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优点和缺点篇1
关键词：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建设；困境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042-02
一、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发展现状
2008年黑龙江省政府印发了《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规划的通知》，规划范围包括18个边境县（市），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桦川、富锦等6个内陆口岸市、县和大庆、鹤岗、鸡西、双鸭山、伊春、加格达奇等6个开放区域中心城市。规划期为2009―2015年，展望到2020年。2009年，总书记作出了关于“使黑龙江成为我国对俄及东北亚地区沿边开放的‘桥头堡’和‘枢纽站’”的重要指示，从而确定了黑龙江省作为对俄贸易主要地区的重要作用，也肯定了黑龙江省关于沿边开放带建设的战略思想。2010年9月，中俄两国领导人签署了《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强调，双方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实现回升。两国将根据各自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完善双边贸易结构，规范和转变双边贸易增长方式，扩大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贸易，建设现代化物流和贸易平台，加强在建立经济特区、保护知识产权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加快实施双边大型合作项目，为中俄经贸合作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条件。这一声明再一次为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在新的历史机遇期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新背景下，黑龙江省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都需要重新调整贸易结构，提升沿边开放的水平。因此，黑龙江省的沿边开放带建设战略在这一时期就显得尤为重要。
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建设战略的提出是在2008年，但是，黑龙江省的沿边开放发展由来已久。经过多年的建设，黑龙江省已经在对俄贸易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2000―2010年，黑龙江省共计完成对俄进出口额达到6458744.37万美元，其中，进口总额2636054.84万美元，出口总额3822689.56万美元。其中2008年达到历史的高峰，进出口总计完成1616089.50万美元，进口完成804208.58万美元，进口增幅达到214.46%，出口完成811880.92万美元！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黑龙江省对俄贸易出现比较严重的下滑。但是在2010年出现了强劲的反弹，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4%，进口增长38.12%，出口增长31.09%，进口额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从贸易商品结构来看，2010年黑龙江省对俄出口工业制成品399048.77万美元，占出口总额的93.13%，初级产品出口仅占6.87%，出口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从进口商品机构来看，初级产品占进口额的63.76%，工业制成品占36.24%，弥补了国内建设中巨大的原材料缺口。从对俄贸易地区完成情况来看，具有口岸的城市，对俄贸易发展速度较快，所占份额也比较大，2010年牡丹江市、佳木斯市、大庆市、黑河市、鸡西市位列全省对俄贸易的前五位，占据黑龙江省对俄贸易90%以上。总之，沿边开放为黑龙江省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建设的困境
从黑龙江省对俄贸易的现状来看，黑龙江省对俄贸易已经在多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适时推出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发展战略，可以进一步地推动黑龙江省对俄贸易的发展和进步；可以有效地化解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因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是，在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战略推出近两年的时间里，其具体发展则遇到了一定的困境。具体而言，主要是三大困境：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困境、政策支持不足的困境、互信程度不高的困境。
首先，沿边开放带资源整合力度不够。以往黑龙江省沿边开放主要是口岸为点，点对点的开放模式，这就导致各地区仅站在本地区的利益基础上考虑问题，重复建设、省内口岸之间的因竞争而导致内耗比较严重。从长远发展来看，这种点对点的开放模式也会导致各口岸之间贸易结构相似，缺乏发展特点的弊病。
其次，沿边开放带战略缺乏政策支持。国家针对沿边开放的政策主要就是2008年的《国务院关于促进边境地区经济贸易发展问题的批复》，也被简称为“国函92号文件”。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关于对边境小额贸易企业“转移支付”的政策支持。利用转移支付政策替代了原有的边境小额贸易进口税收按法定税率减半征收的政策。但是由于转移支付是在一定的存量贸易额之上支付的，这就导致无法及时得到有效地支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资金的流动性，并且缺乏灵活性。企业发展边境小额贸易的积极性降低。除此之外，针对边境贸易的国家和省级优惠政策也是乏善可陈。
最后，双方互信程度低阻碍沿边开放带建设。虽然在2010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华期间，中俄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但是中俄双方的互信程度明显存在不足，尤其是在中俄具有近3000公里边境线的远东地区，俄罗斯对中国的信任程度相当低，俄罗斯一直担心其远东地区“去俄罗斯化”的问题。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中俄双方一些大的边贸项目上，例如：建设多年的黑龙江大桥仍然处在停建状态，东宁边境口岸的俄罗斯段的建设也已经停止多年。总而言之，现在双方互信程度低主要体现在俄方对中国的不信任，所以，很多项目在签订协议之后都被搁置。同时，由于互信程度较低，俄罗斯国内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即中国对俄远东进口主要产品是原材料及能源，这是在掠夺俄罗斯的国内资源。因此，目前俄罗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禁止对中国出口例如原木这样的原材料产品，贸易壁垒逐步增加。
三、加快推进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建设的对策
（一）加快推进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资源整合
推进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资源整合已经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工作。只用通过资源的合理整合，才能实现黑龙江省对俄贸易的进一步升级，才能有效利用对外开放资源，实现对外开放合力，避免各地区的竞争内耗。针对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现有的资源情况，笔者认为主要要整合以下两个方面的资源。
一是整合口岸功能。黑龙江省对俄口岸达到25个，但是25个口岸的功能和主要贸易产品相似度极高，重复性大，这就导致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的功能并没有得以最大化合理利用和发展。为此，黑龙江省应该整合口岸功能资源，例如，可以大力发掘具有一定发展基础的黑河边境互市贸易区、具有特色的绥芬河综合功能保税区等这些口岸资源，同时对于一些重复建设或者不合理建设的口岸功能区要坚决地进行“关、停、并、转”，实现口岸资源的优化。
二是建立口岸的区域整体发展理念。黑龙江省沿边口岸建设始于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当时对于口岸的设立是“点对点”的口岸设立模式。随着沿边开放带概念的提出，应该整合黑龙江省口岸的区域整体发展理念，由“点对点”发展理念，变为“以一点为中心，带状整体发展”模式。比如，在黑龙江省北部地区，形成以黑河为中心，呼玛、孙吴、逊克围绕形成的发展带；在黑龙江省的东南部地区，形成以绥芬河为中心，东宁、密山围绕形成的陆路口岸带；在黑龙江省的东部形成以同江为中心，饶河、抚远、萝北、嘉荫的东部口岸发展带。各口岸发展带内设立统一的发展指挥中心，统筹安排各口岸的发展规划，避免重复建设，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口岸发展带内的资源对俄进行贸易。
（二）加大对口岸城市的政策支持力度
与沿海特区政策支持力度相比，沿边口岸城市的政策支持力度明显存在不足。其主要弊病体现为：财政支持力度不够、金融政策缺位、税收优惠不足！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建设必须要有新的政策支持，并且让这种政策具有长期性、灵活性和协调性。这可以充分调动沿边开放城市的积极性，更大程度地发挥其地缘优势和商品优势，全面优化资源配置。
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首先是要争取中央财政对沿边开放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沿边开放带的基础设施建设。继续保持现行的转移支付政策，但是转移支付额度增速要高于对俄边境小额贸易额的增长速度，这将有利于调动边境小额贸易的发展动力。其次，要逐步地形成“以边养边”的关税提留模式，即提留一部分口岸对俄关税，用于沿边开放带建设。这将加速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的建设，并在黑龙江省沿边城市形成良性自我发展循环。
二是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沿边开放带的贸易企业多数是从事边境小额贸易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时难度极大。但是这些企业却具有资金流转快，信贷时间短的特点。根据这一特点，政府应该鼓励银行给予口岸城市贸易企业特殊的短期贸易融资政策，这有利于这些企业的稳定发展，也有利于沿边开放带贸易额度的进一步扩大。同时，应鼓励民间资本在沿边开放带建设中发挥作用，为民间资本提供合法的地位和合理的政策。
三是恢复税收支持政策。要引导和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周边国家进口关税减让和原产地规则及边境地区的地缘优势，积极扩大出口，拉动沿边开放带的经济增长。同时，应恢复已经被“国函92号文件”取代的国家对边贸企业进口关税减半征收的优惠政策。进口关税减半受到的冲销，可考虑从进口环节的增值税中等量补偿，以继续支持企业的发展。要采用低税或免税的办法鼓励企业从境外进口国家急需的能源和资源。要鼓励企业与邻国企业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在此项下，邻国企业以物资抵付工程款和劳务费，应与货物贸易项下的进口同税。要切实推行边贸企业出口的退税政策，实现边贸企业与“大贸”同等待遇。
（三）利用投资提升两国互信程度
双减政策的优点和缺点篇2
关键词：科技发展；税收；优惠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1
完善现行各项政策，加速科技产业发展已忧为当务之急。其中税收优惠政策的完善将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本文主要探讨了如何以税收优惠政策加速科技发展。
一、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不足
(一)优惠政策多而泛，目标不明确。我国现有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多是以通知、规定等方式零散的，且对内外企业不同，显得多而乱，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如对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无论其产业项目是否属于国有鼓励发展的，也不论该项目在种类、利润和风险上的差异，一律给予基本一致的优惠。优惠政策目标的不明确，相对减弱了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的吸引力。
(二)优惠方式单一，削弱了政策效果。我国现行的科技税收优惠方式以直接优惠为主，基本上限于税率优惠和定期减免。这种直接的税收减免侧重于事后利益的让渡，而对事前行为缺乏必要的引导。相比较而言，国外对科技事业的优惠方式多种多样，且多以间接优惠为主。间接优惠方式主要是税基减免，侧重于事前优惠，能够促使企业自觉进行技术创新。单一的直接优惠方式必然削弱税收政策的实际效果。
(三)对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少，不利于科技业的投资和创新。现行的科技税收优惠主要是企业所得的优惠，相比较而言，对个人的所得优惠很少。由于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是一种风险投资行为，缺乏必要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难以吸引广大投资者进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而科研人员在转化成果时获得的股权形式的奖励，在分红或转让该股权时仍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也不利于激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四)以所得税为主的优惠，整体缺乏力度。我国的科技企业税收优惠以所得税优惠为主，这虽然与国际通行做法一致，但就我国的实际来看，与其他国家相比税收整体优惠力度不够：
1.税收负担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我国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将重点体现在我国不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国家，流转税作为双主体税种之一，在企业所得税方面，使得企业在税收优惠中得到的好处不多。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则不同，他们以所得税为主体，所得税的优惠给企业可以带来真正的实惠，极大地鼓励了科技产业的发展。
2.科技产业的特点决定了我国目前的优惠政策涉及面窄。我国所得税优惠政策是以已有所得为前提的。而科技产业的特点是投资风险大、周期长、很大一部分企业会处于暂时亏损或微利阶段，这些企往往得不到优惠，进而可能形成“亏损(微利)――不能享受优惠――缺乏科技投入――进一步亏损(更微利)”的恶性循环，扼杀企业的技术进步积极性。
3.生产型增值税桎梏着企业科技进步的步伐。科技进步提高了企业产品的知识附加值，会相应增加企业所承担的流转税负担。而我国目前不仅缺乏必要的流转税优惠政策，而且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企业购进固定资产时不允许抵扣进项税额，造成重复征税，反而加重了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的税负。另外，我国实行的又是不完全增值税政策，这无形中增加了企业负担，影响了科技投入和研发新产品的积极性，越来越不适应科技飞速发展、产品中直接材料成本比重不断下降而间接成本不断增加的发展趋势。
二、完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措施
(一)制定以项目优惠为主的科技税收政策。建议国家科技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尽快联合制定《科技税收优惠法》，规定可享受优惠的研究项目或研究开发行为，确定基础研究或前期研究、中间试验阶段和产业化阶段的优惠标准。严格标准认定，逐步缩小内外资企业、高新区内外企业科技税收优惠的差距，并最终达到统一政策。
(二)增加间接优惠方式，提高政策效果。
1.扩大加速折旧的适用范围。在原有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企业、科研机构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可实行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等加速折旧，而对国家重点发展的高科技产业的环保设备、国产软件的购置和风险酱的投资实行“期初扣除”的折旧方式，允许在投资当年就扣除50%-100%。
