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捐赠的意义篇1
在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扶贫工程、希望工程和1998年夏我国东北、南部地区大面积、长时间的抗洪抢险中,广大人民群众、各企事业单位以及国际友人和组织等纷纷解囊相助,使这些社会公益事业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然而,在捐赠环节、捐赠物品接收管理环节和发放环节出现了许多令人不愉快的问题。尤其在捐赠环节,出现了捐赠者高报捐赠物价值或将过期、假冒伪劣商品混入捐赠物品中(其中多为食品、药品),以及捐赠物短少,认捐不到位等情况。1999年6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以下简称《公益事业捐赠法》)表明了立法者希望运用法律武器调整公益捐赠行为的强烈愿望。这部法律虽然提到鼓励捐赠、规范捐赠和受赠行为，保护捐赠人、受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比以前法规有所进步，但是也存在着关键性的缺陷，依然达不到真正推广和鼓励的作用。笔者认为，明确公益捐赠行为的法律属性是建立公益捐赠法律制度的前提，而完善公益捐赠立法则是很有必要的。本文在分析公益捐赠行为的法律性质的基础上,对公益捐赠立法的必要性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讨论,并提出了几点对公益捐赠立法完善的建议,以期达到规范公益捐赠行为的目的.
关键词:公益捐赠法律性质立法缺陷立法完善
一、公益捐赠行为的法律性质
公益捐赠行为在我国至今未有一个确切的法律定义。德国《税务法典》为“公益”下的定义是:指在物质、精神或道德领域无私地资助公共事业。这里所指的对公共事业的资助必须是普遍性的,即不能将资助局限于封闭的、有限的人群。笔者认为:公益捐赠行为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非法人组织为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或资助不特定的社会成员而作出无偿地向公益性社团法人和事业法人或代表受资助不特定人利益的临时机构捐赠资金或实物的意思表示,经受赠主体为接受捐赠的意思表示,而成立并履行的合同行为。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的受赠人仅指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两种,该法将其它一些可能成为公益捐赠受赠人的主体排除在其调整范围之外。其实,公益捐赠不仅仅指为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而进行的捐赠活动,它应当是包括以上捐赠活动在内的一切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的捐赠活动,公益事业捐赠仅是公益捐赠的一种类型。从这个角度来说,《公益事业捐赠法》只从法律上规范和调整了一部分公益捐赠行为,公益捐赠关系应当是较公益事业捐赠法律关系更为复杂、范畴更大的一种社会关系。公益捐赠行为具有以下法律性质。
（一）公益捐赠行为是附义务的赠与行为
捐赠又称捐助,关于捐赠行为的法律性质在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论。我国彭万林等民法学者认为:捐助是无偿给付财产的单方行为,捐助与赠与不同,并不形成合同〔1〕。就其性质而言,捐赠可为一种特殊赠与。因为即使在捐赠者主动捐赠的情况下,也须有对方的接受,无对方的接受不能成立捐赠。
公益捐赠行为是不直接向受益人为给付的一种特殊赠与行为,其受赠人必须负实现公益捐赠目的的义务,即按照公益捐赠人的初衷满足社会不特定人的需求以最终完成公益捐赠行为,使公益捐赠法律关系归于终结。因此公益捐赠行为是一种附义务的赠与行为。
（二）公益捐赠合同是诺成合同
赠与是一种合同行为,公益捐赠合同是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其实质是赠与合同诺成性抑或实践性之争。关于赠与合同的诺成性抑或实践性,学说上存在争议,各国立法也有所不同。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虽然对赠与合同是实践性合同还是诺成性合同未作明确规定,但根据《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的规定,应当认为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因为该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此处的“撤销赠与”应理解为撤销赠与行为,而赠与行为是一种合同行为,当然必须先有合同的成立生效,才可能谈合同的撤销。可见,根据《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的规定,赠与合同应为诺成合同。同时,将赠与合同认定为诺成合同至少具有以下三方面的作用:
1、符合赠与合同产生发展的历史趋势
罗马法中的赠与系指当事人之一方以嘉惠他方为目的,自愿积极牺牲其财产上之利益的无偿行为。（加注）古罗马作为法定简约之一的赠与简约,在伏帝？？之前,当事人之一方表示赠与,他方表示接受,其意思一致时,赠与即告成立,无履行任何方式之必要。伏帝以后,凡赠与之标的有五百金元以上之价值者,应到官厅登记,不登记者,就其超过之部分,不生法律上之效力。可见,罗马法中的赠与是一种诺成的法律行为。在罗马—希腊时代,契约、协议和简约的实质区别淡漠了,简约与要式口约相互接近。其后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承袭了罗马法的传统,《法国民法典》第932条,《瑞士债法》第305、312、472条均采用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的立法例,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也采此种立法例。英美法系国家也有将赠与合同认定为诺成性的判例。但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立法一般规定赠与为实践性合同。在今天,诺成模式已经成为合同的主流,要物模式作为历史陈迹,则应当限制在尽可能小的领域之内。
2、体现赠与合同的社会经济作用
赠与虽然是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行为,但它并不是商品流通的法律形式。在现代社会,其经济作用较少,因现代之交换经济,多为理智的,少为感情的,不过赠与有时仍可做理智的生活关系之调剂,例如对于慈善、宗教、学术界之捐赠,虽非一般的赠与,但究属无偿行为,仍具有甚大之作用也。实际上,把赠与合同规定为实践合同的出发点,是考虑到赠与人到期不实施赠与行为的法律后果问题,赠与人到期不交付赠与物,如果依法强制其赠与,似乎对赠与人有不公平之嫌。但是,若赠与合同订立后对赠与人毫无约束,那么受赠人作出的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及其为接受赠与而付出的经济上的花费都可能因赠与人的不履约行为而落空。可见若规定赠与合同为实践合同,则对受赠人不公平。并且,若法律规定赠与人可以不受其允诺的约束,就意味着他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而合法地享受诸如公众或受赠人对其良好的社会评价和“义务”宣传,甚至物质感谢等精神和物质收益,这将是对公序良俗的挑战和破坏。故应把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以便对赠与人有所约束。同时规定依法允许赠与人撤回赠与的条件,以保护赠与人的利益。这样做对双方都是公平的。
3、便于合同成立、生效与履行相区分
法律行为相互之间的区分关键是看行为内容是否相同,合同的成立生效与履行内容显然不同。但合同的成立生效与履行是相互区别而又彼此联系的合同行为的两个阶段,赠与合同自不例外。如果承认赠与合同是实践合同,那么在赠与合同成立生效后必定产生赠与人的给付义务,这样便出现了两次给付的结论。另外,“持赠与合同是实践合同观点的学者认为赠与合同成立之时便是合同履行之时,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只有合同成立才有合同履行,如果合同成立之时即是合同消灭之时,只能说明合同根本就不存在”。对此观点作者持赞同态度,应当将赠与合同的成立生效与履行相区分,这种区分在理论上存在可能性,在司法实践中也意义重大,依法成立的赠与合同依法生效,并依合同确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约束当事人双方履行合同义务。
更值得一提的是,《合同法》第186条第2款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第188条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这些条款较合同法草案更为重视对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的受赠人利益的保护。限制了赠与人的撤销权的行使,并且第188条是对作为诺成合同当事人一方的受赠人要求赠与人履行交付的义务的强调,对一类特殊赠与合同当事人权利的着重强调与赠与合同诺成性并不相矛盾。结合前述“公益捐赠”的定义,至少可以认为依照《合同法》的规定,公益捐赠合同应是一种诺成性合同。
二、公益捐赠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
（一）公益捐赠合同的主体
公益捐赠合同的主体为捐赠人和受赠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直接明确规定了自然人实施赠与行为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以下简称《公益事业捐赠法》)第2条、第8条第3款、第24条对包括公司和其他企业在内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捐赠人资格予以了确定。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自然人作为捐赠人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人经其法定人同意或事后追认可以向他人做出公益捐赠行为,但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公益捐赠行为,不必经其法定人追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成为公益捐赠行为主体。全民所有制企业一般不能将其经营管理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的资产及其收益用于公益捐赠,但企业及其全体组成人员依法享有的相对独立的权益,可以用于捐赠。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和其他非法人组织可以用其享有合法所有权的财产和权利做出公益捐赠行为,而成为捐赠人。
国家机关,因其经费完全由国家财政拨款,若实施公益捐赠行为会影响其正常职能的发挥,或者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即使是其节省下来的经费,其实施公益捐赠的主体也应为国家,而非某个具体的国家机关。并且,国家对于社会公益事业已设立了专项财政支出,故国家机关不能作为捐赠人。
公益捐赠合同的受赠人为公益性社团法人和事业法人,或代表受资助不特定人利益的临时机构。前者包括《公益事业捐赠法》第10条第2款和第3款所称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后者指为资助不特定社会成员而成立的临时性机构,该机构仅为完成以上社会公益目的而存续。但不论是何者,公益捐赠合同受赠人必须同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前一种能力是其接受赠与所必须的,后一种能力是公益捐赠所要实现的公益目的所要求受赠人负担某些特定义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公益捐赠合同除作为合同主体的双方当事人之外,还存在着受益人。受益人是指根据公益捐赠合同而享有利益的人,是公益捐赠合同的关系人。由于公益捐赠合同的目的是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或资助不特定社会成员,故其合同受益人在公益捐赠合同成立生效时具有不特定性,即在个体上无法具体化,在数量上无法确定化。但受益人一般为自然人。
（二）公益捐赠合同的客体
公益捐赠的目的是为了给予财产,而在现代社会中,财产已远远突破了有形物的范围,故笔者认为,凡具有金钱价值的东西,都可以作为公益捐赠合同的客体,如物权、债权、有价证券、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无形财产权。但是,人身权因其不具有财产价值而不能作为公益捐赠合同客体。
（三）公益捐赠合同的内容
1、捐赠人的权利和义务
（1）请求实现捐赠目的的权利。捐赠人的捐助财物是附义务的赠与,捐赠人理所当然有权请求受赠人实现或请求有关机关督促受赠人实现公益捐赠的目的。
(2)依法撤销合同或拒绝履行合同的权利。出于公益捐赠合同的特殊性考虑,不应赋予捐赠人以任意撤销权,而只应赋予其法定撤销权。捐赠人因情势变更而享有拒绝履行合同的权利,这样规定符合“公序良俗”的精神。
