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策略篇1
（50人论坛·北京）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第三阶段于1999年1月1日正式启动后,其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两点,即超国家货币和超国家机构。欧元作为欧元区单一货币成为超国家货币,欧洲中央银行作为超国家的机构负责制定统一货币政策。欧元的诞生和欧洲中央银行的创建是欧洲一体化历史一次质的飞跃,也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空前的创新实验,具有划时代里程碑意义。
一、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战略
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105条的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的首要目标是维持欧元区物价的稳定,在不影响物价稳定的前提下,支持欧盟的总体经济政策,促进总体经济活动的协调和均衡发展。然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物价稳定的目标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就如何实现物价稳定做出具体规定。
1、货币政策战略对欧洲中央银行尤为重要。首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但欧洲中央银行自身的声誉及其政策的可信度必须在实践中建立,欧洲中央银行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中央银行只能通过实现稳定物价的目标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其次,欧洲中央银行的合法性不足。现行经济中,货币本身并无真实价值，是依靠发行主体的力量支持其流通的货币，因此,一个明确的、有能力的、拥有自主资源和资源处置权并能够担当最后贷款人的发行主体是至关重要的，统一的政治实体是货币既定的前提。欧洲中央银行是没有国家的银行,欧元是没有政府的货币,欧洲中央银行并没有对欧元区经济资源的处置权力,欧元没有真正的最后贷款人,信用不足。再次,从各国的历史经验看,运用货币政策抑制物价上涨或促进经济增长往往存在1-2年的时滞,主要原因是货币政策需要通过金融机构、资本市场等一系列的传导机制才能发挥作用,而传导机制本身也经常随经济主体行为或经济体制的变化而变化。第四,货币政策战略的制定不仅能够为欧洲中央银行提供全面、及时和准确的信息以利决策,而且也是欧洲中央银行与公众沟通的重要途径,社会公众据此可以对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效果做出客观评价。为保证欧洲中央银行正常运转和其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正确的货币政策战略至关重要。
2、货币政策战略的原则。欧洲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遵从以下几个原则,第一,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即货币政策战略能够使欧洲中央银行按照《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维护欧元区的物价稳定,让社会公众相信欧洲中央银行有信心和能力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实行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第二,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即货币政策战略目标必须是明确的、并且容易为社会公众了解和把握,社会公众能够拥有充分的信息和广泛的渠道对欧洲中央银行的决策程序和效果做出判断。第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即货币政策战略应当排除可能来自欧盟和成员国对中央银行的政治压力,独立自主行使货币政策的职能。
3、货币政策战略的主要内容。货币政策战略的核心就是要对物价目标给以明确的量化规定,同时通过对主要中间目标的选取,有效地运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确保最终目标的实现。不同国家的中央银行在不同时期所采用的中间目标虽有差异,但一般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名义收入等。
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战略包括三个方面,(1)对物价稳定做出明确的量化定义。(2)为实现物价稳定的最终目标确定货币政策战略的中间目标,欧洲中央银行称其为两个支柱,一是公布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参考值,二是运用一系列经济指标(如经济增长率、消费、工业生产、就业、汇率、对外贸易等)对欧元区价格变动趋势及物价稳定的风险进行评估。
二、物价稳定的量化
按照欧洲中央银行的解释,所谓物价稳定是指一年中欧元区的消费物价协调指数低于2%,而且物价稳定在中期内得以维持。物价稳定并非要求消费物价协调指数持续下降,即出现通货紧缩。之所以选用消费物价协调指数作为衡量物价稳定的指标,是因为欧盟成员国都使用消费物价指数,便于欧盟在各国消费物价指数的基础上计算欧盟和欧元区的消费物价协调指数。
欧洲中央银行的物价稳定目标是针对欧元区整体的,并不为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物价形势变化所左右。物价稳定必须在中期内维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排除引起物价变动的一些短期因素对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干扰。导致物价变动的短期非货币因素很多,比如一国税收体制改革、国际商品价格波动、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等,这些显然是欧洲中央银行不能左右的,其货币政策自然不能因短期物价变动而改变。关注中期物价稳定,也有利于政策的连续性。
欧盟统计局每月计算欧盟和欧元区的消费物价协调指数,同时公布77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指数,其统计数据可回溯到1995年。消费物价协调指数的计算权重为:
-----------------------------------------------
鲜活食品之外的食品(面包、饮料、烟草等)13.4%
鲜活食品(肉类、蔬菜、水果等)9.0%
非能源工业品32.5%
能源产品8.8%
服务36.3%
------------------------------------------------
三、广义货币供应量
通货膨胀终究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欧洲中央银行将货币供应量作为最重要的中间目标,明确规定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参考值为年增长率4.5%,并以三个月的移动平均值为基础计算。广义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德国战后的货币政策实践有关。西德中央银行长期把广义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基本实现了稳定物价的最终目标,在反通货膨胀的长期实践中树立了崇高的信誉,欧洲中央银行仿效德国的做法,会为其初始阶段的运作赢得可信度。
选取一个特定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参考值,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如果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与其参考值出现偏离,欧洲中央银行就要分析造成偏离的原因和影响,只有当这种偏离会对物价稳定构成威胁时,欧洲中央银行才会调整其货币政策。二是如果不是作为参考值,而是设定一个变动范围或高限,社会公众会对货币政策产生误解,认为货币供应量超过规定的范围,欧洲中央银行就要改变货币政策,调整利率,以使货币供应量回到允许的范围内。三是有利于欧洲中央银行灵活机动的制定货币政策,维持中期物价稳定,并通过向公众公布实际广义货币供应量与其参考值出现偏离的原因增加决策的透明度。
欧洲中央银行选定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4.5%的依据为,消费物价协调指数低于2%;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潜在增长年率为2%-2.5%;货币流通速度趋势性每年下降0.5%-1%。
四、影响价格变动的一系列经济指标
为使货币政策有效地维持物价稳定,还必须对影响物价变化的一系列经济指标做出评估。
1、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欧洲中央银行确定的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潜在增长年率的参考值为2%-2.5%,如果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与参考值发生偏离,欧洲中央银行就会关注其原因以及对物价带来的影响。欧洲中央银行同时考虑构成国内生产总值的其他指标如消费、投资、工业生产等。1999年,欧元区实行统一货币政策后,经济增长速度较快,1999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8%,2000年增长3.5%,鉴于经济增长速度大大高于2-2.5%参考值,欧洲中央银行从1999年11月份起七次提高利率2.25个百分点,使利率水平在2000年10月份达到4.75%。自2000年底,经济开始减慢后,欧洲中央银行采取相反的货币政策,从2001年5月份起5次降低利率2个百分点,使利率水平在2002年12月份降到2.75%。
2、财政收支状况和债务负担。财政收支和债务负担不仅通过公共消费和转移支付直接影响消费和投资,而且会通过赤字和债务的融资对物价造成严重影响，并长期影响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2001年以来，欧洲经济发展速度大减，葡萄牙、德国财政赤字相继突破了《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能超过3%的限制，部分成员国提出修改《稳定与增长公约》对财政赤字的严格规定。对此，欧洲中央银行表示坚决反对。
3、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指标是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一般来说，失业率下降，劳动力市场供给过剩会得到缓解，工资上升的可能性就响应增加。工资作为最主要的生产成本，如果其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就会对物价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最近几年，欧元区的失业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失业率水平在8%以上，而工资增长幅度相对较高。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僵化，高福利、高税率、高标准就业保护措施、工会势力强大和劳动力流动缓慢所谓三高一强一慢是主要表现。因此，高失业率并不一定使工资成本降低，加快劳动力市场体系的改革，对货币政策战略意义重大。
4、对外经济指标。能够对国内物价造成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涉外指标主要是进出口和汇率。进出口是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进出口价格的变动，直接影响国内价格的变动。汇率的变动直接影响进出口价格的变动，货币贬值，进口产品以本国表示的价格就会上升，而升值的情况正好相反。欧元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汇率的变动不仅会影响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反之，汇率政策本身又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资本市场发展和证券价格的变动、新技术突破带来生产率的变化、突发性政治事件、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主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等都是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战略第二支柱的内容。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战略是一个整体，对所有经济指标的分析都不是孤立和机械的。
五、当前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
数字货币策略篇2
关键词：经济趋同最优货币欧元区欧债危机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1-0073-79
理论上的支持、制度上的约束以及欧元区初期的平稳运行，共同构筑了货币联盟支持者对单一货币区成员国长期经济趋同的信心。然而单一货币区成立后，成员国并未如预期那样实现经济趋同。欧洲债务危机的扩散，将欧元区隐藏在平静表面下的诸多问题集中地呈现出来。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主因是部分国家不稳健的财政和宏观经济，还是欧元区内部基础性的失衡？单一货币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经济的趋同抑或是趋异？欧元区经济趋同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从理论层面上看，欧元区经济趋同的实证研究是对区域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检验；从实践层面上看，欧洲货币一体化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一体化促进区域内经济体的协调发展，为政治一体化构造经济基础，对欧元区的经济趋同进行研究，有助于评估单一货币区经济政策的效果。
一、经济趋同标准与欧洲单一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oCa）的思想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理论基石。20世纪70年代，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缺陷以及美元信心与清偿力的“特里芬难题”，蒙代尔提出了建立欧洲统一金融市场和欧洲单一货币的计划。1992年，爱默生和格罗斯提出了“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理念，为欧洲统一中央银行的建立和单一货币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后，与加快实现欧洲统一进程这一政治意愿相适应，oCa理论的研究也产生了新的进展。在传统oCa理论中，最优货币区的判断标准被视作外生变量。1998年，弗兰克尔与罗斯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假定”，认为最优货币区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即使成员国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事前标准”，在单一货币区建立之后，经济趋同也将成为货币区经济运行的实际结果，货币一体化能够自然推动一个“事后”最优货币区的出现。
自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之后，欧洲统一货币的设想就被不断提及，直至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峰会最终确定了统一货币的时间表。与此同时，关于欧盟是否已经达到最优货币区标准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被争论不休。事实上，在1999年欧元区启动之前，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与经济结构就存在诸多差异。为了保持欧洲统一货币目标的实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在财政和货币方面均设立了看似严格的“经济趋同标准”，以保证“只有那些实际行为、货币政策信念和价格稳定程度高度符合趋同标准的国家才可以加入货币联盟”。传统的弱币国政府为了获得欧元区的入场券，也显示出向共同目标靠拢的诚意。单一货币启动之初，区内通货膨胀水平远低于《马约》设立的准入门槛。低通胀水平有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等外部环境的因素，也体现了各成员国在货币联盟准备阶段对以稳定为导向的政策的支持。与此同时，各国的预算赤字大幅减少，多数成员国在短时间内达到了“趋同标准”，尽管其中部分数字借助了“创造性的”技术方法而取得。货币联盟的设计者们对此心知肚明，但却给予了充分的容忍。事实上，欧洲货币联盟的设计者们从一开始就承认，即便是首批加入欧元区的11个国家集团，也仍然不能代表最优货币区。但是，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假定”使他们相信，单一货币的引入，能够消除成员国间的经济差异，实现成员国的经济趋同。鉴于《马约》设立的“趋同指标”只是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敲门砖”，“达标”只能反映成员国在当时经济的静态表现。为了避免一次性“突击达标”对统一货币区稳定可能造成的威胁，货币联盟的设计者制定了更具长远约束力的政策限制，即《稳定与增长公约》。《马约》趋同标准、《关于过渡赤字程序议定书》（《马约》的附件），以及《稳定与增长公约》共同从制度层面上构筑了对成员国的严格约束。
二、单一货币区成立后成员国经济趋同的实证检验
（一）欧元区成员国名义趋同的检验
鉴于统计数据可得性与连续性的考虑，对成员国名义趋同的检验选择2002年以前加入欧元区的12国作为考察对象，分组研究1995-2011年期间欧元区成立前后，单一货币区成员国在通货膨胀率、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率等经济指标的趋同情况。
由分组样本数据观察可知，加人统一货币区前后对比，eU-12国通货膨胀水平的“趋同”状况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德国与希腊分别代表了统计期间内通货膨胀控制最优与最差水平。德国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在2000年以后有较大提高，但始终位于货币区平均水平之下。希腊总体通货膨胀率始终处于较高水平。2001年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通货膨胀率大幅回落，此后便迅速回升。此外，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通胀率水平在加入欧元区后至2005年左右均有显著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欧元区的通胀水平出现较大波动。2009年严重经济衰退导致通货紧缩，但随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的全球流动性泛滥及救助债务危机的欧版量化宽松，使通胀趋势再度抬头。
从数据上看，20世纪90年代各国的财政赤字均有大幅减少（忽略“创造性”会计手段的作用）。卢森堡的财政状况一直比较稳健，也是欧元内唯一在样本区间内指标均低于《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界线的国家。希腊仅在加入欧元区之前的1999年实现3.1%的财政赤字率，勉强接近“趋同标准”，在此前后财政赤字率始终位于最高水平。2001年，德国和意大利两大“核心国”率先打破“红线”，迫使欧洲货币联盟于2002年启动超额预算赤字程序。
1通货膨胀水平
2财政赤字状况
此后，欧元区财政赤字状况每况愈下，多数成员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甚至连财政最为稳健的卢森堡，也由财政盈余转向赤字。受惠于单一货币区成立后内部贸易的加强，德国经济从2005年开始复苏，财政状况也随之有明显改善。希腊的财政状况则持续恶化。从标准差来看，加入欧元区不仅没能实现各国财政状况的趋同，反而使成员国间的财政趋异日益加强。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各成员国的财政状况均显著恶化，财政趋异也进一步加强，2010年标准差高达7.9。
3公共负债状况
从分组数据上看，2000年后欧元区政府债务率的标准差较单一货币区成立前略有下降，但并未反映出显著的趋同态势。与相对稳健的财政收支状况相适应，卢森堡是区内债务控制最好的国家，其次是芬兰。货币区内大多数国家的债务水平堪忧，德国、法国的负债率早已在2003年后跨过60%的参考水平。意大利与比利时在1999年以前，债务率就一直与《马约》的“趋同标准”相去甚远。上述两国最终由于债务率“有足够的降低并正以令人满意的速度趋近参考值”而被获准进入货币联盟。但是加入欧元区后，其债务率始终处于高位。希腊依然是区内债务状况最令人担忧的国家之一。只有爱尔兰与荷兰的债务状况在加入欧元区后略为改善。2008年后，几乎区内所有国家的债务水平均大幅提升。
（二）欧元区成员国实际趋同的检验
1成员国经济趋同的绝对β检验
参照巴罗（Barro）和萨拉·马丁（Sala-i-martin）提出的收敛模型构造简化的线性回归方程：
其中，yit是期末各国人均GDp值；yin是期初各国人均GDp值；μir为误差项。
对欧元区成员国实际趋同的B检验同样以1995-2010年的数据为统计样本，并分别考察欧元区成立前后的经济趋同情况。经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后，eU-12国的绝对β收敛结果如下：
各组回归结果的R2均在95%以上，反映出模型较高的拟合优度。考虑到2008年以后欧元区经济状况存在明显的波动，为客观反映成员国实际趋同情况，本研究分别进行了2000年-2008年、2000年-2009年、2000年-2010年期间成员国间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除了2000-2009期间的β值略低于1以外，其它各组的趋同系数均略大于1，反映出成员国间存在一定的趋同态势。但是在欧元间成立前后，各组间的β值并未有太大差异，无法支持单一货币区促进成员国间“经济趋同”的结论。
