握了解疫情动态，并于10月24日恢复了24小时值班制，做到疫情发现及时，确保疫情在2小时内上报。
5、加大宣传力度。把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明白纸和宣传画及时发放到各村(场)、社区，同时要求每个村各村(场)、社区务必张贴1—2条宣传标语。
6、加强督导。11月19日，市委常委、副市长，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第一主任卢晓健，管委会副主任黄学观及街办、管理处人员对相关村委会进行督导，在听取了汇报和察看现场后，表示满意，同时要求务必要高度重视，把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当作全区一项首要工作来抓，一定要打赢、打好此次攻坚战。
五、高度重视、及时开展了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
为做好今年第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进一步加强村级干部党风廉政建设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维护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利益，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推动村级财务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我区及时地开展了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主要工作如下：
1、及时转发市5家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做好全市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审计的通知》。
2、制定了《对XX村进行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的
实施方案》。
3、10月20日—11月10日，由新区社发局、财政局、监察室联合组成的审计组对全区12个村(场)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进行专项审计，村级审计面达100%，重点审计农村经济责任目标完成情况、财经法纪执行情况及农民群众关注的集体资产处置、债权债务管理、土地发包承包、专项资金管理、财务公开等热点问题。并且配备5名会计师以上职称的会计人员担任主审。
4、及时地将审计结果进行张榜公示，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六、通力合作，及时处理了区内、外受灾、受损农田的生产自救和补偿问题
由于我区范围内部分农田因多种原因被块状分割和农田水利排灌系统被破坏，加上上半年雨水频频，造成新区内、外部分农田严重受灾、受损。为切实维护好新区的稳定，新区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召集社发局、国土分局、城建局、财政局、办等各部门负责人多次到现场查看灾情，对受灾、损农田进行了详细地调查摸底，针对受灾情况提出了生产自救的方法，并及时下拨救灾款，让老百姓尽快恢复了生产。
七、统一思想、行动迅速，及时完成了“绿色通道”工程的建设
根据市有关文件要求，在昌樟高速公路两侧20米外进行绿化，为确保及时完成市政府有关建设“绿色通道”的任务，我区领导高度重视，立即行动，到现场进行了察看并与红角洲管理处签定了责任状。在3月底就已完成了苗木种植工作，共植树3000余棵，此项工作已验收通过。
八、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及时做发好了林业纠纷的调处工作
近年来，由于新区开发建设征用部分山林，就此引发多起山林权属纠纷事件。为了好维护新区稳定及工程建设能顺利进行，区领导高度重视，曾多次到现场察看并和双方村民进行交涉和协调，对调解不成功的纠纷又邀请了市林业局和市法制局等专业人士对此纠纷进行调处，切保了全区无一起因此纠纷而发生的恶性事件。
明年工作计划
1、继续贯彻落实各项惠农政策，进一步加强对减轻农民负担的监督和管理工作，确保在全区不出现任何乱收费、乱摊派等违纪违规的现象，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切实促进农民增收。
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篇5
关键词：碳关税，中美。博弈
一、引言
碳关税以其名义上的合理性、保护内容的广泛性、保护方式的隐蔽性等特点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转嫁此次金融危机所设立的新形式的贸易壁垒。目前，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9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达2208.16亿美元，约占全年总出口的18.4％。机电产品、钢铁、水泥、化肥等高碳产品在我国出口中占一半以上比重，美国对中国征收碳关税将使中国绝大多数出口产品的成本增加，无法保持现有的价格优势，从而严重打压中国的出口，尤其是高耗能产业。因此，美国征收碳关税一定会对中国出口贸易形成很大的冲击。
二、文献综述
1.碳关税的提出
所谓“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产品(如铝、钢铁、水泥和一些化工产品等)的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来达到阻碍他国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而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
碳关税的概念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旨在希望欧盟国家对没有遵守《京都议定书》的国家产品征收进口税，特别是钢铁业及高耗能产业，避免在欧美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欧盟国家生产的商品遭受不公平的竞争而提出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包括欧盟在内的附录1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须在第一个承诺期2008―2012年内，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削减5％。
非均衡碳减排带来的产业竞争力受损问题是碳关税的提出背景之一。国际能源署(iea)的学者Reinaud(2005)针对欧盟钢铁、造纸、水泥、印刷和制铝业等的一项研究表明，短期来看eUetS对上述碳排密集型产业成本上升的影响非常有限；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和ecofys(mcKinsey&ecofys，2006)为欧盟提供的一项咨询报告中也有类似结论。碳关税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避免碳泄露。碳泄露通常是从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计算加以检验的。wyckoff和Roop研究了1984－1986年6大oeCD国家(英、法、德、日、美、加)进口产品中的内涵能源，说明其国内减排政策的效果可能要打折扣，因为进口产品在国内消费中占有较大的例。
美国众议院于2009年6月26日通过的《美国清沽能源安全法案》允许美国对来自没有采取与美国相当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国家的高能耗、初级进口产品(如钢铁、水泥和铝等)征收碳关税。该法案将从2020年开始实施。美国此次通过的法案使碳关税再次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热门话题。
2.碳关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虽然碳关税的提法早已出现，但是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征收碳关税的范例，只是欧洲的瑞典、丹麦、意大利等一些国家在本国范围内征收碳税，美国和加拿大等部分发达国家考虑对中国等国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针对碳关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一些学者进行了定性判断，认为碳关税将使中国遭受巨大的损失。例如，曲如晓等指出，碳边境税收调节政策一旦实施，将对国际贸易格局和中国的出口贸易产生重大的影响。徐驰以中美贸易为例，进一步分析了碳关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认为碳关税会使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大幅下降，并导致中国的就业率大幅降低。
另一些学者就碳关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如麻省理工学院的Babiker运用多区域世界经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发现中国和印度因为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扩张，可能抵消oeCD国家在《京都议定书》要求下80％的减排目标。Dongandwhalley详细分析了碳排放驱动的边境调节税对全球福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流量和生产的潜在影响，认为边境调节税对减排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效果有限。宋海英指出今后一段时期内，就碳关税影响国际贸易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国内的研究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首先，强化碳关税影响国际贸易的理论机制分析；其次，创新碳关税影响国际贸易的相关分析方法；再次，拓宽分析范围，即分析碳关税对具体产品、具体行业、具体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以期为指导实践提供价值的参考。
三、碳关税征收对中美双边贸易影响的博弈分析
1.碳关税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
