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下的措施篇1
关键词：环境税；环境改善；社会福利；环境补贴；财政收入
中图分类号：F810.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4-0046-09
从环境税在各国的实施情况来看，欧盟各国实施环境税的现象较为普遍。此外，由于经合组织(oeCD)对环境税制的大力推广，环境税制度在oeCD国家也受到重视。随着oeCD向别国推销环境税制度，意欲制定环境税的国家越来越多。环境税之所以受到各国的青睐，是因为人们认为经济规制手段是保护环境的最佳方法。但是，正如美国大法官史格里亚(Scalia)所说：“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经济规制都会使得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受益，而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失。”环境税也不能例外。比如，环境税通常会导致环境税负难以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实现公平负担。
正是由于环境税所具有的弊端，导致环境税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与环境税在理论上受人青睐不同，环境税在实践中的表现并不理想。经济学家试图用“双重红利”理论来缓和环境税理论与环境税实践的背离，期待用它来增加政策制定者采用环境税制度的信心。在我国制定环境税的过程中，学者也经常将“双重红利”作为主张我国制定环境税的理论基础。但是，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在国外早已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相比之下，我国学界对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鲜有质疑之声，本文希望对此有所贡献。当然，本文的目的不是纯粹为了质疑而质疑，而是希望借此激起更多的有关环境税的理性探讨。比如，从促使全民环保意识的提高和推动我国环保产业的迅速发展来看，环境税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不同的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对环境税的制定所要求的要素不同，如在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并不存在的情况下，制定环境税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要远远多于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确实存在的情况。因此，对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进行理性探讨，或许更加有助于环境税制的建构。
一、“双重红利”理论的沿革及其内涵
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当时德国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失业问题。环境和就业对每个社会来说都至关重要，有人认为环境税可以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这就是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的雏形。1983年，宾斯温格等人在其著作《无环境破坏的就业》中第一次提出了这种理论，并且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准确的阐述。按照“双重红利”理论，针对环境破坏行为(如资源浪费、污染和交通拥堵)的税收不仅不会扭曲经济决策，而且可以纠正现有的经济扭曲。针对导致环境污染的行为进行征税，不仅比针对生产增值(valueadded)或收入征税更有效率，而且可以创设一个能够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财政体制，同时改善环境品质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标准。虽然“双重红利”理论最早起源于德国，但是，大卫・皮尔斯(Davidpearce)或许是使用“双重红利”术语的第一人。大卫・皮尔斯认为：“政府应该采用财政中性的碳税，并用这些财政收入去减轻那些扭曲性税收，比如所得税或者公司税。有关遵守‘碳协定’实施措施的政治辩论应该充分考虑污染税所具有的‘双重红利’(doubledividend)特征。”
根据“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可以控制污染行为，从而实现改善环境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环境税第一红利(firstdividend)。其次，环境税通常能够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这些财政收入用来改善环境品质或者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因此，有人认为环境税是比传统财政收入来源更好的财政收入来源方式。当环境税收入被投入到改善环境品质之外的领域时，即将环境税收入用来减少现行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制度扭曲时可以带来更多的好处，从而使得社会获得所谓的第二红利(seconddividend)。除了环境税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环境污染控制方式之外，它还被认为是比传统的财政收入方式更好的财政取得方式。所以，人们通常认为“双重红利”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按照“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制度不仅使得整个税收体系变绿，而且在解决环境问题不会与其他社会政策相冲突，如不会与有关安全、就业水平的政策相冲突。从最佳征税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向“不良行为”(bads)征税，而不是向“良好行为”(goods)征税。诸如环境污染之类的行为当然属于“不良行为”之列，而人们的劳动显然属于“良好行为”之列。但是，现行的税制不仅忽视了“不良行为”，而且有惩罚“良好行为”的现象。比如，向劳动力征税会导致资源的过分使用，会导致失业。正是由于针对资本和劳动力的税收太高，医疗和教育的成本才如此之高。相反，环境税制度不仅能够惩罚“不良行为”，即增加环境污染者的财政负担，而且可以激励“良好行为”，即通过减少所得税和资本税的方式，增加工作机会和提高工资。
高尔达(Goulder)将现有的“双重红利”理论分为三种：一是弱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二是中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三是强性的“双重红利”理论。弱性的“双重红利”理论认为，将环境税的收入用来削减扭曲性税收比随意地使用环境税更佳。中性的“双重红利”理论认为，现行的税制体系被扭曲的程度如此严重，以致从现行税制向环境税制过渡，将会极大地降低税收的额外负担。强性“双重红利”理论认为，环境税替代一定类型的现行税制会降低现行税制的额外负担。弱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主张环境税的专用，即用于削减诸如所得税之类的扭曲性税收；中性的“双重红利”理论主张改革现行的税制体系，将环境税制度引入现行的税收体系之中；强性的“双重红利”理论则主张用环境税替代现行的税收体系，从而将税收的额外负担降低到最低水平。
环境税“双重红利”理论同时得到了其他研究成果的支持。比如，哈佛大学戴利・乔根森(DaleJorgenson)教授的研究表明，税收收入中每一美元的成本不仅包括私人进行一美元投资或一美元消费的成本，而且包括损失了18美分经济增长的成本。他将这些损失视为“平均额外负担”，如果改变扭曲性税制，就可以避免这些负担。一般而言，如果要改变现行税收体制，那么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边际额外负担，即税收收入中的最后一美元所导致的经济损失。戴利・乔根森(DaleJorgenson)认为，从资本所得中每获得一美元的边际额外负担为1.02美元，而针对销售税或者消费税所产生的边际额外负担仅仅只有0.26美元。基于此，戴利・乔根森认为，从资本税的征收向消费税征收的转移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经济好处。一般来说，环境税比消费税对整个社会导致更高的边际额外负担。比如，
就能源税而言，由于能源税的税基较窄，因此，能源税比消费税给社会带来的边际额外负担更高。但是，由于能源税的边际额外负担低于资本税，因此，征收能源税之类的环境税更加有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
此外，根据“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不仅能够提高环境品质，而且政府也可用环境税的收入来削减具有扭曲性的所得税，因为所得税常常具有扭曲劳动力供给和储蓄决定的效果。根据税收的一般理论，所得税所带来的扭曲一般会减少市场经济的效率。比如，现有的研究表明，从所得税中多获1美元的税收会给私人造成的经济负担大约为1.35美元，其中的35美分是所得税带来的“额外负担”。但是，环境税所导致的“额外负担”通常低于35美分。所以，我们如果不针对所得进行征税，而是针对导致环境污染的行为进行征税，这会改善私人部门的效率。首先，环境税使得污染者承担其所实施的环境污染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其次，环境税可以减轻税收带来的“额外负担”。可见，通过引进环境税制度，我们可以对现行的税收体系进行改革，从而使其更加具有效率。
二、“双重红利”理论的质疑
根据前述的“双重红利”理论，环境税制度的优势看似非常明显。通过环境税制度，我们既可以保护环境，也可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在“双重红利”理论下，需要我们所做的就是确定哪些污染问题适宜用税收措施来规制，哪些具有额外负担的税收可以用环境税的收入来抵消。但是，“双重红利”理论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鲍温伯格(a.LansBovenberg)和茂壹(Runda.demooij)两人第一次对“双重红利”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的研究证明，环境税对劳动力的供给同样有扭曲效果，因此，环境税如同所得税一样会导致额外负担。鲍温伯格和茂壹通过一个简单的包含相互竞争关系的模型证明，环境税不仅没有缓和现有的税收扭曲，反而加剧了现有的税收扭曲。即使将环境税带来的税收收入用以削减那些现有的扭曲性税收，情况也是如此。环境税之所以会加剧现有的税收扭曲，是因为政府征收环境税通常会使得产品的价格提高，而产品价格的提高必然会加剧存在于商品税和工资税等税种之上的现有的税收扭曲。
在鲍温伯格和茂壹看来，从个人福利角度来看，政府从个人收入中征收一半税收的做法和政府针对产品征税从而使得消费品价格翻倍的做法对于个人的影响是一样的，因为这两种方式都使得个人的实际消费购买力下降了一半。就环境税而言，环境税的征收会提高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会导致产品最终价格的提高，这无疑会减少个人的净工资，它与通过使用环境税收人来减少所得税进而提高净工资的做法相互抵消。此外，即使将环境税收入用来降低针对劳动力的所得税收，个人真正的净工资也会下降。税后名义工资的增加无法弥补由于环境税的增加而导致的产品价格的提高，因为当消费者不去消费污染产品时，环境税的税基就会明显减少。为了维持低所得税水平，就必须保持一定水平的环境税收入，但是，环境税税基的减少必将减少环境税的收入水平。此时，只有提高被减少的环境税的税率水平，才能维持总体的环境税收入，而环境税税率水平的提高必将使得产品的价格提高。
对于鲍温伯格和茂壹的研究结论，斯坦福大学高尔达通过能源税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高尔达认为，能源税的征收不仅会提高石油、煤炭等原材料的价格，而且会提高汽车、食物等消费产品的价格。从短期来看，能源税的征收几乎会使得每种消费品的价格都会上升。高尔达发现不同的税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征收能源税将比提高所得税会导致更大的社会福利损失。此外，高尔达认为，在产品的消费阶段征税比在产品的生产阶段征税节省更多的社会成本。所以，高尔达认为，能源税制度的倡导者需要先对征收能源税所产生的经济和分配影响作出冷静的判断。按照一般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政府在征收能源税时如果不降低其他税种的税负，那么能源税会对个人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根据高尔达的实证研究，政府在征收能源税的同时即使降低诸如所得税之类的税收，全社会的经济状况也会变得更加糟糕。所以，为了使得能源税能够在政治上具有可行性，政策制定者必须证明能源税带来的环境收益可以抵消能源税对经济福利的损害。否则，能源税难以在实际中获得成功。
三、“双重红利”理论的实证分析
根据前述有关“双重红利”理论的质疑，“双重红利”理论的争议涉及两个核心的问题：一是环境税对环境的改善到底有多大作用，将环境税收入用来降低所得税等税收对社会福利造成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二是环境税对环境的积极改善和环境税对社会福利的消极影响是否相配，即环境税对环境的改善是否能够足以补偿负面的社会福利。下面，我们用三个实例来验证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是否可能?
