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篇1
【关键词】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密，有关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研究成果也颇丰硕。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后，掀起了对该领域的研究热潮，涌现出了一大批论文和著作。本文对此进行了综述。
一、关于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关系的研究
王国平等（2007）针对“早期收获”计划，具体分析了云南—东盟农产品贸易。他们从研究“早期收获”计划对云南农产品与东盟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入手，全面分析了早期收获”计划对云南农业造成的影响，进而研究云南农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和产业布局等方面的改革目标、政策措施，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陈俊伟（2006）主要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分工进行了研究并着重讨论了广西的应对策略。他指出：“东盟是热带农业、林业资源丰富的地方，橡胶、棕榈油、椰子等都可成为各种工业原料。中南半岛几条大河：红河、湄公河、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的出海口都有土质肥沃的三角洲，是东南亚的“粮仓”。在进行农业合作与农产品加工方面都有合作商机。泰国是世界上第一大木薯出口国。在木薯生产上泰国与中国广西开展技术合作，在木薯加工方面中国可以对泰国开展技术输出型合作。缅甸的各种林产品都有待加工。越南的经济林产品有松脂、桂皮、八角，这些与我国广西的林产品恰好雷同。对此可进行技术交流合作。”郑一省(2002)提出：“农业方面将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其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中国与大多数东盟国家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双方都重视农业发展，相互之间互补性明显，合作潜力很大”，但是没有做更加具体的分析研究。孙林(2003)研究表明虽然中国在一部分农产品上和东盟国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但两者的农产品贸易关系以互补为主。朱允卫（2005）对中泰两国1996—2003年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分析表明，中泰两国农产品贸易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贸易结构呈现出很强的互补性。
二、关于影响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因素的研究
李欣广(2002)等对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双向开放与国际合作中的农业问题作了具体分析，他们认为中国与东盟的农业都不是很发达，都面临着欧美加澳新（新西兰）等国发达农业的冲击。因此，中国与东盟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面对外部竞争。孙笑丹(2003)利用出口相似性指数、需求反应度指数以及贸易分散度指数分别从产品和市场的角度分析和比较了中国与东盟农产品出口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三国的农产品贸易无论在市场结构还是在产品结构上都存在很高的相似性：在出口对世界需求反应程度方面，中国的产品结构反应水平高于东盟三国，但是市场结构反应水平低于东盟三国，反映出中国农产品出口开拓市场的能力不足等问题。彭茵（2006）分析了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的优惠性政策安排——早期收获计划。通过对早期收获计划框架的研究，她指出了早期收获计划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和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措施。她认为应该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贸易的经济合作，取得共赢。在研究农产品贸易方面运用比较多的模型是1951年由泰森斯基提出的恒定市场份额分析。(constantmarketshareanalysis，简称cms)模型。kevinz.chen，lianxu和yufengduan（kevinz.chen，lianxuandyufengduan，2000）利用cms模型对中国1980－1996年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在此研究时期出现了下降趋势，而政府农产品贸易政策改革加剧了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国外还有不少研究涉及到东亚和中国农产品贸易问题，这些研究多是利用cms模型侧重分析国家和区域之间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变化的研究。在针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双边贸易关系实证研究不断增多的前提下，能够发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在1998年之后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并且利用cms模型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波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文献还是不多的。
三、关于cafta建设对农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
周建明等（2007）的研究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推动了广西对东盟贸易的发展。从2004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农产品关税开始下调后，广西与东盟各国的贸易额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增幅大都超过20%，增长幅度最大的文莱甚至高达167%。与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贸易的增幅都超过30%。“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初建成效。但仍需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进一步挖掘潜力。卢肖平（2006）对中国东盟十国农业具体的现状贸易方案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在cafta框架下相应的政策建议。韦红（2006）运用区域经济学和地理经济学的理论：指出了cafta对中国南方农产品不利，而有利于北方农产品的观点。吴士存、朱华友（2006）具体分析了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五国的经济现状，指出了具体农产品种类的互补性和竞争性，并简要分析在cafta背景下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刘仁伍（2006）具体分析了2006年东南亚经济运行情况，并指出了在cafta背景下我国农业的出口机会于以及有待改善的地方。吕玲丽（2004）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中国和东盟各国农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进行对比，认为：随着cafta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规模将不断扩大，贸易的种类将呈现多元化；中国与东盟主要农产品比较优势呈现互补;尽管中国在农业上的比较优势不及东盟主要国家，但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却显示出了非常强大的比较优势。孙雨嘉（2007）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发展农业合作潜力巨大，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已处于起步阶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加强双边的农业合作可以通过加强制度合作，最大程度利用现有资源来进行。
参考文献：
[1]王国平，李见明，马腾飞.“早期收获”计划与云南——东盟农产品贸易.东南亚，2007，（1）.
[2]陈俊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分工研究——兼论广西的应对策略.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
[3]郑一省.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当代亚太，2002，（1）.
[4]孙林，李岳云.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农产品的贸易、竞争关系分折.世界经济研究，2003，（8）.
[5]朱允卫.中泰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5，（7）.
[6]李欣广等著.中国——东盟经济双向开放与国际经济合作.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
[7]孙笑丹.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出口结构比较研究.当代财经，2003，（3）.
[8]彭茵.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问题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9]周建明，俸克昭，朱汉文.21世纪广西与东盟贸易发展趋势分析.青海民族研究，2007，（4）.
[10]卢肖平.中国——东盟农业合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
[11]韦红.地区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东盟合作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2]吴士存,朱华友.五国经济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3]刘仁伍.东南亚经济运行报告（200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篇2
【摘要】文章综合整理了中国和东盟农产品贸易关系、影响农产品贸易的因素和自由贸易区建设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等三个方面的研究现状，并对此作以分析阐述。【论文关键词】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密，有关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研究成果也颇丰硕。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后，掀起了对该领域的研究热潮，涌现出了一大批论文和著作。本文对此进行了综述。一、关于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关系的研究王国平等（2007）针对“早期收获”计划，具体分析了云南—东盟农产品贸易。他们从研究“早期收获”计划对云南农产品与东盟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入手，全面分析了早期收获”计划对云南农业造成的影响，进而研究云南农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和产业布局等方面的改革目标、政策措施，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陈俊伟（2006）主要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分工进行了研究并着重讨论了广西的应对策略。他指出：“东盟是热带农业、林业资源丰富的地方，橡胶、棕榈油、椰子等都可成为各种工业原料。中南半岛几条大河：红河、湄公河、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的出海口都有土质肥沃的三角洲，是东南亚的“粮仓”。在进行农业合作与农产品加工方面都有合作商机。泰国是世界上第一大木薯出口国。在木薯生产上泰国与中国广西开展技术合作，在木薯加工方面中国可以对泰国开展技术输出型合作。缅甸的各种林产品都有待加工。越南的经济林产品有松脂、桂皮、八角，这些与我国广西的林产品恰好雷同。对此可进行技术交流合作。”郑一省(2002)提出：“农业方面将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其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中国与大多数东盟国家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双方都重视农业发展，相互之间互补性明显，合作潜力很大”，但是没有做更加具体的分析研究。孙林(2003)研究表明虽然中国在一部分农产品上和东盟国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但两者的农产品贸易关系以互补为主。朱允卫（2005）对中泰两国1996—2003年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分析表明，中泰两国农产品贸易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贸易结构呈现出很强的互补性。二、关于影响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因素的研究李欣广(2002)等对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双向开放与国际合作中的农业问题作了具体分析，他们认为中国与东盟的农业都不是很发达，都面临着欧美加澳新（新西兰）等国发达农业的冲击。因此，中国与东盟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面对外部竞争。孙笑丹(2003)利用出口相似性指数、需求反应度指数以及贸易分散度指数分别从产品和市场的角度分析和比较了中国与东盟农产品出口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三国的农产品贸易无论在市场结构还是在产品结构上都存在很高的相似性：在出口对世界需求反应程度方面，中国的产品结构反应水平高于东盟三国，但是市场结构反应水平低于东盟三国，反映出中国农产品出口开拓市场的能力不足等问题。彭茵（2006）分析了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的优惠性政策安排——早期收获计划。通过对早期收获计划框架的研究，她指出了早期收获计划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和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措施。她认为应该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贸易的经济合作，取得共赢。在研究农产品贸易方面运用比较多的模型是1951年由泰森斯基提出的恒定市场份额分析。(ConstantmarketShareanalysis，简称CmS)模型。KevinZ.Chen，LianXu和YufengDuan（KevinZ.Chen，LianXuandYufengDuan，2000）利用CmS模型对中国1980－1996年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在此研究时期出现了下降趋势，而政府农产品贸易政策改革加剧了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国外还有不少研究涉及到东亚和中国农产品贸易问题，这些研究多是利用CmS模型侧重分析国家和区域之间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变化的研究。在针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双边贸易关系实证研究不断增多的前提下，能够发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在1998年之后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并且利用CmS模型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波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文献还是不多的。三、关于CaFta建设对农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周建明等（2007）的研究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推动了广西对东盟贸易的发展。从2011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农产品关税开始下调后，广西与东盟各国的贸易额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增幅大都超过20%，增长幅度最大的文莱甚至高达167%。与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贸易的增幅都超过30%。“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初建成效。但仍需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进一步挖掘潜力。卢肖平（2006）对中国东盟十国农业具体的现状贸易方案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在CaFta框架下相应的政策建议。韦红（2006）运用区域经济学和地理经济学的理论：指出了CaFta对中国南方农产品不利，而有利于北方农产品的观点。吴士存、朱华友（2006）具体分析了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五国的经济现状，指出了具体农产品种类的互补性和竞争性，并简要分析在CaFta背景下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刘仁伍（2006）具体分析了2006年东南亚经济运行情况，并指出了在CaFta背景下我国农业的出口机会于以及有待改善的地方。吕玲丽（2004）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中国和东盟各国农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进行对比，认为：随着CaFta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规模将不断扩大，贸易的种类将呈现多元化；中国与东盟主要农产品比较优势呈现互补;尽管中国在农业上的比较优势不及东盟主要国家，但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却显示出了非常强大的比较优势。孙雨嘉（2007）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发展农业合作潜力巨大，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已处于起步阶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加强双边的农业合作可以通过加强制度合作，最大程度利用现有资源来进行。
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篇3
abstract：UsingtheFDiandtradeinservicesexportdataovertheperiodof2004to2010，thispaperdiscussestherelationshipbetweenFDiofChina'sservicesindustryandexportofservicestradebasedondynamicpanelofsystemgeneralizedmethod-of-momentsestimators.theresultsshowthatFDiintheservicesectorhasapositiveimpactontheleveloftradeinservicesexport，butthiseffecthasasignificantlag.accordingtotheconclusions，weshouldtakesomerelevantsuggestionsinordertoenhancetradeinservicesexportthroughtheuseoftheservicessectorFDi.
