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意义篇1
我从事教学工作20多年来，对学生课业问题和校外培训问题深有体会，随着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家长对“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视，学校对升学率的重视，种种重担都压在了孩子的身上，作业越来越多，学校周边被各种"托管班”、“培训班”包围，家长们不得不掏出高额的“补课费”，孩子们在放学后、节假日不情愿地走进这些培训班，我们的孩子越来越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作为一名教师，我认为这个意见的出台非常及时必要，对于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效率，避免校外办学机构“喧宾夺主”、还学生快乐健康的童年，减少学生近视率、肥胖率、心理疾病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一定不折不扣积极贯彻落实“双减”政策，做好课后服务等“五项管理”，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党中央、国务院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一直以来对教育和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关心关注，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集中体现。
“双减”政策的出台，让作为教师的我看到了国家对教育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政策的出台，将减轻家长的负担，让“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有了希望。同志也督促着教育者,要想更多办法去努力提升
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希望加大力度将政策落地落实，切实取得实效。
今后，我们要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服从国家大局，努力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一份力量。
“双减”政策落地，师生、家长这样说……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在我区引起广泛热议和强烈反响，广大教师、家长、学生和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纷纷表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严格按照自治区党委的工作要求，积极做好相关工作，共同为营造和谐健康的教育环境贡献力量。
关于“双减”政策的认识和理解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主要指导思想是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作为一名在职教师，我认为“双减”政策坚持学生为本，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保障学生休息权利，让学生的学习回归学校，整体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减轻家长负担，缓解家长焦虑情绪，回应社会关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是利好政策。“双减”政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学校的教学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科学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体育、阅读、文学、艺术等教育，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制定课后服务实施方案，提升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作为一名普通教师，
就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时时刻刻把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放在心上，承担起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使命任务。
落实“双减”工作
提升育人品质
“双减”政策与“五项管理”均是以“小切口”撬动“大改革”。包钢实验一小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双减”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多措并举提升校内教育教学质量。
一是抓好课堂主阵地，教师上好每一节常态课。做到每节课准备充分、知识储备丰富、能力训练到位，打造充满“掌声、笑声、辩论声”的生命高效课堂，向课堂40分钟要效率，保证学生“吃饱”“吃好”。
二是加强课后服务，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学校发挥本校教师自身优势，丰富课后服务供给，开展丰富多彩的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科学实践，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帮助家长解决放学后接送学生的实际困难。
三是完善作业管理，深化评价改革。形成并完善学校作业系统，减少作业总量，提升作业质量。同时，探索探究性、实践性、综合性、跨学科作业。
看似一个点切入，实则是需要课前课中课后、学校家庭社会，全链条、全过程、全员的系统工程，根本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心实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扎实推进“双减”工作
构建良好教育生态
作为一名教育人，从事教育工作30年，深刻体会到此次“双减”工作是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深刻体现。近年来国家和自治区大力推进减负工作，但由于社会现象和一些培训机构等的虚假宣传，造成家长焦虑，被裹挟给孩子报补习班，导致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非常严重。此次党中央关于“双减”工作的决策部署，就是要减轻学生校内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彻底治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和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借教育之名侵害人民利益的问题。体现了党中央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决心和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双减”政策后的我们
双减政策意义篇2
新变化
减少国家干预
布什总统曾在竞选中强调，既然美国经济的基础在于企业，那么，就应当理所当然地增强美国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减少公共部门在经济运行中的影响。布什尤其想大力缩小联邦政府权限，扩大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布什的这一经济理念在其税收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外贸政策中也十分突出地显现出来。例如，布什政府的外贸政策着重点，更多地放在自由企业的对外公平竞争上，试图通过外贸企业公平竞争，进一步推动美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曾明确表示，在当前美国经济与金融问题上，布什将更多地注重市场机制，而不会像克林顿政府那样只强调国家调节。在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上，克林顿一向主张，日本政府应该降低其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布什政府则强调，日本不一定只单纯降低关税限制，还可以找出其它适合日本国情的市场经济机制，只要“能够克服经济衰退，除了政府干预外，任何办法都可以尝试。”这表明，在制订宏观经济政策上，布什更倾向于市场调节而不是政府干预。
产业政策重点放在传统产业
作为民主党总统的克林顿，一直同其副总统戈尔一样，热衷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克林顿不止一次地强调，美国要想走向真正的经济复兴，单纯依靠传统产业已经无济于事，只有把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放到对国民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的位置，方能达到预期目标。而“新经济”的出现，则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了加快“新经济”的发展步伐，克林顿担任总统后，花大力气在信息技术方面进行投资，以至于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在其GDp中占比6%，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正是由于高新技术的发展，才把“新经济”推向一个发展高峰，并将其他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布什政府上台后，对于发展“新经济”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前财政部长奥尼尔在一次讲演中指出：我实在看不出新旧经济到底有哪些不同。从中可以看出，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强调市场调节的布什政府，一方面，不愿意花更多的钱用于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另一方面，认为只要把现有高新技术用于传统产业改造，更多地关注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那么，也会达到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结合的预期目的，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把市场调节提高到重要位置上。
减税重点为富有阶层
克林顿政府由于宜称代表美国中下阶层的利益，因此，他提出的增加税收重点，是向富有阶层开刀，而低收入阶层则从克林顿政府的增税中得到一定的实惠。由于把增加税收的重点放到了富人头上，结果，美国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庞大财政赤字问题，还促使预算最终实现了平衡。预计到2009年，美国的财政盈余将达到3000多亿美元。
布什政府上台后，面对克林顿政府的大量财政盈余，于2003年1月7日实施了长达10年的减税计划，这项减税计划的总金额高达7260亿美元。其核心内容乃是，通过把现行税率由5级削减成4级，促使富有阶层从中得到实惠，而中下阶层，尤其是穷人却根本没有从布什的减税中得到任何好处，可见，布什政府是代表富人而不是穷人的利益。
社会福利政策转向由私人承担
前总统克林顿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其重点之一，乃是由联邦政府对于养老金实行统一管理，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不能插手。这也是延续30年代大危机时期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克林顿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也同罗斯福时期一样，由联邦政府把雇员工资收入中的6%拿出来进行强制性扣除，作为联邦养老基金，直到雇员退休后（通常为65岁～67岁），方逐步把养老金退还给雇员本人。因此，联邦政府对养老金的干预和调节便成为克林顿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美国经济政策中的新变化：减少国家干预；注重传统产业；减税重点在富有阶层；由私人承担社会福利；立足公平竞争外贸政策；大幅增加军费。
作为共和党总统的布什，决心改变克林顿政府的以政府干预为中心的社会福利政策。布什上台伊始，便逐步推行减少政府干预，加强市场调节的所谓新的社会福利政策，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准许雇员从其工资中划出16%的工资税存入个人在银行开设的新帐户。联邦政府对现有的退休人员社会福利不进行担保，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私有化，由私人企业进行管理。布什推行的社会福利私有化政策，其根源在于供给学派经济理论，在减少政府干预的前提下，运用市场机制，发挥私人与企业对社会福利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在强调私人管理社会福利的同时，政府也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适度干预。例如，2002年10月布什政府作出新规定，在今后10年内，将对医疗福利增加1500多亿美元的政府拨款，其中用于健康保险的政府拨款将达到1300亿美元。
立足公平竞争的对外贸易政策
如果说前任总统克林顿的外贸政策十分强调管理，即所谓的管理贸易，那么，布什对外贸易政策的核心则是更加强调公平与竞争，也就是对等的贸易政策，反对在贸易协定中附加另外的条件。
在多边主义会谈中，布什更多地是追求霸权主义，至于一些无关大局的问题，他可以作出一定的让步，但以不损害国家安全利益为前提。在双边主义谈判中，布什推行的是战略性伙伴政策，凡是与美国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或地区，布什便千方百计与他们发展双边贸易关系。近年美国与智利和新加坡达成的自由贸易协议，都属于这种战略性伙伴政策的内容。
布什上台后，对克林顿时期的能源政策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减少对中东地区石油依赖的前提下，追求石油来源多元化，尤其是对近邻墨西哥和非洲的石油则更感兴趣。
国防政策由减少军费开支到大幅增加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国防政策旨在通过减少军费开支，以达到收缩军事经济的目的。2000年，美国军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8%，比1992年减少大约1个多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军工企业因军费减少，以至于企业开工不足，不得不转产民品。
布什就任总统后，一举改变了前任时期的缩减政府开支的国防政策，宣称要大幅度增加军费。“9·11”恐怖事件发生后，布什更是找到了增加军费的借口。2003年2月，美国国会经过辩论，最终通过布什提交的高达3930亿美元的2003年度国防预算，这是自1981年以来美国最大的国防开支。在大幅增加军费开支的条件下，美国军工企业因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便夜以继日地加大开工马力，为军事进攻伊拉克和打击恐怖主义赶造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军费开支的迅猛增加，也使得军事雇员呈现上升态势。所有这些，都促使美国的军事经济再次死灰复燃，这将对美国经济发展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新特点
财政政策由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
同克林顿时期相比，目前美国财政政策出现的第一个突出特点则是，由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运用财政赤字刺激需求与投资，进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在凯恩斯赤字财政原理指导下，战后几十年来，只要美国经济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或疲软，联邦政府便打开赤字的闸门，借以刺激需求和投资，以促进经济走出衰退困境。但在1993年1月克林顿入主白宫后，改变了这一几十年来的经济信条，通过增加税收和减少政府开支双管齐下的办法，短短几年内，一举破除了自罗斯福“新政”便开始通行的赤字财政政策，从财政赤字转向预算平衡，这在西方财政理论界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然而，好景不长，布什于2001年初上台后，又采取倒行逆施的政策，重新把以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赤字财政重又提了出来。财政赤字扩大，以往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开支，此外，减税也是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赤字的途径。布什上台后，在扩大财政赤字方面，则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通过增大军费开支和增加用于反恐的政府支出，促使联邦政府财政亦字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则又运用削减个人投资税率和减少税收类别，导致税收收入大幅度减少，这一多一少，势必把财政赤字的数额极力扩大。据统计，截至到2001年9月底，美国联邦政府财政余额尚有1270亿美元，然而，2003月2月初，美国联邦预算署宣布2003财政年度联邦财政赤字将达3040亿美元。联邦财政亦字占GDp的比例将由2002年的-1.5%迅速上升到-2.8%。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新特点：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货币金融政策地位提高；货币政策双重作用；双边主义模式；实施宽松财政与货币政策。
诚然，联邦政府出现财政赤字，可以利用立法形式提高财政赤字上限，通过恢复发行债券集资解决，当然，其负债数额越是巨大，利息支出也愈高，到期收回旧债的政府开支也将愈来愈大。在此情况下，联邦利息率只能下跌不能上升，可是目前联邦利息率已经跌到最低水平，尚无回旋余地，这意味着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只会增加，不可能减少。毋庸置疑，政府利息支出不断上升，显然对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更加不利。或许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将上升得更快。这样一来，庞大的财政赤字势必会成为抑制美国经济增长的巨大障碍。
货币金融政策地位更加提高
在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鉴于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在各主要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货币金融政策则处于服从的位置，因而，财政政策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力明显提高。然而，随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西方通货膨胀和工业生产的停滞，也就是所谓的经济滞胀，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已无回旋余地，在此情况下，货币政策对付经济滞胀的作用得以明显提高。通过降低货币流通量，促使通货膨胀由高转低，再加上灵活运用货币政策，以至于西方的经济滞帐最终得以消除。可见，货币政策的威力巨大。整个90年代，在财政政策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美联储灵活运用增减货币流通量的办法，使得美国经济保持了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
随着1997年7月初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1999年～2002年巴西、阿根廷先后发生金融动荡，金融政策地位更加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重视。在出现经济衰退或经济不景气时，美国政府常常采取提高利率和放松银根等途径，目的在于刺激经济景气回升；而当面对经济发展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时，美联储又采取了紧缩银根和降低利率的办法，迫使美国经济降温，进而实现经济软着陆。目前，货币金融政策，在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中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而财政政策在美国经济政策中的地位则明显下降。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的地位下降，使货币金融政策的地位大为提升，这本身就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大突出特点。
货币政策的双重作用
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美国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和适度刺激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贡献。在进入21世纪之后，货币政策在对付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则更加突出。由于通货紧缩是当前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致命大敌，所以，如何对付通货紧缩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国的重要课题。正因为货币政策肩负抑制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双重使命，因而方成为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又一突出特点。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美国没有通货紧缩，然而，事实上，美国至少在企业和金融业中存在着严重的通货紧缩，尽管美国的通货紧缩不像日本和亚洲国家与地区那样严重。在医治通货紧缩方面，美国采取的政策措施是，一方面美联储吸取日本的教训，采取提前下手的办法。美国经济目前虽然疲软，但还不至于大幅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为了对付通货紧缩，美联储于2002年12月5日提前降低联邦基金利率0.5个百分点，企图通过大幅度降低利率，不使通货紧缩继续恶化；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利用美元贬值的办法，促使美国商品和劳务增加对外输出，试图以此缓解通货紧缩。显而易见，在通货紧缩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利用美元贬值推动外贸出口，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把通货紧缩推向国外。日本和东亚一些国家治理通货紧缩采取的办法对美国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对付经济疲软问题方面，美联储灵活地运用短期利息率和长期利息率达到既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又抑制经济不景气的目标。格林斯潘时刻对通货膨胀的回升予以高度重视，只要一发现通货膨胀苗头，便立刻运用短期利率抑制通货膨胀的上升；而在对付经济疲软问题上，美联储则使用长期利率促使资本收益投资在中长期内有所回升。因为资本收益投资主要是用来刺激企业投资，它通常在较长时期内发挥效力。这种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结合，既控制了通货膨胀的上升，与此同时，又对经济不景气发挥了正面效应。预计，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有效结合，可以使美国经济至少在2003年下半年达到低通货膨胀下的较快增长。