(一)环境税与社会福利
环境税制度是否具有改善环境品质的能力，这取决于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环境税制度的出发点在哪里?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到如何评估现行的环境规制体系，即环境税制度与现行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二是环境税制度改革的方向在哪里?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如何改革现行的环境规制体系，即我们是应该用环境税代替现行的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还是应该用环境税补充现行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制度效果。
环境税的制定通常会使得产品的价格提高，产品价格的提高通常基于两种不同的原因：一是产品的价格由于必要的环境保护技术投资而提高。比如，将产品的生产安排在排污率较低但成本高昂的工厂进行，通常会提高相应产品的价格。由此导致的成本通常并不低，这些相关的成本显然会抵消环境改善带来的好处。二是产品价格的提高可能是对“稀缺租”(scarcityrents)的回应。“稀缺租”通常是指排放每一单元污染物的权利的价值。比如，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中，每一个排污权许可证的价格便是“稀缺租”的反映。“稀缺租”一般会提高产品的价格，产品价格的提高会抵消环境改善带来的诸多好处。如果环境税制度导致的这两种成本超过了环境税制度对环境品质的改善这一收益，那么此时环境税制度整体上处于净损失状态。
与环境税制度可以创造“稀缺租”一样，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也能够创造“稀缺租”，虽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创造的排污权不得进行市场交易。比如，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政府所规定的产品生产技术通常会要求每一单位产品产出中的污染量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通常不得高于某一数值。此外，政府要求每一生产主体的污染量必须在前一年的基础上削减90％，那么，此时生产主体除了需要遵守污染物排放的一般标准之外，还必须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削减90％的产品产出。显然，由于政府采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生产者会减少产品的生产数量，产品数量的减少会使产品的价格提高，因此，每个产品的生产成本并未变化。此时，较好的产品价格就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所创造的“稀缺租”，这种以超额利润为表现形式的“稀缺租”被生产者所获得。
但是，当政府采取不同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的环境税制度时，我们可以说政府获得了由于
控制污染而带来的“稀缺租”。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相比，环境税制度使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因为政府不仅要求生产主体安装必要的清洁生产设备或从事成本高昂的污染削减行为，而且要求生产主体就剩余的污染物支付一定的环境税收。通过征收环境税的方式，政府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政府获得的这种财政收入就是所谓的“稀缺租”。与生产者获得“稀缺租”不同，政府可以使用这些环境税收人。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削减其他现行的针对生产的税收来抵消生产者所需要承担的递增的生产成本。
针对环境污染行为是采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还是采取环境税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够获得“稀缺租”。在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下，私人可以获得污染控制带来的“稀缺租”，所以，这使得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通常容易被商业主体所接受。布坎南(Jamesm.Buchanan)和图洛克(tullock)的研究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工业部门比较喜欢污染命令控制型规制措施，但是，对环境税制度抱有一定的敌意，因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使得生产主体获得了规制带来的“稀缺租”，而环境税制度会使得“稀缺租”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可见，不管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还是环境税规制方式，它们都会增加生产者的生产成本，从而增加产品的价格，并导致净工资的减少。但是，环境税制度使得政府获得“稀缺租”，政府可以将这些收入用于降低个人所承担的所得税税率，借此抵消产品价格上涨对个人净工资构成的负面影响。环境税不能完全消除劳动力扭曲，但可以缓解劳动力扭曲的程度。所以，环境税一方面可以改善环境品质，拐一方面可以抵消扭曲性税收对社会福利构成的负面影响，社会总的福利水平由此得以提高，环境税实现了“双重红利”。
上述有关环境税的探讨是基于假定环境问题并未受到政府的任何规制，但是，针对现有的环境问题已存在诸多环境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于污染物的排放一般都会做出具体的总量限制。在环境法律法规对污染物的排放有总量限制的情况下，征收环境税无法保证获得改善环境这第一重红利，但可以确保获得财政收入这一红利。因为，在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已受到法律法规限制的情况下，环境税制度不会对环境品质的改善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实施环境税制度却可以为政府带来一定的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这些财政收入用来抵消所得税等具有扭曲性的税收。
总之，如果针对未受规制的环境问题，环境税制度不仅可以改善环境品质，而且可以带来财政收入，用环境税收入可以抵消扭曲性税收，此时的环境税制度实现了“双重红利”。针对污染总量已受到规制的环境问题，环境税制度无法改善环境的品质，但却可以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政府可以将这些财政收入用来抵消扭曲性税收，从而实现“第二重红利”。从福利经济学来看，由于环境税提高了产品的价格，产品价格的提高可能会导致个人净工资的减少。如果环境税带来的环境收益低于个人净工资的减少，那么环境税无法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
(二)环境税与环境补贴比较
按照福利经济学理论，环境税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削减污染。第一，可以通过“替代效应”来控制环境污染行为，即激励生产者用清洁的原材料来代替污染的原材料，这无疑会减少每一单位产出中的污染物总量。第二，可以通过“产品效应”来控制环境污染行为。由于环境税的征收可以增加污染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生产成本的提高会使产品的价格提高，污染产品较高的价格将会不利于污染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但是，环境补贴只能通过第一种途径来削减污染，而无法通过第二种途径来削减污染。不仅如此，政府的环境补贴会导致污染产品的生产成本降低，从而鼓励污染产品的产出逐渐增大，进而不利于环境保护。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来看，由于环境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可以用来抵消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因此，环境税制度可以增进社会福利。但是，由于政府实施环境补贴的费用主要通过提高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来获得，因此，环境补贴强化了原有的扭曲性税收。既然环境税制度不仅可以改善环境，而且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但环境补贴在改善环境的同时却加剧了扭曲性税收。所以，环境税制度比环境补贴制度看似更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
如果政府所实施的环境补贴制度既补贴控制环境污染的行为，也补贴环境友好产品的消费行为，那么补贴制度一方面会导致产品价格的降低，另一方面因补贴制度需要提高所得税水平，所得税的提高会导致个人净工资水平的降低，而产品价格的降低和个人净工资的降低会相互抵消。从个人社会福利增加的角度来看，环境补贴制度和环境税制度对个人社会福利的影响同等。可见，不管是环境税制度还是环境补贴，都有助于环境的保护，但是，两者都无法促进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因此，不管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改善社会福利的效果来看，那些能带来财政收入并将其用于削减其他环境扭曲性税收的环境政策与那些花费财政收入或者完全没有获得财政收入(如技术规制)的环境政策具有一样的效果。
此外，有学者认为，只有当污染产品与闲暇产品具有较弱的替代性时，环境税获得的收入才有可能大于劳动力供给减少带来的社会损失。因为，当污染产品和闲暇产品具有较强的替代性时，针对污染产品征税会使得人们转向闲暇产品的消费；当污染产品和闲暇产品之间具有较弱的替代性时，针对污染产品的征税或许不会激励人们转向闲暇产品的消费。当人们转向闲暇产品的消费时，用于生产的整体劳动力供给就会减少。只有政府的税收同时不利于污染行为和休闲行为时，社会整体的劳动力供给才会增加。因此，只有当污染产品与闲暇产品具有较弱的替代性时，环境税带来的社会收益才会大于劳动力供给减少带来的社会损失，环境税制度的社会成本才会减少。
总之，从福利经济学视角来看，环境补贴制度具有跟环境税制度一样的功效，两者都能够改善环境品质，但都无法保证社会总福利的增加。不管是环境税制度还是环境补贴制度，都可能导致个人福利的减少。此时，只有环境改善的福利增幅大于个人福利减少的幅度，环境税制度和环境补贴制度才算真正增加社会的总福利水平。相对于环境税制度很难获得政治支持相比，环境补贴制度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因为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不会拒绝政府实施的财政补贴政策。此外，从国内外的环境政策来看，具有环境补贴导向的税收政策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环境税理论上所具有的特点和实践中更易采用的特点，无疑对环境税“双重红利”构成了挑战。
(三)环境税与财政收入
从环境税的现有文献来看，环境税是否能够带来财政收入这一重“红利”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也许环境税不但能够改善环境，而且可以带来财政收入的特点，这是环境税制度吸引政策制定者的最好理由。图洛克通常被视为是第一个主张环境税收入能够成为潜在财政收入来源的学者。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曾忽视了环境税中的一个重要事实，即“政府需要财政收入，而针对环境外部性的收费可以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在图洛克看来，“如果与环境外部性相关的社会成本非常大，那么政府征收环境税的方式有可能是‘无偿’的，即私人部门的经济规模在政府征收环境税之后仍有可能会
像先前一样大或者甚至更大。”图洛克认为，合理设计的环境税制度不仅不会对生产主体构成额外的财政负担，而且还会对生产部门带来额外的收益。在图洛克的研究基础上，特拉(Davidterkla)对环境税制度可能增加财政收入进行了估算。但是，特拉认为的环境税改革应该保持税收中性和收入中性，即环境税既不能改善环境，也不能对税收体系构成扭曲。
自图洛克的研究成果发表之后，环境税制度能够增加财政收入可以说是学者们倡导环境税改革的一个重要理由。所以，环境税制度能否增加财政收入在环境税的改革议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一个设计良好的环境税改革可能会带来环境的改善，也可能会减少其他税收扭曲。但是，这些结果完全与环境税能否增加财政收入无关。因为，一种无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产生的社会福利效果可能与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和削减所得税税收扭曲的环境税制度具有一样的社会福利效果，一种能够减少财政收入的环境管理措施(如通过增加所得税的方式而实施的环境补贴制度)可能会与能够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环境税制度(如将环境税带来的财政收入用于削减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具有同等的社会福利效果。可见，如果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以同样的方式来影响社会主体的行为方式，那么这两者具有同等的社会福利效果。所以，如何在两者之间选择所考虑的主要因素，这就不是财政收入的问题了，而是哪项政策更容易被制定、监督和执行。为什么说财政收入问题不应成为制度选择的关键呢?虽然说环境税能够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但是，政府以环境税形式获取财政收入必须针对具体的社会主体。这样，环境税制度无疑会对有些社会主体施加一定的成本，但社会主体所承担的这些成本并不是免费的个人开支。所以，环境税制度改革的关键不在于环境税制度能否为政府带来财政收入，而在于环境税制度能否对污染性和非污染性生产行为分别进行有效的限制和鼓励，环境税的改革应该能够改变污染性和非污染性生产行为的相对价格。㈣环境税制度只有有效地改变污染性和非污染性生产行为之间的相对价格，才有可能激励生产者朝着环境友好型生产方式转变。
此外，从政治角度来看，强调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会使环境税制度处于一种政治困境之中。一方面正是由于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从而使环境税制度获得环境政策制定者政治上的好感。但是，过分强调环境税的财政收入功能，却使环境税制度很难获得民众对其给予政治支持，民众素来对政府征收环境税的财政动机持怀疑态度。其原因有：第一，长期以来，民众在支持基于市场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的同时，也支持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基于经济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往往被视为“奖赏好孩子”，但是，这样的规制策略同时被认为没有像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那样，可以有效地促使民众认真地遵守相应的环境法律法规。因为，公众常常认为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比基于市场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更加有利于执行和监督，也许这正是由公众所组成的民间组织极力反对采用环境税制度的主要原因。第二，虽然环境税改革能够促进良性的财政改革在理论上具有吸引力，但是，公众一般不会相信政府会在增加环境税的同时，减少其他具有扭曲性的税收。相反，公众一般会认为，政府实施环境税是一种获得财政收入的策略。当公众对政府和工业部门存在信任危机时，他们显然会希望政府所实施的环境保护措施能够更加集权化、透明化和容易监督。可见，基于公众的立场，环境税和其他基于经济激励机制的环境规制措施应该是传统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的有益补充，但却无法完全替代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