关键词：服务业FDi；服务贸易；出口
Keywords：servicessectorFDi；servicestrade；export
中图分类号：F75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7-0143-03
1文献综述
随着世界服务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流入服务业领域的FDi数量不断增加，有关服务业FDi和服务贸易的问题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markusen（1995）认为规模经济促进生产者服务贸易的FDi利用。Hodgeandnordas（1999）揭示服务企业通过商业存在（FDi）或跨境交付的因素来选择市场。因此，FDi和贸易的联系是建立在FDi的类型和国际贸易的基础之上的。国内关于服务FDi和服务贸易研究的文献有：刘艳（2011）[1]基于协整方法和VeC模型探讨了我国服务贸易进口、服务业FDi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结果发现：服务贸易进口、服务业FDi与技术进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服务贸易进口、服务业FDi是技术进步的Granger原因，但技术进步并不是服务贸易和服务业FDi的Granger原因；VeC模型显示，从短期来看，三者之间的关系有短期偏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很快，服务贸易进口和服务业FDi的短期波动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周学仁（2012）[2]利用中国1994-2010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关系模型和回归模型，检验了FDi技术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作用。结果显示，不论是FDi来源地的技术指数，还是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来衡量FDi技术水平，都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指数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王恕立、胡宗彪（2010）[3]基于中国数据研究了服务业FDi流入与东道国服务贸易出口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与服务业FDi、货物贸易出口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服务业FDi与货物贸易出口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总体影响均是正向的，说明服务业FDi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促进效应要高于其替代效应；eCm模型显示了三者之间的关系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很快，且服务业FDi的短期变动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正向影响要大于货物贸易出口。
对已有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大多数学者研究偏重于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总量的问题，而较少研究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进出口关系，特别是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问题的动态研究。因此以动态方法研究我国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模型、数据和变量
基于上文的分析，我们预期我国服务业FDi和服务贸易出口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即随着我国服务业利用FDi规模不断壮大，我国服务业贸易出口量不断的增大，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得到优化。
2.1模型的建立与变量选取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是一种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现代计量分析方法，该方法能够揭示被解释变量的动态变化特征，能够较好的反映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关系。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一般形式如下：
Yi，t=αYi，t-1+■βkXk，i，t+ξi+ui，t（α
（i=1，2，……，n；t=1，2，……，t）
在（1）中，Yi，t为被解释变量，Yi，t-1为被解释变量的k阶滞后项，Xk，i，t为解释变量，是严格外生的，ξi为非观测截面的个体效应，ui，t为随机误差项，ξi～i.i.d（0，σ■■）、ui，t～i.i.d（0，
σ■■）和e（ξiui，t）=0。
考虑到本文样本数据的特点和研究问题的实际经济意义，我们借鉴郭炳南（2010）[4]的构建计量经济模型的过程，拟建立以下经济计量模型来反映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
exporti，t=α+β1exporti，t-1+β2FDii，t+β3FDii，t-1+λi+εi，t（i=1，2，……，n；t=1，2，……，t）（2）
export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i服务贸易行业t年的出口额，用来反映服务贸易出口。依据指标的可衡量行和数据可得性的两个方面，选取了以下的服务行业作为分析的对象：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信息服务、计算机和软件，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娱乐业、体育和文化，其他商业服务。
FDii，t表示i服务贸易行业t年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关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服务贸易的出口数量受到很多的因素影响，如服务业发展的水平、服务业的相关政策、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外商直接投资等。本文分析的重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因此，为了准确反映二者的关系，在选择FDi的服务行业时是参照exporti，t的行业进行选择的。
（2）式中i表示不同的服务贸易行业，t表示时间序列，λi非观测界面的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α用来表示前期的服务贸易出口对当期的影响，β用来度量当期的FDi对当期服务贸易出口影响程度。
2.2数据说明与计量的方法本文选择2004-2010年我国服务业中的9个行业的面板数据，FDi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际平衡收支表》、《中国经济统计年鉴》，并对数据进行单位转化处理；服务贸易分行业的贸易出口数据来源于商务部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站。
由于模型中的滞后变量在方程右边，从而导致滞后变量与随机扰动项可能相关，且模型具有横截面相依性。因而，利用传统的面板数据固定模型或者随机模型进行估计必将导致参数估计的有偏性和非一致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arellano和Bond（1991），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广义矩估法（Gmm），则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了DiF-Gmm估计方法（差分Gmm）。DiF-Gmm通过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差分去掉面板数据模型中的固定效应影响，进而在一定条件下设定差分方程中的工具变量，这样处理可以消除由于未观测到的截面个体效应的遗漏变量偏差。但是该方法导致一部分样本信息的损失，特别是对小样本情况分析的结果影响更大，从而使参数估计时出现偏差。arellano和Bover（1995）以及Blundell和Bond（1998）引入被解释变量差分的滞后项与随机误差项正交这个矩条件得到系统广义矩估法（sys-Gmm），通过这样的处理大大地提高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和一致性。本文在实证分析时采取系统广义矩估法。
3实证结果与解释
为了比较系统Gmm的估计结果差异，把系统Gmm一步法估计结果和系统Gmm二步法结果同时列入表1中，以此说明不同系统Gmm矩估法的特点。
3.1一步Gmm矩估法结果的分析wald卡方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上是显著的，所以wald的卡方检验结果拒绝了（除截距项外的）模型系数均为零的假设；由于Chi2（27）=19.89.prob>chi2=0.836，所以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Sargan检验接受了Gmm估计的模型过度约束正确的原假设，说明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现象，所构建的模型是有效的；检验结果中的aR（1）和aR（2）自相关检验表明一阶差分后的残差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即说明模型的构建是合理的。
为了进一步评价模型估计结果，我们对模型的残差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方法是利用im-pesaran&Shin（2003）和Levin&Lin（1993）的两种方法，结果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上均具有平稳性，模型系统Gmm的估计不是伪回归，因此估计结果是有效的。
综上所述，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较准确的揭示我国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出口之间的关系，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inexportit=0.544+0.888inexportit-1+0.0148inFDiit+0.0419inFDiit-1+εit（3）
系统Gmm的回归结果表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随服务业FDi增大而增加，但这种趋势具有较大的滞后效应，而且这种效应的强度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弱；我国服务业FDi呈现正相关的动态性，当期lnFDi变化为一单位时，服务贸易出口数量增加0.148单位，效果并不太显著。当滞后一期的lnFDi变化一单位时，服务贸易出口增加了0.0419单位。这是因为外资的流入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我国服务业供给能力和提升服务贸易出口结构。
3.2二步Gmm矩估法结果的分析二步Gmm矩估法结果（如表1）表明：wald的检验拒绝模型系数均为零的原假设，Sargan检验说明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现象，aR（1）和aR（2）的数值证明了模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即构建模型是合理的；LL和ipS检验进一步表明模型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服务业FDi和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构建出在二步系统估计条件下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inexportit=0.500+0.910inexportit-1+0.0480inFDiit-0.0066inFDiit-1+εit（4）
比较模型（3）和（4）知，两模型的系数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主要因为在利用二步系统Gmm进行估计时，估计的标准差存在向下偏倚，这种偏倚经过调整后会相应的减少，但是由此使二步系统Gmm的估计结果不可靠，如inFDiit-1的系数为-0.0066，这与FDi的实际经济意义相矛盾。另外，我们采用面板数据的时段比较小，这样也导致二步系统Gmm估计结果的偏差程度增大。
4结论与建议
本文构建我国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行业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系统Gmm的方法探究我国服务业FDi与服务贸易出口间的关系。实证表明，服务业FDi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具有促进作用，一方面服务业FDi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量的增加，另一方面服务业FDi有利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升级与转化。服务业FDi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这揭示了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升级具有较强惯性和不可逆转性。
为了有效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充分有效的利用外资，政府应提高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加大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力度；调整外资在服务行业的配置方式，提升外资的配置效率等方面考虑。
参考文献：
[1]刘艳.我国服务贸易进口、服务业FDi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基于协整方法和VeC模型的实证分析[J].国际商务研究，2011，（1）：9-15.
