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下对家长的建议篇1
[提要]气候变化是一项影响日深的全球性议题。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一直处于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近年来中美两国积极协调政策立场，强化既有合作基础，在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中美双边合作既有助于减少两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也蕴含着明显的全球意义。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合作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这要求双方着眼长远，创新战略思维，进一步寻求利益共同点，以推动合作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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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化、中美合作、清洁能源
[作者简介]王联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2.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8832(2015)1期0114-15
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中青班专项课题“中美关系中的气候变化问题研究”(课题号2010FGJ006)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市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编号2013GXYLXKZZXGG）资助，一并致谢。
在全球化快速发展、跨国联系空前紧密的当今时代，气候变化，或称全球变暖，正在深刻影响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最严峻全球性问题之一。鉴于中美是世界前两位温室气体排放国，气候变化已成为两国关系愈发重要的一个议题，愈益明显地塑造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和全球气候治理格局。
一、中美气候变化政策的演进与协调
气候变化的原因可分为自然和人为两大类。科学研究发现，自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消费等人类活动导致地球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迅速增加，以致20世纪后半叶的气候变化几乎不可能用自然因素来解释。这一结论得到世界首要气候变化科学权威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历次评估报告的认同和支持。该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认为，最近50年全球气候变暖有大于90%的概率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
全球变暖可能带来的毁灭性风险以及国际社会要求中美做出减排承诺的压力，将两国推到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尽管中美均面临这一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但两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立场判然有别。
美国气候政策理念具有明显的两党属性，政策随政府更替表现出不稳定性和非连续性。保护环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一直是民主党的政策重点之一。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京都议定书》）。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对气候政策的厌恶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共和党人不相信全球变暖已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否认气候变化的事实。基于这样的认知，乔治·w·布什政府上台后不久即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转而谋求建立区域性的国际气候机制。布什政府气候政策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反对强制性的气候措施。在国内层面上，美国气候政策着眼于谋求由私营部门达成行业自愿减排协议。在国际层面上，布什政府在参与以联合国为基础的谈判进程同时，追求一种不做出承诺的“软法”(soft-law)途径。
奥巴马执政后，美国气候政策迎来了又一次转折。奥巴马认为，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必须在应对全球变暖的努力中担负领导责任，以加强相关国际机制、激活联盟和建立伙伴关系。在第二任期内，奥巴马政府出台了《总统气候行动计划》，宣布到2020年美国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17%的目标。为此，奥巴马政府在国内层面上奉行一项雄心勃勃的立法战略，同时辅以行政权应对气候变化；在国际层面上则谋求一种基于条约的“硬法”(hard-law)途径，对抗全球变暖的影响。
比较而言，中国气候政策的原则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宗旨和原则界定其气候政策立场。《公约》确定了国际社会公认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三个最基本原则，即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可持续发展。为落实《公约》的原则和目标，《京都议定书》设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期间的温室气体强制减排义务。据此，中国主张，发达国家作为历史排放和人均排放的最大来源，有必要率先采取减排行动，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则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为全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做出努力和贡献。相应地，在国内层面上，中国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应对气候变化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将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作为约束性指标，明确提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在2014年9月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政府宣布将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尽早达到峰值，以更大力度和更好效果应对气候变化。
无论中美气候政策立场有何不同，两国都无法回避遭受气候变暖相同或类似危害的现实，更承担不起无所作为的代价。随着气候变暖不利影响的凸显，两国开始认识到，彼此利益的重合部分正变得越来越大。有鉴于此，奥巴马政府重申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抱负。白宫计划绕过国会的阻挠，寻求扩大新的以及现有的国内国际举措，特别是与中国等其他排放大国开展双边行动，努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为全球做出表率。同时，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意识到，“如果要取信于民，就必须解决工业化带来的毒害人们健康的副作用。”因此，中国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观念及政策创新。作为对《公约》一项重要义务的履行，中国政府自2007年起定期编制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并连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方案，显著加大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
正是在新的环境现实和决策背景的影响下，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无论是在认识领域还是在政策协调层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2013年4月，两国达成第一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该声明指出，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危害，迫切需要中美两国采取强有力的国内适当行动，开展大规模的双边合作。为此，双方决定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建立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工作组旨在“确定双方推进技术、研究、节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的方式”，并定期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向两国元首特别代表报告工作成果。声明强调，中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合作不仅有助于遏制全球变暖，树立可以鼓舞世界的强有力榜样，而且“能够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支柱，增进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2014年11月，双方签署第二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两国元首将此前谈判达成的原则共识提升为更为宏大且具体的成果目标。美方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宣布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双方均计划继续努力并逐渐加大力度。这份声明的签署意味着，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协调行动，超越了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前后双方在清洁能源倡议上的合作水平，进入了一个备受期待的新阶段。
二、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现状
近30多年来，中美两国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进行了广泛合作。这种合作使双方对彼此的国情和关注的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推动了应对气候变化成功案例的相互借鉴，并相应在两国政策圈及主要研究机构间建立了重要的联系，为双方后续深入合作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早在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就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两国政府部门先后在化石能源、气候变化、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能源信息交流等32个领域签署了数十个合作议定书和谅解备忘录，两国科学家在上述领域内开展了数千个科技合作项目研究，人员交流达数万次。1985年，双方签署《中美化石能源研究与发展合作议定书》，合作领域涵盖电力系统、清洁燃料、石油和天然气、能源与环境技术以及气候科学。1993年，两国政府建立能源利用效率问题的正式对话。1995年，《中美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与利用合作议定书》签署，包含政策、农村能源、大型风电系统、混合乡村电力、可再生能源商业开发、地热能源、能源效率、混合电动汽车开发等七个附件。1997年，两国政府高层发起中美环境与发展论坛，将城市空气质量、农村通电及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确立为合作的三个优先领域。
进入21世纪后，中美合作态势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政策思维中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建立了一系列公私参与的能源与环境合作机制。双方围绕国际能源安全、能源政策和能源战略目标、生物燃料、核能、清洁能源和能效技术、气候变化、碳捕获与封存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安排加深了中美双边政策协调，成为两国开展能源和气候变化合作的制度保障，标志着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突出成果。
清洁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中美进行清洁能源技术合作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美国在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中占有优势，中国则拥有无比庞大的长期市场，双方的合作显然可以取得双赢和“通赢”的结果。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中美两国公布了一揽子影响深远的措施，发起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中美电力汽车倡议、中美能效行动计划等项目，加强双方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其中，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由两国在5年内共同投入至少1.5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联合研发。此外，在2009年7月第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签署了《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重申实施《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5个联合行动计划，承诺通过制定新行动计划扩展框架。2011年1月，中美签署了涵盖清洁煤、核电、风电、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等诸多领域的一系列协议。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共识的加强和实践的积累，推动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2013年6月，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首脑会晤，两国领导人达成一致，强调通过共同努力逐步减少对地球大气危害极大的温室气体氢氟烃的使用。在同年7月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两国确认在现有项目下开展一系列新的重要活动，包括6个新的中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清洁炉灶在中国的推广、加强科学研究和气候观测合作以及双边可持续机场倡议。双方还公布了一项旨在进一步减排的行动倡议，提出在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智能电网、碳捕获与封存、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和管理、建筑和工业领域能效等5个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并于2013年10月完成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在2014年7月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成为对话成果中的亮点之一。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提交了工作报告，介绍了2013年提出的5个合作倡议、强化政策对话以及氢氟碳化物合作的进展情况，并提出未来可能的新合作领域，包括在绿色港口方面以及在省（州）和城市等次国家层面开展合作等。双方还签署了8个项目合作文件，梳理一年来两国在能源和环境保护领域合作的成果。这些成果将两国政府间气候合作进一步扩大到私营公司、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并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美之所以能够在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方面取得进展，主因在于两国均遭受着全球变暖日益严重的危害，以及作为排放大户所衍生的要求双方采取应对措施的国内外压力。在美国，2012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气候变化对美国造成的影响，诸如海平面上升、干旱、洪涝、野火等，均为历史罕见。在中国，2011年以来相继发生了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长江中下游地区春夏连旱、南方暴雨洪涝灾害、沿海地区台风灾害、华西秋雨灾害和北京严重内涝等诸多极端天气事件，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很大影响，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096亿元。一些地区时常发生的雾霾亦已严重到减少人们预期寿命的程度。这种前所罕有的局面对政策及观念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和累进式的。一方面，美国重塑世界环境领袖地位乃至掌控全球议程话语权的国内政治诉求和国际抱负，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规划，使得两国再也不能对此等闲视之：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要求中美带头采取减排行动的呼声也日趋高涨。气候变化的挑战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凸显了中美合作应对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要求两国承担起重大责任，“立即将双方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三、中美双边气候合作的全球意义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广泛和持久的，但人类的应对似乎是迟缓和不力的。1994年3月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条规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公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是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然而，由于没有对缔约方规定需承担的具体义务，也未规定实施机制，《公约》缺乏法律上的约束力。为确保有效履约，《公约》规定可在后续议定书中设定强制减排义务。到目前为止，主要的议定书为《京都议定书》。
在《京都议定书》中，《公约》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缔约方承诺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将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2008-2012年的第一承诺期内从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5%。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排行动。为扩大《公约》相关议定书量化减排的规范作用，2007年12月召开的巴厘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定了“巴厘路线图”，规划了2009年达成有约束力的《哥本哈根议定书》的进程。《哥本哈根议定书》拟根据各国GDp大小规定二氧化碳减排量，以构建《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期到期后的后续减排方案，协调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但是，由于各国分歧严重，《哥本哈根议定书》未能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如期达成，只能代之以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在2012年12月于卡塔尔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本应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被延长至2020年。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之所以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排放国既不承担《京都议定书》的强制减排义务，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又相去甚远，无法达成共识。这从反面印证了中美双边合作的全球重要性。毋庸讳言，中美之间的持续对抗对遏止全球变暖的集体行动是极具破坏性的。“如果这两个国家不能设法解决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分歧，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就没有解决之道。”所幸的是，全球变暖已经产生的危害使双方清醒地认识到彼此冲突的消极后果，两国逐渐从民族主义诉求回归理性和现实，并采取措施积极协调各自政策立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边合作。正如近期双方气候互动新趋势所昭示的那样，中美双边合作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动力，有助于推动全球气候集体行动迈人新阶段。