环境税制度除了遇到上述政治上的困境之外，有学者甚至认为，环境税完全是一种政府欺骗公众的行为。比如，针对近年来学者们讨论最多的能源税，有学者认为政府不应该欺骗公众，使其认为能源税具有“双重红利”的特性，即能源税不仅可以通过减少能源的使用从而改善环境品质，而且政府可以将能源税收入用来削减现有的诸如所得税等扭曲性税收，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有些国家在采用能源税的同时，会削减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的税率，以实现税制的优化。但是，毋庸置疑，很多国家之所以采取环境税，是因为政府将其视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政府很少通过立法削减其他具有扭曲性的税收。政府即使通过立法削减扭曲性的税收，也很少对这样的税收立法进行实际的跟踪研究。因为，政府一旦要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就需要收集相关的信息。由于政府往往避免承担这样的责任，因此，能源税制度是否实现了预期的“双重红利”目标便存在疑问。正是疑问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使公众对政府采用能源税的动机存在怀疑，这无疑阻碍了制定能源税制度的进程。
四、结语
税收虽然非常世俗，但是，税收又是迷人的。税收之所以迷人，是因为税收是关于生活的故事。“如果你能够知道一个人在税收中的位置，那么你就可以诉说他所有的人生哲理。这是因为税法包含了生活的核心要素：贪婪、政治、权力、慈善和善良。在税收法律中我们看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生活本不简单，所以，税法势必较为复杂。税制的设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设计合理，则能促进经济发展；相反，则可能阻碍经济发展”。正是由于税制所具有的复杂性，因此，环境税的设计除了需要体现环境保护这一目标之外，还需要与社会政策保持一致。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环境税具有“双重红利”功效，即一方面实现环境保护的社会目标，另一方面实现充分就业的社会目标。但是，从公众社会福利增减的角度来看，环境税相对于其他环境规制措施所具有的“双重红利”便荡然无存。当然，即使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并不存在，为了提高全民环保意识和推动环保产业发展，我们也有探索环境税作为环境保护手段的必要。在探索环境税作为环保手段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应该谨慎对待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否则，环境税在现实中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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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下的措施篇2
关键词:节能自愿协议;公众参与;企业环境责任;节能措施
中图分类号:X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2010)09-0093-04
一、节能自愿协议提出的背景
国外将自愿协议作为制定长期工业节能计划、促进节能减排目标实现的一种政策工具。自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开始重视节能和提高能源效率,并制定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来降低能源消耗。20世纪80年代后期,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导致气候变暖等全球环境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当时,国际上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磋商尚未形成统一而明确的意见,许多欧盟国家将自愿协议作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提高能效的政策工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的自愿协议,越来越多的被发达国家所采纳,以弥补行政手段的不足。目前,美国、英国、荷兰、法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都通过自愿协议来激励企业自觉节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节能减排自愿协议行动,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值得我国借鉴。
节能自愿协议作为节能减排的自愿手段,逐渐受到我国环境政策法律制定者的重视,并展开了广泛的实践。2009年11月1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在北京签署了《节能自愿协议》。这是我国通信产业发展史上的第一份节能自愿协议,是我国通信产业探索节能减排新机制、建设环境友好型企业的体现,将我国节能自愿协议的实践和意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国学界对自愿协议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但并未就节能自愿协议的性质达成一致意见。尽管节能自愿协议在政策层面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受一些因素的制约,技术标准的缺失就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节能自愿协议的支持性政策、效果的评估、协议的形式、规范化问题等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通过分析节能自愿协议的理论基础和构成要件,结合我国政府和企业的主体地位,对我国节能自愿协议的性质和实施过程的规范化问题进行探讨。
二、节能自愿协议的理论基础:公众参与原则
自愿协议是目前国际上应用最多的一种非强制性节能措施,它的主要思路是在政府的引导下更多地利用企业的积极性来促进节能减排,具有灵活性好、适用性强、低成本、兼顾节能和环保、有利于发展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等优点。我国的节能自愿协议是环境法公众参与原则的具体体现。
在法的意义上,公众特指对决策所涉及的特定利益作出反应的,或与决策的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一定数量的人群或团体。公众参与原则中的公众不仅包括不特定的公民个人,也包括与特定利益相关的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从世界各国的实施情况来看,不同国家对自愿协议的名称、组织形式和具体措施有所差异,但本质上都是由政府进行引导,企业(行业)自愿作出在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减排温室气体、改善环境方面的承诺。政府与企业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自愿协议,在实现过程中由第三方进行评估评审,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由公众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和监督。
节能自愿协议在我国的广泛实施和推广,体现了节能减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原则。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在节能减排过程中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企业的主体责任,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促使公民自觉履行节能环保义务。
一般情况下,节能自愿协议的参与主体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其中的政府机构可以是国家或地方节能主管部门。此外,除了政府和企业,第三方机构也可以参与到节能自愿协议中。比如在实施过程中,协议双方可以聘请第三方社团组织或服务机构,提供节能目标设定、节能计划编制等节能技术服务。这样,就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共同推进的节能减排工作格局。
三、节能自愿协议的性质
自愿协议(Voluntaryagreement,Va)是指工业界整体或单个企业与政府部门签订的一种协议,自愿承诺在一定时间内实现一定的节能减排目标。我国的节能自愿协议可以看作是外部环境行政合同的一种类型,政府和企业作为节能自愿协议的主要参与者,体现了共同分担环境责任的理念,体现了环境责任的普遍性。
环境行政合同最早产生于日本,是行政合同的一种。根据主体的不同,可以将环境行政合同分为内部环境行政合同和外部环境行性合同。我国的节能自愿协议是政府与用能单位或行业组织,为达到节能减排目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签订的协议,是外部环境行政合同的一种,是公法精神与契约自由的结合,具有行政性、自愿性、环境公益和经济效益双重性等特点。
(一)行政性
节能自愿协议确定、变更和消灭的是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地位不平等,体现的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节能自愿协议的当事人有且只有一方是环境行政主体,这是节能自愿协议行政性的体现,也是区别于民事合同的一个重要特征。环境行政主体包括环境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环境管理职能的组织。出于环境行政管理目的的需要,环境行政主体一方往往享有一定的优益权。作为节能自愿协议的环境行政主体一方,政府机构多为国家或地方的节能主管部门。
(二)自愿性
节能自愿协议可以看作是在法律规定之外,企业“自愿”承担的节能减排义务,最大限度的体现了政府和企业的自主参与权,是行政法和民法的有机结合,同时也体现了民法的自愿原则。节能自愿协议是一种双方行为,在签订协议的过程中,双方应就协议的内容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范围内进行充分磋商,双方的意志都应该得到体现和尊重。
(三)环境公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性
节能自愿协议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达到节能减排目标。节能自愿协议可以使政府和企业获取经济和环保的双重效益。对于政府而言,自愿协议是传统指令控制型环境管理手段的补充和创新,可以有效避免强制性节能减排措施的低效率和高社会成本,更好的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实现整个社会的环境公共利益。对于企业而言,节能自愿协议以其非强制性、灵活性易为企业所接受,使企业的管理理念发生变化,通过自主设立节能目标,提出与企业管理体系协调的节能计划,从而达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目的。
四、节能自愿协议的构成要件
我国的节能自愿协议多表现为企业在政府的引导和鼓励下,就实现节能和环保目标,自愿与政府部门达成的协议。作为外部环境行政合同的一种,节能自愿协议具有合同的基本属性。政府和企业作为节能自愿协议的主要参与者,应该在协商一致的基上,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一)自愿协议的主体
从我国节能自愿协议的实践情况来看,政府和企业是节能自愿协议的主要参与者,在某些情况下第三方机构出于需要也可作为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参与到节能自愿协议的协商或履行过程中。本论文主要对政府和企业的主体地位进行分析。
1.政府部门。政府部门作为节能自愿协议的重要主体,在节能减排过程中往往居于主导地位。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环境保护问题涉及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是一项“公益性”十分突出的事业,这就决定了环境保护职能是政府职能的一项基本内容。政府以其权威性、不可更移性和强制性等特点,在环境保护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
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是将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能从传统的制定标准、强制性执行转向尊重企业和公众的环境保护主体地位,在协商的一基础上和企业合作,推动并促进环境政策的实施。节能自愿协议是政府引用契约方式对环境进行行政管理的手段,目的是使环境行政机关更好的实现环境保护公务,有效实现环境管理目标。政府通过节能自愿协议进行环境管理比使用其它政策手段更节省成本,因为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成本较高,且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所以政府更愿意把节能自愿协议作为环境管理的重要补充手段并大量应用,尤其是在法律执行困难或者空白的领域。
2.企业。传统经济发展理念认为,经济责任是企业唯一需要承担的责任。企业的首要任务是从事经济活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只要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就无需承担特别的社会环境责任。实际上,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常常会对环境造成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美国经济伦理学家乔治・恩德勒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
环境合作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强调了环境责任的普遍性,即环境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而且也是企业和公众的责任,需要由政府、企业和公众共同来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企业既是自然资源的主要消耗者,也是环境污染的重要主体,环境问题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紧密联系,企业应该承担一定的环境保护责任。
节能自愿协议是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有效途径。节能自愿协议可以看作是企业在法律规定之外,自愿承担的环境保护义务。企业的环境责任要求企业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再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关注。节能自愿协议使企业的经营目标和管理理念发生改变,在管理体系中自觉纳入对环境保护的考量,使企业的管理决策更具科学性。
(二)节能自愿协议的权利和义务
节能自愿协议作为外部环境行政合同的一种,具有合同的基本属性。节能自愿协议是一种双方行为,在签订协议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应就协议内容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范围内进行协商,双方的意志都应得到体现和尊重。从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不同企业与政府所签订的协议内容各不相同,但一般都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企业承诺在一定时间内达到某一节能减排目标;二是政府给予企业以某种激励。
