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保障与法制保障区别篇1
论文关键词 自治法 权益 保障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宪法明文规定用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和保障各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具体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它对依法保证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和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保障。当今国际国内对少数民族或者少数人权益的保障，已经成为一个受普遍关注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一、民族区域自治与少数民族权益的界定
考察西方语境的“自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为“自己的”意思，也指管理自己私人事务的法定资格。若在汉语语境中考察，“自治”一词最早出自《三国志·魏志·毛玠传》，当毛玠负责“人事权”而专挑清廉者举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官场上的奢华之风，因此太祖对此十分满意，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可见在这里的“自治”也含有自己治理自己的本义。另外，还有学者认为“自治”一词最早出自《史记·孝文本纪》，“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但意思相近。一般而言，“自治”方式多种多样，“民族自治”只是众多表现形式的一种。在通常的论述中将“民族自治”等同于“民族区域自治”，其实这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单从时间上看，“民族区域自治”出现还只是近百年的时间，相反就“民族自治”的思想与实践在我国历史上却早就存在。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实现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的前提是国家的集中与统一，各自治机关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地方政权，其基础是集中在一定的聚居区域。各少数民族建立自治机关从而行使自治权，它的实质或核心价值是要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与管理本民族本地方内部事务的权利和利益（即权益，见下论述）。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具有的多维理解属性。一是政治理念属性，早期我党的一种政治理念或主张，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多次提出“民族自决权”。二是法律文本的属性，主要指民族区域自治的确定为法制化的进程，1984年5月31日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顺利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法》，标志着我国第一部民族区域自治法律诞生。三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政治文明形态的属性，在现实面前，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本质已经能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点。
少数民族权益有时又称作相应的权利、利益与人权等。少数民族同样是享有人权的主体之一。权利一般又称为法律权利，是对法律关系主体能够在权能与享受利益行为方面获得许可和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包括民族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与文化权利等。而利益产生并发展于需要，一般而言，权利与利益总是紧密相联，少数民族权利和少数民族利益都是我国民族关系的核心问题，如果二者联合在一起使用表示的权益，就指的是权利与利益的总称。少数民族权益实际上客观地包含着少数民族权利与少数民族利益的一致性。
二、民族区域自治法关于少数民族权益的规定
我国目前广义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属于主体部分，包括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有关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各种法规。第二部分是法规和行政规章规范主要是为了具体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但目前我国以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命令与决定和各部委的规章作为实施民族工作的法律问题还略为不够，应该尽快出台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具体实施细则。第三部分是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自行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变通规定以及补充规定等等。我国各民族绝大多数自治地方基本都制定了自治条例，而且制定落实了大量的单行条例，另外还根据各自治地方的特殊实际，分类制定了一大批针对婚姻法与草原法等法律适当变通与补充规定。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体系中有关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规定涉及面较宽。总所周知，我国实行并推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根本宗旨是要“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作为扮演实施这一制度的基本法律的重要角色，民族区域自治法肯定会理所当然地要针对尊重与保障少数民族的诸多合法权益做出相应的规定与保障措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重要方面。我国法律实务中的“自治机关的自治权”，主要是指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政府，依据和根据本民族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点，相当独立自主地管理本民族和本地区的内部事务的权力。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一方面是我国根据统一和自治的原则应该赋予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权利，另一方面也是自治民族根据平等自治的原则应该享有的民族权利。就其实质，自治权并不意味着恩赐，也并不意味着特权，而只是一种平等的权利和民主的权利。追本溯源，少数民族的自治权是一种群体权利，表现在不仅是法律赋予自治民族的权利，还同时表现为赋予自治地方其他民族的相应的合法权益。在实践中，有关自治权的构成与主要内容和使用范围等方面，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划分方式。目前认为，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拥有着自治权可以概括为:立法权、培养干部权、变通执行权、语言文字权、公安权、经济权、外贸权、财政权、文化教育权与交流权等10个方面。
三、民族区域自治法对少数民族权益的保障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下的少数民族权益的类型和内容。少数民族权益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对少数民族权益进行分类划分。如根据民族权益存在的空间范围来分类，可以具体划分为国际民族权益与国内民族权益、全国性民族权益与地区性民族权益等；如根据少数民族权益的享受主体，可以具体将少数民族权益划分为少数民族集体权益与少数民族个人权益、自治少数民族权益与非自治民族权益、聚居民族权益和散居民族权益、农业少数民族权益与畜牧少数民族权益等。我国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基本内容，我国少数民族权益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一般而言，可划分为少数民族政治方面的权益，诸如：保障法律上的少数民族平等，少数民族人人平等，实现少数民族的独立自主等；少数民族经济方面的权益，诸如：自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享有国家帮助自身发展的权利等；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权益，诸如：发展各少数民族自己具有各自民族形式与特点的文化事业等；少数民族狭义的社会方面的权益，诸如：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与体育美育等众多的社会事业等。
我国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运行机制。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权益的保障，同样需要通过系列的机制来实施和有效地运行，目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机制。一是法律保障的机制。经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己逐步形成保障少数民族权益的法律与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组成的保障体系。少数民族权益的法律保障体系具体的内容涉及少数民族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与社会保障等多项少数民族权益的赋予与保障。二是司法保障的机制。司法保障在实际中具体表现在法律的具体运行与操作的整个过程和机制等方面，它具有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强制功能。在我国宪法文本的第134条与刑事诉讼法文本的第9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运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从宪法派生并在各程序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各少数民族公民具有运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司法权利。三是政策保障的机制。我国的系列少数民族政策，是为了调整民族关系与处理少数民族问题而采取的多种措施与规定的系列总和。少数民族的政策机制是最直接与最具体地保障少数民族权益的运作机制。四是行政保障的机制。我国通过采取多种多样的行政举措与行政手段来保障少数民族拥有的权益。我国通过少数民族的识别工作，来进一步明确进行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民族共同体的主体主人翁的地位，从而为各项民族政策的施行自然创造了必要的基础条件;我国通过采取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配套管用的行政举措，从而促使各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上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巨大实惠等。
四、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与保障少数民族权益的关键
第一，少数民族自身因素是关键之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自身因素，在实践中表现为自治民族群体的素质、意识、思想观念与民族生活方式等，这确实是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内存动力与思想依据。少数民族自治机关的发展状况，一般包括自治机关的机构设置是否规范和科学，自治机关相关人员的年龄与知识等结构是否合理，自治机关的工作人员在素质能力方面是否符合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并且自治机关是否能够高效合理地运行等等方面。通常意义上烦人少数民族权益，主要通过少数民族自治机关的有效运行来实现和实施的，因此，少数民族自治机关的状况，特别是自治少数民族的素质、意识与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都能够对少民族权益的保障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少数民族所处的自然因素是关键之二。每个少数民族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处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空间，因此必然要受到当地自然环境与自然条件的影响与制约。比如处在不同交通状况与不同自然环境条件的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相关事宜，其所面临的权益问题肯定有很大的差异，少数民族的愿望与诉求肯定都是存在很大程度的不一样。
第三，少数民族周围的社会因素是关键之三。一般而言的社会因素主要是指社会小的环境，具体包括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民族关系状况以及舆论信息环境等。假如某个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很好，则意味着财政状况较优，也就相应地对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实质性的支撑当然就很大。
第四，少数民族周遭的法制因素是关键之四。各地区的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相配套的法律是否完备，少数民族地区的司法活动中能否有效地运用有关权益的法律保障条款，必然直接影响到当地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实现程度。
法治保障与法制保障区别篇2
一、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基本不变，这是对香港法治的有力保障
所谓香港原有法律是指香港一九九七年前香港立法局制定的法律和习惯法。香港基本法第八条规定：“香港原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这是说香港原有法律在一九九七年后，绝大部分都予以保留，只有两种情况下不保留，一是同香港基本法相抵触、具有殖民主义色彩；二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了修改。所以在一九九七年后香港原有法律，绝大部分都被保留，这就避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发生法律空缺，保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时香港原有法律继续有效。香港原有法律比较完备，基本上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和香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需要。原有绝大部分香港法律的保留，有利于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香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符合香港居民的愿望，有利于香港社会的稳定，有利于香港居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所以一九九七年后香港原有法律基本保留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法治有力的保障。
虽然按照香港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时，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宣布同本法抵触者外，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即香港原有法律是否在一九九七年后继续有效，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事先审查，经过审查后宣布采用，方为有效。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查香港原有的640多个条例和1100多个附属立法后，宣布整部条例同香港基本法相抵触的只有14个，部分条文与香港基本法相抵触的只有10个，这些条例只占被审查的原有法律中的3.7％。可见不被采用的法律是很少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这些法律，一方面采取非常严肃慎重的态度，另一方又采取灵活宽松的办法，能采用的尽量采用，不轻易宣布不采用，这不但有利于香港政权交接的平稳过渡，而且有利于香港的法治。
二、香港基本法规定全国性法律基本上不适用于香港
它一方面宣布香港原有法律基本保留，继续有效，另一方面又规定内地的法律绝大部分不在香港适用，这就进一步加强了香港的法治。所谓全国性法律是指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在全国范围内适用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是从内地的情况出发、符合内地的特点，基本上是内地的法律。根据“一国两制”方针，全国性法律绝大部分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条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条规定的香港原有法律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全国性法律除列于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凡列于本法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根据这一条规定，绝大部分全国性法律包括民法、刑法、诉讼法及经济法等都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的只有香港基本法附件三规定的少数几个法律，如《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以及我国国籍法、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国徽法、领海及毗连区法、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等。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条还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依照法定程序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作出增减，但是它又规定：“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于有关国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规定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法律。”这就严格规范了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使全国性的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上不适用。