(3)给付义务。公益捐赠人的主要义务是将捐赠标的物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方式交付给受赠人,并转移其权利于受赠人。法律规定须经移转登记方发生移转效力的应当办理移转登记手续。
(4)债务不履行的责任。由于公益捐赠行为涉及社会不特定人的利益,其债务的不履行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故捐赠人对于不履行给付的违约行为应当承担债务不履行的责任。《德国民法典》第521条规定:“赠与人仅就其故意或重大过失负其责任。”第522条规定:“赠与人不负支付迟延利息的义务。”我国也有学者主张,赠与人若无故撤销赠与或迟延赠与给受赠人带来损失的,应予赔偿。笔者认为对公益捐赠人的这一责任应理解为补偿性的赔偿责任,公益捐赠人应补偿受赠人为接受捐赠而支付的费用及其实际损失,并且这一赔偿的总额不得超过公益捐赠合同的标的额。
(5)瑕疵担保责任。因赠与为无偿合同行为,赠与人原则上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依《合同法》第191条规定:“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不承担责任。附义务的赠与,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在附义务的程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担保责任。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赠人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公益捐赠理应适用这一规定,但确定捐赠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应考虑其捐赠标的额度及其事先所能预料之范围这两个因素。
2、受赠人的权利和义务
（1）请求捐赠人履行给付和接受给付的权利。因为捐赠人负有相应的给付义务,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捐赠标的,甚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2）请求捐赠人赔偿损失的权利。这是与捐赠人的债务不履行责任或瑕疵担保责任相对应而产生的一项权利。但此项赔偿范围应仅限于财产损失,并不包括非财产损失。这是出于赠与合同无偿性而对捐赠人利益的保护。
（3）实现捐赠目的的义务。既然公益捐赠人有请求实现捐赠目的的权利,与之相适应就有受赠人的相应义务。
（4）妥善管理捐赠标的物的义务。即要求受赠人在实现公益捐赠目的前尽到类似于第三人善良管理的义务,保证捐赠标的物的保值甚至增值。
3、受益人的权利
（1）请求捐赠人履行给付的权利。如前文所述,公益捐赠人负有履行给付的义务,至于请求其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应当包括公益捐赠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和受益人。
（2）请求受赠人实现捐赠目的的权利。公益捐赠的目的使受益人利益的实现在公益捐赠中成为行为的终极目标,受益人作为最终受益者当然有权请求受赠人履行合同所附义务,即实现公益捐赠目的,或请求有关机关督促受赠人履行合同义务。
（3）请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公益捐赠受益人因捐赠人不履行债务责任或瑕疵担保责任而遭受直接经济损失时,有直接或通过受赠人间接向捐赠人请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公益捐赠受益人因受赠人不履行合同所附义务而遭受损失时,或因受赠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履行合同所附义务不利致使合同标的物灭失或减损时,可以请求受赠人赔偿相应经济损失。
三、现行公益捐赠立法的缺陷及其完善
（一）现行公益捐赠立法的缺陷
当前，我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相当严重，威胁到社会的稳定，而缓解的手段乏力。事实上任何社会在经济迅速增长过程中都有两极分化的问题。迄今为止缓解之道归根结底是两种：政府调节和社会公益事业。前者是政府将税收财政的一部分用之于文化、教育以及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后者则是私人直接捐赠公益事业，政府的作用是通过税收等政策法规予以鼓励和监督。二者缺一不可。当前在发达国家中，欧洲国家偏重政府福利，美国则私人公益事业特别发达，不过政府的福利政策和拨款在绝对数字上还是占主要地位。不论通过哪一个途径，目的都是调节社会财富，扶助弱势群体。过去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政府包办一切，生老病死全靠国家。其实，即使在过去，这也是错觉。在改革开放之前，受惠于政府提供的福利的人仅限于有“单位”的人群及其部分家属，城市居民覆盖面也有限，遑论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村人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的急剧发展，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限的旧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正在解体，政府现有的承诺无力兑现，更无法满足实际的需求。“社会主义”性质的福利远不如多数欧洲国家，甚至不如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与此同时，大量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随着最新的政策精神对“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肯定和鼓励，这一趋势方兴未艾。
另外，境外的公益组织在我国也很活跃。目前南京的爱德基金会是惟一经正式批准可以接受外国教会资金的组织。得到正式批准在华设立办事处的只有福特等极少数基金会。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内地以外（港、澳、台）和国外的基金会和教会已经活跃在全国不少地区，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它们介乎合法和非法之间，从事形形的公益工作，多为因地制宜的小型项目。在现实中，我国许多公益组织，包括官办的，接受境外捐助的不在少数，有些民间组织的主要资金就是来自境外。这三个层面的现实从不同角度说明，缓解贫富分化问题乃当前社会之急务，而如何有序地使用民间和资源通过公益捐赠用之于民，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一部专门用于民间公益捐赠的切实可行的法律已是当务之急，其目的在于使政府、捐赠者与接受者各方的权利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和保障，并使这一事物成为全社会认可和理解的正常现象。
相对说来，“大款”的捐赠问题比较容易解决，还有散见民间的许多热心公益之士，以满腔热情做着帮助弱势群体的有益工作，遇到的困难更多。最重要的是始终得不到“合法性”，结果往往半途而废，甚至“要好反成恶”。为什么明明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却不得其门而入呢？关键在于没有明确鼓励性的、完善的法律。大批成绩卓著，并深得受众欢迎的民间组织处于不合法或半合法地位，能否继续存在、开展活动，取决于当地官员的好恶，并没有长远的法律保证。国家税收制度也没有明确的减免规定。现有的法规是防备多而鼓励少。
据笔者所见到的，现行的最新的两部提到在税收上给予优惠的法规，一是1988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据了解，此法即将由新的基金会法代替，但是进一步鼓励还是更多限制，还难说），后于1999年又下达文件至地方政府，说明对公益性质基金会的银行存款利息给予免税；另一部是1999年颁布的《公益事业捐赠法》，这是最新的、也是最权威的正式的法律。这部法律提到鼓励捐赠、规范捐赠和受赠行为，保护捐赠人、受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比以前的有关法规有所进步，但是有两大关键的缺陷：1.并没有涉及对基金会之类的公益组织如何处理，似乎捐赠对象只限于现有的组织万林主编《民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6〕商玉生著《我国基金会的现状及体制分析》北京中国青基会通讯2001
公益捐赠的意义篇2
【关键词】公司法 公司捐赠 公司社会责任 资产处分
一、公司捐赠的理论基础
1、公司捐赠正当性的理论支撑――公司社会责任理论
公司社会责任最早源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公司法一直严格恪守“越权禁止原则”，公司的权利能力受章程记载的目的所限，任何超出公司目的范围的行为都是无效的。而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盈利。为人道主义、教育、慈善或其他公共目的，使用公共资源进行的捐赠为法律所禁止。到20世纪初，公司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逐渐凸显，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在美国首先出现，并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公司社会责任理论蕴含的要旨在于：公司不应仅仅作为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而应视为最大限度顾及和实现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组织体系或制度安排。公司社会责任包括企业的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或者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统一体。
公司捐赠是公司社会责任中的道德义务。公司社会责任的正当性恰恰能够论证公司捐赠的正当性。公司社会责任正当性的众多说法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企业公民说”。该观点认为公司与自然人一样是政治国家中的“公民”，国家为“公民”提供的生存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公司就应当承担维护和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公司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是“良好公民”的应然之意。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不仅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作为社会的良好公民就应对社会承担应有的责任。公司在社会中受到生存和竞争规则的约束，生存和竞争的规则本身决定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
2、公司捐赠能力――公司资产处分权
公司捐赠是指公司在不违反法律和公司章程的前提下，自愿将其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无偿赠与他人的行为。在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盛行以后，理论界倾向于认为捐赠更有利于公司的投资，有益于改善公司的形象，进而能够创造有益于公司活动的环境。从公司制度的视角来看，公司捐赠本质上是公司运用资金的一种手段。尽管它带有道义上的崇高性，但仍然不能违背公司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将公司捐赠行为纳入公司法调整的框架，并配备相应的法律规范从而保证公司捐赠行为的健康运作，具有现实意义。
二、我国《公司法》对公司捐赠行为的规制
我国公司捐赠的理论和实践起步较晚。大部分的捐赠是在政策引导和外部社会的驱动下进行的。人们观念上还不能完全将公司捐赠视为公司日常经营决策的一种，法律对公司捐赠的规制也远远落后于其他公司资产处置行为。目前我国公司法对公司捐赠的法律规范主要体现为间接规范，需要进一步整理、修订才可归纳出比较系统的公司捐赠法律规范。
1、《公司法》对公司捐赠行为合法化的确定
我国公司法对公司捐赠行为的合法性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性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将公司捐赠的理论基础放在公司社会责任的框架内讨论，作为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形式的公司捐赠，其合法地位也就自然得到了《公司法》的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法》第4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结合第5条的规定不难看出，《公司法》对公司根本经营的目标的态度是比较模糊的。本文认为，公司经营中保护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或是社会利益都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但这种价值不能偏离或高于公司制度本身。公司捐赠应当在保障公司利益的前提下进行，防止滥捐、随意捐赠，引导社会利益与公司利益的双赢。
