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篇1
[关键词]环境；失衡；原因；解决；生态伦理
人类是地球上生物发展和进化的最高产物，是食物链条中最高的一环。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活动、生存方式对于生态环境造成了重大影响，使得环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生产动力规模的扩大，科学技术、工程技术手段的发展，创造了大量自然界自身不能自我分解、自我消化的物品，使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发生了矛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失衡问题。本文试图从生态伦理的视角重新审察环境问题，寻找解决环境失衡的生态化的方法。
一、当今人类面临的环境失衡问题
环境失衡是指由于人类的活动而造成的地球上各种生物之间、动物与植被之间以及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平衡关系的被打破，造成了整个生态系统的被破坏。环境失衡问题实质上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的被破坏，因此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脆弱的发展
2.生态伦理新思维的基本原则
生态伦理新思维是建立在后现代的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新时代的思维方式，是立足于人类与其它生物，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的生存状态的思想方法。
生态伦理新思维的基本原则是多元思考和和谐共存。多元思考是指从植物、其它动物、人类以及三者共同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四个纬度思考问题，打破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单一思维。
3.实现生态伦理的途径和方法
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根本上就是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核心思想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构成危害。具体实施：
第一，转变绝对人类中心主义旧思想，树立生态伦理新观念。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历史文明的进程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也曾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危机。痛定思痛后，我们要树立生态伦理新观念，应该意识到人类与自然处于平等的地位，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二，控制企业环境指标。解决生态问题的最根本的方法是要做好产业引导，把产业发展引导到可持续发展上来，从根本上转变资源依赖上的产业结构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加大生态效益型产业比重，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第三，加强政府的环境立法和保护环境的行政执法能力建设。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对本辖区生态环境质量负责、各部门对本行业和本系统环境保护负责的责任制；明确资源开发单位、法人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审计制度，实行严格的考核、奖罚制度；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力度，做好生态环境功能区划，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资源开发“三同时”制度。
第四，加强规划，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平衡。国家要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科学开展生态建设，继续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对有利于生态保护的长期投资项目在政策上给予优惠支持，中央政府主要负责以生态效益为主的天然林、天然草地的保护与恢复和生态功能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等投入；各级政府应增加生态环境的投入；积极引入社会各方投资，逐步建立流域补偿、资源开发补、遗传资源惠益共享的生态补偿机制。
第五，提高民众的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把环境保护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加强对民众的引导，一方面要使生态观念根植于民众，使全民牢固树立生态意识，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以生态眼光、生态要求来指导各项工作。我们应根据生态文化的要求，重新认识主体性的内涵，建构生态主体论，发挥主体协调人—社会—自然关系的作用，使人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新世纪生态危机的警钟时时在耳边响起，共同生存于这个蓝色星球，无论国家元首还是普通百姓，都是地球村的公民，都有义务呵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绿色家园。
[参考文献]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篇2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农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环境治理
一、生态现代化理论嬗变及其在农业发展中的应用
（一）生态现代化理论嬗变
生态现代化概念一般认为是由德国学者martinJänicke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柏林州议会辩论中最早提出（郇庆治和马丁•耶内克，2010）。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大致经历了强调在工业生产中以科技创新来应对环境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关注经济和文化因素以及产品消费而转向科技、经济市场、政府三者协调平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关注全球化影响及制度本身（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三个阶段，研究区域从西欧国家逐渐扩展到中欧、东欧、北美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mol，2000）。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现代化理论仍处在不断发展完善当中，并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扩散，成为具有影响力的理论（Jänicke，2008）。生态理性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根本，生态理性使人们开始将经济的生产和消费过程视为生态过程，而不仅仅是经济过程。生态现代化理论不断地丰富发展，由单纯地关注科技转向政治、经济、文化，逐渐包含科技、经济和市场、政府、环境运动、环境意识形态五个方面内容（mol，2010）：（1）科技不仅仅是应对已经产生的环境问题，而是更多地转向环境改善和预防环境危机，将环境保护纳入技术和组织创新的设计当中，而不再过多依靠传统的修复式技术；（2）经济市场要素和组织在环境改善中的作用日益增长，生产者、消费者、信用机构、保险公司、商业协会等成为生态重构、生态创新、生态改善的重要承担者，带来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化，并且将环境成本以货币、价格、供需、产品、服务等清晰地表达出来；（3）政府的角色、位置、运作发生改变，政府管治由从自上到下的命令式的方式转向权力分散下放、更加灵活、更加趋向于公众参与的管治方式，非政府以及跨国、全球性组织和机构逐渐发挥影响；（4）环境运动的角色、指导思想发生了转变，环境运动在环境决策中作用得到显著增强，环境运动指导思想也从单纯的反现代主义转向以合法性、负责任、公开透明、广泛参与为原则；（5）环境意识形态从纯粹地反对经济增长和完全忽视环境保护两个极端转向两者的协调统一，并被广泛接受。
（二）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农业发展
工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危机同样蔓延到农业当中，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的挑战，现实困境促使人们开始寻求转变农业发展理念。在发达国家，以现代工业技术为基础的“石油农业”带来严重的环境危机，产生空气和水污染、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食品安全受到威胁、能源消耗巨大等诸多问题（Kimbrell，2002）。值得关注是，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革命”，虽然促进了粮食产量的快速增加，有效降低了全球粮食价格，大大缓解了一些地区的粮食紧张问题，但是“绿色革命”也引发了土壤退化、化学污染、地下水枯竭、土地盐碱化等环境问题，迫使人们转向环境友好型技术，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evenson，2003）。此外，“绿色革命”带来生物多样性和地方传统知识的破坏，同时引起贫富分化加深和区域农业发展失衡的问题。“绿色革命”并不是可持续的，农业生态科学成为农业发展的新理念，而在农业生态理念下进行新的绿色革命不仅要注重科技创新，还应与社会调整或变革结合，农业生态视角下政治、经济、文化转向明显（altieri，2009）。农业发展研究中存在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的二元分立，生态现代化理论则是超越二元论的比较可取的理论分析框架（evansetal.,2002）。农业生态现代化是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农业发展相结合产生的，日益表现出一种多维、综合的整体性分析框架，逐渐拓展到科技、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空间、政治等多个维度，“弱农业生态现代化”正转向“强农业生态现代化”（Horlingsandmarsden，2011）：科技上，从注重经济驱动科技发展、科技解决问题、物质和能量循环利用，转向需求驱动科技创新、科技适应地方性；经济上，从强调企业化经营、效率优先、追求节约成本，转向推动生产经营网络化、综合化、整体化以及立足于农场水平追求高附加值、多功能农业；生态上，从较多采用生态和基因工程的产业生态视角转向较多采用生物型防护的农业生态视角；社会文化上，从提倡运用现代科技、理性的人地关系转向地方自主内生、人地协同、生产服务化；空间上，从偏重全球化、出口导向、外来资源大量使用，转向关注生产嵌入地方社区，注重本地资源利用；政治上，从自上到下式的单一方向的管治，转向内生扶持政策、参与式方法应用、社区发挥影响以及地方和区域灵活管治。
二、生态现代化视域下农业发展思维
生态现代化理论嬗变过程伴随着发展问题、环境问题、公平问题的继生转换，三个问题日益呈现出交叉、复杂的态势，而西方发达国家多年的环境治理表明，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有赖于公平问题的解决。农业发展问题涉及农业环境治理问题，而环境治理牵扯到公平问题。生态现代化视域下农业发展思维转向整体统一的系统视角，农业生态现代化关注目标的平衡性、应对的多维性、行动的多元化。
（一）目标层：发展、环境、公平的统一
工业文明时代的科技进步使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促使人类中心主义思潮蔓延，引发了深刻的环境危机。人类不得不反思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问题，增长受制于环境和社会的原因而存在极限问题，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环境危机的根源不仅仅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环境问题是社会公平问题的反映。从社会公平拓展到环境公平，将完善发展人类内部以及人与自然的正义，走向兼顾环境问题和公平问题（o'Connor，1998），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离不开公平问题的解决。生态现代化视域逐渐从单纯关注环境问题转向环境问题的深层次的社会根源。生态现代化视域下农业发展寻求发展、环境、公平的统一。以现代工业技术为基础的“石油农业”引发严重的环境危机，促使农业发展寻求发展与环境的统一，而环境问题不仅仅与“石油农业”生产技术有关，同样有其深层次的社会根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公平问题一定程度转嫁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从而加深环境危机。农业环境治理成败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发展、环境、公平的有机统一。
（二）应对层：科技、经济、生态、文化、空间、政治等多维治理
发展问题、环境问题、公平问题的日益交叉复杂化，对问题应对提出了空前的挑战。生态现代化视域下环境危机发生不仅仅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涉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环境治理的视角突破科技局限，拓展到经济、文化、政治等多维视角，环境治理应对从单一向多维转向。西方国家环境治理经历了从单纯关注科技创新逐渐关注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过程。发达国家由于基本完成农业现代化，农业发展开始面向农业现代化过程产生的环境问题和公平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面对粮食安全和农业收入增加问题，并着力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但环境问题和公平问题已经显现（pingali，2007）。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中都涉及环境问题和公平问题，使得农业发展问题复杂化。问题复杂性迫切需要全面、系统的分析与应对。生态现代化理论将环境问题嵌入农业发展本身当中，使农业发展兼顾环境问题，同时指出环境问题有其深层次的社会根源，从而使农业发展本身不是仅仅停留在科技上，而是拓展到经济、文化、政治等多个维度。生态现代化理论为农业发展适应环境问题和公平问题的挑战提供一个可行的框架。
（三）行动层：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协同
生态现代化视域下环境问题的关注从生产领域拓展到消费领域。面对发展中面临的环境问题，消费领域是整个经济过程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可持续发展中重要的影响因素。环境治理不仅需要生产方式发生转变，更重要的是消费方式的转变，从而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地推动生产方式的转变。可持续性消费是环境问题应对中的重要策略。消费者本身行为则是可持续消费的关键一环，而个人之间可以通过协作消费减少不必要的消费和生产，从而形成新的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生产者与消费者塑造是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两者缺一不可。农业有机生产可以提供健康、天然的不含有毒杀虫剂的高质量产品，同时维持土地肥力和生物多样性，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欧美国家得到相当重视并发展壮大（Badgleyetal.，2007）。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需求成为生产的目的，消费成为生产的调节器，因而消费者塑造的重要性凸显，成为转变生产方式的重要助推器。生态公民是农业可持续消费的重要驱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促成农业可持续消费的根本力量，可克服一些农业可持续消费面临的重要障碍（Seyfang，2006）。
三、生态现代化视域下我国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
我国农业正处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农业现代化进程仍处在较低水平，农业发展面临环境保护的问题，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随着现代化程度加深将会加剧，农业污染已然不容小视（温铁军等，2013），关系到国家食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的环境治理经验表明，环境治理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离不开公平问题的解决。农业环境治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是我国新型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面对日益严重的农业环境问题，生态现代化理论为我国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鉴与启示。
（一）我国新型农业现代化应是发展、环境、公平的统一
