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的概念篇1
2007年11月，乡村基引入红杉和海纳亚洲创投基金两家风投，共计2000万美元。截至今年6月底，公司拥有10l家分店，其中56家位于重庆，31家位于四川，14家位于其他地区，公司计划在2010年年底将分店增加至130家。
在很多中国企业选择先做大再做强的时候，乡村基选择了先做强再做大。在这十几年时间里，乡村基在开店营运的销售环节、物流中心和加工供应链的保障环节、菜品口感和品质的质量环节、企业poS及eRp软件及供应链管理软件的信息系统支撑环节都下了大工夫，为将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式快餐企业应该先做品牌还是先“抢地盘”?资本力量的介入会对快餐企业的经营带来哪些影响?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对艾・里斯先生进行了专访，以下是他的主要观点：
《销售与市场》：您是否看好中式快餐连锁?乡村基这样的中式快餐连锁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艾・里斯：毫无疑问，中餐是一个很有前景的品类，而中式快餐连锁更是具有创建全球品牌的机会。
乡村基的成长缓慢而稳定，创办至今已经14年，但其连锁店仍然只有130家左右。创办快餐连锁需要大量的想法、规划和试验，因此，缓慢的起步是合乎情理的。它们需要随着时间的推进，做出一些改变，得出正确的概念。
1955年，麦当劳走上美国市场。直到13年之后(1968年)，麦当劳才开出了它的第1000个分店餐厅。平均来看，这个公司每年新开的连锁餐厅只有71家。如果麦当劳的扩张速度远远高于此，假设13年之后它的连锁餐厅达到了1000。家，那么麦当劳就会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
数年来，免下车服务餐厅已经成为每个快餐连锁的主要组成部分。如今，“得来速”餐厅(麦当劳的免下车服务餐厅)的销售额占到麦当劳销售总额的一半多。将1000家连锁餐厅转型成免下车服务餐厅会给麦当劳的财政和运营都带来严峻的问题。
《销售与市场》：中式快餐企业怎样才能成为中餐领域的“肯德基”、“麦当劳”?
艾・里斯：我们认为，乡村基的战略中仍然有很多瑕疵，其中之一就是把“乡村鸡”改成了“乡村基”。
我们坚信，一个公司，特别是快餐服务公司，应该有一个精准的聚焦。类似于“乡村鸡”这样的名字相对于乡村原始风味烹饪的“乡村基”来说，其核心焦点更明确。
美国市场上几乎每个主要的快餐连锁都聚焦于某种快餐类型。当然，这些陕餐连锁中的大多数都有包含很多选择的全食菜单。但在顾客的心智中，每一个连锁都与某一种食物有强烈的联系。在餐饮业中，这常常被称为“招牌菜”。两年前我们的中国分支曾经为另一个中式快餐连锁品牌“真功夫”提供战略咨询，真功夫品牌的核心战略就是成为中式米饭快餐品类的领导，同时把最为畅销的排骨饭作为招牌饭。
在对消费者的行为分析中，我们发现顾客首先从“品类”的角度思考，但常用品牌来表达他们的想法。
餐厅服务员会问顾客：“您要喝什么?”顾客可能会想：我是喝啤酒、咖啡、茶还是饮料呢?然后回答说：“给我一杯可口可乐。”先想到品类，然后才想到品牌。
快餐也一样。顾客首先思考品类，然后用某个特定的品牌来表达这个品类。
这就是“乡村基”的问题所在。我们认为在顾客思考“要到哪里吃饭”的问题时，很少会有人想到“乡村原始风味烹饪”。当然，那些乡村基的常客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很快会反应出“乡村基”。要在快餐业市场竞争中取胜，并不是依靠吸引原有的顾客，你要争取那些从来没有光顾过你的餐厅的顾客。
我们认为“乡村鸡”更有吸引力。
此外，“乡村鸡―可以用具体的视觉元素体现在菜单、户外标牌和广告中。但是如何将表示“乡村原始风味烹饪”的“乡村基”与视觉元素结合起来?概念越抽象，视觉化就越困难。
美国市场上的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个定律。“波士顿烤鸡”快餐公司创建于1985年，它最初的营销战略聚焦于烤鸡。美国顾客认为烤鸡比炸鸡更美味健康，因为它所含的脂肪量更低。在早期，“波士顿烤鸡”做得非常好。
1995年，波士顿烤鸡的菜单上增加了火鸡、肉馅糕和火腿。错误的是，他们认为要更改公司的名字以体现新的菜单。于是，他们更名为“波士顿市场”。三年之后，该公司破产了。
我们认为，这个公司应该保留它最初的名字，无论菜单上增加了多少新品。如果快餐连锁想要在顾客的心智中建立一个强大的品牌，它就需要聚焦在某一种快餐食物类型上。
同样的问题，你可以将“烤鸡”视觉化，但你如何将“市场”视觉化?
《销售与市场》：最近，国内中式快餐连锁企业都在设法整合资本力量，上市会对中国餐饮品牌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艾?里斯：在快餐连锁彻底试验并改进其概念之前整合资本是很危险的。投资者通常要求结果越快越好，他们基本上没有耐心等到快餐连锁企业将其概念修改完满。
这也是为什么快餐连锁企业需要慢慢起步的一个原因。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在完善营销概念的过程中用有限的资金运营。
《销售与市场》：在高速发展的中国餐饮市场，中式快餐连锁企业应该先“抢地盘”还是“做品牌”?
艾・里斯：有两个重要的原则：1．在一个领域缓慢起步，直到公司确信其概念已经足够完善。同时，确保其品牌名已经与某个特定的概念有了牢固的联系。我们称这个原则为“在心智中占据一个词”。2．针对营销概念相似的竞争对手，快速扩张以建立地理优势。
毫无疑问，长期来看地理优势是快餐连锁企业的一个强有力竞争优势。麦当劳的餐厅数几乎是市场上第二位的汉堡连锁餐厅(汉堡王)的两倍。此外，平均每个麦当劳餐厅的营业额比汉堡王多83％。结果，麦当劳的利润远远超过汉堡王。去年，麦当劳全球的净利润为43亿美元，是汉堡王全球净利润(2亿美元)的21倍。
讽刺的是，我们的调查显示大多数消费者觉得汉堡王的汉堡味道比麦当劳的更好。但因为麦当劳在美国的餐厅数量是汉堡王的两倍，所以更能贴近普通消费者。此外，由于麦当劳的高知名度，其餐厅也会比一个典型的汉堡王餐厅更大、更干净、更整洁。
规模说了算。任何快餐连锁企业的终极目标是成为其品类中最大的一个。但有时，在启动一个大规模的扩张计划前，你要花时间找到正确的营销概念。
《销售与市场》：您对乡村基的运作模式和定位有什么建议?
艾・里斯：我们不了解乡村基具体的情况，不过如此前提到的，我们认为公司的名字以及名字背后所体现的战略是最大的问题。
数字乡村的概念篇2
感谢大家拨冗前来，莅临美丽的中廖村，参加三亚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在中廖的揭牌仪式，同时参加主题为“记住乡愁”的“文学与美丽乡村”论坛。
首先，我们从字面来理解社会科学的含义：社，示旁加土，示为象形字，原初意义为摆在神前的供桌或者祭坛，右边加土，即摆放在大地上的祭坛；所谓社稷、社庙、鲁迅文章《社戏》，日本的靖国神社，其中“社”字都是这意义，即人与神沟通的地方，或者活着的人与逝去的人沟通的地方，是比较庄重的人类活动场所。会，原初意为诸侯会盟之意，会盟议事就是会议，会盟聚首就是聚会。因而，社会两字联系起来，指的就是人类的活动；社会科学自然是指以人文本的学科，是研究社会成因、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学科。村庄和社区是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中廖是三亚著名的乡村，三亚市社科联将中廖作为第一个且是极重要的一个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可谓用心良苦。
大家知道，儒家传统有修身齐家治家平天下的概念，其中包含有国和家，以及代表个体的身，可见我国最早的国家概念，就是以人为本建立的国家和天下。其实，国在当时指的是诸侯国，天下才是指周王朝的天下；我写长篇历史小说《南唐悲风》，看到的五代史中很多地方提到中国，这中国只是都城设在中原的方国，如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但它们多少代表着王朝的正统，因而“中国”在那时又有王道之国的含义。
后来诸侯僭越，“国”上升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天下概念推及到更宽范围；但百变不离其宗，我们的社会结构依旧是以个体为单位，聚成家，而后国，而后天下。这种组合结构，就是儒家哲学里面的内核，而这种组合在很多时候就是通过道德和情感有机地联系起来。
中国是农业社会，我们上三代95%以上的人都来自乡村；修身齐家，一个个家聚落成村庄。我们的记忆大多是从乡村开始，随着我们的成长、成熟，走向五湖四海，那块记快中的原初土壤就成为我们的故乡，故乡承载着大多数人的基础情感，渐渐就升华到精神层面；所谓心灵故乡、精神故乡，都是人的思想情感形而上的延伸。乡村是文艺创作的无尽源泉，就是说文学与乡村存在着极大的依承关系。
传统的中国是个农业社会，乡村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个体依托乡村，自然形成了一套安身立命的道德体系。我记得小时候所在村庄的古院落墙壁上，写着“礼义廉耻”类字样，这其实就是春秋时管子言语的总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儒家中修身的途径，就是正心和诚意，中国乡村在儒家思想浸润下，承载了更多的道义和文化内涵。如今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中国的乡村慢慢衰落，那种鸡鸣狗叫阡陌人稠的盛况已经不太多见，很多传统和民俗也随着乡村的没落而消失，这是自然规律，人们无力挽回。但是，我们的故乡都会盘踞在记忆深处；前几年我有个七十来岁的姑奶奶到三亚，她年轻时出去，五十余年过去，夜深的梦还时不时回到了幼时所在的村庄。每个人的原初记忆就是你出生的地方，无论你走到哪里，这份印象都会跟你到哪里，故乡就像握住风筝线的那只手，永远攥着你柔弱的情感。
当然，若是你的故乡是一个美丽乡村，这份记忆肯定就是美好的。所以现在风行美丽乡村建设，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乡村就该精品化，以便留给国民的是一份共有的美好印象，但乡村的建设其实也忌讳有太多的行政参与。今天我们来到中廖，领略到了中廖村风貌；中廖村最近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集中关注，不论电视网络还是纸质传媒，都在集中宣传，这当然是好事，我们更希望所宣传出来的美丽不是表面、浮华和做作的美丽，而是由内迸发、骨子里透出来的美丽，我们更期待着这份美丽。所以，中廖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下，也应该冷静地直面存在的缺陷，思考健康的发展之路，中廖也更应该听得进不同的声音，譬如这样的论坛，就有可能带来不同的声音。
今天在坐的基本都是文化圈中人士，大家都有自己的故乡，承载着原初的情感。乡村本身就给文学提供了无穷的空间，美丽乡村更容易点燃创作的灵感，有时让人才情喷涌、诗兴大发。如今，中国经历了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乡村也开始自觉地走精品化发展之路，海南正在走全域景区发展策略，中国各地的美丽乡村建设也进展得如火如荼。我们设立文学与美丽乡村这个论题，其实也是在探讨中国美丽乡村的建设之路，关注乡村如何更好地牵系人们的情感。
乡村的发展历来就得到思想界关注，从民国到现今，梁淑溟、马寅初、费孝通等先后有过深刻的乡村调查，提出过理念，也有过实践，或成功或失败；执政者开展的一次次乡村建设，也有成就也有教训，因而文艺界和思想界更应该对这些原初的土地投入更多关注，为乡村建设探索出更完美的发展之道。
数字乡村的概念篇3
[关键词]房地产城镇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刚性需求
现阶段,受房地产市场巨大的经济利益推动,房地产经济呈现出持续走热的态势。这一现象同时也影响到了“房地产经济学”这一学术领域，将人口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也已经扩展到了房地产经济学领域,例如吴老二、刘婧(2007)的《人口迁移与房地产价格――以广东省为例》和王嘉慧(2007)的《谈人口因素对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以威海市为例》。
社会学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合流已是国内外社会科学发展的一大趋势，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已不言而喻。同时，市场营销学也强调“市场=人口+购买力+购买欲望”,把人口因素作为市场细分的一个变量。因此，笔者试图探究人口因素（包括城镇人口数量、人口年龄结构等)对房地产需求的影响。
一、城镇人口数量
城镇人口数量的变化包括两个方面: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即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的净值;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人口迁移）,即迁入人口减去迁出人口的净值。这两方面的变化对房地产需求的影响具有较大的差异。人口的自然增长并非对房地产产生现实的需求,而是二三十年后的潜在需求,因为新生婴儿既无购买住房的能力,也没购买住房的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生婴儿的增多会导致家庭的抚育成本增高,家庭的可随意支配收入减少,对住房的消费也随之减少。人口的机械增长则对房地产产生现实的需求，这些迁入人口绝大多数是靠购买住房来解决居住问题的。
数据来源:历年《北京市统计年鉴》，北京市统计局2004年、2005年、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笔者为了验证上述想法,收集了北京市1987年到200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将城镇人口数量与商品房需求之间的关系近似地表示为方程(1)所示：
Q=a0+b0p(1）
