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篇1
一、论述题基本类型：限制性论述题和扩展性论述题
从不同角度可以把论述题细分为几种类型，较为常见的是以命题规定的作答形式进行划分的。通常在题目中明确规定考核范围，并且对答案长度作了限制的论述题为限制性论述题。限制性论述题与其它论述题相比较具有评分较容易和客观的特点，但是由于它对考生作答的范围和方式作了限制，因此，在考查能力方面，它较适合于考查理解、分析等能力，而不适合于考查综合、评价等能力。
［例题］既然提高劳动生产率会降低商品价值，资本家为什么还要竞相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由此而引起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又会给资本家带来什么好处？
［例题］国体和政体的关系是怎样的？请根据这一关系说明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扩展性论述题对考生的作答方式和范围不像限制性论述题那样限制较多，它给考生以很大的自由，允许考生自己决定答题的形式，这类论述题给考生提供了综合、评价的可能。
［例题］驳“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国也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谬论。
二、论述题主旨功能：考核较高层次的能力
［例题］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贪得无厌的追求：怎样促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进而又是怎样决定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
这道题知识容量较大，综合性较强。考生如果没有一定的综合能力，即使知道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等知识，也很难把握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调动自己所学的有关知识，组织材料，从纵横两个方面把问题叙说清楚。很多考生仅回答了第一层面的问题，即“日益尖锐化”，而答不出或答不好第二层面的问题，即“必然灭亡”，说明这部分考生分析能力尚可，而综合能力欠缺。
［例题］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变化。
旧的两极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领导人声称：“我们难得有机会――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新的国际体系。”
美国人认为他们需要“为下一个世纪成为美国的世纪作好准备。”他们的另一位前任领导人说：“以进取的姿态追求我国的对外政策利益会自然地加强中美关系，应采取行动时却无所作为会伤害美中关系……但是我们决不要忘记，我们是为自己干，而不是为中国干。”
运用《政治常识》的有关知识，分析说明上述材料。
（1）美国关于建立新的国际体系的出发点及其主张说明了什么？
（2）评论“按照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宜”，可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为什么总是选购“价廉物美”的商品？
这是1992年高考政治试题。题目出得很巧。“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这一俗语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定的经济学道理。但是也不尽如此，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确能购买到“货又好，价格又便宜”的商品，也就是“价廉物美”的商品（这里的“价”在俗语中是指价格，而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这是因为：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就可能用较低的价格出售自己“物美”的商品；有的商品生产者为了加快资金周转，采劝薄利多销”的办法，也可能用较低的价格出售“物美”的商品；另外，当某种“物美”的商品处于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人们也可能购买到“价廉物美”的商品。正是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命题者设计了这道试题，既贴近实际生活，又包含着一定的经济学的道理，使试题富有较高的技巧性。
简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篇2
摘要:勃朗特三姐妹小说叙事视角的主要形式是第一人称限制叙事。本人认为作家叙事视角的选择与代表一个时代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的“情感结构”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关注女作家小说中对维多利亚时代传统观念的反叛意识与超越意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由作家自身的文化身份所决定的对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维护意识。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认为:“某一文化的成员对其生活方式必然有一种独特的经验,这种经验是不可取代的。……这种为同一种文化中的人们所共同拥有的经验,称之为‘感觉结构’。”①赵国新在《情感结构》(structureoffeelings,即“感觉结构”)中介绍雷蒙·威廉斯发明的这一术语时指出:“最初被用来描述某一特定时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这种感受饱含着人们对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并能明显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因此,一个时期的情感结构,就是这个时期的文化。”②这里特别要提出威廉斯对19世纪中叶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概括:人的社会地位由金钱、而不是门第决定;穷人受穷是因为奋斗不力;出色的人终将脱颖而出;忍受苦难使人的精神升华,让人懂得谦虚和勇气;节俭、节制和虔诚乃是主要美德;家庭是发扬这些美德的主要场所;婚姻具有绝对神圣性……并言明这种理想价值观在现实面前必然遭遇的尴尬,“情感结构”则起到“维护”这些价值观念的作用。{3}
那么,在勃朗特三姐妹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选择及其观照中,我们会发现怎样的“情感结构”呢?
俄国批评家乌斯宾斯基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的立足点,他指出叙事视角涵盖立场观点、措辞用语、时空安排和对事件的观察等诸方面。英国文体学家福勒在此基础上提出视角或眼光的三重涵义:1.心理眼光;2.意识形态眼光;3.时间与空间眼光。{4}尽管福勒以作者的眼光取代了叙述者的眼光,也混淆了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界限,但无疑他的区分维度还是非常有效的,便于我们从各个层面考察叙事立场、措辞和读者的接受。以此观照勃朗特三姐妹的小说创作,挖掘其叙事视角确立的内在心理机制、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征以及时空叙事的“情感结构”,会获得一些令人欣喜的发现。
一、叙事视角的确立:内在心理机制
不同的叙事者构成对事件的不同的观照与表达方式。显然,是采用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可以任意转换叙述眼光的全知叙事呢,还是仅以单一或几个人物自身的眼光来观察事物,或者在使用了全知叙事后,又在文中不时换用限制叙事,以增强作品的悬念感和新奇感,的确与作家的表达习惯与理性调整密切相关。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勃朗特三姐妹的小说大多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其中又不乏自传体和日记体。人们耳熟能详的就有《简·爱》、《呼啸山庄》、《艾格尼斯·格雷》、《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以下简称《房客》)、《维莱特》、《教师》等。三姐妹中只有夏洛蒂的作品《谢利》采用全知叙述视角。
虽然使用的大都是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第一人称主人公叙事的双重视角
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中,包括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和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两种视角(pointofview)。在第一人称主人公回顾往事的叙述中,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叙述眼光。一为叙述者“我”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的眼光,造成过去与现在的“幼稚”与“成熟”、蒙在鼓里或洞明一切的差异。{5}在《简·爱》中存在明显的成人化叙述;在《艾格尼斯·格雷》里则是从情感的焦灼到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释然;而《教师》无疑以男主人公回忆视角虚拟了英国老师与英瑞混血女子弗兰西斯的恋情,也喻指了现实中的法国教师与英国女学生之间的跨国恋情——尽管这只是夏洛蒂的一厢情愿,却也热烈、持久,显示出心灵激情的强度和力度。
由于回忆视角的运用,《简·爱》在叙述幼年的简·爱的思想、行为和宗教意识时,显示了幼年的简与成人的简的思想情感的合一,使得幼年叙述者的“我”成人化因素极为明显。虽然成年的带有作者强烈个性色彩的简才是这种心理眼光、意识形态眼光的聚焦人物,但是小主人公已经“是”接近定型的“叛逆者”了:自尊、倔强、奋发图强,反抗意识与意志强劲。自我与经验的抒写与凸现使得这一维多利亚时代的叛逆女性形象具有无法忽视的感染力和道德、伦理力量。
另一方面,经历事件的叙事者眼光的投入,又使得人物的立场观点与情感态度具有明晰的真实感和陌生化的喜剧效果。小简·爱有关“换心”的幼稚思考和以“保持健康,不要死掉”来与地狱进行抗争的勇气让人忍俊不禁。
作品中这两种叙述眼光交替出现,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眼光的交叉处理,使得叙述既避免平铺直叙,便于叙述者的思想意识的随时流露和表达,又贴近的事实层面,尽可能保持了客观性。正好将简的叛逆与刚毅的性格塑造得完整统一,不足之处就是“真相”的揭示往往带有诸多先入之见的印记。
其二,第一人称主人公“复合式”双重视角
《房客》的两个主人公的交叉叙事——马克希姆的书信及海伦的日记构成了对同一故事的互相补充和印证。叙述者聚焦的中心人物其实只有一个——马克希姆眼中的海伦和海伦眼中的自身。将充满神秘色彩的女主人公遭遇误解的“现在”与为了爱情迷失自我的女主人公的“过去”统一于新的美好爱情婚姻的大团圆结局。作者的视角定位一来便于女主人公从私密的角度抒写自己情感的投入、盲目、后悔、决绝的逻辑历程,展现一个热情任性、为爱情丧失理性判断力的女子如何在发现所托非人之后,痛苦地劝说、挣扎、挽救终至放弃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从男主人公的视角出发观察审视海伦的外在形象特质并感悟体察其内在精神品性,经历一个好奇、误解、发现、还原的形象认知过程,形成一个不可或缺的参照和互补,完成对女主人公立体的形象塑造。
其三,第一人称见证人“交叠式”多重视角
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交叠式”多重视角的《呼啸山庄》,情况则大不一样。艾米莉的叙事技巧早已开创了叙事方式的先河,应该是多角度多层面聚焦于中心人物的圆心聚焦模式了。这也正是艾米莉超越她的姐妹的地方。据夏洛蒂的《呼啸山庄》再版序中对妹妹的评价:“她的想象力原是比较沉郁而不大开朗,比较强烈而不大欢快,她从这些民俗传说中找到材料,用来塑造了像希思刺利夫、恩肖、凯瑟琳这样一些人物。”{6}而《勃朗特一家的故事》的作者玛格丽特·莱恩则断言:“艾米莉提供了一个特殊例证。当一个人赋有天才,并且具有像她那样的激情,心灵就必须在一种安全的、隐私的范围内,寻求自我满足。”{7}她们似乎都在试图阐释、求证艾米莉独特叙事方式背后的社会因素、个人性格及心理原因。
