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搞好经济建设篇1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形象设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经济取得很大的发展，而西部由于地域环境、历史原因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缓慢，与东部的差距一直很悬殊，特别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这种差距就更加显著。所以，如何尽快把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搞上去，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最紧迫的任务。在此，如果我们不面对现实，只是一味抱怨、一味强调客观因素的制约，那么将一事无成。因此，我们只有认清现状，看到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群策群力，才会有光明的前途。本文试从公共关系学的角度，谈谈搞好欠发达地区的形象设计与发展经济的关系。
一、地区形象及设计
所谓地区形象，是指一个地区的内部与外部公众对该地区的内在综合实力、外显合力和未来发展前景的综合评价与总体印象，它包括经济、社会、科技、教育、文化诸方面，涉及发展规模、发展水平、发展质量及发展模式等内容。
对欠发达地区进行良好的形象设计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艺术，它必须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以公共关系学的相关原理为基础，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塑造和建设欠发达地区良好的整体形象，增强凝聚力和吸引力，以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推动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可见，形象是一笔无形的财富，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力。良好的地区形象，就意味着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无疑，它对振兴欠发达地区经济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欠发达地区形象设计建议
那么，如何对欠发达地区进行形象设计呢?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
1.搞好地区中心形象设计
设计地区的中心形象是欠发达地区整个形象设计工程的灵魂和核心，起着统一认识、协调关系、调动地区社会各方面积极性的重要作用，但是，在地区中心形象的设计过程中，会面对许多不同的形象要素，如果不加选择，一味追求面面俱到，不仅达不到展示地区独特个性形象的目的，而且还会将本地区原有的一点特色和优势湮没在纷繁杂乱的形象之中。所以，必须科学、慎重地寻找地区目身特点与社会需求的交叉点、结合部，并以其为支撑点，设计并培育本地区的个性形象。这个支撑点应能最大限度地展示该地区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和理想追求，为地区形象的中心所在。
具体而言，地区中心形象设计首先应选择一个在本地区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发展上具有关键意义的地点，并将其形象化，然后通过各种传播沟通手段，不断提高其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个地点可以是该地区的中心城市或者有名的景观。其次，地区的中心形象设计一旦形成，就必须进行严密的监控和长期维护。因为地区的中心形象如同脆弱的玻璃体，毁之容易再造难。欠发达地区的决策者和公众应有全员公关意识，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本地区的中心形象，及时消除各种“尘埃”和不良“污染”，加强对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的维护和对窗口性行业、公共场所等的管理，预防并消除任何可能危及和损害地区中心形象的恶性事件。
2.搞好地区政府的形象设计
地区政府形象是地区内的各级政府与社会民众、社会组织之间进行信息交流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影响和心理印象，它对社会心理、地区内外公众及社会组织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具有很强的示范和调节作用。政府的形象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威信及工作成败。只有塑造了得到社会认同的、具有凝聚力、号召力和精明强干、锐意进取的政府形象，才能为发展经济创造出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保证政令畅通，达到“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目标。
首先，必须加强政府的民主建设，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开放度，重大事情让人民群众知道，重大决策让人民群众参与，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这样才能塑造出开明、廉洁、诚实的政府形象，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消除误解和疑虑，充分调动全区各方面的积极性，为经济建设服务。因此，地区各级政府应定期公布施政纲领、整顿和建立良好的工作秩序，约法三章，严格自律，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当政府工作出现差错和问题时，不搞文过饰非，而应面对现实，勇于承认错误和承担责任，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改正错误、挽回损失、消除不良影响，把坏事变好事，维护和塑造政府的公仆形象。当政府工作人员发生腐败问题时，政府应下大力气进行整治，认真、客观地分析产生腐败的原因，积极查处大案要案，及时将政府的措施和查处的情况公之于众，不姑息、不迁就，以诚恳的态度取信于民。
其次，地区各级政府，应积极为经济建设铺路架桥，塑造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拓进取，灵活务实的良好形象。各级政府可以通过强化对外宣传、及时收集和传播各种经济后息，为本区经济建设穿针引线；也可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本区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创造契机；或者，政府主管领导亲自出马，进行友好访问和游说，为经济建设充当“红娘”。
最后，搞好地区政府的形象设计，还应科学地协调好政府内部关系以及政府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如上下级关系、部门之间的关系、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政府与企业、与社会各组织的关系等等。只有协调好了这些关系，才能培养政府内外公众的归属感、认同感，增强政府的凝聚力，形成和谐、融洽的内外部人际关系和齐心协力搞经济建设的有利气氛，才能使政府形象设计有稳定的基础和坚实的依靠。
3.搞好政府领导者的形象设计
在现代社会，领导者的形象设计和优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公关课题。因为领导者作为社会的精英人物，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者的形象就代表了其任职政府的形象。因此，领导者的形象设计绝不仅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一个政府在相应地域公众心目中的形象问题。搞好政府领导者的形象设计，对政府的威信、民众的政治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搞好欠发达地区的形象设计是多层次、多角度的，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并且，它对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是，也应该看到，搞好形象设计只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工作，欠发达地区落后面貌的真正改变，还需要做大量具体和艰苦的工作。
参考文献：
[1]华烨.公共关系学.贵州出版社，2003，02.
如何搞好经济建设篇2
特邀委员组
特邀委员组有以下观点和建议:应加快陕西省工业设备节能改造,建立支持鼓励工业设备节能改造的体制机制。
就建立政府与高校重大课题研究沟通、对接机制,扭转高校研究与政府需求、发展需要“两张皮”的问题,建议由政府定期向高校提出重大研究课题让高校组织专家来攻关。
建议利用丰富的生物质资源,加快我省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
就陕西省就业难与省内外制造业专业技师、技术工人缺乏并存现象,建议从长远考虑,发挥全省的科教优势,加快发展与产业需要相应的职业技术教育,来解决就业和支持产业发展。同时要吸引高端人才,防止人才流失。
希望省上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解决外向型经济发展短腿问题,建议设立海外商务代表机构;高度重视风电装备制造、光伏、核电等新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盲目发展、缺乏核心技术支持等问题;要重视全省粮食安全问题。
农业组
委员们针对发展产业大县和农民增收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比如“关中-天水经济区”到2020年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不同的产业大县如何搞?如何将产业大县转变成经济强县,如何抓?谁来抓?还有陕西的农业条件比较好,但农产品却不怎么好,原因是什么?陕西多数县是农业县,但农业县怎么发展?农业现代化以什么样的途径实现?陕北是否适合搞大规模农业,关中可走日本农业发展的道路,陕南走发展饲养业的路子。
还提出陕西省农业的发展,要学习借鉴兄弟省市的经验,如:河南、山东重视农科院建设,山东省明确提出要将山东省变成全国人民的大厨房等,我们也可以在发展农业上向河南、山东学习。
环保组
委员们认为:环保涉及的很多经济问题,最终还有待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发展低碳经济,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创新低碳技术。
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对环境质量提出了更新要求,目前农村污染量大面宽,地区之间也不平衡,应结合“十二五”规划,选择目前我省正在建设的100个重点镇,进行县乡村分层次环境治理。对此,提出了《把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的研究课题。
特色经济组
特色经济组认为,发展现代农业,应将农村变成社区,农村城镇化;提出要应用现代工业搞农业,用现代技术搞农业,用现代企业经营搞农业,用现代人才搞农业。
财金组
财金组提出两个课题:《我省“十二五”金融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培育和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几点建议》。
委员们认为,陕西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投资和能源,在全国投资政策基本转变之时,没有支柱产业的支持,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在产业发展中,要重点发挥金融业的引导作用。
关于农村金融机构问题,委员们认为,关键在于政策支持、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目前,中央给的政策,我们并没有用好。我们要重点围绕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这两个问题做文章,还要注意农村金融服务与城市的差别性,解决好担保和信用问题。原来农村金融改革按产业化的思路进行,造成了农村资金流向城市、农村金融机构流失;现在搞资金公司,效率高,但农民负担重,因此应该有一个新思路,应该反哺农村,给农村金融机构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
法制组
法制组提出研究的新课题是:《城乡结合部的治安问题》。
关于解决社会矛盾的问题,建议可以鼓励民间成立一些社会组织来解决,减少群众和政府的对立;建议政府给这些中介组织以资金支持;建议应加强党风问题研究,如公车私用、公费旅游、公款吃喝问题等。
社会发展组
委员们针对“今年中央提出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要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建议研究“新型产业领军人才的造就与培养”问题。
建议陕西省应该由资源驱动向科技投入转变;加大资源整合力度。
建议政府要更加关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更加关注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解决县医院存在的一些关键问题;关注事业单位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目前西安的学校、医院、公厕等公共服务设施总体不够且布局不合理,需要研究提出意见,呼吁有关部门解决。
建议提高文化产业在县域经济中的比重。
基础设施组
基础设施组的咨询委员们建议,应多审视全省高速公路建设的规划方案是否可行、是否有必要、是否有经济价值。提出:要深入研究全省高速公路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城镇化建设与市场化运作两个课题。
科技组
科技组围绕以下问题进行讨论:
1.关于高校的管理体制问题。委员提出:应允许大学教授在企业兼职,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认为目前的大学管理有过重的行政化倾向,但高校在性质上有它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其改革的核心是要按教育的规律办事,要在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现在考核、科技获奖等指标,不重视成果的应用,包括一些实验室的发展方向也不正确。现在学校里静下心来搞研究、做学问的人太少,教育的方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脱节,急需研究治本之策。
2.科教对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问题。认为我省长期以来科教优势发挥得不好,值得反思。当年有科技厅的种子基金,虽然数额不大,但机制很好,建议继续在陕西推行,这总比目前报项目审批、撒胡椒面效果好。统筹科技资源的核心是体制机制,如何突破央企的高度垄断,要在机制上下工夫研究。不能走公有制路子,要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探索统筹新举措,同时要注意提高对股份公司的控制力。
发展战略组
发展战略组经过讨论总结:
第一,陕西省转变发展方式任务紧迫,应立即着手对全省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研究。委员们认为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调整产业结构,因而对陕西依靠能源化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要下工夫调整;一哄而上搞能源化工值得深思,西安、渭南也争着要上,更要值得考虑,煤化工争着上的结果是产能过剩。陕西省现有可研报告的煤化工项目就有23个,投资3500多亿,年耗煤8500万吨,年产值2000亿。煤化工能耗太高,必须转变这种发展方式。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了产业振兴规划,同时又严格要求限制落后产能,这就为研究调整产业结构提供了空间。因此建议就陕西省产业结构调整列题研究。
第二,对于大秦岭的旅游项目建设,要统筹管理,科学开发。委员们一致认为,一个秦岭不能几个部门管,你搞大秦岭,我做终南山,你建地质公园,我修植物园,没有大的统筹,决策就会走弯路。
如何搞好经济建设篇3
从改革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初，可看成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阶段。这期间最主要的理论争论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此后可看做第二个阶段，此时经济改革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要搞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就其总体而言，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这是我们已经达成的一个共识。但一旦我们确定要搞市场经济，而且把眼界放到全世界之后，我们就发现市场经济并不是都搞得很好，市场经济中其实也有好有坏。
