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篇1
关键词：二板市场；主板市场；经济增长；协整分析；因果关系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3-0094-07
二板市场(secondboardmarket)是指为成长型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和股权流通环境的资本市场，上市标准和条件相对较低。和主板市场(mainboardmarket)一样，二板市场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二板市场的典型代表――纳斯达克市场(naSDaQ)为例，尽管从1971年成立至今它的发展历程不到40年，但是，纳斯达克却因其成长型科技企业的服务定位而成为发展最快的股票市场。然而，二板市场的运行和发展呈现出其不同于主板市场的自身特点，深入认识和比较二板市场发展和主板市场发展在经济增长中各自所发挥的作用，在我国现有资本市场体系不健全和着手筹建二板市场的背景下，必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二板市场运行特征的认识，从而有助于我国更好地推动包括二板市场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并使之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
一、文献综述和问题的提出
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认为股市发展可能通过提供流动性、分散风险、影响企业信息的获取、公司治理与居民储蓄等发挥作用。相关的实证检验也大多证实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atje等(1993)的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①；Levine等(1996)通过对41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1998年，他们又将样本扩大至47个国家，得出股票市场流动性的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Harris(1997)考察了股票市场发展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的影响，发现发达国家股市发展的确有助于解释经济增长；Beck等(2001)在对传统的股市流动性指标进行改进的基础上，运用Gmm技术Gmm即generalisedmethodofmoments是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并采用广义矩方法估计，以考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多元因果关系，并因其对随机误差项异方差和序列自相关的允许而使所得的参数估计量更符合实际。证明股票市场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国内学者也对股票市场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殷醒民等(2001)发现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冉茂盛等(2003)运用VaR模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从经济增长到股票市场发展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但同时，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也有较多的研究质疑我国股市与经济的联系，如：李学峰(2004)从是否有利于企业投资支出的角度揭示了我国股票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非常微弱；陆晓龙(2007)基于凯恩斯的国民经济恒等式，发现我国股票市场市值与GDp的关系并不显著。
上述研究一般都是考察主板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没有分析二板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没有将主板市场与二板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与此同时，尽管国内有学者从扩大资本积累、促进风险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便利中小企业融资、增加就业等多个角度论证二板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比如：何光辉等(1999)认为风险投资的发展需要建立二板市场；曲三省(2005)提出二板市场的建立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但这些研究也只限于定性分析，缺乏实证支持。因此，对二板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并将其与主板市场进行比较分析，一方面有助于深化对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另一方面可以揭示二板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及其不同于主板市场的运行特征，从而为我国二板市场的建设提供更有说服力的依据，同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更为明确和可行的启示或建议。
本文将在构建二板市场和主板市场发展指标的基础上，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分别对美国二板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主板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探究二板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主板市场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并比较分析二者的运行特征。同时，结合我国的经济背景和市场环境，针对“如何建设和发展二板市场以使之更好地发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这一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对策建议。
二、指标选取和研究方法
(一)指标选取
为了比较分析二板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主板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需要对市场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参考已有研究中主板市场的发展指标，大多强调规模因素和流动性因素，因此本文选取市值水平和流动性水平这两个主要指标来度量二板市场和主板市场的发展。其中，二板市场市值水平=二板市场市值/GDp，二板市场流动性水平=二板市场成交额/GDp，主板市场市值水平=主板市场市值/GDp，主板市场流动性水平=主板市场成交额/GDp。其次，需要衡量经济增长的状况。本文选取实际GDp的自然对数指标来描述宏观经济增长，以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影响，消除量纲并更好地反映经济的增长比例。最后，为了避免重要变量的遗漏，我们选取银行信贷水平指标进入本文的分析过程，银行信贷水平=银行信贷额/GDp在构建二板市场发展指标、主板市场发展指标、经济增长指标和银行系统发展指标之前，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一定处理，包括季节调整和Cpi指数平减，以剔除季节性变动因素和通货膨胀因素对经济变量的影响。其中，季节调整所采用的方法为X12方法。。
(二)研究思路和方法
首先，考虑到宏观经济变量时间序列可能存在的非平稳性，本文对各指标变量进行平稳性或单位根检验。在平稳性检验之后，如果时间序列变量是平稳的，则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如果时间序列变量是非平稳的，直接建立回归模型可能带来虚假回归的问题。此时，通过多变量的协整分析来判断指标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以及均衡关系的形式。经检验，如果变量之间的确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本文将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进一步分析变量之间的二元因果关系。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样本和时期的选取
本文分别以纳斯达克股票市场(naSDaQ)和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作为美国二板市场和主板市场的代表进行研究。作为美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第二级，纳斯达克市场本身又包含不同的层次，起初是全国市场(nationalmarket)和小型资本市场(smallcapitalmarket)两个层次，2006年重新划分为naSDaQglobalselectmarket、naSDaQglobalmarket和naSDaQcapitalmarket三个板块。同样地，美国的主板市场也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市场体系，包括纽约证交所、美国证交所和一些区域性证券交易所。而之所以选取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作为美国主板市场的代表，是因为纽约证交所乃当今世界范围内规模最为庞大、影响力最为广泛的证券交易所，在美国的证券市场体系内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本文的研究时期为1995年第一季度至2008年第二季度，采用季度数据。这样选取的原因在于：首先，这一时期内美国经济和证券市场经历了完整的起伏周期，一方面有90年代新经济推动下的繁荣时期，另一方面受9.11恐怖袭击事件和次贷危机等因素影响，国民经济经历了2001年的负增长和2008年上半年的疲软，同时期的证券市场也处于动荡阶段，因而1995至2008年可以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样本时期；其次，利用季度数据，可以克服年度数据的粗糙性，对指标变量的动态变化及可能存在的关系进行更为细致地揭示，也为计量分析提供更多的数据期，从而提高计算结果的精确性。本文所采用的原始数据中，名义GDp、Cpi指数和银行信贷额来源于eiUCountryData数据库eiU数据库网址：tp：//eiu.省略。，纳斯达克市场和纽约证交所的市值和成交额数据来源于国际证券交易所联盟网站国际证券交易所联盟网址：省略。。
(二)相关指标的计算
根据季节调整和Cpi指数平减之后的GDp、纳斯达克市值和成交额、纽约证交所市值和成交额以及银行信贷数据，计算得到实际GDp自然对数(lnRGDp)、纳斯达克市场市值水平(namC/GDp)、纳斯达克市场流动性水平(naVSt/GDp)、纽约证交所市值水平(nYmC/GDp)、纽约证交所流动性水平(nYVSt/GDp)和银行信贷水平(BanK/GDp)指标从1995年第一季度至2008年第二季度的各期指标值在计算各比率时，由于分子是没有剔除价格因素的名义变量，所以分母也用名义GDp，而不是实际GDp，以抵消价格因素。其中，在计算namC/GDp、nYmC/GDp和BanK/GDp时，GDp为流量，而分子namC、nYmC和BanK均为存量，因此，用每个存量指标各期期初和期末数值的一半除以期间的GDp水平。
(三)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5.0对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进行分析，采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实际GDp水平(lnRGDp)、纳斯达克市场市值水平(namC/GDp)、纳斯达克市场流动性水平(naVSt/GDp)、纽约证交所市值水平(nYmC/GDp)、纽约证交所流动性水平(nYVSt/GDp)和银行信贷水平(BanK/GDp)这六个时间序列都是本身非平稳而一阶差分平稳。此时，通过协整检验来确定这些非平稳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检验采用的是Johansen方法Johansen方法可以检验多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个协整关系，优于eG两步法。，具体结果见表2。