其中Q表示房地产需求,用商品房销售面积来衡量，p表示城镇人口数量,a0表示其它影响因素。根据数据资料用eXCLe进行回归分析,R2=0.8793049,说明城镇人口数量与商品房销售面积高度相关,当α=0.05时，F=131.1361291>Fα=4.49,说明城镇人口数量与商品房销售面积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为Q=3.6376p-2481.8。
另外，将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与销售面积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R2=0.242364245，说明人口自然增长率与销售面积之间的相关性较低。可见，城镇人口数量与房地产需求之间存在如此高的相关性，而影响城镇人口数量的其中一个因素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房地产需求的相关性却如此之低。由此推断，影响城镇人口数量的另一个因素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率，也即城市化的速度在显著影响着房地产的需求。
笔者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全国城乡人口比重的数据，以此来近似计算乡村人口城镇化速率，进而预测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对房市的影响。如果假设在所有年份城乡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都相等，那么可以近似地把某年乡村人口城镇化速率看作前一年到这一年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值。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相关资料计算整理。
从表中可以看出,1991年到1995年，一直保持在略高于0.5%的水平；1996年到2003年，一直维持在接近于1.5%的水平。笔者由此推断，乡村人口城镇化率在一段时间呈现出一定的“惯性”。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将保持在1.23%左右的水平，城市化在今后的五到十年内还将推动房地产市场的需求。
二、人口结构
从年龄亚文化群来看，由于不同年龄的消费者在行为方式和消费需求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中国的总体人口结构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从而使得房地产刚性需求的主体缩小。然而，其中还有一种现象在改变这种需求的结构，那就是家庭人口结构由“金字塔”型向“倒金字塔”型的转变。在“金字塔”型的家庭人口结构下，家庭人口规模呈指数级增长，不断分解为一个个“核心家庭”，所需房屋的数量和面积不断增长，这就是传统的“分家”模式。在“倒金字塔”的家庭人口结构下，人口数量自上而下逐层减少。例如现在城市中的部分“三口之家”住进了上百平米的商品房中，若干年后随着儿子的娶媳或者女儿的出嫁，如此大面积的房屋对于两位老人来说必然会产生部分“闲置”，而房屋的结构和设施却未必符合老年人的需求。因此在老年型社会就会产生大量的对诸如老年公寓之类的房屋的需求。
佛朗哥・莫迪利亚尼对经济学领域的巨大贡献――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预测人们在他们的收入相对于终身平均收入较高时进行储蓄，而在其收入相对于终身平均收入较低时进行负储蓄。一个人的储蓄随着青年、成年、壮年、老年经理一个由低到高再到低的过程。一个家庭的形成也随着家庭的形成、扩展和解体经历一个由低到高再到低的过程。因此随着人口的老化，老年家庭的增多，全社会储蓄总额有减少之势。预计本世纪40年代，中国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将到达全部人口的22%，劳动年龄的人口增速减缓，“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人口红利”带来了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前者的高位增长，为现阶段以住房、汽车为主的耐用品消费积蓄了充足的消费势能；而后者的不断提高，为建筑业和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动能。然而人口结构达到“拐点”，即抚养比率由下降转为上升后，就进入了“人口负债”期。中国的年龄结构存在着两个高峰，一个是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出生的人口，一个是80年代末出生的人口。特别是前者，再经过二三十年，他们即将步入老龄阶段，那时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发生一个大的转变。况且，中国在50年前大力提倡生育，而在30年前又采取了有力的计划生育措施，使得人口结构的转变从一个自发的过程转变为自觉的过程。因此这一转变一旦到来就不是循序渐进，而是极其迅猛的。高储蓄将逐步用于社会抚育成本，社会劳动生产率也会因为宏观劳动力的减少而减速增长，房地产的需求也将显著减少。
三、房地产市场的刚性需求
笔者斗胆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分为刚性需求和弹性需求。套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弹性需求指为了满足自身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产生的购买房屋的需求，这类需求通常受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会存在着需求收入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刚性需求指为了满足自身生存需要而产生的购买房屋的需求，包括人因为时间和空间上的身份转换而产生的需求，通常不受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时间上的身份转换指人由未成年人变为成年人，并且随着结婚时代的到来,由父母眼中的“孩子”变为妻子(丈夫)眼中的丈夫(妻子）。中国传统的“分家”观念和过去一个时代家庭人口的“金字塔”结构，使得这种需求格外强烈。然而随着家庭人口结构朝“4-2-1”的“倒金字塔”结构发展,这种需求可能会有所减弱。
空间上的身份转换指人由一地迁出而迁往另一地。在当前中国，这一现象主要表现为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在城市中购房生存。
刚性需求的产生，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也带有中国文化根源的特殊性。众所周知，“房地产”的概念与“家”的概念密切相关。如果把“家”的概念分为三种，分别用英文表示成“family”、“home”、“house”。“family”，家庭，指家的组织概念；“home”，广义上的“家”，指家的精神概念；“house”指家的实体概念，与我们所说的“房地产”较为相近。在农耕文明中，由于人类的集体劳作和对土地、房屋的依附性，重视“家”的组织概念和实体概念，即“family”和“house”，这使得中国人有着较强的家庭责任感和对房屋的刚性需求。农业文明中形成的“务实”的观念，经常忽略家的精神概念“home”，即“家”对人的精神抚慰功能。而在游牧文明和工业文明中，由于人们的住所较为频繁地变动，情况则反之。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部分人士已经表现出对“家”的精神概念的追求，希望“family”的温馨和“house”的舒适能够抹去工作的疲劳和烦恼。
四、结论与建议
1.人口结构与城市化推动房地产发展
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是推动中国房地产发展的两台“马力发动机”，正如笔者前文所述的房地产刚性需求的两个方面：时间上的身份转换和空间上的身份转换。虽然从短期来看，人口的这两方面变化还将推动房地产业发展。但从中长期来看，乡村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已较前一时期有所减缓，并且不可能永无止境地发展下去；随着若干年后“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全社会储蓄率的降低会带来房地产价格的降低。因此，国民应该理性看待房市，警惕长期盲目投资房地产的行为。
2.经济适用房
房地产市场顽固的刚性需求似乎不受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国家的金融和财政政策只能影响它的弹性需求。这也许就是现阶段利用金融和财政政策来调控房价未取到实质性效果的原因。“经济”的本意就是经世济民，为了满足普通市民对于房地产的刚性需求，政府也许应该加大力度建设经济适用房，把房地产需求的“基”给稳住。
3.舒适型用房
随着人们对“家”的精神概念的追求,住宅将从满足生存需要,实现向舒适型的转变。这就对房地产项目的建材、结构和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房地产开发商还应该在物业服务和社区文化等方面多下功夫,提供房屋核心产品以外的精神文化附加值。
参考文献:
[1]王永德王杜春:市场营销学[m].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5
[2]王嘉慧:谈人口因素对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以威海市为例[J].商场现代化.2007(7):236～237
[3]申斯:房产市场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4):50～51
[4]伊志宏:消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数字乡村的概念篇4
关键词:汉唐 村落 聚落
汉唐时代,是中国古代乡里之制与聚落形态演化的重要转折时期。从两汉时代的里聚合一到魏晋南北朝时代里与聚的分离,再到唐代的乡里合署与村落地位的确认,无论是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结构,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中国中古社会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讨论汉唐村落形态,首先面临的是关于村落的发生问题。对此,日本学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其中,以宫崎市定、宫川尚志等学者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宫崎市定先生认为,自上古到现代,中国古代国家结构为都市国家,以大小城邑为地方社会集合体的基本构成,“聚落恰似一个个细胞,在一定面积的耕地中心,存在着细胞核似的城郭。城郭之内,被区分为数个区域,那就是里。不仅是工商业者,就连农民也居住在城内的里中。在汉代,根据城郭的大小、重要程度、里民人口的多寡等,分别定级为县、乡、亭”。他还认为,城内农民开始移居城外,乡制开始瓦解,“促使这种瓦解趋势进一步发展者,是汉代豪族势力的扩张。可能是一方面便利农耕的负郭、带郭之田都被有势力者所独占,贫民要想拥有自己的田地,就必须求之于遥远的地方;另一方面,豪族们在远距离的地方开拓庄园,招募劳动者,于是城内的农民渐渐脱出城外,前来居住应募。这里出现的就是另一种新形态的聚落——村(邨)”①。尽管学界对于宫崎市定的“都市国家说”争论颇大,但他提出的“村”是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之说却被多数学者接受,此后学术界有关中国古代村落问题的研究也多以此为基点展开。宫川尚志提出:“在汉代,有不分都鄙每百户设里的制度。到唐代,虽然单位一样,但在城市与乡村分别称之为坊和村。这是城市和乡村分化在制度上的反映,同时也使人联想到村是否就起源于远离中央政权的边鄙地区呢?”在经过一番分析讨论后,他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认为“总体来看,村庄分布在山间河谷地带以及一般远离城市地区的实例较多”②。侯旭东先生对此说进行了修订,提出:“百姓生活的村落不仅见于边僻之地,城镇周围同样广泛存在……重要交通线附近亦广泛分布。”③这是正确的。但他只是较宫川尚志更强调了村落分布的广泛性,仍未脱出村落是新兴聚落形态这一范畴。
源于宫崎市定先生的村落为城郭之外的新兴聚落形态说,有一个重要前提值得进一步讨论,这就是汉代里的设置问题。依宫崎市定先生之说,汉代的里设于城邑之中,城邑之外最初并无居民聚落,也就没有里的设置。但是,从文献资料,尤其是出土的考古文献资料看,并非如此。在两汉社会,虽然史籍与法律文书都以乡、里涵盖整个乡村社会,然而实际上除了政府法定的基层单位乡里之外,还存在着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们实际上是乡里之制的基础。这些村落,汉人称之为“聚”、“落”或“格”。《史记·五帝本纪》曰:“一年而所居成聚。”《说文解字》释“聚”曰:“聚,会也。从*,取声,邑落云聚。”段注云:“邑落,谓邑中村落。”刘向《列女传·楚老莱妻》曰:“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广雅》曰:“落,谓村居也。”格,为汉人对村落的别称。《史记·酷吏列传》:“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垢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设督长也。”司马贞索隐:“伯言阡陌,格言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长也。”
汉代的聚落同乡里一样,也各有名号。如《论衡·书虚》所云:“天下郡国且百余,县邑出万。乡、亭、聚、里,皆有号名。”但聚一直不是政府认可的居民单位,在两汉行政政令中,很少看到聚的存在。也就是说,聚只是自然意义上的乡间聚落,不具备行政与法律意义,更不是基层编制单位。正因为此,在两汉文献中,才大量充斥着乡里的记载,而较少见到关于“聚”的文字。
