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经济理论篇1
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可追溯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学说。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斯密与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二十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资源配置”或“资源禀赋”的贸易学说。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模型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的规模报酬仍然不变。他们的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在赫克歇尔―俄林体系中徘徊多年的国际贸易理论又活跃起来，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来研究贸易的原因和结果，研究新的贸易结构与贸易政策，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学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些学说已逐渐成熟。其中一部分已被编入教科书，另外部分仍在继续讨论之中，仍是贸易的前沿论题，本文将简要地介绍这些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并阐述其对我国贸易政策的意义。
一、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为贸易原因提出新解释的主要是从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主要的贡献者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这一理论以企业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解释战后增长迅速的工业国之间的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规模经济贸易理论［（1）a］的发展是建立在两个与以往理论不同的假设上：（1）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2）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
具体讲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下降，企业面对的是
市场需求曲线，市场需求量会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在参与国际贸易以前，企业所面向的只是国内的需求。由于国内市场需求有限，企业不能生产太多，从而使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不得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国内需求加上国外需求，企业生产就可以增加。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反而使产品的平均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增加了竞争能力。
由于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囊括一行业的全部产品，从而使国际分工和贸易成为必然。但具体哪一国集中生产哪一种产品，则没有固定的模式，既可以自然（竞争）产生，也可以协议分工。但这种发达国家之间工业产品“双向贸易”的基础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技术不同或资源配置不同所产生的比较优势。
二、国际贸易、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进行。在经济学文献中，虽然已有许多理论阐述了技术在贸易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最新一系列的研究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讨论技术对贸易的影响，也分析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把技术变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等结合起来研究，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前沿课题。
国际贸易理论的这一新发展的背景也与战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有关。在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理论说明了当前“北北贸易”和同类产品之间贸易的原因之后，人们自然就会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会有规模经济？产业的规模经济和国际分工是怎样形成的？如果说技术的差异与发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技术又是怎样产生、发展、传递的？技术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的关系又是如何？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学者们将国际贸易理论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中，关于国际贸易、技术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文章很多。从其理论渊源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怎样影响贸易和增长，同时把技术发展作为科研、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
经济增长相互间的关系。
1．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1）技术差异所形成的贸易模式
除了“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贸易学说外，技术作为外生变量上的差异亦被用来说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和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马库森和斯文森（makusenandSvenson，1985）在他们的研究中假设两国的资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都是相同的。产品生产需用两种以上的要素投入，但不具有规模经济。但如果两国在生产技术上有某种细微的差别，劳动生产率就会略有不同。在两国的贸易中，各国都会出口其要素生产率相对高的产品。
戴维斯（Davis）在他1994年的研究中也假设两个国家两种产业。其中第一种产业只生产一种产品，而第二种产业生产两种不可完全替代的产品。假设其中一国在第二种产业的生产中与国外略有技术上的不同，在其中一种产品的生产技术上比别国略胜一筹。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要素价格的相等会使该国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而别国则会生产出口另一种产品。
马库森、斯文森和戴维斯的研究说明，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上的差异亦可引起同行业产品之间（intra―industry）的贸易。
（2）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福利的影响
克鲁格曼1986年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的影响。在他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类国家：技术较先进的国家（发达国家）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产品亦分为两类：技术密集型产品与非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些假设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有些相似，它的发展在于：假如技术变动了（而不管为什么会变动），会对各国的贸易模式和福利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这种技术进步发生在发达国家，则结果是没有坏处。第一，对发达国家来讲，它技术更高了，产品更先进了，由于本来就在技术上领先，更新的技术的产生并不面临什么竞争，也不威胁别国，别国也威胁不了它，所以技术进步对它有好处。第二，对落后国家也没坏处，因为技术差距拉大了，给后进国家更大的空间来发展和赶超。所以技术进步发生在先进国家对这两类国家均有利。对先进国家唯一的不利之处是对一些本来就有技术优势的产品，技术进步和生产出口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这些产品的价格下降，贸易条件
有可能变得不利。
假如技术进步发生在后进国家呢？克鲁格曼认为结果是缩小了两类国家之间的差距，对原来先进国家是一种竞争，对他们不利。后进国家会因为自己有能力生产这类产品而减少进口，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使该类产品价格的下降，对先进国不利，二是如果这种产品需要密集使用后进国本来就稀缺的资源，那么对后进国来说也不利。
2．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贸易理论的另外一方面发展是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来分析，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也研究技术的进步作为生产和贸易的结果对贸易模式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技术变动有两种源泉，一种是被动的，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出来的，而是从看中、干中学会的，是通过经济行为学来的，这叫“干中学”（learningby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另外一种是主动的，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innovation）。技术革新一般是研究和发展（ResearchandDevelopment，简称R＆D）的结果。
（1）“技术外溢”（Spillovers）与“干中学”（Learing―by―Doing）
所谓技术变动或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在许多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只是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这种学习过程有时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时自然产生的副产品。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被称为技术“外溢”（Spillovers）。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又可分国际、国内、行业间和行业内几种不同情况。
a）国际技术外溢
国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如通过贸易）的途径传播到了别的国家，从而使别国的生产者也逐渐掌握了这些技术。
为了说明技术在国际间的外溢，我们假设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各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X和Y。在两国没有贸易时，各国的生产是由本国的生产技术和资源配置决定的，a国有生产X的比较优势，B国则有生产Y的比较优势。如果两国发生贸易，根据“
比较优势”理论，a国会专门从事X的生产和出口，B国则专门生产和出口产品Y。这是贸易发生后的最初均衡。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假设技术是无法垄断的，可以通过商品贸易“外溢”到别国。贸易的结果，aB两国的生产者都掌握了彼此的生产技术并有可能对本国的生产进行调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技术外溢会有各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情况是，a国本来有生产商品X的比较优势，但B国生产X的技术更先进，有绝对优势。a国引进了B国生产商品X的技术，提高了本来就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率。这种结果发挥了本国资源上的比较优势，有利于a国的长期增长。另外，商品X本来就是B国相对短项，在两国实行分工和贸易后便不再生产。a国多生产X可以使B国的进口价格下降，也有利于B国。这种技术的外溢使原来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模式变成了由“绝对优势”决定。技术外溢的结果，两国都从中受益。
但是如果B国生产商品Y的技术比a国先进，a国从B国中学到这种技术并用此来改进发展其本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Y。对a国来说，这种技术引进的结果是一种进口替代型增长，但对B国来说则是一种威胁和竞争。如果a国生产Y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的资源，对a国的长期发展也不一定有利。贸易和技术外溢有可能将发展引入“错误”方向，使两国的长期发展速度都受影响（参见Yanagawa，1993）。
b）国内的技术外溢
国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在本国范围内的传播。由于地理、语言、文化等原因，国内技术外溢比学习外国技术更快。
八十年代后期，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在克鲁格曼（1987）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生产一系列产品。其中任何一国会在一些产品的生产技术中有最初的领先地位。尽管技术可以在国际间传播，但本国内的技术外溢会更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较快的国内技术外溢过程，该国原先的领先的行业会有加速发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较优势会增强，“国内技术外溢”也会使别国在他们原来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更有领先地位，技术的国内传播使各国的差异扩大。
卢卡斯（1988）的模型与克鲁格曼有些相似，只是他假设一系列国家，生产两种产品：X和Y。各国的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相同，但对两种产品的技术知识的最初掌握程度不同。一些国家生产X，另一些国家生产
Y，形成最初的国际分工。由于技术在国内的外溢，生产X和生产Y的国家都会在各自的专业生产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各国对两种产品技术知识掌握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一般情况下，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很难改变，除非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产品价格下降的速度，改变原先国际分工的地位，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转向另一种产品生产的，也只能是那些原来就在边缘上的国家（marginalcountry）。
克鲁格曼和卢卡斯的分析说明：一个国家最初的比较优势、产业选择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可能与它本国的技术知识和资源配置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但最初的产业结构一旦形成之后，国内生产技术的外溢使得一国在这些产业中的生产率比别国提高的更快，会使该国在这些产业中的领先地位更加巩固。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擅长于一些行业，而另外一些国家擅长于另外一些行业，这与国内的技术外溢是有关系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种生产格局，改变是不容易的，因为产业规模与国内的技术外溢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要成本增长的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就会有利可图而继续存在。历史在决定一国长期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c）行业间与行业内的技术外溢
技术外溢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行业之间（inter―industry）和同行业之内，许多行业虽然产品不同，但所用的资源有许多是相同的，如何提高要素生产率对各行业都是有促进作用的。另外，这里的“技术”概念，也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生产方式，也包括管理等方面的技术知识。因此，一个行业拥有的技术优势也可能外溢到别的行业，使别的行业的生产率也有所提高，并对社会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1）c］
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有不同的产业集团（industryclusters），各集团生产类似产品但生产技术不会完全相同。与国外类似的产业集团相比，生产上也会有不同的优势。国际贸易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和技术外溢会缩短各产业集团的技术差距。
（2）发展研究（R＆D）与技术创新（innovation）
技术变动的另一个来源是技术创新，它是一种投资、开发与研究的结果。新技术的开发主要表现在：a）提高要素生产率，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保证产量的情况下
，使用更少的资源；b）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
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可以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中出现。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一个最终产品可以由一个企业变成许多个企业来生产。同一企业中也可分为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只生产产品的一个零部件。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每个部门只集中于一个小范围的大规模生产，而在这个具体的零部件生产中，企业有可能通过降低成本来获得利润。换句话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利润不再只是从最终产品中获得，每个生产环节都独立出来，都有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对利润的追逐使生产的每个环节上都有改进技术的动力。
开发型技术进步也常常是在对新产品的研制中获得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或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产生出新技术。
与“干中学”不同，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大量投资和研究的，因此，只有在保证这些投资能够获利的条件下，企业才会去研制新技术。因此，一国能否获得大幅度的开发型技术进步，需要两个必要条件：（1）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没有保护的话，企业开发新产品所冒的风险与其收益不对称，也就没动力去投资、研究。（2）要鼓励对科研的投资。干中学虽然也能提高技术，但毕竟有局限性，毕竟只能缩短与先进技术的差距，一个国家要想技术上领先，就必须有开发型的技术进步，但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有法律和投资来保证的。
国际贸易与开发型技术变动有相互促进的关系，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迫使各国努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新技术的开发不再只是个别国家的行为，而成为各国的共同努力。这里边也有一个技术开发的规模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贸易和技术的国际流动可以使开发研究形成“规模经济”而降低各国的科研开发成本。一项新技术从一国开始后，另一国可以马上引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不应重复同样一个过程。当然，这样做需要许多政治条件和技术条件，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
另一方面，技术革新也会影响贸易模式。在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和“干中学”的模型中，最初的贸易模式都是给定的，都假定各国在生产技术上有差距但没有讨论为什么有差距。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模型则揭示了产生技术差距的根本原因。综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技术的国
际国内外溢和干中学的过程有可能缩短各国技术上的差距，本国原有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对于一国的长期发展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对发展研究的投资和不断开发新的技术，是改善一国的贸易地位和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措施。
三、国际贸易新理论对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启示
