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困境篇1
对于目前民营企业困境，应该把它放到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正在经历的大变化的框架中来理解。
一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次结构性变化，从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转进的过程中。中国经济过去40年间，经历了80年代以温州等东南沿海为代表的轻工业化阶段；90年代的房地产和重化工业化阶段；2000年以来的网络经济阶段。当然，现实中，不同时代的产业群是共存的，但其各自的处境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讨论民营经济面临的困境时，需要更仔细的做一个结构性分析，看看是哪些部门面临困境，分类别的分析可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问题在哪里，出路何在。比如，现在大家都说，民营企业面临困境，但是，阿里巴巴、腾讯也是民营企业，滴滴也是民营企业，围绕互联网的创新型企业都是民营企业，他们也存在困境吗？因此，必须认识到整个经济的复杂与多样。
二是超出经济层面，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及其生态正在发生一次巨大的、深刻的变化，我们也需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民营企业面临的挑战。房地产和重化工业较为依赖土地等资源，因而营造了一种容易合谋勾结的政商关系，反腐败必然对这类企业造成一定冲击。同时，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也会让企业家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比如，很多民营企业家希望修订《劳动合同法》，取消原来对工人的过度保护。我认为，在今天的社会政治气氛中，这样的修订必然面临巨大的压力，甚至不可能。那么，民营企业家如何对待这个问题？联系到上一点，这个问题就更复杂：随着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劳工工资福利是否必定上升？企业家恐怕需要更公平地思考，让劳工更多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是不是有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
三是世界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变化，从英国脱欧，从伊斯兰世界和欧洲之间的冲突，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变化的方向和幅度，具体而言，全球化已经停滞，乃至于倒退。而发达国家采取的措施，比如ttp，同样在摧毁全球化，是全球贸易体系崩溃的推手。那么，中国怎么办？中国的民营企业怎么办？
另一方面，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中国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有好有坏，好处是给中国企业家提供了更大舞台，所以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家满世界买买买，到世界各地投资。当然，有些人士倾向于把这种现象解读为中国内部的制度环境恶化，企业家在国内混不下去了，只好逃亡海外。这当然不是全无道理，但显然不是全部的道理。事实上，中国早就已经变成净资本输出国，中国国内产业确实大部分已经饱和，投资机会越来越少，必须到国外去。内部制度环境再好，也没有多少投资机会。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为中国企业家在全世界进行投资提供更好的保障，这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是意义更为重大的事情。
世界经济困境篇2
关键词：连片特困地区；低碳扶贫；生态环境服务
中图分类号：17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3-0044-05
一、导言
1978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时候，农村有2.5亿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30.7％。这些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在秦岭大巴山区等集中连片的特殊类型困难地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点转向了城市，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以对外贸易为支柱的外向型经济快速增长。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差距拉大，“三农”问题逐渐凸显出来，经济增长对减缓贫困的作用日趋衰减，特殊类型困难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特殊类型困难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扩大，发展不平衡问题渐趋严重。
进入21世纪以后，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不仅成为中国农村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构成反贫困工作的巨大挑战，而且影响到国民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安全。特别是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发展战略也有了很大调整，特殊类型困难地区的连片开发显得越来越重要，成为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的一个焦点。第一，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财政收入总额巨大，政府完全有财力对特殊类型困难地区进行大规模连片开发。第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开辟国内市场特别是中西部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迫切需要，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2008年以来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更强化了这种需要，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第三，阶层收入差距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障碍，加强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已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第四，特殊类型困难地区的贫困人口数量多，贫困程度深，减贫难度大，这类地区的扶贫开发直接决定着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成效。
