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发展历程篇1
问题日益突出，如何依靠科技创新解决交通问题，构建更加便捷、高效、节能、畅通、安全的交通，并通过高技术交通解决方案推动经济增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而又紧迫的问题。
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itS）是将先进的信息技术、数据通讯传输
技术、电子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及智能车辆技术等综合运用于交通运输管理体系，通过对交通信息的实时采集、传输和处理，借助各种科技手段和设备，对各种交通情况进行协调和处理，建立起一种实时、准确、高效的综合运输管理体系，从而使交通设施得以充分利用，提高交通效率和安全，最终使交通运输服务和管理智能化，实现交通运输的集约式发展［1］。
itS通过提升传统交通系统的信息化、智能
化、集成化和网络化程度，保障人、车、路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交流，进而提高交通系统的效率、机动性、安全性、可达性、经济性，从而达到保护环境，降低能耗的作用。经过10多年的应用和实践，智能交通系统已经成为国际公认解决现有交通问题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受到国内外政府、专家、学者等的重视和广泛应用。
1 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的成立
智能交通系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有关
政府部门、产业界以及科研机构的推动和协调配合。按照美洲地区、欧洲和非洲地区、亚太地区划分，分别由美国智能交通协会（itS america）、欧洲智能交通协会（eRtiCo－itS europe）和日本智能交通协会（itS Japan）负责世界智能交通大会的协调组织工作［2］，同时引领着智能交通行业的发展，这也是国际上最早成立智能交通协会的三大国际组织。为促进智能交通技术及产业的发展，世界发达国家相继成立了智能交通协会，各国智能交通协会也是智能交通世界大会理事会的成员，代表本国出席各种国际技术交流活动。我国的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也分别成立了各自的地区智能交通协会，并积极参加各种国际活动［2］。
我国智能交通的发展主要由多个政府部门联
合推动，为更好地协调全国智能交通工作，根据各部门的意见和建议，2000年由科技部牵头，会同原国家计委、原经贸委、公安部、原交通部、铁道部等10多个部委，联合成立了全国智能交通系统协调指导小组，2005年随着政府机构的改革，协调指导小组进行了调整，增加了财政部、原建设部、原民航总局和总后勤部4个新成员单位。“十五”
期间，协调指导小组成员单位在推动我国智能交通系统规划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鉴于协调指导小组是由政府部门组成的临时
机构，开展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特别是在国际会议和交流合作方面有诸多不便，为更好地协调全国智能交通工作，我国交通主管部门多次建议希望由科技部牵头，在“全国智能交通系统协调指导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中国智能交通协会，适应智能交通发展趋势，推动相关技术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为此，成立了由科技部、公安部、原建设部、原交通部、铁道部、原民航总局等交通行业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组成的中国智能交通学会筹备工作组。
2007年3月，科技部向民政部正式提出申请成立“中国智能交通协会”。2007年11月，民政部批复同意科技部正式开展协会筹备工作。2008年5月14日，由科技部、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共同发起，经民政部批准，中国智能交通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
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的成立不仅是中国智能交
通发展的里程碑，更是中国智能交通事业在依靠创新机制更好更快发展的新起点。近年来，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组织了多次国内外重要交流活动，不断扩大影响，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
2 历届会议议题
中国智能交通年会自2005年举办以来，已经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成功举办了7届，议题始终聚焦itS的主要领域，紧密跟随国家政策引导方向，围绕当前智能交通所面临的问题和技术发展趋势开展研讨，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
（1）2005年12月9日，第一届中国智能交通年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由高层论坛和学术研讨2部分组成，第一届会议共录用国内外论文165篇，参会人员300多人。会议议题涉及itS现状和发展规划、itS解决方案设计、交通信息采集、交通信息服务、交通行为诱导、交通智能控制、电子不停车收费、公交一卡通等内容。
（2）2006年12月20日，第二届年会在北京召开，主题为：“itS的现状与未来”。重点围绕itS战略与政策、智能交通技术、itS建设成果与产业发展、itS新理论与新技术等进行了交流和研讨。此届会议规模空前，共有500余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共聚一堂，并首次邀请了来自日本、韩国和欧洲交通协会的代表参加并做大会报告，加深了同国际智能交通协会组织的沟通和交流，扩大了年会的影响力［3－4］。
（3）2007年12月14日，第三届年会在南京召开，主题为：“智能交通让城市更畅通”。重点探讨了我国在城市智能交通领域的成果和经验，以及国外先进理念对我国智能交通发展的启示。重点围绕itS战略与政策、城市公交智能化技术，基于itS的道路交通管理、控制与安全技术，智能交通技术、itS成果与产业等专题开展研讨和交流。
（4）2008年9月26日，第四届年会在青岛召开，主题为“交通安全”。主要针对智能交通发展、交通安全、交通控制、交通节能减排、智能车辆、交通出行服务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会议
共举办学术交流会6场，征集论文245篇，录用140篇。
（5）2009年12月11日，第五届年会在深圳召开，主题为“智能交通、新能源汽车———创造出行新方式”。代表们就智能交通、新能源汽车国家政策及发展规划、技术发展方向及趋势等进行了广泛研讨。同时，本次年会以促进智能交通、新能源汽车领域技术进步和协同发展为目标，并首次与第六届国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创新发展论坛一并举办，为全面展示我国智能交通与新能源汽车的最新技术成果，积极推动我国智能交通和汽车先进技术的融合和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5］。
（6）2011年9月6日，第六届年会在北京举办，年会首次引入了新能源的主题：“智能交通、新能源汽车———低碳绿色出行”［6］。与第五届年会一样，也同期举办了中国国际智能交通展览会和第七届国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创新发展论坛。此届会议还表彰了对智能交通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会员单位，旨在呼吁更多人为年会的发展献言献策，为我国智能交通事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同时还举行了《中国智能交通发展年鉴》（2010）仪式，这是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智能交通年鉴。
（7）2012年9月26日，在北京举办的第七届年会，以“智能交通———感知新生活”为主题，并同期举办了中国国际智能交通展览会。大会上同时还举行了中国智能交通协会科学技术奖励基金捐赠仪式暨首届智能交通科技奖颁奖仪式，该奖项旨在推动我国智能交通行业的科技进步和创新工作，促进科技人才成长，激励利用科技力量促进行业发展。
3 中国智能交通年会的意义
智能交通年会的如期举办，为国内外专家、学
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为政府、企业提供了一个需求和展示的平台，为解决我国城市交通面临的各种问题，推广我国智能交通的成果和应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见证了中国智能交通十几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开启了一扇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智能交通，使中国智能交通走向世界的大门。
定期举办年会是行业内政府、企业、科研院校
的共同心声，也是我国智能交通发展进程中的大势所趋，对于推动我国智能交通建设、理论知识研究以及产业良性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我国在智能交通关键技术领域取得具有应用价值的重大成果，为智能交通系统建设和产业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以及为促进低碳高效交通装备的战略转型，提升综合交通安全和运输效率做出了积极贡献［7］。
4 结语
我国自20世纪末开始推进和发展智能交通
系统技术以来，国家一直重视和支持智能交通的发展。从“十五”期间科技部智能交通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的实施，到“十一五”期间科技部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等一系列项目的部署，我国智能交通领域科技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科技为智能交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奠定了我国智能交通领域的研究基础，培育形成了智能交通产业。
未来5年，将是我国智能交通系统发展的重
要提升阶段。这更需要智能交通人在年会提供的广阔平台下加强技术交流，在重点技术领域有所突破，在关键技术领域内取得具有应用价值的重大成果，为智能交通系统建设和智能交通产业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在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交通发展历程篇2
生产力的发展为交往的全球性拓展提供了条件。“交往”是世界历史的核心内容。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阐述说明，世界历史实质上是一个实现全球性普遍交往的社会发展过程，而这种普遍性交往，本质上以先进的生产力为基础;生产力的进步，扩大了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分工的增加直接带来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为交往的全球性拓展提供条件，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向，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实践证明。《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通过回顾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和世界历史的一般进程，并且借助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有力地论证了生产力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
中世纪的欧洲依然停留在封建主义阶段。社会中保留着传统的行会经营模式。在这种经营模式下，出现了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商人能够拥有劳动资料进行直接生产。但是由于行会对劳动资料数量的限制，商人无法扩大生产，依然停留在小规模、家庭式的生产阶段。教育、技术的局限性，造成学徒时间大多在10年及以上，并且仅能掌握一门技艺，内部分工较小。再加上行会对于合伙关系的限制，导致手工业劳动者只能从事单一品种、工序的生产活动。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扩大化的过程，为了满足再生产的要求，单一个体的生产行为被迫进行分离。资产阶级统治确立以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下，生产力飞速发展，生产工具与交通工具的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为交往的进一步扩大提供了条件。分工的扩大，不仅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建立起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此外，不同地区之间原料、工具、商品等的运输，逐渐打破了地区之间隔绝的状态，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尤其是在资本主义进人大工业生产阶段后，分工和交往的范围更是进一步拓展到全世界。
生产力是社会历史的内在动力，生产力的进步也被看作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一定历史阶段内表现为量的积累过程。世界历史之所以在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中才逐渐开始历史的转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驱动下，生产力才得到迅猛的发展，也才真正为世界性的交往提供了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大生产”意味着商品生产从原先的单一个体变为多人协作，生产过程成为互相联系的社会行动。相应，社会产品也就是大家共同创造的社会成果。但是在生产落后的封建社会，由于生产、交通工具落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社会中的主要生产形式，大量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生产品种、工序的单一化，内部分工少，生产劳动处于孤立分散的状态，生产效率低下。多重因素的叠加，造成不同主体之间的联系被限制在各自生活的地区范围之内，相互交往十分薄弱。在欧洲，中世纪末期，封建社会所能承载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一种饱和状态，这一时期形成的封建生产关系难以继续满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求，甚至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栓桔，严重阻碍社会的进步。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将生产发展限定在狭小的范围之内，不仅无法满足生产力的发展，更无法满足交往的进一步扩展，注定走向衰亡。