市场经济搞得是好是坏，很重要的一条是取决于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我们看到市场经济中有两种政府，一种是“支持市场的政府”（market－supportinggovernment）。另一种是“摧毁市场的政府”（market－destroyinggovernment）或“扼杀市场的政府”（market－suppressinggovernment），即政府通过种种干预，或将已有的市场摧毁掉，或将即将出现的市场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
不同的政府，会产生不同的市场经济。观察世界各国的经济，我们发现支持市场的政府都是一个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而摧毁、扼杀市场的政府或者是无限政府（即全能政府），或者是无效政府。
那末怎样实现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呢？历史经验表明，法治是造就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目前人们所实践的、能够维持一个有限和有效政府的最好的制度安排。所以法治就成了我们所讨论的如何实现好的市场经济这一问题的一个核心。
需要说明的是，法治的概念非常宽泛，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但我们这里集中讨论法治和经济的关系，探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和什么样的政府，及如何应用法治来造就这么一个市场和政府。
经济学家论说法治
新古典经济学最初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分析价格机制在其中的作用。但后来人们发现，价格固然重要，但经济运行的效果不仅仅取决于价格，还有深一层次的产权问题。比如说，产权对人的激励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好的产权制度，人们就没有动力去投资和工作，即使价格正确也没有用，甚至根本无法形成正确的市场价格。产权研究进一步深入，人们就发现法治和法律的重要性。有无法治，不同的法律体系都会导致产权定义、执行、保护以及合同的实施，乃至市场秩序的不同。
这一学术上的演进过程恰与我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进程非常吻合。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们讨论经济上的问题的时候，比较普遍的认识是认为企业搞不好的原因是管理落后。到了80年代末人们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识到这不仅仅是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产权问题。从那时开始诺斯、科斯等人的著作被引入中国。到了90年代，我们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从产权扩展到整个制度环境。进入21世纪，我们的认识则已经深入到经济制度的法律框架和法治大环境了。
经济学家研究法治问题，并不是中国的特殊现象。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世界各国不同领域的众多优秀经济学家以定性或定量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法律和法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是个世界范围内的通性问题。
经济学家对法律、判例以及它们的历史演变的知识，可能不如法学家多。但经济学家研究法治和法律对经济的作用时，有他们的一些长处。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角、分析工具有助于将对问题的分析推向深入。经济学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问题，容易理解在不同选择间应做权衡取舍，因为任何一种选择都会有机会成本。比如，是通过法庭监管好还是通过行政监管部门监管好，就需要比较这两种机制的成本和收益而进行取舍。这样的分析方法确实有一致性，而且不大会走极端。很多经济学家在法和经济学上的研究在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近几年来经济学家与法学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经济发展和法治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也都越来越被重视。
推动法治建设的三种力量
法治不会自动实现，建设法治需要有推动力。同任何制度变迁一样，推动法治建设的力量首先来自利益相关者的自身利益，这其中包括经济人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对于经济人而言，有财产了，财产多了，就要求更多的法律保护。比如说，当住房由过去的公房变为现在的私房，人们就对物业公司有需求，又进一步对保护房产的法律有需求。又比如，公司可以上市了，老百姓可以投资股票了，那末人们就对公司的信息披露的法律和对媒体曝光公司恶劣行为的权利的法律保护就有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在不断扩展。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利益相关者对新的法律的需求也不断扩展，对法治和对政府约束的要求就越来越高。经济发展也有了建设法治所需的经费，因此供给也会增加。
法治会给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带来好处，这比较容易理解。法治经济特别强调约束政府的行为，为什么政府会有积极性建设法治呢？实际上法治也会提高政府的利益，这包括多个方面。一是法治可以使经济持续发展，从而导致政府税收的增加。二是法治促进社会稳定，这也符合政府的目标。三是政府是由很多地区、部门的官员组成，法治有利于政府内部的监督和控制。因此，基于法治的政府，将会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样对政府整体的长远利益会有好处。
第二种推动法治建设的力量是来自外部的压力。现在的中国处在wto的环境之下，更广泛的说，是处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之下。wto的规则就是法治规则。在这种环境下，整个经济的游戏规则就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外部压力不仅对小国重要，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同样重要。虽然大国相对于小国而言在国际事物中回旋余地较大，但是违反规则带来的损失也大。所以外部压力是一种推动法治建设的力量。比如说，外企对律师和透明的规则的要求比国内企业要高，外资的增多就会增加对法治需求的压力。
第三种力量来自于知识，这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力量。学者和媒体是知识创造和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两者是互动的。媒体传递信息，但并不仅仅是传递信息，它本身也起到创造知识的作用。因此学者和媒体共同推动知识的发展。
虽然利益是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但知识的力量不可低估。比如说，计划经济这一想法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二十余年。而市场经济这一想法带来了后来二十多年的经济繁荣。现在，市场、竞争、价格、激励、产权等重要经济概念已经深入人心。类似地，法治也是一个想法，与之相联的关于有限政府、程序、透明化等等观念，也正在逐渐深入人心。又比如说，人们通常以为法治约束自己（包括政府）总是对自己不利的。其实不然。从理论和实践中得到的知识，会告诉人们这种约束从长远来看是对经济人和政府自身都是有益的。因此，要想理解自己利益的真正所在，离不开知识。
如何搞好经济建设篇4
刚才，市里几个班子的领导同志、各县（区）的同志和市直部门的同志，对我市一年来工业经济所取得的可喜变化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一年来的工作特点也进行了认真归纳。同志们讲得都很好，看到了我们在全党抓经济、重点抓工业、突出抓项目上所取得的可喜成绩。让我感动的是，大家现在都很清醒，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看到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更可喜的是，很多同志在汇报中就下一步如何抓好项目开发建设、如何进一步打牢工业立市的指导思想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这对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很重要，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结合贯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吸收进去。
刚才，绍明书记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这个讲话很全面、很深刻。总结的七个特点和六条经验，是我市各级党组织一年多来在深入贯彻落实工业立市、项目拉动战略过程中，在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也是全市各级党组织对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在认识上的一次深化。全市上下正通过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市委提出的工业立市的奋斗目标，实践着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绍明书记在报告中，还全面部署了下一步工作，应该说要求很高，也很严厉，讲得也非常具体，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也需要我们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地贯彻落实。围绕贯彻落实绍明书记的讲话精神，我再提几点要求。
一、全市上下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二次创业的高潮。对我们来讲，贯彻实施工业立市、项目拉动战略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从根本上说，解放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落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工业立市也好、项目拉动也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实现我市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因此，解放思想是我市贯彻工业立市、推进二次创业的“牛鼻子”，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在解放思想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解决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认识、思想障碍和思想观念。在解放思想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解决来自三个方面的思想障碍。第一，就是存在对实施工业立市、项目拉动战略不够坚定、信心不足，左右动摇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大家对工业立市、项目拉动战略没什么疑议，但一遇到政策发生变化或调整时，则信心不足，心里“嘀咕”，没有底，左右摇摆。
比如，现在中央提出了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有的人就把统筹发展和工业立市对立起来，讲统筹发展就不能把工业化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再比如，中央强调宏观调控，有的人就强调我们也应该“降温”，不要发展太快了，如此等等，都是表现为一种不坚定，一遇到风吹草动，就左右动摇。第二，在发展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传统的不合时宜的观念在阻碍着我们的发展。比如，搞玉米深加工项目，有的人提出，我们已经有赛力事达了，还用再上新的玉米项目吗？再搞不就是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吗？我们有那么大的市场吗？我们有那么大的原料供应能力吗？凡此种种，都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思想观念在束缚着我们，而且经常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作怪。第三，在我们的同志当中，时不时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干扰我们的工作。有些时候，这些不和谐的声音还很严重。
比如，我们抓项目使劲了，就有些人往别的方面想，这个人卖力气抓项目是不是个人要捞什么好处，是不是个人有股份，是不是有人和投资商勾结，等等。在推进二次创业过程中，这些观念都阻碍着我们发展。因此，我一直认为，解决思想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要实实在在地解决障碍我们发展的旧思想、旧观念，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能动摇我们发展的信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对我市来讲，工业立市、项目拉动战略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久之计。类似今年这样的工业检查，我们不仅要搞三年、五年，我看最低要搞十年，一年一次，不下定这个决心，我们就不可能实现松原市的经济转轨，就不可能走出一条新的工业化道路。
二、要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对我市经济发展来讲，招商引资至关重要，是事关我市发展全局的战略举措，一定要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明年我们大体上应该这样考虑，除了现在已有的20多个投资亿元以上的项目以外，明年还要增加20个投资亿元以上的项目；老工业基地国债项目在国家发改委立项的还要超过20个。在加大招商引资工作中，要注重提高招商质量，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引进的国内位次靠前
的重点企业和企业集团最低要达到10户以上。要按照这个要求，把明年的招商引资工作做好。要把招商引实娜挝癫悴惴纸猓悴懵涫担欢咸岣呶沂姓猩桃实乃健?BR>三、要尽快实现我市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目前，松原市的经济已经具备了快速发展的条件。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步伐。现在看，无论是我们面临的机遇，还是我们形成的工作基础，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快速扩张的条件，如果抓不住，我们就会失去这个有利时机。我们必须牢牢抓住这个时机，今年、明年乃至今后几年时间，使松原市的经济总量尽快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加。对一个地区来讲，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不可能永远有好的机遇和条件。可能十年，可能几年，也可能更短。如果我们还抓不住现在的机遇，实现经济快速扩张，松原市就会被落在后面。明年，我市的地区生产总值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总量要超过310亿元，财政收入也要有一个明显的大幅度增加。如何实现这种扩张，我想要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要以全民创业为基础，迅速实现我市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要积极倡导全民创业，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让更多的人当老板，让更多的人投身到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第二，要以大项目为突破口，迅速实现我市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明年还要继续抓一批大项目，这些项目绍明书记在报告中已经讲到了，会后，有关部门要把这些项目再排排队，把大项目牢牢抓在手上，以大项目为突破口，来带动我市的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第三，要以壮大主导产业为重点，迅速实现我市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市里已经确定的石化和农产品加工两大主导产业，我们要尽快抓出规模，抓出成效。在石化产业方面，原油产量明年能够达到550万吨，现在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把化工业的产业链条拉长。现在，化工原料市场极好，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比如，市炼油厂生产的丙烯，到前炼可以加工成聚丙烯，再到开发区可生产出编制袋和pp－R管，这样就把化工链条拉长了，把这篇文章作大了。在粮食加工产业方面，我们到底要搞到什么样的规模，我们也要进一步研究。比如玉米深加工，这次我到英国考察了解到，赛力事达在欧洲共有16户企业，年加工粮食总量达到7000万吨，曼彻斯特一户企业的年加工量就达到450万吨。而且英国不产玉米，原料全部从法国进口。