2、《公司法》对公司捐赠决策主体实体性权利与义务的规定
公司捐赠本质上是对公司财产的处分，处分公司财产属于公司意思自治的范畴。我国《公司法》实行的是“股东会中心主义”与“董事会中心主义”混合体制。《公司法》规定股东会“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和董事会“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从文字表述上看，划清二者职权有一定难度，但从立法意图分析，公司捐赠的决策权应属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更偏重于制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股东会通过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捐赠的基本标准和限额要求，董事会在公司日常经营决策中以此作为参考。公司的捐赠对象、额度超出股东会规定的标准时，公司董事则须报请股东会审批。
3、《公司法》对公司捐赠法律规制的完善
《公司法》涉及公司捐赠的条文主要表现为间接性的授权规范。但对于公司捐赠的决策主体、捐赠对象、捐赠方和受赠方的权利义务等并无细致规定。我国是成文法国家，缺失必要的法律规则容易影响公司科学、公正决策，造成瑕疵捐赠诉讼的盲目判决，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由此《公司法》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以下内容：
公益捐赠的意义篇3
公司捐赠是指公司对非公司经营业的社会事业捐献资金、实物、无形资产的行为，其理论基础是公司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的社会责任是随着公司法理论的发展而提出的。传统的公司法理念认为公司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为股东营利，公司管理人只对股东有相当于受托人的责任，公司的管理人员仅仅对股东的利益负责。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逐渐增多，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公司不仅仅是一个营利性实体，同时也是社会的一员，公司除了谋求股东的最大利益外，还应注意社会整体的利益，以尽其社会责任。主张公司应负社会责任者，还提出了以下理由:(1)现代社会对公司组织的期待已由纯粹的经济组织转变为兼具社会使命的组织。因此，公司应调整其角色，负起社会责任，否则可能危及公司存在的合法性。(2)公司追求的“利润最大化”应从过去的短期目标更改为对长期目标的追求。因此，公司应当履行社会责任，改善公司所处的社会环境，从而有利于公司长期利益的实现。(3)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是由公司所直接造成的，如环境污染，公司有义务帮助社会处理这些问题。(4)公司本身拥有很多资源可供解决社会问题。(5)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提升自身形象，从而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川。
目前，由公司担负起部分社会责任，从而调和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已是公司法发展的一大趋势。根据美国法学研究院1984年制定的“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第2.01条的规定，公司社会责任的范畴按强制性的不同可分为三个层次:(1)强制性责任。公司同自然人一样，必须遵守法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2)道义性责任。可以适当考虑与公司经营中执行社会责任相符的伦理因素。(3)劝导性责任。可以基于公共福利、人道主义、教育和慈善的目的，从事合理的捐赠。根据这一分类标准，公司捐赠是属于公司社会责任的一种，但它只是一种劝导性责任，具有单方性和自愿性的特点。因此，只能通过一些制度性安排与激励机制来劝导公司承担，而不能强制其承担。
(二)公司捐赠的法律激励
公司捐赠的主体，通常为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大型公司，其捐赠的对象通常为一些公益机构(如红十字会、孤儿院)，社会弱势群体协会(如残联)，公益性的“社会工程”(如希望工程).以及由于特定不可抗力引起的灾难群体(如洪灾地区群众)，这些捐赠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压力。因此，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来鼓励公司进行捐赠。
1.确认公司捐赠的合法性、有权性。公司的本质特征是其营利性，而公司捐赠行为并不能直接为公司带来利润，也不能使股东获得股利。因此，首先要从制度上确认公司捐赠行为是否属于超出“登记范围，的越权行为，是否与其营利性的本质相违背，公司经营者是否有权就公司资产做出捐赠决定。
美国是较早对公司捐赠进行法律调整的国家之一。公司捐赠的合法性和有权性在美国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间。早期的司法判例认为公司的目的就在于谋取“最大利益”，因此公司的任何行为(包括公益行为)都不得与之相抵触，否则即为违法。在1919年著名的“道济诉福特汽车公司”(DodgeVFordmotorCo.)案中，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HenrvFord在少数股东反对下，运用其权力，保留部分公司股利扩厂增产，以便降低汽车价格，使美国大众得到优惠。法院认为“商事公司是为使股东获利而成立并存续的，董事只能为此目的行使权利，其自由裁量权也只限于选择为达到该目的的方式而已，董事不得改变这一目的。”本案中，"Ford先生之构想固然可敬，但不应慷他人(股东)之慨，因为公司毕竟不是慈善机构。”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这一传统观念在20世纪中叶已经改变。1953年的“史密斯公司诉巴楼，(apSmith11-lanufacturingCo.VBarlow)案中，该公司捐给普林斯敦大学1500美元，公司股东以捐款行为是越权行为而提讼。公司管理人员认为该捐款有利于改善公司环境，提高公司形象，社会大众也对此类“社会性‘’的捐款行为有所期待，因此该捐款行为并非越权行为。法院最终判决支持该公司的捐款行为，认为该捐款行为有助于公司目的的实现，是公司的隐含权限。
另外，公司对私人学术机构在合理范围内的捐赠，对于公司所处的“民主制度”及“自由企业经济”的维持，至为重要，因此其捐款行为可认为已被正当化，应不构成越权行为。
现代的美国案例更进一步抛弃前述值接利益.，的测试标准，直接允许商业公司为公共福抵、人道、教育或慈善等目的使用公司资源。其转变的理由，主要认为维持健全的社会制度，当然有助于长期的公司目的的达成。美国法律研究院于1984年通过的‘公司治理之原则:分析与建议”第2.01条规定:“商业公司从事商业行为，应以提升公司利润与股东利得为目标:惟有下述情形之一者，则不问公司利润与股东利得是否因此提升:……(3)得为公共福抵、人道主义、教育与慈善目的，捐献合理数目之公司资源:”另外，《模范商业公司法》第4条第项规定:“每一公司得为公共福抵、慈善、科学或教育之目的而为捐赠……。
我国在《公司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公司有捐赠的权利，只在第14条第1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遵守职业道德，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这一规定被认为是我国公司法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性规定。正如有学者提出的，“强调公司以盈利为目的，并不否定公司的社会责任，公司在追求经济目标的同时，也要考虑整体利益，提高社会效益，不能把追求盈利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闭。此外，我国在《公益事业捐赠法》中明确规定了企业享有捐赠的权利，该法第1条阐明立法宗旨是“为了鼓励捐赠、规范捐赠和受赠行为，保护捐赠人、受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第2条规定的捐赠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由此可见，我国是承认公司捐赠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这有助于实现公司的社会责任，符合社会对公司制度的期望。
2.给予公司捐赠以优惠措施。由于公司的捐赠行为客观上能帮助国家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因此各国都给予其一些优惠措施，主要是财政税收方面的优惠。如美国有关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措施规定，捐赠者对公益慈善团体的捐赠，在捐赠者毛所得50%以内的部分可予以扣除;对私人非营业性慈善团体的捐赠，在毛所得20%以内的部分可予以扣除。这些优惠措施能够激励公司向慈善团体进行捐赠，从而促进了教育、科研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我国对公司捐赠主要有以下两类优惠机制:(1)财政税收优惠措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24条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依照本法的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按照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企业所得税实行33%的比例税率，纳税人(金融、保险业除外)用于公益性、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应纳税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红十字事业、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的捐赠，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准予全额扣除:(2)其他优惠措施。如《公益事业捐赠法》第8条第3款规定:“对公益事业有突出贡献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由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予以表彰。”该法第14条还规定:“捐赠人对于捐赠的公益事业丁程项目可以留名纪念;捐赠人单独捐赠的工程项目或者主要由捐赠人出资兴建的工程项目，可以由捐赠人提出工程项目的名称，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三)公司捐赠的法律约束
公司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承担社会责任有其合理性，但这不能改变公司作为商事主体所具有的营利性本质特征，因此公司捐赠应以不影响其经营发展以及不损害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为前提，这就涉及到公司捐赠的法律约束问题，如公司捐赠的法律基础，由谁来决定公司捐赠，捐赠的数额如何确定，以及在捐赠法律关系中公司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等。
1.公司捐赠的法律基础。如前所述，公司捐赠并不与其营利本质相违背，也没有超越其行为能力。相反，通过公司捐赠，可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进步，改变人们认为公司惟利是图的观念。因此，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对公司捐赠都有明确规定，这些法律规定钩成了公司捐赠行为的法律依据和法矛耘基础
2，公司捐赠的决策主体。公司作为一种社团.是以股东为其成立基础的从理论上讲.股东对其投人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公司捐赠直接关系到股东的资产受益权能否实现的问题.因此应当由股东来决定捐但同时，随着公司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股东人数众多，股权分散，而且在现代公司制度下，股东的所有权与经F7权相分离，在这种情况下，由股东来决定捐赠，成本太高，而且不太现实:有鉴于此，对于由谁来决定捐赠的问题，通常认为，应视公司类型的不司而有所不同;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其股东人数较少，因此可由股东决定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则应当授权董事决定同时，为防止公司的董事借捐赠之名而谋自己的私利.或借捐赠损害其他股东权利，一般都规定董事在决定捐赠时负有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二董事的注意义务是指董事在决定捐赠时应当合理考虑公司的长期利益和相关的制度激励因素。董事的忠实义务是指公司捐赠不能有董事个人利益的体现，董事不能通过公司捐赠为自身谋利一为保护股东利益.规定股东在特别情况下享有代位诉讼的权利，付董事违反法律和章程进行捐赠的行为予以救济。