既是自然聚落,汉代聚的规模大小不一,有时相差悬殊。有的聚可能只有三几户人家,如东汉南阳郡井水县的三户亭,就是在三户聚所设置的亭;也有的聚多达千余户居民,如西汉成帝即位后,封史丹为武阳侯,封地为“东海郯之武强聚,户千一百”。这样,有些大聚便可能成为县或乡的所在地。一聚之中,要依户数多少,划分为若干里,像武强聚,可能就要分成十余个里;也有极少数的甚小聚落,会若干聚合为一里,像三户聚这样的小聚落,便应如此。
①[日]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第三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23~24页。
②[日]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8、79页。
③侯旭东:《北魏村落考》,载《何兹伞教授九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它们与里的设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聚与里是重合的。这些聚落既然错落参差,大小不一,而地方政府只能因地制宜,在现有的自然聚落基础上设置里的建置,除非一些大至数百户或小至三五户人家的特殊聚落,一般情况下,都是每个聚落设置一里,三十几户、四十几户以至百余户都可作为一里。史料记载与有关规定,均是举其成数而已。
这样,也就出现了百家一里、五十家一里等不同的说法。但在实际的地方建制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了保持与规定的一致性,而硬性地将大小不一的自然聚落在行政关系上重新切割组合,对此,我们只须看一下关于里的具体记载便会一目了然。例如,《汉书·张安世传》记道:“(宣帝)遂下诏曰:‘其为故掖庭令张贺置守冢三十家。’上自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这是三十户为一里者。《汉书·戾太子传》曰:“故皇太子谥日戾,置奉邑二百家……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园。”这是二百家为一里者。又,邪里聚本身也表明两汉时代里与聚的合而为一,《续汉书·郡国志》所记历城之“巨里聚”其意当同于此。
为张贺所置守冢三十户以及为戾太子所置奉邑二百家,尚是人为的编制,因此,虽然不合“百户为里”的说法,但初时还算规整,要经过若干年的变化后,才能呈现出里的本来的自然面貌。就现在材料看,最能反映两汉乡村社会中里的真实面貌的,还是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与《地域图》①,这是关于汉代里的规模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驻军图》,其上不仅标最小的里只有十二户人家,最大的里为一百零八户,现将图中可辨考清晰的里户数统计并
列为表1如下:
① 马王堆汉墓整理小组编:《古地图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45页。
由上述记载特别是《驻军图》所列里之分布及人户状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自然聚落的里聚普遍存在于乡村社会,它们与各类城市相对应,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组织结构。既如此,为什么学术界仍流行着村落为城郭之外新兴聚落形态说呢?这是因为人们对村落的考察首先多着眼于其字面记载之由来。比如,要追寻《说文解字》中有无“村”字,要检索“村”字在正史中出现于何时,在笔记野史中出现于何时,等等。这样,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文解字》中没有出现“村”字;关于“村”的最早的记载,正史是《三国志·魏志·郑浑传》所载“村落齐整如一”,笔记野史中是《抱扑子·内篇》卷三《对俗》所引东汉陈寔《异闻记》“村口”一词。因此,“村落”也就出现于东汉,至六朝渐多。其实,从社会组织角度研究的村落是指与城邑相对应的一种聚落形态。就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而言,村落与城邑的区界点有三:其一,村落中的居民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与农民家庭;其二,村落的规模明显小于城邑,并且以城邑为权力中心与经济中心;其三,村落无论大小,都自成一体,有着自己的祭祀、信仰、宗法血缘以及其他组织体系,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这也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村庄是一个社区,其特征是,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居住区内,与其他相似的单位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中国有些地区,农户散居,情况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①
既如此,村落就应当是一种相对于城邑而言的社会单位概念,可以称之为“村”,也可以称之为“聚”,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庄”、“屯”、“川”、“寨”、“丘”、“店”、“堡”、“铺”等等。关于村落的起源应当追溯到文明的初生。根据考古学研究,特别是聚落考古学的进展,我们已能知道,随着农耕文明的出现,聚落也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至龙山文化时代,聚落已分化为中心聚落与普通聚落;随后,便开始了城邑与乡村的分化,中心聚落演化为城邑并成为一定区域的权力与经济中心,普通聚落则成为依附于中心聚落周围的星散分布的村落。②至汉代,这种分化已全面完成。因此,汉代社会也就不是所谓的“都市国家”,而是以村落为基本细胞、以城邑为核心的上下贯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数字乡村的概念篇5
摘要：财政立宪是现代国家宪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财政立宪离不开宪法文本，宪法文本立足于宪法规范。宪法概念就是宪法规范。“财政”概念群作为宪法文本中的规范群之一，不仅具有规范性的特征，而且具有整合性的优势。它包括规范整合、价值整合、秩序整合与社会整合等四个方面，其中社会整合是基础和核心。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1)对现实社会的整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社会的解读，二是对现实社会的指导。论文关键词：宪法文本；财政；概念群；整合在法学领域，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法律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规范性是法律概念的重要特征，或者说，法律概念就是法律规范。但是，任何法律概念或法律规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具体规范都是整个法律秩序之一部分。“通常只有了解法律规范在规范群（normengruppe）法典、部分领域（teilgebiet、劳动法、社会法、税法）或者整个法律秩序中的地位，才能对规范内容进行切合实际的理解。”（魏德士，2003）329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1)，就是这样的法律“规范群”或法律概念群。从概念群的角度探讨财政问题与中国宪法问题的内在联系及其实践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一、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1．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目前学术界有关财政的定义大体一致，一般认为，财政系指国家、地方公共团体这种经济团体，为维持其存立、达成其目的，取得、使用、管理必要的财货之各种活动的总称。广义上，财政被用以指国家财政、地方财政二者，但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主要是就前者加以规定（阿部照哉等2006）。或者说，财政是凭借国家的权力为满足国家职能的需要而进行的筹措、分配、使用和管理财政资金的活动。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部分。其职能是组织财税收入，拨付财政支出，进行财政监督（刘隆亨，2004）。各国宪法文本上对“财政”的规定并不是范围一致，用语一致，有的国家的宪法是用专章规定“财政”并直接用“财政”作章标题，如属英美法系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对财政活动的法律规定都列入了宪法的范围并确定下来：1959年的印度尼西亚宪法的第八章、1957年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中的第七章、1966年新加坡宪法第五篇；有的国家的宪法是在具体条款中规定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内容，采用预算、决算、税收、国库、拨款等用语。而在独联体12个国家中，将“财政”用专章写进宪法文本的有4个国家，即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五章：财政与信贷）、白俄罗斯共和国宪法（第七篇：白俄罗斯共和国的财政信贷体制）、摩尔多瓦共和国宪法（第五篇：国家经济与公共财政）、格鲁吉亚共和国宪法（第六章：国家财政与监督）。其余8个国家的宪法文本虽未专章规定“财政”，但大都将“财政”、“预算”、“税收”等概念放到各相关条款中加以具体规定(注：只有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的宪法文本中没有“财政”一词。)（任允正等，2001）。2.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法律文本上的概念是法律规范，宪法文本上的概念就是宪法规范。同理，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是宪法规范，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就是宪法规范群，具体地说，就是“财政”规范群。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一般由三个层面构成，一是基础概念（财政），二是基本概念（预算、税收），三是非基本概念（决算、国库、国债、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等）。其中，基础概念（财政）在宪法文本上出现的次数不多，但并不能改变它在“财政”概念群中的基础地位。基本概念（预算、税收）在宪法文本上出现的次数一般比基础概念要多，但并不能改变它对于基础概念（财政）的从属地位和次级地位。至于非基本概念（决算、国库、国债等），在宪法文本上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可能这个出现另一个不出现，即使出现，次数也很少。这就使得非基本概念在宪法文本中，相对于基础概念（财政）和基本概念（预算、税收），处于更加从属和次级的地位。据此，笔者认为，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主要应由基础概念和基本概念构成，即一般由财政、预算和税收这三个概念构成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的主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3.财政概念群的特征（1）群体性。如果说，宪法文本上的概念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那么，宪法文本上的所有概念和规范就是一个系统，具有系统性。而宪法文本上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若干紧密相关的概念和规范，相对于宪法文本上所有概念和规范的系统，就只带有群体性的特征，具有群体性。（2）相似性。“财政”概念群既然称为“群”，那么“群”又有什么特征呢？在《辞源》（下册，第2499页）里，“群”有禽兽聚合；人群，朋辈；种类；合群；犹诸、众等5种涵义。其中一个涵义就是种类。而“类”在《辞源》（下册，第3999页）里则有种类；相似；善；法式，榜样等8种涵义。而相似就是其中的一个涵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财政”概念群里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概念都具有相似性，如：“财政支出”与“财政预算支出”、“财政收入”与“财税收入”等。（3）层次性。“财政”概念群的若干概念既有群体性、相似性，又具有层次性。如“财政”概念是概念群的基础概念，是最高的层次，“预算”和“税收”概念则为第二层次的基本概念，而“国债、货币、赤字、国库”等就属于非基本概念的第三层次。“财政”概念可以涵盖基础概念、基本概念和非基本概念三个层面。低一层次的概念则不能涵盖高一层次的概念。如“税收”这一基本概念只是“财政”这一基础概念的其中一个方面（财政收入），而不能包括另一个方面（财政支出）。更不能将“税收”概念与“财政”概念相提并论。（4）互补性。在“财政”概念群中，互补性也是它们的特征之一。如“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财政预算”与“财政决算”、“财政收入预算”和“财政支出预算”等。（5）整合性。