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体系篇1
［关键词］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经济主义;一体化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2015－10－21［Doi］10．15939/j．jujsse．2016．02．009
20世纪70年代，一位来自于世界中心地区的学者———沃勒斯坦———提出“世界体系论”并产生广泛影响，许多人为拥有了这样一个国际关系解释框架而欣喜，感觉到耳目一新。其实，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是受到依附论的启发而提出的，它借用了依附论的最为重要的中心—边缘概念，只不过沃勒斯坦在“中心—边缘”之间加上了一个“半边缘”，以告诉人们世界体系包含着“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基于这一结构所做的分析也似乎能够对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巩固和变动的过程及其原因作出更加客观、形象和合理的描述。的确，与依附论相比，世界体系论的诸多分析都显得更加细致入微，诸如对国际劳动分工和劳动控制方式的构成、相互作用及其动态变迁等所做出的分析，都使这个作为分析框架的世界体系论显示出很强的解释力。然而，也许是因为沃勒斯坦希望让自己关于国际分工的论述更具说服力，也许是因为他过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劳动分工与控制方式上了，以至于让世界体系论表现出一种经济主义倾向。也正是世界体系论所具有的这种明显的经济主义理论倾向，无法真实地反映世界体系的存在与运行状况。根据斯考克波尔(thedaSkocpol)的评论，沃勒斯坦所使用的恰恰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常用的概念。斯考克波尔说:“奇怪的是，尽管沃勒斯坦看起来特别关注世界资本主义主要地区的阶级结构，但事实上，在我看来，他在解释世界体系的经济变迁时用到的恰恰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的那些变量，却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即生产关系与剩余分配是任何经济体系运行与发展的关键。”［1］应当说，沃勒斯坦也看到了政治、文化等因素在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他一直努力去把这些复杂关系简化为经济变量，总是从经济的视角出发去对这些复杂关系做出解释，努力将这些因素解释为经济变化的某种结果，甚至有时在肯定了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后又立刻赋予经济因素以更高的地位。可以认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对世界体系所做的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解读。
一、经济主义视角中的世界体系
沃勒斯坦有着自己所钟爱的一套概念体系，首先，他是从“社会体系”(socialsystem)的概念出发的，认为“社会体系”是一种自立自足的有机体并有着特定的边界、结构、规则与生命周期。在沃勒斯坦看来，只有自立自足的“社会体系”才能(应当)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单位。既然社会体系被确认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单位，那么，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单个国家也就不能被视为自立自足的有机体，也就不能成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单位。沃勒斯坦认为，他所提出的这个“社会体系”包括“世界体系”(worldsystem)和其他高度自主的相对较小的局部体系，但是，由于高度自主的相对较小的局部体系已不复存在，当前仅存的“社会体系”也就只有“世界体系”了。他认为，把这个实际上是世界体系的社会体系作为分析单位在起点上所拥有的就是一种整体观，从这个社会体系出发展开的叙事所包含的也就是整体分析的方法。其实不然。沃勒斯坦在他的理论实际展开的过程中用经济主义代替了整体分析。沃勒斯坦将“世界体系”划分为三种类型:已成为过去式的、作为政治统一体的“世界帝国”(world-empires);正在进行的、作为经济统一体的“世界经济”(world-economy);未来的作为可能形态的“社会主义世界政府”(socialistworldgovernment)。在沃勒斯坦的概念体系中，“现代世界体系”(themodernworld-system)一词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是“(现代)世界经济”一词的同义语，它们都是指15、16世纪之后的世界。这两种说法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使用“现代世界体系”一词，是为了强调分析单位的整体性与合法性，以区别于传统的以单个国家为单位的分析方法;使用“世界经济”一词则是为了指明这一现代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即它的经济属性。当沃勒斯坦采用“世界经济”一词时，目的是要强调现代世界不同于前现代时期的“世界帝国”的特征。在沃勒斯坦看来，现代世界体系主要是经济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它并不像之前的世界帝国那样存在着由某个政治中心来统治其疆域的状况。恰恰相反，现代世界能够超越任何法律意义上的政治单位或范围，是通过经济联系(主要是不同的劳动分工与不同的劳动控制形式)实现了世界的一体化的，并在一体化的世界体系中确立起了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结构，以实现剩余价值向中心地区的持续流动。在《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的理论部分，沃勒斯坦似有无奈地说道:“另一种体系(指现代世界体系)中则不存在这样一种单一的政治体系统治着所有的，或真正统治所有的空间。为了方便起见和由于缺少一个更好的名词，我们用‘世界经济’(world-economy)这个名词来描述后者”［2］422。尽管这里所说的是“为了方便起见”，实际上却反映出沃勒斯坦的理论倾向，那就是对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属性的过度强调，即把“现代世界体系”简化成了“世界经济”，而把现代世界体系的其他方面都舍弃掉了。在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历史划分上，这种做法明显地有着逻辑上的不一致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让沃勒斯坦受到了诸多批评。具体地说，沃勒斯坦认为，15、16世纪之前的世界体系是以“世界帝国”的形式出现的，而现代世界体系则以“世界经济”的形式出现。根据这一历史划分，就会产生诸多无法回答的问题:世界帝国是否是纯政治性的?征服与掠夺是否完全没有经济目的?现代世界体系是否仅仅存在着经济学意义上的中心—边缘结构?在比比皆是的军事征服与经济掠夺背后难道就没有政治压迫和话语霸权吗?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前现代的“世界帝国”时期和现代的“世界经济”时期这样的阶段划分，它们其实都只存在于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其实，在16世纪之前，世界分割为地域性的空间，根本就没有出现世界体系，世界体系只能被理解为脱域化的产物，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才形成了世界体系。正是因为世界体系的生成，才有了所谓的“世界帝国”与“世界经济”。沃勒斯坦对世界历史有着明显的误读，比如，他认为:“世界经济(aworld-economy)是现代世界的发明创造，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历史上曾存在过世界经济(world-economies)，但它们总是变化为帝国的形式，如中国、波斯和罗马”［2］14。我们认为，把中国、波斯和罗马说成是“世界帝国”完全是一种现代观念，只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促使世界体系生成后，人们才反过来看到了那些帝国所拥有的强大的征服能力。就历史上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些帝国无论多么强大，无论征服了多少土地，也只是地域性的，更不用说还有大面积的区域仍然处在帝国之外，有时甚至与帝国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认为，只有在现代化的意义上，起先是英国，然后是欧洲的许多国家，再后是美国，才可能被称为“世界帝国”。另一方面，就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而言，可以说是在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才逐渐出现的，是因为民族国家纷纷建立起来，才为世界经济的出现提供了前提。尽管这种世界经济依然是发生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之中的，但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平等与自由等，至少在表面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承认。当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与“世界经济”之间画上了等号之后，也把学术界通用的“资本主义”概念引入到了他的世界体系分析中来并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作出了他自己的定义。他认为:“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world-economy)(即单一的劳动分工以及多元政治和文化)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个并不会导向另一个。我们仅仅是在用不同的特征去定义同一个不可分割的现象。”［3］在这里，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做出了超越一个国家范围的新定义。他指出，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许多学者们通常把经济看做是国家结构的内部因素，尽管它在形式上可以突破国家的疆域而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发生联系，却不认为那是经济的实质性特征，这种传统认识片面地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国家属性，是存在于国家之中的一种生产方式或意识形态。沃勒斯坦反对这种对资本主义概念的传统理解，而是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民族国家的属性，而是世界体系的一种特征。“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是世界经济体系内的事情，而非民族国家的事情。”［4］112根据沃勒斯坦的看法，资本主义在其产生之日就注定要突破政治边界的限制，所以，他在把“现代世界体系”与“世界经济”相等同之后又在“世界经济”与“资本主义”之间划了等号，认为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性是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经济的生成原因。“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模式是基于这个事实，经济因素在一个大于任何政治实体能够完全控制的竞争场所中起作用。这给了资本家们一种以结构为基础的策略自由。这使得世界体系的持续经济扩张成为可能。”［2］422表面看来，沃勒斯坦的这一解释是合理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的扩张本性造就了世界体系，也开辟出了世界经济。实际上，我们认为，就这三种形式在现代史上的位置而言，是不能在它们之间画上等号的。更为重要的是，沃勒斯坦在三者之间画上了等号之后进一步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及其中心—边缘结构是由经济决定的，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显然，沃勒斯坦是希望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经济理解运用到对世界体系的考察中去，这在学术上应当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需要指出，对于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不能做出教条主义的理解的。特别是就国家间的关系而言，由于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那种权威机构和治理体系，世界体系中的经济运行是无法得到保障的。事实上，在世界体系中，经济的因素也绝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就世界体系论而言，沃勒斯坦在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语境支持的条件下试图对世界体系作出经济主义的解读，这虽然在表面上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与较强的解释力，但在国际关系的处理方面，并不能提供有启发意义的行动方案。就现实而言，在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中，是政治霸权、话语霸权甚至军事霸权在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上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如果它在政治上、话语上受制于霸权国家，甚至经常性地受到军事上的胁迫，那么，它的经济成绩只能是短暂的，甚至是虚假的。由此看来，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经济主义解读是与现实相距甚远的。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现代世界体系”、“世界帝国”、“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是最为基本的概念，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也正是建立在这几个基本概念之上的。但是，沃勒斯坦对这些概念的解读却存在着明显不恰当的问题，因而，他通过这些概念而建构起来的世界体系观也是错误的。从根本上来看，这是在历史观方面的错误。首先，我们认为仅仅存在着一种世界体系，那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生成的世界体系，在时间点上，这一进程大致开始于15、16世纪，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世界体系。然而，沃勒斯坦却要区分出前现代的世界体系与“现代世界体系”，显然是对历史的误读。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中国、波斯、罗马等的确被称作为“帝国”，但它们并不是世界体系中的帝国，而是地域性的。作为世界体系中的帝国恰恰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出现的，它是通过资本征服、政治压迫和军事掠夺而为世界确立起了中心—边缘结构，在使自己成为中心国的同时，把许多国家转化成边缘国并形成了一种全面的剥削与依附的关系。所以，世界帝国并不是前现代的，反而是在15、16世纪之后出现的。再次，“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是可以用来描述现代世界史的概念，或者说，现代世界史就是一部世界体系化的历史，也是资本主义的扩张史。但是，将这些概念与“世界经济”的概念相混同，并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国内部的经济决定论直接移植到对国际关系分析当中的简单做法是错误的。由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存在着这些错误，所以，他并不能真正理解15、16世纪以来的历史是如何进行演变的，也不能真正理解中心国是如何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实现对边缘国的剥削和压迫的。
二、经济主义分析掩盖了什么?