第一，中美两国的合作减排是全球减排努力的中流砥柱。中美两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4，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耗量超过世界总量的1/3，因能源消耗造成的碳排放量达到世界总量的2/5以上。从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角度看，中美对能源消费控制或扩张的行动将决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成败。考虑到中美巨大的碳排放总量，单单是两国在双边层面上的合作减排即可直接对全球减排努力做出重大贡献。相反，如果双方都无动于衷，继续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碳排放水平，那么，即使其他国家采取减排措施也无法有效防止地球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灾难。
第二，中美两国双边合作习惯的形成和经验的积累，有助于国际社会达成强有力的国际气候新协议。对任何全球气候体制而言，中美两国的协调与合作都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没有它们的参与，任何协议都不会取得进展”。两国的参与和领导，是气候领域全球转变所需信心和影响力的保证，“新的全面的气候协议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将有赖于美国和中国的政治意愿”。中美在气候领域新近形成的更具建设性的关系有利于减轻双方的矛盾和摩擦，推动两国在全球气候体制构建上的立场协调，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营造积极的政治气氛。尤其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两国有望就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标准达成共识，共同倡导建立一项可持续、有约束力的全球气候体制——如预期于2015年达成的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进而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
第三，中美两国的政策取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国家的选择。两国的合作可以树立榜样，鼓励和引导其他国家加入全球减排的努力之中。鉴于此前两国长期消极无为，其他国家大多持犹豫和观望的态度，有的甚至还效仿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这也是全球努力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两国带头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就会给其他排放国带来压力，使它们更有意愿、也更容易在全球层面上开展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真正组织起对抗气候变化影响的集体行动。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言：“双方在消除气候变化所带来威胁方面的合作能够树立典范，由此产生的实践和技术将为全球努力提供动力。”
四、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存在的问题
中美两国在能源与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形式多样，涵盖的领域也十分广泛，特别是近年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然而，囿于各种负面因素的影响，这种合作往往又是零散间断的，缺乏长效机制的保障。现阶段，两国气候合作的深入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
一是中美缺乏战略互信，国际谈判立场分歧严重。历经40多年的发展演变，中美关系形成了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模式，这一点在两国气候政策博弈上体现得相当明显。中国往往将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倡议视为其遏制中国发展及国际影响的基本战略的一部分。而在美国关于全球变暖的政治讨论中，中国总是被置于两种消极的语境下予以评估——任何在美国境内的减排努力都会因中国增加排放而变得毫无意义，以及美国控制排放的努力会迫使制造商将业务转向别处，由此造成广泛的就业损失。战略互疑导致中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立场长期对立，影响到两国对气候变化相关国际条约的原则立场，使两国对条约精神和义务做出不同或对立的理解和阐释。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为典型地展现了中美立场的分歧及其负面影响。由于各自所代表阵营的利益不同，中美在会场上展开了正面交锋。美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斯特恩(toddD．Stem)在新闻会上明确表示，公共资金，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绝不会流向中国。斯特恩同时否认发达国家应该为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累积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买单，要求中国采取更大力度的减排目标。中国政府则坚持根据国情实施自主减排，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中国主张，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大幅量化减排，并切实履行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加快转让气候友好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中美两国谈判立场针锋相对，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无果而终。
二是两国国内政治的掣肘。美国国会气候变化立法行动的延宕与中国国内相关利益方的阻滞为双方气候合作的深入发展设置了障碍。一方面，在美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应对气候变化并非总统决策议程上的禁脔，国会的协助和授权是总统获得政策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国会的重要角色主要体现为立法行动。国会立法可为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行动和国际合作提供必要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共识，并连带整合相关利益集团的狭隘诉求，减少资金不足的消极影响，确保政策的稳定和连续。反之，若没有国会立法的配合，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政策则显得短视、被动且缺乏预期。
实际上，自上世纪末起，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即开始密集进入美国国会的立法议程，参众两院为此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提出了数十个有关能源和气候变化的议案，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2009年和2010年众参两院分别提出的《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和《2010年美国能源法》讨论草案。两份法案均提出了大幅减排同时确保美国能源独立和安全的目标。国会提出此类法案的目标主要是寻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建立排放交易机制。但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国会总体上的保守态度，这些法案绝大多数或在国会相关委员会即遭否决，或被作为议事日程上的常规法案而遭搁置，极少能进入全院辩论及表决程序。时至今日，国会气候变化立法依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另一方面，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涉及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不仅意味着国内经济体系的系统性改革，更昭示着国内利益的调整重组。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巨大的权力和活动空间使它们成了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它们的行为影响着中央政府的决策，直接关系到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及减排行动的成效。“在中国，主要的（减缓气候变化）举措一直来自国家一级的党政机构，并往往由于与地方官员和企业的利益冲突而大打折扣。”地方政府对于减排的保守态度是由其特殊利益决定的。尽管中央政府越来越多地将对环境和能源效率的关切纳入政绩考核机制，但大多数地方官员仍然将推动GDp增长当作自己的首要目标。由于地方的经济增长多半要靠当地企业来拉动，某些地方政府与企业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相互借重，共同进退。通过对高排放企业实施地方保护、消极执行国家减排政策以及阻挠中央政府的环境评估工作，地方利益共同体在相当程度上消减了中国参与双边或多边气候合作的效果。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联合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既是中美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谋求与美国合作的优先领域。然而，美国大多数清洁能源技术为私营企业所拥有。由于担心知识产权会受到侵害，这些技术所有者对向中国转让技术毫无兴趣，以致美国工业和实验室内的许多清洁能源尖端技术未能投放到中国市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由此构成了中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一大障碍。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美国不妨将清洁能源技术的知识产权视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联合中国、欧洲、日本发起“清洁技术马歇尔计划”，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同时，美国也应大力推进已有的或发起新的中美清洁能源技术合作研发，鼓励和扩大两国共享知识产权和技术成果。
四是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作为攸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清洁能源对于中美气候合作的意义既在于两国对清洁能源技术的合作研发，也涉及清洁能源产品的双边贸易。但是，双方关于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摩擦却由来已久，且有加剧之势，美国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即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早在2011年11月，美方不顾中方反对，执意对中国产光伏电池启动“双反”调查，并于2012年12月决定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致使中国产光伏电池产品很难出口到美国市场。2014年1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输美光伏产品发起第二次“双反”调查，12月16日宣布终裁结果，认定中国大陆输美光伏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拟征收“双反”关税。与首次“双反”调查相比，美方二次“双反”调查的产品范围从光伏电池扩大到光伏组件、层压板、面板等，对象也由中国大陆扩大到包括台湾地区，意在堵死大陆光伏公司海外代工和采购以规避关税的应变举措。显然，美方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一再进行限制的保护主义做法，是对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不但违反了美国承担的遵守世贸规则的义务，而且损害了中美两国合作对抗全球变暖的承诺效力。
五、结语
全球变暖的危害是史无前例的，也是无差别的，没有国家可以置身于其破坏性影响之外。这种新的现实需要全球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的挑战中负有特殊的责任。两国的合作应对不仅是必要和可能的，而且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成败的关键。近年来，基于双方政策立场的不断协调，中美关于气候变化的合作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由此为达成全面有约束力的后京都全球气候协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中美之间的合作存在着诸多不可忽视的困难和障碍，这意味着在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中，两国需从战略高度出发，排除内外干扰，进一步创新政策思维，深入发掘合作议题，积极拓展合作空间，从而切实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和全球气候良治。
双减政策下对家长的建议篇2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稳定货币政策；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2-00-01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历程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中国13亿多人口与东盟地区的近6亿人口因此被联系在同一个市场中。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自此正式启动。2004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订《货物贸易协议》。2007年1月，双方就服务签署《服务贸易协议》，并于当年7月开始实施。2010年1月1日，经过10年努力，涵盖19亿人口、140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掀开崭新一页。
二、稳健货币政策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挑战
东盟不仅成为了中国吸引外来投资的重要来源地，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开辟了新的市场。据亚行报告预测，2013年东盟10国经济增长4.9%左右，比上年的5.6%回落0.7个百分点，比年初预计的5.4%低0.5个百分点。区域内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
（一）互补性竞争关系有待加强。由于双边大多数均为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都十分相似，使得双方一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严重地阻碍了双方贸易的发展。2013年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经济增长减缓，这是由于出口疲软和投资下滑导致的。此外，在经历了2012年的较快增长后，2013年出现了明显下滑。马来西亚投资增速从2012年的21%下滑到2013上半年的9.3%，印尼从过去3年平均增长9%下滑到5.2%，泰国则从2012年的13.3%下滑到2013上半年的5.1%。①
（二）自由贸易区内需求不足。自贸区中只有新加坡和文莱属于高收入国家。其余都是中下等收入国家，购买能力有限，使得各国都以美、日为主要贸易伙伴。这种区域外市场的严重依赖性会减少自由贸易区内的需求。2013年东盟国家投资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常账户盈余减少和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东盟国家的总体经常账户盈余从2009年占GDp比重的7.1%下降到2013年的预计2.0%，这充分反映了出口需求下滑、出口商品价格下跌以及消费品和资本设备进口增加带来的影响。截至2013年上半年，由于出口下滑，已经使印尼的经常账户赤字扩大到占GDp的3.5%，泰国的经常账户开始出现赤字，马来西亚的经常账户盈余则大幅减少。②
（三）贸易不平衡问题突出。2001年双边贸易额仅为416美元，2012年底，突破了4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2%，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平均增幅（6.2%）。2001年东盟对中国的出口232亿美元，2012年底达到了1958.21亿美元，同比增长1.5%。中国对东盟的出口也有大幅增长，2001年出口额是183亿美元，2012年底已达到2042.72亿美元，同比增长20.1%。③
但是零关税政策也让一些东盟国家对双方今后的贸易平衡问题产生忧虑。自2010年1月1日起中国与东盟老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文莱）除部分敏感产品外，其余所有产品关税将降至零。而中国产品的性价比较强，因此中方产品将会更多向东盟出口。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对策及思考
（一）深化区内经济合作。只有深化区域内的经济合作，才能使自由贸易区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各成员国应将合作领域逐步扩大到服务贸易、投资自由化和要素自由化流动上。除了扩大贸易合作部门以外，自由贸易区内不同国家之间的部门合作也会成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动力。CaFta的大多数成员国是发展中国家，其产业结构比较相似，可以通过部门之间的合作，将产业的竞争性变成互补性。另外，双方都需要尽快改善投资环境，制定从行业惯例到贸易服务、投资规则等各项基础政策，并且保持这些政策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稳定不变，以增强自由贸易区内投资人的信心。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固定资产投资下滑成为近期影响部分东盟国家增长的重要原因，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成为一些国家政策选项之一，如泰国政府计划明年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建议加快推进中国与东盟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加强互联互通，这不仅符合东盟国家近期的需求，更符合双方长远利益。
（三）增强金融合作，完善金融体系。如前所述，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东盟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大幅减少，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赤字，面临的金融风险显著上升，加强本地区金融合作和风险防范符合各方利益。建议近期进一步扩大双边本币互换的规模和范围，扩大跨境贸易本币结算试点，降低区内贸易和投资的汇率风险和结算成本，使金融成为发展贸易和促进投资的助推器。我区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地区，可考虑申报建立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和边境自由贸易合作实验区，努力丰富金融服务内容，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减少区域内金融风险，切实促进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便利化。
（四）加强旅游合作。今年以来，旅游业成为部分东盟国家经济运行中的新亮点，除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传统旅游热点国家继续保持良好态势，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旅游业也出现加快发展的势头。我区目前也在大力发展旅游业，面向东盟是我区旅游业的一大优势，双方在整合旅游资源和共享客源等方面也有广阔合作空间。
参考文献：
[1]任雪梅.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0（6）.
[2]冯力，孙健.加快中国-东盟自由毛渠建设的意义、问题及对策思考[J].东南亚之窗，2009（01）.
[3]隋月红.出口贸易结构的形成机理：基于我国1980-2005年的经验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8（03）.
[4]郑有国，刘佑军.发展中国家外贸结构的非均衡机理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07）.