我国人多地少，人均土地资源相对较少，由此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将会长期存在，而在农业发展中出现的农业污染问题进一步加剧人地关系矛盾。当前中国农业仍然以相对落后的小农经济为主，农业经济效益不高，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相对缓慢，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加剧，并引发一系列文化衰落和社会失衡等问题。我国农业现代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拓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一些欠发达贫困地区环境破坏事件时有发生，甚至一些地区形成恶性循环，区域发展公平问题成为不可忽视的根源，这些地区的环境问题根本解决有赖于区域协调发展。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面临两大选择问题：一是继续走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先污染再治理”的“石油农业”道路，还是探索一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二是继续走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历的“强发展、弱公平”的农业发展道路，还是走发展与公平相统一的农业发展道路。中国人多地少，生态环境脆弱，城乡、区域差距巨大，难以承受“石油农业”带来的严重的环境压力以及公平问题带来的环境风险转嫁，必须走一条发展、环境、公平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新型农业现代化需要多维协调推进
我国农业现代化本身面临多重挑战，生态现代化视域下我国农业发展同样面临发展问题、环境问题、公平问题。当前我国农业区域发展不平衡，一方面造成农业生产中心地资源环境承载负荷过重，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另一方面，造成一些非中心生产地的小农生产者破产并由此引发土地荒芜浪费，同时造成一些小农生产者迫于竞争而加大对土地和资源过度开发，从而引发环境破坏问题。问题的交织复杂性需要多维综合应对：（1）在科技上，在关注环境修复技术的同时应更加注重预防性技术创新，从农业生产设计阶段就考虑不同区域的环境因素，最大程度提前规避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而环境恢复往往耗费更大，并造成不良的现实后果；（2）在经济上，在追求农业生产效率和压缩成本的同时更加关注生产网络化、本地化以及提升产品的品质，以带动本地经济和满足更加多样化的需求；（3）在生态上，在关注以工业技术为基础的工业生态技术的同时，应当遵循农业生态理念更多地采用生物型技术，并适应不同地方特性；（4）在社会文化上，在关注依靠科技来专业化生产和协调人地关系的同时，更加主动地根据地方需求展开研究，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和劳动力实现人地协同发展；（5）在空间上，在关注农业外向型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更加注重与本地生产和消费的联结，避免出现“飞地式”发展；（6）在政治上，在关注从上而下的集中、单一的管治手段的同时，应更加注重管治地方化和内生化，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防止区域发展失衡。
（三）新型农业现代化需从生产端和消费端两端并举
我国农业现代化不仅包括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而且包括农业消费方式的转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业生产走向商品化，市场消费需求在农业生产发展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当前我国更多是关注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对农业消费方式关注程度并不够，农业消费方式转变迟缓往往拖累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一是虽然我国居民对农产品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但是相当部分居民仍然趋向价格偏好，对质量较低水平的产品耐受较强，往往使一些落后生产方式得以存在，这些现象在经济落后的地区问题比较严重。二是随着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一些消费者对国家保护的动植物或者由其生产的产品产生不合理的消费需求，推动一些不合理的产业发展，对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破坏了生态环境。三是由于不合理的消费方式，产生了大量食物浪费，耗费大量的农业生产资源，变相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压力，而食物里程的拉长也同样会产生间接的资源消耗。农业现代化生态转型应生产端和消费端两端并举：（1）从生产端来说，农业有机生产与中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相契合，应不断推动农业有机生产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着力提高农业有机生产的效率，通过有机农业生产的不断提升来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同时调整和增强农业认证管理机构，加强构建和完善有机认证体系，为农业生产有机化提供良好环境和重要保证；（2）从消费端来说，对于个人而言，应加强环境教育，塑造生态公民，提倡个人节约消费、绿色消费，摒弃过度消费和不当消费行为，而对于整个农业生产网络而言，应充分考虑食物里程因素，构建合理的生产和消费的空间耦合结构，强化农业本地化生产的内生作用，带动本地资源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减少资源间接浪费。
（四）农业生产地方化有助于解决区域农业发展失衡问题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篇3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
1问题的缘起
1962年，美国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公开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该书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从客观上促就了人类社会第一次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由此以来，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类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愈发地强烈。1972年6月，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召开，来自113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代表团团长和国际组织代表首次在一起共同探讨环境问题，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并改善生态环境，为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共同努力。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全球首脑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该文件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理论出发点，制定了一份内容详实的行动计划，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基于此，美国于1993年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理事会，负责制定并执行相关战略，欧盟也于1996年通过了一部关于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的基本法。几十年来，世界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纷纷为治理环境问题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努力，虽然部分国家和地域的生态环境得到相应的好转，但是总体情况仍是不容乐观。如何从根本上治理生态环境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了摆在人类社会面前的难题。
早在十九世纪，生态环境问题就已经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学术创造的年代，英国已经率先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德、俄、日等国也纷纷通过资本主义革命或者改革加入了工业革命的步伐，工业革命使得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地提高，但是也产生了不少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认真考察了工业革命后工业区的环境污染状况，并将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到社会问题之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提出了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原则。近年来，社会上总是充斥着一种“马恩过时论”，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在那个时代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已经不能用来处理目前的现实问题。然而，笔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诸多事物的基本观点、基本看法思入了时代深处，突破了时代的局限，对于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并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指出其现实意义，不仅能够有效驳斥“马恩过时论”，而且对于指导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也十分必要。
2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非常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这都星散在他们各个时期创作的经典文本之中。但是，由于受到社会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的影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关注几乎为零。直到上个世纪后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日益兴起，学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挖掘和阐释才逐步走向正轨。发展至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其学者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反复阅读，梳理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发展脉络，归纳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他们普遍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与生态环境是天然对立的，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具有明显的“增殖获利”原则，其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而非货币，正是因为资本要求将集中起来的货币不断地投入到生产和流通之中以获取更多的利益，其运行路向可简化为：“生产――流通――获利――生产”。这种循环过程，使得资本不断地被投入到生产，尽可能地去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所以，资本无时无刻都处于增殖变化的运动过程之中，“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海德格尔将资本这种增殖逻辑称之为资本的“进步强制”，资本的“进步强制”一方面从客观上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发展，但一方面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必然地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得人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但是，资本在发展过程当中却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有着深刻的内在危机：资本逻辑使得人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而毫无止境地盘剥自然，引起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2]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的增值逻辑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其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它带来多少利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资本家成了“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而“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在我看来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3]。
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时曾对德国有机化学家李比希的著作进行了认真的考量，并创造性地吸收了其“物质变换”的思想。所谓“物质变换”，就是指两种不同物体之间物质、材料的相互交换，“在说明生产的‘自然’过程时，我也使用了这个名称，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5]。事实上，资本的扩张往往以牺牲自然和劳动力作为前提，人们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加工利用，将自然资源变为增殖的载体。自然资源的加工利用本是无可厚非，但是，资本增殖逻辑主导下的开发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人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不断地掠夺自然，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较长的循环恢复时间决定了人们无止境地盘剥只能是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3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治对策
目前，世界各地都在积极探寻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可行途径，部分发达国家还取得了一些成绩，生态环境状况得到了不少好转。但是，仔细考察这些国家的治理措施后，不难发现其治理思路无非只是简单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虽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却无法遏制生态环境问题的反复出现，长久以往，势必又会造成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要使得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解”，就必须得“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去改变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矛盾性冲突的根本因素。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笔者认为，要根治生态环境问题，就必须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克服资本的偏执性增殖。资本的增殖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使得人与自然关系不再和谐。因此，要克服资本的偏执性增殖，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是不是社会主义就不会有生态环境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正如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过程中，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也出现了生态环境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态环境问题是由社会主义道路所导致。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驾驭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所以，“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6]，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二，完善政府的管理职能，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受到资本增值逻辑的驱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忽略了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问题日渐堪忧。而今，要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治理，就必须转变过去的发展方式，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要完善政府对生态环境的管理职能，尊重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探寻并制定一系列对生态有益的规章制度。各级的生态环境执法部门也要加大执法力度，对生态破坏严重的单位和个人要及时予以遏止。