既然沃勒斯坦把“世界经济”与“现代世界体系”相混同，也就必然会在对现代世界体系所做的分析中注重对经济因素的强调。相应地，也就会忽视诸如政治、文化、军事等因素。或者说，当谈及其他因素时，沃勒斯坦是将它们简化为或转化为经济因素而后再去分析世界体系的，表现出论证经济之于现代世界体系的首要性。我们可以将沃勒斯坦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经济属性的论证概括为三个方面:逻辑上的基础性、时间上的先在性以及结构上的重要性。沃勒斯坦说:“它(现代世界体系)是‘世界经济’，因为该体系内各部分间的基本(bas-ic)联系是经济性的，尽管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因文化联系和我们最终将看到的政治格局———或联邦结构———而得到加强。”［2］13这就是说，在逻辑上，现代世界体系内的基本联系是经济联系，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其他方面的联系。根据沃勒斯坦的看法，现代世界体系是因为经济上的联系才得以生成的，此后出现的政治与文化联系尽管加速了世界体系的形成，甚至让这一世界体系变得更加稳固了，但它们的作用都只是作为经济的辅助因素而存在的，其结果也只是表现在让现代世界的经济体系得以持续长存，没有转化为由某个单一政治中心统治的世界帝国。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的这一认识其实是不实的，事实上，随着世界体系生成后，先是英国，后是美国，都曾经或者正在作为世界帝国而存在。沃勒斯坦之所以会无视这一现实，是因为他把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看作不甚重要的因素所致。这就是我们所指出的，在他眼中，现代世界体系完全是经济性的，除了经济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方面的力量可以像经济那样把它的触角深入到世界体系的每一个角落。就政治而言，没有哪个政治中心能够将其政治权力的触角伸得如经济触角那样长。沃勒斯坦的这一看法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知道，杜勒斯早就提出了“和平演变”的设想，而且其手段并不是资本及其他经济活动，反而恰恰是寄托于政治、文化等，对此沃勒斯坦不应丝毫不知。从边缘国家的情况看，政治和文化方面可能恰恰是这些国家的精英群体所渴求的，比如，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会极力把中心国家的政治描绘得无比美好，要求引进并替代被他们说成集权的治理体系，甚至会在没有得到中心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也动员起本国政府的激烈行动。在文化以及思想理论方面，边缘国家不仅会主动翻译引介，而且会生发出知识依附，只要是来自中心国家的，就会被作为金科玉律对待。所有这些，沃勒斯坦不应没有看到，而是因为他过多地强调了经济因素才会视而不见。沃勒斯坦认为，经济因素不仅在逻辑上是基础性的，也不仅是在时间上是先在性的，而且在世界体系的结构上也是最为重要的。所以，沃勒斯坦极力淡化其他因素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作用。在谈论“社会体系”这个在沃勒斯坦看来是唯一可以作为分析单位的概念时，他说道:“我们认为社会体系的特征便是其内部存在劳动分工，这导致各部门或各地区依赖于同其他部门或地区进行经济交换，以源源不断地、稳定地满足本地区的内部需要。这种经济交换的进行不需要共同的政治制度，甚至更明显地不需要同样的文化”［2］98。从现实来看，如果经济因素在世界体系结构上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为什么美国总是热衷于向全球推广它的价值观呢?为什么会频繁地在各大洋进行军事演习呢?这说明，美国的领导人比沃勒斯坦更清楚什么因素在世界体系的运行中更能够发挥基本的和主导的作用。一方面，沃勒斯坦对经济因素的强调使自己显得具有学究气，但另一方面，从其论证的逻辑来看，他不仅不具有学究气，反而让人怀疑他是在做一项非常务实的替中心国家辩护的理论建构活动。因为，沃勒斯坦在要求人们把对于世界体系的关注重心放在经济要素方面后，紧接着就强调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换”。我们知道，经济交换是从属于平等和自由原则的，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经济交换，结果就会是，中心国对边缘国的经济剥削和掠夺被掩盖了。这一点实际上构成了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实质，也是他的理论活动目标。所以，当沃勒斯坦谈到政治与文化等因素时，往往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即使需要发表意见时，也仅仅谈论不同地区之间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而不是去讨论不同地区之间在政治与文化上的互动与联结。这似乎是在说，在世界体系中的各构成单元中，只有在经济上是因为交换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所表现出的只是差异而不是联系。这样一来，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以及话语上的霸权也就被一笔抹杀了。从近代史上看，不仅政治上而且军事上的冲突也从来没有停歇过，整个世界体系从来也没有处于真正安宁的状态中，甚至文化冲突也在20世纪后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如果说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经济联系是主要的和基本的关系，那么，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这样的世界体系应当是安宁的，应当是“比较优势”、“自由贸易”、“互惠互利”所昭示的和平景象。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经济上的交换从来都不是在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一来，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不平等?是什么因素把边缘国置于不自由的地位上?显然是政治并辅之以文化上和话语上的霸权。这说明，在对一个封闭性的社会———一国社会———的分析中是可以把视线首先放在经济基础上的，从经济关系的角度去认识一国内部社会的其他各种关系，可以看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对于世界体系而言，就不能认为经济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更不应仅仅看到经济关系而有意识地忽视其他关系。在世界体系中，政治关系往往发挥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沃勒斯坦把政治关系放在从属的位置上，甚至有意识地在世界体系中淡化政治关系，这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反而会掩盖中心国对边缘国进行政治压迫和干预的事实以及意图。今天看来，当中国在经济上崛起时，一些中心国———特别是美国———并没有选择在经济上与中国开展平等和公平的竞争，更不用说在经济上开展广泛合作了，反而更多地使用了政治和军事的手段，采取各种各样的遏制策略，即使使用经济手段(如反倾销调查、贸易制裁等)，也是建立在政治和军事恐吓的基础上作出的，或者说，背后是有政治与军事威胁作后盾的。进一步，从中国周边国家的情况看，“”从来也不是以经济的形式出现的，反而恰恰是政治渗透的结果。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这种经济主义解读是具有代表性的，即使在对全球化进程进行分析时也存在这类学术现象。我们看到，弗里德曼在其《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所给出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生产外包，并声称外包是碾平世界的一大动力。弗里德曼是在撇开了政治的前提下去证明中心国对边缘国的资本输出以及生产外包是如何让边缘国在经济上、就业上以及生活水平上获益的。事实上，世界体系中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以及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建立在政治关系的基础上的，是通过政治开辟道路的。当然，边缘国在与中心国交往的过程中也许会运用经济优先的策略，或者要求经济优先的原则得到中心国的承认，但在实质上，这种经济优先的策略以及主张也完全是一种政治策略。至于中心国，一方面，我们看到，它(们)经常会用“自由贸易”、“比较优势”、“现代化”等一系列的经济用语和谎话迷惑边缘国，以减少边缘国对中心国的敌对和反抗，但在这些话语霸权与文化输出的背后则是强大的政治恐吓和武力威慑;另一方面，当边缘国不听话的时候，中心国就会撕下面具，根本无需用经济策略去掩盖它(们)的政治霸权，而是裸地运用政治恐吓和军事讹诈的手段直接对边缘国进行支配、干预等。当然，沃勒斯坦为了表明他关于世界体系的描述是客观的，也不能不承认政治的、文化的因素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如，他说，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各部分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性的，尽管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因文化联系和我们最终将看到的政治格局———或联邦结构———而得到加强”［2］13。在此，沃勒斯坦承认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却只承认政治具有某种辅的影响，但他所希望的是在世界体系中找到一个主导性的因素，也确实在现代世界体系的生成史方面作了细致的考察，结果是把现代世界体系视为“世界经济”的同义语这一无需论证的前提。在沃勒斯坦的叙述逻辑中，政治的、军事的因素都只在世界体系的形成中发挥辅的作用，这在他对作为世界体系中心的欧洲近代史的叙事中反映得非常清楚。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体系在欧洲的生成是一个完全由经济决定的过程。沃勒斯坦以问答的形式说道:“在欧洲世界经济体系出现的同时，也兴起了西欧绝对君主制，但它是其原因还是其结果呢?”紧接着，他就对这一问题作了回答，认为西欧绝对君主制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似乎已要求并且为中央集权和对内部控制的加强这一长期进程提供了便利，至少在中心国家是如此”［2］151－153。我们已经指出，考察一国历史时，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应当得到承认的，如果沃勒斯坦所指的是某个具体的西欧国家，这一观念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就整个西欧来作出这样的判断，可能就需要对历史作出具体分析了。然而，沃勒斯坦却把这种判断直接地运用于解释世界体系的生成过程，从而简单地得出经济因素是世界体系中首要性的和决定性的因素这一结论。这样一来，他就把对现代世界体系的描述重心转向了经济分工和劳动控制方式的方面了。结果，他给我们提供的其实是这样一个可以推导出来的结论:中心国虽然早于边缘国建立起了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且这种国家机器也为中心国的经济扩张提供了政治支持，使中心国对边缘国的经济剥削成为可能，但是，边缘国之所以处在相对于中心国的弱势地位上，在根本上是由于它的经济分工和劳动控制方式的落后造成的。边缘国在劳动控制方式上依然沿用奴隶制的和封建制的方式，使其经济运行的成本大大地高于中心国，以至于丧失了在世界体系中与中心国竞争的能力，因而也无法改变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从普雷维什到依附论学派，在分析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时，都努力从中发现中心国是如何运用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去剥削边缘国所创造的财富的，即要求在对这一秘密的揭示中去寻求应对之策。尽管普雷维什和早期的依附论学派都没有明确地以世界体系作为分析框架，但是，他们在使用中心—边缘的概念时默认了世界体系这一前提，认为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关系是被结构化到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之中的，中心国恰恰是在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之中实现了对边缘国的剥削和掠夺，而边缘国所创造的财富也正是在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之中自动地向中心国流动的。然而，沃勒斯坦却在对世界体系生成历史的经济主义解读中把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说成是由世界经济的变动造成的，把中心国与边缘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说成是由经济决定的。我们知道，沃勒斯坦从普雷维什和依附论学派那里借用了中心—边缘概念，认为世界体系是拥有一个中心—边缘结构的，但是，由于他在世界体系中所看到的仅仅是经济因素，因而，他在谈论这个中心—边缘结构时，也就只剩下了经济意义上的解读，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被消解了。吉登斯在谈到沃勒斯坦时就曾指出他的这种经济主义观的不足:“世界体系理论强烈关注经济影响……以经济标准来划分的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并不能使我们对权力的政治与军事集中加以阐明，这种集中并非总是能与经济的差异完全吻合。”［5］61这无疑一语切中沃勒斯坦的要害之处。总之，世界体系的运行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关系以及一切经济活动都只是显露于外的表象，特别是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之中，所包含着的是政治上的压迫、军事上的干预、经济上的剥削和文化上的入侵等等众多的方面。如果在世界体系的分析中持有经济决定论的话，必然会导向对中心国在世界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加以掩饰或美化的方向。
三、经济主义分析方法的适用性问题
尽管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有着明显的经济主义倾向，但他却一再宣称自己所做的是一种综合的、整体主义的分析。他说:“世界体系分析的论点非常简明。三个认定的人类互动的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或社会文化的领域———不是独立的社会活动领域。它们没有独自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约束、选择、决定、准则和‘合理性’的相互结合是那样的紧密，以致没有任何有用的研究方式可以按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分类把‘这些因素’分开。”［4］168在论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时，沃勒斯坦也解释道:“当然，事实上我坚持认为政治和经济两个变量是存在于一个单一领域中的。我拒绝接受下述论点，即政治领域具有自主性，或它是由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甚至独立于———那些支配经济领域的法则支配的。我在书中坚持一种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holisticanalysis)”［6］6。沃勒斯坦甚至自我辩解道，他在将“政治”与“经济”加以区分时只是出于方便分析的需要，是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问题的全貌。可是，阅读他的《现代世界体系》，却发现他的这些说辞是不实的，他并没有贯彻他的所谓整体主义分析方法，而是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经济主义倾向。在讨论欧洲在“延长的16世纪”期间的劳动分工时，沃勒斯坦一方面强调，“经济决策和政治决策原则上是分不开的，或者说是不能分开讨论的”;但他同时又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特征是:经济决策要首先适合于世界经济舞台，政治决策要首先适合于较小的合法统治结构，即世界经济内部的国家(民族国家、城市国家、帝国)”。［2］73这在某种意义上显然是否定国际政治的存在。而且，这并不是他的一个具体观点，而是贯穿于他的全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他一直是在此基点上展开他的世界体系讨论的，在几乎每一项论述中都一直赋予经济因素以高于一切的地位。就《现代世界体系》一书而言，沃勒斯坦所使用的是标准的经济主义分析方法，但是，也正是在这本书中，沃勒斯坦提出了整体主义分析方法的构想并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们看到，沃勒斯坦经常陷入到他所声称的整体性研究方法与经济主义分析方法之间的矛盾之中。也许沃勒斯坦在希望把握世界体系的整体情况时是把整体主义作为他的某种追求的，但是，由于他仅仅提出了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构想，并没有作出深入的和成熟的思考，更没有得到相应的语境支持，所以，在实际操作的时候，选择了把经济因素作为分析切入点的路径。我们已经指出，就一国而言，经济关系是基础，其他因素都需要最终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而就世界体系来看，经济因素反而成了被决定的因素。然而沃勒斯坦恰恰把这个逻辑颠倒了过来，在对世界体系的分析中滥用了经济决定论。事实上，在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即使对于一国内部的问题进行分析，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也开始变得可疑了。我们知道，随着工业社会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后，领域分化的进程基本完成，对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分别研究显然需要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方法，以至于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显露出了局限性。20世纪后期以来，之所以社会科学变得声名狼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学者们仍然习惯于按照旧的思维传统滥用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以至于很难形成令人信服的结论。其实，不仅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且诸如定量研究等方法也是如此，在某些领域是适用的，而到了其他领域，却成了导致科学研究混乱的原因。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决定了近代早期形成的诸多传统研究方法已经不再具有普适性了，而是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做出方法论上的创新，特别是需要针对具体的研究对象去选择或发明新的研究方法。就沃勒斯坦等人提出的世界体系论而言，显然是前人未能深入触及的课题和研究对象，需要在方法上做出创新。可是，沃勒斯坦偷懒了，直接搬用了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所以，他关于世界体系的认识显得非常不真实，甚至表现出了某种为既有世界体系进行辩护的学术倾向。也许沃勒斯坦可以辩解说，他是希望用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达致对世界体系形成史的科学理解。但是，面对既有的世界体系，我们应当做什么?进一步地说，是让边缘国都安于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还是努力改变现状?关于如何改变现状，是让边缘国重走中心国的老路子还是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是让边缘国在既有的中心—边缘结构中挣扎还是提出打破中心—边缘的要求?一旦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认识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而是需要在认识世界体系形成的同时去寻求改变这个不合理的世界体系的路径。这样一来，经济主义分析方法就必然会面对无情的拷问。应当看到，沃勒斯坦对分析方法是做过思考的，他也试图在这方面作出创新，他所提出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其实也包含着综合性分析的内容，他在评论社会科学研究时甚至说过，“当人们研究社会体系时，社会科学内部的经典式分科是毫无意义的。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分科是以某种自由派的国家观及其对社会秩序中功能和地缘两方面的关系来确定的……我不采用多学科的方法(multidisciplinaryapproach)来研究社会体系，而采用一体化的研究方法(unidisciplinaryapproach)”［7］8。在沃勒斯坦写作《现代世界体系》时，社会科学研究中正流行着跨学科研究，沃勒斯坦在批判跨学科研究的同时也表达了他所追求的“一体化研究”的愿望，这说明他并不愿意“随大流”。的确，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所谓“跨学科研究”来看，更多的是从多个学科中去东采西撷，往往满足于形式上的中和，而不是建立在对每一个所涉及的学科都做出深入理解的基础上。事实上，各种各样的所谓“跨学科研究”并没有摆脱专业化学科分类的限制，往往表现出来的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觊觎其他领域的研究议题，依据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所形成的专业视角去对其他领域的问题发表意见。