面向全球的双边主义模式
美国上任总统克林顿尽管热心于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美国国会关于“快速处理权”的授权，使他在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方面基本没有新建树。与克林顿相比，现任总统布什不仅关注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而且，也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这是布什政府的双边主义有别于克林顿政府的地方，同时，也是当今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即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值得瞩目的新特点。布什之所以能够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从美国国会手中拿到了上方宝剑——贸易促进权，即“快速处理权”，倘若没有从国会得到“先斩后奏”的授权，布什也不大可能实现其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的目标。在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方面，他首先关注的是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布什不仅与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还与中美洲国家加快了自由贸易谈判的步伐，进而最终把naFta推向整个拉美地区，达到其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目标。
除此之外，布什还想方设法把自由贸易协议推向美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布什首先关注的一个地区便是亚洲地区，在这里，美国不仅有其切身利益，同时，该地区，特别是中国当前还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国家。有鉴于此，美国在完成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议后，为了不至于落在中国和日本后面，还打算尽快签署其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趋势：推行紧缩财政政策；实施中性货币政策；美元贬值势在必行。
不仅如此，美国在实现其双边主义目标方面，还实施了其在全球全面开花的政策：
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美国与约旦在2001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早在1985年同以色列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
在南半球，美国于2000年与澳大利亚就有关自由贸易协定问题进行磋商，预计不久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议便可大功告成。
在大西洋地区，美国早在1995年12月便提出与欧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拟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2002年英国也提出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美国立即表示赞同。应当强调指出的是，美国推行的双边主义全球化构想，是其全球经济贸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标是与日本和欧盟争夺势力范围。
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宽松财政与货币组合
在克林顿总统时期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形式为，紧缩财政政策和放松货币政策的混合经济政策。然而，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发生了戏剧性的新变化：面对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美联储被迫12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试图以此推动经济复苏；与此同时，布什政府还通过大幅度减税和大力提高军费，从减少财政收入和增大财政支出两方面推动财政政策的放松，并拟用此办法，在债券市场筹集资金，促使美国经济转危为安。诚然，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却使平衡预算再度变为赤字居高不下，这本身就成为抑制经济长期增长的一大阻力。可以看出，同紧缩财政与放松货币的混合经济政策相比，实施双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一个显著新特征。
新趋势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的新变革，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将会发生某种变化：
（一）推行紧缩的财政政策
根据预测，在2003财政年度联邦赤字高达3040亿美元的基础上，2004财政年度赤字将上升到3070多亿美元。随着联邦财政赤字的迅速上升，美国国会将运用立法手段迫使布什政府采取紧缩财政政策。现任总统布什的父亲——老布什于1989年初担任美国总统时，正是美国国会通过法令严格限制联邦财政赤字的关键年头，老布什在国会的压力下，不得不采取了抑制财政赤字的紧缩政策。现任总统布什尽管还在实施减税政策和扩大政府开支的政策，但当财政赤字大幅上升而无法控制时，国会势必将出面运用法律阻止赤字的进一步攀升。到那时，紧缩的财政政策势在必行。
（二）货币政策的中性目标。
当前美联储不管是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还是提高利率的措施，都是一种人为的行为。按照弗里德曼的货币市场化的经济理论，人为实行各种货币政策，不利于货币市场的预期变化。所谓中性的货币政策就是按照市场运行规律，货币当局让货币按照市场规律行事。当然，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经济形势必须处于稳定之中，经济发展过热或陷入经济衰退，都不可采用中性的货币政策。据预测，美国经济2003年下半年会出现好转。到那时采取中性的货币政策方会适宜。因此，2003年～2004年美国经济形势好转后，美国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可能性较大。
双减政策意义篇3
关键词: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中美贸易;对华贸易政策
近十年间,中美贸易往来密切,两国经贸关系愈加紧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逐渐融入世界贸易大家庭、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考验;美国则经历了布什政府向奥巴马政府政权的过渡,在对华贸易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调整。
一、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及其原因分析
(一)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内容
布什于2000年底上台执政,在其掌权的8年里,中国加入了wto并逐渐完成过渡期。在此期间,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布什上台初期(2000年年底至2001年),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前后对华贸易政策有着明显差别。“9・11”事件后,美国急需在其倡导的反恐联盟中寻求盟友,为此美国决心以“接触”为手段拉拢中国。美国前国务卿佐力克曾说过“如果没有中国提供更大合作,美国将无法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布什也表示“中美之间是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完成与世贸组织和美国等相关国家的谈判工作,加入了世贸组织,进入以wto规则为基础的世界贸易体系。
第二阶段(2002年至2008年),中国积极适应和遵守有关的入世条款,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双边贸易摩擦增加。
自2002年始,中美贸易关系得到了空前发展。两国贸易范围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技术贸易、投资等领域。双边贸易额由2002年的971.9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3337.4亿美元。中美双方初步形成了相互依赖的贸易格局。
而这一阶段也是双边贸易摩擦加剧期。2002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427.1亿美元,截至2008年就达到1709亿美元。中美间逐渐拉大的贸易差额使布什政府对中国贸易政策趋紧。
自2006年开始,布什政府认为中国作为“wto新成员”的过渡期已经结束,中国已经崛起为新兴的世界贸易强国,必须完全兑现“入世”承诺,同时还应为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发挥应有作用。布什政府认为中国不但要遵守入世规则,更应该作为一个成熟的贸易强国积极、全面地参与适用于发达国家的有关贸易协议,加大开放国内市场的程度与力度。
布什对华经贸政策具体表现为:要求中国不断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提高人民币汇率、以减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第一,人民币汇率问题。2003年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就向中国政府提出借人民币汇率浮动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自1993年来,中国持续对美保持贸易顺差且数额呈逐年扩大趋势(见表1)。布什政府一直敦促人民币升值,以减少其贸易赤字。
第二,布什政府期间,中国遭受的反倾销、保障措施等贸易壁垒呈逐年上升趋势,且越演越烈。2003年,中国对美出口产品遭遇11起贸易救济立案调查,其中9起为反倾销、2起特保案,涉及金额高达18.5亿美元。2005年美国的对华发起的冷冻和罐装暖水虾反倾销案,涉案金额4.3亿美元,致使中国出口相关企业蒙受重大损失。中国已经成为反倾销案件的重灾区,反倾销也成为美国制造贸易摩擦的有力武器。
(二)布什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原因分析
在对华事务中,布什政府采取双重标准,即“接触”与“遏制”双管齐下,“引导”与“塑造”并举。“接触”与“遏制”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干。一方面,美国需要中国与其开展反恐和经济上的合作;另一方面,它希望中国成为其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棋子。美国接纳在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下崛起的中国。在对华贸易上,布什政府同样采用了双重标准。
第一,美国积极推进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认同中国经济繁荣符合自身的利益。2005年,中国为美国GDp提供了0.5%的贡献率。来自中国的低价产品有效缓和了美国的通胀压力。据美国经济研究所估计,每年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给美国居民带来近1500亿美元的福利。
第二,美国意识到中国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上升带来的挑战,担心美国利益会因此遭到削弱。美国认为中国产品享受政府补贴、低劳工标准、低环境标准等方面的好处,使美国产品失去了竞争力。
二、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
(一)奥巴马上任时的背景与双边经贸发展
2009年1月美国总统改选,黑人领袖奥巴马上台执政。奥巴马一上任,就面临深陷于金融危机困境的复杂形势:国内失业人口攀升、商品和服务贸易额下降、贸易赤字问题严重、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在此情况下,临危受命的奥巴马政府对其贸易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不同于布什的保守主义和遏制政策,奥巴马领衔的美国政府在经贸政策上更强调与中国进行协作。奥巴马主张通过国际合作来重建美国道义与政治上的领袖,他主张与中国全面接触,客观地看待中国崛起。在G20峰会上,奥巴马表示“美国支持自由贸易,致力于继续拓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美方愿同中方通过对话和磋商解决经贸领域问题。”
中国与美国,一个是从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在危机中遭遇重创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的互动,牵动着世界。中美两国的经贸合作,对稳定世界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二)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
奥巴马主张实用主义自由贸易政策,既非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或实用主义,而是两者兼而有之。
1、奥巴马政府支持下的自由贸易政策
奥巴马明确表示任何经济条款都不应引发贸易战,美国不能向世界传递保护主义信息。他声称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让“邻居成为乞丐”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最终只会使世界贸易进一步缩减。2009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时表示:奥巴马愿同各方合作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奥巴马十分重视中美经贸的发展。宏观上,中国政府投入四万亿刺激国内经济的发展,实现保八增长的目标,率先走上经济复苏之路,客观上为美国摆脱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微观上,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商品出口的增长率高于其他任何国家。中国作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其发展潜力广阔。奥巴马政府愿意继续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2、奥巴马的实用主义策略
实际上奥巴马实行并不是完全的自由贸易主义,在他的施政理念中还贯穿实用主义的风格。即贸易政策不只服务于跨国公司,还须服务于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现行的贸易政策应致力于社会责任的建立。社会责任包括由全球贸易变化引起的工人援助问题,提高工人阶级地位、改善工人阶级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保证扩大贸易不以牺牲工人的福利为代价,提高竞争力不应以剥削工人为基础。奥巴马致力于推行对美国劳动者有利、能够扩大就业计划以促进美国工人收入增长。
根据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展望》的数据:美国失业率由2006年的4.6%上升到2008年的5.7%,2009年失业率进一步上升为7.2%。部分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对美出口的增加是美国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的原因。他们认为由于中国的低工资水平使美国就业机会外移且中国产品价格低廉,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导致美国蓝领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影响其家庭的生活水平。
于是在处理中美贸易问题时,奥巴马政府对华发起和采取各类贸易保护措施,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2009年9月奥巴马政府宣布对中国输美轮胎实行惩罚性关税尤为典型。2009年6月30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宣布,对中国轮胎采取特保措施,提出了对乘用车、轻型货车用中国制轮胎在三年内分别征收特别关税。2009年9月11日,奥巴马宣布在今后三年内对中国进口的轮胎依次征收35%、30%、25%的特别关税。该举措明显出于安抚美国钢铁工会等工会团体利益的目的。
2009年7月,美国对原产于中国的编织电热毯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2009年8月3日,美国商务部对我输美后拖式草地维护设备征收0-264.98%的反补贴税和154.72%-386.28%的反倾销税;2009年9月9日,美国商务部对中国输美油井管反补贴调查案初裁裁定中国涉案企业10.9%-30.6%不等的补贴幅度。在奥巴马上任后,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并未能如其政策表述一样出现消减,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愈演愈烈。
第二,奥巴马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来减小美对华贸易逆差。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暗示奥巴马可能对中国汇率采取强硬立场。他将使用所有外交途径,寻求改变中国的汇率政策。
美国在历史上曾多次利用汇率工具来减小其贸易逆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日美签署的“广场协议”。时至今日,奥巴马也想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三、两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的比较分析
(一)不同点
1、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
布什代表富人阶级的利益,他主要得到跨国公司和财团等大型企业的支持,美国前500家大企业绝大多数支持布什。由此布什在制定政策方面会偏向这些财阀集团的利益。而奥巴马生长于夏威夷的多元文化环境,加之其血统原因,其生长环境更贴近于美国中下层民众。由此在制定贸易政策上面,他着眼于改善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关注劳工问题。
2、施政的理念不同
布什在对华经济政策上采取“接触”与“遏制”双管齐下,意图以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中国,并且在对外政策上秉承“先发制人”的宗旨,推行保守主义。而奥巴马上台之际,正值美国陷入金融危机无法自拔之时,国际地位相对削弱,由此他放弃了“先发制人”的思想,积极与中国等新兴崛起的大国合作。
(二)相同点
1、对华政策的核心意图没有改变
尽管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具体举措不尽相同,但其核心没有改变――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美国参与国际贸易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它的核心内容会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变化,贸易政策也会随之相应调整。由此即使奥巴马在施政理念上与布什大相径庭,但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上是一致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真实意图是加强与中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最终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
2、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
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为了消除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均要求人民币升值以降低美中贸易逆差,这期间对中国的反倾销案数量达到历史的巅峰。布什时期,美国对华反倾销案数量位居世界第二,奥巴马继任后,又连续对华发起三反调查。
四、结束语
总体来说,由于中美两国社会制度的差异,双边经贸关系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尽管奥巴马政府愿意推进中美战略合作,中国政治关系趋于稳定,但制度上的差异和战略性的竞争关系将长期制约中美贸易关系,中美贸易冲突必将长期存在,中国对此应做好相应的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1、张建新.奥巴马对华贸易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J].国际论坛,2009(11).