201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正式提出将中西部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简称“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新一轮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根据新《纲要》精神，今后十年要集中实施一批民生工程，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大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培育壮大一批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区域性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从根本上改变连片特困地区落后面貌。
本研究从贫困问题和环境、气候的关联性出发，基于连片特困地区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就这类地区低碳扶贫的道路和政策进行探讨。这里所说的低碳扶贫，是指将扶贫开发和环境保护工作结合在一起，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过程中推进扶贫开发。
二、扶贫开发面临的资源、环境和气候问题
21世纪以来，资源、环境和气候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议题，对扶贫开发政策与实践的影响越来越大。
(一)国内资源环境压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全国耕地面积18.26亿亩，直逼18亿亩“土地红线”，比上一年度净减少29万亩，比1996年减少1.2526亿亩。按人均计算，1996-2006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由1.59亩减少到1.39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
中国已被联合国认定为水资源紧缺国家，2008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2048m3。不仅如此，中国水资源的分布还很不平衡，南方水资源相对充沛，北方缺水严重。尽管国家做出了包括南水北调在内的很多努力，但仍然无法解决日益严峻的人均供水短缺问题。
2009年11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业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1)全国森林资源总量不足。森林覆盖率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2／3，排在世界第139位；人均森林面积0.145hm2，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人均森林蓄积10.151m3，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7。(2)森林资源质量不高。国家采取退耕还林政策以后，尽管森林覆盖总量回升，但森林结构的变化难以逆转。随着自然森林转化为人造林，其多样性减少，服务环境的能力削弱。(3)造林难度越来越大。全国现有宜林地质量好的仅占13％，质量差的占52％。宜林地60％分布在内蒙古和西北地区。正如国家林业局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公告所指出的，“生态问题依然是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生产国和消费国。煤构成国内能源消耗的主要部分，也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到2020年，全国范围内415座大中型煤矿中有一半都将面临资源耗尽或倒闭的危机。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消耗也快速上升，到2020年，进口的原油比例将上升到60％，进口天然气比例将上升到40％。中国1978年能源消耗(以标准煤计)5.71亿t；2004年增长到19.7亿t，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2008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进一步增加到28.5亿t标准煤，占世界总消费量的10.4％。
世界经济困境篇3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世界工厂”“低价”困境
奇格蒙特・鲍曼在写《全球化―――人类的后果》时，世界的全球化程度应该远不如现今。然而几十年前他对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及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乃至我们时空概念的影响的精辟论述和预言仍在被一一验证。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这股全球化浪潮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了一块大背景，如何在这块大背景下写好这一笔，是我们正面对着的巨大挑战。
一、“在外地主”引出的思考
“公司属于投资者-而不属于它的雇员和原料供应商，也不属于它所在的地区”，鲍曼如是引用邓拉普的话。仔细地来看，“雇员是从当地人中间招聘来的D他们可能受诸如家庭义务、家庭财产等的负累-很难随公司迁往别处。供应商得运送供给品，一旦公司易址，当地供应商低运输成本的优势马上就消失殆尽。”“原则上，持股者的分布根本不由空间决定……因此，他们可以决定换一个他们探明或预测将有机会分得更高利润的公司，而把舔伤口、修复损失及处理垃圾的任务留给别人――那些受地域限制的人”。这是鲍曼总结的所谓“在外地主”的最显著的标志。而这一结论，尤其是那句触目惊心但又不得不让人承认其描述的准确性的“把舔伤口、修复损失及处理垃圾的任务留给别人-那些受地域限制的人”让笔者不禁想到了中国目前作为“世界工厂”的全球经济形象。中国到底是不是“世界工厂”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是怎样的“世界工厂”？我们又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下“世界工厂”新的内涵？这是鲍曼这一命题带给笔者的思考。
二、我国“世界工厂”地位现状
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资本大规模进入、入世为全世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无数的“在外地主”将眼光投向炙手可热的中国；另一方面，中国要成为“世界工厂”成了主流的声音。中国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让他们在工厂里找到工作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他们实现了就业，世界则从这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身上得到了更便宜的中国产品。
然而，这种繁荣的双赢，伴随着出口产品数量和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时不时地会蒙蔽了我们的双眼。须知我们为之付出的，是中国众多大城市上空饱受污染的空气；是一条条受到严重污染再也不能恢复清澈的河流；是云南原本广袤的森林区里的一棵棵木桩。更令人唏嘘的是，我们付出了