通过检验，我们可以得到公式(1)所描述的实际GDp自然对数(lnRGDp)、纳斯达克市值水平(namC/GDp)、纳斯达克流动性水平(naVSt/GDp)、纽约证交所市值水平(nYmC/GDp)、纽约证交所流动性水平(nYVSt/GDp)和银行信贷水平(BanK/GDp)变量之间存在的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5％的显著性水平)。
公式(1)中，圆括号和方括号内分别给出协整系数的标准差和t统计量的值。由公式(1)可见，实际经济增长与纳斯达克市值、纽约证交所市值和银行信贷这三个规模变量存在正向关系，系数分别为0.998172、0.071799和1.048728；实际经济增长与纳斯达克的流动性呈负向关系，而与纽约证交所的流动性呈正向关系。同时，前者的系数绝对值0.838486大于后者的0.081055，这反映出长期中主板和二板市场的流动性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且强度也不同。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上述协整关系检验表明实际GDp水平(lnRGDp)、纳斯达克市场市值水平(namC/GDp)、纳斯达克市场流动性水平(naVSt/GDp)、纽约证交所市值水平(nYmC/GDp)、纽约证交所流动性水平(nYVSt/GDp)和银行信贷水平(BanK/GDp)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均衡关系。接下来，本文通过这六个变量两两之间的格兰杰检验来确定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四、实证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结合上文中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可以发现，美国二板市场的代表――纳斯达克市场对美国的实际经济增长存在双重影响。一方面，从纳斯达克的市值水平到美国经济的实际增长存在因果关系，且二者正向共同变动；另一方面，纳斯达克的流动性水平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向关系。相比之下，美国主板市场的代表――纽约证交所对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流动性方面，其流动性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推动作用。而就纽约证交所市值水平和实际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言，前者对后者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反而是经济增长促进纽约证交所市值规模的扩大。
(一)市值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纳斯达克市值水平是实际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它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然而，从纽约证交所市值水平和银行信贷到实际经济增长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这可以从纳斯达克市场支持科技进步和促进融资转化为投资两方面加以解释。其一，尽管同为融资，但是，在以中小科技型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纳斯达克市场上，融资与科技进步的关系更为紧密。与纽约证交所和银行部门服务的成熟企业相比，纳斯达克的新兴科技型企业筹集到的资金更多地转化为技术发展投资支出，更能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水平，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和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二，尽管在融资的数量规模方面，纳斯达克可能不及纽约证交所和银行部门，但是，较之于主板和银行，纳斯达克市场上的企业将融资转化为实体投资的比例和速度可能更高，从而通过促进投资、形成资本积累来推动经济增长。具体而言，比较本文的三个规模指标值，纳斯达克的规模水平远远低于纽约证交所和银行；然而，在纳斯达克市场上，企业发展所处的初创或成长阶段及其所面临的更为严重的资本约束决定了它们将融资转化为实体投资的速度更快，比例更高。而相比之下，纽约证交所和银行系统服务的主要对象为成熟期企业，其资本需求的急迫性下降，并且融资金额一般较大，因而它们的所筹资金转化为资本的速度可能较慢，比例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此二者到实际经济增长不存在因果关系。
同时，美国实际经济增长是纽约证交所市值水平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在条件放宽，即显著性水平取10％的情况下，从实际经济增长到纳斯达克市值和银行信贷也存在较弱的因果关系。总体而言，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体系规模的发展壮大。由于经济的增长和国民财富的增多，企业的融资需求和居民手中可供投资的收入增加，对未来的预期也更有信心，这些带来股票市场份额容量的增大和市场价格的上升并最终扩大市值规模。
(二)流动性水平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纳斯达克市场和纽约证交所的流动性水平都是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即都对经济运行产生作用，这与我们的认识相吻合，反映了资本市场运行与宏观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不过协整检验表明，实际经济增长与纳斯达克的流动性呈负向关系，而与纽约证交所的流动性呈正向关系，二者方向截然相反。
产生这样的实证检验结果的原因可以从主板市场和二板市场各自的特征来解释。在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其中，以纽约证券交易所为代表的主板市场几乎囊括了美国经济中的大多数主要企业，即能够较好地反映美国经济运行的总体水平，因而其流动性水平与经济的扩张和收缩之间表现为正相关关系，经济繁荣时，市场流动性充裕，经济萎缩时，市场流动性也收缩。反观二板市场，naSDaQ市场中的企业主要是各类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其服务对象较主板市场更为专一，对于所谓的新经济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与新经济的运行也有着紧密的联系，相对应地，其对于整体经济的代表性就比较低，相对于经济整体和主板市场的运行情况，二板市场往往表现出其“个性”，并在一定时期内与前两者出现背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本文的考察期中恰恰经历了以naSDaQ为重要载体的“新经济”的破灭，如图1所示。
通过图1可以直观地看到，美国经济整体上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态势，无论是在1999年、2000年新经济蓬勃发展时期，还是此后的新经济破灭期，几乎都保持了匀速增长。而naSDaQ的流动性则出现了巨幅的波动，与经济整体的走势相背离，集中体现了二板市场的特异性。即使是在此后的“平静期”，naSDaQ的流动性水平依旧是频繁出现波动，也反映了其相对于宏观经济和主板市场的特异性，同时体现出一定的不可测性。
五、结论及启示
通过上述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我们看到，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和助推作用，因而健全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将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合力作用。换言之，本文以美国为例的对不同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为我国建设包括二板市场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供了经验支持和理论依据。同时，本文的研究对于我国即将推出的二板市场具有重要启示，即在降低上市门槛的同时，一定程度地提高入市交易的门槛。具体而言，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二点对我国二板市场建设的启示：
首先，总体上二板市场对经济发展有明显的积极作用。纳斯达克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体现在其促进技术进步和融资转化为投资这两个方面。在技术进步方面，我国正处于通过科技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结构的时期；在融资转化为投资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与美国不同，银行等其他融资渠道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较之于美国远远不足，中小企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本约束更为严重，因此，我国的二板市场发展在促进技术进步和提升融资转化投资的速度和比例方面都可能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我国在建设和发展二板市场的整个过程中都需坚持明确和突出其服务于成长型科技企业的市场定位。具体地，可以尝试创新上市制度，简化上市程序，缩短从准备申请到最终实现上市的时间，使科技型成长企业在二板市场上的融资更为便捷；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在二板市场上市融资提供一定优惠政策；实施配套政策和措施，鼓励创业投资基金的发展和风险资本的形成，与二板市场的融资相衔接，为二板市场提供更多上市资源。
其次，纳斯达克市场的流动性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不可测性，甚至与经济走势和主板市场相背离。回顾我国，股票主板市场已经反映出高于国际平均的短期投机和过度的非理性流动，对于相对高风险的二板市场，更应关注市场流动性的变化，防止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因而，在建设和发展二板市场的过程中可能面临更大的风险和问题，需要建立严格合理的交易制度和监管制度以控制其中的投机非理性成分。比如，引入做市商制度，通过对做市商的窗口指导，发挥做市商在提供合理流动性和抑制非理性投机中的重要作用；提高投资者的准入门槛，以实现机构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的主体地位，发挥这些专业投资者在市场交易中的稳定和规范作用；提升每手交易量，加强交易监管等等。这不仅关系到二板市场自身的健康发展，而且可以为主板市场培育和输送优秀的上市主体，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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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oftheinfluenceimposedoneconomicGrohbySecondboardand
mainboardmarket：anempiricalResearchonamericanmarket
LiXuefengZHanGJianBaiting
(DepartmentofFinance，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071)
abstract：whilethemultilayercapitalmarketsystemincludessecondboardmarketisbeingestablishedinChina，itissignificanttousethedevelopedcapitalmarketintheworldforreference.ByusingcointegrationanalysisandGrangercauseandeffectrelationshiptestapproach，thispaperinvestigatesrelationshipsbetweenthesecondboardmarketdevelopmentandeconomicgroh，andcomparesitwiththerelationshipsbetweenmainboardmarketdevelopmentandeconomicgrohinUnitedStates.theempiricalresultsshowthattheresignificantlyexistlongtermrelationshipsbetweencapitalizationandliquidofsecondboardmarket，capitalizationandliquidofmainboardmarketandeconomicgroh.Finally，suggestionsabouttheestablishmentanddevelopmentofthesecondboardmarketinChinaaremade.