上午，赛力事达公司的胡总讲，嘉吉集团和华润集团高层决策者已经达成一致，准备在中国大力发展玉米深加工。我们要搞到什么样的规模，从现在看，两个120万吨的规模都还不够。在英国参观赛力事达的研发中心，他们介绍，玉米深加工可以有530多个品种，而且遵循的是“营养、健康、安全”的理念。到嘉吉集团研发中心去参观，有上千种产品，从食品、饮料、软饮料直到酒类，各种口感，各种剂型，一应俱全，开发前景非常广阔。现在我们自己面临这个机遇，关键是我们怎样按照市委的要求，来谋划我们的主导产业，如何把主导产业做大做强。第四，要以园区建设为载体，迅速实现我市经济总量的扩张。刚才，绍明书记在讲话中已经讲到了园区建设问题。这几年来，我市园区建设搞得很有成效，但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市园区建设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要提高标准。园区建设的标准一定要提高，要搞好规划。二是要搞好定位。我们要真正按照园区的要求来搞开发，形成特色园区，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集中在一起就是园区了。从科学的角度讲，最好要按工业门类来搞。今后，我们要多搞几个象样的园区。三是要适当扩大园区的数量和规模。经济开发区现在就要搞好土地储备，否则今后的开发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各县（区）的园区数量也要适当增加。四是园区要加快升级。要积极做好工作，争取有新的园区能进入省级开发区的行列，县（区）的园区进入市级园区的数量也要增加。总之，围绕尽快扩张全市的经济总量，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大家能够开动脑筋，把这项工作做好。
四、要努力破解我们在经济工作当中遇到的各种突出矛盾和问题。当前，有五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土地问题。国家实施宏观紧缩政策以后，对开发区进行清理，土地的供给问题变得比较突出。由于宏观政策的影响，确实有一些项目的建设进度受到一些影响。比如，今天看到的开发区百万吨玉米加工项目，由于二期征地没有落实，地下管网的施工时间就要往后拖延。我们还有一些开发区的土地证到现在始终没有拿到手，包括一些没有占用基本农田、用荒地的也没有拿到手。我想这
个问题，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解冻，相关部门要早一点做工作，尽快把开发区和项目建设用地这个问题解决好。二是运输问题。运输将会成为我们加快经济发展的瓶颈，这个问题要早一点解决。比如，我们上这么多粮食加工项目，长山电厂120万千瓦改造，大量的原料和燃料需要运输；还有我们的产品，比如淀粉、饲料、精制米等等，运输量也非常大，所以运输将成为突出的矛盾。现在，市委、市政府正在全力破解，争取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三是政策问题。会后，我们要组织力量对政策进行清理，政策要统一，不能政出多门，不能随意制定政策，特别是油田小区块开发政策，我们要尽快统一。还有其它一些政策，我们也要尽快清理好。四是金融服务问题。现在很多项目没有资金，希望各家银行在考虑到行业内部要求的同时，尽可能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市里的有关部门要尽可能地组织好项目建设单位和金融部门的对接，积极争取银行的支持。五是人才问题。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展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会逐渐显现出来。现在，大家不要乐观，认为松原市的劳动力后备资源充足，现在就业难的主要是“4050”人员，年轻的劳动力已经开始出现缺乏的征兆，特别是经过一定劳动技能培训的合格的劳动力，现在已经缺乏了。因此，这个问题需要马上提到日程上来。要尽快组建职业技术学院，把人才培训工作开展起来。关于农村中学教育改革问题，市里要召开一次农村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明确的教学方向，我看，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中学今后要把培养合格的、有一定素质的劳动力作为主要办学目标。
五、关于这次会议的贯彻落实问题。这次会议非常重要，绍明书记的报告，既是我们会议的总结，也是我们这次调研会的主题报告，希望市直各个部门、各个县（区）的党委和政府，包括中省直企业等单位，回去以后，要坐下来认真研究如何去贯彻落实。参加会议的市直各部门、各县（区），包括中省直企业，都要按照绍明书记的报告精神和要求，认真总结和思考一下，看看这一年来在实施工业立市、项目拉动战略上，我们究竟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经验，还存在一些什么样的不足，下一步的工作应该如何去改进。宣传部门、新闻单位要把今年的项目开发建设工作特别是这次项目检查工作宣传好、报道好，特别是报社、电台、电视台要开辟专栏、配发言论，在年底前集中一段时间搞好全市实施工业立市、项目拉动战略的典型报道和深度报道。典型报道要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扩大典型的影响，深度报道要剖析在工作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六、关于当前的重点工作。现在已经进入第四季度了，当前，要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要把全年工作总结好。对今年的整体工作，我们要清理好。比如，对今年的形势应该如何看，我们的经济工作、工业、农业、社会事业应该怎么看，要总结好。在第四季度中，有这样几件事要强调一下，第一，经济工作要收好尾，算好帐。第二，农村工作要善始善终地抓好。特别是当前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这项工作一定要高度重视，按照中央和省里的要求，积极慎重地把这项工作抓好。这项工作涉及面广，难度很大，处理不好容易出问题。因此，改革方案形成以后，市委常委会要开会研究。各县（区）也要把这项工作重视起来，我们能够向省里和中央争取的政策，一定要积极争取。省里在年底之前要召开“一推双带”现场会，前一段，省委副书记全哲洙同志来我市调研时，对我市特别是扶余的“一推双带”工作评价比较高。省里把这项工作作为破解“三农”问题的中心环节，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关键环节，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第三，要进一步加强城市建设与管理。今年收尾的工作要尽快完成，目前，我市今年的主要道路建设，除了铁西街外，其它街路都已经建成通车。交通局要抓紧施工，按期完成。进入冬季以后，要进一步加大对城市的管理。
二是要做好明年工作的准备。明年是“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明年的工作是承上启下的一年。各县（区）、各部门现在就要着手考虑明年的工作，形成计划，要尽快把明年工作的意见上报给市委、市政府，特别是涉及到明年的经济增长幅度，应该怎样测算，主要经济指标应该怎样确定，我们要早做安排。
如何搞好经济建设篇5
1956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苏共二十大错误地全面否定斯大林，虽揭开了盖子，但也捅了娄子，引发了思想混乱。中国和其他一些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既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下一步的路子将如何走，这是大家面对的一个共同课题。在两篇谈话中，陈云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经济建设实际情况的同时，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也作了深刻总结，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搞社会主义建设要从本国实际出发。
一、从越南实际国情出发，提出先轻后重的工业化道路和农业合作化等建议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在党内长期主持经济工作。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亲身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所有重大经济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因此，1955年6月，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政府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商谈需要中国援助的一些项目时，中越双方便约定：在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时，由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前往河内，参加中苏两国对越南经济援助等问题的会谈。
据此，1956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接到苏共中央关于米高扬将到越南公开访问的电报后，立刻致电越南劳动党中央，告之陈云将以不公开的方式访问越南。同日，陈云致电中国驻越大使馆转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处代表方毅，请其即在中国专家之间收集一下越方可能提出的有关经济和其他问题，以便事先作些准备。随后，4月1日至6日，陈云对越南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问。因为陈云这次来越南是不公开的，所以，他没有参加越南劳动党欢迎米高扬的一切公开集会。4月1日下午到达河内后，当晚出席了越劳中央政治局举行的欢迎宴会。2日晚至5日晚，他同米高扬一起同越劳中央政治局进行了五次会谈。此外，他还单独同越劳中央政治局长征、范文同等领导人进行了一次会谈，并应邀单独同越南计委和工、农、商、财务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三次谈话。
在这些会谈中，越南方面向陈云提出的问题有九个之多。由于时间关系，陈云重点谈了三个问题。
(一)越南的工业化道路。关于这个问题，陈云话题的切入点，是越南有限的国力应当如何有效配置。取得政权的越南劳动党不能不面临两重任务：一方面，要在南北对峙的条件下拿出资金来养兵备战;另一方面，又要用建设的成就来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有限的财力要用于两个方面，必然此多彼少、相互掣肘。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
越南劳动党实际上面对着一个经历战火破坏的殖民地经济废墟。陈云指出，殖民地经济的突出特点是既没有重工业，也没有轻工业。也就是说，越南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什么现成的工业基础可以利用。在这种条件下，陈云建议解决矛盾的办法是：首先是增加农业生产，其次是增加各种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生产。
这就自然涉及到越南的工业化道路问题。越南劳动党所提出的经济计划中，给重工业安排的投资比例较大，而给轻工业安排的则较少。对此，陈云坦诚地指出：越南工业化，不外这三条路：(一)重轻并进，即重工业和轻工业一齐搞;(二)先重后轻;(三)先轻后重。就越南现有的条件，即资金、技术、干部的条件来说，第一条路是没办法走的，第二条路怕也走不通，可选择的似只有第三条路。
陈云从三个方面谈了越南应当走先轻后重的第三条路的理由。
其一，因为没有工业基础，所以，从生产日用工业品入手，可以逐步把工业生产的触角延伸到重工业上来。也就是说，先搞轻工业，是为了要搞重工业。其发展顺序是：日用品工业有原料并且销路有保证的出口品工业必需和可能搞的重工业。这是一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过程。
其二，越南在经济计划中重视发展农业。农业发展了，农民收入增加了，农村对工业日用品的需求也就会增加，同时也会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原料(如经济作物)。可见，先搞轻工业，也是为了发展农业。
其三，日用品工业自身的特点是容易办、得利大、收效快。办这样的工业，国家可以增加收入，为进一步办重工业积累资金，又可以满足农民购买力提高后的需要，还可以进一步解决城乡职工的就业问题。也就是说，越南在工业化道路上走第三条路，可谓一举多得。
陈云建议越南劳动党走先轻后重的第三条路，这是从越南当时经济的实际条件出发的。其实，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初，也曾设想过先搞农业和轻工业，以便为工业化建设积累资金。后来，根据国际国内条件反复论证，才逐步决定走先重后轻的第二条路。诚然，斯大林曾倡导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并把在苏联主张走第三条路的布哈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但中国并不是简单照抄照搬苏联的做法，而是注重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此前，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口各部汇报时曾指出：陈云同志管财经工作，苏联的有些东西，他也不学。陈云在这里建议越南走第三条路，说这样主张是从实际出发，不是右倾。事实上，他在这里解除了那种把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简单地等同于先重后轻观念的束缚。
陈云提出的这些建议，得到越方的积极响应。在陈云访越后，越方重新编制的三年计划把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提高了，并向中国提出请求援助13个轻工业工厂的项目。对此，中国政府给予了积极支持。
(二)越南农业增产的主要措施。越南劳动党的三年计划草案中，提出了许多农业增产的措施。其中包括开荒、水利、施肥、选种、改进农具及其他技术和发展互助合作等。从长远看，这些措施都是有用的。但是，在短期内见效的措施是什么呢?陈云总结中国的经验，指出在这方面，中国摸索了六年才找到一条走得通的路，这就是合作化
为了说明合作化的好处，陈云对几项主要措施进行了比较分析。开荒，在中国的自然条件下往往花钱多，收获却不大搞大型水利工程，虽然防灾的作用显著，但也不能满足在短期内大增产的要求合作化则是中国在短时期内国家花钱最少而又可能实现最大增产计划的一条路。他以搞小型水利建设为例指出：合作化之后，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己动手搞水利。例如，中国河南有耕地一亿二千万亩，其中原只有水浇地一千三百万亩。合作化高潮到来之后，河南农民决定今年增加水浇地四千万亩，明年再增加水浇地四千万亩。中国有史以来五千年，河南只有水浇地一千三百万亩，现在一年就要增加水浇地四千万亩，增加几倍。他还指出，许多以前不易办的事，如积肥、改良农具和种子、改进耕作技术等等，合作化以后都不难了。
陈云从越南的实际条件出发，认为搞合作化，比开荒更有利于增产。越南的经济计划中，由于受苏联开荒的影响，原定在一些高原地带和山地开荒50万公顷，移民40万人。陈云指出：苏联把开荒作为增加农业生产的主要措施，有其合理性。苏联开荒的投资，一年产品的价值就可以抵偿。那是因为苏联天寒人少地多，土地一般只种一造，很难用人工打井改旱地为水浇地。中国不同于苏联，要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就要在北方打井、把旱地改为水浇地，在南方蓄水、增加复种面积。所以，搞合作化，动员群众搞小型水利是增产的主要措施。相比之下，越南旱地改为水浇地，条件比中国好。越南降水量比中国大得多，打井平均七公尺就能见水，也比中国的平均20公尺容易得多。越南应把重点放在合作化上。即使要开荒，搞了合作化后，困难也会少些。
