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众心理的概念篇1
关键词：群众人民公民臣民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群众”一词的使用频律相当之高。[1]人们对之可以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熟练地使用着它，也习以为常、心安理得地甚至无意识地接受着它，但对它的政治文化内涵却熟识无睹、习焉不察。[2]
“群众”概念的流行及其流行方式从一个侧面表明，它是与政治现实高度耦合的政治概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非常普通的政治术语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典型意义的政治文化符号之一，它凝聚着非常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反映着鲜明的时代政治特征。因此，当我们认真省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成就与迷误时，对“群众”概念进行政治学的语义分析，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从而对现实政治秩序、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特点产生新的领悟。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将三种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即中国传统社会、西方“群众理论”及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的比较，通过对现实政治生活中所使用的“群众”概念的归纳分析，并将其与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中的“民”（或“臣民”）、西方政治语境中的“人民”、“公民”等概念进行比较分析，来考察当代主流政治话语中“群众”概念所指称的对象（指哪些人），所蕴含的意义（什么样的人），以及在现实的政治秩序中，“群众”被赋予何种角色？在现实的权力结构中，“群众”处于何种地位？
一、“群众”概念的纵向流变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语境中，“群众”概念指许多人的聚合体。[3]如荀子说：“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悬）也；群众未县（悬），则君臣未立也”。[4]又说“群众不可移也”[5]这里的群众概念是单纯的描述性概念，并不含有价值判断，没有褒贬，甚至也没有政治意义，并不特指某种政治角色。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群众”都没有成为政治家和思想家常用的政治学概念。
到19世纪末，康有为、严复等人将西方舶来的“society”（社会）译为“群”、“人群”或“群体”，相应地，将“sociology”（社会学）译为“群学”、“人群学”。进入20世纪，知识界逐渐意识到西文的“society”与传统文化中的“群”的差异，更多地采用来自日文的“社会”译名。“五四”时期，傅斯年清楚地将“群众”与“society”（社会）区分开来。他认为，中国所谓的“社会”大多不过是“群众”罢了。在他看来，“社会”是有规则、有纪律、有活力、积极建设性的有机组织体系，“群众”则不具备这些特征。[6]傅斯年所说的社会实际上指的是社团，但他心目中的“群众”概念仍是中国传统的含义，即无序地聚合起来的众多的人。
这样看来，现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群众”概念与传统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仅仅在词形上具有一致性，并且继承了其“许多人的聚集”这一形式上的内涵。在政治内涵上，则没有继承关系。在政治内涵上，当代的群众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继承的是传统社会中“民”（偶尔称“人民”）的概念。在中国古代，“民”是政治化程度相当高的概念。民被视为国家的构成要素，甚至被诠释为国家之“本”。但由于国家被理解为“君—臣（民）”共同体，所以，在这个共同体里，君处于共同体主人的位置，民是其所有物和附属物，被定位于权力体系的下层，或不如说权力的另一端，即纯粹的受治者。
