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概述篇1
关键词：废旧家电产品；第三方回收企业；回收模式；博弈模型
中图分类号：F25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2-20-03
引言
作为一个家电生产和消费大国,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家电报废高峰期。这些报废的电子电器产品如果处理不当，将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和极度的环境污染，甚至危害人类的健康。如何合理有效地处理这些废弃家电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第三方回收模式下的相关方利益冲突分析
在第三方回收模式下，生产商、用户、第三方回收企业和政府在整个废旧家电的回收网络中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缺一不可。但是各相关方在其中的利益冲突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从政府的利益角度出发，废旧家电的合理回收再利用不但可以增加可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减少了资源浪费，而且有效地遏制了环境污染。但是对生产商来说，废旧家电进行回收会使企业的成本增加，如果回收资源的利用价值低于企业在废旧家电回收上的支出，企业就会处于一个负盈利的状态。[1]从消费者的利益角度出发，如果废旧家电在第三方回收企业得不到合理的补偿，他们就会将废旧家电送到非正规渠道，这样第三方回收企业就收不到足够高的回收率，不能规模化经营也就很难盈利。另一方面，如果第三方回收企业付给了消费者合理的补偿，那么企业的支出就增加了，为了平衡收益第三方回收企业向生产商收取的费用也会提高，这样就使消费者和生产商的利益相冲突。
一、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博弈分析
（一）政府与企业博弈模型的最优方案探讨
现假设博弈的参与者为政府部门a和生产厂商B，如果生产商对废旧家电采取不负责态度，那么政府就必须花钱治理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并对生产商进行处罚。因此政府部门的利益（城市环境和社会经济秩序）与政府的治理力度成正比，与生产商的不负责程度成反比；生产商的利益与其自身的不负责程度成正比，与政府治理力度成反比；暂不考虑影响双方利益的其他因素。
据此建立政府部门与生产商的利益博弈模型：双方各有三种行为模式，即政府部门有提高治理力度、稳定治理和降低治理力度三种选择，生产商有提高不负责程度、稳定不负责程度和减少不负责程度三种选择。假设政府部门与无证商贩的利益初始状态为双方的力度均为中（10，8），一方变动活动力度（变动治理力度或变动经营活动）可使自身利益同向变动1个单位且使对方利益反向变动2个单位。于是，双方博弈的支付矩阵可表示如表1：
分析支付矩阵可知：政府部门的占优策略为提高治理力度，即无论生产商选择哪种策略，政府部门都会为追求城市环境和社会经济秩序的较好状态而采取提高治理力度的决策；而生产商的占优策略是提高不负责程度，即无论政府部门是否加强治理，生产商都会为更好地改善自身生存状态而提高不负责程度活动。因此，该博弈存在着一个占优策略均衡（a提高治理力度，B提高不负责程度）。[2]
政府和企业均从自身利益考虑，最终的结果是双方的利益为（9，7），但是显而易见，在整个矩阵中，最优方案是（11,9）。也就是说，如果企业主动承担责任，政府降低治理力度，反而能使双方获得最佳的收益。但实际上，这个方案的实施是有难度的。
我们可以看出，整体的最优方案为政府收益11，企业收益9，但是如果只看单方面的最优收益，却是政府为13，企业为11。
假设政府采取低治理力度（11,9），那么，在政府的治理力度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责任，可以将自身的收益提升为10，此时政府收益降低为9。政府为了提升自身利益，加强治理力度，回到（10,8），再次博弈，双方又回到了（9,7）。
由于信息不完全，双方都担心对方会加大活动力度而压制了自己的利益空间，所以，双方都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做出了逆向选择（a提高治理力度，B提高不负责程度），就二者的团体理性看来，该占优策略均衡却得到了最差的整体利益。双方陷入了“囚徒困境”。
（二）惩罚制度下合作实现的数学模型
我们设被管理者有两种行为：提倡行为（积极治理）a0，不良行为a1。
一般来说，被管理者的每个行为都会引起三个方面的结果：一是行为成本c(ai)，这是被管理者在进行该行为时自己的资源支出和消耗量；二是来自管理者的控制回报v(ai)，这是来自管理者的奖励或者惩罚；三是来自自然规律的自然回报w（ai），比如，偷懒行为马上就会得到“轻松”这种心理感受，努力工作这种行为能够引起社会对自己能力的良好评价等。
其中，只要行为ai发生，其行为成本c（ai）就一定会发生，因此，成本的发生概率总是1，而控制回报v（ai）则以一定的概率p（ai）发生，自然回报w（ai）也以一定的概率p（ai）发生。
1、惩罚制度下政府与企业的博弈规则
在惩罚制度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博弈规则是：
对于管理者来说，他只观测a1是否出现，但不观测a0是否出现，即他只观测被管理者是否选择了a1这种不良行为，而不观测被管理者是否选择了提倡行为a0，如果发现被管理者选择了a1，则必会给予被管理者控制回报v(a1)（即惩罚，这种回报取值为负），但由于发现这种行为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发现a1的概率p（a1）
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行为进行观测，是需要支付成本的，设这种成本为cb，称为观测成本。同时，管理者向被管理者提供控制回报v（a0）和v（a1）也都需要支付成本，为了简洁，合并称为管理者付出的控制成本，用cv（a0，a1）表示。
对于被管理者来说，该制度具有如下特点：
如果选择了提倡行为a0，则必然得到管理者给的控制回报v（a0），同时还以概率p（a0）获得自然回报w（a0）。如果选择了不良行为a1，则以p（a1）的概率得到自然回报w（a1），以p（a1）的概率得到管理者给的控制回报v（a1）（即被管理者发现后得到的惩罚等），以1-p（a1）的概率得到管理者给的控制回报v(a0)。
等被管理者选择a0这一提倡行为时，管理者观测到不良行为a1的可能性为0，所以，如果被管理者选择了a0这一提倡行为，他肯定会得到v（a0）这一回报。
同时，被管理者选择并实现某种行为，需要支付这种行为的成本，我们设行为a0的成本为c（a0），a1的成本为c（a1）。
2、惩罚制度下企业的博弈树
从被管理者角度看，对于行为管理制度，可以用当被管理者选择某种实际行为ai后，得到相应回报v（aj）的概率p（v（aj）ai）来描述，即在行为ai（i=1,2）出现的情况下，被管理者得到回报v（aj）（j=1,2）的概率。这种描述即是行为管理制度的被管理者回报概率描述。
惩罚制度的被管理者回报概率描述为
p（-c（a0）a0）=1p（-c（a1）a1）=1p（v（a0）a0）=1
p（v（a1）a0）=0p（w（a0）a0）=p（a0）p（v（a1）a1）=p（a1）
p（v（a0）a1）=1-p（a1）p（w（a1）a1）=p（a1）
其中，如果p（a1）=1，表示行为a1完全能够观测且管理者做到了完全观测；如果p（a1）=0，表示行为a1完全不能观测或者管理者没有进行任何观测。
根据上述回报概率描述，可以建立相应的惩罚制度的被管理者博弈树描述见图4：
二、第三方回收企业与消费者合作的可行性探讨
（一）消费者与第三方回收企业的鹰鸽博弈
假设消费者的心理价位为p1，第三方企业给出的报价是p2，p1>p2
如果一方妥协（鸽），一方强硬（鹰），则成交价位按照强硬方（鹰）的报价。
如果双方都妥协（鸽），则成交价为p3，p1>p3>p2
如果双方都强硬（鹰），则交易无法实现，消费者需要支付废旧家电的持有成本c1，企业承担因没有实现经济规模的成本c2(c2
从表2中分析得出:
对消费者而言：
如果企业坚持鹰策略，消费者选择鸽策略是最优方案。
如果企业选择鸽策略，消费者选择鹰策略是最优方案。
对企业而言：
如果消费者坚持鹰策略，企业坚持鹰策略是最优方案。
如果消费者选择鸽策略，企业坚持鹰策略是最优方案。
所以，无论消费者如何选择，企业都会坚持鹰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选择鸽策略是最优方案，所以最优解为（p2,-p2）
（二）消费者心理满足的实现[3]
消费者期望自己的废旧家电能卖更多钱，正规企业往往达不到这一心理价位，而只有当企业的报价符合消费者的心理价位的时候，双方的合作才能够有序地进行。要解决这一问题，有两种方法：
1、降低消费者的心理价位
消费者不愿意将废旧家电低价卖给正规回收企业的主要原因是对废旧家电的认知以及对回收活动的参与程度不够，在他们看来，他们只需要将废旧家电卖出去，至于后面的如何拆解、有害物的处理，那都是政府和企业的工作，跟他们关系不大。要想让消费者与正规回收企业合作，最重要的就是让消费者走出这个意识误区，让消费者了解非法拆解对资源的浪费以及对生活环境的污染，从而自愿与正规回收企业合作。
2、企业从其他方面给予消费者补偿，来满足这一心理价位。
以家电产品的“以旧换新”活动为例，消费者在购买新家电时，如果能把同类旧家电交给商店，就能折扣一定的价款，如果消费者不能提交旧家电，新家电就只能以原价售出。
三、结论
逆向物流作为一种新型的物流方式，被人们逐渐认识和接受，其运作的模式也在逐步探索中。实施逆向物流不但可以减少电子垃圾对社会的危害，并且可以通过资源的二次利用，实现经济的增长。研究电子产品逆向物流运营模式，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个规范的逆向物流市场，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参与：一是政府要加强监督、激励措施，对市场中存在的潜在威胁实行严厉打击；二是企业要具有社会责任心，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减少其生命周期结束产品造成的危害；三是消费者自身要树立绿色消费观念；四是第三方回收企业需要主动了解消费者群体的心理动向，在具体的回收方案上实施优化。
参考文献：
[1]姚卫新.再制造条件下逆向物流回收模式的研究[J].管理科学,2004(2):76-80.