由上可见，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主权，只有极少数全国性法律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这就保证了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各自适用不同法系的法律，内地适用社会主义法系的法律，香港适用英美法系即普通法系的法律，从而避免了内地的法律和香港的普通法因同时都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而导致互相矛盾和冲突。这样，保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完全能符合其社会发展状况，能适应其经济发展，能符合其居民意愿，能解除香港一些人士对内地的法律制度将改变香港的法律制度的担心。这有利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治。
三、香港基本法规定了香港原有的司法体制基本不变，诉讼制度不变，这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法治的又一重要保障。
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要得到真正的实行，还必须有比较良好的司法制度。所以司法制度和法律制度又是密切相联的。香港原有的司法制度比较完善，适应香港社会的需要和经济的发展，没有必要改变原有的司法制度。香港基本法第八十一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终审法院、高等法院、区域法院、裁判署法庭和其他专门法庭。高等法院设上诉法庭和原讼法庭。原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除因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而产生变化外，予以保留。”这里主要对香港原有的一些法院改变了名称，而实质上没有作大的改变，因为设立了终审法院，故将原有的香港最高法院改称高等法院，同时将原有的地方法院改称区域法院。保留原有的司法体制基本不变，有利于香港政权的平稳交接，有利于九七年的顺利过渡，也有利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治。为了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治，香港基本法还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不但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且不受中央司法机关的管辖，它可以对其管辖范围的案件作出最终判决，诉讼当事人不需要上诉到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也就是说，终审权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了维护法治，香港基本法特别规定了司法独立的原则，香港基本法第八十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为了维护司法的独立，香港基本法对法官的任免还作了特别的规定，即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官要根据当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推荐，由行政长官任命。法官只有在无力履行职责或行为不检的情况下，行政长官才可根据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任命的不少于三名当地法官组成的审议庭的建议，予以免职。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只有在无力履行职责或行为不检的情况下，行政长官才可任命不少于五名当地法官组成的审议庭进行审议，并可根据其建议，依照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程度予以免职。终审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和免职，还须由行政长官征得立法会同意，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诉讼制度是维护司法公正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重要制度，也是实行法治的重要保障。香港基本法十分重视行之有效的香港原有诉讼制度，它特别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保留原在香港适用的原则和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原在香港实行的陪审制度的原则予以保留，并且指出，任何人在被合法拘捕后，享有尽早接受司法机关公正审判的权利，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这就明确规定，为了维护香港的法治，原有诉讼制度基本予以保留。
四、港基本法规定了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这也是对香港法治的保障。
香港基本法对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它体现了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广泛性。香港基本法从政治、人身、经济、文化各方面规定了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居民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有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有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香港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拘留、监禁，居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不受侵犯，居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居民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境内迁徙的自由，有移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自由，有旅行和出入境的自由，有信仰包括宗教信仰的自由，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有进行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有权得到秘密法律咨询、向法院提起诉讼、选择律师及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在法庭上为其和获得司法补救，居民有依法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劳工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受法律保护，居民的婚姻自由和自愿生育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等。香港基本法还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依法组成，也就是通常说的“港人治港”。这是一个根本变化，150多年来香港是由外国人实行殖民主义的统治，占香港绝大多数人口的华人是谈不上当家作主的，只有我国对香港恢复了行使主权，港人才能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才享有真正的权利和自由。第二，香港基本法对香港居民规定了多层次的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它既规定了保障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权利，又规定了保障非永久性居民的权利，即规定了保障香港永久性居民中中国公民的权利，又规定了保障非永久性居民中中国公民的权利，还规定了“新界”原居民的合法传统权益受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总之，香港基本法对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的广泛性和多层次保障，大大增强了香港居民对实行法治的信心，有利于维护香港的法治。转贴于五、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居民、立法会议员、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必须遵守法律，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法治的又一重要保证。
为了实行法治，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居民、一切公职人员和行政机关必须守法，使香港真正成为法治社会。在一般国家的法律中除了规定公民或居民享有多项权利和自由外，同时规定应尽的各项义务。香港基本法有一明显的特点，它规定居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却只规定了一项义务，即香港居民有遵守法律的义务。诸如服兵役的义务，香港基本法没有规定，那就是说香港居民可以不服兵役，但是必须遵守法律，说明香港基本法将守法视为最基本的义务，视为义务的基础，只要居民真正能守法，实行法治，其他事情也就好办了，可见香港基本法将法治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
香港基本法对公职人员的守法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它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这里宣誓的中心内容还是守法与效忠，对其他官员的要求也是如此。只要能守法、维护法治，就达到公职人员的起码和基本要求，就有利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治，任何违背誓言的行为，也就是违法，应负法律责任。所以公职人员的宣誓不仅是一种仪式，而是实行法治的一种必要举措。
香港基本法第八十四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依照本法第十八条所规定的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审判案件”，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条例举了这些法律。这就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必须严格遵守法律、依法办案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香港基本法不但规定立法会要“根据本法规定并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立法时要遵守法律，而且规定立法会议员如有下列违法情况之一时，由立法会主席宣告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①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内或区外被判犯有刑事罪行，判处监禁一个月以上，并经立法会出席会议的议员三分之二通过解除其职务；②行为不检或违反誓言而经立法会出席会议的议员三分之二通过谴责。可见香港基本法对立法会议员应遵守法律的要求是明确而严格的，立法会议员如有违法犯罪行为，即有丧失议员资格的可能。
行政机关主要是执行法律、管理各项行政事务，行政机关的行政人员又掌握一定的行政权力，为了严格实行依法行政，维护法治，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香港基本法对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应严格守法作了明确的规定。
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行政机关的首长，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依照本法的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又规定行政长官“负责执行本法和依照本法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其他法律”。可见严格执法是行政长官的首要任务，是行政长官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的具体表现。在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相互关系上，除了以行政为主导、行政与立法互相制衡而又互相配合外，香港基本法还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必须遵守法律，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负责：执行立法会通过并已生效的法律，……”根据行政机关的性质突出了行政机关要遵守法律、执行法律的特点。在香港居民和行政机关的关系上，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居民有权对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明确规定了民有权告官。
六、香港基本法规定全国人民都要遵守它，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治的又一重要保证。
香港基本法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如前所述，它是全国性的法律，不但香港特别行政区要遵守，而且全国人民、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都要遵守。香港基本法序言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以保障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也就是说国家要保证这些方针政策在全国实施，全国人民都要遵守香港基本法。
香港基本法规定中央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防务、任命行政长官与要官员等事项，香港特别行政区要遵守这些规定。同时香港基本法又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原有法律基本不变，实行“港人治港”等，中央也需要严格遵守这些规定，严格依照香港基本法办事，不干预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保障香港的法治。
香港基本法对中央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遵守香港基本法也作了明确的规定，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二条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中央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如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机构，须征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同意并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中央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一切机构及其人员均须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在这里香港基本法对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各种活动，都作了严格、具体的规定，使中央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能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办事，这就有利于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治，解除了香港一些居民对中央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活动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是否损害香港的法治的担心。
香港基本法还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须办理批准手续，其中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定居的人数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意见后确定。可见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即使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以后也不能随意去香港，而必须遵守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香港基本法还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军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必要时，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驻军人员除须遵守全国性的法律外，还须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
这里明确了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军队只管防务，不管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包括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自然灾害等在内的事务。如果要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自然灾害，第一，必须在必要的时候，第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请求，第三，经过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可见驻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即使要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也不是任意可以出动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驻军的要求是很严格的，驻军一方面要遵守全国性法律，另一方面还要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其目的是为了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和法治。