交通发展历程篇3
[关键词]世界历史观基本特征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理论基石
在黑格尔之前，哲学家们就对世界历史有着相关研究和描述，只是不成系统并且不够成熟。其中比较突出的，有意大利哲学家维科。维科在自己的著作中，认为世界的历史是错综复杂的；但是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必经过程。他将之总结为三个阶段，也是类比人类的成长阶段而得出：由于人在成长过程中，会经历童年时期、青年时期以及成年时期，相似地，历史也会经历三个时期：包括象征童年的“神的时代”，这期间的历史发展主要受神学与宗教的支配与影响；象征年轻力壮时期的，是一种“英雄的时代”；以及象征成年时期的“人的时代”，内涵着共和国建立的民主时期。他认为不同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是遵循着这个规律的；但他同时也认为这是反复的，因而他的观点陷入了循环论中。
继维科之后，孟德斯鸠曾经尝试从地理环境以及人和自然关系层次的角度解读历史发展的w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缓慢地滑向了由人的意见决定世界历史的“意见决定论”。在此之后，康德与黑格尔在世界历史以及全球化的理论中是铺垫者也是作出极大贡献的先驱。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分为三种形态，其中历史是自由发展的，世界历史体现为“精神”在历史中的自由发展。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在不断更迭以及上升中发展的，他在自己的《历史哲学》中指出，对于世界历史的研究应当着重研究世界历史事件中的规律。黑格尔同时看到，世界历史是由许多国家与民族组成的完整整体，是由单独的个体集合组成的。而每一个单独存在的国家与民族，作为独立的个体在历史的潮流中是不能存在下去的，它们必须要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也就是和其他个体相融人才可以。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内涵
第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认为世界历史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时期，由于各个国家甚至是民族还处于相对蒙昧的阶段，因而并没有形成相互之间联系沟通的状态，从而也没有形成“世界历史”的结果，世界还处在分离和互不熟知的阶段。同时马克思认为，历史之所以向世界历史转变，是带有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同时这个结果也是可以通过经验确定以及通过实践检验的事实。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宣告了历史的转变过程并不是黑格尔等人之前所宣布的依赖绝对精神或自然选择的过程，不是一部绝对精神定义世界历史的相对重复的历史。它打破了康德与黑格尔所秉承的目的论的说法，同时又宣告了一切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世界历史从一种崭新的角度，实践和经验地说明了世界历史是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现实中的人的活动发掘出世界历史是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正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中，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的交流屏障被打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依赖[生逐渐增强，并逐步演化发展为生产之间的交流依赖，从而“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由此马克思也指出，世界史并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这从根本上同以往的世界历史理论相区e开来。在马克思之前，哲学家们往往把世界历史归结于民族之间或者国家之间的简单交往。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是和其生产力以及内部分工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的。当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程度高，内部分工细致，那么一般来讲其更容易打破自身的交往束缚，而成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因素。因而在考察世界历史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从精神层面人手，而是从社会分工以及民族之间交往、生产力发展出发，通过这种分析，将世界历史的发展动力呈现于我们面前。
第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正面效应。首先，世界范围的交往形式形成。交往所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更多的是存在于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交往的研究非常重视，指出交往的革命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更多的是与生产相联系的概念，是指同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相联系的概念。一般意义上的交往，分为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而马克思、恩格斯将同生产联系起来的交往分为了三个阶段，包括：第一阶段，行会手工业发展所形成的社会分工，产生了个人之间密切的交往并出现商人职业。而商人由于其自身职业的特殊，在交往过程中会集中使得其所处的区域分离性减少，沟通交往增多，从而引起了交往革命。第二个阶段，行会手工业逐渐被工场手工业取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海上运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发展，商业与航运提高了交往的世界范围和领域，形成了又一个小高潮。第三个阶段，人工业的出现，在这一阶段中，由于自然力的转变，开始为工业服务，因而出现了大工业。大工业创造了先进的交通工具和现代世界市场，大工业开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第三，将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进程大大缩短。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其经历的一百年中积累的生产力比过去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而在这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扩张。在扩张的过程中，资本处于增殖状态，而资本的扩张本性，也反过来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扩张。为了扩展商品的销售路径以及获得更多的资本，资产阶级不得不扩张于全球，而在这一过程中，世界与一切民族都不知不觉卷入世界交往之中。全球的以资本扩张、商品贸易为纽带的联系就此开始建立，而人类社会也因此进入了世界历史的篇章。由于资本的扩张，阶级矛盾逐渐深刻，而资本主义相对发达的国家提供的革命道路必然会引起不发达国家的先进阶级所借鉴，从而借以打破阶级矛盾，提前实现革命。同时另一方面，由于世界性市场的存在，发达国家与相对不发达国家处在同一个平台之中，更容易产生相互矛盾，从而刺激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进程。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当代启示与方法论
首先，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具有二重性。在西方资本逐渐占据优势的形势下，世界历史是具有二重性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运用分析劳动二重性、资本二重性的相似方法，指出了世界历史具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影响。马克思世界历史观指出世界历史的发展使得不同民族之间孤立状态被打破，世界市场逐渐形成，同时也形成了交往和分工。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开，不平等现象也逐渐加剧。因此，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采用的是理性的态度。
其次，从实践看，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提供了一种视角，是全新的历史视角。世界历史是整体，我们要融入而非排斥，要相互依赖，对外开放，在改革中寻求发展。主席曾引用，“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源”。他指出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要改变经济发展路径，重视创新。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就要本着“互利共赢，相互帮扶”的理念进行经济往来。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中，各国领导人在会上各抒己见，主席发表的《创新增长路径共享发展成果》的讲话中，强调了各国要加强经济政策的沟通和协调，同时推动改革创新，构建开放性世界经济。这彰显了我国当前对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背景的看法，各国难以独善其身，必须加强沟通协调，避免政策的以邻为壑，形成合力才可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问题。
交通发展历程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普遍交往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深刻揭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变革逻辑和基本规律。该理论建立在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考察的前提之上，为我们在整体上洞察和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理论框架。今天，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认真解读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挖掘和研究这一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对于正确认识全球化条件下现实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科学历史研究方法的形成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用了大量篇幅对施蒂纳的观点进行批判。施蒂纳将古代历史等同于古代哲学史，又将古希腊哲学归结为几个哲学学派观点和论述的简单结合。而马克思在解释古代历史时更多地立足于古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从而不可避免地对施蒂纳的观点加以批判：首先，施蒂纳对于人生阶段的划分归结为意识的作用，但却忽视了社会物质生活对于意识发展变化的决定性作用；其次，施蒂纳抛开时代、阶级、民族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来谈论意识的作用，偏离了科学研究社会问题的轨道；最后，施蒂纳对于人生的描述只是对黑格尔观点的概念和表达方式的转换。[1]马克思在对施蒂纳观点的批判中开始逐步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历史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更多地基于“现实的个人”及“现实的个人”真实的社会状况，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的矛盾运动来看待人生，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内容
1.历史是不断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运动过程
在古代社会中，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各民族国家缺乏交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逐步形成了相互隔离的生存状态。在各个群体互不联系、缺乏交往的状态下缓慢发展，在落后的社会生产状况下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历史是各民族国家独立发展的历史。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2]。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需求的程度也在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资产阶级对利益的追逐而向其他范围扩大，新大陆的发现，大工业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促使世界市场迅速形成。世界市场的不断推广与扩大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民族与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更加深入和普遍的交往，又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加强交流，促使了世界性的物质与精神产品的生产，历史开始转变为世界历史。
