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现状篇1
【关键词】二氧化碳排放排放现状对策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于2006年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而且近几年来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加，2012年全年排放量达到8106.43百万吨。中国曾承诺将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于2030年前停止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实施减排任务同时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现状及影响因素有一个细致的了解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来源
化石能源的消耗是造成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原因，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发展，其中第二产业1978年至2015年的平均比重达到45%，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耗总量占到总能源消耗量的80%以上，由此推断，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来源。
在第二产业内部，不同细分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存在差异，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分别占到40.1%、24.2%、7.3%、6.7%和6%。
农业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比例较低，而且农业生态系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够减少因人类活动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但是，中国大规模的砍伐树林、毁坏良田、破坏湿地等活动使农业生态系统的吸碳能力大幅度下降。
二、二氧化碳排放现状
2000年至2012年，中国全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从5389百万吨增长至16572百万吨，具体来看，200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排在前五的省市区分别为辽宁、广东、河北、山东和山西，到2012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排在前五的则分别为山东、江苏、广东、河北和内蒙古，虽然排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排在前五位的省市占比加总基本保持在35%左右，这说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集中度基本保持不变。2000年至2012年中国全国的二氧化碳平均年增长幅度达到为9.81%，其中，海南、宁夏、内蒙古、陕西、青海、山东、广西、新疆、福建、云南、江苏、湖南、浙江和河南大于全国的二氧化碳平均增长速度，因此，这些地区的减排任务严峻。海南、宁夏两地的增长速度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基数小，但若不引起重视，这两地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超过其他地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2012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位居第五，若仍然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势必会成为中国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地区。
从地区来看，2000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为2633百万吨、1757百万吨和999百万吨，比重分别为48.87%、32.60%和18.53%；2012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为7733百万吨、5340百万吨和3500百万吨，比重分别为46.66%、32.22%和21.12%。2000年至2012年，虽然三大地区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贡献度排序依然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但是东部的贡献度明显下降，中部基本保持不变，而西部的贡献度明显上升。东部、中部、西部和全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平均增速为9.39%、9.71%、11.01%、9.81%，西部地区的增速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
三、二氧化碳排放因素分析
人口、经济增长、技术水平是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因素。
人口增长会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二氧化碳的排放：一是人口数量的增加会使得对能源的消费增加，进而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二是人口的增加可能会导致森林、湿地、草原等生态系统的破坏，减少其二氧化碳的吸收能力，间接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
经济增长影响二氧化碳排放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对二氧化碳排放有促进作用，而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二氧化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在经济增长初期，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扩大生产规模，即扩要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投入量来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会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量增加。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结构发生改变，过去高污染的工业经济开始转向清洁的技术型、服务型经济，结构效应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另外，经济增长带来的技术进步也进一步抑制了二氧化碳的排放。总结来说，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即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初期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当经济发展达到一个临界点后，二氧化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而开始减少，这就是库兹涅茨曲线。
技术水平可以通过三大主要途径影响二氧化碳的排放。第一，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实现节能产品的生产和应用，这将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量，进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第二，技术水平的提高可增加对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利用，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第三，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改变，从以能源为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渐过渡到以资本为要素投入的经济发展方式。
四、结语
目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情况依然严峻，西部地区是未来二氧化碳减排应该着重注意的区域。在实行二氧化碳减排工作时，要充分认识到人口、经济增长以及技术水平对其的影响作用，将他们纳入一个统一的工作框架，制定一系列有效措施，以此实现在2030年前停止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韩玉军，陆D.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基于对Co_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
[2]李国志.基于技术进步的中国低碳经济研究[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1.
碳排放现状篇2
1.1评价体系构建
由于低碳经济其实质就是以较少的能源消耗获取较大的经济和环境效益，为了剔除规模差异对各地区Co2排放水平的影响和检验经济整体活动对Co2排放的影响，在评价一个地区和省市低碳水平时，必须要兼顾经济效益（GDp）和环境（Co2净排放量）协调发展。为了研究问题方便，本文将29个省市分成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区域。华北包含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5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包含辽宁、吉林、黑龙江3个省；华东包含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7个省、市；中南包含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6个省、自治区；西南包含重庆、四川、贵州、云南4个省、市；西北包含陕西、甘肃、青海、宁夏4个省、自治区。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于1965年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index,简称RCa指数）的测算原理[14]，本文选择人均Co2净排放和单位GDp的Co2净排放等指标构建Co2净排放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测算模型，该模型包括2个部分。
1.2数据来源和处理
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按照国家统计局对“能源消费总量（×104t标准煤）”定义的阐述，系指一定时期内，全国各行业和居民生活消费的各种能源的总和。包括原煤和原油及其制品、天然气、电力。因此，本文在计算各省（市、自治区）Co2排放量过程中可以直接将各省（市、自治区）能源消费总量乘以该省（市、自治区）煤转化成Co2的折算系数（指1t标准煤燃烧释放的Co2数量（t），不需要提供石油、电力等折算系系数。而不同年份、不同省份标准煤转化成Co2折算系数的数值是通过中国“十二五”各地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下降(%)指标和各地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下降(%)指标两者相除，首先得到“十二五”各地区每年单位能耗Co2下降指标，并由此计算得出“十二五”各地区每年单位能耗Co2下降相对于全国平均指标的水平，将此作为因变量，年份作为自变量，采用外推模型[17]得到2005~2010年各因变量数值,即2005~2010年各地区每年单位能耗Co2下降相对于全国平均指标的相对水平。然后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16]计算出2005~2010年各年全国平均单位能耗Co2排放量，并将该数值乘以上步骤计算得到的当年各地区单位能耗Co2下降指标相对全国平均指标的相对水平，即可得到2005~2010年各地区标准煤转换成Co2的折算系数。2005~2010年各个区域人均和单位GDpCo2净排放量的ReCj,n、aeCYj,n、ReCi、aeCYi等数值分别通过公式（1~6）计算得出。
2Co2净排放空间格局及演变
2.1区域Co2净排放空间格局及演变
区域人均Co2净排放格局及演变图1给出了2005~2010年六大区域人均Co2净排放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变化趋势。可以看出：2010年人均Co2净排放量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整体上呈现北高南低，且态势十分明显。其原因是北方地区多为资源型省份和重工业基地，其高耗能产业较多，能源利用效率偏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还可以看出：华北和东北地区2005~2010年人均Co2净排放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南部地区、西南地区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华东地区在2007年以前高于全国水平，而2007年后低于全国水平；西北地区2009年以前低于全国水平，2009年开始高于全国水平。此外，还可以看出整个中南部地区人均Co2排放量相对全国维持2.1.2区域单位GDp的Co2净排放格局及演变单位GDp的Co2净排放量是每单位经济产出所释放的Co2量，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对Co2净排放的贡献程度。图2给出了2005~2010年六大区域单位GDp的Co2净排放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变化趋势。从aeCYj,n的数值可知：当aeCYj,n>1，说明该地区单位GDp的Co2净排放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aeCYj,n>0则说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南和华东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2个区域在处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方面做得较好，在同样经济增长情况下，能最大限度降低对环境的污染。而西北、华北、东北、西南地区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西北地区最高，表明该地区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的Co2排放量）最大，需采取节能减排措施，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大力降低Co2排放量。从该图还可以反映:中南地区虽然碳排放强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2005~2010年出现增长的势头，如不加强控制，很可能在未来也处于高碳排放的行列。
2.2省域Co2净排放空间格局及演变
2.2.1省域人均Co2净排放格局本文将ReCi>2的省（市、自治区）定义为人均Co2净排放强度区。2>ReCi>1，为人均Co2净排放中度区。1>ReCi>0属于人均Co2净排放低度区。根据计算结果，宁夏、内蒙古属于人均Co2净排放超强区；江西、海南、云南、广西、安徽等省属于人均Co2净排放低度区，其它省（市、自治区）属于中度区。2005~2010年期间，北京、黑龙江、上海3个省市排名分别下降了5位以上，表明3个省市在人均Co2净排放上下降幅度较大，而陕西、重庆2个省市排名上升了5位以上，表明该地区人均Co2净排放加剧，政府应充分重视，及时采取行政等手段进行干预。