美国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头号大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25％以上，自己不愿承担减排任务，却要对来自国外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美国政府的碳关税征收将对中美贸易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美国对中国征收碳关税，在于制约和限制中国高碳工业产品进入美国，维持美国本国工业产业的产出效益，使它不受外来同类商品的损害，保护美国本国市场。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起步较晚，技术水平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在过去承接了一些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转移，中国仍要出口大量的高碳产品。因此，目前我国碳排放有很大一部分是为发达国家生产最终用品而产生的，发达国家却要为此征收碳关税，中国将处于劣势，成为被制裁的一方。
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来看：
第一，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短期内，由于存在的美国进口需求减少和其他不被施加碳关税国家的价格优势，导致中国出口量下降，社会福利损失，从长远来看，中国出口商需要提高价格来补偿技术投入的支出，国际价格的上涨将进一步导致美国需求下降，中美贸易量随之减少。第二，碳关税的征收将导致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社会福利损失，而美国可能由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在短期内获得收益，但是，美国征收碳关税后，中国出口美国的高碳产品受到限制，将使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导致美国消费者从中国出口产品中所得到的“实惠”下降。第三，现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碳排放量的标准，而中国也可以采用与美国不同的标准对美国征收碳关税，但这种不同的碳关税的参考标准会引起双方的争论，情况化还会引起区域范围内的贸易大战。第四，碳关税的征收，会造成两国福利损失，不符合公众的利益。而且，美国国内的劳动力、资本等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从而延缓了传统工业的改革和阻碍了企业现代化进程，造成美国的工业的竞争力减弱，进而在国际竞争中失去优势，在接下来的后续竞争中失去主动权，无法在国际竞争中立足，更不能促进国家产业经济的增长。
2.博弈分析过程
中国和美国在博弈中作为博弈方，其博弈行为是确定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税率。一国的关税具有保护本国企业，提高本国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打击外国企业的作用。“囚徒困境”强调个体理性的非合作博弈可能是无效的，重视团体理性的合作博弈则可能带来一种“合作剩余”。
具体到博弈，在博弈理论中，“囚徒困境”有三种可能的结果，中美贸易博弈会有以下三种可能。(1)双方保持原有的
自由贸易政策不变，假设各方可以均有20个社会总福利单位；(2)一方实行提高关税等贸易保护贸易政策，美国向中国征收碳关税，其收益为40个社会总福利单位，而另一方中国仍然保持原有自由贸易政策不变，它将损失25个社会总福利单位。(3)双方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双方都将有15个社会总福利单位的损失。中美博弈的支付矩阵如下：
从博弈理论出发，中美两国政府为了使自己的政策最优，都会选择保护。如果两国各自实施单方面的保护措施，两国政府的单边行为似乎可能使其利益最大化(40)，但往往事与愿违(40；-25)，他们在决策的同会意识到对方会采取相同甚至更为强硬的政策，达到“以牙还牙”报复的目的，这种硬碰硬的对方，带来的是“双输”(-15，-15)，为第三方创造机会。但这种决策结果如果未能有效控制，只能导致贸易战争的爆发和升级，并造成双方整体社会福利的恶化。贸易保护主义是一把双刃剑，这把剑既对着自己，又会伤到对方。从20+20>40+(-25)>-15+(-15)这个简单的不等式可以看出，中美两国政府需要认识到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佳选择，并且要采用这个政策。
回到现实情况中，现在，美国和中国双方保持原有的自由贸易政策不变，则都可以享有一定的社会福利总单位，而美国对中国征收碳关税，美国在短期内是受益方，但是，长期也会对自己产生很多的反面影响，不排除中国会同样采取类似的关税贸易保护政策，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仿效美国，对美国的产品，如对钨、锡、稀土等产品原材料征收出口关税或者进口配额，同样根据关贸总协定里面的规定(一国为“公共秩序”或重要合法政策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可背离Gatt／wto的基本规范)，为中国采取减排措施和资源保护正名，显然，这样的报复措施最终导致的世界贸易进一步萧条，像博弈支付矩阵中验证的，双方都将有社会福利损失。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从双边贸易保护改策到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佳的选择，
博弈双方需要通过谈判达成合作协议。从长远来看，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日益增多，类似的各种各样的纠纷也会增多，只要双方认识到这点，愿意谈判协商，以双赢互利为目的，就能够找到平稳解决争议的方法。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已经不容许任何一方采取不负责任的举措。因此，在碳关税征收问题上，中美双方合作则利于对方的发展。
四、结论与对策
贸易保护是一把双刃剑，决定着中美双方贸易的利弊得失和利润流向，因此，双方应该秉承两国达成的通过对话解决矛盾的共识，尽可能避免情况恶化。同时，为了减少美国碳关税对我国经济以及对外贸易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就中国而言，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加大对碳关税这种新型贸易壁垒的研究，并采取突破碳关税贸易壁垒的有效措施。我们要用积极的态度，参与制定国际碳排放量参考标准。发展多元化的贸易政策，扩大内需，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碳关税一旦征收，
必然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极大的冲击。从根本上而吉发展中国家要建立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致力于扩大内需、开发国内市场、重视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等。
第二，在国内试行碳关税，控制企业碳排放量。中国征收碳税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然后用税款补贴企业由于采用新技术治理环境花费的代价，这比由国外征收碳关税更利于调控，更具有主动性，而且对企业造成的损失更小。此外，可制定倾斜产业政策，丰富融资渠道，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政府应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为企业转型提供个方面的援助与优惠。
第三，继续响应国际社会低碳化号召，推动以再生能源为核心的能源革命。国际金融危机后时代，再生能源发展必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我国要率先制定面向未来的产业振兴计划，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创造条件，也能够维护人类共同家园，保护人类的共同利益。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45
[2]柯伍：碳关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J]，现代商业，2008(3)
[3]吴力波，汤维祺：碳关税的理论机制与经济影响[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10(1)
[4]归秀娥：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分析[J]，新西部，2010(6)
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篇6
这表明，成都市开始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下称增减挂钩）的大盘子下，把建设用地指标定价权交给市场，而竞拍资金直接“入农”则意味着政府正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逐步退出。
目前，除却中央圈定的试点地区外，城乡建设用地之间无法实现“互联互通”，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亦只能在“集体”范畴内进行。曾在东部和南部经济发达省份涌现出的形式多样的集体入市，如所入之“市”暗指城市建设用地市场，则这些做法基本属于非法。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将逐步缩小征地范围。业内人士指出，多年实践经验表明，此政策实现的前提是逐步扩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空间，从而为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打开一条通道。
作为统筹城乡试验区，成都一直在增减挂钩的政策区间内，探索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多种形式。建设用地指标拍卖、联建、蛟龙工业港等集体土地入市的样本，即在此间出现。