2.扩大费用扣除标准。对企业用于技术研究、开发与实验的费用及企业推广高新技术培训费允许税前列支。原有研究开发费用扣除标准，规定只要是研究开发费用超过上一年一定比例的企业，无论是否盈利，都可享受150%的税前扣除优惠。企业因当年亏损或盈利部分不足以抵扣规定扣除额的，可以往后结转。
3.实行科技发展准备金制度。对部分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如信息产业等，允许企业按销售额或投资额的一定比例在税前提取科技发展准备金，准备金要在规定时间内(如3年)用于研究开发、技术更新和技术培训等方面，也可弥补万一的亏损，化解科技投资风险。若逾期不用或另作他用，则应补税并加收利息。
4.给予投资税收抵免。即在折旧额以外，还根据机器设备的先进程度，投资类型按一定比例抵免当年应税所得。其相当于在不影响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前提下国家变相为企业拨款购置先进机器设备。
5.延长补亏年限。可将亏损弥补年限延长至6-8年，减少企业由于投资于高领域而蒙受的损失。
(三)加强科技工作者、投资者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优惠。一方面，对任何个人知识产权转让所得或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予以低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提高从事科学研究和应用的全部科技工作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可以对他们的技术援助费收入、版权费收入等免征或减征个人所得税。以此来激发科技人员的工作热情和创造精神。另一方面，对个人投资于成本费用技实际发生额在应税所得税中扣除外，个人所取得的股息、红利或分回利润等，实行优惠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大力支持个人对科技产业的行为。
双减政策的优点和缺点篇3
（一）基础教育依然薄弱1.适学儿童不断减少调研发现，近年来，一些人口较少民族聚集区，人口自然增长极为缓慢，很多地方人口几乎没有增长，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负增长，导致适龄入学的儿童极少。2.师资力量薄弱由于条件相对艰苦，教师队伍出现进来的少于出去的，教师人数出现负增长的怪现象。同时，教师缺乏培训，虽然在县乡两级针对教师的培训较多，但缺少到州市以外的高水平培训。3.校舍建设缺少后续跟进投资很多地方的中小学，虽然早期有很大的投入，但缺少后续的追加投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年久失修，一些校舍开始出现问题，个别的变为危房，严重地影响着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4.盲目撤点并校增加负担一些地方撤点并校后，很多家长要送小孩到比较远的乡镇甚至县城就学，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同时，家长接送小孩多用摩托车，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二）双语教学严重缺失双语，是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特征。国家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使用自己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事业。但绝大多数的人口较少民族聚集区的双语教育严重缺失，有汉化的危险，有关部门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辍学情况依然存在在各级部门的努力下，人口较少民族聚集区的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出现辍学情况。比如基础弱，跟不上其他学生；其他民族（小孩）有歧视；也有个别的因贫辍学，比如父母残疾或者常年有病；在一些家长中存在因为就业困难导致的读书无用思想。
（四）外出求学仍有困难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义务教育的普及，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在义务教育方面已经没有经济负担，但随着孩子逐步通过考试外出求学，现有的家庭经济就很难支撑了。很多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发展农村产业还在“靠天吃饭”，碰到近几年雨水少、干旱多，作物价格低、收入减少。政府扶持的养猪等产业，也随着近年市场价格下跌呈现下降趋势。这就导致一些孩子在外就读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家庭难以维续。
（五）特殊情况急需解决除了以上问题，调研还发现一些特殊情况急需解决。比如跨境民族、境外通婚的政策限制。境外（缅甸）通婚的家庭，小孩无法落户，小学、初中以内可以在境内就读，但到了高中就因为户口限制而无法入学，逐渐成为家长的心病。
二、扶持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优先发展教育事业1.贯彻落实《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和《云南省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规划明确要求，要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加快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和农村寄宿制校舍建设，加强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积极落实人口较少民族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生生活费补助政策，巩固提高“普九”水平和质量。加快普及普通高中教育，支持改善高中学校办学条件，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政策向人口较少民族倾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积极实施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政策、免学费政策。高校预科班、特有民族本科及大中专班适当提高人口较少民族招录比例[1]。同时，要停止盲目地撤点并校，方便适龄儿童就近入学。彻底解决或克服家长接送学生不方便、负担重、不安全的情况。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对条件符合的建议中学建回乡镇、小学建回村社。
（二）持续跟进经济扶持要减少和杜绝项目前期扶持力度大，但后期管理跟不上的情况。要继续加强管理，扶持力量要集中，不要撒胡椒面，要有针对性，比如重点扶持产业大户，除种养之外，还有手工业服饰等农村特色产业。要帮助村民把产业做大、做强，要帮助协调解决资金、技术、市场、培训等方面的问题。
（三）坚定推行双语教学要坚定不移地推行双语教学。不同的民族群体，一方面为着不丢失自己，一方面又不致被时代淘汰，即既要保持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接受实现现代化所实际需要的知识、技能、观念等教育[2]。1.建立双语教师的培养、培训制度[3]在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等民族、师范高等学校和民族地区师范院校建立双语教师培养、培训基地，根据民族地区的需要，举办定向双语师资班，学生毕业后择优录用、聘用到当地小学或者幼儿园工作。2.鼓励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教师学习使用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3]对熟练掌握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学并有效提高教学质量的教师予以表彰奖励；在同等条件下评优评先、职称评定、岗位聘任及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认定时，优先推荐。
（四）多措并举培养干部加强干部队伍的教育培养，培养熟悉本地情况、通晓本民族语言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1.政策倾斜特殊培养干部人口较少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采取实事求是的特殊政策，对民族干部的学历、年龄和业务水平要求适度放宽。2.适应需要培养后备干部加强对人口较少民族干部的再培训及年轻后备力量的培养力度，使民族干部的成长能够适应民族发展、时展的要求。加大公务员对口培训力度，加强人口较少民族干部交流和挂职锻炼。3.委托培养基层干部要在高中、大学要按一定的比例委培人口较少民族基层干部，定向招录人口较少民族公务员。4.加强干部教育培养结合干部教育培训，重点加强对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乡（镇）领导干部、人口较少民族领导干部和农村基层干部的培训。5.创造条件留住干部要克服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干部不熟悉环境，语言不通，开展工作比较困难，也很难留住的困难，在经济基础、教育发展、成长进步等方面创造条件，千方百计留住干部。同时，要尽可能减少或杜绝上级部门借调截留基层干部，坚决贯彻执行云南省有关文件（云办法2014[28]号），要求五年内不允许调整，在制度上为基层留住人才。
双减政策的优点和缺点篇4
[关键词]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比较优势；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114.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3）11-0073-07
跨境经济合作区是指在地理上毗邻的国家，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协议与合作，在边境及腹地地区划定的区域内，开展贸易、投资、技术、劳务、旅游等多方面的经济合作，使生产要素在这个“次区域”内趋于自由化的流动，促进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边境地区通过自身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实现福利水平的帕累托最优，进而改变沿边地区的经济滞后状态，并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1]。
跨境经济合作区具有地缘特殊性、经济互补性、“封闭综合”与“复合开放”统一体的特征，其构建是通过促进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与自由化，使各种要素自由流动以最终实现边境“次区域”内的资源优化配置。自1950年中朝两国经贸往来伊始，中朝跨境经济合作虽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但双方贸易规模与投资规模都相对较小，究其原因在于中朝双方之间的众多障碍给两国经济交往带来的影响颇多。2010年5月，黄金坪岛经济区被中朝两国确定为共同开发和共同管理区域，这符合中朝两国友好情谊、我国战略利益发展、东北亚区域合作与对外开放的需要。
一、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围绕着中朝跨境经济合作问题的研究，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关于中朝经济合作的地域优势研究方面。李铁立、姜怀宇（2004）[2]认为，促进中朝边境地区经济合作应从边境区位再创造的地缘优势、网络建设、文化心理距离与制度差异等方面着手；地缘利益共存是中朝（丹东―新义州两市）采取开放的地区主义合作模式的驱动型需求。②关于中朝经济合作的障碍性研究方面。李俊江、范硕（2012）[3]从经济因素（如朝鲜支付能力下降导致信用危机、对外经贸交流体制不健全导致合作积极性下降、软硬环境建设欠缺导致中朝投资瓶颈、对外政策封闭导致开发开放水平缓慢）与政治因素（如朝鲜核问题尚未解决）阐述了中朝经贸关系发展的障碍。③关于中朝经济合作的可行性研究方面。金光日[4]的《朝鲜经济改革所需国际环境分析》，研究了朝鲜自2002年7月“经济管理改善措施”之后，继续加强对外开放，在经济方面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张慧智[5]的《东北振兴过程中的对外开放：中朝合作》，研究了中国实施的东北振兴战略和朝鲜的“经济管理改善措施”，为中朝两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传统的友好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必要的条件等等。
上述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了中朝跨境经济合作中，边境区位理论、朝鲜对外经济政策变化、开放的地区主义、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等均为中朝跨境经济合作提供了有益启示，但上述研究并未提及财政政策对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尤其是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政策催化作用，本文认为有如下问题亟待解决。①缺少系统充分的调查研究。虽然一些研究是基于调查数据进行，但在调查内容及调查地区上缺少系统性与充分性，因此导致调查结果无法全面、系统反应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尤其是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实际情况。②缺乏中朝跨境经济合作的财政政策制定与研究。虽然一些研究对国家政策进行了简单分析，但缺少从财政政策角度对中朝跨境经济合作的政策催化作用研究。③缺少实质性解决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政策建议。虽然一些研究对问题分析与解决措施关注较多，但对如何保证问题解决的关注与政策建议较少。基于上述三方面问题，本文紧紧围绕中朝跨境经济合作的可行性与障碍性的实证研究为中心，以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产品属性为理论基础，以税收、土地、融资、人才等财政政策为主的政策催化为途径，提出解决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二、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的现状
（一）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可行性分析
1.朝、中、韩各方对跨境经济合作的需求是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动力保障
辽宁沿海经济带规划与东北亚经济一体化为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立提供了发展机遇。自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辽宁沿海经济带规划作为部级战略实施以来，与朝鲜的黄金坪岛共处于鸭绿江入海口处的辽宁丹东工业园区在“一核、一轴、两翼”的总体布局框架中，面临着难得的内向发展机遇与外向发展机遇。为简便起见，这里仅介绍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对朝鲜与韩国的影响。
（1）促使朝鲜提高经济总量。跨境经济合作区具有边界的中介效应，即具有接触和交流的空间中介功能，在重点发展贸易与加工业基础上，以贸易带动加工业，因此，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立可以促使朝鲜提高经济总量（见表1）。
由表1可见，2008年～2010年，朝鲜经济实现了稳定增长，GDp总量增加，人均GDp指标得到改善，但整体依然比较困难。据朝鲜合营投资委员会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朝鲜GDp当中，工业占46.4%，农业占14.6%，建筑业占6.2%，其他产业占32.8%。当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如下：钢铁产量1803千吨，水泥产量3400吨，化肥产量338千吨（见表2）。
在通过边界的中介效应促使朝鲜提高经济总量时，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建立朝鲜自立的民族经济。截至2011年底，朝鲜同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朝鲜的贸易伙伴按贸易量排序主要为中国、俄罗斯、欧盟、印度、东盟成员国、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其主要的出口产品包括无烟煤、磁铁精矿、服装产品、生铁等钢铁制品、镁砂、石墨等矿砂、海产品、电子产品、无机化学品、有色金属等，进口产品包括石油和石油产品、焦煤等燃料、机械电子产品、运输工具等、钢铁、塑料、粮食、化肥、服装和纺织原料等。