[2]孙绍荣，崔晓丽.第三均衡与制度设计:行为博弈与行为管理研究进展，2010(4):94-99.
[3]ClausHeinrich,adaptordie:transformingyoursupplychainintoanadaptivebusinessnetwork,[m],Johnwiley&Sons,inc,2003:12-14.
[4]DonaldJ.Bowersox，DavidJ.Closs，m.BixbyCooper，SupplyChainlogisticmanagement,[m].mcGraw-HillHighereducation,2002:93-120.
[5]蓝英，朱庆华.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废旧家电回收管理体系，2010,3.
[6]贾生华,陈宏辉.利益相关者的界定方法评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24(5):13-18.
双减政策概述篇2
【关键词】环境税“双重红利”适用性
目前有很多理论和实践上以环境税取代其他税种的研究，试图减少传统税种对资本或劳动要素征税所引发的经济扭曲问题。环境税能否在改善税收系统的同时促进环境质量的提高，从理论上看，设计合理的环境税可以有效地限制污染行为，提高财政收入，避免其他形式的税收对市场运行造成扭曲，提高税收体系的有效性，促进经济增长、就业和技术进步。
从实践上看，从1990年开始，oeCD的一些国家，如荷兰、挪威、瑞典都实施了不同形式的环境税（包括某种形式的碳税），都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和较好的效果。但oeCD国家的经验并不能全盘照抄，毕竟西方国家的税收体制和中国国情是不吻合的，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有些还运用实证的方法对绿色税收改革能否产生“双重红利”进行论证。如武亚军、宣晓伟两人（2002）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硫税宏观经济效应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不同的硫税收入的使用情况下，实际的GDp变化不同但同向变动，与硫税收入显著负相关，由此证明“双重红利”不存在。
王德发（2006）根据2002年上海市投入产出表数据，建立了一个地区性的均衡CGe模型，结果表明能源税的征收有效地推动了劳动对能源的替代，促进了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导致大气污染物的减少，同时对实际产出的影响较小，表明对煤征收能源税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即“双重红利”存在。因此本文将阐述“双重红利”的理论框架，探讨“双重红利”在中国目前税制中是否存在，环境税改革是否具有可行性。
一、“双重红利”的研究概述
“双重红利”的含义是：在收入中性（Revenueneutral）的综合性环境税制改革中，征收环境税的同时，减免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投资税或储蓄税，维持国家的税收收入不变，这样不仅可以获得改善环境质量和节约资源的一重“红利”，还可以获得刺激投资、拉动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二重“红利”。
1、早期研究阶段（1967-1990年）
“双重红利”的思想最早出现在tullock（1967）对水资源研究的论文中。早期学者对双重收益的研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而且他们也没有将其称为“双重红利”。表1对“双重红利”的早期研究做了一个概括。
2、认同“双重红利”假说的初步研究阶段（1991-1993年）
“双重红利”（doubledividend）的概念由pearce（1991）年首次提出，他认为第一重红利是环境质量的改善，第二重红利是税制扭曲程度的降低。这一时期，气候变化政策吸引了经济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环境税的经济学意义。具体研究情况见表2。
3、“双重红利”假说争论阶段（1994年至今）
随着理论的深入研究和更多的实证分析，“双重红利”假说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激烈争论（见表3）。
二、“双重红利”与中国实际联系及意义
可以看出，理论上的“双重红利”是可能存在的，但是这需要取决于理论上的一些假设条件或者实践中的相关联的一些条件，中国现在处于一个经济转型时期，很多地方有其独特性，环境税是否有可行性有待商榷。
第一，初始扭曲的范围与类型。若最初根本没有扭曲的税制，那就不会有“双重红利”。只有在适当的较大扭曲前提下，预期到“双重红利”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中流转税占主导地位，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很低。比如，2004年所得税占总税收的19%，并且是历年来的最高点。而在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中，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例60%都在以上，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西方经济学者所称的扭曲性税收在我国税收中所占比重并不是很大，现行税制对劳动力供给的扭曲性也不是很大，对投资和储蓄的扭曲也主要表现在某些税收政策上，而不仅仅是税负过重造成的。所以说，在我国尚不存在通过单纯降低所得税来降低超额税收负担的客观环境。
第二，环境税的环境政策是否会有效减少初始扭曲。不能排除环境税将会引入新的额外扭曲，那么环境税在生产领域会带来额外的机会成本，“双重红利”就会变为负的。一是征收环境税用于降低劳动所得税，刺激劳动供给、增加就业。收入返回作用得以体现，而由于目前我国属于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供给弹性较小，所以税收相互作用效应并不明显，因此收入返回作用大于税收相互作用，“双重红利”可能存在。二是当互赖作用增加的成本大于收入效应带来的效益时，“双重红利”不存在。这时会产生更大的税制扭曲，从最优状态变为次优状态。互赖效果反应出环境税不仅会对要素市场造成扭曲，而且会对中间投入和消费选择产生影响。要区分出收入返回作用效应和税收相互作用效应，当收入返回作用效应提升的福利大于税收相互作用效应的成本，“双重红利”才有存在的可能。对于资源以及污染征税，可能会使能源制造产品的价格上升，而低收入家庭对能源和污染的需求弹性较小，因而他们会为此承担更大的赋税，引起社会的非“公平”。因此，与西方国家不同，我们在对课税对象的确定上要有所区别，保证环境税是对于生产要素进行征收而不是对于消费产品。因为对于生产要素而言，因为同时具有收人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权衡，其效果较为不确定，但是如果对于消费品征税，则对低收入家庭的消极影响就成为必然。
第三，关于环境税改革的实际讨论是与由环境税代替劳动税、社会保险税相联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税基是否受到侵蚀。如果降低污染的技术和其他方面能够避免污染物质排放税，环境税对税基的侵蚀影响使得税基减少，那么政府不可能在预算上足量削减其他扭曲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能通过足量的减免税来补偿经济主体，结果是税收制度的扭曲加大。
第四，在使用对污染品课征的产品税代替污染物排放税的情形下，负外部性产品和干净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必须予以限制，以便控制税基的侵蚀影响。
三、结论
目前学术界对“双重红利”的研究尚有诸多争论，主要集中在“双重红利”的实现条件上。如果“双重红利”赖以实现的理论条件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那么，环境税在具体实施时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加上“双重红利”的研究一直以国外为主，而我国情况又有其特殊性，所以，环境税的实施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武亚军、宣晓伟：环境税经济理论及对中国的应用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王德发：能源税征收的劳动替代效应实证研究――基于上海市2002年大气污染的CGe模型的试算[J].财经研究，2006（6）.