沃勒斯坦显然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认为:“跨学科研究(multidisciplinarity)在表面上试图要超越学科，但在实际上，它通常只是强化了它们。那是因为‘跨学科研究’这个词本身就预设了分立的学科分类的合法性及其意义，因为它主张将不同知识综合起来。也就是说，其背后的假设就是，分立的知识是存在的”［8］224。鉴于对跨学科研究的这种认识，沃勒斯坦提出“一体化研究”的设想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但是，沃勒斯坦在对现代世界体系进行分析时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并没有把“整体主义分析”和“一体化研究”贯彻在他的世界体系论之中，这说明他在研究方法上有创新的设想却没有创新的能力，更没有创新行动，而是陷入了庸俗的经济主义分析之窠臼。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不仅提出了世界体系研究的课题，也促进了关于世界体系研究的方法论反思。此前，普雷维什和依附论学派事实上也一直持有着世界性的视角，所研究的也是世界体系，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却表现出了很大的随意性。在沃勒斯坦写作《现代世界体系》的时候，包括依附论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开始谈论研究方法的问题，比如，作为依附论代表人物的阿明在20世纪70年代也明确地表达了对研究方法的反思，“尽管从某种特殊角度，如从传统的大学学科的角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近社会事实，但社会的科学却只有一种，因为社会事实是统一的，它从来不分‘经济’事实、‘政治’事实和‘思想’事实等”［9］4。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沃勒斯坦所构想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一致的，就依附论学派的思想发展来看，也大致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更为明确地追求一种包含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综合性分析。就此而言，沃勒斯坦提出整体主义分析和一体性研究的构想是具有科学史上的合理性的。遗憾的是，沃勒斯坦并没有在其著作中真正地运用这一方法，而是受到了经济主义分析的纠缠。所以，在沃勒斯坦的视野中，总是基于经济因素而去确定“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以至于把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的复杂现实简单化了，也就无法准确地反映出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真实情况，更不可能真正揭示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军事掠夺的秘密了。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是有着世界影响的鸿篇巨制，特别是他作为一位来自中心地带的学者对普雷维什和依附论的基础性分析框架的使用，对于中心—边缘概念的传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得相关研究能够在这一视角中去认识世界和分析国家间的关系，这应当视为他的一项贡献。但是，沃勒斯坦所构想的与实际使用的研究方法之间的不一致也造成了消极影响，特别是经济主义分析使他所描述的世界体系及其形成史成了一个单色的世界，在实践上则可能导致边缘国家在努力向中心跃迁的过程中作出错误的策略选择，那就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经济发展方面，以为单凭经济发展策略的运用就可以改变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从20世纪后期以及新世纪的世界体系运行状况来看，虽然边缘国因为注重经济发展的策略而在这些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就业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业绩，但在改变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方面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步。特别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扑面而来的情况下，整个世界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况，边缘国不安于边缘位置的要求与中心国极力维护自己的中心地位的要求之间孕育着各种各样的潜在冲突，以至于世界陷入了动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坚持用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去认识世界的话，就会把许多决定了世界运行的因素排斥在视野之外。那样的话，一场巨大的危机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中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一个重大机遇，它将打破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所造就出的既有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事实上，它要求我们在认识世界体系时必须运用多维的视角，必须对世界体系作出综合性的分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找到对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加以解构的可行性路径。所以，我们需要对沃勒斯坦的经济主义分析方法作出批评，目的就是要寻找世界体系分析的新方法。只有这样，边缘国改变现状的努力才能够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被引向正确的方向。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在国家边界范围内开展经济、社会建设，而是面对一个复杂的、多元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世界体系中开展各个方面的活动。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世界体系，以求我们在各个方面的政策和策略都是有着客观依据的。在这里，我们对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经济主义分析方法所作的评述，是要指出他把传统的民族国家边界内的理论研究方法运用到了世界体系的分析中所犯下的错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世界体系是一个刚刚向我们开放的话题，准确地说，是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我们才遇到了和必须面对世界体系，这样一来，我们原来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以及理论视野上的地方色彩也就暴露了出来。其实，我们所接受的方法训练和理论传承都明显地具有“地方模式”的色彩，这很可能会妨碍我们对世界体系作出科学的把握。因此，我们指出沃勒斯坦研究方法上的缺陷，是希望将其作为我们观察和研究世界体系的镜鉴，以便我们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能够在方法上和理论上都作出创新，对世界体系做出新的解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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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体系篇2
一、世界经济体系从“中心－边缘”结构向板块与网络状并存结构转型的特点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他写道：“表现为一个社会体系的特征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个体系内的生活是独立自足的，而且这个体系发展的原动力大体上是内在的。”沃勒斯坦提出：“迄今为止只存在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一种是世界帝国，在这些世界帝国中，存在一个控制大片地域的单一政治体系，不论其有效控制程度减弱到什么程度；而在另一类体系中，在其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空间不存在这样的单一政治体系”。
根据沃勒斯坦的观点，16世纪以前，“世界性体系”主要表现为一些世界性帝国，如罗马帝国、中华帝国等。从16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它不同于“世界性帝国”之处在于，它有一个自成一体的经济网络，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在这个世界经济体中占据有优势地位的地区，主要是西欧和北美地区，是中心区域；而广大亚非拉地区，由于受到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或是新独立建成民族国家不久，是这一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区域；在这两者之间的是半边缘区域。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承担着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中心区域利用边缘区域提供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品向边缘区域销售牟利，并控制世界体系中的金融和贸易市场的运转。边缘区域除了向中心区域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还提供销售市场。半边缘区域介于两者之间：对中心区域部分地充当边缘区域角色；对边缘区域部分地充当中心区域角色。
在冷战时期，根据当时苏联的观点，存在着社会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市场这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体系。但这只是一个不长的插曲。冷战结束后，这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体系变为只有一个单一的世界市场体系。近年来，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开始从“中心一边缘”结构向板块与网络并存结构转型，其主要特点有：
1.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趋势迅速发展
近年来，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迅猛发展，开始形成欧盟、北美和东亚三个大的经济板块和其他一些较小的经济板块。
欧盟2004年扩大后，拥有25个成员国，人口约4.55亿，总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万亿美元。北美自由贸易区1994年开始实施，现在包括美、加、墨三国，人口约4.2亿，总的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3万亿美元。北美自由贸易区在世界上的影响不亚于欧洲一体化。东亚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和安全合作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强劲。东亚国家已经开始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进程，中国将与东盟国家于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如能实现，它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总人口将达近20亿，经济规模将超过3万亿美元。日本与东盟签订了一揽子经济合作协议，决定在2012年实现经济合作伙伴计划。韩国已与东盟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商品自由贸易达成协议。此外，中日韩正在就三国自由贸易安排开展联合学术研究。“东亚共同体”如能建成，将形成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三足鼎立的态势。
北美和东亚经济板块中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走联合自强道路，也建立和加强了一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形成较小的经济板块，如非洲联盟、东非共同体、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里约集团、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阿拉伯国家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
这些都促使世界经济体系从“中心－边缘”结构开始向板块结构转型。不过，板块与开放并不一定是矛盾的，板块也可以是开放的，出现开放性与板块性并存。
2.跨国公司形成全球网络
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经济中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技术开发和转移以及其他服务于一体的经营实体，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体现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全球取得迅速发展。冷战的结束和转型国家的改革开放，更给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现在，全世界4万多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在世界各地的雇员达到7千万人，已控制世界生产的40%、世界贸易的60%和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全世界100支最大的经济力量中，跨国公司占一半以上，超过许多中小国家。跨国公司正在超越民族国家而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国际生产和经营正在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最佳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跨国公司占世界上国际直接投资的90%以上，使国际直接投资年均增长近30%。2005年中国出口总额的58%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83%。同时，跨国公司加速在不同国家建立研发机构，以便最有效地利用当地科技资源，研制出最能适应市场的产品。“跨国公司在这一全球化新阶段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跨国公司形成的全球网络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
3.出现新型的三极贸易体系，若干发展中国家从边缘向半边缘甚至中心转化，但中心区域国家仍能保持中心地位
现在世界上形成一种新型的三极贸易体系。它不仅与过去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贸易有所不同，而且是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未有过的。第一极是掌握创新工艺和服务的国家，第二极是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第三极是原材料拥有国。第一种贸易是掌握创新工艺和服务的国家与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之间进行交换；第二种贸易是低工资地区与原材料拥有国之间进行交换；第三种贸易是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用自己的资源与那些拥有技术的国家进行交换。
虽然掌握创新工艺和服务的国家主要是过去的中心区域，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仍主要是过去的边缘区域，但在贸易中的角色已发生重大变化，过去的中心区域已转变为提供创新工艺和服务为主，而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转变为直接生产加工制品出售给那些拥有技术的国家和提供原材料的国家。例如，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装配车间”。这一方面表明，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和提供原材料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开始逐渐摆脱边缘化，甚至有些提供原材料的国家已经属于中心区域；另一方面也说明，从“中心－边缘”结构向板块与网络并存结构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心区域由于掌握着创新工艺和服务，仍具有很大的优势。例如，服务部门的很大部分－金融服务、很多娱乐性服务，甚至还有教育部门－现在都可以进行贸易。许多服务的可贸易性第一次超过商品。而且，中心区域仍是“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以及高工资产品所在的地区”。
世界经济体系从“中心－边缘”结构开始向板块和网络并存结构转型，是在若干发展中国家从边缘向半边缘甚至中心转化，但中心区域国家仍能保持中心地位的背景下出现的。
二、世界经济体系向板块与网络状并存结构转型的主要原因
1.区域化与区域主义相互促进
区域化（regionalization）与区域主义（regionalism）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区域化是指某一区域内由非国家实体，主要是跨国公司在市场力量影响下进行贸易和投资所推动的区域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而区域主义又称“地区主义”，主要是指国家通过进行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安排，建立各种多边机制包括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来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一体化。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国际区域可以界定为地理上相联系的一定数目的国家，它们处于某种程度的相互依赖；国际区域主义就是以区域为基础的国家间的联合或集团的形成。中国学者马孆提出，区域主义具有“国际性、地缘性和组织性。国际性表明了区域主义属于国际关系范畴；地缘性显示了区域主义的存在范围；组织性体现了区域主义的活动空间。”安德鲁·赫里尔认为可以根据社会凝聚力（socialcohesiveness）、经济凝聚力（economiccohesiveness）、政治凝聚力（politicalcohesiveness）和组织凝聚力（organizationcohesiveness）的程度高低所导致的地区相互依赖程度来分析区域主义。波恩·赫特和a·伊诺塔用“区域融合度”（re-gionness）的概念来表示区域主义的程度，并将区域融合度由低到高分为5个层次：地理区域（regionarea）、区域复合体（regioncomplex）、区域社会（regionsociety）、区域共同体（regioncommunity）、区域国家（regionstate）。
世界经济体系篇3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mpS；Sna；生产；收入
1.两种体系：mpS与Sna
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历程中，由联合国公布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体系有两个：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和国民经济账户体系：
1.1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
联合国于1971年发表的《国民经济平衡表体系》，也称其为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SystemofmaterialproductBalance，简称mpS），它是前苏联在总结1925年以来计算国民收入的经验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套核算方法和体系，主要用于苏联和东欧等计划经济国家，也称东方体系，我国早期也采用这套核算体系。
mpS的理论依据是：社会生产就是物质生产，只有创造物质产品或者作为物质产品生产过程直接延伸的活动才是生产活动，其他活动都是非生产活动。据此，全部社会产品都是由物质部门生产的，物质产品的价值总和就是社会总产值。因此mpS只需着重考察物质产品的再生产过程，即反映物质产品的生产、物质产品价值的分配和再分配、物质产品的使用构成和具体去向，等等。
mpS采用限制性生产的概念，它把经济生产的定义只限于物质产品生产和生产性劳务，只承认物质生产才是生产，相应地，社会产品只是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成果。从使用价值看，物质产品由工业、农业和建筑业三大部门生产，社会产品就是这三个部门所生产的物质产品。从价值形成过程看，物质产品的价值除三大部门所创造的价值外，还包括货物运输业和商业等流通部门追加在商品中的价值。所以，mpS把工业、农业、建筑业、货物运输业和商业通称为五大物质生产部门，这五大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活动成果，构成了mpS的社会产品价值核算的内容。