整合性是“财政”概念群最基本的特征。所谓整合，就是“通过整顿、协调重新组合”（见《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1737页）。而作为财政概念群的整合，就是将具有相似性、层次性、互补性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宪法文本上的规范加以整顿协调，重新组合为“概念群”之后，其价值功能将比整合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概念更能反映宪法文本对财政问题的整体把握，更有助于人们对宪法文本上财政问题的全面的深刻的认识。因为，“在适用某个具体规范时，应当承认该规范在表达上的局限性和非完整性”。“只有对相关法律规范进行和谐的解释后，法律适用才是有意义的。”（魏德士，2003）714.财政概念群的优势：整合整合，既是财政概念群的特征之一，更是财政概念群的优势所在。因为与群体性、相似性、互补性和层次性相比，整合性更能聚焦、放大和升华概念群在经过整顿、协调与重新组合之后的规范、价值、秩序、效力和功能。（1）规范整合。概念群就是规范群。概念群的整合性，就是规范群的整合性。因此，概念群的整合首先就是规范的整合。“具体规范建立在规范整体”的“统一调整方案的基础之上”(魏德士，2003)329。（2）价值整合。“法律规范包含了实现法律秩序应当实现的价值导向”（魏德士，2003）68。因此，规范整合已经蕴涵了价值整合。但规范整合并不等于价值整合。“规范和价值的区别首先在于它们所指向的行动一个是义务性的，一个是目的性的；其次在于它们的有效性主张的编码一个是二元的，一个是逐级的；第三在于它们的约束力一个是绝对的，一个是相对的；第四在于它们各自内部的连贯性所必须满足的标准是各不相同的。”（哈贝马斯，2003）316“在论证性语境中，规范和价值起着不同的论辩逻辑作用。”（哈贝马斯，2003）317（3）秩序整合。规范整合与价值整合表现为秩序整合或法律秩序整合。“法律秩序应该是由协调的并且规范的价值标准所组成的有序的规范结构。”（魏德士，2003）329但这一“有序的规范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孤立的个别规范的堆积，而是“由协调的并且规范的价值标准”整合而成。正因为如此，“联邦宪法法院将整个法律秩序理解为一个层次分明的价值判断的内部体系、一个受到各方面约束的法律价值标准的层级秩序。位于该层级顶点的是宪法基本判断。”（魏德士，2003）31（4）社会整合。如果说规范整合、价值整合与秩序整合还是停留于文本体系或制度层面，那么，社会整合则是上述三种整合与现实社会的结合，是将上述三种整合运用于社会现实生活，是宪法文本概念群在现实中的行动表现，是宪法文本的实施，是宪法文本上的概念群由逻辑向现实的转化。如果说，上述整合只是一种可能性，社会整合就是一种现实性。可能不等于现实，现实是已经实现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整合，只有在具有规范有效性的规则基础之上才是可能的。”（哈贝马斯，2003）35“现代社会不仅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过程进行社会性整合，而且通过市场和以行政方式运用的力量进行系统性整合。”（哈贝马斯，2003）48“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而实现的社会整合要完全取决于交往行动自身。”（哈贝马斯，2003）44二、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第3页)1.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财政”概念是中国现行宪法文本中“财政”概念群的基础概念。在中国现行宪法文本即1982年宪法文本中，“财政”一词8次出现，其分布大致在5个方面：一是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名称中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七十条第一款）；二是在规定国务院审计监督权时2次出现“财政”一词（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三是在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权限时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四是在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时3次使用了“财政”一词（第一百一十七条）；五是在强调国家对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权方面要有所帮助中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对“财政”一词在1982年宪法文本5个条款中的8次出现加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5处可概括为5种权力，即人大的监督权（监督政府）、国务院的审计监督权（审计监督地方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的管理权（审查批准管理本行政区域的发展计划和执行情况）、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权。这5种权力再加以分类，就是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其中，人大的财政监督权和国务院的财政审计监督权属于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人大的财政监督权和国务院的财政审计监督权与地方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权之间，则属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可见，在1982年宪法文本中，“财政”的基本涵义是分权，既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也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2．中国宪法文本上的“预算”概念在宪法文本的“财政”概念群中，如果说“财政”一词是概念群的基础概念，那么“预算”一词就是概念群的核心概念。这是因为，财政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分配、使用和管理。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和实现权力机关批准的财政收支计划。换句话说，预算就是财政预算，财政预算包括财政收入的预算和财政支出的预算。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都离不开预算。因此，就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预算就没有财政。在中国现行宪法文本中，“预算”概念共出现4处5次：一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使用了“预算”2次（第六十二条第十款）；二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中出现1次（第六十七条第五款）；三是在国务院职权中出现1次（第八十九条第五款）；四是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们政府职权中出现1次（第九十九条第二款）。从宪政国家的视角而言，审议与通过预算法案曾经是代议机关的唯一职能。而在代议制民主发展日趋完善的今天，审查和通过政府预算法案仍然是代议机关监督、控制政府的主要途径，是建立与巩固责任制政府，实施宪政的关键。但是，这并不是“预算”一词在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全部涵义。实际上，从现代国家的宪政功能、宪政机制和宪政改革趋势来看，“预算”一词在中国宪法文本上的涵义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作为现代国家的宪政功能，财政预算是保证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经济前提（保权宪政功能）。财政预算的“保权”宪政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满足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需要。因为财政预算是政府向社会征取资财的合法依据，当然也就是其全部权力活动的经济前提。其二，财政预算也确保了政府在政治领域内的合法性权威地位。因为代议机关审议与通过财政预算的行为本质上是一个由代议机关代表民意行使的立法行为，它向社会表明了民选代表与人民政府的信任与政治支持，是政府取得社会民众的合法性认同的宪政功能。第二，作为现代国家的宪政机制，财政预算是控制国家权力的重要途径（控权宪政机制）。财政预算的“控权”宪政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财政预算可以通过控制政府的财政支出节制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从而截断了政府滥用权力的物质来源。其二，审议与通过财政预算法案是代议机关威慑政府的一种有力手段。代议机关一旦全面控制了政府的财政预算，就牢牢扼住了政府的“经济命脉”，进而取得对于政府的全面支配地位。第三，作为现代国家的宪政宗旨，财政预算是保障公民（纳税人）应有权利的重要内容（维权宪政宗旨）。其一，国家在预算财政收入时，不应该单方面决定税收政策，而应该实行预算民主，让纳税人在税收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有发言权。其二，国家在预算财政支出时，不应该单方面决定支出政策，要在支出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实现预算民主，确保国家将税收用于生产纳税人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保障纳税人应有的权利。3.中国宪法文本上的“纳税”概念“纳税”（“税收”、“租税”或“赋税”等）概念则是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在日本宪法学家卢部信喜看来，“立宪政治乃以国王的课税须得到国民承认这一财政问题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历史，即显示了其重要性。”或者说，“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依照法律或法律所规定的条件（日本宪法第84条）”。“这是基于租税乃是要求国民直接负担，因此必须征得国民之同意的原则，源自于在英国自古便常被论及的‘无代表则无课税’的政治原理。”“这里所说的‘租税’，是指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基于其课税权，为了充作其使用经费，强制征收的金钱给付之行为。”（卢部信喜等，2006）其核心是：国家的征税权必须受到全体公民的约束，其民意代表的机构是议会即代议机关。这就是税收问题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是所有国家宪法文本中最基本最共同的涵义。这就是“立宪视角下的税收”、“财税宪法”、“财税立宪”或“税收法治”。中国宪法文本中的“纳税”概念与上述涵义相比较，有所区别。在整个1982年宪法文本中，仅出现“纳税”概念1处1次，即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按照蔡定剑（2004）对此条的解说，“税收是国家之基本，公民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创建自己的政府为了公共福利。而公民为此承担的代价和第一义务就是要向国家交税。所以宪法规定公民有纳税的义务是可以理解的。”关于“纳税的义务”，蔡认为，“纳税是指纳税义务人按照法律规定，向税收部门缴纳税款。纳税作为公民的一项义务，它有如下特点：第一，具有强制性，即纳税人须履行纳税义务，否则，要受到法律制裁。第二，具有无偿性，即税收是国家单方面向纳税人征收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不需返还，纳税人也无权要求返还。第三，具有固定性，即纳税人和税率都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我国刑法和有关税收法律对公民偷税抗税逃避税收义务的行为作了处罚的规定，严重的偷税犯罪行为将受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制裁，情节特别严重的要处以3年到7年有期徒刑的制裁。”然而，通观条款全文和蔡定剑对此条款的精解，在“纳税”一词的相关文字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公民的义务，而看不到公民的权利，更看不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看到的只是国家的权力，而看不到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既然没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又没有对公民权利的保护，那么，这样的条款，实际上与“国家的税收必须受到全体公民的约束”这一所有国家宪法文本中最基本最共同的涵义或普世性价值是格格不入的。它也同样背离了“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一宪法宗旨。也说明我国宪法文本中有关税收的条款亟需改革完善，与世界接轨，尽快融入世界宪法国际性的潮流。这是大势所趋。