第三，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在科学技术被资本“绑架”的时代，科技成了“资本化”的人的帮凶，使得自然不堪重负，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科学技术本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提高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为生态文明建设“添砖加瓦”，也可以引起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为生态破坏“火上浇油”。科学技术到底是造福人类还是毁灭人类，关键就是看人在怎样地运用科学技术。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就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积极作用，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对于人类历史是一种起推动作用的重要力量。所以，要改善并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就必须要克服资本的偏执本性，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作用，将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同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2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6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69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3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2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5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篇4
关键词生态性学习单元学习活动教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G633.91
文献标识码B
20世纪以来，人们开始通过实验探索学习现象和学习机制的原理，创立各种学习理论，生态性学习理论就是其中的一种。它是用辩证的、整体的、开放的态度还原自然与真实的学习现象。在高中生物必修3的教学中，笔者尝试运用该理论进行单元的学习设计。
1问题的提出
高中生物必修3《稳态与环境》第6章“生态环境的保护”涉及内容广泛，从人口问题到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土地荒漠化等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目前教材的篇幅有限，呈现的资料也略显陈旧，阐述的是人类对待生态环境的主要观点。如果仅仅围绕教材展开学习，内容空泛，学生感悟不深。众所周知，本部分内容是当今人类生存发展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对待地球家园的问题上，现已明确“不能只索取，不知保护，更不能只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正确观点，但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行动如何？存在的问题有哪些？地球环境的现状如何？各个国家地球村的村民又有哪些共识并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呢？可见，环境问题时时发生在身边，而各种关于环境保护的新闻每天都通过网络、报纸向人们传播。教师又应采用何种学习方式让学生了解，进而转化成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共鸣呢？
何为“生态性学习”？由于构成一个学习系统的要素多种多样且相互交叉，因此提出一种对学习整体的、生态的理解。生态性学习理论主要是以生态学为研究基础的，现代性的生态学定义是海克尔在1868年给出的，他认为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而所有的生物适应其所生存的环境，生物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因此，生态性学习理论是换了一种观察人类学习过程的视角，是一种追求整合、适应性的视角。生态性学习理论坚持作为主体的学习者不是消极的受制于环境中的物理刺激，而是有意义的与其学习环境交互作用。主体学习者不意味长时记忆表征知识，不是汲取、存储和再现信息的熟练信息加工者，而是共同体中的一员，强调个体与共同体在学习过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生态学习理论视野中的学习。可理解为信息探测者的学习者通过积极主动地活动、借助有目的的反思实践，对其情景（物质及社会环境）所能提供的给养进行调试的过程。
根据该章知识所呈现的特点及本单元教学的目标，笔者拟定生态学习的理论，渗透生态学习的理念，从整体设计本单元的学习活动。
2单元学习活动的设计与实施
笔者把整章书的学习作为一个单元，整体设计该单元的学习活动。
2.1学习活动设计的理念
以生态性学习理论的指导思想作为学习活动的设计理念，让学习者处于含有真实学习任务的学习环境中，在工具、资源、其他学习者或教师的支持下，借助反思去积极解决这些真实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可以构建和理解知识点意义，而且可以逐渐完善主体性的自我。因此，笔者设计学习活动的载体是改变一种学习方式，以自主学习的方式，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分析，这是生物学研究必备的基本素养之一。由于本部分内容是关于地球的危机问题，有大量丰富的最新信息要比课本的丰富，可以让学生们通过自主学习并分享学习成果，激发兴趣，进而可以了解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件。
2.2学习活动的目标和方式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选择一个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为主题，小组成员分工合作，根据该主题进行自主查找资料，收集、整理与深入分析，在全班汇报，分享本章最新最热的相关知识，体现学习活动的目标“自主学习、知识共享”。
2.3学习活动的步骤
整个学习活动持续两周，包括学习活动的准备、
2.3.1学习活动的准备
首先动员学生，明确教学活动将采用的学习方式。其次教师确定学生学习的小课题，并在各班张贴“自主学习的说明”，具体内容如下：
（1）阅读课本p117-p130的内容，熟悉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知识。
（2）以小组合作的形式针对全球性生态环境热点问题收集相关资料、整理，并做汇报。共设以下8个专题：①全球气候变化问题；②水资源短缺问题；③臭氧层破坏问题；④酸雨问题；⑤土地荒漠化问题；⑥海洋污染问题；⑦生物多样性锐减问题；⑧人口问题。全班分8个小组，每组以抽签的方式选定研究一个专题，各组自选研究组长并进行任务分工。
（3）小组派一名代表进行汇报，展现主要结果（可以多种形式展示，如小品、演讲等），报告时间为4min
最后学生自主形成小组，抽签选定课题，推选组长并做分工安排。
2.3.2学习活动的实施
小组成员按分工，在课余时间进行知识收集与整理，并统一安排一节网络信息课，让小组成员进行交流及进一步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形成汇报内容提纲，并利用一节课在全班进行知识共享与交流。
2.3.3学习活动的评价
本次评价的内容见评分表，评价方式包括自评（25%）、小组评价（25%）、组间互评（即汇报部分表现，占50%）。每位学生的评75%分结果记入期末总评成绩，占10分。
3生态性学习理论对学习实践活动设计的启示
3.1整体性原则对活动设计的引导作用
“一切事物与一切事物有关”是生态学重要的规律。同样用这一观点来诠释学习系统，学习由多重因素构成，如人、物、环境等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完整的实体。
3.1.1学习内容的整体性人教版对该章的命名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具体分为两节：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整章内容主要阐述地球所面临的问题及我们该如何行动，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笔者在设计该学习活动时，学习内容的小课题源于课本又要进行适当的拓展，从整体角度去划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在分享交流阶段，对地球所面临的问题就会有一个伞面系统的认识。最终达到学习活动的终极日标，让学生关注环境，关注环境问题的最新变化，明确责任和使命，培养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3.1.2学习活动设计的整体性
我们对该学习活动的定位为生态性学习，因此在设计整个活动中均注意把握系统性、整体性原则。
活动过程体现整体性。该学习活动历时两周，包括准备阶段、学习交流阶段、分享评价阶段。每一阶段有明确的任务，应有序地完成。准备阶段，主要是让学生了解学习的内容，进行选题、分组；学习交流阶段，主要是小组内成员根据选题的内容，利用各种工具，进行组内交流学习，形成关于课题的观点；分享评价阶段，则是组间同学的共享阶段并给予评价。
活动实施体现整体性。活动实施呈现的载体是课堂，以班级为单位，班里的学生又被分成若干小组，课代表、组长则是活动实施的统筹者。这种以群体组织形式完成的学习活动，他们会自然建立起一定的制度，分配角色，相互帮助与相互教授，借助集体的力量，根据学习过程的变化，不断调试，使学习活动系统走向有序。
3.2适应性原则对活动实施的引导作用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生物与其生存的环境之间能进行积极调试，达到适应。因此，从生态性学习理论适应原则角度看，教师应设计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该环境应做出富有弹性的变化，以适应每个处于发展中的学习者的特征。
①自主性与合作性的活动组织环境。
根据学习活动的方式，由学生自发组建小组，他们可根据学习活动的要求，选择具有不同特长的学生作为小组的成员，并进行分工，分别承担小组的工作，如资料收集、分析整理、制作ppt、汇报展示等。
②开放性和限定性的活动选题环境。
根据学习目标，设计既开放又有一定限定的选题内容，由小组以抽签的方式进行认定选题。再根据组员的不同特质，进行自主分工。
⑧个性化与共性化的活动指导环境。
根据学习任务要求，在活动实施过程中，教师为学生提供网络实验室，为所有学生提供交流平台。此时，教师可与小组成员进行个别交流探讨，且组员内部也可针对选题做充分的探讨。
④创新与务实的活动展示环境。
在学习活动要求中，教师提倡学生用自己喜欢的任何方式呈现他们对课题学习的结果。在展示环节，学生的创新展示：有小品表演式，有激情朗涌式，有广告对比式，有主持互动式，当然也有传统的报告式。不管哪一种方式，都为不同特质的学生提供展示的平台，要形式不是重点，关键是内容要言之有物，要有自己学习的观点与体会，有与大家探究创新的内容。
3.3多样性原则对学习活动评价的引导作用
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可保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发展，而生态性学习的多样性，则让学习者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
在多样性原则的指引下，多样性的课堂尊重每个学习活动参与者的身份，鼓励每个人先通过自我学习，之后在小组内对话提问、质疑、协商，形成知识学习的共同体。在共同体中相互分享各自的特长，建构新的理解，形成共同的智慧，并在更大的共同学习体中分享。因此，根据多样性原则，教师建立了多样性的学习活动评价机制。
从评价的主体看，分为自评、同组组员互评、不同组组员互评种形式。从评价的内容看，关注其在小组内承担的任务。从评价的比例看，即重视学习的过程（50%），也重视学习的结果（50%）。这些评价要求强调个人的责任，也体现共同分享，更尊重每个个体的发展。
4生态学习理论对教学实践的反思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篇5
关键词:技术思想;环境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产生的一种绿色思潮,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有学者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人类生态学的真正转向。而在对技术与环境问题的反思中,生态马克思主义可说是有着与其他绿色思潮迥然相异的致思理路。如果说后者多是从技术所引发的负面效应而陷入仅对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窠臼,那么生态马克思主义则是旗帜鲜明地主张对技术的负面效应展开社会批判分析。这一截然不同的理论进路不仅构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技术观的理论特质,而且对我们反思技术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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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问题的讨论视域中,“技术”历来是一个被给予较多关注的字眼。有学者将技术视为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把技术的进步同环境的破坏联系在一起,进而对技术本身加以全盘否定。如弗·卡普拉就认为:“空气、饮水和食物的污染仅是人类的科技作用于自然环境的一些明显和直接的反映,那些不太明显但却可能更为危险的作用至今仍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科学技术严重地打乱了,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雅克·皮卡德更是指出:“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技术,除了广泛地造成自杀性的污染以外就没有什么其它的东西了。技术在慢慢地毁灭人类,人类在慢慢地吞食自然。”与之相反,有的学者则认为虽然技术与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关,但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环境问题必将被很好地解决。如赫尔曼·卡恩就认为,技术虽然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污染,但这种异化现象是暂时的,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用来治理环境污染的经济实力将不断增强,与此同时,技术的进步及其价值的进一步实现,将能够减少或从根本上治理污染。技术本身将是解决技术在生态自然层面负价值实现的根本动力和手段。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技术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样给予了较多关注。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对技术的使用如何破坏生态环境、从而造成种种负面效应的揭露。不过,提请我们注意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局限于问题的表层,脱离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维度陷入到对技术本身的批判当中,从而把技术对环境的消极作用看成是单纯由技术本身造成的。换言之,生态马克思主义反对离开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去抽象地谈论所谓技术的“原罪”问题,反对过分夸大技术的自主性和决定力量。他们不是把技术看成是一个孤立的形而上学“本体”,不是就技术而论技术,而是把技术放在它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考察社会背景对它的负面效应所应担当的责任。如奥康纳就通过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所具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相互联系功能的剖析,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技术是不会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结论。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具有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相互联系的功能,技术的经济功能主要体现为它能够提高对工人劳动的剥削和利润率,降低提取原材料和燃料的成本,提高原材料和燃料的使用效率,开发新的消费品,从而提高利润率和促进资本主义积累;其社会和政治功能主要体现为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管理体系,通过对劳动力的有效操纵和控制,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对工人的压榨。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是不断追求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技术的选择就不是以对环境的影响和以生态原则为依据,而是以其对成本和销售额的影响为核心的。在利润的驱动下,技术只不过是资本获取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手段。由此,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追逐利润的特性决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必然会带来生态危机,破坏资本的生产条件,使资本主义呈现出自我毁灭的趋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采用的技术类型及其使用方式使得自然以及其他的一些生产条件发生退化,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趋势。”