1.2国民经济账户体系
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ystemofnationalaccounts，简称Sna）首创于英国，它是依据欧美发达国家的核算理论和实践制定出来的方法体系，故也称西方体系。
相对于mpS而言，Sna有三个显著特点：
Sna是依据综合性生产观念组织核算的。它认为：人类的各种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活动都是生产活动，换言之，生产的本质不在于是否提供物质产品，而是在于是否创造新的使用价值或效用。
Sna还充分运用了现代经济分析中的投入产出分析，资金流量分析，资产负债分析和国际收支分析等工具，这些大大扩充了Sna的核算内容和分析领域。
Sna是一种以账户形式和复式簿记法组织起来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核算方法能够保证整个核算体系的逻辑严谨。
Sna则采用综合性生产观。按照这种生产观，凡是创造效用并取得收入的活动，除去非法活动外，不管是生产物质产品还是提供各类服务，一律看作是生产活动，即Sna将服务部门与物质生产部门等同看待，归入生产部门，也就是说，Sna的生产范围除了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货物运输业、商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外，还包括了除个人自我服务以外的各个社会服务领域。因此，Sna的社会产品―商品就是有形的物质产品与无形的劳务产品的合称，这样，Sna的核算范围就不仅包括物质产品，而且也包括劳务。显然，其核算范围比只计及物质产品的mpS就大多了。
2.mpS与Sna的比较
2.1概念比较
对整个社会产品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的核算，构成了整个国民经济核算的中心内容，但对什么是生产活动，什么是社会产品，mpS和Sna则有不同定义。mpS是建立在物质生产观念的基础之上，其主要的理论依据之一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再生产理论。因此，mpS计量的国民收入是基于物质生产活动的产出成果。该体系适应于物质管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Sna把物质生产活动和非物质生产活动放在同等位置上一视同仁地核算，更有利于全面描述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和结果，它有利于反映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加，人们服务性消费比重不断提高的客观趋势。
这两个体系的最大差别是在生产概念上的差异，由生产概念差异而引起的中间消耗和最终使用的计算范围也相应发生变化。例如，在Sna中，由于服务部门也计算产值，物质生产部门的中间消耗就应包括对服务的消耗价值，而相应的服务部门也有了自身的物质消耗。但在mpS中，服务部门不计算产值，因此，物质生产部门对服务的消耗不作中问消耗处理。至于服务活动中的各种物质消耗，则作为社会最终使用，形成消费基金。两个体系在中间消耗上的差别，除了由于生产范围的不同外，还有：第一，在Sna中包括固定资本损耗，mpS则不包括；第二，在Sna中作为中间消耗的企业在文化设施方面的非生产性支出，在mpS看作为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转移支付，从物质生产领域的营业盈余中扣除，有关这方面的产品消耗作为最终消耗；第三，在Sna中作为中间消耗处理的企业业务旅差费，在mpS中看作是居民的原始收入，所消耗的产品作为居民的个人消费；等等。
由于对生产的定义不同，最终消费和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的概念也不一致。在mpS中，最终消费只限于对物质产品的购买，而不能体现为劳务的购买支付。非物质生产领域内职工的工资及其他收入，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不能作为生产收入。而在Sna中，最终消费还包括非物质劳务的购买，如支付医疗费用、教育费用、房租等。既然在市场上通过价格获得的货币收入，理所当然地视为生产收入，并且计算产值，那么，除了义务性的转移收支外，再分配也就几乎不存在了。
而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快速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mpS存在的基础也随之发生变化，其在很多方面不适于当代商品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因而越来越多采用mpS的国家，开始结合本国实际，逐步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改革，开始运用Sna核算原理和方法。
2.2核算方法的比较
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是从国民经济总体上研究国民生产、分配、使用之间的关系，主要使用国民经济平衡表，该表为单式平衡表，只是通过左右两栏数据的平衡综合说明社会整体的再生产过程。构成mpS的国民经济平衡表主要包括：综合物资平衡表，综合财政平衡表，劳动力资源平衡表，国民财产平衡表以及固定资产平衡表等。其核心指标主要是：社会总产值，社会净产值，国民财产及物质产品消耗，消费与积累等。同时，各表间只存在经济指标的内涵关联，不存在严格的核算对应关系。
国民经济账户体系主要是由国民收入核算，投人产出核算，资金流量核算，国际收支核算以及资产负债核算组成的。它从宏观经济的控制和调节出发，既对国民收入在各环节的规模水平及结构状况作分别研究，又将国民生产、国民分配和国民使用连成统一的有机整体。其核算方法为复式记帐法，即运用国民经济收支活动有收必有支、收支必相等的原理，以帐户的形式对国民经济活动进行核算。这种核算把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国民经济各部门紧密衔接起来，较好地反映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内在联系。
通过对这两个体系在概念和方法上的比较，可以看出Sna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核算范围覆盖整个国民经济，不受物质生产领域的局限；
二是核算内容不仅包含产品的生产、交换和使用的实物运动，而且还包含收支和金融交易等资金运动，能较好地反映社会再生产中实物运动与价值运动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运动过程。Sna十分重视从价值方面来考察国民经济运行，把国民收入核算、投人产出核算、资金流量核算、国民财富核算和国际收支核算5个方面都纳人统一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相比之下，mpS在这方面的核算则有欠完整，特别是在资金流量核算和国民财富核算方面，所差更多；
三是核算方法采用复式记帐法，通过帐户体系把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国民经济各部门紧密衔接起来，能较好地反映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内在联系，提高了国民经济核算的科学性。
相比之下，mpS用单式记帐的方法，以平衡表形式对国民经济的各种活动进行单方面的登录和计算，各种国民经济平衡表之间，在数量上虽有联系，但联系得不够严密。
2.3主要指标对比和换算
两大体系除了上述主要区别外，在具体核算指标、原则和方法上也各具特点，甚至两大体系中名称相同的某些统计指标，其经济涵义、范围口径、计算方法也往往存在差异。在mpS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主要指标是国民收入。它是物质生产部门净产值的总和，扣除了一切中间消耗C_2，也扣除了固定资产折旧C_1。同时，国民收入是按国土原则计算的。在Sna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主要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它们既包括新创造的价值V+m，也包括固定资产折旧C_1，同时其计算范围扩大到整个三次产业，即全社会的所有部门。其中，国内生产总值按照国土原则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按国民原则计算。
两大体系主要国民经济综合指标的换算，主要表现为指标间和各指标内部的构成项目的换算。
两大体系主要国民经济综合指标的换算，必须通过一系列的调整来实现。调整包括：一、调整服务价值，包括中间消耗价值口径的调整；二、指标构成项目的调整，包括各指标概念的调整；三、计算原则的调整，包括以国土原则口径计算的指标调整为以国民原则口径计算的指标；四、对价格标准的调整，包括通过汇率调整为统一的货币量形式。调整两大体系的总量指标，无论是从Sna口径调整到mpS口径，还是从mpS口径调整到Sna口径，调整内容都是相同的，只是各项目的加减计算相反。
两大体系各指标内部的构成项目的换算，同样必须通过逐项调整来实现。以两大体系国民分配指标的换算为例。从分配角度看，Sna增加值中的雇员报酬相当于mpS中的居民原始收入。Sna的营业盈余加间接税净额相当于mpS的企业原始收入。Sna的增加值中还包括非物质生产领域，而mpS的国民收入中则不包括。此外，第一，在Sna中，雇主对雇员社会保险金是作为对雇员报酬的一部分，而在mpS中，则作为出自企业原始收入的支付；第二，个体经济收入，在Sna中包括在营业盈余内，而在mpS中，则包括在居民原始收入内。（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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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褚可邑.对mpS与Sna核算体系的比较分析[J]深圳大学学报13卷2期
世界经济体系篇4
一、认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
资本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质，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国际化，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高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性产物。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理论体系是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他把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放在世界范围内，作为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经济体系加以考察。他指出：“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研究帝国主义的经济特征及其未来，归根到底是要分析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分析世界结构可能发生的变化。”［1］1－2布哈林分析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几十年内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与科技进步和生产力迅猛发展相伴随的是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展、世界各部分在经济上的结合更紧密。国际商品流通的日益频繁，国际市场形成了；国际间的劳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国际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在国际“劳动力移动”的同时，资本也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平均利润率，资本国际化了。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普遍规律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作用的表现。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促成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体系的发展。经济的国际化过程日愈广阔和深入，各国经济上相互依赖关系已经形成。“一个极易互受影响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成长起来，它的所有各个部分都是相互依赖的，如果一部分发生极微小的变化，就会影响到全体。”［1］18布哈林认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构建了其独特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与重要范畴，形成了不同于希法亭、卢森堡与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路与逻辑。他克服了当时研究者不重视资本主义关系变化的倾向，研究了帝国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由世界规模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体系所组成。先于当时的研究者把世界经济作为独立的经济范畴研究，“把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理论从发达国家现象转变为世界经济体系，一种先进国家（工业国家）殖民化统治落后（东方国家）的不平衡理论。把金融资本与垄断资本理论拓展为一个遍及全球的世界经济体系”［2］233。
二、独特的危机视角
在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作一般性分析的基础上，布哈林还着力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崩溃和破产进行分析。布哈林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概念，提出了用以研究资本主义危机与崩溃的“消极扩大再生产”理论。布哈林在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过程中，仍然坚持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视角，他指出：“对于危机，不应当从单独一个国家的角度去研究，而应当从所有国家的普遍联系中，从整个世界经济范围中去研究。”［3］378而研究的方法则是“先把危机抽象掉，然后再对危机进行必要的研究”［3］301。布哈林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理论是研究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科学方法论，对于研究发展的危机时代则更是双倍必须的。在此方法论基础上，布哈林以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为出发点，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研究。布哈林认为，再生产理论是研究重复生产循环的条件，也就是研究社会体系动态平衡的条件。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都提供成为再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的产品，没有这种条件，再生产过程就不能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使得生产力重新分配，军事工业的产品不会变成新的生产循环的要素，也不创造劳动力，是一个纯粹消极的量。“战争使得再生产过程具有一种歪曲的、倒退的、消极的性质，实在的生产基础随着每一次的生产循环而愈来愈薄弱：发展不是按照日益扩大的，而是按照不断缩小的螺旋线进行。”［4］30因此，社会生产的现实基础随着社会资本的每次周转而变得更加狭小了。布哈林将这种日益增长的生产不足过程称作消极的扩大再生产。布哈林还敏锐地看到，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收入的形式具有转化变为以公债券支付利息的倾向。这些纸券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未来的实在价值的权利，同时它们可以流通，甚至可以大量的积累。但是大量积累起来的纸券的价值，是在未来才能得到实现的。它们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另一方面取决于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存在。“各种形式的纸券价值的大大泛滥，是同现实的劳动过程绝对不能比较的，这在资本主义结构的条件下将成为这种结构崩溃的一种标志。消极的扩大再生产就这样同纸券价值的累积平行发生。”［4］311907—1908年美国银行危机爆发之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工业危机，但自1907年美国银行业危机起，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1987年纽约股市崩盘，1990年日本股市和房产泡沫破灭，1994—1995年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等，直接表现为银行业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布哈林当时已敏锐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工业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的趋势，并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布哈林对世界经济的现代特征进行了高度概括，指出世界经济是结构上高度的无政府状态，而世界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表现在两个事实上：一方面是世界性工业危机，另一方面是战争。布哈林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消除了自由竞争、以资本主义的垄断代替竞争就能够消灭工业危机”的理论，认为只要世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结果依然存在，危机也将依然存在。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竞争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仅保存了下来，而且通过在世界经济范围内自身的再生产而深化了。布哈林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在愈来愈扩大的基础上继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活动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世界经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生产力的增长与分配的对抗形式相冲突，与资本主义生产各部分之间的不均衡相冲突，因此造成了资本的扩张。另一方面，社会化的劳动与私有的企业资本的组织相矛盾。其表现是民族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社会机制各部分没有均衡、没有协调的发展，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因此发生深重的危机和急剧的变化”［1］64。“至于世界经济的未来，只要它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就不会克服它内在的不适应性。相反，它将在愈来愈大规模的基础上继续再生产这种不适应性。这些矛盾将在社会有机体的另一种生产结构中，通过社会主义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活动，得到真正的解决。”［1］113布哈林关于危机的观点，是以当时的经济条件为依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德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都得到迅速发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也体现出与战前不同的特性，得到新的发展。但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并未消失，虽然危机的形式有所不同，但资本主义总危机仍在继续，而且在发展。直接的革命形式已经转移到东方和整个殖民地区，美国与力图摆脱美国霸权的欧洲之间所谓不平衡现象，都意味着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结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国内市场的缩小，殖民地的凋敝和赤贫化也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生产与消费相互关系的问题。“资本主义自身的一切经常不断的矛盾的发展：争夺市场、生产机构的发展超过购买力的增长以及其他我们所熟知的矛盾。这就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正在尖锐化。”［3］377而这些变化必然会千百倍地加剧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切矛盾，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
三、丰富的经济全球化思想