2.人的存在逐步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与发展，“人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新的、先进的生产方式的推广，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开始受到世界性生产关系的影响，此时的人已不再是旧的生产关系的人，而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人，即“世界历史性的人”。这时的人拥有着前所未有的生产联系与普遍交往。
世界历史的发展突破了民族和地域的限制，扩大了人类活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资本主义大工业带来的社会化大生产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历史性的变革。伴随着15至16世纪的地理大发展，世界市场由此开始逐步形成。人类也伴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开始走向世界性的交流和融合，“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世界市场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也增进了人的普遍交往，使得各个民族国家的单个的个人快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人，人的存在也成为了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在世界历史理论中，人的解放和发展就是一个个人不断摆脱束缚，克服自身的片面性，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前提，而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就是要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因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
3.普遍交往推动了世界历史形成的助推作用
交往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关系的一种中介，是以物质交往为基础的全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交往的总和。社会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关系，即人在交往中形成的一切关系。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普遍交往的历史。从交往的内容来说，它包括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社会交往、人员交往等等；从交往的广度来说，它将每一个个人、每个民族都纳入广泛的交往范围之中，形成了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从交往的深度来说，它突破了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狭隘关系，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片面性。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普遍交往，世界上的各个民族才能认识到个民族之间生产发展的相互依赖关系，狭隘的、民族性的、地域性的个人才能成为世界历史性的现实的个人而存在，“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
“普遍交往”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伴随着大工业的兴起而不断前进的。大工业不仅扩大和发展了原有社会的分工，而且直接促成了世界性分工和全球性分工的产生。分工的普遍发展使得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愈发普遍，形成了具有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也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不断成为我们探索全球化进程，解决现阶段历史进程中的矛盾与问题的良好借鉴。通过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思想研究的科学研究方法、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等思想的学习，有利于实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为我国在现阶段发展中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带来启示意义。
1.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来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
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交往是被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来论述的，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反思与考察，不再以抽象的理性为历史的前提，也不再以抽象的自由精神发展为世界历史发展核心，而是立足于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以生产实践为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从这一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出发，首次找到了解开世界历史之谜的钥匙。他把世界历史的形成看作是建立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由它造成的各民族的交往的普遍发展基础之上的。纵观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论述，全面体现了以物质生产为前提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就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解放，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但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特别要看到，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我们要清楚地认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类历史的发展主要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矛盾运动的发展史，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努力。
2.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为我们探索当代人的全面发展带来现实启示
马克思把人的解放和发展放在世界历史的视域下考察，从而得出人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是（改成相）一致的科学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历史就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个人通过交往实现最广泛的世界性的联合，逐渐全面占有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3]。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财富，只有在解决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才能想人的更高层次的需要迈进。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是马克思毕生关注的问题，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社会建设的做种目的，只是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手段[4]。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发展。
3.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努力扩大国家、民族、地域、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交往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依然艰难曲折，需求动力减弱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我国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加大。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的态势仍将延续，主要经济体总需求仍然疲弱，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各国都加强了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全球贸易面临下行的巨大风险。此时，分析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历史性的人”的存在、普遍交往等内容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我国发展中的处于特定历史阶段中的国际国内问题，从而找到化解难题的良策。这就是要求我们，努力扩大经济、政治、文化、人才方面的交往，借鉴国外优秀的文明成果，使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服务。但同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深化改革，，解决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我国发展中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难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坚持中国道路，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王巍.《德意志意识形态导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张灿.浅析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J].南方论刊，2015.7
交通发展历程篇5
关键词：批判；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
一、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
1.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交往理论的理解不当
哈贝马斯认为，人际交往和生产实践是相互孤立的，两者没有任何联系；同时，他承认交往行为仅仅是语言上的，而并非是物质上的。他指出，过去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提出真正的“交往”概念，所以现在加入“交往”概念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完善，是重新构建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看到，原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忽视“交往”问题，“交往”概念始终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空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研究资料中，“交往”“交往关系”始终被看作是一种不完善的生产关系，往往被人们忽视。哈贝马斯虽然在研究过程中借鉴了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但他认为，马克思并没有真正提出“交往”概念，因为马克思把“交往行为”看作是一种生产实践和劳动行为。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这种观点。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打破了一切旧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他把交往行为和生产活动明显区分开来。马克思认为，交往有很多不同形式，包括政治交往、物质交往、语言交往、宗教交往等。其中，物质交往是最基本的交往形式，因为物质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形式，它对于其他活动具有决定性影响。实际上，哈贝马斯对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存在误解，这主要是由于他认为人际交往和生产实践是相互孤立的，两者没有任何联系，这种片面的认识也导致了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偏见。
2.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单一的文化动力