3.公司捐赠的对象与数额根据公司捐赠对象的不同，公司捐赠又包括公益捐赠、政治捐赠(也称“政治献金‘)、对宗教团体的捐赠以及对其他人(如明星)的捐赠由于公司捐赠的目的是提升社会福利，因此各国一般都只允许公益捐赠。对于政治献金，为防范钱权交易.一般都加以禁止，因为若“允许公司得为政治日的.将使公司成为一可怕的政治幽灵”而捐赠给宗教团体.大多认为股东之间信仰可;一定一致.为了避免股东间的纠纷，故不宜为之:而公司捐赠给诸如明星等名人，则会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形成不良社会风气，因此也不予提倡。我国也采取这一观点，认为捐赠的目的应当是公益性的，《公益事业捐赠法》第3条具体列举了以下公益事业: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关于公司捐赠的数额，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因此不应该无限制地进行捐赠，以至影响公司的存续和发展:一般认为公司捐赠数额应当“合理”，与公司的盈利相符:还有人主张对公司捐献额度应当在公司章程中做出限制性规定(包括定额上限和比例上限)，以防董事滥用权力
公益捐赠的意义篇4
关键词:捐款分类法律关系慈善组织
2008年5月12号四川大地震爆发后,全国人民为了援助四川人民抗震救灾,掀起了募捐和捐款的高潮。在此次地震捐款中,在此次抗灾捐款活动中有很多团体、组织、个人会以各种的捐款的名义来组织或者吸引民众的捐款。除这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公益性募捐活动外,还有其他许多不同类型的具有私益性质的社会募捐,如为抢救某危重病人的募捐、为某失学儿童的募捐、通过网络为救助某人进行募捐等。由于社会募捐活动的日益频繁,各种纠纷也随之产生。在慈善捐款的活动中,相关主体的法律关系是什么?这是我们应该审视的问题,是用法律规范慈善捐款事业最根本的问题,我国现行立法仅有《公益事业捐赠法》对公益捐赠行为进行规范,但是对于相关主体的法律关系并未进行明确的规定。对于慈善捐款该法的适用范围非常明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对于不属“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事业单位”发起或接受的,为救助特定对象及特定事项,具有私益性质的社会募捐,则排除适用该法。
一、慈善捐款的分类
为了更好的研究慈善捐款的法律关系,按照受捐赠者的确定性与否,可以将慈善捐款的种类分为受捐赠者不确定性的捐赠和受捐赠者确定的捐赠。
(一)受捐赠者确定性的捐赠。受捐赠者确定性的捐赠是指,募捐的目的在于具体的帮助某个特定的个体,受捐赠的物品、钱财都转交或者直接赠与到这个特定的个体。慈善组织为这个主体进行募捐的时候经过该主体的同意,并且达成了赠与合同。此时,捐赠者充分认识了解到了捐赠的目的和受捐赠的对象。(二)受捐赠者不确定性的捐赠。受捐赠者不确定性的捐赠是指,受捐助的个体具有不确定性,为一种客体的集合,捐赠的物品、钱财需要相关慈善受捐的组织进行分配统一调度的捐赠方式。此时,受捐赠者由于不确定性,捐赠者只能认识了解募捐活动的目的,却无法认识到被捐赠对象具体受捐赠情况。由此产生的两种捐赠方式产生的不同的相关主体的法律关系。
二、慈善捐款相关主体法律关系分析
笔者认为,对于确定慈善捐款相关主体法律关系的的分析要结合慈善捐款的分类进行,根据上述的分类,慈善捐款可以分为受捐赠者不确定性的捐赠和受捐赠者确定的捐赠,这两种捐赠之间一个重要的差别是纯粹的受捐助者是不确定性和确定性。当受捐助者的是不确定的时候,捐赠者和慈善组织都无法进行确定。
(一)受捐助者确定的捐款法律关系。在此类慈善捐款中,由于受捐助者的特定,可以简单准确的确定出捐助者、慈善组织和受捐助者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赠与合同关系。慈善组织为了某个特定的个体进行募捐,目的是为了帮助这个个体。受捐助者此时对于慈善捐款也是同意接收。因为合同赠与关系在民法上是双方合意的一种法律行为,需要双方的一致的意思表示。此时由于受捐助者的确定性可以简单的确定出受捐助者的意思表示。而此时慈善组织与受捐助者是一种委托的关系,可以看成是受捐助者委托慈善组织接收捐款的委托关系。由于捐助者和受捐助者是一种赠与合同关系,笔者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负义务的赠与关系。捐助者和被捐助者相互负有权利义务,被捐助者的义务是对捐助者的慈善行为进行反馈,让捐助者了解知道自己所捐的财务用途。根据笔者调研,现在慈善捐款的反馈率只有10%左右,这样结果是严重的伤害到了捐款者的慈善心。此时是慈善组织具有为受捐助者募捐的权利,而慈善组织的义务是慈善组织必须将所募集到的善款和财务如数的交给受募捐人,并且提供相应的渠道将受捐助的信息反馈到捐助者。(二)受捐助者不确定的慈善捐款相关主体的法律关系。此时由于受捐助者的不确定性,慈善组织和捐助者没法确定受捐助者的主体,所以没法成立赠与合同关系。笔者认为此时慈善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接受财务,所以此时要求慈善组织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有独立的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此时接受捐款的慈善组织和捐赠者是赠与合同关系,也是特殊的附条件的赠与合同关系。慈善组织此时的义务是将受赠与的财产如数的交给不确定的受捐助人。此时慈善组织和受捐助者的关系是赠与关系,当捐助的标的确定的时候,也是受捐助者确定的时候。在具体帮助某个受捐助者的时候也就是受捐助者确定时候,此时也是构成附义务的赠与合同关系。受捐助者此时的义务也是将受捐助的信息反馈给慈善组织或者是捐赠人。在这种情况下慈善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是一个中转的中介人。笔者进行此种分类认定慈善捐款中的法律关系还有一种好处就是对于慈善组织的认定。两种慈善募捐行为是两种不同规模和性质的行为,受捐助者确定的慈善募捐相对来说规模较小,参与人数较少,捐款数额也较小,规范性程度较低。所以对与募捐主体程度较低,可以不是独立的法人。而受捐助者不确定的慈善捐款,相对规模大,参与人数多,捐款数额大,规范性程度高,影响力也大,所以对与募捐组织的要求也应该更高,所以笔者认为必须要求募捐组织为独立的法人。
三、完善立法确定慈善捐款相关主体的法律关系
我们国家现在规范慈善捐款行为的法律主要有《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管理条例》以及各个大型慈善组织的内部规章制度如《中国红十字会募捐和接受捐赠工作条例》等条例。现在我国急需建立健全整体的《慈善事业募捐法》,从制度上保障慈善捐款事业的正规合法。
1、充分考虑到私益的募捐的越来越多的开展情况,把私益的募捐也纳入到慈善捐款之中。2、明确各种社会组织成为募捐主体的程序,即取得募捐资格的途径。3、立法明确规定捐款的程序细则。4、明确规定慈善捐款活动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
参考文献:
公益捐赠的意义篇5
根据捐赠的目的不同，捐赠可以分为公益捐赠和非公益捐赠的社会募捐以及一般赠与行为。对于公益捐赠，我国于1999年6月28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简称捐赠法）。捐赠法规定了公益捐赠的范围，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公益事业是指非营利的下列事项：
（一）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
（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三）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四）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并且对于捐赠发起主体也作了规定，第十条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可以依照本法接受捐赠。本法所称公益性社会团体是指依法成立的，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的基金会、慈善组织等社会团体。本法所称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是指依法成立的，从事公益事业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公共文化机构、社会公共体育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等。
对于一般捐赠行为《民法通则》也作出了规定，而对于两者之外的非公益捐赠的社会募捐尚无法律明文规范，由此发生的诉讼案件较典型的有，1997年12月23日在陕西提起诉讼的全国首例追索募捐款案和2000年10月8日在南宁提起诉讼的全国首例“爱心官司”。在两起案件中受赠人或受赠人法定继承人均作为原告要求被告募捐发起人返还社会募捐款余额。法院在判决中由于找不到社会募捐的相关法律法规，只能适用《民法通则》第四条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我们知道，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我们进行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法律原则，是人民法院和仲裁机关裁决民事案件的准绳，但它只是原则性的规范，弹性大，只是对法律具体规定不足时的一种补充，不能完全替代专门的法律规范。像这样因为社会捐款引起的法律诉讼还有很多。原本彰显社会文明的公益事业却经常发生权利和利益纠纷，这在法律上发人深思。
从发展趋势上看，各种非公益捐赠的社会募捐活动会不断增多，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争议的几率无疑也会相应增大。怎样从法律上规范，确保实现捐赠者的愿望和保护受赠人的合法权益，围绕非公益捐赠的社会募捐而显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摆到了人们面前。
与公益募捐比较，非公益捐赠的社会募捐的特点是：在募捐原因与捐助主体上，有特定的目的与对象，主要是为了帮助特定的对象摆脱财产上的困境，如解决治疗疾病开支、解决学习费用、救灾救难和实现其他特定目的等。捐赠方式及其操作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既有直接捐赠方式，也有间接捐赠方式；既有委托捐赠方式，也有一般委托捐赠方式。既可捐赠款项，亦可捐赠其他财物。在募捐对象上，向不特定主体募捐，但也向特定主体募捐。
公益募捐与非公益募捐存在行为目的与行为特征差异，有着不同的价值与作用。公益募捐具有组织性强、经常性和规范性保障社会公益目的的实现，它追求的是一般正义和普遍价值，是进行社会募捐活动的主要方式。非公益募捐则以其自发性、灵活性和快速性来显示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是对公益募捐的必要补充。非公益募捐的拾遗补缺作用表现在：它总是及时出现在那些公益募捐制度设计延伸不到的地方。正因为如此，两者不能互相取代。募捐人为救助特定对象自动发起或应邀参与非公益募捐的活动，其行为是合乎道德规范的，根据私法自治原则，法律一般不加限制或禁止。但是，由于一些募捐人同时充当募捐人和捐款代管人的双重角色，拥有很大的利益控制与支配权利，这一客观现实提出要对拥有募捐财产管理权的募捐人进行法律约束的必要。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规范非公益募捐行为的立法，而借助民法的一般规定和合同法中关于赠与合同方面的规定规范非公益捐赠行为显然是不够的。最大的局限与缺失表现在：无法据此对募捐人的募捐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与有效的约束，不能有效地保护捐赠人与受赠人的合法权益。如何规范各种非公益社会募捐行为，让捐赠者在理性和知情的情况下奉献爱心，是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为此，笔者建议尽快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强化对非公益募捐活动及行为的规范。在现行立法框架下，可以根据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通过权利制约的方式约束募捐人，保证捐赠者捐赠目的的实现和规范各种非公益募捐行为：第一，重点明确募捐发起人的资格、条件，以及与捐助人和受助人各自的法律地位及权利义务；第二，建立对募捐款物的交付、使用过程的监督机制，如募捐申报登记制度、信息公示制度、备案审查制度等；第三，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募捐行为应作为一种无偿行为看待，不允许进行有偿性募捐活动；其四，人民法院应依法正确审理涉及募捐问题的民事纠纷，依法制裁各种募捐欺诈行为，切实维护各方当事人特别是捐赠者和受赠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建议在完善现有的《公益事业捐赠法》的基础上，制定一部专门的《社会募捐法》，规范劝募人、捐助人、受捐人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作者：谭伟强（上海龙光律师事务所）