受增减挂钩指标有限、土地用途、规划等法律政策限制，上述样本尚未在更大范围内复制。但其出现并得以“存活”，呈现了城乡建设用地资源更合理配置，以及在此过程中让农民更多分享级差地租收益的可能性路径。
用地指标拍卖：先入市，再落地
成都是全国首批试点增减挂钩政策的城市。增减挂钩的直接效果是，将农村利用不充分的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再把由此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城镇建设。这也是实现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拍卖的前提。
汶川地震之后，成都获得灾后重建的特殊政策――增减指标可跨区县挂钩。2008年8月7日，国土资源部、四川省、成都市三方签订协议，成都下辖的都江堰市、彭州市、崇州市、邛崃市、大邑县五市县节约的建设用地，可由成都市国土局以每亩15万元的价格收购储备。在此后三年时间内，每亩15万元的价格成为政府收储的标准。此后，成都增减挂钩项目迅速放量增长。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完成土地整理与增减挂钩项目192个，新增耕地24万亩。
但是，指标价格虽一路上扬，价格仍是由政府及其土地主管部门主导制定，且指标交易主要在各县区国土局之间进行。市场中物价变动、土地出让金上涨等因素未能及时反映到价格中。
此外，成都实施的土地综合整治和增减挂钩，在实际操作中均由各县市先行垫资，部分财力不足的县市面临巨大资金压力。
为缓解压力，成都尝试引入社会资本用于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并酝酿类似重庆的“地票”制度。
与此相配套，2010年6月，成都市政府旨在将指标定价权交与市场的相关文件。按照成都市的制度设计，今后国有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使用者必须先获取建设用地指标，方式是通过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直接获取或在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下称农交所）购买相应面积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
成都农交所所长廖彦淞表示，拍卖是为政府逐步退出建设用地指标交易、进而退出征地环节摸索经验。新政推出后，成都拿出两个土地综合整治项目“试水”，政府只制定最低起拍价，指标拍卖所得将全部用于项目区的安置房、基础设施、土地复垦等投入。
2010年8月12日，试水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在成都农交所挂牌拍卖，预计产生建设用地指标819.85亩。项目挂牌价格为每亩15万元。通过电子竞拍，国资性质的成都市兴城投资有限公司最终以每亩15.2万元、总价1.246亿元拍下综合整治项目，这家公司亦获得预计产生的全部建设用地指标。
此次拍卖颇具试验性质，各方亦持观望态度，仅有两家参加竞拍。经过三次叫价，最后，每亩的拍卖价格只高于起始价2000元，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
项目区内的三和村村主任何文辉亲历了拍卖现场。他认为，拍卖虽然成功，价格却不理想，“但这毕竟是市场决定的。”依据该村拍卖指标的总价款，除基础设施、土地复垦、农田整理外，搬迁农民可以获得人均1万元的补偿。
位于项目区内的王店村村民唐道全表示，按照这个标准，依靠自身财力只能完成毛坯房的建设，装修费用得另想办法。“如果是人均2.5万元的补偿就基本不用掏建房款了。”唐道全说。
据蒲江县国土局副局长潘为华估算，人均补偿款如提高到2.5万元水准，指标拍卖到每亩20万元左右就够了。相较于此前的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拍卖的“冷清”，四个月之后，进行的建设用地指标正式拍卖已出现了热闹局面。
热闹局面的出现与指标获取渠道的日益收窄直接相关。2010年8月，成都出台补充规定，竞买申请人可通过交纳建设用地指标保证金获得指标，这是直接竞买和以平整土地换指标之外的另一条通途。但11月份，为了加大直接带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力度，成都市国土资源局遂将此方式取消，客观上促使用地方纷纷转向竞拍方式。正式拍卖中，共有2000亩建设用地指标，标的大小为10亩、20亩、30亩、50亩、100亩、150亩、200亩，共分30个标的。起拍价和首个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挂牌拍卖相同，为每亩15万元。
当日200多家企业到场，竞拍极为激烈。成交均价达到每亩76.47万元，远远高于每亩15万元的起始价。
2010年12月28日，成都农交所突然公告称，原定于第二天举行的建设用地指标竞价会，因故暂缓举行，“具体交易时间另行通知”。
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恰逢房地产调控期间，如此高的指标拍卖价格极易引发各方担忧。而在市场尚不活跃的情况下，价格信号还难言清晰，具体的拍卖办法也尚待完善。
但需看到，指标价格的上升，无疑带动更多资金进入农村。土地指标拍卖作为促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重要机制，其效果初步彰显。
除了指标拍卖，2010年以来，社会资本通过与成都各区（市）县、乡镇政府与村集体直接协议的形式，投资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颇为活跃。新津、大邑、都江堰、新都、青白江等县市共有19个项目签约，融资总额37.78亿元，项目实施完成后，预计可以产生建设用地指标9164.7亩，均价为每亩41.22万元。
无论是公开竞拍，还是与村集体直接协议获得，成都市建设用地指标由原先的政府定价，逐渐向市场定价过渡，也因此有望传递以往被低估的集体建设用地价格信号。成都农交所所长廖彦淞表示，价格信号释放后，交易主体主动性增加，指标供应量也会相应增或减。
但另一方面，建设用地指标的交易并未突破现行征地制度。成都市县两级国土系统人士对记者表示，目前的指标交易难称严格意义上的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其中，有“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原因――指标超前于实际增减挂钩的额度，因此指标的落实需要时间；而指标的落地也需要在征收来的土地范畴内实现。这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城乡建设用地实时“同地同权”仍有差距。
据成都一位竞拍企业负责人表示，由于指标在落地时，仍须通过招、拍、挂的形式，方可获得实际对应的城市建设土地，意味着“指标拍卖无形中反而增加了用地方的开发成本”。
“蛟龙模式”：先上车，后买票
建在集体建设用地上的成都蛟龙工业港，成为工业用地突破征地制度的一个尝试。在成都方面看来，蛟龙模式最大的意义是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发展规模工业，并在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方面先行先试。
成都蛟龙工业港由香港蛟龙集团（下称蛟龙集团）开发。现已在成都建成两个园区――青羊园区和双流园区。
2000年，蛟龙集团接手一个位于青羊区大石桥村的招商项目用地，起步初期占地50亩。成都市青羊区政府同意其兴建“成都蛟龙工业港”，并免除项目所有费用。
蛟龙工业港的经营模式是自行修建厂房再转租给其他企业。蛟龙集团随后与村委会达成租地协议，在50亩的集体土地上修建了13座厂房，这些厂房当年就全部租出。该集团随之持续追加投资，厂区规模不断扩大。此后，青羊区政府为蛟龙工业港预留了500亩的规划用地指标。
2003年受双流县邀请，蛟龙集团另一个园区建设启动。相对于青羊区，双流给出更多优惠条件，并允许蛟龙集团转让厂房和基础设施。此外，双流县先后拿出4平方公里耕地用于园区开发。
无论是蛟龙工业港的青羊园区还是双流园区，随着规模的扩大，皆超出原有规划范围，且占用的均为耕地。青羊区国土部门两次下达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2006年10月，四川省国土资源厅也曾责令蛟龙工业港停止违法占地，并在2007年7月对其处以750万元罚款。
违法占地已成事实，蛟龙工业港若想实行用地合法化，首要问题便是土地用途的改变。现有法律下，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方式有两种：一是土地性质变化，通过征地手续转为国有；二是集体性质不变，农业用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前者需要一次性支付农民补偿，即使按成都当时工业用地最低每亩11万元的价格计算，蛟龙集团也无力承担。后者在获得土地利用计划内指标的前提下，只需缴纳每亩约1.5万元的占补平衡费。
两地政府最终通过调整规划的方式为蛟龙工业港违法占地“补票”。2004年8月，青羊区政府从工业集中发展区中划出800亩用地指标，供蛟龙工业港使用。
2006年3月，双流县动用计划内指标资源，将蛟龙工业港所占用的2平方公里土地列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帮其缴纳了大约4500万元的占补平衡费。而根据2005年－2020年规划，双流县总共只有57平方公里的计划内土地利用指标。
2009年初，双流县再将蛟龙工业港双流园区另外的2平方公里土地，纳入2005年－2020年用地规划，并帮其缴纳了约6000万元的占补平衡费。至此，蛟龙工业港所占用的土地用途问题得到全部解决，终于实现了合法化。
在取得合法身份的同时，蛟龙模式中，村集体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和出租的方式使用集体建设用地也被认可。
如2005年7月，蛟龙集团与双流县东升镇普贤村一组签订的入股协议规定，入股期限为50年，村民每年可分得每亩1200元的固定股息。
除了支付租金或股息，在与双流普贤村一组签订的一份协议中，蛟龙集团需安置50％的被占地农民就业。作为对价，普贤村则负责供地、并协调处理好村民与蛟龙所用土地的一切纠纷。
受访农民认为，租金、分红收入虽然稳定，但占全部收入中的比例很低。他们更看重因园区兴建和人口聚集而产生的就业、经商机会。
就蛟龙模式而言，企业通过灵活的运营模式吸引大量中小型企业入园，从而实现企业规模扩大和利润增加；政府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带动了就业；农民短期收益虽不如征地所得，但土地还在集体手里，凭借其成员权可以分享收益。大规模园区建设既需要专业工人也需要大量服务人员。这些收入的增加幅度往往会大于租金和分红。
但同时需要看到的是，蛟龙模式亦非完美。在其运作中，企业和政府处于强势地位。如在占地农民的拆迁安置问题上，地方政府往往给予资方大力支持。当2006年1月蛟龙集团与双流县九江镇人民政府签订租地协议时，就要求由政府出面组织拆迁工作，协议规定只有在拆迁完毕后，蛟龙集团才交付土地租金，土地发生纠纷则由政府解决。