高兹也明确反对技术中性论,在其所著《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中,高兹指出,随着科技发展以及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当代西方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源的枯竭,空气、水、土壤的工业污染特别是核污染正在摧毁全球的生态体系。高兹认为,资本主义只会致力于发展与其发展逻辑相一致的技术,而且这些技术要符合它的继续统治。资本主义要消除那些不能强化现存的社会关系的技术,哪怕这些技术对其所宣称的目标具有较多的合理性。“资本主义只发展那些与其逻辑相一致的技术,这样,这些技术就与资本主义的持续统治相一致了。”如地热与太阳能也是可以利用的能源,它们不仅可以用来供热,也可以用来生产能源,并且生产和输送都简便易行。最主要的是,这些技术从生态角度上说,都是可再生的、安全的、清洁的能源,不会伤害自然,不会造成环境污染。人们只要用开发核能一半的费用开发上述自然资源,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统治逻辑不会选择这些技术。高兹以法国政府发展核技术为例,对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选择模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法国,发展核能被政府官员和技术官僚们允诺了许多诱人的好处,如可以减少石油消耗,节省电力;可以增加就业,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减少环境污染等等。但高兹认为,这些完全是“愚蠢的陷阱”和“傻子的圈套”,并指出“核技术代表一种独裁主义的政治选择”。在高兹看来,“核计划可以减少污染”的观点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错误观点,而实施核计划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核放射、核事故、核垃圾,食物链中的核污染等等,都将对人类生存造成极大伤害。核垃圾的运输和堆放也是一个难题,因为钢筋水泥建筑也挡不住核辐射,即使在国家的长期监督下用“冷却法”处理核垃圾,也需要几百年时间。
福斯特也认为,造成环境问题之原因不在技术本身,而在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在他看来,恰恰是促成技术资本主义使用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不断地进行自我扩张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生态环境问题。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积累资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停止下来的,它必然追求不断地进行扩张。由此,只有有利于资本扩张的技术才能得到发展,而不利于其扩张的技术则会遭到排斥。要言之,选择什么样的技术只受资本主义短期利润最大化这一原则的支配,而根本不会从环境和其他社会方面考虑。即使新的技术能够有效地抑制自然资源的耗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新技术的运用有可能会遇到体制性的障碍,这是因为,技术的运用必须服从于“资本的逻辑”,服从于追求利润让自身增殖的资本的本性。如在能源技术改进中,太阳能技术自然是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一项环保技术,而且太阳能的部分技术已经可以在现阶段实行。但太阳能技术的实施却被旧技术的既得利益者千方百计地阻止。…资本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从各方面阻止太阳能作为替代能源,虽然有些技术已完全发展到了实用的阶段。公司企业也试图从根本上控制太阳能,目的不是为了促进其发展,而是蓄意扼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促进开发的是那些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处的能源,太阳能当然不属于前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获得改进机会的是那些能为资本带来最大利润的能源技术,而不是为人类和地球带来最大利益的能源技术,太阳能技术属于后者而不是前者。所以,当太阳能技术中的某些部分妨碍了利润的积累时,这些技术就会被隐藏起来。另外,汽车发动机技术的选择也是遵循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原则。众所周知,汽车的高压发动机功率强大,但会排放大量废气;而低压发动机虽然功率小,但不会排放废气。但美国汽车制造商却热衷于生产大功率高压发动机的大型汽车,原因就在于生产大型汽车能创造更多的利润。在福斯特看来,“亨利·福特二世的著名格言‘微型汽车创造微小利润’仍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准则”。由此,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决定了技术革新是从属于资本积累逻辑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促进开发的是那些能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技术,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的技术。所以,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必然导致环境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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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认了技术的资本主义选择和使用会造成环境的破坏后,生态马克思主义还指出,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依靠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并不能解决当下的环境问题。
福斯特在剖析了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会导致环境恶化的结果后,驳斥了在不改变资本制度的前提下,依靠技术的进步就可走出环境危机的观点和看法。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技术的改进通常被视为摆脱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人们倾向于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标准方法就是引导技术不断向良,陛的方向发展,似乎不断改进与创新的技术既能够提供改善环境的可能性,又可以不影响资本主义机器顺利运转。人们普遍相信,降低单位生产能源消耗的节能技术和替代技术等新技术在保证经济扩张的同时也能防止环境的恶化。因此,依赖“技术的魔杖”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最受欢迎,技术进步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标准答案之一。如针对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美国就寄希望于在不改变现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前提下,研发一种“向大气层注射粒子增加阳光回射以及刺激海洋吸收碳元素”的技术。其中包括研究“某种按序排列的巨型吸收条,上面涂有能与二氧化碳发生反应的许多化学物质,从空气中通过时可吸收二氧化碳气体,以及拖着2英里长管道的船队将冷却压缩的二氧化碳泵人海洋深处”。这一技术设想被福斯特称为是“其规模之巨、其愚蠢之极连星球大战的防御系统也自叹不如”。在福斯特眼中,把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看成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或燃料效率问题是错误的,因为能让人们避免把二氧化碳以快速增长的速度排到大气中的技术早已存在。例如,公共交通就可以大大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且也能让人们更自由和快速地活动。然而,不幸的是,“积累资本的冲动推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沿着最大限度地发展汽车这条路走下去,把它作为生产利润的最有效的方式”。福斯特还对“新技术在解决经济扩张的同时也能防止环境的恶化”这一流行观点提出了质疑。人们惯常认为,新技术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也必然会减少对资源的消费量。但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杰文斯早已得出了被现代生态经济学家们称之为“杰文斯悖论”的著名命题,即在使用自然资源诸如煤时,生产效率的提高只会导致对这种资源需求的增加,而不是减少。这主要是因为效率上的改进导致了生产规模的扩大。福斯特指出,按照杰文斯悖论,新技术在提高能源效率的同时只会增加而不是降低对这种能源的需求,从而加速对资源的消耗。福斯特认为,那些把环境问题的解决寄托于技术进步的观点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反生态本质,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运用是不可能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因为它充其量只是资本追求利润的手段。在福斯特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等一切东西都从属于资本扩张和积累的逻辑,由此,技术的改进并不必然带来资源消耗的减少和环境状况的改善。所以,他认为由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而造成的环境问题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通过技术得到解决,最根本的还是要先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诚如他所言:“在这种体制下,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的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在发达的社会经济体制下,与环境建立可持续关系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存在的,只是社会生产关系阻碍了这种变革。”
阿格尔也驳斥了在不改变社会关系的前提下仅仅依赖技术的变革就可使环境问题迎刃而解的看法。阿格尔首先对舒马赫的技术思想进行了批评。舒马赫是世界著名经济学者和企业家,被后人尊称为“可持续发展的先知”。他曾对西方世界的高度密集型技术提出批评,认为资源密集型的大技术和大产业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舒马赫主张一种介于先进技术和传统技术之间的“中间技术”,并认为其能有效地减缓对资源的消耗和破坏。阿格尔对舒马赫小规模技术的思想表示赞同。但他同时指出,舒马赫讨论技术主题的方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舒马赫只注意到技术的负面效应,并没有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加以深刻剖析。“舒马赫未能把他的小规模技术的概念与从质上对主要社会政治制度进行的变革联系起来。……舒马赫没有充分理解技术和社会结构的连锁性,因而不能使他对庞大工业的批判成为创造一种技术变革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武器。”在阿格尔看来,技术造成的生态负效应,根源并不在于技术本身,实质在于支配技术运用的社会制度和权力关系。因此,他更强调社会制度权力的改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小规模技术意味着不仅要改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技术过程,而且要改组那种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
克沃尔也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科学技术革新解决环境问题的致思路向提出了质疑。在克沃尔眼中,经济增长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惟一目标,“不增长就死亡”是资本存在的本质,它不允许有任何的限制或边界。在此条件下,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只会增加资本求利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比如,维持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工业体系所需要的能源几乎完全依赖于不可再生的石化燃料,即使科学技术能够增加石化燃料的利用效能并降低其污染的程度,但在资本的逻辑下,也只能是加剧对能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是寻找到更加节省能源的汽车技术,到最后也只是增加了更多的汽车而已。”由此,克沃尔驳斥了依赖科学技术创新就可以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的说法,并断言: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消除资本的存在,任何科学技术都无法阻止人类即将面临的能源和环境灾难。
提请我们注意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指认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生态环境表现出负面作用,但他们并不否认技术本身在人类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价值。在他们眼中,技术作为人类身体的延伸以及改造自然环境的方式和手段,是人类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要想把技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非理性动力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需求方式和整个社会的生存方式进行彻底的变革,并认为这是“一项首先与社会制度的改造交织在一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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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技术与环境问题关系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技术上的理论进路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中展开的。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从生态视角对当时的技术进行过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生态破坏抽象地定格为一个“纯技术问题”,而是极其清醒地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精神都是为了直接获得眼前的经济利益”,这和资本“不增长,就死亡”的逻辑是一致的。这也就是说,在资本的逐利本性及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沦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在所难免。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要想调整和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到那时,“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马克思、恩格斯对技术思考所采用的社会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的理论视角被生态马克思主义所沿用。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充分运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剖析,他们排除了技术本身被看做是生态危机根源的可能性,并把伴随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利润无限追求的必然产物,深刻揭示了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才是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本所在。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致思理路相同,生态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只有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把技术从异化中真正解放出来。这种对技术的运思路径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可说是一脉相承的,也即不是单纯就技术本身展开分析,而是把对技术的生态批判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如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还根据时代条件发生的变化,进一步发展和推进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思想,深化了对技术的生态批判。这体现在,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也注意到了技术运用的生态负效应,并指出了技术运用的后果主要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性质,但总体来看,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对技术生态负效应的批判还主要停留在一般性的论述上。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则非常具体地论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是如何被资本所滥用,进而造成了生态破坏的后果。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大大拓展和深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技术进行生态批判的理论空间和维度。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篇6
【关键词】现代环境法伦理精神伦理要求环境问题环境伦理