2、李嘉美,赵辰等.改变美国的奥巴马[m].东方出版社,2008.
3、赵放,冯晓玲.布什政府对华“新阶段”贸易政策浅析[J].当代亚太,2007(8).
4、张建新.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走向[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3).
5、沈国兵.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研究[m].中国财政金融出版社,2007.
双减政策意义篇4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今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下称“双减”），引发社会强烈反响。
教育部也同样将“双减”工作列为今年部党组的“一号工程”和教育督导的“一号工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采取积极稳妥有效措施，狠抓工作落实。
在9月23日教育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人在会上对“双减”工作的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
该负责人指出，将继续完善配套政策。具体来看，要求在督促各地落实好已经出台的配套文件基础上，加快预收费监管、加强培训机构党建等其他配套政策法规的制订进度。研究修订竞赛管理办法，治理打着“国际”旗号的各类竞赛。
同时，对各类培训机构完善“营改非”流程，进一步明确过程中的公示期限、资产确权等政策。研究起草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在组织机构、从业人员、培训场所、培训内容等方面对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机构同步作出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该负责人指出，未来将进一步加快校外培训管理条例立法进度，对非学科类机构管理一并纳入。
双减政策意义篇5
一、和谐征纳，互利双赢
（一）和谐征纳关系的主要特征
和谐征纳关系是指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之间积极配合、平等互信、协调融洽、互动双赢的状态。和谐征纳关系是征纳双方根本利益一致、各自权利与义务对等的一种法制、规范、科学的新型税收关系。一是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征纳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明确，法律责任清晰。二是税务机关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提供规范、周到、高效、优质的纳税服务，做到依法征税与诚信服务相结合。三是纳税人要严格履行纳税义务，不断提高诚信纳税水平。四是征纳双方加强沟通协调，增进互信互助，共同营造规范、和谐的征纳环境。五是征收方以最低的成本、最优质的服务，实现税款征收目标；纳税人以最少的费用、最高的诚信和税收遵从度缴纳自己应承担的税款。
（二）和谐征纳关系的重要意义
一是我国社会主义税收的本质要求。我国税收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税收最终还是要通过国家财政预算，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方式用之于纳税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比较突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统筹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和税收、需要与可能的关系，增强政府提供公务服务的能力。但是由于征纳双方所处的角度不同、利益不同，征纳双方的矛盾始终存在，如果不及时化解这些矛盾，势必会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在根本利益一致的条件下，正确地处理好征纳关系，不仅是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的物质保证，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税收的本质要求。二是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和谐征纳关系，有利于正确处理征税人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把征纳双方的利益统一到税收政策法律的原则上来，对建设和谐社会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三是有利于促进征税任务的完成和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建立和谐征纳关系，围绕纳税人的利益要求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动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社会化服务，有利于充分调动纳税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有利于提升税收执法水平。从法律的角度看，税收征纳关系是一种税收法律关系，具有法律强制性。构建和谐征纳关系，使得征税人和纳税人，都能增强执法守法观念，树立依法诚信意识，严格履行法定义务，提升税收执法水平。五是有利于降低税收运行成本。税收运行成本包括征税成本（税制执行成本）和纳税成本（税制遵从成本）。由于它是税收征纳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类费用支出，因此税收运行成本与征纳关系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和谐征纳关系的构建，营造了诚信纳税的良好社会氛围，这样就不需要税务机关增加更多的征管人员和稽查人员去“征、管、查”，减少了管理程序，有助于税务机关精减机构，减员增效，降低税收成本。同时，能大大提高纳税人学税法、懂税法、守税法的意识，有效减低纳税人的逃税心理，减少偷逃税现象，促进纳税人诚实申报，诚信纳税，主动配合税务机关的征管，也降低了税收征收成本。
二、知责思为，创新服务
（一）抓好政策服务
契税征管工作涉及面较广、政策性很强，关系到税法的威严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做好政策服务是契税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一是抓好内部培训，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对契税征管工作的相关政策法规，做到深刻理解、熟练掌握、准确运用，不断提高执行政策能力，确保政策实施到位。既坚持依法治税，维护国家税法和税收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也保障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加强对纳税人的政策宣传和业务辅导，针对纳税人不清楚、不了解、不明白的有关政策问题，耐心、细致地进行解释，使广大纳税人了解政策的精神，支持和配合纳税工作。三是积极推进政务公开，主动为纳税人提供信息服务，使纳税人在缴纳工作中少走弯路，提高纳税人满意度。
（二）抓好管理服务
围绕构建和谐征纳关系，抓好管理服务。一是强化服务意识，在提升服务质量上求突破。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不断创新服务理念，尊重纳税人，方便纳税人，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将纳税服务工作融入到办税的各个环节，把纳税人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的唯一标准。实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专设导税员为纳税人提供政策和业务咨询服务；全面推广机打纳税申报表，以此简化办事程序，压缩办事时限，提高办事效率。二是强化管理意识、在提升管理水平上求突破。优化办税流程，在受理岗位、审核岗位、征收岗位、管理岗位和纳税服务岗位各个环节明确责任分工，按照衔接有序、制约高效、方便纳税人的原则，积极优化税收征管流程，合理调配人员，力求实现办税流程无障碍，管理无漏洞，服务无死角，达到税收执法规范、征管效能提高、纳税人满意的目标；推行规范管理，做到规范工作流程、规范服务行为、规范服务标准。三是强化环境意识，在提升纳税服务环境水平上有所突破。优化纳税服务的软环境和硬环境是保障契税征收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在改善办税服务硬环境、运用现代化办公手段的同时，积极改进申报受理和审核流程，设立导税服务流程提示牌，专门安排导税员，为纳税人开展全方位服务；及时受理契税的缴纳事宜，熟练掌握各系统操作，快速解答纳税人的咨询疑问，减少纳税人等候的时间；取消了实行多年的契证发放环节，优化了办税流程。
（三）抓好职能服务
良好稳定的征纳关系，促进了契税税收任务圆满完成，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财力支撑，助推了经济社会发展。契税是一种重要的地方税种，已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固定来源。目前，郑州正处于加快建设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建设郑州都市区的重要时期，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契税收入也呈迅速上升态势，为全市保持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良好态势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民生改善、实现富民强市目标提供了可靠和充足的财力保障，较好地履行了税务“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神圣职能。
三、深化改革，提升质效
（一）坚持依法治税
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灵魂，也是构建和谐征纳关系公平公正的法制保障。契税部门要严格履行职责，从依法治税、规范行政的高度抓好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的各项工作。全面提高税收执法水平，严格税收执法责任制。规范岗位设置、统一服务标准、优化服务流程，做到程序规范、手续完备、定性准确、处理得当，杜绝执法不公正、执法不文明、执法不作为的现象。加大宣传力度，为征纳双方营造良好的税收法治环境。
（二）强化纳税服务
一是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牢固树立征纳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理念，满足纳税人的合法合理需求，不断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切实做好纳税服务，用健康文明的纳税意识引导纳税人自觉主动依法纳税，筑牢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的基石。二是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推进纳税服务标准化建设，从办税咨询、纳税申报、办税流程、办税时限、纳税评估、纳税宣传等方面全方位、多层次地提供纳税服务。三是进一步改进服务手段。加强办税窗口建设，进一步完善服务手段，继续推行和完善“一窗式”服务、限时办结制、首问责任制等多种服务方式，为纳税人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纳税服务。四是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优化办税环境，简化办税程序，降低征纳成本；建立内部协调机制，加强各岗位之间的衔接，按程序运转、按岗责落实，对符合规定的涉税事项要以最快的速度、最优的质量、最短的时间办结，提高工作效率。通过强化纳税服务，实现征纳沟通零距离，服务质量零差错，纳税全程零障碍。
（三）提高业务素质
税务队伍建设是影响征纳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加强税务干部的素质教育，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熟练、作风优良，执法公正、服务规范的税收征管队伍。一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勤政廉政教育。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在税务干部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强化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强烈事业心；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确立服务纳税人，维护纳税人的各项权利的公仆意识；加强法纪教育，引导税务干部弘扬正气，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二是加大培训力度，形成制度化。进行有计划、有目标、有针对性的税收业务培训，做到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不合格不上岗，使契税工作人员及时掌握新知识、新技能，造就一支具备较高层次的科学知识结构，有较强的专业技能的税务队伍。
（四）严格执法监督
一是实施纳税服务质量评价制度。根据征管服务标准，制定岗位服务职责，开展服务质量评定，加强监督制约，确保监督措施到位。二是强化外部税收执法监督。把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公之于众，邀请社会各界监督，并及时处理举报、投诉。
（五）加大宣传力度
双减政策意义篇6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中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而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斗争，和则两生，分则俱败。面对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团结一致，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中共在根据地变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为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团结地主和农民共同抗日。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并不是偶然提出的，很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共提出了这一土地政策，实践证明，这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土地政策，为抗战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是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后由中共提出来的，这一政策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保护了农民和地主的双重利益，将农民和地主都纳入到抗战中来。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并不是中共出于自己的利益随意制定的，而是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内容。
（一）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时代背景
国内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变为民族矛盾。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试图把中国变成自己的独占殖民地，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而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的土地政策已经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无法充分调动地主参与抗战的积极性。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使广大地主和农民都参与到抗日中来，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提出了“农民交租交息，地主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二）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主要内容
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就是“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1]具体内容在各个地方各有不同，其中比较普遍的是实行“二五减租，一分减息”，即在原租额基础上减去25%，废禁各种超经济剥削，利息率不得超过年息10%；之后可以根据实际的要求进一步发展到四六分或者三七分，但是不能超过这些限度。[2]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不同地区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所修改，但大部分地区都遵循这些原则，循序渐进的展开，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土地政策，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激发了地主和农民的抗日热情，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这些都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而当时国内的主客观条件迫使中共不得不改变当时实行的土地政策转而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二、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成因
