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演变篇1
将范式的观念运用于经济学，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也经历着范式的演变。
一、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建立
经济学最初的范式是由亚当·斯密（a.Smith）建立起来的。斯密建立起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和理论体系，从而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其标志是1776年《国富论》发表）。马克思指出，“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注：转引自陈冬野《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1.经济人假设
所谓经济人假设，就是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斯密将其规定为“每个人为改善自己的境遇而不断进行的恒常努力”。其实斯密并非只看到个人私利而不重视人类的道德伦理（可以参见其名著《道德情操论》）。他也是在反复思考了“经济人”和“道德人”后，才确认经济人是更加符合实际的假设，并且更有利于建立经济科学。
2.看不见的手假设
斯密认为个人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可以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因此斯密认为国家的职责在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个人经济自由，而非干涉市场。
3.社会分工假设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类的天性，这种天性促进了社会分工，而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国家财富的增长。
4.研究对象
斯密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经济、政治以至各种上层建筑，而非仅仅是经济领域。
二、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继承
19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经历了一场边际革命，这实际上是一场方法论上的革命，而非范式的革命。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革命的影响，马歇尔（a.marshall）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其中运用边际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给，其核心是均衡价格。由马歇尔奠定的这一流派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新古典经济学部分地继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两者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变得狭窄了。首先，研究对象范围变小了，新古典经济学脱去了“政治”两个字，将研究对象局限为经济领域。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逐渐遗忘了斯密对社会分工的洞见。
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可以概括为两条。
1.理性人假设
理性人假设实际是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延续。理性人假设是指个人通过自己的理性进行选择，在给定偏好和约束条件的情况下，个人总是能够使效用达到最大化。
2.市场均衡假设
在给定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市场总是能达到均衡（瓦尔拉斯均衡），而此时的资源配置是最优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是以价格为核心，研究市场如何配置资源。
三、凯恩斯革命——范式的革命
从斯密到马歇尔，经济学的范式发生了继承和延续，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是由凯恩斯（J.m.Keynes）来进行的。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大危机，人们开始怀疑市场的力量。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经济学家无法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这个背景下，凯恩斯进行了一场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并成功地解释了大萧条。这一革命以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发表为标志。
凯恩斯理论的范式可以概括为3点。
1.有效需求不足
凯恩斯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而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是不会出现的，因为供给总是能创造需求（萨伊定律）。
2.工资刚性
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工资刚性，价格的变动是很迟钝的，不能适应需求不足的变化。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工资和价格的变动都是迅速及时的。
3.市场无法自动出清
凯恩斯认为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资刚性，市场就无法自动达到供需平衡，即无法自动出清，所以会出现大萧条。因此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市场。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价格的迅速变化总是能使供需自动达到均衡，因此反对国家干预市场。
由于大萧条的出现，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再有效，而凯恩斯的范式有效地解释了大萧条。从而新的范式取代了旧的范式。凯恩斯的理论是从总量上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因此称为宏观经济学。他的追随者在他建立的范式上发展完善了宏观经济学，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Keynesianeconomics），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四、新古典综合派——新旧范式的结合
所谓新古典综合，就是指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两种不同范式的结合。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早在1937年，希克斯（J.R.Hicks）画出了最早的iS－Lm曲线，其中运用了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被认为是新古典综合的开端。（注：参见赵汉平主编：《西方经济思想库》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1948年，萨缪尔森（p.a.Samuelson）的《经济学》出版，标志新古典综合派的形成。1961年，《经济学》第三版中，萨缪尔森正式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他认为凯恩斯的理论是通过国家干预经济达到充分就业，而如果充分就业（均衡）实现了，那就恰恰满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范式）。因此他将凯恩斯理论称为宏观经济学，将新古典经济学称为微观经济学，放在同一本教科书中。他本人也成为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SynthesisSchool）的代表人物。新古典综合的实质是为了更有效地解释经济现象，而将经济学的新旧两种范式结合在一起，但是它并没能取消两者的矛盾，只是掩盖了矛盾。
五、一场更大规模的革命——第二次革命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滞胀现象。凯恩斯理论的范式遭到了巨大的挫折。人们开始厌恶国家干预，重新向往自由市场。在这种背景上，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经济学范式上的革命展开了。以弗里德曼（m.Friedman）为首的货币主义者首先对新古典综合派发起攻击。他们恢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藉以批评凯恩斯主义者的国家干预政策，提倡经济自由。理性预期学派（SchoolofRationalexpectations）的卢卡斯（R.Lucas）走得更远。他借助于理性预期的假设，并通过运用现代数学，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范式——有效需求不足、工资刚性以及市场的无法自动出清，从而恢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市场自动实现均衡。卢卡斯的结论是稳定的政策都能被预期到，而能被预期到的政策是无效的。之所以会出现种种市场失灵现象实际上是变化不定的政策造成的。这是一场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全面反动，被称为理性预期革命。在更广的范围内，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得以恢复和发展。西奥多·舒尔茨（t.Schultz）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在人力资本理论方面，布坎南（J.Buchanan）在公共选择理论方面，都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并且将研究对象从经济领域扩大到了非经济领域，包括政治、婚姻、家庭、犯罪等各种不同领域。在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过程中，对范式的革新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些经济学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企业的出现，也不能解释制度的变迁。于是他们引入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重新解释了产权。新的范式是将人们的交换行为设想为一系列谈判过程，而谈判是需要谈判者付出代价（即交易费用）的。因此理性的人就需要在交换（收益）和交易费用（成本）之间进行选择。产权实际上是交换的前提，而制度则是降低交易费用的手段。在这个范式上，科斯（R.Coase）和诺斯（D.north）等经济学家发展了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注：交易费用理论和企业理论真正起源于1937年科斯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但其获得实质性发展是在80年代以后，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则主要是在60年代以后起步。）等等。
八十年代以来，由纳什（J.nash）、泽尔腾（R.Selten）、海萨尼（J.Harsanyi）领导的博奕论开始应用于经济学。博奕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在后者的范式下隐含了两个基本假定。一个是假定市场参与者数量足够多，从而市场是充分竞争性的；另一个是假定参与者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在现实中，市场参与者是有限的，在有限人数下，人们的行为常常是相互影响的。同样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也常常是不对称的。在假设参与者行为相互影响的范式上，博奕论的研究得以展开。而在不对称信息的范式上，以维克瑞（w.Vickery）和莫里斯（J.mirrless）为代表人物的信息经济学（实质上是非对称信息博奕论）也得到了发展。（注：参见张维迎：《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页。）
我们看到，这是经济学上一次浩浩荡荡的运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重新接替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并且其自身也获得了发展和革新。同时在这场运动中作出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们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注：本文所提及的，在这场运动中作出卓越贡献的经济学家均已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弗里德曼（1976），舒尔茨（1979），布坎南（1986），科斯（1991），贝克尔（1992），诺斯（1993），纳什、泽尔腾、海萨尼（1994），卢卡斯（1995），维克瑞，莫里斯（1996）。）他们的理论汇合在一起，成为新的主流经济学。
六、杨小凯的工作——第二次综合
最后我将提及澳洲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他正在试图创建一门新的经济学，他自称为新兴的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其中他引入了当年亚当斯密提出的“劳动分工”的范式。在这个范式上，他通过运用现代数学对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进行了重新描述，并且希望在此过程中，将宏、微观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博奕论等各种理论体系整合在一起。（注：参见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这将是经济学范式上的一次大综合，其意义可能超过新古典综合。因为后者的综合只是将两种相互矛盾的范式简单地合在一起，并没能取消矛盾。而前者是通过一种新的范式来解释原先不同的范式，因此原先的矛盾在新范式里被取消了。当然新的范式仍将面临新的矛盾，仍可能被另一种更新的范式所替代。
七、结论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范式演变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建立——继承——革命——综合——革命——综合的过程。不同的范式根据它们对客观经济现象解释的有效性而相互接替，或者说是根据它们接近被观察现象实质的程度而相互接替。
西方经济学的演变篇2
[关键词]煤炭产业政策；政策演进；动力因素；山西省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36X（2014）02-0119-05
产业政策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一种手段，对其定义存在很大的差异。综合众多纷争，周叔莲等学者（2007）认为，产业政策是国家干预或参与经济的一种高级形式，是从整个国家产业发展的全局着眼而系统设计的较完整的政策体系。以国家煤炭产业政策为基础，结合山西省经济社会和煤炭产业发展状况，制定的相关规划和实施细则构成了山西煤炭产业政策。同时，伴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产业发展，山西煤炭产业政策经历了在不同政策目标约束下的政策演进。但是，如同其他产业政策一样，山西煤炭产业政策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也存在政策与现实环境不能完全匹配或政策失效等问题，这些问题又成为山西煤炭产业政策实现进一步完善和演进的新的驱动力。通过对山西煤炭产业政策演进动力因素进行研究，探讨政策演进过程中的动力因素及其作用，既可以实现对以往政策演进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分析，也可以为未来山西煤炭产业政策地不断完善提供理论指导。
一、产业政策演进的动力机制
美国经济学家布罗姆利（Danielw.Bromley）基于“目的因”概念对制度变迁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是未来希望得到的结果构成了行动的理由，而日益出现的问题是现行制度的结果，因此，新的制度会成为解决这些日益出现的问题的原因，也就产生了制度的调整（布罗姆利，2008）。制度变迁体现的是人们对未来的一种信念的追求，这种追求产生了制度变迁的愿望，并产生了新的可行的创造性想象，带来了调整日常规则的过程，也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因此，制度变迁不仅仅是效率的提高，更主要的是对经济机会的重新分配或对经济优势的重新配置（布罗姆利，2006）。
产业政策作为调节经济的主要形式，属于制度范畴。张宇燕（1992）从政策与制度的关系方面认为，政策可以归人制度范畴之内，但它是“由政府制定并实施的规则”，是制度的正式而又基本的形式。产业政策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内容既受到产业自身发展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产业政策演进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在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的作用下，通过对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相关利益主体的选择集的改变，实现对产业发展方式和目标的调整，体现的是政策部门为实现对宏观环境的回应而进行的强制性变迁；二是对原有政策造成的产业发展问题进行解决，体现的是不断解决产业发展与宏观环境要求不一致的过程。因此，依据布罗姆利的制度变迁理论，产业政策演进动力机制（见图-1）可以视为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形成的对产业未来发展的新的预期带来的拉动力与原有政策造成的产业问题形成的产业发展势差带来的推动力的结合。这里的产业发展势差是制度性势差，制度性势差是由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所导致的部门间的差异（魏春奇，1992）。
二、山西煤炭产业政策演进阶段划分及其特点
受我国宏观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山西煤炭产业政策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主要包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对产业的全面控制、市场经济体制前期的放任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后期的政策调控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每个阶段的政策目标和内容因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同而不同。结合我国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山西煤炭产业政策的演进过程可以划分为：初步成形（1949-1978年）、转轨发展（1979-1992年）、市场化培育与发展（1993-2002年）、快速发展与转型发展（2003-）四个阶段（仇兵奎，2012）。四个阶段的产业政策分别具有不同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内容，并实现了对经济社会环境的回应，其政策目标和演进特点见表-1。
从对演进阶段的划分可以看出，山西自身煤炭产业政策体系的形成主要出现在快速发展与转型发展阶段，同时，这一阶段也是山西煤炭产业政策在政策目标和政策内容上变化最大的阶段。因此，本文将这一阶段作为山西煤炭产业政策演进动力因素研究的对象阶段。
三、山西煤炭产业政策演进的动力因素及其作用
山西煤炭产业政策作为山西省调控煤炭产业发展的主要手段，其演进的动力机制符合产业政策演进动力机制。因此，利用政策演进动力机制，对山西煤炭产业政策演进的动力因素进行分析就需要对在原有政策作用下形成的产业发展势差带来的推动力和在经济社会环境影响下形成的新的预期带来的拉动力分别进行探讨。
（一）山西煤炭产业政策演进的推动力
依据布罗姆利制度变迁理论，可以将政策演进看作是为了解决原有政策造成的产业发展势差问题。因此，产业发展势差的消除成为产业政策演进的推动力。
1.原有政策造成的产业发展势差。在山西煤炭产业政策演进过程中，在政策的不同阶段，受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政策势差，在政策势差的作用下，造成产业发展势差的出现，为新的政策过程的开始创造了条件，形成了政策的演进。受到山西煤炭产业政策的影响，山西煤炭产业发展势差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产业规模化发展程度不足，产业竞争力弱。在市场化培育与发展阶段之前的政策势差的作用下，山西煤炭产业形成了“大、中、小”共存的产业格局，煤炭企业规模小、竞争力弱。（2）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受到山西长期的煤炭产业私挖乱采和无序开发的影响，山西省生态和环境遭到大幅度破坏，造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势差的存在。（3）安全事故频发，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纵观我国煤炭产业和煤炭产业政策的发展历程，一直以来都比较重视煤炭安全生产问题。但是，在“快速提高煤炭产量，保障经济建设需要”的发展思路的影响下，煤炭产业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更加强调的是多出煤、快出煤，“安全第一”仅仅成为一种口号式宣传，煤炭产业呈现出安全事故激增、安全隐患严重的局面。因此，现有煤炭产业安全生产问题严重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原有产业政策的政策势差的影响而造成的。
2.推动力因素及其作用。在原有政策作用下的产业发展势差的出现，对山西煤炭产业政策的演进产生了推动力，构成了山西煤炭产业政策演进的动力因素（见图一2），对山西煤炭产业政策演进的发生起到推动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产业规模化程度不足的势差，对山西煤炭产业组织政策从以大力发展乡镇煤矿、“大、中、小”一起上为政策目标向以促进山西煤炭产业规模化发展和集约化发展为政策目标的演进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势差，为山西煤炭产业环保政策向以实现产业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为政策目标的演进起到强制性推动作用。同时，在这一作用的影响下，对山西煤炭产业技术政策和监督管理政策的演进起到引导作用。三是安全事故频发的势差，为山西煤炭产业安全政策向以安全发展为政策目标，通过系统化的安全政策的制定，实现煤炭产业安全全面管理的演进起到推动作用，并带动了山西煤炭产业技术政策和安全监督管理政策的完善和变迁。
（二）山西煤炭产业政策演进的拉动力
依据布罗姆利制度变迁理论，在社会外部环境因素的作用下，实现社会对未来的期望是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在我国和山西省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社会价值体系不断调整的影响下，社会对山西煤炭产业的未来发展形成新的期望，造成山西煤炭产业政策的外部宏观环境发生变化。外部宏观环境的变化为山西煤炭产业政策的演进提供了空间，新的期望的出现为山西煤炭产业政策的演进形成拉动力，并成为山西煤炭产业政策演进的动力因素。
1.宏观环境变化对山西煤炭产业政策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理念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发展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思路的转变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对资源的综合高效利用，在实现当展的基础上，为后代的发展创造条件；通过对生态和环境的保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人的生命为本，实现安全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价值体系的新因素，更是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具体表现。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理念的作用下，社会对山西煤炭产业的未来发展期望得到调整并对山西煤炭产业政策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8个方面。