政府和企业作为我国节能自愿协议的主要参与者,其权利和义务是相互对立、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在节能自愿协议中,如果政府以环境保护的名义对企业的行为进行过多的甚至全面的行政控制,往往会构成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不适当限制,妨碍企业经济自由并因此而降低其活力特别是竞争力,违反“自由竞争”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因此,在节能自愿协议法律关系中,政府的权利体现为对企业的指导和监督,其义务则是为企业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或者奖励措施,如在财政、税收、融资、技术等方面为企业提供一定的激励措施。
企业作为“经济人”,是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参与节能自愿协议的。为了平衡企业的利益、鼓励企业的积极环境行为,节能自愿协议通常会赋予企业获得政府提供的激励措施的权利,这是企业主动参与节能减排活动的内在动力。同时,企业也需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如遵守国家节能减排的相关法律法规、以书面形式提交协议执行报告等,以配合政府的监督指导,保证节能自愿协议目标的实际、全面履行。
(三)节能自愿协议的客体
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共同对象,它是将法律关系主体间的权利与义务联系在一起的中介,没有客体为中介,就不可能形成法律关系。一般认为,物、行为、智力成果和人身利益是法律关系客体的典型形态。我国的节能自愿协议是政府与用能单位或行业组织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达到节能减排目标而签订的协议。在节能自愿协议这一法律关系中,政府、企业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围绕节能减排这一行为设定的。
节能自愿协议的主要思路是在政府的引导下,更多地利用企业的积极性来促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根据《实现“十一五”环境目标政策机制研究》课题组的报告,为了更好的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应强调政府的引导作用,更多地采用包括命令型手段、经济手段和自愿手段在内的“混合”政策措施,同时应调动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推进节能减排型产品的生产和资源节约型企业的建立。
既然节能自愿协议是一种新的更有利于节能减排目标实现的环境政策工具,我们就应该考虑借鉴和采用这种工具,使之服务于我国节能减排的要求,在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多个层面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五、节能自愿协议的规范化
节能自愿协议作为一种非强制性节能减排措施,其可行性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与一般的环境行政合同相比,节能自愿协议更具有灵活性。由于节能自愿协议目标制定与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为了避免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达到预期的节能减排效果,有必要对节能自愿协议的节能计划、技术通则、协议样本等进行探讨,以保证其规范实施。
(一)节能计划
节能计划是企业在节能自愿协议实施期间,为提高能效所制定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实现协议期目标将要实施的措施及时间表。一般在自愿协议中,只要求企业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达到某个节能减排目标,而对于企业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节能计划和节能措施并无特别的要求。但是作为节能自愿协议效果评估的依据,对节能计划的基本内容进行规定,可以促进企业自觉实现预定的节能目标。
企业需要按照所签协议的要求,根据潜力评估的结果,制定详细的节能计划,包括实现中期和长远目标将要实施的措施。企业制定好初步的节能计划以后,通常由独立的第三方对该计划进行评估和批准,以确定该节能目标是否具有可行性、节能计划在时间进度和投资上是否切实可行。如果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或规划的节能项目发生了变化,节能计划应重新修改,并递交给第三方重新评估。节能计划是节能自愿协议的活动方案,其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实现节能目标的可行性,对企业节能计划的基本内容和方式提出要求,可以推动节能自愿协议实施过程的规范化。
(二)技术通则
节能自愿协议是企业和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协议,只要是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当事人都可对协议的内容和实施方式进行协商。为了减少自愿协议实施过程的不确定因素,需要制定一个系统的具有指南性质的手册或标准,对协议的实施程序、技术要求等基本内容进行规定。
随着节能自愿协议在全国多个地区的推广,《节能自愿协议技术通则》国家标准于2010年1月通过了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的审定。这项技术标准适用于节能自愿协议项目或类似项目(如能效协议)的实施。该标准对节能自愿协议的相关术语和定义作了规定,明确了节能自愿协议的实施程序和技术要求,指出协议双方应对能效基准、节能目标、核查和验证方案进行充分磋商,达成一致。
从《节能自愿协议技术通则》国家标准的通过审定可以看出,节能自愿协议已引起了我国环境政策法律制定者的足够重视,并逐渐向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但是,这项技术标准是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指引,在实施过程中需要配合具体的可行性措施和政策。如在“实施程序”部分,该技术标准只是对节能自愿协议基本程序的简单罗列,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要和其他措施,如节能目标、节能计划、节能效果核查和验证方案等结合起来。因此,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对该项技术通则的实施程序、技术要求等内容进行细化,以提高其实施效果。
(三)协议样本
协议文本作为节能自愿协议项目实施的载体,是协议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重要依据。从国外节能自愿协议的的实践经验来看,虽然各国自愿协议的模式和内容有所不同,但一般都包括以下要素:明确协议的各参与方,明确各方职责和义务,描述节能目标,描述如何达到节能目标,描述所需的评估和监测过程,一致认可的修改和终止日期等。
由于节能自愿协议的参与主体不同,协议文本也会有所差异。为了促进我国节能自愿协议的规范化实施,可以在吸收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政府和企业的的普遍需求,创造性地研制出具有我国特色的节能自愿协议样本。《节能自愿协议技术通则》国家标准所附的协议样本,对协议的参与各方、能效基准、实施周期、节能目标、协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节能效果核查和验证方案、履行义务的承诺等主要内容作了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协议样本的规定一般较为概括,对节能自愿协议实施主体仅起引导和示范的作用,并非对每个具体的协议主体都完全适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和企业应该从自身利益的需求出发,根据不同的行业和产业特色,参照以上协议样本的格式,制定出专门的协议文本,使协议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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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下的措施篇3
【关键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效应退出影响应对措施
一、引言
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的61个月的时间里，为应对此次危机引起的负面冲击，美联储先后启动了3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截至目前，美联储共购买机构债近2万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约1.8万亿。美联储推行Qe向市场注入天量流动性，目的在于稳定信贷市场和为美国政府的财政危机问题排忧解难，最终实现其在低利率低通货膨胀环境下刺激消费及经济增长目标。自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其刺激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取得了理想效果：2013年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超过预期，GDp增速又2008年第四季度最糟糕的-8.9%恢复至今的3.6%；就业市场也发生了积极变化，失业率由将近10%的高水平降至目前7%，并向目标水平6.5%稳步趋近，根据刚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报告，仅11月份就新增就业岗位20.3万个；通胀水平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其他经济领域也显示强劲复苏势头——零售销售逐渐增长，制造业日益兴旺，财政金融状况持续改善；由供应管理协会提供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最新数据显示为57.3，创下两年多来的新高。一系列利好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已步入持续复苏增长轨道，并在未来仍将有强劲的增长动力。
2013年12月18日，美联储在今年最后一次货币政策会议结束后发表声明：从明年一月份起开始削减目前购债规模，该决议以9：1悬殊投票结果通过，同时这标志着自金融危机发生后，实施5年的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终于步入退出阶段，即进入“后Qe时代”。美联储宣布削减Qe规模，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对全球市场和我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中国又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
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效应
（一）退出实践回顾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反经济衰退举措，货币供应快速增长，美联储为应对超量储备金及货币活化带来的通货膨胀，于1936年下半年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近一倍，积极采取措施制止信贷进一步扩张，并部署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事实表明，美国大萧条后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断送其未稳固的经济复苏且遭遇二次衰退风险。在2001～2006年日本推进长达6年之久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其实施在刺激经济复苏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判断通缩消失、资产泡沫抬头等因素确实存在后，日本央行开始执行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措施。与大萧条美联储退出进程安排不同，日本量化宽松的退出并未造成经济反复和双谷衰退，且其经济总体呈现平稳态势。这两次历史经验表明：因经济危机的影响广度和深度不同，加上在宽松政策环境下各国经济复苏状况的差异，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效应不尽相同。此外财政压力、国债规模、内外部双重约束以及复苏的诸多不确定性均给政策退出增大了难度。
（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过早或过晚退出的可能效应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改变预期的渠道促进利率下降，进而发挥刺激经济作用。一旦“退出”信号过早被释放，预期的自我促成机制会放大利率上升对实体经济影响，利率、国债价格均面临震荡风险。政策承诺效应也被迫终止，而危机后的复苏通常又是脆弱而难以维系，加上经济体自身保持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在这种复苏基础尚未牢固条件下，退出可能会使政策成就付诸东流，甚至可能步入“双底衰退”风险。
鉴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效果显著，经济体系中“暂时沉睡”的流动性陆续被激活，全球经济复苏成果大于预期水平，货币活化及预期通胀压力逐渐加大，不及时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使实体经济面临潜在风险：释放的流动性作用于实体经济，货币供给量增加并传导影响到物价及资产价格，催生了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也给未来经济波动埋下伏笔。
（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全球的影响
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美联储关于缩减Qe规模的决定牵动世界的神经，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意味着减少货币供给，无风险利率上升，资金流动发生变化，出现逆转。美元作为全球结算货币，此举通过汇率渠道在世界各国传导。最直接的表现应是跨国资本回流美国和美元呈走强趋势。相应的新兴市场国家将会面临资本外流和本币贬值压力，存在全球资本市场动荡风险。在全球汇率及汇率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各国贸易活动同样发生变化：初级贸易产品出口国面临外汇来源缩减及保持本国经济复苏势头的双重压力，产品销售拉开相互竞争帷幕，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存在下行空间。美国作为世界经济体巨头，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正溢出效应有目共睹，尤其是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更为突出。
（四）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我国的影响
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并完全融入世界经济格局中。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方面美元由弱转强，人民币汇率应声下跌。从而吸引资本回流，国际热钱大规模流出，我国可能面临流动性紧张局面。我国大规模外汇储备及美国国债将因价格下行而面临巨大损失可能，同时也使得外汇储备管难度加大。我国尚未成熟的股市、楼市可能迎来真正冲击，导致我国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加重了我国维护金融稳定任务。另一方面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预示着各国货币竞相贬值接近尾声，人民币升值压力相应减小，人民币汇率趋向合理化，贸易环境得以改善。作为最大消费市场美国的经济复苏，对我国而言也会带来发展机遇：出口需求日益旺盛，国内消费市场不断扩大，内需逐渐增长，未来进口需求将随之加大，这对改善贸易结构，促进我国经济转型，争取更加优质增长是比较有利的。