联系地址：上海曹阳五村128号501室
公益捐赠的意义篇6
企业通过对外捐赠回报社会，对塑造友善的社会风尚，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为了规范各类型企业的对外捐赠行为，加强企业财务管理，维护所有者权益，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和《企业财务通则》的有关规定，现将企业对外捐赠财务管理若干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外捐赠的定义和途径
对外捐赠是指企业自愿无偿将其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赠送给合法的受赠人用于与生产经营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公益事业的行为。
企业对外捐赠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以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进行。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合法的新闻媒体等进行。
二、对外捐赠的原则和要求
企业对外捐赠一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和要求：
（一）自愿无偿。企业对外捐赠后，不得要求受赠方在融资、市场准入、行政许可、占有其他资源等方面创造便利条件，从而导致市场不公平竞争。
（二）权责清晰。企业经营者或者其他职工不得将企业拥有的财产以个人名义对外捐赠，企业对外捐赠有权要求受赠人落实自己正当的捐赠意愿。
（三）量力而行。企业已经发生亏损或者由于对外捐赠将导致亏损或者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除特殊情况以外，一般不能对外捐赠。
（四）诚实守信。企业按照内部议事规范审议决定并已经向社会公众或者受赠对象承诺的捐赠，必须诚实履行。
三、对外捐赠的类型和对象
企业一般可以按照以下类型进行对外捐赠：
（一）公益性捐赠，即向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医疗、体育事业和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的捐赠。
（二）救济性捐赠，即向遭受自然灾害或者国家确认的“老、少、边、穷”等地区以及慈善协会、红十字会、残疾人联合会、青少年基金会等社会团体或者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和个人提供的用于生产、生活救济、救助的捐赠。
（三）其他捐赠，即除上述捐赠以外，企业出于弘扬人道主义目的或者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福利事业的捐赠。
四、对外捐赠的范围
企业可以用于对外捐赠的财产包括现金、库存商品和其他物资。企业生产经营需用的主要固定资产、持有的股权和债权、国家特准储备物资、国家财政拨款、受托代管财产、已设置担保物权的财产、权属关系不清的财产，或者变质、残损、过期报废的商品物资，不得用于对外捐赠。
企业对外捐赠的受益人应当为企业外部的单位、社会弱势群体或者个人。对企业内部职工、与企业在经营或者财务方面具有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的单位，企业不得给予捐赠。
企业以营利为目的自办或者与他人共同举办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科学、环境保护等经营实体的，应当作为对外投资管理。
企业为宣传企业形象、推介企业产品发生的赞支出，应当按照广告费用进行管理。对于政府有关部门、机构、团体或者某些个人强令的赞助，企业应当依法拒绝。
五、对外捐赠的内部管理程序
企业对外捐赠，应当由经办部门和人员提出捐赠报告，捐赠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捐赠事由、捐赠对象、捐赠途径、捐赠方式、捐赠责任人、捐赠财产构成及其数额以及捐赠财产交接程序。
企业财务部门应当对捐赠方案进行审核，并就捐赠支出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进行分析，提出审核意见后，按照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提交企业董事会或者经理（厂长）办公会审议决定。
对于重大的对外捐赠事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上报国有资本持有单位备案后实施；公司制企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执行。
六、对外捐赠的财务处理
企业对外捐赠应当控制在当年企业财务预算幅度内，按照批准的方案执行，并按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申报纳税扣除。
企业实际发生的对外捐赠支出，应当依据受赠方出具的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统一印（监）制的捐赠收据或者捐赠资产交接清单确认；救灾、济贫等对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和个人的捐赠，无法索取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统一印（监）制的捐赠收据的，应当依据城镇街道、农村乡村等基层政府组织出具的证明和企业法定负责人审批的捐赠报告确认。
企业为捐赠资产提供运输、保管以及举办捐赠仪式等所发生的费用，应当作为期间费用处理，不得挂账。企业负责对外捐赠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得以任何借口向受赠人或者受益人索要或者收受回扣、佣金、信息费、劳务费等财物。
企业经过董事会或者经理（厂长）办公会审议，并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报国有资本持有单位批准，公司制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批准，将修建的交通、通信、供水、供电等社会公共设施无偿移交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的，可以核减资本公积金，并应当与接受方签订相关协议，双方办理资产交接手续。
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原因，企业所拥有的财产被当地县级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人民武装组织征用的，扣除当地政府或人民武装组织依法补偿金后的差额，应当作为资产损失处理。
七、对外捐赠的监督管理
企业内部审计(监察)机构或者财务管理部门对企业对外捐赠行为应当进行检查，监督经办部门及其有关人员严格按照企业内部议事规范执行，制止随意对外捐赠行为。
企业应当拒绝任何部门、机构、团体强行要求的各种捐赠，对于各种强行募捐应当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决定》（中发[1997]14号）的规定，向各级经贸、计划（物价）、财政、监察、纠风、审计等有关部门举报。
企业应当在财务会计报告中如实披露对外捐赠情况，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时应当予以重点关注。
公益捐赠的意义篇7
企业捐赠是企业对社会的一种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无偿赠送行为，是一种应当予以鼓励和倡导的公益善举。由于企业捐赠涉及到财富在企业、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分配，因此国家在对企业捐赠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的同时，也限定了较严格的条件。根据捐赠企业的不同、捐赠方式和程序的不同、捐赠对象的不同、捐赠数额的不同，税收政策也就不同。企业捐赠的税收政策直接关系到企业应纳所得税额的多少，也影响着企业捐赠的积极性，并且关系到我国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探析我国企业捐赠的税收政策，以便进一步完善企业捐赠税收政策，促进我国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税收政策对企业捐赠扣除限额的规定
企业捐赠根据其是否经过法定中间机构可以分为间接捐赠和直接捐赠两种。间接捐赠指的是公益救济性捐赠，《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对公益救济性捐赠的含义界定为：纳税人通过中国境内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民政等公益事业和遭受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这里所称的社会团体包括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全国老年基金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等。直接捐赠指的是非公益、救济性的捐赠，是纳税人直接向受赠人的捐赠。捐赠的性质不同，适用的税收政策也是不同的。对非公益救济性捐赠税法的规定非常明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非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则不得在税前扣除。因此这里所说的企业捐赠税收政策关于扣除限额的变化，指的是国家对企业公益救济性捐赠的税收政策。
（一）按3%的比例扣除
199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但3%的扣除比例相对来说过小，不足以鼓励纳税人支持和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因而在1994年之后，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公益、救济性捐赠扣除比例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按10%的比例扣除
向符合规定的宣传文化事业的捐赠（国发[2000]41号）和向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的天文馆（站、台）和气象台（站）、地震台（站）、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对公众开放的科普基地的捐赠（财税[2003]55号），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10%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
（三）全额扣除
向红十字事业的捐赠（财税[2000]30号）、对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其中包括新建）的捐赠（财税[2000]21号）、向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的捐赠（财税[2000]97号）、向慈善机构、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的捐赠（财税[2001]9号）、向农村义务教育的捐赠（财税[2001]103号）、向防治非典型肺炎事业的捐赠（财税[2003]106号）（疫情解除后已停止）、向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和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和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的捐赠（财税[2003]204号）、向第29届奥运会的捐赠（财税[2003]10号）、向教育事业的捐赠（财税[2004]39号）、通过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财税[2004]172号）、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的捐赠（财税[2005]137号）。
由此可见，随着我国公益事业的不断发展，国家对企业公益救济性捐赠的税收政策也是不断变化的。从最初只适用3%的扣除比例到3%的扣除比例、10%的扣除比例及全额扣除并存适用，尤其是全额扣除的范围日益扩大，体现了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公益救济性捐赠的支持和鼓励。