民的这两重涵义到了20世纪发生了分解：从一个方向上，传统的“民”的概念与源于西方的“people”（人民）、“citizen”（公民）相结合，产生了现代的“人民”及“公民”概念，这是以中文的“民”译西文的“people”和“citizen”的结果；在另一个方向上，通过以“群众”译西方“群众理论”中的“crowd”（英文）、“Foule”（法文）和“massen”（德文），传统的“民”的另一重意义得到曲折的表达。就内涵而言，当代中国的“人民”、“公民”和“群众”概念都源于西方，但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其内涵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人民”概念继承了传统的“民”的概念中作为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作为广大社会公众以及作为国家之“本”的内涵，通过引入西方民主理论对民的概念进行改造，在当代政治话语体系中，人民便被提升为国家的本体、国家的主人，或者说，人民就是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它被赋予国家最高权力。不过，在当代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中，这种赋予即使在理论上也是不彻底的。在有的场合，人民仍处于附属的地位。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人民概念还经历了阶级性的改造。[7]
“公民”概念却远不如“人民”概念那样流行。自辛亥革命后，爱新觉罗家族被，人民填补了权力的真空，皇冠便被戴在了人民的头上。但人民在实践中的具体落实应该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只有使人民中的每一成员成为平等的政治权利的主体，即成为公民，使每个公民按民主程序参与国家公共事务，人民才是真实的。所以，人民需要具体落实到公民权利上，使人民中的成员成为名副其实的公民，使人民成为公民的共同体。可是，从法理上确认人民，到具体从政治程序上落实人民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支配，这之间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这包括了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的漫长崎岖的政治发展道路。也就是说，非西方国家几乎不可能立即实现从人民到公民的过渡，将人民的虚悬的权力落实为具体实在的公民权利。这样，在法理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抽象的人民被奉上神坛；但在具体政治操作的层面上，则以“群众”取代了“公民”以及由公民而派生的“选民”概念。当“人民”被奉上神坛，还留下一个具体实在的世间俗物“群众”；当“公民”没有出场，“选民”尚未登台时，“群众”则跻身政治的前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群众”概念远比“公民”和“选民”概念更活跃、更自然，也更生动和具体。[8]而“公民”、“选民”概念倒令人觉得勉强、生硬、空洞和矫饰。
当代的“群众”概念更多地继承了传统语境下“民”的概念的消极、被动、受治者的涵义，在权力结构中处于在下者地位的涵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传统的“民”的臣民内涵的延续和蜕变。我们看到，群众概念的内涵常常是在几对关系中被定义的，如政党─群众、政府─群众、领导（领袖）─群众、干部─群众等。这几对关系都属于上下关系，群众总处于在下者的地位。不过与古代社会的“民”相比，其在上者已经不是传统的君主和朝廷，而是党（先锋队）、政府、领导（领袖）、干部等。从理论上说，他们属于掌握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或职位。他们不是群众的主人，也不是外在于群众、与群众对立的，而是与群众一体的，代表着他们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中的“群众”概念是传统文化中的“民”与西方传来的“人民”相嫁接后，安顿在传统术语“群众”的外壳之中而形成的。
二、“群众”概念的横向变异
考察“群众”概念的另一个维度是它与西方“群众理论”（crowdtheory）的关系。[9]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强劲的西学之风登陆中华大地，使中国传统的政治概念或被西学概念所取代，或经历了西学的改造。群众理论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到19世纪末，现代群众理论正式形成。整个20世纪，它在西方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本来在传统政治语境中微不足道的群众概念能够在当代中国广为流行，并发展出一套有中国特点的群众理论，与西方的群众理论的影响有关，也与形成于西方的“大众社会”或“群众社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关。20世纪的中国与西方，两种群众理论遥相呼应。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家都将目光投向群众，他们明白，他们的目标能否实现，依赖于能否掌群众；政治学家也将其考察研究聚焦于群众，他们意识到，当代政治发展的方向甚至文明的命运都取决于群众。