这些代价换来的，只是国货价廉质次的声誉以及国外反倾销的控诉。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遏止，但是有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工厂”较之“工业革命”时期的“世界工场”有了新的内涵。按照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世界工厂”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来料加工型“世界工厂”。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便宜，跨国公司就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工业品的生产加工基地。这类“世界工厂”在国际分工生产价值链中处于最低端；第二类是原材料的采购和零部件的制造实行本土化为主，跨国公司控制着研发和市场销售网络。这种类型较第一种类型的层次提高一步，但仍然属于生产车间型的“世界工厂”；第三种是既具有研发能力和名牌，也控制着国际市场的销售网络，既在本土进行加工制造，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采购，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一类“世界工厂”能够获得生产链的最大经济利益。只有成为第三类“世界工厂”，才能真正成为对世界经济有重要影响的经济体，才能成为与英、美、日相抗衡的世界经济强国。
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正在成为第一、二类世界工厂，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也是由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西方资本越来越多地流动到中国的现状决定的。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我们辛苦劳作的成果，有相当部分随着西方高昂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和中国富人迁移到国外去而流失。所以，全球化给中国带来各种益处的同时，也让我们走进了一个“低价”困境。现在，“中国低价”无疑低过了头，它透支了中国的环境、土地和人力，仅仅使中国企业的老板获得了利润，却失去了中国通过全球化提升为“第三类世界工厂”的机会。
三、如何成为“第三类世界工厂”
如何走出这一困境，在鲍曼此书的论断中没有清晰地写明，他只是对受地域限制的、被搜刮剩余产品的“非精英分子”的人群表示了同情。然而，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回避、必需正视的问题。事实上，如果中国能够充分利用入世的契机，全面发展经济，成为“第三类世界工厂”是有完全有可能的事情。
首先，要从战略的高度来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全球化对应之策。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建立鼓励科技人才创新的机制。其次，加强立法，适应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中国“入世”以后，首先要根据wto的法规相应地修改自己的法规；同时也应积极参与wto和其他国际经济组织现行规则的修订，以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尽可能减少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
再次，具体到行业，应根据不同产业的现状制定不同类别的发展战略。对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应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产业，其中主要包括纺织服装业和家电业；对于具有国内市场竞争优势的产业，主要是指农业机械，要通过自身所拥有的实用的技术，可靠的质量和低廉的价格更大范围地占领国内市场；对于具有高增长性的产业，中国缺乏优势技术，但是可以通过引进技术和引进资本相结合，加上自己的创新，在学习中实现跨越式发展，如汽车、重大装备、石油、飞机制造等产业。
最后，要加强环境监测，劳动保护，维护工人利益等方面的工作。要防止对环境的过度破坏和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不要“断子孙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待农民工要以保护他们的利益为出发点，我们要成为世界工厂的目的，是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但在不同的体制下，全球化会结出不同的果实。
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工厂”，更多的不是一种目标，而是客观发展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却是与中国企业调整竞争战略、加强自身实力分不开的。中国所追求的应不仅仅是“madeinchina”，而是成为真正的世界经济重心。
世界经济困境篇4
普遍的恢复和持续性的增长表明这样的利好并非侥幸。金融危机以来的几年，世界各国不断出台刺激经济计划，如欧洲出台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大规模投资计划，进行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欧洲一体化的经济金融制度建设，实施结构化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日本进行企业减税，推迟增加消费税，支援中小企业贷款等。美国亦推出减税退税政策，刺激消费，提振经济。中国政府更是重拳迭出，对内增加投资，推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中国制造2025”、自贸区等，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励社会创业，在转型的背景下，依然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尽管如此，从世界范围看，经济形势不可避免的脆弱性也还存在。比如欧洲的债务问题，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日本始终难以很好控制通胀。一些经济体如巴西和俄罗斯，还有萎缩迹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相对较高，但同比一直在降低。同时，近期中国股市动荡，一些企业面临经营困局，也令外界担心。而各国都有负债率高、货币政策腾挪空间狭窄的问题，这使得世界经济形势在向好中，略显飘摇。上述任何一条的恶化都可能使得刚刚恢复的世界经济再次跌入深渊，而世界主要大国尚未做好再次应对危机的准备。
如何看待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未来世界经济前景如何？未来各国经济向好的基础何在？不同地区经济体之间有何联系？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各国还有什么潜力和资源可以挖掘和利用？本期策划，我们邀请经济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就世界代表性国家的经济形势及发展潜力进行分析，以寻找解答上述问题的线索。
世界经济困境篇5