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篇2
［关键词］货币政策；资本市场；认知偏差
从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和有关研究结论来看，我国货币政策一直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在资本市场中的预期收益率较实体经济为高的情况下，一方面在货币扩张时一些企业主要通过信贷渠道获得的大量资金，将流入并滞留在资本市场中，资本市场表现得非常繁荣，但另一方面大量企业因为利率非市场化等扭曲现象，并不能从金融机构中得到足够的外部融资。则资本市场-实体经济环节中的这两方面现象，将给货币当局带来“本次货币扩张力度不够”的错觉，并可能产生实施同向的更大强度的货币扩张冲动，导致国内资本市场的明显波动和整体经济结构性扭曲。
一、文献回顾
在国外早期关于货币政策传导领域的研究中，大都认为货币政策通过名义利率(实际利率)的变化表达出来，并通过非货币的资产价格变动来影响投资和经济增长，且很多学者得出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都存在显著财富效应的结论。至90年代以前，资本市场一度被认为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另一方面，国内资本市场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但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却无法起到显著作用，国内学者也试图借鉴西方关于“股经背离”、“金融窖藏”等有关理论，对此问题做出深入解释。成思危(2003)曾指出虚拟资本市场的发展导致真实货币供应量与名义货币供应量不一致，则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总量目标范围与实际货币增长经常不符合。［1］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课题组（2008）指出随着虚拟经济规模扩大，新增货币有很大一部分进入并长期滞留在虚拟部门，而实体经济实际没有增加多少货币；结果传统货币政策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趋于减弱。［2］王成进(2005)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生产数量的变化由实体经济产出(收益)反映，生产能力的增长则由虚拟经济反映，直接表现为资本市场规模的变化。［3］伍超明(2005)发现，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结构调整和改革的滞后，股市结构与实体部门结构明显不对称，结果造成虚拟资产收益率和实物资产收益率差异明显，最终导致股实背离。［4］伍志文(2004)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指出中国“股经背离”现象与货币虚拟化过程中的金融资产多样化和金融结构不合理有关，而较少的源于经济基本面。［5］
二、货币传导、实体经济与货币当局认知偏差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背景下的实体经济发展
傅雄广（2009）采用结构VaR方法研究1991年1季度到2008年2季度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结果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是：在经济紧缩时期,为了刺激经济,政府放松信贷管制,由于中国的真实利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因而企业长期具有投资冲动；但另一方面信贷扩张也导致货币增长率上升，刺激通胀率上升。由于利率非市场化，名义利率相对固定,通胀上升就引起实际利率下降，结果进一步刺激企业增加信贷，投资进一步上升，通胀和投资(产出)将同时持续增加。当通胀过高时，政府将加强信贷管制，导致贷款增长率下降,通胀下降；同时货币供给增长率的降低抑制企业投资，则产出增长减慢；而在名义利率较稳定的前提下，实际利率上升，进一步抑制企业投资和产出增长。当通胀水平得到明显抑制时，面对同时存在的缓慢增长，政府将开始新一轮货币扩张。但由于货币当局和政府始终把经济增长当作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所以在这个循环中，紧缩政策操作的实质目的是诱导足够多的人下一轮信用扩张时持有货币，保证未来的资本品和消费品生产者获得资金，以此带动经济增长（张磊，2008）；［6］而货币当局和政府关注的重点仍在能够直接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政策方面。
我国货币市场规模小，影响有限，与资本市场相互割裂，其货币供求变化及利率信息并不能有效传递到资本市场。结果基本的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是：货币当局通过政府控制的利率变化表达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变化的信息，然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主要通过信贷市场对企业和居民的投资和消费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产出和物价，而资本市场则因为利率传导的断裂，无法显著的刺激实体部门实现货币当局预期中的变化。另一方面，通常虚拟资产的预期收益率要高于实体经济收益率，当实体经济预期收益率提高时，以它们为基础的虚拟资本的价格会以更快速度上涨，所以很多人认为实体经济预期收益率高于虚拟经济的情况实际不会发生，结果资金总是倾向于流入资本市场中。［4］两方面叠加，结果很可能造成在货币扩张时，部分通过信贷渠道能够获得大量资金的企业，倾向于投资资本市场，而其他企业则仍不能获得足够的资金。这时货币当局得到的信息将是“资本市场繁荣，而实体部门仍有大量企业处于资金紧张状态”。这样，货币当局可能会认为本次货币扩张并未实现预期（经济增长）的目的。对于长期把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设定为经济增长的货币当局和政府来说，这将被看作是非常严峻的问题，于是将有继续实施下一轮更大强度货币扩张的冲动，试图达到先前的“为实体经济提供足够融资”的效果，但这却可能引起资本市场中资产价格或规模的大幅波动，并造成国内经济中资本市场和实体部门结构的扭曲。
（二）理论框架
凯恩斯主义首先提出了货币供给与来自证券市场和实体经济两方面的货币需求关系。但在中国利率非市场化和资本市场大量吸收现金资产的背景下，资本市场规模和它所表现出的成为“本国流动性蓄水池”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利率成为传递货币当局政策调整信息的中介载体。所以本文把凯恩斯主义货币供求表达式中的利率替换为资本市场规模，则货币供求均衡式就变为：
m=L(f,y)[JY]（1）
其中f为资本市场规模，并称它对应的货币需求为“储备需求”。在货币供求均衡的前提下，对（1）式求时间t的全导，并在等号两边同除以m，即得到货币供给增长率[aKm•、实体经济实际增长（扩张）率[aKy•、资本市场规模变化率之间的关系是：
分别为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对货币供给的弹性。对(2)式移项得：
表明实体经济规模的变化因为必须获得足够数量的外部融资而受到货币供给变动、资本市场规模变化的影响。
在（2）式中，一国国内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将由资本市场为代表的各种虚拟资产所制造的“储备需求”和实体经济变动的货币需求两部分分别吸收。国内外以往的实际经济数据中，在每次货币政策明显变动时，资本市场总是先于实体经济发生变化，而学界对此一般从资本的瞬时流动性角度解释。所以，在特定的货币政策调整时，即货币供给增长率一定的前提下，实体经济能否得到足够的资本用于自身的发展，或者实体经济的变化是否能够按照货币当局事先的预期变化，必然受到资本市场上对现金资产需求的影响，而两个经济部门内的价格水平，即资产价格和物价水平，则是这一系列变化的结果。如果国内经济满足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很高的前提，一段时间内实体经济能否获得足够的资本资源，根本上取决于货币当局外生的货币供给调整与资本市场变化引起的货币需求间的关系。
而从（3）式来看，实体经济的变化将完全取决于货币供给增长率、资本市场规模扩张速度以及金融中介、实体经济对货币供给的弹性，但这取决于货币政策调整信息能否及时、准确的传递给实体经济。根据这种传导效率的高低，货币当局将产生不同的判断，其决策将把国内经济引向两个方向：
第一种可能是，如果货币政策调整不能有效传导给实体经济，后者能够从正规资本市场中获得的融资量将保持某种稳定的较低水平，且无论本次货币供给速度有何变化，或者说无论
大于、小于或等于Kf•，实体经济规模总是延续此前较低的增长速度。从货币当局的角度，这表现为货币政策调整与实体经济变动的关系并不紧密，这将会给货币当局以“本次货币政策调整力度不足”的错觉。如果这种状态延续到长期，一方面反映了货币政策调整信息的低效传导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实体经济的发展可能长期受到资金不足的制约；也预示着货币当局短期的错觉演化为长期的认知偏差，整体经济将更加不稳定，具体表现在：因为在金融中介市场中的现金资产很少能直接进入实体经济部门，所以(-Kf•)与Ky•的差额将表现在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波动上，如果一段时期内有(-Kf•)＞Ky•，资本市场将会经历一定程度的“资产通货膨胀压力”，即资本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并可能在较长期内通过资本利得转化为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在实体经济中引起一定程度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如果一段时期内存在(-Kf•)＜Ky•，则资本市场出现资产价格低迷的现象，打击国内经济的信心，可能导致实体经济更加萧条，在较长期内影响国内居民消费水平。
第二种可能与上面这种整体经济发展方向相反。假如在长期实体经济的增长与(-Kf•)存在显著关系（或既定时，与存在显著联系），则表明实体经济仍能从资本市场中获得有效地融资。具体表现为：如果>Kf•，则Ky•较高；如果Kf•时，实体经济增长率y较高，反之较低。而当=Kf•时,将与比较接近，在缥榷ǖ那提下，与有相似的变化趋势。在正规信贷和资本市场融资低效率已成为学界和实务界共识的前提下，这种现象实际反映了某些较隐蔽的融资方式成为货币供给进入实体经济的有效渠道，而这些方式并未正式纳入官方的统计数据中。于是正规金融的传导效率虽然较低，但通过其他较高效融资渠道的替代，货币当局短期内的错觉还不至于演变为长期认知偏差，或者即使存在一定的偏差也不会对国内经济结构、价格水平等造成较严重的负面冲击。
下面将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整、资本市场规模变动和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间的关系展开实证检验，希望通过分析在短期和长期内我国实体经济变化与货币政策调整的关系、资本市场资产价格变动与货币供给和资本市场规模的关系，来判断我国货币当局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因低效的货币传导而引起的认知偏差。
三、实证检验
（一）实体经济与货币政策调整
1变量的选取。(1)我国货币当局一直把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所以本文使用广义货币(m2)月末数来表示货币政策的变动。(2)根据资产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王成进（2005）曾把虚拟资产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现金资产；第二类是通过对未来确定收入流证券化发行的证券（比如债券）和开放式基金；第三类是股票和封闭式基金；第四类是各种金融衍生品。现金资产和其他几类资产的区别在于:现金资产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其他资产以商业信用为担保。本文将资本市场界定为上述第二、三、四类资产市场的总和，这三者分别为它的子市场，并使用国债现货成交额、股票流通市值、三个期货商品交易所（即上海、大连、郑州交易所）的期货成交额代表三个子市场的规模，并以它们的总和代表资本市场规模（f）。并使用考察期间的上证收盘综合指数(p1)和深证收盘综合指数(p2)代表资本市场中的资产价格。(3)很多学者认为虚拟经济交易可以创造新价值，比如证券公司自营收入、炒股的手续费等，但这些项目绝大部分都与资本市场规模无直接关系或占GDp比例很小。所以可以认为资本市场规模的变动并不直接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据此，本文用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月度增速(st)代表实体经济变化。以上变量都由国泰安CSmaR经济金融系列研究数据库整理获得，考察期间为1998年1月―2008年6月，计量分析工具为eviews50软件。
2单位根与协整检验。因为考察期间广义货币(m2)序列有非常明显的趋势因素，所以首先取该指标的对数值lnm2=log(m2)，接着使用增强的Dickey-Fuller检验（aDF检验）对全部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st、lnm2、f是1阶单整过程；而p1、p2是0阶单整过程。要对st、lnm2、f进行回归分析，必须对它们进行协整检验（Johansen检验）。Johansen检验的前提是VaR(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残差项必须是白噪声,这可以通过选择VaR模型适当的滞后阶数(L)来实现。这里选择L=4。检验结果发现st、lnm2、f在“协整空间有常数项无时间趋势项，数据空间无常数项”条件下，存在协整关系。
3回归分析。根据协整关系检验结果，选择L=4，得到由nm2、t、这三个差分变量组成的VaR(4)，建立有约束差分形式下st、lnm2、f及它们的滞后项组成的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去掉不显著项之后，得到结果：
tt=6217nm2t-1+0376566tt-1-0294716tt-2-00145(tt-1+3951lnm2t-1-0000736ft-1-4321438)[JY]（4）
4相关性及因果性检验。分别对st、f和st、lnm2进行相关性检验，发现st、f的相关性很低（028），这反映出货币政策信息通过资本市场传导的低效。但st、lnm2的相关性较高（064），这表明货币政策的调整可能通过除资本市场以外的其他中介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实体经济。再分别选取滞后期k=2、4、6、8、10、12期，对st、lnm2和st、f分别进行Granger因果性检验，结果发现lnm2无论在短期（半年以内）还是在长期（半年以上），都是st变化的显著原因，而st并不是lnm2变化的原因；同时st是f变化的原因，但f却不是st变化的原因。
5小结。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st和f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这反映了货币供给通过资本市场渠道传导不畅。在短期内lnm2的变化显著的正向影响着st。而且从回归系数来看(6217)，实体部门会因货币供给的变化发生大幅波动，在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对货币供给传导低效的前提下，这种作用只能通过财政性渠道实现，反映了多年来我国经济明显的政府投资型增长的倾向。即每当货币扩张时，政府主导的投资总会大量增加，引起实体经济规模的增加。但在长期lnm2与st呈显著的负相关系，即在货币扩张时实体经济反而有所收缩，结合st和f在长期内无显著关系的结果，这一现象反映了货币调整信息传导不畅的问题在长期内明显造成了货币当局的认知偏差。具体来说，就是在货币扩张时，实体经济部门的规模和生产能力却表现为收缩，而在货币收缩时，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却发生较大幅度的扩张。这必然给货币当局造成认知混乱，于是在上一轮扩张之后，货币当局往往认为“扩张力度不足”，保持发动下一轮更大强度的货币扩张的倾向；而在上一轮紧缩之后，也往往认为“紧缩力度不足”，可能实施下一轮更大强度的货币紧缩，这种政策调整倾向很可能对我国金融(实体)经济结构和经济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而由于金融资产的瞬时流动性，不稳定的倾向应该首先表现在资本市场中。下面我们将从资产价格角度分析由于这种认知偏差而可能导致的资本市场层面的不稳定。
（二）资产价格、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规模
因为lnm2、f是1阶单整过程，则他们的一阶差分变量dlnm2和df就与p1、p2一样，都是0阶单整过程，所以本文以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DL模型）为基础直接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的两组方程分别为：
p1t=21727+081p1t-1+0014dft+0015dft-1[JY]（5）
t值：297849405
4256
p2t=5304+0714p1t-1+0206p1t-2+00054dft+000485dft-1+00022dft-2[JY]（6）
t值：270758
22765890
48642160
从(5)、(6)式来看，无论用p1还是p2代表资产价格，都与资本市场规模变化显著正相关，即资本市场上资产价格对规模的变化往往迅速做出同向变化的反应，而有关货币供给变化的变量则在(5)、(6)式中都不显著。联系此前对实体经济与货币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对此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在资本市场无法有效传递货币供给信息的同时，资本市场规模变动往往也不能完全吸收来自货币供给的变化，在货币扩张条件下，一方面资本市场因现金资产的净流入而出现的规模扩张往往低于新增的货币供给量；另一方面现金资产很少能直接通过资本市场进入实体部门，结果新增流动性被资本市场吸收的剩余部分仍滞留在资本市场中，直接推动了资产价格上升。而当货币收缩时，资本市场规模的收缩强度也总是低于货币收缩强度，结果导致资产价格发生明显下跌。
四、结论与启示
综合对实体经济与货币政策调整之间(st、lnm2、f)以及资产价格、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规模(p1/p2、df、dlnm2)关系的计量分析结论，我们认为，由于货币政策在资本市场上很低的传导效率，大量流动性不能顺利的在实体部门和资本市场间流动。一方面导致长期内存在实体部门的收缩或相对收缩伴随着货币扩张，或者实体部门的扩张或相对扩张伴随货币紧缩的表面现象，诱导货币当局得出“上次货币调整的效果不显著”结论，这将激励货币当局发动新一轮更大强度的同向政策调整；另一方面，在货币政策调整的条件下，资本市场对净流入的现金资产的吸收程度总是小于货币政策调整的幅度，结果往往引起资产价格与资本市场规模发生明显的同向波动。两种效果叠加起来，整体经济在货币当局的认知偏差的引导下，将存在“货币扩张-资产价格上升-本次扩张不足（认知偏差）-货币再扩张-资产价格再上升”或“货币收缩-资产价格下跌-本次收缩不足（认知偏差）-货币再收缩-资产价格再下跌”两种可能的变化路径，这些明显发散的序列，显然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这也说明我国货币政策方面存在频繁的调整现象，实际上也反映了我国货币当局在政策传导不畅和国内经济不稳定的背景下，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偏差以及在政策执行层面存有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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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磊.中国转轨时期的货币非超中性和通货膨胀―兼论中国货币政策双重目标的体制根源［J］．金融研究，2008（12）．