农民虽然认为租金能准时发放，但在乡、村两级分配不够透明。同为出租大石桥村的土地，1999年10月的一份占用集体土地协议中，甲方为文家乡大石桥村；而在2000年4月的另一份协议中，甲方却为文家乡政府企业管理办公室而不是土地所有权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教授李力行认为，限于土地政策和规划瓶颈，蛟龙模式此后并没能在成都其他地方复制。随着土地政策日益趋紧，地方政府手中的用地规划指标有限，使得蛟龙模式这种“先上车后买票”的方式难以获得更大空间。
此外，多位接触过蛟龙集团的人士认为，其负责人的个人活动能力强，也是蛟龙模式得以成功的重要前提之一。换作他人，能否使两个区县为其如此腾挪“指标”也未可知。
“联建”特例：开门迎资本
除了在增减挂钩的政策区间内推动集体建设用地指标“进入城市”外，源于地震灾后重建的“联建”模式，则采用不改变集体土地性质和位置的方式令其实现市场化流转，从而为外来资本的进入打开通道。
联建政策的突破在于，将农民宅基地合法流转给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主体进行经营性使用。具体而言，“联建”就是灾区村民提供农村宅基地、投资方出资建房，通过农民宅基地的产权流转，解决村民建房资金问题。投资人亦可获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但投资人必须先完成农户房屋建设，经验收批准后才可以建设开发性建筑。联建房建成后，国土部门对农户和联建方颁发不同类型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
汶川地震以后，成都震后灾区重建资金缺口巨大。2008年6月，成都市国土局发文，提出社会资金可以参与开发重建。都江堰大观镇等地的少数农户开始试行联建政策。
成都市首个联建案例出现在都江堰大观镇茶坪村，村民王全的平房在震后成为危房。联建政策出台后，王全找到投资人――原为生意伙伴的成都市民张宏贵。
两人协商之后，王全将自家287平方米宅基地中的102平方米的宅基地退给村集体。村集体再将该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出让给联建方。出让条件是由其出资28万元为王全建成两层楼房，房屋为毛坯房，装修费用由王全自行承担。作为联建方，张宏贵出资21万元开始自建楼房。
2008年9月，成都市从政策层面对基层探索的联建给予承认，并进一步明确：“为农户自住用地发放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用途为住宅；为联建方使用的剩余集体建设用地发放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用途为非住宅。”
2008年12月，经都江堰市国土局审批，首张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颁给茶坪村村民王正良及其联建对象。
前有范例可循，后有政策保障，联建户数量增长迅速。截至2009年12月底，都江堰市共有8754户农民参与联建，涉及约3万受灾农民。此后，“联建”在大邑、彭州、崇州等受灾严重的地区也先后被采用。
成都学界和政府研究机构开始对联建模式进行研究。各方形成的共识是，可预期的制度设计既能良好配置土地资源，又能使交易双方受益。资料显示，联建农户留作之用的宅基地占比从10％－60％，对价从每亩25万元－188万元不等。价格变化区间大，反映的是宅基地区位、农户议价能力差异。
最初的联建都为单户联建，但并不是所有农户都能找到意向人，多户联建因此出现。多户联建常是由参与的农户代表或由村组集体出面与投资方谈。项目涉及的农户将原有宅基地留下一定面积，由投资方为其修建集中安置住房，剩余的面积作为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给投资方，原来的宅基地复垦。
此时，联建模式迎来政策拐点。
2009年10月，成都市出台规定，只有在2009年12月31日以前建成灾民安置房的投资方才能“享受”联建政策待遇。凡是尚未审批的联建项目，尤其是涉及占用耕地和复垦的多户联建项目，都要按照“增减挂钩”或“拆院并院”的形式到成都市国土局重新申报。此后《集体土地使用证》发放时间一再顺延。
灾后重建任务减轻后，联建模式与现行法律及政策的冲突凸显。按成都市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规定，用于工业、商业、旅游业、服务业等经营性用途，应当进入集体建设用地有形市场公开交易。依此来看，联建模式并不能满足上述条件。
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篇7
十召开中国进出口贸易机遇可期
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大会。十提出的经济政策导向将直接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
《纽约时报》的文章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具备了广泛的基础，出口、国内销售以及投资都开始恢复。该文称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并指出，无论中共十对人事调整做出何种安排，其内部对于经济增长这一长期基本目标始终保持一致。中国领导层对经济的重视及其长期从事地方经济发展的经验是中国平稳度过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重要保证。
《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中国10月份出口增长加快，这是连续第二个月出口强劲，使得市场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经济正在恢复快速增长势头的信心。该报认为，未来十年，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西班牙《国家报》的文章称，2002年，中国的经济仅比当时的意大利稍好一些，但是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最多的手机、网络用户，并且还在吸引着大量的外国投资。
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已从一个国力落后的国家成长为一个“经济巨人”。
加拿大《环球邮报》认为，提高国民收入的政策非常可取，中国政府制定工资增长的计划，以此作为刺激国内消费及减少经济对廉价出口的依赖的一种途径。
美国《侨报》评论认为，过去十年，从国际视野看，就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十年，也是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十年。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总量将日益逼近美国。
据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称，经合组织发表的2060年经济展望报告预测，最快到2016年中国gdp就将超过美国。
埃菲社援引经合组织的报告称，得益于持续走高的增长率，中国的经济总量2012年将超过欧元区，2060年将达到欧元区的3倍，韩联社援引法国巴黎巴克莱银行的一份分析报告说，十前夕，中国领导人持续强调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新领导层将着力推动经济发展，采取措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主持者言：中国目前具备巨大的优势：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最坚实的工业基础、最好的基础设施、最大规模的新兴中产阶层以及最多数量的理工科毕业生。在这些优势的基础之上，中国新一届领导层能够把中国经济带上新一轮爆发性增长的轨道。[论文网]
回望过去，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不仅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因为中国经济重拾增长的能力。中国市场的需求推动了世界经济复苏，中国经济回暖成为世界经济走出阴霾的最重要推动力。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至2011年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21.7％，2011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跃居世界第二位，连续3年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事实证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无可争议的经济巨人，中国将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可靠伙伴。
虽然中国经济总体形势看好，但短期内仍旧面临着挑战。首先，全球经济形势不佳影响中国产品的出口；其次，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够均衡，很是依赖国际市场，内需推动的增长力度不足，应将增长方向转到内需支持；再次，中国国内经济主要由投资而不是消费驱动。因此，中国经济必须转向国内消费，谋求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技术升级、研制更多高附加值产品、提升服务业水平以及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的调节作用等。
奥巴马连任“财政悬崖”仍将影响中美经贸
11月7日，奥巴马成功连任美国总统。另外，与共和党两党都守住了自己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两党分治国会两院的格局也将继续。这意味着“财政悬崖”和超宽松货币政策等状况仍将维持。
美国《世界日报》刊出社论说，奥巴马成功连任美国总统，经济仍然是主焦点。选战过程中，失业率等都是交锋重点。然而，选后反而成了必须立即拿上议程的首要之务。因此，奥巴马连任后的第一个财经大考验就是财政悬崖。
《华盛顿邮报》的文章称，中国曾为美国竞选中的言论担心，大选结束松了一口气。许多中国人希望奥巴马的连任意味着中美关系的继续改善，竞选期间的一些刺耳的反华言论也会停止。总的来看，中国人喜欢共和党政府；尼克松因打开中国大门仍然受到怀念，老布什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仍然定期访华。但是，罗姆尼的强硬言论，包括他一再发出的上台第一天就把中国称为“货币操纵者”的誓言，受到中国外交部的罕见驳斥，促使许多中国人公开希望奥巴马第二任期保持稳定。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称，人奥巴马继任总统无论如何比其挑战者罗姆尼当选对中国有利。这名共和党商人被指责在选战中咄咄逼人地抨击中国，而且与金融界关系紧密。