过去十五年来，我们虽然在开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贸易政策上仍受许多传统观念的束缚。我们在出口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但是开放国内市场方面顾虑重重。在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过程中，我们把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看作是一种进关贸的代价，是为了获得某种权利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其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保护幼稚工业”的理论。
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对某些产业的保护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怎样选择保护对象？采用什么方式来保护？保护的前景与代价是什么？我们必须充分估计为保护所付出的代价，并努力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我们发展先进或幼稚工业的目标。
古典和新古典的贸易理论已经分析了保护给消费者和整个国家福利所带来的损失。关于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学说又为我们揭示了保护所失去的“外部效应”，尤其是对电脑等高科技产品进口的限制，损失的不只是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拖延了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过程。电脑等科技知识产品与一般消费品不一样，电脑的使用和普及包含着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电脑迅速普及所能带来的外部效应，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况且电脑行业发展的关键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有足够的人力资本和市场需求来促进软件的开发。通过贸易壁垒的办法来保护幼稚产业，其代价和结果都是必须考虑的。
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还为我们的贸易政策提出了许多新思路，新的贸易理论揭示了当代国际市场的垄断竞争和工业制成品贸易为主的特征，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来生产、出口全部的工业产品。国际贸易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大，即使在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既进口又出口。现代的国际竞争并不局限于个别产品的得失，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限制外国优质产品的进口，不一定非要通过保护来生产国外已占优势的产品。对外开放某些市场，并不等于国内的同类产业就不能发展了。别人生产了一些种类型号，我们可以集中资源生产别的或新的种类型号，并通过规
模经济降低成本向国外出口。
怎样使某些产业形成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提出了一个“战略性贸易保护”的问题。由于国际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和现代企业规模经济的存在，如何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以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成为企业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如果政府能够正确地选择某些有发展前途并能充分发挥本国资源优势的产业，通过政策支持，帮助其达到一定生产规模的话，对本国利益和发展都会有利的。这种贸易保护着眼于一国长期的战略发展，被称为“战略性贸易保护”。
不少国家曾采用过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如日本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对许多产业有过保护。它将一个产业保护一段时期，然后就转移。保护的目的只是希望在保护期内，让产业自身产生出一种技术外溢和自行不断壮大的能力，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保护的时间是短暂的，保护的行业是不断变动的。克鲁格曼借用了吉文斯（Givens，1982）的说法，将其称做“狭窄的、移动的保护带”（thenarrowmovingBand）。
无论是自由贸易的政策还是“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选择的依据都是如何使本国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不仅要从静态上估计，也要从动态上考虑。对什么产业采取什么政策，都要有尽可能精确的利弊分析。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并不告诉我们应不应该保护的问题，而是为了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更多需要考虑的问题。简单地利用贸易壁垒来保护幼稚工业是一种被动和陈旧的方式，代价是不小的。而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对某些产品（不一定是整个行业）实行保护也许会带来长期的优势和利益，但是这些产品不一定是幼稚产业，保护的手段也不一定是贸易壁垒，可以是代价较小的产业政策或消费政策，保护的时期应是短暂的，这种保护是一种积极的，有前途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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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王建业曾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汤敏、茅于轼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89）中介绍了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和与此有关的贸易、产业政策。我在《国际贸易：理论?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一书中亦较详细地介绍了这一理论。
贸易经济理论篇2
[论文摘要]本文论述了对外贸易理论发展的过程，介绍了学术界对对外贸易是否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状况与争论，并着重分析了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原理。
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增长一直以来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又起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都会涉及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从晚期重商主义学派到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绝对利益论，再到后来的比较利益论、要素禀赋论以及剩余产品出路说和“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等都认为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当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根据有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对传统理论关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提出了置疑。如普雷维什的“中心—论“；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模型。他们认为，当今的国际经济体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的，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地带，中心控制，发展中国家只能依附于中心国家。
一、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吗
从上面的对外贸易理论的发展来看，也可以看出对于对外贸易是否促进经济增长还有争论，主要存在促进论，阻碍论和折衷论。促进论的代表是罗伯特逊，他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命题，而普雷维什则以“中心—论”表示反对。
为了支持各自的理论，经济学家也对对外贸易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由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国内外大批学者运用我国的数据对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大都支持外贸，特别是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因为进口贸易也是对外贸易的一方面,所以也有很多学者把目光转向进口贸易,考察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外贸易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不同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情况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启发是:要对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重新进行审视，不能一味崇拜出口，也要重视进口贸易的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重视出口而排斥进口，认为进口会减少gdp的增长，从中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学派就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有这样的看法，包括重商主义的“奖出限入”,贸易乘数论也认为出口会带动经济的增长,而进口会抵消这种作用，而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恒等式y=c+i+g+(x-m),明显的告诉人们净出口增加国民收入。直到近几年,才有学者看到进口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出口贸易确实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的一些新情况值得我们深思、重视。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国际原油价格、粮食价格上涨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给我国加工制造业带来的冲击，使得国内的许多制造业企业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对出口加工类的企业打击更大，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减退，出口增幅下降。由于我国的出口产品多为低端产品，高新技术含量有限，我国的制造业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所以出口贸易是否对我国经济增长继续有重大的作用还值得我们去探讨，而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的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正在被重视。
二、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进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早要追溯到亚当·斯密，他认为出口带来的收益以及换回本国需求的产品没有机会成本的付出，因此必然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后来的大卫·李嘉图也指出，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材料，就能稳定物价，阻止利润下降的趋势，保证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提出美国能保持如此久的高增长低通胀发展，中国廉价的商品输入是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新贸易理论将进口贸易作为主要因素来解释技术进步，认为进口贸易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通过进口技术先进国家的产品，可以使其包含在产品中的先进技术扩散到本国，工业后发国家也可以通过进口贸易，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技术，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提高国内的劳动生产力。对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具体如下：
1．进口贸易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进口国外的先进的机器设备等中间产品，可以提高国内相关产业的生产效率，“干中学”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来掌握世界上先进的技术，利用技术的溢出效应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通过进口国外的产品，会给国内企业造成压力，促使他们在竞争的环境中不断学习创新。
2．进口贸易有利于稳定物价。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资源，可以抑制物价的上升，保证利润。这一点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表现的较为明显。
3.进口贸易与fdi相互促进。随着进口国进口额的加大，出口国企业为节约成本，绕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会直接到其国内投资；而fdi的进入又会派生出间接的进口贸易，而且会带来技术和管理上的新理念。
无论对外贸易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的增长，我们都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尽管在现在的国际分工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会处在不利的位置，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但我们仍然不可否认，对外贸易是不可避免的，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拉动作用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开放，融入全球的经济发展当中去。
当然，现在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出口贸易大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然而我们也忽略了进口贸易的作用，这也是笔者为什么单独介绍了进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贸易经济理论篇3
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贸易失衡表现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中美贸易失衡不仅引起中美两国政界、实业界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也引起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人们从各个方面分析中美贸易失衡产生的原因,提出的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方案也各种各样。然而,如果运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对中美贸易失衡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失衡有其必然性。因而,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方案也就只能从这个必然性中寻找。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一个十分浩瀚的理论体系。①在本文中,我们只运用马克思的部分经济理论,以分析中美贸易的失衡是怎样产生的。
一、马克思的“生产的国际关系”理论
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的“导言”中,马克思谈了他在《经济学手稿》基础上未来的写作思路。在准备写的5篇中,第四篇的内容是:“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1](46)从马克思的这一写
作提纲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把国与国之间的商品的输出和输入看成是“生产的国际关系”的一个内容。而商品的输出和输入是在国际分工,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交换②的基础上产生的。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世界唯一的生产关系的背景下,国际交换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私人之间的交换。“私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私人的独立性产生出对所谓世界市场的完全的依赖性”。[1](105)
运用马克思的“生产的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中美贸易关系,我们可以看见,当代的中美贸易关系以及中美贸易的失衡是在新的国际分工的基础上产生的。
我们这里所说的新的国际分工是指20世纪80―90年代的产业的国际转移,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分工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变:生产投资品与消费品的产业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转移,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成为生产这些产品的“世界工厂”。
为了专注于高新技术的创新和开发,美国政府和私人都把投资大量投到it、生物和航空航天等高科技产业,而将过去生产投资品和消费品的实体经济产业大量转移到国外,从而使美国经济日益空心化。在高新技术的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了所谓的“新经济”(neweconomy),即经济的高增长率与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的同时并存。在经济强劲增长的势头下,第一,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工资)不断上升。2007年1月1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最低小时工资为7.25美元,但到2009年7月平均小时工资已经达到18.56美元,是法案规定的2.5倍。第二,由于产业向外转移,美国投资和消费的物质产品不得不大量依靠进口,物质产品消费的40%来自其他国家。第三,经济的强劲发展也使人们更倾向于负债消费,从而使储蓄急剧下降。美国的个人消费占到了GDp的3/4左右,而私人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的10%连续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5%以下。除1998―2001年外,美国政府更是一直处于负储蓄率状态。这样,美国的储蓄率与投资率的差距越拉越大。第四,经济的强劲发展也使美元在20世纪90年代处于坚挺状态,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元都处于升值的通道中。坚挺的美元虽然使美国获得了大量的铸币税,并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流入,但却使美国的贸易逆差更为严重。
在美国将这些所谓“夕阳产业”向中国转移的结果是,中国成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20世纪70年代,中国向美国出口主要是土畜产品、工艺品、五金产品、纺织品等;20世纪80年代纺织品和服装成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最大宗产品,其次是原油和成品油;20世纪90年代机电产品上升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第一大商品,但鞋类、纺织品等在中国向美国出口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家具协会称,中国家具产量的大约40%销往海外,其中一半出口到美国。正因为如此,美国有人曾经想过没有“中国制造”(的产品)的日子,但却做不到。
我们可以预料,在经济全球化更加深入发展的将来,只要美国仍然不发展自己国内的与人民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产品的生产,而仍然从中国进口,那么,美国的贸易逆差和中国的贸易顺差就还将继续下去。
二、马克思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理论
如果说,马克思的生产的国际关系理论为我们论证了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产生,说明了一国通过商品的输出和输入产生对世界市场的完全依赖性,那么,马克思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理论则为我们分析国与国之间贸易失衡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说:“肤浅的表象是: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创造、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1](26)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不是同一的东西,但“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1](36)然而,在这个统一体中,生产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出供分配、交换、消费的对象。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