2成员国经济趋同的α检验
本文以1995年为基期测算eU-12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得到相应的变异系数，其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统计结果显示，成员国人均产出的离散程度从1995年至2008年间基本处于上升态势，反映出成员国间并未呈现出α收敛。显然，α收敛检验也没有对单一货币区加强成员国经济趋同的经济假设提供充分的证据。
三、单一货币区内的经济趋异与欧债危机的内在逻辑
从以上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无论是对欧元区名义趋同还是实际趋同的检验，均无法支持单一货币区有助于加强成员国经济趋同的论点。各种证据表明，单一货币不仅未能抹平成员国之间的差距，反而使核心国与国间的不平衡日益加剧。
首先，单一货币区加速了成员国之间资本的流动，直接孕育区内的金融风险。统一货币政策下的利率趋同，使得货币风险溢价消失，降低了国的融资成本，助长大量外债的形成。当利率水平较低时，债务负担尚能控制。一旦利率飙升，债务则难以为继。此外，欧元区成立后市场对其前景的乐观预期也刺激了大量外来资本的流入；而流入国的资金又大量进入非实体经济领域，催生潜在的经济风险。另一方面，出口驱动的德国等核心国家经济受益于单一货币区极大提振，累积的出口盈余和低水平的国内消费，产生大量资本盈余。这些超额资金，又以低利率借贷给国家，直接助长了国的信贷增长。国的信贷增长持续转换为债务堆积，增加了其金融部门的脆弱性。当危机来临时，逐利性的风险资本不愿再继续流入国，为其财政和经常账户赤字融资，资本流向的逆转进一步恶化了危机。
其次，单一货币区加剧内部成员国间的国际收支失衡。德国等核心国家在欧元区成立后逐渐摆脱低迷的经济走势，成员国身份使德国可以不受约束地在货币区内施行重商主义政策。依赖平稳的欧元汇率，德国增强了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尤其是区内贸易额持续增长。自加入欧元区以来，德国的出口额几近翻倍。与此相对应的是，国经常项目的巨额赤字，规模几乎与德国的贸易盈余相当。而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下，成员国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又被大大削弱。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经常项目的失衡只能依赖于资本金融项目来弥补，再加上原本就不甚稳健的财政制度，双赤字的格局日益恶化。在2008年以前，资本流入带来国资本金融项下的大量盈余，部分隐藏了欧元区内部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当资本从热闹的资本市场撤离时，国的经济困境就暴露在日光之下。
最后，统一的货币政策助推了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趋异。从其他成员国大量涌入的外来资本，刺激了国的投机需求。物价水平持续上涨，财政膨胀，导致国经济的竞争力减弱。而同期，德国的劳动力成本上涨缓慢，出口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著。一方面，由于统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各国经济指标的趋同性密切相关，成员国间显著的经济增长率和价格水平的差异直接影响了统一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如在相同的政策利率水平下，高通胀水平的成员国，其实际利率显著低于低通胀国家，进一步助长国不稳健的投资与支出倾向。另一方面，统一货币政策的实施与不同的宏观调控需求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协调困境，而最终的决策在成员国的利益博弈中往往是向占据主要话语权的核心国倾斜。偏离国实际经济需求的宏观政策，势必影响其经济增长，导致国与核心国经济指标的进一步趋异。于是核心国的相对繁荣与国经济的相对停滞便最终形成单一货币区经济的晴雨两面。因此，经济迥异的成员国加入单一货币区，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暗藏风险。如果德国这样的强势国家不能改变其增长与支出模式，其他国家要保持长期繁荣的唯一途径便只能是被动适应德国模式。否则，一旦不对称的外部冲击出现，危机的触动便在所难免。
数字货币策略篇3
关键词:美元,美元陷阱,人民币,政策选择
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权的确立和维持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起,美国就开始走上一条有意识主导世界经济的道路,美元也开始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占据中心位置。长期以来,美国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正是由于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使得美国国内的债务违约在给美国民众带来福利损失的同时,也使持有美国国债的其他各国受到损失。中国作为美债最大的持有者,在美国转嫁债务危机中受到很大牵连。
一、美国保持美元中心地位的行动方案
长期以来,美国凭借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以及长期以来建立的国家信用,通过国会、政界、金融和实业等社会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并给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带来很大的困难。
(一)虚置美元的币值基础
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建立在信用本位基础上的全球化货币体系,储备货币发行国承担为全球提供金融流动性的责任。在该体系下的核心货币发行国中,美国独大。
美元币值基础的虚置是美元战略的根本前提。只要没有挂钩对象的限制,而国际贸易又一直主要使用美元结算,理论上,美元就有持续增发和输出的可能,美国就可以自由地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而调节实际币值和汇率,同时通过输出通胀等打压其他经济体和货币系统,甚至可能通过大量增发美元用于偿还巨额国债。正如美国遭受标准普尔降级评定之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的:由于美国能随时印钞票,因此债务违约的概率是“零”,并强调美债仍属安全投资。而如果量化宽松成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常态,中国等其他国家或经济体将持续承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所带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外部流动性冲击,以及外汇储备日渐缩水的风险。
二战后,美国一手打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全球金融货币运行的基础框架,掌控了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主导权,在全世界进行货币倾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又表现出彻底变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决心,有步骤地罢黜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7月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意味着美元与黄金脱钩,此后其他储备货币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放弃与美元间的固定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解体。之后,美国在全球推动建立了一套中央银行制度,使各国货币当局的利率、汇率政策失去独立性,剥夺了其他国家部分货币和金融主权。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美国大大提高了战略机动性,其国际地位和政策自主性得到空前加强。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的币值基础成为一个含糊不清的关键问题。而实际上,美元没有一个固定的币值基础,这使得美元的货币供应变得更有任意性,美联储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选择大量发行美元,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分摊由此带来的通胀效应。自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汇率已下跌至原先的1/8左右,可以侧面反映出美元的实质币值一直在下降。然而,只要新发行的美元随着美国不断增长的逆差主要流向国外,美国就不必承担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成本,而可以坐享收益。
(二)通过贸易逆差回流美元并赢得财富
1982—2010年间,美国只有在1991年实现了微量顺差(约29亿美元),其余各年份美国的国际贸易都保持逆差,2006年更是达到8006亿美元的高位,换作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保持这样的逆差持续时间和规模。美国持续如此长时间保持如此巨大逆差的前提条件:一是顺差国的外贸以美元计价和结算。为了使所获得的美元保值,顺差国几乎只能在美国有限的领域进行投资,从而使这部分美元又转回美国。二是美国通过各种金融产品,不断向国际社会举债,借助“债务经济”维持其购买和消费的能力。其中,美国国债以其国家信誉为基础,一直被认为保值性较高,从而成为赚得美元的国家“理想”的美元去向。三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国国内产生大量成本低廉的美元。
美国长时间保持贸易巨额逆差的结果是,美国既买进了商品和服务,从而享有世界的财富,增加人们的福利,又回笼了资本,造成美国经济金融持续繁荣,也保证了美元的币值。其他国家投资美国国债越多,就越难以自拔,美元债市的流动性就越高,美国借此也得以为自己的贸易赤字融资。此外,长期的贸易逆差,使得美国几乎无限量地发行美元货币。美国印制一张1美元钞票的材料费和人工费只需0.03美元,却能买到价值1美元的商品。由此,美国每年可以得到数百亿美元的巨额铸币税收益。但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使其自身面临贸易赤字的压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贸易赤字会影响国内产业发展和就业率。因此,美国需要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使得美元和铸币税的获益空间基本吻合。但是,由于美国长期保持一种透支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政府运作已深陷债务经济恶性循环之中,面对贸易逆差,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美元贬值。2010年美国出口商品1.3万亿美元,而在美元开始贬值的2002年,出口额仅为6970亿美元。分析家认为,这个增量的1/4到1/3可以归因于美元贬值。通过调节美元币值,美国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凭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而稳定地获得净利益。
(四)通过政治经济手段打压其他货币
历史地看,为了确保美元在世界经济金融中的核心地位,当美国发现美元面临或可能面临其他货币竞争时,它会设法打击其直接或潜在的竞争对手,并竭力阻止其他区域的货币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美国对其竞争对手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的手段具有多样性,主要包括:主导形成imF和其他国际金融行为的游戏规则,特别是对“操纵汇率”的界定,迫使别国货币升值;扶植别国政治人和经济学界的专家,鼓吹其主张的合理性,等等。由此,一面转移其国内经济矛盾,一面打击其竞争对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欧洲实行利用与打压相结合的政策,遭到法国等欧洲国家的不满。戴高乐曾强烈谴责,美元不是公正的国际交易媒介,而只是为美国服务的信贷工具;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使美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而可以不必进行调整。20世纪60年代,法美两国分别动用了安全、政治、经济和外交资源,进行了货币对抗。法国试图削弱美元的地位和美国的霸权,而美国不做任何实质性妥协,将维持美元霸权作为美国最高国家利益。
20世纪80年代美元逼迫日元升值,是美国通过政治经济压力逼迫外币升值的一次典型的行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美贸易出现大额不平衡,日本形成大量贸易盈余,开始用获得的美元投资于美国的资产。面对日本的挑战,美国于1985年联合英、法、德,强迫日本政府签订了“广场协议”,美元兑日元贬值逾40%,成为之后日本经济长达20年衰退与调整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由此导致的美元突然大幅贬值,则使美国释放了巨大的国内经济压力。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地区经济达到空前景气之际,美国金融大鳄以泰铢为突破口,沉重打击了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货币。
1999年欧元的诞生,提供了一种能够替代美元的结算货币选择,削弱了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地位,冲击了美元的储备货币霸权。一方面,由于欧元区主要出口商品品种与美国具有竞争性,欧元结算量的上升必然导致美元结算量的下降,美元结算量的比重相对下降意味着美国在国际市场上定价权的流失。另一方面,欧元诞生之后,其占全球总外汇储备量的比重不断上升;而美元则持续下降,从2001年底的71.5%降至2010年底的62.1%。国际货币呈现两强格局显然是美国不愿意见到的。因此,美国利用美元的“避险属性”和阶段性强势,定期不定期地制造并利用欧元区债务危机,轮番对欧债制造动荡,打击欧元,对欧元占据绝对主动。
美国通过政治、外交和贸易手段,强压人民币按其要求和标准升值,以减轻自身经济压力的思路一直没有改变。美国财长盖特纳曾表示:中国货币币值“无论如何衡量都遭低估”;“全球经济要想更为稳健就需抑制中国等出口国的贸易盈余并减少美国等进口国的贸易赤字。”由这一表态看来,美国的思路是始终将自己的利益置于核心位置,然后将世界的经济利益与自身经济稳定相挂钩,通过这样一种利益捆绑策略来维持美元的战略地位,反映出赤裸裸的经济霸权思维。实际上,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汇率强有力地带动了国内的出口产业,对全世界的经济复苏有着重要帮助;有分析人士早已指出中国经济在带领世界走出经济危机方面的作用,而世界非常需要继续这一趋势……因此,打压人民币汇率不仅是对中国的打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牺牲世界经济总体利益为代价的。
(五)通过货币金融手段打压别国经济
经过20多年的发展,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金融衍生产品供给国,并使之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机构投资者与个人理财投资菜单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通过金融衍生品等金融手段打压其他货币,一般不通过政府活动进行,而是借助其所主导的市场规则和金融概念,由美国的资本家和金融精英着手打击他国货币和金融体系而谋利。其中,借助信用杠杆的各种金融衍生品已经成为必备的工具。
数字货币策略篇4
第一，生产率的内生化问题一直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核心问题。无论从理论上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等宏观经济理论的演变来看，还是从实践中的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目前的“新经济”，贯穿其中的主线之一，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就是生产率的内生化及其度量问题。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极限和经济周期微波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新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政策含义。例如，即便存在增长的顶部、失业的底部或扩张的极限，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它们在哪里。因此，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有赖于把握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否则，与其自寻烦恼，还不如放弃陈旧的担忧，把自我牺牲性的先验性调整信条放在一边，顺其自然。对中国而言，实施宏观调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都涉及到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问题。所以，“新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必将促进我们进一步加强生产率问题研究，加强对内生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
“新经济”讨论对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1． 就财政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财政约束和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性的作用范围。财政约束在刺激私人投资、促进美国历史上时期最长的经济扩张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是维持美国经济动力（momentum）的重要政策之一。财政赤字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影响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顿任期内，美国通过加强财政约束、偿还债务而使美国由过去多年的财政赤字扭转成为财政盈余。美国以往的问题在于，当预算不应该盈余时出现了盈余；美国的私人债务太高了。因此，一旦出现预算盈余，重要的是偿还公共债务。虽然偿还公共债务不仅会影响私人公司和家庭，而且会影响整个经济，但真正重要的是总储蓄率或总债务与财富的比率。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明智地选择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盈余分离出来，用于偿还公众持有的财政债券，这个行动对于维持美国近几年来经历的个人资本的快速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偿还债务不仅是美国已取得的成功和为什么本轮扩张看起来如此年轻的一个重要因素。减少赤字、转向盈余、开始偿还债务帮助美国拓宽了促进本轮生产率拉动型扩张的投资的空间。可以讲，美国“新经济”不仅仅是由于生产率回升本身，而且是由于它与严谨但不过度的财政政策和理智且果断的货币政策的相结合。这些都帮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机会。
2． 就货币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货币政策的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强调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货币和经济增长而非股票市场价格。就货币政策及其与“新经济”关系而言，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市场利率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平衡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对于平衡储蓄和投资、保证低通货膨胀下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美国90年代初突然涌现的技术创新提高了投资收益预期，这种预期投资盈利能力的上升会传递到利率，利率最终构成了在非通胀经济中平衡储蓄和投资过程的政策选择。美联储之所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是因为一些不适当的措施已经导致经济扩张的成本上升，这主要归咎于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和一定规模的财富效应的增强。尽管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说明生产率不能继续增长，但是，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经济的不平衡不能上升到使经济扩张偏离其轨道的程度。只有平衡发展的经济繁荣才会无限地继续下去。 第二，货币政策目标应该针对宏观经济，应该针对临近的通货膨胀性失衡或通货紧缩性失衡，而不应该是资产价格，即便是资产价格孕育了经济失衡。美国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财富效应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失衡的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使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恢复平衡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要求货币政策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撇开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是否是政府的正当职能这种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谈，以实现该目标为目的的货币政策成功的证据几乎没有。股权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对未来收益及其贴现率的不确定性，很少来自作为中央银行主要工具的隔夜利率的变动。因而，即使鼓励短期利率的大幅波动以应对股票价格的变动，投资者恐怕也很难正确应对股权风险的幻觉。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强调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新经济”的作用，认为即使是最快的计算机也不能撕破规则之书，消除对持续性的财政约束、警觉性货币政策和对未来前景现实预期的需求。