2008年是世界经济发展由高走低大转折的一年。由于银行业危机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经济严重衰退、调整需要更长时间，房地产业依然低迷，金融创新走入死胡同，消费和投资双紧缩局面今年内难以扭转，国际贸易失去往日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活力，美、欧、日三大经济体抗经济下滑的政策余地变得越来越小，各国大规模刺激经济的计划要取得成效还有一个滞后期，这八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2009年世界经济难以迅速摆脱困境。为此，我国应对这场危机应处理好树立坚定信心与认清当前形势的关系，加强国家干预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扩大内需与促进外贸的关系，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与保持传统优势的关系，国家对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给予政策支持与激励企业自保或抱团“过冬”的关系，鼓励企业“走出去”与慎重“抄底”的关系，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房地产“过热”与房地产“过冷”的关系，缩小失业群体与稳定社会的关系，保持
二、我国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应处理好的十大关系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在当前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很难独善其身。实际上，我国无论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均已遭受严重冲击，尤其是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整体经济已出现急速下滑势头，经济困难面显著增加，为此必须采取有力、有效的相应对策。中央已重拳出手，对宏观经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出台了4万亿元、十项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这对于有效应对世界经济危机，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落实中央刺激经济的计划，我国在对策层面上应处理好以下10大关系：
(一)树立坚定信心与认清当前形势的关系
坚定信心是战胜当前经济困难的必要前提，有信心才会有决心。总理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在国内外多种场合一直强调“信心是最重要的”。但坚定信心必须建立在对我国当前面对的经济形势的清晰和正确的认识上。一方面要看到这次的世界性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面很广、冲击力度重、冲击持续时间也会较长，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空前严重，对此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认真对待，应做“困难可能更多更大”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地看到我国有着战胜困难的许多有利条件。例如：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总规模已跃升世界第三位，综合国力大增，拥有比较雄厚的抗危机物质和技术基础；我国长期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国家必要的引导和监督，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累了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的丰富经验；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内在动力强，发展机会多，回旋余地大；我国有世界最大的国内市场，特别是8亿人口的农村市场，可以容纳各种商品、技术、资金的进入，可以主要依靠扩大内需来维持经济的较快增长；我国的银行业虽然逐步商业化但有政府一定的引导和严格的监管，银行不像西方国家完全自由化的银行那样容易倒闭。国民储蓄率较高，2008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21.8万亿元。外汇储备多，2008年末达1.95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资金来源比较充裕和稳定，防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比较强；我国出口美、欧日的大多数商品价廉物美，在西方国家消费者由于危机的打击收入剧减的情况下仍有一定市场，我国仍能保住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我国目前经济总体情况比西方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要好，对外资仍有较大吸引力，因而，我国在发展
世界经济困境篇6
关键词：日本经济；政策困境；政策组合；
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其经济也在二战中遭受重创。在战争的废墟中，经过近10年的艰苦奋斗，日本经济在50年代中期恢复到战前水平。从1955年到1973年，日本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经济的奇迹得益于政府持续的贸易立国政策和企业群体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发展战略及其增长机制。截至2002年末，日本在三个重要领域仍居世界第一：外贸盈余达9.9万亿日元，是外贸顺差最多的国家；外汇储备4697亿美元，是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对外净资产(纯债权)余额达175.3080万亿日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日本经济的衰退始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受“泡沫经济”破裂的影响，日本经济进入持续衰退期。1992年日本GDp增长率为0.4%，1993年0.5%，1994年0.6%；1995和1996年经济分别增长3%和3.6%，经济出现短暂复苏迹象，但1997年员增长0.1%。日本经济在步入二十一世纪后依然不见起色，2001和2002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0.9%和0.0%。
目前从总体上看，低迷之中的日本经济仍然存在通货紧缩、企业经营困难、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巨额的银行不良债权等诸多问题，经济复苏之路依然坎坷。为遏制经济衰退，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然而，由于深层次的结构和体制问题没有解决，这些政策措施很难奏效，使诸多激活日本经济的政策措施陷于困境之中。
一、政策困境分析
激活日本经济的政策措施主要分为两类：即反周期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反周期政策侧重于刺激社会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改善社会供给。但是，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二者既有相互重叠的部分，又有自己独立的运行机制。
1.反周期政策困境
反周期政策是小泉内阁之前日本政府的主要政策措施，即长期的低利率甚至零利率政策和持续大量的财政投入。
1.1货币政策