三、中国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的意义如前所述，作为规范和价值的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对现实社会的意义，也就是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对现实社会的整合，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社会的解读，二是对现实社会的指导。在本文中，笔者仅以“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注：所谓乡村债务，严格说来，应该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以来，中国的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经济组织、个人和社会团体，以及政府之间发生的债务（朱钢等：《乡村债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184页）。据农业部调查统计，1998年全国乡村债务共计3259亿元，平均每个乡镇298万元，每个村20万元（宋洪远等，2004）；另据财政部财科所研究推算，2011年全国乡村债务总额在6000亿元（财政部财科所，2004）。沉重的乡村债务，不仅瓦解着中国的乡村经济，恶化着政府和村级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而且威胁着乡村社会的稳定，影响着中国农村政治的变化，也严重地干扰着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为新农村建设中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化解乡村债务，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重要话题。近年来，尽管人们从政策、体制、政府、市场、法治等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乡村债务进行过各种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但是，“研究和讨论的最终结果和提出的政策建议，仍然是局部和针对个案的政策建议，缺少一个更加宏观，即包括金融、财政、税收、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法律框架等在内的一揽子改革与政策建议方案。”因为“乡村债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单一的政策和方案不能根本解决负债问题。”而必须“要以更高的视角，以综合性的诊治来寻找解决乡村债务的良药。”（朱钢等：《乡村债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207页）)这一现实问题的整合为例。它表现为：一是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成因；二是“财政”概念群在乡村债务化解中的意义。1.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成因笔者认为，从宪政的视角去看待乡村债务，是解决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但宪政离不开宪法，宪法又立足于文本。因此，用宪政的视角去看待乡村债务，首先必须用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来解读乡村债务的形成原因。这个形成原因，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失衡；从人大与政府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督失效；从乡村政府和组织与农民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乡村政府和组织对农民的“税”“费”征缴失范。（1）财政分权失衡。宪政的核心在于分权与制衡，其对财政的要求主要表现在：纵向财政分权和横向财政分权。纵向财政分权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的财权划分。1984至1994年间，我国大部分地区主要实行财政分级包干制度。而从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了分税制。分税就是分权。就目前的情况看，这种分权模式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从财政分权的内容上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明显不对称，对地方的财力剥夺过于严重，造成地方政府入不敷出，无力负担基本的公共开支，尤其是广大乡村政府和组织更是举步维艰。乡镇财政极度危机，乡村债务极为沉重。其次，从财政分权的程序上看，中央与地方之间缺乏规范的博弈。财政分权的内容没有通过立法程序，而是由中央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财政分权失衡应该是乡村债务沉重的首要原因。（2）预算监督失效。乡村债务形成的原因，从纵向来说，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失衡。但从横向来看，却是人大对政府的财政预算监督的失效。财政预算监督就是横向财政分权。横向财政分权的核心，是财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配，具体到目前的中国而言，主要是预算监督的落实问题，即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财政权的监督和制约。在我国，从1954年至今的4部宪法都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审批权。199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预算法》，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然而在实践中，往往面临的是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制度的失效甚至缺失。其原因有5个方面：一是政府预算过程中存在预算内容不全，预算编制时间短且编制粗放，预算无详尽的分类分项计划，预算对政府的行为缺乏约束力，预算内容和预算过程缺乏透明度等问题；二是预算年度起讫时间的断档影响了预算案的严肃性(注：根据《预算法》，我国预算年度从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它与我国权力机关审批预算的时间无法衔接。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一般在每年的3月召开，地方人大全体会议一般在开完全国人大会后的4－5月份才召开，因此在预算年度开始的3～5个月，政府所执行的是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审批的预算。)；三是人大的预算权内容不详；四是人大缺乏审议年度预算报告的能力（主要是代表专业能力不足，审议流于形式；专门机构的工作不力）；五是决算制度不健全（朱孔武，2006）。由于上述原因，加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横向财政分权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刘文华，2002），立法机关对财政预算监督实际上长期处于监督无力，监督失效，甚至监督缺失的状态，各级行政机关（政府）的财政权力得不到有力的制约，现实中的财政秩序极为混乱，财政危机不可避免，大量乡村债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与财政分权相联系的预算监督失效应该是乡村债务沉重的根本原因。（3）“税”“费”征缴失范。如果说财政分权（包括中央与地方的纵向财政分权和人大与政府的横向财政分权）失衡、失效是导致乡村债务的根本原因，那么，在财政分权失衡、失效的既定前提下，乡村政府和组织对农民税费的征缴失范，则是乡村债务形成的直接原因。自古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在与中央政府的纵向分配博弈中处于劣势，为了生存，地方政府就只能另想办法。有限的制度内税收对于人员不断膨胀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地方政府（这里说的地方政府是县乡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及村级组织）在制度内财政危机、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一般会充分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因而，在制度外寻求财力支持就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这就是税外收费。农村社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三乱”现象即由此开始泛滥。当税外收费仍然不能满足乡村财政支出的需求而乡村财政危机本身又长期得不到解决时，乡村举债现象便开始大规模、长时期、不可遏制地持续蔓延开来。2．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化解“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的解读是“财政”概念群整合乡村债务这一社会现实的重要意义之一，但绝非根本意义，其根本意义则是对乡村债务的化解，这也是宪法文本中的“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这一现实问题最重要的整合。（1）财政立宪：治理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财政监督是财政民主的表现形式。财政监督或财政民主的缺失是导致巨额乡村债务的重要原因，弥补或克服财政民主的缺失应该是治理乡村债务的一剂良药。但财政民主的缺失却并非财政民主本身所能解决。因为财政民主、财政立法等都是由财政立宪产生，要真正解决因财政民主缺失造成的乡村债务问题，只能求助于财政民主的宪法依据——财政立宪。何为财政立宪？在美国著名财政宪法学家布坎南看来，第一，要从立宪的角度说明什么样的财政体制是合理的；第二，税制是国家财政制度的核心问题；第三，以宪法的形式坚持预算平衡的原则；第四，对税收的支出要给予限制；第五，货币供给要在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按规则确定而不是随意决定（忻林，2000）。财政立宪主义产生于和我国社会制度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当然不能照搬到中国来。但这一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根据国情借鉴这一有益思想，构建以宪政为基础的公共财政体制，坚持财政立宪，以从根本上治理乡村财政危机和乡村债务。一是坚持财政民主和财政法定，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代议制机构的作用，加强对国家财政权主要是财政预算权的控制和监督。二是坚持“有限政府”，要求政府转化职能。“有限政府”是宪政制度的基本原则。在财政领域，“有限政府”是指：政府的财政职能有限（主要是公共服务）、政府的财政权能有限（以人民即纳税人的授权为条件）、政府的财政行为有限（征税等财政行为应该受法律的限制）。三是坚持“分权与制衡”的宪政原则，实现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相互之间在规范性博弈的基础上合理的财权划分。（2）预算民主：破解乡村债务的深层成因。预算民主也是财政民主的一种表述方式，但它比财政民主的表述更具体，更有针对性。何为预算民主？“预算民主就是指建立这样的一种预算制度，在该制度下，政府的收支行为都是置于人民及其代议机构的监督之下的。这种预算制度将从外部对政府预算进行政治控制，使得政府预算能够实现公共责任。”（马骏，2005）55如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镇）政府的财政权力（村级组织为财务权）能够切实地得到本级人大（村级组织则由村民大会进行财务监督）严格的财政预算监督，就可能避免1994年分税制以来全国农村巨额乡村债务现象的普遍产生，还可以防止往后类似乡村债务的财政危机现象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变相出现。（3）税收法定：走出乡村债务的价值理念。税收是国家财政的命脉。税收法定是财政法定的另一种表述，只是税收法定比财政法定更具体，是财政法定的一个方面。税费问题曾经是中国“三农”问题的中心，沉重的税费问题曾经是压在农民头上的大山。形成乡村债务的直接原因就是农民税费负担太重。而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对政府财政权力的审查和监督。政府的财政权力中，其核心权力之一就是征税权。在人大对政府财政权的监督中，首要的就是对作为核心权力之一的征税权的监督。“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在收入方面实现预算民主的最佳途径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政府的税收、收费与债务政策。同时要约束国家在收入汲取方面的权力。”而“一种能够有效地约束国家征税权力的制度就是宪政制度。”（马骏，2005）46正如布伦南等（2000）所指出的，“对统治者的控制，一直是通过对征税权的约束来实现的。”对征税权的约束，关键是制度约束，而制度约束的核心是法律制度的约束，即税收法定（包括宪法、法律、法规等）。只要人大对政府财政权的审查监督严格坚持税收法定的价值理念，各级政府机关与政府官员也自觉地用税收法定的价值观念来转变政府职能，用好财政权，广大农民群众也坚持运用税收法定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念，那么，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一定能够从乡村债务的巨大困难和障碍中走出来。
