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篇1
关键词：新常态；经济；发展；转型
一、走进新常态何谓新常态
“新常态”这一概念最早是2009年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提出来的，其中主要的特点是：低增长、高失业将长期持续；企业利润缩减、资本回报率将降低。而实际上，“新常态”不仅表现在欧美经济中，中国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十年后的高增长之后，2003年～2007年，我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是新常态下经济规律自我作用的结果，也是各种资源和环境约束所决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首次站在决策者的角度，以“新常态”来描述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经济战略的高度。其实，从经济上看，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步入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的“新常态”。
二、回顾过去经济的“过去式”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人均水平和在世界上的地位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当时间停止在1952年和1978年，中国人均GDp按当时汇率计算，分别只有36美元和220美元，各自只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1.6%和2.1%。而到了2008年，人均GDp合3260美元，是美国的7.2%。中国已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及国家统计局数据）。
那么，中国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具体表现为为：
1.工业化和城市化：大规模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不仅创造了供给，也提供了持续扩张的有效需求，引领经济迅速发展；使生产要素从传统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的结构变迁，加快了经济增长。
2.劳动力与人力资本：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和低工资水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导致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
3.基础设施条件和宏观经济稳定：中国在改革期间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幅度很大，有效消除了经济发展的瓶颈，从宏观层面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4.合理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好的政治体制：建立了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提高了经济效率；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扩大了资本投入和提高了技术和管理水平。
三、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环境分析
自从提出的“新常态”重大战略决策后，我们也发现了其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经济正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新常态下经济环境特点主要表现为：
1.定位产业结构升级。在新常态下，要素投入和能耗污染较少的服务业就较容易脱颖而出，产业结构也不断优化。经济发展从低产的农业中走出来，到高产出的工业和第三产业。
2.强调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是数量型的增长，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而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将更加注重创新，由外生转为内生，立足于自主创新，依靠原始创新和引进技术的再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
3.出口和投资增速放缓，更加注重国内市场。需求结构不断优化，城镇化加速，城乡区域结构更加科学，收入分配结构不断优化。
4.政府宏观调控基调以微调为主，发挥市场调控的作用。不因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强刺激政策，在经济运行合理区间内政府不加干预，着眼于经济中长期发展，通过促改革、调结构和惠民生激发市场活力。
四、新常态下的机遇与挑战
1.经济压力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经济的增长都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但是在新常态下，在由于受资源和环境等因素的双重约束，企业生产成本连年大幅攀升，相当部分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
我国中小企业普遍以劳动密集为典型特征，技术水平不高，两极分化突出。但若不能再提高技术水平上下功夫，找到和培育核心技术，拥有自身的知识产权和品牌，就只能始终停留在产业链的低端，在新常态下，中小企业首当其冲，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故如何在产业升级换代中树立自身独特的优势，对新常态下的中小型企业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
2.潜在机遇
（1）消费升级的新机遇。在新常态下，人们消费水平正在由生存型消费转向享受型、发展性消费，信息、休闲旅游、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的消费比重也大幅上升。此外，消费的形式也更多地从“线下”走到“线上”，这种消费升级给行业、企业带来重大机遇。
（2）科技创新的新机遇。经历了过去30多年的发展转型，我国科技发展在一些重要领域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领域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转变，到了完全可以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崭新时期。
（3）产业升级迎来新机遇。在新常态的经济发展状况下迎来了我国产业升级和加快提速的新时期，产业的加快升级也使得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的提高，各企业面临新的“洗牌”机遇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这些机遇都在提醒我们中国企业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改革是硬道理，继续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无法再立足，企业更多地需要建立起自身独特的发展优势，拥有自身的核心技术，选好创业的方向，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源集约型进行蜕变，才能处于不败之地。
五、新常态下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
在新常态的发展模式下，固步自封只会导致整个企业的衰退和淘汰，改革升级和发展才是硬道理。下面以阿里上市为例谈谈企业如何通过“走出去”战略实现上述商业机遇。
由马云一手缔造的阿里巴巴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集团，也就是在阿里迅速发展的同时，它也在2014年9月19日迎来了全新的开始，阿里巴巴公司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上市，每股从68美元发行价涨到收盘价的93.89美元，上涨约38%，市值达到2314亿美元，超越了国内一个中等省份全年的GDp。阿里美国的成功上市无疑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好见证。
阿里成功的原因，首先，不可否认的是，阿里的模式与中国的国情相符合，阿里是一个商业平台，其活跃买家有2.3亿，卖家有800万，物品丰富齐全，价格便宜，小到几块钱的东西也能送货上门，而这背后就在于中国密集型的劳动力供应，从另一方面又促进了快递物流业的迅速发展。而淘宝小店如蚂蚁般遍布各地，即迎合了大众的消费需求，也满足了人口的就业需要。而中国实体零售业较为落后，商品流通环节过多，效率不高，价格远高于网购，也给了阿里这样的商家难得的机会。
此外，阿里的成功模式，更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创新，很多人觉得中国人不能创新，只会“中国制造”，而阿里就了这样一个关于“中国人不能创新”的思想。阿里集团的创新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庶民的胜利”，在淘宝网上集结的更多的是平民的力量，无门槛无区域限制的一种开店模式，也使很多年轻人找到了创业、就业的平台。
究其根本，以阿里的成功为代表，基于“新常态”这样一个背景下，以互联网为载体，集结群众的力量，表面山，这是马云的一种运气，但却更多的透露出在新常态、新挑战、新机遇中，把握增长、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的能力。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中文版）安格斯・麦迪森，2008，上海人民出版社
[2]《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3]《浙江日报》
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篇2
关键词中国；绿色经济；新探索；总体思路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4-0011-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4.004
发展绿色经济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相对于工业革命以来几个世纪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总是以大量占有、利用和浪费自然资源，进而破坏和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三者的不可持续。绿色经济模式则是使人类在生态、资源和环境系统的承受力、承载力许可的范围内维持经济系统的运行，既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保证生态、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维持。20多年来中国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一直致力于发展绿色经济的探索，展望未来，中国需要进行发展绿色经济的新探索，本文试图构建这一新探索的总体思路。
1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全球背景
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新探索首先是基于当今世界各国都在进行发展绿色经济探索这一全球背景。
发展绿色经济的理念是从人们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环境污染的关注开始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学者们就开始研究人类发展的足迹对环境的影响。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指出人类的许多活动不仅危及了许多生物的生存，而且正在危害人类自己的生存。1972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2]报告，分析了世界人口、工业发展、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五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关注环境及其污染的背景下，传统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转型的必然要求，人们把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经济形态概括为绿色经济。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绿色经济概念的是1989年经济学家皮尔斯出版的《绿色经济蓝图》[3]，主张使经济发展在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可承受的条件下进行。
学术界对绿色经济的关注和研究使绿色经济问题上升为国际事务。国际事务中，关于发展绿色经济的议题首先是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07年在联合国巴厘岛气候会议上提出的，之后，“绿色经济”便频频出现在众多国际会议的议题之中。2008年10月2日，联合国环境署（Unep）召开了《绿色经济行动倡议》（Greeneconomyinitiative）项目启动会和《全球绿色新政》（GlobalGreennewDeal）专家会议，发出“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倡议。2009年联合国环境署国家环境部长会议上正式提出绿色经济倡议，同年4月初又了《全球绿色新政政策概要》的报告，呼吁各国领导人实行绿色新政，实施绿色经济发展战略。2012年6月20-22日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主题是：①绿色经济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的作用；②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框架。
尽管发展绿色经济受到国际事务的关注和重视，但究竟如何发展绿色经济仍然受制于全球“南北问题”这一大框架。要不要、如何发展绿色经济和世界各国在发展绿色经济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等问题仍然长期取决于“南北问题”大框架中的“南北对话”和“南北合作”的进程和成就。主要内容有：①发展绿色经济对资金、技术、能力等方面相比于传统经济的要求更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金、技术、能力远远没有达到发展绿色经济的最低要求，甚至发展传统经济也很难，因此，国际社会应当在发展绿色经济方面加强南北合作，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提升这些国家的能力。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绿色经济是艰巨而复杂的长期过程：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既面临消除贫困、调整经济结构的重任，又受到能源、资源和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多重发展目标使这些国家向绿色经济转型的任务更加艰巨。③发展绿色经济必须以消除贫困为战略目标：当今全球的贫困现象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事关发展中国家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以消除贫困为目标，以发展绿色经济为手段，是提升全人类福祉的重要体现。④需要优化发展中国家发展绿色经济的国际环境：国际社会应当反对发达国家以发展绿色经济为理由实施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设置名目繁多的贸易壁垒，或者将发展绿色经济作为发达国家对外援助、技术转让的先决条件。⑤发达国家推动全球绿色经济发展应当着力两个方面：一方面，改变自己国家内部那些不可持续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走绿色发展道路，为发展中国家做出表率和示范。另一方面，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绿色经济，包括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培养能力、扩大市场准入，国际社会还应当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发关于绿色经济的教育课程和职业培训，减少和补偿发展中国家在向绿色经济转型中所付出的社会代价。
上述全球背景规定了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必然性和必须积极探索绿色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
2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既有探索