三、我国应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政策退出的措施建议
随着各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次退出，全球经济形势不断发展变化，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应当采取动态调整方式，积极创造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适当增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使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加合理，有利于国际经济活动在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建立和完善外汇市场监督管理机制，分散和防范各种外汇风险，丰富外汇储备投资方式，适时创新外汇储备管理方式，确保外汇市场健康有效运行。还要加强国际资本流向的跟踪监测，进一步强化对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动态监管。此外，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改革与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既要充分把握目前较为宽松的国际经济环境带来的机遇，又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开放力度，积极发挥国内国际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实现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双减政策下的措施篇4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法；双轨制；统1；税收优惠措施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最突出的特点是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适用不同的企业所得税法，即是1种“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我国的内资企业适用的是国务院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而外资企业适用的却是全国人大1991年通过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种“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的核心是给予外资企业以诸多税收优惠。如职工工资和福利费、交际应酬费、公益救济性捐赠、坏帐损失等方面的扣除标准，内外资企业不1，造成在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外资企业因扣除较多而税基缩小，税负减轻的现象。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外资企业实际所得税负担率约为8%，内资企业实际所得税负担率约为28%，2者之间差别高达20%.[1]
这种“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为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我国加入wto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的改革，也成了大势所趋。我们认为，应当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
1、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之正当性分析
（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应该统1
1.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影响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公平竞争。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只有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才能最终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实现效率的最大化。目前，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虽然名义上所得税科率都保持在33%（其中外资企业含地方所得税3%），但是税法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甚于内资企业，造成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远远重于外资企业，经济运行成本加大，在经济竞争中很难与外资企业处于同1起跑线上，内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愈演愈烈。诸多内资企业严重亏损，国内许多产业被外资企业占据优势甚至垄断地位，应该说是与这种税收优惠有联系的。
2.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和税收中性原则。国民待遇，是wto的1项基本要求，是指缔约国1方在缔约国另1方享有与其本国国民同等的待遇。因此，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意味着，不同缔约国的企业在税收和法律方面要享有无差别待遇。税法作为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其最原始的功能是保障税款的征收入库，从而依法完成预算收入。与此同时，它还通过增减各纳税主体的税收，调控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税率的高低，纳税环节的多寡，税前扣除的多少，税收优惠的程度，均可以作为刺激投资主体增减投资的信号。然而税法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代或超越价值规律去解决1切经济问题，它只能顺应市场要求，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因此，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1向主张税收中性原则，即税法在保障聚集财富，满足公共开支的同时，应尽量不干预或少干预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决策过程，不影响资源按市场机制的要求合理配置。[2]按照这个原则，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对市场的干预是扩张性的和不合适的。对外国投资者应既不歧视也不特别优待。
3.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层次过多，优惠方法单1，对国家产业政策体现不够。现行涉外企业所得税法，是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难免导致税收优惠措施相互之间的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商的投资方向，也人为地造成了外商投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特别是由于税收优惠的权限1度被滥用，致使1些地方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单独制定了许多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措施，在国内形成了税收恶性竞争的混乱局面。而且这种现行企业所得税法中，对外资企业的特别优惠是以直接降低税率或减免税额为表现形式的，它对纳税人的创业和经营过程重视不够。这种做法对于普通的生产制造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但这种单1的税收优惠方法对1些从事高新技术的企业并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同时，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偏重于地区性的优惠，而对国家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税收优惠的产业引导力度不够。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及在特区设立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以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而实际上特区的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的比较少，弱化了涉外税收政策的产业结构调节效果，导致1些外商将更多的资金投入技术含量低的行业。
（2）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能够统1
1种较为普遍的担心是：虽然理论上所得税法应该统1，但若实际执行后，外商会大量减少和撤回对我国的投资，进而引起经济大幅震荡，因而企业所得税法目前还不能统1。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能够实现统1。
就1般而言，税轻利厚，税重利薄，税负是影响投资者利率的极为重要的因素。然而，尽管税收优惠在吸引外资方面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也应该指出，优惠的税收在许多情况下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因为，税负的轻重并不是投资者投资决策中的唯1因素。
1般而言，外国投资者看好1国的投资是出于综合性的多层面考虑。1个典型的例证是韩国的成功经验。有资料显示：韩国的外资企业企业所得税税率约为54%，高于我国33%的名义税率，是中国经济特区15%税率的3.6倍，但韩国仍然成功引进大量外资。[3]可见，关键因素不是税负轻重，而是看1国投资市场是否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吸引力。
中国市场对外资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绝大部分外资不会因为统1企业所得税法后造成的税负加重而大量撤出中国。中国市场对外资具有巨大吸引力，这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证明：政局稳定。与绝大多数发展水平相当于甚至超过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稳定局势的能力是被肯定的，这就解除了外商对投资安全性的担忧。政策合理而稳定。改革开放已成为我国国策，我国政府实行了对引进外资有利的1系列政策，并且从长期来看，这些政策是相当稳定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变得更加合理。此外，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涉外投资法律体系，并在不断加以完善；经过几10年的经济建设，我国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能够培养出大批合格的劳动力和管理科技人才。市场潜力巨大。从1992年起，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度增长，无论是日用消费品还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都在不断扩大，中国在外国投资者眼中已不再是仅仅可以观望的潜在的未来市场，而是1个现实的不断扩大的市场———这是对境外投资者最具有吸引力的1个因素。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统1企业所得税法，不会引起外资的大量回撤，也不会引起经济大幅震荡，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能够统1。
2、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应澄清的1个基本问题
统1企业所得税法，即要求以统1的法律规定统1而平等的纳税主体，以统1的法律规定统1的税率，但有1个看似矛盾却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问题需要澄清：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并不否认要对外资企业施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功能已从单纯的保障国家财政收入转变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之1。正因如此，许多国家都在统1税制的基础上，实施特定的差异性税收政策。税收差异性政策具有因地、因事、因时制宜的特点，有利于协调税收制度的规范性、1般性同额外负担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特殊性之间的矛盾。税收差异性政策，不仅是对统1税制的补充，而且是税收调控经济的重要形式。除此之外，我国尚属发展中国家这1基本国情也要求我们要通过特定税收差异性政策的实施，来吸引资金，发展经济。因此，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并不否认要对外资企业施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
但这种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同原来“双轨制”企业所得税法下给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是根本不同的。其最大区别在于，统1企业所得税法后对外资企业施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是1种选择性优惠，而不是原来的普遍性优惠。在如何对外资进行选择性优惠的确定问题上，我们认为，应坚持以下原则：
1.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原则
在正确、科学的产业政策确定后，税收优惠措施的合理运用可以起到引导作用，促进1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目前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重点在于加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优先发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重要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与此相适应，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应选择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予以税收减免等优惠。
2.体现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原则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收优惠体系倾向于东南沿海地区，客观上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差距，形成了沿海和内地不同的经济格局。目前完全取消这种地区性优惠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与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相适应，我国对外资企业地区性税收优惠倾斜的重点应放在待开发的边远贫困地区，区分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优惠措施，协调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的合理布局。