数字乡村的概念篇6
这是因为，今日之电商下乡已经不是过去开拓新产品渠道的下乡那么简单，而是肩负着重塑农村生产模式、经济结构，解决农村空心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它需要把农村的生产更高效率地和城市对接，需要把城市的生产力、思维、技术更高效率地输送到农村，这是一个双向的流动，更是一个需要集合政府、企业、村民的系统性工程。当然，和任何新理念、技术诞生会遭遇到的问题一样，电商下乡在目前的概念是宏大的，但实践中还并不完美，因为确实还有各式各样的技术性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这一通道的基础建设（如物流）、比如有关农民信贷的大数据体系，再有我国基层极为个性化和复杂的各种问题，但能够亲眼看到的是，很多东西都在一点点改变，也有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重视这些问题。
非一日之功，但指日可待。
编读飞信：
虽然京东阿里纷纷布局农村，但是好像并未见到显著成绩，农村电商的真正痛点在哪里呢？
Re：首先，今日之布局农村，其实不是京东、阿里凭借自己的能力就能完成的事儿，正如封面文章里所说，这是一个极为复杂，需要在软硬基础设施都要两手抓的系统工程；第二，农村本身也太复杂――地理太复杂，人文太复杂，复杂和个性化就不利于标准化、复制和基础设施建设；第三，任何时候改变旧有的体系都需要时间和循序渐进。一蹴而就那是暴力摧毁。
“微”往来：
【危机中的心理建设】在充斥海量信息的普惠金融中，普通投资人在投资之前需要做好心理建设，虽然我们不具备专业人士的资历和眼光，但根据自身禀赋采取合适的投资理财方法还是可以做到的。
@玖月的祭奠：如今股市大幅涨跌，股民盲目跟风，没做好合理的规划和心理建设，股市崩盘，人也跟着崩溃了！
【数字故宫萌萌哒】故宫新媒体的奇妙灵感和创新元素，都源自故宫丰富的文化资源，不仅没有背离“故宫人”文化身份，反而让故宫文化以轻松活泼的方式“飞入寻常百姓家”。
@我是猫：真是太有创意了！故宫居然也“转型”了，感觉故宫文化一下子贴近了我们的生活。
数字乡村的概念篇7
关键词:数字化成长;农村;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4-0113-04
“十二五”规划纲要确立了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吹响了我国农村向城镇化发展全面进军的冲锋号。而在当今信息时代,城镇化建设的目标定位必须将信息化作为其主体内涵,推进它的途径抉择也必须是信息化发展的路子。由此在当前我国城乡间存在严重数字鸿沟的情况下,通过数字化成长引领农村城镇化发展就成了必然的战略抉择,非如此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村在各方面相对落后的面貌。
一、当今时代城镇化的本质内涵是信息化,推进城镇化的目标是构建信息化的城镇
在以信息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大环境下,所谓城镇化就是以信息化、知识化为本质内涵的城市化。正如美国著名经济与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指出的,“信息时代引入了一种新都市形式,即信息化城市。”按照他的信息经济理论,信息时代的城市和城镇的特性应该是:其一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其二是围绕网络组织起来,其三是部分地由流动的空间组成的。他所说的这样的城市、城镇,不是以往概念上的仅以一种形式而存在,而主要表现为一个社会经济运作的信息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网络为特征的信息流动空间取代了原来的城市地域空间。由此,推进城镇化的目标,就是要构建以知识经济为内涵、围绕网络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经济结构,亦即信息化的城市结构模式。具体到当前我国农村推进城镇化的要求,就是除让一部分农民进城工作而转为大中城市的居民外,大部分农民要就地向县城或附近城镇聚集,来建设以上所说以信息化为主体支撑的,并与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相结合起来的小型化的城镇群体。例如江苏省张家港那样的城镇群体,除其结构规模小于大中城市外,其构成模式基本是按照信息化的小城市样式,以知识、数字、科技为内在支撑、围绕数字网络形式组织起来的。又如河南省新乡县的刘庄、龙泉镇和小冀镇京华社区,它们在通过数字化成长之路使农村向城镇化发展方面,做了许多积极的探索,为我国广大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二、“鸿沟”阻碍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数字化成长是跨越它的必由之路
(一)我国城乡间存在严重阻碍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的数字鸿沟
城乡数字鸿沟是指农村居民同城市居民间在拥有信息技术、信息能力和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方面存在的差距。根据国家有关信息部门在四年前的调查,我国农村信息技术综合指数仅为城市的35%,其中城市居民固定电话普及率是农村居民的162%,移动电话普及率是农村的2.5倍,城市居民家庭计算机拥有量是农村的16倍,城市网民普及率是农村网民普及率的6.5倍。这种城乡数字鸿沟,是城乡间在技术、知识、经济、社会等多层面上存在信息差异的综合反映。从技术层面看,它是信息通信技术不均衡扩散在城乡间引发的技术鸿沟;从知识层面上看,它是城乡间在获取和利用信息、知识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而表现的知识鸿沟;从经济层面看,它是城乡经济水平的不平衡在网络经济发展中所反映出的经济鸿沟,并能够导致城乡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种由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应用的差异引发的城乡在技术层面、知识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所形成的多层面的“鸿沟”,在很大程度上隔断和割裂开了城乡间的信息沟通和经济联系,显示出了乡村与城市间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存在的巨大差距及其形成差距的根本动因,严重阻碍了农村面向城镇化发展的步伐。
(二)数字化成长是农村跨越“鸿沟”、面向城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作为不同主体之间信息差异的数字鸿沟的填补、消除,必然要求通过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含量的繁衍增殖来实现,即必然要求通过数字化成长的方式来实现。而数字化作为信息化的内涵体现,实现它的技术与量能的增长又必须建立在信息化发展的基础上。这就是说,只有通过信息化发展搭建数字化成长之桥,才能够使农村得以用之来跨越城乡间的数字鸿沟而实现城镇化发展。另从信息化作为城镇化本质内涵的界定看,它也必然导致农村推进城镇化的途径抉择也只能是走信息化发展的道路。这是因为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信息化的差异,信息化的差异只能通过信息化发展的方式来消除;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这种信息差异又是造成整个城乡间一切差距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由于城乡间对信息、知识获取和利用条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的不对称,就造成了其在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以至人们的收入、消费上的巨大差距。因此,从根源上消除整个城乡差别也就必须通过信息化发展的途径。
三、推进农村数字化成长、跨越城乡数字鸿沟应采取的战略举措
(一)要把信息化发展放在整个农村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来抓
信息化发展作为数字化成长的先决条件和根本推动力,只有在它大力推进的情况下,才能够大幅度地提升整个农村经济的知识化、数字化水平,使农村从根本上快速拉近与城市之间的现代化水平差距。因而,当前必须将信息化发展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要尽最大努力、采用多方面措施尽快推进它的发展。为此而要在农村的经济建设中做到,建设其信息高速公路要更重于建设一般的公路、铁路,推进其信息化手段的运用要更重于推广机械化农器具的使用,建设其信息数据库、知识库、智能库要更重于建设粮仓、水库,开发利用其信息资源要更重于开发利用其地上地下的物质资源。
数字乡村的概念篇8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19-0023-04
1引言
乡村旅游业是出现在乡村地区的一种新型的旅游形式。据介绍，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已经达到359家，遍布内地的31个省区市，覆盖农业的各种业态。每年的三个黄金周，全国城市居民出游选择乡村旅游的比例约占70%，每个黄金周形成大约6000万人次的乡村旅游市场，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发展的经济增长点。[1]
在乡村旅游的发展中，采摘型乡村旅游业由于和农业融合度较高，成为各地农村因地制宜发展的重要产业。但是由于在采摘型乡村旅游的开展过程中，由于季节的制约，使得旅游淡旺季划分十分明显，在采摘旺季的时候游客较多，而在淡季的时候，游客则寥寥无几。采摘型乡村旅游地的这种“冷热不均、淡旺不平衡”，直接影响了乡村旅游的收益与健康发展。通过文献的查阅，发现目前国内外对于乡村旅游季节性研究的不多，尤其对于采摘型乡村旅游地规划中的季节性的研究成果较少。因此，加强采摘型乡村旅游季节性的研究，有效地解决和平衡季节性问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2理论背景
目前国内外对乡村旅游的研究成果有很多观点。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委员会（oeCD）（1994）将乡村旅游定义为：“乡村旅游是在乡村或乡村周边开展的以体验田园风味（rurality）为主要特征的旅游方式”。[2]美国学者adymilman（2009）认为：“乡村旅游是以农村为基本区域的乡土化旅游，是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不仅拘泥于农业活动，更包括了休闲、度假、体验、观光等多种活动形式的旅游。”[3]当前国内对于乡村旅游的研究成果也较多，李肇荣（2007）对乡村旅游进行比较全面地概括，指出乡村旅游是建立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对乡村农耕文化的开发，进行乡村民俗文化、乡村村落和民居文化、乡村饮食文化、乡村人文古迹的展示，从而更好的留住游客。[4]余骥（2010）将乡村旅游概括为：“将乡村作为主要活动场所，进行观光、体验、休闲度假等产品开发，将文化习俗作为重要的旅游产品对象，从而达到吸引游客目的的过程。”[5]
综合众多学者们对乡村旅游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乡村旅游指的是发生在乡村地区，以城市居民为主要目标市场，以具有乡村性的乡村自然人文景观、活动等为吸引物的一切旅游休闲活动。主要特征上具有乡村性，与区别于其他的旅游活动。基于目前存在的农村旅游、农业旅游、生态旅游等旅游界相近的高频词如何区别呢？农村，一个农字，通常寓意了居民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区域范围。可是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的乡村区域的产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居民不仅从事农业，而且从事加工业、交通运输业、矿业、商业、服务业等第二、三产业。因此，乡村旅游比农村旅游、农业旅游表述更为达意，外延也更为广泛些。如果仍用农村旅游、农业旅游来描述，会将“工业村”、“服装加工村”、“旅游村”等排除在外。
采摘型乡村旅游是一种新型的乡村旅游形式，我国对于它的研究稍显滞后，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也显欠缺，甚至尚无采摘型乡村旅游概念的相关界定，这也直接导致了各界对这一概念认知上的模糊不清。在我国，与采摘型乡村旅游相关的概念有观光采摘园、采摘农家乐等。随着采摘型乡村旅游在我国的日益发展，越来越受到城市居民的青睐，我国对于它的研究必然会越来越多。笔者认为采摘型乡村旅游必须有三大特征：一是必须发生在乡村或城郊区域，以城市居民为主要目标市场，乡土性明显。其次以乡村或城郊内的旅游资源如自然、人文景观、活动等为旅游吸引物。第三，必须以采摘活动如采摘蔬菜、水果等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新的乡村旅游活动。因此，结合我国具体实情，在此本文将采摘型乡村旅游的概念界定为：采摘型乡村旅游是指发生在乡村或城郊地区，以城市居民为主要目标市场、以采摘活动为主要内容、以乡村或城郊内的自然、人文景观、活动等为吸引物的一种新的乡村旅游活动。而与此相对应的采摘型乡村旅游地指的就是那些以城市居民为主要目标市场，以采摘活动为主要内容，以乡村或城郊内的自然、人文景观、活动等为吸引物的乡村或城郊区域。