会谈中，陈云还谈到越南试种中国棉种和试种甜菜问题。他说，中国的棉种适合天寒雨少的北方，建议越南研究巴基斯坦、埃及等条件同越南较相近的国家的棉种。甘蔗是越南的传统作物，且甘蔗制糖又比甜菜制糖要合算，他对越南试种甜菜也未表示赞同。
合作化的速度和规模，关系到合作化工作的健康开展。对此，陈云强调：合作化的发展速度、规模是一个政治问题，应由越南劳动党根据实际情况，好好考虑，任何外国人都不能代出主意。他提醒说：搞得太快太慢，都会造成农业减产。中国由于合作化工作中有时要求过急曾引发出不少问题，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陈云当时作这样的提醒，是很有必要也很及时的。
(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谈这个问题时，陈云首先回溯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的历史，说明要对资产阶级既斗争又联合、既联合又斗争。
随后，他重点谈了三方面的问题。
其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是分步提出的。按照原来的设想，中国共产党本打算在新中国成立后搞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虽然也说要搞社会主义，但没说马上就搞，只说五种经济并存，国营经济要处于领导地位，这种情况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然而，由于在私营工商业调整和三反五反中把私人资本主义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同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编制中得到苏联对重工业项目的援助承诺，使搞社会主义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开始进行。中共中央作出这一决策是十分慎重的。陈云说：中国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公布总路线，虽然事前一年，中共中央就决定了。陈云这样说，意在告诉越南同志，目前应多做少说，何时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要待时机成熟后再说。
其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的和平改造，是分步进行的。第一步，工业搞加工订货，商业搞经销代销，批发业主要归国营掌握，主要的几种商品如粮食、花纱布、油料等由国家统购统销;第二步搞公私合营，从重点个别合营和采用四马分肥的方式，进到全行业合营和采用定股定息;第三步是国有化，实现全民所有制。其所以要分步进行，是因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每一步工作，都必须适应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必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其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方针是，一定要改造，同时也一定要给饭吃。在中共中央的分工中，陈云主抓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小商小贩(包括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他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商人，包括小商小贩，没有雇用店员的比有雇用的多这个特点，对民族资本家和资方人员既进行改造，又合理安排，以极其细致的工作防止出乱子，在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保持社会稳定。
中国实行的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大贡献。在这次谈话中，米高扬多次赞扬中国按照列宁的思想，搞和平改造，实现了列宁的理想中国的经验对越南是有用的，越南同志要好好研究。陈云则指出：中国与越南有共同点也有差别，要了解情况，越方可派人来中国看看。当然，这绝不是要越南照抄照搬。
陈云根据中国发展工业、农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的经验，并根据他所掌握的越南的基本情况，客观、全面地回答了越方提出的问题。他提的意见有分析，有提醒，有建议，十分中肯，切实可行。越南领导人认为陈云的这些谈话把许多论点弄明确了，这等于给越南同志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课，听后狂为兴奋，觉得增加了信心和力量。但陈云始终向越南领导人强调说，关于越南的经济建设问题，中共中央的态度是既不以中国为主，也不以苏联为主，而是以越南为主;中国专家的意见可以提，但要以越南劳动党中央的意见为主。由于米高扬把留越时间缩短了一天，越方向陈云提出的另外一些问题，如物价、资金积累、发行纸币、货币流通量、财经机构等，陈云没有顾上谈。对此，越方曾派专人到陈云下榻处探问，知道日程无法改变时，表示失去良机，十分可惜。二、坦诚向南斯拉夫解释中国不能扩大贸易额的实情，阐释自力更生原则陈云同南斯拉夫政府和经济代表团的谈话事出有因。南斯拉夫在1948年被错误地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中断了同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联系。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调整对外政策，同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系。1955年1月，中国也同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弥补长期未曾来往的遗憾，南斯拉夫很希望扩大同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1956年12月，南斯拉夫派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政府和经济代表团，来中国商谈1957年贸易问题。他们抱着很高的希望，想要购买中国的农产品，希望中国订购他们制造的船舶和工业成套设备。但由于额度有限，中国尽管从对其他国家的一些贸易额中挤出了一定数量，却仍与南斯拉夫方面的期待有很大距离。
为了减少南斯拉夫方面的误会，外贸部于12月13日致电陈云代总理，报告谈判情况并建议在订船上力争不令对方完全失望，并请陈云代总理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12月15日，陈云在外贸部的来电上欣然批示：长期购船问题需慎重、不作决定。我可以见一次。12月20日，陈云接见了南斯拉夫政府和经济代表团。在会谈中，陈云着重谈了以下几点。
第一，在开场白中，他感谢南斯拉夫派这么大的一个代表团来中国，不仅谈贸易，还介绍南斯拉夫的经济组织工作，认为这对中国是很有帮助的。他说：我听说团长同志曾到我们的经委、计委和五办进行座谈，因为我也是做经济工作的，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可惜没能参加。他的这些话，并不是简单寒暄，而有其丰富内容。他接着说：我要看看记录，研究一下，因为我们想研究兄弟国家的经济组织工作，研究在人民民主国家计划经济下面，如何使生产和市场更活跃一些。他还说：在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研究了如何在计划经济下搞一部分自由市场。实际上,陈云在中共八大上提出搞一部分自由市场新构想，同南斯拉夫在经济组织工作中提出工人自治主张一样，都是在探索摆脱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把经济搞活的新路。
第二，关于贸易问题，陈云主要谈了四点：
其一，明年贸易额不能再增加，有些长期性的经济合作问题现在还不能谈，这并不是由于政治原因。中南在政治上是根本一致的，即使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和意见，也丝毫不影响两国政治上的根本一致。我们两个兄弟国家的共同点大到不可比拟。我们深深了解南斯拉夫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是要打倒帝国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
其二，贸易额不能再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财力和物力十分紧张。在财力上，1956年为了充分利用可能性进行建设，基本建设多支出了15亿元，银行信贷储蓄有10亿赤字。再加上支持农业合作社贷款、提高工人工资总额等，造成信贷和财政上大体有二十五亿元的不足。为了平衡这个不足，商业部动用库存卖了许多东西，这又导致物力紧张。无论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如钢铁、布匹、纸张等等都很紧张，东欧兄弟国家想购买的粮食猪肉和油料也紧张。为了维持国内市场，供应人民需要，猪肉和油料不能多出口。一九五六年冻猪肉出口原定十九万吨，减少了五万吨。一九五七年油料出口将从一九五六年的三十五万吨减至二十五万吨。冻猪肉将从一九五六年十四万多吨减至五万吨。陈云强调：这些减少对于国内说来是必要的。陈云反复说明为什么不得不减少这方面的出口。他指出：现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还实行配给制的国家之一。油是配给的，北京上海配给量最高每人每年三点七五公斤，中等城市二点二五公斤，农村不过二公斤。大家知道，按我国购买力水平还不能买牛油，牛油也少，这点油就是所能吃到的全部脂肪，不能再减少了。但如要保持去年的出口量，就必须再减少国内供应，那样会引起人民的不满。
其三，目前中国同兄弟国家订立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成套工厂的时机尚未成熟。一是中国还没有动手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到时候财政收入究竟有多少还说不准;二是中国的计划工作经验不够，现在要力求慎重，以免犯了错误影响六亿人民的生活，也给兄弟国家造成困难。所以，购买船舶和成套设备的问题现在还不能谈。
其四，陈云介绍中国对东欧兄弟国家贸易中的一个经验，就是中国要进口的主要是自己不能制造的大型、精密机器和成套设备，由于外汇缺乏和国内生产成本低，今后即使是国内勉强能生产的机器，我们也不能进口。陈云讲的这一条，实际就是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
如何搞好经济建设篇6
【论文摘要]邓小平关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一系列基本观点是他对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最宝贵的历史性贡献：“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为我们党指明了执政党(包括执政党的干部)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从全局的高度认识问题，把握趋势；“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既凸显了政治工作不能游离于经济之外，更不能伤害经济这个中心的要求．又强调了经济建设客观上具有政治意义与经济建设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前提；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警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居安思危，要不断的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
第二代领导核心和中国改革的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深刻反思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全面审视党执政所面临的问题。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思考和探索新时期执政党建设问题，努力探索党如何执政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执政理论。
一、“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指明了执政党(包括执政党的干部)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从全局的高度认识问题。把握趋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政治和经济、政治和其他具体工作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一贯重视政治工作的传统，并明确提出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的科学论断。1986年8月，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外国人就是不理解后面这一条。”…(’人们现在所说的“讲政治”一词即由此而来。这里的“讲政治”不是口头上说说。而是贯彻到实践中去。即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而能否正确地从政治上提出和认识问题．往往标志着一个人的政治水平和能力．决定着他所领导的事业的成败。邓小平在七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练就了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的高超艺术。
第一，他善于从政治的大局出发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他总是把具体问题或事件放到政治的大局中去分析、判断，从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它们的性质和作用。比如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邓小平认为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仅仅是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第二．邓小平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预见事物未来发展、变化的趋势，及时提出相应对策。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我们党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后，他及时告诫全党．要“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他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防止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
第三．他善于从国家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从80年代至90年代初。第三世界一些国家一直希望中国当第三世界的“头”。邓小平说，头头可不能当。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2](p416)为什么不能当呢?邓小平认为，一是因为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不够。二是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他主张，我们在国际上说公道话，办公道事，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事实证明，邓小平这一“真实的政治考虑”既是务实的。又是极富政治艺术的。
二、“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既凸显了政治工作不能游离于经济之外．更不能伤害经济这个中心的要求。又强调了经济建设客观上具有政治意义与经济建设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前提
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是政治，而且进一步认为它是最大的政治。他曾多次强调这一观点，仅在1979年至少就讲了三次：第一次是在这一年3月，他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n第二次是在10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r2](H舛第三次是在1979年11月，他在会见外宾时又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2](p234)
政治和经济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什么邓小平说经济是政治并且是最大的政治呢?