3． 就贸易政策而言，既要注意贸易政策及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又要注意相应的国际责任。美国的“新经济”，是伴随着近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而发生的。因此，当人们企盼新经济时，应该把它理解为全球经济。美国维持其经济增长动力的战略性政策选择，在贸易政策方面，一个是促进国外市场对国内出口品开放政策，一个是促使国内未开发地区的市场对外开放政策。一方面，促进国外市场开放，推动了美国把高利润的信息技术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这有力地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为美国带来巨大利益。由于亚洲经济危机而促成的资金回流、商品廉价进口，抑制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推动了“新经济”的发展和it人才的流入。十年来，美国保持其市场开放，吸收了一定规模的贸易赤字。但是，克林顿政府充分利用美国的国际地位及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主动权，通过协调国际政策，既为美国“新经济”构筑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帮助使亚洲和墨西哥更快地复苏，因此，长期而言，也有益于美国经济。
数字货币策略篇5
[关键词]巴西；恶性通胀；治理；启示
20世纪80－90年代，巴西曾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为了应对高通胀，巴西货币当局用了20年时间，并两次更换流通货币，才使经济进入了平稳发展。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总结巴西治理通胀的经验，探讨巴西政府的经验教训，无疑对中国政府治理通货膨胀具有借鉴作用。
关于上述时期巴西迅速从温和通胀转化为恶性通胀的原因，Cardoso认为是国际收支危机和克鲁扎多的大规模贬值，而克鲁扎多的失败则是因为巴西政府采取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缺少财政紧缩政策配合。高通胀不仅影响了消费者，也对企业经营和投资决策产生了影响，ter－minassian指出，由于通胀带来高利率，在1980－1990年代初期，使得巴西企业经理在债务融资时格外谨慎，从而使得1990年代的巴西企业比其他国家企业融资杠杆比例更低。
不同学者对巴西中央银行在治理通胀过程中所采取政策的效果判断也存在差异，Donlbusch指出，1985－1986年巴西提出的以工资一价格联动管制、汇率固定制、财政修正以及大幅度扩张名义货币量为核心的稳定计划，在经济和政治中取得了成功。Roger(2009)以巴西等南美洲国家为例指出，尽管大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范围经常缺失，但存在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通货膨胀的治理效果和经济增长明显优于缺少这个目标制的国家。i.Jacome指出，中央银行注入额外的货币进入金融体系通常会导致货币政策出轨，加剧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一、巴西：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交织的50年
巴西经济快速增长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其经济曾以两次“巴西奇迹”引起全球关注，也曾以恶性通胀成为全球典型，经过50年发展，巴西已经逐步成长为全球经济重要力量。20世纪50年代，巴西政府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通过制定和实施《发展纲要》，重点发展了包括能源、运输、粮食、基础工业和教育等5个领域内的30个重点项目，推动巴西经济出现了战后第一轮高速发展。1957－1961年，巴西农业产值年均增长5.8％，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0.7％，通讯与运输增长8.7％，GDp平均增长8.3％。更重要的是，由于产业链扩张，巴西经济结构也得到明显优化，改变了单一的农产品生产国地位，工业发展开始起步，尤其是汽车工业开始初步得到发展。
巴西经济虽然出现了高速增长，但是也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在《发展纲要》实施的5年时间内，巴西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7％、24.1％、39.4％、30.6％、47.7％。迅速发展的通货膨胀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正常运行，而且引起了政局动荡。此后巴西历届政府上台后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治理通货膨胀。
由于巴西政府和民间储蓄不足，而实施《发展纲要》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资金的主要来源就依赖于财政赤字和对外负债。在政府的主导下，巴西货币发行量高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4.7％，1959年巴西流通领域的货币量比1956年增长1倍以上，由此导致经济中出现严重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率也逐年攀升。1964年巴西推行了金融改革，一方面加强金融体系建设，以扩大经济建设资金的来源，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另一方面将通货膨胀指数化，根据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确定产品价格、工人资，以缓解通货膨胀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通货膨胀指数化是一把双刃剑，虽然短期内它缓解了通货膨胀对经济的不利冲击，但通货膨胀却以预期的形式长期存在于经济中，由此导致了通胀阴影在巴西经济中挥之不去。通货膨胀指数化预期使巴西资本形成更为困难，企业和居民过度消费，储蓄意愿下降。由于居民和企业储蓄率下降，资本形成机制遭到破坏，降低了巴西经济发展的后劲，因此，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巴西经济发展出现滞胀，一方面高通货膨胀现象继续延续(1962－1967年，巴西通货膨胀率分别为81.3％、92％、34.5％、38.2％以及24.9％)；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出现下滑势头，同期GDp增长率仅为1.5％、2.9％、2.7％、5.1％以及4.8％。
由于经济滞胀，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巴西政府放弃了既有的经济发展战略，由“进口替代型”转向“出口主导型”，以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由于巴西资源丰富，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的优势很快显现出来，1968－1974年巴西经济出现了第二轮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超过10％，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2％，农业增长率为5.9％。同时，困扰巴西政府和人民的通货膨胀逐步得到控制，通货膨胀率逐年下降，1968－1973年巴西通货膨胀率分别为25.5％、20.1％、19.3％、19.5％、15.7％以及15.5％。
1974年初，巴西政府通过了《第二个全国发展规划》，大力引进外资，并扩大国家信贷规模，以图加速经济发展。这两种手段均直接增加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供给，导致通货膨胀抬头，到20世纪70年代末，巴西通货膨胀重现20世纪60年代快速上升势头，1978年和1979年巴西平均通胀率为44.2％，对20世纪80年代巴西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巴西经济开始出现滑坡，1980－1989年，巴西GDp有5年出现负增长，10年内年增长率仅为2.2％，远低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但通货膨胀率却逐渐失去控制，1980－1985年，巴西年均通货膨胀率为343％，1986年以后，巴西通货膨胀形势迅速恶化，甚至还出现4位数的通货膨胀率(见上图)。
二、巴西恶性通胀产生根源及治理
巴西出现恶性通胀的主要原因如下：
1、政府财政开支庞大。一方面巴西政府为公务员提供相对优厚的待遇；另一方面巴西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加大了政府投资，由此导致巴西的财政赤字高达Gnp的8％－12％。在缺少其他资金支持的前提下，巴西政府被迫依靠发行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因此巨额财政开支是造成巴西恶性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2、货币发行量过多。为了拉动经济发展，巴西政府大量发行信贷，推动企业投资，而巨额财政赤字也有赖于发行货币来支持，因此巴西的货币发行保持高速增长。这两个原因均表明，巴西恶性通胀源于货币严重超量发行。如下表所示，巴西恶性通胀与其货币发行增长速度几乎完全相对应，这印证了弗里德曼的那句话：“通货膨胀问题本质上是货币现象”。
由于巴西恶性通胀源于流动性严重过剩，治理恶性通胀的关键便是消除过多的货币供给。1986年，巴西开始不断推出改革措施，前后总计推出6个反通货
膨胀政策，其中较成功的有克鲁扎多计划和雷亚尔计划，克鲁扎多计划主要包括：废除原有货币，以克鲁扎多代替克鲁赛罗，新旧货币的币值之比为1:1000；继续采用固定汇率制度，确定新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为1美元=13.84克鲁扎多；冻结物价水平，冻结期限为1年；冻结工资水平；取消浮动利率的国库券，发行固定利率的国库券；取消指数制，改变工资和物价基于预期通货膨胀率调整的指数制；建立失业保险制度。这一计划基本涵括了经济生活的主要方面，有效消除了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实施以后通货膨胀率迅速下降。但是1986年年末及以后，巴西通货膨胀速度进一步加快，标志克鲁扎多计划的失败。1993年12月，巴西又制定了《雷亚尔计划》，该计划包括：压缩财政开支以削减财政赤字；出台货币价值参照指数，以此作为工资和产品价格变动的基础；废除克鲁扎多，发行新货币雷亚尔，新旧货币币值之比为1:2750，同时实施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雷亚尔计划》在巴西取得了显著效果，自1995年开始，巴西通货膨胀率显著回落，1996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两位数，此后继续下降，到2007年第3季度进一步降低至4.01％，这标志巴西的反通胀政策目标基本实现。
三、对中国的启示
同为发展中国家，巴西和中国政府都有加快发展经济的需要。巴西政府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不顾货币发行纪律，滥发货币，导致经济体系的流动性严重过剩，使经济体系连续数十年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巴西政府经过两次发行新货币，连续实施治理通货膨胀的各种措施，才最终解决这一严重问题。当前，中国面临的通胀形势远比巴西复杂。从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看，美、日在次贷危机和地震危机冲击影响下，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胀输出殃及众多国家；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中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货币政策也过于宽松，信贷投放、政府投资规模一再膨胀，成为中国当前通胀势头抬升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国际货币体系来看，次贷危机后世界储备货币美元的信誉已经遭到极大损害，欧元区经济问题不断，短期内欧元仍然难撼美元国际地位，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际市场对人民币需求不断抬升，加上中国政府的外汇集中管理政策，使得国际投机资金押宝人民币升值，热钱进出不仅规模增加，频率也在加快，由此导致外汇占款数额不断攀升。这些因素均表明中国治理当前通货膨胀的难度不可低估。但是，巴西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通胀治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严明货币发行纪律
巴西经济体系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是货币发行过多，当经济体系无法吸收过多的流动性时，通货膨胀现象就不可避免。在通货膨胀治理方面，巴西采取的通货膨胀让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Knight认为，清晰的通货膨胀目标至少具有三个突出优点：提高政策透明度，使公众更好的理解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前瞻l生通货膨胀目标使政策制定者在平滑冲击时，货币政策不会过度反应；通货膨胀目标制还会促使中央银行负责，提高其政策的可信度。同时，要求政府采取可持续的财政政策，首先要禁止中央银行自动为财政赤字融资。
对于中国而言，要治理通货膨胀就必须控制货币发行量。历史上中国曾经由于货币供给过多而引起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当前因国内外多种因素引起的流动性过剩仍然是中国通货膨胀上升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央银行必须严格控制社会信用投放总量，要限额发行现钞，同时综合采用数量和价格工具，强化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的政策效果，建议央行以GDp增长速度为基础，适当考虑通胀因素和货币流通速度，综合决定广义货币供给m2的增长速度。按照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笔者认为m2增长率以15％左右为宜。
(二)科学调节财政资金收支
巨额财政赤字及由此导致的货币发行过多是巴西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财政赤字不是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2l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持续快速增长通道，税收高速增长弥补了不断扩大的财政支出，财政赤字规模十分有限。但是随着财政收入激增，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储蓄也快速增长并沉淀于金融体系，成为信贷扩张的重要基数。、
此外，各级政府为了拉动经济增长，以财政资金和银行融入资金大规模直接投资，也成为需求拉动型通胀的重要推动力。为此，建议我国政府把握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加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特别是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并综合考虑企业生产经营环境的变化，科学调节中小型企业税负，以提高企业活力和经济运行质量，减少金融体系沉淀的财政资金，间接降低社会信贷扩张基础。
(三)税收和汇率等多种政策搭配使用
巴西在治理恶性通货膨胀时，综合采用了价格管制措施、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连续多次改革才实现了稳定物价的政策目标。当前中国经济体系的流动性过剩已经逐渐导致通货膨胀率日渐上升，必须多管齐下，采取有效措施预防通货膨胀继续上升危及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适当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是当前中国政府的重要选择之一。自从中国第二次汇改以来，人民币对外汇率重新进入单边升值通道，这种倾向使得大量境外资金流入中国，短期内不仅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当前的汇率政策下也迫使央行投放本币稳定汇率，央行固然可定期在公开市场发行票据冲销外汇占款，但其不断扩大的规模和不断提升的冲销成本也将使央行在长期中操作空间越来越小，最终影响到经济体系的货币存量，因此建议央行提升人民币对各种货币的汇率弹性，改变单边升值预期，遏制境外资金流入。
数字货币策略篇6
关键词：次贷危机；货币政策；退出战略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0)03－0012－04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主要中央银行迅速下调利率，在利用这一常规手段的同时推出了定量宽松等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从利率杠杆和数量杠杆两个角度实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次贷危机时期实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已经提上议事日程，2009年下半年以来已经成为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及经济学家讨论的热点。为了摆脱经济下滑的风险，我国也实行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样也面临着政策退出的问题。本文分析了超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原因、次序、时机和方式，退出时与公众沟通、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和国际协调的进行，以及欧元区和美国可能会选择的退出战略。
一、超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战略的主要内容
(一)退出的原因
根据货币主义的观点，从长期来看，所有的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压力有3个来源：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过度刺激投资和消费；银行体系过剩的流动性；新的通胀预期。随着经济的复苏，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在特殊时期实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必须退出。
除了担心出现通货膨胀以外，过去10年全球经济的发展经验使许多经济学家得出结论：在全球长期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信贷获得过于容易，这反过来又压制利率水平，进而助长投机行为，导致金融资产价格严重扭曲。因此，从超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不仅仅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还可以保持金融市场稳定。
(二)退出的次序
在提高利率之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措施最好取消。首先，如果非常规措施依然被认为是必要的，在这种环境下提高利率将通过货币市场破坏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第二，在提高利率的同时仍然保持非常规措施，这会导致向市场传递的货币政策立场的信号比较含混。第三，在非常规措施依然存在的时候，中央银行也很难把利率提升到与政策目标相一致的水平。第四，在市场仍然需要非常规措施的时候提高利率，其传递效应可能会出现梗塞。最后，在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经济复苏主要取决于银行体系的健康状况，通胀压力的增加会要求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是通胀压力只有当银行重新采取正常的贷款业务时才有可能出现。
然而，在取消购买公司债券这种非常规措施之前，可以提高利率。因为这些措施不受货币市场功能是否恢复和银行贷款的影响，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企业可以直接获得外部融资，通过刺激长期投资进而刺激总需求。但是，这些措施可能会在中长期导致通胀压力。
如果在通胀风险出现之前货币市场功能恢复了，那么非常规的措施在利率提高之前应该取消。但是，如果通胀的风险已经出现了，而货币市场问题依然存在，银行融资仍然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则应该继续保持非常规措施，也就是维持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结构，同时提高利率。
posen(2009)指出，财政政策的紧缩应早于货币政策的紧缩。认为银行担保和国有化会影响税收，在税收政策改变之前，银行担保和国有化必须取消。但是，只有等到税收政策明确以后，银行私有化才能开启，否则，没有买家来购买银行的国有股份。