主持者言：虽然“财政悬崖”问题关乎美国的前途，但“财政悬崖”短期解决的可能性也很小。毋庸置疑，奥巴马的当选将降低美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短期内加大政府开支和对企业减税等政策也将明显降低“财政悬崖”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
然而，如果到2013年1月，美国“财政悬崖”问题依然未能解决，美国的财政支出将减少8％～9％，2013年的美国经济将走向衰退，导致全球外需萎缩。而美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这无疑将对中国贸易带来冲击。
事实上，无论美国能否解决财政悬崖问题，都将对中国带来影响。美国政府如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导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率继续攀升，这意味着未来美国政府通过制造通胀、美元贬值等方式撇清债务的激烈增加，而作为美国最大海外债权人的中国不可能置身度外。
无疑，奥巴马的态度或进一步决定美国对华经济政策走势。显然，奥巴马连任将使对华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得以延续。美国的宏观经济走势与宏观政策动向都蕴涵了新的外部冲击，未来几年中国政府将会持续地要应对美国宏观政策外部性的挑战。
亚欧首脑会议凸显中国影响力
11月5日，第九届亚欧首脑会议开幕。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和平挚友，繁荣伙伴”，将讨论经济和金融形势、亚欧社会文化合作、亚欧会议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全球性和地区问题。本届首脑会议孟加拉国、瑞士、挪威正式加入，亚欧会议将扩大至51个成员。
共同社11月6日报道称，在外交礼仪上，合影站位根据职务、年龄、任期等确定。日本外交消息人士对此表示“建设了会场的国家果然占强势地位”，认为在确定站位时考虑到中国建设了本次会议的会场，而日本首相野田却站在了队伍边缘附近。
据老挝《万象时报》报道，老挝和中国5日在万象签署了一些协议，这是两国加强关系与合作的努力的一部分。两国总理举行了双边会谈，双方都认为，中老两国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得到了深化，使两国人民受益。两国还致力
于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以服务于两国的利益，并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
日本《读卖新闻》的文章称，由中国援建亚欧首脑会议会议中心一事可见东道主老挝正在以举办亚欧首脑会议为契机加强对中国的依赖。该报援引当地媒体的报道称，举办亚欧首脑会议的主会场由中国投资援建。位于湄公河沿岸供领导人下榻的别墅区也是由中国企业开发建设的。
主持者言：亚欧会议是亚洲与欧洲之间高级别、大规模的政府间对话与合作论坛，旨在通过加强对话与合作，建立亚欧新型全面伙伴关系。自1996年成立以来，亚欧会议经贸合作总体进展顺利，取得成果。
在本届首脑会议上，该机制成员扩大至51个，其影响力进一步增强。这也说明，在该机制下亚欧各国之间的良好互动，使亚欧各国从中得到实惠，从而加大了会议本身的吸引力，更多的国家希望加入进来搭乘“便车”。但规模与成效并不一定成正比，这51个成员间经济状况不同、政治背景各异，因此如何建立互信，如何处理扩员与增效的关系，就成为摆在亚欧会议面前的一大议题。
长期以来，在亚欧合作中一直存在“亚弱欧强”的局面，但这种情况正在逐步改变。目前，欧债危机仍未消退，欧洲的传统强势经济地位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速令世界瞩目。中国一直是亚欧会议进程的积极倡导者和重要推动者，中国国家领导人出席历届亚欧首脑会议，并提出了近50个亚欧合作倡议，彰显了中国影响力。中国应继续利用亚欧会议这一跨地区对话合作机制，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欧元区财长会议未果希腊救助谈判延后
11月20日，欧元区财长会议未能就发放下一批最多约440亿欧元的贷款问题上达成一致。在11月26日继续就希腊问题开会讨论，这给希腊以及欧债危机前景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
《金融时报》的文章称，欧元区各国财长即将达成临时协议，向希腊支付拖欠已久的440亿欧元援助款。但他们在削减希腊日益膨胀债务的长期措施上，仍然难以达成妥协。这些财长齐聚布鲁塞尔，拟达成临时性协议，根据一项经过延期的纾困计划向希腊发放贷款。与会官员称，该计划将在与各国议会磋商后正式得到批准。但在如何重组希腊债务、以及是否应在2020年前将希腊债务相对经济产出的比例降至120％（衡量“可持续性”的基准）的问题上，欧盟（eu）债权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仍存在分歧。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21日表示，将于26日举行的欧元区财长会有望就援助希腊达成协议，并暗示德国愿降低援希贷款利率，并加大对救助基金的投资以帮助希腊获得所需的额外资金，但德国仍拒绝希腊官方债权人债务重组。默克尔21日表示，支持将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规模扩大约100亿欧元，为希腊政府回购债券提供额外资金。
主持者言：欧元区财长会以失败告终，这使得希腊的获援时间再度被推迟，并正被一步步地推到悬崖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倾向于对希腊官方部门债权人所持希腊债务进行减记（osi），但遭欧元区当局、尤其是德国反对。已搁置三个季度总规模达440亿欧元的援希款项仍迟迟无法拨付。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希腊和欧元都显然还并未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目前，德国政府还考虑通过其他途径减轻希腊债务，即降低现有援助贷款利率，并允许希腊政府从救助基金获得额外借款，用于以折扣价格回购债券，进而降低债务总额。
因此，欧元区领导人推迟对希腊的援救决议，只是暂时性的挫折。但希腊债务问题一拖再拖，围绕在投资者心中的忧虑徘徊不散：受此影响，在短期内可能对欧元形成打压，但欧元不会崩溃，一旦协议达成，欧元走势有望转好：而各方向最终决定向希腊放款，也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但即便各方最终的确就希腊援助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也并非就是万事大吉，因为欧元区整体经济疲软的状况仍将会使欧元继续承压。欧元本身的问题比起希腊来要更严峻。鉴于整个欧元区正深陷于经济衰退中，且经济基本面状况疲软，欧元区经济前景也将持续令欧元承压。
金边峰会召开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11月18日，中国大陆国务院总理出陆与东盟领导人会议和第七届东亚峰会，并访问柬埔寨和泰国。他将发表讲话，就如何深化大陆与东盟合作，如何推动10+3在财金、经贸等领域合作，如何促进东亚国家在金融、能源、教育、灾害管理、公共卫生等领域合作，提出新设想和倡议，并出席多项合作文件签署仪式。
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经贸部长举行会晤，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据共同社的报道称，各国在南海争议的议题上有所软化。中国副外长傅莹对此表示，东亚峰会不应因南海争议蒙上阴影，因为“中国与南海沿岸国多年来成功地管控住了”争议。中日韩宣布重启三国间的自贸谈判，显示了三国对搁置领土争议达成共识，将继续推进区域经贸关系合作。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报道称，东盟长期以来与中国保持着极佳的经贸关系。但过去两年，许多邻国的顾虑增加了。然而，一些观察家指出，他们看到了中国总理有望作为中国的代表展现出更为和解的姿态的征兆。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称，奥巴马抵达曼谷，开始东南亚之行的第一站，此访意在加强美国制衡中国的力量。美国高官暗示，奥巴马想要在第二任期开启向亚太“转移”的新阶段。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伦说：“总统赢得连任后首次出访选择亚洲，这传达了一个有力信号：亚太仍将是他第二任期的战略重点。”
日本《朝日新闻》的文章称，奥巴马18日起遍访东南亚。他选取东南亚作为连任后的外访首站，意在加快推进“重视亚洲”战略。在第一任期，奥巴马提出重视亚洲战略，但具体政策有限。在第二任期，他有意拿出更多具体成果。
主持者言：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正式启动，对三国加深经贸往来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中日韩三国均为全球重要经济体，互为重要的贸易投资伙伴，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有着密切的合作。去年，三国经济总量达14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的1／5。三国间建立自贸区既可以加强三国经贸联系和促进东亚地区经济融合，又可以抗衡美国通过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tpp）平台布局亚太。
同时，中日韩也是亚洲最重要的经济体，占亚洲gdp的70％，事实上，中日韩三国近年来的经贸融合已经取得进展，三国也都已经分别与东盟建立了“10+1自贸区”，但是仍然缺少一个体制性框架内的正式安排。因此，自贸区的正式启动，能够将成员的经济利益紧密相连，形成各种利益共同体。目前，中国与日本、韩国在汽车、钢铁、石化等产业存在竞争，但是总体来说，中韩日分别位于产业链的低端、中端和高端，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相互投资、合作的前景广阔，尤其是服务贸易、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等方面都将是三方合作的重点领域。中日韩自贸区启动后，将促进区域内交易和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稀土补贴政策出台中国