双减政策概述篇3
短期投资以防御为主
申万菱信基金认为，经济低迷、需求疲软使得制造业生产活动较为萧条。后市投资上，则需重点观察政策走向。回顾过去几年的经济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最重要的推手。市场普遍预期的降准在上周被巨量逆回购操作所取而代之，这使得近期降准的预期再次延后。
不过，申万菱信基金认为，虽然上述诸多因素制约经济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下阶段政策走向更为宽松相对比较确定，只是宽松的时点和力度难以推测。而经济回升则需要在政策刺激的基础上，通过推动基建投资回升以此达到稳增长、保就业的目标。总体来看，在经济下行压力未减、短期政策放松力度减弱的背景下，a股将呈弱势格局。基金投资上，短期以防御为主，并重点把握具有确定性机会的行业或公司。而债券投资上，转债的债性保护特征在股市大幅下挫后越来越明显，其进可攻、退可守的优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会充分体现。同时，信用债是下阶段最难以把握的品种，需警惕中低评级的信用债。
上投摩根基金：
再创新低大消费表现亮眼
上周a股市场持续下跌，上证指数收于2092.1点，全周下跌1.08%，深证综指收于871.36点，全周下跌0.64%。两市一周总成交额小幅萎缩为5240亿元。本周一开盘两市双双低开齐创新低，市场信心仍显脆弱。
纵观上周热点消息，八月汇丰制造业pmi初值创九个月新低为47.8，已连续十个月低于50，呈现生产下滑、需求回落、库存增加的格局，经济下行压力依旧。此外，央行上周两次在公开市场进行逆回购操作共计3650亿元创单周天量，注入流动性效果相当一次降准，短期内降息及降准预期已经弱化。
目前a股依旧维持防御加上热点炒作的特征，大消费板块由于其业绩支撑而持续获得投资人青睐，而“苹果概念”带来的热点能持续多久需要观察。在经济和股市双双创新低后，需要耐心等待“自下而上、守正出奇”的个股投资效果可能更好。
新华基金：
加速探底静候转机
上周（8月20日至24日），a股市场震荡下行，上证综指跌破2100点整数关口。新华基金认为，目前，市场情绪极为低落，如果政策利好不推出，预期落空还可能导致短期市场继续下跌。行业方面，上周涨幅靠前的行业是电子、信息服务、医药等板块，表现落后的行业是地产、建筑建材、钢铁。另外，环保、石墨烯、苹果、触摸屏等概念板块涨幅靠前，不过，涨幅最好的还是St摘帽概念，以及一些前期跌幅很深的个股。
新华基金认为，上周的行情演绎逻辑上，防御特征越加明显，但传统防御类板块已经是强弩之末。接下来，市场的主导逻辑还是防御，但很难找到好的防御行业和板块，股市见底回升的可能性较小。目前，市场快速破位、下跌探底的可能性较大，建议投资者谨慎操作，做好防御，耐心等待市场转机的出现。
嘉实基金：
市场短期平衡中期不乐观
嘉实增长基金经理邵健认为，从中短期来看，在5月、6月经济增速已经回落至7%左右的情况下，下阶段国内刺激性经济政策的力度将有所加强，流动性环境也将进一步改善，经济有望在上述因素作用下，逐步企稳并小幅回升，但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还需要在转型的过程中逐步培养新的增长点，在新的经济增长点真正形成之前，经济的增速可能都相对较低。从国际来看，欧债危机的演绎将进入深水区，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可能阶段性进一步加大，未来可能呈现出退三进三的波动格局。
双减政策概述篇4
摘要：简要介绍了雾霾危机下我国油品升级存在的问题，根据博弈论的基本原理，构建了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在油品升级以及质量监管方面的两个博弈模型，旨在通过该模型分析油品升级缓慢的背后原因以及分析完善油品质量监管体系的必要性。通过对博弈模型决策问题的分析，结合纳什均衡结果，得出了政府应该将环境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结论，并提出了完善油品质量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博弈论；油品升级；质量监管
从2014年1月1日开始，第四阶段车用汽油标准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实施。过去一年内，国内雾霾危机重重，据有关调查，落后的油品标准成为了造成雾霾危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车油一体，油品先行无法落实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炼油成本太高，是由政府补贴，还是由消费者与厂商自行承担无法统一；二是油品质量监管体系不完整，优价购买不到优质的油品，消费者对此极为不满。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共同指向，就是政府在公共产品供应和质量管控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本文从政府与企业双方博弈的角度，先是通过建立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与企业是否支持油品升级的问题，又从成本监督的角度建立监督博弈模型分析了油品定价的问题，并通过分析，提出对加速油品升级以及对政府监管的政策建议，为缓解雾霾危机、促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些许意见。
一、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油品升级博弈
雾霾危机严重，油品升级已成为政府迫不及待的任务之一。油品升级，一方面会减缓雾霾危机，改善空气质量，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使社会福利增加；另一方面，油品升级势必会带来油价的上升，社会公众福利减少。对企业而言，油品升级一方面其生产成本将会大幅度增加，利润将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也会因油品提价而带来收益。
1.博弈模型建立及分析
根据我国现行的油品升级方案中统一布价，分散实施原则，我们假设博弈参与者由某一地方政府代表与一典型石油企业构成。
前提假设如下,地方政府与企业均为理性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在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下，我们有理由假设地方政府与企业利益一致，且初始禀赋均为π。
油品升级造成的损失为C，如果双方均同意升级则损失双方均摊。升级造成的损失包括企业因油品升级造成的利润损失，油品价格增长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以及地方政府因企业利润损失造成的政绩下滑。
企业因油品升级使油品涨价而增加的收益为F，政府也因油品升级使社会福利增加F。
C/2
博弈战略表达式如下
从上述战略表达式中可见，如果地方政府与企业均为理性人。假定企业愿意升级时，地方政府选择升级的支付为π+F-C/2小于地方政府选择不升级的支付π+F，从而地方政府选择不升级。当企业选择不升级时，地方政府选择升级时的支付为π+F-C，选择不升级时的支付为π，因为F-C<0,从而地方政府同样选择不升级。因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升级是它的占优策略。同理可以得出，对于企业而言，不升级也是企业的占优策略。因此，该博弈存在占优均衡，均衡结果为（不升级，不升级），然而，π+F-C/2>π，所以该博弈中，（升级，升级）则是该博弈中帕累托有效率的行动组合。然而，由于地方政府与企业均为理性人，所以无法进行帕累托改进，即（升级，升级）不会是一个均衡。因此，在油品升级问题上，我们国家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囚徒困境“的问题。地方政府与企业对于升级损失的分担存在着搭便车的激励。
2.博弈模型的矫正
⑴选择激励制度下的改进。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博弈受益一致。其结果为都不进行升级的囚徒困境，但若引进选择性激励制度!利用油品升级这种类似公共物品的弱排他性，可以提高提供者的收益减少不合作的收益。例如，双方在有约束性协议的制约下，若其中一方不升级，升级方得到两倍的收益，而不升级方没有受益。此时，收益矩阵见表
此时，该博弈存在纳什均衡（升级，升级）。
⑵延长博弈链条确保重复博弈得以实现。延长博弈链条其目的是确保重复动态博弈能够得以实现。这样，博弈双方就无法预知博弈次数与结果，并在此基础上都会选择升级，形成最优博弈策略。
3.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可以以考察绿色GDp的方式将环境纳入当地政府政绩考核机制，减弱地方政府只顾追逐经济利益而无视环境保护的利润驱动，增加政府油品升级带来的收益F同时减少油品升级的经济利益损失。对于不支持油品升级的一方，可以将其公布于众，通过社会舆论降低其搭便车得来的收益。
加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沟通，通过协调以解决非合作博弈造成的帕累托低效率。
二、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监督博弈
成品油生产和流通环节多、追求利润动因强，石油央企居信息不对称优势地位，因此，在油品升级过程中，企业有以低标准油品充当高标准油品的利润驱动。相应的油品质量监管体系不完善，消费者“优价”无法能够买到“优质”的油品。
1.政府监管的博弈分析
基于理性人的假设，我们作以下假设地方政府与企业均为理性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
地方政府监管成本为C。当政府监管时，会提高社会的福利，获得名誉收益π且当企业以次充好时，罚款F；不以次充好，会因政府公布名誉良好企业而同样获得收益π
企业以次充好得到额外收益a，否，机会损益-a。则博弈战略表达式如下
由以上战略表达式可以得出该博弈不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以此考虑该博弈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用θ表示地方政府质量监管的概率，γ代表企业以次充好的概率。首先考虑政府的战略：
2.政策建议
结合上节均衡点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四个政府对油品企业的监管机制。加大对以次充好企业的惩罚力度，增加对以次充好企业的罚款F。即，如果F增加，企业选择以次充好的概率就会越小。
提高名誉收益π。即，γ*随着π的增加会逐渐减小，政府监管的力度也可减弱，从而政府成本也会降低，进一步减小γ*。名誉收益可以来源于公众对政府企业的信任与支持，即政府公信力与企业公信力；也可以将环境纳入对地方政府的考察，以此增加政府监管的额外收益。
降低地方政府监管成本。即，成本C降低，企业选择以次充好的概率γ*也会降低。政府可以通过建立上下一体的统一的政府监管体系，结束目前“九龙治水“的多级多部门监管状态，降低协调难度以降低成本C减弱企业以次充好的额外收益a。企业以次充好的额外收益越高，利润驱动越大，政府的监管力度θ*也就会越大。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完善的群众举报制度，让公众代为监管，增加企业以次充好的机会成本，从而减少额外收益a。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Robot.油品质量升级“买单”谁说了算[n].2013-02-07.