二、税收政策对企业捐赠扣除限额计算方法的规定
对企业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限额的计算方法，我国的税收政策规定了以下方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的计算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允许列支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限额＝应纳税所得额×3%（仅以一般企业为例，下同），而应纳税所得额＝包含公益救济性捐赠支出的所得额－应纳税所得额×3%，即应纳税所得额＝包含公益救济性捐赠支出的所得额÷（1＋3%），所以允许列支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限额＝包含公益救济性捐赠支出的所得额÷（1＋3%）×3%
这种计算方法最具权威，但计算比较复杂。从严格意义上讲，无论是纳税人还是征税人都应当按照这一方法计算公益性救济性捐赠的税前扣除限额。
（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4]229号）规定的计算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允许列支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限额＝包含公益救济性捐赠支出的所得额×3%
这种计算方法是对第一种方法的简化。按此方法计算的扣除限额比按第一种方法计算的限额略大，最终的计算结果与法律规定虽然存在一定的误差，但只是计算方法选择上的差异，属于技术性误差。按照公认的税收原则，因其没有损害纳税人的利益，这种误差也是允许的。
（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并试行新修订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通知》（国税发[1998]190号）规定的计算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允许列支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限额＝“纳税调整前所得”（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第42行）×3%
这种计算方法不合理。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主表第42行的“纳税调整前所得”所反映的内容相当于企业的税前利润，在金额上，“纳税调整前所得”远远小于法律所规定的“应纳税所得”，按此方法计算得出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限额将小于法律允许扣除的限额。此方法额外地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使纳税人承担了法定义务之外的其他义务，在相当程度上侵犯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因而这一方法违反了纳税义务的法定原则，是对税收法制原则的一种破坏。
（四）《关于修订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通知》（国税发[2006]56号）规定的计算方法
允许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的计算基数为申报表主表第16行“纳税调整后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等于“纳税调整前所得”加上“纳税调整增加额”减去“纳税调整减少额”。新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是按照企业所得税应确定的收入总额减去会计上确认的除捐赠（包括公益性捐赠和非公益性捐赠）外的所有支出项目以及按照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应确认的扣除项目的余额为“纳税调整前所得”，而后按照企业所得税的规定调增或调减所得额，捐赠是按照调整后的应纳税所得作为扣除的基数。按照这种方法，允许列支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限额＝“纳税调整后所得”×3%
重新设计的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使得纳税人在申报企业所得税时计算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规定，而且按此方法计算操作相对简便，因此具有合理性。
三、企业捐赠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我国企业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支持和鼓励企业捐赠及发展我国公益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扣除限额不统一
一方面，企业捐赠中，内外资企业适用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同。涉外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较之内资企业宽松得多，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内资企业。在企业捐赠的扣除额度上，我国税法规定外资企业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均可全额扣除，而内资企业基本的扣除比例是年应纳税所得额的3%，10%的扣除比例和全额扣除只限于法律法规列明的项目。另一方面，现行税收政策规定的内资企业捐赠税前扣除比例有3%、10%和全额扣除三种标准。对于企业向同样具有社会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社会公益程度相差不大的各种社会团体、基金会和事业单位的捐赠，实行三种优惠悬殊的扣除标准，有失税收公平，不利于普遍性的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二)扣除标准普遍偏低
从目前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现状来看，我国社会力量的捐赠积极性较低。这主要是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还较慢。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税法规定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的额度明显低于其他国家。美国1969年税法对于公司捐赠的免税比例为11%；我国台湾地区《所得税法》规定，对于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捐赠，营利事业所得税每年最高抵税额度为所得总额的10%。我国企业捐赠普遍适用的比例是3%，10%和全额抵扣的捐赠项目非常有限，这大大限制了社会力量投身公益事业的热情。
（三）不准年度结转扣除的规定不合理
在企业捐赠的过程中，有的年度向社会提供了较多的捐赠，如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年度、社会举办较多公益活动的年度等，而有的年度企业却无力向社会捐赠或捐赠较少。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规定，企业捐赠超过当年应纳税所得额扣除标准的，不准向以后年度结转扣除的规定，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不利于企业逐年消化一次性较多的捐赠。
四、企业捐赠税收政策的完善
为了更好地鼓励企业捐赠，促进我国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我国企业捐赠的税收政策。
（一）统一内外资企业捐赠扣除额度
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国情有选择地对需要重点发展的行业通过税收优惠予以鼓励，这是必要的。只不过这种优惠应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即不论是境内资本还是境外资本，只要符合税收优惠条件，都应当享受与之相对应的税收优惠待遇，任何一方都不能受到歧视。而从我国目前来看，根本上违背了税收平等的原则。应该改变外资企业在税收领域享受的“超国民待遇”的现状，真正实现无差别的国民待遇，统一内外资企业捐赠的扣除额度，保证公平的市场竞争。
（二）统一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的额度
我国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提高公益救济性捐赠的税前抵扣额度，以鼓励社会力量积极捐赠，特别是提高企业捐赠的数额。通过对企业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更大程度地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尤其是鼓励掌控大量社会资源和财富的企业慷慨解囊。这类义举和善事有助于在全社会弘扬一种人人热心公益事业的行为，弘扬一种我为人人的奉献精神。鉴于此，借鉴外国税制的一般做法和多数国家的扣除标准比例限制，建议在新的企业所得税立法中，规定纳税人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10%以内的部分，准予按实际发生额在税前扣除，超过部分允许向以后年度结转扣除，但最长不得超过5年。
（三）进一步完善税收立法模式
公益捐赠的意义篇8
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正式实施，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大慈善的格局《慈善法》第一章总则第三条对“慈善活动”进行了更为广义的界定，将促进教科文卫体事业发展及保护环境的公益活动都囊括在内。这一放眼“大慈善”格局的界定不仅是一次巨大的慈善理念与公共伦理的升华，而且为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慈善组织的良性竞争依法登记或认定满两年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原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慈善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的，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书。这意味着少数慈善组织掌握公募权的局面将被打破，更多慈善组织将可以通过努力争取公募资质平等地参与竞争。
放宽企业捐赠的扣抵时限以前，企业捐赠时只能在税前利润12%的限额内当年抵扣，而《慈善法》规定，如果在当年未抵扣完，允许结转在以后的3年内申请继续抵扣，这有助于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行大额捐赠。
慈善资产的管理规定慈善组织的资产包括创始财产、捐赠财产与其他合法财产。慈善组织的财产应当根据章程和捐赠协议的规定全部用于慈善目的，不得在发起人、捐赠人及慈善组织成员中分配。对募集的财产，应当登记造册，严格管理，专款专用。如果违反这些规定，需承担法律责任。通过这一规定，捐款人可以更放心地将钱捐给合格的慈善机构。
信息公开透明度提高公开募捐周期超过6个月的，至少每3个月公开一次募捐情况，公开募捐活动结束后3个月内应当全面公开募捐情况。慈善项目实施周期超过6个月的，至少每3个月公开一次项目实施情况，项目结束后3个月内应当全面公开项目实施情况和募得款物使用情况。
公开承诺捐款作慈善者有兑现的义务此前，曾发生过社会名人承诺捐款但未兑现的案例。如今，捐赠人公开承诺捐赠或已签订捐赠协议者，违反捐赠协议逾期未交付捐赠财产，慈善组织或可向法院申请要求交付。
定位慈善公益信托以前，只能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成立慈善基金会，而《慈善法》列明了慈善或公益信托受托人的责任义务，维护受益人权益。
公益捐赠的意义篇9
关键词：慈善捐赠；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筹资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4―0078―05
公共物品理论的一般结论在于如果纯公共物品是由私人自愿提供的话，它就会供给不足。然而在现实经济中，似乎有很多重要的例子说明纯公共物品可以通过自愿机制来提供。除了显而易见的私人为慈善机构捐赠的例子之外，还有很多非营利组织也会得到人们的自愿捐献，非营利组织正是主要依靠人们的自愿贡献机制来运行。
一、人们为什么自愿捐赠
尽管纯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可能由于普遍的“搭便车难题”而面临不足。人们依然发现，现实中有很多例子，如慈善捐赠、贫困消减、人道服务、环境保护等这些纯公共物品很多都是由私人提供的。那么人们为什么会自愿捐赠金钱、劳动给慈善机构或其他的非营利组织?