以一个家庭的传奇闻名于世的“勃朗特三姐妹”较多地选择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而同时期的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以及盖斯凯尔夫人则顺应时代的大潮,以全知叙事视角观照社会人生。个种缘由,在本人看来,与其各自的生活境遇关联甚深。就三姐妹而言,其一,如果从深度心的角度来考察,她们越是敏感于环境的压抑,就越是存在一个渴望自我倾诉的心理原动力。人生的困厄与不自由,荒原的广漠无情与内在心灵激情的冲突让三姐妹更得心应手于以“我”的视角看世界,表达内心孕育的难以排遣的情愫和诗性精神;其二,她们的生存境遇如此悲苦,饥饿、疾病、死亡的阴影一直如影随形,但她们良好的早期环境——作为剑桥大学毕业生的牧师父亲爱好文学又有一些藏书,使得孩子们幼年练笔时就显示了过人的艺术悟性与文学才华,以日记和诗歌的形式(多为第一人称)记载与贫苦生活成反比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其三,她们所从事的职业———家庭教师,对其心理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简·爱》、《艾格尼斯·格雷》、《教师》、《谢利》中都写到了家庭教师或寄宿学校的教师。可以说,小说中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的视角无疑最明显、最直接地呈现了这个自我表达的迫切欲望,所有的思想、情感都在文学文本中以直观、鲜明、强烈的姿态加以呈现。
二、意识形态的“社会特征”:中产阶级价值观
简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篇3
关键词：义务教育；美术课程；线描人物画；欣赏价值；学习价值；美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G633.9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0X（2013）06-0065-03
线描（又称白描）是中国绘画中出现时间最早、发展最为成熟、造型技法最为简练的艺术表现形式。线描画作只运用单色线条简括地描绘其所表现的自然或臆想物象形体结构的造型轮廓，以表达画者对于物象的心理感受与精神追求。如从美术发展史来考察，绘画艺术皆起始于表现物象的轮廓线，中西方的绘画概莫能外。现仍散落在世界许多角落的人类史前重要文化遗存——岩画就是很有说服力的实证。岩画是原生态的线描艺术创作、是线描艺术的先驱。“存在决定意识。”由于人们生存的地域环境、社会演进、民族沿革、、文化习俗等差异，中西方对于视觉形象的表现、造型艺术的追求形成了不尽相同的审美观念与审美情趣。西洋绘画沿着更趋向于写实、更追求逼真的艺术路径发展。其在长期创作实践的积累中，逐渐寻觅并形成表现物象真实感的素描的绘画艺术风格。中国绘画则沿着更趋于写意、更追求神似的艺术路径发展。
线描人物画虽是中国绘画史上最早出现、最先发展成熟的一个画科，但它至今依然充满着蓬勃生机和创新活力。线描人物画实际上是一种富于中华民族审美观念和艺术特色的人物素描。它所表现的人物造型并不拘泥于具象，其采用的观察、表现方法与西洋人物素描有所不同，更倾心于放笔直取、直叙胸臆、抒感、彰显个性、追求神似。它以简练的艺术线条勾勒所表现人物最基本、最特征、最本质的形体结构造型，使人物形象不仅简洁、自然，而且灵动、传神。这些已经凝结成为中华民族线描人物画传统的审美观念与审美情趣。许许多多的考古发现和历代传世及现代创作的线描人物画作，都印证了这种审美传统的形成、传承、发展与创新。线描人物画不仅善于简括地表现人物主体的形体结构造型，更擅长表现人物的精神、情感与情韵，既简约概括又变化万千，充满着有形与无形的强劲、深邃、神妙的艺术张力，饱含着传递情思、诱发共鸣、教化精神、净化心灵的正能量，蕴涵着非常丰富的美术教育价值。这是美术课程改革中颇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的课题。
一、欣赏价值
美术欣赏能力的强弱、水平高低及情趣取向是反映一个人美术素养的重要标志，也是美术教育重要功能与价值之所在。《课程标准》开宗明义，指出“美术以视觉形象承载和表达人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和审美情趣，丰富人类的精神和物质世界”。在其“课程性质”中阐明了“美术课程以对视觉形象的感知、理解和创造为特征”的课程性质，以及“凸显视觉性”、“具有实践性”、“追求人文性”和“强调愉悦性”的课程特征。在其“课程基本理念”中进一步提出美术课程要“关注文化与生活”，让“学生了解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对社会生活的独特贡献，并逐步形成热爱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和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观”。在其“课程目标”中明确要求美术课程要指导学生“学习美术欣赏和评述的方法”，“学会多角度欣赏和认识美术作品，逐步提高视觉感受、理解与评述能力，逐步掌握美术欣赏的基本方法，能够在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基于此，《课程标准》将“欣赏·评述”设定为义务教育美术课程四个学习领域之一，既贯彻了美术课程理念，又满足了美术教学要求。
线描人物画作为中国绘画的成熟画科，其构图简括、运笔传神、刻画灵动、意蕴丰赡，而且历史悠长、画作丰富，是美术课程中进行“欣赏·评述”学习颇为理想的素材、载体。例如，湖南长沙考古出土的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帛画，以线描为造型基础，线条流畅、有力，人物刻画生动、概括。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帛画，构图繁复，色彩绚丽，人物神态自然。东晋（公元317～420）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画作（现存皆为后世摹本，藏故宫博物院），线条紧劲联绵、循环超忽，犹如春蚕吐丝。唐代（公元618～907）“画圣”吴道子曾在长安（今西安）、洛阳等地的宫殿、寺庙中创作300余壁画作，其“变相人物，奇踪异状，无有同者”，造型准确、生动，如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线条刚劲、挺拔、飞动，雄居中国古代人物画的巅峰，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宋代（公元960～1279）兴起纸绢人物画创作，其造型基础的线描更加变化自由，线条蕴藉含蓄，柔中有刚，凝重洗练而雅致。元、明、清三代人物画名家辈出，传承不已，创新不迭，直至清末任颐融合线描和水墨技法，笔力遒劲而轻快活泼，标志着现代中国人物画的开端。
线描人物画创作追求形象、笔墨、神韵的完美融合，以形写神，着力于画作“意”的造型与表现，即师法自然又不为其所制，形神兼备中更突显神韵，追求笔墨情趣的艺术感染力。因此，线描人物画欣赏教学的目标与重点应聚集于对画作的“会意”，即参透其意境、意韵、意蕴、意旨。例如，唐代周昉的《挥扇仕女图》揭露了宫庭中贵妇空虚、苦闷、寂寞与无聊的生存病态。五代（公元907～960）时期顾闳中的《韩熙载夜晏图》则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不同身份人物的性格及其在特定场合下的表情与内心活动。宋代李唐的《采薇图》突显了伯夷、叔齐在艰困的逆境中所表现的坚韧、刚毅、不屈精神。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场景恢弘，人物众多，动感十足，栩栩如生，反映了北宋安澜而繁闹的市井生活。现代线描作品《刘胡兰》以人物双眼怒视、双拳紧握、迎风屹立的形象，表现了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等等。
在“欣赏·评述”的美术教学活动中，可以引导学生观赏不同时代、不同题材、不同主题、不同风格及不同流派线描人物画的代表性作品，求索、了解其中人物的生活、历史、情思及其与文化的关系，多角度认识作品内涵，积累并提高视觉感受、理解与评述能力，感悟在文化情境下欣赏线描人物画的基本方法，发展审美判断能力。
二、学习价值
《课程标准》依循“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提出义务教育美术课程要达到的总目标，即要使学生通过美术课程学习“丰富视觉、触觉和审美经验，获得对美术学习的持久兴趣，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为达成课程总目标，《课程标准》具体地设定了“造型、表现”、“设计·应用”、“欣赏·评述”和“综合·探索”四个课程学习领域。其中，“造型·表现”领域的学习对学生提出的目标是：“观察、认识与理解线条、形状、色彩、空间、明暗、肌理等基本造型元素，运用对称、均衡、重复、节奏、对比、变化、统一等形式原理进行造型活动，增进想象力和创新意识；通过对各种美术媒材、技巧和制作过程的探索及实验，发展艺术感知能力和造型表现能力；体验造型活动的乐趣，敢于创新与表现，产生对美术学习的持久兴趣。”线描人物画是义务教育美术课程颇为理想的学习媒介、载体。
首先，线描不仅是具有艺术表现功能的独立画种，更是各种造型艺术技法的根基，因而，也是学生学习、训练艺术造型基本功的必由之路。学生学习中进行的艺术造型活动，无论是速写、素描、色彩画、中国画、版画、油画、年画、漫画、硬笔画等各种画作，还是刺绣、纸剪、泥塑、柳编、竹编、草编等众多传统民间工艺作品，对于它们的欣赏、学习与创造都离不开线描这个基础。
其次，线描人物画是高品级、高品位的线描画作，尤其是在其优秀的代表性画作中，有对具象静态特征造型的勾勒，更有对人物动态韵律与内在情感、气质、精神的表征，因此，能较为集中地显现线描的基本技法和基本功能。故此，线描人物画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学生学习艺术造型基本技法的一种理想范本。线描人物画造型笔法凝练、刻画形象传神，对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造型艺术兴趣与热情，有利于创设观察、认知与理解线条、形状、空间、肌理等基本造型元素的学习情境，增进学生想象力提升和创新意识培养，发展学生的艺术感知能力和造型表现能力。
再者，在线描人物画的许多经典画作中都蕴涵着诸多或褒或贬、或乐或悲、或喜或忧、或巨或细、或长或短的人物故事、典故，既能满足学生好奇与求知的心理需求，又能给予学生潜移默化的教化与影响。义务教育是培养和提高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普及教育，其美术课程并不要求、也不可能把学生都培养成为美术专才。毋庸讳言，义务教育美术课程实施中，教师应努力发现、发掘和培养具有美术潜能、天赋的学生，更应竭诚普及美术教育，培养和提高全体学生欣赏与表现人物形体、活动与精神的造型技能、文化素养。因此，运用线描人物画进行美术教育要重视对画作“故事”及其教育价值的发掘，避免陷入单纯追求美术表现技法的肤浅、功利窘境，要深入研究和探究画面所表现人物及场景的来龙去脉和画家的情感、精神追求，从而使学生热爱生活、享受生活，唤发对于美好人生的热烈追求。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课程理念，真正落实素质教育。
三、美学价值
美学是研究自然界、社会和艺术领域中美的一般规律与原则的科学。它探讨的主要课题是美的本质，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等。而美育则是以培养审美的能力、美的情操和对艺术的兴趣为主要任务的教育。美育是义务教育各门课程都不可或缺的任务，只是美术课程的美育任务更加明晰罢了。美术课程以多种艺术形式的视觉形象承载和表达人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和审美情趣，有效地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提升学生的生活质量和人格品位。
线描人物画笔墨简括、情感凝练、形象传神，不仅很好地体现了美的本质，使学生在欣赏过程中愉悦感、共鸣感、追求感油然而生；而且又能促进对于艺术与社会（现实）关系的认识，使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社会性、人文化、艺术性的教化；同时，还能帮助学生认识艺术造型、艺术创作的一些基本规律，增进对艺术的文化性、多样性、创新性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因此，追求并实现线描人物画在美术教育中的美学价值，是美术课程实施的应有之义。只有将美术教育置于美学与人文境界中，才能实现美术教育最高、最大的价值追求——提升学生的美学素养，使其成为具有美学基本观念、基本素养、基本价值观，并懂得认识美、追求美、创造美的新时代公民，成为热爱生活、享受艺术、创造更有品位人生的强者。
简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篇4
[关键词]《论语》；生态伦理；自然
[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11-0123-05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初步的生态规范，并存有大量可以引申出现代生态伦理的思想资源，这是学界的共识。《论语》承启这一时代，包含丰富的可为后人阐发的具备生态伦理意蕴的“微言大义”，对此详加研究，或能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传统文化支持。
一、《论语》具有生态伦理意蕴的论域
《论语》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可待阐发的生态伦理意蕴呢?