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当时国内客观和主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客观条件就是中国面临民族危机，民族矛盾成为国内最主要的矛盾。主观条件就是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能够团结地主和农民都参与到抗战中来，虽然之前实行的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的土地政策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但是却使很多地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很难生存；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则能够同时满足地主和农民的要求，自然能够得到了地主和农民的拥护并参与到抗战中去。
（一）日本大举侵华，民族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国家相继侵略中国，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此后日本便在中国实施其“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计划，妄图迅速的把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
面对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明白要想挽救中华民族，必须放下成见，以民族利益为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共对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重大让步。同时地主阶级也看到自己的土地、财产和亲人都在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害，所以也想参与到抗战中来。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的农民生活悲惨，而日本的侵略使农民的生活更加困难，所以农民也有参战的意愿。中共根据实际的需要制定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保障了地主和农民的利益，同时让他们团结在抗战的旗帜下，以民族利益为重。
中国革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但是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存在几千年，想在一个短的时间内就消灭地主是不可能的，土地政策的过左无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中共根据实际提出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就能得到地主和农民的拥护。
（二）减租减息土地政策能够团结广大民众积极抗日
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能够改善农民的实际情况，从而使得农民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抗战中去。在农村农民是被剥削阶级，有的甚至连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可以使得一些农民获得土地，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从而就能团结农民参与到抗战中来，并为抗战输送人力和物资。例如在陇东根据地，通过实行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环县就为八路军捐献鞋2万多双，羊900多只，柴禾30多万斤；庆阳县一次为八路军募集的慰问品价值达100多万元（边币）。
另一方面，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能够团结地主参与到抗战中去。对于地主而言，要减租减息，可能剥削程度减小，但是相对于之前实行的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土地政策来说，农民交租交息，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地主的利益。同时，随着日军的入侵，地主生活也饱受煎熬，所以地主也想参与到抗战中去。减租减息土地政策的实行使得许多在工农民主政府时代逃离边区的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纷纷返回边区。他们回来以后，都恢复了公民权，分得了土地和房屋，有些人还被吸收在政府中工作。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将拥有土地的地主和富农吸收到抗战中去，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力和物力。
此外，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也能够联和国民党共同抗日。1926年10月在国民党代表扩大会议上通过的政纲关于农民问题的部分中，规定了“减轻佃农田租25%”，1929年6月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上，也通过了二五减租的决议案。这与中共提出的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具有相似性，所以中共提出减租减息的政策不会遭到国民党的反对，并且使得国共两党能够重新团结起来。
双减政策意义篇7
一、高度重视，认真部署
我院按照创建“双拥模范县”总体要求，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及时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双拥工作领导小组，认真研究部署，拟定医院年度工作计划，细化分工，责任到人，层层把关，认真落实，确保双拥政策宣传到位、执行到位，取得实效，为推动我院双拥工作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二、全面动员，广泛宣传
充分利用院长办公会、党政联席会、院周会和职工大会等，全面动员医院党员领导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双拥模范县”创建工作，宣讲双拥政策及知识，使全院大部分窗口科室充分了解并初步掌握双拥优抚相关的优惠政策及减免标准，熟悉医院此项工作的具体安排及实际措施，同时利用LeD电子屏、宣传栏、宣传牌、宣传单等形式大力宣传，定期开展“双拥义诊”宣传活动，让群众更好、更准确地了解此项活动的益处。医院在导医台、门诊收费室、西药房、合疗报销、检验科窗口设有“优抚对象优先、军队残疾人员优先、消防救援人员优先”窗口及相应指示牌7处，住院楼内一科、外一科分别设有优抚病房，为重点优抚对象提供方便、满意的诊疗服务。设有“烈军属、革命残疾军人优先”等提示；在院内醒目的位置设立重点优抚宣传标识。更好地为优抚对象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
三、多措并举，狠抓落实
双减政策意义篇8
[关键词]美国布什宏观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171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1-0070-07
2000年在布什第一次竞选总统成功时，美国经济正处在经济发展降速的时候：股市下挫、国内投资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赤字高企。上任伊始，布什不得不忙于处理国内事务，尤其是大张旗鼓地游说其庞大的减税计划和打击公司犯罪。此时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概括起来说，其基本点是降赋税、促投资、减开支、重市场、增就业。但“9.11”的恐怖袭击，使布什成了地地道道的“战争总统”，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反恐变成其头等大事，也迫使布什政府对内外政策进行了大调整。这样的结果，是美国经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并直接导致了布什总统的连任。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特点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是：
1.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一方面大规模减税，另一方面扩大政府财政支出
(1)减税扩支的财政政策是布什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布什政府上台后，为了兑现其大选的承诺，着手进行大规模减税。2001年夏季，美国国会批准了布什政府提出的1.35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和教育改革措施。以减税为内容的财政扩张政策为高新技术的发展拓展了消费空间。减税措施从心理上对美国消费者产生了积极作用，通过减税刺激了就业，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使美国的消费在经济衰退期间没有出现负增长，消费推动了经济的复苏。
而随着以“反恐”为名，相继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布什政府投入了巨额的军费开支。大量失业和达到高峰退休人口的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加，让布什政府捉襟见肘。这两个矛盾式的政策走向，造成的最直接反映就是严重的财政赤字。
与克林顿在任时的“增收节支”财政政策相比，布什总统所推行的经济政策恰恰与克林顿相反，他实施的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优先考虑的是减税而不是增支，即主要运用税收杠杆，通过减税来刺激消费和投资，这突出表现在其10年内减税16447亿美元的计划上。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也表示：“减税要优于增加政府开支。”[1]但这种减税，实际上起的作用是劫贫济富。降低税收，仅仅是降低了富人的税收。布什也没能精简机构，相反，作为对“9・11”恐怖袭击的反应，他增设了国土安全部。这个机构在经受的第一个考验，即“卡特里娜”飓风灾害中却并不起作用。
美国政府的开支在布什的第一个任期内上升了1/3，而同期政府的收入只增加了8%。受减税刺激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填补这个窟窿。由于经济繁荣而增加的税收，也不足以弥补开支的增加。因此，布什留给后人的将是一座巨大的“债山”。
(2)布什财政政策中更多地关注社会福利问题，但局限性仍然很大。布什总统经济政策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重视社会福利。克林顿时期经济的中心是要尽快刺激经济增长，减少赤字，社会保障等福利领域并不是其政策的重心，甚至为了减少财政赤字还会因此减少部分社会福利。而布什的经济政策中则强调了福利问题的重要性，除了在政策上将此作为一个重心外，在行动上也表现出布什政府将致力于社会保障和医疗改革。如于2001年1月29日向国会提交了一项为期4年、拨款400亿美元的计划，旨在帮助最贫困的老年人购买处方药等。[1]
这些政策体现出的是一种改良主义，带有较大的局限性。如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中，政府虽为私人社会保障投资账户提供财政帮助，但6亿美元仅能支付1%的账户，对现有体系的作用微乎其微；而医疗改革中，政府的补贴范围太窄，也体现出政策的局限性。
布什的社会福利私有化政策继承了里根的供应学派理论，即藏富于民，以增加和扩大私人投资与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3)事实证明，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更有利于最富有阶层。与克林顿增税计划不同，布什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减税。布什的立场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将税率等级由原来的五个变为四个后，每个阶层都获得了3～6个百分点不等的减税。但美国学者认为，布什减税计划实施后，仍有近1200万的美国家庭及他们的2400万的孩子，即有1/3的孩子无法获得减税。而遗产税的废除，将使4500个富豪获得的减税与1.4亿美国人获得的减税水平相当。总体而言，占人口1%的最富有阶层将从整个减税政策中获得44%的好处，人均减税可达54480美元，而60%的最低收入阶层却只能获得12.7%的减税收益，人均减税水平仅为每年256美元。若将所有联邦税收考虑在内，1%的最富有阶层将从中获得比其他任何收入阶层都更大的达5个百分点的减税幅度。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布什的这项减税计划首先是为富人服务的，它的经济和社会效果令人质疑。
2.为保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布什政府的货币政策由紧缩到宽松，收放自如
(1)货币政策从格林斯潘时代过渡到伯南克时代，都奉行了严格控制通货膨胀、避免导致经济波动的原则。当处于保卫国家安全和对付经济衰退的非常时期，布什政府实行经济刺激计划，对经济振兴是不可或缺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了阻止经济陷入衰退，实施了放松银根的低利率货币政策。2001年，美联储先后11次降息，至2001年12月11日，联邦基金利率已降至1.75%，而2002年11月6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再次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25%，同期的欧元区短期利率分别为3.25%和2.5%，这就抑制了国际资本流入美国。
而同时低利率货币政策也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如2001年由于利率下降，美国企业和个人便节约了500多亿美元的借贷成本，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比较有利的资金条件。2001年，美国全年个人消费开支增长了3.7%，大大高于当年GDp的增速，为经济的回暖提供了稳定的保障。
美联储以利率微调的中性货币政策刺激上扬，来满足高新技术发展的资金需求。利率水平保持这种“中性”，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起不到抑制作用，从而使经济以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久地增长。较低的利率降低了企业的间接融资成本，刺激了企业在股市的直接融资，使美国的金融市场得到较快的发展。有效的金融市场不仅可以筹集到科技发展需要的资金，而且能使投资的风险分散。由于金融业的发展，股民和消费者的信心十足，导致投资增加，个人消费开支膨胀，股市价格上扬，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
而自2004年6月以来，美联储已连续第17次以相同幅度即0.25个百分点提息，联邦基金利率总计上升了4.25个百分点，达到最近的5.25%，是过去5年来的最高水平。这是美联储为实现经济“软着陆”，为今后的长期增长奠定了基础。
(2)在汇率政策上，以强势美元为“虚”、弱势美元为“实”，刺激出口的增长。布什在2001年推出弱势美元的最主要意图是通过刺激出口的增长来促进经济回升和就业增长。当时，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已经非常大，2000年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为4%，美元贬值也有利于抑制经常项目逆差进一步扩大。这一箭双雕的政策发挥了作用，美国经济很快开始了复苏，进入了恢复性增长阶段。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抑制，2004年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5.7%。
布什总统任内，受双高赤字的影响，美元在2002―2004年连续三年贬值，幅度近50%。其间美国时任财政部长虽都重申执行强势美元政策，但无任何支撑美元强势的举措。2006年8月美国新任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发表了就职以来的首次公开演讲，宣称强势美元基本就是美国的政策，它符合美国利益，“币值应当在公开和竞争性的市场中决定，反映出经济基本面”。由于保尔森支持美国经济将放缓的观点，因此美元前景黯淡。
总体而言，布什的宏观经济政策思想中一向提倡自由竞争，减少政府干预。这种“小政府”的思想与里根总统类似，而与克林顿主张政府应加强政府干预的思想恰好相反。
执政6年的布什政府，在国内经济上使美国经济走出了衰退，进入恢复性的增长阶段。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保持在较高水平，失业率呈现出下降趋势。布什政府现在处于第二任的中期，该阶段的特征是人们对在任总统已经出现了厌倦感，而目前美国内政麻烦不断，不管是社会福利体制、国内政治两极化，还是飓风灾后重建，对布什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很难在短时期内获得较大成绩。最近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布什的支持度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经济仍是健康、强劲的。美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软着陆”的过程中，2006年将保持3.25%的稳健增长，这无疑是对布什总统的最大褒奖。
布什政府采取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原因
2005年2月2日晚，布什总统在美国国会向参众两院发表第二任期的第一份国情咨文。该咨文显示了美国政府稳定和繁荣经济的政策新走向。它宣称：“在各主要工业国家中，美国经济的发展是最快的。在过去4年中，我们减轻了所有纳税人的所得税负担，克服了经济衰退，开拓了新的国外市场”，“将住房拥有率提高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仅在去年一年，美国就增加了23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布什总统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逐一开列了一份期望获得国会支持的14项经济和社会对策清单。其中，涉及美国经济政策的有：“将减税措施永久化，并朝着到2009年将赤字减少一半的方向努力”、奖励“创业者的努力和梦想”、“使小型企业摆脱繁琐规章的束缚”、促进小型企业发展、实现“价格合理、有利环保、可靠的能源供应”、改革“陈旧而不合理的联邦纳税制度”、改革“正在走向崩溃边缘”的社会保障制度，“彻底解决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资金问题”。布什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经济主张，执行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呢?