就字面意义而言，西方群众理论中的核心概念“crowd”（群众）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众”是正相对应的。[10]但如前文所说，中文群众概念原本不具有政治内涵，它能够在当代中国成为活跃的政治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群众理论语境中的“群众”填充了其政治内涵的空洞，但在这个填充的过程中，它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异。
政治学上的“群众理论”源于作为社会心理学一个分支的“群众心理学”（psychologyofthecrowd）。群众心理学研究个人在群众情境中的行为，其考察的焦点是群众人或群众中的个人对于群众刺激情境的反应。[11]它本身属于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但是，由于群众现象成为现代政治中的一种重要现象，群众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成为现代人政治心理和行为方式的突出特征，所以，从对群众心理的研究中形成了政治学的“群众理论”。
我们这里需要探讨的是，中国与西方两种并行的群众理论所讲的群众是同一个群众吗？
一般说来，西方群众理论并不指向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如莫斯科维奇所说：“群体并不是与平民、公众、穷人、无知者、无产者或乌合之众同义的，也不是与社会精英或贵族相对的。”[12]所谓群众是作为个体的一部分人“为了行动的目的而聚集成一个群体”。[13]所以，群众是一种政治心理现象，是人们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的一种心理和行为方式。按这种理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群众的一员，即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群众心理，采取群众行为。也就是说，只要人们以某种方式聚集、聚集起来的人们产生某种特殊的心理或采取某类行为方式，他们就是受集体逻辑（collectivelogic）支配的群众。[14]不但骚乱的街头群氓是群众，被视为政治精英的议员聚集于议会大厅中辩论和投票时也是群众。[15]这里就出现了中国与西方群众理论的基本差别，即前者的群众特指某一相对稳定的社会成份，但却忽略了其个人因为聚集起来而发生心理变化、从而产生群众心理这一在西方群众理论中本质性的内容。
在西方，群众的典型，或者说本身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就接近于群众的人，主要是平民大众。在群众理论家的笔下，群众的身份特征在于：处于社会下层，文化素质不高、没有自主的组织、没有丰满的个性等。希腊城邦衰落时期的平民、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无产者、法国大革命中的无套裤汉、整个19世纪一次次聚集于巴黎街头的起义者、骚乱者、追随希特勒的纳粹党徒等，是他们描摹群众特征的主要原型。就群众概念所指称（或暗指）的社会成份而言，中国与西方的群众理论有着相似之处。中国的群众理论将群众的主体理解为“劳动人民”，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在一段时期里，群众还被具体化为特定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之类。他们的社会定位和社会形象与西方群众理论所称谓的群众是一致的。
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群众理论出现的共同背景都是下层民众地位的上升。两种群众理论中的群众在社会地位上都属于下层，不过，他们的政治处境却大不相同。在西方群众理论家的观念中，群众的典型政治处境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不成熟的或衰败的民主制度下的普通平民，他们是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体，享有民利。他们的心理或行为易受集体逻辑的支配，有时为煽动家所控制，或卖身给独裁统治者。如希腊城邦民主衰败时期和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平民，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大众。另一类是正在争取成为公民的民主斗士。如法国大革命中的无套裤汉。总之，群众在政治上主要是公民。虽然在专制制度下的臣民也会产生群众心理和行为，如罗马帝国时代在角斗场和剧院里狂欢的无产者、拿破仑麾下的“农民─士兵”、希特勒的身后的纳粹份子等，[16]但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有更适宜的条件成为群众。群众现象的典型场景是民主制度。