[2]周学仁.FDi技术水平与东道国出口贸易结构—基于中国数据的指标衡量与关系检验[J].财贸问题研究，2012，（2）：118-
125.
[3]王恕立，胡宗彪.服务业FDi流入与东道国服务贸易出
口—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0，（11）：78-86.
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篇4
贸易便利化的改革与衡量
对于贸易便利化的前期研究主要集中于货物通关的非关税直接成本上，例如集装箱的装卸成本、通关的时间成本等。当前，随着国际供应链的复杂化，将贸易便利化的研究局限于港口设施、关税或物流成本显然太过狭隘。为了提高在及时制物流和供应链独立模块中的参与度，个体商家必须实现与供应链合作伙伴的实时沟通交流，尤其是基于互联网的交流。因而，信息技术网络和金融机构的全球链接与当今的贸易便利化研究和政策制定愈加密不可分。此外，随着买卖双方交易关系越来越正规，熟悉相关国际惯例的公司在国际供应链贸易中比其他公司更具竞争优势。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规定能够保证供货商的全球供应链合法性，因此保证某国的某公司符合这个规定是保证贸易便利化的首要原则。总之，成功地参与到全球供应链竞争当中，需要对一系列的贸易便利政策进行系统研究。这一系列政策指对经济环境的研究，既包括国际环境也包括国内环境。在这个体系当中，有传统的基础设施（例如港口和道路），还有像标准和政策这样“非传统”的软件设施。为了协助制定政策，咨询和援助机构需要分析贸易便利化的各个方面，以制定出更行之有效的改革政策。测评贸易便利化程度和贸易环境的有效数据是过去10年积累的数据，其中最重要的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的企业门户数据库（eSp）。这个综合数据库的数据包括公司在受到国内经济政策、管理、规则、基础设施和金融管制以及公共政策的影响下，对投资和经济环境中诸多问题的反应等，是国家、行业以及公司三个层面上贸易便利化指标的唯一数据源。这个数据库中有12万余家企业、超过125个国家参与测评，涉及到150个环境指标。调查者深入全球供应链网络测评这些数据在国家、行业以及公司三个层面上的适用性。此外，除了企业门户数据库外，其他测评贸易便利化程度和经济环境的数据库也都日渐成熟。例如，物流绩效指标（Lpi）、商企调查报告（DBS）和国家层面上的世界银行贸易指标报告等。其他数据来源，虽然规模较小但是历史悠久，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及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竞争力年鉴》等。还有一些来自主要工业国的数据库也非常重要，可以用于对市场经济的标杆测评。
模块的选择
关于贸易便利化环境对国际采购和贸易的影响，有关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国际供应链竞争中，同一地区国家之间贸易便利化的数据测评。（2）贸易便利化环境如何影响某种特定商品供应链的案例分析。（3）同一地区国家之间贸易便利化在某一领域的计量分析。（4）多国家多种贸易便利化因素对国际贸易影响的计量分析，其中也包括其他因素，如关税、国内生产总值（GDp）。对于贸易便利化政策，经济环境和供应链状况与国际贸易增长的关系，研究方法多样，且各有建树。
标杆测评
最简单直接的研究方法就是将一国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即标杆测评。虽然这种方法无法反映贸易便利化指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但能够为政策制定者和供应链分析人士提供建设性指导。如果某一国家的某种贸易便利化指标（如港口效率）大大低于其他与之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这表明该国在国际市场中处于明显劣势。麦恩使用了针对某一国家和针对某一产品的国际贸易数据（输入输出数据和经济环境数据）等进行分析。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如何使用贸易便利化标杆数据来制定或完善政策，从而实现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最大化和全球供应链参与度的最大化，集中分析主要的出口产品及主要的贸易便利化指标，无疑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了更好地制定贸易政策，提高全球供应链竞争力，麦恩从腐败、交通基础设施、金融机构、政策约束、海关和信息技术应用等六个方面分析比较了国家的经济环境。首先，使用研究工具测评了被研究国的特色国际贸易模式。这能够帮助其了解该如何选择供应链，选择当前供应链体系中最热门的产品或者即将成为热门的产品。其次，关注对产品供应链的哪种投入最能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例如对女装行业和食品加工行业的投入就非常不同。这可以帮助被研究国了解什么样的投入能够获得最大的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第三，选取与贸易便利化及国际供应链相关的六个方面测评一个国家的贸易环境，并根据不同的产品选取不同的环境指标。这可以帮助被测评国了解本国贸易环境的优势和劣势。麦恩所作的三个层次的测评互相关联，可以帮助被测评国确定在其最关键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哪种环境因素对该产品的供应链影响最大。测评结果将显示何种贸易便利化改革会带来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最大化，进而最大程度地提升国际贸易业绩。
案例分析
第二种分析贸易便利化成效的方式就是案例分析。供应链各个模块之间高度独立，针对特定产品的案例分析能够提供有关商业关系和生产成本等模块的详细信息。但案例分析的目的和贸易便利化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因为分析案例关注的是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中如何做生意，而贸易便利化则关注如何推动改革以改善经济环境。此外，案例分析只针对某一特定产品，而政府需要的是能适用于大多数产品的改革方案。即便如此，针对某一国家贸易便利化改革的案例分析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能详尽地分析改革的成本和收益。更为重要的是，案例分析可以作为贸易便利化如何有力提高国家贸易环境吸引力的重要例证。特定国家特定商品在全球供应链中表现的案例分析，包括汉弗莱（Humphrey）和蒙米杜维克（memedovic）的汽车案例，卡普林斯基（Kaplinsky）、蒙米杜维克（mededovic）、毛利斯（morris）、利德曼（Readman）的家具案例，吉瑞夫和蒙米杜维克（Gereffi&memedovic）[1]的女装案例等。特定国家和特定贸易便利化类型的分析有威尔逊（wilson）等进行的研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的国家研究，以及由供应链职业协会（CSCmp）赞助的多项国家研究。特定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改革案例分析能够详尽体现改革的成本和效益，因而重要性非常明显。但是，特定国家的分析结论往往难以适用于其他国家。如今案例分析愈来愈多且具有连贯性，因此无论是对政策制定者还是对国际供应链网络中的公司而言，其价值都日益明显。
贸易便利化的深入分析
第三种方法是对贸易便利化的深入分析。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数据的粒度可以有效控制，例如，通往港口主要公路旁的公司密度、网络服务商的数量等，同时可以分析具体贸易便利化政策的改革对全球供应链或潜在国际贸易国的影响。有大量的研究关注了港口和交通的贸易便利化改革以提高供应链竞争力，例如，施佩尔德（Shepherd）[2]关注了道路交通网络的质量，费克（Fink）[3]分析了港口服务竞争力降低的原因，霍斯曼（Hausman）[4]研究了相关物流和运输时间，发展银行（iaDB）则关注了拉丁美洲的港口和相关基础设施。另外，一些研究则关注了网络沟通和全球供应链的关系，包括弗里德（Freund）[5]的网络研究，费克[6]的交流成本研究和福瑞（Ferro）[7]的网络使用情况研究等。深入分析的另一个方面是标准的确定。马内斯（moenius）等关注双边共享标准的影响，陈（Chen）[8]研究了遵守海外标准的益处，施佩尔德关注了纺织品的行业标准，威尔逊等回顾了食品行业标准，福瑞[9]则关注了遵守国际标准化组织规则如何影响出口商利益。对于那些参与国际贸易的公司而言，遵守标准无疑是国际贸易成本的一部分，所以，政策制定者需要把标准带来的贸易壁垒当作贸易便利化改革的一部分。这些深入的研究，虽然范围不广，但对政策制定者和公司都很有价值。当然，对某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因缺乏和其他领域的对比性，所以研究结果很难准确评判贸易便利化改革是否最能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供应链中的参与度。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数据的粒度并不与产品种类和产品领域相关，而是与经济的整体情况相关。例如，阻碍食品加工行业国际贸易的因素表面看来可能仅是因为缺少冷冻集装箱，但是仅仅研究运输方面的问题很难确定整个供应链的最薄弱环节。
贸易便利化的计量模块
第四个环节是设计计量模块来研究贸易便利化和贸易量“。引力”模块或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块（CGe）都可以同时测评多个国家多类型的贸易便利化改革。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块使用交易成本和生产力参数来测评贸易便利化，通过虚拟贸易便利化的复杂结构，可以将其改革分析成果辐射至整个经济领域。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过于宽泛的参数很难适用于贸易便利化的具体领域，所以这样的模块很难催生出具体的改革政策和指引。引力计量模块可以同时分析多个贸易便利化指标和多个国家，这样的分析能够在不同贸易便利化领域和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由于该模块融合不同的贸易便利化政策（硬件设施如港口，软件设施如规章制度）和贸易壁垒（如关税），所以它的分析成果可以明确显示出不同领域改革之间的差异，从而为被测评国确定改革模式。和其他模块不同，计量分析可以明确显示出改革带来的国际贸易增加量。但是，迄今为止，引力模块仅关注了一国商品的总交易量，而并未细化到具体商品。引力模块能够测评贸易同盟的边境和同盟内部的贸易便利化指标。研究成果包括威尔逊的经合组织研究、索洛加（Soloaga）的墨西哥研究以及布埃特（Bouet）[10]的非洲改革研究等。大多数的贸易便利化计量研究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贸易便利化改革会伴随着国际贸易量的增加。这就是说，当全球供应链的大环境改善时，公司也会立即作出积极回应以带来贸易量的增加，这些贸易增加量的总和足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宏观数据。贸易便利化的研究也表明，简化通关手续、提高港口效率、遵守国际标准等手段共同作用，能够大大降低进出口商的物流成本。公司对贸易便利化的积极回应带来宏观数据的改善是非常微妙的。威尔逊的研究表明，某国的便利化改革带来的贸易增加量要多于通过贸易谈判降低关税带来的贸易增加量，改善国内的贸易环境比参与多边谈判更能有效地增加国际贸易量。此外，国内贸易便利化改革能很好地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参与国际贸易的进出口双方都会为了改善贸易环境而积极努力。当然，出口方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更加积极。最后，将国家按照地区或收入水平划分，威尔逊的研究显示，对某些国家和地区而言，对硬件设施的投入会带来国际贸易量的增加，而另一些国家则需改善软件环境以促进国际贸易。
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篇5
(一)企业技术创新与出口贸易关系研究国外学者对企业技术创新与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Stern等(1981)对美国的出口贸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出口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技术的影响[1]；wakelin（1998）研究发现，国际贸易与技术的关联性较为显著，技术能够极大地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2]；RoperS等（2002）研究了英国制造业中技术创新与出口竞争的关系，发现技术创新对产业的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3]；montobbio等(2005)对出口贸易与创造力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创造力能够显著地促进出口贸易的增加[4]。国内对于出口贸易与企业创新产出的研究也不少。刘仁平（2006）认为，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与产业结构的升级都得益于技术创新的发展，技术创新对两者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5]；邹武鹰等（2008）认为，出口贸易能够显著影响技术创新并对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6]；王华等（2010）认为，就培育中国企业的自生能力来说，国际贸易以及国际技术许可都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7]；郑义等（2011）对外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技术研发的投入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和源泉，国家经济的增长必须要靠技术进步[8]；徐二明与杨正沛等（2011）实证研究发现，技术创新能够显著影响出口绩效[9]；赵伟等（2012）认为，政府对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支持程度与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具有密切的联系，出口贸易能够有效提升各类企业的创新倾向[10]。