我们仅就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不仅创造出消费的材料和消费的对象,而且“它也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1](29)生产出“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1](30)马克思还强调,生产不仅生产出消费的客体,而且创造着消费的主体――消费者:“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1](29)
马克思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的观点虽然没有区分国内和国际,但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观点是能够用来分析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的。
物质资料的生产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消费资料)的生产之分;消费也有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区别。但生产资料的生产、生产的消费最终是为了生活资料的生产、为了生活的消费。而直接满足人类吃、穿、住、用的消费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和延续的基础。因此,马克思说,生产不仅生产出消费的客体(物质对象),也生产出消费的主体(消费者)。
物质资料的生产首先有一个是使用本国的生产要素还是使用其他国家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的问题。很显然,如果美国不愿意消耗自己国内的生产要素生产物质资料,那么,它就只能消耗其他国家的生产要素,从其他国家进口这些物质资料,否则,美国不要说发展,就连生存都成问题。一方面扩大进口,而另一方面又限制出口,美国就必然是贸易的逆差,而中国也就必然是贸易的顺差。根据eC排行榜,2008年2月,中美两国100种主要进出口商品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排在前20位的大都是日用消费品,例如服装、鞋类、床上用品、家具和旅行用品等,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排在前20位的除了粮食、大豆、计算机及通信技术、仪器仪表是顺差外,其余的,如机械设备、电器及电子产品、运输工具、汽车等,都是逆差。其结果是:前20种商品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258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是110亿美元,即中国顺差148亿美元,也就是美国逆差148亿美元。
三、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没有虚拟经济的提法,只有虚拟资本的提法。但我们认为,虚拟资本膨胀的结果形成了与实体经济日益脱离、且相对独立的虚拟经济。因此,我们应该研究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
虚拟资本是与由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构成的现实资本不同的一种资本形态。它们是货币资本,是一种“以钱生钱”的生息资本。虚拟资本包括各种有价证券:汇票、国债券、国库券、股票、不动产的抵押单等。它们已经成为商品,但这种商品的价格有不同于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马克思说,虚拟资本中的有价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2](530)“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或者像国债那样不代表任何资本,或者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2](531)它们的资本价值“纯粹是幻想的”。[2](529)
虚拟经济虽然是在虚拟资本膨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从根本上说虚拟经济是为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而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虚拟经济已经在规模上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在运行轨道上也出现了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的趋势,呈现出相对的对立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实体经济。根据成思危(2003)[3]提供的资料,1997年底全世界虚拟经济总量为140万亿美元,仅仅3年之后,到2000年底达到了160万亿美元,大体相当于全世界GDp总和的5倍。全世界虚拟资本每天流动量是2万亿美元左右,大约为世界日平均贸易额的50倍。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披露的数据,2007年,全球外汇资金和金融衍生品全年交易量合计达到3259万亿美元,相当于2006年全球GDp总和的67倍。这也就是说,10年的时间世界虚拟经济总量增加了22.5倍,相对于GDp的总量增长了62倍。
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是当今虚拟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王爱俭(2004)[4]主编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研究》提供的资料显示,在美国的GDp中,目前物质生产(实体经济)所占的比重已不到30%,虚拟经济的比重已超过70%。从个人来说,当代美国人的财富中有82%以上是金融资产,这还不包括房地产。因此,人们持有的财富越来越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脱离。
我们认为,虚拟经济超过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因此,问题不在于虚拟经济的规模超过实体经济的规模,而在于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财富效应”的幻觉在美国产生了两个错误的结果:
第一,美国民众不是从从事实体经济活动中获得财富,而是热衷于从虚拟经济活动中获得财富;不是崇尚储蓄,而是养成寅吃卯粮,“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的习惯。这可从2000―2006年美国金融资产构成情况的两个数字看出。一是2000年银行业的金融资产占金融资产总额的25.7%,2002年增加到26.6%,但此后年份这一比例连续下降,到2006年所占比重降为22.7%。但另一方面,证券业所占的比重却从2000年的21.2%上升到2006年的22.4%(见表1)。二是,2006年银行业所占的金融资产比2000年增加了37.4%,而证券业所占的金融资产却增加了76.6%。
第二,美国的虚拟经济所创造的“财富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政府产生幻觉,从而陷入负债累累的“透支经济”中,即实行财政赤字政策。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在2004财政年度创下413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此后逐年有所下降,2007财政年度为1628亿美元。2009财政年度美国的财政赤字达到创纪录的1.6万亿美元。这是2008财政年度赤字4550亿美元的3.5倍。它相当于美国GDp的11.2%,是1945年以来占比最高的。对2010-2019财政年度联邦财政赤字,美国白宫行政管和预算局预计将累计达到9万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累计是7万亿美元。
按照国民账户体系,储蓄与投资的差额等于经常项目差额(S-i=CaB)。既然美国的私人储蓄和政府储蓄都为负,那么,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理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研究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问题。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分别从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进行了研究。从价值形态说,社会总产品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个部分。从实物形态说,社会总产品划分为两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通过两大部类之间的商品交换,即Ⅰ(V+m)=Ⅱ(C)实现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并使两大部类的价值得以实现,社会再生产也才得以继续。
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理论实际上也就是一国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说,马克思将社会产品的物质构成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并非纯粹理论上的假设,而是事实的表述。尽管社会产品千差万别,但每一种产品不是作为生产资料使用,就是作为消费资料使用。虽然有些产品既可用作生产资料,又可用作消费资料,可是在再生产过程中,总会扮演特定角色,或者是生产资料,或者是消费资料,所以某些产品既可供个人消费,又可用作生产资料的现实,丝毫也不会影响这种分类的正确性。”[5]
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不同的是,由于经济的发展,当代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一般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当代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超过第一、二产业的发展。这一趋势也必然影响到一国经济的对外失衡。美国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为1.5―1.9%之间,第二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为22―23%,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则高达75%以上。美国经济的“白领化”使美国不仅消费资料依赖进口,而且生产资料也大量地依赖进口,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的贸易逆差也就在所难免。与美国相反的是,虽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90年到2005年中国工业化进程在加速推进,农林牧渔业人数从53%下降到44%,产值比例由27%下降到15%,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根本方针没有变,“民以食为天”的观念也没有变。服务业虽然有所提高,就业人数从16%上升到24%,但服务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例变化不大,维持在32%左右。而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就业人数虽然维持在18%左右,但产值却由41%上升到52%。中国把握住了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中国制造”不仅成为一些国家人民日常生活须臾不可离开的东西,而且改变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方式。这也正是中国形成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
五、马克思的汇率理论
由于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涉及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货币,因此,国与国之间的商品交换要能够顺利进行,首先要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货币之间的交换,或者说,货币之间的交换是国与国之间商品交换的基础。货币之间的交换就涉及货币的兑换比例,即汇率问题。正因为这样,马克思不仅把汇率看成是“生产的国际关系”的一个内容,而且认为汇率是一种更复杂的经济关系。[6](313)马克思也研究了名义汇率和真实汇率,认为,一国货币(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如果相对于外国货币贬值,这只是纯粹名义上的变化,因为,这时的贬值所引起的只是两种货币相互交换比例的变化。只有当货币的实际价值降到名义价值以下引起汇率的变化时才是真实的贬值。
马克思的汇率理论表明,汇率问题纯粹是个经济问题,是经济的国际分工导致商品在国与国之间运动(进口与出口),进而产生必须用货币结清对外支付差额时发生的一个问题。在研究汇率问题时应区分名义汇率和真实汇率。
但是,在今天中美贸易关系中,美国一些人出于政治的需要,总是将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甚至把“汇率操纵国”的帽子强加在中国头上,力图用压人民币升值的办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而且,他们并不去区分影响一国贸易收支的究竟是名义汇率还是真实汇率。这些显然都是违背汇率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
第一,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升值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与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因人民币升值而下降(见表2)。这就说明,中国的贸易顺差(美国的贸易逆差)与人民币的升值(美元的贬值)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或者说两者不是高度相关的。这是因为,(1)多数中国占优势的低端产品,在美国早就不生产了。因此,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也要从其他国家进口。(2)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约半数是办公用品、服装鞋类、玩具和其他塑料制品,但它们只占美国产出的4%。(3)对美国而言,即便人民币升值15%或20%,中国仍然是某些商品成本最低的生产者。美国最终或许只能为这些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导致其通胀加剧,甚至造成贸易逆差不降反升。
第二,按照汇率经济学的原理,衡量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大小的不是名义汇率而是真实汇率,即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名义汇率;判断一国货币是升值还是贬值的依据不是双边汇率而是多边汇率,即名义有效汇率和真实有效汇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提供的资料,以2000年为基期,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为100。2008年全年,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2.88%;人民币真实有效汇率升值12.66%。而2008年中国的出口总额为14285亿美元,同比增长17.2%;进口11331亿美元,同比增长18.5%;贸易顺差达到295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28亿美元。这就是说,人民币的名义有效汇率和真实有效汇率都升值,虽然使中国的进口的增长幅度大于出口的增长幅度,但中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并未因人民币的升值而根本改变,反而仍然以较大幅度增长。
那么,中国的贸易顺差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说来自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来自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出口转变,也来自工业制成品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我们的研究表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完全适用于今天的中美贸易关系的分析。
注释:
①waltereltis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是三本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参见J.C.Gilbert.Keynes's
impactonmonetaryeconomics.p.25.Butterworth&Co(publishers)Ltd.1982.
②马克思说:“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结果,也就没有交换。”(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成思危.虚拟经济的形成[J].中国经济周刊,2003(14).
[4]王爱俭主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5]钟盛熙等.《资本论》与当代[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5.
[6]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analysisofSino-UStradeimbalance:
BasedonmarxisteconomictheoriesHeZerong1XuYan2FuYu3abstract:ReasonsandsolutionsofSino-UStradeimbalancewere
贸易经济理论篇4
关键词：贸易经济；学科建设；学科发展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07)10-0003-06
一、引言
贸易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这门学科曾经有过蓬勃发展的辉煌时期，然而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学科建设却处于一种持续的低迷疲软状态，研究队伍、水平和情趣不断处于跌势。这里面既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有对该学科的主观认识和学科发展过程中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对贸易经济学科地位冲击最大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一是政府机构改革。商业部更名为国内贸易部，内贸部降格为国内贸易局，后又将内贸局并入原国家经贸委，这使得贸易经济这一实用性很强的专业缺少政府机构支持。二是专业目录调整。教育部1998年的专业目录调整使得许多高校纷纷取消了贸易经济这个专业(目前全国有12所院校在目录外保留了贸易经济专业)，许多从事贸易经济教学的教师纷纷转换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这对于贸易经济学科建设来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三是认识上的盲从。改革开放后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货币流通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理论研究的视线更多地从商品流通转向了货币流通，渐渐淡化了对贸易经济学科的研究兴趣，与此同时，“金融热”导致金融学不断升温，逐渐成为了显学。其实，“术业有专攻”，各行各业都有自己要研究的问题，货币流通本来是由商品流通引起的，没有商品流通根本不会有货币流通，但现在人们似乎对商品流通不感兴趣，对商品市场很少关注，而对资本市场却倾注了过多的热情，货币流通受到如此重视是与证券热、股票热、上市热分不开的，这反映出了一种学术上的浮躁。
上述外部环境因素对该学科的影响固然是不争的事实，但导致贸易经济学科衰落的根本原因还是学科发展过程中没有与时俱进。必须看到，目前贸易经济学的学科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以往的商业经济学是一种短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经济学，主要研究商品配给的方针政策，而现在的商业经济学或贸易经济学主要研究过剩经济条件下或买方市场条件下的商品流通过程；(2)以往的商业经济学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商业经济学，而现在的贸易经济学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研究流通资源的合理配置，商品流通所赖以依靠的体制基础发生了根本的转换；(3)以往的商业经济学是一种纯粹国内经济条件下的商业经济学，主要研究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即所谓国合商业，而现在的贸易经济学所依存的所有制条件不仅包括全民、集体经济，而且包括个体、私营经济，还有大量国外商业资本进入后的合资、合作问题；(4)以往的商业经济学仅仅是一种消费品领域的商业经济学，研究的是有限领域的商品流通问题，而现在的贸易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则是包括消费品在内的整个市场体系意义上的商品流通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学科背景条件下，贸易经济学需要进行不同层面的创新，充实基础理论研究，调整课程设置，优化教材编写，提高专业特色，而且要注意与新学科、新专业的相互协调。但是，贸易经济学科在上述几个方面的创新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使得整个贸易经济学科收敛过度而开拓不足，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
二、贸易经济学科发展的理论基础问题