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既是基于上述的全球背景，也是基于过去几十年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既有探索。这一探索是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进行的。
在我国的学术界，早在2001年，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会长刘思华就在《绿色经济论》[4]一书中界定了绿色经济概念，“绿色经济是可持续经济的实现形态和形象概括。它的本质是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北京工商大学季铸教授在中国四川遂宁帮助地方政府完成了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发展的历史转变。2010年11月20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环境资源管理监督机构授予四川遂宁全球首个“绿色经济示范城市”称号。
在政府层面，出台了相关政策：1990年农业部专门召开绿色食品工作会议，推出绿色食品工程，批准命名了271项128种绿色食品。1996年我国开始实施一项为期15年的《跨世纪绿色工程计划》。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了中国第一份经过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报告《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指出由于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3.05%，加入治理环境污染应该投入的虚拟成本，当年的GDp要再增加消耗1.8%。2009年6月17日，国务院常务委员会议明确提出，“做好节能减排工作，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这是我国政府首次把发展绿色经济纳入国务院日常工作。2009年9月22日总书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指出：“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2012年6月份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我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还准备了16份《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民间组织版）》，派出高级别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和16家民间组织代表团参会、参展，组织论坛、边会、技术交流等一系列活动。进行的实验有：我国政府从1986年就开始了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创建和示范，截止2011年底，已经建立了131家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其中遴选出13家国家可持续发展先进示范区。
上述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既有探索既为未来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未来中国发展绿色经济需要新探索，而新探索需要全面分析所面临的主客观条件。
3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主客观条件
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客观条件是当代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国情，主观条件是未来中国的发展仍然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3.1当代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国情
发展绿色经济的实质是在工业革命以来几个世纪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基础上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做出这一判断的根据之一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采用的经济发展方式及其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是举世瞩目的，然而，我国在取得巨大经济和社会建设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资源和生态方面的代价。其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我国采用了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以牺牲生态、资源和环境为代价，以牺牲劳动者的健康和幸福甚至生命为代价，以劳动力低成本为优势，以低科技含量的简单加工制造为主导产业，推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制造工厂”。
鉴于此，为了逐步减少这些代价和避免这些代价的继续蔓延，在未来的30多年，我国必须在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资源利用率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此需要我国在未来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以下“两个确保”。
3.1.1确保生态、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
目前，我国则既有环境破坏也有环境污染并且已经十分严重。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白皮书说，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集中出现，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仅以2004年为例，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另外，国家环保总局《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关于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估值是10%，而世界银行则是13%。由上可见，如果不尽快转型经济发展方式，未来中国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将面临严峻挑战。
展望未来30多年，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相对短缺、环境容量不足，已经成为我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严峻难题，是我国党和国家不得不面对的和必须加以妥善解决的问题。因此生态修复和维护、减少资源浪费和提高资源利用率、保护生态环境，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我国未来30多年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3.1.2确保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过去30多年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表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是与可持续发展理念背道而驰的，因此，未来30多年我国已经不能再延续过去30多年那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保持未来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然的战略选择。正如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5]党的十报告进一步明确规定：“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6]11
我们认为，顺应未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客观要求，在生态、资源和环境系统的承受力、承载力许可的范围内维持经济系统的运行，既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保证生态、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维持，更保证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顺利推进，取代过去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只能是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3.2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及其决策仍然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1980年邓小平首次提出的，1987年中共13大报告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概括为“党的基本路线”（简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7]371。2007年党的17大政治报告重申“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8]。2012年党的18大政治报告再次重申了和丰富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必须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6]16。由上可见，未来中国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一问题从主观上直接决定着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总体思路，因此必须在此详加阐述。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表明正是因为我国一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使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在既有成功和成就基础上，未来近70年，我国如何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呢？我们认为，未来近70年在如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问题上必将面临着新的发展环境、新的发展任务，与之相应，“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任务、方法、路径也将发生根本的改变。因此，只有统观“党的基本路线”100年时段内的客观进程和规律，全面把握其中的阶段性，才能更加明晰这100年时段内不同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不同的内容、任务、方法、路径，以便于我们在未来近70年不同的阶段更加科学、更加实际地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确保我国的长治久安，确保我国的持续发展。为了统观“党的基本路线”100年时段内的客观进程和规律，为了明确100年时段内不同时期“党的基本路线”不同的内容、任务、方法、路径，为了更好地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我们认为必须把“党的基本路线”100年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过去30多年、未来30多年和下一个未来30多年）。其理由是：
3.2.1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客观发展进程划分成不同阶段的开创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
从1979年开始邓小平同志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一直到1987年他明确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7]226。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目标早已提前实现了，但邓小平同志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现代化进程划分成不同阶段的思维方法（方法论）仍然是我们今天分析我国改革开放整个发展进程的科学方法论。
运用邓小平同志划分阶段的方法论，总结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我国经历的发展道路及其经验，展望未来近70年尤其是未来30多年即将经历的发展道路，用100年的大思维视野科学地把我国整个现代化进程划分成三个阶段，是对这100年发展进程中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相应地把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的具体实践划分成三个阶段，也能够使我们党和国家在不同的阶段制定出正确的发展战略和系统政策。由上可见，把“党的基本路线”划分三个阶段不仅具有客观性，而且具有及时性、迫切性、有效性、前瞻性、必需性，即科学性，符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3.2.2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展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建国以来60多年的发展进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30年。一是建国后的近30年（严格地说是28年），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由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党的基本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结果导致我国建国以来28年经济发展上的迟滞最终接近崩溃的边缘。这一历史事实和经验教训深刻地表明，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和成就大小；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从而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由上不难看出，我国建国以来的60多年发展进程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这种阶段性与“党的基本路线”的转变紧密相关，前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后者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3.2.3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但这一百年的时段必须根据我国发展的客观进程进行必要的细分。我们把这一百年的时段分为“三个30多年”的客观根据首先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成就。大致情况如下：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改革开放初不足18%到2010年的51%，标志着我国已经从农村社会迈向城市社会；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现代交通体系，铁路（尤其是高铁）、公路（尤其是高速公路）、航空、航运、城市交通（尤其是地铁）等超常规和跨越式发展；全国性的输电输油气等网络骨架基本形成；高速信息网络系统全面铺成；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工业体系日益完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目前，我国99%以上的商品供求和价格由市场调节，已经形成了商品、资金、技术、房地产、外汇等等市场体系。在上述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所取得巨大经济成就基础上，我国的社会建设也日新月异。既解决了13亿中国人吃饱肚子的难题，更显著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降到了2010年3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9年的41.0%，绝对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初的25000万人减少到2010年的2688万人；国家财政支出从过去仅仅满足吃饭和经济建设逐步向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城市交通等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领域倾斜；建立了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居民保障体系，基本消除了城镇零就业家庭；免除了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给予农民在种粮、购买农机具和购买良种方面的补贴；建立了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开始试点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了针对城市学龄前儿童、学生、无单位人员等等的医疗保险体系；科学技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当初的50年左右缩小到今天的10年左右，相当多的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甚至在国际上领先。