[关键词]工业；循环经济；博弈；福建省
1引言
近年来，由于福建省致力于调整经济结构，地区生产总值仍保持逐年增加，但增长速度却呈现逐年放缓的趋势。这也是福建经济从“速度效益型”转战“质量效益型”的明显标志。但我们必须明确，要想完全转变以投入作为重点经济驱动因素的局面，就必须大力发展福建省循环经济。
2福建省发展工业循环经济的现状分析
自中央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以来，福建省政府积极贯彻落实，在促进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提升资源利用率，保护和改善环境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整体上还存在许多不足。
2.1总体能耗指标方面
由于福建省践行“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理念，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指标方面，呈现出连年下降的喜人态势。但不得不指出，福建省各社区市的能耗指标仍然存在结构性差异。主要表现为，漳州和宁德两市在2013年的能耗指标升降中，出现了有所上升的趋势。
2.2工业废水方面
据《福建省统计年鉴2014》核算，2009年以来，经过多方努力，福建省在工业用水总量及废水排放量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表现为，用水量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工业废水排放及直接排入环境总量也在总体上处于下降态势，见表1。
表1福建省工业废水排放情况
年份项目[]2009[]2010[]2011[]20112[]2013
工业用水总量（亿吨）[]87.32[]79.33[]96.3[]60.36[]68.63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142746.99[]124168.21[]177185.62[]106319.29[]104657.99
#直接排入环境的（万吨）[]73810.86[]59215.46[]163335.15[]94062.52[]90584.55
看见成效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想要完全解决工业废水的处理问题，福建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表2所示，我们可以看出，从2009―2013年，福建省工业废水的处理情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废水处理设施的处理能力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必须引起省政府及相关环境部门的重视。
2.3工业废气方面
近年来，福建省通过宏观调控，在废气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尤其是在废气治理设施的投入，以及治理设备运行费用的投资方面不断加大力度，总体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处理情况见表3。
2.4工业固体废物方面
工业领域的不断发展，势必带来固体废弃物的不断积聚，福建省亦不例外。但由于近年来福建省的不断努力和投入，在固体废物的处理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效。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量以及危险废物处置量三方面，都在总体上有所增加。
但由于工业固体废物在企业生产过程中难以在短时间内急剧减少，因此在产生量的控制上，福建省仍面临较大的挑战。从表5可以看出，自2009年以来，福建省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尤其是危险废物产生量均不可避免地呈现上升态势。
3双重利益视角下发展工业循环经济的博弈分析
通过对福建省发展工业循环经济的现状分析我们发现，在总体能耗、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方面呈现的弊端不容忽视。循环经济能否在福建省得到长久而持续的践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大利益主体的态度与行动。政府是发展工业循环经济的宏观调控主体，企业作为最主要的工业经济参与主体。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当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监管对象。
3.1提出假设
“美丽中国”推行以来，循环经济理念渗透到各行各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企业若仍为一己私利，置环境于不顾，大肆排放污染物，一经查实都将受到环保部门的惩罚。而对于认真履行循环经济理念，在治污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企业，却鲜少会受到表彰。从政府监管角度出发，若其未能积极履行监管职责，对企业的污染行径置之不理，同样地也将遭到惩戒。本文提出了如下假设：关于进一步减少企业污染行为的监管措施，加大对企业违法行为的受罚成本是最优策略，加大对政府环保部门监管不力的处罚成本是劣等策略。
3.2博弈分析
本文假定博弈双方分别为：政府和企业。政府存在支持循环经济与不支持循环经济两种选择，企业则存在遵循循环经济与不遵循循环经济两种选择。双方的支付矩阵如表6所示。
3.2.1若政府支持循环经济
一是当企业选择不遵循循环经济，大肆排放污染物，违法行为被环保部门发现后，记为-a，而此时政府由于支持循环经济，敦促环保监管部门加大监管力度，从而发现企业的违法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政府的政绩，但由于在监管环节上投入了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付了一定的监管成本，因此，假定这种情况之下，政府的收益与其成本是相互抵消的，故政府的收益记为0。二是当企业选择遵循循环经济时，必将会在治污环节有所投入，产生一定的成本，使经济利益有所减少，但由于企业的环保行为使其免去了因排污而被查处的可能，因此这部分收益与成本相互抵消，此时企业的额外收益记为0。同样地，政府因实施了环保监管工作，而阻止了企业违法行为的发生，取得了政绩收益，但却与实施监管的成本相互抵消，因此政府的收益也为0。
3.2.2若政府不支持循环经济
一是当企业不遵循循环经济时，其违法行为因为不受监管而无须付出相应代价。那么企业除了无须遭受罚款和声誉危机外，还获得了额外的收益，如可以利用本应投入到治污环节的资金进行其他回报更大的投资，为自身带来更多收益，因此此时企业的收益记为B。相反地，此时由于政府不支持循环经济，导致企业的违法行为日益猖獗，使得环境遭受破坏的同时，也拉低了自身的政绩，从而蒙受了一定损失，故政府收益记为-C。二是当企业选择遵循循环经济时，那么企业获得的额外收益为0。而政府则在没有投入监管成本的情况下，规范了企业的行为，既保护了环境又保证了自身的政绩，因此政府的额外收益记为D。
该博弈模型并不存在纯粹策略纳什均衡，而是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我们设企业不遵循循环经济的概率为p，设政府支持循环经济的概率为q，则可得到以下分析：
企业的期望效用与最优策略分析：
期望效用e=p*q*（-a）+p*（1-q）*（B）
此时设e/p=0，通过求解得到：q*=B/a+B。
政府的期望效用与最优策略分析：
期望效用e=p*（1-q）*（-C）+（1-p）*（1-q）*D。
此时设e/q=0，通过求解得到：p*=D/C+D[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企业以D/C+D的概率选择不遵循循环经济，政府则以B/a+B的概率选择支持循环经济。也就是说，只有当政府环保部门选择监管的概率小于B/a+B时，企业才会不遵循循环经济。同样地，只有当企业选择不遵循循环经济的概率大于D/C+D的时候，政府才会选择进行环保监管。
第一，加大对企业违法行为的受罚成本。如果将企业违反循环经济理念的违法行为的处罚数额从a提升到a1，那么在政府遵循循环经济的策略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企业不遵循循环经济的期望收益将会小于0，且此时企业不遵循的概率仍然保持在D/C+D不变。但政府趋向于支持循环经济的概率却将从原来的B/a+B下降到B/a1+B，这种情况是我们最不愿见到的，因此不理想。
第二，加大对政府环保部门监管不力的处罚成本。如果将政府不支持循环经济，即环保监管部门监管不力的处罚成本从原来的C提升到C1，我们将发现，在企业不遵循循环经济策略不变的情况下，政府监管部门若仍然选择不监管，其期望效用将会小于0。此时，政府支持循环经济的概率仍然保持在B/a+B不变，但企业选择不遵循的概率却会从原先的D/C+D降低为D/C1+D。可见，加大对政府环保部门监管不力的处罚成本，能够更加有效地遏制企业违反循环经济行为的发生概率，这种情况是最理想的。
3.3结论及对策建议
笔者通过建立博弈双方支付矩阵，以及混合策略博弈分析，论证了在推行工业循环经济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贯彻循环经济理念的正确措施，以期为全面迈向工业循环经济，减少企业污染行为的产生，保障生态环境和公众的健康提供更大可能。为进一步推行工业循环经济，应从中央政府、当地政府以及工业企业三方面着手，努力寻求福建省实现工业循环经济有序发展的现实路径。
第一，中央政府应当：一是对于切实践行工业循环经济，为生态建设作出表率的企业，中央应当在财政补贴、减免税费方面予以适当奖励；二是授意各大金融主体，对于优先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提供更多的信贷优惠，并可以政府为投资主体，从财政预算中划拨专项资金进行工业循环经济项目的投资，并以此作为风向标，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能力，引导企业积极践行循环经济理念。
第二，当地政府应当：一是进一步完善环保监管系统，构建合理的环保监管模式以及奖惩方法，从而起到督促监管部门完成职责范围内工作的效果；二是加大对企业在践行循环经济方面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以疏为主，疏堵结合，培育企业主的循环经济意识，敦促其加大对治污方面的投入，还可对有突出表现的企业予以表彰，利用模范效应，在全行业兴起积极贯彻执行循环经济的良好风气。
第三，企业应当：一是转变陈旧观念，意识到循环经济理念的贯彻不仅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收益，并重视对资源的节约和对环境的保护，将节能降耗融入到日常生产中，达到企业行为的优化；二是加大资金投入，重视科技创新，以环境无害化技术和环境友好化技术为重要支撑，重点开发具备推广意义的“零排放”技术、工业原料回收利用和处理技术以及能量梯级利用技术等；三是完善企业文化，强化责任意识，通过制定和节能环保相关规章制度，将循环经济的理念传达给每一位企业员工，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以此赢得良好的声誉和社会效应，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子晗，吴伟强.博弈论视角下政府打造循环经济产业的制度分析――以西安市为例[J].生产力研究，2011（9）：142-144.
[2]任晓松，吴世斌.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双层次互动进化博弈[J].经济师，2010（1）：27-28.