（2）促使韩国吸引朝鲜劳动力与加快韩朝贸易发展。2012年朝鲜公布的《罗先经济贸易区法》与《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法》，意味着朝鲜正在逐渐打开国门。通过建立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可以促使韩国吸引朝鲜劳动力与加快韩朝贸易发展。韩国国内劳动力短缺，政府允许引进外籍劳务的行业为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渔业与农畜产业。截至2011年底，在韩外籍劳务约59.5万人，从15个雇佣制劳务派遣国之一的中国引进的朝鲜族一般外国劳务为28万人，占当年在韩外籍劳务的48%左右。由此可见，韩国本土对朝鲜族劳动力需求较为强烈。那么，在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中，韩国可以通过跨境经济合作区吸引更多朝鲜劳动力以满足国内劳动力需求。
此外，最近几年韩朝贸易的较快发展，呈现出直逼中朝贸易的趋势。2012年朝韩贸易额同比增加15.3%，达19.8亿美元，随着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立与朝韩关系的进一步改善，韩朝双方的贸易额还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2.中朝双方经济互补性与比较优势是双方合作潜力的基础保障
据海关统计，2011年，中朝贸易额56.39亿美元，同比增长62.45%，其中，中方出口31.6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9%和107.2%。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朝（实际投资）存量约2.7亿美元。中国对朝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和制造业领域，投资地域主要集中在平壤、罗先经济贸易区，遍布各道。中朝经济具有互补性，朝鲜有丰富的森林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和旅游资源，中国许多企业经历了改革开放全过程，熟悉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更能快速适应朝鲜的经济环境，所以中朝经济合作前景广阔（见表3）。
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政府制定和执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经济建设路线，重点投资重工业，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电力、煤炭、金属工业和铁路运输是朝鲜国民经济四大先行部门。化工、机械、纺织业较为突出。这为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立提供了良好合作基础与空间。
比较利益的核心是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因此在国际经济合作与往来中，通常是依据传统的比较利益理论强调自己的自然资源与劳动资源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基本形成如下贸易格局：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那么，在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中，双方的合作格局应基本遵循这条原则。
3.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建立的政策保障
财政政策效应是指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有效作用和在财政政策有效作用下社会经济作出的反应，包括乘数效应和奖抑效应。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税收政策，通过增加政府的投资性支出可以导致国民收入以投资或支出的倍数递增，通过优惠的税收政策可以使消费和投资增加从而通过乘数影响国民收入增加更多。下面分别分析朝鲜和中国在中朝经济合作中的积极财政政策。
（1）朝鲜方面对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朝鲜对外国投资者实行的优惠政策措施主要表现为自主经营权、税收减免、亏损补偿等方面，在行业鼓励政策方面，如在特殊经济区外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按结算利润的25%征收；外国政府或国际金融组织等金融机构给予朝政府银行贷款或商业银行向朝方企业提供优惠贷款时，予以免税；对于鼓励类项目和特殊经济区的生产类项目，实行自获利年度开始“3年免税，2年减半”的优惠政策；对于外销企业，免征外资企业投资的固定资产、生产及经营所必需原料、零部件、物资的进口关税；免征企业自行生产产品的出口关税等；同时，对利润再投资与交易税有选择的进行税收优惠。在地区鼓励政策方面，对于设立在罗先经济贸易区的外资企业，企业所得税按14%征收，对于该区特别鼓励部门，企业所得税按减10%征收；2011年12月修改的罗先经济贸易法中还规定，经营10年以上的生产性企业可免交或减收企业所得税。
（2）中国方面“十二五”规划的优惠政策。“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完善区域开发格局的设想，并在加快沿边开放部分，具体规划了面向东北亚、西亚邻国、东盟相关国家和西南邻国的边境经贸合作重点。”[7]这是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视，是中国国内发展战略的需要。2012年9月国务院批复的《中国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规划纲要（2012-2020年）》提出多项政策措施：完善支持政策，在综合性政策、财政金融投资政策、对外开放政策方面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健全区域合作机制；改善开放合作环境；扶持沿边地区加快发展。吉林省政府于2013年3月《关于贯彻中国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规划纲要（2012-2020年）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提出要抓住国家推动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的机遇，用足、用好中央财政一般性和专项转移支付、中央预算内投资、各类专项资金、发展基金支持等政策以及省政府制定的相关配套扶持政策，扎实推进重点工程和项目建设，推动《规划纲要》全面实施。
上述规划纲要所提及的东北亚对外开放与区域经济建设，都涉及到财政政策相关内容，可以看出，中国正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对对外经贸合作，这也能很好的体现推进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意图。
（二）中朝跨境经济合作的障碍性分析
由于任何一项制度都是利益各方博弈均衡的结果，中朝跨境经济合作的影响因素也不例外，因此在前述比较分析基础上，下面对中朝跨境经济合作的影响因素从动态博弈角度做了进一步解释，以此揭示出中朝跨境经济合作的微观基础。
1.制度弱化阻止跨国合作
从理论上来看，法律和制度的弱化将阻止跨国整合，防止投资与贸易并抑制贸易融资。在以往较长的中朝跨境经济合作中，由于缺少财产保护与缔结契约的政府保护，许多中朝跨国投资企业试图建立组织机构以支持跨国投资与跨国贸易。根据StephanHaggard，JenniferLee，marcusnoland[8]对在朝的超过300多家中国企业的调查显示，中国企业认为朝鲜的政策环境尤其是法律和制度规则存在弱化现象，这种非正式制度下的经济增长可能源自各企业自身的严格自律，但是，如果法律和制度弱化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将会严重影响跨国经济合作的受益程度，如跨国经济合作的限度、领域与财务条款等。传统意义上看，当两国均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企业的经营业务额度与领域均受行政指令指导，但当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中国和朝鲜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必须要解决法律和制度弱化问题，否则就会像当初苏联解体时那样使朝鲜陷入粮食危机情况出现。[8]
由图1可知，在1982年～2009年间，中国对朝出口、进口以及综合贸易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由于存在法律与制度弱化现象，与朝鲜长期合作的大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限制了自己的主要交易活动，但却出现了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形式，使得中朝双方企业在缺乏机构管理与制度管理情况下，依靠自身极强的自律性而加快了双边贸易发展。
2.经济政策缺乏稳定性
自朝鲜1946年实行对外贸易国有化的经济政策以来，其对外经济合作关系从国有管理到重视对外经济合作，虽发生了经济政策的转变，但本国经济建设方针仍左右着朝鲜对外经济发展政策。近几年朝鲜不断出台对外经济政策，但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究其原因是朝鲜国内改革严重滞后，在改革开放无法成为国家战略的情况下，朝鲜实行的对内外经济政策将具有局限性和不稳定性。例如，2012年3月，朝鲜颁布了朝鲜黄金坪和威化岛经济区法，随后，双方明确了“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开发合作原则，努力将两个经济区建设成为中朝经贸合作示范区和与世界各国开展经贸合作的平台。但从目前情况分析，朝鲜不断出台的有关黄金坪岛合作开发的政策法规并不能取得预期效果，原因是缺少和平环境与朝鲜国内改革严重滞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并能带来思想意识的根本转变。在朝鲜没有将改革开放放到国家战略高度考虑的情况下，其实行的黄金坪岛和威化岛经济区法必然使得对内与对外的经济政策具有局限性和不稳定性，导致投资者缺少信心。因此，经济政策的稳定性是中朝双方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前提条件。
3.基础设施不完备
缺少资金、经济状况落后是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主要障碍。例如，2011年，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开发合作原则，中朝双方共同努力与发挥各自优势，加快黄金坪岛内基础设施建设以吸引更多企业到区内投资兴业。黄金坪岛的合作开发归口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丹东临港产业园区）管理，合作区还单独设立了“两岛”开发办公室具体负责合作开发。近几年来，合作区的财政收入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较为充沛，从供电、路况、运输到港口设施和装卸能力等方面均可以提供该岛开发的硬环境建设。但就目前朝方国内情况来看，黄金坪岛开发合作缺少资金、经济状况落后是自由经济区建设的主要障碍，如朝方资金、技术缺乏，能源与原材料困难，特别是粮食缺口甚大，外加军费开支占每年朝方财政收入近50%左右。中方虽然相对于朝方来说，经济较发达，但在整个东北亚来说，中国的实力尚处于金字塔底端，必然影响到中朝之间经济互动与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而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吸引产业集聚的重要区位条件，也使跨境经济贸易区建设受到制约[9]。
4.专业性人才匮乏
中朝两国建国60多年来的贸易发展历程与中朝的边境区位，已充分证实了中朝边境经济区合作政策具有鲜明的地区性特点，也证实了在中朝贸易方面具有较丰富的管理人才与专业人才，具备了开发建设、经济管理与中朝工作经验[7]。但是，相似的意识形态与互通有无的贸易形势限制了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开发合作。例如，黄金坪岛同罗先经贸区的开发对中朝双方都是新事物，目前虽中方已为朝方培养了300多名经济区建设和管理人才，但是如果不掌握区域外部要素与区域内部各种生产要素的竞争实力，中朝各方工作人员的思维方式以及对各国政策理解与掌握的欠缺都将极大影响该自由贸易区的区域综合竞争实力。优秀的人才储备是黄金坪岛开发合作的人力资本投资取向，只有优秀的人才储备才能充分理解和掌握黄金坪岛开发合作的主旨，才能在异国文化中揣摩共性的经贸合作理念。
5.半岛局势不稳定[10]
朝鲜投资环境令多数投资者堪忧，主要表现为朝鲜半岛的不稳定性，特别是朝鲜核问题的长期化导致朝鲜投资环境改善受到重大影响。朝鲜核问题的僵持状态不仅影响了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还直接影响了朝鲜对外经济合作关系的向前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朝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对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与朝鲜对外经济合作至关重要，解决好朝核问题不仅是朝鲜，同时也是中国以及与东北亚地区有切身利益的所有大国努力的方向，也是世界各国投资者积极投资罗先与黄金坪岛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环境保证。
三、基于财政政策的两国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立
（一）中朝两国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模式选择
在上述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可行性中，本文述及了中朝双方经济互补性与比较优势是双方合作潜力的基础保障。在次区域经济理论基础上，中朝两国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合作应采取开放与松散相结合的模式。究其原因，中朝两国跨境经济合作区属于缺少资金与技术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区内合作与发展所需资金与技术及产品均需依赖本区域以外地区介入，这就决定了必须采取开放的合作模式。采取松散的合作模式也是一种可取方向。究其原因，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需要国家或政府以国家的形式参与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与交往，更需要地方政府在其行政权限范围内建立地方间的区域经济合作。这种多层次特点决定了区域合作具有松散型与灵活性特点，需要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与承受能力自愿选择合作方式。
（二）中朝两国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推动机制与实施途径
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催化剂，表现为政策资源的投入状况会影响中朝跨境经济合作资源存在的状态和资源间的结构，会改变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建立的外部环境，影响环境因素间的结构状况，从而形成中朝跨境经济合作的新态势。中朝跨境经济合作中资源的比较优势要转变为实际中的竞争优势、发展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催化作用是关键的因素。
1.以健全的财政投入政策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
在健全的财政投入政策方面，主要是通过加大财政预算资金投入以促进中朝双方跨境经济合作。在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初期，财政预算安排应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重视对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物流贸易业的基础设施投资，形成稳定的多元化资金投入，为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在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中期，继续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要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支持资本密集型与高科技产业发展；要加大对适合中朝双方可持续发展的中朝特色经济结构的投入。在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成熟期，利用边界极化效应与外溢效应，加大对具有密切联系与集聚效应的产业进行投资，将产业集聚发展为成本导向性与市场导向型，真正实现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功能定位，同时产生很好的经济效应。