2.2.2省份单位GDp的Co2净排放本文将aeCYi>2的省（市、自治区）定义为单位GDpCo2净排放强度区。2>aeCY>1定义为单位GDp二氧化碳净排放中度区，1>aeCY>0定义为单位GDp的Co2净排放低度区。可见，宁夏、贵州、山西等一直属于单位GDp的Co2净排放超强区。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一直属于单位GDp的Co2净排放低度区。吉林省2010年相对2005年下降了6位，说明该省单位GDp的Co2排放量下降趋势明显。而海南上升了5位，表明该省碳排放强度增高态势明显，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大力减少Co2排放。
3结论与展望
第一，本文在充分考虑了各地区森林等对Co2净吸收和不同年份，不同省市由于省市低碳技术等发展不均衡造成单位标准煤排放Co2数量有所差异的基础上，对全国六大区域和全国29个省市对中国2005~2010年各区域和各省人均和单位GDp的Co2净排放量进行了更为精准的计算，更加清楚地分析了中国Co2净排放时空演变特性。
第二，本文将经济学中显示性比较优势理论引进地理学的空间分析中，并与变异系数分析方法相结合，更为直观的分析了各区域和各省市的Co2净排放现状和时空差异性。
第三，2005~2010年，华北和东北地区人均Co2净排放一直较高，而中南、西南地区一直较低，区域差距逐渐缩小；中南和华东单位GDpCo2排放量一直较低，而西北、华北、东北、西南地区一直较高，西北地区最高。2007年以后各区域差异出现明显缩小态势；宁夏、内蒙古属于人均Co2净排放超强区；江西、海南、云南、广西、安徽等省属于低度区。北京、黑龙江、上海3个省市下降幅度较大，而陕西、重庆2省市上升加剧；省际间差异呈现“震荡”，但总体略呈减小态势；宁夏、贵州、山西等省一直属于单位GDp的Co2排放超强区。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一直属于低度区。吉林下降趋势明显，而海南增高态势明显。2007年以后各省差异缩小。
尽管将显示性比较优势理论和变异系数分析方法的结合能够较好的揭示中国Co2净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但是由于文章能够选取的时间序列并不是很长，仅从2005~2010年，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碳排放现状篇3
关键词：碳排放量；碳生产率；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碳排放量发展现状分析
1、碳排放量的核算
本文碳排放量的核算方法参考樊友良的《江西碳减排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均是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类能源为直接对象进行计算的。
2、我国碳排放量的发展现状
由分析可知，我国碳排放量在1990-2011年间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在2002年之前碳排放量的增速较缓，而在2002年之后，碳排放量明显上升，到2011年已经达到216504.6万吨，相对于1990年的64683.64万吨，翻了3.35倍。如果碳排放量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增加下去，势必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要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协调好与环境的关系，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不同省份的现情出发，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从各省在2010年碳排放量的情况来看，山东省的碳排放量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大约有24080.86万吨，占到总量的10.08%，继而是山西、河北、江苏、河南、内蒙古、辽宁和广东，这省份的碳排放总量已经占到52.35%。因此，从碳排放总量来看，这省份是减少碳排放量首先要考虑的重点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要首先从这几个省份着手。另外，从我国2010年的碳排放区域分布情况可以看出，碳排放量高的区域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点。因此，从大的方面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北方地区应该是我们优先考虑整治的区域。
二、我国碳排放强度现状分析
1、碳排放强度的核算方法
碳排放强度是指单位GDp的碳排放量。
2、我国总体碳排放强度现状
由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碳排放强度从1990-2011年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从1.2.1碳排放量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碳排放总量是不断上升的趋势，而此处碳排放强度不断下降，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大幅度提高。其中，在1997年之前，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尤其明显，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期间的碳排放总量相对低一些；而在1997年之后，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十分缓慢，这主要是随着碳排放总量的大幅度增加，我国经济水平也明显提高。
从各省在2010年碳排放强度的情况来看，宁夏的碳排放强度高于其他省份，继而是山西、贵州、内蒙古、新疆、甘肃、陕西、黑龙江和辽宁，这九个省份的碳排放强度已经占到51.69%。因此，从碳排放强度来看，这九个省份是减少碳排放强度首先要考虑的重点区域。另外，从我国2010年的碳排放强度区域分布的情况可以看出，碳排放强度高的区域主要集中于北部地区，东南部沿海地区较低，呈现北高南低、中高两边低的特点。因此，从大的方面来看，北方地区应该是我们优先考虑整治的区域。
三、用碳生成率反映的经济发展现状
1、碳生产率的核算
碳生产率是指单位二氧化碳的GDp产出水平，它与碳排放强度呈倒数关系。
2、我国碳生产率的发展现状
由1990-2011年碳生成率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碳生产率一直在不断增加，根据它的定义可知这正好与碳排放强度的变化趋势相反，这也说明单位碳排放量的产出水平逐步增加，间接地表明，在一定的环境承载能力下，产出水平相对原来水平在不断提高。因此，提高碳生产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持续发展。
从2010年我国各省碳生产率的情况可以看出，北京市的碳生产率高于其他各省市，其次是广东、上海、福建、浙江、江苏、广西、江西、湖南和四川，这几个省市的碳生成率达到了53.44%，这些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发达，并且以第三产业为主，致使其工业能耗较低；另外，宁夏、贵州的碳生产率极低，这主要是其经济不发达，并且许多高能耗工业企业都搬迁到这些省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针对不同省份的具体情况来分析。
四、用碳排放量和碳生产率的综合区域分析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把省份划分到不同的象限（以横轴表示碳排放量，纵轴表示碳生成率）：
第一象限：表示高碳排放量和高碳生产率，主要集中在浙江、广东和江苏这三个省份；第二象限：表示低碳排放量和高碳生产率，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广西、江西、重庆、上海、福建、湖南、湖北和四川这些省份；第三象限：表示低碳排放量和低碳生产率，主要集中在海南、青海、安徽、云南、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和陕西这几个省份；第四象限：表示高碳排放量和低碳生产率，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北、河南、辽宁和内蒙古这几个省份；
在第四象限的省市是我们应该首先考虑的重点，因为它们的碳排放量高，尤其是山东省；而且其碳生成率极低，也就是说地区生产总值相对来说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水平。当然，接下来可持续发展从低碳着手的话，也不能一味的发展这些省份的经济，同时还应该降低其碳排放量，双重效果才是满足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第二象限的省市是我们可以借鉴学习的对象，因为它们的碳排放量相对很低，并且其碳生产率较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省市大多以三产为主要的产业而不是工业，其能耗固然不高，并且大量的引入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产业升级和转型，不断带动本省市的经济快速发展。
五、从低碳的角度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当下必须要走低碳发展道路，不同的地区经济、社会、环境和人文发展状况不同，因此，需要根据各省的实际情况来研究每一个省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下面我们结合以上分析来给出政策建议：
1、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面对目前节能减排的巨大压力，高耗能行业必然是首先进行限制发展的重点对象，而且必须对以高耗能、高污染的省市进行优先治理，如山东、河北、河南和辽宁等，对高耗能行业进行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并引进先进技术、科技和研发人才，大力推进高能耗、低效率到低能耗、高效率的转变。就如河北是一个钢铁大省，必须在大力发展我省经济的同时对钢铁产业进行转型和升级，实现我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大力发展低碳产业
在进行节能减排的过程中大力发展低碳产业，如节能环保产业等，而不是简单的对高耗能产业进行转移。就比如，北京市在节能减排的发展过程中把许多工厂转移到我省的曹碑店等地，这些高能耗工业将对我省的低碳发展产生极大的阻碍，在今后发展我省经济的过程中要大力引进高技术、低能耗产业，这要才不违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3、引入清洁能源、发展低碳技术
能源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大力降低煤炭、石油等的消耗才能从根源是解决碳排放问题，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可以引入清洁能源，如风能、太阳能和核能等来替代传统能源。另外，可以通过引入先进的低碳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碳排放现状篇4
关键词碳排放核算；时空特征；情景分析；低碳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7-0070-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7009
碳排放核算是认识城市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状况的数据基础，有利于城市碳排放核算体系的完善，是科学评价城市低碳发展所处阶段的重要指标，更是制定减排政策的重要依据。已有研究对于碳排放核算方法主要采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部门核算方法或排放系数法、基于ipat方程测度区域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以及徐国泉提出的碳排放量分解模型等。在数据资料方面多结合我国能源统计系统的统计数据，即在一定时期内地区用于生产、生活所消费的各种能源总量，统计范围通常包括煤炭、焦炭、各类石油、天然气等实物消费量，数据多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排放因子的选择上有直接采用ipCC推荐的缺省值，也有采用不同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如Doe/eia、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中国工程院、环保部温室气体控制项目等的排放因子值，还有学者选择经修正的排放因子进行计算，如取各类因子的平均值等不同做法[1-6]。
减排政策制定依赖于碳排放核算的数据基础和准备资料。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议》从国际社会层面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出了约束性的要求，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也设定了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在内的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目标，从国际社会到国内实践，碳减排政策影响着排放峰值拐点出现时的发展状况。京津冀地区以北京、天津两大城市为核心，河北省在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中处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洼地，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环境治理改善的重点在于河北省大气污染治理，因此河北省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举措将对区域整体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起到推动作用。本文选择河北省全域作为研究区，按照基本现状、时空演变、未来预测的逻辑思路展开，以核算河北省能源活动碳排放为研究重点，旨在完善和发展河北省碳排放核算的数据基础，重点掌握其历史规律、现状水平和时空演进特征，结合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峰值拐点的基本预期，以及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资源环境约束，应用情景分析方法预测河北省能源需求和碳排放的未来发展趋势，探讨资源环境制约条件下区域减排的政策选择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为河北省开展生态环境调研、治理与改善提供数据基础和实践指导。
1河北省能源活动碳排放核算
1.1方法学及数据来源
对省级温室气体排放的核算主要采用国家发改委研究的《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指南（试行）》，对能源生产和消费、工业生产过程、农业、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废弃物处理几方面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计算，以省级行政辖区作为核算边界，反映了省域作为一个单元整体的温室气体排放状况。以河北省下辖的11个地级市作为核算的地理边界，一方面了解全域能源消耗导致的碳排放状况，另一方面对排放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更加直观的分解。对城市温室气体核算的基本方法采用排放因子法，即通过不同能源种类的消费量活动水平数据乘以相应的排放因子参数来计算[7-8]。
e=∑Fi×eFi（1）
其中，e表示城市能源活动产生的碳排放总量，F为能源实物消费量，eF为不同能源消费种类相应各自的排放因子，i为能源消费种类。
活动水平数据主要包括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农业活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废弃物处理活动水平数据，研究的时间尺度选择河北省11个地级市2005-2013年的数据资料，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以及能源消费等状况的数据收集采用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其中，自上而下的数据收集主要来源于历年的《河北省统计年鉴》《河北省经济年鉴》、能源平衡表、各城市的统计年鉴、社会经济统计公报、能源统计年鉴及部分城市能源平衡表、行业协会的调研报告等，自下而上的数据则主要通过实地调研和专家估算数据等取得，少量缺失数据采用了回归分析的估算方式，涉及到的社会经济等数据按照2005年不变价格进行了调整。排放因子通常采用研究机构的指南或根据本地排放情况进行修正，本文计算时采用了世界资源研究所关于排放因子的研究以及《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指南（试行）》和《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工具指南（2.1版）》的排放因子数据[7]。