1、无条件自愿贡献模型――利他主义的解释。对于人们为什么捐赠的一个重要解释是利他主义，人们之所以捐赠是因为人们受“快乐着人的快乐”驱使而捐赠。也就是说，人们的确关心他人的收益、他人的幸福等情况，这是一种纯利他主义的解释。但是纯利他主义的解释似乎在实践中不能得到完全验证，因为如果纯利他主义是人们的占优战略的话，公共物品的政府供给就会挤出私人供给。换句话说。既然人们捐赠是为了提高他人的福利或者他人的幸福水平的话，那么当政府供给了充足的公共物品或者为慈善机构提供资助时，私人也就倾向于减少慈善捐赠，这种现象就是政府对私人捐赠的“挤出效应”。
但是这种“挤出”似乎远远不能解释现实及某些实验的结果。因此，andreoni和offerman等提出公共物品的供给中存在显著的“光热效应”。这种“光热效应”就是一种非纯利他主义模型，它假定人们的捐赠行为也会给捐赠者个人带来某种利益。例如在慈善晚会中，富人捐钱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获得名誉和声望的考虑，也就是说人们的慈善捐赠本身会给他们自己带来好处。Comes，San-dler以及Steinberg，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联合生产的角度解释了自愿捐赠，人们贡献公共物品的原因在于同时可以消费私人物品而获得效用，例如人们在慈善商店购买东西，既为公共物品捐赠了金钱，同时又消费了私人物品，获得了效用，这种解释其实也可看成是一种非纯利他主义模型。
2、有条件自愿贡献模型。实验经济学证明，人们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合作的倾向。奥尔森注意到人们有时为了获得声望、尊敬、友谊以及其他的社会和心理目的而进行捐赠；贝克尔认为慈善捐赠明显会受到人们渴望避免被他人瞧不起或接受社会认可而实施；Kreps等建立了声誉模型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会合作，而不倾向于搭便车。
3、其他解释。Sugden提出了一个使命或责任模型来解释非营利部门。他认为大多数人都相信搭便车是不道德和错误的。这样，只要别人捐赠，则自己也感到有义务捐赠；webster从社会责任感解释人们的自愿捐赠。所谓社会责任感是指人们愿意帮助他人，做有利于社会的事情，而不论回报。
二、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
人们捐赠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决定人们是否捐赠、捐赠多少，以及政府的激励政策同样也会影响人们的捐赠决策和行为。
1、慈善捐赠与个人所得税率、个人收入水平。捐赠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直接捐赠，即人们为非营利机构捐赠金钱、实物、劳动等；间接捐赠，即购买慈善。为提高居民捐赠量，各国普遍采取个人所得税减免。但这种税收减免能否获得经验支持?amornrat等学者对此作了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捐赠与政府税率和捐赠者的收入水平有关，捐赠的税收弹性为负，其绝对值大于1，而收入弹性小于1。这说明，捐赠量对政府的税收减免很敏感，对收入水平不敏感。此外，分析结果还表明税率不影响间接捐赠量，但影响间接捐赠行为，因为税率降低导致更多的人参与慈善；直接捐赠者是否捐赠不受税率影响，但减免影响个人直接捐赠量。
2、现金捐赠、时间捐赠与个人所得税率。现实中的直接捐赠表现为两种形式，即捐赠金钱和捐赠时间(劳动)。研究发现，时间的捐赠和金钱的捐赠两者之间大致呈现互补性，意味着一个人捐赠时间越多，相应地捐赠金钱也越多。个人所得税优惠对人们的捐赠有积极作用，若个人所得税税价降低1％，现金捐赠增加约1.8％，志愿劳动增加约0.05％。志愿劳动的工资弹性为-0.8，这意味着当人们时间的机会成本增大时，人们会减少志愿劳动时间，而转而去挣钱。
3、政府支出、收入分配与私人捐赠。war，Roberts建立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支出对私人捐赠存在“挤出效应”，这种挤出或替代是“1美元对1美元”的。但是Roberts的分析仅限于纯利他主义的情况，如果考虑到非纯利他主义的话，私人捐赠额在均衡结果中就是正的，不会为零。warr和Bergstrom等通过理论分析表明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对于个人捐赠或公共物品的供给量而言是中性的。andreoni将人们的非纯利他主义动机考虑在内建立了一个公共物品的一般化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如税收)对私人捐赠的“挤出”是独立于个人收入、收入弹性和收入效应的。如果政府对利他程度较小的社会成员征税时，政府的挤出效应就不是很大，这与人们的收入水平、收入弹性或初始的捐赠额无关。之后andreoni作了进一步的数据检验，结论表明导致收入从利他程度低的人到利他程度高的人的再分配能增加公共物品提供总量。人们的利他系数表现为U型曲线，其政策意义在于，若对利他系数最低的收入组增税，而对利他程度最高的收入组减税的话，可能会增加私人捐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们合作或自愿捐赠背后的原因十分复杂，影响人们捐赠决策的因素也是多元化的。为了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必须考虑人们捐赠原因的复杂性。现实情况是，大多数人的利他行为都是非纯的，人们希望从捐赠本身获得某种利益；也不能期望每个人的道德水平都很高，认为搭便车是错误的。其次，影响人们实际捐赠决策的因素也很多，政府的个人所得税优惠、个人收入、政府支出都可能影响人们的捐赠量。这样，为了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激励捐赠的机制设计就变
得至关重要。
三、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与国外经验
实际来看，提供不同公共物品的非营利组织获取资金的来源不同。根据美国劝募咨询协会(1982)的统计，美国1981年流向慈善机构的私人捐赠总额达536亿美元，这大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而美国捐赠基金会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美国2005年慈善捐赠为2602.8亿美元，约占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1％。可见，慈善捐赠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比较稳定。如表1，根据问卷调查显示，美国1993年每个家庭的平均捐赠量流向的慈善机构依次为宗教组织、教育以及公共事业。如表2，美国1992年慈善机构按亚分类的年度资金来源为私人捐献、其他部门的购买或支出以及其他收入，在这些部门中，宗教组织获得私人捐赠最多，其次为艺术与文化，再次为公民、社会与共济组织。而健康服务作为美国最大的非营利收入来源，则最少依赖于私人的捐赠，私人捐赠只占其收入来源的3.6％。
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看，公共资助、私人捐赠、收费在非营利组织资金来源中的相对重要性也不尽相同。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非营利组织较多地依赖于公共资金，虽然收费在某些领域也扮演着同样重要的作用。相关研究表明(Lesterm.salamon和anheier，1994)，在西欧国家里，非营利部门规模相差无几，但在英国，私人捐赠是非营利组织重要的收入来源。卫生保健在美国所占比重很大，但是这一领域私人捐赠却显得并不重要。德国有很多非营利医院是依靠其国家卫生保健系统的支付来运营的。教育和科研在英国和日本都非常重要，这些部门主要是由收费和政府资助来运营。相较而言，德国具有比较少的私人教育机构。全球非营利机构活动范围分布的差异，反映了国家在提供社会服务、卫生保健、教育方面的巨大作用。同时，也反映出政府对待非政府组织的不同态度，非政府组织常常可能成为政府政策的反对力量。有些国家比如美国，对非政府组织的管制可能要比欧洲和日本松些。
由此可以看出，国外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渠道主要有如下途径：第一，政府资助。当然这种政府支出的形式在国外是多样化的，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之间经常形成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从政府那里间接获取资金支持。这时，主要防止的是政府的津贴会不会减少私人的自愿捐款和减少多少的问题。第二，私人捐赠。人们对非营利机构的捐赠可能源于纯利他主义，也可能源于非纯利他主义，还可能出于道德、使命感、责任感等。这样，个人为了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量，都会或多或少地进行慈善捐赠。但是，每个人的利他程度又是不同的，不可能期望每个人都有较高的利他主义系数，大多数人的利他主义倾向都是非纯的。所以，为了有效避免公共物品中的搭便车和非合作行为，世界各国都普遍采取了对公共物品的自愿贡献减免税的方法激励个人的自愿捐赠，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减少效率损失。还有一种间接捐赠方式是发行，在国外，非营利组织通过发行募集资金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理论分析表明，慈善能促进人们合作，克服搭便车行为，发行和为公共物品筹资相结合会大大提高销售额。第三，会费或服务收费。很多提供俱乐部公共物品的非营利组织，其服务对象一般是会员，为了避免这种公共物品消费的拥挤性，采取向入会的会员收取一定会费的形式，以减少服务对象保证公共物品会员消费的非竞争性。因此，会费可能就构成了这类非营利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这种非营利组织在国外和中国都很普遍，比如行业协会等。另外一些非营利组织比如非营利医院、大学等通过提供特定的服务，并向服务对象收费来弥补成本的一部分甚至是全部，这些非营利组织是提供非纯公共物品的组织，非纯公共物品由于具有一定的私人物品的特点，因此具有一定的可销售性，这类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服务收费来覆盖其提供公共物品的成本。