Cognitiveimpactofmonetarypolicytransferefficiencyonmonetaryauthority
ZengHongzhi
abstract:ifcapitalmarketcannotfinanceenterprisessmoothly,theintermediaryfunctionofcapitalmarketwouldnotrealize,cashassetwillstayincapitalmarketforlongtimeinsteadofflowinginoroutofrealeconomy,sopeoplemayfindmonetarypolicyisnotefficientenough.thissituationwillintroducecognitivedeviationtomonetaryauthority,andstimulateitimplementspoliciesinsamedirectionbutgreaterintensity,whichwouldcausemoreunstableinmacro-economystructureandcapitalmarket.Usingrelativedatafrom1998,theauthorfindthereiscognitivedeviationinChinesemonetaryauthorityinlongperiodindeed,whichcausetheheavyfluctuationincapitalmarketdirectly.
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篇3
【关键词】信用资产市场经济赊销凭证
一、信用资产及市场经济
信用资产的定义是企业以信用为基础，利用资本向他人赊销商品或提供劳务时所形成的应收账款或应收票据。信用资产的内容主要为无担保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其主要特点是：赊销商品项目是确定的，交易商品的数量有一定限制，回收期一般比较稳定、明确。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信用资产过多，则应收账款过多管理费用上升，坏账增多，企业资产风险增大。信用资产一般作用是当遇到通过延长付款期或增加信用资产数量，扩大销售量；通过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和产量的增加，实现规模经济。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适应日益变化的国际化经济形势，经济环境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是什么？在宏微观经济学中给出了如下的定义：市场经济通常以市场为手段，利用市场主体的平等、公平自由交换的环境，形成社会的分工、合作，从而达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辅以法律的、行政的、计划的调节手段。
二、市场经济实质
长期以来，固有观念深入人心，认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起着重要的控制与调节作用，对于市场秩序的维护，公平交易的进行，只能通过法律法规来实现。出台大量法律、法规是一个好现象，但我们却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即是人们在法制下进行交易，并不是最有效的方式，实际上当前需建立一个更正确的根本观念：从本质上来说，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经济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决定论市场经济的最终走向；而法制只是市场经济、信用经济的保障，在其中只是起着工具和手段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与信用关系
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受到信用的影响，一个社会信用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大趋势。在国家不进行严格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之时，没有信用的市场经济将会受到严重损害。
如在市场经济下，为了刺激消费，银行都有小额贷款（甚至是无抵押贷款）和信用卡服务。客户向银行申请小额贷款或者利用信用卡刷卡购物消费，到了还款期，再将欠款还给银行。如此一轮的行为，刺激了消费，带动了市场经济。但如果在此环节中没有信用保证，到期不还款，既会给客户自身带来不良的信誉，又会致使银行资金链受到影响，严重甚至会造成资金链的锻炼，进而扰乱市场秩序。
四、信用资产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与意义
（一）信用资产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与基础
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机器化大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其主要特征是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实现，但市场机制的核心内容仍是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就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等价交换。当交换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化的时候，不断扩展的市场关系便渐渐构建了彼此之间的相联、互为制约的信用关系，整个经济活动就被信用关系相联结。这种信用关系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关系而得到充分发展，并维系着错综繁杂的市场交换关系，从而建立井井有条的市场秩序。从这里可以看出，从商品经济的交换到市场经济扩大了的交换，乃至市场机制下的市场关系，都是以信用为基本准则的。
市场信用资产可以保障市场资源配置尽可能发挥效率，使得经济主体减少不确定性成本，使得市场经济活动与交易不断持续下去。因此，只要经济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就会有通过获取信息减少不确定性的可能性，从而凸显信用资产的作用。
信用资产系延长了博弈过程与时间，延长了交易的持续性，保障了市场的健康发展。在信用制度与信用管理体系共同约束的基础上，发展信用资产，使各个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与交易中建立与交易对方良好的信用关系。
信用管理行业及其机构的社会化信用服务活动，也是为了各种经济活动与交易健康有序进行，是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保障。在整个市场体系中，需要利用信用资产进行专业化的管理和服务。因此，市场经济以及各种交易活动需要信用资产的管理。
（二）信用资产是市场微观主体经济活动的源动力
众多的微观主体的在参与一切社会经济活动时往往是从信用开始的，是从筹资活动开始的，需要信用资产作为其经济活动的启动器。
首先，市场经济的基本个体是个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去，都在作为信用需求者的同时也作为了信用供给者。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能不和银行打交道，在需要一笔资金而又无法筹措时，银行的贷款就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但这些资金的发放是建立在个体信用良好的前提下，也就是这也依赖于信用作为保证的信用资产，是在一定条件下给与微观主体。利用贷款，个人能够将这些资金再次投入到市场经济中去，从而创造出源源不断的动力。
其次，在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在当今社会，信用资产在个人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随着生活成本、特别是诸如住房、汽车等设施的昂贵费用与相对较低生活水平的差距拉开，信用资产越来越成为当前个人需求资金来源的主要方式。
（三）基于小额贷款的银行信用资产是先进的工具和条件
信用创造了信用流通工具和转账结算制度，节约了社会流通费用。而市场经济则最大可能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或者个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向银行申请贷款并将得到的贷款用于市场经济中时，其行为就是信用资产的申请及使用，在该过程中，向银行申请信用资产，减少了资本的流通环节，加快了资金的周转速度，提高了企业或者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效率。因此银行借贷形式的信用资产对于整个市场经济活动来说，提供了一种先进的工具。特别是现今生活，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无外乎车、房等基本人类生活问题，以及相较于企业并购资金来说的小额资本的使用。据了解，对于个人来说房子占了个人资金支出中的最重要一部分；而对于企业来说多笔的小额资金远比一两笔的大额资金更能发挥作用。因此对于银行信用资产，特别是小额贷款的信用资产，其为个人和企业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条件。
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篇4
关键词：金融市场化经济增长灰色关联度协整分析
一、引言
金融市场化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部门运行从主要由政府管制转变为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过程。它对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很可能成为决定实体经济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金融市场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探究金融市场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人们研究金融市场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目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改革在不断进行，金融改革的过程也是金融不断市场化的过程，而且金融市场化的程度在不断地加深。西部地区是典型的“金融高地”地区，而陕西省又是西部的中心省份之一，陕西省的金融市场化程度直接关系着地区的金融业发展。陕西省的金融市场化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途径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对于陕西省金融业的发展以及陕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大量学者对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大多数是对中国整体金融市场化状况的分析，且得出的结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均有在很大差异。少数已有的对中国各地区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研究，也未曾独立从陕西省的角度出发去探求这一问题。鉴于此，本文在探讨金融市场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基础上，选取2000-2010年陕西省相关数据为样本，尝试运用协整分析与灰色关联度分析结合的方法，对陕西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这对陕西省地区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有一定的理论支撑与政策依据。
二、金融市场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
金融市场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金融市场化是一个充分挖掘和发挥金融体系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的过程。关于金融市场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本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考察了金融体系在资金聚集、分散风险、公司治理等各方面的功能。
（一）资金聚集功能
在资金聚集的功能上，金融体系通过提供各种金融产品，达到变小钱为大钱的效果。在这个资金的聚集和转移的过程中，资金的供需双方都实现了帕累托改进：资金的盈余方可以将多余的资金以一定的利息回报为条件借给资金短缺方，而资金短缺方可以用借来的资金从事生产和消费，这一交易使得双方的效用都得到了提高。这一过程还有助于资金从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到了增进整个社会福利的作用。
（二）分散风险功能
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形形的风险，因此需要金融市场或者金融中介来转移和分散风险。具体来讲，金融体系能够起到分散纵向风险、横向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作用。其中，银行、共同基金和证券市场通过运用多样化投资策略来减少横向风险；纵向风险的分散则主要通过金融中介机构来实现，长期存在的金融中介机构能通过投资长期投资来分散某一时期的系统性风险，这种投资在繁荣的时期提供较低的回报，但在衰退的时期却能够提供相对较高的回报；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对流动性的要求小于单个客户对资产的要求，在同一时点需要贴现的客户总是占少数，银行可以通过自己持有的现金满足低流动性项目的资金需求，并且金融市场能够为金融资产提供交易平台，方便金融资产和金融产品之间的转换，这有助于增强流动性，从而消除了流动性风险。
（三）加强公司治理功能
公司治理是我们理解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功能的核心。资金提供者对公司的监管能使资金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在股东和债权人的有效监督下，经理人会尽其所能最大化公司价值，而这有效地改善了资源配置，使得生产和创新活动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表现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但如果没有相应的金融工具，资金的流动和有效的配置就不能实现。换句话说，由于经理人和股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企业经理人员拥有信息优势。经理人可能会偏离投资者的目标，或者隐瞒项目的实际收益，从中牟取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而金融市场化则为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
三、金融市场化与陕西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一）基于协整方法的实证分析
通过上述的理论分析，我们知道金融市场化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下面我们对金融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探讨金融市场化是否是新的经济增长来源。以往学者在实证研究中普遍认为资本与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因此在数据选取中，我们取经济增长变量GDp与固定资产投资变量K、就业人数变量L以及金融市场化变量F三个变量进行分析。其中金融市场化变量F是根据由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樊纲、王小鲁以及张立文编写出版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报告获得陕西省金融市场化指数2000-2009年，关于2010年指数是由我们根据樊纲等（2011）所构建中国各省区市场化指数的方法进行计算而得。考虑到变量数据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本文选取2000年到2010年作为研究时间。为了方便数据之间的比较，文中变量均以2000年为基期。本文研究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陕西统计年鉴》及陕西统计信息网各年度报表。由于多数变量有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可能变量与变量之间高度自相关，因此，本文在计量经济模型时选用对数模型。因此本文建立以GDp为因变量，为自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Ln（GDp）=a+bLn（K）+cLn（L）+dLn（F）+e（其中a、b、c、d为系数，e为随机误差项）
1.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模型回归之前，根据计量经济学方法，如果要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必须保证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如果时间序列的统计特征随时间趋势变化，即非平稳，则可能存在“伪回归”，对计量回归分析的有效性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首先要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即平稳性检验。
本文通过计量软件eviews6.0，分别对L、Y与p三个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相关的统计量结果如表1所示：
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
由表4-5可见，K、L、F与GDp均满足一阶平稳条件，故可以进行下一步协整关系检验。
2.协整检验
在协整关系检验中，Johansen协整检验更有方便分析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我们参考Johansen（1988，1991）和Johansen&Juseliu（1990）提出的基于VaR方法的协整系统检验，分析GDp与K、L、F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变量K、L、F和GDp进行Johansen多变量的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多变量（K、L与F）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注：*表示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况下拒绝原假设