综合以上各点所述，香港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治作了全面的、有力的保障，使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得到了保证。香港回归祖国一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严格遵守香港基本法，尊重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尊重“港人治港”。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情完全由香港决定，如处理金融风暴的措施，完全由香港自己作主，中央不加干预。一年多来，中央对香港的事务，很少发表意见，中央的高级官员也很少去香港。这些情况充分体现中央严格按香港基本法办事，维护香港的法治和高度自治权，这也是全世界公认的。在一九九七年以前，不少外国人认为，香港回归中国后，法治将难以得到保障，高度自治也将难以实现，一九九七年对香港将是一个灾难。现在，许多外国人已改变了这种看法，连英国首相布莱尔也明确指出；“一国两制”在香港是成功的。他说那些预言香港的政权交接会遭到失败的人是完全错误的。
2.香港的司法独立仍然保持。一些香港人士担心一九九七年后香港的司法独立将受到影响，难以保持它的公平和公正。事实恰恰相反，香港的法院仍在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香港居民仍可以控告政府。
3.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保障。和一九九七年前不同，香港回归祖国，香港居民享有真正的权利和自由，一年多来香港居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请愿的自由，在香港常有各种大小的请愿和游行。居民有新闻自由，香港各种报刊仍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特别是去年香港举行了第一届立法会的选举，选举完全是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的有关决定进行的，选民充分行使了他们的民主权利，虽然在投票日气候恶劣、狂风暴雨，但投票率仍达53％，是香港历次选举中比例最高的，而一九九一年香港的选举投票率只有30％多。一九九八年香港第一届立法会的选举是民主的，说明香港居民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法治受到尊重。
法治保障与法制保障区别篇3
关键词：散居少数民族权益共同繁荣人权保护完善
散居少数民族，一是指居住在自治地方以外的少数民族；二是指居住在自治地方以内但不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我国散居少数民族人口约3000万[1]，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他们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98%以上的县市。由于散居少数民族立法工作具有广泛性、敏感性和复杂性等特点，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散居少数民族的权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
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重要性
一、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是我国民族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民族法治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设的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方面。具有完备统一的法律体系和普遍有效的法律规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两个重要方面[2]。同样，我国民族法治建设也必须首先具备这两个条件。然而，作为我国民族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目前还不完善。这需要我们予以重视。
二、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是我国各民族走向共同繁荣重要方面。
我国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加速发展我国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是党和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根本立场[3]。这既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经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法制，只有加大民族立法力度，有了完备的法制，才能保障少数民族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团结进步。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然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散居少数民族的权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我国各民族走向共同繁荣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三、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我国人权保护的重要方面
生存和发展权是人权的基本方面。建国以来，我国各民族团结一致，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已解决温饱问题，基本实现小康，各民族的的生存权已经得到了良好的保障。目前，各民族正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要进一步维护各民族平等的发展权，以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完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立法本质上也是维护各民族平等的发展权。其中，经济发展权是核心。
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的现状
一、我国现行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的现状。
建国以来，国家为了保障杂居、散居的少数民族人民的平等权利，曾经持续地作出了种种努力，还在宪法和有关法律上对此专门作出规定。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别规定：“凡在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目前，我国现行的散居民族权益保障立法由三大部分组成。已初步形成了我国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体系的框架。
其中，核心部分是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有关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方面的文件。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员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是一个专门规定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平等权利的文件。1952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了《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共八条，也以专门一条规定一切杂居、散居少数民族人民的平等就业权利，并强调根据他们的民族特点在就业上要予以适当照顾。1979年10月12日和1984年4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分别批转了《关于做好杂居、散居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和《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1993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民委《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和《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对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权利作了具体规定。第二部分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也就保障杂居、散居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作了相应规定。应当指出的是，国家立法机关在1991年3月8日就已拟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草案。该草案主要是规范各级国家机关对保障散居少数民族权益的行为，明确规定它们必须承担的这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第三部分是各省、直辖市地方人大制定的关于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工作条例和规定。有15个省市相继制订了保障其辖区内杂居、散居少数民族的条例、规定等地方性法规、规章。
二、我国现行散居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存在的不足
尽管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体制已初具系统和规模，但从整体上看，这一体系仍欠统一、完善、科学、系统，还存在较大缺陷与不足。
1、法制体系不完整，有较大的缺失。至今为止，我国还没有颁布一部统一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已有的法律、法规、规章，也大多是以决定、政府报告、工作条例、办法等文件形式出现,立法层次较低，立法水平落后，适应性差，而且相配套的法规太少，相互之间协调程度低，内容层差不齐，又缺乏法律监督和法律制裁措施等，使得现行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强制性、权威性，立法效果不明显。这一问题在我国民族法治建设进程中较突出，是现行散居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保障机制的主要缺失。、特色不突出。建设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和建设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制度的核心都是为了保障少数民族权益。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制度最深刻的本质是对散居在非该民族的自治区域的少数民族的权益实行特殊保障。因此，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应该具有明显的特色，而不应是一般的民族自治条例或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但纵观已经出台的省、直辖市法规，不是照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就是简单地模仿其他的《民族自治条例》。内容大同小异，质量不高。这反映了我国现行散居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在总体上显得特色不突出。
3、权益保障在各个领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处理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汉族公民与少数民族公民的关系是民族法治建设最为重要的使命。这个使命的核心是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共同繁荣，其现实基础就是必须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由于少数民族在社会发展中处于相对弱势，要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就必须给予其特殊的条件和必要的帮助。综观已经出台的规范性文件，绝大多数是关于使用民族语言、照顾民族风俗、培养民族干部、发展民族人口等方面的规定。从权益保障角度来看，只涉及社会、文化、语言文字等方面，而经济、金融、财政、税收、投资等经济发展权方面则鲜有提及，这也是现行散居少数民族合法权益保障机制的缺失之一。
完善我国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
一、应当制定完善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体系。
应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形成以《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为基本法、国务院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相配套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
《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应当借鉴地方散居少数民族立法的经验，体例上应分别设专章规定散居少数民族的权利义务，并设立监督制度和制裁措施。而且，要做好立法统一工作，《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既要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国务院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若干规定》相统一，也要与地方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相统一配套。
《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的内容应当即包括促使散居少数民族平等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规定，还应又对散居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等方面权益的特殊保障措施。其中，以经济发展为内容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内容。对于一些涉及散居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事项，如清真食品的生产管理、散居少数民族就业管理、散居少数民族医疗等方面，可以在《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中作规定，也可以由地方制定专门的规章制度。
二、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
1、以经济发展为内容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是最核心最根本的内容。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其根本特点就是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同的法律调整.往往会造成不同的经济效益。在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整体的立法规划中.要突出经济、财政、税收、投资、融资等方面的自治权.把散居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权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有力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
2、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应当突出特色。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制度最深刻的本质是对散居在非该民族的自治区域的少数民族的权益实行特殊保障。因此，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应该具有明显的特色，而不应是一般的民族自治条例或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
3、人口较少民族权益保障是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的重要方面。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应当充分考虑人口较少民族权益保障的特点和需求，把人口较少民族权益保障当作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看待[4]。
4、坚持以最小的立法成本实现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要做好立法统一工作和立法论证工作，避免立法的重复建设和无效立法。如上文所论及的关于涉及散居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事项的立法，是在《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中作规定，还是由地方制定专门的规章制度，具体要看哪一种立法更为有效和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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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见吴宗金、张晓辉主编：《中国民族法学》第234页法律出版社2004年7月第二版
[2]见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245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法治保障与法制保障区别篇4
关键词：司法审查；人权保障；解释权；一国两制
【中图分类号】D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526（2012）08-0481-01
1以司法审查保障人权的重要性