朱婧等：能源活动碳排放核算与减排政策选择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7期1.2时间尺度上的排放值
能源活动的核算范围主要包括城市地理边界内的消费固体燃料（原煤、洗精煤、焦炭等）、液体燃料（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的排放量，即范围一排放，以及城市调入调出的电力和热力排放，即范围二排放。进行范围一核算时资料数据较为完整，对2005-2013年的排放核算结果发现：①从排放总量上来看，唐山市排放量始终最高，占比为河北省全域排放总量的一半以上，这与其工业结构布局密切相关，钢铁、电力、水泥、造纸、选矿、陶瓷等生产皆为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尤其是唐山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的城市发展定位，导致碳排放总量较大。衡水市、承德市和秦皇岛市的排放相对最低，主要由于产业结构中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经济所致；②从碳排放量的整体变化上看，所有城市的排放均呈增长的趋势，2009年以后增幅更为明显，且城市之间的增速差异较大，如廊坊市年均增长最快约为17%左右，秦皇岛市年均增长最表1能源活动碳排放量（范围一）
慢约为3%左右（见图1）；③范围二的核算受获取资料限制，只针对石家庄市、唐山市、邯郸市和秦皇岛市的范围二排放（其中唐山市缺少2012年和2013年的数据）进行核算，研究时段内唐山市的排放最高，始终保持增长的态势，其范围二的排放比其它城市范围一排放量还要高，石家庄市、邯郸市和秦皇岛市的范围二排放量则保持相对稳定，说明城市调入调出的电力和热力总量变化不大（见表1）。
1.3空间尺度上的演化特征
将研究区域的能源活动碳排放总量进行空间尺度上的研究，比较2005年、2010年和2013年的排放状况，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河北省全域碳排放的空间变化特征：①2005年，按照城市碳排放量基本可以分为3类，唐山市排放量最高超过9000万t，保定市、石家庄市、邢台市和邯郸市属于排放次高的3000-5000万t的范围，此外的其它6个城市排放量少于3000万t，属于河北省排放较少的城市；②2010年，随着工业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河北省排放的空间格局有了一定的变化，唐山市仍旧排放量最高，排放量显著增加的有石家庄市、邢台市、邯郸市和沧州市，排放均大于5000万t；③由于经济增长、城镇化的高速推进，加之城市本身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定位等原因，碳排放量进一步增加，2013年显著增加的是保定市和邯郸市，均超过了7000万t。总体说来，若以北京市的地理位置为基准，则北京市以北的几个城市排放相对较小，以南的城市排放较大。近10年中各城市的碳排放都有所增长，唐山市始终是排放量最高的城市，承德市和秦皇岛市相对排放量最低，但通过对2013年排放情况的分析，发现承德市和秦皇岛市的排放量也有所增长，亟待探索区域低碳发展的新途径（见图2）。
1.4碳排放惯性增长预测
为了进一步判断河北省整体的能耗及碳排放发展趋势，假设延续当前的发展特点和以往的发展模式，就能耗强度指标而言，“十一五”期间年均下降了6.6%，“十二五”期间年均下降了3.2%，若到2030年以前仍能保持“十二五”期间年均能耗下降的水平，那么到2015年、2020年、2025年和2030年的能耗强度将分别为1.107、0.942、0.802和0.683。假设按照目前的惯性发展趋势，进一步对碳排放状况进行预估，选择Kaya模型表达式为基础估算2015-2030年河北省碳排放量[9-10]。式（2）为估算碳排放量采用的Kaya模型表达式。
Co2=p×（GDp/p）×（e/GDp）×（Co2/e）（2）
其中，p为年底人口数，GDp/p为人均GDp，e/GDp为能源强度，主要与技术水平相关，Co2/e为碳排放系数，
主要与能源利用结构有关。Kaya模型中对人口参数的预测以河北省卫生计生委的相关规划为依据，河北省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将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控制在7.13‰以内，总人口控制在7400万人以内。从“十三五”开始，人口增速将会快速下降，但人口总量仍将呈惯性增长态势，预计将保持4‰左右的增长率。到2020年，人口增长将达到7500万人，2025年前后预计实现总人口峰值7700万人左右，之后开始缓慢减少，预计将出现2‰左右的下降率，到2030年下降到7600万人左右。
对人均GDp参数的预测考虑实际经济增速，2014年底河北省人均GDp为6500美元左右，显示出处于工业化阶段中期的基本特征，第二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特点比较明显。就国家发改委对经济增长的趋势预测，分别按照“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期间年均GDp经济增速为7%、6%和5%的假设，结合《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及其他相关经济预测数据，以2015年为基准年份，设置“十二五”期间保持8.5%的经济增速，“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期间则分别为7%、6%和5%，那么在此预测条件下河北省人均GDp的变化情况见图3。
基于Kaya模型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估算，碳排放的变化与能耗强度下降率直接相关。若考察人均碳排放量指标，则预估在2015年、2020年、2025年和2030年分别为11.7t/人、13.7t/人、15.3t/人和16.8t/人，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而言，2013年全国人均碳排放约7.2t，显然依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是不可取的。对比国家能源发展规划中对能耗强度的目标要求设置，2015年全国能耗强度目标定为0.68，并作为约束性指标执行，即保持政策环境不变、经济惯性增长路径为特征，则河北省要到2030年前后才有可能与全国2015年的能耗强度水平相当，能耗水平落后全国平均水平约15年。因此若按照碳排放的惯性增长趋势，河北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将承受巨大压力，亟待寻找区域低碳发展的实施路径。
2.1方法学
情景分析法在低碳城市的政策制定和发展战略研究领域被广泛应用，发挥了重要的预测分析工具作用。以情景分析法为基础的研究多基于人为设定不同情景及相应参数的方式开展预测，根据经济、社会、能源利用等的历史发展规律及未来政策导向、发展走势等设定情景分析的相关条件，探讨低碳城市发展可能的能源需求和碳排放状况，最后根据预测的多种可能给出相应的改善环境管理的计划行动。情景分析研究的实质是构建了一套中长期战略预测的框架，基于现实情况或可预见到的未来发展趋势，预测未来情形和发展过程的一系列方案，即通过模型模拟，分析不同低碳情景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11-13]。在设置发展情景参数时，由于要探讨的是能耗强度变化对于碳排放影响的不同情景，因此将人口和人均GDp参数设置为同一个变化趋势。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情景分析分为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在不同的未来发展情景下进行政策设计，探讨碳排放总量达峰及拐点出现的可能阶段，并集中在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2个指标的情景分析上。
2.2低碳情景下减排政策设计
低碳情景的设置以各项规划计划对能耗强度下降的约束性指标要求为指导，同时结合河北省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特征。假设河北省碳减排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晚5年实现，那么到2020年之前能耗强度年均下降至少得在9%左右才有可能达成，以河北省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发展特征而言，加之京津冀一体化后承接的京、津两地的产业转移状况，在“十三五”期间能耗强度保持此下降率存在一定的实际困难。因此低碳情景下假设河北省能耗强度较全国水平晚10年实现，则2020年、2025年和2030年的能耗强度分别为0.82、0.68和0.564。依据Kaya模型表达式进行估算，则碳排放量在2020年、2025年和2030年分别为89919万t、99819万t、105680万t，较基准情景分别下降了13%、15%和17%左右；人均碳排放量分别为11.91t/人、12.96t/人、13.88t/人（见表2）。尽管如此，2030年河北省的人均碳排放仍高于2015年前后全国的平均水平，因此若从人均碳排放这个指标出发，河北省的低碳减排还需要更加严格的政策情景。
2.3强化低碳情景下减排政策设计
强化低碳情景下假设2030年碳排放回到2005年的排放水平上，此时人均碳排放与2010年全国平均水平相当。那么2020年、2025年和2030年的碳排放量分别为71228万t、58608万t、48225万t，较低碳情景分别下降了
若按照该情景发展，此时2030年河北省的人均碳排放将与全国2012年前后的平均水平相当，碳排放量下降幅度较大，属于绝对减排的范畴，由于该情景对经济发展阶段、技术条件、能源利用水平等条件要求较高，是最难实现的情景。
本文以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低碳发展要求为导向，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依照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基本特点，探讨了河北省的低碳发展路径。采用排放因子法核算了河北省2005-2013年能源活动碳排放量，分别从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上分析了历史排放特征，并基于情景分析法对减排路径进行了可选方案的设计，为河北省环境污染治理机制及改善途径提供了参考。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2005年以来，河北省下辖的11个地级市能源活动碳排放量呈增长的趋势，且“十二五”期间增速要比“十一五”期间高，城市之间的碳排放增幅差异较大，最快的廊坊市年均增长约17%，最慢的秦皇岛市年均增长约3%。从空间变化特征上来看，各个城市都表现出增长的态势，研究期内唐山市排放量最高，承德市和秦皇岛市相对排放量最低。河北省的能源活动碳排放量主要来源于产业部门，尤其是冶金、电力、建材、石化、化工、煤炭等行业是区域主导产业，耗能高、排放大，造成了长期积累的环境负荷。
（2）情景分析结果表明惯性增长趋势下，河北省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将承受巨大压力，基准情景下的发展路径是不可取的。低碳情景下假设河北省能耗强度较全国水平晚10年实现，则到2030年河北省的人均碳排放仍高于2015年前后全国的平均水平，因此低碳发展还需要更加严格的政策情景。强化低碳情景下假设2030年的碳排放回到2005年的排放水平上，则2030年河北省的人均碳排放将与全国2012年前后的平均水平相当，碳排放量下降幅度较大，属于绝对减排的范畴，同时也是最难实现的情景。
（3）核算区域碳排放量是全面了解整体排放水平和增长趋势的数据基础，同时也是预测未来能源需求及排放状况的依据，有助于激励政策制定者思考产业转型低碳发展的路径。实证研究表明，河北省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化石燃料污染物排放高的资源环境现状亟待改善，以能源消费源头总量控制的目标约束为导向，进一步探索促进技术进步、能耗水平降低的积极举措，以资源环境容量倒逼减排的思路指导河北省促进资源能源的高效利用，同时也对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治理起到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曾贤刚，庞含霜.我国各省区Co2排放状况、趋势及其减排对策[J].中国软科学，2009（S1）：64-70.[ZenGXiangang，panGHanshuang.thestatus，trendandcountermeasuresofcarbondioxideemissioninprovinciallevelofChina[J].Chinasoftscience，2009（S1）：64-70.]
[2]刘立涛，沈镭.中国能源分区情景分析及可持续发展功能定位[J].自然资源学报，2011，26（9）：1484-1495.[LiULitao，SHenLei.ScenarioanalysisofenergyzoningandfunctionorientationonsustainabledevelopmentofChina[J].Journalofnaturalresources，2011，26（9）：1484-1495.]
[3]汪浩，陈操操，潘涛，等.京津冀区域生产和消费Co2排放的时空特点分析[J].环境科学，2014，35（9）：3619-3631.[wanGHao，CHenCaocao，pantao，etal.SpatialtemporaldifferentiationofproductbasedandconsumptionbasedCo2emissionsandbalanceintheBeijingtianjinHebeiregion：aneconomicinputoutputanalysis[J].environmentalscience，2014，35（9）：3619-3631.]
[4]舒娱琴.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时空特征[J].生态学报，2012，32（16）：4950-4960.[SHUYuqin.SpatiotemporalcharacteristicsofcarbonemissionsfromenergyconsumptioninChina[J].actaecologicaSinica，2012，32（16）：4950-4960.]
[5]武红，谷树忠，周洪，等.河北省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资源科学，2011，33（10）：1897-1905.[wUHong，GUShuzhong，ZHoUHong，etal.RelationshipsbetweenenergyconsumptioncarbonemissionsandeconomicgrowthinHebeiprovince[J].Resourcesscience，2011，33（10）：1897-1905.]
[6]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6）：158-161.[XUGuoquan，LiUZeyuan，JianGZhaohua.DecompositionmodelandempiricalstudyofcarbonemissionsforChina，1995-2004[J].Chinapopulation，resourcesandenvironment，2006，16（6）：158-161.]
[7]世界资源研究所.温室气体核算体系[eB/oL].[2013].http：//.cn/xiangmu/wenshiqitihesuantixi.[worldResourcesinstitute.GreenhousegasaccountingtoolforChinesecities[eB/oL].[2013].http：//.cn/xiangmu/wenshiqitihesuantixi.].
[8]丛建辉，朱婧，陈楠，等.中国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核算方法比较及案例分析――基于“排放因子”与“活动水平数据”选取的视角[J].城市问题，2014（3）：5-11.[ConGJianghui，ZHUJing，CHennan，etparisonofcarbonemissionsaccountingmethodsandcasestudiesofurbanenergyconsumptioninChina：basedontheperspectiveof‘emissionfactor’and‘activeleveldata’.Urbanproblems，2014（3）：5-11.]