2.以完善的财政补贴政策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充分运用财政补贴政策，鼓励具有可持续性发展的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领域，诸如资源与能源、基础设施合作、旅游业、农业、科技领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等。通过财政补贴，补偿生产企业对环境治理的费用并保护稀缺资源，引导和鼓励企业进行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对生产、开发和利用新能源并具有国计民生特点的企业，在贷款利率、还贷条件和折旧政策等方面给予补贴优惠；利用“绿箱”政策和《反补贴协定》，对现代农业与农业观光业提供科研服务和进行结构调整；对企业技术改革进行补贴。除此之外，利用中朝14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与12个各类口岸，开展水产资源、石油资源、各类金属矿资源的合作。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采取财政补贴方式，鼓励两国邻近城市推广开发具有资源互补与经济互补的集聚产业。充分体现中朝两国优越的人缘、地缘优势作用。
3.以适当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强中朝合作
由于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财政政策的执行依赖于税收的丰寡，因此税收政策往往被提高到很高的级别来进行研究。地方政府是参与跨境经济合作的重要力量，如何发挥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推动作用，放宽政策、转变职能与构建良好平台以完善投资环境。那么，适当优惠的税收政策则起到可以吸引更多企业加强中朝合作的作用。如，在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开发中，要对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生产具有国际竞争力产品的企业给予财税支持。首先，强化财税政策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对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给予一定额度的所得税减免，从而吸引更多企业在中朝经贸合作中投资技术研发；对低碳企业或产业进行税额抵免，从而鼓励在中朝跨国投资从事生产的企业使用环保设备，或给予那些投资性企业以选择性给予退税的优惠政策，从而吸引更多的国际资金投入两国跨国合作经济项目中。其次，完善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激励政策。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最初于1972年提出，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是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中朝跨境经济合作中，要重视保持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平衡，处理好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因此，可持续发展的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应在两地合作具体项目中进行资源开发类项目，通过对能源合作项目的研究、开发、引进、转让和使用予以税收激励，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促进国内外技术交流，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包括技术转让收入的税收减免、技术转让费的税收扣除，对引进技术的税收优惠等。最后，合理运用关税手段与政策，抑制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产品出口，支持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鼓励企业对其产品和技术进行升级，鼓励资源型、节能降耗、关键零部件等产品进口，鼓励高新技术和产品的引进。
4.以健全的转移支付制度弥补地方政府配套区财力不足
跨境经济合作区是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项目，其对我国国内经济与我国融入到更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发展非常有益。因此，对我国而言，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功能应为发展边境地区外向型经济与提高对外开放的整体影响力。地方政府是参与跨经济合作区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是，根据我国目前财权与事权划分方法，地方政府尤其是中朝边境地区（如丹东、通化、白山、和龙、龙井、图们、珲春等）地方财力不足，因此，在健全协调机制以理清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时，具体建议如下：以健全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弥补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对中朝边境地区每年给予一定的专项经费进行财政扶持，专门用于对边贸进口的矿产品、农林产品、中药材等资源性商品的扶持与奖励；对跨境经济合作区内形成的上缴中央的税收，以转移支付方式全额返还给合作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对合作区的中方配套区给予政策优惠，建议争取国家在宏观指导、政策支持、项目倾斜、财政扶持、贷款融资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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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seStudyoftheFiscalpolicies
inSino-northKoreaCross-bordereconomicCooperationZone
Yuanmei
（easternLiaoningUniversity，Dandong118001，China）
双减政策的优点和缺点篇5
关键词:河北省;节能减排;低碳经济
中图分类号:F40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9-0092-05
一、河北省节能减排状况
近年来,河北省积极落实节能减排,采取相关措施,使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行政管理力度大。无论是节能条例,还是实施方案,河北省明确的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纳入干部政绩考核的评价体系,甚至实行“一票否决”,直接关系到干部任免,奖惩明确,措施严厉,基本建立起以目标责任制为核心、层层抓落实的节能减排推进机制,充分调动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
2.经济手段使用少。尽管明确了市场准入的原则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但缺乏详细系统的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相关配套政策;在企业节能减排行为上主要靠行政监督和管理,缺乏必要的利益驱动机制;企业、产品淘汰退市也主要靠行政手段,缺乏必要的经济激励机制。
3.政策执行措施弱。尽管制定颁布了节能条例、许可证管理办法、综合性实施方案和项目限批禁批制度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但缺乏操作性强、系统详细的配套政策,导致法规和政策贯彻落实不到位,实施效果不明显,执行成本高,推行效率低。
4.企业缺乏主动性。由于资源价格未理顺,惩罚性政策多,奖励性政策少,导致企业节能减排的成本高、收益低,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缺乏主动节能减排的积极性;由于企业节能减排的考核办法存在缺陷,实际操作中存在“鞭打快牛、鼓励后进”的不公平现象,影响了先进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
5.公众参与程度低。节能减排是一项恩泽苍生、惠及子孙的功德工程,也是一项系统复杂、任重道远的社会工程,离不开全民参与和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在现行的节能减排政策措施中,对公众的引导仍停留在宣传教育层面,缺乏必要的利益引导机制和强制性惩罚措施。对于节能减排政策制定与实施缺乏正常的公民参与和监督渠道,尚未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
二、发达国家节能减排的经验启示
考察欧盟、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节能减排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可以为河北省节能减排工作带来以下三点经验启示。
1.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运作并举,使企业真正成为节能减排的第一执行主体。发达国家目前主要是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进行节能减排,由于该条约是政府间公约,签约国政府处在第一责任人的位置。签约的发达国家为完成该条约规定的节能减排目标都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如意大利政府于1998年建立了部际工作组,制定了“国家能源计划”,在财政、税收、金融政策等方面都对节能减排进行了倾斜,2007年财政预算中更是加大了倾斜力度,支持措施也更加全面系统。美国作为非签约国陆续出台了《21世纪清洁能源的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源办公室战略计划》、《国家能源政策》等十多项政策来推动节约能源,并于2001年5月成立了“美国国家能源政策发展小组”。但是,政府主导并不意味着政府大包大揽、通过简单行政命令的方式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而是充分发挥财税政策杠杆作用,借助价格机制、资源节能协议、排放交易体系等方式,让“无形的手”引导企业自觉节能减排,使企业真正成为节能减排的第一执行主体。
2.产业政策与排放贸易并举,节能减排也成为贸易商机。为达到减排目标,欧盟三国一手从产业层面上抓减排,另一手从市场层面上抓排放贸易。排放贸易让节能减排成为了一个双赢的商机,可以减少阻力,有效灵活地达到目标。欧盟三国排放贸易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欧盟内部建立的排放贸易体系(eUetS),欧盟内部企业可以在此框架内购买碳排放指标,目前欧盟1吨二氧化碳排放权价格在20欧元~30欧元,交易金额超过200亿美元;另一个是清洁发展机制(CDm),主要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项目合作。其方法是发达国家企业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1吨二氧化碳,就可以在本国获得1吨二氧化碳排放权。这一方式使欧盟国家减少一半的减排费用。欧盟现在广泛与发展中国家开展CDm项目合作,2007年6月欧盟最大规模CDm项目――中―欧清洁发展机制促进项目在中国启动。
3.法律规范与公众参与并举,使节能减排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完善的法律法规及严格的执行措施,是发达国家推进节能减排计划的重要保障。然而全民树立节能减排意识,积极主动地参与节能减排活动,加强对企业生产行为监督,使国民节能减排行动由法律法规约束、市场利益驱动逐渐转向道德规范、良心使然,将大大减低节能减排的行政管理成本、法律执行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节能减排意识是国民素质的重要体现,加强宣传,全面倡导,意义深远。日本内阁府从2003年10月开始推行“全民节能运动”,鼓励国民参与资源回收及垃圾减量等活动。此外,为防止全球环境变暖而开展的大规模国民运动,截至2007年3月日本已有110万人、11000多家企业和团体参加。由此可见,许多日本国民从自身做起,积极参与,推动了节能减排工作。欧洲国家节能减排力度大,而且民众和企业都非常理解配合,有些甚至愿意以高出普通电价20%的价格来购买绿色电能,这一方面得益于欧盟一些国家实施工资与生活成本指数挂钩的机制,使民众产生的支出负担尽可能减少;另一方面也是政府注意宣传教育的结果。
三、中国市场化节能减排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对市场化节能减排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及排污权交易试点。中国自1988年就开始试点并逐步推广排污许可证制度。1990-1994年,国家环保总局在16个重点城市(天津、上海、沈阳、广州、太原、贵阳、重庆、柳州、宜昌、吉林、常州、徐州、包头、牡丹江、开远、平顶山)进行了“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的试点及在6个重点城市(包头、太原、贵阳、柳州、平顶山、开远)进行了大气排污权交易试点。1993年国家环保局开始在包头等6市试行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排污权交易政策。1996年8月,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对烟尘、二氧化硫等12种污染物实行总量控制。1998年1月,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函[1998]5号),1998年4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会同有关部门,以环发[1998]6号文件向全国公布了“两控区”的具体范围。这些为中国实施排污权交易提供了基本条件。
2.广泛开展与国外合作研究和示范。1999年4月,国家环保总局与美国环保局签署了关于“在中国运用市场机制减少二氧化硫排放的可行性研究”的合作协议,确定了江苏省南通市与辽宁省本溪市为该项目的试点城市。同时加大立法研究,2000年9月,“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三次修订稿开始执行,第一次明确了总量控制与排放许可证的法律地位。2001年9月该项目取得初步进展,在江苏省南通市实现了中国首例二氧化硫排污权的成功交易。2001年10月13日,《太原市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管理办法》。由美国未来资源研究所和中国环境科学院共同承担的亚行贷款项目的赠款项目――“二氧化硫排污交易制度”在太原市试行,项目制定出值得推广的排污权交易体制框架。2002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与美国环境保护协会一起,在山东省、山西省、江苏省、河南省、上海市、天津市、柳州市以及华能集团公司开展“推动中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及排放权交易政策实施的研究项目”(简称“4+3+1”项目)。2002年10月,在“4+3+1”示范工作中,江苏省环保厅与江苏省经济贸易厅共同制定了《江苏省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第一次建立了省级排污权交易的执行依据。同年12月,江苏省太仓市的太仓港环保发电有限公司与南京下关电厂进行了中国首例交易双方跨行政区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2005年12月,排污交易被写入《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号)。在该决定的第一十四条写道: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可实行二氧化硫等排污权交易。