关键词：地方政府；企业；碳减排；博弈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6.16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40-03
一、引言
近几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我国对能源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这对我国能源的利用和开发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再加上我国企业大多是高能耗工业，并且能源的利用率比较低，使得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递增。荷兰研究机构“荷兰环境评估局”（mnp）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2007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世界总体的1/4，加上排放量第二的美国，共占了全球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46%（如表1所示）。丹麦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的召开，促使节能减排与发展低碳经济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为促成全球达成气候减排协议，中国政府决定到2020年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50%，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也已得到政府与学术领域的普遍认同，我国财政部财科所课题组在其的《中国开征碳税问题研究》的报告中称，可以考虑在未来五年（十二五）开征碳税①。从全球大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来看，低碳标准必将很快成为国际通用硬性标准。如果我国尽早自行开征碳税，则能变被动为主动，及早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向低能耗、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变。在我国，企业作为市场中排放污染气体的主要成员，是否采用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在整个社会的能源减排上起到了主要作用。而政府作为管理者，起着引导和制约企业行为的作用。政府和企业作为一个博弈双方的主体，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政府和企业之间具体的作用机制这方面的研究和梳理对于节能减排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地方政府一方面起着遵循中央政府政策执行的作用，一方面又有管理地方的行政职能，所以地方政府在对于碳减排的作用尤为明显。基于此，本文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的角度来研究碳排放。
表12007年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
二、环境管理中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
（一）模型描述
1、基本假设
（1）假定地方政府同质，包括省、市、县、镇四级；
（2）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都是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3）企业如果采用低碳设备当期成本会增加，利益在下一期中体现出来；
（4）中央政府检查的概率设为？琢，不去检查的概率为1-？琢。
2、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博弈中，其基本要素如下：
参与者：地方政府LG，企业：F，则参与者集合为i={LG，F}；
策略空间：地方政府的策略空间为SLG={要求企业低碳，不要求企业低碳}，其中地方政府要求企业低碳的概率为？茁，企业的策略空间为SF={低碳，不低碳}。
（二）模型分析
1、地方政府要求企业低碳，企业实行低碳策略
此时地方政府的成本为要求企业实行低碳策略的直接成本DL、因企业安装低碳设备当期利润损失造成的税收减少tL、对实行低碳企业的经济补贴S；地方政府的收益为中央政府在？琢的概率下检查所得的经济奖励？琢p、政绩的提升？琢L以及企业安装低碳设备在未来利润增加所带来的额外税收tR。企业的成本为安装低碳设备的直接成本CF，企业的收益为当地政府的经济补贴S，在未来因安装低碳设备所带来的利润的增加eK以及社会公信力知名度的提高pF。
2、地方政府要求企业低碳，企业不实行低碳策略
此时地方政府的成本为要求企业实行低碳策略的直接成本DL、地方政府的收益为中央政府在？琢的概率下检查所得的经济奖励？琢L、政绩的提升？琢p、对不实行低碳策略的企业的经济处罚Fp；企业的成本为因不实行低碳策略所受的处罚金Fp、在未来丢失的额外的利润eK以及社会知名度的提升pF，企业的收益为因不实行低碳策略所节约的直接成本CF。
3、地方政府不要求企业低碳，企业实行低碳策略
此时地方政府的成本为中央政府以？琢的概率检查下对地方政府不要求企业低碳的处罚金？琢F以及政绩的损失？琢L、因企业安装低碳设备当期利润损失造成的税收减少tD，地方政府的收益为因不要求企业低碳所节约下来的直接成本DL、对实行低碳企业的经济补贴S以及企业安装低碳设备在未来利润增加所带来的额外税收tR。企业的成本为安装低碳设备的直接成本CF，企业的收益为因安装低碳设备在未来增加的利润eK以及社会公信力知名度的提升pF。
4、地政府不要求企业低碳，企业不实行低碳策略
此时地方政府的成本为中央政府以？琢的概率检查下对地方政府不要求企业低碳的处罚金？琢F以及政绩的损失？琢L，地方政府的收益为因不要求企业低碳所节约下来的直接成本DL、对实行低碳企业的经济补贴S。企业的成本为因没有实行低碳策略失去的在未来额外的利润eK以及知名度的提高pF，企业的收益为因不实行低碳策略所节约的直接成本CF。
这样，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可以用图1表示。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先规定一些符号：U01表示在企业选择低碳策略时的收益，U00为企业选择不低碳策略时的收益，？仔01为地方政府选择要求企业低碳的收益，？仔00为地方政府不要求企业低碳时的收益。
由此可知：企业是否会实行低碳策略与企业实行低碳策略的直接成本CF、企业因实行低碳策略在未来利润的提高eK和社会公信力知名度的提升pF、贴现因子？籽、地方政府对企业实行低碳策略的经济补贴SL以及企业不实行低碳策略当地政府的处罚金FF有关。
得出
由此可知，地方政府是否会采取低碳政策与地方政府落实政策政绩的晋升p、中央政府的经济奖励L、对当地政府不落实政策的处罚金FF、地方政府对不实行低碳策略的企业的处罚金FF、当地政府推行低碳政策的直接成本DL以及对于实行低碳策略企业的补贴S有关。其中，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政府政策时政绩的提升p、中央政府的经济奖励L、对当地政府不落实政策的处罚金F、地方政府对不实行低碳策略的企业的处罚金FF越大，越有利于当地政府推行低碳政策，而当地政府推行低碳政策的直接成本DL以及对于实行低碳策略企业的补贴S越小，越有利于当地政府推行低碳政策。
三、政策建议
在全球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开发新能源、发展新技术已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在市场经济中，如何使得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采用新的节能减排技术而放弃固有的高耗能高污染的设备技术需要政府部门积极的引导和宣传，同时需要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干预企业的相关行为，使得采用低碳的减排技术成为其最优的选择。
（一）政府应事先做出令企业可以信服的承诺
政府应通过某种制度安排使企业认为，即使企业采取了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政府的承诺仍是有效的。这种制度安排主要有四种：一是强化自己的行动准则，使其无法相机抉择经济政策。二是加强政府制定政策的独立性，有研究表明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可以很好的解决货币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三是建立政府良好的声誉，这就要求政府保持政策执行上的一贯性。四是委托方法，即由某些独立的个体来制定政策。
（二）政府需要大力支持碳减排技术的研发和创新
政府需要设立专门的项目基金来支持有关部门对这方面的的研究和创新。同时政府可以出台具体的措施来补贴和奖励那些在碳减排技术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各类评优和晋升都与这个积极的挂钩。在资金的来源方面，政府可以尽可能的开展多种渠道，如民间募集、企业赞助、国际合作的支持、征税等。同时对于资金的去向和用途，需要进行公开透明，每项用途都需要具体的注明，只有这样，才能使得这项政策措施产生良性的循环，才能真正起到促进技术研发和创新的目的。
（三）政府应该有目的的对企业的具体需求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对于企业如今的设备和技术特点需要实地进行考察和研究分析，在整合规划市场现有的技术下进行统筹规划，不能盲目的一概而论。同时，政府应该加大对于企业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对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技术予以大力的支持，对某些企业应提供信息技术上的指导和鼓励，使得企业能够及时正确的采用新的减排技术。
（四）政府部门应该大力宣传节能减排的作用
政府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宣传低碳经济下节能减排的实际意义，使民众充分的了解节能减排对于国民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作用，使得节能减排真正落实到百姓实际生活中去，使其意识到节能减排并不是降低生活品质，而是可持续发展，为未来更好的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逐渐的形成一种文化，无形地约束着百姓的行为，使得整个社会的技术不断的朝着节能减排的方向更新换代。
（五）加强国际合作
当前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的一个趋势，在国际贸易下，各国也纷纷以绿色壁垒、碳关税作为一个产品进出口的标准。中国目前的低碳技术正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各方面的技术和国际领先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中国应该树立起一个大国的形象，积极主动的在碳减排等尖端技术上向其他先进的国家学习，通过人员派遣、出国考察、国际项目合作交流、项目引进等方式拉近与先进国家的距离。同时，中国自身也应该不断的自主创新，将先进国家引进的技术逐步的消化吸收，同时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加以改进和整合，开发出一些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企业相匹配的技术。
注释：
①碳税的目的就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建立一种经济激励。它相当于一种庇古税，通过把外部成本内部化以纳入价格系统，进而影响经济主体决策（Bemardp.Herber&Joset.Raga，1995；hwrenceH.Goulder，1992）。
参考文献：
[1]苏明.开征碳税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9，（72）.
[2]胡静峰.建设低碳经济的演化博弈分析——地方政府和企业双方互动角度[J].经济问题，2011，（04）.
[3]聂力.低碳时代基于节能减排的博弈均衡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2011，（12）.
[4]胡静峰.建设低碳经济的演化博弈分析——地方政府和企业双方互动角度[J].经济问题，2011，（04）.
论文关键词：预算管理,博弈,制度
一政府预算管理概述
政府预算是政府为了有效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增进公共利益，按照政治程序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个财政年度）对所需资源和可用资源所做出的并经权利机关审查批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财政收支计划。政府预算管理是围绕政府预算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包括政府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决算及绩效评价等预算管理过程。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的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而政府预算制度是公共财政模式直接意义上的体现与存在方式。政府预算的有效执行依赖于完善的管理制度，因此，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的完善对构建公共财政框架起着关键作用，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政府预算管理体系博弈分析
政府预算的编制、审核与批准过程，是公民与政府委托合约中各利益相关主体，在既定约束条件下所进行的不断互相协调的过程。从行为层面讲，政府预算的编制和实施过程，既是法律、法规与政策制度实施的过程，又是政府预算相关利益各方“讨价还价”的利益协调过程。政府预算的过程是各利益相关主体互相博弈的过程，政府预算的结果是各利益相关主体互相竞争与妥协的结果。
（一）博弈双方的情况
根据博弈理论，在完全信息下的静态预算博弈中，“预算审批者”和“预算申请者”都完全了解博弈中各种情况的得益，并且双方同时各自独立地做出决策。另外，在预算博弈中，局中双方可以支配的总资源是一定的。因此，一方的可支配资源增加意味着另一方的减少，从这个角度看，双方的利益是始终不可能一致的。这是一个混合策略的博弈，其特点是“预算申请者”和“预算审批者”在博弈过程中的策略选择是服从一定的概率分布的函数，他们之间不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
在预算申请过程中，博弈局中人对于双方的收益和行为并不完全了解，此时的博弈信息是不完美的。同时，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并且预算申请者和预算审批者的策略选择不是同时的，而是有先后次序的，即由预算申请者先提出申请，然后由预算审批者进行审批。因此，在预算编制过程中，预算申请者与预算审批者之间是一种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
（二）预算申请者的策略空间
根据假设，“预算申请者”在上报其预算数字时，存在高报和实报两种选择，这即“预算申请者”的策略空间:(高报，实报)。“预算申请者”选择高报至少可以带来两方面的收益:一是“预算申请者”获得的资源数量大于实际需要的资源数量，或使预算的产出量小于可能的产出量；二是争取资金成功后的成就感(包括心理满足感等)。当然，高报的成功也要付出代价，主要是申报信息成本包括对申报材料的包装(因为“预算审批者”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申报材料要经得起推敲)需要大量的信息包装成本付出(主要是信息采集、处理成本和时间机会成本)；同时，为了顺利通过审批，必要的人际关系要建立或加深，这需要物质成本(如贿赂送礼等等)。
（三）预算审批者的策略空间
根据假设，“预算审批者”的策略空间是(削减，同意)。削减了“预算申请者”的预算数，意味着“预算审批者”实际可利用资源的增加,同时也获得了运用权力的心理快感以及“预算申请者”的尊重(尽管可能只是表面的)，这是“预算审批者”的收益。使收益受到影响的因素包括具体“预算审批者”专业判断的失误以及“预算申请者”的活动干扰。“预算审批者”审批的成本包括为对“预算申请者”的申报信息进行甄别而花费的信息辨析成本(人工成本、时间机会成本)以及可能的工作失误需要承担的责任(包括上级的批评和不信任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不适感等).