第一，在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条件下，通过合理开发煤炭资源、提高煤炭产业开采率和煤炭资源综合利用率是山西煤炭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因此，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促使从国家和山西省两个层面上都更加重视对煤炭资源的合理开采和综合利用。
第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的强化，对山西煤炭产业提Ⅲ在自身得到发展的同时，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人类与自然共同发展；最终实现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同步并举的新的目标和要求。
第三，煤炭产业作为传统粗放型产业，技术进步是山西煤炭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必然选择。因此，可持续发展为山西煤炭产业加快技术创新，通过技术进步提升产业发展能力起到促进作用，形成了政策演进的拉动力。
第四，随着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明确，我国开始将以经济增长为主的官员考核方式改变为多目标并重的考核方式。在这一作用下，地方政府和官员为保证考核任务的完成和自身政治利益的实现，更加重视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落实。
第五，作为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安全发展、以人的生命为本以及构建安全社会。因此，实现安全发展正是“科学发展观”这一理念对山西煤炭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具体要求，原先对生命价值的漠视为社会所遗弃，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了变化，为山西煤炭产业政策实现以促进产业安全发展为目标的演进带来了拉动力。
第六，为保障煤炭产业安全发展的落实，需要从政府层面加强对煤炭企业的安全监管。我国“国家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的煤矿安全监管模式的确立，为构建煤炭产业安全生产监察管理的长效机制创造了条件，从主观上为煤炭安全生产政策体系的逐步完善创造了条件，形成了山西煤炭产业政策演进的拉动力。
第七，随着我国新闻媒体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新闻自由度的不断提高，在公民人权意识的强化作用下，政府相关部门开始有关煤矿安全事故和煤矿死亡率的系统信息，煤矿安全事故开始了从不能报道和小范围报道向公开报道的转变，为社会监督创造了条件。同时，网络技术促使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广度得到改善，使煤矿安全生产事故进入公众的视野，从侧面对政府加强对日益严峻的安全生产形势的关注起到压力作用，对山西煤炭产业落实安全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第八，在科学发展和安全发展的影响下，我国对官员的考核内容和方式发生较大的变化，国家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开始更加关注对安全发展的考核。安全一票否决制度的实施和强化，进一步提高了地方政府官员对安全的重视度，从根本上扭转了各级政府官员重经济增长轻安全管理的发展意识，使得各级地方官员从“自身利益”出发更加重视煤炭产业的安全形势的好转和安全发展的实现。
2.拉动力因素及其作用。通过对我国可持续发展和安全发展观对山西煤炭产业发展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两个理念的提出和落实，对山西煤炭产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要求和目标，在强化对煤炭资源的合理开采和综合利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强化产业自身技术进步、改变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构建安全社会和以人为本理念的形成、安全监察组织体系的完善、新闻报道的开放、安全考核和安全事故惩罚力度的加大八个方面对山西煤炭产业政策的演进形成了拉动力，构成了山西煤炭产业政策演进的动力因素（见图一3），对山西煤炭产业政策的演进产生拉动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8个方面。
第一，强化对资源的合理开采和综合利用，为山西煤炭产业实现规模化发展起到引导作用，为山西煤炭产业组织政策向以促进规模化为目标、产业布局政策向以合理化为目标、产业技术政策向以提升资源利用率为目标的政策演进提供了拉动力。
第二，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强化山西煤炭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保障产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起到促进作用，为山西煤炭产业环保政策向以实现对生态环境的全面治理为目标的演进形成了拉动力。在生态环境保护拉动力的作用下，为产业技术政策以通过技术提升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为方向的演进提供了动力。
第三，强化产业自身技术进步，既是为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而进行的主动行为，也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产业技术政策的促进。因此，强化产业自身技术进步，一方面，促使山西煤炭产业技术政策加快了演进的速度；另一方面，为山西煤炭产业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创造了条件，为山西煤炭产业组织政策、安全政策和环保政策的演进提供了条件，并起到促进作用。
第四，改变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实现了对地方政府发展观的约束。对地方政府考核方式的改变，使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在经济增长方式上的转变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为山西煤炭产业组织政策、结构政策以及环保政策的演进起到促进作用，形成演进动力。同时，在考核方式改变的作用下，对山西省整个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进而对山西煤炭产业政策实现以引导煤炭产业向非煤产业发展为政策目标的演进产生拉动力。
第五，构建安全社会和以人为本理念的形成，不仅是对人的生命的重视，更是安全发展的核心，也是社会价值观的体现。这一理念是对山西煤炭产业旧的发展方式的抛弃，也是对煤炭产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为保证产业发展方式为社会所接受，构建全方位安全管理体系以实现山西煤炭产业安全发展能力的提高，是山西煤炭产业对新的价值体系的最好回应和必然回应。因此，这一理念的形成，为山西煤炭产业安全政策以构建全面、系统的安全管理政策体系为目标的演进提供了动力。
第六，安全监察组织体系的完善从监管的角度对山西煤炭产业发展产生了约束。以安全监察组织体系完善为基础，保证了对煤炭企业安全监管的有效实施，对山西煤炭产业安全政策向以强化政府对煤炭企业的监督管理为目标的演进产生了促进作用。
第七，新闻报道的开放对山西煤炭产业安全形势透明度的提升产生了促进作用，从侧面对山西煤炭产业实现安全生产产生了压力，为山西煤炭产业安全政策的演进提供了动力。
第八，安全考核和安全事故惩罚力度的加大，保证了地方政府对煤炭产业安全发展重视程度的提高。煤炭产业政策主体对政策重视程度的提高，直接影响到政策的演进速度和力度。因此，安全考核和安全事故惩罚力度的加大为山西煤炭产业安全政策的演进提供的是政府官员的强有力的支撑和驱动，并从侧面对政策目标的有效性提供了保障。
西方经济学的演变篇3
关键词：经济学；经济学范式；马克思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耦合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7－0016－05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以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进行权衡取舍的学说，资源稀缺性和人的欲望无限性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使人们不得不作出权衡取舍，以有限的资源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欲望。当代经济学学派纷繁多样、错综复杂，但是，真正形成体系的是马克思经济学和由西方新古典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组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两大流派，它们互相对峙，相互竞争。两大经济理论体系究竟是具有相通之处，进而存在着相互融合、互相补充的可能，还是完全对立、无法耦合的两大逻辑体系，迄今为止，并未有确定的结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究竟谁是科学的理论，我们暂不轻易地下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对经济学问题进行系统回答的经济学思想体系，无论哪种经济学，它都只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对正确地解释了世界，并赋予经济实践活动以相对真理性的理论指导。
一、范式与经济学范式
托马斯・库恩(thomasSamuelKuhn)和伊姆里・拉卡托斯(imreLakatos)认为科学的全部是方法、研究课题和范式fparadigm)。范式一词首先由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第一版)一书中用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库恩后来在斛学革命的结构》第二版中对范式作了相对通约的定义，指出范式是观察世界和实践科学的方法，是特定学科的一般研究人员所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技术手段等的综合体。范式一词包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
库恩的范式概念被引进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表现在边际主义的发展中。peterUrbaeh指出：“经济学作为一种范式，最重要的恐怕要数边际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主观效用价值论以及随之而来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经济学家从这个一般方法中选出一部分用以构造其独立的范式，形成了主流经济学范式。主观效用论和边际分析方法迅速成为经济学者们共同的分析工具，也由此推动了新古典主义主流地位的形成。宏观经济学内部也有相对立的范式：既有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出清假设，即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有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范式。
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则擅长对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规律以及经济系统的历史性、整体性和社会性进行分析，遵循“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生产价格论”的基本逻辑结构，以科学抽象法、辩证法、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法作为其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然而，范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范式作为一门学科知识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在经济学科范围内易被一批理论家和实践者所共同接受，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工具，进而促进经济理论的系统化、科学化；另一方面，范式会使得各经济理论体系下的研究者产生“惰性”。经济学理论作为一个总体的逻辑系统，需要接受经济问题和经济实践的检验。在既定范式的支配下，只要现有范式的逻辑体系和方法论能够在一定经济分析工具的帮助下合理地解释经济现象，这种范式就会得到认可和维护。即使经济分析的逻辑结论和现实经验并不相符，经济学家也不会怀疑范式本身是否出现了危机，通常是通过修正自身对范式的认识和理解，将反常的经济现象勉强纳入到既定范式所蕴含的逻辑空间中，进而去维护旧范式，从而阻碍科学的进步。因此，在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和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构建中国经济学之时，要特别小心地寻找和建立自己的经济学范式，使其走向科学，并将其纳入到时代的背景之下。应充分认识到，经济学的范式不是一经形成就一成不变，而是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动态的发展逻辑。
二、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异同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在逻辑前提、研究方法、核心概念和逻辑体系等基本要素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一)马克思经济学范式
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研究的重点是社会的生产关系，目的在于揭示一定生产方式条件下的特殊经济规律。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框架的生命力根植于各概念、范畴之间较强的逻辑关系，对资本主义在19世纪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带来的生产关系变化作出了最科学的概括。可见，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是从总体上去把握社会经济关系，整个体系的概念、范畴、环节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并从抽象到具体，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的方法论，这样不仅可以正确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此来指导现实。
方法论往往是经济理论体系稳定范式形成的先导和标志。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并奠定其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反对庸俗方法论的过程中，把以往的经验归纳法与抽象演绎法的结合推向了高峰，以辨证逻辑和规范分析作为主要分析工具。此外，也采用了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数学的方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特征，它在方法论上打破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把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的神话，指出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道路。
由于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追随者”和“维护者”曲解了经典作家的原意，过分注重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而忽略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交换关系的研究，导致其理论分析的范式脱离了现实的经济过程和经济实践。马克思经济学当然不是单纯研究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后人把提高经济效率、合理利用资源、加速经济发展都看成是人与人的关系。这种过分强调事物的本质，导致了后人和理论应用者对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应用的僵化。作为一个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其分析范式应强调经济学的“致用性”，而不是将自身导向经济哲学的虚幻高度。西方主流经济学最为人诟病的是其并不注重将历史和制度因素作为理论分析的重要变量，而马克思经济学者也绝不应该将一个半世纪前形成的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当作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理论范式，如果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的经验事实硬要勉强地将纳入到其分析范式所蕴含的逻辑空间内进行分析，那么，只会使其丧失范式转换
的空间和生命力。因此，维护和巩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真正科学的态度是辩证地继承和发展，而非一味盲目地维护。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
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由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从马歇尔和瓦尔拉斯开始)和对马歇尔过程分析进行了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组成，当代主要以萨缪尔森等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为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围绕假定前提、硬核、防护带、方法论原则等固定的思维和认知模式，强调事物的开放性、无序性、不确定性、非线性等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自马歇尔以来形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硬核主要有三个部分：理性选择、稳定性偏好和均衡状态。防护带也分为三个部分：经济主体面临的市场环境是充分竞争；经济主体面临的世界是无摩擦的世界；经济主体拥有的信息是完全信息。
西方主流经济学注重经济运行机制等一类较低理论层次的分析，注重运用富有特点的新颖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并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其研究目标是实用化和总量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经形成，再没有进行过整体理论范式的转变，而是致力于在新古典主义以来所形成的主流范式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数理化手段对主流范式进行维护和巩固。RobertKuttnet(1987)指出：“就方法而言，标准经济学高度抽象，倚重……数学和演绎，并不孜孜计较体制”。如果单纯进行理论分析，在一个相对封闭、静态的经济体系中，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对复杂的经济现实进行抽象地把握，也有助于顺利构建经济理论体系。在假定前提的基础上进行演绎逻辑推理，进而得到结论，仅仅从理论体系本身而言，这种分析没有问题，这实际上也是经济学范式不同于其他理论的独特之处。这种发端于李嘉图的抽象演绎方法是独创性的，它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可能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
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未随时代变化而进行整体的理论范式变迁，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范式的“硬核”、“防护带”均受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冲击。对物与物关系的分析代替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非历史地说明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怎样最有利地生产与使用资源和物品，把生产关系排除在研究方法之外，并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抽象为单纯制造产品的劳动过程，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既定的前提基点来研究经济现象，企图以所谓纯科学的方式(实际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去研究经济现象，而避开诸如价值判断、思维规范等主观因素，使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看不到社会关系的实质，使其成为了一门“现象经济学”。
三、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耦合
经济学范式发生了危机，一方面说明过去的经济理论对现实世界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大批理论家和实践者对世界的本质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又向真理接近了一步。当范式发生危机时，也正是理论创新的好时机。经济学范式的具体内容除了隐含在背后的世界观、价值观外，通常还包括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假定前提、逻辑结构以及研究方法等。具体来说，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耦合也就是这些要素的耦合。
(一)背景
1.理论背景
理论的积累推动着经济学范式不断向前演进。经济理论最初源于人类实践，人类运用演绎思维能力，通过归纳形成了经验性理论。在假设演绎模型的基础上，通过间接验证原理来进行理论检验，避免归纳逻辑可能存在的缺陷，从而产生了逻辑性理论。当在实践中进行解释和预言时，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原有理论的假设前提和概念基础上加入新的假设和概念，以符合检验现实的需要，因而得到了解释性理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亚当・密斯、李嘉图等范式的理论基础。供求论、费用论、要素论(三要素论、四要素论)、效用论等，则是古典和新古典学派范式的基础，甚至也是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知识经济表明了知识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知识创造价值，因而把“知识劳动价值论”作为新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顺理成章之事。知识劳动价值论要作为两大理论范式融合的理论基础，需要其合理而有效地吸收劳动价值论、费用论、供求论和效用论的科学成分。此外，多学科交叉与多视角审视为经济学范式提供了演进空间，经济学数学化就是在经济学和数学两门学科本身获得极大发展以及相关理论积累取得了质的飞跃的基础上发生的。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渗入，更为经济学范式演进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惟有如此，经济学范式才可能在经济学理论积累的推动中不断向前演进。
2.实践背景