四、我国非营利组织资金困境与化解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人们需求的日益多样化，这些年各类非营利组织在我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根据2000年对全国民间社团组织进行的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有41.4％的社团认为它们面临的第一困难是缺乏资金。
(一)我国非营利组织资金缺乏的原因
1、缺乏必要的政府资助。我国的政府部门并没有像美国那样，通过为非营利组织提供资助，委托非营利组织提供服务，也就是不存在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服务购买和契约关系。在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方面，官办非营利组织主要由政府投资，政府直接生产公共物品，这类非营利组织比民间非营利组织资金状况好。而对于纯粹的民间组织来说，他们的资金获得渠道比较单一，很多组织资金的来源具有偶然性。
2、私人捐赠在非营利组织资金来源中所占比例较小。对于直接捐赠而言，我国目前捐款比较积极的是组织捐款或法人捐款。个人捐款所占的比重很小，个人捐赠劳动或时间的估计就更少。而根据国外经验，个人捐赠一般会占到很大一部分。对于间接捐赠形式的福利而言，我国现行的发行方式在宣传上过于突出其奖金数目和获奖概率，而对发行的公益性、慈善性宣传不够，这会影响的销售额，因为强调的公益性会增加发行者的善款收入，“公益性”是促使人们购买的重要因素。此外，我国的发行缺乏广告效应，因为慈善组织的劝募广告，能够提高、唤醒公民的志愿意识、公民意识以及平等性感觉，这也会有利于私人捐献。
3、法规和政策激励作用不足。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公益事业的捐赠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是涉及捐赠方税收优惠的重要法律。但是这部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公众的知晓度似乎并不高，导致这部法律很难起到激励公民捐赠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国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政策也不明确、不具体、不系统，税法中没有明确体现出对非营利组织的界定、对不同类型非营利组织减免的税种、减免幅度等具体内容。
4、管理体制和民间的观念及意识落后。我国对民间组织的控制比较严格，非营利组织的成立必须经过业务主管部门和民政部门的双重审核、双重负责、双重监管。民间非营利组织难以合法地自发成立，非营利组织越难成立，说明公民通过自愿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就越难，公共物品提供的自愿机制就难以正常实现。结果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公共需求得不到及时响应和满足。另一方面，民间的志愿意识和观念也很淡漠，原因之一是我国的非营利组织长期以来都是采取的政府选择的方式，人们一直以来认为公共物品应该是而且都是政府部门提供的，由于政府提供的“免费幻觉”，使人们有很强的搭便车愿望；原因之二是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支出可能会挤出私人对公共物品的自愿供给，这也导致人们对慈善事业漠不
关心和不积极地为民间组织捐款。
(二)政策建议
第一，强化政府资助。政府资助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非营利组织资金来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不同的非营利部门获得政府资助的力度、规模、形式有所不同。针对不同领域的非营利组织、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公益性及受益范围的不同，政府的资助强度和方式可以不同。并且，政府资助不一定要采取政府直接投资亲自经营的方式，这种政府直接生产的方式对私人捐赠的“挤出效应”较大。资助形式可以多样化，其原则在于降低公共物品的供给成本，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例如，政府津贴、补助、政府购买、合同承包等多样化的形式，这种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伙伴关系既可以降低政府直接生产公共物品的财政负担、提高公共物品的生产效率，也可以缓解政府直接支出对私人捐赠的“挤出”。政府并没有直接投资、经营非营利组织，但政府可以做“资金和指导的提供者”。这种伙伴关系将使非营利组织获得资金的同时改进了公共物品的提供效率，同时还可以监管非营利组织的运营。
公益捐赠的意义篇10
首先是各项规定种类繁多，相互之间的法律地位不一致。涉及公益捐赠行为税前扣除的法律规范，第一层次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和修改的法律，如《个人所得税法》。第二层次是国务院的国务院令，如《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三层次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规定，如《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法字[1994]3号）。第四层次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联合发文（如财税字[20__]30号、财税[20__]28号），国家税务总局的函件（如国税函[20__]953号），这也是最常见的规定。最后还有部分各地税务机关的解释、通知等。这些规定，第一、第二层次的规定较为原则，仅仅就税前公益捐赠的对象、用途、比例等作了原则性规定，第三层次的规定主要是对第一、第二层次的规定进行了解释，一定程度上仍然缺少可操作性，第四层次的规定，通常对某一类型的公益捐赠进行明确，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法律层次上，第一、第二层次的规定具有法律（含行政法规）意义，而第三层次的规定通常就是一些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至于第四层次的规定多属于机关内部公文，部分属于规范性文件，一定程度上存在以机关公文解释法律规章的情况，较少具备法律意义。
二是下位法违反规定突破上位法、越权解释情况时有发生。第一第二层次的法律规范均规定了税前扣除的具体标准：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为3、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标准为30，但是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具体规定中，很多公益捐赠行为的税前扣除标准突破了这些规定。如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有无条件全额扣除、有条件全额扣除、10扣除（如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标准有无条件全额扣除、有条件全额扣除等。这些规定，一方面在扣除标准上对上位法进行了突破，另一方面对接受公益捐赠的社会团体性质、公益捐赠的公益性质等事项没有全部解释，更没有解释突破的原因。
三是相同或者相近目的的公益捐赠税前扣除标准不完全一致。第一种是同一类型公益捐赠在不同税种间的扣除标准没有统一按照原则性规定执行，如向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的公益捐赠，个人所得税不允许税前扣除，企业所得税允许全额扣除；向中国之友研究基金会的公益捐赠，个人所得税不允许税前公益捐赠，企业所得税允许扣除3。第二种是相近类别的公益捐赠扣除标准不同，如同样是向农村义务教育的公益捐赠，如果是通过特定的“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进行，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均允许全额扣除（财税字[20__]103号），而通过光华科技基金会、阎宝航教育基金会进行，则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只允许分别按照30和3税前扣除（国税函[20__]164号、国税函[20__]341号）。
四是系统性、条理性不够。综观有关公益捐赠行为的税前扣除规定，每年都有新的规定，各个规定之间相互割裂，反映不出国家政策对于公益捐赠行为的政策倾向；同时，关于公益捐赠行为税前扣除的规定，上位法和下位法、法律规范和部门规定之间，虽有统属，但互不衔接，缺少条理性。这样，一方面加大了各级税务机关的执行难度，唯恐遗漏，另一方面降低了政策的统一性、透明度，不少纳税人对于公益捐赠行为的税前扣除标准难以有效掌握和了解，反而不利于规范公益捐赠行为。
上述情况说明，公益捐赠行为税前扣除的立法工作需要规范，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制定统一的公益捐赠行为税前扣除规范。统一规范的内容应当包括以下及各方面。第一，明确国家对于公益捐赠行为的政策倾向，如鼓励对什么人、什么地区、什么项目、什么情况进行公益捐赠，对什么人、什么地区、什么项目、什么情况不鼓励公益捐赠；第二，明确鼓励公益捐赠采取什么样的扣除标准，扣除标准的分层分级标准。第三，在有关国家职能机构之间进行立法、执行权限划分，避免政出多门、相互矛盾。第四是动态管理、适时修正，根据具体国情适时修订统一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