[9]陈飞，诸大建.低碳城市研究的理论方法与上海实证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09，16（10）：71-79.[CHenFei，ZHUDajian.theoryofresearchonlowcarbonctyandShanghaiempiricalanalysis[J].Urbanstudies，2009，16（10）：71-79.]
[10]朱婧，汤争争，刘学敏，等.基于DpSiR模型的低碳城市发展评价――以济源市为例[J].城市问题，2012（12）：42-27.[ZHUJing，tanGZhengzheng，LiUXuemin，etal.evaluationoflowcarboncitydevelopmentbasedonDpSiRmodel：acaseofJiyuanCity[J].Urbanproblems，2012（12）：42-47.]
[11]曾忠禄，张冬梅.不确定环境下解读未来的方法：情景分析法[J].情报杂志，2005，（5）：14-16.[ZenGZhonglu，ZHanGDongmei.Uncertaintysnalysisoffuturemethodenvironment：scenarioanalysis[J].Journalofinformation，2005，（5）：14-16.]
碳排放现状篇5
交通快速机动化发展阶段的到来，势必会对稀缺要素的供给保障产生强烈的冲击。无论是从能源的供给保障还是从碳排放的角度看，发展低碳交通已成为中国政府的不二选择。然而在发展低碳交通之前，对于交通碳排放状况进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中国交通碳排放现状已经处于低碳水平的话，那么就没有发展低碳交通的必要。鉴于此，本文对中国交通部门的碳排放总量、各种交通方式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效率等进行了分析，并与发达国家作了横向比较。
一、中国交通部门的碳排放总量分析二氧化碳排放量=∑ei×eFi（1）
其中e表示燃料消耗量，eF表示燃料的排放因子（见表1），i表示交通燃料的类型。根据ipCC的燃料碳排放因子，可以发现燃料单位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为：煤炭＞柴油＞煤油＞汽油＞天然气。从煤炭—柴油—天然气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中国交通结构调整趋向“低碳化”，但是总体上交通部门还是处于高碳排放的状态。交通领域有着明显的存量效应，高碳技术的机动车比例较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交通的高碳排放。随着铁路电气化、水路高效化、公路清洁化的发展，交通结构有了明显改善。
二、各种交通方式的碳排放量分析
（一）公路碳排放量分析从全社会交通碳排放角度看，公路碳排放应包括营运性公路运输业的碳排放和非营业性公路运输业的碳排放。2005年我国营业性载货汽车和载客汽车共消费汽油为0.17亿吨，柴油为0.39亿吨，排放二氧化碳分别为50.68mt和122.13mt，占交通碳排放的11.9%和28.6%，单单公路营运性运输的碳排放就占交通碳排放的40.5%。①随着经济增长，非营运性碳排放所占比例会逐年增加。按保守的统计数据估计，全社会公路碳排放占交通碳排放的70～80%。
（二）铁路碳排放量分析由于没有考虑电力因素，碳排放测算量无法完全反映出电气化结构调整的实际贡献。何吉成和吴文化指出，33年来电气化铁路使得中国铁路运输行业的直接减碳量为426.7万吨，直接减碳量年均增长48.3万吨。电气化结构调整为减少铁路能耗、二氧化碳排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②
（三）航空碳排放量分析近20年航空部门碳排放量呈现出上升趋势（见图2）。在整个时间段内，航空部门碳排放量累积增长了7.88倍，到2008年达到了36.4mt。2003年以来，航空部门碳排放增速加快。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经济增长，航空碳排放将会以较快的碳排放速度增长。
（四）水路碳排放量分析
水路运输作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中国90%以上外贸的货运运输工作。中国具有内河流域长、沿海区域广阔的特点，适合发展运能大、成本低、能耗少的水路运输。目前水路碳减排的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宏观层面，水路运力结构需要调整，主要包括内河船型标准化、老旧船和劣质船整治等方面；船运市场的无序竞争，使得水路运输的碳排放效率低下；航道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船舶的碳排放效率。在微观层面，主要存在运输企业管理水平低下、能源管理基础工作不完善、碳减排意识薄弱等问题。
三、不同交通方式的碳排放效率比较
交通方式碳排放效率受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来说，技术水平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随着科技发展，交通方式碳排放效率会持续提高。交通基础设施、交通状况、交通行为、运输企业管理水平等都是影响碳排放效率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在一定发展阶段，交通基础设施、交通状况等外部环境更能够影响碳排放效率。
表4列举了近20年来各交通方式的碳排放水平，可以发现碳排放水平较低的交通方式是水运，最高的则是航空。值得注意的是公路的碳排放水平。比较历年我国营业性道路运输客货运的碳排放水平发现，客货运碳排放水平持续增加。四、与发达国家交通方式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比较
（一）公路运输碳排放效率低于发达国家
中国汽车工业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发动机排放技术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据欧美国家的标准。目前欧美国家已经使用欧Ⅴ排放标准，而中国的排放标准基本上相当于欧Ⅲ的排放标准。因此，从技术水平上看，中国公路的碳排放效率明显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然而这是不符合逻辑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碳排放效率的评价指标选取问题。目前衡量交通碳排放效率主要用单位交通周转量的碳排放水平。单位交通周转量又由交通量和里程所决定，这其中涉及产业结构、基础设施、负载状况等多种影响因素，相互关系特别复杂，容易产生让人困惑的假象。
（二）航空客运碳排放效率高于发达国家
以单位交通周转量碳排放水平来衡量碳排放效率，就可以很直观地发现：如果单次飞行的客运人数或货运重量接近于满负载的话，那么单位燃料的碳排放功效就越高，即碳排放效率就越高。目前中国客运航空就正享受着规模效应的边际收益，而货运航空因高成本而未达到规模化水平，也就是说有着较高的边际成本。
在与日本、美国等国家的交通碳排放比http://www.Lwlm.Com较中，就可以发现客运和货运碳排放效率存在着较大差异，见表6。①在客运方面，三个国家的客运单位碳排放总体上均呈现下降趋势，而中国民航客运的单位碳排放水平低于日本、美国。由于中国民航客运需求大，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而使用了大中型飞机类型，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中小飞机的数量占总量的比重较大。在货运方面，中国航空货运单位碳排放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但是目前略高于日本。可见中国航空部门的二氧化碳减排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空间。
（三）水路碳排放效率呈现两极化分布
由于海运的国际化趋势明显，且各国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水路碳排放效率指标的绝对值不具有可比性，而且与其他运输方式的可比性差。因此重点对内河航运进行国际横向比较。其中美国（特别是密西西比河）发达的内河航运，可作为中国内河航运的参照标杆，但是需要注意发展阶段的对应性和可比性。
近几十年来美国内河航运单位碳排放指标的演变态势与单位能耗强度同步，呈现“U”形曲线，特别是近年来受高附加值货物比重、航速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能源强度和碳排放效率有所上升。而中国内河航运单耗和碳排放效率在大型运输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之间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一方面，中外运、中远、中海等几家具有多年涉外经营经验的大型运输企业，集约化程度和运作效率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其他航运企业因规模小、经营成本高等原因，忽视管理水平、船舶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提升，使得能源利用效率和碳排放效率相对较低。总体上看，中国内河航运的市场竞争次序混乱，无助于水路部门碳减排工作的有效展开。
五、主要研究结论
（一）中国交通部门碳排放类型属于高碳排放（二）中国不同交通方式的碳排放呈现显著差异性
如果将研究范围缩小到交通子部门层面，可以发现交通方式间的碳排放呈现显著的差异性。公路的碳排放水平要远远高于其他交通方式，水路则是较为清洁的交通方式。而从交通结构解读出“高碳看公路，低碳看水路”的主要规律恰恰反映出中国交通结构的高碳排放特征。
（三）国际比较表明中国交通碳排放效率较低
通过与典型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中国交通碳排放效率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航空客运方式等碳排放效率虽说高于典型发达国家，但是得益于中国总体的规模效应，而不是发挥根本作用的技术进步因素。从技术水平的角度看，中国交通部门的碳排放总体上属于高碳排放。
碳排放现状篇6
低碳经济综合评价研究现状
根据以上对低碳经济的概念和核心的分析，全面、客观地评价一个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必须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角度出发。我们可将现有的相关研究大体分为3类。
（1）国际权威机构制定的指标体系。一类是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提出的“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pSR）框架模型［4］。此后，联合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驱动力－状态－响应”（driv－ingforce－state－response，DSR）框架模型。最后，欧洲环境局（eea）综合前两种评价体系的优点，提出“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反应”（DrivingForce－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DpSiR）概念框架模型［5］。可以看出，DpSiR模型是pSR模型的扩展和修正，增加了造成“压力”的影响因素———“驱动力”以及当前所处状态对人类健康和资源环境的“影响”。另一类是澳大利亚气候研究所和欧洲e3G公司共同发表的《20国集团低碳竞争力》报告中提出的低碳竞争力指数、低碳改善指数和低碳差距指数［6］。
（2）国内权威机构制定的指标体系。具体代表性的指标体系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从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和低碳政策4个角度设计的指标体系［7］；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竞争力研究”课题组设计的指标体系［8］；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设计的低碳发展指标［9］。
（3）其他学者研究得出的指标体系。例如：庄贵阳等在对低碳经济概念进行探讨的基础上，从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低碳政策和低碳环境5个角度构建了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10］；冯碧梅认为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由总体层、系统层、状态层、变量层和要素层组成，其中系统层又分为自然生态系统、产业生态系统和人文生态系统［11］；付允等从经济、社会和环境3个方面构建了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了低碳城市的5大支撑体系———产业结构体系、基础设施体系、消费支撑体系、政策制度体系和技术支撑体系［12］；谢传胜等从经济、技术、社会、能耗排放、环境等5个方面选取了23个指标构建了城市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13］。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构建了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为低碳经济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仍存在指标数量繁多、信息交叉重复和未充分考虑指标间内在联系等问题。同时，以上指标体系共同存在的不足之处是：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片面关注低碳产出、低碳资源和低碳消费等，很少考虑人类活动对低碳经济系统本身的结构和功能的影响，忽视了低碳经济发展应以人为本的核心，不能充分反映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内涵。