环境法学界目前对环境法的调整对象问题尚在论战之中。有些学者主张环境法是以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为调整对象,而有些学者则主张环境法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1]尽管两种主张之间的分歧较为严重,但却都毫无例外地强调了以人作为所调整关系的核心。以人为调整对象是法的基本特征,环境法在近代的蓬勃发展主要源于人类在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压力下,高度关注和反复思考自身存在问题的结果,这在本质上就决定了环境法必然以人为其价值本位。人是具有理性思维的万物灵长,他们自产生之日起就从未中断过对自身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考。“理性的思潮,例如人本主义,从实质上影响着法律传统。只要世俗社会和思想的王国存在着律令,理性的思潮就对法律的成长发生着实际的,或许深不可测的影响。”[2]人类对自身存在问题的哲学思考经过演化,最终构成了环境法的法哲学基础,因此环境法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深刻上伦理道德的烙印。
然而人类的上述思考是一个不断递进、逐渐深入的过程,环境法也并未始终以人类伦理为其演进轨迹。现代以前,人们较为重视思考自身存在的方式问题,以此为基础的传统环境法过于偏重保护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再加之人类认知能力和科技水平的有限,因此传统环境法只可能成为保护某种资源和防止某种污染或破坏的纯技术性规范。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并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人们不得不转而开始思考自身存在的价值问题,环境法于是进入以环境伦理为构造基础的现展阶段。
法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的演进具有过程性与阶段性,环境法亦不例外。自197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各国普遍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政策与立法的指导思想,环境法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相应地历经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过程。尽管学界普遍将综合性、社会性、科技性和共同性视为环境法的普遍特征,但这都并未概括出现代环境法的独特之处。现代环境法是人们对自身存在价值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法律结果,它相对传统环境法而言,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其内蕴着极其丰富的伦理精神。
一、现代环境法根植于人的伦理要求
人性本应属于伦理学研究的视阈,而法作为人类主观思维设计的产物,又必须以某种人性假设为存在前提和逻辑起点。人性自然成为沟通伦理学与法学之间的桥梁。人性是一个内涵丰富且不断发展的范畴,对人性的不同认识造成了不同法域内人性假设的千差万别。马克思依据其对人类社会结构三阶段的划分,相应地将人性依次分为个性、社会性和类本性等三类。以此为依据,不但传统与现代的各种法域划分似乎都能找到某些理论根据,而且也使在不断演进中的各部门法具有了进行法域变换的可能。
环境法在历史上相继经过了由私法到公法再到社会法的变迁过程,并正在向未来的第四法域——生态法域发展[3],其原动力就在于对人性假设的不断发展和修正。现代环境法是以“生态人”的人性假设为基础的,它是人在生态上的伦理主张的具体化,而根源于此的现代环境法也应当具有某些伦理精神。
(一)现代以前环境法的各种人性假设
垄断的出现是环境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时间标志,以其为界限可以将环境法划分为垄断前和垄断后两个阶段。垄断产生以前的人类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人性在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人们追逐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的个性,这成为人们据以设计法律制度的基础(即“经济人”的假设)。此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范虽分属私法或公法范畴,但核心都是为了保障和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设计以权利为本位的私法规范保护环境是为了张扬人的个性,促动他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设计以义务为本位的公法规范保护环境是为了压抑人的个性,防止他们为谋私利而彼此伤害。
垄断出现以后的人类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将每个人都卷入到社会的洪流之中,人不再是孤零零的个人而是处于社会之中的人。“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因弊端重重而日渐被人们所弃,法律制度在设计上的视角也不再是个人而是社会(即“社会人”的假设)。以社会利益为价值本位,公、私两大法域相互融合,衍生出新兴的法域即社会法域;而其中有关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范又被汇集在一起,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即环境法。
(二)现代环境法的“生态人性”假设
环境问题的日趋恶化,迫使人们开始对传统环境法进行反思。首先需要反思的就是作为其存在基础的人性假设。当代的环境问题既不是私人问题也不是社会问题,而是逐渐扩大成为了整个人类的共同问题。在环境问题面前,人的私利和社会利益已为人类整体利益所概括,人的个性和社会性已被人的类本性所替代。在自然环境面前,人既不能以个体为存在单位也不能以社会为存在单位,而必须以“类”——人类为存在单位。这必然导致法律制度设计前提的根本变化,“经济人”和“社会人”的人性假设终被“生态人”的人性假设所替代。“生态人”的人性假设认为人类与万物生而平等,人类仅是自然的部分而非自然的主宰,人类活动必须依照自然规律进行,人类必须实现代际发展上的可持续性。这就突破了以往仅将法的调整对象限于人际(域)的局限,从而实现了法域划分上的革命性突破,衍生出以生态利益为本位的第四法域——生态法域。“生态人”人性假设的实质是人在生态上的伦理要求的特殊表达,而这种表达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伦理精神。
二、环境问题的终极实质是伦理问题
环境法以现实环境问题[4]为主要规制对象,环境问题的性质直接影响并制约着环境法的性质。对环境问题的定性研究自然成为了环境法定性研究的理论起点。尽管学界对环境问题有着诸多不同的理解,但这些理解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伦理问题。
(一)有关环境问题性质的不同观点
环境问题的涉及面甚广,对于其实质的认识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可归纳为经济说、科技说、政治说、社会说和国际说等几种主张。较为普遍的观点是视环境问题为经济问题,将环境问题归结为市场失灵和政策失效,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不能精确地反映环境的社会价值”以及“政府行动鼓励低效能所反致的环境毁坏而导致的。”[5]但有人却视环境问题为科技问题,将环境问题恶化归咎于科技不发达,即“科技提供资源或消除污染的速度慢于人类消费资源或制造污染的速度。”[6]
也有人视环境问题为政治问题,将环境问题提升到政治的高度,旨在强调环境问题对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强综合国力的至关重要性。还有人视环境问题为社会问题,认为“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而其最终解决也必须依托于现有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7]更有人视环境问题为国际问题,认为环境问题早已超越主权国家的国界和管辖范围,成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此外,其它学者也根据各自的视角对环境问题的成因进行了不同的论述。
(二)环境问题的终极实质是伦理问题
上述分析虽都有一定依据和合理之处,但都未真正触及到问题的实质。环境问题的实质最终应归结为伦理问题。一方面,人类在个体与整体利益关系上的错误选择导致了现实的环境问题。主、客二分的传统哲学将世界截然分为人类世界与人外世界。在此影响下,作为类主体的人为片面追求自身物质需要的最大限度满足,忽视并肆意侵占其它生物及自然环境等世界整体中的非人类主体的当然利益。而在人类世界的内部,也有空间上的个别与群体、时间上的当代与未来等划分。作为群主体中的个别人或当代人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某种特殊利益,忽视甚至不惜损害整个人类或后代人应有利益。
人们在无道德状况下或畸形道德的指引下,在非理性发展的歧途上越深陷环境问题也就越严重。另一方面,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最终可归结为对自身生存价值问题的关注。经济的增长、科技的进步无疑能极大地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需要,政治的昌明、文化的发展无疑能极大地满足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然而这些并非人类幸福生活的全部,充其量仅是人类生存“形”的层面。作为具有理性思维的万物灵长,人类对自身生存的思考必然会上升到“实”的层面,即探询人类生存意义之所在的层面。
如果仅将环境问题视为人类生存的方式层面,这种理解未免太过狭隘;而只有将环境问题上升到人类生存的价值层面,对人类生存的理解才能达到全面和完整,人类的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幸福。人们在穷尽种种手段之后仍未最终解决环境问题的事实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况且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类最初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也并“不是出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和经济需要,而是出于伦理信念”[8],我们将环境问题的实质最终归结为伦理问题的理由就充足了。
三、现代环境法起源于现代环境伦理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起源于原始社会有关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行为的共同规则或习惯,这是对法起源问题的一般性描述。但法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产生具有过程性。各部门法的产生时间并不统一,演进过程也不尽相同,这就造成了各部门法在起源上虽有某些相同但更存在着差异。特别是那些在近代法律社会化变革过程中产生的法律部门,它们是在法作为独立的社会规范出现之后形成的。它们不可能起源于共同规则或习惯,而是各自有着具体的产生渊源。例如,经济法就起源于资本主义国家为克服市场调节弊端、排除市场竞争障碍、应对经济发展危机而制定的现代经济政策。现代环境法作为的第三次法律革命的产物,自然有着与传统环境法所完全不同的起源——它起源于现代环境伦理!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篇7
对于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的评估，我们可以依据表1、表2中的指标，根据层次分析法对参数数据进行分析。但实际上，对于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的独立性分析，并不能有效地解释生态环境和经济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因为这两个系统中的各种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为此本文构建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模型，来对一个区域农业生态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在表1和表2中，分别用U和w表达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如果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是协调发展的，那么U的演进方向会带动w向相同方向发展，反之亦然。为了用数学手段加以描述，我们构建了协调系数C加以表示，如公式(1)所示。根据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应该是使得协调系数越大越好，再考虑时间上的动态变化，则可以用公式(3)表示。
2实证分析
为了实现对农业生态经济的评估，本文选择浙江省从2001~2012年的相应环境数据和经济数据作为实证分析的基础数据。浙江省自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近年来已经形成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趋势，属于我国对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协调工作处理较好的地区之一。因此，选取浙江省的相关数据进行本文的实证研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为本文为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分别构建了三层次评价指标，因此通过领域专家评分并进行层次分析法计算，分别得出环境和经济的评价，再根据协调模型分析经济和环境的协调水平问题。
2.1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评估根据表1所述的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评估指标各项，以及浙江省的相关环境数据，由领域专家进行评分，按照层次分析法计算出的U1指标的评估矩阵为：进而可以得到的对应的6个第三层次参数的权重为：0.051,0.156,0.148,0.0840.270,0.291。以此类推，可以得到表1中所有参数的权重系数，如表3所示。
2.2农业生态经济水平评估根据表2所述的农业生态经济评估指标各项，以及浙江省的相关经济数据，由领域专家进行评分，按照层次分析法计算出表2中所有参数的权重系数，如表4所示。
2.3环境和经济协调性评估根据表3和表4得到的各层次参数权重系数，以及公式(1)到公式(3)，分别计算浙江省2001~2012年的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的协调度，并绘制曲线如图1所示。从图1的曲线来看，浙江省的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生态经济协调性呈现总体上升趋势。虽然中间有些年度数据来看，这种协调情况有所起伏，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这说明，随着整体经济实力的上升和环保意识的加强，浙江省的农业生态经济发展已经趋于良性。
3结论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篇8
关键词：生态补偿制度；悖论；制度悖论
中图分类号：F124.9 文献标识码：a
任何制度都是一种规则或规范的安排，一种人类的理性选择，这种安排或选择的过程，既包含着社会制度的进化和变革，也反映着创新的价值追求和伦理意蕴。生态补偿制度并非机械的纯粹规则，而是目的性与工具性的统一体。人们之所以选择它作为主要的环境保护的控制手段，绝不仅仅因为它的强制力，而更具底蕴意味的是通过这种普遍有效的理性规则，来内在地表达、传递、推行一种能被认同和接受的价值原则和要求。“从逻辑上看，规范系统的建构总是以价值的确认为前提：人们首先是根据价值形态来规定行为的规范和评价的准则。然而，现行生态补偿制度规定存在着内在矛盾，成为生态补偿制度产生冲突的深层根源，形成制度悖论。这些制度悖论长期困扰生态补偿的理论与实践，并已构成当前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实践推进的严重障碍，解决这些问题已是当务之急。而对于这些问题的产生背景与表现形式之辨析与疏理，又成为解决问题的前提。
一、生态补偿制度之合法性悖论
所谓“合法性”概念是对英文“Legitimacy”一词的意译，也有学者将其译为“正当性”或“正统性”。从直观语义上说，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能够让被统治的客体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其核心理念是指人们内心所认为的“合道义性”、“正当性”或“适当性”。合法性的取得有赖于支撑其统治形式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神话为人们所接受。换句话说，服从不在于外表的动作，而在于服从者的内心状态。合法性的旨意是对公共权力的基础或来源的正当性论证或说明。
制度作为一种公认的行为准则，是立法者以国家或公共权力机关的名义向全社会的人们公布并予以实施的，即制度的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治体系得以稳定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基础与前提。或者说，合法性是任何一种有效制度的必然要求。生态补偿制度安排的直接目的在于调节生态保护背后相关利益者的经济利益关系，在于追求环保秩序，即追求环境规则被普遍遵守的秩序，实现环境公正，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利益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为着公共利益而需要进行必要的生态补偿，国家必然创设生态补偿制度，并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来调整公共利益与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兼顾其中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生态补偿制度中有些关键概念模糊不清，模棱两可，客观上妨碍了环保秩序的生成、公共利益的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援助，这就是生态补偿制度中出现的合法性悖论问题。