贸易经济学科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承认，这门学科的创立取得了奠基性、开创性的重要成就，但与经济类的其他分支一样，一诞生就存在着先天不足：20世纪50年代学科专业设置与相应部委对口，贸易经济学对口商业部，以后由于内、外贸分离，商、粮、供分离，贸易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越来越窄，后来由于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的原因已经退化为内贸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甚至国合商业管理学了，贸易经济理论基础显得日渐虚弱。
(一)西方经济理论缺少对流通问题的专门研究
西方经济理论在生产与流通的关系的认识上是有过反复的。重商主义认为生产从属于流通，关于交换的理论研究达到了一定的成熟水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重视从劳动分工角度研究生产的效率问题，流通研究便后退了，处于一种被生产所决定的从属地位。新古典经济学转而认为流通包含生产从而又突出了流通的地位，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的假设条件，使得它只看到了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简单商品交换”，而将以商人为媒介的发达商品流通从其理论体系中抽象掉了，流通也就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中消失了。回避流通问题，以生产为主线来建立逻辑分析结构，这不能不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种缺憾。在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中，对分工与交换问题研究较深的是交易费用理论，尽管这一理论涉及了诸如约定、集市、商人、商业企业等交换范畴，但它仍是从成本比较角度，把市场交易看作为企业组织的一种替代，而没有把交换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来看待，所以，交易费用理论对流通问题的研究也有欠深入。
进入20世纪后，出现了另一种从企业角度研究商品如何顺利出售的专门学科，这就是产生于美国的营销学(marketing)，西方的市场营销理论属于生产厂商在市场中的一种延续。现在国内市场受买方市场影响，大多数企业的产品销售困难，于是市场营销学长盛不衰。但我们认为，市场营销解决的是企业的产品如何进入市场的问题，而进入市场后如何处理复杂的交换关系，还是需要由贸易经济学来解决，特别是在中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复杂，商业活动的重要性更为凸现。所以市场营销这种企业层面的微观研究不可能从宏观上涵盖整个社会的商品流转过程。由此，受1998年教育部专业目录调整因素的影响，有些院校取消了贸易经济专业后，用市场营销取代了贸易经济课程，我们认为是极其不妥的。
(二)马克思流通理论的一般性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如果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把流通摆在了生产的附属地位上，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论》则承认流通是与生产并列的一个特殊领域。马克思将社会再生产过程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阶段，把交换问题独立出来进行了专门研究，这集中反映在《资本论》第2卷的相关论述中，在这里，马克思详细讨论了商业资本的流通，阐述了商人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商业劳动的性质和商业利润的来源，研究了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系统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可以说《资本论》本身就是一部经典的交换经济学。恩格斯也把生产与交换两种职能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象地比喻为“经济曲线的横坐标与纵坐标”，从而更加贴近现实的市场运行。所以，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迄今为止仍是最完整的流通理论体系。
当然，马克思流通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产品交换，是对资本主义流通运行的概括和总结，但理论本身对社会主义流通运行具有同样的解释力，我们不能苛求马克思在那样的年代就对社会主义的流通问题作出详尽的解答。问题是我们对马克思“流通一般”的理论没有很好地进行研究，而且对马克思的流通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没有很好地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流通理论研究一直相当薄弱，甚至一段时期内“无流通论”、“有限市场论”思潮盛行。作为理论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从一开始就把商业拿掉了；商业经济教科书里充斥着大量的政策解释内容。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计划经济体制不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交换，商业部是管分配吃穿用的后勤部；认为生产资料只具有“商品的外壳”，所以物资部的统计数字只有实物指标，没有价值指标。对这种“无流通论”最先提出挑战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他是我国最早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先驱者之一。上世纪60年代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社会主义经济论》时，在讲了直接生产过程篇后，专门讲了流通过程篇。受历史条件限制，他的一些观点虽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重生产、轻流通”环境下，这是需要极大理论勇气的。
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到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经济转轨和体制演变过程中，关于如何重新认识流通的地位和贸易(商业)的作用，引起了国家领导人、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江泽民同志在2002年省部级领导干部“国际形势与wto”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重生产、轻流通’的观念烙印很深，这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好流通极为重要，是消费通过流通来决定生产，只有现代的流通方式才能带动现代化的生产，大规模的流通方式才能带动大规模生产”。朱钅容基同志也曾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真正搞好，解决好流通问题最重要——只有把流通领域的问题从理论到实践正确地解决了，那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基本建成了。(注：参见：《经济参考报》1995年2月3日。)此外，李岚清、吴仪同志也先后就流通问题发表过重要讲话。刘国光同志更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流通业的地位和作用将由社会再生产中的末端行业升位为先导行业”的重要理论观点。所以，市场经济从某种角度讲就是流通经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现代流通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上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更需要我们培养出大量的既懂内贸又懂外贸、既懂商务又懂产业、既懂贸易又懂投资的复合型贸易经济人才，从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又首先要解决好学科建设和发展问题。
三、贸易经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几点设想
贸易经济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也面临着一个对传统学科的改造和升级问题，贸易经济学如果不能彻底地从狭窄的部门经济学中走出来，不进行改革和创新，贸易经济专业和一些贸易经济课程就没有生命力。现围绕学科建设提出几点具体的构想。
(一)贸易经济学科的科学化问题
学科科学性的重要表现是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科学地定义贸易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清晰地界定其研究边界，明确其研究任务，这是该学科独立存在的基本条件。贸易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理由还是充分的：就目前的科研和教学水平来看，贸易经济学或商业经济学已基本上具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有一系列独立的概念与经济范畴，与其它学科边界的划分也是清晰的，即它是一门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交换关系及其规律的科学，可将其概括为所谓“关系及规律论”。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活动论”、“产业论”、“结构论”“运行论”、“配置论”等，可谓见仁见智。目前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处在转轨时期，贸经学科的发展也处在变革时期，在学科理论体系的构造上，应展开充分的讨论和争论，不宜过早定型，待条件成熟时自然会形成理论上的共识，统一到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上来。在此也提出自己的两个理论观点。一是现在不少学者把优化资源配置作为商业经济学或贸易经济学的研究重点，笔者以为这与强调经济运行并不矛盾，商品流通的运行过程其实就是资源配置过程。不过，经济关系的研究仍然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认识、怎样研究经济关系，总之，要研究关系、规律、体制、运行。还有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是，在内外贸管理合一后，有学者提出把贸易经济学搞成所谓“内外贸合一的大贸易经济学或大商业经济学”，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欠科学，也不赞成所谓“大贸易、大市场、大流通”的提法(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不在少数)，这种提法作为工作用语尚可使用，作为学术语言有欠规范。贸易经济和国际贸易固然同属贸易领域，但两者的研究角度和研究内容是不同的。贸易(商业)经济学是站在商业产业发展的角度研究流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国际贸易显然不是研究产业发展问题，若将两者合二为一，则将失去各自的学科特色。贸易经济学应该在内外贸合一的视角下建立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而不应强求生搬硬套的学科整合。内外贸学科的分与合，取决于学科本身的特性和研究领域的差别，而不在于密切跟踪政府机构的如何设置，不能机构分学科就分，机构合学科也合，这样的学科设置很难有什么科学性可言。
(二)贸易经济学科的经济学化问题
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的条件除研究对象清楚外，还应有属于本学科的一整套概念、术语和理论体系。贸易经济学以交换、市场、流通、贸易、商业、价格、供求等为核心范畴，研究整个商品流通领域的资源配置、总量规模、结构状况、运行规律和流通体制等问题，属于中观、应用经济学的范畴。但是，贸易经济学最初是由前苏联的贸易经济理论移植并经过演化而来的，长期以来，它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流通领域的经济现象，过于重视政策层面和生产关系层面的问题，过于追究所谓“纯理论”研究，因而在研究内容上相当一部分是对政治经济学部分内容的重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导向逐渐明确，贸易经济学逐渐恢复了生机，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一是贸易经济学从部门经济学向领域经济学转变，定位于中观经济学。二是贸易经济学学科对象由狭义的商业扩展到市场与流通，包容了广义上的交换，凡商品货币交换的范畴均被纳入了学科视野。三是贸易经济学大大拓展了研究领域，市场秩序、交易费用、零售业态、批发市场、连锁经营、政府采购、战略储备、产权改革、期货、期权、物流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概念、新现象、新问题均成为了研究热点。四是除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与定性分析方法外，微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数理模型与计量方法均被广泛采用。着眼于该学科的长远发展，贸易经济学科要优化、调整、充实、提高，必须与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对话，吸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流通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使贸易经济学成为基础经济学的延续和深化。但也应该注意，我们并不主张将贸易经济学全盘“现代经济学化”，在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时，既要使贸易经济学在各种不同的西方经济理论中吸收营养，又要保持其作为应用经济学的学科基本特色。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现在有学者提出把“贸易经济学”改为“贸易学”，向商科方向靠拢。既然把贸易经济学定位为经济学中的应用经济学，就不应把大量商科内容即企业的具体经营、管理的活动内容加进去，如果加进去了应分离出去。当然，部分商科的具体内容有时会与贸易经济学的某些内容有交叉，但角度会不同，有的可在教材中设而不讲。总之，贸易经济学不能搞“小而全”，也不能搞“大杂烩”，要建立或总结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分析线索。
(三)贸易经济学科的中国化问题
贸易经济学是不能引进的，它是在我们中国自己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一门以研究贸易规律、探讨贸易政策、总结贸易模式、指导贸易实践为己任的学问，这门学科正逐渐引起国外理论界的注意和兴趣，甚至认可和赞同。所以，不能“因为国外没有，我们就不该有”(实际上一些东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日本就有流通经济学)，保持特色就是保持优势，贸易经济学科应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财经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贸易经济学的发展要始终强调中国特色，使之成为一门本土化的应用经济学。其中国化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一是要继承原来的。继承比初创更为困难，因为在习惯性思维方式中，对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要区别出哪些是精华需要承继，哪些是阻力需要克服，往往是令人困惑的。尽管贸易经济学在计划经济时期存在以政策取论的研究“范式”危机，但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该学科的理论含量得到充实，理论体系逐渐丰满，要尊重现有理论成果并对其加以完善。贸易经济学的发展要有一个继承的基础，这种继承应围绕两点来进行。首先要从新的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市场、流通、商业的理论表述，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交换的研究是以资本主义为个案的，但我们要有一个从“流通一般”角度对马克思流通理论重新认识的过程，列宁关于苏维埃贸易的理论也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关键是要将这些理论与中国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其次，要加强对中国历史中有关商业、贸易理论的研究，我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且有价值的商品交换思想，“商理极深、商务极博”，商业史、贸易史方面的研究应得到进一步加强。
二是要借鉴西方的。西方经济学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和地位正在不断上升，贸易经济学应以宽广的胸怀接纳来自西方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在组织市场商品流通方面的有益经验，但关键在于使其中国化。我们改革开放已经近三十年，应该说有能力和经验对西方理论进行消化、吸收、改造，使之符合中国国情。那种缺乏学历准备的急功近利的引进、那种只要是西方的，也不管其学术价值及在西方的学术地位如何就予以功利性引进的做法，会形成大量的误读、误解、误导，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炒作”而已。比如科斯的产权理论曾经被业内人士“爆炒”了一番之后，反而把国外经济学大师们弄糊涂了。再比如流通费用问题。自从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交易费用”概念以后，这个名词在未经清晰界定的情况下被无限制地使用甚至滥用了：几乎无事不属“交易”，商品交换、市场波动乃至体制改革的种种支出、损耗、摩擦，一概被归入“交易费用”，而“节约交易费用”又成为抨击制度安排合理性的唯一标准。“交易费用”的泛化与虚化直接冲击了流通费用问题研究，生产性费用与纯粹流通费用的差别被抹杀了，流通费用背后的社会分工因素被忽视了，流通费用所体现的节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律被淡化了。所以，贸易经济学如若引进交易费用，那么如何认识流通费用与交易费用两个范畴的区别和联系？流通费用总规模的扩大究竟意味着产业结构升级还是经济效率下降？如何确定流通费用发生的合理性界限？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吃透理论，融会贯通，而不是仅仅搬弄几个新鲜名词。这里也引伸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贸易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为基础的，引入西方经济理论后，要在两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之间寻找共同语言实际上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不能因为困难就在“西化”的同时，把马克思的流通理论抛弃掉。理论总是在发展的，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并不意味着今后解决不了，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才能逐渐走向贸易经济学的彼岸。
三是要汲取实践的。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并且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需主导型的贸易大国，“内贸是基础，外贸是延伸”(吕福源，2003)不同区域之间特别是相邻区域之间有着庞大的贸易需求，国际贸易远远不能承担全社会的贸易活动，特别是县域经济更是以内贸为主。所以流通领域有大量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研究。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随着工业化过程的完成，生产领域的矛盾已经让位于流通，生产决定型经济已转向流通主导型经济，据专家测算，就多数商品来讲，从流通时间看，用于加工和制造的时间不到10%，而90%以上的时间被物流过程所占用；从流通费用看，物流费用占产品总成本的比重高达30-40%，并进而提出了向市场和流通“要利润”的口号。而且，现代流通的发展使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原有的相对独立的边界愈益模糊，生产和流通的相互融合使生产成为流通当中的生产，正所谓“生产生产着流通”、“流通流通着生产”。传统经济理论把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交换在生产和消费之间起桥梁和纽带作用。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流通刚好把原来经济运行的首末端颠倒了过来，满足消费需求成为经济运行的起点，流通所以成为启动生产、引导消费的先导型力量，其道理就在于此，因此我们可以说，“重生产、轻流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流通产业的先导型决定了贸易经济专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给贸易经济学科建设提出了一个任务，贸易经济学要更加关注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要走出部门商业的狭窄空间，适应贸易主体的多元化、贸易对象的扩大化、贸易范围的广泛化，要研究贸易中的新现象、新概念、新问题，抱残守缺、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将会使这门学科失去生机和活力。贸易经济学既要重视规范分析，也不应忽视实证分析，学科建设要紧贴我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和社会商业的发展，将人们在流通实践中反复探索所取得的成熟经验提升为理论，并将其适时充实到贸易经济学教材中去，以达到厚基础、宽领域、重应用、有特色的目标。
总之，贸易经济本来是离市场经济最近的一门学科，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受到削弱，甚至要被取消专业设置，这是不公平的，是与当前的“贸易强国”“人才强商”“科技兴贸”战略背道而驰的。当前流通领域问题复杂，矛盾突出，许多难点热点问题并没有从理论上给予科学的解释和准确的回答。贸易经济学科要从国情出发，在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注意基本概念的创新、研究方法的革新，从流通实践中提炼新的范畴，发现新的规律，这样才能保持学科的新鲜和活力，使贸易经济学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
作者：王晓东
参考文献：
[1]纪宝成.面向未来，深化改革，加强贸易经济学学科建设[J].商业经济与管理，1997(1)：11-15.
[2]宋则.贸易经济学的学科发展述评[J].财贸经济，1995(7)：60-61.
[3]晁钢令.论新形势下商业经济学的地位和发展趋势[J].商业研究，2002(5)：17—19.