注释：
①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②来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官网http：///default.aspx。
双减政策下对家长的建议篇3
2021年的暑假即将画上句号。从来没有一个暑假，教育政策的出台如此频密，并且从出台到落实的时间间隔如此之短，执行力度如此之大。
从暑期托管的普惠式推广，再到”双减”政策的高规格，学生、老师、家长、学校、教培机构……身处教育网络中的每个角色都在短时间内感受到重大变化。
如今，”双减”政策正式落地一个多月了，作为”双减”工作试点城市的广州，在这个”试行政策”的暑期窗口期，学生、老师、家长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双减”政策下，他们迎来了怎样的变化？新学期将至，他们又将如何去应对？
学生：有人拍手称快有人坦言减负要看”两头“
7月24日，”双减”政策正式。政策要求全面压减中小学生作业总量和时长、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等。
作为教育的主角——广大中小学生——对于”双减”政策各有感悟。
刚从小升初”杀出重围”的小艺告诉记者，”双减”让她松了一口气。小艺说，她从一年级开始就参加各种课外拓展和培优。小学六年来，她的周末被各种学科类和素质类培训班排得满满的，在妈妈车上吃饭和睡觉是家常便饭。今年小升初，小艺被广州外国语学校录取，但这个暑假她还是被妈妈报的培训班安排得满满的。对于”双减”政策下不能在周末、节假日和寒暑假进行学科类培训的规定，小艺给了一个大大的赞。”我最爱看科幻类小说了，放假终于有时间看书了。”
五年级学生小六成绩一般，妈妈从三年级开始就给她报了语文、数学、英语的校外培训班，不过小六连校内作业都完成得很辛苦，所以根本没有精力完成校外培训班的作业。”每个周末都跟大家一样赶集似的去上课，但学了什么回来我基本也忘记了。”对于”双减”政策，小六坦言：”作业是老师布置的，课外班是妈妈报的，只有他们减量我们才能真的减负。”
从小就是”学霸”的华附高一学生小林表示：”鞋子合不合穿只有自己知道。”小林告诉记者，校外”加餐”是根据自己的学习状态和兴趣爱好做选择，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学习负担并不太重。”如果一定要追求绝对的平均，那我担心学有余力的学生会‘吃不饱’。”
家长：点赞”官方带娃”期望学生评价机制更多元
7月9日，广州市教育局印发了《关于做好小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工作的通知》，表示今年暑期期间开始校内托管服务试点工作。全市十一区陆续暑期托管具体实施细则。7月19日，广州”官方带娃”正式开启。
不少双职工家庭对于暑期”官方带娃”拍手称快。家长李女士工作很忙，孩子即将升入小学六年级，面对小升初的压力，在暑假前一个多月，她已经给孩子报好了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的校外培训班。”整个暑假时间排得挺紧的，为了让孩子放松一下，我们还在暑假初期安排了一次外出旅行。如果早点通知暑期校内托管，我们可能会尝试着让孩子在学校完成暑期作业。”
王女士是广州一名高校教师，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女儿在暑假过后要升五年级了，儿子从9月份开始读小学一年级。”双减”政策落地后的这一个多月，她都在关注相关报道和政策解读文章。
王女士说：”我觉得‘双减’对大多数家庭来说确实是解脱，现在教育‘内卷’太厉害了。就拿我女儿来说，在她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全家就很焦虑了，因为听很多过来人聊小升初前的准备，他们说要想读广州比较好的初中，奥数和各种杯赛成绩是标配。我们也尝试着让女儿去学奥数，可是她真的不感兴趣，我们为孩子简历上没几个拿得出手的数学杯赛成绩苦恼和焦虑了很长一段时间。”
与王女士有同样想法的家长不在少数。谢女士的女儿今年小升初，她的优势是英语，但从四年级开始，为了上广州一线初中，她开始硬着头皮学奥数。谢女士说：”我女儿不是那种有数学天赋的孩子，但她贵在勤奋和要强，会为了自己定下的目标努力奋斗。说实话，看到孩子学奥数很辛苦，我们家长风雨无阻地接送也很辛苦，我曾无数次想放弃，但最后为了小升初，大家都咬牙坚持了。”
王女士认为自己的孩子比较幸运，正好赶上了”双减”政策，”我觉得‘双减’对于我家这样的孩子来说是一种解脱。”王女士告诉记者，大多数家长对”双减”政策的效果仍在观望，”其实我们就是特别希望学校能够多维评价孩子，而不只是用分数来衡量。那些经历过小升初或者即将小升初的家长之所以如此焦虑，关键还是学校在选拔学生时主要看重成绩。如果学校能改变评价学生的尺度，家长的焦虑才能真正缓解。”
学校老师：看好”双减”政策落地走出教育”内卷”怪圈
”双减”政策一出，不少老师纷纷点赞。广州某中学语文老师肖老师觉得，不少学生从小在校外补习过度了，上了高中就目光短视，急功近利。2015年高考，他所教的两个班语文平均分都超过120分。对于肖老师来说，这份成绩单，既是对他冒险试水、苦心坚持三年”深度阅读”的交代，也是他”用阅读而非纯应试训练提高语文素养”理念最有力的注脚。在被”短平快”的功利主义控制下的中学课堂教育中，肖老师的尝试有着特别的意义。
但是，没过几年，当他再一次教高一时，肖老师发现他的深度阅读课已经上不下去了。”我在课堂上给学生们发散知识点，建议学生多阅读、广阅读，甚至不提供书单让他们自由阅读时，遭到一些学生的反对。他们觉得我在浪费时间，语文课就应该讲重点和考点，他们没这么多时间看课外书，还有其他科目要学习呢。”肖老师说。
肖老师在课下还专门找这些学生谈心，告诉他们高一高二的语文学习应该”厚积“，广泛阅读是提升语文核心素养很关键的一点。只有高一高二”厚积”了，到了高三讲考点的时候，学生才能比较好地运用之前所积累的知识去迁移和运用。”尽管我苦口婆心地跟学生解释，仍然有一小部分学生理解不了，他们习惯了校外培训机构老师直接讲重点难点，要自己去梳理知识，他们不知从何下手。”
与肖老师有同感的老师不少，他们越来越感受到学生过多的课外补习和刷题与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不少老师也都曾建议学生减少校外培训，跟着学校老师的步伐走，但因为陷入”内卷”怪圈，人人都不敢停下参加校外培训的步伐，学校老师的苦口婆心劝说也收效甚微。
现在，他们看好”双减”政策的落地，因为这更加突出了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的作用。
校外培训机构：关停、调整、转型等待开学后的明朗政策
位于天河区岗顶的华晟大厦周围，几乎云集了广州最主要的几家教辅机构。以往的周末，这里人头攒动，大厅里的三部客梯远远满足不了家长和学生的需求，一位家长告诉记者，每次在高峰期去20楼以上的机构陪孩子上课，电梯至少要等10分钟。
记者近日走访了这座大厦，在”双减”政策冲击下，大厦前门可罗雀，与昔日的人流如织形成鲜明对比。记者上楼走访了几家知名的课辅机构，以往机构大厅很醒目的成绩榜没有了，有的机构甚至直接大门紧锁，门上贴着停课告示。
记者以家长身份前去一家知名一对一辅导机构咨询。课程顾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请问孩子可以在周中上课吗？因为我们学科类培训只能在平时的放学后，周末和寒暑假都没法上课，所以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孩子平时是否有空过来上课。”此后，课程顾问也只是了解孩子的基本情况，并未推销课程，并让记者留下信息，等9月份开学后政策明朗了，再告知是否可以报班。课程顾问还透露，机构现已推出不少素质类课程，比如少儿编程和美术课，9月份开学后的周末，这些素质类课程可以开课。
而在以往，他们通常会很热情地向家长推销机构的名师和课程，并称课程买得越多越划算。
”双减”政策下，不少学科类培训机构相继关停、调整、转型。近日，广州本土教辅机构罡得教育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致罡得学员家长的一封信》，宣布将于8月31日关闭所有门店，请还未申请退费的家长联系相关工作人员到校区办理退费事宜。
仍想活下去并且尚有余力活下去的校外培训机构选择了转型，素质教育、校内外托管、职业教育成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升级的三大关键词。据了解，新东方、好未来、卓越教育等企业均已加大对素质教育的布局。比如北京新东方成立素质教育成长中心，专注学生五育目标发展要求；今年下半年以来，好未来接连调整品牌结构，推出励步儿童成长中心和系列素质教育新产品；卓越教育今年不断深化探索”素质教育+社区”新模式，在围棋、舞蹈、美术等领域完成品牌布局。
机构老师：职业荣誉感骤降有老师离开教培行业
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必须随之转型的还有机构的老师们。
黄老师是广州数学培优界一位小有名气的老师，近些年，他培养了不少竞赛尖子生。2015年，他成立了自己的机构，专做竞赛培训类项目。不少学生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一直跟着黄老师学习。
”双减”政策落地让他面临挑战。”我们这种小机构现在最担心的是生存问题，我们没有宣布裁员，但是周末和寒暑假不能上课了，明显课时少了，相应的老师的课时费就少了一大截。”黄老师还说：”以往社会对我们校外培训机构的老师还是有比较高的认可度，培训机构也有很多优秀的老师确实潜心教研和教学。而如今这个职业的荣誉感骤降。”
黄老师目前已经被一所民办学校”挖”去当数学老师了，但他表示：”现在民办学校也面临着转公办或停办的问题，我也想去公办学校当老师，但在公办学校如果没有编制，会有很大的落差。”
某机构数学老师小傅去年刚毕业，在”双减”政策下，他也面临出路抉择。目前他还在机构坚守着，小傅告诉记者：”我真的很喜欢当老师，现在只能周中的晚上上课了，看看新学期学生和家长的报班情况吧，实在经营惨淡的话，我可能会去考研或考公务员吧。”
近日，智联招聘《2021教培行业人才市场分析报告》显示，教培行业一线城市招聘收缩幅度大，7月职位数比政策前的3月下降32.4%。
专家建议:通过购买服务解决校内托管 保证学校老师教研备课时间
1.”双减”政策下，如何保证学校老师的休息和教研时间？
面对新学期即将来临的”双减”以及“5+2″（周一至周五5天，每天校内课后托管时间至少2小时），不少小学老师很担心每天增加了2个小时的托管时间，老师的休息时间很难保证。
广州市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广州华美英语实验学校校长陈峰建议，政府可以尝试通过购买服务和吸纳大学生志愿者进学校辅导孩子作业的方式解决校内托管问题。他提到，托管领域也是教培机构转型的方向之一。不少校外培训机构正在布局课后托管服务，学校也可以遴选购买他们的素质教育课程，将之加入校内课后托管的服务，毕竟培训机构在教研、师资团队培训也是很有经验的，校内课后托管可以吸纳其精华之处。
2.学生不参加校外辅导，学校老师能否有效提高教学效率？
广州市某重点小学的陈老师告诉记者，以往很多学生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校外培训上，”这些学生超前学习了，上课不听课，甚至偷偷做校外的习题，下课没时间做校内作业又去赶班了……”陈老师说，这些学生其实学习压力很大，学习成绩却不见得很优秀。假如他们能跟着我们校内老师的节奏，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完全有信心把他们教好。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化学老师汪娜现任教高三，她觉得”双减”政策对于学校和老师来说，最关键的是向课堂要效率，老师要在课堂上把知识点讲透，让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就把难题解决了。
也有教育界人士提醒家长，不能把孩子学习成绩的好坏完全归因于学校教育，家长也要付出家庭教育的责任，如养成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作息等，这些都是家长的责任。只有家校合作携手才能把孩子教育好。
3、”双减”对学生和家长来说，教育焦虑真的可以缓解吗？
新学期开始，”双减”逐渐奏效，是否可以缓解教育的焦虑？
双减政策下对家长的建议篇4
一、欧元区债务危机的现状
有的学者指出，目前关于欧债危机存在六大错误认知。第一，将实现经济增长等同于根本上解决债务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相互关联，债务危机是造成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但经济增长需依赖市场改革，其目标达成时间会比债务危机持续期更长。第二，认为建立财政联盟即可解决欧债危机。真正意义上的财政联盟包含财政转移支付，其实现难度很大，不可能作为解决欧债危机的前提条件。第三，视单个国家退出欧元区为欧元崩溃，但只有当其他成员国都放弃捍卫欧元时它才会崩溃。第四，将经济衰退与紧缩政策挂钩，而目前的危机恰恰是重债国之前急剧扩张的财政预算赤字所引发的。第五，将高福利制度与欧债危机挂钩。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早已存在，导致债务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税收收入下降和政府融资出现问题。第六，将德国救助危机的实际行动与法德在欧债危机救助理念上的分歧混为一谈。德国不愿意承担危机救助成本并不意味着德国不发挥领导作用。在财政契约和紧缩法案签订之后，德国向欧元区央行注资并推动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和直接货币交易（omt），与法国的共识也在增多。
有的学者认为，欧盟目前解决债务危机的压力巨大，欧盟各国领导人在经济治理、结构改革和金融领域等方面缺乏共识，严重压缩了解决欧债危机的政治空间。欧盟目前的现状是银行业功能失调，17个国家青年失业率高于25%以及增长前景黯淡，德国贸易盈余和重债国降低债务比例之间存在矛盾，同时一体化与分裂趋势并存。目前所采取的救助措施未能实现社会和政治上的可持续性，欧元区经济可能将面临5—10年的调整期。
还有学者指出，欧债危机的关键是重债国没有自己的货币，无法通过货币贬值重拾竞争力并解决债务失衡问题。欧元区目前的重大经济失衡有多方面原因：欧元的诞生在竞争力较低（“”）国家造成重大失衡；欧元区成员国无法选择退出；宏观经济失衡监督体系失效；欧元区内部经济失衡的后果要远比一国内部不同地区发展不均衡状况严重得多。有四个关键因素影响债务危机，即竞争力、债务失衡、财政稳固和增长。债务国必须打破财政赤字—紧缩—衰退—财政赤字的恶性循环，应考虑重新规划削减赤字时间表和在欧盟内部扩大消费的政策。没有增长就无法实现削减赤字，重债国需要恢复信心，提高竞争力，但其所需的消费动力更多地依赖于外部需求。
还有学者指出，欧元区银行业稳定与竞争力提升对促进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综合考虑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危机爆发前欧元区各国的国际收支基本上处于平衡状态，但随着欧元区政府债务与银行业资本充足双重危机的叠加出现，大量私人资本流出南欧重债国，引发这些国家的流动性和债务危机。因此，应努力提高欧盟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确保银行这一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渠道恢复顺畅运行，进一步改善欧元区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充足率。
二、欧元区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有的学者提出欧元区未来发展的四种可能。第一，勉强维系：危机的影响可能减小，但欧元区成员国债务问题、融资缺口和相互之间竞争力失衡并存的局面将延续，欧盟各国将长期面临增长乏力和失业率高企的挑战。第二，分裂：各成员国央行重新掌控主导权，分裂主义成为欧洲主流思潮，失业率上升，经济衰退。第三，以核心国为主导的欧洲：部分成员国将实现财政联盟和银行业联盟，金融稳定获得保障，但欧洲核心国家和国家之间竞争力差距日益扩大，欧元区宏观经济失衡问题进一步加剧。第四，充分一体化的欧洲：欧债危机成为推动欧盟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动力，实现债务、增长和财政的共同管理，商业银行和个别成员国破产的蔓延风险大为降低，同时各成员国公民日益关注欧盟层面政治议题，积极参与欧盟事务决策进程，从而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当然，欧元区经济与欧债危机的现实状况都更为复杂，因而实践中可能出现上述几种可能的混合模式。
有的学者从债务和增长的角度提出四个基本政策选项：即破产抑或重组；通过削减开支减少债务；债权人购买更多债券；通胀。其中破产会带来新的金融危机；削减开支会使重债国面临收入减少、经济停滞以及失业率上升的状况，改善财务状况将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债权国增加支出才是走出债务和增长困境的途径。特别是德国应增加投资，如果私人投资不足，政府应加大投资力度。否则，重债国破产最终会危及德国作为债权人的利益。重债国政府应提高对富人的税赋。而希腊则应获准暂时离开共同市场，开征进口税，以增加收入来源。在欧盟层面，所倡议的财政联盟应致力于实现税收联合征管、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及建立欧盟统一的失业保险制度。