通常用旅游月均指数来衡量旅游的季节性，ni为季节性月均指数，x为年份序号，x=l，2，…，m（m表示年数）。计算公式为：
由于在公式2－1中，将每个月都看成相等的天数，但是在实际中，由于有的月份为30天，有的月份为31天，2月为28天或29天，显然该计算方面的误差较大，为了解决误差较大的问题，本文引入乡村旅游各月日均指数的概念，来进行某一地区旅游的季节性的计算。
公式2－2中，Si为乡村旅游每个月的日均指数，通过将（公式2－1）的“月”细化到（公式2－2）的“日”来有效的减小计算中的误差。在该公式中，将各月的游客量（收入）的日平均数与全年的游客量（收入）日平均值进行相比，将Si大于1的月份定义为旅游旺季，将Si小于1且大于0.8的月份定义为旅游平季，将Si小于0.8的月份定义为淡季。
旅游季节性集中指数通常来表示旅游季节性的强度，乡村旅游季节性的集中指数类似于“方差”的计算，美国经济学家Butler经过研究，发现旅游季节性集中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在公式中，R表示旅游的季节性集中指数，Xi为一年之中每个月的游客数量或收入占全年游客数量或收入的比率。旅游季节性集中指数的数值越大，表明不同月份之间的淡旺季的差别越大，而当旅游的季节性集中指数趋向于“0”时，则处于理想的平均状态。而在现实生活中，旅游季节性集中指数无法等于“0”，也是由于大月、小月、平月、闰月天数不同所决定的。为了有效消除计算误差，使得公式具有可操作性，有必要对公式2－3进行完善，得出以下公式：
在公式2－4中，，R’为完善后乡村旅游季节性集中指数，D为天数，mi为第i月日均旅游数量或旅游收入。
3研究设计
3.1福建省乡村旅游概况
福建的乡村，让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福建省乡村旅游资源类型较为丰富，体现出数量多、类别多的特点。笔者对相似功能的类型进行合并同类项，最后将福建省乡村旅游资源归纳为采摘娱乐、古村名镇、森林人家、民俗风情、水乡渔村、休闲度假等6种类型（如表3.1所示）。
3.2福建省采摘型乡村旅游各月日均指数
由于当前对于“乡村”旅游与“普通”旅游没有严格的界定，导致在相关数据的统计客串上，关于福建省“乡村”旅游的相关资料较少，为了更好的探析福建省采摘型乡村旅游的各月均指数，笔者通过与省旅游局、统计局、各大旅行社取得联系，将福建省采摘型乡村旅游研究的对象聚焦在“厦门同安竹坝农场、厦门同安云洋丽田园农家乐、厦门莲花葡萄园、漳州长泰后坊村桃李采摘园、漳州平和柚海布达拉宫、漳州漳浦蜜原生态农场、漳州长泰福友生态农场、漳州长泰格林美提子观光园、漳州龙海浮宫镇高超果蔬观光园、泉州玖玖天诚葡萄园、泉州泉港绿笛山庄、泉州晋江恒山农庄、泉州惠安在水一方·鼎模农场、泉州泉港红星生态园、闽侯棋盘寨、闽侯白沙湾生态农庄、闽侯龙台山生态园、闽清丰达农业生态园、连江六福村生态农业园、永泰千江月休闲农场、长乐九龙山庄、马尾绿丰农业休闲观光园、南山脐橙基地、龙岩市上杭县才溪镇福如农庄、上杭五龙农家乐、三明三元月亮湾山庄、将乐禄丰农业观光园、宁德蕉城上金贝村、宁德六都草莓园、福安溪塔葡萄沟”等30个与“采摘”活动有关的且相关统计数据较为完整的“乡村旅游示范点”上。
在数据调研上我充分发动了我的学生们和同事们。毕业和没毕业的学生多次往返于各自家乡的采摘型乡村旅游目的地和景区负责人周旋，为论文收集数据。还有不少在旅行社工作的学生利用自己在旅行社的人脉关系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素材。通过微观研究来反映整个福建省采摘型乡村旅游季节性特征，对“福建省2009年－2013年采摘型乡村旅游的游客流量（旅游收入）各月日均指数进行计算，利用公式2－2，计算过程如下：
从《表3.2福建省采摘型乡村旅游2009年－2013年游客流量各月日均指数》和《表3.3福建省采摘型乡村旅游2009年－2013年旅游收入各月日均指数》可以计算出福建省采摘型乡村旅游2009年－2013年旅游游客流量及收入时间分布图（如图3.1所示）。从福建省采摘型乡村旅游2009年－2013年游客流量各月日均指数计算结果来看，Si>1的月份为3月、5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从福建省采摘型乡村旅游2009年－2013年旅游总收入各月日均指数计算结果来看，Si>1的月份为3月、5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因此，根据淡旺季划分标准，福建省采摘型乡村旅游旺季大体可以划分为每年的3月、5月、10月，淡季为每年的1月、4月，其余月份基本为平月。从旅游总收入来看，曲线与客流量时间分布曲线变化规律类似。
对比全省的乡村旅游流量及游客的时间分布，福建省采摘型乡村旅游2009年－2013年旅游游客流量及收入时间分布与全省的情况大体上较为相似，唯一不同的是从全省旅游角度看，3月为淡季，但是从采摘型乡村旅游来看，由于3月正值初春，为采摘旅游的开展带来了先天性条件，因此3月也是季节性旅游的旺季。福建省采摘型乡村旅游2009年－2013年旅游游客流量及收入时间分布呈现出“m”型上升的趋势，尤其以“三月初春采摘”、“五一、十一”假期为代表的旺季分布，旅游流量激增。主要特征是以3月、5月、10月为“峰”，以1月、4月为“谷”的“m型”季节性特点。
3.3福建省采摘型乡村旅游季节性集中指数
根据公式2-4，对2009年－2013年福建省采摘型乡村旅游人数客流量与旅游总收入的季节性集中指数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如表3－4所示：
从《图3.2福建省采摘型乡村旅游2009－2013年流量与总收入季节性集中指数》可以看出，2009年－2013年福建省采摘型乡村旅游流量的季节性集中指数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说明福建省游客流量的季节性在一定程度上不断的增强。对于福建省采摘型乡村旅游来说，游客流量与旅游总收入的季节性集中指数相互同步。
4结论与讨论
本文探讨了福建省采摘型乡村旅游的季节性特征，得出：2009年－2013年旅游游客流量及收入时间分布主要呈现出：以3月、5月、10月为“峰”，以1月、4月为“谷”的“m”型季节性特点，而且福建省游客流量的季节性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因此，相对于全省的季节性不断改善，如何进一步消除采摘型乡村旅游的季节差异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本文的样本有限，在福建省采摘型乡村旅游目的地季节性的研究过程中，仅以30个采摘型乡村旅游目的地作为研究样本，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对于“采摘型乡村旅游”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缓解采摘型乡村旅游目的地季节性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与时偕行、与时消息”，做好福建省采摘型乡村旅游目的地的规划布局，并积极与省外进行大旅游环线的构建，实现乡村旅游的差异化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2014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北京：国家旅游局，2015-01
[2]thomasLiekon.DomestictourisminKenya.Houston：BantamBooks，1994.167~168
[3]adymilman.aFeminineapproachtoSeasonaltourism.pari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9.332
[4]李肇荣，郑宇飞.旅游产业规划理论体系及实证分析.商业时代，2007，11（03）：30~31
[5]余骥.发展城郊型乡村旅游.天津市经理学院学报，2010，23（02）：15~16
基金项目：本研究受2014年福建省教育厅a类社科项目（JaS14467）资助。
作者简介：林琴玉（1978-），女，福建福安人硕士在读，副教授，研究方向：旅游文化与区域旅游发展战略。吴光玲（1962-）男，宁德市委党校副教授，研究方向：经济地理与乡村旅游。张??敏（1984-）男，硕士研究生，宁德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乡村旅游旅游文化。
数字乡村的概念篇9
“农转非”释义
“农转非”这一概念生产于计划经济时期。1977年11月1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决定》，该文件强调要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从农村迁往市、镇（含矿区、林区等，下同），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以及从其他城市迁往北京、天津、上海三市的，要严格控制。从一般农村迁往市郊、镇郊农村或国营农场、蔬菜队、经济作物区的，应适当控制。”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农转非”的概念，但是文件中并没有为“农转非”这一概念给出一个确切的、可依据的原始界定。那么怎么理解“农转非”呢？从字面上看，“农”就是农业户口，“非”就是非农业户口，“农转非”就是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非农业户口作为农业户口的对应面，城市作为农村的对应面，那么非农业户口就等同于城市户口吗？
显然不是这样的，通观“农转非”的历史，非农业户口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概念。改革开放之初，户籍制度同粮油政策挂钩，此时的非农业户口被称为“吃国库粮的”或者“吃商品粮的”。随着粮油价格制度的调整和户籍管理上的变化，又出现了“自理口粮户口”“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小城镇户口”等等不同的非农业户口。
“农转非”产生的历史背景
1951年7月16日，公安部制定并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建国后最早的一个户籍法规，从而基本统一了全国城市的户口登记制度。1953年，在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基础上，大部分农村建立起了户口登记制度。1955年6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全国城市、集镇、乡村都要建立户口登记制度，开始统一全国城乡的户口登记工作。1956年、195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国家连续颁发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类型。
但是这一政策的执行，受到当时实行的职工精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下放干部到农村进行基层锻炼等各项政策的影响，造成城市人口向农村流动。同时当时积极发展重工业，城市劳动力一时不足，大量的农村人口为了工作机会涌入城市。城市农村都承受巨大的人口增容压力，人口流动十分混乱。针对当时情况，1959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的通知》、《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进一步加强农村人口流动的管理。
到“”十年中，我国的法律、制度都遭到了严重的冲击。户籍制度也不例外的受到重创，有些省市和地区的户籍材料长期无人管理。同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方面是大批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工人干部等城市人口迁移到农村；一方面是大量的农村人口为改善生活而涌入城市，户籍状况异常混乱。1958年至1976年的近二十年间，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但显现弊端，同时跨越的发展战略失误以及政治运动频繁，造成户籍管理的非常态，也造成了默认城乡、地区、大小城市之间隔绝的户籍制度的既成事实。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经济建设。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及经营方式的多元与转变，打破了1958年至1977年凝固不动的户籍状况，劳动力流动起来。不甘于生活贫困的农民开始寻找新的机会改变自己的生活，于是有着大量劳动机会的城市，成为他们不二的选择，农民们为了更好的在城市生活，想方设法地要把自己的农业户口转变成非农业户口。这就是“农转非”出现的历史背景。
“农转非”的作用与影响
在讨论“农转非”这样一种特殊政策的作用与影响时，我们应当是在明了它出现的历史背景的情况下，从时展的角度，看待这样一个饱受争议的特殊词语。实行“农转非”的限制政策，在制定初期，是一个无奈但是迫于发展形势的选择。
应当说，限制农村人口迁往城市的政策，在建国初期不失是一种治理一个规模巨大、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的新兴国家的有效措施，至少在当时成功解决了城市与乡村出现的多种社会问题，维护了城乡合理秩序，促进城乡发展。具体的说，在对减轻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城市面临的就业压力，保障工业化优先发展，维护农村社会安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当时的短缺经济时代，如果不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恐怕无法保证城市正常的秩序，各种物质的供给势必严重不足，势必影响到新政权的巩固问题。此外，在保障优先发展重工业，进行必要的原始积累上发挥了极大作用。通过这样城乡分立的户籍制度，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把能够享受到低价农产品（及当时实行的粮油副食品供给制或凭票制）的城市人口降到最低，以便降低工业成本，降低城市物资供应压力，进而在制度安排上保障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实施。