如果说雅典民主制的衰败刺激柏拉图对群众理论进行了最早的探讨，那么，19世纪由少数人的民主向全民民主转变的民主化时代则推动了现代群众理论的正式形成。[17]所以，西方的群众理论是民主制度和公民政治的产物。对此，莫斯科维奇指出，群众理论是对自由民主的反思，是对革命的反思。[18]但在中国，并不存在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群众，甚至争取民主的群众也基本不存在。中国群众理论所指称的群众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专制制度下的臣民追随着先锋队争取实现自己解放目标的“革命群众”，他们的解放目标还不是成为公民。另一类是在革命后的政治秩序中被纳入新的权力框架，部分地摆脱了臣民地位，但仍然处于下位而没有成为公民的“体制化群众”。在西方，“体制化群众”即为民主制度下的公民；但在中国，体制化群众或许得到了公民的称谓，但还没有享受到充分的政治权利。西方群众理论家惊呼：“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19]群众自认为“国家就是我”，这正是“朕即国家”的大众翻版。[20]但在中国，群众理论家却不需有这样的担忧。
西方群众理论来到中国政治语境中产生的最大变异，在于对群众的价值评判出现的颠倒。
西方群众理论固有的传统是对群众的恐惧、蔑视和贬低。对群众理论的历史作过系统研究的当代英国政治思想史专家J.麦克里兰指出：“几乎可以说，政治理论创立就是为了阐明作为人民自治的政治形式的民主必然转向暴民统治”。[21]在这里，麦克里兰想到的是柏拉图。柏拉图生活在雅典民主制走向败坏的时代，目睹了雅典平民丑恶的表演，又因为其最尊敬的老师苏格拉底被民主派所处死而加深了对民主派的反感，所以，作为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阐述群众理论的思想家，他为群众的价值评判定下了基调。此后，熟知罗马平民特别是无产者在共和国末期表现的史学家李维、脑子里总是萦绕着犹太民众迫害耶稣场景的基督教神学家、受李维的记述和判断影响的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休谟，还有将民众视为“巨兽”的美国宪法之父汉密尔顿、麦迪逊等，这些现代群众理论的先躯无一例外地对群众表示了他们的恐惧和反感。在他们的心目中，群众易蜕变为暴民，群众政治具有非理性、盲目性、情绪化、破坏性、判断能力低下等特征。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思想家们关心的是群众向暴民的转变或蜕变为暴民的趋向，他们只是将暴民政治视为变态政治而非政治的常态。但在法国大革命及后来的二百余年中，经过持续不断的社会震荡，下层平民一波波涌进政治的角斗场，进行了充分的表演。[22]随着大众民主时代的来临，“群众成为永久性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群众本身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模式”。[23]目睹这一历史进程的群众理论家，从柏克、托克维尔、泰纳（H.taine）、勒庞、塔德（tarde）、弗洛伊德直到奥尔特加、卡内提、莫斯科维奇等，都以黑色的笔调，甚至诅咒的语言来描述群众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纳起来无非以下几点：
第一，独立的人格丧失，“群众人”变成了没有脸孔的无名氏。“有意识的个性被群体的无意识的人格所淹没”，完全受无意识因素的控制，并且服从于一种“独特的集体逻辑”。[24]
第二，其心理和行为具有非理性、情绪化的特征。他们易受传染和暗示的影响，判断能力低下，目光短浅，盲从，轻信，对事物过于敏感，易冲动。
第三，既具有革命、破坏性，又容易追随领袖和屈从于权威。容易受到“群众领袖”的煽动、利用、操纵和奴役。
第四，就道德水平而言，其犯罪倾向和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两个方面都超过个人。