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央行曾在1999年2月至2000年8月间执行过“零利率”政策，以防止日本经济坠入螺旋式下降状态的通货紧缩。目前日本金融市场上短期利率已接近于零，下调空间非常有限，加上银行借贷，企业惜借，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灵。然而银行放贷并不是传导货币刺激因素的唯一途径。通过提高通货膨胀预期，提高资产价格，实行数量货币扩张，即增加货币供应量，仍然可以使货币政策在利率为零的情况下发挥效力。但是，这一以日元贬值为主旨的政策受到来自三方面的压力：一是日本贸易顺差已经非常庞大，日元贬值将伤害其贸易伙伴和周边国家；二是日本银行担心数量货币放松政策一旦无效，就会伤害其信誉；三是大量的货币化为债务会导致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账。
1.2财政政策
过去10年里，日本政府一直在推行增加公共投资、减税、实施追加需求等财政政策促使经济复苏，但是日本的做法囿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一般性制造业的设备投资。1992至1996财政年度的5次减税和增支措施都收效甚微。因此，10年中虽然依靠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经济有过两次暂短的回升(1991和1995—1996)，但当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执行一个时期后作用递减，或政策力度减弱时，回升势头就不能持续下去。持续大量的财政政策的正面效应不足，负面效应有余。1992年至今，日本政府已经先后实施了10个旨在扩大公共开支以刺激经济的方案，共耗资约128万亿日元，致使日本现时的国债超过650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1.3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2005年日本的国债将上升至GDp的150%，因此，日本政府已经没有多大财力再大幅增加公共开支，继续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余地已经很小，难以直接形成新的社会需求。
2.结构调整政策困境
结构调整政策是小泉纯一郎的主要政策措施，意在实施经济结构调整，削减反周期政策力度。结构调整政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产业结构调整、大小企业结构调整和银企关系调整。
2.1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主要解决的是产业结构升级和主导产业转换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两个方面，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信息产业做主导。
20世纪后半期，世界经济的产业结构中重大的变化是制造业的逐步成熟，并因此引起制造业在经济中地位的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美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都下降到20%以下，而日本在24%左右。与之相对应的是日本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种不合理集中表现在服务部门：包括建筑、批发零售，房地产与金融服务业等等。这些行业(不含金融业)占用了日本银行总信贷的56%，却只贡献了国民收入的32%。日本85%的不良贷款都由这些服务行业产生。这些行业长期受政府法规与政策的保证，不对外开放，没有像制造业一样经受国际竞争的检验。尤其是日本的金融体系，与其发达的制造业相比，明显地落伍。金融体系机制的薄弱，经营的不善，使国内高储蓄得不到合理的利用，并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贷款。金融体系不健全，导致了资本配置的低效率。在90年代，美国企业的平均股权资本回报率为20%以上，德国约为14%，而日本却只有4%。
世界经济困境篇7
不丹：把国民幸福总值
作为发展目标
上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旺楚克就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他认为，政府施政应关注幸福，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不丹的民主政府进一步指出，盲目追求经济发展存在局限性，重要的是要提高一个国家居民的“幸福指数”。因此，不丹舍弃了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改用国民幸福总值（grossnationalhappiness，GnH）来衡量本国的发展是否均衡，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政府管理政策是否得当，并为此制定了一套“幸福衡量体系”。
后来，“国民幸福总值”正式写入了不丹宪法。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一切政府措施，实施效果都按照所带来的“幸福度”来衡量，而非经济收益。在不丹，如何让国民更加幸福不是“嘴上说说的事”，而是纳入了政治体制。
之所以提出用GnH来代替Gnp的发展思路，是因为不丹看到了追求Gnp的发展模式中的一个悖论：物质丰富了，收入提高了，人却没有感到更加幸福。伴随Gnp高增长而来的环境污染、工作压力、犯罪增多、失业威胁、社会冲突、人际疏离……使许多Gnp很高的国家的人民深感痛苦。不丹的决策者意识到：Gnp不等于幸福，而幸福才应该是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
幸福可以量化
不丹是如何衡量幸福的呢？它把国民幸福总值具体化为4大支柱：（1）环境和资源的保护；（2）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3）传统文化的保留；（4）优良的治理制度。不丹的发展不是追求Gnp增长，而是追求实现这4个目标。
在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中，除了4个支柱，还有9个区域和72项指标。这些指示数据每隔两年会通过全国性的问卷调新作一次评估。
幸福社会模式＝4个支柱＋9个区域＋72项指标
4个支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
9个区域：心理健康、生态、卫生、教育、文化、生活标准、时间利用、社区生活以及政府管理。
72项指标：包括祈祷频率、冥想、是否自私自利、妒忌、冷静、怜悯、慷慨，有无挫折和自杀念头等。
国民幸福指数计算方法
1.国民幸福指数＝收入的递增／基尼系数×失业率×通货膨胀
这个公式中的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是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测量社会收入分配是否平等的指标。
2.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
其中a，b，c，d，e分别表示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所占的权数，具体权重的大小取决于各政府所要实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三十多年来，不丹的确取得了令人惊羡的成果。为了追求公平的发展，不丹为全民提供了免费医疗福利和教育福利；为了保护环境，不丹不进行急功近利的开发，譬如它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却自觉地不把开采森林作为推动Gnp增长的亮点。