上述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巨大成就表明，党的基本路线100年时段内已经基本完成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急需解决的诸多问题。我们认为，这些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既为未来30多年我国的发展创造了雄厚物质基础，也意味着未来30多年我国发展过程无需解决这些问题了，同样表明未来30多年我国的发展将要解决面临着的许多新问题，因此，仅仅是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时段内走完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
在现代化进程第一步所取得成就基础上，“党的基本路线”100年时段内剩下的近70年还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即未来30多年和下一个30多年。我们把这一近70年的时段划分为“两个30多年”的目的是使我们的分析能够更加贴近我们眼前的未来，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放眼更长远的未来。在未来的30多年，我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必将急需解决生态、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中过去遗留下来的和新时代即将新出现的各种问题，表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进入第二步，与之相应，形成了“党的基本路线”第二阶段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内容、任务、方法、路径。
3.2.4“党的基本路线”第二阶段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内容、任务、方法、路径需要一个更加明晰、更加准确的概括
我们认为，这个概括应当是：从过去30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未来30多年的“以绿色经济建设为中心”。其理由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客观实践表明，我们党和国家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了国力不强、经济发展不足、人民吃饱肚子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意味着我国现代化进程阶段性任务的完成，即我国现代化进程走完了第一阶段。未来30多年，我们必须继续沿着“党的基本路线”指引的方向前进，“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但“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并不意味着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成功做法和经验的墨守成规，反而应当根据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递进规律，根据新的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找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就是“党的基本路线”第二阶段的内容、任务、方法、路径。在第二阶段，基于当代中国的国情，我们认为应当统筹考虑生态、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统筹考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统筹考虑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在“三个统筹”基础上，更加科学地赋予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第二阶段的内容、任务、方法、路径的丰富内容，与之相应，我们主张“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的表述也应当更加明晰、更加准确，从过去30多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未来30多年的“以绿色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一次理论尝试，这样可以全面概括这一阶段我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基本任务，进而从主观上规定了未来30多年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基本路径。
4构建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总体思路
本文已经全面分析了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全球背景、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既有探索和主客观条件，那么，到底如何构建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总体思路？我认为，必须按照绿色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演化的程序和路径进行科学的构建。所谓绿色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蕴藏在经济系统中，更蕴藏在自然圈、生态圈、经济圈、社会圈所组成的庞大系统之中，它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更存在着逻辑递进关系。因此，我们需要用基于这一客观规律的广阔思维视野来科学地构建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新探索总体思路。
4.1地球上自然圈的保持、维护和修复
我们知道，自然圈主要包括地球表面的阳光圈、大气圈、水圈、岩石-土壤圈。阳光圈对人类的功能有三个方面，即，给地球带来了冷热气流、洋流、季风、水气、雨雪等气候现象，通过光合作用给地球带来了二氧化碳和氧气，通过埋藏在地下的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储存了太阳能；大气圈指从地球表面到几十公里以至近一千公里的高空覆盖着的多种气体，C、H、o和n等元素是地球上的生物所必须的，臭氧层保护地面生物免受各种宇宙射线的危害并且防止地表温度的激烈变化和水分过量散失；水圈是由地球表面的各种水体组成，包括97%的海水、不足1%的淡水、约2%的冰，同样是地球上生物的生存必需品；岩石-土壤圈指地球表面岩石和土壤的总和，岩石中的矿石是重要的工业原料，而土壤由是陆生植物生长的基础。自然圈中的上述四圈是几十亿年来遵循自然规律而不断演化的结果，如果人类活动的程度没有超越这些自然圈所能承受的界限，则这些自然圈就会按照固有的自然规律有序运行；反之，就会违背固有的自然规律并给人类自身带来各种灾难。后者已经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以来，留下了许多记录。鉴于这些历史和现实，我们认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已经使生物圈赖以生存和繁衍的自然圈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带来了由于人类活动而形成的各种自然灾害，进而危及生物圈的持续生存和繁衍，所以必须保持、维护和修复地球上的自然圈。由此观之，当代世界发展绿色经济的有机内容之一就是扭转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下过度开采自然资源而对自然圈肆意破坏的各种经济行为，进而保持、维护和修复地球上的自然圈并使之良性循环和有序发展。
4.2地球上生物圈的保持、维护和修复
在自然圈的基础之上，生命出现了，生命中各种物种之间也存在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链条关系从而形成生物圈。自然圈是生物圈赖以生存的客观基础，正是因为生物圈与自然圈之间频繁交换着物质、能量和信息才使生物圈中的物种得以维持自身的生存，不仅如此，生物圈内部不同物种之间也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频繁交换，进而构成了庞大的生物圈系统。如果生物圈与自然圈之间以及生物圈内部生命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运动规律被打破，则必将危及自然圈和生物圈按照原来固有规律的正常运行，出现的异常现象就必然会给人类带来各种灾难。历史和现实已经表明，这些灾难已经频繁发生。鉴于此，我们认为，如果自然圈与生物圈的相对稳定性受到破坏，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经济社会体系也将随之受到破坏。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战略规划署署长汉斯·道维勒2012年在生态文明贵阳会议生物圈保护论坛[9]上指出的，生物圈的保护不仅是环保任务，更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绿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生物圈，只会让世界GDp减少1%，但如果不保护生物圈，世界GDp将每年减少20%。由是观之，当今世界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是避免自然圈和生物圈的持续破坏，而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绿色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为了减轻和避免经济发展对生物圈的破坏。因此，发展绿色经济总体思路的有机内容之二是确保地球上生物圈的保持、维护和修复。
4.3人类社会系统中经济圈的循环流转
在自然圈和生物圈的基础之上，人类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人类的经济活动存在着分工和交流的繁杂关系，构成了经济圈。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圈与自然圈、生物圈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和交换，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任何一方原有平衡的打破必将危及他方的平衡。经济发展史，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历程，已经表明，经济圈已经冲击了自然圈和生物圈自身的平衡并且带来了自然界和生物界的各种灾难，这些灾难反过来又冲击着经济圈自身的平衡和循环。鉴于此，我们认为，必须重构经济圈体系，以减轻经济圈中的各种经济活动对自然圈和生物圈的冲击和破坏，从而维持自然圈、生物圈和经济圈各自和彼此之间的平衡和循环。因此，发展绿色经济总体思路有机内容之三应当是确保经济圈的循环流转。
4.4与自然圈、生物圈、经济圈相互适应的社会圈的循环流转
在自然圈、生物圈、经济圈基础之上，人类从事着各种社会活动。各种社会活动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关系，进而形成社会圈。社会圈依赖经济圈，因为经济圈为社会圈的正常运行提供各种必需的物质条件，与此同时，社会圈也通过经济圈的媒介而与自然圈、生物圈之形成间接的相互依赖关系。由上观之，社会圈只能顺应自然圈、生物圈和经济圈发展的要求而发展，反过来，社会圈也能通过自身的理性发展影响自然圈、生物圈和经济圈的平衡和循环。因此，发展绿色经济总体思路有机内容之四应当是创建与自然圈、生物圈、经济圈相互适应的社会圈并有效促进上述四圈各自和彼此之间的循环流转。
4.5基于上述四圈循环流转的发展绿色经济总体思路的概括
从自然圈经过生物圈、经济圈到社会圈，构成了客观运行并自我控制的庞大系统，经济发展本来就是在这一庞大系统中运行的，与之相应，经济发展方式应当适应而不应当违背这一庞大系统。然而，回顾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是违背这一庞大系统的，仅仅考虑了经济圈内部的运行规律（譬如市场规律），忽略了经济圈之外的自然圈、生物圈、社会圈以及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规律，从而带来了各种资源、环境和生态的灾难，既导致了自然圈和生态圈的不可持续性，也导致了经济圈和社会圈的不可持续性。追究其中的根源，我们也不难看出，是由于传统经济学的思维空间仅仅局限于经济圈之内而忽略了经济圈之外的变化和规律。因此，总结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及其思维空间的局限性，使我们从经济圈的空间范围和传统市场经济学的思维空间跳出来进而拓展为基于自然圈、生物圈、经济圈和社会圈的广阔空间以及与之相应的思维空间，打造现代经济发展方式和构建现代经济学体系，我们认为，这是当今世界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总体思路的思维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总体思路可以概括为：基于自然圈、生物圈、经济圈和社会圈各自和彼此之间的平衡和循环，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为现代经济发展方式，最终走向绿色经济形态。为此，需要构建以下关键环节：一是以资源、生态和环境等方面的承载能力为基础，注重国土开发的绿色导向，促进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恢复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再生能力和总储存量，提高资源、环境和生态的承载力，进而创造自然与人类的高度和谐，最终实现整个自然-经济-社会大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探索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具体路径；三是强化发展绿色经济的税费制度、政府补偿制度、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交易的市场制度等重要制度建设；四是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加强绿色经济法制化建设；五是针对我国区域差异较大的特点，实施共同而有差别的发展绿色经济空间推进战略；六是构建关于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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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篇3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日前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分层次来看，首先是构建欧亚地区的交通网络，包括铁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气管道、输电线路和通信网络组成的综合性的交通网络;其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将来还可能在政策、贸易、货币、民心等方面实现“互联互通”。
更重要的是，沿着这些交通线路将会逐渐形成相关的产业集群，例如建筑业、冶金、能源、金融、通讯、信息、物流、旅游等综合发展的经济走廊。
这样的环境完善过程中，“一带一路”战略所谋求经济共赢的期待显而易见。王文认为，“一带一路”是高技术之路，也是以中国资本、技术构建亚欧统一的大市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资源、要素的跨区配置，以及前所未有的跨区投资和贸易。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对“一带一路”及相关的政策进行过很多分析和说明，对于符合各国人民福祉的倡议，积极从理论上研究其可行性，并与各国智库、政府沟通，阐明我们的意图、以及背后的理论和思想。王文从2014年年底开始，先后赴伊朗、土耳其、波兰、匈牙利、德国、美国等与“一带一路”相关的重要国家，参加中伊智库对话、中土智库对话、波兰卡托维兹举办的欧洲经济大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办的“16+1合作与‘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在柏林举办的“20国智库论坛”、在亚特兰大举行“全球中国学论坛”，分别做了相关的主旨发言，受到了在场国家听众的广泛认可。