首先，《论语》直接记载了一些有关自然的材料，以及间接隐含着一些对待自然的观念、方法。《论语》时代是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不仅社会政治关系发生大变，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根本变化。铁制农具使用，耕牛推广，生产力提升，人们改造环境、对待生态的实践前所未有地展开。在改造环境、对待生态的实践中自然而然就形成一些如何对待自然为好、应怎样对待自然的问题。比如治水，用“疏”不用“堵”的办法，当是先人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对待自然的好办法。这办法中间既有技术性的“好”问题，这在当时大概是主要的；同时又包含着价值性的“好”问题，就像大禹之后，有人治水再用“堵”的方法，必然会被反对，这已经蕴含了一定的价值意义。当然这些关于改造环境、对待生态的“价值”并没有明确为生态伦理，但其中的态度、情感、信念、观念等可以为后代人引申为生态思想，因此就具有了相应的生态伦理意蕴。应该说明的是，环境破坏作为问题是在现代才被确认的，但环境破坏的活动却是人猿揖别之后一直就存在的，它与人改造自然是一体两面的活动；环境破坏作为问题被治理并提出生态伦理对策是当代的事，但不能否认人类一直在解决自然环境问题这一事实；生态伦理思想、生态伦理学是近现代思想家的创见，但这些创见建立在先人改造环境、对待生态的实践基础上，是对他们相关思想资源的继承、发扬、创新。有了这样理解，那么我们就不会否认，如果《论语》记载着或间接隐含着那一时代有关改造环境、对待生态的实践经验或相关思想资源，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其具有一定的生态伦理意蕴。
其次，《论语》中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道德思想、方法蕴含着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思想资源。《论语》是我国关于人际伦理的经典，而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是密切相关的。人利用自然中形成的人与自然关系，是作为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内容而存在的。同时，人是社会与自然、精神与肉体的统一存在，人与人关系必然包容人与人的自然、与人的肉体的关系。传统伦理对人与人道德关系的研究，必然包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内涵。只不过，在传统伦理发展的大多数时候，人与自然关系没有凸显出来，未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而已。应该说，解决人与人关系的道德理念、思想、方法、原则，跟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理念、思想、方法、原则存在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显现在人际伦理学与生态伦理学的学科、理论互动中，也可能潜隐在人际伦理体系与作为思想资源状态的、雏形的生态伦理的互动关系中，我们把后者视为某种人际伦理具有生态伦理意蕴。显然，《论语》丰富的人际伦理思想有众多有待我们揭示的生态伦理意蕴。
二、《论语》的“敬”、“畏”相关思想包含着敬畏自然的意义
《论语》中的“敬”、“畏”相关思想大致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类宗教性的敬畏；二是涉及人事及其关系上的敬重；三是对自然的敬畏。当然这种区分仅具有相对意义，在《论语》的一些地方，“敬”、“畏”的两种或三种意思会交叉重叠，甚至无法仔细分辨。综合三方面，它们含有一个共同的内容，即存在对对象的崇拜、尊重、害怕、顺从、不违等情感、态度、观念、信念。
类宗教性的敬畏是相对于迷信及宗教的神灵崇拜而言的，它拥有原始宗教的一些样态，因而异于一般迷信，但又不具备成熟宗教的体系化特征。我们借助它表达古代先民对超自然、对祖先的崇拜、害怕心态。“从原始初民的灵物崇拜，到殷商时代的上帝及鬼神崇拜，从人类初始‘民神杂糅’的浑沌状态的简单的敬神仪式，到奴隶制鼎盛时期的专业人员组织的形式严整、仪式庄严肃穆、规模宏大的祭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到殷商时代，尊天事鬼达到了鼎盛。”尽管自周代开始，对天神的敬畏已经逐步转向“敬德保民”，但在孔子时代，类宗教性的“敬”、“畏”依然深有影响。《论语》中多次讲到祭祀神祗时的敬畏情状：“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后只写篇名)；“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乡党》)；而斋祭时若有违背诚敬，则“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孔子当然也承继周公“以德配天”的现实转向，他的智慧在于，在思想领域悬置一道类宗教性的敬畏的屏障，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真正的落脚点则在现实政治道德生活。孔子回答樊迟问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雍也》)；告诉子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且“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这些恰当地把孔子的现实智慧展示出来：让鬼神的归于鬼神，敬而远之；让民事的归于民事，当务为智。类宗教性的敬畏或许为一些科学主义者所诟病，因为它们还带有很浓的蒙昧、无知甚至欺骗成分，但就人的有限认识能力、行动能力而言，我们达不到某些科学主义者所设想的无所不能的水平，从而不敢无所畏惧。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在我们今天面对神奇复杂的自然时，保有一份敬畏之心，还是必要的。你不一定信人格化的神，不一定屈服于蒙昧主义，更不一定是无知，但可以有敬畏的情感、观念、信念。有这一份敬畏，在对待自然时就多一份谨慎的态度，不至于视己为“神”。
涉及人事及其关系上的敬重是《论语》中最强调的，可分为四方面：第一，事君上之敬。孔子称赞子产“其事上也敬”(《公冶长》)，他自己“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卫灵公》)。他在为政时言行一致，全方位做到“敬其事”，这在《乡党》中有大量记载，那种“君命召，不俟驾行”和事君时的恭敬之态，以至于“人以为谄也”(《八佾》)。第二，君上行事之敬。君王、上位的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学而》)。但这种要求实际上很难约束君上，孔子就曾感叹：“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八佾》)第三，孝亲之敬。对父母长辈的孝不仅在养老，“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对待父母要有愉悦容色，即使父母有不对，也要敬：“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第四，君子行
事待人之敬。孔子认为有德之士要常抱一份敬重之心，敬于事，敬于人：“事思敬”(《季氏》)；“居处恭，执事敬”(《子路》)；“言忠信，行笃敬”(《卫灵公》)；“修己以敬”(《宪问》)。以上四方面涉及人事及其关系上的敬重并不能直接推论出对自然的伦理。但一方面人事问题无非是各种政治、经济、精神实践问题，其中包含着改造自然的实践；另一方面，规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和规范人与人关系的人际伦理存在互动。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涉及人事及其关系上的敬重内在隐含一定的生态伦理意蕴。
对自然的敬畏在《论语》中涉及较少。孔子时代自然因素多少还带着神秘色彩，总体上，人依然匍匐于自然之下。对自然的敬畏多表现为类宗教性敬畏，少部分表现为对具体自然物或创造物的敬惜、肃恭。《乡党》记载有一些孔子对自然物的态度的材料：“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非常可贵的是，孔子还有对自然所含有的非工具价值的敬重、喟叹。他讲，“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肜也”(《子罕》)。这些对自然的敬畏可以直接推论出两类生态伦理的意义：第一，对他人劳动的敬重和对劳动成果的珍惜。当今消费社会及其高消费行为是不可持续的，是建基在加紧盘剥自然和牺牲后代生存上的，就生态伦理视角看，反而不如《论语》里敬惜、肃恭对待自然物的态度更契合于生态和谐。第二，体悟、鉴赏自然之价值。自然的价值可划分成自然的工具理性价值和非工具理性价值。自然的工具理性价值受到重视，这是古今中外共通的事，因为劳动成果等等是自然作为工具理性价值的最引人注目的表现。“但人还拥有一种理解、欣赏和享受大自然的能力，这种理解、欣赏和享受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大自然的生物学利用。”在《环境伦理学》一书中，罗尔斯顿例举了十多种经济价值外的大自然价值。工具理性价值之外这么多自然价值存在的论断，是二十世纪自然价值论和荒野哲学观的理解。然而，《论语》中仁者对山水的喜好，孔子对松柏后凋的体悟，早已经超出工具理性价值的判断，而带有诸如“审美价值”、“生命价值”、“历史价值”、“文化象征的价值”或如赵馥洁先生所论的“‘比德’价值”。我们由此可以理解孔子对曾皙的赞许：“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先进》)春意、沂水、舞雩、咏唱、人群在春风之中交织成一幅人与自然诗意融洽的水墨画卷，这里的自然因素化出超工具价值的别样意境。
《论语》在敬畏问题上这样区分君子与小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看来，有所敬畏是君子的必要情感、信念、理念；无所敬畏是小人才有的自大骄狂的心态。在网络时代、消费社会，天命、大人、圣人、小人之说已去矣，但受困于生态问题的人们，是否该汲取“有所敬畏”传统呢?
三、《论语》的“天”、“时”等观念蕴含顺天、应时、不违自然的意思
《论语》时代“天”及相关概念正经历转变，其基本观念从天神之天向天命之天、从天神之天及天命之天再向自然之天变迁，把握“天”及相关概念就要把它们放在这一过程中考虑。由于这一过程在《论语》时代正在进行中，“天”及相关概念有时就兼具多重意思，可以从不同侧面加以解析。
天神之天，具有类似人格神的神秘性，带着蒙昧特征，似乎洞察、决定人间世事，给予人事最后的根据。如：“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天生德于予”(《述而》)；“天之将丧斯文也”(《子罕》)；“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等等。这些“天”能“知”、“丧”、“生”、“为”，类似人格神。不过，《论语》里悬置天神，通常只是在需要给人事提供终极判断、评价根据时，才搬出这个“天”。所以子贡感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才有孔子“太宰知我”的由衷表达：不是“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而是“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
天命之天，更多是从命定意思上理解，有时也直接讲命，其神秘色彩减弱了，必然的意义增加，但仍带着宿命特征。如：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为政》)；“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还有“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日》)等等。天命之天，部分舍弃天神的最后根据权，部分显出必然这、层意思，同时，仍无法突破神秘的天命外衣。这是一种进步，因为人的能力不断表现出来，人可以“知”天、“则”天、顺命，甚至可以积极地去合乎天命。孔子就盛赞“尧之为君”，“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泰伯》)；而且在“丘之祷久矣”(《述而》)等地方显示出充分自信，自己的德行已合乎天地神祗、不违天地之道了。
自然之天是从上述两类天观念中祛除神秘力量而来的，具有近现代“天”、自然概念的意思。这一意义的天在《论语》中不多。主要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无限高的上天，运行四时，化生万物，近乎在描述自然。但还不是纯粹科学意义上的天，因为《论语》时代科学认识远未达到如此水平，中国传统文化也从未把自然之天视为纯粹对象看待，而且祛除神秘性之后的自然之天依然保持一定的价值意蕴，带有伟大、必然、独立于人等等特征。
我们知道，在《论语》时代并没有现代用法的“自然”概念，谈到自然所涵盖的内容时一般以“天”、“天地”等加以表达。蒙培元先生就认为，“从孔子的‘天生万物’到孟子的‘天之所与我者’，这种追本溯源式的思考方式，从一开始就抓住人的问题，同时也形成了儒家的‘自然观”。上述有关天的观念，我们可以把它们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先人对自然观念的多元把握。透过《论语》中天的多重理解，可以找到其诸多贯通之处，并把它们理解为雏形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在反思生态危机、分析环境破坏时都具有思想资源作用，包含丰富生态伦理意蕴：第一，天地自然具有必然性，不可任人意而违背；第二，天地自然具有构成人事生活前提的意义，若背离此前提，人事生活无法展开；第三，具有万事万物和道德的最后根据的意义，这虽带有道德自然主义倾向，为西方元伦理学视为“自然主义谬误”，但在生态伦理学领域，却有特别意义；第四，天地自然保持有一定的价值意蕴，依附一定的纯自然之外的意义；第五，人可以顺天，在顺天中希冀达成“天人合一”，从而蕴含着中国式人与自然统一的思想。诚如姚新中、焦国成两先生所论，“儒家虽然强调人的社会性，但其对于制约着万物运行的天道，对于制约着人生的天命的理解中，也包含着人与自然应该统一的思想”。
《论语》中“时”出现十次，加之若干与其相关思想，大致在三层面上透露出不违自然必然的生态伦理意蕴。一是肯定自然之时的客观、必然意义。
孔子看到山中野鸡翔集，生发喟叹：“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乡党》)这里的“时”既反映时间维度的自然变化，又含有对合乎时节的赞叹。于此相关，孑L子看到河水流淌、松柏后凋，也触景生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影也”(《子罕》)。这些思考中是包含着顺自然、不违自然变化的意蕴的。二是明确遵从自然之时而行。孔子认为“道千乘之国……使民以时”(《学而》)，他评价子产有“使民也义”(《公冶长》)的君子之道。《卫灵公》记颜子问老师如何治国，孔子回答的第一条就是“行夏之时”。我们都知道孔子“从周”，但针对自己最得意最“贤”弟子询问治国之策时，居然首先讲沿用夏历，这是值得深思的。颜子贤且有“闻一以知十”之智(《公冶长》)，但治国的智、贤更要体现在遵时上――遵从自然规律办事。当时治国主要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农业生产要合乎季节变化的必然，而夏用的是农历，更能满足此要求。告诫弟子治国用夏历，足见孔子既明白自然的客观，又能主动遵循自然规律。三是在人事问题上适当时候做适当的事，含有遵循事件变化规律的意思。孟子盛赞孔子为“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我们细细体会《论语》，许多篇章都充满孔子识时的智慧。《论语》第一句“学而时习之”，就是讲适当时候效习，使所学在实践中成就；《乡党》记孔子“不时，不食”，是生活细节中的守时；孔子有自己行为的准则，又不拘泥僵化，随时宜而变，“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在人事问题上这种灵活的与规律相协调的行为思路，尽管本身没有针对自然而言，但它是人们主动遵循自然规律的一个思想条件，拥有这样的条件，才能设想人们会随环境变化而采取适时的策略。
四、《论语》中“节用”、“简”、“俭”和义利观、“中庸”理念含有适度消费、简约生活的意蕴