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构建基础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是为了应对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的挑战。低碳经济的实现途径是技术创新、提高能效和能源结构清洁化等。低碳经济是在一定的碳排放约束下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均达到一定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发展低碳经济旨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globalsharedvi－sion）［14］。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应立足于发展生产、保护环境和优化资源三者同时进行，以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统一为目标。研究低碳经济时应将资源科学、环境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效结合，这就需要一个能将复杂问题明确化且又能将分解的各部分有效结合的指导方法。DpSiR模型为低碳经济评价提供了较好的研究工具。DpSiR模型被认为是一个系统考察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因果关系的基本而有效的工具［15］。利用该模型的学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消费等行为给自然环境施加了压力，进而导致自然环境状态发生变化；自然环境具有相应的功能，其状态的变化会给人类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人类会做出相应的反应。DpSiR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分析资源环境－经济社会方面的问题。例如：maxim等运用复杂系统论方法对DpSiR模型进行了补充，并运用该模型从政策、社会、和经济等方面对生物多样化的风险进行了分析［16］；ness等认为DpSiR模型符合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并用该模型研究波罗的海的富营养化问题［17］；atkins等从生态系统服务和社会福利的角度对DpSiR模型进行整合，创建了一个支持海洋环境决策的模型［18］。可见，近年来国外学者运用DpSiR模型分析各类资源环境、社会经济问题，这表明DpSiR模型具有很强的适用性。DpSiR模型强调经济运作、其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具有综合性、系统性、整体性、灵活性等特点［19］。其中，“驱动力”是造成环境变化的潜在原因，主要指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和产业的发展趋势；“压力”是指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环境的影响；“状态”是指环境在上述压力下所处的状况，主要表现为区域的资源消费状况和环境污染水平；“影响”是指系统所处状态对环境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响应”表明人类在应对环境的各种影响时采取的对策和制定的积极政策。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pSiR模型，将人的需求、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能源需求、碳排放等要素纳入低碳经济综合评价中，从而克服以前低碳经济评价片面关注资源状况与低碳消费或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不足，反映了低碳系统作为一个涉及人类活动与自然资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的特点，体现了低碳经济综合评价应以人为本、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构建原则要建立一个多维度的、科学的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使之既能横向比较各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又能纵向反映各地区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努力成果，需要遵循以下原则：（1）系统化与层次化相结合的原则。对低碳经济进行评价，不仅要全面反映低碳经济发展的各方面，较客观地反映各地区的低碳转型成果，而且要避免指标之间重叠。因此，应根据系统结构分出层次、对指标分类，使指标体系结构清晰明了。（2）科学性与可行性相结合的原则。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不仅要能科学地揭示低碳经济的性质和其转型特点，而且要简繁适中，各项评价指标及其相应的计算要标准化、规范化、有明确的释义。即便有些指标数据无法从现有的统计源中获取，但只要它们能反映低碳经济现象、体现其特征，也应适当将之纳入指标体系。（3）全局性和代表性相结合的原则。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应包含多种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指标，虽然不可能涵盖所有的相关指标，但必须能反映当前社会经济中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所选指标应能从不同角度反映被评价系统的主要特征和状况。同时，在选取指标时，应强调指标的代表性、典型性，避免选择意义相近、重复的指标，以使指标体系简洁、易用。（4）规范性和导向性相结合的原则。在选择指标时，应遵循使用国内外公认且常见的指标的原则，使指标符合相应的规范要求；应尽可能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名称、概念和计算方法，这样做有利于与国内外相似城市或地区进行比较。另外，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导向性的工作，因此设计指标体系时应充分考虑系统的动态变化，勇于创新，综合反映低碳经济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指标筛选根据低碳经济系统的特点，构建驱动力（D）、压力（p）、状态（S）和响应（R）4个准则，如表1所示。去掉DpSiR框架中的“影响”（i）准则的原因是：“影响”准则层下的指标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如空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自然灾害的影响程度等，这些指标难以统计，相关指标数据难以获取。基于科学发展观构建因素层，如表1所示。通过设置社会发展驱动力（D1）和经济发展驱动力（D2）反映“驱动力”内涵，体现以人的需求、社会发展为本质的科学发展观；通过设置资源压力（p1）和环境压力（p2）反映“压力”内涵，体现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对资源的损耗和对环境的破坏；通过设置低碳消费状态（S1）和低碳资源状态（S2）反映“状态”内涵，描述低碳经济系统内资源和环境的客观状况；通过设置科技响应（R1）、人文响应（R2）和政策响应（R3）反映“响应”内涵，体现各国对环境污染、资源消费和生态破坏等问题的积极回应，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思想。在把握以上原则的基础上，筛选出在权威机构的相关典型研究中高频出现的指标作为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层。
指标计算（1）城市化率（D12）。城市化率是指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该指标反映了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鉴于现有的统计资料中没有各副省级城市的城市化率统计数据，本文采用我国公安部门认定的非农业人口占年末总人口比重来测算城市化率，即城市化率＝非农业人口数／年末人口总数。（2）人均碳排放量（S11）。全球二氧化碳年均排放量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235亿吨增加到2000年的约264亿吨，限制二氧化碳排放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首要目标。鉴于目前没有官方公布的碳排放量统计数据，本文基于已有的其他统计量来估算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使用所产生的碳排放量，碳排放总量＝Σ（每种能源消费量×分品种单位能耗碳排放因子）［20］，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总量／人口数。（3）居民消费碳排放（S12）和政府消费碳排放（S13）。居民消费碳排放和政府消费碳排放可作为综合性指标来界定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影响。居民消费碳排放是指居民在一定时期内对货物和服务的最终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能够反映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政府消费碳排放是指政府部门在公共服务时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能够反映政府部门的发展水平和模式对碳排放的影响。我们根据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即最终消费率）和单位经济总量的含碳强度（即单位GDp碳排放）核算这两个指标，居民消费碳排放＝碳排放量／居民消费支出，政府消费碳排放＝碳排放量／政府消费支出。（4）能源加工转换效率（R12）。能源加工转换是能源系统流程中的一个生产环节，是观察能源加工转换装置和生产工艺先进与否、管理水平高低等的重要指标。提高能源加工转换效率，意味着以较少的一次能源投入获得较高的二次能源产出———这是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其计算公式为：能源加工转换效率＝能源产出量／能源投入量。（5）碳生产力（R13）。碳生产力被认为是衡量低碳化的核心指标，是指单位碳排放创造的GDp。该指标将能源消耗导致的碳排放与GDp产出直接联系在一起，能够直观地反映社会经济整体的碳资源利用效率，同时能够衡量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某一特定时期低碳技术的综合水平。此外，由于与经济结构相关联，碳生产力指标还能够体现一国在科技水平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进一步降低单位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的潜力。其计算公式为：碳生产力＝GDp／碳排放量。
指标权重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是衡量各评价指标在整个评价指标体系中重要性的数量表示，科学合理地确定指标权重非常重要。利用层次分析法能够将复杂问题分解为若干个层次，结合Delphi法，由专家对指标层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对其重要程度逐层打分，再利用计算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确定下一层指标对上层指标的贡献度，从而得到各指标对于总目标的重要性的数量表示。本文根据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了专家打分表，请几十位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决策单位的专家进行专家打分，得到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评价指标评分原则（1）正向指标评分。正向指标即数值越大表明低碳经济发展状况越高的指标。设：xki为第i个被评价地区第k个指标经规范化处理后的分值；vki为第i个被评价地区第k个指标的值，n为被评价地区的数量。（2）负向指标评分。负向指标即数值越小表明低碳经济发展状况越高的指标。设：xki为第i个被评价地区第k个指标经规范化处理后的分值；vki为第i个被评价地区第k个指标的值；n为被评价地区的数量。（3）适中指标评分。适中指标即越接近某个理想值越好的指标。本文将“十五”期间国家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规划目标V1＝6‰［21］作为人口自然增长率（D11）的理想值，将发达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V2＝75％［22］作为城市化率（D12）的理想值，这样就解决了因理想值不能确定而无法对适中指标进行评分的问题。设：xki为第i个被评价地区第k个指标经规范化处理后的分值；v0ki为第i个被评价地区第k个指标的理想值；vki为第i个被评价地区第k个指标的值；n为被评价地区的数量。
实证研究
评价样本及数据来源本文利用表1所示的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评价2007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①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人均GDp、GDp增速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等数据通过整理《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中的数据得出；环境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单位能源碳排放、能源加工转换效率等能源数据通过利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地区的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计算得出；科技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分别以6‰和75％作为适中指标———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城市化率的理想值。
评价结果按上述原则对指标进行评分，然后进行指数合成，包括准则层指数合成和综合指数合成（均采用百分制），即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法计算各准则层的指数值，再加总得到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值（lowcarbonevaluationindex，LCei）。以zj表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中的准则层数值，依次为准则层D指数、准则层p指数、准则层S指数和准则层R指数；以xk表示标准化后的无量纲指标；以wk表示对应指标的权重。
省域低碳经济发展状况分析为揭示不同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特点，用ward聚类法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聚类分析。将表2中的综合评价指数值代入SpSS统计软件，可直接得到如图2所示的聚类结果。由图2可知，根据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可将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大致分为5类，分别对应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领先状态、较好状态、中等状态、较差状态和落后状态。评价结果说明，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省域差异较大，2007年LCei值排名第一的北京是排名最后的宁夏的5倍多。在空间分布上，2007年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由北部地区向东南部地区逐渐提高的特征，表现为由东南沿海地区向西北地区逐渐降低、最后回归北部地区，东部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全面领先的优势。这种空间分布特征与我国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和资源分布特征密切相关。例如：山西和内蒙古都是煤炭出产地，煤炭资源分布较为密集，所以其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较弱，LCei值排名分别为第28名和第29名；广东、福建的资源比较缺乏，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因此其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LCei值排名分别为第2名和第4名；虽然北京位于我国北部地区，并且在地理位置上距离煤炭资源密集区非常近，其能源利用结构中煤炭使用量占相当大的比例，但是北京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尤其是第三产业占比达到八成以上，工业以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所以其低碳压力较小，其LCei值排名为第1；虽然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北京，但是其产业结构中工业仍占一定比重，所以其低碳压力要大于北京，LCei值排名第6。以表2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准则层得分和综合得分为纵坐标、以聚类后的顺序为横坐标标值顺序画图，见图4。从驱动力层来看，5类地区的得分差异较小，对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影响不大；从状态层和压力层来看，各省域的低碳发展状态存在较大差别，第一类地区明显好于第五类地区；从响应层来看，各省域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程度不同，而且治理污染和环境保护投入力度也存在较大差异，这反映出政府、制度、社会和个人为改善资源状态付出的努力程度越大，低碳经济发展状况越好。