实践的发展是经济学范式演进的根本决定因素，经济学范式的转换也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紧密联系。经济学理论不可能超越历史凭空设计出问题和对象，现实经济发展的历史性与必然性蕴含着经济学范式演进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客观经济过程的发展变化，使经济学拥有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逻辑，具体表现为经济学范式及范式的转换。从国际范围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相互并存。社会主义一方面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等新经济的挑战，经济的全球化、信息化已经成为时代特征，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趋势；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其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时代背景的变迁和实践对理论的要求，必将加快经济学范式的转换。
(二)内容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理论体系，，其基本前提、基本方法和基本内容都有较大差异，要完全融合为一体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在若干范畴、概念、方法上的交叉和吸纳。拒绝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是错误的，但试图全盘照搬西方经济学原理并应用于中国的实际，也是注定行不通的。
1.假定前提的耦合
“人”是所有社会科学的核心。“人”是多种社会属性的复合，经济属性是其一，所以，经济学认定“经济人”是其范式的核心。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即经济活动中的人都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西方经济学继承了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形成了在这一假设下证明“看不见的手”原理正确性的基本分析范式。此后，这一分析前提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要么回避对人的性质的分析，要么把人假设为利他主义者或“道德人”。“这种分析假设，既不符合客观实际，同时也阻碍了我们对问题的深入分析”。
在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融合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学分析中的人既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假设的“经济人”，也不完全是我们传统经济
学分析中的“利他主义者”或“道德人”。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具体到经济活动中，就是人的经济行为从本质上要受到当时的生产关系的制约。在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分工和交易基础上的竞争成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此时，如果市场经济中的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是利他而非利己，那么经济个体可能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该经济个体选择了“经济人”行为，这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人所处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那么这种假定就是不合理。例如，在原始社会的经济形态条件下，由于并未出现分工和交易，合作而非竞争是当时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此时，如果把人定性为“经济人”并不合逻辑。私有制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定社会经济制度，在此条件下形成的“经济人”也只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可能概括人的全部本质。
承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是具有自利性质的人，对于统一现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假设，调整经济学分析范式，深化在人具有自利性前提条件下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否则，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耦合将缺乏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当然，更谈不上经济学范式的突破与发展。
2.核心概念和逻辑体系的耦合与创新
概念体系的创新过程是对传统的概念体系的扬弃过程，它可赋予传统概念以新的含义，也可直接创造出新的概念，使经济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如剩余价值概念促成了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形成、交易费用概念促成了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的形成等。在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两个理论体系中，存在着有一系列对立的核心概念。这些核心概念之间的分歧是成为两大范式耦合与创新的障碍。
(1)价值与价格。价值概念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有着独特的含义，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其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一般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价值”一词代表“使用价值”或“效用”，而“价格”成为实现一般均衡的惟一力量。是以价值为基础，还是以价格为基础，这已经成为区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畴的一个重要标志。价值和价格作为理论基础能否统一，是否有共同存在的平台，这将成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耦合和发展的基石。樊纲曾尝试建立一种新的交换价值理论，使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对阻碍这两大范式耦合的概念进行了尝试性的统一。
(2)阶级与个体主义。阶级是马克思经济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却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极力排斥，他们极力推崇个人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其实，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的“阶级”是一个社会存在，有其历史规定性。对个人行为的理解，应该放入“阶级”的背景中予以考虑。个人行为的性质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深刻性与群体有关，二者是辨证的关系，并非根本对立。西方经济学家D・诺斯在借鉴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国家理论，并在经济史分析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部分马克思经济学者借鉴个体主义分析了经济现象，结果也有异曲同工之意。因此，排除对阶级和个体主义的偏见，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耦合提供新的核心概念。
在对两大范式的核心概念进行比较和耦合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学范式还需要相对规范而统一的逻辑体系。就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而言，规范而统一的逻辑体系包括从界定经济环境到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以及进行评估比较，从提供研究平台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标尺以及提供分析工具等。㈣两大范式耦合和发展后的新经济学范式的分析框架应具有较高的规范性和较强的逻辑一致性。惟有如此，一个逻辑体系科学严密、研究方法先进的现代经济学范式才能得到支持与发展。
3.研究方法的耦合
研究方法的耦合与创新是经济学范式转变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最具对立性的是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强调实证研究，通过理论研究为政府和经济主体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建议，即“致用性”是第一位的，实证分析成为其主要分析方法，其范式通常具有在不作出价值判断时分析经济行为与运行过程的一般规律的特点。与之相对，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比较强调规范分析法，以共产主义信仰为坚定不移的价值判断标准和逻辑前提，形成了考察经济行为后果的规范分析范式。
作为对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理论反映，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绝不仅仅包括生产关系或生产力一个方面，而应该是两个方面的统一。这就决定了经过耦合后的现代经济学需要研究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两个层次上的各种经济关系。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涉及到制度变迁和生产关系的演变，所以，对经济制度本质关系的分析，应以规范分析为主，这样才能体现经济学的革命性和发展性。对经济运行机制及其所蕴含的经济关系的分析，则只有通过实证分析，才有可能找到解决经济矛盾的办法，才能对现实经济活动作出相对合理的理论解释和政策指导，才能体现出经济学的“致用性”。在两大理论范式没有真正实现耦合之前，一方面需要提高实证分析在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方法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需要提高规范分析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中的地位，使两者在研究方法上慢慢实现趋同和耦合，进而为新经济学范式的建立作好准备。
西方经济学的演变篇4
经济学方法论及其争论从来都是经济学领域不可避免的主题。该主题也引起国内学者的极大兴趣并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本文在其文献基础上以四个层层递进的问题来统领方法论的发展逻辑，从而为解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及其方法论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框架。
关键词
观察-归纳逻辑；假说-演绎逻辑；证实与证伪；解释性理论；逻辑批判
一、国内文献及其缺陷
国内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黄少安(1994)认为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经济学方法；经济学的思维原理或方法；经济学的技术方法。在逻辑主义和证伪主义上，张斌(1998)指出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经验主义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特征。蔡仲(1998)对证伪主义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起因及其发展的历史线索进行了探讨。韩永进(1999)对波普的证伪主义及其对二十世纪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进行了阐述和评价。桂起权(1999)认为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是评价经济学理论的一种可以通用的概念框架，并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纲领进行了比较分析，并(2002)扼要的阐述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脉络和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若干代表性成果。在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上，林岗、刘元春(2001)对马克思制度整体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个体主义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制度个人主义将陷入“人与社会相互决定、无限倒推”的二律背反的困境之中，汪浩瀚(2002)则认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将出现整合的趋势。在方法论发展问题上，郭箭(2001)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和进化经济学在经济理性、多样性以及时间和过程等问题上的差异。杨燕青、吴佳(1998)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仍在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内。汪浩瀚(2001)认为主流经济学的演进正出现方法论、范式转换；为宏观经济学寻求微观基础；为微观经济学构建宏观基础；非主流经济理论不断融入主流；基本假设宽泛化等特征。付耀(2002)将科学方法伦的发展划分为四阶段：前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并认为历史主义方法论将取代逻辑主义方法论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的未来发展方向。
然而上述文献集中于西方方法论中的若干科学哲学问题而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分析逻辑或完整的解释框架，从而给人以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
本文认为，关于理论的方法论必须回答下述四个构成递进关系的问题：1.理论是如何形成的；2.什么样的理论是正确的理论；3.什么样的理论是有效的理论；4.理论是如何发展的。上述四个问题的递进逻辑如下：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形成的理论是否正确？如果理论正确，那么理论是否有效？理论又是如何发展的？前三个问题关乎理论本身的科学性，第四个问题则关乎理论的发展问题。本文将遵循上述逻辑展开对理论方法论的论述。我们发现，上述逻辑为我们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状况及其方法论问题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分析框架。
二、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及其发展
（一）理论是如何形成的
显然，我们需要理论来对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解释。然而紧随而来的问题是理论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我们是如何获得理论的？
1.观察-归纳逻辑及其缺陷
按照经验主义认识论，理论的发现和形成来自于对经验的观察与实验并进行归纳。穆勒(J.S.mill)在《逻辑、推理和归纳体系》一书中对归纳逻辑作了系统的阐述。然而，休莫(Hume)指出观察-归纳逻辑所隐含的一个难题：即单纯由过去的经验推断未来在逻辑上是否可行。没有什么正确的逻辑论证容许我们确认“那些我们不曾经验过的事例类似我们经验过的事例。”因此，“即使观察到对象时常或经常连结之后，我们也没有理由对我们不曾经验对的对象作出任何推论”。波普(Karlpopper)继休谟之后重新提出归纳逻辑的缺陷。“理论，至少是一些基本的理论或期望，总是首先出现的，它们总是先于观察。”如果我们一直往前追溯，可以追溯到越来越原始的理论和神话，“这里并没有无穷倒退的危险。”最后我们将找到无意识的、天生的期望。波普认为人生来就有期望，就有“知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规则性。波普由此反对休莫将人类因为类似现象在经验中多次重复而产生的认为类似事件今后还会发生的习惯、联想和信念作为归纳法则的心理学解释，波普声称，科学发现的方法不是归纳法，而是试探错误的方法，即“猜想和反驳的方法”或“演绎检验的方法”。
2.演绎逻辑的心理学基础
然而波普对理论发展的回答是有缺陷的，人们生来可以有期望或需要，但期望和需要与知识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心理学或遗传学先天所给予人们的并不是知识，而是人类头脑的记忆和思维功能，人类根据大脑记忆的信息进行逻辑推理，即演绎推理，演绎推理是人们思考因果关系问题的唯一方式。归纳推理正是来自于人类头脑的演绎推理能力，由此，归纳逻辑只是演绎逻辑的反面，或者更进一步说，归纳是一种演绎。
一旦我们将人类的演绎逻辑思维能力作为观察和归纳推理的前提，观察与归纳便不再仅仅是对事物属性的“客观”描述。观察总是以逻辑演绎推理能力为基础，这种演绎推理能力包括，对观察的事物要问一个为什么，即寻求因果关系的答案，这一点是与目的性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是，演绎推理使人们能够从观察中推论出因果关系的结论，并根据演绎推理使用已有的知识或理论。这样，演绎逻辑成为归纳逻辑的前提，演绎推理成为问题的来源从而成为理论的源泉，而归纳推理仅仅是演绎推理的一个环节。当我们将逻辑演绎推理作为人类思考因果关系的唯一思维方式时，我们也将不得不放弃理论形成的观察-归纳逻辑，转而寻求基于人类生理和心理的、与人类演绎推理思维方式相一致的假说-演绎模型(Hypothetica-deductivemodel)。
3.假说-演绎模型
观察-归纳逻辑由于上述无法解释的难题而被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假说-演绎模型”所代替。逻辑实证主义包括6项主要原理：1.科学论题的一致性；2.理论结构的有前提演绎模式，所有的学科都使用理论，这些理论可能被正式表达为公理、有前提的理论结构；3.间接验证原理：并非所有的判断都具有经验主义的解释，特别是包括概念的判断。但这些判断并非便是被认为“缺乏认识意义”的，在其所嵌入的理论被证实时，这些判断也便被证实从而间接的获得了认识意义；4.内涵实证原理（确认主义）：作为理论判断的原则，理论是可证实的，则是科学的，从而是可接受的，可接受的程度取决于可验证性的程度。若经验主义的标准不适用，则采用非经验主义的评价标准如简洁、优美；5.演绎列线逻辑和归纳或然性涵盖科学科学解释定律：所有的学科解释必须采用演绎形式来表达；6.对称命题：科学解释和科学预言在逻辑推理结构上是相同的，唯一的差别是临时性：科学解释所描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事后概念；而科学预言则是事后概念，事情尚未发生。在亨普尔和奥本海姆(1965)看来，这种对理论的逻辑结构的公理化的表述被称作“假说-演绎模型”，用以表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做出预言。
逻辑实证主义者将公认的作为理论结构的三段论演绎推理的前提假设解释为一种假说从而避免休莫难题，并通过上述间接验证原理得以证实。这样，假说-演绎模型重新获得了经验论的基础，理论演绎前提来自于由经验观察和对这些经验观察的不完全归纳所获得的假说。
（二）什么样的理论是正确的理论
然而我们如何判断我们所得到的理论是正确的理性呢？在穆勒看来，理论本身只要是从真实的假设前提出发进行逻辑推理得出，那么理论本身在任何场合都是正确的。凯尔恩斯(JohnelliotCairnes)认为，要否定经济原则，必须要么否定其演绎的前提假设，要么否定理论本身的逻辑推理过程，但无论何时都不应将被否定的预言作为抛弃某项经济理论的理由。
按照上文的逻辑，要判断理论是否正确，我们只需要通过逻辑实证来判断该理论在从假设前提到逻辑推论过程中是否保持逻辑一致性。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对理论的逻辑正确性与经验有效性作出区分，在讨论理论的逻辑正确性时，我们既肯定凯尔恩斯将否定理论本身的逻辑推理过程作为否定理论的理由，又不同意他将否定前提假设作为否定理论的原因，事实上，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默认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假设无关论(irrelevance-of-assumptionsthesis)”。只有在涉及理论的经验有效性时，我们才对理论演绎前提假设的合理性或科学性进行判断。
如果理论不能保持逻辑一致性，那么我们称该理论存在逻辑悖论。然而理论是否都存在逻辑悖论呢？罗素所说的逻辑悖论的普遍性只是一种可能性，虽然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最终的公理，但只要在理论演绎推理过程中将研究对象严格限定在假设范围之内，对概念的应用也严格限定在所定义的内涵和外延范围之中，那么我们将可以避免逻辑上的矛盾。一旦我们超出了定义所允许的假设和概念范围，逻辑悖论就会出现。而一旦我们发现理论本身存在逻辑不一致或逻辑错误，那么就可以断言，理论本身肯定是错了。我们将这种通过寻找理论本身的逻辑错误来否定理论的方法称为逻辑批判。在这里，我们仍然没有涉及理论的有效性或经验的证实和证伪。
（三）什么样的理论是有效的理论
如果形成的理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再考证理论是否有效。在这里，理论的正确性是指通过逻辑实证判断理论在形式逻辑上的一致性，而理论的有效性则指通过经验检验即证实和证伪来判断理论与其现实解释和未来预测是否一致，从而二者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命题。
1.原理论对证实与证伪的拒绝
然而，如果经验能够支持理论，我们是否便认为理论是有效的，或理论被证实呢？而如果经验不支持理论，我们是否便认为理论是无效的，或理论被证伪？证实的逻辑由于休莫难题而难以成立。波普证伪主义采用了休莫的非对称性论断进一步对归纳逻辑进行批判：如果a为真，则B为真；B假，则a假；因此，不存在证实的逻辑，而仅仅存在证伪的逻辑。波普由此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进行否定：“应作为分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一个经验的科学体系必须可能被经验反驳。”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也以充满波普主义色彩的文字写到：“事实证据从来不能‘证明’一个假说的正确性；它只能证明假说的不正确性。”
然而波普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本身由于理论的假说-演绎逻辑结构而存在逻辑缺陷。“杜海姆认为没有哪一个个别科学假说可以对之进行结论性的证伪，因为我们总是检验全部前提，特定的假说是和辅助的论证连结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永远不能肯定我们所证实的或拒绝的是假说本身。这样，任何假说都能够不顾反对的证据存在下来。”。这即是著名的杜海姆不可驳斥性论题(DuhemCsirrefutabilitythesis)。波普意识到了证伪主义方法的这种困难，他写道：“从事实方面看，永远也不能得出对一个理论的结论性的反驳；因为人们总是有可能说实验的结果是不可靠的，或者断言在实验结果和理论之间存在的差异仅仅是表面的，这些差异随着我们理解的进展而消失”。波普朴素证伪主义陷入尴尬局面：既不能构成证伪的逻辑，也不能构成证实的逻辑。
2.解释性理论的证伪
按照假说-演绎逻辑构建的理论拒绝证实与证伪，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无法通过证实与证伪触动到该理论呢？事实上，当我们进行经验解释和预言时，我们并非直接根据原理论进行，而是自觉不自觉的在原理论狭窄的假设前提和概念基础上加入新的假设和概念以符合检验现实的要求，我们称其为解释性理论，用以对经验事实进行解释和预言，从而所有的经验证实和证伪问题，事实上都是与解释性理论有关而与原理论无关。
然而对于解释性理论，证实的逻辑同样是不存在的，而证伪的逻辑是否同样不存在呢？由于解释性理论在原理论基础上新加入的假设或变量是经验的或现实的因素而非定义式因素，因此证伪的逻辑是存在的，杜海姆所谓的不可驳斥性并不成立。这样，当实际中出现了反例或根据解释性理论进行的预言失败了，我们就可以否定这种解释性理论。然而否定解释性理论并不等于否定原理论，因为并不是原有的理论错了，而是我们在应用原理论时即加入新的假设和变量构建解释性理论时可能构建得并不恰当。只要没有出现一种新的更好的理论，人们总是会在原理论的基础上再加入新的因素来解释那些反例。
（四）理论是如何发展的
当我们不能用经验或归纳法去证实和证伪原理论，也不能用归纳方法去形成一种新理论时，原理论是怎样被否定和被发展或新理论是怎样产生的呢?