人权，被认为是建立“一个能尊重个体道德良知，能相互宽容理解，能民主自治的理想社会”而应赋予每个人享有的一种最基本和根本的权利和自由，包括了生活的权利，自由的权利，思考和表达的权利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宪法条文的形式把它们明确下来，并通过随后的相应立法保障这些权利的行使。香港十分注重人权保障，并通过了一系列制定法来落实这些保障。1991年6月1日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的制定，使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这两个公约在香港有了实际执行效力。更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于1997年7月1日生效后，人权作为一个周全的章节被明确规定在了这个特区宪法性法律中了，特别是其中的第39条还明确说明香港居民已享有的基本人权和自由不能以任何与基本法或已适用于香港的国际公约相抵触的方式限制。基本法第39条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与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香港居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除依法规定外不得限制，此种限制不得与本条第一款规定抵触。”
根据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有两个主体拥有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分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因此就有了潜在冲突的可能性。许多观点认为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基本法解释上有最终话语权，所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独立性被削弱了，司法审查的作用也大打折扣。
对此，笔者持不同观点，认为在实际操作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会过于能动地来行使它的解释权。此观点基于以下理由：首先，香港司法体系不同于中国大陆，香港居民也早已习惯并接受法院作为法律的解释主体。为了尊重香港的这一实践传统，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权行使上会倾向于持保守态度并自我约束；其次，考虑到香港法院比全国人大常委会更能了解香港本地的法律争议问题，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行使解释权对于解决争议来说会不尽方便，也不够及时；其三，在对人权的认识及保护范围上两地也有不同的标准。因为法律传统和历史背景的不同，两地对许多涉及人权的法律问题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放手由香港法院担起解释的主要责任更有利于维护香港居民的利益。综上，人权保护的重担主要就落在了香港法院的肩上。
2以司法审查保障人权的有效可行性
香港司法审查制度的有效可行性具体说来建立在以下三个基础上，即理论支持，立法保障和司法实践基础。
首先，香港的司法审查制度坚实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英治传统下的依法而治和三权分立这样一些宪法性原则。
其次，在人权保护领域的司法审查权能够存在同样可以在基本法中找到立法基础。根据基本法第8和第11条的规定，不管是基本法生效前存在或后存在的特区法都不可以和基本法相抵触。由于基本法处于特区最高法的地位，条款第39实际上就对重要的人权提供了一个宪法性的保护，并赋予了法院以司法审查权来废除侵犯了这些宪法性人权的相关立法。除了对司法审查制度的立法肯定，法院的司法独立性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从立法上看，回归后，香港法院在司法独立这一方面似乎未受影响。
再次，香港的司法实践也已经证明了司法审查对人权保护做了重要贡献。在回归前，香港法院就被赋予了司法审查权来确保在香港实施的任何立法不违背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这两个英治政府的主要宪法性文件。另外，英皇制诰的第七条还特地修改以使之后新的立法不能与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相抵触。与殖民地时期的宪法性文件相比，基本法对人权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保障，覆盖了更复杂的领域，关注了更多方面比如土地、教育、劳工等的问题。在这些涉及基本人权的问题方面，法院通过行使解释权运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来最大限度的保障了公民的这些权利。
3以司法审查保障人权的局限性和前景
尽管司法审查在人权保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确也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根据基本法第158条，法院的司法解释权是一种授予的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首先，这一解释权只有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才能行使；其次，法院只能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拥有自治权的事务领域；其三，如果司法解释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有冲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拥有最终效力，法院在审理其后的案件时必须遵从这一立法解释。15年来，人大常委会曾行使此最终解释权并在此权力下做出了四个解释，这四个解释一直以来被学界和司法界批评为损害了香港司法的独立性。但是坦白来说，在目前一国两制的政策下，这是两种不同法律体系融合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一个局限，而且这一局限还将长期存在。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在目前也找不到更好的解决方式。
然而，司法审查作为保障人权的手段前景并不灰暗，首先，立法解释拥有最终决定权的设置更多的是一种保障一国的必要的宪法性构架，而不是作为一个削弱香港司法独立性的策略；其次，两种解释权的界限基本法规定得很明确，这可以有效防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任意事项做解释。在“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政策下，司法解释将是一种常态，而立法解释只在一些特殊的情形下才会启动；其三，普通法传统将予以保留已在基本法中明确阐明，而基本法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制定的，我们相信中国会遵守它的承诺，履行国际条约的责任；最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和稳定对香港及整个中国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中央政府在行使解释权时会尊重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自治权并予以自我约束。
参考文献
[1]alanBmorrison《fundamentalsofamericanLaw》oxforduniversitypress1996
法治保障与法制保障区别篇5
内容提要:蒙汉双语诉讼是公民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具体的样态之一，也是内蒙古区域蒙汉双语司法的表征。应从程序保障的原理出发，对内蒙古区域司法实践当中所形成的蒙汉双语司法的经验进行总结并形成统一的程序性规范，从相关配套制度及技术措施等方面保障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享有的民族语言文字诉讼权利的充分实现。
民族语言文字平等权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三大诉讼法中所确立的民族语言文字诉讼原则是公民这一宪法性权利在部门法当中的具体体现，它赋予了公民在诉讼过程中可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也称母语诉讼权。我国有56个民族，5个民族自治区。在这些民族地区的司法实践当中，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对其所享有的母语诉讼权的行使体现出我国诉讼语言文字的多元性。内蒙古是以蒙古民族为主体的民族自治区，在基层司法实践中，用蒙语或蒙汉双语进行诉讼是常见的事情。基于蒙汉双语诉讼实践的需要以及新时期实现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为宗旨，研究蒙汉双语诉讼中的程序保障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价值。
一、蒙汉双语诉讼的运行状态及分析
少数民族地区诉讼语言文字多样性的司法实践告诉我们，诉讼语言文字的多元性需要特有的程序制度加以保障。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偏远地区，“少”且“边缘化”的状态，使得这种诉讼语言文字的多元化及相关程序上的特殊利益诉求没有被更多的人所关注。内蒙古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全区共居住有49个民族，其中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有汉族、蒙古族。根据宪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蒙古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字都是当地的通用语言文字。因此，用蒙语和蒙汉双语进行诉讼就成为内蒙古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有诉讼文化之一。
2007年笔者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和东部，分别选择蒙古族居住比较集中地区的3个基层法院、1个中级法院进行了调查，统计了从2004年至2006年(以下调查内容中简称三年)使用蒙古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案件数量和使用蒙汉双语进行诉讼的案件数量，上述案件占全年案件总数的百分比，考察了蒙汉双语诉讼的庭审模式、法官的配备数量及其占该法院法官总数的百分比、专职翻译人员的配备状况以及有无相关的规范蒙汉双语诉讼的规范性文件等问题。这些地方的具体情形虽然不能代表内蒙古区域内蒙汉双语诉讼的全部状况，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存在于内蒙古基层司法实践当中的蒙汉双语诉讼的一些特征。
a旗基层法院三年中每年用蒙古语言文字进行审理的案件均占该法院受理案件总数的13%、11%、11%，蒙汉双语诉讼的案件分别占案件总数的15%、18%、13%;目前该法院23人具备法官资格，其中11人具备蒙汉双语诉讼的能力，占法官总数的48%;22人具备本科学历，1人大专学历，其中大部分都是成人本科自考学历;无专职翻译人员，由具备双语诉讼能力的法官担任翻译，往往是由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来担任翻译工作。
B旗基层法院三年中用蒙古语言文字进行审理的案件分别占该法院受理案件总数的37%、28%、27%，蒙汉双语诉讼的案件分别占案件总数的3%;目前该法院12人具备法官资格，全部具备蒙汉双语诉讼的能力;12人全部具备本科学历，其中大部分都是成人本科自考学历;无专职翻译人员，由通晓蒙古语的法官、书记员、援助律师担任翻译工作。
C市基层法院三年中用蒙古语言文字进行审理的案件分别占该法院受理案件总数的3%、5%、5%，蒙汉双语诉讼的案件均占案件总数的3%;目前12人具备法官资格，全部具备蒙汉双语诉讼的能力;10人具备本科学历，大部分都是成人本科自考学历;无专职翻译人员，由通晓蒙古语的法官担任翻译，往往是由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来担任翻译工作。
D中级法院三年中用蒙古语言文字进行审理的案件分别占该法院受理案件总数的5%、5%、4%，蒙汉双语诉讼的案件均占案件总数的9%;110人具备法官资格，其中32人具备蒙汉双语诉讼的能力，占法官总数的29%;大部分都是成人本科自考学历;无专职翻译人员，由通晓蒙古语的法官或人或辩护人担任翻译。
在调查中了解到，上述法院中形成了既分流又混合的双语庭审模式。在蒙汉双语诉讼中，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和所通晓的语言文字(指蒙古语言文字和汉语言文字)的情况来决定法庭审判组织的人员配备。具体有如下几种情况:(1)蒙古语审讯。如果双方当事人都通晓蒙古语并愿意用蒙古语进行诉讼，法庭审判人员就由通晓蒙古的法官组成并审理，判决书也以蒙古文撰写。(2)汉语审讯。双方当事人愿意用汉语进行诉讼，法庭审理也可用汉语进行。如果一方反对则用蒙古语进行审理。(3)蒙汉语混合审讯。如果诉讼双方都不通晓对方的语言，法院则安排双语法官主持审理，由合议庭的法官或是书记员或是人、辩护人向双方当事人进行翻译。判决书也分别用蒙汉两种文字进行撰写，向当事人送达蒙汉两种文字的裁判文书，诉讼过程中其他的诉讼文书也都以当事人通晓的语言文字撰写。(4)特殊情况。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由于蒙汉民族长期杂居生活，形成了混合使用蒙古语和汉语的习惯。这种语言表达上的习惯也影响着庭审的诉讼语言。在庭审中用蒙古语表达的过程中常常夹杂一些汉语，特别是用专业的法律术语表达自己的主张、抗辩、举证，辩论时更是如此。应对这种情况的是出身于当地的双语法官。当地的双语法官在生活中已经习惯了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在遇有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语言交流上的困难，往往是以庭审法官为中心或者可以说以庭审法官为临时的法庭传译员，经法官、双方当事人及人的充分的交流来进一步弄清对方所表达的意思。因此，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语言混用多于语言分流。在调查中某法院院长反映，全旗只有两名通晓蒙古语言文字的律师，因此聘请通晓蒙古语言文字的律师较难。
综上，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经验认识:在蒙汉双语诉讼中，法院在尊重当事人诉讼语言选择权的前提下，基本保障了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的母语诉讼权，并形成了一些动态的程序规范。首先，具有一定程度的程序性审判组织的保障。在上述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都有一定的蒙汉兼通的双语法官。他(她)们大部分通过自考或函授的途径获得了法律专业的本科学历。从审判组织方面基本满足了蒙汉双语诉讼及程序上的需求。其次，形成了适应内蒙古地区蒙汉双语诉讼的庭审模式及相关的程序制度。即除了使用汉语的庭审模式外，还有蒙古语的庭审模式、蒙汉语混合庭审模式。它具备的宪法以及诉讼法的根据是明显的，在一定程度上无疑保障了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的民族语言文字诉讼权利的实现。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即诉讼主体权力或权利的行使缺乏稳定的程序规范及相关制度的保障，具体表现为:1.庭审语言模式灵活性有余，稳定性不足，缺乏统一性。蒙汉双语诉讼缺乏统一的庭审语言制度的规范，诉讼过程中法官权力的行使缺乏硬性的程序性规范的约束，容易导致法官权力的滥用。同时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2.没有专职的翻译人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翻译人员的配备问题，就笔者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国内目前还没有规范性的文件或是在某一规范性文件中有具体明确的规定。于是司法实践当中就有了上述的三种选择，即由法官、书记员、人或辩护人代替。从法院的角度而言，翻译人员由其他主体代替，可以节省一部分诉讼资源从而节约诉讼成本。但其正当性与合理性值得怀疑:其一，由法官兼任翻译人员，如果说由合议庭的法官或独任审判员以外的法官担任是可以的、是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的话，那么由承办具体案件的法官兼任翻译人员，则有损于法官的中立形象，有违诉讼原理。特别是当事人对翻译内容产生异议时，法官就会卷入利益争执的漩涡之中，审判结果无论从程序公正还是实体公正而言都会大打折扣。翻译人员的职责和责任主要是在法庭上“尽其所知所能忠诚传译和解释”。[1][1](216)诉讼中翻译人员的职责决定了其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不能与其他诉讼参与人相重合，更不能与承办案件的法官相混同。其二，从当事人的角度而言，庭审中缺乏专门的翻译人员，不能充分的保障当事人对母语诉讼权的行使，也不利于法律职业专业化的发展。3.法官的学历层次虽然达到了本科要求，但是缺乏正规法律院校的科班毕业生，从法官素质的角度来讲难以满足现代司法的需求，也不利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4.程序的不稳定及相关制度的缺失明显。从笔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对于蒙汉双语诉讼行为的规范除了上述提到的三大诉讼法中民族语言文字诉讼原则的法律规定以外，基本上没有任何效力层次的规范性文件来加以规范，完全是由各个基层司法机关在动态的司法实践中控制的“自然状态”。其适用的灵活性多于或者是高于其稳定性，导致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对自己享有的母语诉讼权缺乏合理的预期，同时社会对法院和法官诉讼行为是否公正进行评判时缺乏一个客观的标准，不利于社会成员及当事人对法院和法官诉讼行为的监督。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笔者认为与现行立法不足有一定的关系。