（1）驱动力准则层指数值的情况。各省的驱动力准则层指数值存在很大差异，如上海的该指数是新疆的6倍多。各省的驱动力准则层指数值存在一定的规律性，总体上呈从东南地区向西北地区逐步降低的特点。这是由我国的地形和区域发展政策决定的。从表2可以看出，驱动力指数值较高的地区全部位于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发展商业活动和从事生产活动所投入的成本相比其他地区要低很多，其经济活动的投入产出效率较高。同时，在改革开放前期，我国对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予了政策上的大力支持，出台了各种区域优惠政策，因此沿海地区率先获得了发展优势，其发展低碳经济的驱动力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压力准则层指数值的情况。该指数值整体上表现为局部集中，由南向北、由东向西逐渐降低的特征。这是由我国各地区的发展基础、区位条件和开发政策等多种原因造成的。长期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相比中、西部地区要快很多，而西部地区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因此东部地区的低碳压力明显小于西部地区。可以看出，压力准则层指数值具有围绕主要的能源供给区向周边辐射性逐渐降低的特点，山西、内蒙古、宁夏、青海的低碳压力最大。
（3）状态准则层指数值的情况。该指数值具有由南向北逐步降低的特点，海南、广西、福建等的得分较高，陕西、湖南、湖北等为第二梯队。这是因为：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同时其能源主要靠外部供给，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等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较高，所以这些省市的低碳状态较好；而中南部地区虽然也有煤炭资源分布，但是产量小于其消费量，需要从外部调入，同时这些地区大力发展水电能源，森林资源丰富，能源利用结构比北部地区好，所以这些省市的低碳状态优于北部地区。
（4）响应准则层指数值的情况。该指数值具有片部集中、局部跳跃的特点，北京、上海、广东为前三名，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指数值整体较低。这是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能源利用效率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西部地区的能源使用以煤炭为主，且大部分煤炭没有经过脱硫处理，同时其经济发展水平低，环保科技投入力度较差，导致其能源加工转换效率低、碳生产力水平不高。
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评价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各省域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整体上具有由东南部沿海地区逐步向北部地区降低的特点，表现为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南部地区高于北部地区，同时存在局部跳跃现象，表现为北京、上海等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良好，山西、内蒙古、宁夏等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2）各因素层的区域分布状态是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及其利用情况和政策扶持力度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中、西部地区的低碳经济建设是我国低碳发展的关键。相比已完成工业化进程的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多要考虑如何将工业化进程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产业重型化特征明显，其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低，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建议：
（1）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在同样的经济规模下，产业结构不同会使碳排放量相差很大，产业结构越合理，其经济实力越强。同时，粗放型发展方式应逐渐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工业化进程中必须正视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的现实，尽可能实现建设生态文明与追求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
（2）加强各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一方面要继续保持东南部地区的发展优势，另一方面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使其快速走上发展道路，应着重注意增强能源产地———特别是煤炭和石油产地———的科技创新实力，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增加资源产品的附加值，积极延长资源产业链条。
碳排放现状篇7
关键词：碳排放量；低碳交通；影响因素；河北省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2006302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交通运输的碳排放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发展低碳交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目前，河北省交通运输仍处于一种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模式，给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带来严重的阻碍。随着城市化的持续推进，河北省已进入机动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交通能源消耗与碳排放将呈现指数增长的趋势，所以如何发展城市低碳交通是关系到如何建设高度“美丽城市”的关键所在。
1河北省城市交通碳排放现状
低碳交通是在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环境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新的交通发展理念，是一种高能效、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交通运输发展方式和交通发展模式，是一项系统工程。河北省在过去实行低碳交通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碳排放量依旧很大，还需继续努力。
1.1城市交通运输结构不合理导致碳排放量增大
近年来，河北省城市交通运输工具数量增长较快，尤其是私人汽车拥有量。但同时也存在了一些问题：第一，城市公共交通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健全，不注重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组合，在道路运输中没有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第二，公共交通网络系统不完善，经常造成交通混乱、拥堵的现象，增加了城市交通碳排放量。
1.2城市交通节能减排技术落后刺激高碳排放
与其他节能减排先进省份相比，河北省城市交通能源消耗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率较低，造成了高碳排放的局面。据统计，2010年底，河北省城市交通运输消耗的柴油、汽油、煤油、燃料油和原油量分别是8518.56万吨、3204.93万吨、1601.08万吨、1326.65万吨、158万吨，其中消耗量最大的是汽油和柴油。可见，河北省城市交通能源消耗在将来一段时间内仍会以燃油为主，仍会面临高碳排放的严峻局面。
分析图2可以得出：河北省城市交通碳排放量在1991～2012年间呈不断上升状态。1991年碳排放量是1682168万吨标准煤，2001年碳排放量是25586.82万吨标准煤，在1991～2001年阶段碳排放量增速缓慢；在2002～2012年阶段碳排放量增长速度过快，2002年碳排放量是30569.01万吨标准煤，2012年碳排放量增长到81980.37万吨标准煤，十年间增长了51411.36万吨标准煤。为了遏制碳排放量的过速增长局面，首先必须找出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研究其影响程度。为日后提出减排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3河北省城市交通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河北省城市交通碳排放量的问题是一个复杂性、综合性强的问题，要想减少碳排放量，首先要找出是什么因素影响碳排放量的增长。下文研究河北省城市交通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明确各个影响因素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河北省城市交通更好地实现低碳发展、节能减排的目标。
3.1土地资源利用因素
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决定区域功能区的布局，关系居民的出行距离、出行方式的选择及出行总量，进一步影响交通碳排放量的多少。假若土地资源实行单一功能开发，人们生活居住、工作、休闲的地方比较分散，就会增加对机动长的依赖程度，延长机动车出行距离，增加能源消耗量，进一步扩大碳的排放量；如果土地资源实行复合功能开发，人们出行距离就会缩短，就会减少对机动车的依赖，提高步行或者骑行出行率，从而减少碳排放量。
3.2城市交通工具选择因素
现在的交通运输工具形式很多，如轨道、公共汽车、地铁、自行车、小汽车和摩托车等。在完成相同的交通运输量的情况下，不同交通运输工具的能源消耗量与废气排放量成正相关关系，即能源消耗量少的交通运输工具排放的废气少。据统计，在单位运输量内，步行和自行车的碳排放量是0，轨道交通的碳排放量是0.7，公共汽车的碳排放量是1.0，摩托车的碳排放量是27.5，小汽车的碳排放量是19.0。碳排放量较多的仍是摩托车和小汽车。
3.3交通工具节能减排技术因素
直接影响交通运输碳排放量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车辆的节能减排技术。交通工具尾气排出的污染物主要有碳氢化合物、氮氧合物、一氧化碳、微粒等，它们主要通过排放管排放。与其他省份相比，河北交通车辆节能减排技术相对落后，汽车消耗能源量多，利用率低，造成了大量碳排放量。车辆节能减排的技术水平可以表现在几个方面：汽车重量的问题、发动机的排量和耗油量情况、制动能耗回收情况和附属设备能源消耗情况等。
3.4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因素
交通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运输工具行驶的道路网络布局和停车位等。如果道路系统功能混乱，会阻碍交通运输的方便快捷，继而延长客人的出行时间。因此，需要对道路进行功能分区。根据交通功能，道路主要分为快速道路、主干道路、次干道路和支干道路四类。不同的道路等级，需有不同的机动车速度等。只有合理搭配组合，才能满足不同层次的交通运输需求，才能使城市交通更有效率，减少碳排放量。
3.5交通政策及政府智能管理因素
交通运输政策是指政府部门直接或间接参与交通运输的经营和发展而推行的政策。交通运输政策可以对人们的出行方式进行引导，对汽车的燃油税、交通的道路拥挤费以及交通运输发展的投资费用进行调动，对道路的空间资源情况和道路空间的供应情况进行调节和分配。同时，政府利用信息化管理手段（智能交通），如建立智能公交体系，提高公共交通的通行效率、实载率和服务质量，从而有效降低城市化公共交通的碳排放量。
4结论与建议
研究影响河北省城市交通碳排放量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分析影响因素的影响力，剔除对碳排放起正向驱动作用的影响因子，保留起负向作用的影响因子，提出城市交通走低碳发展道路的可行性建议。河北省城市交通低碳发展需要交通企业、政府、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形成协调合作的模式。可以从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加强对驾驶员低碳驾驶技术的培训、加强交通运输公司碳排放考核体系（车辆的管理）、制定政府财政补贴政策（优惠政策）等方面加强低碳交通的发展与管理。
总之，发展有利于节能减排、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低碳城市交通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迫切要求，是缓解交通堵塞状况的重要途径，是履行我国政府向国际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重要行动。因此，探索出一种高能效、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城市交通低碳发展模式，将会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参考文献
[1]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中国车用能源与道路车辆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R].2006：124126.