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经济关系是一个历史范畴，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蕴含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进程中。布哈林关于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资本“国际化”和“民族化”两种趋势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概括出帝国主义的全球特征和发展趋势，蕴含着丰富的全球化及其应对的思想。布哈林的全球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属于自由竞争阶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布哈林并未明确提出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但提出了“资本国际化”这一与经济全球化相对应的概念，他对“资本国际化”发展过程的分析实质就是对全球化进程的分析，对帝国主义体系基本特征的全面揭示，也从整体上概括出了帝国主义的全球特征。布哈林指出，国际经济联系的发展，促进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体系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科学技术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得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交通运输业取得巨大发展，几个大洲的经济有机体的结合成为可能，从而使世界商品流通以惊人的速度扩张起来；电话网同运输工具一样，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使商品价格和股票、债券价格的国际均等化得以依靠电讯完成。国际商品流通促进世界市场的形成，表现为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和世界市场的范围持续扩大，国际人口移动形成世界劳动力市场，实现了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劳动力再分配。劳动力的移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极，与此相对的另一极是资本的移动。以资本输出为主要形式的国际资本移动是促使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促使世界资本主义成长起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不仅使各国的生产关系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而且产生新的经济组织———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新的经济组织。世界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发展的集中倾向更明显地表现出采用组织垄断性企业的办法，以限制自由竞争趋势。通过交换过程，存在着经常性的市场联系，整个世界的社会劳动划分在各个国家中，各国的劳动通过国际范围的交换而成为全世界社会劳动的一个部分，成为受一定规律支配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过程。由于交换而形成的各国相互依赖的关系，也成为社会继续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囊括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成为世界经济的构成部分，使直到目前还是“民族的”和经济上隔绝的地区彼此接近，并且为新的、更高的、非资本主义形态的世界生产建立愈益扩大的基础。因此，“‘国民经济有机体’早以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单位，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个广阔得多的领域，即世界经济的一个构成部分。”［1］1布哈林所描述的这一形式极其复杂的过程，便是经济生活国际化的过程，是使地理上隔离的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彼此进一步接近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关系均等化的过程。但是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决不等同于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会加剧，而且正在加剧各“民族的”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使这个冲突极度尖锐起来。国际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展，不能增进各交换集团间的“团结”，与之俱来的是日益发展的各交换集团间的极其激烈的竞争，是生死攸关的大搏斗。资本家利益的国际化只不过是表现经济生活国际化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个方面是资本家利益的民族化过程。“这个过程最明显地表现出在世界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它造成最剧烈的震荡和最深重的灾难，造成人类精力的极大浪费。”［4］41布哈林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发展过程入手，比较透彻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和与之相伴的资本利益民族化进程，深刻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四、布哈林世界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布哈林世界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布哈林在考察世界经济时都强调其资本主义的特性，将资本主义与世界经济历史地统一起来，从一个更加明确的分析框架来观察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进程。将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对象“从国家限定的经济空间转移到世界经济的空间”。市场不再被视为局限于每一民族国家内部的独立经济空间，世界经济也不再被理解为连接独立国家经济空间的国家间经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统治着全世界，并且用牢固的经济联系把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各个部分连结在一起。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具体表现。世界经济是一个现实地存在的统一体。”［4］2布哈林从世界经济的形成来论述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把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置于“世界经济”的宏观背景中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分析和认识世界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科学方法。
第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与布哈林时代的危机相比，具有许多更为复杂的新特点，但其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布哈林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矛盾、国际冲突、帝国主义战争等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是具有深远根源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主义性质正在转入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方面。市场问题、价格问题、竞争问题和危机问题，正在日益变成世界经济问题。”［3］417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在贸易、投资和金融方面联系的广度和深度愈益增强，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发生危机都会使相关国家和地区陷入困境。布哈林已经敏锐地注意到全球资本的扩张、世界市场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和资本主义危机由工业危机向金融危机转变的趋势，并对此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布哈林关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理论，对研究当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探寻金融危机爆发及其蔓延的深层原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范式，对我国现阶段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世界经济体系篇5
(一)国际关系我们所说的国际关系指的是人类的社会生活逐步国际化的过程中，在以世界为整体的政治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整体，是国际行为主体即世界各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之间相互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一个总体系［1］。广义的国际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军事关系、宗教关系、政党关系、文化关系、民族关系、意识形态关系等等，在这些国际关系中，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是最重要的两种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关系就是国家、国家集团与国际组织之间在政治领域中相互关系的总和;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家、国家集团与国际组织之间在经济领域中相互关系的总和。虽然，在国际关系中最活跃最直接最重要的是政治关系，但是经济关系是最根本最基础的国际关系，是政治关系的基础。外交关系是国际关系的外在表现，尤其是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最直接的外在体现。由于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总是处于优势地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发达国家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国际经济秩序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发达国家往往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他们占据商品限售的稳定市场和投资场所，获取本国生产所必须的原材料和能源。整个世界经济体制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利益和要求，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发展的权益无法保障，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个局面中发展中国家总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追求则表现为既要保护本国民族经济发展的自，防止发达国家对其进行控制、掠夺，还要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而努力［2］。
(二)国际关系与经济贸易的关系在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与各个国际组织的关系错综复杂，国家与国际组织的不同关系也通过各种方式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产生着影响。两国关系密切的同时，经济交流也会相应变得频繁，互相合作与发展也会成为必然。而当两个国家关系紧张、对立的时候，经济上的合作和交流也变少。因此，国际政治、文化、合作的各种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们把影响贸易的国际政治环境，即国际政治关系假设的和谐的关系。自由贸易论者们坚持贸易的结果不存在“零和现象”，给各国都能带来“双赢”局面，认为国际贸易利益带来的国际合作会消除政治冲突。保护贸易论者则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能够造成国际冲突的进一步加大，他们认为贸易是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中进行的。尽管保护伦者承认贸易能够带来利益，但是他们认为贸易利益的获得是非常不平等的，他们坚持认为贸易利益的不平等只会使强国更强弱国更弱，导致弱国国家权力的削弱，使弱国依附于强国，最终导致弱国国家自治能力的丧失［3］。在现实生活，这两种观点都存在片面性。自由主义论者忽略了贸易收益的相对性，贸易收易的相对性将会导致国家间的冲突。保护贸易论者对贸易产生的结果过分强调自由贸易带来的冲突以及其他不良影响，而忽视了贸易对国家利益的有利影响。对贸易的环境前提的看法也因为主体的不同而不同，国家利益的一致与否决定着国际关系的好坏。近代历史证明，没有对外贸易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的。经济贸易也能够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能够缓和国家之间的矛盾，促进国际关系的和谐，促进世界的和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国际分工及其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每个国家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市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世界各国利用世界市场。强大的经济基础是支撑一个国家世界地位的重要支柱。因此，在今天世界各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从事国际间的贸易都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的动机。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国家都尽量使本国的利益在在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取最多，获得贸易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制定世界市场的规则仍然靠的是国家的实力。国家间的实力不同，必然导致世界市场的规则偏向于最强大的国家。如果这些最强大国家的国内经济结构和权力分布要求消除“资本的民族障碍”的话，就会在国际上建立一种相对开放的贸易体制，这在一定程度有利于世界贸易向着自由化方向发展。比如说战后关贸总协定就是这样一种贸易体制，它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同时，也促进了战后世界贸易的发展。存在着不同的国家、民族、阶级，也就存在着不同的利益，所以国际贸易的环境是永远不会完全和谐的，每个利益主体都想在贸易过程中获得贸易利益的最大化，争取避免和减少贸易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国际冲突在所难免。但是，当今时代，经济飞速发展，由于其内在需求，国际分工出现了前所未有大变化，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和依赖程度大大加强，不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超过以往。由于越来越增近的经济依存以及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使得各国的利益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在某种程度上又抑制了国际政治中权力斗争对立和冲突的烈度。因此，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冲突具有缓冲作用。
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贸易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也称为世界经济国际化，其本质是由于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导致国际分工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于是人类的经济活动渐渐大规模地突破国家、民族的界限，各个国家的经济贸易逐渐融为一体的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最主要表现为生产的全球化，国际分工越来越多，跨国公司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市场的全球化，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世界市场也向各国打开，世界市场越来越开阔，逐渐成为一体;资本的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国际金融，使得巨额资金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达到世界资本的全球化;科技开发与应用的全球化，科学技术与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利用和发展;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由于网络的发展，为信息的全球化提供了基础。生产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表现为单个企业向纵深推进国际化的生产，拥有超过国界局限的组织管理结构。目前由于科技的进步，交通运输业以及信息通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可以走出国界，进行跨国生产经营，从而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合理配置，完成了各类生产活动。因此越来越多的公司实现了跨国经营，为全球经济化增加了新鲜活力。它们在世界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由美国主导，发展至今，已经进入稳定快速阶段，我国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以及驱动力量。2001－200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平均贡献率超过美国的12．8%，达到31%，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贡献者。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了一把双刃剑，给各个国家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对于各个国家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经济全球化能给各国带来便利的经济交流渠道和广阔的市场，但也会给各个国家带来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会使本国内部经济体系面临考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遭遇巨大的竞争压力等等。
(二)对中国经济贸易的影响在国际关系中，各国都在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因此，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样的。从开始到现在，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的经济贸易带来了双重影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啊的进程，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经济全球化的资本全球化为我国带来了大量的外资，以及国外先进的技术。有了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的支持，使得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发展。投资者也获得了大量的利益，实现了“双赢”。第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有利于我国加速工业化进程，调整产业结构。比如说在吸收了国外大量的资金后与我国丰富的劳动力相结合，我们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出许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促进了产业的结构调整。第三，有利于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为了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获取资源，优化产业结构，避免贸易壁垒等原因，我国实行“走出去”战略，“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必由之路。只有“走出去”才能使中国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使经济注入更多的活力。第四，促进中国的经济制度创新和变革。要实现国民经济健康持久的发展，就积极学习先进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经济全球化是我国能更方便的学习到国外的很多制度，使得我国在探索发展的过程中少走弯路，提高效率，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国已由计划经济制度转变成了现在的市场经济制度。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在为中国带来很多机遇和利益的同时，也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中国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面临着很多严峻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的稳定产生一定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世界市场的全球化，由于世界市场是实行一种自由的竞争交易原则，自发调节世界经济关系与各国的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难免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以及其经济政治风险、矛盾和危机，在经过本国与世界市场的连接直接引导到中国社会中来，从而，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稳定发展。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经济和政治稳定带来了全面、深刻的影响。第二，在区域和集团的保护下，竞争激烈。世界市场各种资源非常丰富，低廉的产品以及服务经常对本国民族企业造成巨大冲击。于是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形势下形成了地区或集团的经济贸易壁垒，如绿色贸易壁垒，技术壁垒等。这使中国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我们必须创新科学技术与服务质量，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有立足之地，并在竞争中不断强大起来。