本次“一带一路”专访中，王文围绕“中东欧国家通过‘一带一路’会获得哪些实际利益？”“中国企业、产业应该如何参与到这一国际区域合作中？”等相关热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回应国际、国内各方热切关注。
最大化提升整个经济体效率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首个国际区域合作战略，彰显了一个负责任大国形象，也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转变。战略提出以后，引起了相关国家、地区乃至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共鸣，并最终归结为一点――“‘一带一路’能为我们带来哪些实际利益？”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大动力所在。
《财经界》：我们看到，智库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一名智库学者，您如何理解“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意义？
王文：对外交流中，被问及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到底能够为中东欧国家带来哪些实际利益？
这是一个很务实的问题，智库学者要在国际场合中正确回应，无疑更需要深刻理解政府的决策思路。
从战略本身来看，“一带一路”就是依靠中国与相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点。
发展重点和具体的实施途径则在于五通，也就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换言之，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不同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将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同时还能大大降低全球资源配置、全球贸易、全球投资的交易成本和风险。
《财经界》：为什么说，在“一带一路”战略下能够实现经济共赢？
王文：学过经济学原理课的人都知道，经济学的第一条原理就是：贸易能使大家变得更好（tradecanmakeeverybodybetter-off）。而所谓的贸易，其实就是各个个体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专门化的生产，并交换各自的产品，由此提升整个经济体的效率。既然是交换，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产品“走出去”，他们的产品“走进来”;我们的资源“走出去”，他们的资源“走进来”。正是由于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不同，所以才有贸易的必要性。
从经济学视角来分析观察“一带一路”，其基本发展理念就是通过与沿线国家紧密的合作，降低不同国家与区域之间贸易与投资的交易成本和风险，促进不同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的跨区配置，从而显著增强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全球经济效率的提高，扩大各国人民的福祉。
由此不难判断，“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区域合作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资源、要素的跨区配置，以及前所未有的跨区投资和贸易。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样也是外国企业“走进来”，日益融合的发展无疑将推动全球经济更快、更好地增长。
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
“一带一路”战略下，国家合作框架搭建完成后，企业间的合作将成主流。面对这样的发展机遇，中国的企业将如何发力？除了海外建厂、并购，还应该进行怎样的创新和突破？
《财经界》：未来，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是否是必然趋势？“走出去”会给企业带来哪些真正的利好？
王文：“一带一路”倡议将成为新一轮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里程碑”，这不仅会为中国企业发展创造有利的局面，更会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机遇。
从企业“走出去”的视角来看，一是扩大海外市场的规模。“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人口达到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约44亿人），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这涵盖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和广阔的海外市场贸易空间;二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一带一路”建设中通过转移国内的优势产业中的优势产能，加大企业在研发、技术和品牌以及竞争力上进行新的资本投入，引导国内产业转型和再升级;三是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融合当地文化发展的同时，企业能主动借鉴海外成功企业的经验及模式，发展与之相匹配的经营战略、核心技术、商业模式以及创新思维。可以想象，未来企业“走出去”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财经界》：但实践发现，中国众多企业中，目前“走出去”的成功案例只是沧海一粟，您认为挑战主要有哪些？如何应对？
王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企业在面临诸多机遇的同时，必然也应充分考虑到各种挑战与困难。观察中发现，挑战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企业自身经营管理能力的欠缺;另一方面是海外市场有效需求以及配套的金融服务支持。
但未来市场属于勇敢者。对企业而言，首要任务是发挥自身优势，多方参与，紧扣当地实际需求，本着企业走出去“先稳脚，后盈利”的原则，逐步拓展海外市场，增加核心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企业要转变思想理念为“走出去”畅通道路。长期惯例使然，我国企业习惯于通过政府间渠道进行跨国合作，有政府作为第三方才肯为对方政府提供资金、技术、服务的援助与支持。以双边关系做担保，企业在外项目才得以顺利开展。
然而，在沿线国家正进入转型期的新形势下，这些旧的方式不能再适应当地社会环境多边的影响，且西方国家对沿线地区提高影响增加了我国企业在外的舆论和竞争压力，我国企业一贯秉承“少说多做”的做法，项目实施及建成后，未积极地对项目给当地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行有效的宣传，以至于造成民众对中方项目存在较大的误解和抵触情绪。
因此，中国企业要在“一带一路”中多一些成功、少一些磕绊，就应有效地学习欧美企业发展和经营模式，增强与沿线国政府直接合作的意识，加大对当地民众的宣传力度，企业经营方式的多元化等，这样更容易被沿线国家的民众所接受。
《财经界》：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是否需要政府的支持？
王文：这一点必不可少。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应积极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必要的外汇资金支持和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出口企业的金融支持和路径。此外，取消对境内企业、商业银行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地域限制，简化境外上市、并购等金融机构的核准手续。政民合力必将进一步推动企业走出去的效率。
国际产能合作要拼实力
国际区域合作大格局下，国际产能合作得到中国和沿线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哪些产业已经具备了先发优势？未来大规模国际产能合作中，中国将有哪些切实之举？
《财经界》：国际产能合作已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一张新王牌，国务院近日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您认为意见中有哪些亮点？
王文：《意见》首次明确了装备制造业五年“走出去”的主要目标：力争到2020年，与重点国家产能合作机制基本建立，一批重点产能合作项目取得明显进展，形成若干境外产能合作示范的基地。
同时，《意见》还明确提出了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作为重点行业，分类实施，有序推进。
此外，《意见》中也明晰了多种融资渠道支持。例如：第一，鼓励企业开展“工程承包+融资”、“工程承包+融资+运营”等合作，有条件的项目鼓励采用Bot、ppp等方式。第二，重视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境内商业银行对外投融资支持。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加快建设跨境支付系统，完善人民币全球清算服务体系，便利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合作和投资。着重推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使用，有序拓宽人民币回流渠道。第三，支持企业和金融机构通过发行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在境内外市场募集资金。增加股权投资来源，发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用，设立业务覆盖全球的股权投资公司（即中投海外直接投资公司）。
《财经界》：随着外部环境和鼓励政策逐步到位，您对接下来开展的国际产能合作有什么期待和建议？
王文：政府在政策方面的支持，国企在模式上的创新试验，其实都是在为后续产能合作项目做好样板及标榜。
自“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以后，外交部、财政部、商务部及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出台一系列相应的鼓励企业“走出去”政策，基建和金融行业带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对接、金融互通，中国政府已经为本土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有利局面，同时也因为与当地经济、文化、历史、宗教等存在一定差距，以试验合作的方式居多，如中泰铁路和中俄铁路建设等，一方面是为以后的企业“走出去”做样板，另一方面也需要从这些试验项目中总结经验，提高自身经营、管理模式等。
《财经界》：依据您的观察，中国哪些产业已具有国际优势？这些产业的成功给未来大规模产能合作带来哪些启示？
王文：目前来看，中国走出去最成功的无疑是高铁、特高压、桥梁等高端装备制造业。
它们为什么会成功？具体分析可以发现，以前的高铁是通过有诱惑力的订单与国外厂商谈判的，以市场换技术造就了市场垄断，又利用垄断去做自主研发才有如今的成果;特高压的发展可以说是完全自主的，一方面在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国内的自主研发;桥梁建设虽然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史上流传记载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技术，且在土木工程方面有五种桥型也是中国首创的，但如今中国桥梁能在世界享有美誉，大部分要依托于近些年的不断专研与改善。
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篇4
早在1877年“丝绸之路”这一说法就由德国历史学家李希霍芬提出。其意泛指早期东西方国家交通线，是中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交流传播的主要途径。而作为“丝绸之路”中重要的一条，南方丝绸之路早在战国初期就已经形成了，也称蜀身毒道，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古老的对外贸易的陆路交通，对沟通古代中国与南亚、西亚及欧洲各国的关系，有着重大的影响，也是中国最早的对外交通线。
2012年9月，主席在出访中亚四国时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又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议，收到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2014年“一路一带”成为国家战略，而“一路一带”是新形势下我国面向西南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布局，符合全方位对外开放和西部大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与周边国家沿着历史足迹，共同延续几千年的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的重要宣示。新南方丝绸之路是“一路一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与北方丝绸之路连接，又与海上丝绸之路相通，向南连着南太平洋区域，向西连接着印度洋区域。
二、南方丝绸之路对四川的影响
1、经济贸易
经济是发展的基础。南方丝绸之路对四川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并不断地输入新鲜血液，只有经济的腾飞才能带来社会各方面的崛起。四川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结点，起到物资集散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四川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已经形成规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建成以来，中国―东盟贸易增长迅速，2014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到4803.94亿美元，同比增长8.3%，增速较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平均增速高出4.9%。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比重达11.16%，中国连续六年是东盟的第一大合作伙伴，东盟继续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2、文化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一书中指出：“四川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南亚次大陆都有关系，就中国与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可以说是‘龙头’”。巴蜀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位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是中国西南及长江上游地区古代文明的中心。不仅如此，三星堆文明的历时性辐射，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西南地区灿烂百呈的青铜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并在西南地区民族文化整合融入中华文化圈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同时还对东南亚地区一些文化因素的形成产生了久远的影响。而三星堆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性文化特征与古代西南各族文化的交流、凝聚、传承和创新，恰也充分揭示了南丝路的形成与开发对促进古代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作用至巨。
三、南方丝绸之路给四川旅游业带来的机遇