mulya(2009)认为，银行体系内部过多的流动性会阻碍央行提高短期利率，除非大规模减少过多的银行资金，否则提高利率很难实现。Baudchon(2009)也认为，紧缩货币的第一步就是终止非常规的宽松政策。
(三)退出的方式
Betboze(2009)强调，利率政策比非常规措施的退出要简单一些。欧洲央行在提高再融资利率之前，可以将存款利率调整至再融资利率附近。而美联储则是对银行在美联储的准备金支付利息，通过提高该利率的方式来影响货币市场利率。
大部分的非常规措施都是有截止日期的，如果不再延期，将自动终止。比如欧洲央行担保范围扩大的计划将在2010年末取消，债券购买计划预期在2010年6月终止。在美国，银行使用定期拍卖便利0(termauctionFacility，taF)的频率在下降。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primaryDealerCreditFa-cflity，pDCF)是在2008年3月贝尔斯登救援行动中创造的，现已不再使用。定期证券借贷便利(termSecuritiesLendingFa-cilities，tSLF)现在很少使用。货币市场投资者融资便利(moneymarketinvestorFundingFacility，mmiF)在2009年10月30日到期，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互助基金流动性便利(asset-BackedCommercialpapermoneymarketmutual，FundLiquidityFacility。amLF)的获得也变得更加困难，商业票据融资便利(commercialpaperFundingFacility，CpFF)虽然延期到2010年2月1日，但是被使用得越来越少。现在只剩下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便利(termasset-BackedSecuritiesLoanFacility，taSLF)和购买长期债券。
央行收缩其资产负债表相对复杂一些，根据央行是否积极干预其资产负债表，可以把退出战略大致分为两类：被动型和主动型。退出信贷宽松政策比退出定量宽松政策要容易一些，信贷宽松政策是内生的，不需要央行特别的干预，随着经济和金融状况的改善，银行会自动减少对央行货币的需求，被动的退出战略会凑效。
主动的退出措施包括：央行停止购买债券；直接在市场或者通过反向回购协议出售先前购买的资产；出售在危机以前获得的公共债券；对各种融资便利施加更严格的申请条件；终止融资便利；提高利率。美联储可以选择发行债券，重新启动美国财政部的附加融资计划(SupplementaryFinanc-ingprogram，SpF)。
(四)退出的时机
退出必须及时，这需要采取渐进方式。这是因为：一方面，大规模地收缩流动性将造成巨大的货币政策冲击，在债券市场或者商业票据市场出售证券将引起证券市场动荡，恶
化企业的融资环境。太快或太突然的退出，将使经济复苏终止，给贷款者带来巨大损失。另一方面，超宽松货币政策如果延迟退出，将增加未来通货膨胀的风险，给金融市场播下不稳定的种子。
escfiv6(2009)指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提前退出的福利损失和通货紧缩的风险非常大，容易促使经济陷入w型衰退。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还没有修复，现在不宜退出，将来出现超级通货膨胀的风险微乎其微。
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功能的丧失、汇率因素使退出战略的制定比较复杂，最大的挑战就是确定退出的时机。这取决于该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状况。由于全球经济前景依然不确定，经济增长还比较脆弱(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宁可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不要匆忙退出。
非常规措施的退出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措施的可逆转性。事实上，很多措施可以自动退出。一旦货币市场功能恢复，市场参与者就会寻求银行间的同业拆借市场，对央行资金的需求自然会下降，央行资产负债表也会相应收缩。另一方面，收缩速度也取决于央行购买资产的期限。如果央行持有的主要是长期资产，将来这些措施的退出将充满挑战，金融市场功能很难恢复到正常状态，也提高了中长期通货膨胀的风险。
(五)退出时与公众的沟通
为了让退出战略有效，必须加强同公众的沟通，引导市场预期。投资者可能会担心政府财政状况的可持续性，这无疑会推高长期利率。出于同样的原因，家庭可能预期未来税率会提高，他们会选择储蓄而不是消费。这无疑会给经济复苏蒙上阴影。
Gonz61ez-p6ramo(2009)指出，市场普遍担心央行不能在恰当的时候解除以前的非常规措施。这种担心是非常合理的。黄金、石油等商品价格的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确实存在对通货膨胀的担忧，非常规政策可能是“自我失败”的。退出时实行的一个措施，可能被市场误解为其他所有刺激措施也将马上退出，从而导致市场反应过度。对市场可能会产生过度反应的恐惧，反过来又使央行推迟实行某一具体措施，错过最佳的退出时间。
这些风险意味着央行必须在沟通上多做文章，要详细解释实施每个退出措施的理由。货币政策透明度和可理解性对于增强货币政策目标的可信度至关重要，而中央银行的信誉对于稳定通货膨胀预期有重要影响。一个明确的、容易被理解的退出战略将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但是tesfaselassie(2009)也强调，在基本面仍然面临着很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预先公告政策退出的时间表是很危险的。预先公告退出战略将过早地导致利率上升，使脆弱的经济复苏蒙上阴影。在此情况下，制定一个明确的政策退出时间表是不恰当的。但是，政策当局在作决策时，需要向公众交代面临的各种经济指标和数据，以及政策退出的原则。
(六)退出时与财政政策的协调
危机爆发以后，很多国家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些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不可持续，这意味着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政策调整。在相同情况下，财政政策退出时间延误越长，货币政策退出的冲击就越大。从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债务规模来看，财政政策延迟退出可能会导致市场形成新的通胀预期。因此，将来削减财政支出明确的、可信的承诺是央行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保障。
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退出会直接影响政府债券的收益率，还可以间接地通过影响经济活动进而影响税收。提高利率，市场对政府债券的需求会下降，政府融资会变得困难，增加政府融资的成本，提高政府的债务负担。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和私人部门的救援计划是不能无限继续下去的，政府应该尽早设计财政政策退出战略。相对于货币政策而言，刺激性财政政策的成本更大，也不够灵活，而且，财政政策延迟退出会对债券市场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有效地削减财政赤字将减轻通胀压力，可以使央行继续维持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复苏。因此，最好是刺激性财政政策先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随后退出。
(七)退出时的国际协调
相对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退出的国际溢出效应要强得多，也受到更多的关注。DeGrauwe(2009)指出，由于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非常高，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制定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挑战。超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如果没有国际协调，国家间的货币竞争会导致搭便车现象。另外，如果几个国家同时紧缩货币政策，乘数效应会放大这种冲击。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有些应该早退出，有些应该晚退出。早退出的国家只有在相信晚退出的国家会在“恰当晚”的时候退出时，它们才会选择早退出。要使早退出和晚退出的承诺可信，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大国必须考虑他们的行动带来的外部性。
munchau(2009)对美国和欧元区之间退出政策缺乏协调表示担忧。由于欧元区的通货膨胀预期比较稳定，而美国的通货膨胀预期在上升，这将导致国际资本市场动荡不安。投资者可能会将美元资产转化为欧元资产，导致欧元兑美元汇率继续攀升，使全球经济陷入另一场动荡。
二、欧元区和美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战略
(一)欧元区的货币政策退出战略
整体来看，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退出没有技术上的障碍。非常规措施主要有5个，退出战略相对简单。(1)中央银行以固定利率为银行提供充足的流动性。这些措施有内在的退出机制，由于这些操作事先都规定好了到期日，在时机成熟时，只需要通过传统的再融资操作替代这些措施就行。(2)扩大抵押担保资产的范围。欧洲央行已经明确指出，扩大抵押品范围是暂时的，该项措施会在2010年12月终止。(3)将公开业务操作时间延长。该项措施会自动淘汰。(4)提供外币流动性。这个措施已经开始退出，欧洲央行宣布，由于对该项业务需求不足，决定停止提供外币流动性。(5)直接购买有抵押的银行担保债券。由于这些债券并不影响货币政策执行情况，没有必要采取专门措施处置这些债券。因此，欧洲央行可能持有这些债券直至到期，让其规模逐渐萎缩。当然，也可以逐步地抛售。
利率政策的退出也不复杂。在提高再融资利率之前，欧洲央行可能轻推货币市场利率上升，有4个直接和间接的措施可供选择。首先，可以将存款利率调整至再融资利率附近；第二，通过反向再融资操作紧缩货币市场的流动性；第三，发行欧洲央行债务凭证；第四，全部或者部分取消以固定利率提供流动性的计划。
(二)美国的货币政策退出战略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09年－7月21日披露了美联储的退出战略。他指出，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随着经济的复苏，联储需要紧缩货币政策以防止将来出现通货膨胀。退出战略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管理密切相关。当联储对外提供贷款或者购买资产时，资金进入银行体系，最终会出现在银行和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在联储的准备金账户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银行在联储持有的准备金会自动收
缩。随着金融状况的改善，银行会减少对联储短期贷款资金的需求，进而导致联储资产负债表收缩。即使联储资产负债表短期内不能大规模削减，也有紧缩货币的措施：对准备金支付利息，减少准备金存量。2008年秋季，国会已经授权联储对银行在联储的准备金支付利息。提高对准备金支付的利息，会影响短期市场利率，包括联邦基金利率，货币和信贷的增长会下降。
如果这一招不凑效，还可以减少准备金、紧缩过剩的流动性，有4个措施可供选择，每个措施都可以提高短期利率，限制广义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增长。(1)安排大规模的反向回购协议。联储首先将证券组合出售给金融机构，一段时间以后以稍高的价格回购。(2)启动附加融资计划(spF)。美财政部出售债券，将收益存到联储账户。当投资者购买债券时，财政部在联储的账户存款增加，银行在联储的准备金账户余额下降。(3)利用国会的授权，向银行发行类似定期存单的凭证。(4)如果有必要，联储可以在公开市场出售一批其持有的长期证券。
三、imF倡导的政策退出原则
imF(2009)提出了政策退出原则，虽然这些原则是针对所有刺激政策的，但是对我们单独制定超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战略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这些原则分4个方面，共有7条。
(一)一般原则
原则一：退出时机应取决于经济和金融体系状况，对于需求提升和金融体系修复，宁可给予进一步的支持。沟通策略及其应急计划有助于确定预期，缓解市场恐惧。只有在金融体系出现持久稳定和私人需求增长可持续时，刺激政策和其他反危机支持措施才应取消。
原则二：除了一些例外。财政状况的改善是首先要考虑的，因为货币政策更容易调整以达到理想的整体刺激水平。实现财政状况的可持续性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比货币政策正常化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应尽早制定财政政策的退出战略，并与公众进行沟通。一旦私人需求开始复苏，赤字减少和债务管理措施就应该开始实施。
(二)财政政策退出的原则
原则三：财政政策退出战略应该透明、全面，现在就要与公众清晰地沟通，目标是在一个明确的时期内，将公共债务降低到审慎水平。
原则四：财政收支平衡是财政政策调整的关键，财政政策调整首先要确保危机时期的财政刺激措施是临时的。一旦经济充分走强，危机时期刺激经济时使用的临时措施就该终止。
(三)货币政策和金融部门支持政策退出的原则
原则五：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并不一定在提高利率之前取消。维持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措施，并不一定阻碍利率的提升。事实上，在非常规货币刺激政策完全退出前，可能需要提高利率。
原则六：经济状况、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市场机制将决定何时以及如何取消对金融部门的政策支持。国际经验表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在系统性金融危机后会存在一段时间，金融部门支持政策的退出步伐应该稳健，以避免市场混乱。
(四)国际政策外溢和跨境合作
原则七：制定可信而且一致的退出政策，强调沟通并考虑政策外溢，这将对所有国家有利。协调并不一定意味着同步，但是缺少政策协调将会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一般而言，不同国家经济前景和继续实行刺激政策的需求差异非常巨大，这表明不同国家需要选择不同的退出路径。国际间退出计划的信息交流，将大大提高政策退出过程的信誉度。
四、对我国的政策建议
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国务院推出了扩大内需的十大措施，各部委、省市区都相应地推出了各自的刺激措施。2008年第4季度货币政策开始进入宽松时期，央行迅速、大幅度降低了存贷款利率，2009年m1、m2和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高速增长，信贷环境十分宽松。宽松货币政策如何退出也成为国内关注的焦点，根据前面的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1.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退出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企稳回升的态势，随着经济的复苏，信贷扩张带动的投资、消费增长会推动将来国内物价上涨。同时，由于全球主要国家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升很快，加大我国输入性通货膨胀的风险。另一方面，宽松的信贷政策加上境外热钱的流入，导致我国资产价格上涨压力非常大。如果任由这几方面发展，将来必然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政策的调整和退出是必然的。
2.注重和财政政策退出的协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2009年井喷的信贷中，有很多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持的项目，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周期一般比较长，如果突然削减信贷，必然导致许多烂尾工程，进而影响银行贷款的质量和经济增长。
3.货币政策退出不是简单地恢复到危机以前的状态，而是要把货币政策退出与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相结合起来。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
4.退出的基本原则应该尽早制定，保持政策的透明度，及时与公众进行沟通。欧元区和美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正式终结，但是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未雨绸缪，已经着手货币政策退出的各项技术准备，保证渐进、及时、成功地退出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可以借鉴欧美的经验，尽早着手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各项准备。由于经济发展高度的不确定性，退出政策会随时调整，退出战略一定程度的模糊是不可避免的。在制定退出战略时，可以不宣布明确的时间表，只宣布一些退出的原则以及政策当局制定退出战略时考虑的因素。
数字货币策略篇7
在英格兰银行的建议下，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人员提出并开发了一个法定数字货币原型系统，即中央银行加密货币（CentrallyBankedCryptocurrencies）――RSCoin系统。
对于这一有一定典范性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原型构想，实有研究的必要。本文详细分析了RSCoin系统的核心功能、体系架构、关键实现技术和交易模型，对其功能扩展进行了展望，并且在此基础上对RSCoin的优缺点进行了剖析。
RSCoin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模型具有较好的借鉴价值，但作为法定数字货币的生产系统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进一步完善。RSCoin系统概述
RSCoin项目的研发者认为，比特币不适用于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的应用场景，这源于比特币内在机制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包括如下方面：一是比特币网络的可扩展性差，无法承载大容量、高速率的货币交易，目前比特币网络中每秒最多进行7笔交易；二是去中心化的货币发行体系，导致中央银行无法对货币供应进行宏观调控，比特币本身的价格极度不稳定，不利于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上的应用，尤其是不利于在货币上使用。
针对以上问题，RSCoin的设计目标是站在中央银行的视角，实现一种受中央银行控制的、可扩展的数字货币，为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提供一套发行流通的参考框架和系列准则。
RSCoin解决方案的核心内容主要有：
一是将货币的发行和交易总账的维护分开，采用中心化的货币政策，货币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而交易账本分布式存Γ由多个可信的mintettes（可理解为商业银行）来记录维护，最后由中央银行进行统一对账和管理。简言之，系统总体设计采用了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二元分层体系结构，基于区块链技术实现了分层管理的分布式账本；
二是mintettes由中央银行授权接入系统，中央银行对mintettes的行为进行审查，故不需要采用比特币的工作量证明来达成共识；
三是RSCoin采用了一种称为两阶段提交（two-phaseCommit：2pC）的共识机制来进行分布式记账，使得每秒可处理的交易能达到2000笔，通过提高mintettes的数量，每秒可处理的交易上限还能不断提高，从而实现了系统的可扩展性。RSCoin系统实现技术
RSCoin系统中包含中央银行、mintettes和最终用户三类角色，其总体结构如图1所示。中央银行完全控制货币的产生，并通过生成全局账本（higher-levelblock）向整个系统最终交易数据，全局账本是最终交易账本。中央银行对mintettes进行授权认证，并定期向整个系统授权的mintettes列表。
mintettes得到授权后，在某个时间周期内负责维护交易账本。mintettes收集、校验用户提交的交易信息，经验证的交易由mintettes打包生成低层账本（lower-levelblock）。mintettes定期将低层账本交易数据提交到中央银行，由中央银行汇总生成全局账本，并对外确认的交易数据。
最终用户和央行之间不直接发生信息交互，而是通过mintettes这一中间层代为传递，汇总交易记录；央行更多是冲突调解者、最后确认人，以及全局账本这样一个角色。
RSCoin和比特币类似，采用的不是基于用户账号余额这样的系统设计，而是基于交易流水（UtXo），即系统只记录有效的转账凭证（可以拿支票做类比），只要用户能够证明其合法持有该转账凭证，就可以把该凭证转让给其他人。
RSCoin采用了分片的设计思想来提高系统的处理能力，具体做法是把mintettes分为若干小组，每组mintettes只维护系统全局账本中的部分；然后把需要处理的交易按照一定的规则分发给不同的mintettes小组进行处理，从而提高整个系统的处理能力。这也是淘宝、微信这类高负载、海量数据的系统通常所使用的方法，而这类系统的难点是要解决数据一致性的问题，在RSCoin中，就是要解决“双花”的问题。
RSCoin系统的另一部分扩展性来源于，系统让最终用户承担了较多的任务，很多的信息同步和协调工作是由用户来完成。举个例子，可以通过让用户自行办理的办法实现跨行转账系统：银行之间不直接传递交易信息，而是由转出行给用户出具证明（由加密算法保证其不可纂改），用户再跑去转入行执行存款，最终实现跨行转账，减轻银行跨行信息系统的压力。
下面以用户发起一笔转账请求为例，描述RSCoin系统的交易模型（见图2）：