贸易经济理论篇5
关键词：克鲁格曼新贸易论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与新贸易理论被视为上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领域中继不完全竞争与收益递增革命之后出现的第四次“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其中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通过强调收益递增与不完全竞争，并将这两方面的作用与区位（或称经济地理）联系起来，将其引入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考中。其目的在于将一直被忽视的空间因素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畴之中。本文拟对新经济地理学和新贸易论的基本理论做简要的介绍。
一、经济地理学的复兴和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
长久以来，经济学一直忽略了空间问题，因为任何有关经济活动空间区位讨论几乎都无法使用规模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仍然是大部分经济分析的主流。
二次大战后，随着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在现实中的表现，并未向世人展现出一个与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相同的经济图景，以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念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到了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系列不完全竞争的模型。因此，收益递增不再是被回避、或不顾一切地被假设掉的东西。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和无限增长方面发挥了很大的空间，丰富和扩大了传统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内涵。这两方面的理论基础就是收益递增假设，这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径。但是以往这两个理论都是围绕着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生产要素流动性这三者以及这三者间在市场运作过程中产生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作用而展开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领域也是传统经济地理学派研究的范畴。但是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们只能将规模报酬递增和生产要素内生化，而不能将运输成本内生化，因此，主流经济学派就只能将经济地理学纳入研究的范畴。从新的领域、新的视角得出一些关于传统贸易和增长理论的新的启示。在这样的背景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DS模型）和经济学家们关于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研究，为经济学研究领域带来第三次大飞跃，而被视为第四次大飞跃的新经济地理学，将规模报酬递增理论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1985年赫尔普曼与克鲁格曼发表了《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随后的1991年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发表了《世界经济中的创新和增长》，前者是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的著作，后者则主要针对内生增长进行研究，这两本著作的出版，大大促进了新经济地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而真正被视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开山之作、完成了对DS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并确立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地位的两篇著作，则是1991年克鲁格曼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以及1988年藤田在《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集聚的垄断竞争模型：细分产品方法》。
二、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理论
（一）中心――模型
克鲁格曼于1991年提出的中心――模型，是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理论模型，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条件下，该模型展示了两个外部条件相同的区域，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与运输成本的交叉作用的情况下，如何演变出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并且解释了当时美国和欧洲的制造业为何是在发达地区集中而非不发达地区集中的情形。
该模型假设前提是整个经济活动中只存在初始条件相同的两个地区和两个部门，一个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其处于完全竞争模式；另一个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其处于垄断竞争模式下。该模型中，一开始运输成本（即“冰山运输成本”）很高导致了贸易自由度低，这时这两个产业是在区域间均匀分布的。但随着运输成本发生变化，不断下降并降到中间水平时，前向与后向联系的效应最强，市场容量进一步增大。由于制造业的规模报酬递增作用，使得更多的制造企业涌入该地区，因此形成了企业集聚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对称结构被打破，从之前两个部门（农业与制造业）原本均匀分布的经济中将逐渐演化出一种以制造业“中心”、农业“”的中心――模型。这样形成的不均衡发展，在累积过程驱动下扩散到整个地区，克鲁格曼认为这是收益递增对经济地理的最高层次的影响。该模型也很好的解释了19世纪美国和欧洲制造业地带等情形。
（二）地方化
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在地理上集中的现象在许多层次上都会发生，收益递增在最低层次对经济地理的影响就表现为产业的地方化。各国发展何种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偶然性。某一特定产品的生产区位，在较大程度上是不确定的和历史依赖的。克鲁格曼举了一个1895年美国佐治亚州的达尔顿女孩制作了一件植毛制成的床罩作为送给朋友的结婚礼物，这一偶然事件使得二战后，达尔顿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地毯制造中心。克鲁格曼还列举了几个相类似的例子旨在说明地方化的逻辑是类似的。微小的偶然事件开始了一个累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个地区大量厂商和工人的存在为更多的厂商和工人集中到该地区提供了激励。由此导致的模式可能是由潜在的资源和技术决定的，但克鲁格曼认为，从根本上来讲，历史和偶然事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区域和城市之间的专业化和贸易格局也同样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
这种“路径依赖”特征的产生可能是由于某个历史的偶然事件或偶发原因，由此引发了区位事件的发生。而这一“历史的偶然”一旦产生，就很有可能建立起某种长期的聚集结果，虽然在产业区位和聚集经济中，这种聚集结果有可能存在其他的替代性均衡，或者最初产生的这一区域和城市模式其实并没有达到“最佳”的空间活动模式均衡，但无论如何，这种长期聚集的结果一旦形成，在收益递增的基础上，这个最初的区域和城市模式就会被“锁定”下来，很难发生变动。这一模型也很好的解释了我国珠三角和长三角制造业中心的形成。
（三）全球化和产业扩散
1996年蒲格和维纳布斯建立了一个全球化和产业扩散的模型。这一模型试图通过弱化运输成本的变化对于产业扩散的作用，提示国家间的产业扩散更可能因为劳动效率的变化而发生。原因在于，如果运输成本很高或很低的情况下，位于核心国家的产业感受到的由此带来的前向与后向联系（向心力）都相对较低，因为劳动效率的小幅度上升而导致的工资成本的上升（离心力）都足以抵销运输成本变动所带来的产业联系（向心力）的影响。因此，为了规避或减少工资成本的上升，投资和生产开始向周边国家的转移，来满足其最终需求。而在前向与后向联系较强的国家，即在运输成本的中间区段，产业集聚更容易维持。1999年，藤田、克鲁格曼与维纳布斯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产业扩散过程，建立了一个包含三个国家和七个劳动密集度各不相同的产业模型。该模型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产业都集中在一个国家（富国），这一国家与另外两个国家（穷国）存在着工资差异。随着富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和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开始向穷国转移以获利，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两个穷国在一开始的工资水平是一致的，因此两国相同的产业结构相对均衡，随着两个国家内部产业联系的增强，这种均衡被打破，一个国家领先的优势被放大，另一个国家则因此而落后。通过这一模型，我们看到了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并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是富国与穷国共存的模式。而随着产业以获利为目的由富国向穷国转移，这也使得穷国通过产业的承接和自身产业的发展而进入富国的行列这一可能性得到实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看到了产业以一系列波的形式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国家内部的产业发展也都呈现出从低向高发展的态势。
（四）区域专业化模型
为了进一步考察全球经济一体化如何影响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1996年克鲁格曼和维纳布斯建立了区域专业化模型。这一模型通过两个国家（本国与外国）和两个规模报酬递增性的产业（均为制造业），解释了产业内联系和产业间联系的强度对产业地理集聚的影响。这一模型表明：当产业间联系与产业内联系共存，而产业间联系强于产业内联系，也就是说，对于一国的厂商而言，必须通过位于另一国的厂商联系才能获得最重要利益时，在任何贸易成本下，这一国家对两个产业中任何一个产业都无法实现长期的集聚。两个国家都会各自发展这两个产业。相反，如果产业内联系强于产业间联系，而贸易成本又比较高时，为了降低贸易成本、减少贸易量，两个产业中任何一个产业也都无法实现在某一国家的长期的集聚，两个国家也都会各自发展这两个产业；只有当贸易成本足够小时，两国间的贸易量增加，这时两个产业中的任一产业才能实现在某一国家集聚的可持续性。产业内的联系与产业间联系之差距越大，使产业集聚为可持续的贸易成本的取值范围越宽。
三、新贸易论与经济活动区位
克鲁格曼认为，现实中的国家间贸易，并没有像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所言主要发生在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而是发达国家之间同质性较高的产品贸易量最大，这主要是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原理使得这些国家在发展产业专业化上获利，其结果是强者愈强。而这种产业的专业化发展与各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其实关系不大。在以上理论前提下，各国发展何种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首先是具有“历史偶然性”的。某一特定产品的生产区位也是不确定的和历史依赖的。“路径依赖”理论在国家间的专业化和贸易格局也一样适用。新贸易理论还认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使得国家和区域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并以此来创造竞争优势变成了可能。因此，新贸易理论鼓励国家和区域为创造贸易中的竞争优势而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这样可以使一个国家主动地改变其在国际经济中的专业化格局，使其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对比传统的贸易理论最大的不同就是将空间这一地理因素考虑其中，他的这一理论，不仅复兴了经济地理学，更创造性地开创了一门新的经济地理学理论。
总的看来，新经济地理学更多地还是运用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领域的问题。因为对新经济地理学产生浓厚兴趣并不断在该领域进行理论研究的不是地理学家，而是一些经济学家，确切地说是一些国际经济学家，他们的视角及研究的方向与传统的地理学家还是不一样的，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石是古典区位理论、规模报酬递增理论、聚集模型等，这些研究对于传统地理学来说意义并不大，但对于长期忽略了空间因素的经济学而言却有其重要的意义。以强调空间因素著称的新经济地理学在这一方面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1]（美）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m].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美）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3]张发余.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及其评价[J].经济学动态，2000.11
[4]刘安国，杨开忠.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与模型评价[J].经济学动态，2001.12
贸易经济理论篇6
关键词:贸易条件恶化;相对价格;产品附加值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9-0058-02
1贸易条件恶化的基本理论
“贸易条件恶化论”是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在一份名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中提出来的。他的基本结论是: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那些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愈来愈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普雷维什和辛格认为导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的因素主要有五点,本文只提出其中相关的两个原因: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相差很大;发达国家的要素收入比发展中国家高得多。
2衡量贸易条件恶化的指标
在贸易条件理论中共有四种指标来衡量贸易条件,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贸易条件的状况。下面对这四种指标做基本的介绍,并做适当的修正以适用于本文的目的。
价格贸易条件即净贸易条件nBtt=px/pm表示为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它反映的是单位出口商品的进口能力。
收入贸易条件itt=nBtt×eX=[px/pm]×eX.表示为净贸易条件乘以出口数量,这意味着即使在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下,如果一国出口数量增加,其贸易条件也可能改善。
要准确地反映一国贸易利益的变动状况,还必须考虑生产要素的交换比例,即必须结合出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Zx)和进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Zm)来分析贸易条件。要素贸易条件分为单要素贸易条件(SFtt)和双要素贸易条件(DFtt)。单要素贸易条件主要考虑出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SFtt=nBtt×Zx=[px/pm]×Zx);双要素贸易条件则兼顾出口与进口两种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
Dett=nBtt×[Zx/Zm]=[px/pm]×[Zx/Zm]
3指标的修正
从上面介绍的四种指数来看,双要素贸易条件(DFtt)是最全面反映一国贸易状况的指数。在本文也采用此指数的原理构建对中国农村的经济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的指标。结合农村对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品的需求状况的现实,将双要素贸易条件的公式修改为
DFtt=p1η2p2+η3p3×ω2Z1Z2+ω3Z1Z3(1)
其中p1为农产品的价格,p2和p3表示农村分别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综合价格;η2和η3分别表示消费品价格的权重和生产资料价格的权重;Z1表示农业的劳动生产率,Z2为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Z3为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ω2和ω3表示农户的经济状况受到第一产业相对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降低的影响的权重因子。
由于公式中每一个分式的分子和分母的量纲相同,故本文采用指数的商来代替具体的数值的商以表示相同的趋势和相对值。在具体的分析中,p1,p2和p3分别采用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来代替。ω2和ω3分别根据历年来农户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商品或服务的支出比例的平均数来决定。对于劳动生产率Zi(i=1,2,3)采用“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的方法进行计算。
4参数估计和数据分析
4.1η2和η3的估计方法和估计结果
η2p2+η3p3表示农村居民购买的各种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综合值,η2和η3则分别表示消费品价格的权重和生产资料价格的权重。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采用1990、1995、2000、2005四个标杆年份数值对η2和η3进行计算。
具体的方法是,ηi+15∑ηij(j=1990,1995,2000,2005;i=2,3)其中η2j为j年中消费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η3j为j年中生产资料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根据上述的计算方法,最终的计算结果是η2j=0.47,η3j=0.3。结果表明在农村人均支出购买的各种商品中,生活消费品价格的影响因子为0.47,生产资料的价格影响因子为0.3。
4.2ω2和ω2的估计方法和估计结果
ω2和ω3表示农户的经济状况受到第一产业相对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降低的影响的权重因子。ω2和ω3的计算也采用1990,1995,2000,2005四个标杆年份中农户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商品或服务的支出比例的平均数来决定。ωi=14∑ωij(i=2,3;j=1990,1995,2000,2005)其中ω2j为4年中农户对第二产业产品的购买比重;ω3j为4年农户对第三产业产品购买比重。