新南方丝绸之路是历史文化与旅游业发展前景的结合。但迄今为止，对这条新南丝路的旅游，似乎只有云南的旅游界引起兴奋，四川旅游界并未引起更多的重视。目前推出的南丝路旅游，大都为四川境内及云南北部的传统景点，如西昌泸沽湖、丽江、大理、昆明等。就历史文化意义的南方丝绸之路来说，也仅仅是这条古道中国境内的一小段而已。四川自古以来就是旅游胜地，尤其是在自然景观方面，如九寨沟、峨眉山、乐山大佛等；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而这些游客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他们消费能力较强，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而以南方丝绸之路为路线的国家来说，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正在不断的壮大，消费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对他们进行旅游推销可以很好的吸引他们进入四川旅游消费，这将会给四川的旅游业带来更加全面的发展。
四川如何利用邻近云南以及东南亚的天然的地理区位条件和交通条件，以及在西南地区的优势经济地位，利用历史带给成都作为古南丝路起点的文化积淀，发展新南方丝绸之路的旅游，是四川未来旅游业的又一重要战略选择方向。新南方丝绸之路未来的发展，可以通过中国-东南亚-印度公路与铁路网，进一步与印度连接，以实现古老南丝路的完全现代化。可以预见，如果这条富含历史人文风情与自然壮美风光的旅游线路一旦开辟，由成都经昆明至曼谷或曼德勒，进一步到达印度的阿萨姆邦，及到达新德里，将会成为震撼人心的泛亚国际旅游之路，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进入。
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篇5
时至四五月，中国经济已经是跌破相了！
话说4月份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是9.3%，5月份是9.6%。看起来似乎增长回升了，其实，除去工作日因素（5月相比4月多两个工作日）影响，5月大约增长了1个百分点，工业实际增长很可能比4月更衰。
现在地球人都开始知道，不到10%的工业增长所对应的中国经济增长应该不高于7%。人们一直担心的中国经济的所谓“二次探底”，可以说几成现实！
到这个时候，利率下调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相信6月的首轮降息，只意味着货币政策的扩张刚刚开始，而水准之高仅次于2008年年底。如此高企的真实利率水平，完全可以将实业剿杀于无形，故继续下调利率是大概率的事情。
但是，对于本轮经济的再度刺激，绝对不可以再像2008年那样采取用货币的大水来漫灌的办法，且事实上形势也不允许。其一，“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已经投得七七八八了，当然现在或许又有三铁（高铁地铁城铁），但政府疯狂投资引发的后遗症让人畏惧。其二，楼市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要一鼓而起也不再可能。其三，中期通货膨胀的压力让货币放水投鼠忌器。
如此，一边实施扩张政策的同时，一边积极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特别是推动实业的重新振兴，便是必然的选择。
但转型话好说，做起来非常难。2010年后，人口红利已经转变成人口负债，遍布全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转型。出口红利也已经由盛转衰，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从最高接近70%一路回落至2011年的50.1%，未来的大势只能是不断走低。楼市的红利也许还有得吃，但疯狂饕餮的可能性则不再有了。按有关模型测算，中国楼市未来3～5年都将是供大于求的环境，两三年内甚至可能积压2亿平方米以上的住宅。而进入到2020年后，住宅的需求将从增长进入下滑，楼市将成为夕阳产业，可见中国的房地产已正式进入下半场，且再也不会有下一个黄金十年了。
还有什么可以支撑未来的中国经济呢？说句最危言耸听的话，搞得不好，中国经济或许未老先衰，走上一条“1/3拉美+2/3日本”的中期衰退之途。
考验才刚刚开始
未来中国经济的出路有二：一是城市化基础上的内需释放，二是在告别人口数量扩张之后转向依靠人口质量的扩张，也就是从人口红利转向创新红利。这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两大主导方向。而民营中小企业的创新，又是重中之重。
创新为主导的转型本该在2008年那一轮启动的，但因为太享受货币激素的刺激，转型被推后。到如今，民营企业大多已奄奄一息，要想转型，难上加难！出口出不去，升级升不上，炒楼炒不了，民营企业家除了出逃海外做寓公外，想破了头也找不到出路。
也就是说，转型已晚，转型实在很难，但不转型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都只有死路一条。
下决心转型，就必须下决心改革，使得创新有体制和环境的支持。比如税收方面，能否将增值税从17%档降至10%～13%？五年创业的企业能否免征所得税？能否提升可优惠的中小企业规模到至少亿元年销售额级别？能否对中小微企业实行其它类别的结构性减税？再比如金融体制和环境必须再造，要从国有大银行体制转向民间小银行充分竞争体制；从借钱要还的间接融资为主转向“借钱不还”的直接融资为主；放开民间准入，大力发展教育公共服务业以及生产型服务业来支持实业升级。
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篇6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资源禀赋；增长极；后发优势
中图分类号：F127.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2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提法的历史背景
古丝绸之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时，由张骞历经艰难险阻两次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贸易交通大通道。古丝绸之路盛于唐朝，历经1500余年，最终逐渐衰落于明朝，是古代横贯欧亚大陆的唯一交通干线，开展东西方沿线各国经贸及文化往来、交流的唯一大动脉、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最早实践，对当时及后来亚欧甚至非洲大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无可比拟的重大作用和意义，因当时中国贸易输出产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丝绸之路因此而得名。
古丝绸之路历经“三通三绝”衰落于明，但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变化，在21世纪初期，投资和贸易活动却在古丝绸之路上再度崛起和活跃起来。丝绸之路沿线各国迫切希望能够通过这条贸易交通大动脉进一步、不断加强新时代下全方位领域的合作，2005年，中国就已经与中亚四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启动了“丝绸之路区域项目”，建设以铁路和公路为主导的丝绸之路交通项目。
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并且用“政策通、道路通、贸易通、货币通、民心通”高度概括了今后沿线各国加强各领域合作的方式和目标。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提出的地域更加宽泛、内涵更加丰富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通过现代化的综合交通通道和信息网络通道不但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在经济带的东、西两端分别连接了亚太和欧洲两大经济圈，经济带内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文化多样且具广泛认同，蕴藏巨大市场潜力，如能实现主席提出的“五通”，那么丝绸之路经济带将重新成为世界上最长、范围最大、最具活力的经贸大走廊。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又进一步指出，努力将新疆建设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商贸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文化科技中心、医疗服务中心，建设成国家大型油气加工和储备基地、大型煤炭煤电煤化工基地、大型风电基地和国家能源资源陆上大通道（即“五中心、三基地、一通道”），建设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自此，“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成为今后建设新疆最新的伟大目标和历史重任。
二、经济学理论与新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国家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心放在新疆是前所未有的伟大构想与目标，但鉴于新疆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等依然相对薄弱的实际情况，有理论界人士对此存有疑问并提出了不同意见。考虑到丝绸之路经济带本身所包含的广阔地域范围及沿线众多不同国家及相互之间经贸关系，因此合适把其整体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区域并把新疆置于其间，运用区域经济学及一些相关贸易理论对其可否成为该经济带核心区的可行性进行讨论。
（一）区位、交通优势及新古典宏观区位理论
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的空间格局主要是北中南三条大通道，分别从我国东部经济最发达的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三个经济圈出发，依托国内现有交通干线，自东向西贯穿沿线重要节点城市，经新疆通向中西南亚和俄罗斯等。从地理位置不难看出，新疆位于三大通道交汇地，是连接亚太与欧洲两大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和枢纽，具有天然、无可比拟的区位优势。同时，新疆拥有5600多公里边境线，与周边8个国家毗邻，拥有17个陆路开放口岸，直接连通国内国际两个13亿人口的大市场，亚欧大陆桥的贯通以及未来中巴铁路、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将使新疆通向欧亚内陆的铁路、公路、航空及管道四位一体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更加完善。在区域经济学新古典宏观区位论中，藤田和莫瑞以克鲁格曼的两区域模型为基础研究发现，在一定时期内的，人口的持续增长导致新城市在一条长而狭窄的经济体中崛起，并沿一条线渐次展开，从而产生多城市的空间经济①。若将丝绸之路经济带看做“一条长而狭窄的经济体”，那么新疆因其自身特有的区位及交通优势，很有可能实现成为该经济带上最新和最有实力的空间经济体，以及最重要的“国际物流中心”和“交通枢纽中心”。
（二）资源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理论
资源禀赋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是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被称作是区域经济学的三块基石之一；要素禀赋理论亦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认为，一国出口的应是密集使用本国丰富生产要素生产的商品，进口的应是密集使用本国稀缺生产要素生产的商品。从资源禀赋上分析，首先，新疆无论相对中亚五国还是与国内各省相比，有丰富的自然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土地资源、农业资源、旅游资源、风电资源等，仅以矿产、能源资源为例，目前已发现矿产138种，占全国已发现矿种的80.7%。特别以石油、天然气及煤炭等能源资源储量丰富，分别占全国陆上石油资源量的30%、陆上天然气资源量的34%及全国煤炭资源的40%。而与之相邻的中亚地区是世界第三大能源及矿产资源富集区，且多数为我国紧缺矿种。其次，新疆的产业结构、门类远比毗邻中亚各国发展齐全、技术领先，生产各类大宗工业产品及农副产品在中亚国家具广泛的认可度，因此，中国特别是新疆还具有比中亚国家领先的技术及高级人力资源优势。第三、新疆较之周边中亚五国，有较领先的现代服务业优势。因此，新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其周边国家不但具有很强的资源、经济互补性，而且新疆完全有可能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贸易大通道利用自身资源优势成为该经济带上的文化科技中心、医疗服务中心及大型油气生产加工基地、大型煤炭煤电煤化工基地、大型风电基地。
（三）经济发展现状与增长极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1950年首次提出的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区域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②。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以带动整体区域经济发展。中亚五国除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状况较好、发展速度较快外，其余四国与新疆相比，经济发展优势并不明显。从国内来看，新疆近年，特别是中央新疆座谈会召开及自开展产业援疆以来，新疆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2013年，新疆生产总值8510亿元，比2009年翻了近一番，年均增长11.5%，增速由2009年全国第30位跃升到2013年全国第7位；人均生产总值37847元，比2009年增长47.2%。实现工业增加值3200亿元，比2009年翻了一番，增速居全国第7位。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128亿元，比2009年涨了近一倍半，增速居全国首位③。此外，由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支持，及新型工业化道路等政策指导下，新疆近年打造了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硬件环境，这些都促使新疆近年来经济发展形势良好，特别是在首府乌鲁木齐逐渐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先进制造业高地，国内外大型工程机械、乘用车及商用车纷纷落户，并逐渐形成相应的产业链条，规模经济效应开始显效，进而形成未来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和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这些，都将促成新疆不断发展，并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新的经济增长极。
（四）“经济凹陷带”与后发优势理论
所谓“后发优势”，也常常被称作“落后得益”、“落后的优势”、“落后的有利性”等。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Gerchenkron，1904-1978）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其后发动力越强劲、越大。因为，后起国家能够根据自身的实际，借鉴并选择有别于先进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和不同发展模式，通过对先进技术、成功经验的模仿和借用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资金等要素，使后发国家一开始就可以处在一个较高的起点，少走很多弯路，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赶超比自身原来强大许多的经济体。近代海运的崛起不但使古丝绸之路逐渐没落，也使中国西部及中亚地区历史性的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凹陷带”，与该经济带两端发达的亚太经济圈及欧洲经济圈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落差。但同时，位于这个“凹陷带”中心位置的新疆将会因其后发优势成为未来该经济带在该区域最具发展潜力和动力的经济体。
三、建议及对策
应把新疆建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目标看做是一个长期的发展战略，摒弃一蹴而就的思想，社会各界目前已对其长远目标及规划普遍接受和较为了解，需认真做好各项细分目标规划。国际上，要积极利用上合组织、亚欧博览会等平台，积极加大与沿线国家政策、经贸、交通领域等方面的沟通，争取早日做到“五通”；国内（特指新疆），要进一步创新发展思路，加快新型工业化及城镇化进程，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进一步完善已有的立体交通综合体系，在周边毗邻地区范围内率先形成最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并始终保持领先，使新疆成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目标最终成为可能。
注释：
①Fujitam.andt.morisStructuralStabilityandevolutionofUrbanSystem[J]RegionalScienceandUrbaneconomics，Vol.27，no.4～5（1996）.