不丹的经济发展亮点是选在再生性能源水力发电站的建设上。而在修建水力发电站的时候，不丹也充分考虑环境保护。它的水电站都是修在地下的，没有对地面的生态造成破坏。修地下水电站要比修地上水电站费时费钱，如果急功近利追求Gnp增长，肯定会选择修地上水电站。但是，在追求GnH的发展战略指导下，为了保护环境，为了可持续发展，不丹选择了地下水电站。当然，这样的选择结果，前期Gnp的增长肯定会慢一些，但是后期的、长远的“幸福”则能让全社会受益。事实证明，地下水电站给社会带来了幸福，水电是不丹的主要出口产品，也是政府的主要收入，这些收入使政府可以向全民提供免费的医疗福利和教育福利。美国的人均GDp是不丹的30多倍，但美国却不能给公民提供免费的医疗福利，连半免费的全民医疗福利也没有。中国的人均GDp也高于不丹，但中国人也没有享受到全民免费医疗福利。美国人和中国人大概都比不丹人有更多的消费品，但是他们却未必比不丹人有更多的幸福。
“时间贫困”在抵消GDp增长
三十多年前不丹提出国民幸福总值的发展概念的时候，并没有引起西方经济学界的重视。但是后来，一些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家殊途同归地进入了经济和幸福关系的研究。他们的定量研究表明，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幸福和GDp就不相关了。在把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按照幸福指数高低排列时，不丹的排名遥遥领先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GDp高的国家，中国更是远远落在后面。
世界银行在研究贫困问题的时候，增加了一个新的贫困概念：时间贫困。以前讨论贫困的时候只注重“经济贫困”，以收入多少、消费多少来衡量。后来看到“经济贫困”和“时间贫困”常常连在一起，许多穷人收入低，为了温饱要加长工作时间，他们的痛苦不仅仅是缺少物质消费，也是缺少休闲时间。在美国，保障较短的工作时间曾经是争取员工福利的一项重要内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工人往往要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每周工作60～70小时，钢铁工人甚至要每周工作84小时。后来，工人们逐渐争取到8小时工作制、每周2个休息日。那时的社会共识是，休闲是福利，工作时间过长是不幸福的。但是，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和泛滥，被称为“消费福音”的观念渐渐成了主流。消费主义使人们相信“休闲不是幸福，消费才是幸福”，于是，美国人开始加长工作时间，多工作，多赚钱，多消费。此后，美国出现了无数“经济富裕”而“时间贫困”的扭曲的人。面对这种现象，美国已经涌现出一些民间组织，向“时间贫困”挑战。他们历数美国人身受的“时间贫困”：美国人平均比西欧人每年多工作9个星期，美国人现在比上世纪50年代工作更长的时间，甚至比中世纪的农民工作时间还要长。“时间贫困”给美国人带来了许多不幸，超时工作造成情绪压力，破坏了身体健康，影响了婚姻家庭幸福，工作时间过长使人无暇参与社区活动，增加了疏离感。美国的“时间贫困”给人的启示是，工作时间加长，增加了收入，增多了消费，推动了Gnp增长，但是，却没有增加幸福。
各国正开始编制自己的
“幸福指数”
德国现在拟将民众幸福指数引入国民经济统计中，如何统计，将由新成立的专门委员会来探讨。该委员会建议，把教育、环境、生活品质等更多人性化指标融入统计当中。
世界经济困境篇8
关键词产业经济金融危机经济转型
一、引言
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不得不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探究与思考，尤其是对中国以后的发展方向，阐述中国经济转型。此外，还需要对当前的经济模式带来的一系列危害进行思考。处在当前这个国际大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充满了挑战与机遇，国际金融危机严峻，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的阐述与思考。
二、国家金融危机
（一）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背景
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资本扩张的过程中，构建了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一是货币领域，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信用货币体系的建立，解脱了实物对资本的束缚，虚拟资本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上升，造成了全世界的虚拟经济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资本的依赖；二是在生产领域，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实体经济的依赖，金融自由化成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流动的纽带，全世界的经济循环流成为以国际金融为主导的循环圈，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则是必然结果。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全球金融领域出现的一次次危机，产生的冲击波冲击了全球各个国家。美国次贷产生第一轮冲击波；美国债券引发国际金融危机是第二轮冲击波；对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说，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上升、税收的锐减、政府预算赤字的激增是第三轮冲击波；商品价格下降、生产和服务下降以及经济困难加剧是金融危机的第四轮冲击波。金融危机更容易在具有贸易联系的国家之间扩散，欧元区等许多国家银行希望利用美联储货币互换工具获得急需的美元，美元成为避险资产和应急资产，美国出于为后续向国际社会发债融资而极力稳定美元，这些因素有望支撑美元短期走强。然而，美元近期的价格反转并不能改变美元中长期的价值下跌趋势，决定美元长期走向的除了经济基本面和美元策略外，还有三大根本性因素：美元在全球货币储备中的地位、美元享有的铸币税特权、美元走势受制于日益严重的双赤字。
金融危机对我国也产生了严重影响，我国金融机构受到严重冲击，但由于我国的金融体制、银行制度经过改革，银行以及金融机构的质量与过去相比有了大幅的提高，加上我国政府对金融活动较为严格的控制和较为有效的管理，所以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金融系统的破坏程度相对较小，但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先，发达国家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其中美国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导致财富缩水、居民消费水平减低、企业投资下降，这必然导致进口减少。其次，由于在中国的金融行业没有大规模参与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其金融行业遭受的冲击不大，避免了美国和其他西方经济体所面临的困境。但是在危机的第二阶段，中国的实体经济体还是会遭到破坏，表现为对中国的商品出口的冲击，中国对外贸易、外需市场严重萎缩，国际融资困难以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等一些负面影响。
三、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的思考