（二）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研究国内外学者对制度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存在较大争议，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制度决定论以及技术决定论，前者认为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后者认为技术创新决定制度创新[11]。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对两者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在国内，杜伟（2004）通过研究发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联系紧密，两者相互促进[12]；蔡乌赶（2012）认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协同演化关系[13]。
（三）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关系研究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之间关系较为密切。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的运行效率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14]。在国内，金祥荣、茹玉骢等（2008）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构架两国三地区的垄断竞争开放模型，并利用1998—2004年的非连续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通过改善企业生存的制度环境有助于缓解地区出口差异，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15]；张杰等（2009）发现出口贸易对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改善企业的外部制度环境方面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6]。
二、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的协同演化关系分析
如前所述，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三者紧密相关，既相互促进、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为了更好地协调三者之间的发展，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有必要对三者的协同演化关系进行研究，了解其动态互动关系及作用机理。
（一）企业技术创新与出口贸易的互动关系企业技术创新是进行出口贸易的原动力，技术创新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的步伐，能够为企业提供新产品或服务，同时对原有产品及服务进行升级，而新产品则可以加强企业竞争力，使得企业在国际上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从而有效地提高出口贸易额。反过来，出口贸易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反作用。首先，企业要想维持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并保证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就必须加大技术研发的力度。其次，出口贸易取得的收入及资源有相当一部分被投入到企业技术创新里面，这就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企业技术创新为出口贸易提供了原动力，并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国际化的进程；反过来，出口贸易使得企业可以利用自身技术优势获得巨额利润，并维持企业在国际同行业的竞争地位。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
（二）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关系已有的研究以及实践表明，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密切联系、相互促进、动态发展。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迫切要求决定了企业必须在制度上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变。企业技术创新同时降低了制度安排的成本，如信息技术的使用及办公自动化大大降低了组织形式上的成本。企业技术创新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原动力，使得那些不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逐渐发生改变，以适应企业的发展。反过来，制度创新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支撑与保障。其次，制度创新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必要的外在条件，同时也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综上所述，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虽然各有特点，但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推动和影响企业的发展。企业技术创新要求与其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并为制度创新提供了基础；反过来，制度创新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便利条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重要作用。总之，二者之间相互协同演化。
（三）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的互动关系在国际贸易过程中，企业的最终目标就是奠定自己的国际地位并获得足够的利润。企业进行出口贸易必须要遵守一定的规则，企业内部的、企业外部的、国内的抑或国外的制度，只有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进行贸易，才能保证出口贸易的有序进行，良好的制度能够保证企业进行出口贸易的效率。因此，可以认为制度创新为出口贸易提供了适合的制度保障。制度创新包括国家宏观经济制度创新与企业微观经济制度创新。企业微观制度创新包括组织制度、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国家宏观经济制度创新包括经济体制、法律制度、行政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企业对自身制度进行创新，形成适合于企业进行出口贸易的经营制度，可以有效提高企业出口贸易的效率。政府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对经济体制进行创新，可以为企业的出口贸易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反过来，企业出口贸易额的不断增加，能够为制度创新提供物质条件，并检验制度创新是否有效。综上所述，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三者之间协同演化。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为出口贸易提供了技术与制度支持，使得企业在进行出口贸易的过程中更具有竞争优势，而企业的出口贸易又为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提供了物质条件，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创新。
三、协同演化模型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制度创新、企业技术创新与出口贸易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三个子系统通过相互作用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复杂系统。本文采用徐向艺、徐英吉（2008）[17]建立的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来研究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协同度。
（一）概念界定“协同”指事物间相互匹配的关系；协同度，是用来衡量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和谐与匹配的程度。协同度的取值范围为[-1,1]。
（二）模型构建1.子系统有序度模型假设复合系统由若干子系统或要素构成，即：Z=（Z1，Z2，Z3……Z），其中Zi为第i个子系统或基本要素。考虑子系统Zi，i∈[1,m],设其在发展成长过程中的序变量为xi=(xi1,xi2……,xin)，其中n≥1,βij≤xij≤αij,j∈[1,n]。通常，系统的有序度有两种。一种假定xi1,xi2,…xin取值越大，系统的有序度越高；取值越小，系统的有序度越低，如投资回报率、资产收益率等等。另一种情况假定xi1,xi2,…xin的取值越小，系统的有序度越高；其取值越大，系统的有序度越低，如负的外部性。
四、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一）实证研究据前面的分析可知，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三者之间关系紧密、协同演化，下面利用上文所建立的协同演化模型来研究三者之间的协同度。本文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统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考虑到国有企业内部制度的复杂性，在考虑制度创新指标时仅考虑外部指标。1.指标确定首先需要确定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出口贸易的度量指标。指标的选择必须遵循科学性与易操作性的原则，使得指标的科学性与操作性达到较好的平衡。参考《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以及其他文献，本文将指标设立如下（见表1）。2.数据采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是中国进行出口贸易的主要施行者，因此对其进行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为了更好地研究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本文在进行数据采集时，选择比较有代表性的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对于各项数据的具体数值、技术创新以及出口贸易测度指标值通过查阅《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3》获得。对于如何将制度创新进行量化，不同的文献给出了不同的方法，在此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并综合各类文献，本文选取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指标：市场化指数与对外开放程度。其中，市场化指数通过《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获得；参考《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3》、《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3》以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计算得到中国国有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的相关数据，如表2所示。3.权重的确定对于权重的确定，本文采用相关矩阵赋权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设包含有n个指标的指标体系，其相关矩阵为。为了更直观地呈现出国有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三者之间的协同度，构建三者的折线图，如图3所示。
（二）结果分析通过对2008—2012年我国国有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复合系统协同度计算分析发现：（1）技术创新有序度大体呈上升趋势，并有轻微波动。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提高对技术创新的投入，这对于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具有重要作用。（2）制度创新有序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2012年略有下降。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国家在制度创新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以期有利于企业的出口贸易。（3）出口贸易有序度在2009年以前逐渐递增，在2009—2011年间呈下降趋势。其原因可能是2009年前得益于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中国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以低成本优势在出口贸易中占据有利地位。然而2009年后随着国外对中国的技术壁垒的设置，以及中国劳动力成本的逐渐增加，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出口贸易额有所下降。然而近些年来，国外尤其是美国与欧洲经济相对来说较为不景气，中国内部由于特殊的制度受国外经济影响相对较小，这使得中国企业的出口贸易额得到显著提升。（4）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协同度在区间[-0.8,0.5]，协同度整体偏低，表明出口贸易与制度创新良性协同发展机制尚未形成，宏观经济制度有待于进一步改革，以便适应中国企业不断的出口贸易需求。（5）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度维持在区间[-0.4,0.3]之间，由图2看出，其协同度逐渐趋于平稳，这表明国有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发展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6）技术创新与出口贸易协同度在2008—2011年间较平稳，自2011年后协同度得到较大提高，表明国有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协同发展机制发展良好。综上所述，国有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以及企业技术创新与出口贸易的协同度是密切相关的，三者协同演化发展，这种协同演化发展的趋势将促使中国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并影响中国的制度创新，同时其出口贸易额也将不断增加，进而提升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在国际上的优势竞争地位。