孔子利用自然的明确态度在《论语》中只有一条：“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人要生存当然得取自自然，但取得有度，不是竭泽而渔，要保存自然再生产的生命力。从记载看，这是在已经具备相应“纲”、“射宿”技术条件下，所坚持的自觉态度。《论语》所涉及的“节用”、“简”、“俭”等观念却较多，其中大有值得我们这些处于高消费社会中的人们汲取、发挥的生存智慧：简约生活的做法态度和行为适度的生活方式。如“道千乘之国”须“节用”(《学而》)，节用即不伤财害民，不伤财害民则减轻对自然生态的伤害，有利于生态平衡的保持。再如“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述而》)；“礼，与其奢也，宁俭”(《八佾》)。在礼制、生活上发生奢侈与简约矛盾时，孑L子认为，君子当以“简”、“俭”为宜。孔子明确反对奢侈，他批评管仲不节俭，尽管认为管仲于国于民有大贡献；批评“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校”(《公冶长》)，既不智于鬼神人事关系，也不智于为神龟建如此奢华之所。孔子并非一味讲“简”、“俭”，他认为这也有个度，“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雍也》，孔子赞同弟子仲弓观点，太简也不利于治理百姓。按照“义之与比”的思路，简约的程度、内容是以时而宜的，这样不同时代、不同条件就会具有不同的简约要求。我们时代如何简约，求之于孔子等先贤，自然无法解答，但“节用”、“简”、“俭”所包含的适度消费、简约生活思想作为生活原则在当今是有价值的。
“节用”、“简”、“俭”是生活中具体原则，之所以应该这么做，是因为有特定义利观、“中庸”理念为依据的。
首先，以义而非利为价值理想，从而在动机、目标方面约束功利。《论语》所述价值理想目标有多层：第一，孔子赞许曾皙之志所透露的对人与自然诗意融洽境界的向往。第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的人世和谐。第三，“孔颜之乐”境界的精神追求。这些价值理想，制约人们行为目标、动机的选择，影响理想价值方向的确立，从而生发出“节用”、“简”、“俭”的生活原则，并引导世世代代有志之士徜徉高尚精神之境。
其次，以义、礼节制功利欲望的满足，规范功利的获得。欲望，人皆有之，但“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不加控制，则成贪欲。孔子明了欲望的影响，他评价申枨：“枨也欲，焉得刚?”(《公冶长》)一个人若拥有太多欲望就无法做到刚毅。他曾尖锐地回复季康子：“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那么如何控制欲望?当然不是后代儒家讲的“灭人欲”那么绝对。孔子的态度很平实，他要求以义取利、以义制欲。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弟子冉求为季氏聚敛不义之财，孔子很生气，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
再次，以道义为荣，以过度注重功利为耻。孔子讲，“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学而》)。孔子还有以道义与功利相兼为上的思想，他回答子贡“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时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学而》)。当然，孔子并不是简单否认功利，而是区别看待不同人的功利心。他多次谈到治国要“富之”然后“教之”，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日》)。他惋惜颜子的贫困，不责备子贡货殖屡中。他虽讲“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但其意并非君子不需功利，而是认为君子、小人对待功利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因为君子、小人社会地位存差异，自身诉求、社会要求各有不同。君子“义以为上”(《阳货》)，但也须以道谋食；小人“喻于利”，却也能以礼乐教化。 ，最后，“中庸”作为理念及其方法贯穿在俭与奢、道义与功利、欲望等问题的处理上。使人们解决这些问题时不走极端，保持一定矛盾的张力。孔子以“中庸”为至德，可惜当时人们已很少拥有此德。所以孔子不仅在理论上推崇“中庸”，而且在言行中以此德为方法去教育学生，去分析、解决问题。孔子曾教导子夏如何为政，“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颜渊》)。为政如此，德与行也是这样，“过犹不及”(《先进》)，君子就须“文质彬彬”(《雍也》)、“和而不同”(《子路》)。
《论语》的义利观、“中庸”理念其实不仅是道义与功利关系的一种表达，也不仅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思想和方法。就其深层意义和历史意义而言，它们指向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崇尚适度消费、简约生活、精神生活的生活方式。在物质生活尚不发达的时候，这种生活方式或有阻滞生产、妨碍消费的不良影响。但在今日高消费、生产高度发达以至于消费生产不可持续的情况下，它已经具有别样的文化和生态意义。结合当代新问题，汲取它的精髓，发展成一种适宜的生态生活模式，不失是一种有传统文化韵味的解决问题的思路。
[参考文献]
[1]焦国成，中国伦理学通论(上册)[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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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简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篇5
关键词：教材修订;新课程;应对策略
一、修订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对教材上的部分材料，包括图片资料、学生活动的资料以及个别辅助文等进行了修改
如，旧教材中第4页阐述物物交换时，给出的图片资料为
“盐”“矛”“咖啡”“红珍珠”“牛奶”，其中牛奶是用玻璃瓶子装的，咖啡是在一个瓷器杯子里，最初的物物交换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这显然不符合史实。在新教材中上述图片改为“盐”“布匹”“粮食”“茶叶”“马匹”，更加符合时代特点。虽然都是一些小小的细节，但能看出教材修订者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在此也向他们表示敬意。
2.对部分教材内容进行了删减
如，货币的基本职能“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时，需要观念上的货币，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时，需要现实的货币”知识点;供求影响价格“买方市场、卖方市场”知识点;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物价变动对需求的影响”知识点;消费类型“按消费对象消费分为有形商品消费和劳务消费”知识点等进行了删减，删减的内容笔者认为多是一些繁琐的概念或与时展不相符合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教材容量，减轻了学生负担。
3.对部分教材内容的逻辑顺序进行了重新整合
如，旧教材在阐述“商品的基本属性”这一知识点时，将其放在“一般等价物”的概念后利用小字部分阐述，新教材将这一知识点提前到课本首页，放在商品的含义后阐述，且在教材的正文中明确指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还有货币的发行规律，旧教材安排在“货币的基本职能”这一知识点后进行阐述，新教材将其推后到“纸币”这一知识点后进行阐述，而且将原有的货币发行数学公式变成了文字性说明，这些修订使得教材的逻辑顺序更加合理，便于学生掌握。
4.对个别知识点进行了重新定义
如，商品与货币的概念，旧教材的表述分别为“这些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就是商品”和“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就是货币”，新教材分别修改为“这些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就成为商品”和“这些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就成为货币”。前者强调的是表述性定义，后者强调的是过程性定义。后者更能体现商品和货币的发展历程。知识点的修订意味着教材核心内容的改变，这是最值得广大教师重视和反思。
二、对重点知识点修订的反思（以“供求影响价格”为例）
当教材的重点知识点修订后，教师应从“为什么”和“怎么样”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即该知识点为什么修改和该知识点的修改是否合理。下面笔者就以“供求影响价格”这一知识点为例进行
阐述。
判断价格上涨或下降必须以“供求平衡”（供给=需求）时的价格作为比较标准，即供不应求时，价格相对“供求平衡”时的价格有所上涨;供过于求时，价格相对“供求平衡”时的价格有所下降。新教材在修订该内容时，抛弃了直接对比供给与需求的大小关系的表述，采用供给与需求变化性的表述，即“需求增加、供给减少时，价格上涨”“需求减少、供给增加时，价格下降”。这样的表述逻辑更严密、更准确，但相对旧教材的表述，学生理解的难度也增
加了。
三、教材修订后教师的应对策略
教材内容的修订要求教师也要有相应的对策，核心是“不断创新、善于反思、终身学习”，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不断创新，更新课堂教学
教材修订后的变化要求教师的观念、教学策略等也要随之更新。对于旧教材中的重要知识点在新教材中已经删减的，就不必揪住不放，应该大胆放弃，更不应该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对已经删减的内容大讲特讲，增加学生负担。对于每一节课的知识体系、重难点要根据课程标准重新把握，教师备课的素材、课堂的设计、学生活动的安排等要根据新知识进行准备。
2.善于反思，准确把握新知识
对于新教材中相对于旧教材修订的一些重点概念内容等，教师首先要进行自我学习，要善于反思，准确把握，弄清修订的原因、目的及修订后的本质内涵，这样才能给学生传授准确、新鲜的知识。切不可为了避免麻烦，按照旧教材中自己熟悉的内容去简单应对。
3.终身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库
身为人师，应该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对于教材的修订，教师应该主动“接受”，并乐于钻研，平时可以借助各种媒体，了解新变化，学习新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库。
简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篇6
关键词：Delphi；图像处理；织物悬垂性
1引言
织物的悬垂性是指织物因自重而下垂的性能，它是织物视觉形态风格和美学舒适性的重要内容之一，涉及织物使用时能否形成优美的曲面造型和良好的贴身性。织物悬垂性能的评价一般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主观评价方法。评定简便、快速，但因为涉及人的视觉及物理学问题，环境的适宜性、评定人员的熟练性、方法的统一性、条件的一致性以及评语的选择性都对评定结果有影响，同时织物性能与评定结果之间并不存在严格对应的单值关系，再加之主观评定缺乏理论指导和定量描述，数据可比性差，很难与生产结合以改善织物的性能。为了从根本上消除主观因素对织物悬垂性能评定结果的影响，目前常采用的方法是第二种方法，即利用悬垂仪测量织物的悬垂系数或者其他少数几个指标来描述织物的悬垂性能。但从应用的结果看，指标描述也存在一定的问题[1-2]。因此，缘于织物的悬垂本身就是织物的一种视觉形态，视觉形态的客观体现就是其自身图像的特点，采用图像处理技术更能得出根本的织物悬垂性能指标。本文采用Delphi高级图像处理技术，简便、快捷地得出一致性高且稳定性好的织物悬垂性能评价指标。
2Delphi简介
Delphi[3]作为windows环境下面向对象的快速开发工具，以其高速的开发效率深得程序员喜爱，它的编译器的速度是VC的几倍，并且具有良好的封装性。Delphi不仅在数据库方面优势明显，在图像处理方面性能依然优秀。短短的几行代码就能解决复杂的处理过程，开发效率高。
3试验简介
以伞式法为平台，试验简易装置如图1所示。顶盘直径120mm，试样直径240mm。实验台尽量布置为白色，以与试样区分。CCD摄像头在试样正上方取样后经UBS接口传输到计算机。经Delphi编写的图像处理软件处理，得出织物悬垂相关指标。
图1试验简易装置
4软件中关键技术介绍
4.1图像预处理
首先进行图像格式的转换。因为CCD摄像头获取的图像一般为JpeG格式，要对图像进行处理必须转换为位图，即Bmp格式。在图像的形成、传输和变换的过程中，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往往会使图像与原始景物之间产生某种差异，造成图像的降质或退化，所以必须采取一定的补救。对图像进行必要的增强处理，以利于后期操作。图像预处理的前期需要对图像进行对比度、亮度和饱和度的调节，图像增强处理主要包括图像的平滑处理、中值滤波和图像的锐化处理。
4.2图像的运算
选择合适的阈值进行二值化处理使试样与图像其他部分区分出来，然后进行图像的腐蚀和膨胀处理、图像的结构开和闭运算，使图像更符合实际图像。最后进行图像的点运算，得出所需参数。二值化处理后如图2所示。
5描述织物悬垂性的主要指标
5.1褶裥数(Z/个)
指织物在自重悬垂状态下形成的褶裥的个数，反映了织物在自重作用下悬垂时形成褶裥的性能和织物悬垂时的形态。
5.2偏心距(p/像素点数)
指试样在静态悬垂状态下织物外缘到试样中心的距离，偏心距的平均值pa反映了织物的悬垂程度，其值越小表示悬垂越严重。pmin和pmax分别是最小和最大偏心距，反映了织物的悬垂形态。相关指数如图3所示。
图3偏心距等相关指数
5.3褶裥差异度(L/%)
指试样在自重静态悬垂状态下，处理得到试样所有褶裥的凸出部分的最大偏心距和凹进部分的最小偏心距，然后计算这组数据的离散系数即为褶裥差异度，反映了织物悬垂形态。
5.4悬垂系数(F1/%)
它反映了织物的悬垂程度。
用公式表示为[4]：
S1――试样面积，S2――圆盘面积，S3――试样投影面积，单位：像素点数。
5.5悬垂周长(C/像素点数)
指试样在静态悬垂状态下其最外边缘一周的长度，反映了织物的悬垂程度，其值越小表示悬垂性越严重。
6试验结果
6.1主要试验数据如表1所示。
6.2试验结果分析
利用传统的YG81型织物悬垂性测定仪测定的上述试样的悬垂系数如表2所示。其值与利用本测试方法得到的值非常接近，整体偏小。偏小的原因主要是传统方法测试时，投影面积受光衍射及织物透光性等因素的影响使其值偏小，从而使计算结果偏小。由此可以看出，本测试方法是正确的，而且是比较准确的。平均偏心距pa和悬垂周长C反映了织物的悬垂程度。它们的值的变化与YG81型织物悬垂仪所测悬垂系数变化高度一致，悬垂系数越小，pa值与C就越小，织物悬垂性能也越好。n和L值反映了织物悬垂时的形态，它们可以很好地弥补传统测试方法缺少对织物悬垂形态的描述。
7结论
Delphi图像处理软件开发简便、快捷，软件稳定性、可靠性高。采用图像处理的方式测试织物悬垂性，不仅简化了测试过程，减少了苛刻的试验条件，而且消除了传统光电式织物透光性、光衍射等对测试的影响，测试结果更加准确。不仅可以实现对织物悬垂程度的评价，而且可以使织物的悬垂形态客观体现。另外，使用USB数据传输技术可以使测量适用性更强、实用化更好。采用图像处理技术得到的分析结论与传统的测试方法所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说明此方法在进行织物的客观测量方面是可行的。本方法是基于图像灰度二值化后的图像运算，对于边缘存在纯白色的试样暂时无法测量。
参考文献：
[1]王晓东，陈黎曦，陈惠兰，等.YG811型织物悬垂性测定仪的理论分析与应用[J].纺织学报，1987，8(4):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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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骏.Delphi数字图像处理及高级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4]姚穆，周锦芳，黄淑珍，等.纺织材料学[m].第2版，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1998.