由上述的计算方法,最终的计算结果是ω2j=0.6725,ω3j=0.0975。结果表明第一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对农户经济状况的影响因子为0.6725;第一产业相对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对农户经济状况的影响因子为0.0975。
4.3Z1,Z2和Z3的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
本文对劳动生产率Zi(i=1,2,3)采用“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的方法进行计算,采用1990至2008年间19期的时间序列数据。
4.4p1,p2和p3的数据
p1,p2和p3分别表示农产品的价格,农村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综合价格,在本文中分别采用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来代替。
4.5DFtt的计算结果
将各部分的计算结果带入DFtt的计算公式DFtt=p1η2p2+η3p3×ω2Z1Z2+ω3Z1Z3,得到最终的结果。
5.1对单位农产品的购买力p1η2p2+η3p3的分析
从表一的数据可以看出从1990至2008这19年间,农户出售农产品的价格和购买的来自第二、第三产业的商品的价格之比大约在1附近,而且单位农产品收益的购买力在1990至2006的17年间一直呈下降状态。农户仅仅依靠农产品的生产所带来的收益是很小的,农产品的生产处于微利的状态;甚至在某些年份,单位农产品的收益还不足以购买单位的第二、三产业产品。另外,本文在计算数据的时候把农户的一些税赋和费用等其他的支出没有考虑进来,如果考虑这些因素并把数据计算时的“农业”定义为以种植为主,回报率更低的狭义上的农业,那么单纯的农产品生产的收益将会更加的微薄。
5.2对第一产业相对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ω2Z1Z2+ω3Z1Z3的分析
表一的数据显示从1990至2004年15年间的农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都在一直下降,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所带来的购买力上的距离是农业贫困的根源。在本文所涉及的19年内,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加了4.5倍,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了1.8倍,第一产业增加了1.57倍。但是在表三中已经指出,三个产业的基本单位是不同的:第一产业1989年的基准100a=1284(元/人),第二产业1989年基准100b=6077(元/人),第三产业1989年基准100c=5379(元/人)。a/b=0.211,a/c=0.239.ω2Z1Z2+ω3Z1Z3的计算结果
仅仅显示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第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动;而ω2Z1Z2ab+ω3Z1Z3ac表示出农业的人均增加值相对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相对变动,下图是增加值相对变动的数据。
图1第一产业增加值对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比例
可以明显的看出从1990至2008年这19年内,农业的增加值相对于第二、第三产业的附加值增加过低,比例位于区间[0.1,0.2]之内。在商品流动中,农户要利用极低的农业附加值去换取附加值不断高涨的第二、三产业的商品和服务,这正是农村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
6结语
上述的数据计算和分析的过程运用“交易条件恶化理论”显示了农村经济条件在1990年之后不断恶化,DFtt的数值在很长的时间内不断的下降。所提出的原因在于:(1)现行的农产品价格不能保证农业产品的生产得到较高的回报率。甚至在某些年份内,单位农产品的购买力是不足以覆盖农户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商品的需求的。(2)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高涨的附加价值使附加值极低的农业在商品的社会购买和交换中处于条件不断恶化的地位,这是农村经济条件不断恶化的最主要原因。当前的财政补贴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户的经济收入,但是从农业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附加价值差距巨大的对比数据中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现在所给予的财政政策对于农民经济状况的提高无异于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业附加价值过低的问题。
由于农业的附加价值过低和小农经济固有的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还限制了商业性的金融行业进入农业的投资,使附加价值透过生产之外的途径得到提高的可能性受到了资金的限制。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经济状况的恶化,就必须不断提高农业附加值。本文提出在同属于小农经济的韩国和日本所采用的“日韩模式”。对于此模式的具体内容,由于篇幅和主题的限制,在此只做简短的介绍: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政府鼓励农户进行综合性的合作(日本和韩国的农村都成立有“综合农协”),并给予财政和政策支持;在生产之外,放开有盈利条件的涉农领域,鼓励农户的合作社进入这些有较高收益的领域,使农业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以农业为基础产生综合性的收益。对政府目前的各种针对农业的政策,作者认为政府的政策没有给予农民进入有较好收益的相关涉农领域的机会,而仅局限于农业的某一个领域,就土地的问题谈土地,就金融的问题谈金融,未能在提高农业附加价值的领域做出综合性的政策。
参考文献
贸易经济理论篇7
反垄断法这一范畴的法规规制，创设于美国。反垄断法预设的管控职能，是专职架构下的法规限制，它被划归成经济管控中的根本法律。反垄断法依循的规制目标，是确保经济互通中的民主特性，以及关联着的自由公平。很多国家预设了这种法规，大体涵盖了细分出来的三种层级：对限制特性的协议予以缩减；禁止随意特性的、支配地位特有的优势运用；集中及并购关涉的管控规制。反垄断法关联着优良竞争，能维持住竞争的接续性，保障惯常的秩序。立法实践说明，反垄断法架构之下的经济管控，被看成市场管控中的侧重方式。应当创设规范化的秩序，保护各个层级的国内市场。垄断附带着的不良竞争，威胁着正常的消费，带来市场管控特有的负面状态。经由反垄断规制，有序限缩了这种行为。跨国企业惯用的垄断行为，也能经由这样的规制，被管控和缩减。国外企业在既有的本地市场，会形成跨国态势下的垄断。反垄断关涉的法规，抑制了持续的垄断，形成长时间内的规制状态。其是依托预设的市场份额，来明晰本国市场架构之下的商品应拥有的位置。若企业利用预设的支配位置，随便限缩竞争，就会触犯拟定好的法规规则。乱用支配特性的地位，构成了范畴偏大的竞争限制。应当对如上的行为进行审慎的管控，保障核心范畴以内的消费权益。
2多层级的规制作用
2.1限制垄断的数目经济全球化态势之下，知识经济特有的时段中，信息被快速拓展，跨国企业日常的经营面对着激烈竞争。如果经由自身努力，占据了有利的市场位置，那么类似特性的其他企业，就会抢着去占据这一市场，获取潜藏着的利润。规模偏大的集团，更会采取多样途径，抢占期待的最佳位置，如常见的兼并现象。调研得来的数值表征着，跨国企业特有的合并状态，在总体范畴内的交易量中会占到三成以上的比值。跨国企业经由投资，进入本地的各类市场，将会毁损原有的竞争秩序。这时，应当接纳反垄断法，予以必备干涉。知识产权根基之上的垄断，被划归成反垄断管控中的例外。若利用独有的知识产权，也应当接纳法规规制。国际经贸关涉的活动，可以分成多层级。垄断行为原有的频次增加，为此，反垄断架构内的法规管控，也会促动经贸的总进程。
2.2调和整体秩序国际经贸涉及的领域，包含偏多的私人竞争。经贸领域以内的私人主体，通常预设限制特性的各类事宜。例如：割裂原本很完备的售卖市场，利用累积的支配优势，干扰正常的竞争。国家为维持原本的利益，经反垄断关联着的法规机制，对私人范畴的多样主体，予以有序管控及调和。这就调和了整体架构的秩序，缩减了频次偏高的垄断现象，促进了良好的竞争。例如：微软利用特有的优势位置，捆绑销售制备出来的某一视窗，被划归为垄断这一范畴。欧盟委员会判别了这一行为，并实施接续的制裁。这种调和秩序关联的措施，维护了预设的竞争公平。应被注重的是，反垄断涉及的规制，不应被限制在企业内部，对外来范畴的企业，也要审慎预设这种规范。反垄断法应带有更大的规范特性，维护企业的本源利益。为不同特性的各类市场添加公平的管控。
2.3明辨规制的界限国际经贸中，有着细化特性的某行为，通常涉及多区段的利益。国家为维持住既有的整体收益，会采纳自身制定的反垄断法，以便创建有序管控的状态。然而，若对方国家制定的法规，也考量了应有的自身利益，则会经由判决，形成相反态势下的判别结果。对同种特性的垄断行为，依循某国拟定好的规制，可能被划归成垄断行为；但依循另一国拟定的这种规制，可能予以许可。例如：出口方制定的关联规则中，为抬高既有的利润及成效，通常抬升既有的产品单价。这一行为，会增加原有的售卖价格，使出口方依凭这种规制，取得更高的收益。为此，这个范畴的关联行为，会获得出口国预设的法规支撑。然而，抬价的行为却损害了进口方特有的消费权益，对进口这一产品的国家，形成特有的反竞争机制。上述模式中，不同主体考量着自身的不同利益，会制定出差异特性的垄断规制。与此同时，本土累积的经济习俗、文化范畴的标准，都会带有差别，这也增加了垄断规制中的差别。差异架构下的垄断规制，缺失稳固的法制根基。若发现特有的违规状态，很难判别明晰的规制界限。应当有序整合带有差异的这类法规，从而管控混乱状态，明晰应有的规制界限，限制违规事件发生，促进正面影响。
3知识产权特有的规制
既有的国内企业，知识产权范畴内的保护认知，还是偏弱的。跨国公司常利用自主特性的独特产权，开展预设的价格之战。近几年，知识产权关涉的轰炸现象，震动着数目偏多的各类企业。例如：美国公司向既有的国内公司索要家电产品的专利费用；规模偏大的电信企业，要求偿付高数额态势下的许可费用。2013年，国外企业又发了律师函，对电脑产品的关联企业，发出特有的控诉，指控中国企业侵犯了带有知识产权特性的关联权益。实际上，国际范畴的这些企业，是依托着产权保护特有的外衣，限制预设的领域竞争，伤害到了多层级的专利权。各国拟定出来的规制中，知识产权附带着的垄断状态，被设定成垄断规制中的排除事宜。然而，若滥用如上的垄断地位，则也应接受管控和制约。可以由反垄断规制对国外特有的产权垄断妥善予以排除。例如：英国拟定的关联规则中明晰，技术许可特性的合同，带有限价这样的作用，应禁止采纳。欧盟制定的竞争法规，也涵盖着禁止特性的系列规制，防止常见的滥用。我国既有的立法，明辨了知识产权关涉的管控机制；与此同时，权利人依凭这样的权利，若限制了正常的竞争，也应受到管控。例如既有的合同法中明晰：非法范畴内的垄断技术，若阻碍了技术更替及进步，则被判定为无效；技术转让预设的合同，可以预设技术秘密特有的范畴，但不能依托这一条款来阻碍区域以内的技术变更。技术引进关涉的管控条例，也预设了不合理限制这样的条文。然而，比对体系架构中的细化规制，我们制定出来的零散规范仍旧没能表现出最优的操作特性。有必要整合这样的零星规则，确认系统架构的、明晰的细化条款。
4未来时段的立法走向
我国经由经贸的拓展，融入了规模偏大的世界浪潮。中国加入wto之后，对外范畴的依存度递增，进出口关涉的总体数额也体现出递增的倾向。国际经贸领域以内的竞争限制，会对某一架构中的国内企业带来较大的损失。既有的法规中，还没能拟定出国际经贸依托的管控条款。中国加入wto降低了原有的门槛，外国的产品会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一些领域进口份额递呈增的趋势，形成常见的垄断态势，冲击着行业的根基。单独态势下的跨国公司，会超出国内这一范畴的总体规模。这种大公司的进入，会扮演着特有的垄断角色。若缺失明晰的规制，他们就会排挤掉民族工业，把原有的国内市场更替成廉价态势的供应市场。反垄断法体现出来的影响，应受到足够的重视。未来的时间内，应当借鉴先进特性的立法经验，考量现有的真实情形，制定出完整框架下的反垄断法。新兴产业特有的兴起流程，不能脱离立法这一架构下的保护。技术的更替及进展，也带有脆弱的、不稳固的特性。反垄断特有的法律，能维持长时间内的有序竞争。
5结语
贸易经济理论篇8
关键词：国际贸易学科；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实务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08-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发生后，数位英国顶尖经济学家联名致信女王，就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时间、幅度及严重性”做出诚恳道歉，称这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察”[1]。这表明当今的经济学研究是滞后于经济现实的。作为经济学分支的国际贸易学（包含“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它的学科体系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或许当前也有必要进行“集体反省”了。
按照我国国家标准G/t13735-92的解释，学科即“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国际贸易学科作为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一般认为它包括三大核心构件，分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和“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理论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以及如何开展国际分工与贸易”，国际贸易政策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一国在特定时期针对某一具体产业应采取何种贸易政策和措施”，国际贸易实务则以合同为主线，着力于回答“如何开展一笔具体的进出口贸易业务”。
现有文献中，王建邦通过分析当下中国国际贸易学科设计的种种不足，提出应拓展国际贸易学科的研究对象，确立“大外经贸”的概念[2]；还有学者估计到融合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实践的难度，如陈岩写道：“国际贸易理论多以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作为出发点；国际贸易实务多以微观经济、企业经营为出发点。……国际贸易理论往往是为实现国际经济、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福利最大化，反映均衡、诠释理性、昭示方向，而国际贸易实务往往作为企业获得利益最大化的赢利过程和步骤，充满谋略、充满争夺、布满规则。把二者融合为一个层面的命题的确不是件易事。”
上述文献确立了研究国际贸易学科结构的理论价值，但其并未充分认识到下列现象，即在国际贸易学科结构中，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与现实国际贸易政策存在明显的矛盾，并且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之间仍存在不少脱节现象。因此，我们亟须从方法论层面深刻剖析这些问题并不断完善国际贸易学科，以构建一个理论与实践互生互动、融为一体的国际贸易学科新体系。
二、对国际贸易学科困境的剖析
1.困境之一：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
社会科学理论是政策制定的向导和指南。因此，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必须为现实的贸易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逻辑支撑。众所周知，国际贸易政策可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其中，自由贸易政策坚持“无为而治”的基本理念，表现为“实施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没有政策’，但实际上，没有政策本身就是政策”[4]；保护贸易政策则一般通过“奖出限入”或“奖入限出”的措施得以实现，常用措施有出口鼓励（奖出），进口税、非关税壁垒（限入），进口鼓励（奖入）及出口税、出口配额（限出）等。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分别由自由贸易理论、保护贸易理论为之提供理论支持。古典、新古典等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已证明，为促进全球资源最优配置和贸易参与国总体福利最大化，自由贸易是最佳选择。但历史和现实却向我们展示了如下基本事实：
其一，在各国的贸易政策演变史上，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交替占据上风，在当代这两股思潮又存在“折中”趋势。通过对历史上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回顾和梳理不难发现，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贸易政策选择也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同一个时期，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主张也往往不同。不可否认，完全的自由贸易、彻底的保护贸易都是极端情形，现实中一个理性的国家可能既想享有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又不想因为自由贸易导致本国的相关产业经受国际上太激烈的竞争而被摧毁，于是当代诸多国家在具体贸易政策选择方面往往存在明显的“折中”倾向，如采取管理贸易政策、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等。
其二，现实世界中的保护贸易从来没有停止过，国际市场上贸易摩擦和纠纷不断。尽管这些现象与现实中对贸易福利的分配不无关联，但主流贸易理论所证明的政策取向与现实贸易政策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令人深思。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层出不穷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比如自愿出口限制（VeRs）、反倾销、反补贴、环保标准、技术标准等，无一不是出自于倡导自由贸易理论的某些发达国家[5]。这就使得主流贸易理论中所鼓吹的自由贸易，显得难以逻辑自洽、自圆其说了。
其三，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分析中存在方法论上的矛盾与混乱。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作为国际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微观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影响，是微观经济学在空间上的延伸，于是被称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一方面，贸易理论分析须严格坚持微观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另一方面，贸易政策分析往往又违背了这一方法论。举例来说，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理论表明，效用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无法比较，更无法简单求和。但是，主流贸易理论在分析各种保护贸易政策措施（比如关税、进口配额等）的经济效应时，往往是先分析实施一项贸易政策对一国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政府税收收入等的影响，然后对之求代数和，以得到实施该政策措施的净经济效应[6]，这种分析事实上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一个货币单位给消费者、生产者、政府带来的效用是相同的”。而根据效用理论，上述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进一步地，就不能随意对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的福利状况进行简单求和，从而一国实施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措施后的整体福利变化将是难以确定的。这足以表明，“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矛盾与混乱。