还有学者探讨了欧元区经济治理制度的发展进程。短期来看主要体现为救助机制的建立，从临时性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和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到常设性的欧洲稳定机制，而欧洲央行也逐步从“救火队员”向“终结者”转变，通过利率调控、与主要货币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证券市场项目（Smp）、LtRo以及omt等措施来为市场注入流动性。中期则表现为财政纪律的确立。一方面通过2011年12月制定的一系列法规强化财政金融纪律，其中包括5项欧盟条例和1项欧盟指令，旨在增强经济和预算政策协调及对欧盟整体和欧元区经济财政政策的监督。另一方面则建立了名为“欧洲学期”的财政监督和指导机制，包括对欧盟或欧元区的政策指导及对特定国家政策的监督。从长期看需着眼于提升竞争力，主要包括建立欧盟单一金融监管体系、促进财政整顿、改善长期竞争力以及提升经济一体化和社会和谐度。然而，欧盟在推动区域经济治理制度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包括核心国家和国家竞争力差距加大，现有财政紧缩计划的落实及其与促进增长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多速增长欧洲与多层次欧洲所引发的欧洲认同及凝聚力问题，等。
三、新兴市场国家的应对
（一）对新兴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冲击
有的学者认为，欧债危机具有全球溢出效应，其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渠道包括资本流动、海外汇款、大宗商品价格和贸易等。即使美欧都走出债务危机，危机前的全球经济发展环境也不可能再现。发展中国家需要重新思考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和模式，重新规划经济发展政策，减少对发达经济体市场和资本的依赖。也有学者指出，债务危机的解决关键在欧元区自身而非外部因素。欧盟已采取一系列关键性措施，危机正在缓慢消退。这些措施包括欧元区央行的直接货币交易、单一监管机制、推动银行业联盟、迈向财政联盟以及加强政策协调等。新兴市场国家完全可根据其自身利益判断是否以及如何参与解决危机。欧债危机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贸易、资本流动和稳定增长三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可在金融稳定、经济复苏、全球需求等三方面作出贡献。拥有财富基金或类似机构的国家可以考虑购买欧洲稳定机制（eSm）和欧元区国家债券，但这一决定应基于是否存在合理获利空间，而非单纯救助欧债危机的考虑。还有学者对欧债危机的溢出效应进行了量化分析，并特别指出在贸易外溢效应方面，通过比较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的贸易数据，可以看到欧债危机对主要新兴经济体在贸易方面产生的不同影响，按不同国家分别约为巴西0.2%、印度尼西亚0.3%、中国0.5%、印度0.5%、俄罗斯0.7%以及南非0.8%。
（二）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有的学者认为，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新的政治经济学议题，包括双轨道发展模式即贸易一体化与货币金融一体化的相互分离。当前贸易一体化很大程度上超前于贸易金融一体化，与之前的一体化进程形成鲜明对比。同时自贸区谈判网络重叠现象日益明显，亚洲地区存在多个自贸区谈判进程，包括区域综合性经济伙伴关系（RCep）、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tpp）、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等等。这提高了各国的管理成本，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一体化面临的心理和物质障碍。亚洲一体化的最终目标目前还不明确，无法确定是仅建成自贸区还是建立类似欧盟的共同体，或是形成更高级的货币联盟、社会文化融合甚至政治一体化。同时，欧债危机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亚洲一体化的步伐，亚洲各国在密切关注欧元区的发展。目前亚洲一体化的步伐已开始放缓，这当然包含不同自贸区谈判进程的相互竞争，特别是tpp与RCep，中国和日本等亚洲主要经济体的立场和态度都会受到这种竞争的影响。欧债危机也对亚洲一体化的最终愿景产生冲击，亚洲各国政府开始反思究竟在经济、货币及金融方面需要何种程度的一体化。
双减政策下对家长的建议篇5
关键词：多边贸易政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
一国的贸易政策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多边贸易政策、区域贸易政策以及双边贸易政策。每个国家的贸易政策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但是其制订和实施又要受到国内、国际条件的约束,因此显示出不同的特色,效果也不同。
一、澳大利亚的贸易政策目标
澳大利亚虽然是个贸易国家,但是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05年的统计资料,2004年澳大利亚仅是世界第26大商品出口国,出口量仅占全球出口量的o.9%,进口量占全球进口量的1.2%,排名第19位。可以说在国际贸易中属于价格接受者而非价格制定者的角色。因此,根据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可以证明,实施自由贸易对澳大利亚是最有利的。”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任何形式的贸易自由化及市场准入的增加都能使它从中受益。澳大利亚政府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宜称自己的贸易政策目标就是有效配置有限的资源以更好地满足国民的需要。所以可以说,实用主义是澳大利亚对内对外贸易政策的特点。二、澳大利,2e的贸易政策策略那么,澳大利亚的贸易政策是怎样的?它面临着哪些问题和挑战?是否能顺利实现其目标呢?
首先我们来看澳大利亚的多边贸易政策策略:
多边贸易体制一直是澳大利亚十分看重的工具和舞台。澳大利亚是少数几个加入二战后重建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国家之一,gatt的23个创始国之一,wto的成员。多边贸易体制的目标和澳大利亚的最高利益是相一致的,也只有通过多边贸易体制才能迅速、全面、深入地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因此,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对于促进多边贸易谈判都不遗余力,尤其是1986年成立的以其为首的凯恩斯集团,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与欧盟、日本等农业保护主义成员坚决作斗争,才使得历时长久、艰苦卓绝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得以结束,并成立了约束性更强的世界贸易组织。澳大利亚认为,wto的成立可以更有效地约束各成员方忠实履行他们对wto的承诺,更有效地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
对于多哈回合谈判,澳大利亚更是充满期待。面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关于“浅一体化”和“深一体化”的纷争,澳大利亚气定神闲。不管是“浅一体化”(降低货物贸易中的边境壁垒),或者是“深一体化”(投资、竞争等领域的自由化),澳大利亚都能从中获利。“浅一体化”可使农产品贸易的壁垒降低。澳大利亚一直处于要求改革农业保护和补贴的前沿,这也是它本轮谈判的主要诉求,其要求包括:1、改进农产品的市场准入;2、大幅度削减各国对农业的国内支持措施;3、削减并逐步消除各种形式的农产品出口补贴。如果农产品贸易能实现较大程度的自由化,澳大利亚农业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肯定会使它成为大赢家。澳“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显示,如果全球农业补贴减半,澳大利亚每年将增加农业收入13亿美元。因此澳大利亚及其所领导的凯恩斯集团不仅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提出倡议;同时由于凯恩斯集团一半的成员是坎昆会议中出现的g-20集团成员,因此澳大利亚也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协调两个集团的立场,与日本、欧盟等传统农业保护强国针锋相对,极力促进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可以说,澳大利亚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的作用将是举足轻重的。“深一体化”则可促进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而在服务业的竞争力方面,澳大利亚同样毫不逊色。得益于1980年代以来不断深入的改革,澳大利亚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近10年来,澳大利亚服务贸易每年约以7%的速度递增。2001年澳大利亚服务业生产总值达4070亿澳元,占全澳gdp的比重为77%。服务业的发展也使澳大利亚的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7-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期间,澳大利亚农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3.3%,矿产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5%,制造业出口年均增长率为9.4%,而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率最高,为11.2%。2002年服务贸易出口额约占澳大利亚出口总额的23%,仅次于制造业出口(制造业出口份额为46%),超过了历来被成为澳大利亚经济两大支柱及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和矿产业。(矿产业出口份额为18%,农业出口份额为9%。)根据wto的统计资料,2004年,澳大
利亚的服务出口和进口额均占全球份额的1.2%,超过货物贸易的比重。
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澳大利亚政府积极支持本国服务业走向国际市场,政府明确表示:为了国家的利益,澳大利亚将积极参与wto服务贸易谈判,竭尽全力敦促各国政府取消服务领域内的贸易壁垒,为澳大利亚出口商争取更加宽松、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主要包括以下行业:金融、通讯、专业商务服务、建筑工程、高等教育、环保服务、海洋运输、航空运输、电子商务、旅游等。
澳大利亚参与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是apec。随着英国经济地位的下降以及亚洲经济力量的崛起,澳大利亚意识到自己的经济中心应该转向亚洲,才能给自身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1989年1月,澳大利亚总理借访问韩国之机提出成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倡议,并于同年11月在堪培拉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多年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关注apec的发展,尤其是与美国等发达成员保持极其紧密的关系,力促各项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措施的达成与实施。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有重要经济利益,不管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其前10位贸易伙伴中亚太地区的成员均超过一半。对于澳大利亚十分看重的服务业来说,亚洲市场占澳服务贸易出口的50%,并且是其服务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
由于有美国、日本、中国等大国,澳大利亚在apec中并不能算是主角,但区域经济一体化毕竟也是贸易自由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样可以扩大澳大利亚的市场准入,完全符合澳大利亚实用主义的标准。但是,令澳大利亚苦恼的是,apec毕竟是较为松散的组织,组织内各成员不仅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差别较大,在政治上、文化上也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冲突,因此进展很慢,一体化程度并不高;另外,本来就松散的组织内还有新的组织,除了早就存在的东盟,中国也要与东盟构建自由贸易区,日本也图谋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照此发展下去,澳大利亚在apec中可能会被边缘化。但是,澳大利亚不甘示弱,也积极主动在组织内部寻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伙伴,如美国、中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2004.11.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apec联合部长会议上,澳大利亚贸易部长维尔表示,fta已经成为推动apec贸易自由化的主要途径。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们就不遗余力地宣扬贸易自由化,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是单边的贸易自由化,还是双边和多边的贸易自由化,只要奉行贸易自由化,都能从中获益。经济学家的理论也得到了政治家们的追捧,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开始,不仅有英国单方面的开放,许多国家更热衷于进行双边贸易谈判,使得双边贸易协定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寻求自由贸易的最常见形式。然而,双边贸易协定的效果毕竟只局限于两个国家,自由化范围相当有限,因此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gatt/wto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这种自由贸易形式一度被冷落下来。
不过,就在多哈回合举步维艰、前景无光之际,在亚太地区,双边贸易协定却重新受到了瞩目,谈判国家之多、协定数量之大、谈判速度之快令人眼花缭乱:2002年11月27日,新加坡美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达成协议;11月30日,日本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12月12日,智利与美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此前智利还与韩国签订了同类协议。2002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总统“快速审批”贸易谈判权法案。布什在获得这一权力后表示:“我们将更快地与单个国家如智利、新加坡和墨西哥建立自由贸易关系。我们还将与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探讨建立自由贸易关系。”除了新加坡,日本政府在2002年还与新西兰、墨西哥及几个非洲国家政府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接下来日本要与之进行双边贸易谈判的国家还包括古巴、以色列、泰国和韩国等。而韩国曾经是最反感双边贸易谈判的国家之一。国际宏观-[飞诺网feno.cn]
毫无疑问,双边贸易协定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再次成为自由贸易的主角。
面对这股来势汹汹的双边贸易协定浪潮,澳大利亚是与潮共舞,还是望洋兴叹呢?