1.波普的理性批判
波普对科学理论或知识的来源的回答是：通过批判其他人的以及我们自己的理论或猜测。波普声称，该回答概括了他所谓的“批判理性主义”的立场。波普关于理论增长的“四段图示”如下：
p1tteep2
其中p1表示问题：指的是一种理论内部，或两种不同的理论之间，或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tt为试探性理论；ee为排除错误：通过观察和实验的严格检验，对尝试性的猜想，假说或理论进行批判、反驳或证伪；p2为新问题。由于科学理论都是可以被证伪的，因此，科学知识的增长就是四个阶段的永无止境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然而假说-演绎逻辑的结构导致波普朴素证伪主义既不构成证实的逻辑，也不构成证伪的逻辑。这样，上述理论增长的“四段图示”便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理论不能被经验所证伪，那么人们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呢?波普的回答是，我们所凭借的是猜想和反驳。这样，在波普看来，科学发现依然是一种猜想、直觉和非逻辑过程的跳跃。
2.理论发展的逻辑：从理性批判到逻辑批判
波普的理性批判主义并未告诉我们如何批判。事实上，在前面采用假设和变量表示的演绎逻辑理论结构中，一个逻辑要求就是，作为模型的各个变量和参数必须相互独立，从而使模型保持稳定并通过比较静态方法来讨论参数值的变动对变量的影响从而作出预言。这一点是通过定义式的假设来保证的。而对于解释性理论，其理论结构是根据具体情况增加原理论模型中的假设和变量而得到的，正是这种根据经验现实加入假设和变量对理论进行应用的方法，蕴含着解释性理论逻辑矛盾的可能性，这时，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解释性理论的正确性而不是有效性。
在讨论理论正确性时我们曾经指出，一种逻辑一致的理论在其假设和概念范围内肯定不存在逻辑矛盾，但只要超出其假设和概念的范围就必然会产生逻辑矛盾，经验证伪就会出现。当解释性理论被经验证伪时，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理论本身的正确性或逻辑一致性出现了悖论。解释性理论的这种逻辑悖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否定(或肯定)原理论的方法，即逻辑批判。由于加入了新的假设和变量，我们转而需要重新检验解释性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或正确性，借助逻辑批判由解释性理论指向原理论，而经验证实和证伪却无助于我们将问题指向原理论，因为经验不可能检验最初的理论，而检验的解释性理论却可能是一种带有逻辑错误的理论。逻辑批判要求我们指出解释性理论中新加入的假设前提的合理性，或新加入的变量与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即变量向量之间的相关性，并通过重新建立假设或对变量进行重新定义来解释包含新变量的问题以保持解释性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同意弗里德曼的“假说无关论”：假设条件的科学性对于理论能否经受经验检验而不产生逻辑错误同样是重要的。
通过逻辑批判，我们可以在新理论的假设和变量向量中包含新的因素而不导致逻辑悖论，从而可以比原理论更能够逻辑一致地或更有效地解释更大范围的问题。只要排除掉新加入的因素，这种新理论就可以还原为原理论，或者说原理论只是新理论的一个特例。这样，我们可以明确地断言，这种新理论是我们所获得的知识增长或理论增长。然后我们再检验新理论的有效性，如此循环。
借助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把解释性理论作为通过逻辑批判从一种旧理论到一种新理论的过渡阶段。正是逻辑批判使科学家的研究建立在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或牛顿所说的“巨人肩膀上”并使观察建立在演绎推理的基础上，它使理论研究不再是靠波普意义上的直觉、猜想或非逻辑过程而变成非常的确定：只要我们知道原有的理论和所要研究的问题，依靠我们的演绎逻辑思维能力——即逻辑批判方法必然会使理论获得发展。
3.理论发展的形式
可以肯定，每一种解释性理论都可能带有逻辑悖论，那么是否每一次证伪和逻辑批判都将导致一种新理论的产生？这一点显然与科学史不相符。库恩(Kuhn,1962)由此向波普的证伪主义发起了反击，一种理论一旦产生后将会是相对稳定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成为理论科学家解释问题的基础和应用科学家的有效工具，这就是库恩所谓的规范科学和范式(paradigm)。拉卡托斯(Lakatos)试图将波谱的进攻性方法论(aggressivemethodology)和库恩的防御性方法论(Defensivemethodology)相融合并提出“科学研究框架(ScientificResearchprograms)”概念及其退化和进步性质。与朴素证伪主义不同，人们并不是根据经验证伪来否定原有的理论，一种旧的理论要被否定和取代，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或科学研究框架与之相竞争，该理论必须不仅能够解释另一个研究规划所不能预测的事实，而且还要能够解释更多的能够被经验证实的事实。也就是说，需要一种更一般的理论来取代旧理论，以免出现科学的真空而使人们无所适从。
三、结论
上文分别回答了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理论的四个层层递进的问题。我们发现，上述逻辑为我们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状况及其方法论问题提供了清晰而完整的分析框架：西方主流经济学正是遵循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发展的逻辑而得到发展的，而其对方法论的讨论则无非是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进行探讨。
参考文献
[1]波普著：《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67页
[2]波普著：《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70页。
[3]蔡仲：“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证伪主义”，《自然辨证法研究》，1998年，Vol.14，no.11。
[4]付耀：“试析经济学方法论演进的四阶段及其内在逻辑”，《当代财经》，2002年第5期。
[5]桂起权：“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
[6]桂起权：“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家》，1999年第6期。
[7]郭箭：“新古典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财经研究》，2001年，第27卷第1期。
[8]韩永进：“波普尔与二十世纪西方经济方法论”，《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Vol.15，no.4。
[9]黄少安：“经济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10]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三联书店，1987年，第28页。
[11]考德威尔(BruceJ.Caldwell)：“实证主义(positivism)”，载约翰·伊特韦尔等编，陈岱孙主持翻译，《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
[12]廖士祥主编：《经济学方法论》，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13]林岗、刘元春：“制度整体主义与制度个体主义——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4]马克·布劳格著，石士均译：《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16页。
[15]汪浩瀚：“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经济科学》，2002年第2期。
[16]汪浩瀚：“论主流经济理论演进的若干新特征”，《经济评论》，2001年第1期。
[17]杨善解：“波普论科学知识的增长”，《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西方经济学的演变篇5
关键词：西宁市；偏离-份额分析；产业结构；演变分析
1西宁市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分析
1.1偏离-份额分析法原理
偏离-份额分析法把区域经济的变化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以其所在的大区域或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参照系，将区域自身经济总量在某一个时期的变化分解为3个分量，即份额分量（thenationalGrowtheffect）、结构偏离分量（theindustrialmixeffect）和竞争力偏差分量（theShareeffect）,以此说明区域经济发展或衰退的原因,评价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找出区域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部门，进而确定区域未来经济发展的合理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1]。
1.2偏离-份额分析法的数学模型
假设区域i经过时间t之后，经济总量和结构均已发生了变化，设初始年（基年）区域i经济总规模为bi,0（可采用产值表示）,末期（截止年t）经济总规模为bi,t。同时依照一定的规则，将区域经济划分成n个产业部门，分别以bij,0、bij,t（j=1,2,3……n）表示区域i第j个产部门的初始规模与末期规模，并以B0,Bt表示所在大区或全国相应时期的初期与末期的经济总规模，以Bj,0和Bj,t表示所在大区或全国相应时期的初期与末期第j个产业部门的规模[2]。
区域i第j个产业部门在[0,t]时间段内的变化率为：rij=（j=1,2,……,n）
所在大区或全国第j个产业产门在[0,t]时间段内的变化率为：Rj=（j=1,2,……,n）
以所在大区或全国各产业部门所占的份额按下式将区域各产业部门规模标准化，得：
b'ij=（j=1,2,……,n）
这样在[0,t]时间段内，区域i第j个产业部门的增长量Gij可以分解为nij、pij和Dij3个分量，表达为：
Gij=nij+pij+Dij（1）
nij=b'ij×Rj（2）
pij=（bij,0-b'ij）×Rj（3）
Dij=bij,0×（rij-Rj）（4）
Gij=bij,t-bij,0（5）
pDij=pij+Dij（6）
nij为份额分量，由（2）式各项的含义可知，它是j部门所在大区或全国总量按比例分配，区域i的j部门规模所发生的变化，即区域标准化的产业部门如按所在大区或全国的平均增长率发展所产生的变化量。
pij称为结构偏离分量（或产业结构效应），由（3）式可知，它是指区域部门比重与所在大区（全国）相应部门比重的差异引起的区域i第j个产业部门增长相对于所在大区或全国标准所产生的偏差，它排除了区域增长速度与所在大区或全国的平均速度差异，假定两者相等，而单独分析部门结构对增长的影响和贡献。因此pij值越大说明部门结构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越大。
Dij被称之为区域竞争力偏离分量（或区域份额效果），包括产业构成以外的一切因素，主要有生产率水平、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规模结构等。它指区域i第j个产业部门的增长速度与所在大区或全国相应部门增长速度的差异引起的偏差，反映区域i第j个产业部门的竞争能力。此值越大则说明区域i第j个产业部门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大，pDij反映j部门总的增长优势。
此外，为衡量西宁市产业的总体结构效果和竞争效果，还需要计算以下两个指数：
（1）结构效果指数w，其公式为
（2）竞争效果指数u，其公式为
其中分别为i区域j部门在初期与末期占同期全国或所在大区相应部门的比重，
为j区域对于全国的相对增长率。
由以上各式可知：若Gi越大，L大于1，则区域增长快于全国。
若pi越大，w大于1，说明区域经济中朝阳的、增长快的产业部门比重大，区域总体产业结构比较合理，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反之，若pi较大w小于1，则说明区域衰退，夕阳产业比重过大，产业结构需要调整。若Di较大，u大于1，说明区域有较多的产业部门总的增长势头大，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
1.3西宁市产业结构计算过程与结果分析
为了分析西宁市产业结构，该文以青海省这个大区作为参照系分别对西宁市（本文西宁市范围辖城东、城中、城西、城北四个区与大通、湟中、湟源三个县）产业的部门进行经济增长的偏离-份额分析，计算所用的指标取各产业的增加值，时间取2008-2010年，计算结果见表1[3][4]。
同时计算出，结构效果指数w=2.806，竞争效果指数u=0.36及L=1.01。由上表可知，Gi较大并且
L=1.01大于1，则西宁市的经济增长稍快于其所在大区青海省。同时pi值也较大，并且w=2.806大于1，这说明西宁市经济中朝阳的，增长快的产业部门比重较大，区域总体经济结构比较好，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好。但是略显不足的是其Di较小，并且竞争效果指数u=0.3，小于1，表明西宁市产业部门当中存在一些产业部门总的增长势头略显不足，竞争能力也较弱。根据上表，具体分析如下：
1.3.1三次产业结构总体分析
1）第一产业（农业）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不大，其增长的速度稍快于青海省，快出2.2个百分点，但其份额占有比例及产业部门经济力均较小[5]。
2）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虽不小，但其增长的速度却明显慢于青海大区，相差4.5个百分点，而且其产业部门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衰退，表现为负值，并且份额占有比例偏小。
3）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高于一、三产业，产业部门竞争力也明显强于一、三产业，分别为32.25、5.86，其增长的速度也快于青海大区，比青海大区快了5.4个百分点。同时第二产业不管是在增长份额、产业结构转移份额，还是区域竞争力份额上，均明显强于第一、第三产业。
1.3.2产业部门发展分析
1）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均明显慢于青海大区水平，分别慢24%、10.4%、10.3%、27.1%。
2）增长最快的部门为工业部门，较快的部门为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3）增长最慢的部门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较弱的部门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些部门在产业竞争力份额上均为负值，产业部门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弱并且所占份额比例也均较小。
5）增长速度、结构贡献度、竞争力方面均差的部门是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及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其pDij均小于1[6]。
1.3.3主要结论
通过表1及上述结果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三次产业主要特征及存在的的问题表现在：
1）在三次产业结构中2010年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4.36％，农业结构层次、技术水平和技术含量仍然较低，农业基础设施仍然不够完善，劳动生产率不高，产出水平偏低，产品附加值偏低。
2）从近几年来看，西宁市工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工业基础仍较为薄弱，竞争力也不强。这是由于长期以来，西宁对工业投入较少，丰富的工业资源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和开发，致使工业发展比较缓慢，故其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
3）第三产业根基薄弱，总量不足，比重偏低，且其内部结构不尽合理。从结构上看：
一是产业比重低。尽管西宁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目前已达43.87%的水平，有了长足发展，但总量依然不足，比重仍然偏低，甚至2007年三产占GDp的比重比上年还下降了2.8个百分点。
二是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相对平缓且近几年有下降趋势。
三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完善。城市载体功能不够完善，传统的商业、饮食业较为重视，而对旅游、房地产、中介、社会服务、科教文化卫生等行业投入相对不足，发展相对滞后。
四是传统行业仍占较大比重，新兴行业比重偏小。目前西宁市第三产业仍然以传统的交通运输通讯、批发零售贸易、住宿餐饮、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为主，而计算机应用服务、电信、信息服务、旅游业、租赁服务、居民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得仍不够充分，这些行业比重则较小，仍然偏低，有些仍处在低水平、低效益、低服务状态，第一、二产业迫切需要的科技服务体系，社会化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善，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4）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偏小，对结构演进的推动力小。西宁现代的高科技产业起点低、数量少。产业技术水平和技术含量也仍然较低,主要存在：加工工业的技术水平落后，资源消耗大、附加值低的产业比重高，而技术知识密集型的附加值高的制造业比重低。当前西宁资源型加工业普遍规模小，能力弱，机械设备制造业及技术性制造规模也普遍较小，制造业结构升级困难、缓慢。
2西宁市产业结构的演变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西宁市的产业结构特征，本文针对西宁市自2001年以来近10年的三次产业结构进行演变分析，并绘制出2001-2010年西宁市三次产业和劳动力比重表（见表2），同时并对其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进行演变分析。
2.1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分析
从劳动力从业结构看，结构不尽合理。有关资料显示，目前高收入国家第三产业劳动力占三次产业的比重在2/3左右，中等收入国家比重在1/2左右，低收入国家在1/3以下，这是由于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使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不断迁移，并由传统劳动力产业结构向现代劳动力产业结构转变，而现代劳动力产业结构又会给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世界各国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结构发展的趋势再次显示了，第三产业劳动力从业人员比重在逐步提高，并将最终占主导地位[7]。
相比之下，西宁市上次产业就业结构呈现的特征是，从2001-2010年西宁市全社会劳动从业人员的三次产业比例的普查资料表可以看出，西宁市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一直在不断地下降，但其所占比例仍有些偏大，而第二产业，在初期的下降后，从2002开始不断地回升，但其从业人员比例明显较为偏小。第三产业虽在初期的下降后，但从2002年至今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持续增长，但相比之下仍相对有点偏小。
2.2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演变分析
从产业结构演进阶段来看，西宁市整体产业结构仍处于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演进阶段。根据科林・克拉克的配第定律，产业结构的演变存在着逻辑演进序列，即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且第三产业的比重将超过第二产业产值，从而导致劳动力也随之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再向第三产业转移进行配置的一个过程。即由“一二三”到“二三一”再到“三二一”的产业结构演变过程[8]。
而西宁市的产业结构情况却表现为：从GDp构成上看2010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1年的11.1：39.13：49.77转变为4.36：51.77：43.87，由原来的“三二一”转变为“二三一”的结构特征，这与大多数城市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不符。主要原因是由于西宁市的产业结构的演变具有自己的特点，其第三产业是在没有经过农业、化工业的阶段下，跃居三次产业主导地位，这种结构不合理即第三产业没有坚实的一、二产业做基础，故发展后劲显得不足。
2.3主要结论
通过上述西宁市三次产业的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进行演变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西宁市整体产业结构仍处于较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演进阶段并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其第二产业占绝对优势的结构特点显著，是由于西宁市目前正处于实施工业化战略和工业化步伐加快发展时期，而第一、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小，且有不断缩小趋势，这是由于第一、第三产业的发展层次均不够高，且产业结构效益不够高。
同时，我们可以从表二中发现，西宁市的产业产值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不尽协调，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例明显略偏大，但其产值比重却与之不相适应，所占比例最小。同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明显的优越于第二产业，但是其在产业增加值比重却不断地下降，并小于第二产业，三次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有点不相协调[9]。
3西宁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与建议
根据以上对西宁市产业结构的偏离-份额分析与产业结构演变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西宁市产业结构虽趋于合理，但是其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不合理之处。当前西宁已经到了以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这种调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适应性调整，而是新技术革命带动的、对经济的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战略性调整；不是局部的调整，而是包括各产业结构在内的、以提高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全面调整。
西宁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加快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巩固提高第一产业。加速发展第二产业，特别是加快提升第二产业中的工业比重，全面高效提升第三产业，使产业结构朝着高级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崔功豪，魏清泉，刘科伟.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张春勋，黄昌建.重庆市产业结构的SSm分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02（4）：381-384.