生态补偿制度的合法性悖论突出表现为生态环境产权界定不明晰，参与补偿的区域主体模糊。生态补偿的实质是生态环境产权及其收益的重新配置。产权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延续性是生态环境资源高效利用与保护的根本动力，是实现生态补偿制度实质正义的先决条件。作为一种排他性的权利安排，产权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具有突出的主体性。在产权制度安排和人们的产权行为选择中，都涉及如何来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们之间的主体权利、主体责任和主体价值问题，这些问题贯穿于产权运作的整个过程，是产权制度安排和产权行为选择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我国生态环境的产权属国家所有，国家设立中央和地方各类国有资源主管部门和环保机构作为人，负责管理和生产。然而在实践中，如果根据人事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实际状况来解剖国有产权，则产权分布与名义上的“统一所有，分级管理”相去甚远，更接近于“条块分割，分散管理”，实际上是将国有生态环境的国家所有转变为部门所有和地方所有。地方政府、环保部门和国有资源部门都认为自己是国有生态环境产权主体，生态环境依旧没有改变其公共产品属性。生态环境产权界定不明晰，生态环境所有权主体实质上缺位，直接导致参与生态补偿的各利益主体责权利的边界不清。在生态补偿过程中，没有真正代表所有权利益的主体作为代言人，各个利益主体考虑更多的是自己本身的利益，从而影响了国家对生态环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的有效运用，并进而导致“公地的悲剧”不断发生。
二、生态补偿制度之合理性悖论
合理性的基本含义是合乎理性、合乎规律性、合乎真理和科学。制度的合理性，是制度与客观现实以及与人的状况相适应的问题，主要指制度的内容和形式要合乎理性。制度合理性根源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产状况、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状况以及一定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产生于一定社会的人们以整体的形式对客观对象规范性要求的“集体认知”。制度合理性的理论价值主要在于评判、调整和规范公共权力的活动和实现，它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制度应如何设计、实施和所采取的形式如何。制度的合理性是人们评价制度内容和形式的标准，更是人们创立制度的依据。一般而言，一种制度只有在具备制度合理性之后，人们才会进一步承认其制度上的合法性，并尊重其道义上的权威性。
生态补偿制度的合理性悖论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态补偿方式却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生态补偿的本质要求就是通过平衡各方的利益关系，达到利益相关者的妥协，直接涉及相关利益主体利益的巨大调整，生态补偿方式和标准的确定是生态补偿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问题，是生态补偿问题的核心。只有公平合理的补偿，各种生态补偿关系才能得到统一有序的协调，各种生态保护问题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恩格斯指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的”。生态补偿制度安排蕴涵着正义的价值理念，而正义理念在实践上又必然落实到公平问题上。没有公平，正义就失去基础和依据，利益结构的均衡是制度正义的关键。从社会功利方面看，补偿公平与否直接关系到环境保护秩序和生态资源的保护利用。
我国现有的生态补偿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采用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补贴的方式进行，属于典型的行政补偿。在生态补偿发展的初期，强制性、无偿性的政府补偿由于其体系化、层次化和组织化的优势，对已严重污染或破坏的生态环境治理恢复的效果十分显著。但是这种典型的行政补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显得很不合理。生态补偿主要是以经济补偿为主，这就需要最大化地发挥有限资金的作用，充分地使用到生态补偿上。市场机制可以充分考虑生态补偿各方的利益需要，激发补偿者和被补偿者的积极主动性，充分降低交易成本，把有限的资金
直接补偿到最需要补偿的地方，最大地发挥生态补偿的作用。而单纯的行政补偿规范性低，随意，性大，造成费用过高，经济上低效率，甚至于招致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同时，由国家来补偿受害人、保护者的损失，无疑是利用全民的税收作为财源，变成全民对该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负责，违反了环境公平原则，与现代环境法的趋势和理念相悖。
三、生态补偿制度之权威性悖论
制度权威性是一个对待社会约束和个人行为自由关系的态度问题，主要指人们对制度的服从关系。这种服从关系表明了制度发挥作用或制度有效性的程度。建立制度权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以规则的形式将既定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固定下来，并给这种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从而确立一种稳固的制度关系。人们要想成功地实现自己内在尺度的要求，必须服从于外在的制度――遵循客观物质世界和社会交往过程中的秩序性和规范性的要求。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制度权威为各种组织进行活动提供了稳定的、客观的准则和规范性保障，最大可能地消除了外在偶然因素的干预，为各种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生态补偿制度的理想是环保秩序的生成，而环境保护的理念基础是“公共利益至上”。“公共利益至上”赋予生态补偿制度以极高的权威。反过来，这种制度权威也有助于“公共利益至上”观念的养成，有助于环保秩序的形成，正如伯尔曼所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因此，制度权威同样也是生态补偿制度设计的价值诉求。然而，前阶段的生态补偿制度模式在追求制度权威的同时正在抵消这种权威，形成权威性的悖论。从整个社会状况看，出现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现象；从补偿组织内部状况看，出现了人们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忽视组织整体利益的现象。
生态补偿制度权威性的丧失主要表现为补偿主体频繁变动的举措、各自为政的运作形态损害了补偿制度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补偿规则赖以成立的基础，是环保秩序得以形成的根本，是各种行为预期的根据，具有指引、评价、预测和教育作用。补偿制度的确定性由时间上的稳定性和空间上的普遍性两个维度组合而成，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受损都会弱化补偿制度自身的确定性。生态补偿涉及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不仅涉及资源使用者与资源所有者、生态受益者与生态维护者之间的利益分配，还牵涉到不同利益主体间的补偿问题。在我国现有的管理体制下，计划、经贸、财政、林业、国土资源、银行等部门对生态补偿都有自己的一套程序和方法，各行其是。林业、国土资源等部门的主要任务在于资源管理；而计划、经贸、财政、银行等经济发展部门和金融机构，往往从其部门利益出发产生“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思想。它们有着各自的目标函数，追求本部门净利益和政绩的最大化。尽管口头上一直把公正价值放在首位，但是实际措施中却是以效率为中心。同时，以公正为目的的改革措施往往辅之以简单粗暴的保障机制，高效率的思路依然清晰可见。频繁的改革措施的出台，无疑考验着补偿制度的稳定性，各部门甚至各单位自行其是的革故鼎新，显然在侵蚀、消解着补偿制度的普普遍性。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篇9
关键词：恩格斯；生态思想；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8-000-01
生态问题是当代全球性问题，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的恶化，主要是因为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存在偏差。尽管在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环境问题还未凸现，生态危机尚未全面爆发，但恩格斯以其敏锐的眼光，前瞻性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注意到资本主义大生产和城市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等等。而这些跟我们今天的环境问题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研究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观点
恩格斯从历史与实践的角度，运用辩证思维来阐释他的生态思想，包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对财富的认识，对人类行为对环境的破坏的警告，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等等。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是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强调劳动实践的生态本质，认为引起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出人类要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恩格斯认为，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和自然界的一体性，坚决摒弃把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重视人与自然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自然界是社会的基础，必须承认自然界先于人、先于人类社会；另一方面，自然界因为社会的存在而改变，人类活动影响下的自然越来越表现出“人化自然”的特征。人类属于自然界，人类是自然之子，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恩格斯告诫说：“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①人类在以自己的劳动改造自然界，使之不断适应人类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自身以适应自然界的发展。
（二）劳动实践的生态本质
恩格斯认为劳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环节，只有人的实践，才能产生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劳动，人类取得了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使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所面对的自然界是人参与其中的人化了的自然界，是人创造、占有和“再生产”的自然界，人类实践活动的每一步成功都意味着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利用。只有通过正确认识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才能推动人类实践活动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三）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
生态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恩格斯主张把生态环境问题放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去考察，强调把人的全面解放与社会的解放、自然的解放统一起来。恩格斯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导致不可持续发展的根源，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使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两极对立”的程度。
二、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对当代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启示
（一）不断反思，确立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
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有利于当今人们不断反思对待自然的态度及行为，以形成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人类必须重新审视、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警惕自然界的“反人化”。人与自然除了存在物质关系，还存在精神关系，包括审美、文化等价值关系以及伦理关系。所以不能单纯从功利主义出发，人类除了利用和改造自然，还应对自然负有一定的道德责任，形成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即互利共生、协同进化。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人类属于自然界，而非自然界的主宰，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
（二）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资本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不可能停止剥削，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社会公平，解决环境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发展观与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一脉相承。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与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基本精神完全契合，强调了人类的延续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和要求。生态文明是科学发展观的最强音，只有始终不渝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够尽早实现生态文明。
（三）坚持生态治理国际化
如今的环境问题，早已超过一国一区的范围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难题，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单独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要解决这个全球性问题，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坚持生态治理的国际化。一方面，发达国家应率先垂范，勇于承担责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放眼全球，大部分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造成的污染成本被全世界所分担。发达国家将国内的重污染产业向欠发达国家转移的同时，却不能兑现对发展中国家所做出的环保承诺。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看得高于狭隘的民族或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国家之间也要不断加强技术合作和交流。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科学技术成了破坏生态环境的加速器，但随着科技自身的发展，它也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最有效手段。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9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生态环境的根本问题篇10
关键词：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环境问题；生态帝国主义；阶级分析
abstract：theclassanalysisofJ.B.Foster，anamericanscholar，onenvironmentalproblemsisnotonlyanimportantcomponentofhiseco?marxismtheory，butalsothetheoreticalbasisofhisecologicalrevolutionthoughts.Fosterholdsthattherearecomplicatedinteractionsbetweenenvironmentalproblemsandclassproblems.Hierarchicalenvironmentalinjusticecausedbythemetabolismriftofbothnatureandsocietyhasbeenincreasinglyserious.itisshort?sightedandincorrecttoresearchenvironmentalproblemsorcarryonenvironmentalmovementswithoutclassanalysis.notcouldtheenvironmentalmovementswithoutconsiderationofclassprotecttheenvironment，norcouldtheyunitesocietalforces.Undertheviewofclassanalysis，athoroughecologicalrevolutionmustbeathoroughsocialrevolutionorientedtosocialismandgivenstrengthbyproletariat，especiallyworkingpeoplefromthethirdworld.Fostersclassanalysisonenvironmentalproblems，contributingtothebreakof“greenfantasy”whichtranscendsclasses，isenlighteningtoenvironmentalsociologyandenvironmentalpolitics.