五、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一）结论本文在对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三者相互作用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协同演化理论，并通过对2008—2012年国有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进行实证研究，确立了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协同发展模型，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协同演化关系。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都是影响企业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企业技术创新可以为企业进行出口贸易提供原动力，制度创新为企业出口贸易提供了制度保障；反过来，出口贸易为企业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创新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检验了企业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成果。综合来看，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协同演化关系，三者相辅相成，每一个方面的改变都将对其他两者产生重要作用。总之，企业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树立自身的国际竞争优势地位，就必须注重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出口贸易三者的协同关系。
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篇6
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贸易开放与金融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金融发展对贸易开放的影响以及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4世纪，但在此之后一直未能有专门、系统的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产生后，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的关系才开始得到系统而深入的分析。从20世纪末到现在，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更加具体和细化，学者们越来越开始集中于研究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单向作用的影响。本文在简单界定二者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关于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关系的研究进行回顾和评述。
1基本概念界定
金融发展是指金融资产相对规模的扩大或占GDp份额的上升，同时伴随着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效率的提升和金融体系功能完善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金融发展应该包括：（1）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的统一；（2）包括获取金融总量所运用的交易技术、交易机制与交易模式的创新；（3）通过加强金融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吻合程度，使金融对经济的渗透程度增加，促进经济发展。金融发展程度越高，金融的效率也就越高。一般来说，金融发展程度是金融工具的数量、种类和先进程度以及金融机构的数量、种类和效率等的综合。
贸易开放是指一国从事对外贸易时在生产要素流动、国际化分工和贸易交换方面的国际参与程度，这种参与程度包括参与范围、参与规模和参与层次等多方面内容。具体来看，贸易开放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国际分工阶段国内市场的开放，如国外生产要素和产品（包括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使用，国外的资本、技术和研发的使用；第二，本国贸易参与国外市场的程度，包括出口（包含货物和服务两方面）、对外投资和技术转让等；第三，贸易政策的开放和与国际经济组织规章制度的趋同，如汇率政策、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投资政策的限制、贸易壁垒的放宽和消除等。
2国外研究现状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1973）和肖（1973）通过研究金融部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相继提出“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他们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广泛的“金融抑制”现象，阻碍了金融发展，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作为发展政策的核心。肖（1973）在研究开放经济中的金融深化时，专门阐述过贸易政策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金融抑制和贸易扭曲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两者共同造成了对经济发展的连锁限制。在金融抑制情况下，存贷款利率和汇率的扭曲会造成贸易结构、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扭曲；而扭曲的贸易政策又会阻碍金融深化，形成反馈作用。贸易政策的不稳定和不切实际会降低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投资水平，贸易政策中涉及补贴的贷款利率和信贷配额等金融工具也会牵制金融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贸易开放与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又有巨大突破。随着学科间的交叉研究越来越深入，经济学者日益认识到金融体系对贸易的积极影响作用。Kletzer和Bardhan（1987）最早注意到一国的金融制度可以成为该国进行贸易的一种优势，他们在俄林-赫克歇尔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金融因素，证实信贷市场发达的国家会专业化于外部融资依赖性较高的产业，而信贷市场限制较高的国家则专业化于外部融资依赖性较低的产业。Rajan和Zingales（1998）在此基础上提出金融发展比较优势理论：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国家，那些高度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具有较高的增长率。Beck（2003）认为如果一国金融发展完善，则在高度规模经济的部门具有比较优势，这些部门将出口产品。他使用56国36产业的数据证明在较高金融发展水平的国家中，依赖外部融资的制成品行业具有较高的出口份额和贸易顺差，并且各国之间存在着贸易结构的多样化。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从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对外贸易的角度进行研究，也有一些学者将研究着眼于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单向影响上。具体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供给角度和需求角度。从供给角度来解释贸易和金融联系的主要是Rajan和Zingales（2003）。他们认为经济体内现有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会极力阻止金融发展，但随着贸易开放和国际资本的流入，这种意愿会被削弱。于是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可以使得利益集团的意愿与金融发展的内在要求相一致，从而改善外部金融的供给条件，促进金融发展。Svaleryd和Vlachos（2002）则从需求角度解释了贸易跟金融的联系途径，并强调了贸易在风险分散方面的作用。他们指出，贸易开放必然伴随着各种风险，如国际竞争和外部冲击等，这造成了企业对外部融资的新需求，从而金融市场作为风险分散的重要工具得以不断发展。还有一些学者则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贸易对金融的影响途径。aizenman（2008）针对把金融抑制作为间接税收手段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一个理论模型，研究贸易开放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影响，他认为贸易开放增加了实施金融抑制的成本，因而降低了使用金融抑制作为间接税收手段的有效性，这反过来暗示贸易自由化使得金融控制成本的增加，将最终导致金融改革。Kim、Lin和Suen（2010）基于1960-2005年8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对面板误差修正模型进行pmG估计，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在长期上有正向影响，同时短期上影响为负；在基于通货膨胀率和人均收入对国家进行分组估计时，这一结论只在于高通货膨胀组和低人均收入组得到证实。
3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深度和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拓宽。与国际上研究方向一致，国内的研究大多从金融发展比较优势理论出发，研究金融发展对贸易开放的影响，涉及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影响、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较少。并且，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多为使用中国的相关经济数据进行宏观层面的实证检验，而理论研究以及将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相结合在微观厂商层面进行的实证检验较少。
在金融发展影响贸易开放的研究上，胡岩（2003）基于中国比较优势结构变迁的现状，探讨了银行、股市发展与出口商品结构的关联，认为在仅考虑金融部门水平差异的情况下，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将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出口水平的提高，使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逐渐转移，从而能够促使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孙兆斌（2004）则分析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低度化的特征，并考察了其与现实金融发展的关系，认为金融发展会促使一国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进而为一国比较优势的结构性变动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引致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齐俊妍（2005）则认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能更为有效地将资本量转化为投资并促进技术进步，增加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出口总量中的比重，改善出口贸易结构。李斌，李国强（2008）则从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方面论证了金融发展对于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证明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结构优化所起的正向作用。而林玲和李江冰（2009）则着眼于金融改革对出口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认为金融发展能改善资本密集型以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从而促使出口贸易结构升级。