根据表3协整关系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变量K、L、F和GDp存在协整方程。
3.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协整检验结果，本文利用Ln（GDp）=a+bLn（K）+cLn（L）+dLn（F）+e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回归结果分析
R2=0.963修正R2=0.955Dw=1.635prob（F-statistic）=0.0000
注：*表示在显著性水平为10%的情况下拒绝原假设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得出最后的回归方程为：
Ln（GDp）=0.618ln（K）+0.895Ln（F）+1.583
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金融市场化程度与陕西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且相关性显著，金融市场化程度每提升一个单位，经济增长总量就会增加0.895个单位，充分说明了金融市场化对陕西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推动作用。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在影响陕西经济增长的因素中，金融市场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因此金融市场化是陕西省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实证分析
运用灰色关联度的分析方法是运用灰色系统理论的思想，根据序列曲线的走势和形状的相似度来判断序列之间的关系。序列曲线之间走势和形状的相似度越高，关联度也就越大，反之则关联度越小。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来检验金融市场化对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影响。计算结果见下表5：
表5相关变量之间灰色关联度结果
本文使用软件为灰色系统理论建模系统3.0。灰色关联度结果如上表6所示，第一列中R1为灰色绝对关联相关系数，R2为灰色相对关联相关系数，R3为灰色综合关联相关系数（其中本文采用=0.5）。不论是从灰色绝对关联相关系数角度、灰色相对关联相关系数角度还是从灰色综合关联相关系数角度来衡量，影响陕西经济增长因素排名顺序都为金融市场化、资本因素与劳动力因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协整分析的结果。
四、结论建议
本文运用时间序列，选择衡量陕西省经济增长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社会固定资本投资、就业人员和金融市场化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建立等式关系。为了验证金融市场化与陕西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复杂经济科学前沿方法灰色关联度和协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金融市场化程度与陕西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的相关性，且相关性显著，金融市场化程度每提升1%，经济增长总量就会增加0.895%。（2）影响陕西省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金融市场化程度以及资本投入变量，其中金融市场化对陕西省经济增长影响最大。
由此，我们建议，在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一方面要提高在陕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提高金融资产的质量，发展多元化的金融体系，使金融市场不断走向成熟和规范；另一方面要发展资本市场，提高陕西省企业融资结构中直接融资的比重，加大金融中介对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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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机制兼容探索
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理论探索
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探索，早在20世纪初就产生了“市场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其理论试图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资源配置形式与社会制度分离开来，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与“市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社会制度不同，但如果没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仅凭中国原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论资源，也难以支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中，邓小平最先举起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旗帜，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崭新的命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坚持市场经济，才能较快地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从而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①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又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同志也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受政府调控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而且也更有条件搞好宏观调控。”③这些精辟论述都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
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实践探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市场经济相互渗透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市场关系的兼容，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括了两个紧密联系的侧面：
首先，将市场经济关系引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通过市场经济的形式表现并实现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对剩余价值的瓜分，都是通过市场行为得以体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应通过市场关系、市场活动体现出来，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一方面，要实现原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使社会经济生活充分市场化；另一方面，要在市场经济中探寻体现并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这不仅包括如何通过市场经济的形式实现公有制，以及实现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全民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还包括在公有制基础上排除剥削、按劳分配的分配关系等等。
其次，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向市场经济的渗透，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支配市场经济关系。这就要做到：第一，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探索多种形式并存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第二，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探索用社会主义利益分配关系支配市场经济的利益分配过程。第三，完善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强化并优化市场经济的计划性，将社会成员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与近期利益、局部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我国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问题上已经达到了共识并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但鉴于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并不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上还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还需要从多方面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更好的结合起来。
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坚持辩证的市场观
“市场社会主义”在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辩证的市场观：一方面肯定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而提出与社会主义联姻的观点；另一方面也不回避市场经济的弊端。西方探索市场社会主义的初衷与经验都表明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这就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对市场机制全面分析，既不简单地肯定市场，也不简单地否定市场，而应区别对待，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基本思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理性发挥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
国家干预经济理论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根据资本主义经济状况而提出的。由于市场是中性机制，因此这种理论在某些方面同样也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在探讨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兼容问题时，大多也都考虑到了国家干预市场的经济理论，其国家干预观的启示是：不可盲目崇拜“国家干预经济理论”，而应该根据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选择国家干预的“度”，即国家干预的程度、范围、领域以及措施等，以正确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探索均表明，市场机制可以而且应该与社会主义兼容，在兼容的过程中必须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再生性兼容，辩证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关系，理性把握政府对市场经济调控的“度”，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篇6
关键词现代会计现代市场会计市场
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理和会计的基本规律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没有一个有效的会计市场。然而什么是会计市场，人们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会计市场是指会计信息市场，是会计信息交换的场所及其交换关系的总和（侯文铿1974年）；有的认为会计市场是指注册会计师市场，是注册会计师进行独立审计、提供会计咨询和会计服务的场所（丁平准1997年）。笔者认为，从认识现代会计和现代市场着手，探讨会计市场涵义，更有利于把握会计市场本质。
一、对现代会计的认识
虽然界对会计的精确含义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对会计所包括的内容和范围亦没有明确的界限，但从会计实践和近几年来会计权威机构给会计所下的定义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具有以下意义则是可以肯定的。
（一）会计已成为具有一定会计能力的专职会计人员从事的专业性的活动。会计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并随着市场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的改变而改变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技术迅速发展，资本大规模积聚和集中，通货膨胀加剧，会计业务与会计越来越复杂化，使得会计成为一项专门的技术，会计工作的专业化、独立化已经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项必要分工。现代经济活动绝大部分是从一个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来进行的，而任何一个经济实体的设立，都必须有一定的会计人员，这不仅是一种客观要求，而且已成为包括《公司法》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法规的规定。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人力已成为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是一项重要的经济资源。
（二）会计的行为结果是会计信息，会计信息是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经济决策的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即个人经验和会计信息。经济越发展，经济活动越复杂，个人经验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越小，会计信息的作用越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决策者所拥有的会计信息的质量与数量不同，经济决策成败的概率必然不同。一项的经济决策，离不开必要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对经济决策的重要性，使得会计信息也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资源，成为现代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
（三）会计活动不仅包括会计信息的收集与加工处理过程，而且包括会计信息的传递过程和注册会计师对会计信息进行验证、提供会计咨询和会计服务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经济决策制定者，经济决策制定者不仅包括主体内部的经营管理人员，而且包括会计主体外部的投资人、债权人以及国家政府主管机构。由于外部经济决策者所处的地位，以及其会计知识的局限性，必然要求对会计信息进行独立审计与验证，必然需要会计咨询和会计服务。如果没有注册会计师的服务活动，则会计信息的质量就难以保证，会计信息的使用范围必然受到限制，从而到经济活动的发展。所以，注册会计师的服务活动是会计活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二、对现代市场的认识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市场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扩大。我国经济学家对现代市场的较全面深入的认识产生于本世纪80年代初期，至80年代末期才有实质性的突破。从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实践来看，市场具有以下经济含义：
（一）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商品是用于交换的产品，产品只有处在市场上才成为商品，有了市场，产品才转化为商品。因此，处在市场上的交换物都要有商品的一般特征，即一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社会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商品生产的扩大；社会分工越细，商品交换的数量和范围也就越大，从而带来市场的范围和容量扩大。商品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什么样的商品，就有什么样的市场。商品也是一个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分工环境下，商品的范围不同。目前不仅人力、财力和物力成为商品，而且技术、信息、服务也已经成为商品。
（二）市场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那么在市场上必然存在两个相互对立的经济主体，即供应主体和需求主体；这两个主体之间必然发生一定的商品交换关系，这种关系必然在市场上反映出来。市场所反映的本质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或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及买者与卖者的关系或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处在市场上的经济决策者，虽然具有趋利避害的天性，但也必须在考虑自身得益的同时，顾及到对方的利益以及政府政策和规则的协调，否则商品交换就难以实现，商品生产及其一切经济活动将难以继续进行。交换关系的存在要求培育市场。