简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篇7
关键词：客观性 “缸中之脑” 指称 理性的可接受性 事实价值
一
普特南在他的《理性、真理与历史》一书的“序言”中，曾宣告他的新实用主义的宗旨，这就是：“打破许多二分法对哲学家及普通人思想的桎梏。其中最主要的是一种关于真理和理性的客观性与主观性两种看法之间的二分法。”[1]
他的攻击矛头首先指向了笛卡尔。在笛卡尔之前，希腊人虽然已经区分了一般与个别、真知与意见，但思维与存在还没有完全分裂。是笛卡尔第一个把世界一分为二，将知识建立在内在精神与外在物质的对应上，从而为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实在论开辟了道路，为把客观性理解为“符合事实”奠定了基础。普特南运用他的内部主义指称理论，剖析了笛卡尔的荒谬。针对笛卡尔“内在精神实体”与“外在物质世界”的二元划分，他设计了一种“缸中之脑”的模型：
首先让我们作一种虚构：某个邪恶的科学家将一个人的大脑切下，放在一种装满了特殊营养液的大缸中。脑的神经末稍被联接在一台超级计算机上，这台计算机能使脑的原有者产生一切情况完全正常的幻觉。他完全不能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缸中之脑。再设想，科学家本人也是缸中之脑。所有高级动物都是缸中之脑，一种自动机赋予我们一种集体性幻觉，使我们“看到”“听到”世界、他人等等。而这一切只是那台自动机或计算机捣的鬼。现在，普特南问道：“假定我们的故事如今的确是真实的，如果我们真的是如此炮制的一些缸中之脑，我们还能说出或想象我们是缸中之脑吗？”（［1］，p.9）对于这个问题，笛卡尔主义者的实际回答是：能！而且我们——通过怀疑——发现，自己首先正是这样一种缸中之脑，一种与外部世界完全绝缘的纯粹精神实体（自我）。但普特南所要论证的答案却是“不，我们不能。事实上……如今我们都是缸中之脑的假设不可能是真的。”（［1］，p.9）虽然这个假设既不违反物理规律，也不与逻辑经验相冲突，但在普特南看来，它是自我否定的。也就是说，缸中之脑提不出我们所谈的“缸中之脑”的问题。他的论辩充满了机智，同时也表现出新实用主义不同于古典实用主义的特征：从语言分析入手置论敌于死地。
先让我们看看“我们是缸中之脑”这一命题是如何包含了悖论的。我们不难想到，当缸中之脑们说“我们是缸中之脑”时，这句话如果是真的，其条件必须是，这句话只是幻想中的。因为如果不是，则这句话就不是缸中之脑们的话而只能是非缸中之脑们的话了。然而如果这句话的真值条件是“它只能是幻想中的”话，那么这句话便只能是假的。因为它只是幻想中的，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断言。这显然是一种自我矛盾。所以，普特南指出：“当缸中之脑认为‘我们是缸中之脑’时，其真值条件必须是：它们是想象中的缸中之脑，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当它们这样想的时候，这个句子就似乎是假的而不是真的。”[2]而且更进一步地说，即便在一个可能的世界里有这样一些缸中之脑，即便那里的缸中之脑和我们有着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感觉，他们是否就能提出缸中之脑这样的问题呢？普特南认为仍然不能。他从语言指称的角度对此加以剖析，“答案（基本上）是这样的：虽然那个可能世界中的人们既能想也能说我们所想或所说的话，（我认为）他们所想或所说的话不能指称我们所能指称的东西。”（［1］，pp.10—11）因为缸中之脑虽然会说“我是缸中之脑”，但这里无论是“缸”还是“脑”，对于他来说，和任何一个符号没有什么两样。他所用的“缸”或“脑”是没有任何指称内容的因而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让我们看一个普特南所举的例子：一支蚂蚁的足迹有可能出于巧合看上去竟象是丘吉尔的漫画像，但如果有人要说蚂蚁在画丘吉尔，听起来就十分的荒唐，因为蚂蚁既没见过丘吉尔也没听说过丘吉尔，即便假设它是有意识的，由于它完全不具有我们的文化背景，它也不可能把它的线条和丘吉尔联系在一起。它的足迹只不过是一些自在的线条而已，没有任何指称意义。同样的道理，缸中之脑们所说的“缸”和“脑”等，由于被切断了与世界的一切联系，它们实际上和蚂蚁的足迹没什么两样。我们之所以觉得它们有意义，是因为我们加入了我们自己的指称意义，然而在缸中之脑那里，“缸”和“脑”与任何一个抽象的符号没有什么不同。
如果说缸中之脑们提不出缸中之脑的问题，那么笛卡尔试图通过排除一切来确立所谓纯精神实体的存在，再由此出发推出物质实体的整个建论方式就是误入歧途了，而笛卡尔之后的近代西方认识论的重大前提——即真理是内在的主观意识对外在的物质世界的如实对应——也就难以成立。然而不论是经验主义还是唯理主义，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它们继续在内外如何对应的问题上唇枪舌剑。随着历史的发展，科学的昌盛，经验主义实在论逐渐在这场争论中占据上风。自本世纪以来，它更是在认识论的舞台上独领风骚。但是，认真反思一下传统经验主义的发展史，我们将会看到，它已经走上了一条自我否定的道路，这也给笛卡尔建论方式之谬误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力的历史注脚。
按照普特南的理解，当经验主义承诺要为我们提供客观性和可靠性的答案时，它的原义是要保护我们的日常经验免受怀疑论的侵蚀，保护我们关于世界以及真理、客观性的日常信念。然而，由于世界被划分为主观精神和客观物质两部分，因此洛克不得不把我们的日常经验相应地分为两块：一块是所谓“第一性的质”的感觉，另一块是所谓“第二性的质”的感觉。前者指“体积”、“形相”等，它们是物质实体本身所具有的，因此是客观的；后者指“颜色”、“声音”、“滋味”等，它们并非物质实体本身所具有，而是由主客观的共同参与所形成的。这是一幅著名的关于世界的图画，它显然主要地来自笛卡尔的主客观的二分法，它所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贝克莱早已合逻辑地指出，“第一性的质”并没有不同于“第二性的质”的特权。塞拉斯也认为，既然“坚固”和“颜色”是在同一条船上，那么我们甚至都不能断言，日常世界中的“冰块”是客观存在的，这显然十分荒唐。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传统经验主义实在论最终否定了人类日常经验的确实可靠性，而把客观真实性留给了我们常识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它的结果背叛了它的目标，它的归宿否定了它的出发点。究其原因，在于它用内与外的对应作为客观性的诠释。因此普特南说道：“二元对立根本不是构造日常感觉的实在论，而是倾向于瓦解它。”[3]
普特南认为，用内在对应于外在的方式来理解客观性，实际上是站在上帝的立场上谈问题。他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人，是具体的当下的人；我们只能站在人的立足点上看问题，只能在我们的概念框架之内，在我们的文化共同体之内认识我们的世界。因此，他把自己的观点称作“内部主义实在论”或“具有人的面孔的实在论”，由于这正是实用主义的一贯主张，他也把它称作“实用主义的实在论”。
二
普特南的实用主义实在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认为我们的认识所使用的语言，其指称只能在语言系统或文化的内部才能得到完成，没有超越文化的所谓客观知识；另一是主张，事实与价值相互渗透，不可分离，伦理学和科学并没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不同。
语言的指称问题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它通过探讨语言与对象的关系折射出人与世界的关系。现代语言哲学家们无一不对这一论题倍加重视。但在普特南看来，不论是近代以前的“指称魔力论”，还是现代从弗雷格、罗素到维特根斯坦以及卡尔纳普等人，在指称问题上皆循着笛卡尔的路线走入泥淖。因为他们都把语言怎样“钩住”世界的问题作为自己不言自明的理论出发点，都把语言的指称问题看作是一种孤立的如何与对象相对应的问题。
人们往往有一种朴素的倾向，以为我们脑海里所发生的一切必然决定着我们所意味的东西和我们的语言所指称的东西，仿佛有一种“理智射线”将人们的思维记号或语言与所指对象联结在一起。这种倾向早在原始民族那里就已产生，普特南把它叫做“指称魔力论”，因为它主张“某些表示形式（特别是名字）与其承担者之间有一种必然联系；知道了某人或某物的真实名字，就获得了战胜它的力量。这力量来源于名字和它的承担者之间的那种不可思议的联系。”（［1］，pp.2—4）“黄金”自然是指称黄金，“我”当然是指称我了。但只要我们稍加反思就会发现，即便在最简单的关于日常生活的例子中，这种想法的错误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我说“我上班迟到了”，我可能和亨利所用的语言记号相同并且心理状态也相同，但是，“我”这个词出现在我的思维中是指我，出现在亨利的思维中却是指亨利。再拿“黄金”来说，生活中的我们很少有人能够不依赖专家的指导自己确定“黄金”的指称对象。可见，简单地在孤立经验的基础上确定指称是不可能的。指称的确定是一种社会集体行为。普特南吸取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关于语言游戏的思想，认为指称的前提是语言共同体，离开了语言共同体在生活实践中对于语言的实际操作来谈论语言的指称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缸中之脑的例子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割断了一切联系的缸中之脑，其语言如同蚂蚁在地上偶然留下的足迹，毫无意义；只是由于具有确定文化背景的人的加入，语言的指称才得以完成。
现代分析哲学家们几乎没有人再坚持这种幼稚的指称魔力论了，但他们并没有放弃指称魔力论的基本立场。在弗雷格、罗素等人看来，虽然语词并不整个地必然对应于外部对象，虽然我们不是和我们所指称的每一个事物都有某种实在的对应关系，但是，语言的一些基本词语却是的确指称同我们有着实在联系的事物的，用这些基本词语进行复杂的组合，我们就能建立起摹状表达式，然后用它们来指称和我们没有实在联系的事物。例如，人们注意到，通过考察象“马”或“兔子”这样简单的词语，可以看出它们的外延包含了许多同我们未曾发生过相互作用的事物——如将来的马或兔子。当我们使用“马”这个词语时，我们不仅指称同我们有实在联系的马，而且指称同种类的所有其他的马。对于这种处理指称的方式，普特南也是完全否定的。因为它同样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实在论基础上的：似乎先有所谓同种类的自在对象的存在，然后我们象用套马索一样地用“马”这个词套住其中的一些对象；而且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用它去套住那些无法套住的对象——它们或者在时空上太遥远，或者从未与我们发生过联系。但是这样一来，“势必要求世界包括自我识别对象，因为这就等于说，把世界划分为种类的是世界，而不是思维者。”（［1］，p.68）这是一种前康德的观点，是弗雷格、罗素以及卡尔纳普等人早已加以拒斥的观点。普特南的分析表明，他们并没有摆脱笛卡尔的影响，并没有真正与洛克有什么不同。而在普特南看来，“我们的世界是人类的世界，什么是有意识的什么是无意识的，什么是有感觉的和什么是无感觉的，哪些东西在质上是相似的和哪些是不相似的，所有这些最终都取决于我们人类关于相同性和不同性的判断。”（［1］，p.128）
指称是如何确定的？普特南在坚决摈弃了谈论指称的外部主义方式之后，认为这个问题只有在语言文化内部才能得到解决。在此意义上，他又把自己的学说叫做“内部主义哲学观”。他说：“我把这种哲学观叫做内部主义哲学观，其特征是主张‘世界是由什么对象构成的？’这个问题只有在一个理论内部提出时，才是有意义的。”（［1］，p.62）普特南并不否认知识具有来自经验的输入物，知识毫无疑问是受到外部因素制约的，但是他反对把这种输入物当作一种现成品，当作“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不是由我们的概念形成的，即不是由我们用来报道和描述它们的词汇形成的。”（［1］，p.69）我们不可能不在某种概念框架的制约下与对象打交道，我们不可能撇开我们的概念框架去奢谈什么客观的认识对象。指称的客观性并不取决于未受概念污染的自在对象，换句话说，指称不可能在一个语言共同体之外得到确定。如果我们换一个方向，从概念系统内部看问题，如果认识到对象的构成离不开我们的概念系统，那么一切就既清楚又简单了：“当一个记号使用者的特定共同体以特定方式实际运用一个记号时，这个记号就可以在那些使用者的概念框架内同特定的对象相对应，‘对象’不可能不依赖于概念框架而存在。当我们引入不同的描述构架时，我们就把世界分割成一些对象。既然对象和记号对于描述构架来说同样都是内部的，我们就可以说出什么对象匹配什么记号。”（［1］，p.65）人们用语言概念整理出认识对象，再问他所用的语言怎样对应于对象，这显然是一种同义语反复了。“‘兔子’是指称什么东西？噢，当然，当然是指称兔子了！”（［1］，p.66）
普特南指出，如果指称只能在一种概念框架内部才能被确定，只能是一种语言共同体的社会行为，那么由于社会实践的多样性，由于概念框架的相对性，决定了我们的认识不可能是一种对应于外部世界的行为。认识只能是人的认识，只能在人的世界——语言、文化——内进行；不同的语言概念系统有着不同的描述世界的方式，它们常常是“等价的”。我们不能也不必追求那种超出我们人类生活之外的唯一对应于世界的形而上学基础。举例来说，卡尔纳普和波兰的逻辑学家们对于同一个世界就有可能有着不同的描述。当问道在一个只有三个个体的世界中存在有多少个对象时，卡尔纳普可能会说，只有三个对象存在，它们是相互独立互不相干的“逻辑原子”。但波兰的逻辑学家们可能会提出不同的看法：对于每两个个体来说，都有一个作为它们之和的对象存在。如果我们不承认“零对象”（nullobject）存在的话，那么这三个个体的世界中就有七个对象存在，而如果有“零对象”的话，则有八个对象存在：
卡尔纳普的描述
波兰逻辑学家的描述
X1，X2，X3
X1，X2，X3，X1＋X2，X2＋X3，X1＋X3，X1＋X2＋X3
普特南指出，如果不是用上帝的口气说话，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无法在追究哪一种理论或描述最能对应世界本质的意义上谈论它们的好或坏，客观或主观。（［3］，p.181）