社会进步发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想要改革完善生产关系，促进社会进步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当然，社会进步发展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仅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包括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矛盾、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内部矛盾，同时，科技进步促使社会生产力发展，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统治阶级通过调整完善生产关系、制度建设，协调处理各种矛盾。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都看做是社会基本矛盾。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主要表现为进步阶级通过革命形式来和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斗争。从个人史观、群众史观角度来说，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了那些杰出人物对于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认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我们可以把阶级社会发展各种推动因素概括为三个方面，即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群众力量。它们是彼此联系、彼此影响的，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历史进步发展取决于其动力系统，系统中各要素起到不同作用，而根本动力处于核心地位。
3.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局限性
马克思认为，虽然过去剥削阶级宣扬用思想统治世界，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但它们毕竟是客观存在于阶级社会中的，而且起到了一定作用，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从这点上说，它们应当是真实的意识形态，并且以观念上层建筑形式存在。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能反映客观的社会经济形态，反映社会系统的模式，因此，他把意识形态叫作观念上层建筑。
《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意识形态其实也是一种观念上层建筑，在分析市民社会特点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一概念反映了直接产生于交往活动、社会实践的社会组织，在任何时代背景下，都是形成观念上层建筑、建立国家的基本前提。为了支持自己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哈贝马斯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提到的意识形态概念才是其真正的意识形态理论观点，即它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哈贝马斯故意歪曲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哈贝马斯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才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由于意识形态是虚假的、不真实的，所以必须要批判它，并且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所以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其实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也就是批判科技。换句话说，无产阶级要资产阶级统治，只需要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就行了，不需要进行真正的革命斗争。我们看到，哈贝马斯这一观点具有明显局限性、片面性，而来认识到阶级统治的本质。
二、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歧途的反思
1.对批判理论困境的反思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哈贝马斯是一位特殊代表人物。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哈贝马斯还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始终坚持自己的批判性原则。在哈贝马斯本人看来，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中首次提出批判主义思想，在然后的《启蒙辩证法》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而他自己是十分支持批判主义的。其次，从哈贝马斯的理论思想中，我们看到，他并非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他只是利用批判理论来扩大自己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哈贝马斯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宣扬“坚守”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却“抛弃”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法兰克福学派很早就提出理性已经成为一种工具。
2.对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发展的反思
毫无疑问，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诞生是人类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让人们可以从一个全新角度去看待、认识社会生活。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和马克思生活的那个年代相比，当今社会的时代主题、主流思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在二战以后，新一轮科技革命使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及社会结构都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阶级群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将人看作是历史的主体，而人在一定生产关系下从事的物质生产就是历史主体创造历史的动力。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进步的标准是把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的解放相统一，以生产方式作为划分历史形态的标准。哈贝马斯试图将这两个标准融入他的“社会组织原则”中去，用他划分的社会组织原则来区分社会历史形态，否定了生产方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又把其标准多元化，让我们无法用统一标准来衡量社会发展。
一方面，科技迅速发展，并且成为第一生产力。进入新世纪以后，科技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科技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导社会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引起了社会意识形态变化，世界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在各国积极的国际交往过程中，个性化、局部特色更加突出。另外，全球性问题愈加突出，人类和科技之间矛盾激化。这些问题主要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文精神缺失、价值理念偏差。特别是在二战以后，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日益尖锐，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问题。在激烈市场竞争环境中，人们承受了太大心理压力，人际关系冷淡，这从客观上造成了理性科学主义思想泛滥。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互对立，现代社会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生活。
三、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启示
1.追求真理，实现社会的整合
哈贝马斯说，“世界的一体化是历史哲学的前提条件之一，而历史的可创造性是它的另一个前提条件。”从一个角度来讲资本主义的扩张让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实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又使历史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非“自然的特性”，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愈来愈体现出入的活动在社会中的作用，这些正是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境域。都是对历史和进化同一性的理解，马克思注重的是生产力对历史进化的解释，而哈贝马斯为了解决“生产范式”遭遇的异常，强调了人对自然和社会规范的控制作用。
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赞成的是对“历史”的“唯物”的重建，而不是对马克思“生产范式”。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可能状态决定了历史的意义。在历史的发展中，人才是历史的主体而且是历史的创造者，当人类真正掌握了学习机制和批判反思的理性时候，人就不但能知晓自己的历史，而且还能决定自己的历史，人的活动就能够决定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有时代性和局限性的。在他看来，传统的理性观念是基于理性的主体性原则基础上的，但是在社会理性化过程中，社会破裂了，整合社会的力量消失了，所以人们眼前的任务就是怎么重新实现社会整合。目的理性不能完成这项任务，这个任务只能通过交往理性来完成，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通过人们间的辩论与讨论，来使人们形成对真理、规范和审美判断的一致意见，通过交往来实现社会的整合。他认为，要克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问题，就必须拯救那些仍然残存于生活领域中的交往理性元素，重新使生活世界各个领域之间恢复平衡。
2.当前要紧密联系时代性，保证科学发展
现代性是哈贝马斯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便是哈贝马斯把现代性与交往理性相结合，建立新社会进化论、解决现代性难题的过程。在当今社会中，我们不应该否定现代化，也不应该要回到非现代化的历史状态中去，而是应该不断地推进现代性，不断地推进社会的理性化的过程。在我们思考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应该要反思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得到一种理性的哲学上的思维方式；通过批判现实，形成实践智慧，无论是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还是对哈贝马斯理论的研究都是如此。总之，社会一直是在进步和发展，我们必须要站在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思想，密切联系实际生活，通过不断实践，总结经验教训，推动唯物史观完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交通发展历程篇6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地理教学新课标
一、利用历史地理学知识，认识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
人地协调观是地理学的主线和核心。通过地理环境的发展变化，让学生充分了解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而这一相互作用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显现。此时，借助历史地理学知识，展现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状况，让学生通过历史和现状的比对，形成正确的人地协调观。例如，在讲解“荒漠化”问题时，教师可以以历史期的统万城为例，说明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统万城是十六国匈奴人后裔赫连勃勃所建的夏国的都城，自统万城建成后，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一直是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但北宋以后，一代名城逐渐沦为废墟”。［1］以统万城的兴衰为例，帮助学生理解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从而树立正确的人地协调观。历史地理学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地理课程资源，可以让学生以史为鉴，充分理解人与地的相互作用，用时、空两个角度思考地理问题。课程标准中要求“以某生态脆弱区为例，说明该类地区存在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历史地理学中有大量的内容都能很好地说明生态脆弱区的发展问题，如楼兰古国的衰亡、罗布泊的干涸等。以历史事实为例说明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能够很好地落实课标要求。
二、利用历史地理学知识，认识城市的发展问题