②弗朗索瓦・佩鲁.略论增长极概念（中译）.经济学译丛，1988（9）.
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篇7
“一带一路”战略将加快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走出去的步伐，沿线国家将从中国投资中受益。“一带一路”沿线绝大部分是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不仅要解决中国自己的城乡、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要在改革国际经济秩序中担当相应的责任与使命。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198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2.2%，现在是14%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2016年中国经济所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将升至18%，超过美国。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巨大的优势，不仅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廉价的劳务和巨大的市场，也积累了巨额的资产。中国对外金融资产达5万多亿美元，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只有6600多亿美元，而对外直接投资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0%，美国持有的东亚资产中71%以上都是对外直接投资。如果我们拿出70%用于对外直接投资，那就是3.5万亿美元。这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的对外金融资产将从对外储蓄、投资金融产品向对外输出资本、投资实体经济转变，成为国际投资大国。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走上了以投资为主的发展道路，日本也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逐渐步入国际投资大国的行列。我国的贸易发展不可能持续顺差，在“十三五”时期可能进入贸易平衡甚至贸易逆差阶段，所以我们也应该尽早准备去应对这样一种局面，把我们的巨额金融资产转变为我国对外投资的有利条件。
“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的世界金融体系总体上是被西方控制的，无论是在亚洲开发银行还是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融资还存在许多困难。仅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亚洲开发银行就预测需要8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城乡规划还是区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是前提，是条件。这些都是立足长远的战略安排，需要本国政府的支持，还需要政府间的合作，加快互联互通。
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篇8
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十分罕见，这反映了过去几十年里金融市场发展之快、影响之广，也正因为如此，这次的危机被很多人形容为百年不遇。从目前来看，金融危机已经转化成为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本轮全球经济的调整不会是简单的收缩，衰退正变得不可避免。
而保增长的政策措施将延缓经济调整的速度和强度，但是无法避开经济周期本身。政府正以十年前似曾相识的政策举措来全力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且不论十年前后的诸多不同，即使以十年前的历史经验来看，政府也并没能改变经济周期，经济依然经过充分调整后才重新进入增长通道。
短期看政策，长期看转型。从环比来看，2009年1季度可能是当年经济的低点，而2季度则可能是同比的低点，如果政府竭尽全力的话，2009年保八将会成功。不过，2009年是否就是本轮经济调整的低点将取决于全球经济能否在此后走上复苏的道路。长期来看，中国经济要摆脱对外需的依赖将取决于经济转型的进程。
在2009年保八成功的前提下，上市公司的业绩或许并不会下滑得太厉害。尽管经济的名义增长率的大幅下降会严重影响上市公司的收入增速，但是与成本同时的火幅下降也会缓解毛利下滑的压力，而税负的降低、投资收益的改善、折旧的减少等也可能进一步减缓业绩下滑的速度。
在经济继续向下，而企业盈利也难以改观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或将成为影响市场走势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2008年史无前例的大幅下挫也为2009年的市场增添了悬念和想象空间。流动性带来的投资机会意味着相对于基本面的估值洼地成为最佳的投资对象，市场的整体机会取决于流动性本身的强度有多高，而这并不能确定。因此，以流动性为主线，抓住市场中流动的机会应成为2009年投资的主要思路。
由于2009年的经济前景并不能令人乐观，而市场本身依然存在较多的不利因素，所以在流动性未有改观的时候，市场机会将较为有限，需保持较低的仓位和防御的配置，但同样，2009年的市场表现也完全有可能相对2008年有所改观，所以随着流动性的改善，可以适当提高仓位水平，同时加大对估值相对较低品种的配置。简言之，就是要在行业配置上，需应对流动性，保持灵活性。
在具体行业的选择上，从安全的角度出发，确定性增长理所当然是首要选择。而能够获得确定性增长的行业，目前来看，在出口和私人投资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政府投资拉动显然具有相对较高的确定性。
在中央已经出台的4万亿投资中，占比最大的将是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的1.8万亿，而次之的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3700亿、保障性安居工程2800亿等都是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可见政策取向依然是以基础建设为主来拉动内需，另外，在环保、医疗等领域，政府也将加大投资力度，除了政府直接投资之外，政策上也会为民间投资创造条件，如3G牌照的尽快发放、医改进程的加快等，都会带来相关领域投资进程的加快和规模扩大。
所以基于流动性没有改观的防御配置仍应首选铁路设备和建设、电力设备、信息设备及服务、生物医药等直接受益投资拉动的相关行业，以及为这些投资相关行业提供配套的增长明确的某些细分子行业龙头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铁路设备：根据铁道部最近出台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调整方案，未来两年铁路建设投资仍将保持较高增长，技术进步，国产化率逐步提升。实际上，作为最经济的运输方式，我国过去的铁路固定资产投资一直落后于公路，造成了全社会运输成本的极大浪费，铁路运输瓶颈也一直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急需加快国内铁路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向内地转移和中西部地区合理分工。在需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内需的经济背景下，加大铁路的投资建设顺理成章。在行业需求高增长的背景下，行业较高的进入壁垒和集中度将使得相关的上市公司能够充分受益于行业需求。
电力设备：在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指导下，两大电网公司相继公布了未来两年的投资计划，其中2009年电网投资额将达到4400亿元，同比增长40.58％，比原规划的投资额度上涨了38％，电网投资的加快将带动输变电设备快速增长。此外，经过2008年能源价格的暴涨之后，我国对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工作正被提高到日益重要的地位，在加大投资的背景下，新能源相关的投资理所当然也是投资的重要领域。2008年我国风电装机将突破10007i千瓦，提前2年实现《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风电装机估计将达到8000万千瓦，随着关键设备国产化率的不断提高，整机制造商盈利能为将逐渐提高，可预期的行业整合将使技术成熟、经营模式灵活、综合实力强、销售规模大的企业成为未来市场空间扩大的最大赢家。此外，随着多晶硅价格和光伏电池组件价格的有效下降，将带来终端光伏发电成本的降低，未来的光伏发电领域也是大有可为，而目前国内无论是行业还是企业都正处在初级阶段，未来的投资机会也将很多。
医药行业：随着医改的全面展开，在政府的主导下，政府定价范围扩大、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基本药物制度、药品定点生产、以及“零差率”等政策措施的延续与实施，有望推动医药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运作规范的企业将从中受益。具有较强的新产品开发能力与产品及市场竞争优势，以及较为突出的行业地位的骨干企业未来可望继续保持长期持续稳定增长，而具有较为突出的经营特色，较稳定的市场地位，较强的市场拓展能力，未来增长空间与前景广阔的上市公司具有较好的成长宅间。
信息设备及服务：在“保增长、促就业”的政策取向下，3G牌照的尽快发放应是确定无疑的。根据国内外经验，在3G牌照发放的5年内，3G直接投资约1.5万亿元，对中国GDp的贡献约10万亿元，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同时信息相关行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所以，从政策取向上看，3G的意义不言自明。
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篇9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发展经贸合作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
2013年9月7日，访问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时，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此战略构想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国内外的巨大反响。“丝绸之路”这条在世界历史上占据极为重要地位的人文、经济通道，也在今天重新焕发了生机。新疆作为历史上“丝绸之路”在今天我国境内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可以凭借独特的优势抓住发展机遇在取得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伟大构想做出应有贡献。
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意义
“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下简称“丝路经济带”）战略构想脱胎于古代“丝绸之路”概念，但又超越了这个概念，体现了新一代领导集体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方向，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拓展经济发展空间。201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也更加紧密。目前我国的经贸中心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八成以上都集中东部沿海地区，我国经贸通道过于依赖东南沿海的海上通道。近年来周边邻国对于我国海洋领土的觊觎，以及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中国的遏制与围堵，均造成了对海洋安全的潜在威胁，从而对我国海上经济通道带来风险，而“丝路经济带”的构建则为以上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遇。“丝路经济带”连接了亚太和欧洲两大经济圈，涵盖40多个国家，惠及30多亿人口。从我国通过西部陆上通道到达欧洲，相比通过传统的东南海路可以节约上千公里的路程。构建“丝路经济带”还可以带动中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从而有效分散东南沿海经济重心的压力，平衡区域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对海上通道的依赖。
目前，欧美经济泥足深陷，市场不景气现象普遍存在，中国还可以通过“丝路经济带”在中亚、西亚、南亚地区拓展新兴市场。同时，中国与中亚诸国在经济上存在互补性，他们也可以从“丝路经济带”中获益。
维护能源安全。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这些资源均属不可再生资源。我国的能源安全正面临巨大考验，目前我国为煤炭、石油、天然气净进口国，其中2013年原油对外依存度约为57.4%，①未来还将继续提高。我国的原油进口面临潜在威胁，进口地区和进口路线存在不稳定因素，前者主要集中在政局不稳的非洲和中东，后者则主要通过印度洋至马六甲海峡海路。我国正处于国家战略发展重大机遇期，布局陆上能源通道，规避海上运输风险，以保证能源安全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能源产业在中亚各国的国民经济中占据支柱地位，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科技水平等方面比较落后，国内产业发展需要巨大投资。中国可以凭借自身技术优势和资金资源为中亚诸国的能源产业提供现代化改造和产业链延长，使这些国家的能源产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同时，中国还可以发挥枢纽作用，通过中国使包括中亚在内的亚欧大陆能源资源走向经济活跃的亚太市场。中国和周边各能源国之间的互补优势，不仅有利于维护我国的能源安全，又能使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受惠，还可以打造由生产、消费、过境环节组成的国际能源新秩序，形成新型能源合作机制。