（四）模型的构建和求解
根据博弈的有关理论，用博弈树图1来表示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
图1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预算博弈树图
如图所示，预算申请者仍然存在(高报、实报)两种策略选择，而且其能够凭借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明确自己的行动。但是预算审批者此时却无法得知预算申请者的策略以及行为，因此，他只能先判断自己处于信息集(图中的椭圆形)的节点1或节点2，然后再决定自己下一步的行为策略。同理，根据双方的收益函数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
设:预算者高申请报预算的收益为R，其高报预算的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为，发现后预算申请者应支付的罚金为，发现后为减轻处罚的支出(例如贿金或者是与上一级申请者合谋而分割出去的收益，也可以称之为合谋支出)为C，预算申请者高报预算的预期收益为e，这里，影响预期收益的因素有R，，，(假定R和是独立变量)。则预算申请者的预期收益为: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预算申请者的选择:
(l)给定。若>0，即。此时高报预算的预期收益为正值，高报预算行为在经济上是值得的，则预算申请者就有了高报预算的经济激励因素，这时预算申请者不一定选择高报预算，其是否选择高报预算，取决于预算申请者的经济伦理道德状况。若<0，即。此时高报预算的预期收益为负值，这时若再无其它因素的影响，高报预算的行为在经济上是不值得的，因为不存在高报预算的经济激励因素，但这时预算申请者不一定选择实报预算。其是否选择高报还取决于另一因素:①若预算申请者没有向上一级审批者贿赂、说情以减轻处罚或者是合谋的途径与可能性，这时预算申请者高报预算的行为则是完全不经济的，不会选择高报预算；②若预算申请者在高报预算行为被上一级审批者发现后，存在具有减轻处罚或者是合谋的途径与可能性，预算申请者是否选择高报还要看为减轻处罚的支出和高报行为被发现后所发生的损失之间的关系。若，则预算申请者不会选择高报预算，因为这时高报预算的行为是完全不经济的；若即为减轻处罚的支出小于高报预算行为被发现后所发生的损失，则预算执行者就具有了高报预算的经济激励因素，这时预算申请者的决策环境就和>0时一样了。
(2)给定。，；，。这时预算申请者的决策过程和在给定时一致。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预算申请者只有在高报预算的预期收益时，或虽然高报预算的预期收益，但事后预算申请者通过上一级审批者有合谋的可能且合谋支出时才有高报预算的内在经济激励。因此，在和一定的情况下，提高对高报预算行为的惩罚()或在和一定的情况下，提高预算审批者对高报预算削减的概率将是降低或消除预算申请者高报预算的内在经济激励的有效对策(当然也可以同时提高对高报预算行为的惩罚()和查获的概率())。同时，有效地堵塞或减少预算申请者与上一级审批者合谋的途径也会大大减少高报预算的预期收益，减少企业预算管理中高报预算行为的发生。
由于预算申请者和预算审批者的风险趋向类型不同，所以在动态预算博弈中达到的均衡是一种动态的均衡，也就是说，该均衡有无穷多个解。同样，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预算申请者和预算审批者都试图去猜透对方的策略行为但却总是徒劳，其中，预算申请者可以凭借其人的优势地位，相对比较从容地进行策略选择，事实上预算申请者一般都会做出高报这样的选择，这是由逆向选择而引发的道德风险。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了解到:第一，预算申请者选择高报预算的概率是，委托人实施削减预算的概率是。预算申请者是否选择高报预算取决于其是否能顺利获得高报预算收益；第二，在决策过程中，预算申请者的经济伦理道德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在企业内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抑制高报预算有重要作用；第三，在高报预算收益为负的情况下，预算申请者仍然有可能选择高报预算，究其原因主要是预算申请者可以通过贿赂减少惩罚或者与上一级审批者达成合谋，共同寻租。只要这部分支出小于高报预算失败的损失，即，预算申请者选择高报预算仍然是划算的。因此，加强监督，减少人之间合谋的途径与可能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高报预算行为的发生;最后，本文分析发现，监督的强度、惩罚的力度以及适当的激励机制是影响高报预算收益函数的重要因素。
三加强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的思路探索
（一）加强政府预算管理的总体思路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清楚的了解政府预算管理弈问题的影响因素和根本原因，我们可以根据原因分析，提出建立和完善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相关措施。因此，依据以上博弈模型的分析结果，提出从总体思路上完善政府预算管理的理论思路。
1减少高报预算收益
减少高报预算受益，即减少预算申请者的预期净受益。这样，预算申请者觉得无利可图，自然会丧失高报预算的动力。如果预算管理者在考评和激励环节减少预算申请者的预期净收益，将会大大减少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中的博弈行为。所以总得来说，制度上的漏洞是导致政府预算各方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博弈的主要原因，为了弥补这个漏洞，应该完善各项制度，从制度上消灭博弈产生的土壤，从而从根本上杜绝博弈行为。
2增大高报预算行为被查获的概率
预算申请者的预期收益函数表示为，增大高报预算行为被查获的概率后，预期收益函数呈减小趋势。这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报预算行为被查获的风险加大，这无疑加大了高报预算的难度。同时预算申请者的收益也将变少，甚至有可能为负，降低了预算博弈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3加大对高报预算行为的惩罚
同样的道理，根据预算申请者的预期收益函数表达式，可知，加大高报预算的惩罚力度，会减少预算申请者的预期收益。这样得到的结果和增大高报预算行为被查获的概率的效果是一样的。预算申请者将充分地考虑自己付出的努力能不能得到回报，三思而后行，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放弃无利可图的预算博弈活动。
（二）治理政府预算管理的具体措施
制度是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博弈的基本规则，所以企业应该完善预算博弈制度。而博弈的参与者只能在制度允许的前提下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选择，这样博弈才能按既有的轨道运行并达到均衡。综合以上的分析，对预算博弈行为的治理提出如下几条对策建议。
1完善预算博弈规则
制度是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博弈的基本规则，博弈对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又有促进作用。博弈局中人只能在制度允许的框架下做出对已最有利的策略选择，这样，博弈才能按既有的轨道运行并达到均衡。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既然博弈局中人都是理性人，那么就不能排除有局中人突破现有规则限制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
2建立健全预算全过程绩效监督机制
无论是从世界各国政府预算管理改革的趋势看还是从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完善的要求看，进行预算绩效监督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因此，建议尽快创造条件，建立政府预算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流程绩效监督。此外，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我国的预算绩效监督也应具有特殊性，一是不能将监督的重心放在绩效指标
的层面，而是应该将权力运行的监督作为预算绩效监督的切入点，否则预算绩效监督有可能会最终流于形式；二是应强化预算绩效监督过程中的问责机制，没有问责就不会有制约，不会有责任压力，所以，预算绩效监督一定要先明确责任，给问责策略，反之则正好相反。因此，在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预算博弈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引起的申请人和审批人之间的人—委托人结构性矛盾，可以合理运用激励理论加以调整。重点是加强对申请人诚信行为的鼓励以及对其非诚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强化正向效应，努力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制度引导诚信行为。
参考文献】：
[1]高伟明，马笑渊.预算博弈现象以及对策分析[J].财政研究,2003.（4）
[2]张弘力.建立我国公共预算的基本思路[J].财政研究,2001,（4）
[3]周国强，郭玉莲.部门预算博弈分析与启示[J].财会月刊（综合）,2007
（12）.