[3]青海统计局.青海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4]青海统计局.西宁市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5]陈朝泰.江苏经济增长的偏离份额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6（5）.
[6]李悦.产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7]王艳芳，张昕.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鸡西市产业结构评价分析[J].商业研究,2008（8）：95-97.
西方经济学的演变篇6
一、对中国农业经济学有重要影响的三种农业经济理论
目前对中国农业经济学影响较大的理论大致有三种:一是由前苏联农业经济学教科书演变而来的中国农业经济学，也被称为“传统农业经济学”;第二种是以美国的农场管理理论和西方农业理论为代表的西方农业经济理论;第三种是二战以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的农业理论。
所谓的“传统农业经济学”是在中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中国农业经济现象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形成的。从形成的渊源上看，它有两个理论来源。一个是来自前苏联的农业经济学，这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融进了前苏联农业政策解释。到20世纪50年代己经演变成了一个教条体系。第二个渊源则来自中国经济建设政策的诠释，是在中国农业政策寻求理论解释过程中对引进的理论的改造结果。“传统农业经济学”就是这个体系较常用的称谓。
也正因为这个体系有上述两个主要的理论渊源，所以，这个体系理论形式上一方面注重理论的逻辑演绎，注重从“经典”出发进行理论的推演，表现出极强的思维理性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偏重于对现行政策的解释，这种解释往往又与己有的理论严重脱节，显得十分牵强而缺乏理性。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几乎贯穿了传统农业经济学体系的全部，成为它的一个主要特征。
另一个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农业经济理论是西方的农业经济理论。作为现代农业经济理论，它是近二十年才引入中国并发展起来，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该种理论基本上是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具有强烈的经济理性。就其理论本身而言，它由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是以美国的农场管理理论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微观理论。这种研究是以既定的宏观农业政策为前提，立足于农业微观行为的研究和分析，致力于农业企业(农场)的微观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西方农业经济学的这种微观研究己经有越来越多的微观管理理论渗透其中，出现了与管理学理论合流的倾向。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农业政策的研究者更多的是理论经济学者，也就是说，农业的宏观经济理论在西方己经融于一般的经济理论之中，任何农业经济政策的研究都是以更大的经济系统的运行状况为背景，而农业经济理论只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内容或方面。所以，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没有相对独立的农业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第三个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有重大影响的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开发与发展为目标，用西方的经济理论和方法，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増长与发展，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学领域。严格地说，发展经济学是一个“理论群%它是由众多学说集合而成的。在发展理论中，农业经济理论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为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是不发达的农业国，农业在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份额。研究这些国家的经济増长与发展，不可能不以农业的増长与发展为其开端和立足点。发展经济学是西方经济理论系统中的一个内容，它的理论源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又直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发展经济学的进展己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发展中国家农业理论研究者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展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与其他相关学科融汇在一起。西方学者在研究发展问题时更倾向于使用“发展理论’，他们主张将经济开发与社会进步的研究融于一体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视角研究经济开发，成为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其他相邻学科一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对发展问题的积极介入，引致发展理论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上的创新，使发展理论的研究进入了微观领域所提出的宏观政策主张更注意其微观基础和可操作性。
二、三种农业经济理论的评价
对经济理论的评价如果离开了特定的背景、目标和准则，评价将不可能科学地进行。对三种农业经济理论评价的目的在于探索中国农业经济理论发展趋向和路径，这个探索应该植根于中国现实的经济运行和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因此，对这三种农业经济理论评价也是立足于中国经济的现实和中国的文化价值观。这个评价应该在三个层面上的进行:理论的目标、研究方法和经济学的价值观。
“传统农业经济学”是建立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之上的，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强烈影响。因此，它作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将注意力集中在建立新的农业经济体系，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这个探索因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50年代初，中国从前苏联引进经济学理论以及原封不动地复制过来，并在以后的本土化过程中不断地被强化和走向极端。相反，苏俄时期那些有价值的农业经济理论，如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理论(或被称为小农经济理论)却从未为中国的农业经济理论研究者们所关注。因此，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探索从开始就进入了一个人为的误区，这个探索除了人为的设置了许多禁区外，在研究方法论上也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即从“经典著作”中找到既定的“最优解”，然后设法寻求达到这个最优解的路径，而从根本上忽视了这个‘最优解”的基本前提。在这种方法论引导下的理论探索，只能越来越远地脱离中国农业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不可能对中国农业经济运行作出准确的描述、分析和判断，最终必然远离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研究的目标。
中国农业经济之所以在50年代能迅速地接受前苏联的农业经济理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固有的平均主义特质是一个重要原因。前苏联的农业经济理论中突出的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和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价值观有较高的一致性。前苏联的经济理论在中国没有遭到任何排斥和抵抗，价值观的暗合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潜在功能。
“传统农业经济学”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到今天己经具有了更多的政策解释倾向，这种越来越强的政策解释和政策解释取向，使中国农业经济理论陷入停滞和封闭，日益脱离作为其母体的理论经济学的发展。
西方农业理论(在中国被称为西方农业经济学)是以西方理论经济学为基础的，它甚至没有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逐渐完善起来的。也就是说，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是在解决其工业化的问题中完善起来的。因此，西方的经济理论从其开端即具有较广阔的视野，它随着国民经济的一体化逐渐将其理论延伸的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在西方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由于较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一体化过程，很少有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条块分割的经济现实，所以，不可能有相对独立的“部门经济学”如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等，但却不乏将一般的、抽象的经济理论运用于部门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西方的农业理论就是以一般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研究框架，它就是理论经济学的一部分。
在西方的农业理论被引进中国时，人们往往愿意农业经济理论的时候，斯大林模式的农业经济理论被将西方的农业理论“拿来”直接解释中国的农业经济现实，企图在这种解释中完成对传统农业经济学的改造。这种努力多归于失败。在传统的思维模式引导下，将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一个部分的农业理论割裂出来作为“西方农业经济学”学习和应用是不可能收到预期效果的。
效率优先是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可能不影响西方的农业经济理论和农业微观管理理论。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经济学领域曾发生过的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其实质就是传统经济学面临西方经济学大举“入侵”时的一种必然的、本能的反应，即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在研究的技术路线上，西方的农业理论更倾向于用实证的方法，以效率为目标去选择技术途径，而不是企图用制度去创造技术。
发展经济学沿袭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同样表现出强烈的经济学理性，这种经济理性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基础。所以，在早期的发展经济理论中蕴涵着根本的、甚至是致命的矛盾，即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在发展理论切入了发展中国家较深层次问题时就凸现出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理论引导下，虽然获得了短暂的经济増长，却付出了沉重的社会发展代价，最终延迟了经济増长。
早期发展经济学是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结构的研究，而没有进入微观领域。这种研究其实是以发展中国家具有与发达国家相同或相似的微观结构为隐含前提的，这个前提下的宏观研究提出的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也许能畅行一时，但在进入更深层的经济领域涉及到社会、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等领域时，这个经济理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发展经济学一旦进入了发展中国家微观经济结构，立即强烈地意识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研究，仅仅有经济学的理性是不够的。经济学的理性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结构规律，但在结构的深处，却可能遇到诸如价值观这样的非理性因素的强烈抵抗，这是经济学的理性无法逾越的，也不能要求经济学的理性具有解释和消融这种非理性因素的扰动的能力。所以，现展理论的外延远远超过了“发展经济学”所能覆盖的范围。影响经济増长与发展的诸多非理性因素进入了这个理论的视野，强调基本价值观的融合在经济増长与发展中的意义;注意非经济行为对微济増长和发展的拉动或阻碍等等，这些都引起发展经济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发展理论的这种变化，己经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的农业经济学者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农村微观社会的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増长和发展关系，“农业经济学”己经悄悄地演变成为“农村经济学”。
与此同时，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也有了许多变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如边际分析在发展经济学中的统治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但是，现展理论除了一如既往地使用经济学的经典方法外，越来越多邻近学科的方法论被吸收成为发展理论方法论体系的内容。其中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对社会结构研究的方法大量地被经济学研究者吸收，用以在微观和宏观的层面上研讨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互动关系。这样，发展经济学在进入微观领域后就突破了经济学的传统边界，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相融合。这种方法论上的突破己经影响了中国的农业经济学者，从而对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带动中国农业经济学全面突破旧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
三、中国农业经济理论未来的展望
传统的农业经济在过去20中己经逐步地开始了对自身的理论改造。这个改造过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将农业经济作为国民经济整体的一个产业部门，农业经济学逐渐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部分，农业经济学也因此渐渐融入理论经济学之中;②将农业经济现象与农村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研究，农业经济学的研究逐渐由过去的“部门经济学”演变成为区域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渐渐地演变为农村经济学;③由政策解释功能转变为政策研究功能。
(1)农业经济学融入理论经济学。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经济。在旧的条块分割体制下，特别是50年代以来形成的二元经济格局中，农业经济的运行相对地独立于其它经济部门，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在对这种具有相对独立性、封闭的农业经济运行过程的解释中形成的传统农业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封闭的研究方法。这种传统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对中国农业经济理论研究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虽然如此，现代经济学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己经很深入的影响了传统农业经济学，并逐渐地改造了它，农业经济学作为现代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部分正在融入现代经济(2)由部门经济学向区域经济学转变。传统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按国民经济部门的分工来划分的。这种学科划分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的经济运行状态是一致的。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这种条块分割的局面被冲破，农业经济的研究对象被扩展为农村经济。传统农业经济学要继续解释农村经济的新情况，就必须改变旧的研究框架，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在对改革过程的不断跟进和解释中，逐渐朝具有区域经济理论特征的方向演变。
西方经济学的演变篇7
关键词：财政学；学科演进；公共财政
即使在同一学科，不同年代、不同层次的教科书呈现给读者的内容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透过这些差异，我们可以看到一门学科发展演进的轨迹。
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财政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主题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能够深入了解这些变化，我们将财政学的两部当代经典教材和20世纪40年代的一部代表性教材进行比较①。我们选取的当代财政学教材是哈维。罗森（HarveyS.Rosen）的《财政学》（第6版，2002年出版）和拉本德拉。贾（Raghben-dra.Jha）的《现代公共经济学》（第1版，2004年出版）。罗森是美国当代著名的财政学家，他的这本教材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贾的这本教材在公共经济学的基础上详尽地介绍了公共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若干前沿问题。我们选取的20世纪40年代的代表性财政学教材是哈利。芦茨（HarleyL.Lutz）的《财政学》（第4版，1947年出版）。芦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他的这本教材当时被哈佛大学等许多大学选用。为了方便起见，后面将把罗森的教材用pF2002表示，贾的教材用pF2004表示，芦茨的教材用pF47表示。我们对这三部教科书的比较将集中在两个方面：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的变化。
一、研究方法的变化
从方法论上看，当代财政学家大多采用了演绎方法。即他们以经济学基础理论为分析基准，通过改变基础理论的假设条件，将理论运用于不同的问题以得出结论；而以往的财政学家较多使用的是归纳方法，他们对现实中的现象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一般性结论。在对具体结论的推导中，当代财政学家大多使用数理模型推导出结论并运用计量模型对结论进行检验；而以往的财政学家则主要是通过对现实经验进行逻辑分析得出结论，并通过列举历史经验和相关数据来论证结论的可信性。这些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从以归纳法为主到以演绎法为主
将60年前的教材与现代的进行比较，最显著的一个区别就是前者全是文字，而后者充满了图表与数学公式。在60年前，财政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财政学家们承袭了亚当。斯密的研究传统，他们喜欢从纷繁的现实中归纳出概念或原理，再对这些概念或原理进行演绎，将其运用于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而在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将财政学视为经济学的一个应用领域，对于财政学问题的分析，总是通过改变经济学经典模型的假设条件而进行的。
（二）数学工具的大量使用
虽然都是同一时代的教材，pF2002主要面向本科生，而pF2004属于高级读物。这种定位的不同使得即使对于同一问题，后者的分析也远比前者复杂。从直观上看，后者比前者使用了更多数量、更为复杂的数学工具。而隐藏在这种数量化倾向后面的，则是当代经济学分析主要特点：假设条件的不断放宽、分析因素的不断增加。
经典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对现实的高度抽象下，它虽然结构严谨、逻辑缜密，却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们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这种理论不是可以用来直接解释现实的工具，它只是为人们认识真实世界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点，要很好的解释现实，必须在深刻理解经典理论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情况改变模型的假设条件，引入更多的分析变量。而简单的数学工具无法满足这种要求，于是经济学中的数量化倾向便越来越明显。
（三）计量经济学的使用
随着分析因素的增加，计量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在一个问题的分析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会有很多，而理论模型不可能包含所有的影响因素，它只能在解释力与复杂度之间寻找平衡。只有那些通过计量建议的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才具有纳入模型的价值。在三本教材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财政学研究领域，计量方法与研究成果的大量使用。
二、研究主题的变化
60年前，绝大多数财政学家还是古典主义的信徒，他们相信政府的作用只应该是“守夜人”，因此财政学的研究集中在政府收支行为的本身，而没有考虑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凯恩斯革命以后，人们认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开始研究政府的收支政策对经济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又使人们看到政府干预的不良后果，使得人们又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进行反思。到现在，大部分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经济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在肯定政府干预经济持必要性的同时，又认识到政府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它的行为必须受到约束。
在三本教材中，人们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态度的这种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1）pF2002和pF2004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方法论问题。既然政府的行为会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财政问题的研究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只考虑政府的收支行为，而必须采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府行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2）在pF2002和pF2004中，对支出问题的关注要高于pF47.当代财政学家们已经认识到财政所具有的三大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支出手段来完成的。