把理论的客观性植根在对于外部世界的唯一对应上的作法只能是一种梦想。在这里，普特南所追求的是关于世界的地图而不是照片。如果可以把传统的外部主义哲学比作追求一种关于世界的摹本即照片的话，那么普特南试图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无法得到这样一种照片，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运用我们已有的手段绘制出用以指导我们行为的地图。地图所追求的不是与外部世界的对应，而是对于我们行动的指导，它没有像不像世界本身的问题。它可以是图画式的，可以是坐标式的，也可以是数字式的，还可能是某种我们完全不熟悉的其他形式的——如原始人可能用某种完全不为我们所知的方式制造出他们自己的地图。总之，由于不同的文化知识背景，由于不同的语言学科背景等其他原因，地图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无法说出哪一种地图最能对应于世界本身。我们接受一种地图，不是因为它与外部世界本质上的对应（这只有上帝才能断定），而是因为它能引导我们走出迷津。假如有人硬要说，既然它引导我们走出了迷津，就表明它与世界是对应的，那么在普特南看来，他就是不自觉地僭越到了上帝的位子上，因为这里没有由此及彼的桥梁可走。再说，如果要说对应的话，对应的描述如此之多，以致我们完全没有能力确定它们中的哪一个比其他更好地对应了世界本身。
三
认识不可能追求与世界的对应，它只能是一种社会行为，只能在文化共同体的内部进行。这样，我们的话题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价值”。西方学术界，自韦伯提出价值判断不能从理性上被肯定以来，大多数学者认为，事实与价值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科学与伦理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普特南否定了事实（客观性）的形而上学基础，这就意味着他必定要象他的实用主义前辈詹姆斯、杜威一样，否定事实与价值的分裂，否定科学与伦理学的本质区别。在普特南看来，事实与价值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互不相干。恰恰相反，它们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根本不存在所谓中性的客观事实。离开了文化所设定的价值，无所谓事实可言。在一个文化共同体内部，说某物是一事实或某物是客观的（人们往往混用两者），即意味着相信这一事实是合乎理性的，而理性的可接受性标准则涉及到一个文化的价值观念。是文化共同体为我们规定了客观性的准则并使这种客观性成为可能，“一个无价值的事物同样也无事实可言。”举“猫在草席上”为例，可以看到一个最简单的事实陈述是怎样渗透了文化价值的。“猫在草席上”这个陈述包含了三个概念，即“猫”，“草席”和“在……上”。普特南要说的是：“这些资源是由特定的文化提供的，它们的出现和普遍存在展现了有关那种文化乃至几乎每一种文化的利益和价值。”（［1］，pp.248—249）我们有“猫”这个概念，是因为我们的需要。我们认为把世界划分为动物与非动物是有意义的，并且我们更关心某个动物属于什么种。这样，说草席上有只“猫”而不只是一个东西，就是贴切而合理的。同样的道理，我们有“草席”这一概念，是因为我们认为把动物以外的事物划分为人造物与非人造物是有意义的，并且我们更关心某个特定的人造物所具备的用途和性能。因此，说猫是在“草席”上而不只是在某物上，便是贴切的。普特南指出，“一个人如果不具备把这些东西视为贴切范畴的倾向，他就不会承认‘猫在草席上’是合乎理性的谈论，”（［1］，p.249）从而也就不会认为“猫在草席上”是一客观事实。一个文化的贴切性标准以及与其相关的“理性的可接受性标准”是事实得以成立的前提，也是客观性的前提。
逻辑实证主义者卡尔纳普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别有其语言学根据。他把我们的语言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具有描述的功能，它们涉及的是事实；另一部分具有表达的功能，它们只是传达了人们的主观价值、情感等，没有真假问题，因而不具有客观性。对此，普特南认为，把语言的功能截然二分的作法是难以成立的。他引述他的妻子安娜·普特南（Ruthannaputnam）的话说：“这种论证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许多描述性谓词是天然地获得情感力的。在我们的文化中，‘他使衬衫沾满了污渍’这个句子……字面上看虽然是个描述句，但却具有强烈否定的情感力。”而当我们说“好”这样一个价值词语时，也必定不只是某种主观情感的表达，同时它也表述了某种事实：“把一项行动称之为好的最一般理由就是它具有一些好的后果，其中某些后果就是最终引起一些自然被认为有价值的状态或情结。”（［1］，pp.257—258）“好”既然涉及到后果问题，它就不只是主观情感的表达了。实际上，“‘描述性的’词语可以用来赞许或责备，……而‘评价性的’词语也可以用来描述或解释。”（［1］，p.259）普特南并不否认，在语言的描述性用法或赞许性用法之间是有某些区别，但在他看来，这只是用法上的区别，不是语言本身功能上的区别，而语言用法上的区别只有在语言共同体内部谈论才有意义。
与事实和价值问题相关的另一个流行甚久的观念是科学与伦理学的差异。科学是对应于外部世界的与价值无涉的客观学问，伦理学则是与客观无缘的主观意见的表达。此种看法，根深蒂固。普特南既认为事实与价值不可分，自然对这种看法持反对观点。科学真的如它向我们许诺的那样客观吗？普特南认为显然不是。不管是科学理论所包含的内容（事实陈述等），还是科学理论的接受或证明，都取决于我们的理性的可接受性标准，只有在一个理论被认为是“理性上可接受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把它叫做“科学”。那么，是什么使得一个理论成为理性上可接受的呢？普特南指出，这与理论是否在整体上表现出某种“优点”相关。这些优点主要是“融贯”、“适切”、“简单”以及“实用”等。是它们和“理性上的可接受性标准”一起，“定义了一种客观性，相对于我们的客观性。”（［1］，p.69）没有它们就没有科学可言。而象“融贯”、“简单”、“实用”等这样一些标准，和我们的文化价值是分不开的。什么叫“简单”？什么叫“融贯”？为什么我们把一个理论认作融贯或简单或实用？……等等，都是和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分不开的，“它们决不是‘价值无涉’的”，它们“是我们人类认识兴盛的观念的组成部分，因此也是我们整个人类兴盛观念之组成部分，即幸福观的组成部分。”（［1］，p.167）普特南指出，或许有人会说，像“融贯”、“简单”、“实用”这样一些词语并不是价值词语。但这条思路马上就会陷入困境。因为，象“融贯”之类的词语与典型的价值词语之间的共同特征太多了：“像‘善良的’、‘漂亮的’、‘好的’一样，‘融贯的’和‘简单的’常常被用作褒义词项。我们关于融贯性、简单性和正当性的构想正像我们关于善良、漂亮和好的构想一样，是有历史条件性的。”（［1］，p.169）
普特南认为，如果说科学并非那么客观的话，伦理学也就不那么主观了。因为这两种看法其实是相通的。正是因为在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方面太倾向于实在论了，我们才把那些不能还原为物理学描述的理论看作是主观的。如果说，物理学所追逐的那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客观性不能成立，客观性只能在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内部被确定的话，那么伦理学在这个意义上就同样是客观的了，它与物理学的区别只是论域的区别而已，并不涉及本质上的不同。“正义的和好的以及正义感都是一个论域中的概念，只不过这个论域不能还原为物理学的论域罢了。”（［1］，p.180）但不能还原为物理学并不等于就是主观的。伦理学同样是关于事实的学问，我们的文化同样为什么是“善”提供了理性的可接受性标准，使得在一个文化内部，“善”具有了和物理事实类似的客观性。在我们的文化中，恐怕谁也无法否认，“帮助贫困人的行为是善的”是一个客观的陈述，一个不争的伦理事实。伦理学或道德判断并非如逻辑经验主义者们所设想的那样，只是一种主观情绪的表达，它“并不仅仅是一个趣味问题。我们是严肃的，我们试图使它们正确。当我们推论伦理学问题时，像我们推论集合论的问题，或物理学的问题，或历史学的问题，或任何其他领域中的问题一样，我们使用着同样的逻辑规则。”[4]人们并没有因为集合论不能还原为物理学而否定它的客观性，那么要求伦理学必须还原为物理学否则就会失去其客观性，这岂不是过于苛刻了吗？
普特南指出，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消了伦理学与物理学的区别。伦理学与物理学的区别的确是存在的。前者相对地充满了更多的争论和歧见，后者则相对地有一被广泛接受的学说，实用主义并没有对这一点视而不见。然而对实用主义者来说，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所见到的道德上的争论并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虽然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在具体的价值判断上——如“什么是好”的判断上，个体之间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在一个民主的对话的文化氛围中，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差异的趋同是完全可能的。再说，这种差异的存在并不妨碍生活在某一文化中的人们在一些抽象的或形式的价值方面——如“尊重彼此的独立”，“不以他人为工具”等价值方面——取得一致。
普特南的实用主义实在论是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思潮的主要理论基石之一。它试图以一种较为精密的论述方式来证明实用主义的反基础主义的思路是正确的。如果说詹姆斯还只是把实在论的问题搁置一边，另辟蹊径，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谈论认识、真理等哲学问题的话，那么作为詹姆斯后裔并深受詹姆斯影响的普特南则把詹姆斯那里没有解决的问题重新提出并加以剖析。他的工作表明，建立在传统实在论基础上的所谓客观知识是没有根据的，传统的以主客对应为基础的真理是不能成立的；人们只能转向詹姆斯谈论问题的思路，从生活世界，从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中寻找知识的新解释。
这是普特南对于实用主义发展的一大贡献，它受到了当代新实用主义者罗蒂的好评。罗蒂曾经说过：“近来关于实用主义论点的最好的陈述是H.普特南的《理性、真理与历史》。”[5]罗蒂在论述了自己的反基础主义主张之后指出：“我这里所说的‘实用主义’的观点，几乎……等同于普特南在他的近著《理性、真理和历史》中所说的‘内部主义的哲学概念’。普特南把这一概念解释为放弃对待事物的‘神目观’的企图，即放弃与我一直叫作‘渴望客观性’的那种非人类的东西相接触的企图。”（［5］，p.24）虽然在如何对待实在论、真理等一系列问题上，普特南与罗蒂还有着种种的分歧，但在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实在论方面，他们是大体一致的。罗蒂曾把这种一致概括出五点，[6]其核心就是：“认为摆脱‘无立足点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认知与动原、价值、或利益无关）可能具有相当大的文化上的重要性。它也许并不会改变我们日常的说话方式，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它将会导致某些实际的后果。”（［6］，p.445）他在一系列的场合下援引特南的观点，将普特南作为同道，视普特南为新实用主义的英雄。
在笔者看来，普特南的上述理论不仅对新实用主义的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于我们至少也有以下三点启发：
第一，任何哲学思考都不应背离或脱离生活世界这个原点。哲学思考的起点和归宿只能落实在人的实践生活上。任何先于或高于生活实践的原则、结构等都是不合法的。近代的笛卡尔，在实际探索之前，先将世界分裂开来的作法是错误的，它事先用一种“高于”生活的哲学框定了人类的探索，因而导致了一系列棘手的哲学争论。应该明确的是，人不是为了理论而活着，相反，理论是为了人才被建立起来的。
第二，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唯一选择。否定了形而上学实在论并不必然导致认识上的相对主义。诚然，人的认识由于文化、历史、学科等因素的影响而具有相对性，但这不等于知识、真理只是局限在文化、历史之内。说真理只能通过各个文化、科学共同体才能被认识是一回事，说真理就等于这种认识则是另一回事。普特南既反对形而上学实在论，又不因这一反对而抛弃实在论，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我们既要避免绝对主义，又要提防相对主义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第三，哲学思考应该由模糊转向精确，使之真正有进步性可言。普特南注重语言逻辑分析，借助于科学模型，揭露论敌自身的矛盾，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首先必须反驳他的分析。现代哲学的现代性，主要不在于它的智慧而在于它的精确。这种精确可以把问题的讨论真正推向前进，而不致于人人发一通议论，看起来热闹非凡，但幕布落下之后，问题仍旧是问题。
参考文献
[1]H.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序言”第1页。
[2]H.putnam:RealismwithaHumanFa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0，p.111.