第一，经济建设直接影响国家政权的巩固。1990年3月3et，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曾说过，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et子。邓小平这段分析切中要害：一个政权存在的关键在于人民的拥护，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长期得不到提高，那人民为什么拥护你?
第二，经济建设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根本的基础在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2](H驾如果经济长期搞不上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无从谈起。久而久之，它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第三，经济建设对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有重要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是重要的政治问题。而经济建设搞的好不好，人民生活能否得到不断提高，无疑是影响这种关系的主要因素。
第四，经济建设直接影响着祖国统一的进程。怎样实现国家的统一?制约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我们能不能把经济搞上去。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香港问题之所以能够谈成，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所以他认为，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也要看我们的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可以说。经济发展是中国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关键。最后，经济建设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国际地位。从根本上说，只有经济实力雄厚了，我国才能更加坚定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不被开除“球籍”，才会有更高的国际地位，在国际事务中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何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老问题。从理论上讲。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困难：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二者是统一的。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这是一个操作难度相当大的问题，人们往往不能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吃过大亏，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搞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使政治成了“空头政治”。正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科学地解决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首先，他强调了经济的基础地位，主张“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政治、从事政治活动。他说：“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角度来解决。”[](p195)既然经济建设是中心，并且，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人侵，它的中心地位决不能动摇。所以，政治工作必须落实到经济上面，为经济服务。就是说，政治工作不能游离于经济之外，更不能伤害经济这个中心。这就有效地防止了“空头政治”的出现。把政治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二、“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既凸显了政治工作不能游离于经济之外．更不能伤害经济这个中心的要求。又强调了经济建设客观上具有政治意义与经济建设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前提
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是政治，而且进一步认为它是最大的政治。他曾多次强调这一观点，仅在1979年至少就讲了三次：第一次是在这一年3月，他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n第二次是在10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r2](H舛第三次是在1979年11月，他在会见外宾时又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2](p234)
政治和经济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什么邓小平说经济是政治并且是最大的政治呢?
第一，经济建设直接影响国家政权的巩固。1990年3月3et，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曾说过，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et子。邓小平这段分析切中要害：一个政权存在的关键在于人民的拥护，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长期得不到提高，那人民为什么拥护你?
第二，经济建设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根本的基础在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2](H驾如果经济长期搞不上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无从谈起。久而久之，它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第三，经济建设对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有重要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是重要的政治问题。而经济建设搞的好不好，人民生活能否得到不断提高，无疑是影响这种关系的主要因素。
第四，经济建设直接影响着祖国统一的进程。怎样实现国家的统一?制约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我们能不能把经济搞上去。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香港问题之所以能够谈成，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所以他认为，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也要看我们的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可以说。经济发展是中国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关键。最后，经济建设直接影响着我国的国际地位。从根本上说，只有经济实力雄厚了，我国才能更加坚定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不被开除“球籍”，才会有更高的国际地位，在国际事务中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何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老问题。从理论上讲。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并不困难：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二者是统一的。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这是一个操作难度相当大的问题，人们往往不能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吃过大亏，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搞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使政治成了“空头政治”。正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科学地解决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首先，他强调了经济的基础地位，主张“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政治、从事政治活动。他说：“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角度来解决。”[](p195)既然经济建设是中心，并且，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人侵，它的中心地位决不能动摇。所以，政治工作必须落实到经济上面，为经济服务。就是说，政治工作不能游离于经济之外，更不能伤害经济这个中心。这就有效地防止了“空头政治”的出现。把政治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经济是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建设自身就没有政治方向问题或者也不需要任何政治前提了。经济建设客观上具有政治意义与经济建设应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前提，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十分重视从政治上分析、认识经济问题。他曾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t】(聊从政治的角度讲经济。可以说是邓小平经济思想的一大特色。在经济上，他所关注的不是具体的、细微的问题，而是那些大的方向性、原则性的问题；在抓经济的过程中，不是不问政治方向不要政治原则，而是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首先，邓小平始终强调经济建设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他认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嘣)“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1](p¨o其次。邓小平一直主张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点，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提出来了。他说：“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2](p1㈣在他看来，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三、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瞽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居安思危．要不断地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
在长期的政治实践过程中，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和内容，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形成了他独特的政治观
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关系特别是阶级斗争无疑是影响国家政权的重要因素。邓小平也非常重视阶级斗争意义上的政治。1979年3月，他在谈到思想理论工作不能离开现实政治时指出：“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F694)他认为，在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既应看到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不能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是同时，也应该承认它确实还存在，不可小看。从国内情况来说，有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特别是还有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同他们的斗争，虽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这样的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另外，国内的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的确，现在西方的某些敌对势力正在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企图“西化”、“分化”我们。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我们自己必须保持警惕，决不能淡化阶级斗争观念。对那些明显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必须坚决“对付”，不能有任何游移不定，含糊不清的表现。
应该指出的是，近几年来，少数同志很忌讳谈阶级斗争，似乎一提阶级斗争就是要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左”。这种看法是极端片面的。夸大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存在范围和激烈程度固然不对，但是对现实的阶级斗争视而不见或者人为地缩小它的存在范围和激烈程度，也是违背客观实际的，是有害的。我们必须认识到，阶级斗争是政治固有的内容。讲政治，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清醒地认识和处理我国现实社会中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
从2o世纪7o年代末开始。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革传统政治经济体制，而在改革进程中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动乱。所不同的是，在动乱中有的国家完全改变了颜色，有的国家则依然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属于第二种情况。中国所以有今天这样稳定的政治局面，与邓小平善于维护社会稳定是分不开的。
邓小平历来高度重视社会稳定问题。他认为，稳定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也是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在他看来，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少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煽动、制造动乱是最主要的方面。所以，“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2](脚’反对自由化，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
如何搞好经济建设篇7
2008年的新春，党建专家王长江教授赴蓉宣讲十七大精神，我们就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关问题，对他进行了采访和请教。
社会主义民主在曲折中前行
・我们的民主发展经历了“九曲十八弯”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民主政治的生长获得了经济基础的支撑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任务还很艰巨，道路还很漫长
记者：“民主”和“科学”，从“五四”运动提出到今天已经有89个年头了，这条路一直走得很曲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民主建设，有了很大进步，但在党内、在理论界还有不少的争议。您怎么看这些争议?