3.积极发展“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清洁发展机制是指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的合作,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既符合可持续发展政策要求、又产生温室气体减排效果的项目投资,以此换取投资项目所产生的部分或全部减排额度,作为其履行减排义务的组成部分。中国作为《京都议定书》中的非附件Ⅰ国家,虽然暂时不承担减排责任,但清洁发展机制会给中国带来数十亿元的融资机会,大大降低企业开发项目的融资风险。为了不断加强在《气候公约》及其《议定书》框架内的国际合作,中国积极参与CDm项目。2004年6月30日开始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10月12日又进行修订,2007年11月成立了国家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促进CDm项目开展。截至2008年7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的CDm项目总数为1388个,其中河北省有40个(其中有12个在eB注册成功,有5个已经签发了CeR)。这40个项目如果全部注册成功,预计年减温室气体558.29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以每吨8.5欧元的价格计算,每年可获得收益4745.4万欧元。该项目在中国的实施已成为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实现其削减温室气体控制目标的重要方式,而中国企业通过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和资金,也可以实现技术进步并提高能效。
4.各地纷纷建立市场化节能减排服务平台。自从2007年11月1日中国首个排污权交易中心在浙江嘉兴挂牌成立以来,目前中国已有12个省申请开展排污交易试点。京津沪三地先后成立排污权交易所,国家财政部、环境保护部拟启动江苏省太湖流域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权交易试点。
四、河北省实施市场化节能减排的基本策略
借鉴发达国家和兄弟省市经验,针对调研中河北省节能减排实践存在的问题和障碍,结合河北省相关政策基础,提出河北省实施市场化节能减排的基本策略。
1.建立完善的节能减排的市场准入机制。一是实施产业准入差别政策。通过实施产业差别政策,以增量优化带动存量调整。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技术含量高、劳动就业多的绿色产业,在工商、税收、融资、担保、上市、土地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支持、激励这些行业的市场进入。对于钢铁、水泥、化工、造纸等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产业,政府应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土地审批等切实可行的限制政策约束甚至禁止它们的市场进入。研究制定《河北省产业导向目录》,进一步提高环境准入门槛,把排污总量指标作为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二是进一步完善项目限批制度。在严格执行“八个不批”制度的基础上,抓紧制定完善系统的“项目限批”和“区域限批”制度。尽快研究制定完善的“项目限批”标准体系,对那些规模小、能耗高、污染重的中小企业项目,实行更加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防止污染企业跨地区转移。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的不同要求,提出环境准入配套政策,实施“区域限批”制度,推动环境管理向分类指导、分区推进的方向发展。三是探讨建立绿色产品消费的政府补贴制度。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制定系列绿色产品消费政府补贴制度。规定凡是进入河北省消费市场的获得相关认证的节能型家用电器、节水型厨卫洁具等绿色环保产品,都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财政补贴,鼓励节能产品顺利地进入市场,让广大消费者了解和接受。同时,加大市场上不符合国家能耗标准的假冒伪劣、低劣产品的清理力度,营造绿色市场。
2.探讨建立节能减排的市场交易机制。一是尽快建立绿色融资制度。鼓励省内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禁止、淘汰、限制、鼓励等不同类型企业的授信区别对待。对排污企业的流动资金及其一般项目投资贷款实行贷款额度限制和惩罚性高利率,引导资金和贷款流入促进节能减排事业的企业和机构,并从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和项目中适当撤离,从而实现资金的绿色、优化配置。实施资本市场“绿色推荐”制度,对环境友好型企业,在发行股票、债券等融资方面,优先推荐,给予多种便利条件和优惠措施。二是积极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培育发展能源服务公司,通过与有节能减排需求的企业签订减排技术和能源管理服务合同,负责融资并承担技术和财务风险,为客户实施和管理节能项目并在合同期内按合同规定与客户分享节能减排效益,以市场化的方式,企业间通过以合同能源管理机制为主要经营模式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实现合同双方的“双赢”。三是全面推行政府绿色采购机制。规定省市县各级政府及所有职能部门和财政负担的事业单位,在进行政府采购时,要优先选择那些符合国家绿色、节能标准的产品和服务,明确绿色采购比例下限,达不到比例的,通过核减财政拨款实施惩罚。四是探讨建立排污权交易机制。借鉴发达国家和兄弟省市经验,以电厂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为试点,在总量控制的情况下,分11个设区市逐步建立和完善可交易的排污许可制度,通过逐步减少排污许可证总量这一稀缺资源,进而强化排污许可证价格的市场机制作用,引导电力企业在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上下工夫,最终让电力企业在竞争中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3.进一步完善节能减排的市场退出机制。一是完善差别电价政策。进一步扩大差别电价政策覆盖范围,由钢铁、水泥等行业拓展到所有高耗能行业。加强高耗能企业的甄别工作,对河北省高耗能企业进行逐个甄别,避免遗漏,并向社会公告,接受社会监督。二是建立企业退出补偿机制。制定全省统一的污染企业退出财政补偿机制。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研究制定差别化的补偿标准。借鉴兄弟省市经验做法,在排污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推行“以大代小”、“以高代低”政策,实施退市企业排污权可买卖机制,提高污染企业退市积极性。三是建立产品动态退市机制。借鉴北京、上海等城市车辆排放管制经验,率先在河北省11个设区市设置城市小轿车排放标准限制政策,规定国Ⅲ及其以下标准的小轿车禁止在河北省设区城市销售,分两个阶段执行国家第四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
五、推进市场化节能减排的保障措施
1.完善相关法规。抓紧研究制(修)订《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条例》、《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修订)、《节能监察管理办法》等配套法律规范,加快建立和完善节能产品认证管理制度。进一步修订完善《河北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试行)》。增加许可证交易规范等相关内容,赋予排污许可的排污费经济内涵,使排污权与排污费相结合,明确排污许可的产权性质。研究制定《河北省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为排污权交易试点实施提供法律依据。
2.转变政府职能。一方面要减少直接的行政干预,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必须学会运用法律手段、财税手段和价格杠杆,管理和影响市场主体的节能减排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命令干预,培育和完善排污权交易的市场机制,为企业进行交易提供良好的交易平台。另一方面要健全监督管理机制,严格监督管理。进一步提高对污染源的监测技术手段,完善监测信息系统,对企业的排污情况进行准确实时监测。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制定地区性的管理规则,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对节能减排市场行为进行严格公正的监督管理。
3.健全服务体系。一是建立市场化节能减排的信息服务网络。以计算机网络为平台,尽快在所有重点监控企业安装布点先进的在线连续监测设备,并与环保局连成网络,建立能耗、排放跟踪系统、审核调整系统,实现实时监控,加强污染源的在线监测。二是建立市场化节能减排的中介服务体系。制定优惠政策,扶持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发展,搭建合同能源管理推广平台,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尽快筹划建立排污权交易中心,实现河北省排污权市场化配置,提高节能减排效益。构筑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服务平台,为河北省CDm项目业主设计有针对性的融资方案,促进碳交易,实现地方政府和企业寻求以最低成本实现节能减排、发展节能减排技术并引进战略投资的目标。三是加强市场化节能减排的金融服务创新。通过贴息等方式鼓励银行等金融服务组织加大对通过认证的清洁生产企业和循环经济型企业的受信倾斜力度,扩大节能减排项目的信贷规模,提供混合贷款、银团贷款、资产证券化、股票、债券和项目融资等多种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服务。
4.构建宣传体系。建立节能减排宣传教育的长效机制。由河北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河北省发改委、环保局、教育局、科技局、建设厅、交通厅、商务厅、农委、广播电视局等相关职能部门,成立节能减排宣传组织机构。明确分工,多种渠道、多种方式,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节能减排宣传教育活动。建立多元化宣传网络。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新闻媒体进行宣传,各部门、各单位要积极投稿,使新闻单位拥有充足稿源。通过互联网、板报、标语、演出、职工知识问答、少年科技竞赛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形成节约能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社会氛围。建立专门的节能减排宣传网,构筑节能减排信息和技术公开交流平台,进一步公开环境信息,完善官方网站和环保公众网的信息披露机制和公众互动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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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SuggestionadvancingtheHebeiprovincemarketization
SavingenergyandReducingpollutantemission
miaomeng
(BusinessSchool,HebeinormalUniversity,Shijiazhuang050051,China)
双减政策的优点和缺点篇6
关键词：低碳经济；激励理论；庇古税；碳税
一、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
（一）福利经济学理论
从理论上讲，在资源环境领域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环境资源属于共有资源，会产生“公共地悲剧（tragedyofthecommons）”；另一方面，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即厂商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与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属于公益事业）。而经济主体出于追求个人利益的需求，不愿意主动为其付费，都想成为“免费搭车者（freeriders）”，这就使政府介入资源环境领域成为必然。而税收作为市场经济下最主要的经济杠杆之一，对负外部性问题有最直接、有效的调节作用。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pigou，1920）在其《福利经济学》（welfareeconomics）中建议，应当根据污染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征税，用税收来弥补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使二者达到平衡，这种税也被称为“庇古税（pigouivaintax）”。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
发展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永恒主题。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其基本特点是需要、限制和公平，具体包括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全球五个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人类正处于从工业文明走向现代新文明的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思想在环境与发展理念的不断更新中逐步形成。“可持续性”最初应用于林业和渔业，指的是保持林业和渔业资源延续不断的一种管理战略。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karson）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初步揭示了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1972年，罗马俱乐部（theclubofrome）提交的《增长的极限》所阐述的“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为孕育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萌芽提供了土壤。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正式吹响了人类共同向环境问题挑战的进军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实现了人类有关环境与发展思想的重要飞跃。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通过《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名《地球宪章》）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以及各国政府代表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国际文件及有关国际公约以后，可持续发展得到世界最广泛和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
（三）激励理论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分工与交易的出现带来了激励问题。激励理论是行为科学中用于处理需要、动机、目标和行为四者之间关系的核心理论，是业绩评价理论的重要依据。行为科学认为，人的动机来自需要，由需要确定人们的行为目标，激励则作用于人内心活动，激发、驱动和强化人的行为。从政府角度讲，政府以游戏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身份，依据所掌握的政策性资源和财力资源，激励低碳经济发展。目前，我国基本上是采取财政拨款、投融资、税式支出、产权交易等常规政策激励低碳经济发展。例如，2007年我国中央财政安排235亿元，2008年增加到418亿元用于支持节能减排，2009年推动节能减排支出567.47亿元。目前，在农村实行的“以奖促治”政策带动了农村环保工作的广泛开展。2009年中央财政设立农村环保专项资金，投入15亿元，支持2160多个村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示范建设，带动地方投资达25亿元，直接受益农民达1300万人。在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和出口退税方面进一步明确促进推行节能减排的措施。