[3]H.putnam:manyFacesofRealism，openCourtpublishingCom.，1987，p.30
[4]引自普特南于1993年10月10日在哈佛大学所作的题为“实用主义与道德客观性”的演讲。
简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篇8
关键词：隐喻；翻译美学；审美价值；审美再现
作者简介：赵晓（1987-），女，广东肇庆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衡阳421001）刘祥清（1967-），男，湖南祁阳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湖南长沙410205）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3）08-0121-02
隐喻在英汉语中大量存在，极大丰富了这两种语言，是十分重要的修辞手法。《修辞学发凡》是我国现代较早对修辞进行研究的专著，其中对比喻和隐喻都进行了定义，并这样论述譬喻“格的成立实际上是共有思想的对象、另外的事物和类似点等三要素”相互联系。[2]而西方语言学家[1]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理解隐喻本质，认为隐喻是通过一类事物来理解、认识和解释另一类事物，是从一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映射过程。实际上这两种说法是一致的，说明了隐喻“远远不止是一种修辞手段，实质上是人类思维及认知的普遍方式”。[10]由此可见，英汉隐喻思维模式存在共性——根据联想抓住不同事物的相似之处，用另外的一事物来描述所要表现的事物。
正是英汉隐喻思维的共性为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较为完整地传递隐喻之美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性。“简要地说，有审美价值的事物就是能满足人的审美需求，从而使人得到审美愉悦的事物。”[5]一次成功的隐喻翻译实践包括两个方面：再现源语的审美价值、满足翻译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再现源语的审美价值和满足翻译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是译者的终极目标。再现源语中的审美价值，是实现源语与目标语审美效果最大限度的审美等值，是译者检验译文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
本文主要探讨了英汉隐喻审美价值之异同，鉴赏分析隐喻翻译中隐喻之美的再现两方面。这两个方面联系紧密，理解英汉隐喻审美价值之异同是前提，再现隐喻之美是最终目标。只有充分认识英汉隐喻各自的审美价值和它们的异同，才有可能在翻译实践中完成审美再现。
一、英汉隐喻的审美价值
英汉隐喻的思维模式和语言功能存在着共性，有些隐喻为双方理解和接受，个中的审美价值为双方所认同并产生美的愉悦。英汉隐喻审美价值上存在共性，具体表现为本体、喻体、喻义三者的完全相同。
例1：Freshbloodwasbroughtintothecompanythroughappointmentofyoungermentoimportantpositions.由于任命了一些年轻人担任重要职务，给这个公司注入了新鲜血液。
例1中，由于英汉隐喻的本体、喻体、喻义完全相同，所以译文读者和源语读者的审美感受也十分接近。诸如此类的还有：隔墙有耳（wallshaveears）、自食其果（eatfruitofone’sowndoing）、雷鸣般的掌声（athunderofapplause）等。
由于地理位置、文化、历史等差异，人们对事物的感知有所不同，对隐喻的理解就存在民族差异性。英汉民族理解上的差异导致双方对事物审美价值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喻体不同、喻义相似
关于西风和东风的喻义便是这方面非常典型的例子。由于地缘差异，人们对东风、西风产生了不同感知。西方人眼中的西风是带来无限生机、引来春天的温暖之风。在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中，西风还具有横扫枯枝败叶、掀起巨浪的磅礴气势，是革命的象征。但在中国人眼中，使万物复苏、大地回春的风是东风。东风是摧枯拉朽、唤起民族觉醒的象征，具有革命意义。当用中文的东风和英语的西风进行比较时，虽然喻体不同却表现出了完全相同的喻义。
2.喻体相似，喻义有别
在英汉隐喻中，喻体相似而喻义有别的例子非常多。如在中国文化中，立喻较多的褒美之物——“龙”，它是帝王的象征，如“龙颜”、“龙袍”；而“龙腾虎跃”、“龙凤呈祥”、“龙马精神”等一系列的比喻都是赞美之词。在英语中，“龙”却是一种恐怖的怪物，没有美感可言，常用来比喻邪恶势力。比如说“Hermotherisarealdragon”，其意思是“她的母亲待她像个恶魔”。[4]汉语中并无此立喻。
综上所述，隐喻中蕴含的意义和情感信息在某个语言体系的使用者中能产生美感愉悦，具有美学价值，但是对于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的使用者来说却没有产生同样的美感效应，甚至出现反作用。只有充分了解两个语言系统的使用者对事物的审美有何异同，才有可能正确地、较为完整地再现个中蕴含的美。
二、隐喻翻译的审美再现
翻译的审美再现是“将内省的理解（SL）内涵转化为外显的直观形式（SL），为源语找到最佳的艺术表现形式”。[6]对英汉隐喻的美学价值进行剖析和探究属于内省理解过程的一部分，而审美再现则是翻译审美的最后一个环节。笔者认为英汉隐喻在翻译过程中，必须突显以下三种形式的美，通过分析鉴赏，有助于译者更好地把握隐喻翻译的审美再现。
1.简洁美
隐喻表达在英汉语中都有许多约定俗成的固定格式，英语中包括词组、习惯语、俚语；汉语中包括固定词组、成语、歇后语等。这些固定形式言简意赅，十分便于记忆、沟通、传播，也正是这种简洁之美使隐喻使用频繁，为人们所乐于使用。而在翻译的过程中保留源语的简洁而不失其原意，是译者隐语翻译实践的首要任务。有许多隐喻翻译的成功例子比较完好地再现了隐喻的简洁美。
例2：mymindisinacompletehaze.我的头脑完全糊涂了。
例3：ihaveonlyamistyideaaboutit.我对此仅有一些迷迷糊糊的想法。
例4：iamalittlefoggedbytheseinstructions.我对这些说明有点迷惑不解。[8]
英语常用haze，fog和mist等与雾有关的词比喻迷惑的情感。它们寥寥数语、言简意赅，将抽象的情感变得生动具体。例3和例4的翻译用了中文四字格，不仅把原句意义完整表达出来，而且简单明了，再现了原句的简洁美。但没有将原句中与雾相关的意义呈现给读者，实乃美中不足。笔者更欣赏对例4进行这样的改译：我对这些说明有点如坐云雾之感。汉语中就有“如堕烟海”、“如坐云雾”、“云里雾里”等形式的固定隐喻，和英语中的表达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改译更为生动形象，十分成功地传递了源语的简洁之美。又如：Hegaveawintrysmile（他发出了冷若冰霜的微笑）。[8]运用中国成语四字格富有韵律、简洁明快，成功传递了源语的美感。
2.音韵美
“英语韵之美，其半壁江山归功于alliteration（头韵）。”[7]头韵为英语的美感贡献了不容忽视的力量。英语隐喻表达中不乏头韵的存在。本文特以头韵为例，赏析英语隐喻的音韵美。
例5：Hewasbreathingfireandfury.他无名火起。
例6：tocarrycoaltonewcastle.多此一举。[9]
例7：swansong.最后的作品，最后的言行。[3]
上述例子中带有头韵的短语朗朗上口、形象生动，相应的翻译虽不失精炼，但失去了头韵的音韵美，是翻译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美感磨损，不可不说是翻译中的憾事。虽然汉语修辞里没有头韵辞格，但是汉语里大量存在的叠音词、双声、迭韵、摹声词、四字结构、排比、对偶等都具有音韵美，翻译时很好地补偿了英语头韵的艺术效果。汉语中很多带有隐喻的四字格，如：沧海一粟（adropintheocean）、空中楼阁（acastleintheair）、金玉良言（goldensaying）等。四字结构的成语简洁轻快，内涵丰富，富有美感，然而翻译成英语则变得平淡乏味，逊色许多。
3.诗性美
诗性的语言是富有音乐美、辞藻美、意境美的语言。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幽默、生动、意味深长的语言，其作用是给人一种美的享受，让人印象深刻。隐喻富有诗性美，极大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使语言洋溢着诗歌般迷人的魅力，让人读后难以忘记。
例8：thelightmusicofwhiskyfallingintoglassesmadeanagreeableinterlude.（JamesJoyce）注入酒杯的威士忌就像轻音乐成了宜人的插曲。
例9：Hiseyeswerebentfixedlybeforehimandthroughouthiswholecountenancetherereignedastonyrigidity.（edgarallanpoe）他的眼睛紧盯着他，一脸严肃得像石头。
例10：…asuccessionofstartledsubstituteshadstoodbeforethem，ducked，wincedandfled.一连串吓坏了的代课老师曾站在他们的面前，像鸭子一样闪避、退缩，然后就逃走了。[4]
上述例子中英语隐喻的表现形式都没有依照传统的“aisB”的形式，而是丰富多样的。由此说明，隐喻是一种复杂的多维结构，是一种超乎常规的语言现象，是特定语言环境中词语的异常搭配。正是隐喻表现形式的自由性让其丰富多彩，富有诗性美。译者把隐喻所隐含的信息通过形象思维与灵感思维进行了一种综合处理，或将喻体和本体都显现出来，或灵活地将隐喻转换成明喻。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不但没有磨蚀源语的美感，而且成功再现了源语中或诗意或生动或形象的语言美感。
三、结语
英汉隐喻用各自相似或不相似的经验，以各自相同或不相同的视角，在事物之间创造出奇妙无穷的类比与联想。正是这种创造的相似性推动了人类思维和语言体系的发展，使语言世界如此变幻莫测、丰富多彩、美妙绝伦。隐喻的独特魅力使得翻译工作既有挑战性，又意义重大。通过认识和鉴赏隐喻的简洁美、音韵美、诗性美，有利于译者更好地理解隐喻的内涵，有利于译者能够完整地传递源语的美感。同时面对语言形式丰富的隐喻表达，巧妙灵活地运用各种翻译策略，也有利于译者成功传达源语的美感。
参考文献：
[1]Lakoff，G.，Johnson.metaphorsweLiveBy[m].america：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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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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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6]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上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7]毛荣贵.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8]王逢鑫.英汉比较语义学[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简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篇9
关键词：劳动价值按生产要素分配超额剩余价值
作者简介：张伟婧，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99级经济学（基地班）
自建国以来，理论界对劳动价值论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于是学者们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标准角度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讨论。如何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呢？有的学者坚持劳动价值论，但有的学者却对此产生怀疑，认为传统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按要素分配，便以新的方式提出劳动非价值唯一源泉，而这又涉及到了自马克思时代就开始的多元价值论和一元价值论争论的问题。鉴此，笔者特撰此文，对这两个问题存在的几种观点谈些看法。
一、劳动价值论与按生产要素分配
钱伯海教授在《价值创造与按要素分配》①（以下简称钱文，引文皆出于此篇文章）
中，提出了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即认为“要使货币、购买力形成资本和现实生产力，必须实行按资本要素分配”。而此理论依据又是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结论为基础的。
为了说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与资本创造价值即资产阶级的要素价值论是不同的，钱文首先区分了物化劳动与资本：认为物化劳动是生产要素，是社会生产一般。物化劳动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是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文中又指出资本是经营要素，属生产关系方面，是随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不同的。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有不同名称。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不是资本，而是资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物化劳动与资本是有严格区别的”。但是，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处于商品经济阶段，必然都遵循这个规律。只不过在两个社会制度下剩余价值的归属不同，这才是资本在两种社会制度下不同的表现。因此，钱文论证物化劳动与资本的区别的角度有问题。虽然物化劳动不一定是资本，但在商品经济阶段，资本都是以物化劳动的形式参于生产活动的。因此，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
钱文区分了物化劳动和资本以后，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但前面已经提到，他的物化劳动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因此可以说，其价值分配依据的科学性存在问题，钱文提出的价值分配的原则也就没有说服力了。但为了研究其按资本要素分配的理论逻辑，我们可暂且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物化劳动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创造价值呢？钱文认为，只有货币购买了物化劳动即“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这些物化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而货币拥有者“从中‘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是合理的，“因此合理合法地取得利润，对剩余价值实行按资分配，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资金）的前提条件”，“否则，投资不给报酬，不按资分配，货币、购买力就不会转化为资本”。是这样吗？既然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货币拥有者购买了物化劳动，他即为物化劳动的人格化，最低限度也可取得物化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钱文中所谓的“‘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怎么可能会没有“报酬”，而要通过按资分配的原则来取得收益呢？可见，此价值分配理论依据并不成立。
在钱文的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按资分配的原则。文中提到了“按资分配形成m,按劳动分配形成v”。如果此处m、v的含义还是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则其分配原则有些问题，既然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剩余价值，为何物化劳动分得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活劳动却丝毫没有得到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呢？但文中提到“在生产总成果作必要的企业扣除和社会扣除以后，就是按资本（资金）和按劳动分配的数额”，可见此处m、v非其原意。文中认为“从经济技术条件看，资金短缺……会提高按资分配的数额和比例”，则在社会主义社会，应优化两者的分配比例，即“优化按要素分配”。从这里可以看出，钱文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地位看作一样，甚至物化劳动的地位更重要些。这样的看法源自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理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钱文的价值分配理论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为基础，以鼓励投资者的积极性为依据。但经过分析，这样的基础和依据都有问题存在。