王长江：关于民主的争论确实非常多，民主到底是什么东西，一定要讲清楚，现在仍有许多模糊的认识。有的人认为民主就是西方的东西，要搞民主就要学西方，搞西方那一套；另一种看法认为民主是洪水猛兽，不能搞，一搞就要完蛋。还有人说，从民主中抽取一部分，对我们有利的就搞，不利于我们的就不搞，其结果是民主这个系统的东西被弄得支离破碎。我认为这都是不科学的认识。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现代化。这实际上是我们党对林林总总的看法的正面回应。
记者：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请您为我们梳理一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的情况，取得的成就有哪些?
王长江：我们的民主发展可以说是“九曲十八弯”。早在根据地的时候，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我们就搞民主，可以说搞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非常成功，团结了大批进步力量，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解放初期，我们创造性地建成了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共产党领导，多党参与，可以说反映的基本上是全民的意志。这些使民主具备了基本的条件，也具备了中国的特色，可惜后来坚持得不好。在把苏联当老大哥、坚持“一边倒”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问题。苏联是计划经济模式，我们也搞这套模式，这样就把人对利益的追求变成资本主义的东西了，民主生长就没有经济基础了。后来，“”想搞“大民主”，但又是用阶级斗争的理念和方式来分析处理问题的，从而引起了社会的大混乱、大灾难。“历史喜欢作弄人”，你想走到这个房间，偏偏走到了那个房间。所以是一种悲剧，是一场大灾难。
改革开放，情况变了。我们终于发现人对利益的追求是常识，必须搞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生长获得了经济基础的支撑。邓小平看到了这些，明确提出了党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推进民主建设。这样，根本的取向和目标都定了。但是一实际操作，就发现民主建设不是那么容易。由于过去传统思想的影响，在很多认识上是混乱的、错误的。有很多明明属于人类共有的成果，我们划到了资本主义一边，结果给自己留下的只有很小的空间。我们找不到政策实施的理论连接，找不到民主建设的操作平台。大家都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因此民主建设的推进就比较缓慢，可以说是步履维艰。这不是说要在沙漠地上修一条高速公路，那我们修就是了。理论建设不是这样，民主政治建设更不是这样。我们前进路上障碍多，既有思想上的，也有制度上的，还有现实的政治利益格局。邓小平说，我们搞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实际上，搞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政治，难度更大，需要经历很痛苦的过程。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缓慢是有原因的。有的基本观念还没有搞清楚，问题还没有探索清楚，从这个角度去说，发展民主还道路漫长，任务艰巨。
不发展民主，社会主义就没有生命力
・社会主义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民主的缺失，人民对国家和政府缺乏认同感，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没有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坚持
记者：这次十七大特别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个命题，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非常重。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这种提法的意义、价值到底何在?
王长江：为什么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社会主义的概念里面本身包含着民主。资本主义是“资本”说了算，与之相适应的是寡头政治，少数人说了算。社会主义是“社会”说了算，也就是大家说了算，治国之策，是全体公民的主义。所以说，社会主义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题中应有之义。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不搞民主，就是很可笑的事情，这个“社会主义”就需要打引号了。所以，十七大报告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个命题，可以说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新概括。
二、再看看历史，看看社会主义不搞民主到底行不行。苏联就是前车之鉴。有些人一说起苏联的问题，就认为是有些改革派的领导人搞垮了苏联。他们就没有看到，为什么这些改革派要改，为什么一呼百应，大家都来拥护，这说明过去有问题。问题就是没有民主，设计的那套东西没有给民主留余地。民主的缺失，最后导致人民不相信政府，人民对国家、对政府充满冷漠感，对国家的前途不关心。改革派就是要扭转这种现象，可惜那套办法事与愿违。
三、最重要的是看我们的现实。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它是和我们现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密切相关的。邓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长期没有搞清楚。发展社会主义，但你设计了计划经济那套东西，根本就无法推动社会前进。没有动力，缺乏动力。这个设计错了，上面的制度再富丽堂皇，也缺少根本，是实现不了的。我们后来终于发现，搞市场经济是必由之路，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本性，是最原始的动力，同时也是最可靠的东西。市场经济前提是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民主的意识就自然产生了。过去搞计划经济，是不允许人去追求利益的。一追求，就说人是自私自利，说是私心杂念，所以就不敢追求。现在我们搞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去追求利益，民主意识自然会产生。如果我们既让人们追求利益，又不搞民主，老百姓就不买账。市场经济必须推动利益追求，如果不搞，最后导致的不是老百姓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有没有生命力的问题。所以我认为“生命”这个提法不但高，而且生动准确，体现了人民在社会主义当中的位置。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我们走了发展市场经济的路，相应地，在政治上，我们就要走发展民主政治的路。这就是中国特色。没有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坚持。
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是我们的政治优势
・走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记者：十七大说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讲了三个统一，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我们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当中，大家议论比较多的是，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这两条线到底怎么有机结合?怎么实现?如何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
王长江：走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两条主线。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我们现在的民主政治和西方不同，西方民主是经过两三百年摸索发展过来的自然发展的过程，它开始想的只是怎么积累财富，它只是给自己开辟了积累财富的道路。财富积累了，就需要权力了，就需要领导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民主政治发展势不可挡的时代，就像市场经济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了一种责任，这就是执政党和政府的责任。执政党引导发展民主政治，是执政党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因此，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相统一的。党有责任帮助人民实现当家作主。
第二，十五大提出，“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这是需要历史感才能读出其中的含义的。过去，我们往往把党执政本身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因而实际上是党代替人民当家作主。从这个角度说，确实有一个怎么处理好两者关系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没有处理好这个矛盾。一旦两者发生矛盾，我们总是简单地要求人民当家作主让位、服从。这就不是两者的统一，而是把两者对立起来了。依我看，两者的统一，人民当家作主是根本。因为之所以要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因为它能为人民更好地当家作主提供保证。所以，党的领导本身不是目的。如果党取代了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十七大报告说：“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我理解就是这个意思。党的领导必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妨碍这一体现的，都必须改革、改善、创新。
记者：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这种特色有那些体现?
王长江：首先是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代议制是民主的重要形式。其次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人民代表大会制，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基本框架有了，我觉得这里面依然有很大空间。政治表达有多种途径，既有政党的形式，也有各种社会组织的形式，经济组织也是一种，媒体也是一种。关键在于，民主政治体现在民众对公共权利的控制上，民众和公共权利产生良性互动。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可包含的东西很多，还有很多没有挖掘出来，还有很多提升空间。我们的政协可以是全国人大的一个补充。怎么补充?可以按民族、按地区、按界别，界别就包括很多东西。总而言之，有了框架，不断加以补充、完善，是可以向前推进的。
民主要在法治的框架下有序推进
・民主和法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反之一样
・民主政治建设要有序推进，得遵守法律
・民主和法治的关系，不是僵化的，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处理
记者：十七大报告中谈到依法治国的问题，您也谈到“”的教训，法治不健全是一重大因素。拨乱反正时，小平就提出了法制建设的任务。那我们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同法治配合?对我们现在来说，现实针对性在哪里?
王长江：民主和法治二者其实是不相背的。很多人都主张中国先搞法治再搞民主，这种看法，我是不认同的。法治的前提是民主，没有民主这个前提，法就是恶法，所以封建时代的所谓“法”就没有办法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让民主参与进来，才是好的法治。
法律，说穿了，就是大家商量好共同遵守的东西，大家都公认的规范。封建时代的法是由皇帝一个人决定的，规范怎么样，取决于皇帝的好坏。民主的法治怎么形成?由社会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协商而成。所以法治和民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反之一样。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过去有大法，但在具体的法律上，公众的参与不够，还有不合理的地方，于是人们想改革想突破。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要求我们还是要本着改革的精神，有序推进，不能乱来，得遵守法律，得一步一步地推进。
四川很早就实行了乡镇长直选。应当承认，这和现行法律有一定的矛盾，因为按照法律，乡镇一级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乡镇长应当由代表来选。所以不能简单地在全国推行。但是，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探索。时代向前发展，以前信息不流通，一乡之内人们相互了解不多，通过代表来选，自有它的道理。但是，在现在传播技术这么发达、信息这么灵通的情况下，一定要通过代表来选，恐怕就落后过时了。怎么办?可以实行试点。在宪法大框架不动的情况下，允许一些条件成熟的地方先行尝试，这又有什么不可以?一味墨守成规是不符合时代精神的。
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突破原来的规范，包括政策规范、法律规范。所以，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不应是僵化的，怎么处理好二者关系，怎样既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又不拘泥于原来的条条框框，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处理。
王长江简介：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兼北京大学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统一战线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较早提出了关于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政党间比较、借鉴的一系列重大课题，论证了开展世界政党比较研究对于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巨大潜在价值，对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重大课题都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意义的观点。参与主编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一书，受到广泛关注。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何志文 薛 萍 邓 灼
2007年的金秋，随着党的十七大在北京隆重召开，“民主”、“法治”、“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成为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的“热词”，并强力推动着我们社会生活的进步；
2008年的新春，党建专家王长江教授赴蓉宣讲十七大精神，我们就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关问题，对他进行了采访和请教。
社会主义民主在曲折中前行
・我们的民主发展经历了“九曲十八弯”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民主政治的生长获得了经济基础的支撑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任务还很艰巨，道路还很漫长
记者：“民主”和“科学”，从“五四”运动提出到今天已经有89个年头了，这条路一直走得很曲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民主建设，有了很大进步，但在党内、在理论界还有不少的争议。您怎么看这些争议?