关键词：独立董事博弈政府监管
一、引言
2001年8月21日，中国证监会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上市公司正式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从实际情况来看，上市公司设置独立董事并没有发挥预期的制约监督作用，反而成为吸引投资人的手段。本文将从博弈的角度分析独立董事失效的原因，并提出政府监管的重要性以及解决方法。
二、独立董事失效的博弈分析
（一）独立董事与公司大股东的博弈分析
假设1：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内大股东（以后称为大股东）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双方在行为选择上都是追求自身的效用和利益最大化，并且尽量降低自己的成本。由于双方都知道对方可能采取的措施，所以他们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限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导致公司内部其他人员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受到侵害。
假设2：在双方的博弈过程当中，独立董事有监督和不监督两种选择，大股东有谋私利和不谋私利两种选择。独立董事的正常工资为w，当公司发展好时，独立董事可以获得奖金B，独立董事进行监督，需要付出的成本C。大股东选择谋取私利时，获得额外的“灰色收益”e，而被独立董事发现并且将此消息公布之后，大股东会有受到声望和经济上的惩罚F。由此得到表1
此时，如果e＜F，则该博弈存在唯一的纳什均衡（不监督，不谋私利），但是对此均衡博弈结果的分析是：独立董事有能力获取公司内部的所有信息，对大股东是否谋私利的行为做出判断并处以严厉的惩罚，此时独立董事也不再需要进行监督。但实际上这种均衡很难存在，因为独立董事在公司中不担任其他职位，监督的成本很高。如果e≥F，则无论独立董事如何选择，大股东都会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则该博弈存在唯一的纳什均衡（不监督，谋私利）。这种博弈的结果是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最为常见的现象。
（二）加入第三方监督的博弈模型
由上博弈分析的结果已知，单独的独立董事无法达成所应有的效果。在此，我们的模型中加入第三方对独立董事和大股东进行监督，此第三方为政府监管人。这样，我们的模型有三方，即大股东、独立董事和政府监管人。
由于加入了第三方监管，模型也为之改变，但以上假设不变。如果大股东在企业运行时，发生了谋私利的行为，会获得额外的收益e，但是被独立董事和政府监管人发现时，监管部门会对他进行处罚，大股东的损失为F。
独立董事的年薪收入为w，当公司的效益好时，可获得额外的奖金B，对于大股东的监督，独立董事要付出人力成本，例如调查研究和分析，设为C。如果独立董事未能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责任，而被政府监管人大股东的利己行为，独立董事会损失声望效用为f，得到表2：
并且假设大股东进行利己行为的概率为p，独立董事进行监督的概率为q，独立董事能够发现大股东的利己行为的概率为m，政府监管人能发现大股东的利己行为的概率为n。
给定m和n，这时独立董事的预期收益：
R独=q×{(1-p)×(w+B-c)+p×{m×(w-C)+(1-m)×[n×(w-C-f)+(1-n)×(w-C)]}}+(1-q)×{(1-p)×(w+B)+p×[n×(w-f)+(1-n)×w]}
大股东的预期收益为：
R股=(1-p)[q×0+(1-q)×0]+p{q×{m×(e-F)+(1-m)×[n×(e-F)+(1-n)×e])}+(1-q)×[n(e-F)+(1-n)×e]}
于是，可得到该博弈矩阵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
解得
解得
所以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之下，为了达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独立董事以q*的概率选择是否进行监督，大股东以p*的概率决定是否谋私利。
（三）博弈的综合分析
通过对上述两个模型的分析，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在单一的独立董事制度的模式下，由上市公司选聘的独立董事难以真正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二是在引入了政府监管人这个第三方监管后，独立董事制度提高了效用。
1、大股东谋私的概率p*与C成正比例关系，与m、n和f成反比例关系。
2、独立董事监督的概率q*与e成正比，与F、m成反比。
3、（1）当独立董事进行监督的人力成本C越小时，大股东违规的概率就越小。（2）如果外部监管发现不轨行为的概率加强，大股东选择利己行为被揭穿的概率n增大。（3）在政府监管之下，对于独立董事不尽职责，会损失名誉成本f，独立董事本身就会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4）当大股东对于利己行为的收益e越小，独立董事监督的概率也就越小。（5）当政府监管人对公司中的大股东的利己行为处罚F越大，其违规的可能性就越小，从而独立董事进行监督的概率q就会减小。（6）作为一种能力m越大，大股东进行违规的可能性就越小，独立董事本身进行监督的概率就会减小。
三、结论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主体，董事会的运行效率和工作效果影响了上市公司的业绩。而董事会的运行成效直接影响了中小股东的利益。为了使董事会正常有序地运行，减少欺诈和利己行为的发生，独立董事和政府监管的双重监督必不可少。
本文采用博弈模型的方法对现行的独立董事制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单纯的独立董事制度无法实现有效的监督任务，之后又分析了在独立董事和政府监管的双重监督下，影响监督效果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独立董事对大股东监督时所要付出的成本；独立董事能够正确监督大股东利己行为能力；政府监管人能发现大股东利己行为的能力；对不负责任的独立董事，政府监管人的惩罚力度；大股东在不正当活动中所获得的收益；大股东被发现利己行为时所付出的代价。
同时本文证明了政府监管政策对独立董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独立董事本身的素质和能力也影响着独立董事制度的运行效率和结果。所以要成立独立董事事务所或者协会，加强独立董事群体的培训和教育，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道德约束。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是在非合作博弈的条件下进行的，并没有讨论可能会出现的独立董事和大股东进行合谋的可能性，也无法发现固定年薪和奖金股权等分配方式对于独立董事的激励效果。
参考文献：
①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1）
②乌家培，谢培，肖静华．信息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③李维安，公司治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5）
④孙巧珍.关于独立董事的博弈分析[J].集体经济，2011（6）
⑤李娜，苏锋．关于公司治理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J].集体经济，2010（1）
⑥王艳，周红，张逸杰．管理层操纵、独立董事监督与政府监管的博弈模型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8（11）
⑦刘德学，何勇．独立董事行为的博弈分析及其激励约束[J].商业研究，2004（5）
过去几个星期，国际上在汇率问题上有几个新的重大发展。
首先，美国财政部在6月中旬的半年报告中，尽管使用了较为强硬的语气再次对中国的汇率政策表示不满，但仍未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其次，在美国财政部报告的几小时内，以舒默为首的几名美国参议员联名推出一个新的有关汇率的法案草案，首次提出“汇率偏离”的概念，取代了近年来常用的“汇率操纵”。
第三，在美国财政部报告的几天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董事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加强该组织对成员国汇率政策进行监督的补充决议。
无论是美国参议员的新法案草案，还是imF的决议，都未单独提及中国的汇率政策；但毫无疑问，在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上述一系列变化的矛头所指就是人民币汇率政策。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首先，有必要澄清几个重要的相关概念――“汇率操纵”(currencymanipulation)、“汇率偏离”(currencymisalignment)和“汇率干预”(currencyintervention)。在“汇率操纵”问题上，imF和美财政部使用的概念基本相同，都是指一国的汇率政策阻碍了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或在国际贸易中用于取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在这一概念里，既含有技术上也含有意向上的因素，因而在实践中，判定一个国家操纵汇率的门槛比较高。这是美国财政部一直没有认定中国操纵汇率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汇率偏离”指一国的实际有效汇率与其均衡水平发生了偏差。就人民币而言，其实际有效汇率，是在人民币对中国所有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名义汇率的加权平均的基础上，同时考虑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通货膨胀率的区别而计算出来的。可见，“汇率偏离”首先是一个技术概念。
“汇率干预”是世界上很多央行每天在做但又大都不愿承认的事情。毕竟，“干预”是个贬义词，有一点点“操纵”的含义。但在笔者看来，“汇率干预”实际上应是一个学术概念:只要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发生变动，就意味着有汇率干预发生。外汇储备的增加(减少)表明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净买入(卖出)外汇，从而使市场汇率不完全由外汇市场上的其他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来决定，因而构成对外汇市场的干预。
区分上述概念，有助于理解近期国际上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舒默等美国参议员以“汇率偏离”取代“汇率操纵”，将使认定中国“汇率偏离”更为容易，为美方基于这一认定之上而采取制裁性措施扫清障碍。据有关报道，为避免“汇率偏离”这一概念过于宽泛，从而可能“打击一大片”，美方参议员的法案草案中还将加入一个灵活性――区分“善意”(benign)和“恶意”(malign)的偏离。
笔者判断，在做这一区分时，很可能会用到“汇率干预”的概念。例如，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日元和人民币在技术上都被判定“汇率偏离”，但前者的偏离会被认为是“善意”的，而后者是“恶意”的。这是因为，日本的外汇储备没有显著增加，从而表明日本央行没有进行过外汇干预，日元的“汇率偏离”完全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中国的情形则正好相反:“外汇干预”导致外汇储备的大幅度增加，从而得出人民币的汇率水平不是完全由市场力量决定的结论。
当然，在技术上认定一国“汇率偏离”绝非易事。对汇率研究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要想准确估计像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均衡汇率”，在技术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要得出“汇率偏离”的结论，不可避免地要在技术分析的基础上加入“主观判断”的成分。
鉴于此，imF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是惟一可以代表国际社会就成员国汇率问题发表意见的国际机构。有迹象表明，imF在其新的汇率政策框架下，有可能会对其成员国的“汇率偏离”程度做出具体的量化估计。如果imF关于人民币“汇率偏离”程度的具体的量化估计，其影响将会非常广泛和深远。尤其是，imF的结论将有可能被包括美国政府和议会在内的国际上其它一系列组织、机构和个人当做一个对人民币汇率低估程度的权威裁定，由此产生的对中国汇率政策的压力，要比几个美国参议员的威胁大得多。