（一）中国产业经济发展亟待转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甚至出现下滑趋势。在国内外的发展背景下，我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出现了困难，产业经济形菅暇，中国的产业也必须顺应时代，不能原地不动，所以产业经济发展的转型迫在眉睫。
其实转型的方向就是升级。认识的转型升级，包括产业之间的升级；产业内的升级；产业结构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序列从低级水平向高级水平的发展；某一产业内部的加工和再加工程度逐步向纵深化发展，实现高加工度化与技术集约化。目标的转型升级，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目标追求过程中，中国经济虽然做大了但并不强，只有做强了才能有拓展空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环境的转型升级，快速的经济增长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表现为水、土、空气、食物的污染，这些都是惨痛的经验教训，生态转型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健康和生命比生产总值更重要。体制的转型升级，要使得体制和文化能够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能够有利于创业，让各种经济成分公平进入、公平竞争。企业和企业家的转型升级，基础是企业，而企业家则是管事的，企业家一定要意识到过度的商业化、过度的急功近利并不利于企业发展，而仅有资金没有核心技术和市场需求，也无法支撑企业的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营企业，低成本制造是民营企业的一大特征。民营企业最重要的是自主创新，努力从价值链低端转移至高端，“创新成本低”将引领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成为中国与国际竞争的又一个战略竞争力。在创新过程中，创新目标设定要用国际标准，以国际的视野将有限的投入聚焦到中国比较优势的领域。
（二）中国产业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全球经济，在这种不利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下，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许多挑战。首先，虽然中国在对外贸易中持续顺差，但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市场的消费能力在下降，储蓄率在上涨，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好转的势头是有限的。其次，国际经济环境混乱导致国际双顺差的结构失衡，以及储力持续大幅增长的总量失衡，也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挑战。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压力使中国推进低碳发展面临着特殊挑战：目前的高碳排放阶段，资源禀赋的高碳结构，国际分工体系中属于高碳的加工制造环节。而这一系列都属于粗放型经济模式。经济增速换挡也带来挑战，其和经济周期不同，经济周期可以返回原来的状态，而经济增速一旦下来了就难以返回，所带来的挑战远大于经济周期性的挑战。同时，经济增速是一种连带挑战，会产生一系列问题：经济结构调整；部分行业萎缩，面临倒闭；市场需求减少，订单减少，金融风险加大等。而这些挑战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只能迎接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笔者认为应该立足根本点和扩大内需，科学利用外资，提高外资质量和对外经济发展效益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结语
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的道路坎坷，金融危机的大环境让我们为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担忧，需要政府采取正确的策略进行宏观调控，发挥指挥的作用。当今世界金融局势，只要美国出了问题，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这就是“美国打个喷嚏，全世界都会感冒”。中国得时刻备着“感冒药”。企业，尤其是企业家，得有未卜先知的能力，顺应时展，紧跟世界步伐；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扩大内需；优化出口结构，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作者单位为重庆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世界经济困境篇9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且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都比较落后,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增强综合国力,消除贫困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本来已经短缺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面临更大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在未来和21世纪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舍此就不可能实现国家长期、稳定发展。倘若步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后尘?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发展模式虽然使一些幸运的地方富裕和发达起来,却在更多的地方造成了贫穷和落后;虽然提高了生产能力,却过度地消耗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和生存环境;虽然满足了部分人们的近期需要,有时却牺牲了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它不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原则和国情,我们也绝不能为短期内节省部分污染控制费用,给后代人带来难以估量的“环境赤字”,使将来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更大的阻碍。选择发达国家现行的高投资、高技术控制环境问题的模式?我们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资金有限,那就意味着放慢经济发展速度,影响资金的积累和就业,而且无疑使环境保护失去持久的经济支持能力。我们缺乏足够的经济承受能力。对于环境问题,我国政府制定了“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的三大环境政策,实施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战略方针,是很靠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因而我们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决心实现发展战略的转变,向持续发展过渡,已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思想和世界《21世纪议程》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这是我国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同地理教学内容联系十分密切,也是地理教学的重要指导文献。