（四）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目前，世界经济还处于后金融危机时期，以低碳产业、清洁能源、环保产业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却在我国显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在其迅速成长的背后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推进节能减排，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2009年，国家通过出台多项财税和金融措施，在危机中找寻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中国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如国家财税部门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税率，取消了公路养路费等六项收费；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补贴消费者，鼓励企业生产、研发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不断加大对光电建筑应用示范工程的资金补助。全国财政新能源与节能减排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将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与建立中长期新兴产业发展机制结合起来，着力支持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0年经济工作将重点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工夫”，强调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在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同时，将坚决管住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二、我国现行低碳税（费）政策简析
（一）低碳税收政策
我国现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鼓励和支持环保设备（产品）、投资的税收政策。其具体内容包括：一是企业技术改造项目使用《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产品）目录》（2007修订版）中的国产设备，享受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二是企业使用《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产品）目录》中的国产设备，经企业提出申请，报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可实行加速折旧。三是对专门生产目录内设备（产品）的企业，在符合独立核算、能独立计算盈亏的条件下，其年度净收入在50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2.对节能、污染防治、环保技术转让的税收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通过流转税规制设计引导，包括消费税（成品油、小汽车、摩托车、游艇、汽车轮胎、汽油、柴油等，含铅汽油1.4元/升，无铅汽油、石脑油、溶剂油、润滑油1元/升，柴油、燃料油和航空煤油0.8元/升；低污染排放小轿车、越野车和小客车减征30%的消费税）、增值税（对煤矸石、粉煤灰等废渣生产建材产品，免征增值税；对油母页岩炼油、垃圾发电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资源税（原油14~30元，天然气7~15元，煤炭0.3~8元），环境效果并不明显。二是所得税政策，如利用“三废”为主要原料进行生产，减免企业所得税。凡经国家环保总局通过招标确定需要淘汰消耗臭氧物质生产线企业取得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1991年6月14日，中国正式加入修正后的《议定书》）多边基金的赠款免征企业所得税，对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取得的指定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纳税人向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捐赠，可按税收规定的比例在所得税前扣除；对“中华环境奖”获奖者和提名奖获得者所得奖金，免征个人所得税。对外商提供节约能源和防治污染方面的专有技术，如技术先进、条件优惠，其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免征所得税。
3.支持环保事业的税收政策。具体包括：一是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环保部门自用的房产、土地、车船，免征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税。二是环保部门使用的各种洒水车、垃圾车船，免征车船使用税。
（二）现行排污收费政策
我国早在1978年就提出实行排放污染物收费制度。目前，我国征收的排污费主要包括废气排污费、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排污费和噪声超标排污费和污水排污费四大项。对机动车、飞机、船舶等流动污染暂不征收排污费、噪声超标排污费。排污费的计算简单地说有两种方式：废气排污费和污水排污费根据排放污的浓度、数量折算成标准“污染当量”，并按实际排放的污染当量定额征收。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排污费则直接按污染物排放量征收。
（三）涉碳税费政策的缺陷
近年来，我国采取了“奖限结合”、“以奖促治”等措施，形成了鼓励保护环境、限制污染的鲜明政策导向。但现行的涉碳税费政策还存在诸多欠缺，主要表现在：
1.税种的针对性不强。与国外相比，我国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此类税种在环境税制中应处于主体地位，它的缺位既限制了税收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用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来源。
2.排污收费制度存在自身不足。如未涉及所有污染环境行为、征收额度过低、缺少激励机制、随意性过大等。由于立法层次低、权威性差，环保部门在征收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普遍存在。
3.现行税费政策调节力度不够。一是资源税、消费税、车船使用税等相关条款各自独立、互不衔接，难以形成合力。二是征收范围过窄、税额设置不合理。三是许多危害环境的消费品如一次性包装物、杀虫剂等制品并未纳入征收范围。
4.现行税费政策缺乏灵活性。现行税种的税收优惠措施形式比较单一，仅限于减税和免税，受益面比较窄，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而国际上通行的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行之有效的税收优惠方式应用不多。
三、国外低碳的税收政策与经验借鉴
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征收排污税、能源税、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有针对性的税种等，据统计，目前oecd成员国与环境有关的税收收入己经占到总税收收入的3.8%~11.2%，占到gdp的1%~4.5%。尽管各国开征的具体税种不尽相同，但从性质分析，大体分为以下几类。
（一）对废气课税
废气税是对向大气中排放废气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主要包括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和氮氧化物税。
1.二氧化硫税，也称硫税。二氧化硫（so2）是造成酸雨的主要污染物，对人类危害很大。早在1972年美国就开征了二氧化硫税，美国税法规定，so2浓度达到一级和二级标准的地区，每排放一磅硫分别课税15美分和10美分，以促使生产者安装污染控制设备，同时转向使用含硫量低的燃料。丹麦、法国、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在20世纪90年代也开征了此税。从征收内容看，有按so2排放量征收的，也有按含硫量的不同直接对含硫能源产品征收的。
2.二氧化碳税。co2排放是引起全球升温的主要因素，co2税是为控制co2的排放而征收的一种环境税，co2税的实际征收往往是对煤、石油、天然气等燃料按含碳量设计税率征收，而不是直接对co2的排放征收。co2税最早于1990年由芬兰开征，其计税依据为co2的排放量及浓度。目前欧盟也引入了该税（全称为碳能源税，简称碳税），这也是欧盟层次上唯一的一个环境税种。这种碳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鼓励减少使用矿物燃料，尤其是含碳量高的燃料，从而减少co2的排放。
3.氮氧化物税（nox）。亦称氮税，是对氮氧化物的排放征收的污染税。目前法国、瑞典、意大利等国都按排放量征收此税。
（二）增设优惠措施
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众多政策中，税收政策仍是发达国家最为依赖的手段。根据政策所要达到效果的不同，发达国家低碳税收政策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如旨在鼓励市场主体进行能效投资、节能技术研发、新能源投资的税收减免等；二是抑制高碳生产、消费行为的税收政策，如旨在提高能源使用成本，鼓励节能降耗，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能源税、碳税等。在税收优惠方面主要有：一是鼓励企业增加对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研究开发费用，给予税收抵免、直接减免等优惠，如美国。二是对企业购置或制造用于防治污染或废物处理的设备给予加速折旧，如德国、日本。三是鼓励企业进行废弃物再利用，给予税收抵免、减免税等优惠，如芬兰、美国。四是鼓励增加对环保、节能的投资，给予税收抵免、减免税等优惠，如荷兰、美国、荷兰、德国都规定了环境税税收减免项目和环境税返返还项目。
（三）几点启示
发达国家在促进经济低碳化发展过程中重视与运用碳税或能源税，并秉持税收“中性”原则。一是设立专门税种。以碳税为例，自从1990年芬兰在全球率先开征碳税以来，丹麦、挪威、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德国以及英国、日本等相继开征了碳税或类似的税种（气候变化税、生态税、环境税或能源税等）。二是税收专款专用。对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征收碳税或能源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能效，降低能耗，因此在使用上一般都具有定向性或专款专用的性质。三是税制调整绿色化。为了促进经济的低碳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施了税制的“绿色化”改革，目的是使税制从整体上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如丹麦、芬兰、法国的环境税制保证了环保的支出需要。
四、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确保税收新政落实到位
2009年5月，环境保护部《“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名录（2009年）》（简称“‘双高’产品名录”），含290余种产品。财政部和商务部根据名录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加工贸易政策，对遏制这些产品出口、减轻环境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为抑制“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从2007年4月至2008年6月，我国先后4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主要是取消“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降低容易引起贸易摩擦、附加值较低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有利于减少贸易顺差，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同时，国家安监总局和银监会专门转发“双高”产品名录，进一步夯实了低碳经济政策的基础。“双高”产品名录要及时更新，各相关职能部门要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同时，进一步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如对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项目所得，可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符合条件的环保、节能、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该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4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等。
（二）可以考虑对碳排放课税
碳税是目前专家研究的热门话题，通俗地讲，即根据能源含碳密度征税，碳密度高的税率高，碳密度低的税率低，从生产和消费环节，提倡使用低碳能源和减少能源使用，通过成本制约引领低碳经济发展。如对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化石燃料燃烧向自然环境中直接排放co2的单位和个人课税，根据煤炭、天然气和成品油的消耗量征收，每吨co2排放征税5-10元，①制定合理的税收减免与返还机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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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优点和缺点篇7
关键词:“5·12”地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市发上了历史上罕见的8.0级大地震。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以及近期国内发生的严重雪灾,这次地震的发上无疑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去年防通胀、防过热“双防”背景下确立的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现在显露微调的可能。如何打好“稳健财政从紧货币”这张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问题成为影响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不时出现膨胀或紧缩缺口,只有采取权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业务卖出债券、提高再贴现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来抑制投资,降低总需求,从而消除膨胀缺口;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设、降低税收等来拉动经济复苏。这就是着名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相机抉择性质的,这种模式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借鉴作用。而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协调配合,采取不同的协调模式,才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相机选择的主要内容。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松”政策配合模式。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政策。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1]。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我国理论界学者关于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阶段划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85年到1997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三是从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4年至今。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2]。