力推稀土行业升级
11月21日，财政部和工信部联合颁布《稀土产业调整升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央财政预算将安排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稀土资源开采监管，稀土产业绿色采选、冶炼，以及共性关键技术与标准研发等方面。
《办法》明确规定，对稀性关键技术与标准研发及高端应用技术研发项目，采取无偿资助方式，其额度一般不超过项目研发费用的50％；单个研发项目年度支持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对稀土高端应用技术产业化项目，采取资本金投入方式，其额度一般不超过企业上年度实际投资额的20％。
《金融时报》的文章认为，补贴政策体现了过去两年来中国稀土政策的显著转变，其重点是限制稀土生产，关停非法采矿点，以及严密控制出口。这些举动导致价格波动，并使得全球需求趋缓。中国稀土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占恒说，此举将有助于政府支持的大型国有控股稀土公司发展。“从长远来看，该政策可促进资源保护并有效利用稀土。补贴的目的是支持技术升级、节约能源与环境保护。”
尽管补贴的数额并不巨大，根据《金融时报》计算，整个稀土行业的年均补贴大致在3500万至4000万美元之间，但此举彰显北京对稀土行业调整升级的决心，令国家能对价格与供应采取更多控制。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最大的稀士生产商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2日宣布，将下属部分工厂的停产时间延长一个月。此前由于需求的急速下降，该公司曾决定其位于中国南部稀土大省江西的两家工厂从10月23日开始停产一个月。
该报道认为，由于供给过剩局面仍未得到缓解，故做出继续停产的决定。由于中国事实上停止了对日本的稀土出口，一些稀土需求量较大的日本企业开始加速研发替代产品，从而导致对华稀土需求的骤减。中国的稀土产量在年巅峰时候达到16万吨，预计今年的产量只有2006年的一半。
主持者言：该项管理《办法》的出台意义重大，体现了国家对稀土行业的高度重视，表明稀土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行业。
目前，由于国外替代性稀土供应的增长，国内生产商开始停产并亏损，中国在全球稀土市场的主导地位正在削弱。中国划拔专项稀土资金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加大支持力度实现稀土产业的优化升级。但办法下达后，对地方政府和稀土企业却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意义：地方政府以专项资金为依托能够顺利开展稀土行业落后产能淘汰工作，地方经济结构调整比较顺畅；而稀土企业却要面临优胜劣汰格局，诸多中小企业由于无法获得资金援助而倒闭破产，稀土行业的兼并浪潮或更加激烈。
与此同时，《办法》还明确规定，具备许可证的稀土采矿和冶炼企业将获得每吨1000元的矿山采选补贴及每吨1500元的冶炼分离补贴。这一计划很可能引起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进一步关注，今年这些国家和地区已针对中国的出口限制要求世界贸易组织调查。
事实上，《办法》的制定并非关键，如何将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才是重点难题。监督机制是否健全、惩罚机制是否合理、信息公开机制是否完善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一管理办法的实施效果。
中印启动战略经济对话推动双边贸易双边合作
11月26日，中印在新德里启动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以推动贸易和双边合作。
拉美社的文章称，中印两国力争2015年贸易额达1000亿美元。这两个大国的人口总和占世界总人口的37％。中印两国政府部门、企业、金融及研究机构的代表将出席本次对话，就北京和新德里在经济领域加强多方式、多层面合作，促进宏观经济政策沟通与协调，深化和拓展双方在投资、基础设施、高技术、节能环保和能源等领域的互利共赢合作展开对话与交流。
《印度教徒报》的报道认为，中印将加强基础设施合作。在去年举行的首次中印战略经济对话中，双方商讨了铁路建设合作，为中国参与印度高铁建设铺平了道路。除铁路外，两国基础设施、能源、环保和高科技领域的工作小组将在此次的对话期间举行会谈。文章认为，战略经济对话背后的想法是超越贸易事务，着眼于更大的图景和宏观层面合作。
法国《费加罗报》的文章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大国将成为拉动经济和消费增长最为重要的力量。今年以来，西方国家受经济危机所累。而与此相比，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可圈可点，其中，中国和印度在未来十年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市场。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在新加坡发表的一份研究显示，中国和印度消费者在2010—2020年将消费64万亿美元，其中2020年一年就将消费10万亿美元。
2020年，中国和印度的中产阶级总人数将达到10亿人。波士顿咨询集团预测，这部分人群在世界中产阶级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将由8.2％提高到15.7％。“从今以后20多年间，中国和印度将分别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三大经济体”。跨国企业必须“做到无论是在营销方式上，还是在照顾市场需求上，完全适应当地的标准”。
印度《经济时报》引用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称，“到2020年，印度的中产阶级将增加45％。”除中国之外，印度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快速消费品市场。中国驻印大使临时代办邓锡军说：“如此巨大的市场潜能吸引着中国商人来到印度”。同时，印度商人也到中国寻找机会。“我每次从德里飞往广州，都能看到大量印度朋友到中国寻找商机”。中印经济互补双赢似乎远大于刚性竞争。印度需要发展滞后的制造业，加大基础设施建设。邓锡军说：“印度正在计划未来五年大量投资发展基础建设。拥有先进技术和良好性价比的中国公司很适合印度”。
主持者言：2005年，印度经济学家拉梅什创造了一个合成词——chindia（中印体），认为中印两国经济结构具备互补性，两国应该抓住时机走到一起，发挥互补优势。chindia可谓是两国双赢的最佳注解。
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篇8
[关键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从2007年的次贷危机到2008年的经济危机,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陡转直下。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纷纷出台超常规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应对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
伴随这危机的加深,各国领导人纷纷举行峰会就国际经济形势和应对危机的策略进行协商,2009年4月2日G20国际金融峰会在伦敦举行,这不得不让人想到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正是由于布雷顿会议确立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世界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增长。
一、两次峰会
1944年7月,44个国家或政府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确立了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和美元挂钩的双挂钩的国际固定汇率货币体系。
2009年4月2日,20个国家政府领导人聚集在英国首都伦敦,商讨全球性经济危机下的应对策略。会议决定提高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可用资金提高两倍,至7500亿美元;支持2500亿美元的最新特别提款权(SDR)配额;支持多边发展银行(mDB)至少1000亿美元的额外贷款;确保为贸易融资提供2500亿美元的支持;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同意的出售黄金储备的所得资金,为最贫穷国家提供优惠融资。这些协议共同组成了一项1.1万亿美元的扶持计划,旨在恢复全球信贷和就业市场及经济增长。
在这次峰会中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中国,希望中国能够为稳定国际经济形势做出努力,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在经济危机中中国的应对之策。
二、中国策略之财政政策
在2008年11月4日国务院出台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大幅度的增加政府投资。2009年3月全国人大批准9500亿元财政赤字,创建国一来的最大赤字。可以看出政府已经将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到了极致。
可动用的财政政策工具:
1.政府支出。大规模的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经济快速回暖的最有效的方式,同时政府支出可以用于公共事业的支出,解决现实的民生问题。
2.减税。为了扩大内需,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减税和上调出口退税是有效的措施,减税可以使得财政政策乘数显著扩大,增强财政政策的效果。