Keywords：J.B.Foster；eco?marxism；environmentalproblem；ecologicalimperialism；classanalysis
面θ找嫜暇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众多“红”、“绿”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中，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的思想理论极具见地，但他对环境问题的阶级分析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福斯特认为，环境问题与阶级问题相生相伴，特别是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造成自然与社会日益严峻的新陈代谢断裂。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保护环境的阻碍背后都有深刻的阶级因素，在环境运动和环境问题研究中摈弃阶级分析是错误的。忽视阶级问题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至多只能转移而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甚至会分化和瓦解推动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因此，实现生态革命所依赖的根本性变革，必须唤醒阶级斗争的力量。福斯特对当代环境问题的阶级分析，有助于我们抛却超阶级的绿色幻想，对推动环境社会学和环境政治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一、阶级分析介入环境问题的缘起
“大多数当代社会科学对环境问题的分析都集中在人类与地球关系中存在的一种全球性危机”2，因而，环境问题通常被理解为关乎全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没有人能在支离破碎的生态环境中独善其身。诸如1994年世界地球日主题“一个地球，一个家庭”这样的号召已然成为人们的常识：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我们必须团结一致保护它。既然如此，福斯特为何还要打破将人类视为整体的视角，对环境问题进行阶级分析呢？这种阶级分析不会瓦解人们在环境问题上的团结与共识吗？考察阶级分析介入环境问题的缘起，就不难回答以上两个问题。
第一，从理论取向来看：福斯特对现实生活和现存社会具有强烈的改造精神和干预意识。福斯特对他的同事保罗・斯威齐（paulSweezy）和哈里・迈格道夫（Harrymagdoff）的信念深以为然：“今天的历史虽然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意志，但却是人类斗争的结果。”1这种强烈的实践倾向使福斯特注重理论的现实性和斗争性，并对富于革命精神和环境意识的工人阶级寄予厚望。福斯特还亲身参与工人阶级的环境斗争，“在美国的主张社会主义与生态政治的重新结盟运动中发挥着领导性作用”2。实际的斗争促进了福斯特的理论工作。在《生态革命》序言中，福斯特向工人运动领导者卡丽・安・瑙莫夫（Carrieannnaumoff）致敬：“作为工人斗争的捍卫者，以及作为教师、共同体组织者和家庭成员，她在传奇色彩的植树集体‘镐锄（Hoedads）’组织中的终生奋斗，都体现出对可持续性、共同体和平等的责任和义务――构成了我在本书中所称之为‘生态革命’的本质内容。”3工人阶级参与的环境运动正是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可或缺的现实基础。
第二，从理论生成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身包含对阶级问题和生态问题的考察，并被福斯特发掘出来4：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分析了大工业和大农业对土地肥力、“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的破坏，批判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破坏土地和工人的基础之上。5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再度批判大工业和大农业的“携手并进”严重滥用和剥削了人类的自然力（即劳动力）和土地的自然力（即土地肥力）。6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视角促使福斯特从自然与社会的整体出发考察环境问题，发展出“自然―社会唯物辩证法”和“社会―生态的新陈代谢概念”，揭示和分析环境问题中渗透的阶级问题。
第三，从阶级问题与环境问题的理论关系来看：一方面，通过在《脆弱的星球：环境经济简史》等著作中对环境史的考察，福斯特认识到环境问题不但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便已存在，而且与经济剥削、政治压迫等一般意义上的阶级问题密切相关。阶级社会中的统治和剥削关系是环境恶化和阻碍环境保护的重要因素。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阶级统治就开始威胁环境。复活节岛古文明的消失，就是因为酋长为维系阶级统治而大肆伐木以运输和树立雕像，最终导致社会与生态的双重崩溃。1当前的地球文明，则在发达得多从而破坏力也强得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面临更为严峻的环境危机。另一方面，环境问题本身具有阶级属性。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环境运动在美国d起，人们就认识到，不论是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恶果还是治理环境的种种措施，首先承担代价、做出牺牲的是穷人、少数族裔等社会中的弱势群体。2由一些绿色分子和资产阶级理论家臆造的超阶级的虚假共同体回避了环境问题中显而易见的事实：处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下的人们在面对环境问题时有着截然不同的生存状况，这种生存状况的差异往往与其所属的阶级相关。
第四，从环境运动的客观现实来看：无阶级倾向的环保运动的碰壁证明了阶级斗争仍未过时且不可或缺。当代许多绿党和绿色组织认为，在环境问题面前，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应受到谴责。因此他们既不致力于分析具体环境问题背后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不考察不同阶级在环境问题中的处境差异，而是试图采用一种超越传统的阶级局限的“新范式”。这种脱离阶级视角的环保运动在现实中难遂人愿。在美国保护西北太平洋沿岸原始森林的环境运动中，自诩无阶级倾向的环保组织不顾现实地制定环保运动的方案，激怒了当地伐木工人，使林业资本家获得了政治周旋和舆论造势的时间和空间。最终，保护环境的方案落空，伐木工人的形象被抹黑、利益受损失，垄断资本成为唯一的赢家。事实证明：“忽视阶级和其他社会不公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充其量也只能是成功地转移环境问题。”3
福斯特认为，科学界、经济学界、众多绿党及绿色组织为当代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之所以没有疗效，关键在于他们只将环境问题视为经济问题、技术问题或者理念问题，忽视甚至拒绝承认环境问题中的阶级不公和阶级压迫。以不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为前提的绿色工业革命既无法根治环境问题，也无法解决现存的社会不公。全面认识环境问题并以此展开彻底的生态革命，必须将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纳入理论和实践的视野。
二、环境问题的阶级病征
在福斯特对当代环境问题的批判中，环境问题的阶级病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环境责任与环境成本的阶级不公。这种阶级不公表现为不同阶级在环境问题上应承担的责任与实际付出代价的不对等。福斯特引用威廉・莫里斯的文章《有何不可》（whynot？）来说明19世纪英国的这种阶级不公：约克郡的绝大部分人通常认为绵羊天生就是黑色的，约克郡和开夏郡的河流常年流淌污秽和染料；作为“污秽的组织者”的资本家却生活在环境清洁的乡间官邸之中。1当代，这种阶级不公变得更加广泛和顽固。“2008年，全球10%的最富裕人口消耗了全球59%的产出，与之相对的是，全世界10%的最穷人口只消耗了0.5%的产品（50%的最穷人口消耗了7.2%）。”2与商品消费截然相反的是，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垃圾和污染被穷人“消费”了：他们不得不在工作中承受更多的噪声、吸入更多的废气、接触更多的工业垃圾，有毒废料也更可能倾倒和填埋在他们的居住地附近。资产阶级则住在环境舒适的郊区，拥有清洁的工作环境，还能支付高水准的医疗卫生服务。
第二，环境政治和环保运动中政治影响力和舆论话语权的阶级差异。在美国，资产阶级结成的大财团和利益集团，作为两党的金主，对政府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力。2001年，正是在美国汽车工业集团的一贯反对下，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再次明确坚持克林顿执政期间的立场，绝不重返《京都议定书》。资本通过支持两党竞选来“购买”政治影响力，从而使美国政府在气候问题上的态度和决策被资本操纵。不但如此，资产阶级还借助对媒体和舆论的掌控，制造出一种意识形态幻象，使既得利益集团被“塑造成对社会负责、善待环境的形象”3。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了生计而卷入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人和农民不但缺乏有效影响政府决策、保护自身就业以及保护生态―生产可持续性的能力，而且要承受道德上的谴责。在保护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原始森林的斗争中，伐木业的巨贾躲在幕后，煽动伐木工人对抗环保主义者，并靠政治游说为不顾环境的伐木活动谋求法律屏障。资本与环境的对立被偷换成工人与环保主义者、工人与环境之间的对立，好像资本反而“缺席”，政府反而保持了中立，伐木工人则被刻画为反环境的形象。
第三，世界体系下的环境剥削。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早期，生态帝国主义对国家尤其是国家工人阶级的压迫就已凸显。福斯特考察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在秘鲁抢购海鸟粪及开采硝石的历史，揭示了生态帝国主义对自然和工人的掠夺：海鸟粪贸易和硝石采矿使秘鲁统治阶级暴富，成千上万的工人却在恶劣的环境下如奴隶般工作。不仅如此，在外国资本的干预下，秘鲁还因硝石产业爆发战争。广大人民遭遇不幸，获利者却是当地和国外的资本势力。4时至今日，处于世界体系的第三世界国家早已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垃圾倾倒场，成为最先遭受生态灾难冲击的地方5；第三世界的工人和农民则是最大最直接的受害者，以至于产生了“环境无产阶级（environmentalproletariat）”的概念1。我国正是发达国家倾倒电子垃圾的重灾区，作为世界电子垃圾集散中心的广东贵屿镇更是被称作“全球最毒地”。拆解、焚烧电子垃圾产生的污染严重损害拆解工厂工人的健康，污染了空气和地表水，并使当地居民深受其害。2
三、对环境问题阶级病征的病理诊断
当代美国的环境社会学中，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对环境问题进行政治经济批判的主要理论有三个：（1）踏轮磨坊式的生产方式；（2）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3）新陈代谢断裂。其中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主要来自于福斯特及其同事的理论贡献。福斯特对环境问题的阶级分析，以自然―社会辩证法为基本方法论，主要立足于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同时也吸收了踏轮磨坊生产方式理论。或多或少基于对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重视，福斯特对詹姆斯・奥康纳（Jameso’Connor）所主张的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理论颇有微词，甚至不乏片面的解读或批评。3