三、“5·12”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来看,此次地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但据官方数据显示此次地震灾区总人口在5000万左右,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大,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主要是对我国控制物价不利,此次大灾将推高粮食与生猪供应紧张和价格的预期。地震可能会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今年前四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点附近。4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猪肉生产省份和第五大粮食生产省份。地震的发生,或许会使已经很高的粮食价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动,从而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造成进一步压力。其次,可能对我国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影响国民经济的准确数字,具体的测算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西部是我国的产粮区,这次地震对局部的影响又相当大,因此对当地的生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灾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主要在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在抗震救灾是当前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现“普涨”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意义更显突出。而流动性管理、维护物价稳定、稳定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多重调控目标已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牵制,因此抗震救灾、稳定物价的重心应主要落在财政政策身上。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加快救灾和灾后恢复,将地震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财力的前提下,对部分区域或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减免,为维持物价和经济稳定买单,这样才能把缓解货币政策的压力走出目前的瓶颈,有效控制过剩流动性等总量问题。
首先,抗震救灾是当前财政政策最需发力的领域。只有迅速调拨财力、保障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灾过程中,必须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及时制定和部署灾后重建的一些税收优惠等。其次,四川拥有电力、天然气等优势资源,但这些相关企业的总部并不在本省,导致本地税收收入流向总部所在地政府。企业所得税政策应立即进行调整,将灾区企业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全部留给当地政府,以增强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价上涨,特别是在防止价格上涨趋势由食品向非食品的传导中,财政政策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四川向外输出的猪肉约占全国消费的4%,地震短期内可能导致调出猪肉减少,物价水平可能会因部分商品供给的减少而抬头。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受灾地区实行区域税
收优惠,这样,既可以鼓励当地企业生产自救,又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达到抑制物价上涨的目的。最后,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出现的波动,财税政策也应未雨绸缪。南方雪灾和“5·12”大地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灾区重建需投入大量资金,这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提供了良机。增值税转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税转型将大大降低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升级的投入成本。
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首先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筹集财政资金[6]。因此,针对目前举国全力抗震救灾的形势,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用于地震灾区灾民安置和重建。近几年,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20.9%。2008年,中央财政减少了赤字规模,赤字率将下降至0.7%[4]。中央财政第一季度收入实际增长远高出年度预算增长,目前赤字率和债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财政状况良好,不仅可动用财力充裕,而且有较大的减税和发债空间。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债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公开市场业务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金融当局未来政策之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将利率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目标。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已经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并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与央行相关政策相配合,应为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分担灾区金融机构风险,鼓励灾区金融机构放贷。可以选择的一项政策是降低灾区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金融机构征收5%的营业税,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税负明显偏重[7]。给与地震灾区金融机构降低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支持灾区融机构积极参与救灾和重建,也为下一步营业税改革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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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经网.“经济震波”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支持救灾[eB/oL]..cn/20080519/63589.shtml.
[5]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9.
双减政策的优点和缺点篇8
3月5日国务院总理做《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各种政策红包让人应接不暇。一、补短板、惠民生：从政策框架来看，“补短板”和“惠民生”分别属于两个层面的内容，“补短板”是近两年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惠民生”则属于传统的“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内容之一，但实际上两者有极高的重合度，本质上都是通过出台惠民政策，让居民和企业感受到实惠，一方面改善居民和企业的幸福指数；另一方面促进消费、生产和投资。2017年惠民生政策中主要包括十大要点，其中1-7条为狭义惠民七大方面，8-10条分别为农业、生态、双创惠民政策。1.大力促进就业创业，完善就业政策，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2.办好公平优质教育，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政策，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办学差距。3.推m健康中国建设，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扩大用药保障范围，提高保障水平。4.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稳步提高优抚、社会救助标准，实施好临时救助制度，加大精准扶贫力度。5.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力推动全民阅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6.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加强城乡社区治理，改革完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依法推进公益和慈善事业健康发展。7.人命关天，安全至上，加强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地震、气象、测绘、地质等工作。必须持之以恒抓好安全生产。8.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互促共进。9.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加快改善生态环境，特别是空气质量。10.给予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支持高校众创，以及降低居民通讯费用，扩大小微企业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的范围。二、落实税收优惠、科研激励、众创空间政策，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有关政策如下：1.切实落实高校和科研院所自，落实股权期权和分红等激励政策，落实科研经费和项目管理制度改革。2.新建一批“双创”示范基地，鼓励大企业和科研院所、高校设立专业化众创空间，加强对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支持，打造面向大众的“双创”全程服务体系。3.扩大小微企业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的范围，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三、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加强现代农业建设。三农问题将着重在以下四个方面：1.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发展生产，支持主产区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拓展产业链价值链，打造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2.加强现代农业建设，加快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创建，打造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和现代农业产业园。3.深化农村改革，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4.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包括农村公路建设、供电服务、农村通光纤、饮水安全供水保证率、危房改造等。四、打好“蓝天保卫战”，强调空气治理，政策主要包括源头控制、应急对策、问责机制三大部分。源头控制上，几乎囊括了所有对空气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调控：冬季取暖要清洁、燃煤发电要超低排放、再生能源技术研发、治理污染行业、尾气污染控制等；应急对策上，主要是要建立雾霾形成后减小对居民身体危害的应对机制；问责机制上，如果监管缺位，可能所有的政策都将无法推行。五、“惠民”更实在，主要包括：1.就业：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2017年高校毕业生795万人，再创历史新高，要实施好就业促进、创业引领、基层成长等计划；2.医疗：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由每人每年420元提高到450元；分级诊疗试点和家庭签约服务扩大到85%以上地市；3.农业：推进土地整治，大力改造中低产田，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000万亩；2017年在13个粮食主产省选择部分县市，对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实施大灾保险；4.扶贫：新建改建农村公路20万公里；完成3万个行政村通光纤；要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2017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完成易地扶贫搬迁340万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长30%以上；5.生态：2017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分别下降3%；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完成以电代煤、以气代煤300万户以上；加大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力度，东中部地区要分别于今明两年完成，西部地区于2020年完成；完成退耕还林还草1200万亩以上；6.双创：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由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7.通讯费：2017年网络提速降费要迈出更大步伐，年内全部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
双减政策的优点和缺点篇9
关键词 海外投资；纳税义务；税收优惠；政策导向
中图分类号 F830.5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2－0156－03
作者简介 李珂，湖南商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财政税收政策。(湖南 长沙 410205)
我国已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外汇储备迅猛增加，2007年底已达到1.5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国内出现相对的资本过剩。同时，经济快速增长使能源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外市场竞争加剧，与美国、欧盟等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我国企业试图到海外直接投资，寻求新的发展空间。
一、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支持
p.J.巴克莱和m.卡森(p.J.Buckleyandm.Casson，1976)内部理论认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需要有发达的中间产品市场，但有些产品(特别是知识品)的外部市场是不完全的。外部市场的不完全给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不利影响，导致企业交易成本上升，这促使企业将市场向内部转移，在企业内部交易，以降低外部市场不完全给企业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当企业超越国界，在国际范围内建立内部市场时，也就是企业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形成跨国公司的过程。
劳尔(sanjayaLall，i983)的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将成熟技术和生产工艺的应用过程中包含了自己的创新，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特定优势，因而具备对外直接投资条件。