（一）用户首先找到自己的转账凭证，然后根据该转账凭证上的编号，根据一个确定性的规则得到该转账凭证的所属mintettes组，类似于根据身份证号我们能推算出出生地。因为一个mintettes组只持有部分账本数据，所以正确找到保存该转账凭证的mintettes组是必须的。
（二）然后用户发送自己合法持有该凭证的证明（即用户签名）给一个mintettes组中的所有成员，该组成员各自核准并给用户出具证明（mintettes的签名）。
（三）用户收集到足够多的mintettes签名后，就可以把所有mintettes签名连同凭证和自己的签名一起发送给本次交易接受方的mintettes组中的一个，获得一个确认签名。
（四）对于用户而言，转账过程到此就完成了，最后得到的这个签名可以作为转账完成的证据。
对于接受交易的mintettes而言，还要负责把该笔交易数据写入到其所在mintettes组的低层账本中去，最后再统一汇总到央行的全局账本中。
RSCoin的论文中没有涉及在一个mintettes组中，各个mintettes如何互相同步保证数据一致性，也没有谈及mintettes的账本如何汇总到央行的账本，二者恰恰是最需要关注的部分。
如果忽略上述两个未被描述的细节，RSCoin还是能实现如下的安全标剩阂皇敲挥蟹⑸货币“双花”；二是不可否认记账：用户收到的来自交易输出所有者mintettes发送的确认信息后，交易一定会被加入到账本。若交易未加入到账本，该确认信息可用于投诉mintettes；三是定时的个人审计：用户有查看mintettes的低层账本的权利，以确保mintettes没有做出违法操作；四是普遍的审计：任何有查看权利的用户都能查看mintettes的低层账本，而mintettes不能进行篡改、遗漏、添加交易等行为；五是任何有查看权利的用户可以监察mintettes是否正确遵循协议，而这可以作为mintettes获得交易费多少的证明。RSCoin系统功能扩展
根据中央银行需要，通过在基本RSCoin系统基础上设计运行机制、修改系统运行参数，可以实现一些扩展功能。
（一）激励机制。通过设计适当的激励机制，mintettes会完成更多的工作，例如生成更多的低层账本，减轻中央银行的负担；可以要求mintettes在中央银行缴存交易准备金，并规定mintettes只能校验小于准备金大小的交易金额，mintettes如果有不诚实的行为就会受到惩罚等。
（二）快速交易确认。中央银行定期包含该周期内所有交易的全局账本，在这个时间点交易会被正式记录到账本中。但mintettes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周期内就提供证明，证明用户的交易是有效的，并且对用户承诺交易会被记录到中央银行的账本中，用户可以在一个记账周期内进行多笔交易，而不像其他加密数字货币需要等待区块链生成几个数据块后才能确认交易，这样处理使得用户体验更好。
（三）多重银行与外汇。如果多个中央银行采用此框架部署自身的数字货币系统，全球用户就可以使用不同的数字货币进行交易。这些货币之间保持独立性，中央银行不能跟踪其他中央银行范围内的交易。在第三方机构介入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外汇兑换交易。RSCoin系统优缺点分析
RSCoin采用多项独特设计以区别于以往的加密数字货币：
（一）中心化货币发行。RSCoin模型框架与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数字货币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货币可控发行。在RSCoin模型设计中，中央银行使用密码技术控制数字货币的生成，货币生成后存放在中央银行，由中央银行实施集中管控，并根据策略向mintettes或最终用户投放。这种可控发行机制的设计能满足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的需要。
（二）分布式账本维护。RSCoin模型框架采用货币发行控制与账本维护相分离的设计，mintettes由中央银行授权进行交易账本的维护，采用分片策略为每个授权机构分配用户，以增加可靠性和安全性。
（三）交易容量可扩展。通过分析消息交互情况，在理论上可以得出交易处理容量会随着mintettes数量的增加而线性增长的结论。这意味着mintettes数量越多，系统交易容量就会越大。其原型系统在亚马逊云上的测试结果表明，在3个mintettes的情况下，系统交易的容量为每秒400笔左右。每增加一个mintettes，交易容量每秒增加66笔左右，部署30个mintettes，可提供2000笔/秒的交易容量及少于1秒的交易速度。
（四）交易账本可审计。RSCoin使用交叉日志机制保证账本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和可审计性。日志内容包括授权机构与用户交互、用户提交交易凭证等关键行为的签名记录，任何试图修改交易记录或攻击行为都会造成日志信息不一致，中央银行或审计机构就能及时发现问题。
但RSCoin也存在如下一些不足：
（一）RSCoin使用二层分布式账本，通过增加mintettes数量提高系统的处理能力，但并没有减少总账本的数据量。而对于更为庞大和复杂的系统，总账本的数据量和系统的可靠性及效率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RSCoin对此仅做了简单的处理，并未深入探究；
（二）在二层分布式记账方法中，RSCoin将大量的对账工作交由中央银行来处理，中央银行可能成为系统的瓶颈，因此这一方案是否最优也有待商榷；
（三）RSCoin没有进一步对中央银行应该如何对账、中央银行对账结果如何反馈给底层mintettes进行描述，从协议角度看是不完备的；
（四）RSCoin照搬了比特币记录交易流水的记账模式，没有使用银行业应用的复式记账法，因此有观点认为银行业务人员是否习惯这种体系，有待观察；
（五）RSCoin只是一个概念原型系统，并未能实现现实世界中的众多支付、交易功能。
从业务角度出发，RScoin隐含了一个全局账本，即央行负责每笔交易最终的确认，这就存在着全社会统一账户体系的概念，对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的二元体系有可能构成冲击。
另外由于采用的是DLt技术，而且是记录交易的UtXo方式，所以身份认证是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会带来狭义银行的风险及另起炉灶的质疑。为解决这些潜在的问题，笔者给出了数字货币钱包基于银行账户分层并用的思路，希望借此可将数字货币这一业界宠儿有机融入现存体系。
法定数字货币当然不会依赖于某一特定技术，包括区块链。但不管怎么说，RSCoin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模型具有较好的借鉴价值，比如金融区块链联盟R3提出的Corda模型在架构上隐含了对其思想的参考。
数字货币策略篇8
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
（一）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的概念
财政平衡是指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在总量上相等。如大体相等，可称为基本平衡。财政赤字是指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差额，会计上将其用红字表示，所以称为财政赤字。财政平衡和财政赤字通常按财政年度计算，我国的财政年度与日历年度相同。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收支相等，也就是财政平衡；二是收大于支，即存在财政结余；三是支大于收，发生赤字。从我国和其他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在编制预算时，三种情况都可能出现，但预算执行结果收支完全相等、分毫不差的情况几乎没有，不是收大于支，就是支大于收。因此，只要收支相差不多，就可以看作财政大体平衡。
（二）赤字与赤字预算
财政赤字是一种统称，出现财政赤字又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编制预算时就是支出大于收入，留有一块缺口，这是事先有计划地安排的赤字，这种预算称为赤字预算；另一种是预算安排中并没有赤字或者赤字数额很小，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使收入减少或支出扩大，结果出现赤字或增加了赤字的数额，这种执行中出现的赤字也称决算赤字。
预算是平衡的，决算出了赤字，一般来说只是个别年份因天灾或工作失误等而造成的。而赤字预算则一般是和赤字政策相联系的，因为有某种需要，政府事先有计划地安排了赤字的使用方向，以达到刺激经济发展、扩大就业等目标。
（三）长期平衡与当年平衡
一般讲财政平衡，多指当年的财政收支平衡。近几十年来，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长期平衡的观点，他们认为财政的运行不是孤立的，而是要与经济周期相适应，因此，追求财政平衡也不能只着眼于当年，而应着眼于长期的平衡，在一段时期内，有些年份出现赤字，而另一些年份有结余，从整个时期来看，只要总量大体平衡，就可以认为是财政平衡。
（四）财政赤字的不同口径
如何计算财政赤字的数额，不同国家使用的口径有所不同，最常见的有以下两种口径：
第一种：赤字（结余）：（经常收入+债务收入）-（经常支出+投资支出+债务支出）
这一公式又可表示为：赤字（结余）=（经常收入-经常支出-投资支出）+（债务收入-债务支出）
这里首先明确一下公式中的概念：经常收入是指政府通过税收等法定渠道所取得的财政收入；经常支出是发挥政府基本职能所安排的支出；投资支出是与固定资产形成直接有关的支出；债务收入包括国家在国内外发行的债券收入、向国外或银行的借款收入；债务支出是指还本付息的支出。显然这一公式所表示的赤字就是我国通常所说的“硬赤字”，即国家通过举债手段仍未能弥补上的入不敷出硬缺口。
第二种：赤字（结余）=经常收入-经常支出-投资支出
按照这一口径计算，如果出现了财政赤字，说明财政在其正常收入的数量规模之外，多支出了一部分资金，这部分资金通常是通过政府举债来弥补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软赤字”。
这两种口径的差别就在于是否把年度债务收支计入正常财政收支的范围。各国对债务收支的处理方法是不相同的，日本把国债收入列入国家岁入之中，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多不把公债收入作为正常的财政收入。1993年之前，我国是采用第一种口径计算财政赤字的。1993年以后，已经改为采用第二种口径了（但在付息支出的处理上仍与西方通行口径有差别）。
（五）中央、地方、全国财政赤字及赤字占gdp的比重
多数国家的预算是分级编制的，中央政府预算中的赤字，称为中央赤字；各地方汇总的地方预算中的赤字叫做地方赤字；全国财政赤字就是将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汇总后，将两部分赤字（结余）相加后的全国总赤字。
一般而言，各国中央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很多，而地方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很少。这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其借债能力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一旦出现赤字要通过以后年度压缩支出或增加税收来弥补。像美国，近十余年来联邦政府几乎年年是赤字，而州和地方政府则基本是略有结余的。按照我国《预算法》的规定，地方政府在编制预算时是不能出现赤字的，在实践中地方出现赤字的情况也比较少。
衡量一个国家财政赤字的多少、财政状况的好坏，进行财政赤字的年度间或国际间比较时，通常采用赤字额占gdp比重这一指标。
赤字额占gdp的比重，即是将赤字数额与gdp进行对比，它反映财政收支入不敷出的程度和财政稳固状态的区间。一般认为这一指标的警戒线是3％一5％。
（六）安排财政收支的原则
在编制财政预算，安排财政收支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原则。一种是“量入为出”，就是根据收入能力来安排支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另一种是“量出制入”，就是根据支出需要来组织收入，“要办多少事，去筹多少钱”。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量入为出”作为安排财政收支的原则。但在实践中，有时必要的支出无法压缩到收入能力之内，仍然会出现财政赤字，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绝大多数年份出现赤字，就是这种无奈的结果。
因此，对“量入为出”和“量出制入”的理解不能绝对化。“量出为入”并不是要满足所有的支出需要，关键是要合理地确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安排支出时从当时当地的经济水平和人民负担能力等方面综合考虑。“入”应该是按照政府履行职能需要积极组织的收入。从逻辑上说，政府理财在收支规模方面第一个层次的原则应是在明确政府合理职能范围和必要支出任务的前提下设计筹措财力的通盘框架，即“量出制入”；而后，应在财政常规运转、安排落实具体项目的层次上量力而行，以收定支，即“量入为出”。这样，量出制入和量入为出是在先后两个层次上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原则，积极组织收入和合理安排支出实际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偏废。
财政赤字的弥补
（一）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方式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所实行的经济制度各异，形成财政赤字的原因和赤字计算口径不一样，因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也有差别。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3种：第一，用往年财政结余弥补；第二，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第三，发行公债，以债务收支弥补赤字。
1.往年财政结余弥补赤字
“所谓财政结余，并不是结余钞票，而是结余相应的物资”。①运用上年结余弥补当年赤字，只要是真实的结余，便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来源。利用财政结余弥补赤字不会影响银行信贷规模和货币发行量，也不会引起债务负担。但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状况看，从1979年至今实际上只有1985年略有结余。因此利用财政结余弥补赤字在实践中无法实现。
① 《陈云文稿选编（1952-1962，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2.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
财政向银行透支是指财政从银行取得资金用以弥补财政赤字的一种方法；财政向银行借款则可看做是有偿透支，即付息借款。在我国，两种方法的效应实质上差别并不太大。这种弥补方法具有三种运作过程和后果：
（1）如果银行是用压缩原有贷款办法或用银行存差向财政垫支，这种垫支都是有物质作基础的，货币发行可以保持在经济性发行范围内，对整个宏观经济的总供求平衡不会产生冲击。
（2）如果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部分超过了银行承受能力，这时超出的部分将引致银行的非经济性货币发行，而这部分“财政发行”是没有物质保证的，这将引起需求总量膨胀的不良后果。
（3）如果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银行完全没有承受能力，这时，完全靠毫无物质基础的非经济性货币发行来弥补。这将造成流通中的货币量非经济增长，使社会购买力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
90年代初，考虑到银行业务发展情况和体制改革深化等因素，我国已明确规定不得再采用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
3.发行公债弥补赤字
通过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是现代各国的普遍作法。尽管各国财政赤字形成原因和发债自的是不尽相同的，但各国发行国债的绝大部分实际上都是用于弥补政府财政赤字。尤其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发行内债弥补赤字。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多，资源贫乏，生产力低下，仅靠国内筹集弥补赤字的能力有限，还向国外发债弥补赤字。用公债弥补财政赤字，实质上是将不属于国家支配的社会资金在一定时期内转为国家使用，是社会资金使用权在一定时期内的转移和使用结构的调整。以发行公债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只要合理掌握，一般不会影响经济正常发展。这主要是因为：
（1）发行公债只是将部分社会资金的使用权暂时转移，使分散的购买力在一定期限内集中到政府手中，不会改变流通中的货币与可供物资的对应关系，因此，适度的国债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2）公债的认购通常实行自愿的原则，通过发行公债获取的资金基本上是社会资金运动中游离出来的部分，即社会暂歇的资金，将这部分资金暂时集中使用，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但是，不能把公债视为可以无限制使用的弥补财政赤字手段。当财政赤字长期、连续、大量发生，债务规模超出合理区间，形成债台高筑局面时，就可能引出危机性的后果。而且，社会闲置资金是有限的，国家集中过多往往会侵蚀经济主体的必要资金，从而降低社会经济生活的活力与效率。
（二）我国财政赤字弥补的概况
1993年以前，由于我国的赤字是财政的经常性收入与债务收入加在一起之后，仍然入不敷出的硬缺口（硬赤字），当这种赤字发生时，因国债收入已经打入预算收入，弥补硬赤字只有两条途径。一是运用过去年度的财政结余，从我国实际情况考察，这种方式余地极小，因为1979年以后连续出现赤字，已经没有结余可利用。另一条途径是向银行透支或借款，这种弥补方式容易引起“赤字货币化”的通货膨胀。例如1979～1980年发生较高额的赤字，按硬赤字口径计算，1979年为170.67亿元，1980年为127.05亿元。1980年财政向银行透支额的年末余额为170.2亿元，引起了当年和下一年度的货币发行量较大幅度的增加和零售物价指数的上涨，1979～1980年零售物价指数共上涨8％。1994年，国家规定财政不再向银行借款用以弥补赤字，财政赤字完全依靠国债弥补，至此，我国财政“硬赤字”计算口径不再存在，结束了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的方式。1994年以后的财政赤字全部以发行国债弥补。
财政平衡与社会总供求平衡
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国民经济得以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它是一种复杂的动态过程，包括国民经济中的物资可供量（有效供给）与社会购买力（有效需求）数量相当、结构适应、流通顺畅。社会总供求的平衡是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
社会经济运行动态过程中，影响平衡的因素来自各个方面且千变万化，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平衡只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错综复杂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矛盾，使之不断达到相对的平衡。
一般来说，企业和居民只能在自己的收入范围内安排支出，即使发生借款也只是收入支配权的暂时转移。能够创造购买力、影响需求量的只有两个手段，就是财政和金融。财政和信贷的收支都是货币收支，是整个社会货币流通和资金收支与分配的两道“闸门”。
在我国，一方面银行财政金库，财政的存款是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银行向财政缴纳利润或税收，并且购入财政发行的债券。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相当一部分是由财政和银行共同提供的。不论是财政出现赤字，还是信贷出现了不平衡，都会影响到社会总供给的变化。所以要保持总供求的平衡，宏观层次上的关键就在于管好这两道“闸门”。当我国取消了财政向银行透支的渠道以后，实际上财政赤字已经不能直接引发总需求的扩张了。但这时财政赤字仍然可以通过各种间接的渠道，引起银行过多发行货币和需求膨胀。
应该看到，50年代的“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方针，是与我国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1949年建国后，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下，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加快工业建设的进程，国家只能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统一调度使用，为此实行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从生产、流通到分配、消费，都是通过政府的计划直接进行控制和调节的。国民收入除了劳动者的必要消费部分外，绝大部分由财政集中起来统一分配，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的需要。这种体制决定了财政对国民经济总量平衡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时，只要财政收支能保持平衡，整个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也就有了基础条件；而如果财政不平衡，就会很快引起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平衡。所以，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二十年来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践，我国经济与旧的计划经济相比，在很多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政府计划与调控经济的方式发生变化，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已经很小，市场机制正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中发挥着作用。
（2）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在经济运行中自主经营，展开竞争。目前我国非国有经济成份在产值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国有企业正在实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调整结构为目标的战略性改组。