上述三大事实说明，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困境。
2.困境之二：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之间的脱节
通常人们在学习任何一门理论的时候，摆在桌面上的说法是“用理论指导实践”、“理论联系实际”等。但从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经济学的一部分）与国际贸易实务的关系来看，似乎很难找到二者之间直接的契合点。更直接地说，在不排除国际贸易理论对实践“潜移默化”的指导外，国际贸易理论没法、实际上也没有对实践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而当理论不能有效指导实践时，显然不能去怪罪实践，而只能从理论方面找原因。表面上看，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存在诸多不同，比如出发点、研究视角、研究对象、侧重点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不同。但这些均不能构成二者脱节的充分条件。造成二者脱节的根本原因需要从二者的方法论、特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的方法论中去寻找。在阅读相关文献和思考国际贸易学科方法论的过程中，笔者认识到，导致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脱节的原因至少包括：
其一，企业主体地位在传统贸易理论中的缺失是造成理论与实务脱节的基本原因。或许也正因如此，迈克尔·波特（micheale.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引入并强调了企业因素，近年来甚为流行；而新贸易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的融合[7]，也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21世纪初出现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tradetheory）通过将分析变量细化到微观企业层面，关注企业的异质性与出口和FDi决策的关系，关注企业在国际生产中对每种组织形式的选择，从而开拓了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新前沿[8]。
其二，国际贸易理论内部大量苛刻的假设前提离现实太远，甚至存在方法论上的矛盾。在以往贸易理论分析中，都抽象地假设货币是中性的，且交易过程不存在交易成本和各种阻碍贸易自由的障碍，这与现实是相左的。现实的贸易实务中，不仅大部分时候货币不是中性的，而且就整套业务流程来看，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交易成本。可以说，国际贸易实务所关注的一整套业务流程及其中所伴随的成本，恰恰被国际贸易理论从根本上忽略了。在国际市场上，交易成本比在国内市场更为显著，影响也更深远[9]。因此，忽略了交易成本的存在而进行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必须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同时，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带来矛盾。经济学说史中，微观经济学一般指新古典学派，尽管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大量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但从国际贸易学说史看，其本身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当代贸易理论（如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的发展和演进。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因为其中除了包括新古典学派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古典学派和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
其三，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利益的关注具有抽象性，与具体的贸易实务存在差别。一个贸易参与贸易的基本动因是为了获取贸易利益。因此，无论国际贸易理论还是国际贸易实务都离不开对“贸易利益”的分析。国际贸易理论通过引入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抽象地分析了一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所能得到的直接利得和间接利得，其方法论本身决定了无法通过国际贸易理论具体告知一个企业如何实现自身的贸易利益。国际贸易实务则以合同为主线，强调一个微观的企业如何操作以谋取贸易利益。具体而言，一次成功的贸易，无非是交易前贸易双方就各项交易条款展开磋商，然后签订进出口合同，最后履行进出口合同的过程。贸易实务强调相关法律法规、国际惯例和交易程序，最终是为了实现具体而非抽象的贸易利益。各个贸易参与方能否实现自身的贸易利益是衡量交易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此来看，企业只能从实践着手，在实践中积累获得自身贸易利益的方法，而不能获取国际贸易理论的直接指导。
三、进一步完善国际贸易学科的路径选择
1.协调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的对策
为了协调和化解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与现实的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有如下几种思路值得借鉴：
其一，尝试从利益创造和利益分配的不同视角看待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自由贸易论若要成立，必要条件之一是国内和国际的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的。现实世界中非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普遍存在表明，上述必要条件在现实中往往不成立，因此自由贸易在现实世界难以实现，不仅如此，人们还普遍观察到保护贸易政策存在的事实。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光、张燕生、万中心的回答给出了基本方向，他们认为自由贸易决定贸易利益创造，保护贸易决定贸易利益分配，利益创造与利益分配的统一和均衡决定了现实贸易状况[10]。
其二，通过对国际贸易政策展开政治经济分析，试图从政治、经济双重运行的视角去考察实际贸易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以中国为分析样本，盛斌进行了深度考察和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对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给予解释[11]。笔者认为，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试图把政治因素纳入经济分析之中，以弥补主流贸易理论在解释现实贸易政策时的不足。这看似一个简单的学科交叉，但实际上可能反映了主流贸易理论的“研究纲领”存在某种退化。事实上，国际贸易政策作为国际贸易制度的具体化，并没能内生到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针对二者之间一定程度的脱节和矛盾，学者们主要批评的是主流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过于苛刻。孙杰正确地指出：“新古典贸易理论抽象掉了制度因素这个重要的环节，一下子跨越到贸易政策理论来解决国际贸易问题，显然缺乏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因而，在解释真实世界现象中暴露出许多不足。”[12]
其三，试图在自由贸易理论中纳入就业因素与利益分配因素，以化解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矛盾。杨正位认为，从就业和利益分配出发，可以将自由与保护的观点统一起来，“自由贸易理论中本身含有保护的根基。出现这种保护的呼声，并没有否定贸易带来的总的利益提高的情况，即竞争中处于优势的资本家及工人获得的利益有可能大于受损者的损失，也即是说，这并没有否定自由贸易本身[5]”
毫无疑问，学者们的研究无疑可大大深化对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政策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出协调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政策之间的衔接点，并构造相应的理论体系，可能在未来若干年是一个有意义的学术任务。
2.衔接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的对策
为了将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国际贸易实务衔接起来，可能需要使抽象的理论和政策分析“落地”，使现实而具体的实务分析“上天”，最终找到二者的对接点。
其一，为了使贸易理论（政策）分析“落地”，适时放松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并使之更贴近现实是根本之道。比如可考虑在其中引入“关注现实经济生活”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制度、交易成本等变量来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正如张亚斌所指出的，“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最新趋势之一，就是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分析方法”[13]。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曾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提出了“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由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的命题[14]。这些中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与新制度经济学有着众多的理论“接口”，甚至可对国际贸易展开系统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制度与贸易”在进入新世纪后成为学术前沿可谓对此的最好注解，笔者曾将这种学术思潮命名为“国际贸易的制度主义”，并认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贸易理论对制度因素的自觉吸纳，是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自然趋势，也是其回归现实的必然选择[15]。此外，还可将国际贸易政策视为制度的一种形式来加以分析，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一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在产权界定、保护和转移的过程中，伴随着种种交易成本，因此国际贸易活动需要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开，以克服过于高昂的交易成本，促进贸易的发展。通过引入制度经济学的方法，高度重视制度要素和交易过程本身，自然可更好地衔接贸易理论和政策分析与贸易实务。
其二，为了使贸易实务“上天”，在讨论如何签订一笔具体的业务合同时，应不断地追问“为什么”，这样终究会找到其理论根源。国际贸易实务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展开的，通常国际贸易的制度环境分为三个层次：国内法、国际贸易条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和国际贸易惯例（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这些制度的作用在于制约贸易商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得交易的一方能对对方的行为形成明确而稳定的预期，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参与者能获得更大的交易剩余，有动力参与交易。其中，契约（合同）是贯穿一笔进出口业务的主线，不论是出口业务还是进口业务，其基本程序都包括交易前的准备工作、交易磋商、合同签订、合同履行等几个环节。在这一过程中，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由于国际贸易的难度更大、更复杂、风险也更大，一般而言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更高。既然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伴随着产权的界定和转移而发生的交易成本，可以说是与国际贸易实践相伴而生的一种客观存在。在进出口合同中，最为核心的条款是价格条款，而国际贸易报价一般借助于贸易术语才能得以完成，选用贸易术语的过程，就是明确双方各自在交易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过程，即明确进出口双方在贸易中的责、权、利的过程。贸易术语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大大简化了产权界定和转移的程序，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上述分析表明，可运用制度基本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对国际贸易实务展开详细的分析，从而将其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可沿着不断追问现实国际贸易活动的根源，即不断寻找“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原因的原因”、“国际贸易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等，进而找到衔接贸易理论与现实的一根“红线”。基本线索为：
贸易发生贸易利益（分配）（广义）贸易条件交易条款贸易合同商务谈判
其中，前面的是结果，后面的是原因。即，国际贸易的原因为对贸易利益的追求，贸易利益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条件，贸易条件由包括价格在内的种种交易条款决定，交易条款在贸易合同中确定，贸易合同的签订靠商务谈判来达成共识。沿着这个思路，或许可构建一个理论与实务融为一体的国际贸易学科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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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经济理论篇9
一、战后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
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格局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比重迅速上升；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部分；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工业国传统的“出口制成品，进口初级产品”的贸易形势逐渐变化，出现了大量的同一产业内既有出口又有进口的产业内贸易；跨国公司空前发展，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成为工业国总贸易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二、针对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反思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核心内容，以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基础，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以比较优势为基础进行自由贸易，可以实现贸易双方的利益双赢。因此其主要在于解释产业间贸易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与贸易。所以不能或不完全能解释国际贸易中的新变化，必然会引起对传统贸易理论局限性的重新思考：
首先，传统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之间的差异和要素禀赋的差异来解释贸易，强调国家间的相似性与贸易量之间的反向关系，即国家间差异越大，产生贸易的可能性越大，即贸易更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显然不能解释二战后要素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其次，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各国应当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进行生产与贸易，即所交换的应当是要素密集度不同的产品，应当是产业间的贸易。然而，实际的贸易构成中却包括大量的要素密集度相似的同一产业内的双向贸易，即产业内贸易。此外，当人们将注意力转向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及由此引起的公司内贸易时，就会进一步发现传统理论的不适应性，期望有一种考虑了公司行为的贸易理论。
因此，为了能对国际贸易的新变化做出科学的解释，需要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补充与发展，促成了新贸易理论的产生。
三、新贸易理论的产生与假设前提
新贸易理论主要是指二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解释新的贸易现象而产生的一系列国际贸易理论学说。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迪可西特、克鲁格曼、赫尔普曼、斯宾塞和布兰德等。其中最主要代表人物是克鲁格曼。以下对其假设前提进行介绍。
传统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产物，是以一些严密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主要包括：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不变、模型分析的是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要素，即2×2×2模型。但新贸易理论认为正是这些前提不符合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使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应当放宽并建立更符合现实的前提假设：
1、引入产业组织理论，市场结构假设转变为更符现实的不完全竞争。
2、规模报酬不再是不变的，而是递增的。
3、传统的2×2×2贸易模型过于简单化，新贸易理论改为J×n×m模型。
4、放弃赫克歇尔-俄林关于贸易国在获得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国家获得技术的可能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在建立了更符合实际的前提假设后，打破传统贸易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两个关键假设后，为解释贸易动因与贸易基础开辟了新的源泉，新贸易理论得以发展壮大。
四、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与特征
1、新贸易理论对贸易动因与贸易基础的解释