城市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有其深厚的历史积淀。课程标准中要求“举例说明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地理学以时间为发展轴线，可以很好地理清城市的发展脉络，帮助学生了解城市的发展史，进而更加充分地理解城市化进程，明白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著名地理学家褚绍堂对都市之地理因素进行了深人的分析，并以上海为例说明了城市的发展问题。“北宋年间，上海早期聚落形成。元代，除了经营沿海的盐业外，棉织业已逐渐兴起。清初，尽管实行海禁政策，但上海的贸易仍比较活跃。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上海根据自身的优势，实现了迅速的发展”。以上海的发展为线索，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城市发展问题。历史地理学中关于都市的发展内容，经过适当加工，可作为很好的实例，用以说明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问题。把历史时期的城市状况介绍给学生，时空综合思考地理问题，全面把握影响城市的发展因素。
三、利用历史地理学知识，认识人口迁移问题
人口问题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人口迁移则是人口专题的重点和难点。人口迁移往往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课程标准中要求“运用资料，描述人口迁移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教师将历史地理学中关于人口迁移的内容加以整理，作为地理学习资料，可以帮助学生很好地理解人口迁移的推力和拉力问题。“上古时期，人口的重心在黄河中游及其附近地区。东汉时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人口有所增加。两汉之际，黄河流域的人口有向南迁移的现象，唐代中叶秦岭淮水南北的人口已渐趋于平衡。到了北宋，南方人口明显超过北方”。U］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人口逐渐由北向南移动，教师可引导学生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多个角度思考，结合特定历史背景，考虑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人口迁移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脱离了这一历史背景，单单从空间层面进行思考，不利于学生全面把握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比如历史时期的“闯关东，走西口”等，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教师将这些资料作为地理课程资源，有利于学生全面理解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
四、利用历史地理学知识，认识自然灾害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自然灾害发生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课程标准中要求“运用资料，说明常见自然灾害的成因，了解避灾、防灾措施。”历史时期，自然灾害频发，将这些史实作为学习资料，有利于学生以史为鉴，学习自然灾害的应对措施。我国是一个地震频发的国家，从汉代至清代，见于记载的地震有8000余次，其中破坏性地震有600余次。［3］那么地震在我国发生频率如此之高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防治？教师可结合史料，引导学生进行学习。以历史史实作为学习资料，可以让学生深刻体会自然灾害对人类生命财产的威胁，学习其应对措施。大部分的自然灾害都可以在历史的长河里寻找其踪迹，比如干旱问题、水患问题、泥石流、滑坡等。将这些历史资料适时加工整理，可以让学生深刻体会自然灾害的威胁并学习如何进行防治。这样进行自然灾害的学习，比起空洞的说教，更加具有影响力和震撼力。
交通发展历程篇7
关键词：大国关系；历史分析；继承性与变异性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9-0144-02
一、历史分析在“大国关系”研究中的意义与效用
“大国关系”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主要源于大国是国际政治的最主要行为体。世界政治是大国博弈与互动的舞台，大国间的相互关系极大地影响了全球政治进程，这不仅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彼此交往上，而且还体现在各个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结构与活动中。此外，大国之间的交往沟通，不仅是国家、政府层面的往来，同样也包含了政党、组织层面的交流。因而，大国关系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增强大国关系研究方法论上的自觉性，不仅能极大推进研究的开展与深入，而且也能进一步推进研究本身的规范性与思辨性。
大国关系研究具有诸多方法，譬如利益分析法、发展分析法、点面结合分析法、联系分析法、换位思考法等等。不同研究方法可使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思路以及不同的分析模式切入，从而得出同一事物的不同思考与认知。但毫无疑问的是，不论何种方法的重要性，都无法掩盖历史研究法的重要意义，汲取历史学研究的相关知识是国际关系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基石。一方面，从本体论角度看，国际关系理论受益于对国际关系历史的资料分析和经验总结，这当然包括“大国关系”；另一方面，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历史比较、历史诠释等史学方法也丰富了国际关系的研究手段；同时，历史由于其可分为史实与经验两大部分，具有继承性与变异性的特性，这也极大促进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进程与效用。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就好比国际关系理论的试验场、国际关系实践的战斗场，加强对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历史的继承性与变异性研究，将增强研究人员的“大国关系”理论建构以及国际事务的分析能力，通过充分发挥历史实践的检验作用、预测作用、警示作用，不仅能够帮助国际关系学者更加注重理论建构和分析的科学性，而且也能够使国际事务业务人员、执行人员更为理性、合理地分析国际局势、选择外交政策、指导外交实践。
总之，历史分析法将使国际关系研究者、国际业务践行者广为受益，而通过精准把握国际关系历史的继承性与变异性，也将更进一步增强其对国际关系、国际事务的分析和理解，这毫无疑问是做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尤其是“大国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
二、历史的特性：继承性与变异性
历史研究应其历史特有的继承性与变异性而效用凸显，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研究中极具意义，毫不夸张地说，历史分析法毋庸置疑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分析法，是“大国关系”研究的基石。那么，究竟何为历史的继承性与变异性？
历史可分为史实与经验两部分。所谓历史的继承性，指的是历史的史实与经验都有其深刻的背景及深层的原因，而这对于包括“大国关系”在内的国际关系研究极具参考价值，不仅是研究者“解古谈今”，更是其“借古探今”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国际关系研究者也必须在“解古谈今”的同时更加重视“借古探今”，从而指导国际关系研究实践。“解古谈今”意指研究者通过分析过往的史实与由此而来的经验，从而把握过往历史发展的脉络，并在分析当今国际关系发展尤其是“大国关系”的互动与博弈中运用此种判断，解释正在进行的国际关系进程。“借古探今”则表明国际关系研究者不仅要善于通过曾经的历史发展解释当前的国际时政，更要通过历史发展的脉络把握国际关系各个要素变化的前因后果，探寻当今国际关系进程的走向，从而指导各国外交实践。正如马克思而言，“哲学家的目的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在于实践。当然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通过“解古谈今”，研究者了解并解释曾经的历史脉络以及历史事件的状态，认识并阐明现今国际关系的状况。比如，在维也纳时期，欧洲大陆格局中各国间的相互关系与博弈以及它们之间的交往实践便可在某种程度上阐明现当代部分地区国家的情形，并解释由多国博弈所造成的国际体系相对稳定态势的由来。而另一方面，通过“借古探今”，则可使研究者借鉴曾经历史事件的发展走向以及各国在其间的博弈损益，探讨现今国际事件的发展趋势，对此做出预测，为国家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
至于历史的变异性，则是指现今的大国关系风云变幻，每一个事件的发生、发展、与结束都有其历史的特殊性。研究者在借鉴历史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事件固有的特殊性，以防以偏概全，从而产生错误认知。这是历史事件主体性变化的必然结果，其次也是研究者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的客观产物。一方面，历史发展是纵向统一性与横向统一性的结合。历史发展的纵向统一性是指各国历史都经历了从低到高依次递增的五种社会发展形态，历史事件本身也都将经历从开始到结束依次递进的发展模式；而社会发展的横向统一性是指处于同一形态的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具有共同性与普遍性。但另一方面，历史发展又具有多样性。处于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国家以及它们博弈与互动之间的历史进程与发展模式又具有不同特点；各国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间相互互动所体现的典型意义也不尽相同；与此同时，不同国家之间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过渡以及不同事件本身也具有不同的特征。这种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坚持历史的变异性，便是要求国际关系研究者在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大国关系”研究中始终秉持审慎态度，时刻注意国际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由于时代背景和事件自身所带来的独有特点，这将更加客观、公允、精准地帮助研究者分析国际关系进程，把握国际关系发展的实质。简言之，坚持“大国关系”研究的唯物辩证，必须要求坚持历史的变异性特征，而坚持了历史的变异性，也就坚持了历史发展的个性、多样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三、历史分析法与“大国关系”研究的契合
历史因其独有的继承性与变异性特征，将极大地促进国际关系研究效用。那么，研究者又如何将历史分析法与“大国关系”研究相契合呢？
首先，要以客观、公正的视角看待历史。很多学者乐于从阴谋论的角度阐述历史，极力发掘不为人们所知的国际关系历史中各国彼此间权术及其腹黑，以表明自身对历史事件的特定思维与独特认知。然而，尽管历史的发展有其特殊性一面，很多主观性因素对其具有极大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偏爱的却是人类的理性以及自然的规律。每个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及其态势都是有其相似性的一面，而研究者有且仅有以客观、公正的标准与视角看待历史，方可正确地认识事件，无主观偏见的探查事件背后的真正动因，从而为事件的发展做出精确的预判。“大国关系”尤其如此，如果研究者执意于某国的情感，则会在研究中不自觉地加入自身对他国的好恶，由此在研究中则难以形成自身正确的认知，更难以对事件进行全面的把握。
其次，必须坚持“了解今天取决于对历史的了解”这一基本原则。通过历史的继承性，在“解古谈今”的同时“借古探今”；但又由于历史的变异性，在把握历史脉络及借鉴历史经验的同时，还必须坚持历史发展的个性、多样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综合把握各自国际关系进程特有的时代背景与事件特征。因为“大国关系”与大国行为互动中，各自现象源自于各种趋势，这些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关联和发展，出现量和质的变化，进而趋于成熟并最终瓦解。按年代顺序对事件进行排列，阐明国际事件的连贯性，并通过它们之间的关联和因果作用对其进行解释，从而揭示各国所有内外背景对那些历史事实所产生的影响。假如无法揭示支配历史事件的法则和决定它们的条件，无法发现和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这些历史事件就毫无价值，无异于难以辨认的速记。因而，必须深入事件的内部，弄清表象背后真实和理性的原因与本质。但同时，也必须清晰了解各种史实背后的时代特征，每种事件的发生都是在特定时空当中，受制于时空的限制。因此，历史的继承性与变异性的正确把握是将其与“大国关系”研究相契合的关键，而其基础则是“了解今天取决于对历史的了解”这一基本原则，了解分为两个方面：不仅要了解历史继承的一面，更要了解其变异的一面。
最后，通过政策的历史性分析探求大国间关系的变化。大国关系研究涵盖诸多方面，但政策研究尤为重要。作为国家对外方略的基本体现，政策便成为研究一国外交行为的核心。在国际体系中，各国间行为与互动也主要体现在国与国间的政策的执行上。良好互动态势中，国家间政策走向会总体良好；紧张互动态势中，国家间政策走向会逐步对抗。因而，政策研究至关重要。当然，政策也是历时的，有其继承性与变异性。政策的继承性体现在各国外交政策的连贯性与关联性上，现今的外交决策不应该也不可能与先前的外交决策断连；而政策的变异性则体现在不同的国际形势与国内环境所造成的外交决策的阶段性变化，同时不同的领导集体对事件的不同认知也会作用于外交决策的改变上。因而，政策的历时性体现了其历史的继承性与变异性，这也是研究者所需要重点探究与把握的。
总之，若将大国间关系与历史史实和历时政策相互联系并进行比较分析，则能在一个广阔体系中对其进行整理，并从中发现各国间通过各种可能的历史事件与关系相互联系的连接点，这是历史的继承性与变异性的独有魅力，也是历史方法相异于其他方法的特殊之处，而这也是“大国关系”的研究者采用历史分析的根基所在。
参考文献：
[1]秦治来.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转向[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8）.
[2]崔建树.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J].国际政治研究，2007（1）.