但是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财政政策存在着挤出效应,通过iS-Lm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当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时候iS曲线向右移动必然引起利率的上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出私人部门的投资使得财政政策的作用削减。同时如果在政府大规模支出后私人投资跟不上,那么经济将出现二次下滑。
(2)财政存款影响基础货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必然会涉及到财政的大规模支出,我们知道财政的存款存放在中央银行。财政的大规模支出必然会导致财政的存款减少,然而这减少的存款则相当于中央银行在投放基础货币,势必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制订和实施。
三、中国策略之货币政策
从2008年9月16日到2008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同时还停发6个月、1年期、3年期的中央银行票据,公开市场出现净投放局面。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央行不断的松动货币政策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依然高达14.5%,可见货币政策在2009和2010年仍然可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可动用的货币政策工具:
1.利率。面对经济危机利率是各国央行普遍动用的工具,下调利率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同时减轻已贷款的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同时再贷款和再贴现率的降低在中国更多的是能表达中央银行的一种决心和宣誓效应。
2.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个在外国基本不用甚至废除的工具在中国正在被频繁的使用,原因之一就在于由于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中国的中央银行不能完全决定基础货币的吐出。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向银行体系直接注入流动性,同时使得货币乘数增大,从而增加货币供给,刺激经济快速回升。
3.公开市场操作。中国央行创造了央行票据这一公开市场业务工具,起初的目的在于回收银行体系过剩的流动性。然而现在看来央行票据也可以释放巨大的流动性,同时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下行。停发1年期、3年期央行票据和央票利率的下行向直接向银行体系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同时使得货币市场利率(ShiBor)下行,维持低利率的环境,有利于低成本的融资。
但是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时候仍然要注意一些问题:
(1)警惕流动性陷进。由于现阶段各国中央银行都将利率降到接近于零利率的水平,可以说利率政策已经被用到了极致,但是需要警惕低利率环境可能导致的流动性陷进,经济一旦处于流动性陷进之中,经济将长期处于低迷的状态,货币政策将几乎完全失去作用。
(2)警惕长期通货膨胀。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再加上货币的乘数效应,应该警惕长期的通货膨胀以避免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总是处在通胀与通缩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中,中国已经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中国做好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正如总理说的那样:中国有信心,中国经济要先于世界经济回暖。从2009年的经济运行数据我们可以看到,GDp降幅大幅度收窄,Cpi和ppi的降幅也大幅度的趋缓,投资增速强劲,消费拉动经济明显,货币信贷投放高速增长。从这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已经回暖,中国已先于世界经济走出低谷。
参考文献:
[1]李华: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回顾与分析.中国工程咨询,2010,(01)
[2]郑鑫:双重压力下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选择.中州学刊,2009,(01)
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篇9
“别和我谈劳动法!”曾几http://何时人们一听到这种说辞，就会认为哪位公司的政策制定者又在抱怨预算的分配计划了。但是现在，这些说辞也不再仅仅为哪本杂志，或哪位人力资源方面的记者所援引来奚落企业高管了。这些类似的话语，越来越多地从人力从业者自己口中说出了。
——大卫•伍德
泄密的惊天风波
ceo不大喜欢劳动法，人力资源管理监督部门不大喜欢劳动法，甚至连部门经理也不大喜欢劳动法。这些现象都可以理解。因为在过去的许多年中，无数的劳动者及他们的支持者曾挥舞着一本本劳动法规向各级法院、政府或其他仲裁机构索取他们的权利。劳动法就像一把高悬在雇主头顶上的利剑，一不小心就会把他们折腾得灰头土脸、损失惨重。因此，从他们的口里，人们从来没指望过听到对于劳动法规的正面评价。但是从2011年第四季度开始，情况开始出现了变化。
事情起源于一份自美国政府泄露的内部文件，在这份文件中，美国政府司法部将从2012年开始建议各级法院对解除劳动合同的争议进行严格的审核以保护企业的相关利益。与此同时，政府还将制定相应的息讼举措。
对此，阿德里安•克罗表示他自己“早有预见”。阿德里安并非人力资源领域的专门学者，他作为一名风险投资人长期以来都在世界各地寻求着良好的投资机会。近几年他的投资方向转向了美国，截至2012年1月底，阿德里安已经陆续向大卫•卡梅隆旗下的特洛伊集团注资53万美元。
“作为一名中小投资者，其实我更有机会发现企业的问题。”阿德里安在接受采访时谈了自己对美国政府上述这些变化的看法，“简单地说，政府不愿意中小企业纠缠于诉讼之中，但是在目前这种大环境下，想从员工那方面减少诉讼是不现实的，因此只能是政府采取措施来帮助企业减少诉讼，否则企业根本无法专心形成自己的竞争力。因此在未来的一年中，美国政府会放松对解雇员工的法律制约，对于由此产生的诉讼，政府会从其他方面以其他方式加以解决。具体而言，政府对于自愿息讼的职工愿意提供行政方面的解决办法。美国政府已经酝酿给予‘听话的员工’250美元至1000美元的补助。另外，这份文件还指出，职工进行劳务诉讼的资格也会被加以限制，相比起现行劳动法中工作一年方可进行劳务诉讼的总则规定，政府也许会向国会建议将这一期限提高至两年。”
除此之外，在最近政府颁布的一份劳资双方会议备忘录中，职工的灵活工时制度恐怕也会被列入被限制之列。由商务部牵头的这次会议邀请了美国大中小企业的代表以及若干知名的工会组织。
从美国商务部秘书长文森•卡波会后的表态来看，政府不满意劳工一方在会上所提出的继续提高灵活工时上限的方案。“现有的灵活工时制度已高达34周，虽然企业不用支付这期间的工酬，但是这对于企业的工作节奏是影响巨大的。”卡波如是说。所以政府极有可能在2012年对企业员工的休假与灵活工时做出进一步的限制。资深法律专家雪莉•杜迪悲观地认为，从已有的信息来看，政府完全有可能取消250人规模以下小企业的职工灵活工时制度。
“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比较反感职员利用灵活工时的政策去寻找兼职或其他营生。毕竟政府建议企业使用灵活工时的目的是去鼓励员工专心地为企业工作，既然这个目的无法达到，则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如此慷慨了。”雪莉分析道。
政府的意图得到了不少人力专家的理解，但是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便是：劳动法规在美国到底如何定性？反对者认为，第一，美国政府的行为冲击了三权分立的宪法原则，政府虽然在口头上一再强调“建议”，但是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下，司法部会不会向联邦法院施加压力的确很难说。第二，告诉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自由权利，美国政府的上述行为的确有限制公民权利的嫌疑。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美国政府如此看重仲裁、调解，那么今后劳动诉讼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
“商人的利益很重要，但是不能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爱德华•品克如是评价道，“老板们希望简化诉讼事务以集中精力进行经营，这在后危机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减轻自己的烦恼为理由增加他人的烦恼，这显然不符合自由与法律的精神。”爱德华现供职于一家人力资源中介公司，负责为1000位职员提供职业方面的指导与服务，“职工与企业犹如一架天平的两端，并不是一味地迁就一方就能得到良好的效果，美国政府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势必加深这种关系的矛盾，无论哪一方都不可能一劳永逸。”
爱德华为我们做了一个假设，“如果美国政府的行为照搬到了布鲁塞尔模式，那么一定会是一场闹剧。其实比利时也是美国司法体制的追随者之一。但是比利时绝对不会允许行政权力对司法权有如此大的干涉。剥夺职工的控告权，这种行为不要说提交到比利时各级法院，恐怕在政府内部便会被事先否决掉。所以我想，在司法传统如此浓厚的美国，即使政府出于经济压力可能会形成这样的建议，但是它最终难以阻止公民行使其自由权利。”
爱德华援引了几乎同时发生在英国的类似事件，据《人力资源杂志》报道：受经济形势动荡的影响，英国舆论对政府部门的改革呼声很高。也有不少专家从息讼的角度建议英国政府去适当平息企业的劳资矛盾。但是这一动议几乎没有经过过多的讨论便被英国政府“劳资关系与消费部”所否决。在接受《人力资源杂志》记者的采访时，劳资关系与消费部大臣李普•德牧•爱德华德弗公爵发表了以下言论：“当商务、创新与技术部（以下简称bts）向我提出类似的建议时，作为一名政府官员，我的职业素养并未驱使我立即否认这个提议，但是在经过一番审慎的考虑之后，我和我的同事得出的结论与我初次听到这个提议的感想大体一致：无稽之谈！”