二、蒙汉双语诉讼与宪法保障、相关法律规范之不足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文字的国家。党和政府历来重视运用法律手段规范语言文字。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3条)中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条和第77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公民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和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此后虽经四次修宪都一如既往的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有对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这就说明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的母语诉讼权进行了实体基本权与程序基本权两方面的规定。[2]尽管我们认为母语诉讼权没有规定在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的部分，并在司法实践当中缺乏实质的宪法宪政精神，[3]但从形式上体现出母语诉讼程序基本权保障着母语诉讼实体基本权实现的特征，即程序保障。“程序保障在宪法上的含义，主要在于保障公民有获得通过程序实现宪法及其他法律赋予的权利”。[4]从这个角度来说，宪法对各民族公民行使母语诉讼权进行诉讼的程序基本权做了四项宪法性的保障规定:一是各民族公民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二是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地区的法院有义务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三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有对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的义务;四是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法院的判决书以及布告和其他文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文字。上述宪法性的程序规范，充分体现了我国对基本人权之一的公民母语诉讼权的尊重和保护，足以说明我国宪法在保障公民母语诉讼权方面是与世界先进国家同步的，母语诉讼权是宪法化了的基本程序权。但是在我国宪法还没有实现司法化的情况下，这些宪法规定的实效性是可想而知的。
三大诉讼法以宪法为根据在总则中做出了上述与宪法内容相同的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法除了重申上述立法的内容以外，对民族语言文字诉讼权利的保障性规定就是，明确了民族自治地方的法院和检察院的一项义务，即“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合理配备通晓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人员”。这项义务的规定使得各民族公民使用母语进行诉讼的权利在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人员配备上有了明确的法律保障。但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法律规定有的内容重复，诉讼权利、义务缺乏程序保障，有些规定需要进一步的明确。首先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地区的法院有义务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理”的规定中，笔者认为至少需要对下列问题进一步明确:1.“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具体界定。根据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在我国普通话和规范的汉语言文字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文字，而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在五大民族自治区有可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通用语言文字。比如在内蒙古自治区就同时通用普通话及规范的汉语言文字和蒙古语言文字。那么法院将如何履行“用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的义务，其具体要求与程序内容是什么?与法院的这个义务相对应的权利的享有者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程序方面将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请求法院履行这一义务，如果法院拒绝履行义务，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如何得到救济等。2.人民法院将如何履行对“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的义务，翻译人员如何配备，法院限制或者剥夺了当事人的民族语言文字诉讼权利时该如何救济?法院不能提供翻译时，当事人该如何等，法律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立法都没有相应的程序性保障条款，更没有违反这些程序性规定的制裁条款。3.蒙汉双语诉讼审判组织的程序如何保障的问题。组织保障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在诉讼中与当事人直接发生关系的对象是法院和法官，法院与法官的诉讼行为是否公正是评价诉讼是否公正的主要方面之一。而法院与法官的诉讼行为很重要的就是诉讼中的审判组织问题。个案的审判是否公正与审判组织紧密相关。[5]为了保障审判的公正，程序上一般来说，除了要实行审判的独立、回避制度、合议等程序制度外，在蒙汉双语诉讼中对审判组织更有特殊的要求，即由蒙汉双语法官来组成合议庭或担任独任审判员。这应该是蒙汉双语诉讼中不可或缺的程序性的组织保障。显而易见，对于上述问题有必要结合民族自治地区的司法实践从程序保障的角度作进一步的讨论。
三、程序保障与蒙汉双语诉讼程序保障的要求
(一)程序保障的含义及要求
程序保障在广义上意味着为了保证审判的公正而在程序或制度上设定的种种要求和规范做法。在狭义上则指的是诉讼中充分给予双方当事者对等的攻击防御机会，并形成制度化的程序并在实际的制度运作中严格遵守这样的程序要求。即正当程序的原则。[6]这说明从行使国家司法裁判权的法院和法官的角度来讲，程序保障作为其义务而存在，相应的对于诉讼中的当事人来讲则以当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权而存在。意大利著名民事诉讼法学家m·卡佩莱蒂教授则是把程序保障提高到“基本的、宪法化的及国际化”的高度加以评价。[7]
在我国诉讼法学界程序保障作为实现诉讼公正的需要，同时也作为诉讼本身的目的之一被关注和研究。学者们认为程序保障的含义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共同性:其一是保障公民有通过法律程序实现宪法赋予权利的机会，并在实际上使程序保障原则高度宪法化，为程序保障理论奠定了宪法基础;其二是强调了程序保障的方式，诸如对论构造、公开审理、审判独立等等;其三是宪法中关于程序保障的抽象化规定，要通过根据宪法制定的程序法以及实体法来加以明确化和具体化。因此，宪法规定的程序保障原则就具有指导程序立法工作及司法实践的作用。[8]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来说，民族语言文字的诉讼权利是他们行使其他诉讼权利的基础。通过具体的程序制度保障当事人能够用他所熟知的语言文字陈述案件事实，表达其诉讼和主张，是法院获得充分而确切的诉讼资料的前提条件。如前所述蒙汉双语诉讼作为我国公民使用其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的具体样态之一，虽然具有宪法与相关法律的保障，但在具体的程序制度方面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从程序保障的原理出发，认可符合宪法规定的程序基本权对诉讼过程和审判过程的制约，能够进一步名副其实地充实当事人接受裁判权利获得回应的现实基础。因此，研究程序保障的理念固然重要，但是只有把这种理念根植于实定法秩序和司法实践中，才能达到推崇这一理念的真正目的。而这对蒙汉双语诉讼的程序保障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二)蒙汉双语诉讼程序保障的要求
民族自治地方应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制定一些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以利于民族语言文字诉讼原则的贯彻和实施。2005年开始实施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规定:蒙古语言文字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通用语言文字，是内蒙古自治区行使自治权的重要工具。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应当加强蒙古语言文字翻译机构和队伍建设，配备翻译人员。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的蒙古语言文字翻译工作人员，享受蒙古语言文字翻译工作岗位津贴。各级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应当保障各民族公民有使用蒙古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这些规定对内蒙古区域各民族公民享有的使用蒙古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的保障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首先，确立了蒙汉双语制度。该条例首次明确了内蒙古区域内蒙古语言文字的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使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审理和检察案件”的要求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当地通用的语言即全国通用的汉语普通话和蒙古语言文字;其次，从诉讼法的角度来讲，使得进一步贯彻落实民族语言文字诉讼原则有了地方法规的保障。蒙古语言文字与汉语言文字共同作为内蒙古区域的通用语言文字，蒙汉双语诉讼就成为内蒙古区域的司法特征之一。第三，明确要求配备翻译人员并赋予翻译人员享受翻译工作岗位津贴的权利，要求内蒙古各司法机关成为保障各民族公民使用蒙古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的义务主体。同时我们看到，上述条例只是对蒙古语言文字方面的规范，并不能弥补上面提到的在蒙汉双语诉讼司法实践当中存在的程序及制度方面的缺失。
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我国五大民族区域自治区的主体民族和一些具体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和复杂性。因此，要从国家立法层次上具体地对民族语言文字诉讼权利加以规范和保障是不现实的。正因为如此，三大诉讼法就有了这样的一条规定即“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和本法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的具体情况，可以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诉讼语言文字的双语性或多语性就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具体情况，可以通过制定变通或补充的规定来从具体的制度和措施方面保障民族语言文字诉讼权利的充分实现。规范化、制度化是法律行为区别于其他行为的重要特征。因此，总结蒙汉双语诉讼司法实践中积累的实践经验，从规范司法行为的角度使其规范化、制度化是必要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其一，根据现行司法实践当中形成的蒙汉双语法庭、双语法官模式的成功经验，使蒙汉双语司法活动进一步的制度化、规范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关“落实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的要求”，从制度层面上要求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承担告知义务，即告知少数民族地区的当事人及诉讼参加人享有的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义务，以及要求提供翻译的权利。同时根据有权利就应有救济的原理，赋予被剥夺或限制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主体的上诉权或再审权(相应的救济权)。
其二，在法定范围内赋予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诉讼语言文字的选择权，方便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用自己熟练的语言文字参与诉讼。这也是我国宪法和三大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的应有含义。在我国，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杂居，相互之间语言互通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因此，在诉讼中应该允许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使用他们比较熟练和方便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这也是民事诉讼当中处分原则所允许的。除了涉及到公共利益以及本质上不能同意的处分(如用外语进行诉讼)，公民应当具有处分个人基本权利的机会。
其三，在司法实践当中应充分注意对各民族公民所享有的民族语言文字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和行使，避免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出现偏袒。在程序上允许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就法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以及翻译提出异议，并保障其异议得到公正的解决。
其四，加强法律文本翻译的规范化、及时性、准确性。目前宪法及民法通则、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都有五大民族自治区主体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文本。但众所周知，我国的上述基本法都有一定的司法解释，有的司法解释的条文超过了被解释的法条本身。而这些司法解释大多都没有少数民族文字的文本翻译。这给基层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法院的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就是翻译不规范，文书制作不统一。因此，加强对法律文本的翻译工作，提供规范、及时、准确的法律文本翻译，是保障司法活动中司法机关为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提供高水准翻译的前提条件。
其五，民族自治地区应按一定的比例配备接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教育并具备通晓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能力的司法工作人员。司法人员的素质直接决定着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实现程度。在民族自治地区，接受过系统法律专业教育并具备通晓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能力的司法工作人员是保障民族自治地区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前提条件。民族自治地区的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审判庭至少要配备一定数量的通晓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审判人员。
其六，关于诉讼当中翻译人员的配备问题。笔者认为，诉讼活动当中翻译人员的配备是不同于其他场合下的翻译人员。这是因为:首先，翻译人员是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承担着相应的诉讼义务;其次，翻译人员也不同于合议庭中的审判人员。审判人员代表法院具体行使审判权，对个案具有表决权。而翻译人员只是从客观的角度，对诉讼中涉及到的诉讼语言文字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协助诉讼主体以其明白易懂的语言文字掌握诉讼上的信息;再次，诉讼活动中的翻译涉及到很多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专业术语。因此诉讼活动中的翻译人员应由国家进行专门的资格认定与审查，走专业化的道路，逐步杜绝现行基层司法实践当中流行的由合议庭人员或独任审判员兼任翻译人员的现象。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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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保障与法制保障区别篇6
[关键词]医疗保障；事大主义；家族主义；连带责任
[中图分类号]G122；F842.6[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1.016
医疗保障作为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内容，其核心在于通过社会共助原则解决个人力量无法解决的医疗问题，其在增进公民健康、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医疗保障作为社会保障的一种制度安排，其建立和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和政治制度安排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目前，学界对医疗保障发展的研究大多将视角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安排等方面，以文化视角分析医疗保障发展的成果相对不足。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韩国作为我国近邻，相对完整地保存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其文化具有相对封闭性、完整性和历史连贯性，分析韩国民族文化在医疗保障乃至社会保障过程中的影响，能够为我国的医疗改革提供一些借鉴。基于此，本文拟在简要分析韩国医疗保障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结合韩国文化特点，着重分析韩国文化对于医疗保障发展的影响。
一、韩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历程
韩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其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大致可分为非政府主导下的民间分散医疗救助、国家主导下的分阶段建立医疗保险阶段和社会环境大变化下的医疗保障制度整合三大阶段，分别对应其经济发展阶段的恢复期、高速发展期和稳定调整期。任何一项社会政策的实施，都离不开经济上的支持，并受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
1.非政府主导下的民间分散医疗救助阶段