王长江：关于民主的争论确实非常多，民主到底是什么东西，一定要讲清楚，现在仍有许多模糊的认识。有的人认
为民主就是西方的东西，要搞民主就要学西方，搞西方那一套；另一种看法认为民主是洪水猛兽，不能搞，一搞就要完蛋。还有人说，从民主中抽取一部分，对我们有利的就搞，不利于我们的就不搞，其结果是民主这个系统的东西被弄得支离破碎。我认为这都是不科学的认识。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现代化。这实际上是我们党对林林总总的看法的正面回应。
记者：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请您为我们梳理一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的情况，取得的成就有哪些?
王长江：我们的民主发展可以说是“九曲十八弯”。早在根据地的时候，特别是在陕甘宁边区，我们就搞民主，可以说搞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非常成功，团结了大批进步力量，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解放初期，我们创造性地建成了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共产党领导，多党参与，可以说反映的基本上是全民的意志。这些使民主具备了基本的条件，也具备了中国的特色，可惜后来坚持得不好。在把苏联当老大哥、坚持“一边倒”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问题。苏联是计划经济模式，我们也搞这套模式，这样就把人对利益的追求变成资本主义的东西了，民主生长就没有经济基础了。后来，“”想搞“大民主”，但又是用阶级斗争的理念和方式来分析处理问题的，从而引起了社会的大混乱、大灾难。“历史喜欢作弄人”，你想走到这个房间，偏偏走到了那个房间。所以是一种悲剧，是一场大灾难。
改革开放，情况变了。我们终于发现人对利益的追求是常识，必须搞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生长获得了经济基础的支撑。邓小平看到了这些，明确提出了党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推进民主建设。这样，根本的取向和目标都定了。但是一实际操作，就发现民主建设不是那么容易。由于过去传统思想的影响，在很多认识上是混乱的、错误的。有很多明明属于人类共有的成果，我们划到了资本主义一边，结果给自己留下的只有很小的空间。我们找不到政策实施的理论连接，找不到民主建设的操作平台。大家都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因此民主建设的推进就比较缓慢，可以说是步履维艰。这不是说要在沙漠地上修一条高速公路，那我们修就是了。理论建设不是这样，民主政治建设更不是这样。我们前进路上障碍多，既有思想上的，也有制度上的，还有现实的政治利益格局。邓小平说，我们搞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实际上，搞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政治，难度更大，需要经历很痛苦的过程。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缓慢是有原因的。有的基本观念还没有搞清楚，问题还没有探索清楚，从这个角度去说，发展民主还道路漫长，任务艰巨。
不发展民主，社会主义就没有生命力
・社会主义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题中应有之义
・民主的缺失，人民对国家和政府缺乏认同感，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没有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坚持
记者：这次十七大特别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个命题，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非常重。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这种提法的意义、价值到底何在?
王长江：为什么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社会主义的概念里面本身包含着民主。资本主义是“资本”说了算，与之相适应的是寡头政治，少数人说了算。社会主义是“社会”说了算，也就是大家说了算，治国之策，是全体公民的主义。所以说，社会主义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题中应有之义。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不搞民主，就是很可笑的事情，这个“社会主义”就需要打引号了。所以，十七大报告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个命题，可以说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新概括。
二、再看看历史，看看社会主义不搞民主到底行不行。苏联就是前车之鉴。有些人一说起苏联的问题，就认为是有些改革派的领导人搞垮了苏联。他们就没有看到，为什么这些改革派要改，为什么一呼百应，大家都来拥护，这说明过去有问题。问题就是没有民主，设计的那套东西没有给民主留余地。民主的缺失，最后导致人民不相信政府，人民对国家、对政府充满冷漠感，对国家的前途不关心。改革派就是要扭转这种现象，可惜那套办法事与愿违。
三、最重要的是看我们的现实。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它是和我们现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密切相关的。邓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长期没有搞清楚。发展社会主义，但你设计了计划经济那套东西，根本就无法推动社会前进。没有动力，缺乏动力。这个设计错了，上面的制度再富丽堂皇，也缺少根本，是实现不了的。我们后来终于发现，搞市场经济是必由之路，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本性，是最原始的动力，同时也是最可靠的东西。市场经济前提是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民主的意识就自然产生了。过去搞计划经济，是不允许人去追求利益的。一追求，就说人是自私自利，说是私心杂念，所以就不敢追求。现在我们搞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去追求利益，民主意识自然会产生。如果我们既让人们追求利益，又不搞民主，老百姓就不买账。市场经济必须推动利益追求，如果不搞，最后导致的不是老百姓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有没有生命力的问题。所以我认为“生命”这个提法不但高，而且生动准确，体现了人民在社会主义当中的位置。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上我们走了发展市场经济的路，相应地，在政治上，我们就要走发展民主政治的路。这就是中国特色。没有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坚持。
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是我们的政治优势
・走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记者：十七大说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讲了三个统一，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我们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当中，大家议论比较多的是，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这两条线到底怎么有机结合?怎么实现?如何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
王长江：走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两条主线。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我们现在的民主政治和西方不同，西方民主是经过两三百年摸索发展过来的自然发展的过程，它开始想的只是怎么积累财富，它只是给自己开辟了积累财富的道路。财富积累了，就需要权力了，就需要领导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民主政治发展势不可挡的时代，就像市场经济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了一种责任，这就是执政党和政府的责任。执政党引导发展民主政治，
是执政党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因此，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相统一的。党有责任帮助人民实现当家作主。
第二，十五大提出，“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这是需要历史感才能读出其中的含义的。过去，我们往往把党执政本身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因而实际上是党代替人民当家作主。从这个角度说，确实有一个怎么处理好两者关系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没有处理好这个矛盾。一旦两者发生矛盾，我们总是简单地要求人民当家作主让位、服从。这就不是两者的统一，而是把两者对立起来了。依我看，两者的统一，人民当家作主是根本。因为之所以要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因为它能为人民更好地当家作主提供保证。所以，党的领导本身不是目的。如果党取代了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十七大报告说：“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我理解就是这个意思。党的领导必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妨碍这一体现的，都必须改革、改善、创新。
记者：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这种特色有那些体现?
王长江：首先是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代议制是民主的重要形式。其次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人民代表大会制，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基本框架有了，我觉得这里面依然有很大空间。政治表达有多种途径，既有政党的形式，也有各种社会组织的形式，经济组织也是一种，媒体也是一种。关键在于，民主政治体现在民众对公共权利的控制上，民众和公共权利产生良性互动。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可包含的东西很多，还有很多没有挖掘出来，还有很多提升空间。我们的政协可以是全国人大的一个补充。怎么补充?可以按民族、按地区、按界别，界别就包括很多东西。总而言之，有了框架，不断加以补充、完善，是可以向前推进的。
民主要在法治的框架下有序推进
・民主和法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反之一样
・民主政治建设要有序推进，得遵守法律
・民主和法治的关系，不是僵化的，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处理
记者：十七大报告中谈到依法治国的问题，您也谈到“”的教训，法治不健全是一重大因素。拨乱反正时，小平就提出了法制建设的任务。那我们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同法治配合?对我们现在来说，现实针对性在哪里?
王长江：民主和法治二者其实是不相背的。很多人都主张中国先搞法治再搞民主，这种看法，我是不认同的。法治的前提是民主，没有民主这个前提，法就是恶法，所以封建时代的所谓“法”就没有办法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让民主参与进来，才是好的法治。
法律，说穿了，就是大家商量好共同遵守的东西，大家都公认的规范。封建时代的法是由皇帝一个人决定的，规范怎么样，取决于皇帝的好坏。民主的法治怎么形成?由社会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协商而成。所以法治和民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反之一样。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过去有大法，但在具体的法律上，公众的参与不够，还有不合理的地方，于是人们想改革想突破。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要求我们还是要本着改革的精神，有序推进，不能乱来，得遵守法律，得一步一步地推进。
四川很早就实行了乡镇长直选。应当承认，这和现行法律有一定的矛盾，因为按照法律，乡镇一级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乡镇长应当由代表来选。所以不能简单地在全国推行。但是，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探索。时代向前发展，以前信息不流通，一乡之内人们相互了解不多，通过代表来选，自有它的道理。但是，在现在传播技术这么发达、信息这么灵通的情况下，一定要通过代表来选，恐怕就落后过时了。怎么办?可以实行试点。在宪法大框架不动的情况下，允许一些条件成熟的地方先行尝试，这又有什么不可以?一味墨守成规是不符合时代精神的。
如何搞好经济建设篇8
在五“大”的口号中，思想大解放为首，这基本上符合我们传统的政治思维：思想指挥行动。但是这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思想。因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换言之，实践，现实才是我们前提。思想解放的前提是云南的现实，而不是我们所谓的“思想”。更不是我们的思想大解放领导小组组长所谓的“发达地方可以干的事”“为什么我们不能干”。而是依据云南的现实我们应该如何干。
我认为云南需要解放思想，但是首先最需要解放的是省委领导们的思想，尤其是白恩培同志的思想。白恩培同志到了云南这么多年，为云南人民干了些什么，今后还要如何干怕是书记最应该解放思想好好想想的。这一点我们还真没有看到。因此解放思想领导都不解放，谁敢先解放。如果书记带头解放了，我们自然会更加解放。
解放思想或者思想解放是不是云南人民或者云南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呢，显然不是，因为云南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首要问题是贯彻中央的思想不彻底，或者中央已经明确的思想云南还不贯彻执行的问题，除了省级领导不力之外，当然中间层次存在明显的“障碍”。云南的官员长期存在封闭的思维和循环提拔的问题，只要能保住位置就行，因为云南的官位有限，竞争激励，因此保官是第一战略选择。
在云南的政治生态中，官员的弱智是显然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不是思想解放问题，是根本就没有思想来解放。官员估计根本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又没有能力的官员充斥着云南官场才是云南的现实问题。
另外一方面云南的现实也很难产生思想，比如昭通这样的农业市，大部分官员来自于农村农民和农业，让他们管理工业和现代经济，建设现代城市，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他们连猪都没有见过，如何养猪更不用说建猪肉罐头厂。