（三）市场是经济资源的一种配置机制。经济资源的配置方式大体有两种：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计划机制是以计划为基础，由政府机构给经济单位配置经济资源；市场机制是以市场为基础，由经济单位自行配置经济资源。因此，二者具有不同的功能。由于市场机制是以经济决策者的趋利避害行为，以及对自身的荣誉、社会评价和个人价值的追求为动力，是在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作用下，通过经济资源供求双方的双向选择配置经济资源的，所以市场机制能够使经济单位处于主动地位，经济决策具有自主性、及时性和微调性，是实现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最佳形式。
三、对市场的认识
基于上述对会计与现代市场的认识，我们不难推论，会计市场是指会计资源市场，是对会计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合理配置，从而达到充分利用的运行机制。它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会计资源的流动、流向、交换的场所和领域，另一方面又可以被看作是会计资源与其他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
（一）会计资源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会计资源的使用价值取决于会计资源本身的属性。不同的会计资源，其自然属性不同，使用价值也不同。会计人才的使用价值是加工处理、验证和传递会计信息；会计信息的使用价值表现为它是决策的依据。会计资源的价值是凝结在会计资源上的必要劳动。不同的会计资源的价值，在质的方面是相同的，但在量的方面有所不同，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会计资源，其价值的构成要素有所不同。会计人才的价值包括本人及其家属生活资料的价值和训练的费用，而会计信息的价值则包括其生产资料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剩余价值和风险价值。会计资源所具有的一般商品属性为其进入市场交换配置提供可能性，并成为前提条件。
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篇7
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理和会计的基本规律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没有一个有效的会计市场。然而什么是会计市场，人们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会计市场是指会计信息市场，是会计信息交换的场所及其交换关系的总和（侯文铿1974年）；有的认为会计市场是指注册会计师市场，是注册会计师进行独立审计、提供会计咨询和会计服务的场所（丁平准1997年）。笔者认为，从认识现代会计和现代市场着手，探讨会计市场涵义，更有利于把握会计市场本质。
一、对现代会计的认识
虽然理论界对会计的精确含义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对会计所包括的内容和范围亦没有明确的界限，但从目前会计实践和近几年来会计权威机构给会计所下的定义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具有以下意义则是可以肯定的。
（一）会计已成为具有一定会计能力的专职会计人员从事的专业性的活动。会计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并随着市场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的改变而改变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技术迅速发展，资本大规模积聚和集中，通货膨胀加剧，会计业务与会计方法越来越复杂化，使得会计成为一项专门的技术，会计工作的专业化、独立化已经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项必要分工。现代经济活动绝大部分是从一个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来进行的，而任何一个经济实体的设立，都必须有一定的会计人员，这不仅是一种客观要求，而且已成为包括《公司法》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法规的规定。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人力已成为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是一项重要的经济资源。
（二）会计的行为结果是会计信息，会计信息是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经济决策的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即个人经验和会计信息。经济越发展，经济活动越复杂，个人经验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越小，会计信息的作用越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决策者所拥有的会计信息的质量与数量不同，经济决策成败的概率必然不同。一项科学的经济决策，离不开必要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对经济决策的重要性，使得会计信息也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资源，成为现代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
（三）会计活动不仅包括会计信息的收集与加工处理过程，而且包括会计信息的传递过程和注册会计师对会计信息进行验证、提供会计咨询和会计服务的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经济决策制定者，经济决策制定者不仅包括主体内部的经营管理人员，而且包括会计主体外部的投资人、债权人以及国家政府主管机构。由于外部经济决策者所处的地位，以及其会计知识的局限性，必然要求对会计信息进行独立审计与验证，必然需要会计咨询和会计服务。如果没有注册会计师的服务活动，则会计信息的质量就难以保证，会计信息的使用范围必然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到经济活动的发展。所以，注册会计师的服务活动是会计活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二、对现代市场的认识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市场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扩大。我国经济学家对现代市场的较全面深入的认识产生于本世纪80年代初期，至80年代末期才有实质性的突破。从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实践来看，市场具有以下经济含义：
（一）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商品是用于交换的产品，产品只有处在市场上才成为商品，有了市场，产品才转化为商品。因此，处在市场上的交换物都要有商品的一般特征，即一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社会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商品生产的扩大；社会分工越细，商品交换的数量和范围也就越大，从而带来市场的范围和容量扩大。商品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什么样的商品，就有什么样的市场。商品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分工环境下，商品的范围不同。目前不仅人力、财力和物力成为商品，而且技术、信息、服务也已经成为商品。
（二）市场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那么在市场上必然存在两个相互对立的经济主体，即供应主体和需求主体；这两个主体之间必然发生一定的商品交换关系，这种关系必然在市场上反映出来。市场所反映的本质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或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及买者与卖者的关系或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处在市场上的经济决策者，虽然具有趋利避害的天性，但也必须在考虑自身得益的同时，顾及到对方的利益以及政府政策和规则的协调，否则商品交换就难以实现，商品生产及其一切经济活动将难以继续进行。交换关系的存在要求培育市场。
（三）市场是经济资源的一种配置机制。经济资源的配置方式大体有两种：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计划机制是以计划为基础，由政府机构给经济单位配置经济资源；市场机制是以市场为基础，由经济单位自行配置经济资源。因此，二者具有不同的功能。由于市场机制是以经济决策者的趋利避害行为，以及对自身的荣誉、社会评价和个人价值的追求为动力，是在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作用下，通过经济资源供求双方的双向选择配置经济资源的，所以市场机制能够使经济单位处于主动地位，经济决策具有自主性、及时性和微调性，是实现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最佳形式。
三、对会计市场的认识
基于上述对现代会计与现代市场的认识，我们不难推论，会计市场是指会计资源市场，是对会计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合理配置，从而达到充分利用的运行机制。它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会计资源的流动、流向、交换的场所和领域，另一方面又可以被看作是会计资源与其他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
（一） 会计资源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会计资源的使用价值取决于会计资源本身的自然属性。不同的会计资源，其自然属性不同，使用价值也不同。会计人才的使用价值是加工处理、验证和传递会计信息；会计信息的使用价值表现为它是经济决策的依据。会计资源的价值是凝结在会计资源上的社会必要劳动。不同的会计资源的价值，在质的方面是相同的，但在量的方面有所不同，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会计资源，其价值的构成要素有所不同。会计人才的价值包括本人及其家属生活资料的价值和教育训练的费用，而会计信息的价值则包括其生产资料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剩余价值和风险价值。会计资源所具有的一般商品属性为其进入市场交换配置提供可能性，并成为前提条件。
（二）在会计资源交换过程中存在着多种交换关系。会计资源是一种商品，那么在交换过程中必然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主体－会计资源的供应主体和会计资源的需求主体，二者之间必然要发生一系列的交换关系。从总体来看，会计资源的交换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即会计资源的交换价值关系和供求关系。交换价值关系，主要包括会计人员与会计主体、注册会计师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关于会计人才的交换关系，会计主体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注册会计师服务的交换关系，以及会计主体与其外部经济决策者之间关于会计信息的交换关系等。会计资源的供求关系中，主要包括会计人才的供求关系，注册会计师服务的供求关系和会计信息的供求关系等。可见，会计资源的交换与供求关系是很复杂的，它必然需要一个有效的方式与手段加以理顺，而市场规则与作用恰好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会计资源交换与供求关系的复杂性为会计资源进入市场提供了必要性。
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篇8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当前至2020年我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作了部署，是指导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所谓全面深化改革，就是改革的范围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方面面。而《决定》同时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所以把经济体制改革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所决定的：
（一）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引领其他领域改革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进一步发展了思想，认为只讲发展生产力，不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是不完全的，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因此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决定了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发挥其牵引作用，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条件，提供动力。以解放生产力为目的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涉及生产关系领域，还涉及上层建筑领域。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可以有力促进其他领域深层次矛盾的化解，促进其他领域改革的协同深化。换句话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也迫切需要统筹推进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其他领域的改革，实现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相互协调，相互支撑。
（二）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决定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我国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增强，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我们仍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还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主要矛盾，不仅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过程，而且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因此提出“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本质上是统一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三）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
早在1995年召开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明确提出，用15年的时间，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18年过去了，这个目标还没有实现。这是因为我国的经济体制还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这就不可能通过有效市场机制，把资源配置到效率最高的领域。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或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任何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都是一种动力机制的塑造和利益分配体制的安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状况影响利益分配格局，利益分配格局引导人们的行为，人们的行为决定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的取舍。如果没有体制机制上的重大突破，就不可能有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将决定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完善的市场体系形成的价格信号，能够引导企业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技术和产业选择，从而使其具有竞争优势。
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而，从理论上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很容易界定清晰的。为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之所以会产生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采取渐进式的方式，相继经历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有计划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演变过程。1982年9月召开的十二大政治报告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把这一原则具体化为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不作计划的市场调节三种管理方式。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除粮、棉、油料等大宗农副产品以外的部分农副产品；计划经济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主要是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1989年11月召开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逐步建立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作的宏观调控体系。”在这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究竟起什么作用还不明确，因为很多资源还是计划供应，带有政府直接分配的性质，不能自由交换。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讲话后，人们对计划和市场的认识又提高了一大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如何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一直根据改革实践的拓展和认识的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之一，就是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即不断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程度。