3.体现鼓励科技开发，促进环境保护原则
在确定对外资企业施行税收优惠政策时应从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将发展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作为国家实施税收优惠的方向之1，对从事科研开发、技术改造以及采用高新技术，生产高附加值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同时应规定1定的优惠措施，促进外资企业利用节能设施，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引导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如可以给环保型企业1定的税收优惠，对环保设备实行加速折旧等，以税收优惠的形式鼓励企业保护环境。
参考文献：
[1]张艺雄。税收国民待遇原则的现实选择和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j].财政与税务，1999，（6）。
双减政策下的措施篇5
关键词：反补贴；对策；《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129-02
一、反补贴定义
根据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规定，补贴是指一成员国政府或者任一公共机构向一个企业、产业或者一组产业或企业提供的任何形式的资金支持，以直接或间接增加从其领土输出某种产品或减少从其领土输入某种产品，或者对其他成员方利益形成损害的政府性措施。根据wto规则，当某种受补贴的产品对进口方产生损害时，进口方的国家机关可提出申请，依法对该受补贴产品进行调查，为抵消补贴带来的影响可对产生的损害的补贴行为采取征收反补贴税等措施。这也就是说，反补贴的目的是抵消受补贴产品所带来的不对等利益，是针对国际贸易中的利益不平衡采取的应对措施。因此，反补贴措施，是一种国际贸易救济措施，旨在消除一国政府采取的阻碍国际贸易中公平竞争的措施。
二、我国的反补贴现状及原因
根据《2012年中国贸易发展报告》，中国遭遇的反补贴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2007-2011年均是反补贴最大目标国。这严重影响我国企业的进出口，某些企业甚至丧失了整个海外市场。现阶段反补贴案件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双反”并用
通常情况下，反倾销是美、欧排挤中国产品的利器，但自从2006年铜版纸案开始，美国在反补贴基础上，对同一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开始，反补贴与反倾销同时使用于同一案件，已经成为美国、欧洲的新的贸易保护手段。从2006年11月铜版纸案开始，到2012年10月美国对中国发起了32起反补贴调查，都采取了反补贴与反倾销相结合的调查方式，对同一案件同时发起反补贴与反倾销调查。“双反”并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双反”并用，在发起反补贴调查的同时发起反倾销调查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双反”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功效。其次，同时发起“双反”调查，历时长，一旦做出肯定性初裁，将暂停所有商品的输入、提货或关税通关，中国企业就可能遭受损失。即使以后做出否定性终裁，中国企业的损失也难以弥补。第三，“双反”提起程序简便，没有什么条件限制。
（二）我国应对不利
面对外国的反补贴调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除了极少数案例外，我国对反补贴调查应对不利。这既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策略方面的原因。
1.法律制度层面的原因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对外贸易法》为指导、以《反补贴条例》为核心，包括诸多行政规章和司法解释的反补贴立法体系。我国存在不少不规范的补贴政策，成为外国发起反补贴调查的理由。现有的补贴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变质”的出口退税政策。本来出口退税不是优惠政策和补贴，是国际上通行的鼓励出口的政策和措施，但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已经“变质”。出口退税中征多退少与征少退多的问题时有发生，退税款拖欠问题严重。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征少退多构成禁止性的补贴。因此，必须对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修改。第二，现有的补贴法律制度存在结构性的产业政策、出口补贴政策和进口替代政策以及区域性优惠政策，这些政策都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不符，容易引起外国的反补贴调查。第三，研发补贴、落后地区的补贴、环保补贴制度缺失。《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成员国可以对基础性研究给予资助；根据世贸组织确定的Gnp和失业率标准，对本国落后地区给予补贴，为使已有设施适应新的环境要求政府也可以提供经济援助。根据多哈部长级会议决定，对发展中国家是否可适用不可诉补贴问题，应当进行谈判。因此，在谈判结束之前，中国仍可适当增加不可诉补贴的力度和范围。
2.策略方面的原因
反补贴案件需要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之间的密切配合和协调，需要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反补贴案件应对不利的原因有：第一，反补贴预警机制和联动机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商务部已经建立了包括全口径预警监测系统、驻外经商参处信息系统在内的贸易预警机制。但这些预警机制未能及时、迅速、准确的向企业输送外国反补贴讯息。第二，企业应诉不积极。反补贴应诉时间长、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大，有些企业不愿意应诉。已经应诉的企业只是消极应诉，而且填写反补贴调查登记表不认真，没有提出翔实的应诉材料。第三，政府消极防御，很少主动发起反补贴调查。由于反补贴调查关系到出口国的贸易政策，考虑到现阶段我国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为了给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出于国际政治、经济因素的考量，调查机关不会轻易发起反补贴调查，不会采取反补贴措施。第四，政府、企业、行业协会没有有效的整合资源，有力的配合。反补贴过程中，政府提供信息，没有与行业协会进行信息交流反馈，与企业交流不畅。企业没有尽力收集外国同行业经营者信息，及时向政府或者通过行业协会向政府反映诉求。第五，忽视了驻外商会的作用。目前，我国的驻外商会没有及时的向我国反馈信息，与外国经营者和商会缺乏交流沟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反补贴的对策
（一）法律制度层面
1.修改完善出口退税制度
出口退税可能构成禁止性的补贴。修改完善出口退税制度，可以缩减退税范围与比例，减少了反补贴案件范围，又符合国家“调结构、转方式”的要求。要做到：第一，调整出口退税政策，逐步减少退税的范围，只对wto规则允许范围内出口退税。第二，建立稳定透明的退税制度，防止骗税行为，保证及时、足额退税。
2.清理和整合现有的补贴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的出口补贴法律制度很多是《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明确禁止的。现存的补贴主要集中在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特别是为招商引资，在城市开发区、高新区存在与“出口实绩”相挂钩的优惠措施，结构性产业政策，如政策性银行贷款优惠、企业所得税的“两免三减半”政策，应尽快取消。另外，目前我国制定的一些区域开发政策，比如，西部大开发政策，中部崛起政策，对这些地区的税收、财政、金融、公共设施、交通运输费用等给予了各种优惠，政府在制定相关法律制度时，要及时清理和整合与反补贴规则不符的措施，避免制定具有明显专项性的补贴政策。
3.建立和完善不可诉补贴的范围
建立和完善不可诉补贴的范围是《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允许的。增加不可诉补贴的范围可以减少反补贴案件的范围，发生反补贴案件时可作为应诉反补贴案件的理由。同时，可以合法地发挥补贴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根据《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规定，我国可以建立并完善科研与开发补贴制度，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适应第三次产业革命的需要。我国可以建立环保补贴制度。环境保护是全人类关注的问题。现在，环保要求已经成为新的贸易壁垒―“绿色壁垒”。建立和完善环保补贴可以提高企业环境保护的能力，减轻企业负担，实现技术改造，打破“绿色壁垒”，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建立和完善非专项性的不可诉的补贴。非专项性补贴是向所有企业和产业提供的补贴，不是专门给某一企业或产业的补贴，是不可诉的。建立和完善不可诉的补贴的范围，要通过国内立法明确规定哪些补贴是不可诉的补贴。另外，还可以通过双边投资协定安排，使某些行业的补贴合法化。美国、日本通过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互惠条款，使某些出口收益大的行业获得了反补贴的豁免例外。
（二）策略层面
1.完善反补贴预警机制与联动机制
政府在反补贴案件处理中发挥着组织协调作用，反补贴案件调查还需要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通力合作，密切配合。政府要完善预警信息网络建设，及时收集和反馈外国相关行业的经营信息和反补贴讯息，当国外相关产品的行情发生变动时，及时提醒企业，告知行业协会，快速提供向行业协会和企业提供最新讯息。重视企业在反补贴预警机制中的作用，形成企业预警信息交流平台。发挥行业协会的中介作用，总结反补贴经验教训，加强对重点行业，对我国发起反补贴调查较多的国家的信息采集和检测。企业、行业协会要同政府协调一致，联合行动，真正发挥联动应对机制的功效。
2.积极应诉
反补贴案件发生后，政府要协调行业协会和企业，积极应诉。政府应当向企业、行业协会介绍案情和相关的法律，消除企业的消极应诉心理和侥幸心理。为了解决部分企业反补贴应诉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大的疑虑，政府应当给应诉的企业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企业应该积极应诉，要认真填写调查案卷，对争议问题切实调查取证，审查各项数据是否符合事实，不能不做调查研究就采纳调查国提供的数据。对于反补贴国家提出的有疑问的证据，一定要认真调研。提供反补贴应诉要求的信息。聘请有反补贴经验的专职律师。反补贴涉及行业整体利益，不应诉会引起连锁反应，企业反补贴应诉面临的突出困难是我国反补贴专职律师缺乏，聘请外国优秀律师应诉，可以有效应对反补贴案件的需要。联合有利益关系的进口商和反补贴调查国的国内产品的消费者。我国的出口产品在反补贴调查国拥有包括进口经营者、批发、零售经营者和消费者在内的广泛的利益群体。中国的产品给调查国的经营者带来了实惠。他们都不希望我国的产品被提起反补贴调查。应对反补贴诉讼，可以联合这些利益共同体。
3.主动发起反补贴调查
我国对外国主动发起的反补贴调查很少。这固然有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的考虑，但是，贸易救济措施是维护我国国内产业合法利益，回击美国、欧洲贸易保护政策的有力工具。现在，国际经济正处于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由于国内外的原因，针对我国的反补贴案件还会增多。一味消极的防御于事无补。我国应该主动出击，运用世贸组织的反补贴措施和我国国内法的规定，针对外国产品可能存在的补贴行为发起反补贴调查。发起反补贴或者反倾销调查时，借鉴美国的做法，可以同时发起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最大限度的维护国内产业的利益，同时为我国反补贴诉讼积累实践经验。出口企业认为外国可能存在世贸组织禁止的补贴政策时，要主动提出向商务部发出申请，商务部应予鼓励，积极提供服务和帮助。行业协会发现外国政府存在禁止性的补贴政策时，可以建议企业向商务部提起反补贴调查程序。商务部发现外国政府对我国某类产品存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禁止的补贴时，可以建议国内企业启动反补贴调查程序。
4.发挥驻外商会的作用
驻外商会熟悉反补贴调查国的市场情况，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反补贴调查国的补贴调查情况。可以为政府、企业和国内行业协会提供反补贴预警讯息，在反补贴和应诉中同样可以发挥着重要作用。驻外商会可以与外国经营者和协会交流信息，增进相互理解，减少反补贴案件的发生。我国的驻外商会数量少，与外国经营者和商会交流少。涉外商会有明显的官方色彩，大都与商务部或者地方商务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独立性。为了更好地发挥商会的作用，我国要重视国际商会的建设，鼓励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在不违法的前提下自由建立商会，加强涉外商会与进口国政府和外国同行业经营者交流与合作。
5.熟悉游戏规则，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
熟悉国际贸易中反补贴的游戏规则是有效应对反补贴调查的前提。反补贴的游戏规则包括《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处理补贴与反补贴争端案例的研究。我国反补贴经验缺乏，更应该研究反补贴争端解决机制和程序，找出这些程序的共性，了解、掌握反补贴机构所做裁决蕴含的法理与法律依据，找出我国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差距，弥补法律漏洞，减少反补贴的风险。对我国经常遭受反补贴的国内立法加以修改完善。对企业在反补贴应诉中经常遇到的法律风险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为企业应诉反补贴提供指导。
除要熟悉反补贴的程序规则，我国作为wto的成员，应当积极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和本国企业的合法利益。根据wto协议的规定，一成员国可将其他成员国实施的与wto协定不符的行为诉诸争端解决机构。如果国外调查机关的裁决存在程序上或者法律上的错误、瑕疵，或者对其他成员国有不公平的做法，违反了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或者成员方同意的其他协定的，该成员方可诉诸争端解决机构。我国作为wto成员方可以援用上述权利。
6.加强律师事务所的参与，培养优秀反补贴律师队伍
律师事务所作为中介机构，熟悉法律和反补贴实践情况，积累了一定的反补贴经验，在反补贴预警机制中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反补贴案件涉及面广，法律专业性强。出口企业对反补贴规则不了解，难以独立进行诉讼。于是，聘请有专业经验的律师参与诉讼。我国反补贴经验缺乏，国内熟悉反补贴游戏规则的律师甚少，难以满足反补贴案件增多的需求。从长远来看，我国必须着力培养一大批熟悉世界贸易规则的、具有反补贴专业素养的律师队伍，适应反补贴申诉和应诉案件不断增多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王永杰.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争端解决机制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2]甘瑛.wto补贴与反补贴法律与实践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双减政策下的措施篇6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经贸委(经委)，各区域电监局、城市电监办，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华能，大唐，华电、国电、中电投集团公司：