福斯特反对非辩证地拆分自然和社会，他把对环境问题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论立足于马克思对自然和社会的辩证考察。福斯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阶级视角和生态视角是共生的：在对劳动的理解基础上，马克思秉持一种“社会―生态的新陈代谢概念”4，新陈代谢断裂不仅发生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还发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与社会都遭到资本逻辑的压制和破坏，造成二者的双重异化。因此，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是认识环境问题、分析环境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为环境社会学提供了重要的古典理论基础”5。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两重意义上使用“新陈代谢”概念，一是指自然和社会之间通过劳动进行的物质变换，主要用于考察资本主义制度对环境的破模欢是“用来描述一系列已经形成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总是被异化地再生产出来的复杂的、动态的、相互依赖的需求和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类自由问题”6，主要用于考察环境问题中的阶级问题。这样，新陈代谢概念就被置于对自然和社会的整体的辩证理解之中，从而使对环境问题阶级病征的病理分析得以展开：
第一，新陈代谢断裂的内在逻辑。福斯特认为，新陈代谢断裂的首要原因不在于生产技术或环境理念，而在于资本逻辑。“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经济制度――划分为诸多阶级，并被竞争所驱使――体现出一种逻辑，即认可其自身的无限扩张和对其环境的无限剥削。”1资本逻辑“只为了以阶级为基础的利润和积累”2，以对自然和劳动的剥削为代价，通过无休止的经济扩张不断驱动自身。通过考察资本主义发展史，福斯特分析了资本逻辑对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剥削：在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历史过程中，资本主义为了发展自身就需要在变革劳动者与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变革生产关系并使之制度化。伴随着资本主义与自然的关系的确立，资本借助暴力切断了劳动与土地之间的直接联系。在英国，失地农民流入城市并无产阶级化；在殖民地，土著居民被剿灭或沦为奴隶。在永不停息的资本积累的驱动下，自然和社会的异化加剧并伴随着资本扩张而产生全球破坏性。在当代，资本主义对自然和社会的控制日益深化，对二者的破坏也日益深化，福斯特指出，这种控制与破坏之间的矛盾正在全球范围内失控：“在经济方面，世界体系的中心与国家之间的全面不平等正在增强，而且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不平等正在加剧。在生态方面，失控的全球变暖进程正在改变世界气候和整个地球的生命保障系统。”3
资本逻辑驱使生产不断扩大，不知疲倦地创造新的需求、刺激新的消费。日益扩大的生产消耗大量资源、造成大量污染和垃圾，却主要被用来满足世界等级制度下居于顶层的少数人的奢侈生活。并且，基于资本逻辑的核算方式，将垃圾填埋在穷人社区的附近，将污染排放至第三世界国家成为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正当”选择。福斯特讽刺道：“按照自由市场的逻辑，有毒废料的污染与其说是需要克服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如何处置的问题。”4处置垃圾和污染的方式，就是“让人们吃下污染”。5被迫吃下污染的人，并不是在现行社会经济秩序中受益最多的人，而是无产阶级及其他穷人，特别是世界体系之下众多国家的广大穷人。
第二，新陈代谢断裂的外在表现。新陈代谢断裂是在自然与社会两方面的双重断裂。在19世纪，新陈代谢断裂的突出表现是城乡对立。在城乡对立的体制之下，人口汇集至城市，一方面，农村土地和殖民地的土地沦为处于城市的工厂的原料来源地，工厂无休止的生产同时破坏了土地的肥力、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所有文化转移至城市，农村劳动力日益减少和分散、土地与社会的传统联系的消失――作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步的副产品――使农村生活与资产阶级文明相隔绝。6在当代，新陈代谢断裂以更成熟也更具破坏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福斯特在自然―社会辩证法的方法论指导下，融汇了施奈伯格（allanSchnaiberg）提出的“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理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核心体制下的阶级性环境不公。
踏轮磨坊式的全球体制根源于高能耗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1一旦被纳入资本自我增殖的逻辑之中，任何对象都无法置身事外。这一体制下的每个人都身处脚踏轮上，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中脱离：资产阶级是踏轮磨坊体制下最大的受益者，为了财富积累而不断扩大经营规模；占大多数人口的普通劳动者为了维持生计也不得不在踏轮上“越跑越快”。踏轮磨坊生产方式驱使自身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使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日益严重，并破坏地球的基本生态循环。因此，保护环境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势在必行。然而，忽视资本主义核心体制而片面追求道德变革的运动既不能阻止环境恶化的趋势，也无法解决其他社会不公。福斯特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尽管都身处这种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之中，却并不是所有人都以相同的方式和相同程度的义务与其联系在一起”2。资产阶级主动而间接地破坏环境，却拥有清洁的工作生活环境；工人阶级被动而直接地破坏环境，却要承受最多的污染和最大的批评。在所有人都不得不依赖踏轮磨坊的生产方式的同时，又形成了赢者通吃的局面。
四、阶级视角下的生态革命
福斯特对环境问题的阶级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对于环境问题和阶级问题的根源性，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解决环境问题而拒绝阶级观点的尝试，是注定碰壁的。自然―社会唯物辩证法指向自然与社会协同进化的革命，这种革命不仅包括根本性的技术变革，而且强调变革人类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关系的社会生产关系变革。只有通过社会和生态上的双重革命才有可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3，这种生态―社会革命的方向必然是社会主义。“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求。”4
首先，生态革命与阶级革命是一体两面。福斯特将生态革命的基本阵营划分为两种：一是绿党和生态资本主义主张的绿色工业革命，二是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社会革命。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社会领域：绿色工业革命是一种局限于技术的、自上而下的自我变革，不致力于改变现行的社会经济秩序，“改革一旦触及体制的本质，就会被利益集团扼杀”5。这种变革的根本目的是压制和消解由环境问题所造成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并继续追求无限扩张的资本增殖。“这意味着限制社会对这种变革的直接参与，而使其主要掌握在技术专家手中。”6由于绿色工业革命被资产阶级精英所领导，因此这种革命从一开始就将可能动摇资本主义根基的阶级运动排除在外。这种看似超阶级、无阶级的技术革命，不但其实质仍然贯穿着阶级压迫，而且还会加深对自然和社会的双重破坏。因此，彻底的生态革命必然也是彻底的阶级革命。福斯特致力于“一种更加根本的生态―社会革命，它吸收必要的替代技术，但是强调必须变革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根植于现存社会生产关系当中的社会结构。……这意味着要果断地走向平等和公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式，从而打破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的逻辑”1。
第二，生B革命必须与阶级革命联动。环境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天然联系决定了二者在社会变革中的联动性。保护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原始森林的环境斗争为生态革命提供了令人深省的反面案例：拒绝阶级观点，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框架下，甚至秉持资本主义市场思维而推进环境保护，不但无力对抗资本与政府权力的合流，而且迫使伐木工人站到了环境的对立面，分化了本可以联合起来推动环境保护的社会力量。福斯特认为，生态革命的正确路径必定是以人为本的，审视环境问题的同时，不能忽略阶级间的社会经济不公。因此，生态革命必须基于一种结合环境关注和社会公平的“环境公平”概念，这样才能“避免与那些从社会角度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个人阶层相脱离”2。
第三，生态革命的阶级动力来源于全世界的底层人民。在赢者通吃的全球体制下，现存秩序下受益最多的少数人最不愿意改变现状，因而生态革命的阶级动力不在于社会金字塔顶部的资产阶级，而在于那些不得不卷入“踏轮磨房”以谋求生计的社会底层人民；其力量源泉不在于个体而在于社会运动。由于底层劳动人民为了生计而被束缚于“踏轮磨坊”，因此，从斗争策略来看，要唤醒生态革命的阶级力量，就必须将环境不公与富人剥削穷人的阶级问题联系在一起。3从斗争范围来看，福斯特秉持一种类似于马克思的世界革命观，主张超越地理疆域的全球生态革命，以打造真正的平等、自由和可持续的社会。这种世界革命必须从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等级制度的最底层群体，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劳动人民那里汲取力量，因为他们最先受到生态灾难的冲击。正如马克思笔下19世纪的无产阶级一样，21世纪的环境无产阶级在环境危机中已没有什么还可以失去的了，所以他们可堪重任，是生态革命的主力军。4
五、结语
福斯特强调的是一种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其核心是“进步”，而不是追求纯粹的“绿色”或“红色”。得益于此，福斯特能够克服绿党的无阶级遐想，也能兼顾传统社会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抗。福斯特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环境问题的阶级分析告诉我们，环境问题及其中的阶级问题的首要因素不在于生产技术或者某种错误的道德自然观，而在于特定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具体于当代，就是制度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不但最直接地承担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代价，而且在资本的压制下缺乏改变现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