交通发展历程篇8
[中图分类号]1G63[文献标识码]1B[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9―0026―05
2001年秋《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实验稿”)伴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走进中学历史课堂，进入课程标准的实施阶段。十年课程改革的实践探索，构建了义务教育新的历史学科体系，教、学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的学者、教师也在不断总结、反思，为课标的完善，献计献策。终于，在2011年底，《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2011年版”)面世了。
“2011年版”与“实验稿”相比变化何在?笔者以中国古代史的内容为例作比较分析。
一、课程内容和体例的比较
笔者按时序、分时期对比“实验稿”和“2011年版”的主要内容、“2011年版”新增的内容、“2011年版”减少的内容。为方便对两稿内容的知识要点进行对比，“2011年版”的内容顺序进行排列，对“实验稿”内容呈现的顺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1.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版”与“实验稿”相比，新增加29个知识点，减少11个知识点。新增加的知识点，如西汉的建立、文景之治、东汉建立、南北朝的更替、隋的统一、隋朝的灭亡、安史之乱、五代十国、北宋建立、元朝统一、李白成起义、满族入主中原等，弥补了“实验稿”割裂历史的状况，使中国古代各时期基本完整，便于学生清晰把握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脉络。新增的知识点“东汉建立”，突出了东汉在大一统国家中的地位，“隋的统一”和“元的统一”强调了统一对国家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因此，有利于学生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历史，有利于学生掌握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减少的11个知识点，如元谋人、九章算术、赵州桥、齐民要术等，不影响学生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的学习和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感悟和认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2.“2011年版”的课程内容体例与“实验稿”不同。“实验稿”以“学习主题”的形式构建了历史课程体系，为突出学习内容与主题的关系，个别内容跳跃性大，历史的时序性和系统性不强，不利于学生对历史发展基本脉络的把握。同时，主题式编排理性较强，不符合初中学生的认知特点。初中学生应该在掌握具体史实的基础上认识历史。“2011年版”则还原历史学科的时序性和线索性的特点，建立在时序发展的基础上，弱化学习主题，采用“点――线”结合的呈现方式。“点”是具体生动的历史事实，“线”是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时代特征，以“线”穿“点”，以“点”连“线”，使学习内容按照历史发展线索循序渐进地展开，有利于学生形成较为清晰的历史时空意识，更好地理解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
二、学习要求的比较 笔者对“实验稿”和“2011年版”的中国古代史内容中相同学习要点，不同的学习要求进行了比较，旨在通过比较，窥探其变化。
1.在17个学习要点中，内容标准的陈述中使用“了解”“说出”“知道”“简述”等识记层次的，“实验稿”与“2011年版”各有9个；在内容标准的陈述中使用的“概述”“认识”“理解”等理解层次的，“实验稿”有4个，“2011年版”有8个。在内容标准的陈述中使用的“探讨”“评价”“分析”等运用层次的，“实验稿”有4个，“2011年版”没有。相较之下，识记层次两个课标相当，“实验稿”中属运用层次的，“2011年版”均变为理解层次。说明“2011年版”降低了学习的难度，重视学生对历史的感悟，符合初一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充分考虑到学生是否能够通过学习达成课程目标的要求。
2.即使是同一层次的学习要求，“2011年版”所提出的学习重点与“实验稿”也不尽相同。如“北京人”，“实验稿”要求“了解中国境内原始人类的文化遗存”，而“2011年版”要求学生理解“北京人发现的意义”和“知道化石是研究人类起源的主要证据”，旨在引导学生注重证据意识，掌握历史学习和思维的基本方法。“实验稿”中要求“简述河姆渡遗址、半坡遗等原始农耕文化的特征”，“2011年版”不再要求学生了解原始农耕文化的特征，因为对初中学生来讲，理解文化特征实在过难。
又如“远古传说”，“实验稿”要求“了解传说和史实的区别”，“2011年版”要求“了解传说与神话中的历史信息”，虽同属识记层次，但两者的价值取向迥异，“实验稿”力图要让学生区别传说和史实，旨在说明传说不是史实，但是“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历史现实，特别在古代，是历史记录和传递的重要途径。要求初中生真正认识传说和历史的区别有难度”。而“2011年版”是让学生感受历史呈现方式的多样性，让学生除关注历史考古、历史文献等传统的历史资源外，还能更多地去关注其他历史载体，并掌握各种历史载体的特征。
还如“商鞅变法”，“实验稿”要求“认识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即让学生认识到战国时期是社会的变革时期，可初中生怎能理解“变革”这样的术语?“2011年版”要求“认识改革使秦国逐渐强大起来”，虽同是理解层次的“认识”，但难度大大降低，因为学生能通过具体的史实，如秦国经济的发展、军事力量的增强去认识到“改革使秦国逐渐强大起来”这样的论断。
再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实验稿”要求“概述北魏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2011年版”要求“初步理解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将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融合”的提法，改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因为“融合”有合成为一体之意，而“交融”则是相互融合，更符合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的情况，也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从而增强民族平等和共同发展的观念，树立正确的民族意识。
三、“2011年版”的价值取向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国家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应体现国家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要求。课程标准体现国家意志，因此课程标准的价值取向应该体现国家对义务教育的目标要求。 通过对《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分析，笔者认为“2011年版”体现了如下的价值取向：
1.追求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承担着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教育、民族团结教育、优秀文化传统教育、人格教育和国际意识培养等教育责任。“2011年版”继承“实验稿”的优点，并根据课程改革发展的要求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精神，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历史课程，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
下，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传承人类文明的优秀传统。”“坚持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使学生认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爱国主义情感，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拓展国际视野，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凸显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古代史内容无处不渗透着这样的思想。“北京人”一课，不讲元谋人，笔者虽尚不知为何，但从学习要点中看出，本课更主要定位于北京人发现的意义，而不是说明中国大地上已知的最早人类是何。“青铜器和甲骨文”一课，了解青铜工艺的成就，知道甲骨文是已知最早的汉字。青铜器和甲骨文是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成就，传承文明，感受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有利于加深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北魏孝文帝改革”一课，要求“初步理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旨在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由此理解到民族交融、民族和睦、民族团结和共同发展的重要意义，尊重和热爱祖国的历史与文化。
2.回归历史学科的特点，建立基于时序的课程内容体系。
新世纪历史课程改革，其目标之一是“改革课程内容过于强调历史学科体系”。从初中“不刻意追求历史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到高中完全抛弃历史学科体系，于是便有了初中主题式、高中专题式的课程结构。“实验稿”中国古代史各学习主题，“照顾到古代文明的各个侧面，以某一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内容来反映这个时期的特点。”如，“政权分立与民族融合”主题下，选取了“了解三国鼎立形成的史实”，“说出人口南迁和民族交往促进了江南开发的史实”，“概述北魏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三个内容，以突出主题特点：政权分立和民族融合。于是在这一部分就缺失了西晋兴亡、东晋兴亡、南北朝的政治等内容，显得从三国到南北朝的史实零乱无序，教师教学、学生学习都感觉跨度较大。此外，通过学习内容去理解主题的思想，对以感知为主的初中学生来讲，增加了学习难度。课程改革的十年来，历史学者、历史教育研究者、中学历史教师等各层次研究人员都在思考这些问题：初中学生学什么样的历史?到底要不要学科的体系?需不需要尊重历史学科的特点?《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面世，回答了这些疑问。历史事件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只有按照时序建立的历史知识，学生才能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内化为情感态度。没有了时序，没有了学科基本的体系，学生如何去理解历史事件的背景?不理解背景，又怎能去正确认识历史?那一切，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不刻意追求历史学科体系的完整性，不面面俱到，但要突出历史的重点和精华。通过一个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点”，连成历史发展的“线”。因此，“2011年版”抛弃“学习主题”采用“点一线”结合的呈现方式。“点”是具体、生动的历史事实，是精选的历史知识，点与点之间按时序排列；“线”是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时代特征，线使点之间构成联系。通过“点”与“点”之间的联系来理解“线”，“使学生在了解基本史实的过程中感知历史，感知历史发展的脉络；注重感性知识的积累，避免概念叠加，避免初中内容高中化、成人化。”从而使学生在掌握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理解历史发展的过程。“2011年版”中国古代史内容涵盖从远古到清代(鸦片战争前)各时期的重要史实，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和社会生活，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各个侧面，注重不同领域发展的关联性。点―线呈现方式，符合初中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规律，符合义务教育普及性的特点，充分体现义务教育历史课程的思想性、基础性、人文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能较好地激发学生的历史兴趣。扎实的通史学习基础，有利于高中专题史的学习，实现初高中历史学习内容的有效衔接。
3.追求科学的历史学习方法，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正确的历史学习方法是历史课程教学中尤为关注的内容，“2011年版”提出：“初步学会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对历史事物进行考察”，“了解多种历史呈现方式”，“初步学会从多种渠道获取历史信息”等术语，充分表达出“2011年版”重视学生历史学习方法和能力的形成。这在中国古代史内容中，也有所体现。如“知道化石是研究人类起源的主要证据”“知道考古发现是了解史前社会历史的重要依据”，让学生了解以历史材料为依据来解释历史的重要性，初步形成历史证据的意识。
“2011年版”还要求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逐步学会运用时序与地域、原因与结果、动机与后果、延续与变迁、联系与综合等概念，对历史事实进行理解和判断。”这是对学生理解历史、分析问题能力培养的重视。在中国古代史部分，由原“实验稿”规定的识记层次，“2011年版”上升为理解层次的知识点有3个，即：理解百家争鸣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理解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理解皇帝专权的弊端，涉及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通过理解，让学生认识到：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群星璀璨的时代，百家争鸣促进了当时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繁荣，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经历了东晋南朝、隋唐五代，至两宋时期得以完成，明清时期，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经济重心的南移影响到近、现代甚至当代。理解皇帝专权的弊端，认识从专制到民主、由人治到法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意识教育。
总之，“2011年版”体现了历史课改的进步、课程观念的逐步成熟、课程体系的渐趋完善、课程内容的日渐科学。诚然，“2011年版”的进步，正是因为有“实验稿”十年实践的经验和成就。对“2011年版”，现仅仅是初识。课改，我们仍在路上…
【作者简介】袁从秀，女，1968年生，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教育教学研究。
参考文献：
[1]杨润平-历史课程标准・内容标准(实验稿)商榷[J]，历史教学，2003(2).