近一段时间以来，针对经济增长放缓、高耗能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等情况，部分省(区)自行出台措施对高耗能企业实行优惠电价。这种做法，造成电价政策的混乱和价格信号的扭凸，不利于促进高耗能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保证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顺利实施，报经国务院批准，决定对各地自行出台的优惠电价措施进行清理，同时推进电价改革。现通知如下：
一、坚决取消各地自行出台的优惠电价措施。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立即开展对国家电价政策执行情况的自查自纠工作。凡是以发、用电企业双边交易等名义，擅自降低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或用电企业销售电价，对高耗能企业实行优惠电价措施的，3月15日前应全面停止执行，并将自查自纠情况于3月底前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电监会。
二、积极稳妥地推进大用户直购电试点工作。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大型工业企业，用电电压等级在110kV及以上的。可以按自愿协商的原则，向发电企业直接购电，电价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同时按国家规定的输电价格支付输电费，并缴纳随电价收取的政府性基金与附加费。各省(区，市)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市场化原则，按程序上报大用户直购电试点方案，经批准后实施。具体实施办法国家将另行下达。
三、合理调整峰谷电价等需求侧管理措施减轻企业电费负担。2008年降水充沛，冬季来水较好且水电丰富的地区可适当延长丰水期电价执行的时间。以降低用户实际负担的电价水平。各地还可以依据电网负荷特点通过合理调整峰谷分时电价结构，鼓励高耗能企业用电削峰填谷，减轻用电负担，提高电力工业整体效率。具体由省级主管部门商有关部门提出方案，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后实施。
双减政策下的措施篇7
关键词：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税收优惠；中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235.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5-63-02
一、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现状及其原因
（一）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现状
整体上，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划分为制度内税收竞争与制度外税收竞争，制度内税收竞争是由中央的差别性税收政策及地方合法税收权限引起，而且更多的具有随意性大、竞争过度甚至宏观上失控的特点。
（二）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原因分析
1.主观原因
第一，政府间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称将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参与税收竞争，事权划分不清，政府间财政支出的责任并不明确。第二，几乎所有的税法与规范都是由中央制定，地方只有类似于宰税、筵席税等个别税种的税权。
2.客观原因
由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要上缴中央，财政支出也将由中央下放。
（三）博弈模型分析
首先我们设：
（1）只有政府a和政府B，参与税收竞争博弈，且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2）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是双方政府进行税收竞争的手段。
（3）假定资本是完全流动的，可以有效地保证税收优惠政策吸引资本。
（4）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不同，政府a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投资环境要优于政府B。以博弈模型来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收益效应。
由该博弈模型可以看出，政府a和政府B均实施税收优惠，是该博弈的占优策略均衡。在双方都实施税收优惠时，收益增加，说明双方的税收优惠是可采取的。此时可以吸引资本流入、增加本地税收收入，因此发生的成本与能够由收益的相应增加得到弥补。
尽管双方均实施税收优惠对双方都有利，但这种合作极其不稳定。从图1中可以看到，一方不执行潜在的所得税优惠为2000。因此，合作双方将为一个更微妙的突破以获取更多的收入占主导地位的战略，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在不断博弈中，税收优惠程度得到提高，竞争透明度渐渐下降，从适度的税收竞争转变为过度的税收竞争，政府a和政府B均会陷入“囚徒困境”，也就是图2的情况。
因此，在这一阶段的博弈中两个政府都实施过度税收优惠是占优策略均衡。但是这样会使恶性竞争波及两个政府，不但税收不会增加，税基也会遭到破坏，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将减弱。因此，必须规范恶性税收竞争行为。
假设对实施过度税收优惠政策的政府实施规范，使其在过度税收优惠时获得的收益低于正常优惠的收益水平，就会出现图3的情况。
在图3中，两个政府占优策略均衡为均实施正常税收优惠的情况。因此，为控制税收竞争的恶性演化，为达到双赢，政府间税收竞争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规范。
二、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影响
（一）宏观论述影响
客观上，适度的税收竞争并不一定都是有害的。它是市场机制在公共经济领域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市场效率。实践证明，政府间税收竞争是一把“双刃剑”，比如税收竞争使纳税环境遭到破坏，市场运行和税收征管效率降低。
（二）微观论述影响――以中西部为例具体分析税收竞争的影响
税收竞争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影响。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收不抵支，财政自给率较低，财政支出除了来源于地方财政收入，更依赖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从下表反映的2014年度全国31个省市的财政自给率（是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值，财政自给率是判断一个城市发展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的数据来看，东部地区的财政自给程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平均值为75.8%，北京市则高达89.0%。中部地区的平均值是44.8%；西部地区的平均值只有36.9%，地区仅达10%。东部地区，中央的转移支付对财政支出的贡献较小，或者可以理解为本地的财政支出对本地的财政收入形成了有力的约束。中西部地区，中央的转移支付才是满足当地财政支出的重要渠道。在参与横向税收竞争时，面对同等数额的税收减免，中西部地区的相对成本较低。
因此对于实施税收优惠和税收减免，东部地区更加敏感，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西部地区的资金使用效率。但同时中西部地区为了提高所在地的吸引力，必须通过有限的资金提高本地区的投资环境，又刺激了欠发达地区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解决措施
第一，构建稳定的税收竞争规则和政治经济社会运行机制，增强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有效性。
第二，构建双层法律体系，减弱地方保护主义。因为有效的政府间税收竞争也必须防备地方保护主义的弥漫。
第三，明确各级地方政府权限。他们是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主要参与者，唯有明确本身的权责范围，才能使税收竞争走出恶性怪圈。
四、结论
在本文中详细论述了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现状原因，并利用博弈模型分析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的问题、研究现状以及解决措施。以中西部地区为例，对税收竞争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同时并存，所以治理应以规范与完善为主，杜绝全盘否决。从规范税收竞争行为和税收竞争环境对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进行规范，对治理和协调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们无法从根本上剔除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弊端，但我们可以减少危害性，为我国经济的增长搬去绊脚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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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黄春蕾.当前我国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的实证分析[J].税务与经济，2004，（01）.
双减政策下的措施篇8
关键词:税收优惠税式支出双刃剑效应
税收优惠是我国主要的税收支出形式,他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在法定基准纳税义务的基础上,对一部分负有纳税义务的组织和个人免除或减少一部分税收。而一般认为,税式支出(taxexpenditure)是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通过对基准税制的背离,给予纳税人的某种优惠安排。税式支出的主要形式主要有:税收豁免、税额减免、纳税扣除、税收抵免、优惠税率、税收递延、盈亏相抵、优惠退税、税收饶让、加速折旧等。从严格定义来讲,税收优惠的范围广于税式支出,但从实践来看,应使税收优惠尽量多的纳入税式支出体系,以便于对范围和数量进行分析,从而增加对税收优惠的管理和控制,优化税收政策。
一、税收优惠与税式支出
所谓税收优惠,实际就是指政府利用税收制度,按预定目的,以减轻某些纳税人应履行的纳税义务来补贴纳税人的某些活动或相应的纳税人。政府实施税收优惠并不是一种随意行为,而是政策的需要,以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税式支出与税收优惠间也存在差别。首先,税收优惠可以是不确定的量,而税收支出要纳入国家预算体系,因而是可以计量的;其次,由于各国税法的规定不同,税收优惠可以包含在基准税制中,也可以在之外,而税式支出是基准税制之外的部分,一国的税收优惠有可能是另一国的税式支出。
二、税收优惠的积极作用
1.吸引了大量外资,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
我国实行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各种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来,为外资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外商来我国进行投资。吸引了一批外资来华投资建场,外资的进入,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管理的改善。
2.配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积极引导投资方向
我国税收政策通过采取各种优惠措施,积极鼓励企业投资于国家急需的行业和地区,对我国产业政策的调整起到了良好的配合作用。
3.扶持补贴的迅速及时,增强政策效果
税收优惠形式的税式支出,是税收收入过程和补贴过程同时实现的,减少了税收收入的征收、入库等过程,直接形成了财政的补贴,因此,较直接财政支出更为及时,减少了政策的时滞,增加了政策的时效性。
4.实施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我国出口贸易
需求、投资和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通过对出口商品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了国家进出口贸易的飞速发展,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增加国家外汇储备。
5.对企业招收下岗工人的优惠政策,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社会稳定
税收优惠中,鼓励企业积极录用下岗职工的优惠政策,增加了就业机会,缓解了就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三、税收优惠的消极作用
1.财政收入的减少
税收收入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占我国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税收优惠作为我国各级政府主要采用的吸引外资的税式支出形式,该政策的实施必然会直接造成财政收入的减少。据有关数据测算,一项外资企业优惠政策,会导致我国在外资企业方面每年大约2000亿元的税收收入的减少。加上我国每年对出口商品的退税,估计至少有3000亿的税源让利给了外资企业和外部消费者。这种区别于直接财政支出的直接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实现了税收收入过程和补贴过程,因此相当于会计上的“坐支”,具有隐蔽性
和不可控性。
2.政策效果的削弱
实行税收优惠的目的有三:(1)不同地区之间的优惠措施;(2)出于产业政策、扶持国家重点及鼓励类行业的优惠措施;(3)保护弱势纳税人的保护性税收优惠措施。而我国税收优惠遍及各个税种和各行各业、项目繁多,导致支出规模越来越大,统计和衡量控制上面非常困难,这种“普惠制”税收优惠政策改变了税收优惠属于个别照顾的本来面目,使实际规则紊乱,国家政策的调控措施得不到有效发挥,效果被削弱。
3.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无序,政策作用相互抵消
我国税收优惠政策较多,缺乏统一协调。任何一项税收优惠政策在对享受政策纳税人发挥既定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会对不享受政策纳税人产生逆向作用,导致社会效率损失。而任何一项新政策的出台,又会对已有的政策产生正面的或是负面的影响。
4.加剧了地区间税收优惠政策的竞争
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吸引资本、人才和技术等资源流入该地区,使经济活力增强。而资本、人才、技术等资源是有限的,这就产生了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而在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之间靠减免税这种初级政策竞争,这使得无论中央、省、市、区、县,甚至镇、村、乡级级都设开发区,级级都实行税收减免政策,造成了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减少,降低了引资的效果,给国家造成了损失。