1.布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代表着大垄断财团的利益
布什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信仰为执政基础的总统，他所仰仗的是基督教福音主义者的支持。他所领导的共和党政府得到了石油、军工大垄断财团的坚定支持。布什首席政治顾问罗夫说：“保守主义是当今美国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和党的里根总统以其保守主义政纲重振了美国经济，重新树立起超级大国的世界地位，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新的保守主义时代。而今天以小布什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当权派都把自己视为里根的衣钵传人，小布什甚至把里根当作政治导师。因此，在经济政策的制定筹划上，小布什政府吸收了里根执政时期的措施，大举减税的旗帜，并以此为基点，推进其他经济复兴计划。
事实上，里根经济学的核心就是依靠供应学派的政策来解决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的问题，即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和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布什总统作为冷战之后最保守的政治家，其面临的经济困境与里根当年有异曲同工之处。里根政府的繁荣是以两大高赤字为代价的：年度1500亿美元以上的高额财政赤字和高额国债。布什总统第一任期恰恰正是将克林顿政府留给他的1270亿美元财政赢余花了个精光，而且在2004年初给美国人民增加了374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创美国历史上财政赤字之最。[2]
2.美国经济发展的形势造成小布什政府一改克林顿时期的经济政策，采取减税、赤字财政等措施
小布什2001年初上台时，正值美国经济由繁荣期急转直下，2001年和2002年，美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仅为1.3%。[3]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导致联邦政府的税收大为减少。
小布什采取减税增支的举措，目的也在于摆脱衰退。虽然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不断扩大，但由于财政政策运用的成功与否并不是通过财政赢余或赤字的状况来衡量，而是看它的实施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因此，随着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布什政府所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就被证明是成功的。
3.在美国经济形势不好且面临严峻挑战时，美国采取“弱美元”的战略和政策，是摆脱危机的捷径
美元贬值对美国而言是利大于弊。据统计，从2002年2月1日到2003年5月27日，美元对欧元贬值27.3%，美元对日元贬值13%，它有一箭三雕的作用：打压了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减轻了债务负担；有利于美国扩大出口。而时光到了2005年时，美元除了对中国人民币保持弱势外，对西方其他货币保持了坚挺，这个现象反映了美国经济形势的好转。
美国布什政府因“金融恐怖平衡”业已形成而在“双赤字”问题上愈发肆无忌惮。正是由于贸易赤字的持续扩大，美国的联邦预算赤字才可以无限地继续扩大。美国的经济运转完全有赖于国外资金的注入。对于其所欠3万亿美元债务，美国早已丧失了清偿能力。但由于拥有美元霸权，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下去。布什政府也就听之任之，乐享其成了。
4.为推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布什政府必须有所作为；而对医疗改革则进退两难
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是布什第二任期国内经济政策的重头戏，布什将“退休保障”和“存在的资金问题”列为重中之重，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布什明确指出，70年前制定的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到今天“正在走向崩溃边缘”。布什预测到“2018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支出额将大于收入额。2027年，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额外提供2000亿美元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得以维持”。到2042年，整个制度将消耗殆尽，乃至崩溃。
布什对此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逐步有效地解决资金缺口。布什坚决否认了通过提高工资税的方式来危及美国的经济实力。他认为“最好的方法是通过建立自愿性的个人退休账户”。他成立了一个总统委员会，专门负责社会保障系列改革，允许职工将其工资税的16%存入个人新开设的银行社会保障账户，政府还将从工薪税收中拨出6亿美元用于支持私人社会保障投资账户，提高收益率。[4]事实上，围绕着资金问题，不会善罢甘休，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也会逐步展现，这场大辩论将会旷日持久，而且将影响到美国未来的政治前景。
而在医疗改革问题上，由于克林顿政府未能通过医改方案，布什政府采取了回避策略，不将其作为任期的突破点，只是在几项枝节改革上谋求改进。
5.房地产泡沫的膨胀迫使布什政府维持其一贯的政策主张，以防经济运行出现隐患
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美国的房地产业依然保持高速增长，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美国房价的飚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股市下跌形成的负面经济影响和心理影响。房地产业的兴旺，带动了一批相关产业的发展。2001年，美国房地产相关行业产值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住宅财富效应代替了2000年之前的股市财富效应，继续刺激着美国人的消费增长，最终使美国经济摆脱了衰退深渊。
因此，如果曾拯救美国经济于水火之中的房地产业出现泡沫并最终破灭，那就会对美国的消费信心形成比股市暴跌更为严重的负面效应，进而可能逆转稳步上升的美国经济。所以，布什政府无论如何也要将房地产业的不断兴旺局面维持下去，避免出现因泡沫破灭而造成对经济的巨大破坏。
6.为应付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危机，布什政府不得不在能源政策上加以调整
2006年4月25日，布什宣布从现在起至秋天，暂停增加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使更多的石油能流向市场，满足普通消费者的需求。他保证，未来数月内，美国拥有的685亿桶战略石油储备足够应对任何供应中断的情况。
布什说，高油价就好像对所有消费者和国民经济征收“隐性”税。他要求国会取消为鼓励能源企业而减免部分税收的政策。他建议在未来10年内取消对能源公司数十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同时他要求这些企业加大对替代能源的开发。
布什政府之所以采取如此重大的步骤，原因是多方面的。国际上伊拉克战事久拖不决，伊朗、朝鲜核危机悬而未决；国内的中产阶级没有在经济增长中受惠，一系列决策失误给布什政府造成负面影响，油价上涨更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油价飙升再次导致汽油和其他石油产品价格居高不下，生产成本和旅行成本不断上升，对航空业、汽车产业等行业的打击尤其突出。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展望
由于布什总统在第一任期内坚信单边主义的先发制人的外交政策并获得了成功，因此在其第二任期内，新保守主义将继续在布什总统的理念中居主导地位，但实际政策却不可能完全依从新保守主义的设计。它必然是一种带有强烈新保守主义色彩的，糅合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不同主张的东西。
因此，今后布什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仍将与其第一任期内的宏观经济政策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在政策取舍和轻重缓急上有些许改变。展望布什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看出：
1.“2009年将赤字减少一半”的目标很难兑现
美国经济学家估算布什政府将在今后10年里减税1.2万亿美元。如果布什提倡的减税政策得以永久化，2001―2014年美国因减税将丧失3.3万亿美元，占GDp的1.7%。美国传统基金会预计，布什经济政策将使国债至其第二任期结束前的2009年增加9870亿美元。事实上，布什政府又要大幅度减税，又要不断增加国防开支，再加上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供高达2万亿美元的启动保障资金，仅仅依靠“大幅缩小或取消150多个没有功效、重复性或不急需的政府项目”的承诺，“2009年将赤字减少一半”无疑是空头支票。
美国政府2004财政年度的财政赤字为4120亿美元，原先估计2005财政年度将再创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新高，但实际仅为3190亿美元。2006年8月10日美国财政部公布报告显示，美国政府2006财政年度前10个月(2005年10月―2006年7月)的财政赤字为2397亿美元，比2005财年同期下降20.8%)，预计2006财年财政赤字将达2960亿美元。这反映出美国经济总体处于增长状态，商品销售和消费需求都呈良性态势，虽然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者和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但整体通货膨胀并没有失去控制，这就为美国经济走势打下了好的伏笔。
2.税制改革也不可能缩小贫富悬殊的现象
布什的国情咨文宣称要继续推行大规模减税计划，改革“陈旧而不合理的联邦纳税制度，为我国制定一个有助于经济增长、易于理解、对所有人公平合理的税制”。由于减税受惠的纳税等级和对象不同，表面上是人人受惠，实际上是有利于富有集团的税制改革，例如占有重要比重的取消对企业的股息征收双重税规定则凸显了有利于富豪阶层的减税政策的真实企图。自2001年布什入主白宫以来，美国的贫富悬殊呈现扩大趋势，这样的趋势在布什的第二任期内恐怕只能是愈演愈烈。
3.在能源政策上，布什政府将始终一贯地维护美国利益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也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布什提出了“价格合理、有利环保、可靠的能源供应”的承诺，并一再声称“洁净天空”法案将有助于减少发电站造成的污染，改善美国人民的健康状况。然而，布什却一直拒绝其前任总统于1998年11月业已签署的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这种对待洁净能源的双重标准，裸地反映出布什眼里只有美国利益，罔顾世界人民权益。
受伊朗核危机的影响，2006年4月中旬以来，纽约期货交易所的石油价格接连刷新历史记录。高昂的油价迫使布什政府暂停战略储备，以遏制能源价格飙升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4.为解决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的问题，布什政府将以汇率政策为底牌，获取最大利益
布什政府首个任期内，贸易赤字居高不下。伴随着财政赤字，两项作用的结果是美元持续疲软。而这种趋势在布什连任后，仍在延续着。布什将继续执行其自由贸易政策，他和其经济智囊团并不认为贸易赤字代表着美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弱势，相反，美元汇率的下跌反而有助于改善贸易形势，不过这种下跌是逐步而有序的。
摩根・斯坦利投资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经认为，美元有序且缓和的贬值是调整世界经济不平衡的需要，假如美元不贬值，中国也不调整人民币币值，那么世界经济的调整将只有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实现。随着布什连任成功，维护美元强势地位的呼声又起，但终归是“雷声大，雨点小”。布什将一如既往地坚持通过美元贬值促进出口增长，带动经济和就业进一步增长的经济政策。[5]
5.布什政府将利用世贸组织多哈议程谈判，争取获得最大的利益
2001年11月，世贸组织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第四次部长级会议时启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称“多哈发展议程”或“多哈回合”。这是世贸组织1995年成立以来首个就农业、服务业、知识产权和工业品等范畴展开的新贸易谈判。“多哈回合”原定于2005年1月1日完成，但2003年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世贸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未能推进“多哈回合”谈判。2004年7月，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一致通过了农业改革的框架协议。为了实现布什总统所展望的零关税和零补贴的理想，2005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罗布・波特曼提出了一个分两阶段走的改革计划――先大幅削减关税和补贴，然后逐步废除所有扭曲贸易的措施。他表示，美国准备采取相应措施，削减对农产品的国内补贴。第一阶段建议在今后5年内将约定的补贴上限减半，在第二阶段，一切扭曲贸易的补贴可能都要取消。美国不仅将尽其应尽之责，而且还会做得更多。
但2006年7月24日，已进行了近5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被无限期中止了。核心分歧是富国在多大程度上取消农产品补贴和开放市场。布什政府坚持只有在欧盟和其他成员先做出让步的基础上才考虑进一步削减农产品补贴。双方互不让步，僵持的结果是无果而终。此事的后果是：业已在发达国家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可能大行其道，世贸组织本身也会面临生存考验，因为成员可能从此疏远多边贸易体系，而更多地转向双边或地区贸易协议。
6.在区域经济领域，布什政府将继续在各大洲发挥主要作用
美国不会允许自己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呈现衰退之势。尤其是希望借助日本这一亚洲的经济大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美国与日本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尽管美日间贸易摩擦也会时有发生，但出于战略需要，美日间的问题一般在双方妥协下能够迎刃而解。
美国希望通过东盟倡议，寻求与目标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继续推进与该地区国家签署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并与一些成员重新启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2002年10月27日，布什总统承诺，东盟成员国只要证明它们确实推动经济改革，美国将和该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美国在亚洲的自由贸易方案，是所谓“东盟事业计划”，目标是建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网络，促进贸易与投资，进一步加强美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未来关系。美国与新加坡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是美国与亚洲国家首次签署类似协议。
2003年5月，布什总统还首次提出，要在10年内逐步建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和印度的关系逐渐缓和，美国成为印度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之一。