地理教学要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21世纪议程作出自己的贡献,教育学生理解、接受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自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实施21世纪议程作好准备。具体要求是:①正确理解满足现在需要和满足未来几代人需要的关系,树立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为人民、为子孙后代造福的观念。②正确理解根除贫困与满足广大人民需要的关系,增强扶贫和人类平等发展的观念,自觉支持建立富国支援穷国和发达地区支援不发达地区的伙伴关系。③正确理解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树立发展与环境互补和对环境负责的观念,作自觉的环境卫士。④了解21世纪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策略和行动,增强参与实施观念和历史使命感,自觉作好实施21世纪议程的知识、思想和参与能力的准备。
二
环境与发展的战略思想变革,必然引起地理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变革。因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对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提出来许多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待地理事实,把发展环境与持续发展积极联系,解决环境问题、有害性生产问题、贫困问题,调动全体人民(包括青少年)参与持续发展战略和21世纪议程,都提高到战略高度,作为策略和行动的重点,传统的、现行的地理教学内容和方法,都是很不适应的,显得陈旧滞后。不认真对待,实行变革,就难以完成地理教学的历史使命,甚至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转变发展战略向持续发展过渡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教学是培养人的,有它的超前性,必须早开始变革,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早作准备。当前地理教学变革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
1.以新的环境与发展观念变革地理基础知识内容体系传统的地理知识内容体系是以地理事实的描述的解释为主的,其基本思想是向地理环境“索取”。后来有的教科书提出了“以人地关系为主线”的编写思想,但基本上没有摆脱“索取”的思想,只不过主张要取的适量,地理事实的描述和解释仍然居主导的地位,很少接触环境与发展的有机联系和互补策略。讲了少量的环境问题,也很少涉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策略和方案。现在要求地理教学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角度讲述地理事实,从实施21世纪议程需要的角度选择地理事实。具体要求是:①从环境保护和提高环境生产能力的角度讲地理环境,突出环境问题解决的策略和任务。②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增加对环境负责和扶贫解困的内涵。③在区域地理中增强发展中国家和贫困落后地区在教材内容中的地位和比重。④21世纪议程中环境与发展的重要目标、策略和行动方案,要有计划地选择纳入现行教学内容。
世界经济困境篇10
福利经济学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福利经济学认为，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因此，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福利经济学要求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也提出了累进所得税等调节社会贫富的政策主张。
这些主张当时遭到了很多贵族经济学家的反对，最著名的当属帕累托，他提出了“帕累托最优”定理，即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才是最优的，也就是提高穷人福利的同时，绝不能损害富人的利益。后来，福利经济学便沿着帕累托的思路进行，将重点放在了对既得利益者的补偿上。但事实上，如果要既得利益群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又要补偿他们，从根本上讲是矛盾的。举例来说，如果在对巴菲特进行征税的同时又对巴菲特进行补偿是不可能的。“帕累托最优”定理横空出世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也就近乎停滞了，至今再也没有太大的发展。
但福利经济学与福利国家建设从来就是两码事，后者主要源于现实的需要。德国的俾斯麦最先在世界上建成社会保障型国家以及北欧成为福利国家的典范，几乎没受到福利经济学的任何影响，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福利经济学停滞了，但欧美的福利国家建设却狂飙突进。
福利社会理论也并非完全没有进展。比如20世纪60年代，哈佛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提出了“公共贫困”的概念，他痛斥美国人在进行大量奢靡浪费的同时却吝啬于拿出一部分资金改善社会公共服务，他这些批判也确实说到了美国人的痛处，随后美国便开始了以消灭贫困为代表的伟大国家建设，而美国总统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建设演讲稿也是加尔布雷斯帮忙起草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是吉登斯的风险社会思想，他认为福利危机不光是钱的问题，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现代化程度越高，社会风险越大，政府在提供福利的同时要增加民众的抗风险能力，比如对待失业，不仅要提供失业补助，更要对失业者进行培训。这一崭新思想得到了布莱尔、克林顿、施罗德等领导者的赞同，并付诸实现。
21世纪前10年也是保守主义的10年，减税与社会福利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后，世界再次讨论这些问题，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提出“人才主义”，其本质也是基于吉登斯的风险社会思想。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则主张通过国家的机制设计让资本主义也为穷人服务。
在中国，贫富分化日益严重。2006年，郎咸平提出“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前提不能是其他人更加贫困”，在当时掀起一股旋风，郎咸平这一对帕累托定理的反向运用可以算是世界范围内对“帕累托最优”定理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