5.有悖于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要求我们:税收主体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征税;纳税主体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而我国税收优惠过多,法定税率与实际税率差距很大,在《福布斯》2005年度全球雇主与雇员的综合税务负担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国是继英国之后税收负担第二重的国家。我国法定税率重而实际税率轻,过多过繁的税收优惠使得我国负担着重税负国家之名却只征收微薄的税款。
四、运用税式支出理论和方法管理和控制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政策在我国的税收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政策,在促进我国经济和谐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实施成本。它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消极作用,是经济发展的一把双刃剑,又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项有力的工具。在实际制定与操作中,应尽量发挥优势,控制劣势,在此方面,各国都普遍采用税式支出理论,将税收优惠纳入国家预算,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以便深刻揭示其实质。oecd国家计算税式支出的方法主要有三种:收入放弃法、收入获得法和等额支出法。目前,各国对于税式支出的理论和方法仍处在探索阶段,还未全面完善,对于我国而言,应效仿国外的先进经验与管理方法,结合我国的国情,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税式支出预算体系,管理和控制税收优惠,扬长避短,发挥更大效益。
参考文献:
[1]万莹.税式支出的效应分析与绩效评价.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2]申韬.税式支出问题探讨.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
双减政策下的措施篇9
建立必要的利益协调、争端解决机制是解决贸易摩擦的根本途径，这种协调机制可建立在单边行动、双边协调和多边协调等多种方式和层次之上。
第一，进一步完善贸易预警和出口自律等单边行动的机制，减少和解决光伏贸易摩擦。应尽快建立起光伏行业协会，由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对光伏产品的出口增长、贸易收支和价格等方面进行必要干预，充分发挥预警和自律等单边机制的作用，实现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经济利益的协调，避免出口增长过于迅猛、出口价格下降幅度过大等诱发贸易摩擦的经济行为，减少贸易摩擦的产生，尽可能避免贸易摩擦的升级。当下应对欧盟对我国光伏产品的反倾销调查和未来应对美国对我国光伏产品“双反”复审过程中，做好单边出口自律将有助于争取相对有利的结果。
第二，强化我国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双边协调机制，化解光伏贸易摩擦。我国可以考虑倡导建立在中美、中欧经济峰会之下的包括光伏产品在内的双边敏感产品常设贸易协调机制，为双边政府的贸易主管机构、行业协会、企业和其他利益集团之间的沟通提供平台。可利用这一平台接触和争取美国、欧盟内部与我方具有重要共同利益的光伏行业上、下游企业和光伏发电消费者，消减与我国光伏企业直接竞争的国外光伏行业中游企业对政府的贸易保护诉求和政治压力；还可尝试在双边沟通中通过针对对方国家光伏企业的贸易救济措施、不购买对方政府债券等报复威胁来提高对方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的预期成本，以遏制美欧采取贸易保护的政策取向和最终出台救济措施的危害程度。从短期看，这对争取欧盟相对有利于我方的最终裁定会有所帮助；从中长期看，则有助于化解光伏贸易摩擦、改善我国光伏行业的外部市场环境。
双减政策下的措施篇10
［关键词］中美贸易贸易救济应对策略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我国与美的贸易量也在不断增加。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9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3659.8亿美元，中国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进口来源地。同时，美国针对我国出口产品启动的各类贸易救济措施也在同步迅速增长，尤其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由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使得贸易救济案件数量更多，周期更短。仅在2009年，美就对华发起反倾销、反补贴和特保调查23期，337调查8起，涉及中国年出口金额约76亿美元，案件数量和金额分别比上一年增长53%和800%，占全球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总数和总额的25%和65%，频繁的贸易救济案件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今年8月26日美国商务部又提出加严贸易救济措施的14条建议，其中多项建议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我国应对贸易救济措施形势更加严峻。
一、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措施分析
1.反倾销仍然是最主要的贸易救济手段
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水平相对比较低，生产成本也比较低，导致中国产品价格就比较便宜。但由于我国在入世时承诺允许wto成员国在中国入世15年内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尽管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可，但美国目前还是视我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于是就会选择一个替代国的同类产品价格作为参照价格，而利用“替代国”的模糊性和随意性，使中国极易遭受来自美国的反倾销诉讼，同时也最容易被裁定存在倾销。所以反倾销成为了美国进行贸易救济的主要策略。截止到2010年7月美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对华贸易救济措施涉案产品共计104种，其中反倾销的数量为85。
2.反补贴使用频率不断提升，双反调查成为贸易救济的重要形式
以前我们通常认为美国一般不会对我国产品提起反补贴的诉讼。一方面是反补贴的政治敏感性比较强，一旦启动调查不仅要调查企业，还要对国家政府进行调查，另一方面西方的发达国家认为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由政府控制生产资料价格，难以将政府补贴和实际生产成本区分开来，所以在2006年以前美国没有对中国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但是，在2006年11月，应国内产业申请，美国对原产于中国的铜版纸同时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这是美国首次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发起反补贴调查。美国自2006年对华启动反补贴调查以来，截至2008年，已达到13起，而且均与反倾销调查相“伴随”。2009年新发起的反补贴调查为10起其中7种为合并调查。反补贴正在成为美国实施对中国贸易保护的新的内容和形式，“双反”措施已成为近两年来美国限制中国产品的主要手段，也成为了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最大的障碍。从目前已终裁的案件来看，除铜版纸胜诉，非公路用轮胎案个别企业税率较低外，其他各案的裁决结果对中国产品出口美国极为不利。
3.实施贸易救济的措施多样化
除了上述谈到的影响最大，使用最频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外，针对中国的商品，美国还实施了多样化全方位的贸易救济模式。我国产品除了受到反倾销调查外，反倾销的调查的衍生手段“反规避、反吸收”调查的数量也大幅增加。在保障措施领域，美国除了对中国的一般产品实施保障措施外，还对中国的产品实施了特保措施，2009年，中美贸易间发生的最轰动事件就是轮胎特保案，也是针对中国的最大特保案，涉案金额高达21亿美元。此外美国还利用“337条款”在知识产权领域在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口，尤其对于中国出口量巨大的加工制成品威胁最大。
二、美国对华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原因
1.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性
贸易摩擦的出现最主要的原因是两国间贸易的不平衡性，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比较多，是由于当时日本是美国的最大逆差国，而现在中国成为了美国的最大逆差国，美国必然会对中国的产品实施频繁的贸易救济措施。根据美国的统计，1983年美方开始有逆差，为3亿美元，1988年中国开始进入美国的前10位逆差国行列，1990年攀升到第3位，1991年，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2大逆差对象，2000年以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此后贸易逆差继续攀升。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字显示，美国2009年全年贸易逆差为3807亿美元，但美中之间逆差额就达到了2268亿美元。对于近几年经济的衰退，就业率的下降，，美国不从自身找原因，而归罪于中国对美国的巨大出口。
2.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工会的影响
美国对中国商品进行贸易制裁，根本原因是所谓保护美国人的就业。在针对中国产品的一系列贸易诉讼中，都可以在方中找到一个熟悉的名字――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这不只是钢铁工人的工会，该组织全称是美国钢铁、造纸、森工、橡胶、制造、能源以及联合工业和服务业工人国际工会。在许多诉讼中，一些美国企业不参与其中，而是由该工会组织出面。尤其在最近的两年，在国内就业状况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工会组织会向政府提出诉求，政府迫于其压力就会对进口产品实施限制，从而保护国内相关产业工人的利益。由于从中国进口的数额最大，所以贸易救济的矛头直指中国产品。尤其在中期选举在即的情况下，为了拉拢选民，政府也常常会满足这些利益集团的要求。
3.奥巴马政府的贸易保护趋向
去年初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就开始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先是“购买美国货”条款，后又是轮胎特保案，；而近来一波紧似一波的“双反”制裁，让美对华贸易救济措施更是频发。今年的8月26日，美国商务部网站又公布了有关贸易救济措施的14项建议。尽管美国商务部表示，这些新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美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使其可以依赖更加可靠透明的机制寻求救济，免于遭受不公平贸易带来的损害。但如果所有条款都真正实行的话，未来中国企业的反倾销、反补贴案件胜诉的机会将非常小，而且最终拿到的双反税率会非常高。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趋向必然导致与我国的贸易摩擦增多，贸易救济形式的多样化。
三、应对美国对华贸易救济措施的策略
1.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
在中美贸易关系格局中，中国对美国的市场依赖度更高，中国对美国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以上，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仅占2%；美国出台的任何一项带有贸易保护色彩的措施就会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而且对美出口的严重依赖性使得中国很容易成为美国贸易救济的重点目标国之一。所以，应该尽可能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一方面，我国可以通过积极发展与其它国家和地区间的经贸往来，扩大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国内扩大内需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
2.有效利用我国的贸易救济制度适时反击
我国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应积极采取反制措施，一味的被动挨打，会让美国政府和美国工会觉得我国企业和政府的软弱，会引致愈演愈烈的贸易救济案件的出现。要针锋相对，在美国对我国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诉讼的同时，合理的利用我国的贸易救济措施，对美国的进口产品实施打击，达到提醒和震慑目的。而且由于美国对我国实施的贸易救济措施带有很强的连锁效应，极可能引起其它国家的效仿，所以只有有效的打击美国的贸易保护行为，其他国家才不敢轻举妄动。
3.建立海外贸易预警机制
任何一件贸易救济诉讼的发起，都不是无声无息就直接提讼，通常都会先制造舆论，再采取行动，所以我国驻美机构包括使领馆、新闻机构和各种商业组织，应该密切关注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动态。如果发现了不利用中国产品的舆论或动向，就应该及时向国内反聩这些信息，让国内企业提前做好预防准备。如面对反倾销，我国出口企业通过放慢出口速度、提高出口价格等手段来进行预防，因为一般反倾销认定的出口价格是以前三个月为准。有了这样情报预警机制，我们可以尽可能降低各种贸易救济指控的风险。
4.加强对话与沟通
伴随中美两国双边关系的日益深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在所难免，尤其是在经济出现衰退之际，摩擦更是出现了上升势头。如果双方只是单纯的通过贸易战或是诉讼来解决问题，往往可能会让矛盾激化，而对话才是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最好方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总法律顾问莱福建议双方可以从政府层面入手，通过对话和协商，由相关行业的法律专家来共同界定问题，弄清法律意义上的事实，并寻求最终的解决方案。同时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待遇、特保、知识产权领域上与美国进行有礼有节的谈判，从而减少中国企业出口的障碍。
5.采取措施降低各类贸易救济案件出现的可能性
首先由于我国对出口总量增长的偏好和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刺激，中国企业在出口过程中经常发生竞相压价抢占市场的行为，我国应该尽快完善中介组织，加强行业协调性和自律性，达到以合理有序的价格出口，避免反倾销的诉讼。其次，出口企业应当关注优惠贷款、出口企业的税收减免等政策的使用，降低反补贴诉讼的机率。此外，出口企业尤其是加工制成品的出口企业应当加强自主知识产权研发，并及时到pCt（专利合作条约）申请国际专利，防止对美出口时涉嫌侵犯知识产权。
参考文献：
[1]王维:美国对华贸易救济的新趋势及其对策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11
[2]肖志勇张瑾:美国贸易救济措施与我国应对策略的研究价格理论与实践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