关键词：中小企业地方政府非零和博弈政策
一、概述
非零和博弈是指非合作下的博弈，博弈中各方的收益或损失的总和不是零值，它区别于零和博弈。在这种博弈模式之中，自己的收益并不等于他人的损失，同时自己的幸福也未必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即使伤害他人也可能“损人不利己”，所以博弈双方存在双赢的可能，进而合作。
我们从非零和博弈的概念中可以看到，虽然博弈处于非合作状态下，但是最终目的是实现双赢乃至合作。现将此种概念置于企业与政府之间。企业，一般认为被是以赢利为目的社会经济组织；政府，一个国家或地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企业为各地方创造经济增长与社会价值，政府管理、制约企业；企业依赖于政府的良好政策、健全的法制、稳定的政局，政府依赖于企业的良好业绩进而提供更多的税收用于公共支出。
习惯上我们把企业分为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是与所处行业的大企业相比人员规模、资产规模与经营规模都比较小的经济单位。中小企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政府的财政收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我国为例，2010年的数据显示中小企业贡献了我国60%的GDp、50%的税收和80%的城镇就业。
政府的职能有中央职能、地方职能。自然的，与中小企业存在直接联系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是国家对地方公共事务行使管理权的主要代表，它依靠其权威对本地区进行管理和控制，通过行使公共权力，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中小企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各种策略与地方政府进行博弈，得以保全自身甚至最大化地获得利润。
二、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
（一）博弈分析
博弈论研究的是各方策略在相互影响之下理性决策人的决策行为。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都有自己追求的利益，他们各自的策略都会对对方造成影响，因此，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构成了博弈的双方。在这种博弈中，中小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非完全合作的：政府的政策手段与治理方式不可能完完全全只对某一类企业负责，而企业的发展也难免“触碰雷区”，政企双方的目的与追求也不尽相同；而最好的结果是：政府达到了管理目的，企业取得了预期效益，二者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纳什均衡理论揭示出个体理性与共同收益之间的矛盾。博弈的双方--企业、政府如果想要达到共同利益的最大，就不得不放弃自身认为最理性的选择，从对方的角度考量，以期望达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转型时期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在初始阶段是一种非合作博弈，由于中小企业的自发性及针对中小企业的法律法规缺乏或不完善，双方不能达成相互影响的有约束力的协议，各方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纳什均衡很可能是一个“囚徒困境”，从而基于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结果就整体公共利益来说并不是最大的。下面以民间融资为例，分析中小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博弈情况：
政府可选择严格的金融管制，为银行业以及国有企业留有较大余地，亦可选择放开金融市场；中小企业面对政府的两种政策可选择少量民间融资、不融资和大量募集民间资本两种策略。
政府宽松的金融政策使得各家商业银行竞相进军中小企业市场，大量的资金涌入促使中小企业迅速成长，他们并不缺乏资金扩张或只通过少量的民间融资弥补资金的欠缺，国有企业面临的竞争趋于激烈，迫使改革加速；
部分中小企业在严格的金融管制之下处于观望状态，等待商业银行的贷款，多数企业面临融资困难的问题，有些企业选择推出；
在宽松的金融政策下，中小企业自主选择商业银行贷款与民间融资，资金充裕，同时银行不良贷款率升高，但银行仍然可能获取高额利润；
在严格金融管制下，部分中小企业选择通过民间借贷和融资募集大量资金，企业承担巨大风险，前途未知。
显然情况a会使双方的共同状况达到满意，从而实现非零和博弈。但是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二）博弈中的问题
1、政府制定的政策效用有限
政策是政府实施治理的基础，政策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到政府的治理效果。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反馈决定了下一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这种反馈的成本有时是巨大的，不妨对政策进行有效的预测。
例如目前热议的煤炭资源税制改革：资源税是地方税种，煤炭资源税若从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地方收入将会增加。但目前煤炭约占一次能源的70%，又处于卖方市场地位，一旦资源税改革铺开，企业成本上升，势必将成本压力转嫁到电力、钢铁等下游产业，对宏观经济会有一定的影响。从量计征的资源税收模式本意是激励企业提高资源开采效率。但这一税制征收安排最大的局限在于没有考虑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浪费和对环境的破坏成本，也不能反映资源价格的变动。若推行资源税从价计征，煤炭企业普遍反映税负加大，希望取消一些涉煤基金和行政性收费、统筹税费关系。而饱受地方债困扰和土地财政收入减少的地方政府，却可以因此获得可观的税收红利，正积极游说和推动改革。在这样的情形下，地方政府就需要作出合理决策，是一味的为自身谋求利益还是兼顾各个企业的反应和对经济的整体影响。
2、政策实施不顺畅，改革不能深化
合理的政策制定出来后，政策的实施成为决定效果的重要因素。政策的实施会遇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阻力。一些旧有的、不适应市场且“名亡实存”的政策阻挡了新政策的实施。
例如我国应当被市场机制取代却依然存在的价格双轨制：20世纪9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价格双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尽管“价格双轨制”不再具有合法性，但却改头换面地出现在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以土地为例，在中国，经营性用地实行的是“招拍挂”，而非经营性工业建设用地则采取“协议出让”的方式。在非经营性的工业用地中，土地的供给和需求是一种纯粹的行政行为，并不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这不但成了腐败的乐土，也造就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据报道，许多开发区工业用地，常常被转手用作经营性用地，为此，国家每年损失多达数百亿元。
3、政府过分依赖、扶持国有企业，不能平等对待所有企业
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快速发展，在世界500强中，就有20多家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发展并不能够惠民，国力的增强与老百姓的富裕也没有必然联系。国有企业在与中小企业的争利中发展壮大。国有企业亏损时政府动用财政资金对企业进行补贴，其享有的土地、资金（财政资金和贷款）的低成本和便利、垄断高利润，造就了国有垄断部门的高收入、以及一些国企的挥霍和腐败。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实质上是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博弈。
三、政企双方对策
（一）政策因势而定
博弈论思想的核心是形成有效的对策，即行动者要根据其他博弈参与者可能行动的选择情况形成相应的行动判断。作为制定政策的局中人要考虑政策承受方局中人的作为。
以税率调整政策博弈为例，政府有提高税率和降低税率两种选择，纳税人的反应有稳定投入、增加投入、减少投入三种选择。经济学中著名的“拉夫曲线”告诉我们，当政府提高税率以后对一般纳税人而言增加稳定投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会受到影响，他们会倾向于以减少投入抵消增加的税收负担；应税收入即税基的减少导致税收的减少。
如果税率降低，在稳定投入状态下，纳税人税收负担减少，他们会倾向于以增加投入赚取原来稳定投入状态同量税收负担的收益，这会导致应税收入的增加。对于政府而言应税收入即税基的增加意味着税收的增加。
（二）政府完善制度、深化改革
政府部门应认真反思，调整观念与思路，约束自身行为。一些中小企业的负面行为实属对于政府的无奈。由于政府部分采用行政方式配置政策资源和稀缺资源，营造了寻租机会，从而扭曲了企业的行为，无论是国有企业内部的问题，还是中小企业的政治化趋势。
对大型企业的优待等同于对于中小企业的歧视，剥夺了中小企业参与竞争的机会。政府应当营造一个平等、宽松的竞争环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注重公平性、透明性，不能让优惠政策成为少数企业的特权。政府在配置不可再生、稀缺资源时，应考虑以市场化方式，这样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浪费，增加资源产出率，给予所有企业公平竞争的机会。
（三）中小企业加入行业组织
中小企业普遍势单力薄，面对政府的权力显得无所适从。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当中，企业们逐渐意识到应当团结起来共同维护切身利益，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社团组织或商会组织便应运而生，成为经济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第三股力量。商会组织是企业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依法设立的非营利性社团法人，它与政府同属公共事务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它不属于政府，政府也不能干预民间商会的内部事务，但它可以影响政府，它有权力参加政府制定行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行政法规和法律活动，同时，也有义务协助政府贯彻实施这些政策法规：政府也可以委托民间商会完成某种任务。无论是民间商会还是地方政府，事实上都是以追求利益目标为己任的。这样，博弈的局中人变为了民间商会组织和地方政府。
此种博弈的过程，体现出的是公共权力的让渡。政府由统治转向了治理，中小企业联合，制定行业规范，接收政府转移的部分权力。这方面比较经典的一个案例是2003年，为应对欧盟的CR法案和打火机反倾销，温州政府和民间商会之间默契地进行了一次权力转移，并且其后的行动过程中进行了有效的协作。
四、结束语
地方政府往往是博弈中的决策人，即在博弈中率先作出决策的一方，中小企业则处于被动的地位。政策是连接双方的纽带，政府应摒弃利己的政策，从全局考虑，引导、调控中小企业。面对一些政策，中小企业需要有明确、行之有效的对策。中小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的理想状态是非零和的，能够为地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博弈论[DB].2012年10月.
[2]百度百科.非零和博弈[DB].2012年5月.
[3]维基百科.中小企业[DB].2012年10月.
[4]维基百科.纳什均衡[DB].2012年9月.
[5]豆丁.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纳什均衡——从博弈论视角看政府治理[DB].2012年10月.
[6]腾讯新闻.煤炭资源税改革试点在即企业政府博弈[DB].2012年10月.
[7]道客巴巴.企业与政府的动态博弈[DB].2012年11月.
[8]百度百科.价格双轨制[DB].2012年9月双减政策概述篇5
双减政策概述篇6
双减政策概述篇7
双减政策概述篇8
双减政策概述篇9
双减政策概述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