钱文还没有明确提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但有些学者却是明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分配是，劳动者不但享有工资，利润、地租也是劳动者创造的，也应全部归劳动者所有”②。即他们认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而“传统的价值论存在着很大的问题”③，因此他们提出“三元价值论”来解释现实问题。
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吗？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是从劳动价值论导出的吗？汤在新教授在《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④（以下简称汤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一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汤文认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观点并非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也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推演出来的。因为“马克思在预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按劳分配消费品时，所论述的已是没有商品和价值的社会”。因此，按劳分配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引申出来的，同时，也不能说非劳动收入的不合理性。
这样的解释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对于上述学者们的对“传统的价值论”的理解也进行了反驳。同时，汤文还指出“决定价值这一规定性的条件是，存在着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须性以及这一必然性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只要这个条件不变，价值规定也不会发生变化。”可见，上述学者提出的“三元价值论”有待商榷。
汤文又指出，“各种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价值分配体现的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价值规定……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以实现社会劳动的联系这种关系”。因此，可以说两者反映不同经济关系，属两种经济范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有明确论述：“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⑤也就是说，价值的分配，归根到底，是由作为生产技术条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作为生产社会条件的社会生产关系及所有制决定的，因此可以说，价值规定并不意味着决定价值分配。
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是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的理论根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各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因此这样的生产条件要求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抓住精髓，而非表面，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新的发展。
二、价值的形成与生产力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各种先进的生产资料的应有在生产中越来越重
要。那么作为较高生产力的化身的先进设备在价值形成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呢？
付廷臣先生为了解决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在《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
的作用——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⑥（以下简称付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中引进了“劳动能力量”的概念，认为“劳动能力量是劳动技术水平、劳动的自然时间、劳动者的基质和数量的函数”。对一个人来说，“只要条件一定，劳动能力量也一定”。同时，付文认为决定价值的抽象劳动是劳动能力量，“同一个劳动者使用不同的生产资料，其劳动能力量是不同的”。付文由此得出了结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占据了重要作用。
付文新概念的引入，很能解释现实问题，有其现实意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只有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时才能创造价值。付文可谓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发展，但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之嫌。付文中虽然明确地表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起重大作用，但付文又认为技术水平是决定劳动价值量的因素之一，而劳动能力量构成价值，这不也就是说作为体现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吗？但是付文强调生产资料的作用时，将劳动能力量问题联系起来分析，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钱伯海教授在《科技生产力与劳动价值论》⑦中提出“相对剩余价值与超额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物化劳动”，“讲企业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主要是剩余价值，实际就是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即认为一个企业的物化劳动来自其他企业的活劳动，而且全部来自本期的活劳动，因此从社会宏观看，生产资料创造价值正是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成立的理由是有条件的：只有假设各企业只使用劳动对象，才可能找到初始生产单位没有使用生产资料，从而才能把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说成是由社会活劳动创造的，但各企业不可能不使用劳动资料，则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不成立。因此可以说，此文其实也是论证了生产资料创造价值。
钱伯海教授在此文中认为由于物化劳动即先进设备的使用产生了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因此物化劳动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但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创造价值的条件。这就造成了既认为物化劳动是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条件，又认为它创造了超额剩余价值，这显然是有问题的。那么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来源自何方呢？
唐国增先生在《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⑧（以下简称唐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提出“超额剩余价值恰恰来源于那些没有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力特别低的个别资本中的劳动”。其理由便是生产力低的企业创造了价值，却在市场上实现了较少的价值。可见其理论前提是先要区分劳动创造和劳动实现，由此推出了生产力高的个别资本实现的价值要多于它本身创造出的价值。但其关于价值的规定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呢？有的学者对价值规定有不同理解，认为“产品只有在交换或市场中才会变成商品，才会有价值”⑨。可见大家对于价值规定有不同的理解。这也就是说，唐文的理论前提是有争议的。
马克思认为超额剩余价值来自企业内部的工人的较高生产率的劳动，这种较高生产率的劳动可以看作是一种加强的劳动，可以引起价值的增加。但随着科技发展，直接生产工人进行的可能是比以前还要简单的劳动。那么怎么解释超额剩余价值呢？许多学者用马克思的整体工人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杨继国先生在《论知识经济中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⑩（以下简称杨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认为由于科技进步引起的增加的剩余劳动的价值是科学劳动的价值，这种观点是马克思整体工人理论的延伸。
杨文认为，科学劳动是一种创造性智力劳动，其“产品”科学理论被“创新劳动”环节及技术创新部门“免费取用”，而当技术商品物化到先进设备，而先进设备用于生产产品中，其中科学理论的成本始终没有被包括进去。但产品出售时，其中却包含着一直传递下来的但不反映于成本的“理论劳动”的价值。这也就是在一切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超额利润”的真正来源。
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比较合理，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重视科学理论研究。而现阶段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智力性劳动，从而应该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劳动者。而这一思路也符合现实。美国在1980年入到科学研究的资本很多，从而在1990年代享受到了前期投入的成果。但是在近些年，有统计表明，美国在全世界来说，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还是领先的，可是与其自身比，却比1980年代的投入少了很多，也许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此不无关系。
注释：
①钱伯海，1998：“价值创造与按要素分配”，《经济学动态》第3期。
②③丁建中、解强，1994：“价值形成和分配的基本原理新探——‘三元价值论’及其意义”，《江汉论坛》第8期。
④汤在新，1996：“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
⑥付廷臣，1999：“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南都学坛》第2期。
⑦钱伯海，1998：“科技生产力与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第2期
⑧唐国增，1994：“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简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篇10
【关键词】循环经济企业资源价值流转核算
所谓的循环经济就是依据于“资源化、再利用”的原则，把低消耗、低排放以及高效率作为其基本特征，这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是相吻合的。循坏经济的开展不仅需要有政策和经济体系的支持，还需要有资金流动的良好基础，并把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等要素进行有机的整合，从资金的角度来看，它是伴随着企业内部物质的循环流动，其最后的结果是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以及效益业绩带来重大影响的。在当前的企业发展形势下，在对物质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来建立资源价值流转的核算体系，发现循环经济价值和物质流两者之间的互动影响规律，从而达到内部物质和价值信息之间的一致，具有内在的必要性。
一、企业循环经济价值的本质内容及其特征阐述
循环经济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应用就是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统一为一个整体的绿色经济，它的正常运行需要有价值链来做支撑。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循环经济就是产品生产过程中采取清洁化生产、绿色消费以及回收利用废弃物等的方式来创造出投入小、产出大的优良效应，而且这也是一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形式，它的本质是一种价值诉求。
循环经济是利用各种相关的手段和方法，吧传统的线性经济系统资源流动方向组织为一个新型的反馈式流程和复杂的生态经济系统，除了实现经济效益之外，它还重视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简单来说就是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以及可持续价值，这就是循环经济的价值本质所在。
在循环经济的模式中，它的价值载体是物质，随着物质的不断循环流动，就会相应的产生价值的循环流转，这一流动价值势必会对经济系统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它的资源流转方式已不再是传统的工业经济的机械式的流转，而是经过理性的分析后确定的最佳的选择。企业的资源流有两种构成形态，即物质和价值形态；有两种的转化，即合格品和废弃物；有两种流向，即正向流和逆向流，这几个量化关系问题是循环经济资源流分析领域的关键性问题，同时这也是其具有的特征所在。
二、循环经济下的资源价值分析
循环经济下的资源定义可以概述为是输入企业的原材料、能源等的构成物质，具有资源的物质特性和价值特征。所谓的“资源价值流转”就是资源在时空流动中所发生的价值转移，它是以资源流动的分析为基础的，按照循环经济的“资源价值”标准，对资源在链、环、网运动过程中的价值形态变化进行合理的描述分析，它是属于动态价值的范畴。上述提到的“资源价值”属于是一种“社会――经济――环境”这个大系统的价值概念，它所涉及到的内容较多，不仅仅包括现有会计系统中的价格、成本以及收入等的尺度，而且还包含物质流对环境系统的损害价值，对这种环境损害价值的分析评估，可以对循环经济的实际效益进行客观合理的评价。
企业按照循环经济的开展要求所进行的成本划分，和现有的会计制度所计算的成本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现有的会计学是从产品的定价要求为基础的，它把物质流中的废弃物损失直接的包含在产品的制造成本中，这样很明显是难以满足循环经济对物质循环优化决策以及控制评价的信息需求的。然而，在以循环经济为基础进行划分的成本构成中，会有一部分形成转移价值进入到半成品形成有效价值，一部分进入废弃物形成资源的损失价值，这个损失价值同时还包括企业内部资源的消耗所承担的损害价值，基于此，企业采取循环经济的相关有力措施，不仅可以把废弃物损失的经济价值和环境损害转化为增加合格产品的价值，还可以大大的减少废弃物的损失价值，这样就可以充分的满足循环经济业绩的计算和评价的要求。
三、资源流转价值的变化规律
企业资源的流转过程不单单是资源物质的流转变化过程，更是价值转移和价值创造的过程。通常情况下，物质流转是以主要元素为典型来进行物质流的分析工作，常见的典型元素有钢铁厂的铁元素、铝工业的铝元素等。不同阶段的元素会发生不同的物理化学变化，并且每一阶段的输出端会形成有效的利用价值和废弃物损失的价值。因为不同的生产阶段都会有新的价值投入增加，这样就会直接的导致元素的价位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提高，而且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内部含有这种元素的物质经过多次反复的磨损，它的价值会逐渐的减少，从而形成一个较低的价值。
四、企业资源价值流转核算的模型
我们把资源流成本概念作为基础，构建一个资源价值流转核算的公式，即：
RVi=RUVi+wLVi+weiVi
RVi表示的是第i流程的资源价值；RUVi表示的是第i流程的资源有效价值利用；wLVi表示的是第i流程的废弃物损失价值；weiVi表示的是第i流程的废弃物外部环境的损害价值，那么把元素流分析作为分配的标准，又可以把后三类的价值作进一步的变化：
上述式中，Cmj是第i流程的原材料输入成本；Cei是第i流程的能源输入成本；Cli是第i流程的人工成本；Cpi是第i流程的折旧等制造的费用；Qpi是第i流程特定元素的含量；Qwi是第i流程废弃物特定元素的含量；weiij是第i流程第j种物质的环境影响废弃物数量；UeiVij是第i流程第j种废弃物的单位环境损害价值。
五、总结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实行循环经济下的资源价值流转核算的体系对于企业来说是有重要作用的，保证企业现有的成本核算可以满足循环经济的需要，进而推动企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