（3）通过对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个人收入大幅度增长，城乡居民的个人消费和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大提高，已经对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构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4）随着银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巳形成了中央银行调控下较完整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信贷资金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货币政策成为调控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状况的有力杠杆。
（5）国际收支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显著上升，随着对外开放，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np的比例巳由1978年的不足10％，上升到接近40％，1979～1997年间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近35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收支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形势对国民经济及总供求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6）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的周期波动“自然节律”因素，在我国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正因为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这些重大的变化，财政虽然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仍然处于重要地位，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可以决定国民经济的总体平衡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是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两者应该、也必须互相配合，来调节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平抑经济周期性波动以尽量避免或减少其对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损害。因而，在这一总目标下，我们就不能孤立地追求财政的平衡，而是要特别注重财政与金融的协调平衡以及社会总资金运行与社会供求总量与结构的综合平衡。为了这个目标，有时还需要财政或银行在不同年度采取紧缩或扩张的政策，这与财政平衡方针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经济的市场化以及经济情况的复杂化，决定了今天综合平衡的调控手段要由过去的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控为主，调控对象也要由过去对实物形态的指令性安排为主转变为以价值形态的杠杆调节为主。但是，这些并不能否定综合平衡思想的内核。
回顾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国民经济的供求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出现较大波动的时候，人们就肯定和重视综合平衡的理论，并据以进行经济调整；当经济调整恢复了平衡，国民经济顺利运行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时候，就往往出现否定和抛弃综合平衡理论的倾向；当因此而使平衡关系遭到破坏，便又开始一轮新的循环。这种历史现象，一方面说明社会总供求平衡与宏观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说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容易导致国民经济出现反复，甚至付出高昴的“学费”。
在我国已经走向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经济周期”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如何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减少它带来的损失，即实行“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是我们必须着力探讨的重大课题，并且要跳出计划经济下固守年度财政收支平衡的框子，把眼界进一步扩展到跨年度、跨经济周期的相机调控及动态中与货币政策、国际收支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全方位协调配合。西方各国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配合实施反周期调节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90年代中期我国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成功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和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实践，是在新时期通过宏观调控寻求总供求平衡的典型事例。
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
（一）关于财政赤字对经济影响的基本观点
关于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人们的认识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
1.西方经济学对财政赤字经济影响的不同论点
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家认为赤字对经济会产生“坏”的影响，因此对赤字持否定态度，认为赤字是战争、自然灾害使经济遭到破坏所产生的结果，财政赤字只是加大了政府的非生产性支出，沉重的赤字拖累迫使国家滥发铸币和纸币，造成的后果，一是赤字会降低资本积累，减缓经济发展过程；二是赤字会引起货币贬值，使人民蒙受灾难。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却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有效需求不足，大量失业者存在，因而执行赤字政策，扩大支出刺激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可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之目的。他们认为赤字财政是一种财政政策工具，当经济周期处于谷底状态时，政府可以通过反周期的赤字财政政策，使经济爬出谷底恢复繁荣。从资本主义实践看，凯恩期主义理论确实拯救了30年代陷于“大萧条”中的资本主义经济。
而7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中滞胀的出现，新的一些经济学派又开始否定凯恩斯的理论，认为财政赤字是一种公害，它引起通货膨胀，抬高利率，导致贸易经常项目的逆差，对私人投资具有排挤效应等。直至目前，对财政赤字的经济影响仍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2.我国理论界对财政赤字对经济影响的看法也存在分歧
持否定态度的认为，财政赤字有百害而无一利，它导致通货膨胀，形成虚假购买力，加剧消费与积累比例的失调等等。另一种意见认为，上述认识过于绝对化，无法解释我国近二十年间连年赤字但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仍取得重大成就的现实。对财政赤字的利弊不能一概而论，对财政赤字是否导致通货膨胀，是否能成为调节总供给的手段之一，等等，都要进行具体分析。在一定条件下，财政赤字也有积极作用的一面。
（二）财政赤字对经济影响的一般分析
1.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
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1）财政赤字由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财政向银行透支是当财政出现赤字时靠银行资金来弥补，财政对银行既不还本也不付息。“借款”是指财政与银行之间形成资金借贷的权责关系，即有借有还，并支付利息，但实际上8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向银行借款后主要是支付一定的利息，尚未还本，因此，在我国财政透支与借款实质上差别并不大。
第一，财政发生赤字向银行透支或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我国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是发生在由中央银行国库职能的情况下，也就是说根据制度安排，财政的一切收支都是通过中央银行帐户入库和拨付的，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这部分货币差额需向银行“借”。比如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100亿元，在财政借款帐户的借方记100亿元，在国库存款帐户的贷方记100亿元。这样就可以安排100亿元支出，并通过各种用途分别形成企业存款，居民储蓄或手持现金。可见，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的非经济发行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我们知道，随着经济的增长，货币的需求量也必须要增加，货币供给量就必须与之相适应，在新增的货币供给中，有一个由货币系统决定的基础货币增量，在这个限度内货币的发行都属于正常的经济发行，是有物质保证的。财政透支或借款如不超过这一限额时，就不会发生货币的非经济发行，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如果财政透支超过了这一限额，超过的部分必然会引起货币的非经济发行，即成为没有物质保证的空头票子，财政用这部分借款安排支出，无疑会造成社会需求总量的膨胀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赤字并非是通货膨胀的唯一因素，信用膨胀同样会造成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划等号。
（2）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的货币效应。
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的货币效应，应视不同的债权人而定。
第一，当购买公债的是居民个人或企业，包括商业银行时，一般来说只是购买力的转移或替代，这种公债的收入是实实在在的收入，是债权人把属于其支配的商品物资转移给政府支配的货币收入，是有物质保证的，因此不会产生增加货币供给的效应，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如果国家把公债投向国民经济急需的“瓶颈”部门和基础设施建设，一般来说将有利于改善总供给，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细节需要进一步分析，当居民或企业用储蓄或定期存款m2购买国债，通过财政支出转变为m1时，虽然m2口径的货币供给规模不变，但其中m1的规模却增加了，这种结构性变化，对市场均衡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二，中央银行购买公债实际上是货币发行，效应相当于“向银行透支”。它的传导过程是，中央银行认购政府公债，财政将公债收入用于支出，则中央银行的财政金库存款减少，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相应增加。商业银行有超额储备，就可能用以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如果商业银行在存款增加的同时并不扩大贷款规模，或中央银行认购公债的同时，相应地压缩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也不会扩大贷款规模，于是就不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
2.财政赤字扩大需求的效应
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
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购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
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
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销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销；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造成财政困难特别是中央财政困难，在基本建设投资资金来源中预算内投资的比重已显著下降，1996年和1997年仅为6.3％和6.4％，而企业自筹资金的比重1996年为45.7％，1997年为46.5％，国民经济的积累率与80年代初相比也不相上下，这说明在改革中通过多种措施扩大了非政府投资比重，尽管改革20年来连续出现赤字，但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并不明显。
（三）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赤字的经济影响的再认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再生产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都是由国家计划统一安排，与此相适应，一向是执行年度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在传统财政观念中，财政赤字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在我国即使偶而出现，也不过是经济工作一时失误的后果。事实上，改革开放以前，财政赤字也只是在少数年份出现。改革开放后，1979年出现了巨额赤字170.67亿元（硬赤字）和以后多年连续出现的赤字，以及不得不在年初编制预算时就打赤字，开始引起理论界和政府的关注。连年财政赤字形成的原因和财政赤字的经济影响，一直成为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探讨的热点。
数字货币策略篇9
在金融危机蔓延过程中，传统货币政策的作用被大大削弱。银行在危机中受到重创，功能下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被破坏，货币供应量急剧紧缩，使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同时，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传导机制也会失效。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世界各发达经济体为了快速走出危机，在常规货币政策无效的情况下，启用非常规货币政策，最典型的就是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在为国内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同时，也一步一步将全球带入了量化宽松时代。事实表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一方面使全球经济走出了阴霾，美国经济得到较好恢复;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全球资本流动性过剩、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价格快速上涨、通货膨胀高涨等负面效应。为克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2013年6月20日伯南克首次宣布美联储将逐步缩减购债计划，在2014年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此引发了美国国内外广泛的争议。2014年，耶伦成为美联储主席，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又有了新的变数。但随着世界经济复苏日渐明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将是必然的。目前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在于何时退出?采用什么样的退出机制、选择何种退出策略?在具体实施时面临哪些困难，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当前各国政府高层及全球投资者讨论的热点。然而，由于全球经济冷暖不一，经济复苏出现了分化的局面，这使得危机背景下的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选择变得异常复杂，既要考虑国际间不同经济体货币政策退出时机和力度的平衡，避免单一经济体过早或过晚退出可能带来的溢出效应，又要考虑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效应;既要防止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过早而影响经济复苏速度，又要避免退出过晚而使通货膨胀的压力过大。制定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评估体系是一个充满复杂的不确定性系统工程，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是如此，单独强调某一部分的作用，忽视政策的整体性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的关联性，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失误。
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机制:分析框架
(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时机、目标和工具
1.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时机
后危机时代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要以平稳退出为原则，以防止蔓生出诸多外部性问题。在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存在蝴蝶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常常会导致一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对其他国家造成严重的影响。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政策调整的灵活性和时滞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是不同的，有可能仅是冲击，也有可能会导致危机。因此，科学把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时机十分重要。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会使经济体系的流动性下降，资金成本上升，金融机构惜贷，实体经济部门的消费和投资减少，对复苏中的经济十分不利。2013年4月12日纽约黄金期货与伦敦现货金价格全线暴跌，创下2011年7月以来最低水平，同时也宣布金价正式步入熊市，主要原因是美联储会议的多位委员要求在年中缩减并在年终结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从历史上看，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往往是脆弱的，过早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约束经济增长所需的货币供给，抑制经济复苏，导致经济二次衰退。在应对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时，美联储运用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策略时就曾出现失误。1936年美联储因为担心美国的商业银行会运用存放在美联储的巨额准备金去发放贷款，有可能导致信贷扩张无法控制，美联储开始大幅度提高准备金率来吸收这些准备金，即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的失误断送了美国从1933年开始的经济强劲复苏，并引发了美国在1937-1938年间的经济衰退。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过迟，则会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一般来说，经济萧条时，市场缺乏信心使得广义货币增速较低。一旦经济恢复增长，伴随着市场修复和信心恢复，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就会逐渐激活，转化为实际通货。如果经济复苏后量化宽松政策退出过迟，就可能引发大规模通胀。因为经济复苏后，经济体中汹涌的流动性不仅会影响到实体经济，也会进入到一般商品市场、大宗商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带动各类资产价格上升，催生资产价格泡沫。以美国为例，美国股市的道琼斯指数从金融危机时最低的6469点涨到了2014年12月26日的18103.45点，创道琼斯指数历史最高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从金融危机时最低的1265点涨到了2014年12月26日的4814.94点。其原因就是，2001年9.11事件后，美联储长时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始终在低位徘徊，使得美国累积了大量的资产泡沫，随着泡沫的破灭，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如果当时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早一些退出，那么资产泡沫累积以及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