三、小结
世界经济体系篇6
尊敬的各位嘉宾和媒体朋友们：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将共同见证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中美俄三国评级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一个新型国际评级组织“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它的诞生标志着人类信用评级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世界信用评级集团是人类进入信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
近六十年来，在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矛盾的推动下，人类经历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信用革命，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了信用经济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1）信用社会化使信用关系成为社会成员间的基本经济关系，信用关系作为资本的组合形态融入并主导社会再生产全过程使其成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2）社会化的信用关系是以评级为媒介建立起来的，评级的公正性决定着信用关系的质量，从而决定着社会再生产的可持续性，信用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及其与评级的高度依存关系赋予了评级对经济的主宰地位；（3）构建起了生产与信用、信用与评级两对基本矛盾，生产扩张的无限性要求信用（消费）规模增长满足其需要，生产与信用是信用经济顺周期的力量；作为信用一方主体的债务人的偿债能力是有限的，债权人要求评级客观描述出债务人的最大负债规模，信用与评级就成为信用经济逆周期的力量；信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奠定了评级的历史地位，评级承担着经济社会安全发展的责任。现代世界经济是建立在由一个个信用关系链接起来的国际信用体系基础之上的信用经济，评级是否公正决定着世界经济的前途。
全球信用危机正是现存国际评级体系背离信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向世界持续提供错误评级信息导致国际信用体系破坏的结果。现存国际评级体系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1、维护最大债务国利益的鲜明评级立场使这个体系失去独立性；2、用严重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评级标准衡量全球经济体的信用风险，向世界提供了扭曲的评级信息；3、国际社会对一个承担世界信用体系安全责任并由一个国家评级机构主导的国际评级体系没有任何监管与约束，而所在国政府也未履行管理责任，监管缺失使这个体系拥有超级权力，不断由世界承担其道德和标准错误导致的后果；4、竞争体制机制激励这个体系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把信用级别作为商品交易，使其完全不能承担起世界公共责任；5、世界最大债务国利用国际评级话语权，高估国际债务体系国家信用，低估国际债权体系国家信用，把债权国利益输送给债务国，导致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人类不可能通过改造现存国际评级体系使其承担起世界评级责任，主要理由是：1、现存国际评级体系是所属国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其兴衰攸关国家核心利益，国际社会无法触动一个体制；2、所属国政府绝无可能主动改革现存评级体系；3、现存国际评级体系的主体缺乏对信用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缺乏改革的动力和正确方向。
人类社会用承担错误评级导致的信用危机后果并付出巨大社会代价的方式得到了这样的共识：唯有构建一个体现信用经济和评级发展规律，代表人类社会共同利益，能够承担起世界评级责任的新型国际评级体系，人类社会安全发展才有保障。这就是历史的召唤。国际社会对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途径进行了理论与实践探索。
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1、体现独立性的非国家性、非政治性、非利益冲突性、非竞争性和公正性，是新型国际评级体系承担世界评级责任的首要前提；2、信用关系国际化形成了以债权债务组合的资本形态在全球的流动体系，需要用一致的评级标准科学揭示世界每一组信用关系的风险，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投资风险比较，指引资本在全球的有效流动；3、信用关系国际化构建起了全球信用风险传导体系，一个国家或地区评级错误导致的信用风险极有可能酿成全局性危机；它需要通过双评级体制进行评级风险制衡；4、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应该由三个部分构成，即评级机构、评级标准、评级监管。
实践成果表现为三种实现途径的选择：1、推动各国评级结果互认；2、建立区域性评级组织；3、构建一个全球评级机构。
显然，前两种设想不能成为代表整个人类社会利益的载体，不能满足资本在全球流动对评级信息一致性的需要，不能防止评级风险的传播，因而难以担当世界评级责任。于是，构建一个全球信用评级机构就成为历史的选择。
为了历史的召唤，大公作为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的首倡者与推动者，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与三十多个国家的政要、评级机构和相关组织进行反复磋商，所有参与者都赞成加快改革国际评级体系，高度认可并愿意积极参与组建一个非性质的国际评级机构，使其成为代表人类社会共同利益和新型国际评级体系的载体。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美国伊根-琼斯评级公司、俄罗斯信用评级公司决定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信用评级集团”。
世界信用评级集团的性质是：不代表任何国家和集团政治经济利益的非国际评级机构，它将由每个国家与评级无利益冲突的私人机构共同出资组建。
世界信用评级集团的使命是：推动国际评级体系改革，构建一个能承担世界评级责任，保障人类社会安全发展的新型国际评级体系；建立统一的国际评级标准；推动建设一个独立的国际评级监管体系；向世界提供公正的评级信息。
世界信用评级集团是一个公司制的经营实体，它将按照信用经济和评级发展规律要求，通过推动国际评级制度变革确定其市场地位和盈利模式。为履行世界评级责任建立全球双评级体制机制，参与国际所有评级事务是这个机构发展的基点。
世界信用评级集团总部设在中国香港，计划用六个月时间完成组建，力争用五年时间实现四大发展目标：1、建立统一的国际评级标准；2、构建国际评级监管体系；3、建成全球市场服务体系；4、形成参与全球评级的能力。
中美俄三国评级机构作为新型世界评级组织的首发起人，只是在尽一个评级专业机构和世界公民的责任，改革国际评级体系，构建一个保障人类社会安全发展的新型国际评级体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才能成功。我们衷心期待一切有识之士携起手来共同完成这一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伟大事业。
世界信用评级集团作为登上国际舞台的新兴评级力量必然面临诸多挑战，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作为人类发展信用经济付出沉重代价的认识和实践成果，作为惠及全人类的新生事物，必将在时代大潮的簇拥下，以波澜壮阔之势荡涤历史的尘埃，以得道多助之势成为历史召唤的担当者。
世界经济体系篇7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的高度发展，由于国际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强力发展，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主导世界经济关系的现实。站在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历史视角，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不仅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气候，进入90年代经济全球化愈益显著地发展起来，成为世界经济不争的事实。作为重要标志就是，自由贸易、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以及金融资本的跨国界流动加速了资源的全球配置。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也愈加明显。
在资本的全球流动中，利益的实现愈来愈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跨国金融业务迅速发展，跨国银行贷款总额从1980年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GDp的7.4%，增长到1990年的29%，再上升到2004年的超过50%。信息技术不仅培育了电子商务形式，而且促进了金融创新，金融产品交易空前增长。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已经形成了时间上相互衔接、价格上相互联动的交易网络，全球金融市场的交易规模达到惊人程度。国际资本垄断形成之后，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大范围的跨国界流动，打破了民族国家和政府配置的障碍和壁垒。只要有可能，垄断资本必然向世界各个角落渗透以获取高额利润，这既是国际垄断的本质体现，也是国际垄断资本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国际垄断资本的跨国流动在贸易，信息和投资等方面，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二、世界历史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主题的拓展
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扩张并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现象，自15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扩张就已经开始，19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以后，这一进程明显加快。19世纪4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就以惊人的洞察力对正在急剧变化的世界历史作出考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世界历史”时就认为，“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生成过程，认为人类社会从各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时资本主义的首创。他们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是越成为世界历史。”[2]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著名的论题，与他们创立唯物史观几乎是同时的。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了世界市场的实质，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花结果，到处建立联系。”[3]世界市场是资本剥削雇佣工人从而自行无限增值以及内在扩张的本性的外在表现。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资本积累，资产阶级手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无止境的贪欲，使资本主义充满了不断膨胀和扩张的冲动，它力求冲破各种地域限制，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寻求更大的空间。而在那些经济落后国家存在的资本短缺、地价便宜、原材料价格低廉和劳动力价格便宜的现实，为发达国家资本扩张和商品销售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这一切都为资本的国际转移和流动，为资本大规模地跨越国家的界限提供了重要条件，这就是马克思指出的：“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4]
马克思以世界眼光来研究世界范围的发达与不发达问题，不仅说明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经济关系问题。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问题的研究，是以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为前提的。他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被强行拖入资本主义轨道，既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带来了生产力和世界交往发展的理论分析，成为他晚年对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最显著地特征之一。对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探讨，即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丰富，又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和创新。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就初现端倪，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范围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世界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发达中国家只是这个整体中的局部；世界资本主义整体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已被融入这个整体发展过程。巴西经济学家卡多佐认为，发展中国家既具有依附的性质，同时也具有发展的特点，表现为“依附的发展”。只看到依附的一面，忽视了发展的一面是错误的。埃及经济学家阿明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脱钩”理论。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格局，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是按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要求被结合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的日益增强，导致了各国经济联合与合作趋势的产生和发展。阿明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求得经济的自主发展，必须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走出来，即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脱钩”的方式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5]。
不发达政治经济学时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得研究视角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发展；8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整体发展，这一研究视角开始转变为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而考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整体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的新理论取向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的高度发展，由于国际垄断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强力发展，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主导世界经济关系的现实。站在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历史视角，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世界历史的理论，不仅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问题上，一般涉及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挑战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挑战两个方面。就经济全球化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挑战而言，阿明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系，而且也存在着社会和政治维度，从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以两种空间的契合为基础的，这两种空间是：决定积累再生产的空间，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和社会管理的空间即中心民族国家塑造国际体系结构的空间。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则是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全球化空间与其政治和社会管理的民族空间的分裂。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居统治地位的资本利益的逻辑会要求赋予全球化的经济管理以优先权，其代价是削弱民族国家的功能。这种逻辑体现在占统治地位的媒体号召取消国家的社会干预，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时采用的全面的反国家活动之中[6]。就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挑战而言，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不平等在世界范围通过南北之间的两极分化表现出来；它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和公民权；它通过国际资本的过度投机和金融市场的急剧波动，以及资本的无序流动，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风险；它所倡导的利润、市场决定一切，对环境产生了极大破坏，由此而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转嫁污染的场所，从而使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遭受巨大障碍。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经济全球化起源、本质、挑战的论述，虽然观点零散、不成体系，虽然分析可能有失偏颇，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的一种新的理论取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法国《青年非洲经济》（双周刊）1997年总第234期刊载.