其实,除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与新西兰签订了紧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外,澳大利亚一心一意着力于gatt和wto的多边贸易自由化。但是,汹涌的双边贸易浪潮可有点让它坐不住了,因为这意味着自己将被排除在更自由的、获益也更大的经济体之外,而且,多哈回合前途未卜,谈判要取得成果更是遥遥无期,短时间内难以从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获取贸易自由化的成果,推进市场准入,因此澳大利亚也果断地加入这一浪潮,并且
成绩斐然:2003年2月与新加坡签订自贸协定;2004年2月与美国签定自贸协定;2004.7与泰国签定自贸协定;正在谈判和将要谈判的还有中国、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尼、日本等。澳大利亚希望通过这些协定获得主要市场全面的市场准入,尤其是农业和服务业。从已签订的协定中,澳大利亚也确实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如澳美自贸协定澳大利亚获得的主要利益有:1、制造业方面,97%的制造业产品可免关税、开放地进入美国市场。纺织品和鞋产品的关税将逐步降为零。两国将建立消除非关税壁垒机制。制造业可扩展到每年40亿澳元的出口2、农业方面,澳农产品对美出口的市场准入条件将获得改善,包括牛肉和乳制品。66%的农产品立即获得免关税对美出口。牛肉的进口配额将逐年取消。乳制品配额初期增加的量占美国产量的o.17%。从澳进口的奶制品将是目前的三倍,并且每年增加配额5%。协定生效后第一年就可增加乳制品出口约5500万澳元。海鲜行业则将获益几千万澳元,第一年取消关税就相当于创造财富2000万澳元。3、服务贸易方面,澳服务贸易提供商进入美国专业服务、教育、环保、金融和运输服务市场的条件将获得改善,澳公司将获得非歧视性待遇。4、每年2700亿澳元的美国政府采购市场对澳公司开放。价值在58550美元以上的美国联邦政府采购合同对澳公司开放。澳总理霍华德称在未来10年内,自贸协定可为澳带来将近600亿澳元的收入,并创造3万多就业机会。
泰澳自由贸易区涵盖贸易、服务业和投资等多项领域,泰国取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53%产品的关税,到2010年,两国间95%的贸易将实行零关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使澳大利亚的农业和制造业获益,尤其是对汽车、奶制品、小麦和牛肉等行业,将带来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预计在未来20年内,澳大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将每年增长67亿美元。
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定则大大改善了澳大利亚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其中金融业可获益6000万澳元,教育出口可获益5000万澳元。
与中国的自贸谈判,澳大利亚期望更高,中澳自贸可行性报告表明:协定签订后将为澳每年带来30多亿澳元的经济收益,特别是澳投资、服务业和能源业将受益匪浅。澳大利亚热心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不光是要享受低关税,更重要的是要获得全面的市场准入,希望中国向澳开放能源、农业、金融等各个领域。
至于日本,则是澳大利亚产品最大的进口国,因此若双方能实施自由贸易将给澳大利亚商家带来巨大好处。澳大利亚也期望能与日本建立全面的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但农产品贸易造成的巨大瓶颈使双方难以有实质性进展。
三、多边、区域与双边贸易自由化:哪种方式最符合澳大利亚的长远利益?
从表面上看起来,澳大利亚确实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获得了不少好处,进出口迅速增加,如2004年,货物出口同比增加26%,进口同比增加23%,服务贸易出口增加20%,进口增加22%。但是,以双边自贸协定的形式来促进贸易自由化是否符合澳大利亚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呢?对于这个问题,澳大利亚不能不慎重考虑。
其实,虽然贸易自由化符合其最大利益,各种途径也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自由化,但是各种自由化的途径代价不同,效果也不同。
很显然,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贸易自由化是代价最低的,除了本国贸易壁垒的降低,其他几乎没有什么代价,这对于自由化原本程度就较高的澳大利亚来说所要付出的牺牲是较小的;而在双边自贸谈判中,往往要附带其他代价,如政治代价,这一点可从美国、日本、欧盟等进行双边谈判的主要目的看出,如美国,签定双边贸易协定的主要目的是扩展区域间的合作或是希望通过建立经济纽带来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联系,提高本国在世贸组织多边谈判中的地位,进而利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作为跳板来胁迫其他国家或地区达成宏大的区域和全球贸易协议。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承认,这些双边协议是推动新一轮多哈全球贸易协议谈判这一宏大战略的关键所在。这就像1989年成立亚太经合组织,使欧盟感到经济上的孤立,从而促使欧盟积极促成乌拉圭回合全球贸易协议的达成一样;日本则想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或是在亚洲地区的领导力,因此首选新加坡作为“双边”伙伴,以检验日本是否可以在政治上被东南亚国家接受,同时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希望能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根据其构想,打算先与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自由经济区的探讨,继而吸纳中国、韩国以及东盟等,逐步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方式完成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构筑;欧盟政治扩张的野心也很明显,所
以,澳大利亚在与他们的谈判中政治色彩木浓厚。
从收益来说,虽然双边贸易自由化程度可能高于多边贸易自由化,但是给惠来源毕竟只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而多边贸易体制的自由化由于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可以使所有成员国受益,因此可得到的市场准入的增加是较大的。
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本较低,如果澳大利亚具有谈判权,那么它只要与主要进口国谈判就可以;如果澳大利亚不具有谈判权,那它也可从其他国家的谈判结果中受益。对比于双边谈判中各领域都要与每个成员进行谈判,成本显然要低很多。
虽然多边贸易谈判一波三折,耗时甚长,但是双边谈判消耗的人力、物力更大,每个谈判对手的情况和要求都不尽相同,从双方彼此有贸易自由化的意向开始到可行性研究再到具体的谈判,往往耗时甚长,需要数年的时间,因此要达到同样的市场开放效果,谈判成本往往是多边贸易谈判的数倍;
双边贸易谈判的结果因国而异,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一产品适用的进口措施不同,这会带来极大的实施和管理成本,对比多边贸易谈判结果的统一适应性,成本高出许多;
双边贸易谈判会影响日后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谈判筹码。若一国在双边贸易自由化的谈判中减让太多,日后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其他成员可能会向其提出更高的要求或要求其将此减让适用于其他成员,如日本,之所以不肯对澳大利亚放开本国农产品市场,不仅是因为遭到国内农民的反对,更担心一旦日本降低澳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标准,同样作为对日农产品出口大国的美国也将争取同样的权益,使日本国内市场遭受巨大冲击;在澳美自贸协定中,美国之所以不愿意增加从澳进口的糖配额,也主要是希望以此作为筹码,在多边谈判中和欧盟、日本讨价还价,达成农产品贸易全面的自由化;若直接将双边谈判中的减让适用于其他成员,该国总的自由化程度又可能会太高,超出其承受能力;若不把该减让给予其他成员,又可能阻碍与其他成员的谈判,影响总的谈判进程,自己无法从中受益。
双边贸易谈判中,各方受益不均。大国比小国有着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因而最终可能还是小国吃亏。如在澳美自贸协定中,美国获得的利益包括:1、99%的制造业产品获得零关税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化工、汽车、塑料、信息技术等行业受益最大。自贸协定每年可为美制造业增加出口20亿美元。2、美国所有的农产品获得免关税对澳出口。3、澳大利亚的电讯、快递和计算机服务业对美国公司开放。4、澳大利亚的政府采购项目对美国公司开放。美国工业界估计美国对澳出口会剧增,由目前的20亿美元增至125亿美元。而对于占澳农业出口四分之一的糖业,美国政府毫不留情地拒绝增加配额,并且当协议完全生效后仍然要保留糖的关税和配额。事实上,绝大多数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定都没怎么要求美国作出让步。因为如果提出要求美国削减农业补贴、开放纺织品进口等等,就很难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反而,美国在迄今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不无强烈要求贸易伙伴们遵守各自的环境和劳动法,否则就有可能遭到经济制裁。
双减政策下对家长的建议篇6
（一）欧元区经济复苏态势不容乐观，存在持续衰退的隐忧
欧元区经济复苏状况令人失望。2014年以来，欧元区经济增长在持续中减缓。一、二、三季度GDp环比分别增长0.2%、0和0.2%；同比增长0.9%、0.5%和0.8%。失业率仍然高企。欧元区失业率由2008年的7.3%上升至2013年的峰值12%，2014年10月仅回落至11.5%，青年失业率仍高达23.3%，仅略低于2013年同期的23.9%。
核心国经济增长乏力，不利于欧元区整体复苏。德国经济形势并未完全体现出欧元区增长引擎的特质。年初由于暖冬推动建筑活动，一季度GDp环比增长达0.8%。但第二季度经济增长萎缩0.1%，三季度有微弱回升，GDp环比增长0.1%。法国一、二、三季度GDp环比分别为0、-0.1%和0.3%，经济增长接近停滞。而波兰、匈牙利、卢森堡、立陶宛和斯洛伐克等中东欧国家及爱尔兰经济增长情况较好，一、二季度GDp环比增长在0.6%至1.1%之间。
通缩压力持续增大，欧洲央行实现略低于2.0%通胀目标面临很大难度。欧元区消费者物价指数（HiCp）年率自2011年9月的3%逐步下降，2014年由1月份的0.8%逐步收窄至10月份0.4%。HiCp指数已经达到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值。
（二）欧元区经济复苏面临的主要问题
1、欧央行的宽松刺激政策未能有效推动银行信贷扩大，支撑实体经济发展
2014年以来，欧央行已经连续两次降息，并推出购买资产担保证券（aBS）和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等计划以促使银行增加信贷、提振经济，但仍未显现出明显效果。虽然欧央行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货币环境，但欧元区企业足够的信贷需求才是宽松货币政策成功的关键。欧央行的货币政策必须与各国的结构性改革以及扩大投资刺激经济的政策相配合，其所提供的流动性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当前各国银行对于欧央行提供的低息贷款持观望态度，主要是受乌克兰危机以及欧元区整体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企业投资信心不足，各国银行放贷意愿不强。从实际效果看，欧央行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有限。
2、欧元区实体经济未恢复活力，增加了陷入新一轮衰退的风险
欧元区2014年11月综合pmi终值降至51.4，降至16个月新低。制造业及服务业均表现不佳。1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终值降至50.1，亦创16个月新低，新订单增长15个月以来首次下滑，服务业活动增速和新业务增长均创6个月以来新低。
实体经济情况最好的德国三季度工业产出也出现下滑。德国2014年11月制造业pmi终值49.5，创17个月新低。11月制造业产业增长为2013年6月以来最弱，新订单也以两年来最快速度下跌。有观点认为德国整体经济的增长趋势正在下滑。法国制造业也陷入疲弱，新订单以近一年来最快速度下滑，商业活动连续7个月萎缩。
3、欧元区结构性改革阻力重重，难以取得实质进展
欧央行在出台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敦促各国政府推出配合央行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措施。然而欧元区各国的结构性改革推进仍然缓慢。政府希望通过增加税收、减少支出来改善财政状况，但是改革欧洲的高福利政策难度非常大，往往会引发民众的抗议与游行。柏林、布鲁塞尔和罗马2014年均出现出租车司机罢工、警察罢工和公共交通运输人员罢工，以抗议政府在福利和税收等方面的改革措施。意大利在2012年实行的增加税收改革也引起了民众的不满，效果并不理想。
欧元区的结构性改革关系到经济恢复动力，企业扩大投资，政府财政状况好转的根本性问题。然而总体看，欧元区各国推行结构性改革的难度都比较大，推动欧元区经济复苏的效果有限。
4、德国与欧央行以及法意等国家在财政纪律与灵活性方面的意见存在分歧
当前欧元区各国财政政策在削减支出与刺激经济间的矛盾凸显。在经济疲弱的压力下，欧央行强调财政政策应与货币政策齐头并进，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刺激投资，包括给小企业贷款提供政府担保，以及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增加公共投资支出。尤其是对德国这样仍有财政调整空间的国家，欧央行呼吁其提高投资方面的公共支出。
德国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美国和欧元区成员国都希望德国利用自身健康的预算状况扩大公共投资，刺激需求以提振欧元区经济增长，敦促德国使用“财政空间”，通过减税和投资老化的道路、铁路、能源和电信网络来刺激经济。
然而德国的“财政空间”可能不如外界理解的那么大，德国存在人口老龄化、人口下降的问题，需要通过预算盈余来满足未来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开支。德国政府已表示要坚持预算平衡的策略，坚持财政紧缩，强调财政纪律。认为通过劳动力市场、法律体系、养老金和社会福利的结构性改革来提升竞争力是欧元区实现可持续经济复苏的唯一途径，而通过负债来实现更多公共开支会减轻各国政府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压力，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欧元区各国在财政政策上也存在明显分歧。法国、意大利希望扩大财政支出，加大政府投资，但这样会带来更多负债。法国预计2015年财政赤字率达4.3%，远高于欧盟规定的3%赤字率目标。而基于法国疲软的经济现状，政府仅计划削减占GDp0.2%的支出，也不符合此前法国与欧盟达成共识的0.8%标准。德国批评意大利和法国，指责两国不断推迟削减财政赤字的目标。欧盟表示，法国此举使得其财政预算与欧盟的赤字紧缩政策“极不一致”，欧洲委员会可能将此预算驳回并要求法国修正。
这表明欧盟虽然希望各国能够有力量增加公共投资，但在财政纪律方面也不会一再放松。在财政纪律与灵活性方面的平衡是欧盟面临的难题。欧元区国家在财政政策方面的分歧使得未来财政政策走向不明朗，也使得财政政策配合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难以实现。
5、乌克兰危机对于欧元区市场信心构成负面影响
乌克兰危机以及其后欧美对俄的制裁对于欧元区市场信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商业市场信心、金融市场以及政治压力等方面。从俄欧的经贸关系来看，欧盟对于俄罗斯的出口仅占欧盟出口总额的3%―4%，对俄罗斯的制裁不会对欧盟的总出口构成明显影响。