在贸易开放影响金融发展的研究上，梁莉（2005）利用我国1993-2004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贸易开放度与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规模指标具有协整关系，同时贸易开放度是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规模指标的Granger原因，反之则不成立。徐建军、熊德平和汪浩瀚（2008）基于1981-2004年的跨省面板数据，运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证实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之间同时存在长、短期双向因果关系。沈能（2006）利用Geweke分解方法同样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钟晶晶（2009）通过对1978-2007年中国的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的Geweke分解检验，指出在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的双向因果关系中，以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作用为主导，符合中国金融发展滞后于贸易的现状。冯叶月（2009）基于中国1990-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对外贸易影响金融发展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发现对外贸易能够显著促进金融规模的扩张，但总体上不能有效提升金融行业的运行效率，同时对外贸易对各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是基于当地金融比较优势的不同而不同的，东部沿海地区较中西部而言更为显著。
4小结
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篇7
笔者采用2003年～2010年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模型实证检验进口技术扩散、本国自主研发等技术指标对环境规制的影响。结果表明：（1）进口技术扩散在清洁行业对环境规制具显著正效应，在污染密集型行业呈显著负效应，并拉动整体工业行业呈显著负效应。行业技术水平越高，环境负效益越小，正效益越大。（2）本国自主研发对环境规制具明显负效应，但影响有限。（3）结合进口技术扩散和自主研发的二次研发对环境规制具显著正效应。
关键词：进口技术扩散；自主研发；环境规制；面板模型；pcse稳健方差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zh196）；中国博士后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2m510649）；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2q050）。
作者简介：王瑾（1977-），女，湖北武汉人，湖北文理学院副教授，武汉理工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贸易与环境研究；王礼刚（1977-），男，湖北襄阳人，湖北文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75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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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7-23
一、文献综述
近年中国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技术已成为改善环境的重要手段。目前发达国家对我国环境技术援助有限，融资、基础设施和商业可行性等因素也制约我国环境技术向高层次发展。国外工业领域不断涌现降低能耗、提高产出、降低废品率、提高产品性能、循环生产等先进工艺和技术，其产品蕴含先进的绿色工业技术和管理体系。进口技术扩散是实现技术升级和二次创新的重要渠道之一，我国环保技术体系尚未完善，通过进口技术扩散循序渐进地提高工业环境效益，不仅能改善中国工业长期粗放式发展格局，还有助于提高环保技术能力，有效降低环境瓶颈制约。
现有研究中，直接针对进口技术扩散和环境规制的研究极少。coe等（1995）、lichtenberg等（1996）分别用ch方法和lp方法核算国际技术扩散，明确指出国际技术扩散显著促进技术进步。李小平等（2004，2006）指出进口对我国整体技术水平具有提升作用。grossman等（1991）、howitt（2000）、林毅夫（2004）、李平等（2006）等则从经济增长角度验证国际技术扩散促使技术落后国家的经济水平逐渐收敛于技术先进国。
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篇8
关键词：中国；东盟十国；农产品贸易；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5.030
1引言
中国与东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双边贸易总额不断增加，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在1994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仅有143亿美元，除了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的1998年以及次贷危机全面爆发的2008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进出口总额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良好趋势，截止2015年，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达到了4720亿美元。同时，中国和东盟都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贸易国家和地区，在双边贸易迅猛发展的同时，作为双边贸易中重要的一部分――农产品贸易，也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学界对于两个地区农产品贸易流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影响因素也早就展开了探讨。王瑞，王丽萍（2012）运用1992年到2009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通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对我国农产品贸易流量具有影响力的一些因素，分析的结论为：国家人口数量、经济体量、加入世贸组织（wto）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具有正面作用，而贸易国首都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人均收入差异、突发的经济危机等因素会阻碍双边农产品贸易。帅传敏（2009）将引力模型与固定效应假设相结合，重点考察了中美两国之间以及中美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农业贸易流量，实证分析后发现：中国加入wto给中美双方都带来了机遇，但是相比较而言，美国从中得到了更大的利益；中美两国在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因素方面具有差异性，说明在经济产业结构上，两国具有不同的特征；在农产品出口方面，中美两国的潜在发展领域和地域特点都存在着差异。耿晔强（2015）将基本的引力模型进行扩展并且从整体层次以及细分领域这两个角度去分析可能影响中国与新兴市场农产品贸易的因素，分析的结果为：从整体层次上来说，经济体量、人口数量对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经济距离则产生了一定的负面阻碍作用，各种名目的经济组织所体现的作用也具有差异，从细分领域来看，人口数量这一因素难以确定其λ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方向，而框架内的其他因素与整体层次上的分析结果相同。
2理论模型
运用于国际贸易流量研究的引力模型显示：两个国家或两个地区之间双边贸易总额的变化方向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的变化方向具有一致性，与它们之间的地理空间距离的变化方向相反，这种变量之间的关系与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模型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本文中将对引力模型的一般形式作对数化处理。对数化处理引力模型具有许多方面的优点，例如可以将万有引力公式进行线性化处理，易于分析研究，还可以有效的减少数据处理中出现的一些异常现象，避免异方差以及数据残差。一般对数化的贸易引力方程具有如下的表示方式：
lnFij=ωlnmi+ξlnmj+γlnDij+θlnXij+εij（1）
（1）式中Fij代表国i与国j之间在一定时期内的双边贸易额，mi和mj则代表了国家i与国家j在一定时期内的国内生产总值，Dij代表了两国间的地理空间距离，为了便于统一计算，可以规定为双方首都之间的距离，Xij是其他更为复杂的扰动因素的集合，例如人口因素、收入因素、政策因素、区域经济组织安排因素等，ω、ξ、γ和θ是模型中的系数，有待进行估计预测，εij为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
3模型设定
在仔细分析了前人在理论以及实证方面对贸易引力模型所做的努力之后，本文尝试着在最一般化的引力模型的基础之上，引入一些新的具有现实影响力的变量。在设定模型有关变量之时需要充分考虑本文研究对象所具有的一些特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考虑到农产品之间的贸易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而每个个体的生存都离不开对相关农产品的消费，因此可以考虑将相关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规模变量引入模型之中。
3.1扩展引力模型设定
根据以上思路，笔者以（1）式为基础，对其进行扩展，建立相关模型，其方程为：
lnXtij=a+β1ln（YtiYtj）+β2ln（ptiptj）+β3lnDij+μij（2）
其中，Xtij为i国与j国在t年的双边农产品贸易额，YtiYtj表示i国与j国在t年GDp的乘积，ptiptj为i国与j国在t年人口数量的乘积，Dij为i国与j国首都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
对于解释变量YtiYtj，出口国或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国潜在的商品出口能力，GDp值越大，出口的潜在能力也就越大，因此贸易流量也会偏大；进口方的国内生产总值越大，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国或地区对于进口的潜在强烈需求，进口需求越强劲，贸易流量也就越大，因此预期该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
对于解释变量ptiptj，由于农产品是维持人类基本生存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商品，人口的增长会导致对农产品更加迫切的消费需求，因而增加双边贸易，因此预期该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
对于解释变量Dij，两国或地区的空间直线距离越远，也就是说在交通运输上花的成本越大，商品所面临的毁损风险也越大，这是阻碍商品自由贸易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因而预期该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为负。
3.2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由于中国与东盟十国双边农产品贸易是本文选定的主要研究对象，笔者采用了面板数据作为数据选取的主要形式，时间维度为2010年至2015年。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是本文中双边农产品贸易数据的搜集之处，联合国nationalaccountsmainaggregatesDatabase则是文中GDp和人口数量数据的主要出处。两个国家首都之间的空间数据来自于网站：timeand。
关于农产品的定义，到目前为止，都还是未有定论，但是考虑到我国已经全面深入的加入了国际贸易之中，与国际社会接轨，本文采用wto对于农产品的统计口径。wto对于农产品可以分为基本农产品与统计农产品两类。其中，基本农产品也可称之为“谈判农产品”，包含有两个类别：（1）食品，（2）未加工的原料；其中，第一个类别食品中，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食品和活动物，油籽和油质果实，动植物油、脂、蜡，饮料和烟草，而第二个类别未加工的原料中，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纺织纤维及废料，天然动植物原料，未加工的兽皮、皮革、皮毛等。在wto年度统计资料中所包含的农产品称之为统计农产品，其范围比基本农产品要大，除了基本农产品所囊括的类别外，还要再另外加上水产品及其加工品，部分林产品如天然橡胶、软木和木材、纸浆和废纸等。笔者根据以上统计口径，采用SitCRev3分类数据，选取了00-09，11，12，21，22，26，29，41-43章的商品作为本文研究的农产品范围。
4实证结果
本文在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处理分析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统计软件是eviews8.0。回归结果见图1。
根据拟合结果，得出了扩展的引力方程：
lnXtij=-44.87+1.22ln（YtiYtj）+0.26ln（ptiptj）-143lnDij