打击“”的需要。近年来，西亚北非局势动荡，美国撤军伊拉克并未给该地区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稳定，极端宗教恐怖势力在该地区愈演愈烈，并殃及周边，形成“溢出效应”。2014年9月11日至12日，“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峰会，与会各国领导人就安全、经济合作以及区域和全球合作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的“丝路经济带”构想得到了广泛赞同。“上合组织”成立的初衷就是打击“”，即极端势力、分裂势力、恐怖势力。自成立以来，“上合组织”如一只铁拳打向“”，“丝路经济带”通过创造经济繁荣，促进区内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从根本上摧毁“”滋生的土壤，这就是“软硬兼施”。
历史上“丝绸之路”中的新疆
“丝绸之路”形成于两汉时期，是一条“古代和中世纪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经印度、中亚、西亚、连接北非和欧洲，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交流之路”。②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以及沿线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哲学、宗教发展，为这些文明以后的发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从世界地理来看，“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丝路”）包括三条主要通道，第一条称为“沙漠（绿洲）丝路”，即主要经过我国南疆地区各绿洲城国的经济文化走廊；第二条称为“草原丝路”，主要通过蒙古草原，也是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第三条称为“海上丝路”，是通过海路从我国南方，经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抵达波斯湾的海上贸易通道。在这三条“丝路”中，“沙漠（绿洲）丝路”是最富盛名的路线，狭义上所指的“丝路”亦是指这条路。
新疆是“沙漠（绿洲）丝路”的中心地区，狭义上的“西域”基本等同于今新疆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西域”是中原通往中亚各国的重要通道。丝路上的新疆是各种族、部族、文明的汇聚之地。首先，经济上，龟兹、于阗、疏勒、焉耆等绿洲城国作为“丝路”贸易的中转站和商品集散地，将中国的丝绸和玉器输往西方，也将西方的珍奇物种输入中原。其次，文化上，古代新疆是世界四大文明交汇之地，中原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在这里汇聚。宗教、艺术交流在丝路上绵延不绝。在不同历史时期，包括玄奘大师在内的多位大德高僧，为了弘扬佛教，探求佛法通过“丝路”穿梭来往于东西方。最后，在国家安全方面，从西汉开始，中原王朝就开始将屯田作为经营西域的重要手段，而实行屯田戍边的最初原因就是为了保护“丝路”的畅通，维护中原与西域各国贸易的正常开展，巩固中原政权西部边疆的安定和繁荣。
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努力方向
打造能源资源中心。新疆是一片富饶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及稀有矿产资源。目前新疆已知石油储量占我国陆上石油资源的30%，天然气资源占我国天然气储量的34%，③煤炭资源占我国煤炭总量的40%以上④。此外，新疆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拥有17个陆路一类口岸和2个航空口岸，是我国拥有最多陆路口岸的地区之一。新欧亚大陆桥的开通使新疆向东可以连接中国内地，向西可以贯通欧洲大陆，打造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集公路、铁路、航空、管道“四位一体”的综合区域性的交通网络。利用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新疆可以将中国和中亚及俄罗斯连接起来，甚至可以辐射亚太，为区内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
在发挥新疆资源优势，建设“丝路经济带”能源枢纽时，更要注意融入我国能源发展战略的大局，在合作互信、互利双赢的原则下，加强与周边相关国家进行油气等资源的合作开发。以中亚地区为枢纽，建设连接里海、俄罗斯及中亚地区的新疆能源大通道。完善包括公路、铁路、口岸、管道在内的新疆交通运输网络总体规划，加快打造国际、国内运输通道，努力构建现代、便捷、安全的综合通运输网络体系，为“丝路经济带”能源战略提供应有保障和支持。在加强与俄罗斯西伯利亚、中亚西部和南部地区以及伊朗等主要油气产区联系和合作开发的同时，新疆还应该依托自身能源和区位优势建立涵盖周边国家，甚至远达欧洲的能源资源交易平台。
打造交通商贸物流中心。新疆建设“丝路经济带”核心区，加快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至关重要。在公路方面，新疆应加快省内公路网络和国道的建设，完善陆路口岸公路建设，提高公路管理水平，加快公路管理信息化建设。提高各国信息共享能力，努力提升跨境通关便利化程度，使新疆构建起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连通国内外。在铁路方面，加快中巴铁路、中吉乌铁路等跨境铁路的建设。在管道建设上，继续推进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塔吉克斯坦段建设，高效建设中俄“西伯利亚力量”输气管道。此外，还应大力推进“疆电东送”特高压输电线路建设，注重与周边国家开展电网设施的合作建设。
在加强口岸建设，完善口岸服务的同时，通过推进亚欧博览会平台的拓展和深化，进一步加强我国和周边邻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提升我国商品和服务在区内国家的口碑和影响力，努力扩大新疆对外贸易规模。新疆应该利用已有的对外经济合作平台先行先试，带动“丝路”区内国家经济发展，加强与这些国家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充分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不仅要将其建设成为中国西部的中心城市，更要使其成为“丝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商贸中心。此外，国家加快推进“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建设，新疆将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消除关税贸易壁垒，吸引外资，扩大“丝路经济带”内国家间的贸易互惠范围，增加自身竞争力，才能实现新疆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新疆在建设“丝路经济带”商贸物流中心的过程中，还应进一步坚持和推进“引进来、走出去”战略，利用好国家关于支持新疆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差别化产业政策和产业由东向西专业战略，引入高水平产业技术，以“产业援疆”模式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升级换代。内地企业要凭借新疆的资源、区位、政策优势，大力发展对外经贸，投资境外，扩大劳务输出，扩展对外工程承包业务。有条件的新疆企业要敢于参与境外经济合作建设，特别是我国与周边邻国的援外项目，鼓励新疆企业加大参与力度。政府在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做好政策支持，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稳定、良好的政策环境，使企业减少后顾之忧。
建设文化旅游中心。作为一条跨越千余年的文化、经济、艺术大通道，“丝路”沿线除了拥有旖旎的自然风光和神奇的地理景观之外，还形成了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独特民族和地域文化，这些赋予了新疆得天独厚的丰富旅游资源。
在旅游产业开发方面，“丝路”作为一条文化旅游线路，要打造具有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协调好自然生态、文化遗产保护和与旅游资源开发的关系。在进行旅游开发时，要注意做好保护性开发，尽量维持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历史风貌和原有特色。由于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发展旅游产业时还要注意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维护民族团结。此外，还要注意软件设施和硬件设施兼顾，在建设景点基础设施的同时，不能忽视对从业人员服务水平的监督和提高，力求构建科学运营机制。在配套政策方面，努力加快落地签证政策，将新疆建设成为内地前往欧亚大陆旅游以及欧亚大陆前往内地旅游的中转站。政府可以在政策支持上，给予新疆特殊优惠政策，积极推动中亚国家成为我国居民出境旅游的目的地国，促进边境旅游开发。同时，新疆还要注重同西北“丝路”沿线其他省区乃至沿线国家的旅游开发合作，打造“丝路”国际旅游品牌，搭建国际旅游合作平台。
新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障碍
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在基础设施方面，新疆包括交通在内的基础设施与中亚地区的双向联通水平有待提高。在铁路方面，新疆铁路向西能力不足，“东连西出”的铁路通道只有运力趋于饱和的兰新铁路，急需加快开辟新的铁路通道联通新疆与中亚。新疆与中亚联通的铁路口岸数量少。未来，新疆要加快建设包括额济纳至哈密、将军庙至哈密、库尔勒至格尔木铁路线在内的国际战略性铁路大通道。在航空方面，新疆目前直达欧亚大陆的国际航线数量很少，航空枢纽和中转功能尚待完善。此外，还要积极推进中巴经济走廊、亚欧大陆桥、新亚欧大陆桥建设。
面临兄弟省区的激烈竞争。自“丝路经济带”伟大构想成为国家战略以来，古代“丝路”沿线省区甚至外沿地区纷纷加紧研究自身在经济带中的定位。与此同时，内地一些省区开通了连接欧亚大陆的铁路，如重庆、武汉等地开通的“渝新欧”、“汉新欧”等国际铁路快线，使得原本就依赖过境贸易的新疆在未来可能会受到一定冲击。
在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上，由于新疆经济底子薄，发展时间较短，积累不足，虽然在与自身的纵向比较中成绩斐然，但在与其他省区尤其是东部省区的横向比较中就处于劣势。2013年，新疆GDp为8510亿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仅排第25位。⑤另外，新疆各地区之间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如2013年乌鲁木齐、巴音郭楞、昌吉、克拉玛依、喀什的GDp占新疆GDp的六成以上。针对以上现状，国家要持续提供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对口援疆战略，提高新疆经济增速。
来自境内境外的政治及安全挑战。中亚国家内部在政治上总体平稳，但是在外部环境上，由于美俄大国博弈，例如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危机，使得该地区在未来的安全局势存在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此外，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也会对新疆构建“丝路经济带”核心区产生安全威胁，对此，我们应充分发挥“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机制，加大合作打击力度，新疆政府也应对势力保持高压态势，震慑犯罪分子，维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安全环境。中亚国家虽然政局稳定，但在市场机制、政治清廉和法制健全程度上均存在诸多问题，据透明国际公布的2013全球清廉指数显示，哈萨克斯坦排名第140位，吉尔吉斯斯坦排名第150位，塔吉克斯坦第154位，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并列第168位，腐败程度较为严重。内部存在的问题和外部存在的风险均会对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过程中新疆与中亚诸国的合作产生不良影响。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五十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②钱兴坤：《2013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北京：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2014年。
③妥红：“浅谈新疆石油资源、促进新疆经济发展”，《中国科技博览》，2012年第13期。
④管金玲，谢：“煤炭资源可持续开发研究―以新疆地区为例”，《人民论坛》，2013年第3期。
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篇10
【关键词】低碳经济温室气体低碳战略
一、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现实与条件