[2]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交通发展历程篇9
对马克思而言,这种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世界历史的积极扬弃就是共产主义。可以说,马克思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初步赋予“世界历史”以独特含义的,标志着马克思世界理论的初步形成。《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以实践的哲学思维方式来批判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强调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2]54-57这里,“市民社会”指的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指的就是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是以实践的方式来理解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发展的动力以及其中所蕴藏的社会发展规律与趋势,并以这种方式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向更高社会形态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实践活动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中雇佣劳动的实践活动方式使得自身必然被扬弃而走向“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即共产主义社会。所有这些,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最终形成他们的世界历史理论做好了理论准备。
《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正是从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实践活动出发,马克思与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2]89具体讲就是,历史活动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现实人的现实活动,而不是想象主体的想象的活动。人们在每一历史阶段上活动都要受到自己所处时代生产方式的制约。而伴随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88因此,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进程开始于资产阶级主导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但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2]89因此,“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4]44而对于以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价值旨归的马克思来讲,这种异化必须被消除。而异化的消除,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89否则,共产主义只能是“地域性的”与“粗陋的”共产主义。这意味着,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进程包括资产阶级主导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无产阶级主导的“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逻辑关联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现实前提,“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必然结果。
此后,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解释社会发展动力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详细地阐发了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他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276尽管马克思与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但是,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并不是世界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使得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从客观方面讲,“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得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也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2]278从主观方面讲,“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
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284马克思的上述主张,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得到了系统的阐发,这里不再赘述。但值得指出的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发挥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生产方式制约着人的发展状况”的观点,对人的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作了这样的描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5]276这三大形式,表现为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状态的递次演进,体现着“物”的不断丰富与“人”的不断发展的辩证的历史的统一,体现着人类从最初的“孤立”状态向“世界历史”状态的发展过程。
二前已述及,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头足倒置”的
但是,黑格尔通过“绝对精神”基于自身的自由本性与发展性而实现的自我运动、自我认识与自我实现对人类历史辩证运动过程的描述,以及对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整体性与特殊性的分析,无疑都是非常深刻的。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创造性改造,创立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其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活动”这一历史的主体与前提来取代黑格尔思辨哲学把精神当作历史发展的最高主宰的唯心史观的做法。黑格尔在把世界历史看作是精神的领域的前提下,认为“世界历史……表示‘精神’的意识从它的‘自由’意识和从这种‘自由’意识产生出来的实现的发展”。换句话说:“世界历史在一般上说来,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这好比‘自然’便是‘观念’在空间里发展一样。”[6]58-59由此观之,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头足倒置”的。对此,马克思进行了批判与颠覆。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
因此,思辨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4]108正因为黑格尔颠倒了物质与精神、人的劳动与自我意识的关系,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把目光投向了现实的人:“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
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118-119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为,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2]89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中,历史活动本身就是现实的人的活动,世界历史绝对不是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的表现,而是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生产活动所引起的交往方式不断发展的结果。其二,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观改造了黑格尔思辨的历史哲学中的劳动辩证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动力及劳动主体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在《精神现象学》关于“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性”中,黑格尔通过“主奴关系辩证法”对劳动主题进行了直接阐述。在“主奴关系辩证法”中,“承认”是关键的一环。主人与奴隶相互承认,奴隶承认主人是我的主人,主人承认奴隶是我的奴隶。在这种“承认”中,主人与奴隶相互依赖,主人依赖奴隶为他劳动,奴隶依赖主人而活着。但是,“通过劳动,奴隶的意识回到了他自身”。[7]这是因为,主人把生产资料交给奴隶去进行劳动,奴隶在与自然界打交道的劳动过程中,不仅改造了自然,而且也意识到了自身的力量,奴隶从自然界这一对象上渐渐感到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样,在劳动过程中,奴隶完成了对他自身的真实的独立的意识,个人通过劳动确证了自己。黑格尔把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劳动这一制约着人的生成和自然界变化的改造力量变成人类历史的基本要素,这是黑格尔的一个伟大历史贡献,对此马克思予以了充分肯定。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3]319当然,尽管“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但是,黑格尔“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3]316马克思汲取了黑格尔劳动观中积极的东西,充分肯定劳动对象化在人与历史的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强调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劳动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人类历史正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
这一主张,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了具体的阐释。他把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当作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通过对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所发生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关系的分析,揭示了生产力与人们的交往方式(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革命根源于生产力与人们的交往方式(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共产主义革命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的异化劳动及其异化的社会关系的消除,它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在这一真正的共同体当中,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得以实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详细、系统地论述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指出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与条件。其三,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改造了黑格尔思辨的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辩证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众所周知,黑格尔是第一个用辩证法来阐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思想家。在黑格尔那里,历史辩证法实际上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辩证法,精神的运动就是发展,只有通过发展,潜伏在它本身中的东西才得到发挥和实现。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指出,绝对精神的“发展原则包含一个更广阔的原则,就是有一个内在的决定,一个在本身存在的、自己实现自己的假定作为一切发展的基础,这一个形式上的决定,根本上就是‘精神’,它有世界历史做他的舞台。它的财产和它的实现的场合。