欧盟多年来维持着与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布什总统在第一任期内采取了比较明智的手法：它更愿意同每个欧洲国家发展双边关系，这样它就可以根据同这个国家的远近亲疏来区别对待，从而决定是施加压力、提高身价还是予以制裁。而在他的第二任期内，由于伊拉克问题久拖不决、国际原油市场起伏不定、《欧盟宪法条约》屡遭挫折，美国在对欧问题上赢得了更大的机动权。毕竟，巨大的商业利益、庞大的贸易和人员往来以及共同的意识形态还是将美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布什政府十分重视建设它与世界各区域的自由贸易区。例如，布什政府提出了所谓“美洲自由贸易区”设想，与智利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走向除古巴以外的全美洲地区自由贸易区的一个步骤。2003年12月17日，美国就与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等四个中美洲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标志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向南延伸。但美国在拉丁美洲这个“后院”问题上又碰了壁，2005年11月5日结束的第四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对于创建美洲自由贸易区仍分歧严重，无法达成一致。
总之，布什政府虽然在第二任期内将经济重心放在国内，但为了维护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布什政府将不遗余力。美国经济国际化的步伐依旧。美国企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整合，比以往更加紧密。在美国、中国、欧洲、印度、东南亚等地之间的资金流动、贸易流动与旅游流动，正持续扩张发展。可以想见，布什政府在今后的国际经济竞争中虽然不会无往而不胜，但凭借其雄厚的积淀和灵活的市场机制，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2006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达到5.3%，属于稳健增长，主要原因是内外需求旺盛及企业投资强劲。处于经济霸权地位的美国，在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和贸易政策方面都利用其强势占尽了先机。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美国经济并非一枝独秀。依托美国的经济增长，世界经济百花齐放的盛况就在眼前。当下，全球60个主要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无一出现衰退，这是自1969年以来的第一次。
因此，我们必须客观理性地看待美国经济和小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正确把握其发展脉络，更好地加以应对。
注释：
[1]李云珠.评布什经济政策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世界经济文汇，2001(3)
[2]黄安年.从国情咨文看布什第二任期的经济政策走向.人民网.省略，2005-02-21
[3]陈继勇主编.美国新经济周期与中美经贸关系.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241
双减政策意义篇9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税收财政支出国债
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
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
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
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
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1．各国政府制定的执行政策的基础：相关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就经济活动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激励的争论，但实际上，即使不主张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如供给学派)也提出了政府应该运用减税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由于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误，新凯恩斯主义者乘机充实一些新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进一步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典型代表是斯蒂格里茨)，使其再次成为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各种理论的本质上看，尽管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政策目标以及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却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无论是早期及中期的美国还是90年代后其他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本国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都是以已有的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或是需求管理理论，或是供给管理理论，或者是两者的综合运用．
2．政策实施的背景：经济不只气．当一国经济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已有的财政手段(税收、财政支出)会自动地发挥调节作用，即财政的自动稳定装置．当经济出现较大波动而市场本身又不能调节时，政府可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财政政策更多是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失业率提高等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才被政府所采用：通过改变已有的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即相机抉择，具体是减税和增加支出)，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且该政策一旦采用以后，往往会维持较长的时间，直到政策目标实现并得以持续．
3．财政政策手段的配合：税收和支出．减税或增加支出或两者同时采用，这是各国通常的做法．从执行政策的效果看，同时采用减税和增加支出，只要两手段的执行力度适中，往往可以取得较理想的效果(90年代被较多的国家所采用)．当然这种手段的双向配合若力度过大，既会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使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如80年代的美国)．但如果两种手段反向配合，即减税与减少支出或增加支出与增税，政策效果往往会相互抵消(如早期美国在反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是采用了扩大支出与增税两种手段，导致财政政策效果较难显现)．
4、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尽管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对治理经济不景气而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持反对态度，认为通过增发货币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克鲁格曼，1998)，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为了使经济降温，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为了启动经济，财政政策所起的作用往往更大；如果两种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相互配合与协调，则政策效果会更大．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如前述的?国以及东亚国家在刺激经济增长所执行的政策中，就非常重视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搭配，日本也同样如此。需要强调的是，一国政府采用“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否则很容易使经济陷入通胀之中．
三、对中国的启示
1997年初，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地实现了“软着落”，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远度放慢，物价持续走低，大批职工下岗等问题也开始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1998年中期起，中央政府连续执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国家预算，加大财政赤字规模以及国债的发行量，以满足政府直接扩大支出对资金的需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凯思斯需求管理政策．到目前为止，财政政策已执行了三年有余，但政策效果呈递减之势：1998年—2000年财政扩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1、5％和1％〔这些数据来自于国家权威部门的报告，为估算数)．政策效果不佳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财政政策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与消费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政府扩大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的，当财政支出增加的时候，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就很明显，一旦支出减少，它们的投资增幅也会减小船政扩大支出期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速远低于国有部门．此外，民间消费的增幅也并不明显．
我国财政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广是政策的理论指导比较单一．我们在制定融政政策时，以凯思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作为指导，寄希望于通过财政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至于减税政策，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惰况下(如出口退税税率上调)或无关紧要的税种上作了些微调(如2000年初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缺乏配合与协调：扩张性的时政政策与管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导致相当多的投资者在资金筹措方面遇到障碍．表面上看，从1996年中期起，央行先后七次下谓了存贷款利率，且大幅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率，实行的是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为了化解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对内实行了较为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导致商业银行“借贷”、“慎贷”，即管理上的紧缩银根政策．当然，这种做法与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轨．时期有关，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新制度的缺乏造成的．三是财政政策的两个基本手段相互间缺乏配合，甚至是作用方向相反的手段同时采用：增加支出的同时增加税收．近三年里，财政收入(税收)的增幅高出经济增速的一倍以上，税收的年绝对增量高于财政扩大支出的数量．可以说，扩张性的支出政策效果在相当程度上为税收的增加所抵消．四是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敏感反应的微观经济基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加上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导致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大缩小．如前所述，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投资的，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单位预算软约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政府与国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依然如旧，这自然使财政支出的效果大打折扣．由于诸多现有的不平等政策，导致真正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反映灵敏的非国有单位并不能从中受益，因而不可能增加其投资活动；各种新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使人们现期及预期的支出增大，但完善的保障体系并未及时建立起来，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使边际消费倾向逐年降低(戴园晨，1999；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课题组，2000)，直接降低了时政支出的乘数．
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持续性地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手段(减税或增加支出)刺激经济而又效果不佳的时候，不仅不能实现政策目标，而且还将使财政背上巨额的赤字与债务包袱．这种现象在我国目前也有显现的苗头：衡量一国债务状况的两个宏观指标是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gdp)和债务依存度(债务／财政支出)，到2000年底，两个指标分别超过15％和60％；如果考虑到债务仅仅归属于中央财政的实际状况，那么，债务依存度已愈100％．以上计算口径还不包括“准国债”，例如1998年向四大商业银行发行的补充银行资本金的巨额专项国债以及国有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等．如果将“准债务”也算入其中，则政府的债务负担还将大大地增加．因此，继续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执行空间也有限．为了实现更为理想的政策效果，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将已有的理论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实际情况结合进行综合灵活的运用．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不同的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反映的灵敏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以单一的理论作为指导而执行某种政策手段，往往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可考虑将不同的经济政策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同时制定和执行不同的政策手段．
2、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方向的一致性．当前需要改进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各类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政策待遇：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只要符合银行信贷管理规定的条件，都应该得到其需要的贷款．