韩国政府在1948年建立之初就通过宪法规定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和劳动者的劳动三权（团结权、团体交涉权和团体行动权），韩国宪法第19条规定“政府依法保障因老龄、疾病以及其他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基本生活”，但宪法规定的该项基本权利由于战争和经济因素并没有得到真正实施，有关医疗保障政策只是出现在学术层面，如大学教科书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到1950年代前半期。1960年代前后韩国才出现有关医疗保障理论方面的探讨。1959年秋，每周四由韩国保健社会部议政局主持召开的有关引进健康保险制度的研究会，被视为政府层面就医疗保障进行政策性咨询的开端。由于当时韩国刚刚经历战后恢复的困难阶段，受经济力量不足的制约，韩国政府不仅无法满足大多数公民的医疗需求，而且也没有能力提出解决公民医疗问题的政策性构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63年医疗保险法的颁布实施。韩国医疗保障的对象大多局限于特殊人群，如对战争难民、流浪者、灾民等的医疗救助，以及一部分医科大学学生举行的农村医疗服务上。
2.国家主导下的分阶段建立医疗保险阶段
韩国医疗保险制度始于1963年，经历了自愿保险和强制保险两个阶段。在自愿保险阶段，由于缺乏加入保险制度的强制性，该阶段基本处于发展的空白期。自1977年开始，雇佣500人以上的企业强制性加入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正式实施，其后强制加入的范围逐渐扩大到300人、100人、16人、5人，以及全体公务员和公民（见表1[1]）。由此可见，韩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经历了由局部人群逐渐扩大到全体公民、由分散的多头管理走向保险对象集中管理的发展之路，到1989年全体公民都享受到了医疗保险的给付待遇。1963年医疗保险法颁布后的12年里，韩国分阶段快速地完成了医疗保险全民覆盖的目标。
该阶段的医疗保险发展呈现出强烈的国家主导色彩，医疗保险制度的整体发展规划由政府统一制定，并由国家行政力量来强制推行，排除了由于适用对象的不同步造成的各种干扰。但这一阶段在保证了医疗保险制度顺利实施的同时留下了许多历史问题，如自由职业者的医疗保险待遇问题，过度保障大企业职员、公务员、公办学校教职工的利益等。
3.社会环境大变化下的医疗保障制度整合阶段
进入1990年代之后，韩国经济进入调整阶段，发展进入低速平稳阶段，同时社会环境发生极大变化，社会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增强，呼吁公平均等医疗保障待遇的社会运动不断涌现。在这种社会压力之下，1997年12月韩国制定颁布了国民医疗保险法，并以此法为基础，于1998年10月组建国民医疗保险管理公团，对既有的227个劳动组合保险和公务员、教职工团体医疗保险公团进行统一管理，实施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2000年1月1日，以1999年2月制定颁布的国民健康保险法为本，对公民健康保险管理运营体系实施了一体化管理。从2000年7月起，所有医疗保险组合的管理、运营都纳入到国民健康保险管理公团，实现了医疗保险组合的再次整合。在管理和运营整合统一的基础之上，依据2002年1月出台的国民健康保险财政健全化特别法，韩国于2003年7月对健康保险
财政实行统一管理，健康保险制度最终实现了管理、运营、财政的高度整合，韩国医疗保障走入新的历史阶段。健康保险管理公团的设立，保障了韩国公民平等享有健康的权利，既存的“碎片化”“局部化”现象得到缓解。“韩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在借鉴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形式的社会保险体系的同时，还追求公平性和效率性，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值得其他国家借鉴”[2]。韩国医疗保障制度之所以发展比较迅速，且成效较大，除得益于其经济发展和政治安排之外，还与其本身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二，受事大主义倾向影响，韩国较多借鉴国外的医疗保险制度，并注意与本国实际相结合。韩国事大主义倾向表现在社会保障方面就是将福利问题和解决方案寄予大国，但由于社会制度有自身的生存土壤，外国的制度和解决方案难以在韩国扎根，会造成一系列的不适应症。美国学者mintrom指出，政策制定者为学者或者专家时，政策实施的速度比政策制定者为官员时还要快[7]，而韩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多是由学者及专家推动的。1990年代之后，包括医疗保障制度在内的韩国社会福利制度取得快速发展与此相关，这种现象表明韩国对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中保留的许多有关社会福利制度及思想关心不足，沉溺于先进国家有关社会福利的文献研究，机械引用照搬，忽视了国内相关研究。
在韩国医疗保障政策的制定中，学术界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韩国国内研究医疗保障政策的学者和专家多出身于国外或有国外生活学习经历，如著名的医保专家金泰诚、俞光浩等都是从国外毕业后回国在高等学校任教，同时又担任政府咨询委员。韩国最初实施的医疗保障政策，基本都是参考先进国家或地区如德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等的经验，博取众长而集于一身。而韩国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的调整整合，较好地解决了国外各项先进医疗制度的本土化问题，比如1990年代末进行的医疗保险适用对象的整合，以及财政和管理机关的整合等。
其三，儒教文化使得韩国在发展医疗保障制度时采取了差等适用政策。儒教文化意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反对人人平等的“反福利文化”[8]，其带来的影响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官尊民卑论调。受这种论调影响，社会保障或者医疗保障首先考虑对公职人员的优待，医疗保障的首要适用对象为公务员和公立院校教职工。二是男尊女卑文化。儒教原本强调的是“男女有别”，而不是“男女差别”，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实际表现出来的都是男女之间巨大的差别。体现在医疗保障方面，就是实施初期男性加入医疗保障后，家庭中的女性成员从属于男性的医保待遇，剥夺了女性加入医疗保障的权利，这当然与男尊女卑文化下的女性就业率较低有一定的关系。三是地区差别问题。与中国相比，韩国地区差别更大，这种差别不仅仅指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更是指在这种差别文化之下，高级官员大多出自同一地区，即所谓的“地缘关系”“学缘关系”，以及重点发展京畿地区而忽视地方。在医疗保障方面，就是优先发展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而后逐渐扩大到较小城市及农村地区，这也成为导致医疗保障资源配置不均的文化性因素之一。
与我国台湾地区将普通劳工人员作为医疗保险优先适用对象不同，韩国在制定和实施医疗保险政策之初，把公务员作为首先适用对象，笼络了政府公务人员，这是韩国官尊民卑思想意识的体现。同时，将公务员、公立学校教职员、私立学校教职员、大企业和小企业员工、无业人士和农渔民等群体先后于不同时期纳入医疗保险的范围之内，还视不同的群体设立不同的保险组合，实施不同的医疗保险待遇，使得差别化问题在医疗保障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成为之后韩国医疗保险改革“碎片化”“局部化”的渊源。
其四，家族主义对于社会保障或医疗保障来说既有促进作用又有阻碍作用。就促进作用来说，实施医疗保障时必须考虑被保险人的家庭抚养问题，即家庭主妇和儿童的医疗保障问题，这会促使医疗保障政策制定者出台较好的医疗保障待遇政策；而就阻碍作用来说，家族主义阻碍了社会连带性的发展，从而抑制了医疗保障的多样性发展。因为家族主义强调所有问题都要在家族内部、家庭内部解决，不重视家族外社会成员之间的互济作用，这与医疗保障强调的互济性理念相冲突。家族主义使得医疗保险主体为在职的男性工作者，造成男性的家庭负担过大，同时将医疗负担寄托于家族或家庭，割裂了社会连带性责任，造成韩国医疗保险脱保和不纳保现象的发生。据统计，2001年脱保和不纳保的韩国家庭为1613户，而2009年达到2023户[9]，其中大多是家庭收入较高、缴纳保险费较多、可以为医疗保险连带性做出较大贡献的家庭。
其五，政治社会意识推动医疗保障政策实施的主体实现了由政府到民间的转换，这种转变造成多元诉求下医疗保障政策的多变性。在中央集权制度之下，社会福利政策是否实施，主要依据于统治官僚是否感到有必要加强对百姓的统治。金一哲[10]曾指出，韩国社会是受政治权力影响非常大的“政治社会”，政治权力的变动对一般公民产生的影响要远远高于先进国家。受这种政治社会意识影响，公民会将过多的医疗保障目标的实现寄托于统治者，而当这种目标无法得以实现时，又会通过自发的政治性运动来实现，比如罢工。
在1990年代韩国实现民主化之前，医疗保障制度虽然存在群体间不公平问题，但医疗保障制度的总体目标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得到了顺利实施，为韩国后来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民主化之后，韩国公民更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对自己医疗诉求的渠道和方式愈加重视，而政府不再是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医疗诉求的多元性和政府主导力量的弱化，造成医疗保障政策的不稳定性增加，全民性医疗共识成为政府追求的艰难目标。
四、结语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经久远形成的社会群体间的共性要素，它对医疗保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会产生促进或阻碍作用，是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时不可忽视的因素。韩国传统历史文化在促使韩国医疗保障制度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困境，是导致韩国当今政府制定的政策难以顺利推行的一大因素。我国在发展医疗保障的过程中，应在促进民众共识方面作出积极努力，增强民众的互济意识，培养良好的社会协同氛围，以群众性的支持来推进医疗改革，坚持政府主导之下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同时注重吸收国外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借助文化因素推动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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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保障与法制保障区别篇7
加强少数民族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建立完善的少数民族社会保障体系，既是实现民族地区和谐发展并与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目标追求，也是为实现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效保障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基本生活的迫切需求。贵州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社会保障状况不容乐观，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更是严峻，其中既有经济发展导致社会保障中的差异，也有自身结构性倾向所导致的问题，既有民族地区共性的问题，也有本身个性的问题。
一、贵州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社会保障状况
（一）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一直以来，把扩大农村人口的增收比重、缩小城乡差距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项要务，但这尤其对“欠发达、欠开发”的贵州来说无疑任务艰巨。突出表现主要存在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并且逐年呈扩大的趋势。以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以农民=1）为例，两者从1978年的2.39倍扩大到2008年的4.20倍，2009年进一步扩大到4.28倍。而从贵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看，则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4.8%和58.3%，排在全国倒数第二位，经济水平落后，这是不争的事实[1]。
若就贵州省内少数民族聚居地来看，情况更严重。省内3个自治州（以下简称三州，即黔西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11个自治县和253个自治乡，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37.85%，占自治地方总人口比重的60.12%[1]。这些少数民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同时也是贫困面最广泛、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全省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民族自治地方就有36个，占全省总贫困县数的74%；根据贵州省扶贫办提供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贵州现有贫困人口505.3万人，70%以上的贫困人口集中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集中聚居的农村实施国家“扶贫攻坚计划”实施多年，许多地方仍徘徊于“贫困―脱贫――还贫”的“贫困循环”的怪圈。民族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问题变得日益复杂而难以解决，“全国7个贫困人口中贵州就有1个，贵州6个农民中就有1个是贫困人口”。①以最具代表贵州少数民族农村经济状况的三个自治州为例，三州占全省人口总量的28.4%，创造的生产总值只相当于全省的20.8%，三州人均生产总值少于全省人均生产总值2401元[2]。也就是说，三州约占全省1/3的人口，创造的生产总值仅占全省的1/5，经济贡献率差。把三州2009年的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支及农村贫困状况与全国相比，从下页表1可见，贵州全省贫困发生率不仅远远大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且几乎是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的两倍。在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三州中，黔西南州所辖8个县，7个是贫困县；黔东南所辖16个县中，14个是贫困县；黔南所辖12个县中6个是贫困县，农村平均贫困人口发生率为18.4%。最高的黔东南州贫困发生率达到了21%，是全国平均贫困发生率的5.53倍，是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的2.53倍。农村居民收入相当于全国水平的56%，低于省内农村居民收入2.3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粮食收入仅为378公斤/年，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积蓄能力弱，较大地制约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二）社会保障的现状
根据当前两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的实际，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需要一个渐进过程。应当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基本方针，逐步实现“政策调整”向“法律规范”转变[3]。但贵州民族地区大部分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由于经济发展存在地区差异，会导致社会保障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民族地区因为财政汲取能力有限，社会保障资金来源渠道单一，资金筹集能力比较弱，基金缺口很大，社会保险连年赤字，基本支付难以保证。贵州三州地区基本上是“吃饭财政”，尽管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一些民族地区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比重虽已跃到了经济发达地区的数值区间，但相对广大农村需求而言，收不抵支，资金缺口大，依然问题突出。
2.社会保障体系结构性倾向突出。在城镇社会保障体系里，社会保障涉及的内容一般比较广泛，体系较为完整，而在三州地区农村的社会保障所涉及的内容较为单一，主要侧重于社会救济、救灾、优抚安置，五保赡养等方面。实践过程中，贵州民族地区保险种类单一，除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进行得稍好一些外，其余的保险险种如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则运行得比较差。农民（包括农村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远滞后于时展的需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只能算个人储蓄保险，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为时尚早，国家强制性基本保障唱“独角戏的尴尬局面没有改变。
3.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窄、救助水平低。具体体现在层次低、范围小、项目不全、社会化程度低、保障标准欠科学、参保对象针对性不强等诸多问题。以2009年贵州全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为例，全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为242304万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费领取人数为323.98万人[2]，人年均最低生活保障费为747.89元/年，月均62.32元/月，根本无法保障领取人的正常生活水平。老年人连基本的生活问题都难以保证，医疗需求也难以保障，精神慰藉和文化娱乐需求则更是奢望。虽然现在贵州乡镇一级都建立了敬老院等养老机构，但由于家庭养老的观念根深蒂固，其入住率在本来就低的基础上还呈现出逐年下滑的趋势。基本医疗卫生设施和养老场所的投入量还体现在数量严重不足，救助水平极低的落后境地。从下页表3可以看出，三个自治州对比全国民族县（市）医院、福利院及其床位数每千人的拥有量，差距悬殊，被其他民族县（市）远远抛在后面。
二、主要原因
（一）历史原因
贵州民族地区农民长期以来受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较深，同时贵州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与先进民族和发达地区起点不同，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商品经济还极不发达，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又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面对统一的国际国内大市场，在以市场为主体的资源配置中，必然处于劣势。通过多年的扶贫开发，条件较好的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已有很大一部分摆脱了贫困，剩下的大多是贫困难度最大的特困群体。