这就是“群众”。勒庞评论说：一个人进入群体后，其心理发生了质的变化。“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群体的某些特点“几乎总是可以在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看到，例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25]奥尔特加把民主社会的群众称为“被宠坏了的孩子。”[26]认为群众涌入政治生活，导致了“野蛮人的垂直入侵”。[27]
多数中国的读者会对这种言词感到震惊，因为对群众的肯定和赞扬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他们文化氛围的一部分，成为他们政治常识的一部分。在革命的时代，群众被视为具有天然合理性，是革命的主力军。在革命政权建立后，群众仍被视为依靠的对象、信任的对象、智慧的源泉。如果在群众前加上“人民”修饰词，即“人民群众”，他便具有了创造历史的主体、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的社会群体、正当的政治立场的标准、合法的政权和政治行为的评判基准等含义。
两种群众概念指称的是同类的人，具有同样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但是在价值评判上，两种群众理论却截然不同。导致这种对立的基本原因，是两类群众理论家的政治立场的对立。
西方现代的群众理论产生于民主化过程中和基本实现民主化的时代，即19世纪末。在他们看来，“今日作为的人民之受谄媚者，与昔日最恶劣的专制君主无异”，（勒庞语）所以，在大众民主时代，对群众劣根性的批评，与专制时代对专制君主之劣根性的揭露具有同等价值。一般说来，西方群众理论家并不反对民主，[28]只是对群众的现象表示了担忧，希望对群众的行为有所约制。
中国群众理论与西方群众理论的最初分野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马克思属于勒庞的上一辈人。他与19世纪西方群众理论的奠基人一样，都生活在被法国大革命扫荡过的世界里，并经受着大革命的颠狂之后的阵阵痉挛。他们也都亲身经历了1848年和1871年的巴黎革命运动。不过他们对时代的脉象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诊断。马克思站在下层被压迫人民的立场上来评判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的革命运动。在勒庞等人看到负面的地方，马克思都看到了正面；对勒庞等人所咒骂的行为，马克思都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赞扬。[29]
将西方主流理论中的群众概念由贬意词转变成褒意词，列宁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列宁的理论中，非常突出地直接将群众作为积极的、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他的“布尔什维克党——群众（工人阶级——其他群众）”的模式可以简化为“先锋队——群众”的模式，在其中，群众是处于敌对势力与先锋队之间的社会群体，先锋队的任务是“教育和启发群众，代表他们的利益，教他们组织起来，指导群众的全部活动”。[30]这里，教育、代表、组织、指导，包含了先锋队与群众的全部动态行为关系，而群众就是被教育、被代表、被组织和被指导的对象。列宁的群众理论传到中国，在的手里发生了三个变化：一是淡化了工人阶级与其他群众的区别，突出了党与群众的关系；二是群众的主体凸显了下层农民，从马克思到列宁都对农民抱有几分疑虑，但则充分地肯定农民行为的革命性、正当性；三是对群众运动给予了更高度的肯定和赞扬。[31]
这样，我们就看到群众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奇特变异。列宁和等人实现了对西方群众理论的价值颠覆：西方群众理论家所担忧的，正是他们所寄予希望的；西方群众理论家所恐惧的，正是他们所欢迎的；西方群众理论家要约制的力量，正是他们要动员利用的力量；西方群众理论家心目中的民主的消极因素，他们则作为建设理想社会的积极力量。西方群众理论家生活在民主和法治社会，他们要将群众约束于民主、法治的框架内，纳入精英指导的轨道。列宁和都生活在专制社会，他们要将被压迫的、消极沉默的群众动员起来，纳入先锋队引领的方向。先锋队与精英不同，后者需要在民主的框架下，控制和制约群众；前者并不需要民主的框架，而是需要“引导者——追随者”关系模式。
但是，群众理论对群众的某些负面评价，以含蓄的方式，或者善意的态度，在当代中国群众理论中仍然部分地保留下来。如果后者没有受到过前者的直接影响的话，那么两者也有明分而暗合之处。比如，群众需要教育，暗含着他们知识水平和判断能力低下；[32]群众的意见需要集中和升华，暗示他们的意见包含着错误和处于较低的意识水平；群众需要引导，暗含他们的行为有盲目性，容易偏离正确轨道；群众需要组织，暗含他们的无序性、散漫性；群众需要动员，暗含他们有消极被动性，但又容易追随领袖等。此外，群众中还有思想觉悟落后的群众、不明真相的群众、受敌对势力利用的群众等等。与资产阶级和其他敌对力量比，群众处于高位优势状态；与先锋队和领袖比，则处于低位劣势状态。所以先锋队既要“密切联系”群众，又不能“混同”于群众。