3．加强财政政策的支出手段与税收手段的交叉运用．90年代以后，以减税手段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增长已成为各国通常的做法．我国也采用这种做法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因为现行税制是在2994年开始实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初的通货膨胀已为目前的通货紧缩所代替，原来很多抑制投资与消费的税法条款急需作相应的调整．适当对一些税种的征税对象及税收负担进行调整，可以使纳税人因负担减轻而直接受益，有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
4．将财政政策的执行与国有经济的战赂性调整结合起来．“有所进与有所退”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约6万亿，如果采用多种方式将其中的一部分变现，由此收回的财政资金以万亿计．将这些资金用于执行财政政策，将会产生“双赢”的效果厂方面国有经济的结构优化有助于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果的提高；另一方面为税收调整和扩大支出提供了资金来源，可避免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造成的政府负担加重。
参考文献：
1．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2．傅殷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3．蒋自强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4．颜鹏飞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述评．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机制改革．经济研究．1997(7)
6．张凌．东亚扩大内需的政策及其效果分析．经济学动态．2000(3)
双减政策意义篇10
【关键词】双层互动印度气候政治变化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气候变化因其长期性、非确定性和公共（产品）问题属性，成了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诚如亚历山大·温特所言，全球变暖是目前最大的外交政策问题，“不仅因其潜在而可怕的长期威胁，而且由于短期内少有国家能在共同应对并采取强有力措施方面获得激励……”有关气候变化的全球政治及国内政治中，所谓的“吉登斯悖论”几乎无所不在，加大了应对气候变化议题的难度。同时，从社会学意义上讲，气候政治也带有某种自反性（reflexivity），即理性在运用反思能力的同时遭到自我抗拒与反驳，出现了确定性之外的意外后果。因此，气候政治既反映了一种全球风险，又昭示着现代性本身的深刻危机。“势不可挡的进步的厄运就是势不可挡的退步”。国际关系行为体，尤其是大国的气候政治参与，直接影响国际气候谈判格局和全球气候治理动向，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印度作为新兴经济体，在气候政治研究中是我们难以回避的主角之一，全面分析印度在气候政治当中的国家行为，对理解国际气候政治乃至全球环境治理有着较好的启迪。
国内已开始重视有关印度的气候政治研究，主要分析如：考虑基本国情，指出气候变化导致的生态脆弱性和大国责任感是印度采取应对行动的动因所在，而贫困和有限资源等则是关键制约因素；从气候变化对印度的影响人手，寻找印度坚持强硬态度的根源；认为印度对气候变化的独特理解和看法在于满足能源需求、实现经济崛起、获得资金和技术、提升国际地位等；国际规范的演进影响国家行为，国际气候治理规范传人印度，引起国内利益的分化，使得印度的气候谈判立场有所调整。
国外学界的相关认识则较为倚重理论分析传统，如从全球政治的权力转移进行考察，逐渐认可诸如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在国际体系中更为突出、更有活力、更加重要；气候政治自哥本哈根谈判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基础四国开始掀起权力转移的浪潮，似乎大有迫使欧洲淡出气候谈判的中心舞台之势，并让美国在今非昔比的制度谈判背景中疲于招架。然而，由于仍受制于国家中心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强化，以及崛起国仍摆脱不了源于旧世界之社会发展模式和地缘政治束缚等，提出印度等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中打破南北关系历史格局，仍是很难有较强说服力的；还有学者考虑到印度在国际谈判中日益受到孤立的现实，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的大国责任感，解释印度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认为最好的理论在于某种现实主义的理性选择，讨论气候政策对印度整体外交地位的影响。
上述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我们认识印度气候政治提供了不同的分析视角，并为我们进一步思考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议题奠定了研究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由于气候政治本身所具有的自反性特征，国际气候谈判和国内政治互动进程也相应呈现出复杂性和动态性。同时印度作为新兴大国，对其气候政治变化的分析需要系统性研究，以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气候政治“输入”与“输出”动态。本文尝试结合理论演绎与历史分析法，主要考察印度气候政治中的双层互动，以探讨其中的政治变化机制。
二、理论综述与分析框架
在分析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时，本文不打算沿袭已有相关研究所青睐的国内政治或国际体系论式的单一层次分析法，而转向对双层互动博弈理论的部分借鉴，以期做出可能的较为系统性的解释。
（一）理论综述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球化与相互依存逐渐为人们所认知。同时，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全球化进程相互作用、互为条件，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两大发展动力。在如此动态转变中的世界政治背景下，基欧汉和奈提出“复合相互依赖”，针对管控国际议题的机制如何变化，提出了因果模式：经济模式、基于总体权力结构的模式、基于问题领域内权力分配的模式、国际组织模式。显然，“全球化”使得世界在气候变化、金融市场等特定问题或世界某些地区（如发达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更接近复合相互依赖。其中，任何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都对其他国家的气候产生了代价效应。进一步说，关于气候变化的探讨以及相关谈判促成了相互依赖的社会和政治网络。因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形成的全球主义是多维的，既包含相互依赖关系网络，也包含以多边反馈为特征的全球复杂系统。
1978年，古勒维奇（peterGourevitch）提出“倒置的第二意象”（thesecondimagereversed），即主张避免将国际关系简单地视作国内政治的衍生，而强调对国内问题的国际根源进行分析。基欧汉和米尔纳（Helenmilner）所编撰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文集正是从国际化人手，严格按照所谓“倒置的第二意象”，围绕着焦点问题，探讨国际化的结果（影响国内偏好乃至塑造国内政策等）。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代特征和历史潮流，但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内化，强调跨国主义与相互依存的所谓大理论视域，其研究层次仍然是单一层次或单向度的，未能系统考虑诸如气候政治等后现代主义议题对于理论分析传统和归因惯性思维的冲击。因此，希望超越单一层次研究，融合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所谓双层互动博弈理论应运而生。
双层博弈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普特南（RobertD.putnam）提出，但该理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博弈论，而更像是某种隐喻（metaphor），用以解释国际谈判中的国内国际层次间互动。他指出，国内层次上，国内集团通过对政府施压以实施有利于集团利益的政策，而政治家又与这些集团结盟以寻求权力；国际层次上，国家政府尽最大的能力应付国内压力，将对外发展中的损失最小化。只要国家还能够保持独立自主，那么处于决策核心的政治家们就不可偏废双层博弈中的任何一项。可以想见，这种国内与国际层次的相互联系或多或少限制了决策者的选择，尤其当考虑到国际协议的国内合理性时，所谓“获胜集合”（winsets）的重要性凸显。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两种源自国内政治行为体利益的解释：其一，“国际环境政策的利益基础解释”，指出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和减排成本，是影响大国参与国际环境协议的重要因素，并可因之将国际气候谈判国家划分为推动者、观望者、左右摇摆和拖后腿者；其二，认为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与经济财富的水平，决定了工业化国家改善环境问题的决策，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减少总排放的副作用。后者可以进一步解释国家利益如何与国内政治行为体相联系，关注所谓污染者利益、受害者利益、第三方利益，结果是代表主要污染者利益的国家成了国际环境谈判的拖后腿者，代表受害者利益的国家则希望推动严格国际环境协议的达成，而代表第三方利益者的国家也往往倾向于达成国际协定。事实上，自双层博弈理论问世以来，一方面，与其他微观决策理论、中层理论、体系大理论等所能激起的学理思辨热潮相似，学界对于拓展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互动的分析框架亦显得兴趣盎然；另一方面，也正是在对普特南双层博弈理论进行或“升级”或“优化”的所谓努力中，我们或许第无数次地、略带审美疲劳地、再次感知理论的“效度”和解释力困境。例如米尔纳（HelenV.milner）和兰蒂斯（JeffreyLantis）均对普特南的理论进行了修正，以克服其理论化程度不足、缺乏可操作的假设等缺陷。他们提出国际合作行为在国内的影响大于国际层次受相对收益和对欺诈行为恐惧的影响，国内集团问的斗争影响国际协议达成，而国际谈判及其失败源自国内政治，受国内政治干扰和影响，国际合作因之是国内政治斗争的某种延续，外交决策受到国内约束而可能造成国际违约等合作后问题。
这里我们若将理论演绎的简单回顾稍稍对位于如前所述的历史背景，可见双层博弈理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与相互依存、“世界政治”的现实需要，并强化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间的边界趋于模糊这一假设/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歧和操作困难，仍有学者尝试严格按照双层博弈理论对气候政治进行经验实证分析，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案例恰好就选取了印度（发达国家/集团则选取美国、德国、欧盟）。该研究表明印度仅在三个小方面勉强符合所谓的理论解释，即“减排成本越高则国家越不希望强力减排”、“（国内）第三方利益者越强势，尤其这股势力支持减排时，国家更可能争取强力减排”、“非政府环境组织的势力大于代表污染者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则国家更可能强力减排”（见表1）。可见这种假设验证和分析框架仍主要关注的是作为政治系统核心的国家对来自国内层次压力的回应上。
通过对既有理论的梳理与解读，我们不难发现，用出自美国的双层博弈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政治问题，可能难以避免地重现“水土不服”之尴尬（这种理论与现实的认知失调，与事后诸葛亮式的理论“补救”与修正，经常遭到国内外学者的批评，此处不再赘述缘由）。其中的危险在于“美国人把决策、冒险、官僚机构的预算之争、长期军备竞赛或严重危机中的互动行为方面的一些基本概念当作理性来考虑的时候，通过观察美国决策者的行为而得到的教训和经验，有可能被不恰当地运用到各种不同的决策环境中去，如莫斯科、北京、东京、新德里和曼谷。”
（二）基本假设与分析框架
现有相关研究构成了我们的理论来源和分析基础，为较为系统地勾勒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本文部分借鉴了前面提到的双层互动博弈理论，即主要接受其有关双层互动的隐喻，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博弈论。因此，本文论述的核心概念将主要使用“双层互动”，广义上指的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具体而言，我们理解的互动是一种政治互动，它首先生发于政治系统（主要由民族国家或类似享有最高合法性权威的独立政治单位构成）与其总体（如国内与国际）环境之间。对手一个具体的政治系统而言，其总体环境总是变化的，这种系统外变化（exogenous）会对系统产生干扰（disturb-ance），使其遭到压力（stress）而引起系统失衡（disequilibrium）。那么，政治变化正是系统为重构自均衡（reconstructself-balance）而主动适应（adjust-ment）环境变化的过程（如图1所示）。在系统分析中，研究的重点是系统的适应性，即调整或根本改变系统本身。诚如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easton）的“系统思维”，认为系统置身于环境中且容易受环境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对系统造成较大冲击，系统为维持自身，必须按已掌握的信息在一定限度内做出回应。
如此，根据以上定义和系统分析路径，为进一步展开论述，我们不妨假设如下：
假设一，政治系统外环境/国际政治，与内环境/国内政治间的边界并非如前述全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般模糊化，至少两者间的二元对立或认知分野依然清晰可辨；
假设二，双层互动，是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通过对政治系统施压而实现政治变化的进程。
基于这两个假设，本文尝试建立一个“政治变化=国际政治政治系统国内政治”的双层互动简易模型。对于现有的层次分析法和双层互动博弈理论而言，该模型的主要意义在于它考虑了复杂系统效应，以系统自适应均衡/政治变化的动态分析，提供一个可能适用于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变化机制的解释。
三、印度气候政治进程：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维度来看，印度的气候政治进程较直观地显现于其在国际政治层次上的变化。早在1991年，政府间气候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印度对于自身被选为代表亚洲国家的副主席国感到满意，认为如此可以有助于掌握和影响气候变化谈判。同年第二次会议，印度提交反映发展中国家立场的“非正式文件”。及至1998年的第四次缔约方会议，强调“奢侈排放”和“生存排放”之别。2002年第八次会议上印度更是倡导可持续发展以应对气候变化。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间（1991～2012），印度在全球气候政治参与中长期坚持其所谓的原则，这些原则很大程度上契合于其传统意识形态和多边主义立场。印度的多边主义溯源于开国总理尼赫鲁，并受到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启发。历史上，印度常以第三世界国家为自己的身份定位，并积极倡导某种“弱普遍主义”（theweakuniversalism）式的原则。具体表现为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在如今的贸易自由化谈判实践中，为在冷战世界的强现实主义对抗中寻找间隙，不断呼吁发展中国家团结、在国际谈判中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如此一来，尽管相关弱普遍原则可能多少被来自发达国家的主流话语所湮没，印度还是逐渐形成了在多边气候谈判中的连续立场，即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人均排放原则。其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重要原则，印度将这一国际规范内化为其在多边谈判战略中的核心信条。基于这项原则，印度一贯认为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在于北方，即发达国家是气候难题的制造者，为此发达国家必须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负主要责任。南方国家需要首先关注自身的发展优先目标，而在采取任何减排行动方面应遵循自愿原则；另一方面，印度将人均排放原则作为其气候政治参与的目标，在2000年第六次缔约方会议上得到阐述。此外，印度还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强调不承诺量化减排等。