（二）自然条件因素
贵州民族地区首先面对的是无法超越的地理区域局限的影响，农村耕地质量差、生产能力弱、开发整理难度大，人均耕地面积仅0.66亩，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处中国的中西部，幅员辽阔、气候条件恶劣，地貌特征复杂多变，且伴有石漠化面积大，危害严重，同时还兼有交通落后、信息闭塞的特点。与此相对应的是传统的生产方式、分散经营和落后的农村社会服务体系，这使得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极低。
（三）城镇化进程迟缓
由于长期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阻碍了城镇化的进程，人为地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向城镇聚集，使贵州城镇化率一直保持在12%的水平，这样的制度安排既减少了城镇建设的资金积累，又使农民无法脱离土地。至今贵州城镇化率为3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在全国处于最低水平。城镇化发展滞后，导致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而民族地区土地市场发育缓慢，土地流转受到各方面的限制，不利于农民通过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摆脱对土地依附关系，而成为真正的城镇居民。由此造成了贵州民族地区普遍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象：第一产业发展落后，其粗放经营的耕种方式，增加值有限，却在总的收入中却占很大的比重；第二产业则以资源主导型采掘、加工业为主，优势资源依赖现象严重。第三产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工业和建筑业，传统的转移格局并未发生改变。从表4贵州产业结构虽然实现了三、二、一排序，但仍是低水平的排序，一产不活、二产不强、三产不大的问题仍然相当严重。
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一）坚持经济发展的效率目标与兼顾公平并存的原则
1.努力发展民族特色产业经济。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充分放开对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变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为城乡统一的一元籍制度。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农业产业和区域布局。按照民族地区生物多样性、气候多样性的特点，推进特色农业，生态农业、高效农业的发展，重点培育以民族文化体验、农业观光、避暑休闲为特色的乡村旅游，提高二、三产业在农村产业中的比重。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和教育力度，吸引更多的人口向城镇聚集和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2.注重公平。“古今中外社会保障理论界定，都没有将农村与城市分而论之；社会保障面前人人平等；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必须面向社会全体成员，兼顾城乡居民”[4]。贵州这样经济落后的多民族省份基本上只针对城镇居民提供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立法工作的关注点几乎全部集中于城镇居民，“二元”经济结构中得到制度保障的其实只有城镇这“一元”，而农村那“一元”则几乎完全被排斥在体制之外。这种制度设计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显失公平，不利于保护农民，不利于民族地区的稳定。要树立“决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的思想，要特别重视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尽快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依法保障全体公民平等地享受社会保障，民族地区农村要坚持“强制参保为主，自愿参保为辅”的原则，坚持“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国家财政资金投入”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全盘运作的原则。
（二）促进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政府行为的着力点
1.探索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保障方式。民族地区由于保障能力水平还比较低，而民族地区农村则更差，因此社会保障的侧重点应首先考虑以消灭贫困为基础起点。如果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政府扶贫结合起来则是突破落后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不足的一个有效途径，在此种方式下，充分利用扶贫基金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扶贫投入，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硬件条件。加强农村社区已有的资源环境的培育，比如完善农村社区组织的建设、农村经济的重建与加强国家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力度，同时把劳务输出作为民族贫困地区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扶贫任务来抓，把兴农致富项目作为扶贫开发的重中之重，大力推行贫困人口参与式发展方式。这样就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打下较好的经济基础，是真正意义上的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5]。
2.加强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依据中国实际，结合财政、金融和税收体制的各项改革措施，应尽快建立、健全并制定适应新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有关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基础薄弱，生活成本较高，且普通农民基于“理性”的短视行为，看不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长远效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推行处于观望的态度，甚至抵保。在此情景下政府应当立法确定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强制性原则，保障农民参与。同时在确立农村社保缴费标准时，可以考虑不同时点的具体物价水平，可以参照城镇社保相同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作相应的调整。同时，为融合抵保情况的发生，制度设计上确定具体标准专门针对部分经济困难农民实行养老保险的豁免制度[6]。
四、重视民族传统在农村社会保障中的作用
（一）挖掘民族传统文化动力
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大多少数民族在贫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共生共存，并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灿烂的民族文化，按照各自民族不同的心理、风俗、习惯、道德、宗教和婚姻家庭结构等，在民族内部和宗族之间同样也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传统保障方式，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这些民族传统社会保障办法中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应当充分考虑。例如，贵州省从江县的侗族村占里，当地人在鸟雀与自然环境和人与船的关系启发下，依据本村的人口增长情况和田地总面积以及森林实际拥有数，约定本地人口数不得超过700人。为了保持本村人口数量在规定范围内，一直以来形成了一个传统，要求一对夫妻最多只能生育两个子女，这一寨规自古就开始一直沿用至今，由于这种村寨内的约定，致使当地人口也一直保持规定数额内，而居民的生活也闲适安定。为了保证寨规的长期性，占里人很早就设计了一整套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对当地的社会安定和老年生活保障起了重要作用。比如，用30余条习惯法对耕地、山林、习俗、婚姻、人口、财产、治安等方面关系进行调整，保证社会生活的安定；创造以直系继承制为主，横向继承制为辅的财产继承制度，实行男女都有继承权的原则，并规定无论男女都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从而使家庭财产和老人依靠无后顾之忧[7]。因此，在构建民族地区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尊重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建立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更是我们建设新时期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宝贵资源，应该得到深层的挖掘和发扬。
法治保障与法制保障区别篇8
为了监控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深化改革，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精神，我们研究制定了《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审批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各地在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系。
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审批办法
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的规定，为把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以下简称费率）控制在一定的水平，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深化改革，保证养老保险统一制度的顺利实施，特制定本办法。
一、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已实行统一费率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员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现行企业费率确需超过工资总额20%的，需报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批准；现行企业费率在20%及以下的，不履行报批手续，但不得以统一制度为由提高企业费率；如果今后调整企业费率需超过20%的，应报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审批。
二、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费率尚未统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其所辖地、市、州（包括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企业费率已超过工资总额20%的，须报送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备案；目前企业费率未超过20%的，但今后调整费率时需超过20%的，亦应照此程序审批。
三、省辖地、市、州未实行统一的企业费率，其所辖县（市）、区确定或今后调整企业费率需超过20%的，其报批程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
四、凡需报批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首先应把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统一到工资总额的口径上来，并对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费率进行认真的测算，在此基础上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提出报告，并附费率测算资料（见附表一、二）和控制费率计划。控制费率计划应是书面报告，内容包括：依据测算结果，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未来3年之内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提出年度控制指标和有关措施，如扩大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提高个人缴费比例，严格控制职工提前退休，控制基本养老保险金待遇水平，认真核实缴费工资，提高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缴率等。测算资料要与上年末的有关统计报表、财务报表口径相一致。
法治保障与法制保障区别篇9
2014年2月21日下午，衢州市人民政府召开第74次常务会议，会议原则同意《衢州机场（民航）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和《衢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衢州机场（民航）净空保护区域和电磁环境保护区域的通告》，这标志着衢州机场净空管理工作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衢州机场经过2年多时间的协调、落实，通过制定净空管理专项整治工作计划、责成机场相关部门具体负责、建立健全净空管理制度、跟踪超高障碍物处置，以及地方净空建章立制等工作，终于建立了净空保护长效机制，为安全飞行建立更好的保障。
一、城市发展与机场安全矛盾日显，净空保护迫在眉睫
衢州机场是一座城中机场，与市中心只有3公里的直线距离。随着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机场净空保护限制高度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脚步。机场对障碍物高度的限制影响了城区的建设，同时城市发展的需求影响了机场飞行安全保障工作。城市规划的建设高度与机场净空限制的矛盾日渐突出。
除建筑物外，信鸽、燃放的孔明灯、航拍器等升空飞行物体也是机场安全运行的重大隐患。据信鸽协会的统计，衢州市市区有信鸽协会会员50余名，每户养殖信鸽60余只，未参加协会的信鸽养殖数量比协会更多，市区信鸽数量超过八千只。升空飞行物体中，孔明灯对飞行安全的影响最大，每年中秋节、元宵节等传统佳节期间，市民都会集中在大南门、广场等处燃放上千的孔明灯，大南门位于机场跑道06方向起飞爬升面处，孔明灯的燃放多次造成飞机改变跑道着陆方向，也曾发现孔明灯残骸飘落到跑道道面的情况。而航拍器等升空物体，由行高度较高，且没有划定的航线与区域，也会对飞行安全造成威胁。
二、净空整治紧锣密鼓，建立净空保护长效机制
（一）全面部署，做好净空整治活动的准备工作。按照《关于开展机场净空专项整治的通知》（华东局发明电〔2012〕282号）文件的要求，衢州机场自2012年3月起开展净空专项整治活动。一是成立净空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制定机场净空超高障碍物专项排查整治实施方案，成立净空巡查队。机场主要领导为领导小组负责人，机场净空相关部门领导为组员，办公室设在场务基建消防科。二是做好净空管理内部强化，展开净空相关知识及文件的学习，加强净空管理工作基础，提高净空管理人员队伍整体素质。三是规范净空巡查制度，按照区域分区块进行障碍物检查及超高障碍物跟踪。四是加强技术合作确保净空数据准确，与衢州信赖测绘有限公司签订测绘合同，测绘公司对机场发现的净空疑似超高障碍物在接到机场通知24小时内，进行经纬度、磁方位、至基准点的距离、黄海高程测量。五是与市规划、无线电管理部门沟通协调，掌握超高障碍物具体属性，做好拆降工作前的准备工作。
（二）攻坚克难，全面开展超高障碍物的拆降工作。在做好超高障碍物拆降工作准备的同时，衢州机场成立净空管理障碍物处置工作小组，按照超高建筑物的属性分成两个小组，分别由主要领导作为组长，全面跟进11处超高障碍物的拆降工作，而有3处经过调查与商议，拟不拆除。
（三）一鼓作气，全力推进机场净空保护的建章立制工作。2012年民航华东管理局、民航浙江监管局分别致函衢州市政府对衢州机场净空保护作出以下建议：第一，向社会公布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第二，建立净空管理长效机制，制定机场净空保护管理规定；第三，妥善处理超高障碍物拆降工作。净空保护建章立制，建立净空管理长效机制是净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键的一步，有了制度的保障，机场净空才可以真正得到保护。
2012年6月27日衢州机场驻场部队与衢州民航联合《告机场周边养鸽户书》，禁止机场净空区内饲养鸽子，并要求信鸽协会的活动需要征得机场同意后才可进行。2012年12月净空保护管理规定文件出台工作又再次启动，为了尽早出台净空管理文件，机场主要领导向市政府市长作了专题汇报，向华东民航管理局、浙江民航监管局及衢州法制办、规划、住建等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并完善《衢州机场（民航）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管理规定》，抓进度完成送审稿的定稿工作。2014年1月28日衢州市政府《衢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在市区范围内燃放孔明灯的通告》，衢州机场通过短信、张贴公告等形式加强对《通告》的宣传，2月16日由市公安局、安监局、综合执法局、消防支队和机场组成的联合执法组共派出千余名工作人员，夜查孔明灯，防止孔明灯的销售和燃放，有效制止了出现大面积燃放孔明灯对航班造成干扰的情况发生。同时衢州市政府下发《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衢州机场净空和航空电磁环境领导小组的通知》文件，明确了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工作的组织机构及组成人员，为机场净空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三、净空管理成效显著，审批规范超高障碍物顺利拆降