世界经济体系篇8
关键词:世界体系理论马克思主义沃勒斯坦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a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2-043-02
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西方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吸收并折衷了马克思的许多基本观点和方法,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批判性研究,创立了世界体系理论学派,因此也被称为“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
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和性质理论,世界体系的结构、运行和发展动力理论,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趋势和衰亡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探讨的问题主要有经济周期和趋势、霸权和竞争、地区性和半边缘、融入和边缘化、地缘文化和文明等等,这些问题又集中表现为世界经济体系、世界政治体系和世界文明三个层面。
世界体系理论有多种思想渊源,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其最重要的思想源流,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很多理论观点被世界体系理论借鉴和吸收,直接构建了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内核。夏农在《世界体系观导论》一书中指出:“世界体系论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主要因素和基本方法”。{1}沃勒斯坦本人也曾说过:“我承认我从马克思、弗洛伊德、熊彼特和卡尔・波拉尼那里吸收了很多东西。”{2}因此探究世界体系论的马克思主义渊源,分析二者的联系与区别,正确评价其理论价值与缺陷,对考察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变化及发展趋势,显得更为深刻和客观;同时吸收世界体系理论的合理要素,更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折衷与继承
1.关于世界整体观的世界历史。世界体系理论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其显著特点就是受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启发,将“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反对社会科学研究中把民族国家和国民社会作为分析单位,而是用“世界体系”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沃勒斯坦认为研究社会体系要把整个世界体系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世界整体观最早应追溯至马克思。马克思认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3}“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分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4}世界体系论的高度整体性和“世界历史”的视野,强调了世界整体的重要性,有助于我们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研究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其重要的价值之一。
2.关于分析单位的世界经济体系。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一种世界经济,因为这个体系各个部分之间最基本的联系是经济的,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被文化联系,以及最终被政治安排和联盟结构所加强。”{5}它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在单个资本主义国家内出现的,而是作为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当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时,主要研究世界体系作为社会体系的结构问题和它的发展问题。
事实上,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整体作为分析单位,并不是沃勒斯坦的首创,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重要著作中早就涉及了世界体系这一重要思想,并在研究和分析资本主义起源、运行和发展趋势等方面始终贯彻这一思想,即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来研究。《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工业开拓了世界市场,推动了商业和交通,使得生产消费成为世界性的”,{6}“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7}恩格斯在著作中也曾也论述过,世界已形成了一个以英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贸易体系,任何一个国家都被迫加入到这个体系中来的思想。可见,马、恩尽管没有以世界体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他们对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阐述是比较准确、深刻的。
3.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运行的理论。首先,在资本积累问题上世界体系理论接受了马克思的基本论点。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是资本家追求的目的,通过资本积累,资本家扩大了生产规模,获得了高额利润。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积累的进行,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这成为资本积累的绝对规律。这个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即资产阶级积累财富,无产阶级积累贫困,社会财富的增加与社会的两极分化是同一历史进程。
沃勒斯坦同样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无止境的资本积累是其根本动力,“一个国家”内的阶级分化就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两极分化。资本积累是中心区和边缘区共同追求的目的,中心区资本积累的速度快、程度高,而边缘区则恰恰相反,因此,它们之间的交换是不等价交换,是中心区对边缘区的剥削。世界体系学派的另一主要学者――霍普金斯指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论对我们而言是个非常有用的出发点,其原因有二:一是它是现代世界体系发展的核心问题;另一是它的视角:它的理论是关于该主题的唯一的理论,不是含蓄或明确地关于国内的发展,而是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关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8}正是资本积累,才使得世界体系不断地由欧洲向整个世界扩张,也正是在这种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形成了发达的核心地区和欠发达的边缘地区。
其次,在剩余价值上,沃勒斯坦综合接受了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和卢森堡的“第三”市场理论,用它来说明帝国主义或多重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且用它来区分多重国家体系中的中心和边缘。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是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转让的,最终被转让给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沃勒斯坦把这种分析扩大到世界范围,认为剩余价值是在边缘区和中心区之间转让的,即由前者转让到后者。它说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始终充满了压迫、剥削和不平等,各个区域内部和它们相互之间都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和冲突。沃勒斯坦在马克思的经典论述的基础上,力图说明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向第三世界的资本扩张和开拓世界市场,通过不平等交换使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向西方发达国家转移,促进了西方经济增长,同时阻碍了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心与的矛盾是当代世界体系中的一个基本矛盾。
第三,沃勒斯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主张从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过程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他的研究一直贯穿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参照,把社会文化思潮趋势与经济和政治运动的走向紧密联系起来,清晰地揭示出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关系。同时,沃勒斯坦对政治因素给予了比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多的关注。世界经济体系的政治上层建筑是一个国家的体系,而不是单一的资产阶级国家。这意味着世界体系论对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系的探究在更广阔的范围展开。唯物史观揭示给我们,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长河中,随着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发展,由此引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矛盾运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经济基础的要求。
4.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展望。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就是剥削的加剧,最终的结果便是资本主义的灭亡。世界体系理论,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批判,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结构的分析,将中心―关系具体化,增强了对资本主义体系批判的力度,加深了对新时期经济全球化结构的认识。资本主义诞生至今,已长达5个世纪之久,并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矛盾,作出着各种自我调整。但是,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没有变,并由此派生出来三大矛盾,即劳动与资本、资本主义中心区域和地区,以及资本主义中心区域内国家之间的矛盾。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还存在,处在边缘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与核心地区的关系就是一种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所以,使发展中国家彻底改变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唯一可能性就是用一种其他的制度来取代现行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主要取决于世界范围内的反体系运动,取决于人们的积极创造。
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预言方面,沃勒斯坦同意马克思的观点。沃勒斯坦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暂时的阶段,并预言将有一个新的社会体系最终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在某种意义上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二、缺陷与不足
如上所述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对“世界体系”理论的形成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世界体系理论也的确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思想。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研究对象和目的不同,世界体系论在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分析研究较之马克思主义更具体,更详细。但同时在对一些理论的把握和运用当中没有马克思认识的那样深刻,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
第一,沃勒斯坦借鉴马克思的整体观产生偏差。虽然沃勒斯坦比较公正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现状,给予它们在世界体系中应有的地位,并以发展的眼光分析了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变化,但是他把现代世界体系看作按照中心国家资产阶级意志塑造的世界体系,重又陷入“西方中心论”,无法自拔,这是其缺陷之一。
第二,沃勒斯坦强调,自资本主义出现以来,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其他形态的政治体系都是资本主义大体系的组成部分。世界体系论错误地把社会主义体系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范畴,在一定程度上既否定了列宁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否定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一种制度的独立性。
第三,在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上,沃勒斯坦勾画了一幅模糊的图景,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努力指明方向。他一方面坚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衰亡,而另一方面却矛盾地强调“很可能”有几个类型的世界体系,也可能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取而代之。同时,沃勒斯坦对未来体系的实现手段和途径上,希望资本主义因自身危机而自行瓦解,资产阶级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导致未来社会体系的不可预见性。这是因为世界体系理论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最终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
三、思考与借鉴
上文虽然论述了世界体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思想在传承方面的不足,但这不妨碍我们学习和吸收世界体系理论的合理内核。本文认为世界体系理论最具有价值的成就在于:
一方面,它把“全球历史观”具体化为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有关思想的强大生命力。沃勒斯坦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吸收了年鉴学派的宏观分析的优势,对近现代世界体系进行了整体性研究,提出了一种富有说服力的解释,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在构筑社会模式方面的威力。
另一方面,它丰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拓展了对现代世界体系考察的视野。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相比,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如何以马克思有关思想为指导,全面正确地考察现代的世界体系及其发展的问题,世界体系理论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值得批判吸收的思想,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这有助于启发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思想。
给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实事求是的认识和把握从来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态度。应该说,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国际体系时,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即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体系,而非僵化的文本,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视角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以解释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现象。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当今时代的体现。
注释:
{1}thomasR.Shannon,anintroductiontotheworld-Systemperspective,westviewpress,1989,p.2;p.11.
{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导言
{3}{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
{5}immanuelwallerstein,thepoliticsoftheworld-economy:thestates,themovements,andthecivilization,p.14.
世界经济体系篇9
一、剪不断、理还乱，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分析
我们如果把世界经济看作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便是典型的非线性系统。非线性系统复杂多变，并且变化极不均匀，普遍存在着混沌运动。混沌的长期行为不可预测，只要系统处于混沌区，我们就无法对它的长期行为做出预测。①现实表明，经济全球化进程日趋复杂化，许多国家的经济工作者都有同感，即科技愈发展，经济愈发达，经济活动愈难以操作，人们认识事物和控制的能力似乎越来越有限。索罗斯最终把他的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是受到量子物理学中“测不准原理”的启示，他深感金融业“毫无量性可言”。美国桑塔非研究所在复杂系统研究方面具有领先地位，这一自称诞生于秩序和混沌边缘的学科认为，必须改变自牛顿以来主导科学进程的直线与简单化的思想束缚，充分认识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进化的复杂系统，现有科学尚无法解释和驾驭，而复杂系统具有将秩序和混沌趋于平衡的能力。②在世界经济这样的非线性系统中，系统内部的元素——众多主权国家、经济集团之间的分化组合、政治经济的相互渗透，使世界经济形势经常漂浮不定、动荡不安。尽管可以通过系统各元素或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使系统暂时稳定下来，而更多的时候则由于系统各元素或子系统间的竞争引致系统的波动，一旦条件成熟，这种波动在关联作用下就会形成巨波，一旦波动得以放大，就会引致系统离开原来相对稳定状态，诱发很多冲突，产生很多矛盾。
首先是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之间的矛盾。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大都选择市场经济，消除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体制障碍，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市场经济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带来较高经济效益的功能，但也会出现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市场失灵现象，迫切需要一个“世界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纠正市场失灵。现有的三大世界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都难以承担世界政府角色，造成宏观调控的缺位。于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演绎成一系列具体的矛盾，如各国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和可调节与全球经济的无计划和少调节之间的矛盾、跨国公司的严密组织和科学管理与世界市场的盲目扩张和混乱之间的矛盾、世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市场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各跨国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尖锐化，导致世界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并导致世界经济的起伏不定、动荡和危机。
其次，民族性与全球性之间的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将变得更复杂，并发展成一个悖论。这个悖论表现在：在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世界性逐渐融合、消融了民族性。高科技手段、市场经济和资本的顽强扩张力超越了国家的疆界、个性、差异，增强了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同时各个民族和国家间的联系不断加深和扩展，跨国活动和跨国主体的急剧增加，超越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和边界，民族国家原有的稳固地位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世界性强化了民族意识，增强了民族性。有趣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全球化态势愈益明朗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却表现得异常活跃起来。不少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出现了民族独立或正在争取独立的现象，甚至出现了由于民族冲突加剧引发的战争，如原苏联的部分地区，原南斯拉夫、中部非洲以及部分西方国家的种族冲突等。民族间的互动、民族意识的消长、民族主义凸现与困顿，也许正是经济全球化浪潮赖以表现的基本事实。第三，经济全球化与两极分化的矛盾。二战以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生产水平、经济实力在总体上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了，而且差距极为悬殊。1950年第三世界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64美元，西方发达国家人均为3840美元，相差23倍；1980年低收入国家的人均总产值为245美元，西方发达国家达9684美元，差距扩大到39倍；1994年低收入国家人均为2520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则高达23420美元，西方发达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差距扩大到94倍。全世界最富有的三个亿万富翁的财产，加起来已经超过最不发达国家中六亿多人口所拥有的财产。全世界20%的富有者消费着66%的各种商品和服务，而20%最贫困人口只消费世界财富的1.3%。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展中国家内部贫富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第四，经济全球化与生态危机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愈来愈明显地显露出来，空气、水的污染，森林、植被大规模破坏，土壤沙漠化严重，化学废物遍地都是。科学技术一方面创造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辉煌，另一方面很多技术以疯狂的形式掠夺自然，地球正在失衡，很多动植物正在人类的虎视之下走向毁灭、灭绝。此外，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失业与难民、爱滋病与毒品、债务与粮食危机、跨国犯罪与全球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系统内部元素运动的无序性，相互竞争的复杂性导之系统内部矛盾的多样性。总之，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矛盾复杂多样，层出不穷，真有点剪不断、理还乱。
二、推波助澜、指数式放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危机效应
一个可能发生振动行为的系统，如果其振动频率与环境中某个振动系统的频率一致或接近，系统就会发生共振。由于外部系统的节奏同系统的运动节奏一致，将以最高效率向系统输入能量，若系统阻力很小，就会使其振幅不断放大，俗话所谓推波助澜，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就系统内部看，某个局部的振荡往往会引起其他局部的振荡，因而不同局部被整合为一个系统后，很容易出现共振，发生非线性指数放大的现象，所谓病来如山倒，也是这种情形。
经济全球化时代，由于人为的疆界与藩篱逐渐消失，人类的经济生活逐渐形成一个全球紧密相联与相依的整体，经济活动不再以国家为基本单位，而是具有十足的跨国性。经济全球化的吸纳与穿透力，将所有可以创造价值的人才、资金、商品与信息整合为无障碍、无疆界与无时差的单一经济体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系统，各国经济可看作全球经济系统中的子系统。全世界所有国家、地区与群体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福祉，均深受这个全球经济体系的扩张、收缩与震荡的影响，无法抗拒，无由遁逃。在世界经济这个大系统中，国家经济子系统的开放性是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迫切需要从系统外获取能量，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国际分工的加剧又导致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子系统对其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增强，从而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从系统外获取更多的能量。同时，国家经济子系统为了取得内部的有序，也必须把系统产生的熵排放到外部经济环境之中，以降低自身的熵，这又使国家加快同外部环境在物质和能量上的交换。从外部表现上看，国家经济子系统同外部经济环境相互作用就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贸易合作、跨国投资等。在世界经济这个复杂系统中，有很多元素处于无序状态，比如国际金融，大约有超过100万亿美元的衍生金融品在寻找机会盈利，进行股票交易的投机商们借助高科技，利用许多政府高度依赖外国资本的心态，大肆进行金融炒作，兴风作浪。④而一旦得手，便迅速蔓延，殃及世界，发生“蝴蝶效应”。1960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文兹发现了著名的“蝴蝶效应”，他指出，在一个混浊一体的气象世界里，当各种客观条件具备时，一只小小的蝴蝶在最佳时间和最佳地点煽动一下翅膀，就有可能掀起世界另一端的台风或龙卷风。世界经济系统的波动是系统发展或有序化的诱因。系统的波动就是对系统稳定（相对稳定）状态的偏离，这种波动之所以会导致系统的改进是由于世界经济系统的非线性作用。毫无疑问，经济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系统，系统的整体效应不能由系统的部分和求得。在这样的非线性系统中，系统内部元素的相互作用使系统具有了整体性行为，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微小的波动所形成局部的关联得以放大，形成整个系统的波动。1997年夏在东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到周围的地区，对亚洲经济造成程度不小的冲击，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场危机很快冲出亚洲，向世界扩散，先是俄罗斯经济形势的急剧动荡，后有巴西的金融危机，还有很多西方国家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冲击。由于没有完全开放，中国经济系统作为世界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其振动频率与其他系统不完全相同，这是中国避免发生金融共振的重要原因。中国在这次危机中顾全大局，保持人民币不贬值，为遭受危机打击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无私帮助，但自身也不可避免地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在外贸和国际投资方面也受到了十分明显的冲击。经过多方努力，系统的波动才慢慢平息下来，处于暂时的稳定状态。
三、仗势欺人、恃强凌弱，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对称现象
系统都是由很多要素组成的，每个要素由于在系统中的位置、地位不同，在系统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贝塔朗非认为，一般系统常有中心部分或主导因素，它们在整个系统中起闸柄的作用，决定着其他部分和整个系统的行为。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提出支配原理，断言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一个或几个序参量支配所有子系统的演化行为。⑤在世界经济这个大系统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这个系统的组成元素，每个国家的经济系统是这个大系统的子系统。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不同，相互关系排列组合不同，所以在世界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充满了不平衡、不平等。事实上，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权利的优劣序列，甚至这种序列特征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突出——即排序靠前的发达国家以其在资源配置和游戏规则制定方面的优势来推行，并使其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具有先发优势，这种优势是长期积累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除了体现在物质力量上，更体现在对正在形成的全球规则的主导作用上。现有的主要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形成的，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对发展中国家实行信息歧视，没有供发展中国家发表观点的有组织的论坛，更没有让发展中国家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制定出来的规则缺乏透明度，在内容和动作上暗含着对西方国家的倾斜。现在这些规则正在向全球规则转化。仔细分析一下目前对世界影响较大的重要国际组织，可以发现，凡涉及到关键的经济决策和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其决定权完全在大国特别是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谁出了钱，谁就有权决定游戏的规则”。例如，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提供的资金占18%。因此，它就拥有五分之一的否决权，而在该组织采取每一个重要措施时，美国还拥有几乎完全的否决权。在世界银行中，迄今为止，行长全是由美国人担任，按规定，一切重大问题应由成员国投票决定，股份越多，表决权越大，美国拥有的表决权超过数十个发展中国家拥有的表决权。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重大决策必须首先征得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四国的同意。所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抱怨说，世界性的经济组织只是发达国家的御用工具，是他们推行其价值观念、经济模式乃至政治模式的“代言人”，他们只考虑其自身的利益与需要，很少考虑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与要求，毫无公平可言。例如，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应该向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但国际规则是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他们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退一步讲，即使是经济全球化的规则是由那些规则制定者按照世界各国的情况平均加权后制定出来的，也同样存在着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的不平等。这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貌似平等的全球化规则面前，竞争的起点不同，结果不言自明。如果以拳击比赛作比喻：一边是超重量级，一边是最轻量级，它们之间的胜负，不战自定，更不用说规则有利于前者了。有人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好比是一辆在高速公路奔驰的豪华轿车与一辆在泥泞小道行使的马车进行比赛，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世界经济这个系统中，联结各个子系统的纽带是市场经济。由于缺乏有效的全球宏观调控，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犹如霍布斯哲学中的丛林主义，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规则，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实践，“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即强者越来越强，弱者越来越弱。由于经济全球化规则的扶强抑弱，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可能公正、平等地往来，发达国家更多的时候是仗势欺人、恃强凌弱。这种不平等、不公正主要表现在资金流向、贸易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倾斜，以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时，既得利益不公正，也不公平。正如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世界上不存在对任何人都有益的事物，经济全球化并不能均衡地同时对每个人给予某种回报。
收稿日期：2002-06-06
【参考文献】
①②⑤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5.