但是，仅仅把市场定位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回答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和市场，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都是不可或缺的。迄今为止的我国改革实践表明，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存在着政府干预过多，市场被扭曲，所以十五大才会提出“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十六大才会提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而，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意味着对市场作用的质的提升，即从“基础性作用”上升为“决定性作用”。
三、更好发挥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否定和弱化政府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关于这个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这样论述的：“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一般地说，凡是市场管得了、管得好的，就要让市场管，政府要简政放权，要松绑支持，不要干预它；凡是市场管不了、管不好的，政府应当主动补位，该管的要坚决管，管到位。在实践中寻找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虽然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是最高的，我们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市场机制本身并不能自动调节宏观经济若干总量的平衡；同时在某些特殊领域（如公共物品领域），市场机制本身并不能起到自动调节供求平衡的作用。经济学把这种缺陷称为“市场失灵”。这就使得政府介入经济活动成为必要。
宏观调控因此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但是政府的宏观调控，并不是和市场对着干，而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的宏观调控也是对市场的某种干预，但是这种干预必须建立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无论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还是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制定与执行，都必须尊重市场规律，按市场规律办事。市场经济有其客观规律，供给和需求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趋向均衡，企业根据供求状况和要素成本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消费者根据产品质量和价格自主选择。政府的宏观调控只有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才能使政府的宏观调控既不“缺位”，也不“越位”，把宏观调控的作用真正落到实处。体制的市场化程度或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制约着宏观调控科学化程度。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轻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加强和优化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职能。当中国社会处于生存型阶段，即温饱型阶段，以及与其相联系的经济起飞阶段，经济总量是主要矛盾，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尽可能地扩大经济总量，满足当时的社会需求。而目前中国的社会已从生存型阶段转入发展型新阶段，政府则要在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中承担新的责任，扮演新的角色。即需要政府从以往主要关心经济总量到主要关心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特别需要指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整体上比较落后，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的关键一环。应当加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建立保障水平与财政支出增速、经济发展速度等挂钩的增长机制，把国家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增量主要用于农村，让农村的学校、医院、文化设施尽快接近城市水平。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职能不是投资办企业，而是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鼓励公平竞争和反对各种垄断，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着力清除各种市场壁垒和垄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因此，反对和打破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是政府的重要公共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客观上要求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要继续推进和完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的改革重组，加快推进铁道、邮政和城市公共事业等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
四、因势利导地加快建设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形形式式的市场壁垒，始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我国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是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与其相联系，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能说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是，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源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其价格是由政府直接制定的。一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往由政府直接控制的价格，就要交由市场来决定。为了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能源、资源环境代价很大，不仅单位产出资源、能源消耗居高不下，浪费现象也相当严重。部分能源、资源已经高度依赖进口，能源、资源供应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比较多。而逐步把某些由政府直接控制价格的能源、资源的价格，交由市场来决定，有利于通过市场价格反映能源、资源的稀缺性，迫使企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力争以最小的能源、资源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涉及更深层次的是统一开放的生产要素市场体系的构建。近年来，我国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总体上说，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明显低于商品市场发育程度。由于存在着要素市场分割，制约着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的优化配置，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质量的提高。当前要素市场分割突出表现在城乡二元要素市场的分割。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是从属于我国特定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并由政府强制构建的。城乡要素交换不平等，农村资源过多流向城市，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在这种体制下，农民承担着繁重的资本积累任务。而且这种资本积累是通过城乡要素不等价交换，即通过产品价格剪刀差、劳动力价格剪刀差、土地价格剪刀差、资金价格剪刀差等途径实现的。“重城轻乡”的资源配置是由政府决定的。要实现政府配置资源到市场配置资源的转变，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就必须着力解决城乡要素的不等价交换。
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劳动力价格剪刀差的重要措施。而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关键在于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是放开或放宽落户限制的问题，如果让农民落户城镇，其所面临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养老以及其他社会福利和基础设施没有跟上，即使是落了户，也无法市民化。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为农民进城落户创造条件，还必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要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篇9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派别，它们贯穿于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八次革命中，即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这两大派别的历史地位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改革开放37年来，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我国政府不断地调整政府职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相对应。
[
关键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政府职能；主体性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0.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政府职能曾再次成为
关键词，会议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科学管理水平。”这样的表述看起来是把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理顺了，政府的职能在于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目的是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但就中国而言，转变政府职能最终的目的何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逐渐脱贫致富的中国人更加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民生”一词的背后关系着十几亿人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中国老百姓的“改革心愿”很单纯，也很直接，比如说：“房子何时买得起”、“空气何时变清新”、“看病何时不再难”、“食品安全何时不担忧”，转变政府职能的最终目的不应该只是对经济体制或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关键在于直指民心。
1西方经济学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派别，它们贯穿于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八次革命中，即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这两大派别的历史地位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之前，西方经济学经历了古典和新古典两个时期，在长达近两百年的历史里，经济自由主义占据压倒优势，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都基本上承袭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认为要实现经济的增长，必须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让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亚当·斯密主张让每一个人在不违反正义的法律前提下，完全听其自由，允许其采用符合自己愿望的方式去追求自身的利益，以自己的劳动及资本与其他任何人或组织相竞争。国家的职能就是对外防御敌人入侵，对内保障个人权益和自由，在经济方面主要举办公共福利事业和兴建公共设施。除此之外，应对市场采取自由放任原则，不需要任何措施加以干预。新古典经济学派尽管在经济学概念和理论基础上有别于古典经济学派，并较多地涉及到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但在基本理论上仍承袭古典经济学派的学说，主张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控制在最低限度。这就是所谓主张自由竞争，由自由市场的力量来协调社会经济活动，而国家则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与制度条件，并承担某些不适合由市场来协调的经济活动的经济自由主义。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的结合使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时，尽管西方经济学家们仍然在颂扬自由资本主义思想，信奉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学说，但已与实际情况很不相符。罗斯福“新政”是美国以行政力量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的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验性措施，遂即成为“新政”是西方经济思潮从自由放任论向政府干预论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罗斯福“新政”的背景下，早在1926年就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终结》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来之际，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批判传统理论，系统地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并立即在西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被称之为“凯恩斯革命”。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曾指出“大萧条引出了凯恩斯的理论，并且为它提供了传播市场。”如果换个角度说，则是罗斯福新政为凯恩斯理论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根据。不难看出，作为西方经济理论代表的两大基本流派，几乎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并且总是随着经济现实的变化而此消彼长。两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吸收和融合。
2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府职能亦称行政职能，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应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政府职能反映着公共行政的基本内容和活动方向，是公共行政的本质表现。政府职能的四大内容：政治职能，指政府为维护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对外保护国家安全，对内维持社会秩序的职能；经济职能，指政府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的职能；文化职能是指政府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依法对文化事业所实施的管理；社会公共服务职能，指除政治、经济、文化职能以外政府必须承担的其他职能。