2.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时宏观经济指标的设定
确定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时机的关键是对宏观经济状况的科学判断。具体有四个标准:财政赤字率是否已经接近或者达到警戒线;就业状况是否出现好转;通货紧缩的压力是否消除;持续性的需求增长态势是否已经确立。
3.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时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
根据美国的经验，在常规的货币政策环境下，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币值的稳定。但在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而陷入衰退时，经济增长和就业就应当取代币值稳定而成为制定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伯南克曾多次表示，是否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取决于两个指标:一是失业率降至6.5%以下;二是通胀率升至2%-2.5%。达到这两个指标的关键因素是要看美国的经济表现。伯南克曾两次表态都指出:我们的政策绝不是预先确定的，而是取决于新的数据和经济前景。换言之，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前提条件是夯实美国经济的复苏基础，即美国经济在没有宽松政策刺激下仍能稳步改善，到失业率降至6.5%以下时，就可以考虑调整和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工具选择
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不仅具有不同的成本和风险，而且其宏观经济效应有较大的差异。当确定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时，央行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退出时的政策工具选择，工具选择的原则要有利于复苏阶段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质是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使基础货币供给增加，并且增加的规模超过维持现有利率水平需要的水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具有下列特点:一是央行货币投放规模尚未导致通货膨胀时，持续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和较高的储备水平。二是为了达到储备存款目的，央行运用购买政府债券的方式投放基础货币。三是根据市场上对流动性的需求，确定商业银行在央行储备存款的水平，并通过扩大央行负债的方式来实现。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各国央行主要采取数量宽松与信贷宽松的政策对资产负债表的结构进行调整，进行规模扩张。因此，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也主要体现为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再平衡，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因该政策的退出而导致经济出现再次衰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回收市场过度充裕的流动性。另外，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工具选择上，也应当小心谨慎，通常采用的工具主要是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例，公开市场回购和窗口指导等数量工具来实现回收流动性，降低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要尽量避免采用提高利率和再贴现率等价格工具。因为这类货币政策工具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市场主体的负担，导致消费和投资需求减少，使经济再次陷入衰退之中。从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践看，由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膨胀不会导致通胀上升，美联储既有撤出刺激措施的工具，也有能力回收流动性。因此，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工具主要选用公开市场出售美联储持有国债和证券，财政部发行短期票据回笼资金再存入美联储，进行逆回购协议、提高超额准备金率和将部分超额准备金转换成定期存款再存入美联储等。
(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路径选择
无论是从宏观经济的平稳复苏还是从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现实需要看，在经济复苏阶段，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应该是循序渐进的，退出策略应保持及时性和渐进性，即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要根据实体经济、金融市场和就业复苏状况分步骤实施。
第一步是自动退出。当金融市场融资功能得到恢复，一部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不断下降趋于停用，金融市场稳定的目标也基本实现，这时自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具备了基本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央行不再继续运用短期流动性工具，随着已投放的短期贷款陆续到期或提前偿还，短期流动性就可以自动收紧。
第二步是主动退出。当明确住房市场见底回升，整体经济状况持续好转时，央行的货币政策基调就可以适时转变。因此，房地产市场和消费信贷复苏情况做出准确合理的趋势性判断，是央行确定何时主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关键所在。
第三步是全面退出。当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刺激效果明显体现，实体经济及就业状况进一步改善，公开市场的利率操作目标基本实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可以全面退出。从美国的具体情况看，2013年6月美联储明确发出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信号之后，给予了市场一定的时间加以适应，即采取了缓慢退出的策略。所以在2013年12月美联储发表声明，宣布将从2014年起调低长期债券购买额为750亿美元。同时，美联储在声明中强化了利率政策前瞻指引，暗示将在更长时间内维持超低利率。美联储的具体退出政策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当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得以修复时，美联储采用数量手段，主要方法是减少购买债券的规模，但是升息的可能性较小;第二阶段，当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得以修复时，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加速上升，流动性宽松后，美联储使用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收回流动性，开始调高利率水平。升息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最重要标志。
三、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在反危机中具有积极的作用。央行通过购买证券、扩大可接受抵押品范围等方式缓解了金融市场流动性，提振了市场信心，拯救了一些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有效地防范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但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首先，央行的独立性受到影响。央行过多地承担政府救助职责，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央行不仅购买私人部门发行的证券，而且购买长期国债，从而使财政趋向货币化，加大了货币供给量与财政赤字的关联度，形成货币政策被财政政策绑架的局面，最终以通货膨胀来换取经济增长。同时，央行直接干预了市场定价机制，市场利率水平不能反映真实的资金需求和贷款人的风险承受水平，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
其次，整体流动性过剩导致金融监管难度加大。金融机构的资产证券化派生了大量金融衍生品，影子银行体系进一步推进了广义流动性膨胀，成为全球资本流动性过剩的创造者。在危机救助过程中，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成为各国央行的主要救助手段。随着危机的逐步缓解，如果大量流动性始终充斥市场，将为未来的通货膨胀埋下隐患。
再次，可能引发各国央行的系统性风险。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主要经济体央行具有政策出台时间的一致性，政策措施上的趋同性和政策决策间的相关性使救助措施具有前所未有的一致。这虽然有助于增强应对金融危机的力度，但也使主要经济体央行的货币政策互相牵制，对本国货币政策的走向难以把握，增大了各国央行决策中的道德风险和全球央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最后，进一步恶化了相关贸易体的经济形势。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最直接的表现之一是使本国货币大幅贬值，这有利于本国的出口行业，但是也导致相关经济体的货币升值。尤其对于那些处于金融危机漩涡中的出口导向型新兴经济体而言，有可能引发贸易摩擦，并传导了通货膨胀。
另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美联储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双重约束。一方面，美国面临的高额财政赤字和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使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必须步步谨慎;另一方面，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也会给全球经济，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带来了巨大冲击。
四、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在危机管理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为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注入了较为充裕的流动性，创造出了一个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美联储在2013年12月份启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无论如何小心翼翼，无论退出的时间持续多久，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中心，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其未来相对于过去更加偏紧的货币政策，都会给全球，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带来负面效应。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预期以及即将到来的实际退出已经并将继续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冲击。
(一)国际资本从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短缺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的两大前提是通货紧缩和零利率，这种政策主要通过改变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方式以刺激流动性的增加，使市场产生通货膨胀的预期，从而刺激投资的增加和经济的复苏。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作用下，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0-0.25%的水平。随着美国启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消息出台，市场预期就发生转变，美国抵押贷款利率和债券长期收益率便开始大幅上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若完全退出，全球金融利率水平会继续上升，全球流动性会逐渐收紧。国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就会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时的过剩转变为退出后的短缺。
(二)资产缩水、泡沫崩溃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向全球输出了大量的资本，资本的涌入导致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泡沫增加。一旦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资本流动性必将收紧，资产价格泡沫有可能崩溃，高价格的资产有可能暴跌，全球财富会缩水。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是房产和股票价格，如果这两个价格出现剧烈波动，其影响范围将大大超出其市场本身，而对一国的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效果产生严重冲击。由于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主要以美元标价和结算，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的全球流动性泛滥、美元贬值和通胀预期上升，推高了金属、粮食和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
所以，美联储实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战略，美元汇率走高就会对大宗商品价格形成压制。
(三)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标志是美联储的加息，美联储加息意味着全球货币流动性的收紧。货币流动性的减少会使物价水平下降，导致通货紧缩。物价的持续下跌使得企业获利空间减少甚至亏损，这将导致企业缩小生产经营规模，甚至裁员。同时，企业利润的下降导致员工收入减少，居民收入的减少也抑制了消费。物价下跌、失业率上升、居民总体的收入减少，导致社会个体的财富缩水。最终使社会的经济增长受到抑制，陷入通货紧缩。
(四)全球汇率的波动反转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意味着美元流动性的收紧和美元的走强。同时也意味着降低美国国内货币供给，提升美国债券收益率，导致美元升值进而提高美元资产的吸引力。美元汇率变化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风向标，根据历史经验，美联储升息后往往带来美元的持续走强。因此，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通过美元非美元货币的传导，使得全球其他货币贬值，对全球汇率市场的均衡产生较大影响。
(五)对新兴经济体产生巨大冲击
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8年，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的爆发与美国货币政策变动有一定的关系，而且每次新兴经济体危机都爆发于美国货币政策由宽松向紧缩的转折时期。每当美联储采用宽松政策扩张资产负债表释放美元时，就会导致过剩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首先影响新兴经济体。
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市场不完善，市场规制不健全，常常会导致资本的暴利。这些流动性冲入新兴经济体，导致其金融资产价格上涨，信贷扩张、通货膨胀加剧和经济泡沫;而当美国货币政策转入紧缩，步入加息周期时，原先进入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就会回流、导致新兴经济体国内的流动性紧缩、金融资产价格大跌，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甚至产生金融危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若退出，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也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美国，加上美元升值的预期，会继续将国际资本大量从新兴经济体撤出，回流到美国，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金融市场动荡，可能会诱发局部金融危机。此外，自金融危机以来，在超低利率和美国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美元已超越日元成为全球主要的套息交易货币，投资者以极低的成本套入美元，然后投资于高利率或高收益的国家，获取高额回报。一旦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美元套利交易平仓，也会引起美元大规模回流，将导致其他国家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这将会对新兴市场经济增长、资产价格等产生负面影响，加剧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压力和宏观经济调控压力。
五、结语
根据理查德.库珀1968年提出的相互依存理论，任何一个国家或区域之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是彼此联系，相互依存的。正确处理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关键是了解一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发展之间的敏感反应关系。一个国家实施的最优经济政策是一国政策制定者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制定的，但最终能否实现，还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行动，这就是政策上的相互依存，是由各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目标上的相互依存所决定的。因此，美国在制定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策略时，也必须进行国际间的协调。各国央行如果都运用同种模式调整货币政策，有可能出现放大的溢出效应，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冲击。
数字货币策略篇10
【英文摘要】tongbaocurrencyisthe most complex and perfectcoppersystemwiththelongestperiodofutilityinchinese monetaryhistory.itha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ese economichistoryandhasaprofoundinfluenceonchinese civilization.thetraditionalstudyoftongbao currency laid particularstressoncoinics.thestudythatusesthemethodof economicsbeganintheearlydaysofthiscenturyandhasundergone twohightides--therepublicofchinaand the present age.onoccasionofepitomizingchinesecoinicsin the past hundredyearsandtheworldentering the new century,the academicconditionsformakingasystematicstudyoftongbao currencysystemareripening.thispaperpresentsa brief and accountoftheauthorsconceptionofthehistoryoftheestablishment,developmentanddeclinationoftongbaocurrencysystem.