三、对我国财政学研究的启示
通过这三本教科书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十年中西方财政学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从这种发展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有益启示。
（一）中国财政学研究的方向
从西方财政学的发展变化看，我国财政学研究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1）使用归纳方法，从现实中寻找我国财政问题的独特规律，再对其进行演绎。（2）使用计量方法，利用中国数据检验西方的模型，看其是否能适用于中国。（3）使用数理和计量方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修改西方经典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建立新的模型，再利用中国数据进行检验，从而确认其是否能够解释中国实际。采用哪种思路来研究，对不同的研究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笔者认为，与后两者相比，前者要求研究者具有更强的对现实的洞察能力和对问题的逻辑推理能力②。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使用后两者思路更容易做出成果。毕竟，凯恩斯那样的经济学巨匠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只能在经济学的大厦上添砖加瓦。新晨
（二）看待政府行为的视角
在西方，对于政府干预经济行为优劣的讨论，至今也没有定论。人们认识到，一方面政府的干预可以部分解决市场失灵，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又存在政府失灵，政府的干预行为可能带来福利损失。这为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视角：在研究政府行为时，既不要否定政府的积极作用，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改变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范围和力度，也不要把政府看作“仁慈的家长”，而应认识到它与私人一样有自利的行为，在制度设计时要考虑对政府加以约束。
（三）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
西方经济学的演变篇8
关键词：后发工业化后发优势后发劣势制度创新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2000年底，杨小凯教授运用沃森的“后发劣势”理论，列举我国经济改革中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提请我们注意后发劣势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严重不利影响,其核心论点是，后发工业化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虽然这样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却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成为不可能。杨小凯教授认为，“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同时存在，“后发劣势”的克服是“后发优势”得以发挥的前提，而如果要克服“后发劣势”，就必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特别是英美的共和体制。
针对杨小凯教授的中国制度建设的后发劣势说，林毅夫教授2002年撰文提出商榷。基于制度变迁的内生理论，林毅夫教授认为，英美的共和体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后发工业化国家能否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关键就在于发展战略，即政府政策能否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它们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至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内生推动力将要求并将产生的变革才能真正奏效。
笔者认为，林毅夫和杨小凯两位教授争论（本文简称“林杨之争”）的核心问题是，在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的初中期阶段，英美式的体制改革与其发展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受“林杨之争”的启发，本文运用演化经济学基础原理，提出了有关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三个假说，它们分别对应于这些国家在制度创新潜力上的不同境界，文章结构如下：首先讨论“林杨之争”的核心问题，并对“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假说进行较系统的理论论证；其次，与制度模仿的“后发劣势”说相对应，总结并命名“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假说；第三，提出“制度创新的脉络主义”假说，并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探讨，倡议对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孕育而生的特定情境进行研究。在论述这三个假说的过程中，笔者对杨小凯教授的相关论点提出了商榷。
本文意在阐明，新世纪之初的“林杨之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它可以激发我们深入研究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和具体实施的步骤；同时，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也将对各种经济学说的现实性进行批判性检查，很有可能诱发中国经济学出现重大的理论创新。一、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对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制度变迁来说，“林杨之争”的结论不论是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最后的落脚点都将集中在于改革问题上。总结目前的讨论，笔者把它归纳为三个问题。第一，英美的共和体制在发达国家的政体中是否是较优的？杨小凯教授虽未明确将英美的共和体制推许为唯一至善至美的制度，但他确实认为，英美的共和体制较之人类试验过的其他制度为优。而林毅夫教授则认为，从发展的水平来看，日本、北欧都赶上美国了，新加坡也超过了英国，但这些国家的基本体制都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的体制安排，因此，即使对发达国家来说，我们也不能确认英美的共和体制要优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家们支持林毅夫教授的看法，达尔命已彻底击碎了“必然进步”和理性最优的观念，正如笔者撰文指出的，新比较经济学也已否决了著名比较经济学家艾登姆等“发现那种体制是最好的体制”这种传统的比较研究方法论。第二，后发工业化国家和转轨经济是否可以直接照搬英美式的共和体制？对杨小凯和萨克斯教授来说，休克疗法的转轨就意味着对英美式共和体制的照搬。但演化经济学家们认为，路径依赖和制度多样性是制度变迁的重要特征，休克疗法的转轨忽视了历史、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等许多重要因素对转轨的关键性影响，所以，他们不仅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发达国家仍保留了许多有别于英美共和的体制安排，也不能解释许多拉丁美洲和南亚国家的议会政治所遭遇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与演化经济学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一个新奇不断突现的演化过程不同，休克疗法的转轨预先排除了转轨过程中更有效率的“适应性”政体的出现。第三，在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的初中期阶段，英美式的体制改革与其发展绩效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在没有实施休克疗法的转轨情况下，这些国家是否也能建立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长期信任关系？这是“林杨之争”中最关键的问题，笔者把它转述为：在制度变迁的路径上，后发工业化国家是否与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的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本节就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并对后发工业化国家“制度创新的反向工程”假说进行较系统的理论论证。
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两种现象。第一，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除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相继成功地对当时的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外，唯一的例外是战后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发展过程一开始就成功地采用英美式共和体制的典型代表是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其他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情况各异，其中德国是在成功地超过英国之后才采用体制的。我们知道，当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时，德国的国内统一市场才刚刚形成（1834年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但在进入20世纪时，德国已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到1914年，德国在钢铁以及化学和电力等当时的高新技术产业上已超过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但德国直到1918年才废弃专制的君主政体。第二，在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之外，我们可以把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分为两组，一组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战后成功地对发达国家进行了经济追赶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另一组是发展初期就采用了英美式体制的国家。按照杨小凯教授的看法，日本“明治维新”时采用的体制是非常不彻底的，而韩国和我国台湾则是在经济追赶即将完成或其后期才实行西方式体制的，出现这种情况的个中原因恐怕是非不愿而不能也。相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丁美洲自独立以来，陆续引进了欧美的政治制度，包括宪法、议会和政党制度等，但这种引进充其量是形式而非实质，拉丁美洲国家的军事和政局动荡是举世闻名的，战后的拉丁美洲问题丛生，成为“跌倒了的新兴工业化地区”；而在南亚地区，欧美的体制在独立伊始就被南亚各国领导人普遍接受，一些国家一直维持着十分稳定的议会政体，而在其他国家，由于各种原因，政治民主不能扎根，最后被各种形式的独裁主义政体所取代。缪尔达尔在经过长达十年的研究后，对此评论说，“该地区的各种政治体制在它们无能或无意识开始根本改革和实行社会纪律方面明显相似。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实行民主还是独裁，它们都是‘软国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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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的演变篇9
「关键词会计演进经济发展互动过程规律研究
会计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会计实践，而会计实践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会计发展的最终动力是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会计学则是有关会计实践的理论升华和总结。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会计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会计在这种变化中不断创新，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环境，而会计创新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经济的不断发展，会计演进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种互动循环效应。杨时展教授曾从会计发展与国家兴衰的关联角度指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会计的发展；而会计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世界和国的发展，莫不如此。没有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而会计不发达的；也没有一个会计不发达的国家，而经济能发达的。”郭道杨教授则从会计实践空间拓展的角度论证了会计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这种关联关系。他指出：“一部会计发展史表明，自有天下之经济，便必有天下之会计，世界经济有多大，会计世界也便会有多大。”本文试图将经济史视野与会计史视野整合起来，主要思考会计演进与经济发展互动过程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联系，以期引起对这一互动过程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一、会计演进与经济发展互动过程的三个观察层面
从整个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上会计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关联角度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从一般到特殊的三个层面的规律。
（一）人类社会的会计演进与经济发展从整体上看是互动的从整体上考察，可以发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会计实践的发展，而且推动了会计理论的发展。反过来，会计实践与理论的发展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是会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前提。如果将原始的图形记事作为会计雏形的话，会计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那时，生产的发展使得“物满足直接需要的效用和物用于交换的效用的分离固定下来”.伴随着剩余物品的出现，对剩余物品的储存、分配等问题也随之而来。于是，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就通过在洞壁上绘出简单的动物图形，在骨片上或鹿角上雕刻条纹等“简单刻记”和“图画符号”，来记载劳动成果和反映劳动耗费。当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人们有了数的概念，于是就产生了结绳记事。而当人们创造了文字之后，一种更为先进的记录经济事项的方法便应运而生，这就是“书契”记录。不过，那时人们所采用的会计记录方法，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会计，而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记录行为，它集原始的会计、计算、统计以及其他行为为一身。可见，原始社会的记录虽然经历了图形记事、结绳记事和书契记事三个阶段，但是都是简单的记事行为，人类经济生活的简单性决定了原始社会人类会计行为的简单性。
随着原始经济的解体，农业经济时代的来临，会计方法中出现了为自然经济服务的单式簿记。随着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货币经济、商业和信贷。由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济结构以自给自足的小农业为主，工业处于手工业阶段，而商业处于简单的物资贩运阶段，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制约了当时的经济管理水平和会计发展水平，使单式簿记成为这一历史阶段会计发展的主要形式。伴随自然经济的发展，单式簿记不断向前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形态到成熟形态，以致于形成一个固定的、完善的会计方法体系。但单式簿记的整个方法体系仅适应反映自然经济，其自身缺乏科学的内在联系，而且当时的簿记缺乏理论指导，簿记知识的传授仅处在自然教育阶段。
正是由于单式簿记所存在的上述局限性，“当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逐渐在封建社会内部取得优势的时候，当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显露头角的时候，‘资本’来到人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便成为催促复式簿记产生的一个最为关键、最为积极的要素。”由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时，随着资本主义早期市场经济的迅速滋长与发展，会计必然要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在此情况下，既出现了复式簿记实践，又同时产生了相应的会计理论，推动了会计科学的发展，并提高了会计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工业经济时代的到来，工业生产从手工作坊时代进入机器大生产时代，技术的不断涌现，以及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市场竞争加剧，股份公司等新的企业组织迅速发展。所有这些，对会计实践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在设备折旧、成本计量、资本运作等方面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突破了簿记工作与簿记学的研究范围，原有的复式簿记已无法满足资本主义发达市场经济发展所提出的新要求，会计实践相应地迅速发展。由于会计内部分工迅速发展，于是导致成本会计、管理会计等新的专业性的会计门类开始出现，从而使会计发展进入现代会计时代。与此相适应，会计理论也得到迅速发展。在信息经济方兴未艾的今天，三式簿记、三维会计等新的会计理念与方法开始出现，预示着会计理论与实践将面临一次新的变革。
（二）中国会计发展与西方差距拉大根源于经济发展差距拉大
“从原始计量记录时代，到封建社会中叶，中国的会计发展一直位于世界先进行列，他的悠久历史及其地位为会计史学家所肯定。”“事实上，早在封建社会初期，中国的工商业和信用都已相当发达，城市兴起，家资钜万的商人，千人以上的手工工场，合股经营的工商业，庞大的船队，前期形态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发展，都为复式簿记的产生奠定了经济基础。”在15世纪以前，中国就形成了以四柱结算法为核心，且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中式会计方法，与巴比伦、印度、罗马等同领单式簿记世界之先。总体来说，在单式簿记阶段，中国会计特别是中国的会计报告制度，在唐、宋、元、明之际已居世界前列，这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联系。
但在15世纪后，以意大利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其簿记工作者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首先在记账方法上进行了革新，最终以复式簿记取代单式簿记，以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意大利北部沿岸的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等城市，复式簿记方法从简单到复杂、从局部运用到全面展开，逐步在经济管理中得以推广。1494年，陆卡。帕乔利在其名著《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又译《数学大全》）中，系统地总结了意大利复式簿记的账簿体系与记账方法，并上升到簿记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而在明中叶（15世纪后期）后，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中国会计的记账方法仍为单式，虽然出现了有复式簿记萌芽的“龙门账”，也很不完善，中国会计开始落后于西方。到了17世纪，由于西方各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出现工业会计、银行会计、商业会计、审计等门类，而中国仍停留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阶段，虽然出现“四脚账”，但也不完善，因此中国会计与西方会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西方会计也迅速发展。而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展缓慢，中国的会计改良艰难。19世纪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侵入中国，客观上也给中国会计发展带来了新动力，复式簿记开始传入中国，在此促进下，中国掀起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式会计改良运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立足于保留中式簿记中的科学部分，希望最终产生一种改良的中式簿记，以便能够为中国工商企业所采用。由于中式簿记改良的不彻底性，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不成功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簿记的革新进入改革阶段，对中式簿记进行彻底改革，全面体现复式簿记革新成就，吸收欧美国家在近代会计发展方面的最新成果，主张由西式簿记取代中式簿记，以促进中国工商业和政府会计的革新和经济的发展。但由于中式簿记改革在某些方面脱离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在实践中也被证明是不成功的。
中国会计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会计？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联系到中国历史上的整体发展过程。15世纪是中国和西方之间开始出现“大分流”的一个关键时期（彭慕兰，2003）。在15世纪之前，中国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主要方面都可以说领先于或者至少平行于西方。在此之后，在这些主要方面开始落后于西方。许多学者将这一现象归结为“谜思”，并试图予以解释。例如，“李约瑟之谜”即是描述中国在15世纪以前已经具备发生工业革命的基本条件而最终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的过程。笔者（1996）则研究了15世纪以前中国已经具有比较发达的市场，而15世纪以后市场走向衰落的过程，并将这一过程归结为中国“市场发育之谜”。根据邹进文教授（2004）的研究，15世纪以前，中国的财政制度也是先进于西方的，而15世纪以后，则反过来落后于西方，这可以归结为“财政制度之谜”。此外，还有学者在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政治制度、文官制度等诸多方面发现了类似的“谜思”。这么多的“谜思”发生在同一个时段，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这些“谜思”关联性的深思。在我看来，中国“会计发展之谜”可能是这类“谜思”中的一个层面。要解开这些“谜思”，需要整体的努力，但是，从历史逻辑关系上看，中国“会计发展之谜”似乎是经济发展、市场发育等方面出现转折所直接决定的。具体来说，中国15世纪以后会计发展的滞后可以归结为下述几个原因：