改革开放37年来，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政府不断地适时调整政府职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相对应，我国政府职能重心的转变也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阶段。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根本特征就是否定和排斥市场作用，完全由政府通过国家计划进行资源配置。当时主导的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因此，改革开放要在实践上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就必须在思想上突破否定和排斥市场的传统观念的束缚。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推进，我们对政府（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逐步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重要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个精辟论断，使我们对政府（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随后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作用的定位之后，我们党一直在继续探索适应改革和发展客观实际变化要求的准确定位。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删去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定语。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在市场基础性作用前面所加的
关键词虽有所不同，但都集中在强调改革取向是增强市场作用。这些重要论断为此次《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思想和理论上作了准备。
3转变政府职能的核心在于明确“主体性”
从实践的效果来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迅速发展，但政府职能的调整仍然滞后，不仅带有历史遗留“直接干预经济”的烙印，而且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具体表现为：在GDp至上的政绩观驱使下，地方政府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造成人、财、物的浪费，影响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各级财政支出的相当部分投向竞争性行业，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投入很低，社会发展滞后。从西方经济学的八次革命来看，无论是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国家干预主义，都不是万能的，它们与经济现实紧密相连，并在服务于经济现实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和发展。由此，我们认为，通过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不论制度层次，还是体制、结构及运行机制、经营管理、对外经济关系各层次，其矛盾的根本和核心问题，都在于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没有得到确认和保证，从而抑制了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并引发各层次的矛盾。
事实上转变政府职能的理论核心不仅在于一次又一次的改革，或是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在于：一个听命于谁、为谁服务的政府，还有“市场”的主体是谁？转变政府职能的背后，还是一个固有的阶级属性问题。西方国家所要求的“政府”，是一个忠实执行资产阶级意志、全面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政府，他们认为只要确立劳动者是“资源”的观念和体制，并给其劳动力以相应的价格，创造劳动力的买方市场，不仅能给资本所有者提供利润，还能给社会提供稳定，劳动者是作为“资源”的一部分存在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中的。而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也不同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府，政府所服务的主体理所当然是劳动者，不明确主体性，一切改革、措施都显得苍白无。中国的劳动者之所以能够成为主体，原因在于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劳动者就始终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以自身的劳动维系着人类的生存与社会的发展，这是劳动者主体的基本体现，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人们劳动的动机、目的有了进一步的演变，但作为主体的地位却没有变，这应该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动力。中国的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劳动者是文明的主体，也是历史的主体。所以转变政府职能的核心必须明确“主体性”，这是前提，也是当前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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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篇10
一、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是我区立足基本区情、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带动其他领域改革协调推进的必然选择
（一）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是我区在立足欠发达的基本区情，坚持发展不足仍是主要矛盾这一基本判断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决策
新世纪以来，我区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经过10多年的跨越式发展，综合经济实力大幅增强，人民生活得到不断改善，坚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重要原因。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同发达地区相比，我区发展水平依然较低：一是经济总量仍然较小，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今年三季度我区地区生产总值排全国第15位、增速排全国第21位；二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比较突出，全区60%左右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均集中在呼包鄂三市，城乡二元结构尚未从根本上解决；三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还不够充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多数超过或接近50%；四是县域经济发展薄弱，全区102个旗县中还有57个部级贫困县和自治区贫困县；五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还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差距说明，我区是欠发达边疆民族地区的基本区情没有根本改变，发展不足仍是主要矛盾。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有效解决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
（二）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是我区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加快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从外部环境看，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低速增长将成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新常态”；我国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已开始逐步下降，全国能源布局调整和市场需求将呈现新变化，将对单纯依赖能源工业支撑的资源型地区形成新挑战，我区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多变，经济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从自身看，我区发展已站在人均GDp一万美元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许多有利条件，但同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煤电为主的能源产业占据大头，多数非煤产业尚处在起步和成长阶段，原有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关键在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发展动力活力。
（三）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是我区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互动并进的客观需要
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运动中发展演进的，这就决定了我区必须充分发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导和牵引作用。通过不断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冲突中的体制机制问题，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与发展，这样才能促进政治、文化、社会管理、生态文明等领域的深层次矛盾化解，才能更好地拉动各领域的改革朝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协同深化，才能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
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
（一）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围绕着正确认识与处理政府（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的力量一步步得到释放，但仍存在市场体系与规则不完善、市场秩序不规范、政府权力干预过多等突出问题，影响了经济发展活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决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强调了市场化导向的坚决态度。因此，我们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干预，最大限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效益最大化。
（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提供更好的保障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也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作用最小化。市场经济可以解决效率和惰性问题，但不能解决公平和诚信问题，而公平和诚信问题必然导致“市场失灵”，从而影响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决定》对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因此，我们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宏观调控、科学管理、公共服务、优化环境等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三）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要更加注重协调配合，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
西方古典经济学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但自由竞争引起资本积聚和集中进而产生垄断，从1825年起几乎每隔10年发生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1929年世界性严重经济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大萧条。在此大背景下，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主张，当经济周期处于衰退阶段或繁荣阶段时，政府通过分别实施扩张性或紧缩性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调节消费和投资，影响总需求和总产出。二战以后，全球市场经济国家在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同时，普遍实行不同方式的政府干预。因此，使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使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不是相互对立的，是相辅相成的。因此，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凡属市场能发挥作用的，政府要简政放权和松绑支持，凡属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要主动补位，弥补市场失灵。
三、准确把握我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
（一）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都是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截至目前，全区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843户（独立核算企业），资产总额达到6607亿。非公有制经济市场主体超过121万户，注册资本（金）达到9737.44亿元，创造了全区50%的地区生产总值、70%的税收和72%的进出口额。要按照《意见》要求，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都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支持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面，打造更多具有国际、国内竞争力的大企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国有企业经营决策规范、资产保值增值、效率提高、活力增强。坚持权利、机会和规则平等，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职能的转变关系着市场能否有效地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按照《决定》的要求，改革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强化对市场主体和市场行为的监督管理，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由具备条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承担，实现公共服务产品增加、政府行政成本节省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多赢。
（三）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区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初步建立了现代市场体系，有力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益和效率的提高，但仍然存在着资源与资源性产品价格等领域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城乡建设用地、金融、科技等要素市场发育还不健全，市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地域限制、城乡分割和垄断。因此，要按照《决定》的要求，加快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制定负面清单，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清除一切市场壁垒，形成统一的现代市场体系。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减少和调整投资审批事项，规范投资审批行为。加快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电价形成机制和清洁能源生产使用的价格机制。深化重要要素市场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区域金融服务体系，构建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
（四）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我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要按照《意见》要求，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牧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按照现代农牧业规模经营的要求，创新家庭农场、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牧业经营方式，创新农牧民土地和草牧场承包经营权实现形式，鼓励农村牧区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切实维护农牧民的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牧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农牧民土地和草牧场承包经营权、农牧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推进城乡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资源和要素平等交换和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以人为核心，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创新城镇建设和管理机制，有序推进农村牧区转移人口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