印度政府在全球气候政治中一再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同时坚持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取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然而，这种强硬的立场至2009年哥本哈根峰会时开始松动。正是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印度首次提出自愿减排的承诺，还宣称为减少碳排放量而在国内实施新的、积极主动的气候变化战略。其一，提出将努力减少工业生产、房屋设施与建筑的能源占用；其二，努力增强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耗中的份额；其三，努力扩大造林率。与此相伴的是印度的新环境行动，官方号召环境事务立法，在这方面如果按照2006年的新立法和制度革新来衡量，印度在环境关切方面算得上是走在最前沿了。这种国际气候政策方面的转向与环境友好型国内政策的大调整，我们大致可以描述为学习效应。换言之，印度的能源短缺及其日益依赖外部进口的事实，使其相比其他新兴经济体而言，似乎更易遭受全球变暖的巨大冲击。于是，在近来的四次气候大会上（哥本哈根-坎昆-德班-多哈），印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商讨气候变化的姿态更为活跃。
尽管在多边舞台上表达出讨论气候变化的意愿，印度仍然被视作“麻烦制造者”（hurdlemaker），然而印度并非在多边谈判的气候政治进程中观望坐等发达工业化国家履行承诺，而是积极参与，在缔约方会议（Cop）及其他主要国际论坛中强调其气候变化应对观和能源安全关切（如图2）。印度在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一直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连。气候变化时常在地区及双边层面的会谈中为印度所提及。作为南南合作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印度在G77中的作用仍不容小觑，同时作为新兴经济体大国，开始积极着手与其他成员在G20峰会中讨论气候、环境和能源问题等。印度成了500个多边环境协定（meas）/谅解备忘录（moUs）中的主要缔约方之一，是20个主要meas的参与者，尤其强调可持续发展。与此相关，印度还通过不同的国际组织和论坛探讨可再生能源。例如，2009年，印度成为国际能效合作伙伴关系（ipeeC）和能源与气候主要经济体论坛（meF）的成员国，从而便于在能源与气候领域参与多边合作；印度还计划在2013年组织第四次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
2010年的墨西哥坎昆会议上，印度环境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JairamRamesh）提出建议每个国家接受某种法律形式上有约束力的减排承诺，并需要一种以非侵入和非惩罚方式存在的国际咨询。这一主张看来与发达国家所希冀的强制新兴经济体减排的意愿十分接近，而印度方面似乎自相矛盾的辩解不过是对印度既有立场进行了“微调”罢了，现阶段印度仍然不会接受国际强制减排。基于坎昆会议的表现，印度不仅算是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立场“灵活”的国家，而且还善于利用自身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关系达成某种共识。作为一个长期奉行基于公平原则和历史责任的强硬政策之国家，印度为气候政治国际合作而做出的务实努力赢得了一定的国际赞誉。有评论指出，“印度部长可能拉近美国和基础国家间的关系，印度真正地成了谈判的重要号召者。”
然而，在大会上因为架构沟通桥梁的作用而为其他大国所欢迎境部长拉梅什在随后的内阁改组中让位于在环境问题上更为保守的继任者——纳塔拉简（Jayanthinatarajan），纳塔拉简坚持此前及2011年底德班会议上有关京都议定书存续的建议，并继续反对发展中国家承诺强制减排。印度似乎又回到了“麻烦制造者”形象。
国内层次，历史上印度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国内政策只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存在着，比如主要通过能源或林业政策有所涉及，气候并未成为关注核心。标志性的变化始于2008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颁布了首个《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napCC），其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重点强调实施计划，即国家太阳能计划、提高国家能源效率计划、可持续生活环境国家计划、水资源保持计划、维持喜马拉雅山脉生态系统国家计划、“绿色印度”国家计划、可持续农业国家计划、气候变化战略知识平台国家计划。此外在包括电力生产、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方案。简言之，napCC在有关气候变化的国内政治方面首次建立起具体的应对框架。由八个大方面组成的国家行动计划，包含了减排与适应。比如其中的“绿色印度”、太阳能计划，表明政府转向之前从未开发的能源领域。与此相应，印度强调推动化石能源型经济向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型经济的转变。相比对印度气候谈判立场的反应，napCC所包含的国内政策受到印度气候共同体的欢迎。同时，对于napCC的批评则来自一些非政府组织，它们抱怨该计划忽略重要细节、缺少利益相关者参与、未改变主流的能源消耗方式、目标导向不明确等。相关的国内争议反映了印度国内民主政治动态，尤其关注所谓的高经济增长率与仍然庞大的贫困人口之间的矛盾。
四、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双层互动
印度的气候政治，是经由“发展优先考虑”（growth-firststonewallers）向“渐进现实主义者”（progressiverealists）再到“渐进国际主义者”（progressiveinternationalists）的变化进程。我们难以简单地找出印度气候政治变化的国内原因，国内的政治行为体，如政党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常常保持沉默，仅有少部分国内社会组织发表他们的环境立场宣言。这些少数社会组织对印度政府政策的影响难以评估。印度气候政策官方立场的缓慢蜕变，或许可以用国际关系经典理论路径来解析。新现实主义必须弄清楚的是，为什么印度在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以及对国际秩序现状不满之时，却同意妥协让步，尤其是当最强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逐渐衰弱且对待京都议定书的立场仍旧顽固倒退之时，需要其他大国（包括印度）展现出灵活性；对印度气候政治变化的制度主义解释，或许在于面对印度更融于世界市场的事实，在如前所述的国际论坛与国际制度中享有更高的地位、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中的地位提升愿望尤为强烈），还有印度已被纳入国际气候、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领域中谈判回合的显要位置，如G8和G20，多哈回合的谈判等。那么，既然印度培育出了一种更为明显的全球观，并准备为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承担更多的责任，可为什么在早些时候没有让步并调整自己的气候政策呢？因此，自由主义的研究路径务必在环境和其他利益集团仍旧占据重大影响的有关印度气候政策的技术方面做出合理解释，这些利益集团对印度的国际减排承诺常常持反对态度；再者，对国际气候专家们的核心理念的认同（即气候变化是人为的，并对农业生产和贫困产生严重的影响等）或许将使得建构主义路径大有可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通过京都机制等理性安排，来处理有关国际减排的更多义务承担和适应成本。
这里，本文不想对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分析继续做“三大主义式”的论证。除了反向格义或许伴随着“理论消化不良”的尴尬外，可能的问题在于，这些研究路径其实只解释了“政治变化=国际政治政治系统国内政治”这一政治等式的一部分，即来自政治系统外环境/国际政治层次的压力，一国不得不应对或多或少来自其他国家联合对该国政策的强大支持或反对，而即使这种联合，也并不总是稳定的或者一致的。在政治等式中容易忽略的其他部分在于政治系统内环境/国内政治层次，其构成与反对力量的相对强势不同于外环境/国际政治层次，显然在对内部压力回应方面政府能够采取大量的能源保护和生态友好型政策。尽管渐进的规划比起实践来要容易得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比如一些难度大的结构调整（如能源定价与补贴）难以处理，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比起国际妥协让步来，印度政府的国内行动还是要明朗得多。印度的气候政治变化因之不妨以双层互动来做进一步分析，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在国际论坛和国际谈判中改变立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传统立场的支持者渐少，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变少了。显然这是一种系统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若失去大量“支持”则会导致系统“失衡”。鉴于全球气候的恶化（在科学认知上，ipCC评估报告姑且具有一定可信性）及全球碳空间的萎缩，国际争论中的公平优先性慢慢为减排目标的考虑所替代，而公平的人均排放权一度成为印度最珍视的信条。在哥本哈根和坎昆气候峰会时，由于美国和附件一发达国家持续向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施压（强调新兴大国须强制减排），因而批评发达国家对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干扰（致使达成气候谈判协议方面收效甚微）一度成为优选策略。然而，当印度政府面对国家的增长繁荣（及不平等的内部碳排放权分配）和快速扩张的碳排放事实时，再为传统立场而声辩则缺乏说服力了。换言之，一味地反对他者也无助于在气候政治中取得新的突破。同时，其他新兴经济体已开始行动，比如中国提出自愿减排的承诺，基础四国中的巴西和南非赞同坎昆会议中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而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则遭到来自小岛国家联盟（aoSiS，由43国组成）的攻击。一部分非洲国家，甚至近邻（孟加拉国、不丹、马尔代夫和尼泊尔）都纷纷指责印度，使印度因逐渐明显的国际孤立担忧而无法保持其传统立场。
其次，国内政党和有影响力的主要社会团体逐渐意识到气候变化对印度影响的严重性，从而对印度政府施压，希望其能减缓危机。显然，这种国内层次的“需求”，是一种系统内环境压力的输入。环境问题包括气候问题一度不为政党所看重，只是2009年在印度国内政党选举中首次被提及。其中，国大党的努力较为微弱，环境和气候问题在他们长达21页的宣言中只占了半页的篇幅；在印度人民党的宣言中，环境问题所占的分量略为显著些，在48页的宣言中占1.25页，其中还提到需减少化肥补贴；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宣言也谈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支持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等。在长期否定或至少淡化全球变暖对本国的影响（甚至对喜马拉雅山脉冰川融化的看法都有争议）之后，政党和社会团体开始承认印度易受到气候变化冲击。干旱和洪涝会对支撑庞大人口生计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喜马拉雅冰川的融化将影响水资源供应、海平面上升、印度滨海地区消失、生态栖息地大面积覆灭。农业生产率的下降将首先对农民造成严重冲击，并影响到城市的贫民。根据世界银行的专家预测，相比全球气温零变暖这样的反事实，到2040年印度国内贫困率将增加3%～4%。出于这样的危机意识，印度国内多数企业受到进步的商业组织/协会如印度工业联合会（theConfederationofindianindustry）的影响而期望国家实施实际减排行动，他们不赞同印度政府固守僵化的国际气候谈判立场。除了私人企业要求政府更负责的态度外（这多半由印度可再生能源市场发展大有可为的商机意识所驱使），印度还涌现出大量的生态友好型非政府组织，他们反对森林采伐、“土地侵占”（land-grabbing）、破坏生物多样性等，这些绿色倡议得到了司法制度的支持，执行相关环境法规，管理或可强制关闭那些破坏生态的工厂。当然，保守力量依然存在着，如印度工商联盟（theFederationofindianChambersofCommerceandindustry，FiCCi）反对在国际减排上做任何妥协和让步。
再次，印度政府希望国际社会认可其负责任国家身份。这反映了政治系统的“输出”效应，系统自均衡/政治变化对其外环境主体的反向建构，强调主体间性。印度所谓“大国责任”所在的领域有：美印民用核合作协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参与创建和推动G20、批评联合国安理会的“非代表性”等，这些都反映了其大国政治雄心。当然，国际气候政治方面的“责任”，则意味着首先印度已经是一个主要的排放国，理应承担起更多的减排义务。作为新兴经济体，印度实施减排理应凭借自己逐渐强大起来的国力，而不必坐等依赖国际社会的财政支持。然而，我们不难联想到的是，印度在其传统的身份定位上所存留的历史记忆，作为前殖民地国家的印度是大量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中的一员。从这一点来讲，印度似乎需要国际社会给予自身较多关照，或者说为全球气候治理做贡献对印度而言须“量力而行”。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印度重塑自身大国国际形象的战略诉求，其去殖民化后跻身大国俱乐部，可能失去一些原发展中国家阵营的支持，因而在未来气候政治角力中，印度自身的战略选择空间和抗压能力也就难免大打折扣。
最后，印度气候政治变化还可以解读为双层互动中政治输入/输出的失调。具体而言，印度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提出，到2020年将比2005年减排20%～25%。事实上，如果印度保持当前作为新兴国家的发展势头，到2020年，印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增长1倍，而到2035年将增长3倍，照这样来看，即使各生产部门按部就班也可以完成减排20%～25%的目标；反过来讲，如果印度的发电效率和交通工具燃料消耗提高到了国际水准、公共交通的覆盖率提高，以及其他积极的措施得以生效的话，那么，印度甚至可实现减排35%。所以说，印度在哥本哈根及之后的气候谈判中承诺更大的目标，且不过度牺牲经济增长也是有可能的。在减排承诺方面似有所保留，一方面可使国家在未来的国际谈判中留有余地，另一方面，则在应对国内强大利益集团反对时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总之，我们很难仅用日趋紧张的能源紧缺、对非稳定的国外能源供应日益严重的依赖、全球变暖对印度的影响来简单解释印度气候政治的变化机制。考察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间的双层互动，我们看到印度的气候政治立场由强硬转为某种程度的软化，除非其他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放弃实用主义，以及发达国家不在乎印度所谓的承诺，否则很难想象印度轻易放弃当前有所软化的气候政治战略。不过，可能的倒退似乎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浮现，如前所述，像我们在2011年年底的德班会议前后所见证的那样。然而，就印度的国内能源和气候政策而论，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印度在有关减缓气候变化努力的国际会议中的回旋余地小于其国内能源节约、植树造林等计划可能产生的影响。根据双层互动系统，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政府想为经济增长保留足够的回旋余地，传统上执行缓慢的政策以应对来自利益集团的潜在阻力。事实上，印度的国际立场仍有些僵化，但总体上已经更为灵活，国内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政治努力，以求减少能源密集度，改进发电和输电的效率，推动可再生能源的供应，以及使农业、大众消费和公共交通更为生态友好等。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