第一，15世纪是西方从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拐点”，而中国的自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在自然经济领域，重要的是产量、品种等实物概念，价值、价格、利润、成本等不重要；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很少，经济主体之间的往来有限；更重要的是，由于经济主体之间缺乏竞争性压力，人们缺乏足够促使人们精于计算的成本意识。所有这些，使得自然经济领域中的会计实践是简单的。15世纪以前，中国经济相对于西方的发达，不过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发达。相应地，中国会计的发达不过是自然经济条件下会计实践的发达。一旦西方从15世纪开始告别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必然在会计实践与理论上将中国抛在后面。
第二，15世纪是西方商业革命的时代，而中国的商业始终受到严厉的抑制。商业的发展是会计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随着交换活动的不断扩大和发展，才会强烈地刺激人们的成本意识与核算意识，培育人们的会计思想和会计精神，促进人们的会计实践。在欧洲，特别是在威尼斯等地中海沿岸地区，从11世纪开始，商业开始发达，从维护商业发展的角度出发，政府推行的是促进商业发展的政策，促使工商业长足发展，生产与流通紧密相联，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相互依存。这种状态对会计的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而在中国，重农抑商政策使工商业长期处于一种依从和附属地位，物资交换为主的商业活动被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这种状态也制约了会计实践与理论的发展。
第三，世纪开始，西方出现了活跃的资本运动，而中国的货币运动依然保持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状态。创业性资本运动是促进会计实践与会计理论发展的动力。在南欧国家中，伴随贸易特别是航海贸易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通过合伙、股份制等组织形式来组织创业性投资的资本运动形式，出现了专门从事资金融通的金融机构，形成了资本筹集、投资和利润分配等较为复杂的经济活动，由此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经济关系，这对会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了会计的发展，特别是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的发展。而在中国，由于“重农抑商”政策的制约，社会资金不能充分转化为资本，资本无法自由地向商业或手工业扩张，利润转化为经营资本的道路不畅。货币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金融机构的商业信用功能始终难以发挥，其货币经营仅停留在提供商业服务的结算业务方面。这样导致资金运动的单向性和简单化，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发展的动力不足，会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动力也就不足。
（三）新中国会计演进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变迁的互动过程
1.经济体制变迁的模式与路径决定了会计演进的模式与路径。伴随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变化到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会计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统一全国财经管理体制的过程中，统一了会计制度。1953—1957年间，在借鉴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借鉴了前苏联的会计制度和会计理论。一方面，批判和改造旧中国流传下来的、所谓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和会计方法；另一方面，则引进和照搬苏联的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1958—1978年间，经济体制趋向僵化、经济运行出现频繁波动，相应地，会计理论与实践都遭受严重破坏。这种破坏，在“”时期表现为“会计虚无”的泛滥，会计制度遭受破坏，会计职能遭到否定，甚至出现了“无账会计”等荒唐做法。在“”时期，政治运动和“左”的思潮对会计实践与会计理论的破坏达到极端。一方面，强调政治挂帅，强调算政治账而否定算经济账，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会计的作用；另一方面，政治运动直接冲击会计实践，例如，在“派性”的影响下，一些单位的会计也相应分属于不同的派别。1978—1991年间，伴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探索与逐步实施，中国会计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振兴与发展的新时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1992年以来，伴随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体系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接轨，中国会计业务处理规范也开始向国际通行的会计惯例靠拢。这一时期，在中国会计规范体系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会计准则的规范程度越来越高，与之相适应的规范效应即越来越大，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准则条款甚至直接来源于国际会计标准。相应地，会计在中国经济管理、企业治理、经济主体行为规范乃至宏观经济运行调解等方面的作用日渐显现出来。
2.会计实践对经济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会计制度的健全与否直接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状态。建国初期，会计制度的统一推进了整个财经管理制度的统一，推进了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统一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一五”时期采用苏联式会计制度无疑为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运行奠定了微观制度基础。而“”时期的“会计虚无主义”的泛滥则助长了国民经济的混乱。“”时期受到政治动荡冲击的会计反过来加剧了微观经济运行中的无政府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会计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并与国际准则逐步协调，无疑也是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微观基础。
二、会计演进与经济发展互动的基本规律
从上述分析可见，古今中外的经济发展与会计演进总是有关联的。在会计演进与经济发展互动的历史分析中，可以抽象出两者关联的一些基本规律。现归纳如下：
（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会计演进的阶段
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直接决定着会计演进的阶段。同任何事物一样，会计演进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从方法上看，由原始记事、单式簿记到复式簿记；从门类上看，自单一行业的会计向多个部门会计分化；从功能上看，从纯粹核算与反映功能发展到参与管理与决策等。这种阶段性特征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所决定的。
1.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会计发展阶段。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生产、手工生产为主的农业经济、机器大生产为主的工业经济和现代科技为主的知识经济的发展，与之相适应，会计也同样经历了原始记事、单式簿记到复式簿记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也决定了会计技术手段演变的历史过程，它促使会计计量的方法从原始社会的简单刻记与结绳记事，发展到近代的手工簿记系统、机器穿孔卡片系统以及现代社会的电子数据处理系统（edp）。从功能上，伴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的发展，会计从提供经济活动记录，发展到进行财务活动分析，再发展到成为整个社会的控制中心、决策中心和信息中心的一个基本环节。笔者认为，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会计的某些功能将继续存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共产主义社会，价值范畴不会完全消失，仍然存在虚拟价值，因此仍然存在经济核算的问题。
2.专业化与社会分工决定会计行业的分化。在传统的社会分工下，统治阶级为实行经济集权的要求，需要会计建设朝着逐级控制、分工明确及各司其事的方向发展，从而产生了官厅会计和政府会计。而民间会计则局限于将本求利的范围，会计建设即朝着着眼于计量、记录企业与家庭的私有财产增减，以及应得红利的多少等方向发展。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股份公司这种现代企业组织形式，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迫切要求独立的第三者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审查和监督，而相关经济立法又将注册会计师的地位法定化，于是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审计，从而导致会计执业服务的职业化以及现代审计技术的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作为经济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将越来越重要，亦愈益受到人们的尊重，其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并将在社会经济管理和公共管理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二）会计制度演进受到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会计演进决定于经济发展的阶段，这是一般规律。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会计演进则会出现差异性。之所以如此，除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以外，还有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因素。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西方近代会计发展简要历程的分析中得到诠释。
1.经济发展直接决定了会计演进的速度。对复式簿记的理论总结最早产生在意大利，而非别国，最早在意大利北部，而非南部，这是由其当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迈克尔。查特菲尔德曾在《会计思想史》一书中指出：“复式簿记是伴随着（1096—1291）和后来地中海贸易的繁荣而诞生的。”意大利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意大利北方城市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成为东西方商品流通的中介地，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地。这里的商品交换和货币兑换频繁，在商业经营活动、手工业生产与银行业三者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为了盈利，他们不得不加强管理，并不断改进会计记录与分析方法。总的来讲，意大利工商业、银行业的迅猛发展，为复式簿记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复式簿记在意大利北部的产生创造了先决条件。同时，企业家在会计演进中的作用也是应该予以重视的。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引入了一些新的商业办法以及其他各种新的意识，他们在企业融资中引入“把所有者权益作为负债的补充方法，以及复式记账法。”这些都发生在工业革命前的几个世纪，中世纪晚期的工业革命以及相伴而生的商业革命是被诸如借贷记账法和汇票的发明而点燃的（raymond，1953）。
会计的长足发展最先则发生在西方工业化国家，这也是工业革命的结果。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完成于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手工业向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的过渡，而且也引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产业革命使分散的手工业生产转变为集中的机器生产，工厂制在工业中逐渐占据统治地位。这样，以市场需求为动力、以机器大生产为特征、以工业化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并发展起来。这种生产方式的变迁势必引起会计活动也发生变化。簿记工作的重心开始向工业生产转移，企业的生产、销售和分配等经济活动开始进入会计核算的范围，明晰产权和利润计算等难题成为会计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使会计在发展中实现了其功能上向管理职能的扩充，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较早产生了工业会计、商业会计、银行会计等会计部门的分野，较早产生了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等会计功能上的分野。
2.政治制度特别是民主与法治对会计演进具有深刻影响。中国古代的帝王专制决定了会计制度建设的基点是为王权效忠，这也是我国古代官厅会计的发展水平为何远远高于民间会计的原因之一。而中世纪在威尼斯等意大利北部发达的城市中，出现了资产阶级，建立了资产阶级领导的城市共和国，它们支持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同时也支持文艺复兴运动，为意大利北部城市成为复式簿记的发源地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所推崇的民主与法治思想决定了会计制度的平等与公正。
雅典的审计监督制度最能说明民主与法治对会计演进的重大影响。在2000多年前的雅典，公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官吏通过选举制度产生，并轮流执政掌管政权。官吏在上任前应接受资格审查，在任职期间，公民通过公民大会随时可以检查其是否称职，官吏卸任后，应接受经济责任审查。如果官吏利用职权，肆意践踏平等原则，人民可以通过法律将他流放。例如，伯理克利是希腊著名的将军，曾为雅典城邦的建立屡建功勋。但这位英雄后来却因为大权在握而利用职权贪赃枉法，甚至出卖国家的利益，即被雅典人民利用流放法于公元前461年罢免并流放。正因为如此，会计史学界曾有人认为复式簿记诞生于雅典。例如，苏联会计史学家索科洛夫在其《会计发展史》中指出：“两位法兰西作者涅罗和吉利亚在研究了古埃及的海关账并看见了账中商品支出和现金收入的记录后得出结论，现代核算的故乡是雅典。”
3.科学文化对会计制度演进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数学精神对会计制度演进具有深远影响。会计与数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数学知识是会计学的基础知识之一，同时也是会计最起码的运算工具之一。在陆卡。帕乔利对簿记进行系统研究之前，数学家们一直把簿记包容于数学之内，将其作为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陆卡。帕乔利在对簿记进行系统研究之后，使其系统化和理论化，并将其作为1494年出版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一书的重要篇章，它是会计摆脱实务进入理论的标志，是单式簿记向复式簿记转变的标志。《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同时又是一部数学著作，它体现了数学精神（包括精确精神和推导精神）和经济实践的结合，反映出数学精神与会计制度的历史渊源关系。此后，数学精神与会计制度的发展始终是相互影响的。1605年荷兰斯蒂文出版的《数学惯例》，也是集数学与簿记于一体的，它与帕乔利的著作并驾齐驱，成为数学和簿记学结合的典范。威廉。配第发现，正是精于计算的精神，构成了荷兰经济发展并超过意大利的精神支撑。他说：“这一民族必须进行艰苦的劳动，尽全力从事工作。不论贫、富、老、少都必须学会有关数量、重量以及长度的技艺。”晚期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在1664年出版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根据自己毕生从商的经验，概括出“一个全才的对外贸易商人所必须具备的各种品质”共有12种，其中排第一的就是要擅长算术和会计。
（2）工程精神对会计制度演进具有深远的影响。任何技术工作都存在经济问题，都有经济性要求。无论是作为工程界的工程师还是作为经济界的会计师，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工程技术和经济知识。1911年，美国工程师泰罗出版了《科学管理》一书，提出了计件工资和标准化原理，用来控制生产工人的工作效率。之后，工程师埃默森提出标准人工成本，甘特又把标准成本推广到材料和制造费用，制定标准材料成本和标准制造费用。此后，工程师哈里逊第一次提出标准成本概念。1919年，美国全国成本会计师协会成立，该协会由工程师和会计师共同组成。成立之后，准备推广标准成本，但这时的标准成本没有同会计结合。直到1930年以后，工程师和会计师才获得一致看法，将标准成本计算与复式簿记结合起来，从而使标准成本法的运用纳入会计核算体系。20世纪以来，会计学与工程师结缘促进了管理会计理论的发展，如联合创立了标准成本会计理论，发展了预算控制等。
（3）经济人的理性精神在会计演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人的理性精神，即在特定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精神，由此派生出追求成本最小化的成本精神、追求精确计算的核算精神、追求尽可能规避风险的风险精神。这些精神正是会计实践与会计理论发展的精神动力，有些甚至直接内化为会计精神，诸如成本精神、核算精神、预计与决策精神等。
反观中国，古代中国虽然已经达到了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高峰，但是只是自然经济的辉煌；虽然政治文明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顶峰，但是只是封建专制的辉煌；科学文化虽然达到了当时世界的顶峰，但是只是农业文明的辉煌。15世纪以后，中国在上述三个方面都开始停滞，而西方的发展则进入了新的纪元。中国因此缺乏会计发展的动力，中国的会计必然落后于西方国家。
（三）会计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会计演进和经济发展互动过程的历史分析，带给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其中重要的是：会计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全面进步的有机组成部分；会计文明是社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会计和社会进步协调发展，才能切实提高整个国家整体的经济实力和社会文明水平；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建设中，会计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两者相辅相成，必须协调发展，不可偏废。
因此，会计发展不仅是会计领域的事情，而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否形成了有利于会计发展的经济环境，是否形成了有利于会计发展的文化氛围，以及是否形成了有利于会计发展的精神环境。会计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提高的过程。就中国而言，要真正实现会计的发展，必须做到：首先，要全面形成会计核算的体制条件，即形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将市场机制引入所有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其次，是要形成接受会计与审计监督的社会环境，即民主与法制以及有效制约公权的环境。最后，是要充分形成全民族的会计精神与会计文化，特别是要弘扬诸如核算精神和成本精神等会计精神。
参考文献
西方经济学的演变篇10
关键词：区域三次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演变影响因素
一、引言
所谓区域产业结构，是指区域内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区域生产力组织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包括区域产值结构和区域就业结构。产业结构演进是通过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动态配置实现的，其动因是各产业部门在经济发展中必然出现的相对收入的差异（克拉克，1940），这一差异可以通过相对国民收入即相对劳动生产率来体现。库兹涅茨（1946）的统计分析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产值结构的变动上存在着第一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下降，而第二、三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的规律。国内研究也表明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基本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规律（刘绵勇、周晓红，2005），支持库茨涅茨关于产业结构演变的观点。但李平（2005）认为我国区域产业结构演进具有极强的二元经济特征和政府主导痕迹，所以其优化过程更为曲折。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已经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整体产业结构已经初步实现向服务经济的转型，已经进入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初级阶段。但我国产业分布存在有明显的区域不平衡，区域产业结构和全国整体产业结构之间存在有很大差异，因而除了研究我国产业结构的整体演变之外，还有必要有针对性的深入研究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变问题，以把握我国区域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现状，了解其影响因素，从而在政策层面采取适宜的策略。
二、我国四大区域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与现状分析
我国四大区域的产业结构演变有较大差异，总体上看，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演变最快，而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最慢。
（一）东部地区产业结构演变
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相对最为发达，产业结构演变也推进最早、最顺利，也最为成功。2000年以来，东部地区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一直都呈下降趋势，农业在东部地区的重要性在不断下降，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已经下降到7.3%。第二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虽然有所波动，但2004年以来总体表现出下降趋势，至2013年已经下降到43.8%。东部地区服务业的演变和第二产业正好相反，在第二产业占比上升的同时，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有所下降，但自2004年以来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2000年来东部地区产业结构演变一个最重要的转变就是，2009年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成为东部地区最重要的产业。东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比全国产业高级化进程要早4年。2009年以来，东部地区服务业继续加快发展，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与第二产业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2013年，东部地区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已经达到49.0%，距50%仅一步之遥。