在公爵看来，行政权力干涉公民的日常生活已经是至少二百年前的历史行为，更不用说像妨碍公民行使司法权力的“恶行”了。虽然现代国家流行运用行政权力来保障行政效率，但是在英国这种保守与尊重宪法传统的政治环境下，要照搬美国的做法很难。
不管传统上的盟友持什么样的看法。美国政府的行为已经不可能有大的调整。对此，品克律师只能表达自己的遗憾，“我的不少客户企业中的人力从业者持与我相似的观点，即便作为新政策可能的既得利益者，但是这些人力从业者更多是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工会、人力部门的立场
人力从业者们忧虑的原因很明显，假如你是一个见人便鼓吹劳动法律意义的人；而实际上法律的现实意义很小，那么你无疑就成为了一个很边缘化的人。往常的人力部门，出则讲法律，入则论精神。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精神支柱瞬间就被政府打得稀烂。
工会的立场则不如人力部门这般鲜明，相对人力部门的义无反顾，工会从很早就开始在自己的会员中普及
转贴于http://
非诉的劳资纠纷处理办法。
“调解、和解的途径与技巧，我们很早便整理成册发给会员们使用了。”美国it、金融、建筑和制药业联合工会的新闻发言人迪斯特•费什向我们介绍了自己所在协会的工作。“工会的角色，我觉得三十年前就已经变http://更了，我们不再是只会领着自己的会员去罢工，闹事的组织了，我们的宗旨是联合会员去保障和争取利益的最大化，既然有着这样的宗旨，那么我们的重要保障之一就是：企业不能经营得太差，否则我们会员的任何利益都难以得到保障。员工和企业，就如同矛盾的双方，失去了任何一方，另一方存在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即便没有政府的息讼政策，采取多种途径解决劳资矛盾也是工会的既定方针。”
有了迪斯特这番言论，全美各个工会都似乎站在了员工的对立面。工会在新政背景下的态度让不少员工格外失望。但是正在此时，来自英国同业协会的一封公开信让人们看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在这篇文章中，英国工会同行以自己近三百年的工作经验劝导美国工人与企业保持“微妙的和谐”，而不要以伤筋动骨的方式来摧毁双方合作的基础。
危险的警告
然而，英国同行的劝导还没令美国工人感动，来自联邦最高法院的警告却让他们异常紧张了。《2011年联邦法院工作报告》已于近日发表，在劳动法和雇佣关系这一章中，审判委员会反复说明，自2010年到2011年，美国的劳动法纠纷案件增长了21万件。在评论这些案件时，文章使用了“浪费司法资源”、“人为破坏经济管理秩序”的字眼，并且一再强调在2012年引入新的矛盾解决机制的重要性。
以下是一段报告的引述：
美国司法的重要任务是保障美国公民的自由权利。后危机时代的延续使得美国社会的多元化趋势得到了大幅度加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多元化具备必然有利性。这一点的明确证明使刑事犯罪数量的居高不下。我们无意否认劳动法领域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但是，相比刑事、民事、行政法律领域保障公民权利自由的迫切重要性，现实迫使我们把更多的司法资源分配到以上领域。因此，我们鼓励寻找解决劳动纠纷的新办法。我们的目的始终不是剥夺公民的诉讼权利，而是为双方都提供一个有效率的解决方案。
这份报告的提出让社会各界更加肯定泄露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不少人力专家评价说，这是美国政府和司法部门历史上第一次默契的配合。就算在“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一度想利用联邦法院来激起公众的愤怒，以为其出兵造势都没有得手，但是这次，联邦法院却如此听从政府的“安排”，不得不会感叹。
怎样的2012年劳动法
联邦法院的态度让不少新政反对者失去了最迫切的期盼，由此可以预见在今年3月的两院中，一场剧烈的争议将不可避免。以中小企业主为首的众议院必然会与中立意见和大企业意见集中的参议员“刀兵相见”。我们认为双方的交锋焦点将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诉讼的条件。2010年的劳动法将员工提起劳动争议之诉的工作时间规定为1年，但是现在从已有的信息分析，司法部极有可能在两院提出修改法条的动议。
2.灵活工时制度的重大修改。2010年劳动法所规定的34周灵活工时上限将极有可能被压缩。但是这一块也将是争议最为激烈的部分。反对者有充足的理由来埋葬新政提议者。特别是圣诞节父亲痛失爱子的几起案件绝对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另外“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余波也不会让新政轻易通过。
3.职工为谋取良好的工作位置或者工作时间而对企业负责人进行礼品馈赠的行为将可能被扩大解释为商业贿赂。对于这一点，矛盾双方的争议可能较少，但是，其实提出者隐含了进一步缩减劳动者权利的意图。
4.鼓励员工息讼。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条也许会成为双方争议焦点，但是事实上，如果冷静分析，不难发现这条新法也许对职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它一旦被提出，未必会引起很大的争议，毕竟，公民有自己处理自己权利的权利。只要不是取消公民的诉愿权，劳动者是不会为难政府的，特别是那些在圣诞节前后登记在册的、五十万名失业的美国公民。
转贴于http://
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篇10
今天，市政协在这里召开民主评议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市政协各位主席、秘书长、各委室主任和评议小组成员，以及市国土资源局领导班子全体成员。这次民主评议工作分五个阶段进行。头两个阶段即准备和动员阶段的工作已经结束，目前已进入第三阶段即调查阶段。在这一阶段，要听取市国土资源局的工作情况介绍，召开相关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和征求意见表等。第四、五阶段为评议反馈和总结汇报阶段，要汇总评议意见，经过反馈修改，最后形成评议意见，并报送市委、市政府。
刚才，高局长的情况介绍，使我们对市国土资源局的工作，以及全市的国土资源利用情况等，有了一个全面把握和总体了解，也为搞好这次民主评议提供了基本依据。经济要发展，用地是保障。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市国土资源局坚持一手抓资源保护，一手抓集约利用，在全面落实国家土地调控政策的前提下，创新工作思路，创新服务举措，千方百计挖掘潜力，增加指标，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从以上高局长的情况介绍中，可以看到不少的“闪光点”。一是申报扩大内需和“点供”项目成绩突出。所谓“点供”，就是省对中央切块下达地方的扩大内需项目，以及省政府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等，给予保证指标的单独性、保障性供地。申报“点供”项目，可以说是逼出来的办法。去年我市计划用地指标是7000亩左右，而全市仅重点项目用地需求就超过了2万亩。怎么办？市国土局用活了“点供”政策，仅此一项就解决用地9000多亩。我查了一下，全省获批的“点供”项目是360项，新增用地10万亩，我市占了其中的近1/10。可想而知，市国土局领导和同志们为此动了多少脑、操了多少心、跑了多少腿、说了多少话，付出了怎样的辛勤和努力。二是获得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资格。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土地置换政策，它能够有效缓解用地供需矛盾，也是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举措。在当前激烈的区域竞争形势下，谁率先推行了这一政策，谁就能占得发展先机。我们高兴地看到，争取到了全国首批试点的资格，这十分不易，市国土资源局功不可没。截止到目前，全市已置换城乡建设用地8100多亩，保证了一批全市重点工程、民生建设项目顺利落地。三是“让服务对象受到有尊严的服务”理念感人。作为一个窗口单位，服务的好与坏，是脸面、是口碑、也是形象。市国土局确立的这个服务理念很好，体现了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宗旨。他们敢于拿出决心“削手中的权、让部门的利”，把权力置于阳光之下，值得肯定，值得借鉴。还有，在办理政协提案、配合参政议政等方面，市国土局历来是有态度、有行动、有成效，领导很重视，注重抓落实，在委员心目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总之，我认为，市国土资源局的领导班子团结能干，全局上下风正气顺，表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一流的工作水平。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据我了解，也是市几套班子层面较为一致的意见。希望市国土资源局继续保持这种良好状态，更加奋发有为，干事创业，取得更好的工作业绩。
今天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评议前期工作告一段落。下一步，将转入实际操作阶段。为使这次民主评议工作能收到各方面都比较满意的效果，借此机会，我提三点要求。概括地讲，就是把握好“三个三”。
第一个三是“三心”。民主评议部门工作，是政协行使民主监督职能的一种基本方式。政协的评议，靠的不是行政权威，而是体现了平等协商、客观公正、切实有用的特点。因此，参与评议的委员和同志们都要抱着“三心”来开展工作。一是诚心。就是诚心诚意促进部门工作。树立“评议就是支持、监督就是服务”的理念，寓民主监督于支持服务之中，在支持中监督，在监督中服务，从善良的愿望出发，达到善良的目的；二是虚心。我前面讲到，市国土局很多工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希望大家抱着谦虚谨慎的态度，把这次评议看成是向职能部门学习、提升自身水平的好机会，借助这个机会，深入了解部门工作，切身感受部门变化，虚心学习部门的好思路、好做法、好作风；三是公心。在民主评议过程中，大家要坚持出以公心、坦诚相见，注意掌握辩证法，坚持两点论，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来看问题，总结成绩要不遗不漏、准确到位，作出评价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提出批评要切实中肯、有理有据，使评议真正成为对部门工作的有力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