……它只发展它在本身存在的东西,它使自己确实地发展到它向来潜伏地所居的地位”。[6]51黑格尔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就是精神自由原则的实现阶段的连续。第一个阶段就是“精神”汩没于“自然”之中,即“自然”本身就蕴涵着“理性”,精神存在的自然状态;第二个阶段就是精神从直接的自然的状态里分离出来,进展到它的自由意识状态;第三个阶段就是精神的自由意识提高到了纯粹的普遍性,提高到了本质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因此,“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在继续作出它潜伏在自己本身‘精神’的表现。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现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东方人还不知道,‘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不自由。他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个人只是一个专制君主,不是一个自由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只知道少数人是自由的,而不是人人是自由的。……各日耳曼民族在基督教的影响下,首先取得了这个意识,知道人类之为人类是自由的:知道‘精神’的自由造成它最特殊的本性”。[6]16-17这就是黑格尔所揭示的世界历史所表示的“精神”的意识从它的“自由”意识产生出来并实现自身的发展的一般逻辑的本性。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从唯心主义体系中解救出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指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因而,“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它称之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世界的造物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8]112这段话表明,马克思使辩证法立足于新唯物主义基础上,这个新唯物主义就是以人的客观的、物质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其核心主张的唯物主义。这样,一方面,马克思把黑格尔的抽象的、脱离现实社会的在思辨的理性天国运动的辩证法,拉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来,成为人们现实生活在观念上反映的辩证法;另一方面,马克思把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抽象的、绝对理念的运动主体,改造为现实的人这一人类社会历史的主体。
三通过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的改造
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蕴涵着极其深刻的方法论,它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灵魂”,舍此,马克思很难形成自己独特的世界历史理论。蕴涵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方法论就是他改造过了的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原则,具体表现为现实性原则与发展(否定之否定)原则。第一,现实性原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2]73-74现实的历史就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如果不能看到这一点,就不能正确理解历史发展。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材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2]78-79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物质生产本身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二者构成了一定的生产方式。因而,必须始终把人类的历史同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也正是如此,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于一定阶段上
的生产力与交往方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分析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所造就的世界历史状态。“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88-89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的异化状态,从而进一步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即共产主义的实现。第二,发展原则。黑格尔认为,历史辩证法与历史主义是同时并存的。
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的出现看作是“精神”借助于人的热情与欲望,并通过特定的民族精神,在时间上与空间上展开的实现其自由本性的历史过程。对于黑格尔来说,历史是被理性所决定,在时间中实现其目的与计划的行动过程,理性的目的和行动贯穿于人类全部的历史活动中,世界历史就是精神在空间中发展的一种合理的过程。与黑格尔相反的是,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活动本身就是现实的人通过其现实的活动实现其目的的活动,世界历史绝对不是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精神”的表现,而是人的生产活动以及包括人的生产活动所引起的需要的结果。对马克思来说,哲学用来观察历史的唯一依据就是“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活动”,而历史从最终的决定意义上是被人们的经济活动所决定并通过大量偶然事件所表现出来的有规律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8]102《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后,指出它们都是历史过程的结果。
交通发展历程篇10
关键词：桥梁工程；发展历程；发展展望
中图分类号：U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6）04（b）-0000-00
引言：
交通对于世界的意义不言而喻，桥梁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拉近世界的距离，减缓解决城市的拥堵问题，带动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是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的象征。因此，桥梁建设的多元化，经济化以及安全性能成为我们的重要目标。随着时代的发展，桥梁建设也日益现代化，无论是从设计、建设还是验收、维护，科技的运用越发重要。因此，我们必须了解当代桥梁工程的发展。
1.桥梁的重要性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实现，交通工程和工具的发展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建立全面、完善的交通网络，大力发展交通事业成为了我们的当务之急。而桥梁建设作为交通建设中较为关键的一步，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敦促了桥梁的高水平建设。连接各城市的适合快速行驶的高速铁路桥和高架桥，解决城市拥堵路况的城市高架桥和立交桥，跨越海峡、河流的跨海、跨河大桥等主要的交通建设除了方便我们的生活外，无一不对我们当代的桥梁技术形成了严峻的考验。提高桥梁设计、建设技术，研究更为安全、方便的桥梁成为了交通建设者夜以继日的工作。因为桥梁建设不仅是交通建设重要的一部分，在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时代，桥梁建设也常常作为一个国家建设技术甚至是科学技术、综合国力的体现。
2.桥梁工程发展历程
18世纪以前，桥梁以木材和石材作为主要材料，最有名的当属中国的赵州桥（跨度37.02米，公元605年）。科学的设计、优秀的施工成就了百年屹立的美名。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西方国家炼铁技术的发展，使得铁元素融入到桥梁建设中，其中以位于英格兰中西部的世界首座铸铁桥（跨度30米，1779年）和法国巴黎塞纳河上的亚历山大三世铸铁拱桥（跨度107.5米，1899年）最为著名，以此为例，欧洲也真正的进入了工业社会。期间，中国也建设了大渡河铁索桥（跨度100米，1803年）。19世纪中叶，随着建筑钢材和钢丝的发明，人工建筑材料实现了飞跃，桥梁建设也实现了历史的跨越。桥梁建设的主跨长度由百米飞跃到五百米左右。二十世纪初期，欧美国家的工业发展盛况空前，国家日趋发达，大跨悬索桥的建设此起彼伏。美国纽约华盛顿桥（跨度1607米，1931年）、旧金山金门大桥（跨度1280米，1937年），都显示出了西方国家在桥梁建设领域的绝对实力。二战后，德国、日本再度崛起。五十年代初期，复苏的德国经济使得德国的桥梁发展更上一层楼，斜拉桥结构展现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趋势。六十年代，日本、丹麦率先实施了跨海工程计划。日本以关门桥为起点，建设具有东中西三条通道的本州―四国联络线工程；丹麦则以小海带桥为起点，最终建成连接领土两岛的大海带桥（1642米，1997年）。八十年代初期，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得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杨浦大桥、南浦大桥的成功建成重新确立了我国在桥梁界的世界地位。
3.桥梁工程发展现状
如今，桥梁工程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认可，成为了各大知名工科院校不可或缺的专业，抛弃了初期紧靠经验和智慧创造的方式。并且不断吸取相关科目的优秀经验，不断开拓新领域，完善桥梁工程建设系统。与此同时，关于桥梁施工质量控制和管理的相关学科也在不断增加，例如桥梁抗风、抗震、桥梁CaD等等。而且，计算机技术的不断更新也使桥梁结构三维线性分析成为可能。
对桥梁技术体现最明显的还是桥梁工程规模和建设速度。我们以悬索桥和斜拉桥为例。仅在20世纪一个时代内，悬索桥的跨度便从威廉斯堡桥（跨度488米，1903年）到明石海峡大桥（跨度1991米，1998年），实现了4倍跨度的增长。在这里我们还应特别提到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计划的意大利墨西拿海峡桥。这个跨海工程前后经历了40多年的准备工作，考虑了当地地震活动频繁等多种地理因素，经多次修改方案，设计方最终确定了主跨3300米的单孔悬索桥方案。这将是世界跨海大桥工程的丰碑式建筑。斜拉桥则从斯特伦松德桥（跨度183米，1955年）发展到至今为止承重量最大的斜拉桥―厄勒松大桥（跨度490米，2000年），再到多多罗大桥（跨度890米，1998年），斜拉桥跨度增加近5倍。由此看见，桥梁工程在20世纪至21世纪初这段时间内发展迅速。
谈到桥梁建设，就不得不提到桥梁设计，由于计算机等高科技的出现和发展，桥梁设计可使用的工具日益增多，至今已取代绝大部分的手工设计。桥梁设计也从最初简单的浮桥、拱桥发展到如今的钢桥、塔桥等，形式繁多，为国家建设、城市建设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也为历史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4.桥梁工程发展展望
在20世纪，世界桥梁工程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大部分国家完成了本国桥梁建设任务，小部分国家实现了跨国、跨海桥梁建设。实现了全球交通网络连通的初级目标，桥梁建设还有巨大的进步空间。21世纪，桥梁发展应以20世纪的成就作为基础，在完善基础的同时开拓创新。如上所述，桥梁工程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主体框架基本构筑，但羽翼远未丰满。可以预见，在桥梁建设未来的发展中，学科分支将逐步完善，且独立发展直至成熟。例如在桥梁抗风领域，大跨度桥风致振动控制技术将成为研究的热点，试验将依托风洞，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值风洞技术将有望突破瓶颈。
说到计算机技术，我们不得不谈论一下其在桥梁建设发展中的未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桥梁设计、评估、施工和管理将不断使用计算机软件。一来降低工作量，二来实现了对桥梁工程的立体化管理。从建立模型展示最初的设计到成型展示，再到施工管理控制以及最后的使用管理，计算机技术将近乎完美的展示桥梁建设的魅力。
至于桥梁本身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桥梁已经从最初的100米左右的跨度发展到现在的2000米左右的跨度。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为了建设全球交通网络，我们还需要不断突破现有瓶颈，挑战极限。加大跨度，丰富桥型将是桥梁工作者不变的课题。桥体轻型化、结构简易化等问题也将随着更大跨度桥梁的出现而解决。
总结：我国从古至今桥梁发展呈现良好事态，古人的伟大智慧以及国外的先进经验都对我国桥梁建设起着推动作用，最重要的还是我国科研人员，工程师们的辛勤探索。虽然桥梁本身的发展略有不足，但我相信经过更深入的研究，我国桥梁工程会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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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明山.20世纪桥梁工程发展历程回顾及展望[J].桥梁建设.1999（1）：5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