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加大了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力度。从我国当前海外投资企业的税收负担分析，现行的促进海外投资的税收政策存在较多的问题。为了促进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应该给予企业更多的税收优惠，完善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促进体系。
二、我国海外投资企业的纳税义务及现行税收优惠政策
(一)纳税义务
通常所说的海外投资，主要是指国际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国企业或个人在另一国企业中拥有全部或一部分经营管理权的投资。国际直接投资涉及到居住国与东道国的纳税义务主要是所得税。一国的投资者到海外投资办企业，首先面临的是东道国的公司所得税，企业缴纳东道国的公司所得税后，将税后利润作为股息和红利支付给居住国的投资者时，东道国还要对这部分分配利润课征股息预提税。这笔国外投资所得汇回居住国后，从法律意义上还应负担居住国的所得税。这样，跨国投资要负担东道国的企业所得税、预提税和居住国企业所得税共三笔税款。不过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资、发达国家为了鼓励对外投资，会给予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企业是否负担这三笔税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目前，我国实行居民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对居民企业来自于境外的投资所得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我国现行对境外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
1、境外投资所得在境外已纳税款的扣除。依照国际惯例，大部分国家行使居民管辖权和来源地管辖权，对于跨国直接投资，既要负担东道国的所得税，又要负担居住国的所得税，形成双重征税。对跨国投资的双重征税，不利于资本在全球的流动。国际上避免双重征税的方法有四种：免税法、扣除法、减免法、抵免法。为了鼓励企业到境外发展，减轻境外投资企业的税负，避免国际间对同一所得重复征税，我国税法实行抵免法，规定允许企业将其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从它应向本国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中扣除。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款是指纳税人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款，不包括减免税款或纳税后又得到补偿，以及由他人代为承担的税款。我国的税法实行限额扣除，即对境外已纳税款进行扣除时，其扣除额不得超过其境外所得依照中国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
2、对外缔结税收协定。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我国先后与日本、美国、法国、英国等签订了税收协定。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常是资本输出国，为了吸引外资和引进技术，比较注重收入来源国优先征税的权利，能够在协定的基础上保障我国的税收权益。从我国现已签订的税收协定看，与发达国家基本上都给予税收饶让抵免，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税收协议中，只要双方都同意给予税收饶让，我国也会承担税收饶让的义务。不过近几年，我国与尼日利亚、卡塔尔等发展中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中都没有税收饶让这一内容。
(三)现行税收政策存在的缺陷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税收优惠看，现行政策存在两大方面的问题：
一是缺乏系统的税收促进体系。对企业“走出去”到境外投资的税收促进和保护政策少且零散。在国内税法中，只有为了免除国际间的双重征税，按照限额扣除法对境外投资企业在境外已纳税款给予抵免。其实这种抵免法也是国际惯例，目前，大部分国家都采用限额抵免法减除国际双重征税。在与其他国家签订税收协定时，更多考虑收入来源地的税收利益，而对企业“走出去”发展所涉及的对居住地的税收利益保障机制则相对忽视。
二是没有明确的政策导向，优惠形式单一，支持力度不够。我国在税收政策上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既没有体现在投资产业上的区别，也没有体现在投资地区、投资形式上的政策导向。从税收支持的方式看，主要就是税收抵免，形式比较单一，没有采取国际上通用的国际投资储备金制度等形式的税收支持，为跨国投资纳税人的税收服务也表现得滞后，无论是在为纳税人提供税收信息方面，还是为纳税人在投资国提供税收权益的保障方面，都没有形成一套规范的制度体系。
三、国外促进境外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
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为了鼓励本国企业到国外投资，纷纷出台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近年来，发展中国家也比较注重税收政策对海外投资的支持。
(一)发达国家的税收扶持政策。荷兰是全球最主要的海外投资国之一，2005年其海外投资1190亿美元，居全球第一。这与荷兰是发达国家、资金比较雄厚有关外，其支持海外投资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也起到一定的作用。首先荷兰已与40多个国家缔结了国际税收协定，一些国家如丹麦、意大利、挪威、瑞典和新加坡等对本国公司向荷兰居民公司支付利息免征预提税，还有许多国家如美国、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等对向荷兰居民公司支付的股息只征5％的预提税。荷兰向在本国居民公司实质性参股的丹麦、芬兰、爱尔兰、马来西亚、挪威、波兰、新加坡、瑞典和瑞士等国的居民公司支付的股息也免征预提税，对比利时、法国、德国、匈牙利、南非、英国和美国等国的居民公司支付的股息只征收5％的预提税。其次，荷兰有参与免税的规定，如果本国公司拥有外国公司
5％以上的股权，而且外国公司所在国课征与荷兰公司所得税相似的税收，本国公司来自外国公司的股息就可在荷兰免征公司所得税。
法国是世界主要境外投资国，法国境外投资的发展轨迹与全球投资走势基本一致。2005年，法国境外投资额达1160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法国境外投资的特点比较明显：首先，从地区分布看，法国境外投资集中在欧盟和北美，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投资规模很少。从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占法国境外投资总量的60％。法国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长期奉行保护和扶持政策，运用的主要财税政策支持手段为税收优惠，其税收优惠手段包括：开展对外投资的企业开办前4年有亏损时，可在应税收入中免税提取准备金，在10年内再把准备金按比例逐年纳入应税收入。财务合并制，跨国公司可将其全球投资损益合并计人财务报表。延期纳税，所有企业经批准，可分别按照其境外股本投资总额的50％和100％，在5年内减少其母公司在国内纳税的税基，从第6年开始逐年增加，向国家补税。除提供税收优惠外，法国还提供多种财政支持。
(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政策。韩国为支持对外资源的开发，制定专门优惠措施，从国库补助金和海外资源开发基金中拨出援助金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提供初始投资和流动资金，并提供税收优惠，具体包括亏损提留、国外收入所得税信贷和资源开发项目东道国红利所得税减让甚至完全免税等政策。1993年规定企业在海外发展业务可享受10年免交所得税的优惠，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可享受双重减税优惠。同时，韩国还负责向企业提供海外投资的各种咨询服务。
四、完善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税收政策的具体措施
(一)加大税收优惠的力度。经历了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动程度不断加深，国民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也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已具备了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基础条件。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如果政府能够为我国拥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企业提供贸易投资便利和加大鼓励力度，将会进一步强化我国企业的竞争优势。
税收作为投资的一个重要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着社会的投资方向和规模，各市场主体在其他市场条件和环境相同的情况下开展竞争时，税收负担的轻重和税收优惠的多少自然成为影响投资抉择的重要因素。若国家通过税收政策给予海外投资企业较多的税收优惠，使其承担较轻的税收负担，增加了投资者的税后利润和投资收益时，便会保护和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从而带动海外投资的增加。
(二)完善税收促进体系，采取多样的税收优惠政策手段。针对我国现行促进境外投资的税收政策少且零散、单一的问题，应借鉴国外经验，逐步完善税收促进体系，采取灵活、多样的税收优惠手段。
首先，健全海外投资税收法律体系。从国际税收实践看，发达国家均有一套较为完整的海外投资税收法律体系，对海外投资税收所涉及的投资区域、投资产业、投资所得、税收优惠等各方面的税收问题进行统一、规范调整。我国应制定《税收促进海外投资发展的条例》，将零散的海外投资的税收政策进行规范、总结。同时，根据经济发展和对外投资的需求灵活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国内企业的海外投资。
其次，采取灵活、多样的税收优惠手段。我国鼓励企业海外投资的税收优惠仅限于外国已纳税额的抵免及与一些国家签订的国际税收协定，且国际税收协定大部分是为了吸引外资，涉及到海外投资的较少。可以考虑在避免国际双重征税的前提下，区别我国海外投资的投资规模、获利能力、投资地区和行业，经营时间长短等具体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税收优惠措施。
一是准许投资企业提取税收准备金。发达国家对此运用较为普遍。在海外的投资企业开办初期，由于前期投资较多，产品推广需要一定的时间，出现亏损的情况较多。应该允许本国投资企业在国内的应税收人中免税提取准备金，相当于弥补海外投资的亏损。为了防止企业通过该税收优惠避税，规定在5－10年内将提取的免税准备金按比例逐年纳入应税收入中。
二是直接减免海外投资企业来源于东道国投资所得的所得税。例如，韩国及马来西亚都减免海外投资企业5－10年的企业所得税。针对我国企业综合实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也应给予5－10年所得税减免期限。
三是延期纳税。可按照其境外股本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5年内减少其母公司在国内纳税的税基，从第6年开始逐年增加，向国家补税。相当于投资企业从国家获得一笔无息贷款，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也有国家比如美国曾采取推迟课税的方法，海外投资企业在国外的投资所得，如果不汇回本国，该所得暂时免税，待所得汇回本国时计税。推迟课税容易被跨国企业利用进行国际避税，只有少数国家采用。
双减政策的优点和缺点篇10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广东省产业转移工业园区的规划现状，挖掘其规划上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相对应的策略，以提高广东省产业转移工业园的规划管理绩效，使其规划更加合理。
关键词：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问题对策
产业转移工业园的规划现状
（一）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分布状况
至2008年底，广东省现有的产业转移工业园达70余个，珠三角产业转移园主要集中在惠州和肇庆，共8个；粤西地区的产业转移园分布在茂名、湛江、阳江、云浮，共19个；粤东地区的产业转移园主要分布在汕头、揭阳、潮州、汕尾，共6个；粤北及山区的产业转移园主要集中在清远、韶关、梅州、河源，共37个。其中产业转移园最多的是梅州，共12个，其次是清远和韶关共9个，最少的是汕头和潮州各1个。在这些产业转移工业园中，经广东省认定的有26家。综观目前广东省产业转移工业园，其合作开发模式有四种：山区或东西两翼政府方投资型；双方政府共同投资型；珠三角方企业投资型；珠三角方政府投资型。
（二）产业转移工业园的需求和供给
表1是广东省部分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建设指标。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外销转内销税收留成构成其需求驱动力；企业迫于生计、政府产业转移、“双转移”是其需求驱动者；需求热点地区为：珠三角有惠州、肇庆，粤西有茂名、湛江、阳江、云浮，粤东有汕头、揭阳、潮州、汕尾，粤北及山区有清远、韶关、梅州、河源。
产业转移工业园的规划问题
（一）选址不合理
近年来，广东省政府致力于积极推进“双转移”政策，各地政府和企业也纷纷响应，想抓住机遇发展各自的区域经济，但在规划过程中缺乏全局观念，产业转移工业园的不合理选址，使得园区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例如四会的南江电镀工业园区选址在北江边，是广东省肇庆、佛山等地饮用水源保护的敏感地带，若选在江北边，则对肇庆、佛山等地的水源造成影响，考虑到江北下游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广东省政府相关部门要求其停产搬迁。
（二）区位布局不科学
由于各地政府和企业的盲目跟风，没有分析自身的优势，使得产业转移工业园出现“遍地开花”的局面。东西两翼及山区中不少地方一哄而上，到处筹建工业园区，缺乏宏观规划，导致园区之间、区域之间重复布局、重复建设，由此而产生的土地问题尤为突出。“圈地”现象、合理而不合法的征用土地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使得园区开发后续用地指标不足。
（三）产业定位不明确
东西两翼及山区都地处偏远，交通、通讯等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但很多产业转移工业园并没有根据自身优势和特点，因地制宜地发展产业，而是全面撒网、一把抓，陷入了产业越多越广就越好的误区。同时，由于合作模式松散，使得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合作双方定位不准，优势没有发挥。有些产业转移工业园因起步低出现饥不择食的现象，引进了一些资源消耗大、经济效益差、工艺落后、环境污染较大的项目，这对环境也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
产业转移工业园的规划对策
（一）边界选址具有可行性
产业转移工业园本身就是一种跨区域合作的方式，相邻地区间合作，在地区边界共建产业转移工业园，或成为未来产业转移园选址新的出发点。一是可以减少对工业用地的压力；二是可以集中两地优势资源以降低建设成本；三是相邻地区共建产业转移工业园比较容易形成规模效应，而规模化发展也正是产业转移工业园的走向之一。
（二）以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注重整体布局
政府在规划产业转移工业园时要特别注意整体布局和长远利益，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优势和特色科学地进行区位布局，园区规模、园区形象、综合效益等因素都要列入规划范围之内。另外，政府还应制定土地利用相关有效政策和策略，如“无地招商”的工业园区引资策略、调高土地工业用地基准价格和用地门槛、坚持集约用地，合理安排用地指标，防止“圈地”现象等，从而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
（三）因地制宜并科学筛选园区产业
政府在进行园区产业定位时要特别重视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以培植自身优势产业为目标，通过产业培植把资源优势变为产业优势。为了获得更好的环境效益，产业转移工业园在规划时应重视生态环境，防止自然资源的浪费，不搞圈地运动，不盲目追求园区面积和规模。
参考文献：
1.潘晓闻.谈谈产业转移工业园区建设的环境问题.茂名日报，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