在的时代，群众心理和群众行为的典型表现是从湖南农民运动到的一次次“群众运动”，它们得到高度的肯定和赞扬，被视为实现革命目标的主要手段。到邓小平时代，那种反体制的、失控型的群众运动被冠以“大民主”之称号而被否定，中国社会也停止了阵发性的政治癫痫而逐渐复归理性，从此，群众运动基本上淡出了政治领域。对群众运动的否定，也暗含着对群众行为负面性的认识，如群众行为的非理性、情绪化、盲目性、破坏性、无序性等，但这些特点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正式承认。在与“群众运动”时代诀别之后，“革命群众”也逐渐淡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目前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群众基本上是体制化的群体，而群众运动主要是非政治性的，如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等。[33]
群众运动的命运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畸形发展道路的一个表征。它使我们在没有得到民主时，就有了对民主的恐惧；民主还没露面，便被冠以“大民主”的污名而遭到唾弃；群众的积极性一面、建设性的一面没有真正表现出来，消极、破坏的一面已经得到充分的甚至是淋漓尽致的表演。中国社会没有得到由社会平等化、平民化而带来的平民民主，却经历了群众社会几乎所有的祸秧。
三、“群众”概念的政治文化内涵：在臣民与公民之间
“群众”概念属于当代中国主流政治的话语体系。这里所说的“主流”在两种意义上都是吻合的：它属于官方的正式话语，也是社会上普遍接受和流行的话语。它的主述者既是外在于群众的人，在大多数场合也是群众自身。一个人此时可能外在于群众，彼时则被定位于群众，所以，对很多人来说，他既是群众概念的主述者，又是其指涉物。[34]而无论谁在使用这一术语时，对其含义的领悟没都有多大分歧。这些含义既得到官方经典理论的阐述，也得到被定格为“群众”的人们的认同。
那么，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在政治秩序中被赋予了什么样的政治角色？它在现实的政治制度、权力结构和权利义务体系中处于何种特定地位？“群众”们所认同的自己的政治角色又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将常用的几组以“群众”为宾语的表示行为的动词（和介词）进行一番归纳，发现它们大体分为以下几组：
第一，将群众作为尊重、信任和依靠的对象。如依靠、相信、信任、重视、尊重、代表（群众利益）、反映（群众意见）、理解、联系、倾听（群众意见）、学习（向群众学习）等。
第二，将群众作为组织动员的对象。如团结、组织、调动（积极性）、带领、领导、引导、发动、动员、联系、宣传、教育、唤醒、启发、深入、掌握、争取、赢得等。
第三，将群众作为关心、服务的对象。如关心、爱护、服务（为群众服务）、为了（群众）、向（群众）负责等。
为了理解上述三类行为，我们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语境中，即置于以下几组关系中去理解：党与群众、政府与群众、干部与群众、领导（或领袖）与群众。这几组关系中的前项是上述三组行为的主体，他们是主动者，作为后项的群众则是行为的客体，是受动者。在这几种关系中，已经暗含着“上—下”关系、“中心——”关系或“核心——边缘”关系。这种关系构成对群众的基本政治定位，即在现实政治关系中，他们是处于下位者。上位者虽然能够信任和依靠他们，但他们的关系并不平等。他们不是局外人，但也只能处于而非核心。他们是动员的对象，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不是自主的、主动的、自觉的政治角色。虽然他们得到关心和服务，但这属于来自上面的雨露阳光。这种关心和服务是他们的期望，但并不是他们能够决定和控制的，也没有制度性的和强制性的约束来予以保障。
在群众成为行为主体的场合，表面上群众成为主动的自主的政治角色，但是，因为这些行为都被约束在上述几组关系的框架内，所以，这些行为基本上属于动员性的。在上者处于主导的地位，群众行为属于被动的、呼应性的和追随性的。我们可以看一组以群众为主语的谓词：如群众意见、情绪、呼声、来信、上访、参与、监督、评议、自治等。这些行为虽然是群众政治参与的行为，但这些行为仍有被动性，即它是被允许的行为，而不是法定的权利；它的目的是在上者赋予的，而不是自生和自主的；特别是它的效用具有可选择性，而不具有刚性的约束力。到目前为止，只有群众自治（包括群团组织的自治）在一定层面上、一定领域内具有了初步的民主内涵。在此基础上，也生长出公民积极自主性政治参与、体制化参与的萌芽。但如果民主发展到国家层面，成为正式的民主制度，其主体不可能是群众，只能是公民。