随着全球温室效应的日益加剧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日益短缺，人们在尽情享受工业化发展成果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地球大气环境容量和化石能源利用的有限性。因此，传统的高污染、高排放的发展道路慢慢被各国相继摒弃，兼顾经济与环境的新兴发展模式成为现今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发展潮流。
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它注重通过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和低碳、无碳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旨在促进人类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效益的有机统一。这与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是高度一致的。随着世界范围内低碳发展风潮的形成，我们也认识到，低碳经济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且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全新变革，它的出现为工业社会敲响了警钟并指明了方向。只有在这场变革中掌握机会，才能在未来的世界发展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实现自身的更好发展。
实际上，早在“低碳经济”概念诞生之前，我国就开始着手相关环保政策的建设。《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中早就提出了以价格手段节约能源，以技术和制度手段提高能源效率，并逐步改变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开发水电和核电，推广新能源的目标。2004年颁布的《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提出要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尽快扭转近年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大于1的趋势。此外，《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新伙伴计划意向宣言》和《中国和欧盟气候变化联合宣言》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鼓励节能减排和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做出了总体的规划，这也充分展现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减排的坚定决心和诚意。
在节能减排方面，中国坚持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基础和企业为主体，在全社会共同参与下，进行广泛深入的实践，全面推进节能。为了实现“十一五”期间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我国对以煤为代表的旧能源进行了大规模淘汰整合，通过关停小火电厂、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和更新污染处理设备等措施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在对旧能源进行改造的同时，中国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新能源进行了积极的技术开发和应用推广。
随着一系列实践活动，节能减排的低碳发展观念在我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成为一股全新的引领风潮和发展方向。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新能源的利用比重也有了显著提升，污染物排放也有所控制。但是，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了我国走低碳发展之路必须面对的种种现实问题。我国现在的低碳经济还停留在粗糙的、不成熟的初级阶段，只有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总结问题、思考原因、并及时提出应对措施，我国才能把握机会在低碳发展之路上走得更远、更好。
我国虽然颁布了诸多关于环保的政策和法规，并制订了明确的约束性指标，然而其执行、监管和制约机制却并未健全。制度建设的欠缺，使国家各个发展领域未能与低碳经济形成配套的措施和，导致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指标浮于表面。在能源领域除了阶段性关停小火电厂之外，并没有类似于可再生能源配额等具体的政策去对电力供应中来自可再生能源的部分提出要求，这导致低碳新能源的推广缓慢。在市场化发展中只有模糊的导向性鼓励，没有强制性的二氧化碳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或者税费补贴等量化的财政制度对企业的能源利用结构和效率进行激励制约，这使得企业无法在低碳市场获得制度保护。在金融领域中，对发展低碳经济必须的融资问题和碳金融交易问题没有明确的具有权威性的规定，这使资金的筹集和运作难以进行。在技术领域中，对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新能源开发等技术的研究方向问题没有详细的战略规划，资金来源没有稳定的保障，与国外的合作没有有效的开展方案。这一系列的制度缺陷让低碳经济发展束之高阁，难以落实。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低碳之路更为曲折艰难，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上升期。在这一历史阶段的经济结构中，工业占据主体地位，对能源存在着极大的渴求和严重的依赖，再加上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不合理和能源利用水平的低下，这种依赖得到加剧和扩大。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快速普及的交通工具又加剧了能源的消耗和碳排放的居高不下。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在短时间内无法超越，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的能源消耗总量和碳排放量将呈持续上升状态，这对我国的低碳发展之路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如何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效用效率，控制工业、建筑业和交通业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是目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一大瓶颈。
二、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
中国目前的节能减排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更多的问题也随之暴露了出来，原有的发展思路和方式必须在发展中得到不断的修正。因此，借鉴国内低碳经济发展的初步实践经验和国外低碳经济发展的相关经验，总结上一阶段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在保证经济正常发展的基础上，我国未来的低碳经济发展必须围绕着以政府为主导带动企业参与，以技术创新带动效益提升，以局部示范带动整体发展，以实践探索带动制度创新等四个方面来进行推动和实施。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带动企业的积极参与，这是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尽管市场能最有效地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尚未获得成熟充分的发展，在追求速度的大环境下，期望依靠市场去提高经济质量是不现实的，况且中国市场内部的不均衡也使其作用的发挥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片面性。此外，低碳经济之于中国本身就是一种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先进模式，所必须的大量资金、技术和政策是市场机制无法为之解决的，所必须考虑的产业布局、能源结构和社会福利也是市场所无法发挥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能从宏观上把握低碳经济发展的大局，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自上而下地推动其渐进发展。即使是在国外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也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宏观调控归根结底还是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的，市场的主体是企业，没有企业的积极参与和配合，没有消费者的认同和支持，政府的政策就是无源之水，不可能长期发挥作用。
从技术创新出发，带动能源结构优化，提高经济效益，是推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最佳着眼点。对比技术和制度两大手段可以发现，靠制度的强制性去优化能源和经济结构困难重重且收效甚微，因为它超越了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在一定的条件下，制度不仅不能为企业带来效益，反而会要求企业以牺牲效益为代价，这不仅不能调动市场的积极性，反而适得其反产生了反作用力，甚至扰乱了市场的正常步伐，最终阻碍了国内经济目标的实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作为基础，制度的执行力自然可以得到充分发挥，但我国的国情相对要复杂得多，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如上文所述，宏观调控的目的是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最终还是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切实的经济效益，低碳经济将是更为遥远的一个发展目标。所以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可行之路是先从技术入手，用技术的进步来提高能源效率，用更清洁高效的新能源来代替旧能源，用更低的成本来处理碳排放物，用新的创收点来吸引企业的目光。
大力开展低碳经济发展的试点工作，以局部的发展来推进整体进步，是符合现实中国国情的可行策略。从国外发达国家看，全民性低碳经济浪潮已经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然而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全民式的推进是不可行的。一方面，由于中国正处在工业发展上升期的特殊历史阶段，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特征与要求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低碳经济存在根本冲突，此时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则势必会牺牲经济发展目标，这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中国地广人多，各地区、各行业经济发展状况参差不齐，这种经济系统内部的不均衡性要求我们必须针对不同的地区和行业采取不同的策略、不同的节奏。如果采取整齐划一的推进策略，既达不到既定的减排目标，也会产生扰乱国内经济步伐的弊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从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局部地区入手，建立一个个低碳经济发展的示范点，这样既比较容易进行低碳经济的各种实践和探索，能在短时期内有效地积累起相关经验，同时也避免了大范围开展所带来的经济紊乱的风险。
正如上文所述，制度如果在市场中不能获得有效彻底的执行，那么它的制定就是无意义的。市场有它本身的规律，在实践中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制度，以实践带动制度的建设是符合现阶段我国实际情况的有效手段。对于一个正处在上升期的国家而言，各种层出不穷的不确定因素和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极大地弱化了制度的执行力。在前一阶段的实践中可以看出，政府一直试图在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等方面建立一些被发达国家所广泛推行的低碳制度，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创收点做支撑、缺乏社会实践做基础，这些制度慢慢被束之高阁难以践行。我们不可否认制度的确使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与推行它本身所付出的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相比，制度的作用被大打折扣。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之路注定比发达国家更为坎坷曲折，迫于现实状况，我们可以把精力从制度的完善上暂时解放出来，转而去进行更多的低碳实践。不管是开发技术生产力还是建立局部低碳试点，当有了低碳市场的雏形之后，也就出现了对制度创新的极度需求，此时我们再去设计符合市场所需要的制度，它的执行力才会更具现实可行性，毕竟制度的意义是规范秩序，而不是束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