产业内贸易、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与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的主要现象，新贸易理论认为这是因为产生国际贸易的动因与基础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是因为技术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带来了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供给、需求、技术差距论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动因与基础。
(1)从供给角度：揭示了规模经济性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企业的垄断竞争行为成为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与基础。1977年,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建立的D-S模型,阐述了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和企业生产规模经济的两难冲突问题。在具有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对生产者来说,产品差别越少越好;而消费者则要求产品要具有多样性,即产品差异。国际贸易可以解决这一矛盾：各国专业化大规模生产具有某一方面差异的同种产品并进行贸易，既利用了规模经济性获得比较优势，又满足了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需求。
克鲁格曼看到了D-S模型解释贸易问题的潜力，首先将它应用到国际贸易分析中，建立了规模经济理论，即一个由规模经济引致贸易的模型。通过采用张伯伦垄断竞争分析方法，得出结论为：贸易并不需要是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而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获取规模经济的一种途径。国际贸易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形成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厂商可以打破单一狭小的国内市场限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产品销售市场,并从别国进口其它差异性产品,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综上所述，关于贸易发生的原因,新贸易理论从供给角度分析,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规模经济就成了引起专业化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即使各国的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都一致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差异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并且国家间的差异越大，产业间的贸易量就越大，而国家间越相似，产业内的贸易量就越大。
(2)新贸易理论还强调需求因素对贸易产生和贸易结构的影响。从需求角度进行探索,填补了贸易动因研究视角上的一大空白。瑞典经济学家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论，将需求与产品差异结合起来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他指出,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者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就是一国的代表性需求。生产者只有专门生产代表此水平的商品才有可能达到规模经济,因此,一国应集中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出口该产品,并从与本国收入水平相似的其他国家进口相似产品,以满足本国其他收入水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该贸易理论表明,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上产生,因此收入水平越相似,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越多。
(3)技术差距论以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为分析前提，认为技术差距和模仿时滞决定了现实的贸易格局。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运用技术创新理论修正了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提出了技术差距理论。该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时，即是著名的生命周期理论。同时也可解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即使两个发达国家在技术开发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所开发出的技术与产品仍会有差异，从而促成国际贸易的产生。因此技术水平接近的国家会因为追求产品的差异性而产生贸易。从而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2、在贸易政策方面，两个论点——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的提出
传统的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框架下，完全竞争市场是最具效率的市场，任何干预只会带来效率损失。因此传统贸易理论强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现实中市场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因此提出了两个干预贸易的论点-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外部经济论认为，一些具有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可以通过知识外溢为其他部门带来收益，即产生了有益的外部经济性。政府则应该对这些产业进行扶持，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以上述两种理论为基础，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即应当对对本国经济有重要促进作用的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补贴。如日本80年代中期从美国手中夺得半导体产业的控制权，就是战略性政策使用的结果。战略性政策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政策有重大影响力，同时，也影响了欧洲联盟条约的内容。
3、新贸易理论提出了参加贸易并不总能得到利益的论点
传统贸易理论并未对国际贸易的福利效应作专门分析，因为其理论的结论是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对各国都有利益，贸易利益来源于专业化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优势，还来自于：规模经济性、增加了不完全竞争产业的竞争程度、增加了产品的差异性等。同时，新贸易理论指出，尽管存在着潜在贸易得益，但不完全竞争市场同时也产生了风险，使一国经济有可能不仅无法利用潜在的贸易得益而且实际上遭受损失。当贸易使得本国以递增规模生产的行业和高度垄断的行业收缩，而带来的其他利益不足以弥补这种收缩带来的损失时，贸易使本国受损，这说明，参加贸易并不是总能得到利益。
4、新贸易理论开始注重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将贸易与投资问题孤立地进行研究。经济全球化使人们认识到贸易与投资实际上是厂商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同选择方式，出口或到东道国建立基地所需考虑的因素实际上是相似的，国际贸易可以看作是以商品为载体的要素的国际流动。二战后跨国公司成为国际经济生活的主要载体，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故一些学者开始将贸易与投资置于统一框架中进行研究，注重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也是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
贸易经济理论篇10
关键词：自由贸易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对立；统一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6-101-02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自由贸易主义
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迫切地需要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自由贸易理论学说应运而生。其支持者认为，实行自由贸易能够使得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促进国际专业化分工和世界经济发展。
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系统阐述了绝对优势理论，主张对于贸易双方都应集中资源，专业化生产对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贸易可使双方获益。在此基础上，大卫・李嘉图（1817）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1931）创立的要素禀赋理论从生产要素的禀赋角度解释了这种优势的根源所在。他认为，一个国家应当分工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其相对富裕的要素所生产的商品，进口相对稀缺的要素所生产的商品。然而，当里昂惕夫（1953）运用实际资料进行检验时，却产生了“里昂惕夫之谜”：按照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应该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为了解释这一谜题，一些学者提出了新要素理论，即将技术、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信息以及管理等都概括进生产要素的含义中，试图以此修正要素禀赋理论。此外，以保罗・克鲁格曼（1978）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新贸易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亦是国际贸易利益的决定因素。二战后迅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以及Gatt和wto所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都深受自由贸易理论的影响。
（二）贸易保护主义
16～17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可以看作贸易保护理论的早期学说。重商主义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一国要使财富增加，必须在贸易中保持出超。18世纪末，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了使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发展本国经济，强调要用关税来保护本国幼稚工业的发展。面对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英、法等发达国家，李斯特（1841）提出了幼稚工业保护论，认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应选择具有潜力的幼稚工业，加以适当的、暂时的保护，帮助其实现规模效应，增强国际竞争力。凯恩斯（1936）在经济大萧条后转变为贸易保护论者，鼓吹通过扩大贸易顺差以扩张有效需求，救治失业危机。劳尔・普雷维舒什（1949）针对拉美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恶化提出贸易条件恶化论，成为发展经济学家主张落后国家工业化的直接依据。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下降，为摆脱困境采取了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劳工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二、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统一基础
基于贸易方式和手段上的各种分歧，传统观念总是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主义站在截然相反的对立面上。然而，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二者能够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相互统一。
首先，两大类型的贸易政策最终目标趋同。不论是自由贸易政策，抑或是贸易保护政策，都是为了发展一国经济。自由贸易主义反映的是作为先发国的利益，而贸易保护主义则是基于后发国的角度出发。贸易政策归根结底都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一种干预方式，贯彻了政府的价值观念，力图弥补市场的缺陷，维护国内经济秩序，调整对外的经济关系。自由贸易主义者并不是绝对自由的，因为他们并不排斥必要的保护，二者都是为了本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而考虑的。
其次，两种理论的根本方法相同，都提倡参加对外贸易。自由贸易政策自不必说，它主张取消对进出口贸易的各种限制和障碍，使产品能在国内外市场上自由竞争，大大推动了国际间贸易和产品在国际范围的流动。而作为保护贸易理论的早期学说的重商主义则是主张通过贸易，积极主动地追求外贸顺差。其代表人物托马斯・孟（1630）主张：“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由此可见贸易保护从源头上讲也绝不是提倡闭关锁国的政策。同样地，李斯特主张保护幼稚工业，也是为了有朝一日成熟的产业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贸易保护是一个阶段性的政策，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家首先不会在所有产品上都实行贸易保护，而是要经过慎重的选择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其次，不会一直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其最终结果仍是要回到对外贸易中去。
三、贸易保护理论是对自由贸易理论的修正与发展
刘东勋、翟志成、陈多长（1998）提出这样的论点：“贸易保护理论是对自由贸易理论的修正与发展。”自由贸易理论的提出建立在一系列不现实的假定之上，如国际贸易收支完全平衡、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等。这些假设太过苛刻，从而不能很好对地现实做出解释。
反观贸易保护理论，幼稚工业保护论修正了贸易各国都处于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的假定。亚当・斯密在工业革命后所提倡的自由贸易，反映的是英国彼时作为世界经济霸主的利益。但事实上，现实中国家与国家间的生产力水平存在差异，对于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奉行自由贸易主义会使其完全受限制于发达国家的优势之下。幼稚工业保护论主张实行有节制的保护，应按照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保护程度，也不主张一直实行保护，一旦本国工业成长起来，或是超过30年仍不能形成竞争力，就要放弃保护政策。由此可见，保护贸易理论不是对自由贸易理论的完全，其目标是使产业在经济落后阶段加速发展，当其成熟以后，自然会放弃保护政策而主张自由贸易以继续扩大影响力。
四、自由贸易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各有利弊、交替主导、相互完善
实行自由贸易从理论上可以使得贸易双方从贸易中获得利益，促进各国乃至整个世界福利水平的提高，；也能够使得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但是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贸易条件恶化使之不能从自由贸易中获得应有利益，国家经济安全难以保证，幼稚产业和中小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陷入困境，国内就业压力剧增。
而贸易保护主义则能够有效地保护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保护一国的幼稚产业，缓解就业压力，但不利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也将使贸易壁垒林立，各国大打贸易战，造成国际贸易秩序恶化。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世界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及各个国家，这两个理论都各自交替占据过优势。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盛行重商主义下的强制性保护贸易政策；工业革命后，对外贸易的基调变为自由贸易；经济大萧条后出现了超贸易保护主义；二战后各国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又逐步推进贸易自由化；而此时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民族工业则推行保护贸易主义。
由此可见，实际生活中，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往往是相互交织的。贸易保护理论曾对自由贸易理论作出修正，比如说李斯特提出的“幼稚工业保护论”为经济落后的国家指明了一条发展道路；反过来说，自由贸易理论也曾对保护贸易理论作出修正，比如二战之后各国都有发展经济的迫切需求，而超贸易保护主义在彼时就显得不合时宜因而退出舞台。
五、自由贸易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之争的现实意义
平新乔（2006）评述了现时代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之争，引用了2000年以来美国最著名的一些经济学家之间关于美国贸易政策所引发的不同观点的争论作为一个例证。两位世界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2004）与鲍莫尔（2000）主张适度的贸易保护，而巴格瓦蒂（2004）则主张全球化、自由贸易，鼓励基于“外包”的比较优势理论。他指出，在存在规模报酬、沉没成本，产业可持续性的现今，国际贸易均衡的可能结果已具有巨大的多样性。
因此，一国制定贸易政策要权宜应变。贸易政策的实施必须要建立在当时的背景条件之下，因时、因地、因国、因产业制宜。一项贸易政策的好坏的评判标准应是有没有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有没有推动一国经济的发展和能不能实现长远的可持续的利益。通常来说，一个国家会并用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两种政策，各国总希望或要求其贸易伙伴国给予贸易自由，而对本国经济实行适度保护。
从长远来看，自由贸易无疑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主流趋势和根本目标，从短期来看，各国应该结合自身情况，合理利用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政策组合，为自身的经济发展和世界的经济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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