这个时期内，虽然执行这样的户口迁移转换限制政策，但并不是禁止户口的迁移转换。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有为特定人员、特定情况进行的农转非工作，这种人事系统的农转非工作共分为两种类型。（一）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农转非，指乡镇公务员、工勤人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事业单位艰苦岗位人员农转非及按系统开展的各种专项农转非。（二）党政机关公务员家属及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家属农转非。
公安部在《关于认真贯彻的意见》中，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批准从农村迁入市镇和转为非农业人口的职工家属人数，不得超过非农业人口的1.5‰”。“农转非指标”这个当时极度热捧的概念也出现了，这个概念的出现，意味着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出现了松动，但始料未及的消极结果也出现了。这个指标一方面给予户口一定的价值，因城乡之间不同的福利政策、户口迁移的严格限制以及由村到城极为困难的迁移方式，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农业、非农业户口的等级意识。同时，这样一个指标的提出，变相扩大了自由裁量的权利，变成滋生权钱交易、政治腐败的温床。
有鉴于逐渐显现的不利影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的对农民进入城镇落户，转变户口性质作出了必要的调整和改革。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那些长期在集镇务工、经商、有固定职业和住所的农民，在自理口粮的情况下迁入集镇落户。1985年7月，公安部出台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暂行规定》，确认公民在非户籍所在地长期居住的合法性。1993年底国务院政令，自1993年1月1日，全国范围终止粮票流通，开放粮油市场价格，户口不再关系到粮油副食品的供给。自1997年起，户口的迁移转变限制逐渐放宽，2001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规定，对办理小城镇常住户口人员，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这一方面意味着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开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最初的“农转非”政策的基本结束。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农业户口对农民的吸引力逐渐降低，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对落户的限制不断放松，例如1993年浙江温州开始实施“绿卡制度”；1993年上海开始实行“蓝印户口”；2001年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成为第一个全面开放市区户口准入限制的省会城市；2003年河北省不再区分农业、非农业户口；2004年之后，全国各省基本不再区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户籍转换进一步放宽。另一方面是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的颁布，如：取消农业税、实行粮农补贴、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家电农机汽车“三下乡”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等，使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好，收入提高，福利提高，压力降低。
新“农转非”
数字乡村的概念篇10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
一、智慧城市建设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继上世纪“数字化生存”、“数字时代”和“数字地球”等项目提出后，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iBm了《智慧地球：下一代领导人议程》主题报告，提出“智慧的地球”这一理念，以振兴产业、应对危机。2009年2月，iBm公司在北京召开的年度论坛上，又提出了“智慧的城市在中国突破”的战略，并相继与十余个省市签署了智慧城市共建协议，自此开始“智慧地球”、“智慧城市”等新概念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甚至得到热切追捧。通过分析“智慧城市”概念提出的背景和过程，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三个建设“智慧城市”的理由。
第一，工业化以来的产业发展又一次遇到瓶颈。尽管新工业革命提出用“信息化浪潮”来谋得突破和变革，但作为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核心国家之一，美国当年认为制造业是“夕阳产业”，因此放弃了制造业，片面发展服务业，使得其经济增速放缓，让日本和东亚、欧洲赶上。而在新世纪后的产业发展中，世界经济还是围绕“以城市为中心”的思路，重点发展以房地产业和交通业为核心的产业，从而引起世界金融泡沫和经济危机。因此，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提出“智慧城市”这一新概念，从而引申新的产业道路。
第二，服务于经济发展的人类科技发展已经在“能源技术”、“材料技术”、“信息技术”三大技术基础领域中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政府、企业和公民的交互方式，提高了交互的明确性、灵活性和响应速度。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能源与材料的稀缺以及信息污染的难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越演越烈。因此，科学技术必须运用新的智慧解决其发展方向问题。
第三，世界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治理普遍遇到不可持续的难题：如安全问题、利益分配问题、节能问题、污染问题、就业问题、服务问题、效率问题等。而城市管理层的服务和治理能力也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复杂环境，几乎难以继续其功能，甚至出现“城市破产”等现象。所以在城市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希望能智慧地感知、分析、集成、应对城市在行使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职能。
以上三部分都源自于发展“智慧城市”的根本需求，但这些问题存在的更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就是长期以来的技术发展、产业发展和城市发展都缺少智慧，割裂了生态的、系统的联系，缺少长远的、科学的、生态的规划和智能生成与发展系统。
二、必须在城乡发展一体化下规划智慧城市建设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世界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又互相转化的。因而只考虑加强城市发展而不考虑城乡协调一体化发展必然是要走“先发展，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这样做出的顶层设计也是片面和不可持续的。当前智慧城市建设中出现的混乱局面和举步艰难的状况就有这个原因。党的十提出了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办法，即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把城市建设定位为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这就为全面系统地规划“智慧城市”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在城乡一体化这一大背景下进行整体规划，重视和理解城乡一体、城乡互补、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前提。
第一，城市的工业生产原料、能源主要来自农村。其别是与人民生活关系最密切的轻工业的原料都是来自农林牧生产的可循环资源。
第二，城市市民的生活资料主要来自农村。如吃的食品、水产、素菜、水果、粮食，用的木材、手工艺品、花卉等。
第三，农村是工业和信息产品的主要市场。农业要产业化、机械化、良种化、生态化，农民要穿用出行。
第四，目前我国农村和城市几乎是处处互补的。城市污染重，农村污染轻；城市交通差，农村通行畅；城市土地紧张，农村土地富余；城市绿地少，农村绿地多；城市消耗大，农村消耗小；城市文化发达，农村文化较匮乏。
所以智慧城市建设应该从城乡一体规划出发，走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相互融合的一条有效途径，不仅要服务于城市居民，也应该能够服务于城镇和农村居民。把推进综合协调机制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之一，首先就要把如何推进综合协调城市及其周边农村的一体化建设作为重点。
这个一体化必须包括城市规模与其周边农村的资源提供能力相协调，应与周边农村环境可改善和可持续改善能力相协调，应与其本身和周边劳动力再生产相协调。该城市的产业规划必须与其传统产业优势和周边可循环资源的供应相协调，应该与其传统优秀文化和周边自然增长物资和文化需求相协调，应该与城市和农村的长久安全相协调，应该与能源最省相协调，应该与材料生态循环使用相协调。
三、加快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智慧要求
1.基本理念的再认识
智慧城市首先必须不断准确和深刻认识什么是智慧。智慧不是一般的知识，也不是简单的智能的组合；智慧不是存在于单个人脑的知识集合，也不是某一种专业，一种文化的结晶。智慧是人类文化动态发展的生命力，是复杂网络自主发展的生态力。从人类开始逐步深刻认识到信息资源以来，人类科技和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下图的发展路线图：
根据目前对智慧科学的认识，它必须基于信息科学、知识科学和学习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顺利有效地发展。近年来，虽然知识和学习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许多领域的发展应用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要在更大的智慧前提下应用发展，还有待认识的深化和支撑科学技术的发展。
对“智慧城市”的概念和实际含义可能多数人认为是没有认识异议，不需要再认识的。而实际上，正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一度把“城市化”等同于是工业化的必然支撑和途径，致使对城市的认识走向异化，使得“城市化”过度，让现代化建设走向不可持续的绝境。其实，城市早在工业革命前就诞生，它只是因商品交换和文化交流而产生的一种综合体。一些交易集市、手工业作坊、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集中在固定的建筑群区内进行，就形成了城镇。所以，城镇从一开始就是自然产生的、生态的、与乡村一体发展的。
2.基本系统的再构建
一般从技术角度出发来看待智慧城市建设，往往把这项工作仅看成是技术应用、技术领域的事。其实，现代任何一样复杂事物的解决都必须在三个层面同时发展结合才能奏效。这三个层面就是：理念、关系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因此，智慧城市不仅是信息技术在城市管理方面的最新实践，更应被视为城市治理理念的最新突破。技术进步只是实现智慧城市你的一个重要前提，例如，物联网技术解决智能终端和互联问题，这只是智慧化的条件之一，不是结果。智慧城市的活力在于能根据先验知识和现实动态问题自动生成新的知识，发展出新智慧的系统结构和机制，并将其用在智慧经济、智慧公民、智慧治理、智慧移动、智慧环境、智慧生活等各个方面。
智慧城市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不仅要考虑城市信息化水平、综合竞争力、绿色低碳、人文科技等方面因素，更重要的还是将其智慧生成和发展的软系统方法论，生态模型的建构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程度等方面纳入参考评价。除此之外，该如何解决现有城市病包括城市用地不断扩大、城市人口高度密集、社会文化渐趋世俗化等引起的各领域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程度如何？这些都该被纳入智慧城市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