【关键词】货币史/通宝币制/货币文化
currencyhistory/tongbaocurrencysystem/monetaryculture
【正文】
我国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使用货币至少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历经上古先秦实物货币、贝币和青铜铸币的递嬗后，以秦王朝统一货币为标志，奠定了方孔圆形的铜钱形制。自秦迄隋，半两币制和五铢币制递相代谢，各领风骚。至唐王朝初年，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重历史因素孕育下，终于形成了独步千载的通宝币制。
通宝币制是中国货币史上行用时间最长、制度最复杂完备的一种铜币体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其漫长的运行历程中，形成设置严密、运转灵活的铸造发行体制和具有鲜明历史特色的管理调控政策，产生了蔚为大观的货币思想和钱币文化，对中国中古以来历史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币制所无法比拟的，从而凸现出通宝币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运作之时间跨度，是衡量一种古代币制地位的首要指征。中国古代货币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入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前后跨度为240年。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从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范围来考察，半两、五铢币制的时间跨度记录已经相当可观，但与继踵而起的通宝币制相比，仍难免逊色。通宝币制诞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铸开元通宝在整个唐代通行不衰。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元代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分时间仍然铸行通宝。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清代通宝自开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直至民国时代，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创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在不同时期货币结构中所居地位，是评估一种历史币制的重要依据。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在唐代，一般认为实行所谓"钱帛平行本位"，实际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间不过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清代以降，银钱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钱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困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一些农村地区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由此可见，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担当了何等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必须予以透彻考察的基本币制。通宝币制与其他币制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以及通宝本位长久占据货币本位的内在原因和影响，无疑成为通宝币制研究中有待追问的学术课题。
通宝币制在其历史运行中，逐渐形成一套职能完备的铸造管理体制。在唐代，中央铸钱机构有少府监。御史台监察御史的职掌中，包括巡按郡县铸钱。临时性职官有朝廷委派并隶属于户部的铸钱使。盛唐以后创置的盐铁使、度支使、按察使亦掌天下铸钱的事务。唐代地方钱监主要设于"天下诸州产铜之所"，实行集中管理分散经营。各州钱监皆以州府最高长官兼任主监，先后有州刺史、都督和观察使、节度使判监等。洎乎宋代，三司使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总理财政，三部下辖铁案主管天下坑冶铸钱事务。元丰年间官制改革后，上述事务归隶工部属下之虞部及少府监统领。在全国产铜各路，设有提举坑冶铸钱司，下辖坑冶场和钱监，在各路专置司之上，宋廷对东南重点铸钱诸路，又设有中央直辖的区域性建置机构--提点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坑冶铸钱司，大体常驻饶州，代表朝廷管理东南诸路坑冶铸钱事务。钱监是宋代铸币生产部门，分设在路州级政府之下，设有监官、监门、检勘、物料、库官等。宋代铜铁钱诸监由于朝廷调控需要和币政变动，置废相当频繁，体现了宋代铸钱体制较突出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明清两代传世文献档案富赡，其铸行体制、机构皆有史载可循，得叙其详。明代中央置宝源局和宝泉局，各行省皆设宝泉局。宝源局设有提督员外郎等，由工部户部官员充任。依据传世文献和钱币背文线索，大致可考定明代各省钱局的置废变革状况。清代沿承明代旧制，分别由工部辖宝源局、户部辖宝泉局铸钱，从内地到边疆各省皆设铸钱局。钱局从采铜运输到铸造管理等职守均趋严密，有史档可稽其详。上述制度中，唐宋时期各地钱监置废情况去今已远，文献中的历史信息出入亦较大，努力将其间变迁真相加以考辨复原，亦是通宝币制研究中颇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丰富多样、成败各异的货币调控政策和法律则例，构成了通宝币制的基本历史内涵。唐代是通宝币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围绕中唐以来钱重物轻、私铸私销等货币流通症结的治理，先后出台有钱帛兼行、收兑禁断恶钱、禁蓄钱、禁铜与禁毁钱为器、除陌等一系列重大币政，对缓解唐代钱荒和物轻钱重，保障通宝货币合理购买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宋代后，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货币要求和贵金属货币发展相对迟滞，加剧了货币流通内在矛盾，钱荒依旧为两宋通宝币制遭遇的主要症结。同时，宋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冲突对峙局面下引发的货币战，亦成为制约宋代币政的重要导因。明清时期，随着传统经济模式向近代经济的自发嬗变，通宝币制进一步受到钞币、白银的挑战。为了维系通宝币制的主导地位，统治集团先后采取了令本朝制钱与历代旧钱相兼行使、申令收钱之例、定课税时银钱兼收与专令使钱之例、以钱折俸、制定银钱比率等旨在疏通钱法的政策和措施，这一系列政策阻遏了贵金属币本位的发展趋势，维系了银钱双本位结构，使通宝币制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环境下，于清代出现了一度复振局面。对于上述不同时段的通宝币政，我们必须同时从稳定货币，发展经济和促进历史进步的多重维度加以审视，并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从而进一步拓展评价的思维空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加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在唐代，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希冀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清代咸丰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重悖离，完全依恃超经济强权发行，所以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既有理财者在货币原理认识上的误区，更主要的在于统治集团私利蒙蔽了货币决策应有的理性。凡此，均给后世留下有待进一步深刻反思的教训。
通宝币制为后世留下了异彩纷呈、蔚为大观的货币文化。中国古代货币一般可分为钱币、金银、纸币和实物货币四个类型，其中钱币类型在种类、形制、原材等方面均构成传统货币文化的主体，而通宝钱在钱币类型中又是品类最复杂、形制变化最多、流通范围最广、影响也最大的。通宝货币在其一千三百年流通史上，先后出现大钱、小钱、细钱、恶钱、官炉钱和私铸钱之分；明代又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又有小平钱、折二、折三、当五、当十直至当五千。还有合背、合面、对文、对读、旋读、复决文、传形等不同造型差异。历代通宝钱的纹饰亦相当复杂，如星纹、月纹、孕星纹、波纹、云纹、鸟纹、马纹和龙纹等等。这些纹饰的缘起和文化内涵，也成为颇为费解的货币文化课题。就断代变迁而论，唐代通宝首推开元钱，学者根据其书体变异和背纹等要素划分为许多版别。北宋凡九帝三十五个年号，而北宋通宝中有二十六个年号铸钱。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以后，除按年号铸钱文外，还在钱的背面铸上"元、一、二、三、四……等字，标明系该年号中第几个所铸，是为我国最早的纪年钱。史家公认，宋钱在通宝钱流程中是最复杂和最精致的。明代通宝中，万历钱号称精整，尤以崇祯通宝为复杂，文字制作大小、轻重、厚薄千变万化，仅钱背文字就有数十种。清代钱中独具特色的为汉字钱、满文钱、满汉文钱，新疆诸钱局又铸有红钱，19世纪末洋务派引进西方机铸技术，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机制钱。就钱文书法而言，不同时期的通宝钱亦是缤纷流华、各呈风采，尤其是北宋通宝的钱文书法可谓百花齐放，篆、隶、真、行、草书体各臻其妙。作为广义的通宝货币文化，还包括了历代通宝币材的探索，铸造工艺的演变等科技文化内涵。总之，通宝货币文化不啻为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宝库，需要我们精心清理开掘，从历史回溯中获得美学启迪和感受。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关注王朝货币行废和国计民生兴衰的忧患意识为出发点，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叹为观止的宏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密切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这笔思想遗产既是我们全面把握通宝币制演变的不可缺少的宝贵史料，又是深入诠释通宝币政决策之因果得失的思想根源，也集中反映了中古至近代经济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其自身难以逾越的认识局限。在唐代，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则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对钱荒的剖析和对策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晰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宋人周行已则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逼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这些认识成就，是唐宋通宝币制极盛时期深入发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自纸币问世后，南宋杨万里、陈耆卿运用传统母子相权论，创造性地提出钱楮母子论。上述理论思考，对宋代钱钞并行流通现实和通宝与钞币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一定深度，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称提之术"，即运用通宝、银绢等收兑流通中过多的纸币以稳定纸币币值的管理调控方法，这是历史上币论与币政密切互动与结合的典型史例。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钱、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出现了"废银行钱"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这种货币思想发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亦是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滞的历史投射。同是对通宝币制的维护与推重，却因为时代的变异而具有进步与落伍的分野，其间历史因果与是非，无疑也构成了回溯古代币制传统和通宝货币思想时有待反思的重要命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通宝币制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项货币制度，精芜并存，包罗宏富，历尽兴衰，影响深远。通宝币制以其内在的历史价值和学术魅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货币史学的重大课题。
二
通宝币制的研究，可追溯到唐宋以来历代正史的《食货志》，一般都记述本朝的通宝币制运行与沿革。正史之外的其他史部典籍，如唐代的《唐六典》、《通典》，宋代的《册府元龟》、《通志》，元代的《文献通考》，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古今治平略》，清代的"续三通"、"清三通"，以及各朝的《会典》、《会要》等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严格而论，由于传统时代学人对于经济现象认识理解能力的局限和传统学术中经济史学的有欠发达，致使这些典籍对通宝币制在研究层面上留下的认识成果相当有限。从当代学术的角度而言，毋宁将它们视为通宝币制的基本史料。
从钱币角度研究通宝货币，在中古以来学术史上却一直是门久盛不衰的大学问。唐代有封演的《续钱谱》。南宋洪遵著《泉志》，为现存世的第一部完整的泉学专著。明代有胡我琨《钱通》等。至清代泉学再盛，名著如翁树培的《古泉汇考》，倪模的《古今钱略》，李佐贤的《古泉汇》等。这些著述中保存了通宝钱币文化的大量资料和学者的精到研究。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著《古钱大辞典》，虽属大型工具书，实际上汇聚了历代有关通宝的拓片和论述资料，代表了民国时期通宝钱币文化研究的水准。凡此，皆为今天深入研讨通宝货币文化营造了丰厚的学术基础。
运用近代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货币，起步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第一部中国货币史著作是章宗元的《中国泉币沿革》，1915年出版，全书八节中只有第一节"历代泉币沿革大略及制钱沿革"简略地叙及通宝货币。1925年张家骧出版《中华币制史》，全书十余万字规模，其中第一编述及通宝币制。
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历代货币通史的著述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彭著熔货币史和钱币学于一炉，对两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学界公认为是标志本世纪中国货币史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在叙述历代货币通史过程中，给予通宝币制空前的关注，对起于唐代迄于明清通宝货币的铸行、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用问题，运用异常丰富的史料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论述。诸如唐代通宝的币重币轻，宋代的钱荒与铜钱外流，唐宋通宝购买力的波动，明代通宝的行废，清代通宝制钱流通中的银钱比价等通宝币制史上许多重大问题，均作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并提出明确的结论，其中不少经典性的研究思路和观点皆泽被泉界，启迪后学。虽然有些论证和看法有待进一步探究和完善，但作者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是仰之弥高的。
60年代问世的断代货币史著，有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全书七篇中以三篇的规模对清代通宝币制--即制钱制度首次进行了详尽的整理和论述，至今仍是研究清代通宝币制最好的专著。60年代还有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册出版，该书中册不少篇章也开创性地论述了与通宝币制相关的历代货币思想，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新形势下，中国货币史学和钱币学研究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学术界不仅对历代通宝货币进行具体而微的钱币学考察，而且就通宝币制开展的货币史研究也日渐深入，已发表的论文中力作频见，胜义迭出。同时，其间出版的经济史、财政史著述中，也有一些关于通宝币制的精辟论述，如傅筑夫著多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汪圣铎的《两宋财政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李潜龙《明清经济史》等。在古代货币通史方面，萧清推出一卷本《中国古代货币史》，该书以24万字篇幅浓缩地论述了古代货币发生、发展历程，对于通宝币制给予较多关注，在表述角度和侧重点上对彭著有所突破。在货币思想通史方面，叶世昌先生推出了《中国货币理论史》，在系统探究历代货币理论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自唐宋至近代以来的通宝货币思想，在研究视野和理论诠释上皆有新突破，同时填补了中国近代货币理论专著的空白。80年代出版的萧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和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等，也以不同篇幅论及与通宝币制相关的货币思想，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当然，从本课题的学术角度而言，上述货币史著作也存在一些研究和表述的缺憾。首先，这些著述均为全景式货币通史性质，将各个朝代、各种货币统统纳入其研究范围，而不可能对其中的通宝货币作专题深入的探究。迄今尚没有一部通宝币制的学术专著，诚为百年货币史学的一大憾事。其次，从作为一门制度史的学科建设来看，在其逻辑思路、整体结构和表述框架上，存在需要加以完善之处。比如对通宝币制在内涵、外延范围内的一些基本制度范畴研究不尽全面，诸如每个王朝的货币管理体制、铸造机构、铸行法律、法规沿革等币制最基本层面，亦可称为币制的硬件，几乎被忽略而付阙如。
回眸本世纪的货币史钱币学研究，经历了民国和当代两度高潮，其间学人辈出，成果斐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学术界对通宝币制各个侧面展开的单题研究，逐步廓清对这一历史制度真相的认识，提高了理论诠释水平，近年有关通宝币制的考古文献资料也呈现新的开发局面。值此中国泉学百年总结集成、学术走向世纪换千的历史时刻，系统总结通宝币制史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已渐趋成熟。
三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在从事江苏货币史研究课题时便萌发了对于通宝币制特别执着的兴趣，在经年思考酝酿后，慎重选择本课题作为学术攻坚的战略突破点，旨在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撰成迄今第一部系统论述通宝货币制度创立、发展和衰亡演变史的专题著作--《中国通宝币制史稿》。
关于本书性质，如所周知，古代货币的研究存在货币史和钱币学的学科分野。本书以货币史学的研究为主体，同时遵循当代学术趋势，努力将两门学科紧密结合，扬长避短，力求相得益彰之效。
在占有基本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方面，亦付出较大努力。本书稿引用、参考货币史、钱币学和经济思想史著作数十种，以及刊登在高校学报、经济史和钱币学专门刊物百余篇论文，广泛了解和把握海内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动态，充分吸取历代学人和时贤研究精华。
在学术创意方面，力求超越既有货币史著的思维定势和研究局限，以社会经济史为基本背景，以通宝币制和币政为研究重点，突出历代封建皇朝在货币制度建设与货币管理决策方面的经济职能和主体作用，尽可能搜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力求全面具体生动地反映通宝币制运行史貌，深入评析历代有关通宝货币的经济思想，客观展示通宝货币文化的辉煌成就。
对于通宝币制在历代演进中产生的重大历史问题，本书稿也力矫以往史著中考论不力，与一般史事平均使用篇幅诸不足之处，精心排比梳理史料，辨析史实，勾勒脉络，阐明观点和倾向，力求给读者较明晰的回答和有新意的启迪。诸如通宝币制之渊源、通宝之命名、唐代之钱重物轻、唐宋铸钱机构之沿革、宋代之夹锡钱、明清之银钱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均提出作者独到见解，尽量做到根据充分，思路缜密，在自圆其说的基础上有较强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