欧盟与俄罗斯紧密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在天然气供应方面，尽管在美国的压力下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紧张，但欧盟并不希望在能源领域与俄罗斯矛盾彻底激化。能源领域的制裁对于俄罗斯和欧盟双方而言都十分不利，只能产生两败俱伤的后果。
（三）欧元区经济复苏前景黯淡
综合来看，欧元区经济复苏前景并不乐观，表现出在持续中减退的趋势。虽然目前尚未看到欧元区出现日本式通缩，但不排除欧元区有再次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
从各国情况看，目前欧元区经济虽比2012年最低潮时期有好转。葡萄牙、希腊等一些重债国推行了部分结构改革措施，逐渐走出危机，欧元区也走出了解散的阴影。但核心国经济乏力，尤其是法国与意大利已出现停滞与衰退。2014年10月德国经济部将2014、2015年的GDp增长预测分别下调至1.2%和1.3%，低于4月预估的1.8%和2%。意大利政府也大幅调低经济增长预期，预测2014年意大利经济将萎缩0.3%，2015年增长率为0.6%。
欧元区各国推进结构性改革进展不明显，高福利导致的财政赤字问题难以解决，德国与法意等国家在财政政策方面仍有较大分歧，导致各国财政政策出现不一致，对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有限。在金融层面，欧央行采取了多种措施以降低信贷成本，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但在实体经济层面，市场信心不足、私人企业投资下滑、消费疲弱。欧元区仍面临较大的通缩压力。
在未来政策走向方面，欧洲央行将继续推行宽松货币政策以支持经济复苏，与当前美国退出Qe以及升息预期加强步调不一致。欧央行的宽松措施将使欧元贬值趋势增强，有利于出口贸易和经济复苏。未来若欧元区经济复苏仍乏力，不排除欧央行由当前采取的信贷宽松政策转向量化宽松，通过购买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
10月imF展望报告将欧元区2014年GDp增长下调为0.8%，2015年为1.3%。
二、中欧贸易投资合作的前景
（一）中欧双边贸易环境总体趋好，仍存在不同诉求
欧盟连续9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际金融危机前中欧贸易强劲增长，年增长率达19.5%以上。2013年中欧双边贸易增长2.1%，贸易额达5590亿美元，超过中美贸易380亿美元。中国是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德国是中国在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2013年双边贸易占中欧贸易额的28.9%，以下为荷兰、法国和意大利。
未来中欧贸易关系将更加密切。中欧产业内贸易比重较大，尤其在机电、音像设备及零部件、附件等中国对欧的主要贸易领域。全球产业分工国际化的加深将使欧盟有更多产品在进口基础上加工再出口。未来随着中国制造业水平的提升和中欧投资关系的快速发展，中欧产业内贸易增长仍有较大潜力和空间。
在欧元区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欧间贸易摩擦趋缓，贸易环境好转。2014年中欧间光伏、多晶硅、葡萄酒、移动电信通信产品与关键设备等一系列贸易争端均通过双边协商得以解决，为中欧经贸关系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磋商解决争端表明中欧双方正步入解决问题的良性循环。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基本平复也为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推进扫清了障碍。
中欧在双边贸易关系中仍有不同诉求。欧盟重视中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希望中国尽快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同时希望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产业竞争政策方面进一步改善。中国则希望欧盟放宽科技产品出口、尽快启动中欧自贸区谈判。关于中欧自贸区，欧盟方面认为应首先完成中欧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在中期内予以考虑。中方则希望尽快启动中欧自贸区可行性研究。
（二）中欧投资合作前景广阔，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稳步推进
中欧双边直接投资未来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欧盟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美国和瑞士。2012年美国和瑞士合计占欧盟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45%，其余国家所占比重均低于5%，中国仅占2%，尚不及巴西、俄罗斯。2013年欧盟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最多的德国仅列中国吸引外资的第7位。
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盟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地位快速提升。危机为中国企业对欧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2009年以来，中国对欧各年直接投资流量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比重均超过5%，2011年甚至超过10%。中国对欧直接投资存量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比重也不断提升，2012年达到5.9%。
中国企业对欧盟投资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科技、可再生能源、电力网络、电信、交通基础设施、电动汽车、中高端机械制造、航空航天制造业等领域都有良好的投资机会。2014年7月，中国国家电网买下意大利能源网络控股公司35%的股权成为中国在意大利的最大投资之一。目前意大利正筹措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资金，包括出售部分国有资产筹资，这将为中国企业投资提供更多机会。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正在积极推进中，已进行4轮谈判，但尚未进入协定文本内容的实质性谈判阶段。虽然中美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均在谈判中，但仍是两个独立的协定。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中拟采取的负面清单模式，在中欧双边协定中不一定必然采用，仍需双方进一步协商。另外，不排除在中欧双边协定中纳入可持续标准的条款，即对企业和生产的一系列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标准。欧盟在此方面对所有成员国有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指令。可持续标准条款的纳入将可能成为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焦点之一。
三、相关建议
（一）推进丝绸之路建设，使其成为中欧经济合作的战略平台
目前欧委会已推出欧盟互联互通项目（CeF），在2014―2020年间将拨款260亿欧元用于建设9条交通走廊，以建成欧盟核心交通网络。未来应积极推动欧盟CeF项目与丝绸之路对接，进而建设由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和通信网络组成的亚欧综合互联互通网络。该网络将有助于推动中欧市场、要素和产业整合，推进中欧双方贸易投资合作、技术交流及人才往来，成为未来中欧经济合作新的增长点。
（二）加强贸易政策协调，推进中欧双边贸易健康增长
未来应充分利用现有双边机制，加强贸易规则领域的协调与合作，优先采取对话磋商处理双边贸易摩擦。加强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积极推进服务贸易增长以及相关国际规则的协调与对话。加强政府采购政策交流，促进中国《政府采购协议》谈判进程。在双边贸易中鼓励使用人民币支付结算，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开展中欧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共同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双减政策下对家长的建议篇7
《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由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和美国方面进行交涉,探讨赔款使用黄金还是白银。在交谈中,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及“庚子赔款实属过多”。这使得梁诚改变了谈判的方向,转向争取削减赔款。海约翰本人也认为应该削减赔款。1906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校长詹姆斯、美国公理会教士明恩溥分别致信总统罗斯福,敦促美国政府利用退款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和发展在华教会学校。罗斯福表示赞同。于是,在中方的努力争取和美方的积极回应下,削减赔款事宜达成了。但是这笔赔款的使用是有限制的。按照美国的要求,清政府决定自1909年始,每年派遣100名学生赴美留学,从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遣50名学生赴美留学,直到1940年退款用完为止。为此,清政府于1909年设立游美学务处和游美肄业馆,1910年游美肄业馆改为清华学堂。该校全部由美国按照1908年决议退还的款项维持,退款分为留美经费和学校经费两部分。这笔退款最初由外交部进行管理,后来转至教育部。以上即是庚子赔款事件的大致始末。
二:庚子赔款事件体现的中美关系
11900年前后美国的对外政策
在1899年,美国政府向英日俄等列强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个政策是美国在外交等很多方面的行动指导。因为相比其他已经获得在华权益的国家,美国的到来较晚。此时其他国家已经划分了势力范围。作为后到者的美国也要从亚洲分一杯羹。当时的美国国内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对市场的需求巨大。在当时有这样一种论点:必须寻找和开发海外市场,才能保证美国的持续繁荣。于是美国选择了以资本输出为主的经营方式,来获得在华利益。这就需要美国与欧洲各国合伙,在分割利益的问题上“利益均沾”,实质上是想打破一些国家对华垄断性的控制,争取平等的通商权利。也就是说,美国的重点不在于建立殖民地,而是争取占据市场,打破列强的垄断局面,进行资本输出,并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经营这块亚洲的市场。这就要求美国在华期间政治局面稳定,尽可能不起战争。然后美国就可以利用其经济优势,达到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根据史料来看,早在《辛丑条约》谈判之前,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就曾这样阐述美国在华的政策:“我们要尽可能地限制我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在与履行我们的义务相适应的情况下,尽可能早地撤回我们的军队,在最后的解决中尽最大努力维护中国的完整,促进中国改革,坚持门户开放。”
正是在这样的对外政策指导下,美国政府选择了尽可能维护中国的经济、领土和。其目的实质上还是为了实现美国在华利益最大化。但是这样的外交政策在客观上也为中方带来了好处。
2美国外交政策和庚子赔款之间的联系
在以上的外交政策的指导下,美国资产阶级要求在华的商业贸易利益得到保护。然而义和团运动造成的混乱引发了八国联军侵华。最后在签订《辛丑条约》要求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10亿两。这是一笔巨大的数目,相当于当时的中国人每人出一两银子。这样巨大的赔款数额想必会对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实际上有损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同时,在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及“赔款过多”的时候,中方谈判代表梁诚抓住了这一信息,改变了谈判的重点,尽力争取削减赔款数额。由赔款转变为退款再到教育经费是一个双方共同商议的过程。在讨论赔款事宜的过程中,于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和美国传教士明恩溥都曾向罗斯福建议,将这笔赔款用于教育投入。美国外交官、汉学家罗克希尔也曾建议道:“我们必须尽可能防止因尝付赔款而对中国百姓开征新税,因为这样的做法会加深和延续他们的敌视情绪,我们最终所受的损失会比现在所要取得的几百万还多。”
可见,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建立良好的贸易关系,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是当时中美外交中美国的主要目标。综合考虑当时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具体建议,将赔款用于教育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方案。对中方而言亦然。传统观点认为,赔款被用于留学资费,这其中也有梁诚的功劳。清政府当时也是急需人才的状态,派出留学生有助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所以总体来说,庚子赔款是双方共同商讨的结果。其中美国的外交政策起了重大的影响。
3庚子赔款的原因及当时中美关系
如果从签订《辛丑条约》赔款开始记起,过程大致是:1904年左右进行谈判争取削减赔款;1907年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1908年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期间中美关系几次变化。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人对美国有着盲目的排斥心理。美国对中国的印象也是反动的、信仰多神教的糟糕印象。1905年左右抵制美货,让美国觉得中国开始觉醒。
双减政策下对家长的建议篇8
关键词:碳金融,气候变化,清洁发展机制,风险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益严重,温室气体排放过多是其主要原因。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遏制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为实现减排目标,世界各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紧密合作。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就是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典范。除了基于项目的减排机制外,在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基于配额的交易机制,其代表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
上述与碳排放权有关的市场行为,可统称为碳交易。碳交易是一种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要充分发挥作用离不开金融的发展。所以,由碳交易催生的碳金融不仅是市场机制推动减排的基础,而且是低碳经济的重要支撑。而低碳经济的兴起也为碳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目前碳金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一般而言,其概念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碳金融主要指基于温室气体减排量或者碳排放许可证的交易活动所产生的一系列现金流的统称;而广义的碳金融泛指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一切金融活动,主要包括节能减排项目的直接间接投融资活动、与“碳排放”有关的各类权益及其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活动、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企业或机构提供的金融中介服务等等①。