如何搞好经济建设篇9
那么，如何全面准确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内涵？新农村建设如何破题？当前在新农村建设中有哪些值得警惕的苗头和注意把握的原则？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
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十一五”期间的重大历史任务，如何全面理解这一任务的内涵，它与以往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有无区别？
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新农村建设并非一个新口号。
查阅一下过去的文件就会了解，中央以前曾多次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但这次提出有新的时代特征。主要是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顺应这一趋势，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也将进行合理调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成为可能。
这次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鲜明特点，或者说前提条件是，积极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这无疑需要各级政府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力度，但这不单纯是多拿几个钱的事，更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城市建得再漂亮，马路修得再宽，如果农村凋敝、农业衰弱、农民富不起来，经济也难以长久繁荣，反而会拖国家现代化的后腿。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考虑，必须改变这种状况，这就要求我们从思想认识到工作部署都必须有一个大的转变。
需要注意的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不变：一是不能动摇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二是不能加重农民负担。改革开放以来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必须坚持和完善，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民利的基本准则必须遵循。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全面的目标，不能只取‘村容整洁’4个字”
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要求被概括为20个字，如何理解？当前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有哪些苗头值得警惕？应注意把握哪些原则？
答：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全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实现这五句话提出的要求，就是农村各方面实现协调、全面发展的过程。
从到基层调研了解的情况看，目前有少数地方将新农村建设片面理解为就是兴建新村庄，只注重农村房子是否整齐划一，道路是否宽阔等表面的东西。决不能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搞成农村新一轮的大拆大建，不能片面追求“村容整洁”。我们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不能单一追求某一方面的增长。城市要协调发展、农村自身的方方面面也要协调发展。新的村庄规划建设能搞到什么程度，实际上是由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以及城市对农村的支持程度决定的，不能搞一刀切，更要防止形式主义。要全面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个字的要求，不能只取“村容整洁”这4个字。
同时，也不能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建设混同起来。农村有农村的特点，有的地方按小城镇的要求搞农村建设，最后搞得不城不乡，反而不利于改善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着力解决制约农民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要坚持五个机制：一是投入机制，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对农村投入增长的机制。二是工作机制，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涉农部门的事，党和政府的各部门尤其是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部门，都要有“一盘棋”的观念，在制定发展规划、安排建设项目、增加资金投入时都要向农村倾斜。三是引导农民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建立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激励机制。四是加快建立吸引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机制。五是逐步建立改变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的新体制。
“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立全社会参与的激励机制”
问：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干部角色如何定位？如何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做新型农民？
答：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管理，强化公共服务，定位一定要明确。过去我们有过很多经验教训，一些地方的县乡政府没给自己定好位，把自己看成是投资主体，片面注重招商引资，为企业搞贷款作担保，负了很多债，相反在公共服务方面却做得很少。
政府的扶持不光是投钱，还要教育引导农民，不能认为税费改革后，农民就不再出资出劳了。我们知道，大江大河的堤岸修建等国家工程，这方面钱是国家拿的。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也要引导农民对自身直接受益的公共设施建设投工投劳。同时，国家财政要通过直接补助资金、补助原材料或“以奖代补”等方式给予鼓励，要加快建立全社会参与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有关部门做过测算，仅仅针对农村道路、饮水、通讯、通电、燃料、改厨、改厕等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改造，国家就需5万亿元的投资，而实际上这个数字还是很保守的。再以小型农田水利投工这一项来看，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每年全国农民出的义务工，大致是100亿个劳动日，如果现在大家都不再出工了，按一个工10元来算，就意味着1000亿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都靠国家包下来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像这种能让当地村民直接受益的设施建设，农民当然应该投工投劳，这不是加重负担。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全面的目标，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因此我们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做好规划，转变观念，循序渐进，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多渠道引导扩大农民就业，增加收入。
“转移支付必须确保足额及时到位”
问：免除农业税后，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但基层的财政缺口如何解决？
答：中央、省、市三级政府给乡村两级的转移支付一定要及时足额到位，这里有个数据，按农村税费改革前1999年农民的负担测算，废除“三提五统”、减免农业税相当于减轻农民负担共计1050亿元，这也意味着乡村财力大大减少。
如何搞好经济建设篇10
——都匀市坝固镇鸡贾村甲沙三组组长刘仕华访谈录
在都匀市坝固镇鸡贾村，说起刘仕华，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不翘起大拇指，异口同声的说：他是一个好人，一个能干的人。因为他被选为鸡贾村甲沙三组组长五年来，全心全意地带领本组群众，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战天斗地，修路筑桥、搞人饮工程、建沼气池、搞户户联防，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根本改变了甲沙三组的生产生活条件，深得群众的公认和赞扬。他说，自己当组长有个秘决：中央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小组长就要学会办大事！
2005年8月24日，受坝固镇党委的委托，笔者对该组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对刘仕华进行了专访，通过对话，使我深有所悟，现将我对他的访谈记录整理出来，让大家共同感受贫困山区的一个小组长，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事业中，为民办实事、办大事的勇气和魄力，共同感受刘仕华。
问：村民小组长可能是中国最小的“官”了，许多地方都没有人愿意干，你为什么选择当组长？
刘：我们甲沙三组位于鸡贾村西部，现有33户，147人。现有耕地104亩，其中田50亩，土64亩，人多地少，生存条件恶劣。2001年，我被群众选举为原甲沙村三组的组长。大家知道，组长不算什么官，待遇低，活路多，许多人都不愿干，有很多地方的组长都是拈阄排班当的。作为一名党员，我知道：自己当选组长，凝聚着乡亲们的信任与重托，饱含了组织的关心与期望，既然乡亲们信任我、挑选我，我就要干出几件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大事。
问：你做了什么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大事？
刘：什么是我们甲沙三组的大事、实事？“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点和前提，在我们这样的穷山沟，想办法让群众富起来才是最主要和首要的。为此，我首先想到的是修路。“要想富，先修路”，这是大家的共识，但说起路，这是我们甲沙三组群众长时间的痛。由于山高坡陡，地势复杂，在其他村、其他寨都通了公路的情况下，我们甲沙三组仍旧没有通路，无论是生产、生活都靠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人挑马驮、肩挑背扛。行路难，导致我们甲沙三组的生产力极其低下，我们花费在走路上的时间太多太多，一早上只能挑两挑粪，如何能发展生产？行路难，严重地制约了我组经济的发展。“甲沙西瓜大又甜，没路无法变成钱”，2001年，我组的西瓜喜获丰收，个大、质优、口感好，但没有路，运不出去，只能靠人挑马驮地运到3里路外的甲沙小学才能装车，瓜贩子想批量收购，但苦于运不出来没有办法，只能望瓜兴叹，许多瓜来不及运就烂在地里了。这种情况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选组长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取得村里的支持，号召、组织群众修通连接公路的进寨大路。一开群众会，乡亲们非常响应，修路的积极性高涨。2001年，就修通了进寨的毛坯路；2004年12月，在镇、村支持、帮助水泥的情况下，我组又将进寨路扩宽硬化，33户群众每户集资930元，并投工投劳、打砂、放炮、碎石、磋平路面，集中两个月，扩宽硬化了3米宽的进寨水泥路面主干道2600多米，到各家各户和主要生产生活场所的分支路1300多米，到甲沙渡口的道路400多米。在扩宽硬化路面的过程中，群众的积极性高涨，韦隆华主动撤了一间房子，让路加宽；潘化香、陈德章等户主动贷款交集资；腊月27，其他寨子在杀年猪准备过年时，我们全组群众还在工地上热火朝天。现在路修好了，我们组的群众的生产生活方便了，车子进得来，货物也出得去了，路——为我们甲沙三组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致富奠定了基础。
通过修路这件事，我深刻的体会到了说的：“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当村组干部，不能靠嗓门大，更不能靠脾气大，而是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心中装着群众，做群众的贴心人，群众就会信任你、支持你。为此，我当组长的干劲更大了，为群众办实事、办大事的信念也更加坚定了。2003年，在市水利局的支持下，我组群众通过集资和投工投劳，兴建了人畜饮水工程，将自来水牵进了各家各户，解决了吃水难的问题；目前，在镇里的支持下，我组家家户户都建起了沼气池，全组群众有个共同的心愿：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将我们寨子建设成了文明生态小康村寨。
问：听群众反映，你们甲沙三组治安非常好，几年没有丢过什么东西，主要是户户联防搞得好，现各村的治安难点就是户户联防难搞，你们是如何做的？
刘：电视、报纸上说“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这句话还是千真万确。自己辛辛苦苦挣钱买的牛马，一不小心被小偷偷去了，就丢了半边家当，这是何等的痛心啊！我们鸡贾村地处坝固与丹寨龙泉、三都普安的边界，治安形势复杂，历来偷牛盗马的案件较多。在抓经济的同时，如何搞好村寨治安，防火防盗，这是我们当村组干部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如何搞好治安？通过实践，我们认为户户联防是一个比较好的、行之有效的防范方式。2001年起，在镇、村的要求下，我组认真的开展了户户联防工作，传牌排班，每三户守一天，并大家约定：全家外出打工的，自己找亲戚朋友替，或请租种自己田土的人代替，分粮食时自己少分一些；当班守夜的人家必须认真负责，从当天中午12点到第二天中午12点，生人进寨要过问，若发生牛、马、猪等大牲畜被盗，值班守夜的人员负责赔偿。户户联防开展以来，我们甲沙三组治安稳定、社会和谐，从未发生过被偷现象。
问：现在农业税取消了，义务工取消了，许多地方搞公益事业都很难组织群众，你们做了这么多事，是如何发动、组织群众的？
刘：无论是修路、搞人饮工程、沼气池建设还是户户联防等公益事业，我组的群众都是积极参与的，以前也有个别人对公益事业不闻不问，无论村组干部如何做工作，都不愿参与公益事业，就想坐享其成，后来他家有任何事，全组的人都不上前帮忙。直到他家后来有白喜，他到各家各户磕头认错后，大家才去帮他抬人上山去埋。现在，他对公益事业非常热心，无论什么事都冲在前面。有此教训，全组群众达成一种默契：谁不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全组群众就孤立他。有此共识，我组现在无论搞什么公益事业，大家都是一呼百应，积极响应。当然，这是农村传统道德习惯的力量，是一种淳朴的民风，公益事业要得到群众的支持、拥护，关键还是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的是群众关心的、需要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