从统计软件的回归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开展农产品贸易的两国或地区的经济规模总量、人口规模总量、首都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等是影响中国和东盟十国双边农产品贸易流量的重要因素。
（1）其中解释变量经济规模总量的模型回归系数的值为1.218726，系数符号为正，且超过一，与前文的预期吻合，说明国内经济越发展会带动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加速增长。而且回归系数的值达到了1.219，说明两国或地区的经济规模对双边农产品贸易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双方经济规模的增长会带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量的大幅上涨。
（2）解释变量人口规模对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双边农产品贸易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与前文所做的预期相一致。不同的学者τ谌丝诠婺U庖灰蛩卦谝还或地区的国际贸易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争论，有赞同促进作用的也有赞同阻碍作用的。一般认为，人口规模对国际贸易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人口的增加，人力资源得以丰富，会使得国内相关产业进行更加细致的分工合作，对国际贸易的依赖度降低；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也意味着潜在消费能力的提高，这会使国际贸易变得更加必要。由于人口增长对国际贸易既有促进效应又有阻碍效应，模型中体现出的只是两种效应相叠加之后的净效应，回归系数只有0.26，影响程度相对较小。但是考虑到本文讨论的农产品消费所具有的一些特性，人口增加带来的农产品消费需求增长要大于其产生的国际贸易弱化效应，所以本文预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农产品贸易流量会相应的增长，实证分析的结果也与这一假设相符。
（3）两国首都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对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具有负面效果，这与前文预期相一致。两国之间的距离对双边贸易确实具有负面作用，因为目的地越远意味着运输距离越长，所花费的运输成本也就越高，同时距离会阻碍双方的信息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文化上的隔阂，这些都会对彼此的贸易往来产生阻碍作用。而且相当比例的农产品没办法长时间维持其新鲜度，因此对于运输的条件提出更高要求，对于运输距离也就更加看重。本文中距离的回归系数达到1.43，说明距离对双方贸易的负面影响还是很大的，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距离所产生的阻碍作用。例如，相互之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多一些制度上的安排（apeCCaFta）等等。
5结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规模总量、国家人口规模、两国首都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等是影响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双边农产品贸易流量的主要因素。其中经济规模总量与两国首都之间的空间直线距离这两个因素对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最为显著，国家人口规模的影响程度次之。因此，对于中国与东盟来说，都应该积极发挥本国优势，努力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同时，要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改善运输条件，而更多更好的制度安排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的建设等，切实降低农产品贸易壁垒，致力于双边农产品贸易的更大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瑞，王丽萍.我国农产品贸易流量现状与影响因素：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2，（04）：3948.
[2]帅传敏.基于引力模型的中美农业贸易潜力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9，（07）：4858.
[3]耿晔强.中国双边农产品贸易流量及潜力研究――以新兴市场为例[J].统计研究，2015，（09）：5055.
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篇9
【关键词】新疆；外向型产业；发展分析
新疆外贸市场产业发展是影响中亚地区对外贸易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外贸结构一般可分为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而外贸市场结构又可分为进口市场结构和出口市场结构两个方面。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他们都是从外贸市场结构来对一国或一地区，或者某种产品的对外经济进行分析，即通过对外贸商品结构和外贸市场结构方面的分析研究来分别分析一国的对外贸易经济，他们的研究中大都包含了对出口市场结构的描述和研究。在这里，我们主要了解关于出口市场结构方面的内容。
一、国外关于面对中亚五国的新疆外向型产业如何调整的文献述评
ivohasinaFizar立足于对1990年至2015年期间世界人口的极度贫困地区贸易情况以及世界超过120个发展中国家的外贸空间发展情况的研究、目标国家在贸易和非贸易条件下的就业创造情况对比、出口导向产业规模比较等几个方面，全面系统的对近三十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对于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最终得出，在世界范围内，贫困被认为是最为严重的经济困境，在面对贫困问题上，外向行产业和国际贸易的有效开展，对于减少国内贫困，增加就业，改善国民生活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exportprocessionzone（epZs）概念的提出则是系统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研究表明基于外向产业的劳动力转换可以有效的增加经济规模增长对于减少贫困人口的有意帮助，从而缓解贫困现状。另外对于外贸费用的增加和估计也可以显著改善贫困问题。这也很好的在微观层面上解释了外向型产业对于改善贫困问题的具体机理。同时从数理统计的角度来看，外贸增长为国内平均工资水平的提高贡献余额25.7%到30%不等，理论有效揭示了外向型经济对于国内经济增长的显著作用。
二、关于面对中亚五国出口新疆外向型产业市场现状的国内文献述评
赵毅霖（2014）目前我国整体正处于经济转型的时期，在重工业的钢铁、化工、能源开采等领域形成了具有一定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企业，通过与中亚各国合作，不仅可以发挥中亚各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带动中亚各国经济发展，而且对于促进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使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不仅仅局限于能源领域的简单开采，通过双边合作，相互利用各自的禀赋优势，相互促进"同时，新疆的纺织、加工、食品、皮革等轻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面对中亚五国轻工业薄弱的现实，我国的这些企业投资空间很大，所以将制造业作为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承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开拓对中亚五国的贸易市场，有目的的发展面向中亚市场的出口加工区和产业园区，以产业带动贸易。以贸易刺激产业升级的良性产业链发育，一方面可以与东部地区相连接，成为东部地区的中转点，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打造一条新的产业链，利用西部资源，承接中东部地区的转移，打造对外贸易新的突破点"
吕丹丹（2011）对新疆的外贸市场结构进行了整体分析，在出口市场结构方面，运用了集中度分析，相关性分析以及安全性分析等，得出了新疆出口市场机构的整体状况，为新疆出口市场结构的优化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我们对出口市场结构的衡量方法方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在研究出口市场结构时，大都以贸易地理方向集中度为标准。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可以了解出口市场的地区占比情况，出口市场的集中度情况以及出口市场的相关性状况等各个方面，有利于我们了解出口市场结构的具体情况以及该如何优化等。
三、关于新疆外向型产业多元化影响与决定因素的国内相关研究
由于中亚五国自身的交通原因、产业结构原因，导致很多的出口中亚五国的产品都不是新疆制造，新疆在整条的外贸产业链中只扮演着仓库的角色，所以市场多元化战略是指一个企业同时经营两个或两个以上行业的拓展战略，又可称“多行业经营”。市场多元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全方位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出口市场多元化是市场多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经济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今世界市场成为了有各种国家参与的市场，因而，出口市场多元化对当前存在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新疆外贸市场过分集中地状况具有现实针对性。当然，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并不是我国所特有的发展需求，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来说，出口市场的多元化都是必要的。因而，出口市场多元化的研究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就有学者关注，特别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国际上出现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不断加大。我国在“八五”计划首度提出为降低我国的政治和经济风险，我国在对外贸易上要实行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对这方面的文章讨论也越来越多。
参考文献：
进出口贸易的具体研究方面篇10
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内涵形成机制经济效应应对策略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关税壁垒和配额、反补贴、反倾销等传统非关税壁垒措施受到wto严格限制的情况下，以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健康及环境资源为名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因其具有的针对性强、隐蔽性好、运用灵活等特性正逐步取代关税和传统非关税壁垒，成为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进行贸易保护的主要政策工具和手段，对国际贸易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由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引发的贸易纠纷已成为国际贸易领域一个新的焦点，并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国内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前期较多集中于对wto-tBt/SpS协议内容的翻译、简单剖析及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简单介绍。近年来，随着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研究的视角也逐渐拓展，已从对概念界定、措施方法、表现形式等的介绍深入到对其形成机制、经济社会效应及应对策略等方面的研究。
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内涵及表现形式的研究
叶柏林（1990）较早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发展趋势有了深刻认识，指出它己替代传统的关税、数量限制及其他非关税壁垒，成为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的最主要的贸易壁垒。并进一步（1992）将其定义为：确定产品某些特性的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规定、标准和法规，以及相关认证、审批和试验程序。并将其表现形式归纳为技术法规与标准、认证与认可制度、包装和标签规定、计量单位制等八类。高文书（2003）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由于各国的技术措施水平或体系的不同，或信息不足，或歧视性制订和实施而给国际贸易造成的障碍。并将其按设置的故意与否分为了客观性贸易壁垒和主观性技术壁垒。夏友富（1999；2001）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做了概念上的说明，他强调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保障人类和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等合理目标。并将其表现形式归纳为：技术法规、标准与评定程序；包装和标签要求；产品检验、检验制度与措施；绿色壁垒；信息技术壁垒。这一分类被普遍接受并对日后的研究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含义作了扩展，冯宗宪、柯大纲（2001）将知识产权保护和环境壁垒作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特殊形式。周伟民（2005）将技术性贸易壁垒分为“边境壁垒”和“边境后壁垒”，他认为前者是通过国家层面上的技术法规实行的，具有纠正“市场失灵”的结果；后者是通过行业或企业层面的技术标准实行的，作用机制是市场竞争，且大部分属于与国内市场有关的政策，只有一小部分属于贸易政策。