世界经济体系篇10
世界经济周期是指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来自经济体系内部和外部冲击的影响下，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活动呈现大致同步的高涨、衰退、萧条和复苏，表现出高度相似的周期性运动形态，这种运动形态重复发生，最终形成持续时间不同的世界性经济周期运动。从世界经济的长周期来看，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已经历了1945-1989年的这一轮长周期，该轮长周期的上升期为1945-1973年，下降期为1973-1989年，其推动力量为石油、化工、汽车工业的繁荣等。1989年至今为新一轮的长周期。从世界经济的中周期（增长型周期）来看，冷战后的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以下新趋势：第一，扩张期长，衰退期短；第二，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同步性较好，东亚和拉美的区域经济同步性较以前明显提高；第三，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危机引发生产下降，导致经济衰退；第四，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增强，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提升；第五，政策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成为引发危机的主要因素。经济周期的转折点常由股票、大宗商品、房地产等危机表现出来。结合世界经济的长周期和中周期来看，由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从顶峰滑落，1989年至今的新一轮长周期的上升期结束，开始进入下降期，同时，自2007年世界经济周期也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中周期。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为了拉动经济，各国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的救市计划，此后，新兴工业国家率先实现经济复苏，拉动全球经济走出低谷。2010年，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已经陆续开始复苏，但是由于欧洲陷入债务危机、美国遭到信用评级警告以及通胀压力加大等，世界经济的不确定风险仍然存在。
二、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互动的开放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个阶段主要是打开国门，发展对外贸易调节国内市场余缺，引进外资弥补国内资金不足；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到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这个时期大进大出的对外贸易逐步建立。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至今，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加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互动阶段（徐以升，2008）。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使得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深，同时，由于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随着这三个阶段的渐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也在不断深化，表现在三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商品、服务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这主要是指国际贸易，资本、技术、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第二个层面是体制方面，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开放要求，中国的经济体制在不断进行改革，宏观体制和微观机制都在发生变化；第三个层面是规则方面，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后来参与者，我们遵循的是现行的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提高，中国对全球规则的影响力也在加大，尤其是2001年进入对外开放的第三阶段之后，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逐渐开始参与到制定和调整国际经济规则的工作中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性经济衰退，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最严峻的一次外部冲击。在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发之初，由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对处于隔离封闭状态，世界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和1979-1982年的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大。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通过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拉动内需和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投资，并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成功地度过了危机。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开放程度和对外依赖度也在不断提高，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互动深入发展，面对世界经济周期，中国经济再也难以“脱钩”。
三、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双重影响
世界经济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具有两面性。
（一）正面影响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主要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成为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影响中国产业结构的主要渠道，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综合作用于中国经济中的供给因素、需求因素、制度因素和创新因素，使中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在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中获得改善和提升的契机。
1.通过供给因素
国际资本的流向与规模取决于各国之间投资风险与资本回报率的差异。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由于国际流动的障碍较少，其投资风险也相对较小。而在资本稀缺或生产率增长较快的国家，资本的收益率较高，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也较大。在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当经济处于扩张期时，资本收益率的上升会吸引更多的国际国内投资，产业结构得到改善，而当经济衰退时，资本收益率的下降会抑制投资，富余的资本流向国外高回报率的市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长期稳定繁荣的中国市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也较大，中国已经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国际投资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资本供给，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改善。此外，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对资源的消耗和需求也与日俱增，对外贸易的发展，使中国能够获得国际资源的供给，从而突破经济发展的国内资源瓶颈。
2.通过需求因素
国际贸易作为联结各国经济的基本纽带，成为经济波动在国家间传递的重要渠道。随着世界经济周期的波动，各国的进出口贸易量也会发生波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出口取决于世界经济的需求和该国的供给能力，而进口则取决于世界经济的供给能力与该国的需求。世界范围的国际分工使各国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能够在国际竞争中胜出，市场将生产要素向该产业部门集中配置，导致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的扩张和其他产业部门的收缩，从而提高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比重，改善了该国的产业结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正是依靠世界经济的需求，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使经济资源向出口部门集中，不断改变中国出口产业部门与非出口产业部门结构以及出口产业部门内部的结构，使中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不断得到改善，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3.通过制度因素
国际投资是世界经济影响一国产业结构中制度因素的主要渠道。通过国际投资，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直接进行组织和生产活动，为该国带来了全新的企业，一方面为东道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模板，另外一方面也为东道国改革企业制度提供了必要性与紧迫性。改革开放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外资企业对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的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大规模的FDi推动了中国产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升级。
4.通过创新因素
创新不仅包括生产技术和方法，也应包括管理方法、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等方面。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会使各国投资回报率发生变化，从而使资本在国际间流动。国际投资不仅给东道国带来了资本，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和制度。由于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这些生产要素通过人力资本、R&D等渠道推动了东道国的创新能力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改善。
（二）负面影响
1.加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难度
随着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对外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外来的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分享红利的同时，中国经济的产业安全、市场安全、财政金融安全、信息技术安全、战略性商品和资源以及重要的运输线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都面临严重的挑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难度加大。此外，还有一个更大更持久的风险，中国固然从现行的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中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但如果安于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秩序，则有可能被锁定在低水平的分工链条上，陷入“分工陷阱”。
2.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传播迅速，难以防范和抑制
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使得各国经济的相互融合，金融、贸易自由化使一国的经济变化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等渠道迅速波及其他国家。随着交通运输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传播速度空前迅速，常常出现世界性连锁反应，难以防范和抑制。尤其是国际游资，对经济波动极其敏感，巨额的国际游资常常利用各种渠道绕过资本管制，随着经济波动在各国间迅速转移，经常引发金融震荡和金融危机，进而导致经济衰退，加深了世界经济波动的危害程度和调控难度。
3.世界各国经济相互影响，调控难度增高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使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由于国际间密切的贸易往来、频繁的国际资本流动和迅速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波动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国界，其影响范围越来越广，在国际间传播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世界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互冲击，使得一国的经济周期已经脱离了本国经济内部因素的驱动，各国经济周期越来越易于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周期同步性也日益提高。各国政府孤立的经济干预已经难以“熨平”本国经济周期。自2006年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接近70%，出口贸易依存度接近40%。由于高度依赖对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受到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影响越来越大，政府调控经济的难度也越来越高。
4.经济面临严峻挑战世界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互冲击的加强和加深，使中国参与跨国合作协调世界经济周期波动成为必要。而在跨国合作协调世界经济波动的过程中，参与国
际性和跨国性的集体组织、参加或扩展国际性的协定以及加强政府间国际合作，削弱了外部事务与内部事务、国际政策与国内政策的区别，对中国国家经济产生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包括让渡问题和弱化问题。
四、中国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对策建议
世界经济周期波动是世界经济发展自身的内在规律的外在体现。中国在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时，一方面要加强自身实力，提高应对世界经济周期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
（一）构建经济预警机制，提高对经济风险的监测能力
把握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运行规律，找出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不同阶段的各种特征以及先行指标，构建好我国的经济预警机制，通过严密监控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运行的各种指标，以期尽早发现潜在的经济风险，提早对政府发出警告便于政府采取适时的宏观调控措施，为我国防御和利用世界经济波动提供协助。
（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强政府调控能力
在应对世界经济周期波动时，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的运行机制，加强和改善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互动调节，增强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波动大潮中的自立性和自理性，有效防御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把握世界经济周期调整带来的机遇。
（三）积极导向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推动内需增长
长期以来，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主要因素是出口和投资，内需的作用较小。在世界经济周期的衰退期，主要国家进口收缩，国际贸易明显减少，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将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积极扩大内需、优化投资结构并保持出口稳定增长，加快我国经济结构内部调整，协调好消费、投资、出口的关系，无疑将提高我国对世界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
（四）发展和完善金融体系，稳步有序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剂，但金融的过度发展也给经济的运行带来了不稳定性。世界经济运行中的金融主导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金融危机在国际间传染并蔓延至实体经济，常常导致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因此，在加强金融制度创新和监管、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和完善金融运作体系，发挥金融对经济的作用、促进经济良性发展的同时，也要根据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现实水平和承受能力，适度控制金融自由化的步伐，稳步有序渐进推动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
（五）构建完善战略性资源储备制度
战略性商品和资源的缺乏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瓶颈。近年来，我国对石油、粮食和矿产资源等能源和战略物资的进口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为了保障这些战略性资源的安全平稳供给，我国应当构建完善战略性资源储备制度。在石油方面，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做好石油储备体系的制度建设，设立专项资金用于石油储备体系的建设、维护和管理，同时建立全方位的石油储备和石油进口来源的多元化体系。在粮食安全方面，要做好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农业生产资源供应，建立和健全粮食交易市场和流通渠道，建立完善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和预警体系，依靠高新技术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在矿产资源方面，要建立矿产资源战略储备，加强和加快国内矿产资源的勘察，增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和安全供应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