（一）公布净空通告及管理规定，净空保护有了制度保障。2014年3月14日，衢州市人民政府通过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向社会《衢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衢州机场（民航）净空保护区域和电磁环境保护区域的通告》，并正式颁布《衢州机场（民航）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净空管理保护工作有了真正的制度保障。通告向社会公布了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区域范围和保护区的保护要求，并告知社会违反通告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净空保护得到了社会的重视。
（二）规范建筑物高度审批，净空管理得到机制保障。衢州机场以此次净空管理专项整治工作为抓手，积极与衢州市政府及市规划局等相关部门协调，将机场净空保护纳入地方建设项目审批，为后续与保护区内各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接落实相关工作奠定了基础。拟超高建筑物在审批高度时需要得到衢州市规划局和衢州机场的一同把关，净空管理得到了更加健全的机制保障。
（三）提升净空管理品质，超高障碍物顺利拆降。法律保护的建立与机制保障的健全使超高障碍物的拆降工作得到了顺利的进行。现11处需要拆降的超高通信铁塔的拆降工作已经完成大半，通信铁塔业主对拆降工作高度配合，而且在新建通信铁塔方面，也与衢州机场达成协议，由机场来把关铁塔建设高度，避免超过净空限制要求的高度。
法治保障与法制保障区别篇10
作为一种人之为人的权利，自从人类走出自然状态，因为人性的觉悟，人就有一种区别与其它动物的权利。中国传统文化中亦有许多人权的因子，孔子云：“仁者人也。”意思是说，仁说明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孔子又说“仁”的主要含义是“爱人”。董仲舒则说：“《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中国近代的人权概念是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魏源根据中国传统文化指出：“人者，天地之仁也。”严复等人根据天赋人权学说提出了“民权”。20世纪初，“民权”改称“人权”，“人权”概念从此在中国知识界成为话语。“人权”一词从舶来到写入中国宪法，历经百年沧桑。宪法历来被视为人权的保障书，人权的保障和实现离不开宪法，在一定意义上，宪法就是一国人权保障和发展水平的标尺。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改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是保障事业的里程碑，标志着以宪法为基础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保障制度已初步形成。随着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现有法律制度中不符合宪法原则的部分将无可辩驳地遭遇质疑。这种由于根本法的修改带来的对整个法律体系的影响，将有力的推动事业的发展。
一、人权入宪是中国宪法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人权入宪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综观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宪法发展，人权的命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文件《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提出的是“皇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的君权宣言。孙中山先生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是中国第一部体现近代人权思想的宪法，它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人权，但公开宣告“中华民国之属于国民全体”，在“总纲”之后设第二章“人民”，宣告中华民国人民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一律平等，规定了人民有身体、住宅、财产、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书信秘密、居住迁徙、信教等自由，以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请愿权等基本权利和自由。而且，《临时约法》根据近代西方的分权原理，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采用责任内阁制，实行权力制约，为人权的宪法保障提供了宪法保障机制。但是，“约法”在制定时已经注定了它的悲剧命运。后来的北洋军阀政府和政府制定过六部宪法或宪法草案，包括曹锟的“贿选宪法”、段祺瑞的“段记宪草”和政府的训政约法，都不过是以宪法之名行专制之实，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宪法根据，尽管宪法文件中也装模作样地规定所谓国家“属于全体国民”，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但实际上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根本无法实现，得不到基本的保障。
新中国的人权保障也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制定了许多重要的宪法性文件和人权保障条例，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1940年）、《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1941年）、《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1942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1946年）等。这些宪法和宪法性文件关于人权保障条款虽然比较简单，但已经准确地将“人权”词汇写入真正的法律规范之中，规定了现代人权的基本内容。根据地政府对保障人权的高度重视，从根本上与北洋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假民主、真专制，无视人民权利的宪法本质区别开来。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冷战思维的影响，1954年制定宪法之时，国内对于包括“人权”在内的西方思想基本持否定态度。“人权”概念被“公民的基本权利”取代。从1957年开始反右到“”结束，我国发生了许多公然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悲剧，连国家主席的人身权利都得不到保障。人权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是“抽象的人性论”，谈论人权只能以批判资产阶级人权观和反对利用人权干涉别国内政为主题，“人权”几度成为。1982年宪法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完善了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条文也由原来的10多条增加到20多条，并从原来的第三章提到第二章，突出了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促进和发展人权的道路，我国人权状况由此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我国先后加入了21个国际人权公约。1997年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3年我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提交了履行这个公约的首份履约报告。这表明我国全面推进人权事业的信心和决心，表明中国已经融入世界人权保障事业的潮流，正在努力扩大和加强保障人权的范围与力度。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文化的飞速发展，公民的宪法意识和权利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陆续出现了一系列涉及宪法中规定公民权利的案例。这些有超生子女是否享有计划内生育子女同等权利的争论、有农村出嫁妇女能否与男性村民一样保留自留地的纠纷、轰动一时的齐玉苓案、孙志刚案、怀孕大学生被开除案、大学毕业生身高歧视案、夫妻在家看黄碟被查处案等等，无不引发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一些外国国家和组织利用我国人权理论和法制中的问题，对我国人权事业进行歪曲和攻击。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下，根据时势对宪法进行适当的修改，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不仅仅是国际人权交流合作的需要，也是现阶段保障公民权利的必然要求。
（二）人权入宪是中国现行宪法完善的必然结果
宪法是人类的一种优秀政治文明成果，它直接导源于人类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旨在解决建立一种理想的国家，脱离那种“人人为战”、卑劣而无助的自然状态。宪法是人类安排自己幸福生活的根本方案，人类希望通过对国家机关权力的合理配置来保障自己作为人并且幸福的权利，所以，宪法正是人类从人的理性出发、从人的权利出发提出的一种政治形式。人权是宪法的起点和归宿，人类希望用宪法来保障人权，而决不是相反。基本人权原则是宪法的第一原则，人民是基本人权原则的表现形式，法治和分权制衡是基本人权和人民的现实保障。实际上，近现代宪法就是在基本人权、人民、法治和分权制衡四个基本原则的牵引下运转的，人类希望在基本人权的基础上来正确定位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并由此规定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公民之间的关系。
包涵人类理性的人权观念，使宪法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一切违宪的法律无效正是在于这些法律在根本上侵犯了人权，人权保障是宪法之所以正当的根本原因。人民信仰宪法，把宪法当作最高法和根本法，就是因为宪法能成为他们保障权利的根本手段和权利救济的最后措施，如果宪法不能做到这一点，那这个宪法就不是真正的宪法。
从宪法的内在逻辑上看，宪法有立宪目的、宪法原则、和宪法规范三个层次。
立宪目的说明为什么立宪，宪法原则是立宪目的的具体化，宪法规范是宪法原则的规范化。立宪目的、宪法原则、宪法规范三者构成宪法的完整体系。一部成熟、完善的宪法，应该是立宪目的正当、宪法原则合理、宪法规范准确的逻辑体系，这个逻辑体系严密、协调，并通过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
从宪法应有的结构上来观察我国宪法，可以发现现行宪法虽然包罗万象，从光荣伟大的历史，到辉煌的现实，从国家的指导思想、基本政策和总任务，到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从公民的基本权利到公民的基本义务，但现行宪法内在的三个逻辑层次表达并不是很明确的。现行宪法中写入了太多不属于宪法结构构成的内容，使得人们更多把宪法当成政治宣言、政治纲领，而不是法律原则、法律规范。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宪法的结构。特别是1999年和2004年的宪法修改，使法治和人权保障成为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成为两次修宪的最亮点。确认法治和人权保障，不仅体现了我国宪法对人类先进政治文明的重视，也使我国宪法的自身结构得到极大的完善，使我国宪法和运动进入世界政治发展的大洪流。在这个意义上，人权入宪是中国现行宪法完善的必然结果。
二、人权入宪对人权保障的影响
中国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改，不但直接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而且同时增加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几项重要规定，包括依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人权入宪，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由政府的政策上升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原则，不仅完善了的宪法保障，同时也为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表明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大的力度维护和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宪法的这种修改对人权保障的影响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说明：
（一）人权保障作为宪法原则对宪法规范的影响
宪法原则由于它的抽象性质，在宪法中更多作为一种精神存在，需要宪法规范加以具体化，才能变得更具有操作性而为各个宪法关系主体所遵循。宪法原则使不同类型的宪法规范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且不至于迷失方向。在宪法的内在结构中，宪法原则的法律效力高于宪法规范。新中国在历部宪法中规定的是公民权利，没有人权的概念，把人权保障作为宪法原则不但完善了宪法结构，也使宪法建立起了宪法规范和人权保障宪法原则的有机联系。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规范的出发点和归宿，违反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宪法规范无效。人权保障作为一个宪法原则对宪法规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为涉及公民权利的宪法规范提供了源泉。公民权利是人权的法律形式。人权作为人的权利之源，具有公民权利不具有革新功能，它将不断催生新的公民权利，促进公民权利的进步和完善。人权入宪，使中国宪法真正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恢复了宪法的本来面貌。
2、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为涉及国家权力的宪法规范提供了基础。国家权力是人权除公民权利外的另一种法律转化形式，用于人权的保障。人权是国家权力的正当源泉，人权入宪，使宪法初步理顺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国家权力的道德要求，更是宪法规定的强制义务。长期以来，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中更多确立的是如何保障国家权力的运行，忽视了设立、配置国家权力的目的，国家至上的观念使公民权利被置于较为次要的位置。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要求国家权力的设立、配置和运行应当有利于人权的保障。人权为国家权力提供了界限，尊重和保障人权也同时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最高原则。
（二）体现人权保障的宪法作为根本法对其他法律的影响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法律之母，人权作为一项重要原则入宪，必然带动我国整个人权保障法律体系的发展、充实与完善，同时也将促进人权保障新法律的出台和不利于人权保障的法律的废止。
1、体现人权保障的宪法呼唤完善人权法律体系。在当代中国，人权主要表现为宪法和法律上的公民权利，目前我国的人权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为补充的系统，一些因素使得这个系统存在有缺漏。这些因素主要是：（1）一些人权还没有或没有完全纳入法律体系。如生命权、迁徙自由权、罢工自由权、隐私权和知情权等。（2）一些公民的基本权利还过于原则，缺乏基本法律的保障。如平等权、言论和出版自由、宗教和信仰自由、结社权和请愿权等。（3）缺乏有效的违宪审查机制。由于有权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未能充分有效行使违宪审查权，导致存在一些违宪的法律、法规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
2、体现人权保障的宪法要求完善现行法律制度。现行的法律制度在人权保障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也存在一些问题：（1）一些法律对公民权利的限制过于严格。如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等。（2）法律中关于人权与权力、人权与权利、权力与权利、权力与权力以及权利与权利等关系的设计还不尽合理。这主要表现在权力有限的观念还没有完全体现在法律中、在权力与权利冲突中还存在片面强调权力的倾向。（3）司法制度还不能完全适应人权保障的需要。我国的司法制度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年代建立的，其主要功能是镇压敌对分子。这种制度在追求法治和人权的时代还有待改进。
可以预见，我国与人权保障有关的法律会越来越完善，一个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将会建立起来。在今后国家各项立法过程中，会更加注意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贯彻落实到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并且，将适时地对现行的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重新进行审查，以宪法为依据进行废、改、立，加以必要的充实、调整、完善和细化，从而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法律轨道。
（三）人权保障精神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对人们行为方式的影响
自清朝末年中国引入人权概念以来，在社会活动及日常生活中，人权其实是个比较陌生但使用率又相对较高的法律术语，这主要缘于中国自古就有朴素的人权观念，而人权在现实的法律中又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在新中国的四部宪法中，也没有人权相应的宪法地位。时代在变革，法律的文明含量也在不断提升。让人欣喜的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专门的一款已被郑重地写入了现行宪法的修正案，这表明人权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已经获得国家根本大法的认同，这种价值观念必将对人们行为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1、对人权的重视将进一步在全社会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在社会的所有构成要素中，人是第一要素。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人类密切相连，但在人类历史的一些时期，由于国家权力的异化以及人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常常使人们忘记了根本。无论是宪法还是其它社会规则，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其它社会管理，人始终是第一位的。对人权的重视使得人类的一切活动有意义，且不至于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