碳排放现状篇8
关键词：电力生产；碳排放；脱钩
Doi：10.16640/ki.37-1222/t.2017.05.157
1引言及文献综述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Co2排放国（iea2009），明显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2009年，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40%―50%的目标。然而，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加速阶段，预计2020年，城市化水平将达60%左右，这意味着我国电力资源将持续增长。由于我国资源禀赋结构的原因，电力生产主要依赖于消耗煤炭的火电，煤炭资源的过度消耗带来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剧增，随着经济增长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碳减排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剧。为遏制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有必要做好节能降耗与环境保护工作，使得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
回顾以往文献，关于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关系的研究，国际学者通常采用“脱钩”指标来反映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不确定关系[1]。i.J.Lu（2007）等利用脱钩指标实证分析了德、日、韩、台湾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状态[2]。彭佳雯等（2011）年基于脱钩分析模型，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及程度[3]；王君华等（2015）则从我国工业行业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效应[4]；王鹤鸣等（2011）则分析了我国1998年-2008年资源消耗之间的脱钩状态[5]；陆钟武等（2011）则通过脱钩指标，分别分析了中美两国资源消耗与碳排放脱钩指数[6]。总体来说，上述文献对于探讨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然而，电力资源作为经济发展重要要素之一，较少文献对电力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状态进行分析，因此，本文以我国1985-2014年样本数据为例，选取电力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表征经济活动中环境压力，\用tapio脱钩理论对我国1985-2014年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情况进行研究。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tapio脱钩分析方法
目前常用的脱钩分析方法主要分为oeCD和tapio脱钩指数两种。oeCD脱钩指数常用于描述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整体持续变化的过程[7]。然而，该指标的评价结果受基年的选择影响很大，不同的基年选择，评价结果迥然不同；不同的是，tapio脱钩弹性分析法则侧重于分析各个年份之间的变化差异，有利于检测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选取tapio脱钩指数，对我国电力生产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进行定量分析，旨在检验当年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以此提出调整意见与改善方案。本文基于tapio弹性系数的脱钩指数分析方法，以电力生产碳排放为环境压力指标，GDp为经济驱动力，两者之间脱钩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
如果电力生产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各自的增长率出现背离的现象，则可认为两者之间发生了脱钩现象。同时，参考彭佳雯（2011）[3]的研究，将脱钩状态分为以下6种，其具体含义详见表1。
2.2数据来源及整理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1985-2014年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以2000年基期，将各年名义GDp以GDp平减指数转化为实际GDp，单位为：亿元；以年末总人口数表示各年人口总数。单位为：万人；由于中国电力生产排放数据并未被统计，本文采用侯建朝（2011年）的做法，将中国国家科委气候变化项目、日本能源经济研究，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署（Doe/eia）和徐国泉（2006年）给出的碳排放系数取平均值（表2），用以测算中国电力生产碳排放，其中电力生产中的能源数据均以标准煤为单位，且能源碳排放系数没有虑及不同年份的变化。
在电力生产的过程中，只有化石燃料（煤炭、石油、天然气）才产生碳排放，所以这里只考虑这三种化石能源在电力产生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分别用Q1、Q2、Q3表示中国电力生产消耗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单位均为万吨标准煤），由于Co2和C的摩尔量数值分别为44和12，则计算碳排放Ct的公式如下：
Ct=（0.7239Q1+0.5574Q2+0.4226Q3）
=2.6783Q1+2.0438Q2+1.5495Q3（2）
按照公式（2）利用能源平衡表中电力消费数据，可以计算出1985-2014年电力生产所产生的碳排放数据，能源平衡表摘自《能源统计年鉴》。
3中国电力生产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状态分析
根据式（1）测算了我国经济增长与电力生产碳排放之间的脱钩指数，如图（1）和图（2）所示。由于我国GDp增长率始终大于0，所以我国电力生产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一直徘徊于弱脱钩，扩张性负脱钩和强脱钩之间。具体来说，1987-1990年、1995-1996年、2001-2003年、2004-2006年，2010-2011年和2012-2013年，我国GDp增速低于Co2排放增速，这使得Co2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处于“扩张性负脱钩”状态；1997-1998年、2007-2008年，2011-2012年和2013-2014年我国电力生产碳排放增速为负值，这使得Co2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处于“强脱钩”状态；其余年份Co2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均处于“弱脱钩”状态。由图（2）也可以发现，2007年至今我国电力生产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状态有加强的态势，即碳排放的增长速度整体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可能的原因是，自2006年，我国积极开展并落实有关节能减排政策，这也说明了我国环保政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2002、2003、2005、2006年脱钩指数大于1，为扩张负脱钩。可能原因是2000年之后，国际经济形式好转、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电力需求量急剧上升，极大地助长了我国电力生产碳排放总量，2014年我国经济由粗放式向集约型经济转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4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脱钩理论，利用1985-2014年间电力生产及经济增长数据为例，针对电力生产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状态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保持着年均10.1%的增长速度，同时也使得我国电力生产碳排放以年均8.4%的速度增长。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与电力生产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同时也说明了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仍然处在粗放型模式之中。其次，1985-2014年间，经济增长与电力生产碳排放总体上呈现弱脱钩状态，说明经济增长仍然伴随着环境污染。
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态，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制定实现经济、环境、资源三者之间和谐发展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1）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逐步加速的进程中，经济的发展具有对电力生产量的刚性需求。若要实现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走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从电力需求侧来说，需要不断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从原有的“高投入、高污染”的粗放型尽快地转变成为“高产出、低污染”的集约型增长方式。另一方面，电力供给侧需不断优化电源结构，增加风电，核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淘汰“高污染，低效率”的小型火电站，进一步降低火力发电比重，从而控制电力生产中所产生的碳排放。
（2）从长远来看，以技术进步为主的节能手段仍然是我国缓解环境压力的根本途剑因此，政府要加大财政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扶持力度，进一步提高电能利用技术水平，加大清洁技术研究力度，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建立并完善以“减量化、集约化、低碳化”为特征的城市能源系统。但是，由于技术进步存在瓶颈效应，不能把技术进步作为改善污染的唯一途径，努力提高技术水平的同时应加强生产电力资料的合理配置，使得电力资料得到高效的配置及利用，从而提高电力生产效率，实现电力碳排放的有效缩减。
（3）逐步深化电力市场改革，引入竞争机制，使得我国电力资源定价机制得到市场机制的有效支撑，电力价格反应生产内部成本的同时也反映生态退化治理等外部成本。同时，保持市场供求关系的敏感度，迫使企业合理配置及利用电力资源，从而实现预期地节能减排目标。
参考文献：
[1]oCeD.environmentalindicators-Development.measurementanduse[R]paris：oeCD，2003.
[2]i.J.Lu，SunJ.Linetal.Decompositionanddecouplingeffectsofcarbondioxideemissionfromhighwaytransportationintaiwan，Germany，JapanandSouthKorea[J].energypolicy，2007，35（06）：3226-35.
[3]彭佳雯，黄贤金等.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的脱钩研究[J].资源科学，2011（04）：626-633.
[4]王君华，李霞.中国工业行业经济增长与Co2排放的脱钩效应[J].经济地理，2015（05）：105-110.
[5]王鹤鸣，岳强等.中国1998年-2008年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分析[J].资源科学，2011（09）：1757-1767.
碳排放现状篇9
关键词：碳金融；碳金融工具；节能减排；Swot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5月6日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今各国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我国作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曾经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我国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环境问题。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绿色低碳的模式必将是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金融行业也积极响应，碳金融在我国悄然兴起，成为节能减排的一种新途径。一边是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另一边是金融工具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的强大动力，碳金融工具应用于节能减排领域的研究就具有了极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一、碳金融与碳金融工具
关于碳金融的概念，学术界尚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自欧洲气候交易所2005年陆续推出碳排放的期货期权后，使得碳排放权具有了金融属性，所以狭义的碳金融可以理解为以碳排放权期货和期权为代表的金融衍生产品。世界银行下属的CarbonFinanceUnit认为碳金融“可以为产生购买温室气体减排量行为的项目提供资源”。SoniaLa-batt和whiteRodney（2007）定义碳金融为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包含与碳限制社会有关的财务风险和机会及预期会产生的市场工具等。国内学者对碳金融概念的界定则分为两个层次：狭义的碳金融，指企业间就政府分配的温室气体排放权进行市场交易所导致的金融活动；广义的碳金融，泛指服务于限制碳排放的所有金融活动，既包括碳排放权配额及其金融衍生品交易，也包括基于碳减排的直接投融资活动以及相关金融中介等服务。但是，不管怎样定义，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碳金融就是以碳排放量作为金融标的物，运用金融工具来进行节能减排。
在我国，碳金融的发展还较为缓慢。由于法律和制度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大多数银行仍处于观望态度。以最早开展碳金融业务的浦发银行和兴业银行为例，目前，浦发银行有关碳金融的业务有：（1）针对低碳经济的整合服务方案；（2）创新CDm应收账款抵押贷款；（3）法国开发署（aFD）的长期低息贷款。而兴业银行的碳金融业务主要有：（1）绿色信贷业务，包括项目企业直接融资模式等；（2）节能减排贷款业务，包括企业节能技改贷款模式等；（3）碳资产质押授信业务，包括CDm项目业务等。此外，还有设备供应商买方信贷模式、设备制造商增产融资模式等。可以看出，有关碳金融的业务和碳金融工具的应用仍然较少，大多数银行并未发掘其中蕴含着的巨大经济和社会价值。
碳金融工具是实现碳金融的具体手段和措施，是金融技术应用于能减排领域的直接体现。对应于传统金融工具中原生和衍生的分类方法，我们把碳金融工具也分为碳金融原生交易工具和碳金融衍生交易工具（也称碳金融衍生品）。碳金融原生交易工具主要包括碳信用交易和碳现货交易，主要职能是媒介储蓄向投资转换，或用于债券债务清偿的凭证。碳金融衍生品主要包括碳排放权的货币化/证券化、碳排放权交付保证、套利交易工具和碳交易保险等。这些衍生工具为碳排放权的交易双方提供了新的风险管理和套利手段。
作为碳交易市场的重要参与者，金融机构也提供了多种金融工具，渗透在市场交易的各个环节。具体包括：在原始碳排放权的生产中，商业银行向项目开发企业提供贷款；为项目开发企业提供必要的咨询服务；为原始碳排放权的开发提供担保；在二级市场上充当做市商，为碳交易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开发各种创新金融产品，为碳排放权的最终使用者提供风险管理工具；或者为投资者提供新的金融投资工具；等等。
二、对我国碳金融工具运用于节能减排现状的Swot分析
我们将Swot分析法运用到节能减排当中，结合碳金融工具的应用现状，从内部优势、内部劣势、外部机遇、外部威胁四个方面，来看一下我国碳金融工具运用于节能减排的情况：
（一）内部优势
1、企业利用碳金融工具节能减排效果明显。企业都是趋利的，在面临碳排放限制时，能源型企业会想办法使得自己在未来的生存期内，碳排放的成本达到最小，相比于缴纳税金和罚款，碳金融工具是他们的最佳选择之一。根据中国碳交易网截止到2017年4月30日的数据，碳金融市场已经实现了9，332.2万吨的碳交易量，其中湖北地区成交量达到3，551.7万吨，市场占比38.06%，不得不说这些数据都非常惊人，也让我们看到了碳金融工具应用于节能减排的巨大潜力。
2、政府节能减排政策的大力支持。在我国，节能减排、降低经济增长的碳强度已成为未来战略发展的方向。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则（2014-2020）》这一国家专项规划，确保实现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借鉴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经验，结合我国国情，逐步建立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可以说，碳金融工具的应用是碳金融的主要载体，是实现低碳经济的具体措施和手段，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国家和政府的肯定和支持。
（二）内部劣势
1、国内企业对“碳金融”认识不足。国内许多能耗企业对CDm和碳金融并没有充分认识，也没有对碳金融工具应用于节能减排的巨大效益和潜在经济价值引起重视。许多金融机构对碳金融的操作模式、项目开发、交易规则等内容尚不熟悉，从而不敢盲目开展碳金融的相关业务。此外，我国在碳金融领域的人才还很稀缺，国内很少有大学开设相关的专业课程，同时国内多家商业银行现有的工作人员也很少能得到碳金融业务的系统培训。
2、发展碳金融工具所需的投入会产生风险。碳金融工具目前主要应用在一些新能源产业，而他们大多还处在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行业标准和技术标准都不成熟，需要持续地、不断地有巨大的投入。由于目前我国碳金融领域的相关法规和制度还不完善，这种持续、巨大的投入相比于有效的产出来看，无疑会产生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这对银行的存量贷款的信用风险管理带来很大挑战，也增加了银行推动碳金融工具创新的成本和风险。
（三）外部机遇
1、全球碳金融市场前景广阔，发展势头迅猛。进入21世纪，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与此同时，碳金融的兴起给各国的企业尤其是金融业带来巨大的发展商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5年国际碳金融市场交易总额为100亿美元左右，到2008年已达到1，260亿美元，4年时间里，增长超过10倍。世界银行还预测，2020年全球碳交易量和交易额将分别达到440亿吨和4，440亿欧元。如此大的交易量和交易额，如此迅速的发展速度，我们不得不感叹全球碳金融市场前景之广阔。