尽管中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节能减排形势依然严峻。要完成政府设立的减排目标,除了加强规划引导外,还必须借助市场的力量。目前,碳金融在促进碳交易市场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效,逐渐成为发展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助推器,但提升空间仍然较大。
一、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现状
与欧盟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碳金融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国内碳金融主要侧重于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方面。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业务。
(一)基于项目的碳金融业务。目前国内与此相关的业务主要是清洁发展机制下的项目开发,即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的交易。近年来,我国CDm市场发展迅速,市场规模快速扩大。按照UnFCCC网站的统计,截至2012年3月29日,我国共有1871个CDm项目成功注册,占东道国注册项目总数的47.32%;预计产生的二氧化碳年减排量共计36890万吨,占东道国注册项目预计年减排总量的63.79%。两项指标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二)自愿减排(VeR)市场中的碳金融业务。自愿减排市场源于一些不受《京都议定书》约束的团体或个人为自愿抵消其温室气体排放,而向减排项目购买减排指标的行为。其交易对象是经国家自愿减排管理机构签发的减排量,即“中国核证减排量”(CCeR)。目前,我国的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北京环境交易所主导制订了国内首个自愿减排标准——“熊猫标准”,搭建了VeR电子交易平台,并有一些实施自愿减排的成功案例。
(三)商业银行开展的绿色信贷业务。绿色信贷业务是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的主要模式。例如,2006年兴业银行就推出节能减排项目贷款这一“绿色信贷”品种,并创造性地引入了国际金融公司贷款的本金损失分担机制;四大行也陆续跟进,截至2010年1季度,中行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授信余额已突破1800亿元,2009年建行绿色信贷项目余额就达到1811亿元。
(四)碳金融合约交易业务。除了传统的信贷业务,我国商业银行也试行多样化的碳金融服务。比如:2011年工商银行正式推出碳金融合约交易业务,为天润新能的碳排放权项目提供一整套碳金融相关产品和服务,提高了国内节能环保企业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的议价能力;民生银行也成立了“绿色企业金融服务中心”,为绿色产业提供投资理财、财务顾问、结构化融资、融资租赁等金融服务,并研究试行绿色股权、碳排放权质押等标准化贷款融资模式和低碳金融产品。
此外,还有基于配额的碳金融业务。目前,这项业务在全世界碳金融交易中占据较大比重。在国内,由于碳排放权分配机制尚未形成,还缺乏发展基于配额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基础,配额交易在国内还没有正式展开。但是,我国政府已经展示了促进低碳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决心,并在配额交易方面展开了积极的探索。
随着碳排放权交易日渐为人们所熟悉,碳金融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十二五”提出的约束性减排目标明确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使碳金融的发展有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二、我国发展碳金融面临的主要风险
尽管我国碳交易市场的蓬勃发展为碳金融的推进提供了重大机遇,但是碳金融在国内仍然是新生事物,也面临多方面的风险。我们必须对碳金融各参与方所面临的风险有较为全面准确的认识才可以扬长避短,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发挥碳金融对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的促进作用。目前,我国开展碳金融业务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风险。
(一)项目风险。目前,我国碳金融业务中比重最大的仍然是基于CDm的项目开发。一个项目的成功开发需要经过设计、审定、监测、验证、签发等不同流程,而每一个项目从建设、审批到最终交付CeR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给参与方带来一定的风险②。
在设计阶段,项目面临的主要风险是技术风险,有超过50%的项目因为技术方法的缺陷而被CDmeB拒绝。在审定阶段,发改委、Doe和CDmeB需要分别对项目进行检查、审核或重审。在监测阶段,CDm项目可能出现无法达到预期绩效的情况。截至2010年近54%的项目没有达到预期产出。在验证阶段,大规模CDm产生的CeR额度要求两个以上的Doe同时审核,在Doe审定之后,还有相当一部分需要复核,还有一部分被否决。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iGeS)的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8月1日,有20.8%的CDm项目需要重审,有9.5%的正在重审,另外有7.0%的项目被否决或取消。此外,漫长的程序也会给碳金融交易的参与方带来风险,CDm项目从公众评议到首次签发的平均天数为482天。
(二)市场风险。在从事碳排放权交易和减排项目开发的过程中,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市场风险包括市场规模的变动和碳排放权价格的波动。影响市场规模和碳排放权价格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各国的气候变化政策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情况、碳基能源的价格、特殊事件以及天气方面的自然因素等(魏一鸣等,2010)。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碳排放权市场规模和价格都出现了大幅波动,反映出市场风险的加剧。从市场规模的角度看,碳市场的总体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中国投资者参与程度较高的CDm市场却呈现出不断萎缩的趋势。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表明⑤,2008年到2010年一级市场CeR的交易额分别下降了12%、58%和44%。CeR交易的二级市场在2009年也出现了33%的萎缩。从碳排放权的价格来看,其波动幅度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以eUa为例,受欧盟配额过量发放的影响,其DeC07合约从超过20欧元的高位跌到0.1欧元左右。即使排除这种极端情况,eUetS中的碳排放权价格仍然体现出较强的波动性。事实上,CeR与eUa期货价格的波动也具有高度一致性(王巧芳,2009)。
(三)政策风险。碳金融业务面临的政策风险主要是各国气候政策调整导致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碳排放权市场本身就是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产物,其市场供求首先依赖于各国的政策安排,而政策又会受不同利益集团错综复杂关系的影响,因此,政策方面的不确定性会给碳市场带来巨大的风险。
从长期看,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个减排承诺期行将结束,尽管德班会议在最后时刻达成了继续执行第二减排期的协议,但是要在2020年后真正达成对全球所有国家都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仍会遭遇重重困境,温室气体减排能否真正成为全球性的长期政策前景仍不明朗。从短期看,一些局部的政策调整对于特定的碳金融项目也可能意味着重大的风险。比如,按照欧盟制订的法律,2013年后,只允许来自最不发达国家或者是与欧盟有双边协议的国家的CDm项目进入eUetS。因此,中国的CDm项目如果想进入eUetS就需要与所有欧盟国家达成双边协议,这无疑会给即将在中国实施的CDm项目带来较大的风险。
此外,一些政策制订和执行上的不确定性也会给碳市场带来较大的风险。比如欧盟近期单方面将航空业纳入eUetS的做法就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抵制。在不同国家的博弈中,相关突发事件的出现也可能给碳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
(四)政治风险。碳金融业务面临的政治风险主要是指由国家的行为所引起的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国家作为气候公约的缔约方,尽管不一定是交易的直接参与者,但是其违约行为会影响该国企业或个人的交易行为,对相关的碳金融交易构成风险。比如,2011年12月,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签署后但又退出的国家。加拿大的退出必定会对其国内碳排放权的需求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此外,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导致的国际能源市场价格波动也会传导到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给碳金融业务带来风险。
除上面阐述的各种风险外,碳金融市场还存在着金融市场共有的法律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也需要引起碳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注意。
三、推进我国碳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从上一节所论述的碳金融风险出发,本文对碳金融接下来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一)建立完善的碳交易平台,为碳金融发展创造稳定的制度环境。目前,我国碳交易业务和交易所平台都相对分散。碳交易业务,主要是基于CDm的项目交易和基于自愿减排需求的CeR交易,商业银行参与的业务主要是与各种低碳项目有关的绿色信贷业务。这些业务的共同特点是交易相对分散,流程较为复杂,在项目的风险评估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不足。其结果是我国在国际碳市场上发言权缺失,在制度设计、规则制订和定价权的争夺等方面受制于人。交易所平台,存在着平台林立,职能重叠,监管缺失,业务不足等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是开展碳金融业务的重要风险源。
因此,需要对国际碳市场的交易制度和定价规律进行深入研究,整合国内不同类型的碳交易业务和相对分散的交易所平台,建立并完善适应中国国情的交易规则,形成统一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和监管机制,最终建立全国范围内公正高效、统一开放、监管有力的碳交易平台,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为中国碳金融的发展创造稳定的制度环境。
(二)提高参与方的风险评估与管理水平,为碳金融发展奠定坚实的市场基础。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降低或分散碳金融业务的风险,但是无法彻底规避风险。因此,碳金融业务的参与方还需要提高自身的风险应对能力,建立健全碳金融项目风险评估和管理制度。
参与碳金融交易的商业银行、基金和中介机构要能够有效地识别碳金融项目面临的技术、市场、政策等方面的风险,并评估各种风险的大小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针对本单位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其它情况来确定能否参与相关项目以及参与的程度和方式。在项目正式展开之后还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风险消减和风险控制。比如,可以创新合同条款,形成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可以利用其它金融工具进行风险对冲,可以为碳金融业务购买商业保险。只要碳金融的参与方能够进行有效的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就能够把项目的各种风险对参与方的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三)推动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为碳金融发展建立多元化的融资体系。目前我国参与碳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的方式单一,侧重信贷。但仅靠信贷资金规模有限,商业银行所承担的风险过于集中。未来应着力发展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的低碳产业多元化融资体系。
与间接融资相比,直接融资的优点在于可以使碳交易资金供求双方联系紧密,有利于资金的快速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直接融资还能够使资金供求双方直接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加强投资者对资金使用的关注,可以实现市场的信息甄别功能,淘汰那些风险太大的项目。
(四)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加强政策风险和政治风险的管理和防范。目前,国内碳金融业务的开展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国际市场,碳交易市场的波动也很大程度上与国际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我国在开展碳金融业务时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可以与主要排放国家以及全球气候谈判的利益关联方加强双边交流与合作,了解不同国家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动态,为本国企业争取一些政策上的优惠。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要对合作伙伴母国的政策进行跟踪与评鉴,争取对方政府的事前承诺或担保,了解其政策动向并事先作好应急准备,通过各种途径争取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利益。
注释
①关于碳金融的定义可参见世界银行:《碳金融十年》。
②关于CDm项目风险的详细论述可参见张旻和袁文旭(2011)。
③参见世界银行报告StateandtrendsoftheCarbonmarket2011。
[参考文献]
[1]worldBank,StateandtrendsoftheCarbonmarket2011,
[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J/oL].新华网,2011-11.
[3]世界银行.碳金融十年[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1.03.
[4]王巧芳.浅议碳市场中银行的业务模式与风险[J].学理论,2009,(25).