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机制的研究
张海东（2004）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的经济学动因主要在于信息不对称、外部性以及用以提供公共产品，除此之外，还在于产业寻求贸易保护的政策需求与政府政策供给的相互作用及均衡。康晓玲（2006）认为各国技术性措施间存在的经济技术水平的、体制性的或信息交流方式上的差异，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的供给机制。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另一个分析视角是运用博弈论的工具。章志键（2009）从国家间贸易政策博弈和各国内部政治与经济力量相互博弈的角度，通过构建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和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解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及对各利益集团带来的影响。还有一些学者强调，要解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大量涌现及苛刻多变，还需要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这一分析视角下，技术性壁垒是理性最大化的经济个体和政府在经济系统内相互作用达到均衡的过程（孙泽生2006）。杨波（2006）结合wto的相关规定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成因和特征进行了分析，指出进口国技术进步和政府干预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的主要因素；具备技术和贸易优势的发达国家，更倾向于主动采取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战略并从中获得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却只能被迫采取亦步亦趋的跟从策略。刘红梅（2010）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采用公共选择理论和博弈论的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成因并提出了应对措施，她对美国制造业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成因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美国政府制定技术性贸易壁垒政策主要取决于国家利益指标，即出于维护社会公平的目的，主要保护低薪收入国民和就业率，但是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也会对其政策决策和执行产生一定影响，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政策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影响力较大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王杰（2010）则从市场失灵理论、技术差距论、博弈论、利益集团理论的角度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成因进行了多维度的系统的理论解析。
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经济效应的研究
冯宗宪、柯大纲（2001）就技术性贸易壁垒变动对整个经济的影响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做了定量分析。张海东（2004）运用经济博弈方法从技术选择角度分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及影响，他运用局部均衡模型来分析标准和技术规范引起的等价关税率及相应的福利变化，得到的结论是：小国假设下运用技术性贸易壁垒进行直接的产业保护会给进口国带来明显的福利损失；大国条件下，由于大国具有一定的需求垄断优势、生产贸易条件改善和符合成本的分摊，其产业保护的代价小于小国假设。朱允卫（2003）认为传统的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没有把环境资源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禀赋加以考虑，使“显示的比较优势”与真实的比较优势偏离，从而掩饰了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国际分工与贸易体系中所付出的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而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中环境壁垒虽然短期内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受损，但其倒逼机制将促使发展中国家按环境规制的要求参与国际分工，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潘菁（2004）以技术壁垒为虚拟变量，采用panal模型对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技术性贸易壁垒与出口额、出口量有很强的负相关性的结论，其出口系数为-0.292。朱玉春（2006）主要从进口国的角度分别在小国假设和大国假设下对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不同效果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以产业保护为目的的壁垒会降低一国的福利水平，而以保护消费者为目的的壁垒在技术标准选择适度的情况下可以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在进口商品含有对国内生产不利因素时，实施壁垒要优于禁止贸易的情况。
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应对策略的研究
郑展鹏、苏科玉（2007）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的总体构成、国家标准化战略、多边与区域合作机制、政府与非政府行为预警机制等方面进行比较，找出差距，为应对国外的和构建中国自己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提供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选择。丛海彬、林跃（2009）认为，互认与协调是世界各国积极推动的削减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方法，是实现贸易壁垒理性化的基本途径。宋宇（2003）认为，世界各国技术性贸易体系中非政府行为占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应重视非政府行为，充分研究其作用、效果以及法律适应问题，以应对别国的tBt措施，并构筑我国自己的tBt。曲如晓（2006）、谷祖莎（2008）等认为，环境成本内部化是协调贸易与环境的最佳途径，应制定并实施适合本国国情的环境成本内部化措施以优化产业和贸易结构，应对国际贸易中的环境壁垒。孙泽生（2006）通过浙江省的案例研究，指出应对策略的提出应针对不同市场结构、竞争程度、产业集聚程度等因素予以区别分析，关键是如何在各级政府以及企业间实现有效的激励来分担应对成本，矫正中小企业在应对壁垒过程中的集体非理。刘瑶、王荣艳（2010）将各国企业生产成本的差异假设加入到质量竞争模型中，结果发现：发达国家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后，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低技术企业可以通过研发和投资或是政府补贴达到质量标准而继续出口，则两国企业的产品质量都会提高，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企业的利润将会下降。模型结论表明：中国企业面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通过增加研发或政府扶持而实现整体的产业及贸易结构升级。
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与我国农产品贸易的研究
我国是世界上的农产品生产大国，也是农产品出口大国之一，目前，我国已成为排列在欧盟、美国、加拿大、巴西之后的世界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已成为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最多的领域，涉及的产品种类多，企业多，造成的损失大，众多学者已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定性或定量的研究。
赵平、吴彬（2000）阐述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业的不利影响，指出其加重了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发展国外市场的难度。张小蒂、李晓钟（2004）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指出壁垒的“倒逼机制”会促使农业生产、出口企业改进生产管理，提高其市场竞争力。朱玉春、种胜兵（2007）对我国农产品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进行了量化研究，指出人均Gnp、农业GDp比重、农业人均GDp、农业人口比重等因素具有重要影响。余佶（2009）从转基因农产品安全隐患与标签制度角度对其中存在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做了详细分析。
孙东升（2005）运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日本的毒死蜱残留限量标准对我国出口日本蔬菜的影响，结论是日本的毒死蜱残留限量标准每提高10%，我国对日蔬菜出口将下降3.55%。2007年孙东升（2007）还运用成本方程模型对欧盟农残限量标准对我国茶叶出口欧盟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李爽（2009）通过引力模型对蔬菜农残标准对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是日、美、欧的蔬菜农残标准对我国蔬菜出口均存在负面影响，其中尤以日本标准影响为大，而我国的蔬菜农残标准对我国的蔬菜出口有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江涛等（2010）通过关税等价法度量得到2005年2月至2007年12月期间，中日绿茶贸易中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贸易成本是普通关税的7～20倍，相应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税率在153%～360%之间。董银果（2011）以孔雀石绿标准对鳗鱼出口影响为例度量了日、美、欧SpS措施对我国水产品出口的影响程度，结论是孔雀石绿标准每严格1ppb，我国鳗鱼出口额减少8.8%。此外，还有程国强（2005）、黄冠胜（2007）、王绍媛（2010）、刘汉成（2010）等众多学者都对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特点以及对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应对的政策选择。
简要评述
当前，国内文献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内涵、表现形式、作用机制、经济效应、应对策略等已有了较全面的揭示，但深度方面还不足。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较多而对其复杂表面背后的政治、社会本质还缺少全面、准确把握；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多宏观、宽泛分析而较少微观、深入的研究；定量分析已逐步开始开展，并取得了研究成果，但较为成熟的定量分析模型和优化方法等不多见；其应对策略也较单一，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所欠缺。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总结，将有利于我们整合理论，调整研究视角，优化研究方法，深化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叶柏林.外向型经济与标准化：技术贸易壁垒与进出口标准化[J].技术监督与管理，1990（1）
2.高文书.贸易技术壁垒经济分析[J].财贸经济，2003（9）
3.夏友富.影响未来的重要因素-技术性贸易壁垒与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J].国际贸易，1999（6）
4.夏友富.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与当代国际贸易[J].中国工业经济，2001（2）
5.冯宗宪，柯大纲.开放经济下的国际贸易壁垒-变动效应、影响分析、政策效应[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