2、国际社会对碳金融专业性人才的日益重视。目前，国外一些大学和机构已经开设了碳金融的相关课程，为其国家的碳金融发展大力培养和储备相应的人力资本。例如，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商学院从2011年起开办碳金融专业，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碳金融硕士研究生专业。爱丁堡作为苏格兰乃至欧洲的金融中心，其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上体现出很强的创新能力，以爱丁堡大学气候变化中心、低碳技术创新中心等机构为领导者，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产学研合作链条。这种专业人才驱动的产学研模式，很值得我国的碳金融行业借鉴。
（四）外部威胁
1、国际合作中各国的诉求不同。在国际合作的层面上，由于各国的利益诉求不同，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可能会存在分歧，比如，在各国发展情况不同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各国的排放目标？是否能允许发展中国家有相对更高的碳排放量？如何设定统一的监管制度？诸如此类的问题，短期内难以得到各国满意的结果，从长期上来看，国家之间的争执难免会发生。
2、存在国际间的市场分割。目前，国际碳交易绝大多数集中于国家或区域内部，如欧盟。统一的国际市场尚未形成；从事碳金融交易的市场多种多样，这些市场大都以国家和地区为基础发展而来，而不同国家或地区在相关制度安排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排放配额该如何制定与分配？受管制的行业该如何进行规定？如何认定减排单位以及交易机制？这些问题都会导致不同市场之间难以进行直接的跨市场交易，形成了国际碳金融市场高度分割的现状。
三、对策建议
根据之前的资料和研究结果，我们总结出了以下几点建议，以改善碳金融工具运用于我国节能减排领域的现状。
（一）加大对碳金融相关知识的普及力度。一方面对于银行工作人员，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在公司内部开展培训活动，使其掌握碳金融基a知识、了解最新碳金融国际动态；另一方面对于能源型企业，要加强碳金融领域的宣传力度，让企业在进行成本管理的时候也能将碳金融工具考虑在内，推动项目业主和开发商根据行业、自身发展计划，扩大二者之间合作，充分发挥碳金融工具的效用。
（二）加强碳金融定向人才的培养。碳金融工具的创新是在实际金融业务和实践发展中逐步进行，但同时创新也离不开相应的碳金融理论知识、金融工具知识、创新原则等相关理论知识作为基础。我国在各大银行、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都还缺乏专门的碳金融人才，这对我国的碳金融工具应用于节能减排造成了一定的阻力，导致效率的低下。所以我国可以借鉴西方的人才培养模式，同时结合本国特色，在一些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开设相应的专业课程，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碳金融人才。
（三）完善碳金融领域相关法规与制度。在CDm机制下，碳减排额拥有十分严格和规范的交易规则。由于我国碳金融领域的相关法规和制度还不完善，我国尽管已经有多个试点城市，但还没有形成标准化的交易体系。这说明我国需要加快碳金融领域的制度完善，在此基础上可以使银行业更好地推出有针对性的碳金融产品，从而不断扩大碳交易市场，以达到减排的目标。
（四）鼓励碳金融工具创新，加强激励机制以补偿风险。企业和银行进行碳金融交易的积极性不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风险太高。积极制定优惠政策，激励金融机构参与并积极实施碳金融工具的创新，对致力于碳金融研究的企事业单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比如绿色信贷的利息补贴机制、CDm项目的税收减免政策等，以此带动各行业碳金融工具的创新积极性和关注度，为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创新提供良好环境。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建华.低碳金融（第1版）[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2]worldBank.Stateandtrendsofcarbonmarketin2002-2009.
[3]SoniaLabatta，RodneyRwhite.CarbonFinance：thefinancialimplicationsofClimateChange[m].newJersey：JohnwileyandSons，inc，2007.
[4]绿金委碳金融工作组.中国碳金融市场研究[R].北京：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绿金委），2016.
[5]中国碳交易网.国际碳交易中有哪些金融工具.2015.3.5
碳排放现状篇10
关键词:低碳经济;评价指标;陕西省;对策建议。
“低碳经济”的概念由英国首相布莱尔在2003年发表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中提出,即低碳经济是指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清洁能源来实现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相关的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自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后,各国纷纷响应,积极制定本国、本地区“低碳化”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如英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中要占15%,到205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于1990年削减60%,并于2020年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将英国创建为低碳经济国;日本提出温室气体减排长期目标是:到2050年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目前减少60%至80%;2007年11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奥巴马总统上任后提出,大力发展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催生一个新兴产业,带领美国经济走向复苏。2009年7月8日,G8峰会提出,到2050年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应在1990年或其后某一年的基础上减少80%以上,到2050年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50%。这预示着,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的40年,低碳经济将是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1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分析。
陕西省属于西部落后省份,从资源禀赋看,陕北地区不但是重要的能源矿产资源富集区,也是国家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自80年代以来,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支撑陕西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形成巨大的压力。同时,陕西省能源结构相对单一,尚未形成以清洁能源和绿色能源等多种模式构成的能源生产体系,因此,节能减排目标任务艰巨。同时,陕西也是全国用煤大省之一,自1978年以来,煤炭消费量所占比重一直稳定在70%以上。根据统计资料,2007年全省工业原煤消费7400万吨,保守估计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1.66亿吨,人均排放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近1.6倍。
按照陕西省目前的煤炭工业规划,到2020年全省原煤生产将超过5亿吨,其中煤化工超过2亿吨,每生产一吨甲醇要排放约2吨二氧化碳。如果规划中的煤化工项目全部上马,年排放二氧化碳至少4亿吨。
与高碳消耗相对应,从陕西省工业结构看,重工业所占比重达到78.1%,2005年陕西省重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83.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8个百分点。年耗标煤5000吨以上的重点耗能企业565家,实现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74.5%,而消耗的能源所占比重则高达97.8%。从经济发展方式看,陕西经济增长依然沿袭传统的线性发展模式,遵循“资源消耗-产品工业-污染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经济的数量型增长是建立在资源大量消耗的基础上,每万元生产总值消耗能源数值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能源利用上看,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期内不会逆转,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现状和粗放式的生产方式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这些即给陕西省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低碳产业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也提供了有利条件。
2009年12月7日,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开幕当天,“应对气候变化与陕西可持续发展”论坛在西安举行。此后不久,陕西出台《陕西省新能源发展规划》,在能源化工产业已成为陕西省支柱产业的时候,陕西省意图通过发展新能源来优化能源结构,培育新型产业,发展低碳经济,实现陕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随后的省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2010年,要把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作为新的发展理念。陕西将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一个新兴产业就是环保产业。而节能减排也有了明确目标:万元GDp能耗同比下降4.5%以上,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同比削减3%以上。
在此背景下,建设低碳产业,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英国虽然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但却没有给出低碳经济的衡量指标和指标体系。目前国际上也没有衡量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我国国内在实践中广泛应用的评价指标体系,一是利用层次分析法把所选取的指标指数化,赋予权重后加总,以得分的高低排名(UnDp)[1];另一种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提出的驱动力-状态-响应(DrivingForce-Status-Response,DSR)模型[2]。张亚欣(2011)[3]采用碳产出水平、碳排放水平、低碳资源和人民生活等四项指标,评估比较了吉林省、辽宁省、浙江省和全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朱守先(2010)[4]选取人均碳排放、碳生产率和碳能源排放系数三项指标评价了吉林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付加锋(2010)[5]分析了低碳经济的核心要素,构建了以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低碳政策和低碳环境为维度的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和相应的评价方法;朱有志(2009)[6]等基于层析分析法,构建了包括碳排放、碳源控制、碳汇建设、低碳产业和碳交易合作在内的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总体来看,目前国内有关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文中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陕西省实际,通过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全面评价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并以全国平均水平作为参照,对比分析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与不足,以期能够为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提供经验支持。
2.1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构建。
根据相关研究(付加锋,2010;潘家华,2004)[5,7],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达到低碳经济,核心在于考核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和消费模式是否达到低碳化。而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和消费模式的低碳化都与一定的发展阶段相联系。此外,还应该考虑各国或地区向低碳经济转型所作的努力。基于以上分析,文中构建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目标层是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准则层由五个方面构成,即低碳产出指标、低碳排放指标、低碳消费指标、低碳资源指标、人民生活(表1)。
2.1.1低碳产出指标。
低碳产出指标包括三个具体指标。单位碳排放产出即碳生产力,表示排放一单位碳的经济产出;单位能源产出衡量消费一单位能源的经济产出,这两个指标主要衡量低碳技术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能源加工转化率则是衡量能源加工转换装置和生产工艺的先进与否,是衡量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低碳产出指标是衡量低碳化的核心指标,其指标值的高低能够体现一国在货币资产和技术积累达到一定水平时,进一步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潜力和保障。
2.1.2低碳排放指标。
低碳排放指标包括五个具体评价指标,是衡量一国或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直观指标,其指标值的大小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低碳化”状况。碳排放总量是衡量一国或地区在某一时期内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绝对量指标;人均碳排放衡量按总人口分摊的碳排放量,这一指标与消费模式有关,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碳排放越少,消费模式越节约;能源碳排放系数即碳强度,衡量消费单位能源产生的碳排放量,该指标与能源消费结构相关,能源种类不同,碳排放系数相差很大。能源强度反映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费量,能源强度越低,意味着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量越小,相应的碳排放量也越小。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衡量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源消费量。
2.1.3低碳消费指标。
低碳消费指标从消费方面衡量碳排放水平,包括三个具体评价指标。居民消费碳排放和政府消费碳排放是界定消费模式对碳排放影响的综合指标,居民消费碳排放反映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等自然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综合影响;政府消费碳排放反映政府部门发展水平和社会组织形式等社会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综合影响。人均零碳资源消费量的大小衡量人均清洁能源消费状况,也从侧面衡量零碳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潜力。
2.1.4低碳资源指标。
低碳资源指标衡量低碳资源开发现状,包括三个具体指标。零碳能源作为低碳资源的主要指标,可以用能源消费总量中零碳能源所占比重来衡量;森林是二氧化碳的吸收器、缓冲器和碳储存库,森林碳汇投入少、效益高,是理想的减碳途径,森林覆盖率越高,则森林的碳汇作用越强,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作用也越强;城市绿化面积包括公共绿地、居民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道路绿地、风景林地等的绿化种植覆盖面积、屋顶绿化覆盖面积以及零散树林的覆盖面积,城市绿化覆盖率越高,城市碳汇水平越高,对城市碳源的拟制作用越强。
2.1.5人民生活。
人民生活选取居民收入和恩格尔系数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来衡量。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和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高产出、低能耗、低排放的第三产业将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将不断提高,碳排放量也会逐步降低,进而实现生活方式的低碳化。
2.2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根据以上低碳经济评价指标,计算了2008年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全国平均水平代表我国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