双减政策下对家长的建议篇9
高调开篇，有所建树
美国在小布什执政时期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忽略乃至贬低国际核军控及防扩散机制，以致全球核裁军进程基本停滞，核扩散问题日益严重，核恐怖问题凸显。2009年奥巴马擎举“变革”大旗入主白宫后，重新评估国际安全态势，调整相关核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措施，重塑了美国在核领域的形象和领导地位。
其一，宣扬“布拉格议程”，重树国际核裁军领域的主导地位。2009年4月5日，刚上任不久的奥巴马总统在布拉格发表演讲，高调表明将在总统任期内不遗余力地推动核裁军进程、降低核武器的作用。他表示“要抛弃冷战思维”，并承诺“美国将致力于寻求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此番被称为“布拉格议程”的讲话，获得了广泛好评和响应，并由此赢回了美国在核军控与裁军领域几近丧失的主导地位。
其二，调整单边主义外交，重获防扩散领域的影响力。奥巴马认为，核扩散及核恐怖主义的威胁甚于俄美之间可能爆发的核战争，并为此从多方面对小布什政府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进行调整，寻求他国在防扩散问题上的谅解与合作。2009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历史上首次专门就核不扩散与核裁军问题举行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的身份主持会议，并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首次主持安理会会议的总统。会上一致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无核武器世界”决议案（第1887号决议）。2010年4月，奥巴马倡议并召开了首次核安全峰会，商讨如何加强核材料安保和防止核恐怖主义。在同年5月召开的第八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美国力推大会《最后文件》的达成。上述诸般努力，使美国重获在国际防扩散领域的影响力。
其三，出台美国《核态势审议报告》，重排核政策关键目标。2010年4月，美国国防部公布了《核态势审议报告》。作为美国未来5～10年核政策的纲领性文件，该报告将美国核政策的关键目标重新排序，把阻止核扩散与核恐怖主义放到首要位置，同时强调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宣称“只有在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友的核心利益的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核武器”。对核政策关键目标的重排，表明了奥巴马政府对降低核武器威胁和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关切。
其四，谈判新StaRt条约，重启美俄双边核裁军进程。奥巴马上任后不久，便与俄罗斯展开为期一年多达十轮的核军控谈判，并于2010年4月签署《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新StaRt条约）。条约规定，到2018年，美、俄各自保留的实战部署的战略核弹头不超过1550枚，运载工具不超过800件。新StaRt条约的签署、生效，是国际军控界令人瞩目的大事，它重启了美俄停滞多年的双边核裁军进程，填补了StaRti条约在2009年12月到期后留下的空白，并为未来更加深入的核裁军提供了动力。
仓促收尾，诸多遗憾
虽然奥巴马政府相关核政策的实施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就，但也留下颇多遗憾。概括而言，大致有以下六个“难以”困境。
其一，美俄进一步核裁军难以为继。新StaRt条约签署、生效以来，美、俄双边履约正常，但两国现役部署的战略核武器仍有削减的余地，从而以较小规模的核武库维持战略稳定性。奥巴马总统在2013年的柏林讲话中曾提议与俄罗斯一道，将现役部署的战略核武器在新StaRt条约基础上再削减三分之一，即降低至1000枚的水平；此削减建议在2013年美国国防部的《美国核武器使用战略报告》中再次被提及。然而，任期已满，奥巴马并未能与俄罗斯就进一步削减实战部署的战略核武器展开谈判，也未能“推动与俄罗斯讨论战术核武器和非部署核武器的问题”。
其二，核武器的作用难以降低。对核威慑能力的重视，使得核武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难以降低。奥巴马一再声明，“只要核武器还存在，美国将继续保持一个安全、安保和有效的核武库”。言下之意是，美国将始终保持强大的核威慑能力。2016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以123票赞成通过了在2017年启动“禁止核武器公约”谈判的决议，而美国投了反对票，并在投票之前积极动员其盟友反对――美国对核威慑能力的看重由此可见一斑。为维持有效的核威慑能力，奥巴马政府斥巨资大力推进“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现代化工作，其中包括用“陆基战略威慑”系统替代现有的“民兵iii”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用“远程防区外巡航导弹”取代现有的空射巡航导弹、以“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更换现有“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开发新一代的B-21战略轰炸机以及对核弹头实施“3+2”的延寿计划等。
其三，《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难以获批。奥巴马承诺要“迅速并且积极地”推进美国批准CtBt，在其任期内，美国参议院此前拒批CtBt的理由已不复存在：由于“库存管理计划”推进顺利，美国在没有核爆炸试验的情况下，也具有保持安全、安保和可靠核武库的技术能力；由于国际监测系统的部署以及各项技g性能的改进，美国及国际社会监测秘密核试验的能力已显著提升。但在过去八年中，就CtBt批约问题，奥巴马政府始终无法争取到国会内足够多的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2016年正值CtBt开放供签署20周年，鉴于国会批约无望，奥巴马只好在卸任前另辟蹊径，倡议并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呼吁停止核试验以及推动CtBt早日生效的2310号决议，但该决议并无法律约束力。
其四，“禁产条约”谈判难以启动。奥巴马在布拉格演讲中，表示要致力于推动“禁产条约”的谈判。但是，对于谈判各方尚难达成共识的诸多重要问题，包括明确术语定义、规定禁产范围、对待现有核材料库存、建立核查机制和设定条约生效条件等，奥巴马政府似乎并无解决良策；对于个别国家利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协商一致”原则阻拦条约谈判的行径，奥巴马政府似乎亦无相应举措。直至奥巴马离任，“禁产条约”谈判仍未启动。
其五，朝鲜核问题难以缓解。对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朝鲜核问题，奥巴马政府八年来采取了“战略忍耐”政策，结果朝鲜核问题持续发酵，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朝鲜在奥巴马任期内进行了四次核试验并频频进行导弹试射，尤其是在2016年一年内进行了两次核试验，且第二次核试验的爆炸威力达到万吨数量级tnt当量，为朝鲜历次核试验之最。虽然在解决伊朗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联合英、法、俄、中、德五国与伊朗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堪称经典，但在朝鲜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并无太大作为，广受诟病。
其六，“无核武器世界”倡议难以践行。奥巴马在布拉格演讲中承诺“寻求和平、安全的无核武器世界”并“采取切实步骤走向无核武器世界”。虽然奥巴马对美国核武库实施了削减，但其削减力度小于冷战结束后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之初和离任之际，美国官方公布的美国核弹头库存分别为5113枚和4018枚，即奥巴马政府在八年内共削减了1095枚核弹头。与之相比，小布什总统在任期内削减了5304枚核弹头，克林顿总统削减了3182枚核弹头，老布什总统削减了9497枚核弹头。缓慢的削减节奏，加之大规模核武库现代化计划的实施，使奥巴马的“无核武器世界”倡议几乎沦为一纸空文。
内外影响因素
从“布拉格议程”和2010年4月连续砍出“三板斧”，即出台《核态势审议报告》、签署新StaRt条约和召开首次核安全峰会，可以看出奥巴马在核政策的制定上有其思考、在实施上有其章法。但是，其核政策的推行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掣肘，成效并非如其所愿。概括而言，影响奥巴马核政策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来自外部，即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美俄双边关系的改变；另一方面来自内部，即国内政治制度的制约、尤其是国会所持态度。
奥巴马上任之初，基于对国际安全环境和国家实力地位的重新评估，以倡议“无核武器世界”为抓手，进行核政策调整，试图解决核扩散与核恐怖主义这两个重大安全威胁。此后，奥巴马政府核政策的任何变化无不体现着对国际安全态势的考量。由于俄罗斯是美国在核武器领域的唯一对手，因此美国核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美、俄双边关系变化的影响。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美俄双边关系明显缓和，双方签署、生效了新StaRt条约，并且在共同关心的核军控与防扩散领域的诸多问题上相互呼应、支持。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乌克兰危机爆发，美、俄政治关系跌至冷战结束后的低点，双方在核武库现代化、导弹防御系统、《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履约等问题上相互指责，这使得美国不愿采取单方面核裁军措施以及推进双边核裁军进程。
奥巴马提出的一些核政策，如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防止核武器扩散、加强核武器和核材料的安全和安保、阻止核材料和核技术的非法交易等，在获得国内拥护和支持的情况下，得以顺利推行；但有些核政策主张，因为受到国内政治力量的质疑或反对，尤其是受到共和党占据多数的国会的制约甚至阻挠，只能妥协或作罢。2010年奥巴马将新StaRt条约提交国会审批时，为了确保获得三分之二强的赞成票，只好向国会承诺斥巨资对美国核“三位一体”以及核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奥巴马曾明确表示要致力于推动美国批准CtBt，但自忖难以打通国会参议院这一关，故一直引而不发。在任期最后几个月，奥巴马曾考虑推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但因遭到国内的强力反对而放弃，持反对意见的政府高官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能源部长以及空军参谋长等，有美国媒体甚至批评奥巴马“对个人政治遗产的追求”超越了国家利益。
矛盾性及其根源
通观奥巴马政府八年来的核政策，整体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倡导“无核武器世界”的理念，另一方面又对本应彻底销毁的核武器系统全面实施现代化计划；一方面宣扬降低核武器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反对启动“禁止核武器公约”的谈判；一方面呼吁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另一方面又不愿进一步单边或双边削减核武库；一方面重视防扩散问题，另一方面又迟迟不能推动CtBt的批约和生效。
双减政策下对家长的建议篇10
[关键词]tpp；对外贸易；负面影响；中国策略
[Doi]10.13939/ki.zgsc.2016.24.251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tpp），是一个涉及关税、投资、竞争政策等多领域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被认为是至今为止最为重要和全面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按照tpp官方概要所述：其宗旨是在缔约国促进经济增长、支持工作岗位的创造和维持、增进创新、生产力和竞争力、提高生活水平、减少贫困、进而促进透明度、良好治理以及劳动和环境保护。这份协议的最终目标在于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和区域一体化。
1tpp的主要特征
随着美国在2009年的高调加入，tpp成员国规模得以进一步扩大，协议内容也不断完善丰富。主要呈现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更为严格的协议标准。从内容上看，tpp在相关领域中对成员国提出的标准均大大超越了Fta的现有水平。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tpp提出明显高于tRips的产权保护要求。在服务贸易领域，tpp最终有望实现所有贸易品零关税；在市场准入方面，tpp采取自由化程度更高的做法，向所有服务部门提供准入前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仅对少数特殊行业设置例外条款。除此之外，在劳工、国有企业和政府采购等领域，tpp较之传统Fta协议，其内容更严格，标准亦更高。二是协议覆盖范围广。tpp的覆盖范围则明显超越了亚太区内的任何自由贸易协定。其包含知识产权、劳工、临时入境、国有企业、政府采购、金融、能力构建等亚太区绝大多数Fta尚未涉及或较少涉及的条款，体现了全方面覆盖的特点。除此之外，在地域范围上，tpp也突破了传统自由贸易区的区位限制，tpp协议当前的成员国已经遍及南北美、亚洲及大洋洲，成为覆盖面较广的全球性协议。三是政治倾向浓厚。美国于2009年的高调加入极大地推动了tpp协议的演进和扩张，也极大地影响了协议未来的发展走向。在对外贸易方面，tpp对于关税的全面减免、服贸方面最惠国待遇也有助于美国扩大其对于亚太地区的出口、推动其本国经济复苏。tpp对于彰显美国在全球规则制定中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2对中国对外贸易的负面影响分析
2.1tpp可能大幅减少中国对外贸易总额
在对外贸易方面，tpp对于关税的全面减免、服贸最惠国待遇条款有望促进成员国内实现零关税贸易。这一现状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与tpp成员国之间的贸易竞争力。在出口方面，我国制造业以低成本制造的贸易优势将由于tpp成员国之间关税的全面减免而不复存在，市场竞争能力难以保证。在进口产品方面，由于物质资源的客观限制和某些领域内技术壁垒的存在，我国在诸如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方面，一定程度上需依赖进口资源。在涉及特定独占技术的领域，诸如特种钢材中，亦不得不依赖进口国外产品支援国内建设。进出口需求的不对称关系，可能引发对外贸易关系的失衡，恶化我国对外贸易环境。
2.2tpp可能大幅降低我国工业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随着tpp框架下自由贸易经济圈的成立，各成员国之间的工业出口成本得以大幅降低，中国则会随之丧失工业上的出口优势。同时，中国在未来若有加入tpp的意愿，则必须将国内的相关规章制度向其提出的在劳工、环保、知识产权等的更高要求靠拢。这时，各项成本将相应提升，中国制造原本的低成本优势亦将不复存在。同时，东南亚国家更为廉价的劳工环境吸引诸多外资企业前往投资建厂，中国制造的国际形势遭遇的挑战将会愈发严峻。
2.3对我国与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作为我国长期稳定的贸易伙伴，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受中国的经济发展带动，双方一直享有稳定和谐的经贸关系。其中，东南亚四个成员国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与我国同属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持续向我国供给中药资源。日本作为我国在亚洲地区最大贸易伙伴，与我国之间保持着持续增长的贸易数额。随着tpp协议的签订，覆盖全球的自由贸易经济圈开始形成，我国同东亚、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就会相应地受到影响。
3中国的应对策略
tpp是一个非常严格和高标准的区域经济协议的路径选择。美国在tpp市场准入问题上，设立了中国目前难以达到的严苛条件。面对tpp带来的诸多难题，中国如何面对挑战积极应对，寻找自身发展的长足优势是讨论的重点。
3.1中国应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事业，推动我国自贸区的进一步发展
tpp所带来的对外贸易额减少，显示着我国需要尽快建立我国为主导的自贸区建设。中国应借助原有的贸易桥梁，强化与原有贸易国家的关系，巩固友好地位。可以选择将以前拥有的东盟贸易区，其他国家贸易区等进行升级，在市场准入、政策优惠上面加大力度，发展我国在对外贸易中主导地位和自身优势。同时关注中非原有贸易桥梁，冲抵tpp带来的贸易包围问题。
3.2提升中国制造业的世界认可度，发觉自身产品的新优势
tpp框架内对于成员国的劳工和知识产权等政策做出了严格规范，我国现有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其影响，不能降低成本，价格上涨导致竞争力的降低。针对tpp的贸易准则，我国应该对制造业的产业环节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在完善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制度的同时，延长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分阶段的降低我国制造业的关税水平。充分发掘中国制造的特点，提升产品质量，以产品特色为本身吸引外贸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
3.3加强周边国家合作交流，实现互助共赢
可以中韩自贸区协定为起点，促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找寻大范围内的包容与合作，实现互利各自的发展与进步。而东南亚地区不仅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伙伴，更是可以成为我国产业转移的发展区域。可以对相对落后的国家实行单方面的关税减免，成为更多国家的合作伙伴，除去经济利益外更要关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战略价值。
3.4加强与美国的沟通，推进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发展
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需要相互协作、共同发展，其本身也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美两方在tpp上达成共识将是可期待的未来，只有双方共同推动，和谐共处才有可能实现tpp的长远发展。分裂为两个集团，只会导致双方都失去最大的福利。中美之间的互信互利需要依靠双方积极谈判，寻找合作的基础点，不断扩大共识，互相包容，共同发展。
4结论
tpp作为复杂程度高，全球最大规模的贸易协定，对亚太各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中国而言则利弊共存，这时需多管齐下，化阻碍为动力才能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周睿.中国加入tpp的经济效应分析――基于Gtap模型的模拟[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11）.
[2]龚柏华.tpp协定投资者――东道国解决机制评述[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13（1）：5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