（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演变
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演变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目前整体上刚迈过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的阶段，服务业增长速度开始超过第二产业。在产业比重结构上，2000年以来，中部地区第一产业的比重一直在下降，2013年的占比为11.3%，仍在10%以上；第二产业的占比先后经历了三次上升下降周期，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呈不断波动上升趋势，并在2008年跃升到了51.0%，自此以来一直都维持在50%以上，但2011年以来占比表现出逐年小幅下降的迹象；第三产业的占比同样呈现出波动特征，14年来都在34.4―37.5%的区间小幅波动，2009年以来曾连续两年向下，但随后占比开始回升。总体上看，中部地区服务业发展速度在近两年已经明显超过了第二产业，呈现出二三产业之间占比差距缩小的积极迹象。
（三）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演变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和中部地区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太一样，呈现出一些差异性。和中部地区一样，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也先后经历了三次升降周期，第二产业的占比同样是在波动中呈现出上升趋势，而后自2011年开始进入第三周期的占比下降阶段；服务业的波动趋势也与中部地区相似，第一产业占比则同样呈现出类似的单边持续下跌走势。所不同的是，在西部地区，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占比曾经在2002和2003年十分接近过，而后差距再次拉大；2005年二者再次接近，随后虽然还有一次接近，但总体上是表现出差距扩大趋势。此外，在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占比虽一直都呈波动上升趋势，但从未越过50%的高度，而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也一直都40%上下波动，这一占比明显高于中部地区。
（四）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
东北地区在我国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区域，这不仅仅是指其地理位置的特殊，也包括其经济地位和产业结构的特殊。作为曾经的老工业基地，工业在东北三省一直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00年以来，第二产业在东北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一直都在50%上下波动。东北地区多为我国的传统粮仓，农业地位相对重要，反映在产业结构上，2000年以来农业在东北地区的占比并没有明显下降，2010年以来甚至还有所上升。受一二产业占比相对稳定影响，2000年来东北地区服务业的占比也是只在34.9―38.5%的窄区间内上下波动。总体上看，2000年以来，东北地区三次产业时间序列的三条回归直线几乎是呈水平平行状态分布；也就是说，14年来东北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演变。
三、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与现状分析
（一）京沪琼藏服务业发展明显超出第二产业
从2013年各省（市、自治区）三次产业结构看，北京、上海、海南与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已经明显超过了第二产业，总体上看，京沪琼藏已经初步实现了三次产业结构的高级化。1994年，北京服务业就已经超越了第二产业，实现了三次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演变；1999年，上海完成了服务业对第二产业的超越，也正式步入了三次产业高级化阶段。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两个重要的直辖市，其政治地位和区域面积，决定了其第二产业发展空间的相对有限，因而在市场规律本身的作用下，改革开放的早期，就率先完成了三次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形态的顺利演变，至今已经建成为以服务经济为主的区域。海南的情况非常特殊，1992年以前的海南，基本上是一个以农为主的区域，农业在区域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第一位；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海南服务业在1992年超越农业成为第一大产业，区域产业结构从“一三二”转变为“三一二”，然后在2010年才演变成目前的“三二一”形态，至今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海南的地位基本相当，第二产业还有待进一步发展。海南服务业的发展，是在工业基础十分脆弱、农业发展相对占优势的基础上实现的，走的是一条完全与众不同的产业结构演变道路。的情形和海南有些类似，但也有不同之处。服务业同样是在工业基础十分脆弱、农业发展相对占优势的基础上跃升为第一大产业的，1997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了第一产业；与海南不同的是，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一直都明显高于海南，第一产业的占比则一直都低于海南，第二产业在的地位要显著高于第二产业在海南的地位，而且的第二产业也早在2003年便已超越第一产业，将三次产业结构从“三一二”转变成了更为合理的“三二一”；也就是说，与海南相比，的三次产业结构相对更为合理一些。
（二）粤黔黑已经完成了服务业对第二产业的顺利超越
在2013年的三次产业结构中，贵州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第二产业6.1个百分点，成为区域第一产业；广东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第二产业0.5个百分点，黑龙江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第二产业0.3个百分点，也都已经实现了三次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形态的演变。2009年，贵州服务业发展突然加速，当年服务业在区域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幅增加了6.9个百分点，从而顺利超越第二产业成为区域增加值最大产业。改革开放以来，工业一直在广东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占比长期维持在50%以上，一直到2013年，广东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才首次实现了对第二产业的超越。黑龙江制造业在三次产业中也一直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维持在50%以上，近两年才下降到50%以下，并在2013年被服务业超越，让出了增加值最大产业的领导地位。与广东所不同的是，农业在黑龙江一直都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2010年来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一直都在稳步上升。
（三）津苏浙甘已经迈入产业结构升级的前期准备阶段
总体上看，天津、江苏、浙江和甘肃已经迈入了三次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形态演变的前期准备阶段，或者说是已经进入了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窗口期。2000―2002年，天津第二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曾连续下降，而服务业占比则连续上升，二者差距在2002年缩小到了1.7个百分点；但随后制造业却自2003年开始再次加快发展，服务业发展速度逐年回落，二者差距再次拉大，出现了三次产业的逆演变现象，一直到2008年这一趋势才得到扭转，2013年二者差距再次缩小至2.5个百分点，再次给三次产业的结构演变创造了机会。第二产业在江苏一直都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占比都在50%以上，2000年以来只有2013年的占比略低于50%。2001―2006年，江苏三次产业结构同样存在有逆演变现象，但自2007年以来三次产业开始沿着常规路径演变，至2013年二者之间差距已经缩小至4.5个百分点，距离服务业对第二产业的超越已经为时不远。第二产业在浙江同样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占比一直也都在50%以上，直至2013年才下降至49.1%；浙江服务业的发展相对较为稳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至2013年，服务业与第二产业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为3个百分点，如果顺利，三次产业结构高级化形态演变预期在近几年将会发生。甘肃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也在顺利平稳推进，第一产业占比稳步下降，服务业占比波动上升，第二产业占比虽有波动，期间甚至还有所上升，但总体上看，服务业与第二产业占比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至2013年二者之差已经缩小至4个百分点。
（四）绝大多数地区第二产业仍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从2013年区域国民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占比看，全国目前尚有多达20个省（市、自治区）处于第二产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三次产业演变中前期阶段，尤其是青海、陕西、河南三省，第二产业的占比仍在55%以上，第二产业占比呈波动上升趋势，而且其中的青海与陕西两省服务业占比存在有波动下降迹象。从第二产业与服务业在区域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的差距看，青海、河南、安徽与陕西第二产业占比值高于服务业20个百分点以上，二三产业地位差距十分显著；江西、内蒙古、吉林、河北、四川、辽宁、山西、福建、广西与湖北10省（自治区）第二产业占比值比服务业高10个百分点以上，重庆、山东、新疆、宁夏与湖南五省（市、自治区）第二产业占比值比服务业高5个百分点以上。
四、我国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我国部分区域产业结构演变
从2000―2013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三次产业结构数据看，除2004年因为国民经济核算调整，全国第三产业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增加，导致北京、安徽、甘肃、广东、贵州、内蒙古、宁夏、山西、九省（市、自治区）第三产业在区域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值比上年上升超过5个百分点以上外，其他各年度的变化值均相对较小；也就是说，在没有外来突发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各区域三次产业结构基本上是以相对稳健的方式演变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很快对我国制造业带来了严峻冲击，出口型制造业的影响尤为显著。一方面，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制造业发展速度明显下降；另一方面，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为扭转经济增速下滑的不利局面，部分省（市、自治区）开始转向于寻求通过发展服务业来实现区域经济的复苏，部分省（市、自治区）的服务业得到加快发展，服务业在区域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快速上升。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除重庆、安徽、湖北、、吉林五省（市、自治区）外，其他省（市、自治区）服务业占比都有不同程度上升，而且变动幅度均高于2008年。其中天津上升幅度最快，服务业在区域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大幅增加了7.4个百分点；贵州、上海、陕西、宁夏、海南、山西六省（市、自治区）服务业在区域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增加也在5个百分点以上。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加快服务业发展成为了我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缓解就业压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共同选择，从而在整体上加快推进了我国区域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进程。
（二）国家区域功能定位对产业结构演变有重大影响
国家的区域功能定位对区域三次产业结构演变具有重大影响，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区域三次产业的结构。2010年，国务院印发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2011年6月初，《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正式。优化开发区域主要包括环渤海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等3大区域。重点开发区域主要包括冀中南地区、太原城市群、哈长地区、东陇海地区、江淮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中原经济区、长江中游地区、北部湾地区、黔中地区、藏中南地区、关中―天水地区、兰州―西宁地区、宁夏沿黄经济区、天山北坡地区等18个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分为两类：一类是农产品主产区，这类地区主要包括东北平原主产区、黄淮海平原主产区、长江流域主产区等7大优势农产品主产区及其23个产业带；另一类是重点生态功能区，这类地区包括大小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等2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域定位的制约与推动下，三大优化开发区所在地的东部沿海地区显然将会占据产业优先演化发展的先机，率先在整体上实现三次产业结构的高级化。18个重点开发区域中有14个属于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意味着上述地区的第二产业将迎来一个加快发展的时期。
在城市功能定位上，国家将城市分为4个层次，分别给予了特定功能定位；四个直辖市中北京和上海位居第一层次，为国家中心城市；天津和重庆位居第二层次，为大区域中心城市。在具体功能上，北京是要强化首都功能和全国中心城市地位，着眼增强文化软实力，加快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上海是要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国际大都市，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强化创新能力和现代服务功能，率先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增强辐射带动长江三角洲其他地区、长江流域和全国发展的能力；天津重点开发天津滨海新区，构筑高水平的产业结构，建设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先进制造业和技术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增强辐射带动区域发展的能力；重庆要建成西部地区重要经济中心，全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以及高新技术产业、汽车摩托车、石油天然气化工和装备制造基地，内陆开放高地和出口商品加工基地。上述城市功能定位显然已经直接反映在区域三次产业结构上了：服务业已经占北京国民生产总值的76.9%，服务业已高度发达，三次产业结构高级化已经充分实现。上海服务业占比虽然也高达62.2%，也早已实现了三次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但由于承担着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特殊功能定位，其制造业的占比也仍有37.2%。由于先进制造业和技术研发转化基地建设仍然是天津的优先目标，所以其制造业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并在2000年以来继续维持着波动发展态势；但其北方物流中心的定位，意味着服务业将继续加快发展，也预示着未来服务业将很快超越第二产业，进而完成三次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演变。重庆的功能定位表明其显然还处于工业加快发展阶段，所以自2000年以后，重庆第二产业占比一直在稳步上升，2011年以来才有所回落；而服务业的占比在前几年甚至还有所下降，二三产业占比的差距总体上呈扩大态势，距离三次演变的完成应该还有很长时间。
（三）资源禀赋条件制约了区域产业发展取向
传统经济学认为，地区间的资源要素空间分布差异是产生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要缩小中国区域经济差距，则要扩大落后地区的市场规模与提高要素禀赋质量。分布在广袤地域的我国不同区域，在要素禀赋数量和质量都存在有显著差异。自然资源分布的差异在海南和体现得非常明显，也显著影响着这两个区域的三次产业结构演变。海南农业资源相对丰富，缺少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因而其早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缺乏工业资源的基础上选择了优先发展服务业，所以服务业获得了加快发展，并很快成为海南的第一大产业。与海南相似，但并不完全一样；拥有一定的工业资源，但由于开采困难，而且区域自然和政治环境都不适合发展工业，所以最终与海南一样选择了优先发展服务业，目前服务业是的第一大产业。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所占的比重要高于海南，而具有更好自然风光资源的海南，则在农业发展方面展现出了相对优势。而北京之所以能够在企业总部聚集方面胜出，也在于其独有的信息资源、金融资源、人才资源、科技资源的大量集中；北京在这些资源数量和质量方面的优势，显然对其大力发展总部聚集经济，提升服务经济比重，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四）区域产业转移是影响我国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的重要因素
由于产业梯度的存在以及各地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需要，产业将在地区间进行梯度转移，一个地区相对落后或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转移到其他与该地区存在产业梯度的地区。我国落后区域与先发区域存在着较大发展差距，为产业在不同区域之间的转移提供了基础条件，区域产业转移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发展的大趋势。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产业转移对我国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和产业升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产业转移的流向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有着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东中西部地区产业梯度长期存在，产业现实布局和中央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要求都决定了区域间产业转移的必要和可行。当前，我国新一轮区域产业转移速度明显加快，总体呈现出三大趋势：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将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二是能源价格上涨、碳排放标准的提升和东部能源资源衰竭，将进一步推动能源密集型产业从中东部向西部转移；三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将急剧增多，电子通信制造业、交通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开始大规模向中西部转移。
很显然，2000年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的重庆、青海、陕西、内蒙古、广西、河南、湖南、安徽、江西、山西等地第二产业在区域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的持续提升，应该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我国东部地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持续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影响。14年来，河南、湖南、安徽、江西、山西第二产业占比分别从2000年的47.0、39.6、42.7、35.0、50.3上升到了2013年的55.4、47.0、54.6、53.5、53.9，其中江西、湖南两省的占比上升幅度最为明显；重庆、青海、陕西、内蒙古、广西第二产业占比分别从2000年的41.4、43.2、44.1、39.7、36.5上升到了2013年的50.5、57.3、55.5、54.0、47.7，但除重庆、青海、陕西、内蒙古、广西之外，西部其他省（自治区）的第二产业发展还处于较低水平，如甘肃、宁夏、贵州与云南，可能还需要经历一个加快发展的阶段。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随着相关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的继续转移，中部地区各区域二次产业将发展到峰值，随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将随着本地服务业发展和东部地区服务业的转移而出现下降，服务业将完成对第二产业的整体超越。与之相随的是，中部地区服务业的发展成熟，必将导致相对优势的弱化，进而会推动制造业逐渐按照梯度原则逐渐向西部、东北地区转移，推动西部与东北地区制造业占比的持续上升。■
参考文献：
[1]常浩娟.产业结构演变对经济波动的影响[J].企业经济，2013（2）
[2]程晓农，吴仁洪.我国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的演变与现实抉择[J].管理世界，1987（2）
[3]何雄浪，胡运禄，杨林.市场规模、要素禀赋与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J].财贸研究，2013（1）
[4]黄庆华，周志波，刘晗.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变及政策取向[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6）
[5]江世银.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形成及其趋同的历史分析[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1）
[6]蒋丽丽，周丹.农业现代化对我国服务业占比影响分析[J].管理世界，2013（9）
[7]李诚固，黄晓军，刘艳军.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相互作用过程[J].经济地理，2009（2）
[8]孙瑾，刘，周钰迪.中国对外开放、产业结构与绿色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管理世界，2014（6）
[9]孙军，高彦彦.产业结构演变的逻辑及其比较优势―基于传统产业升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互动的视角[J].经济学动态，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