群众作为主体的行为还有现在已经逐渐消逝的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和“群众”，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它们曾经是群众参与政治的典型形式。群众被推向前台，直接地和广泛地参与政治生活，但两者都属于动员性参与，都有“奉旨造反”或“奉旨行私刑”的色彩。在我们积极进行法治建设的今天，运动式的治国方式越来越不适用，这两种形式也逐渐被废弃了。
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已经超越了传统社会的“民”或“臣民”的地位，属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概念。
首先，从法理上讲，群众虽然还不是国家的主人，但它已经有了一定的公的身份，而传统社会的臣民是隶属于某家王朝的臣仆。从普通百姓到朝中大臣，都被皇帝和皇室家族视为“家奴”，而他们自己也普遍认同这种身份。如前所说，群众虽然还有在上者，但这个在上者不再是私人，而是一种在法理上具有公共职能的（或非私人性的）组织或职位。群众虽然不享有“人民”概念的神圣性，不能视为国家权力的主体，但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人民”概念的具体化的形式之一。
第二，在现实的权力关系中，群众虽然处于下位状态，受动状态，但它与在上者不是截然分离的、对立的关系，更不是压迫与被压迫、主人与奴仆的关系。如果出现了这种现象，也被视为非正常现象，是对两者正常关系的背离。当代群众理论不断告诫不要脱离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等，就是要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从理论上说，群众与其在上者的关系具有归属的一体性（其中包含特定的上下关系）、利益的一致性（需要在上者从在下者那里去识别和发现）、目的的共同性（需要在上者对在下者进行教育引导使其能够认同）。两者的行为模式是“主导者——追随者”模式，而不是纯粹的“统治——被统治”的关系。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上，包含着两者复杂的互动关系。当代群众理论经典性的关于群众路线的阐述就是这种互动关系的一个典型。[35]
第三，从情感关系来讲，群众与其在上者的关系，远比传统社会君主与臣民的关系要亲和得多。在传统社会，主流政治理论虽然也有关于民贵君轻、民惟邦本的认识，也出现过亲民、仁民和爱民的吁求，但统治者总是以蔑视和恐惧的心态来对待臣民。在他们心目中，臣民是草民、蚁民、卑贱的家奴。关于“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比喻就反映了统治者对臣民的恐惧心理。当代群众理论对群众可以说宠爱有加，它将舟水关系发展为鱼水关系。反映了群众与其在上者之间具有更多的信赖和更加亲和的情感。
但群众还不是公民，也不是公民的共同体。
与公民的抽象的共同体概念人民比较，群众的外延要小。人民是国家整体，或政治上的民族整体，是国家本身。而群众要低于人民，它不具备人民在法理上所享有的权力和地位。在道德价值评判上，群众也不享有人民那种天然合理性、正当性，因为按照当代中国的群众理论，群众是需要引导和教育的，群众内部仍然有受欺骗者、受利用者、思想觉悟低下者等，所以它也不享有人民在构成上的同质性。人民概念主要是一个形而上的本体概念和法理上的抽象概念，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它需要具体化才能具有可操作性。将人民具体化为群众是在革命时代、大规模政治动员时代的特征，但这种具体化是不彻底的，甚至是一种曲解。群众概念比人民概念少了些抽象性、整体性，但与公民比较，它仍然属于非个体化的、模糊性的整体概念。
在西方政治思想的演进中，从中世纪末期起，个人开始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到17—18世纪社会契约论者那里，个人已经完全挣脱整体联系的自然脐带，成长为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人。他们成为国家的基础，也是构成人民或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单元。理论上抽象的自然人，在政治生活中具体化为公民。法理上人民的最高，与实际政治生活中公民对最高统治者的选举和控制结合起来。抽象的人民获得了具体的意义。
在中国，虽然西方的人民概念被普遍接受，但近百年中它在实际操作层面没有具体化到清晰的个人，即公民。群众是非个体化概念，不能化约为个体的公民。谈到群众，人们想到的是模糊的一群人，其中每个分子都被虚化和淹没在整体之中，没有姓名，没有面孔，即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人格。可是，人民只有以个体的公民为基础，其所享受的权利才是实在的，即成为权利的主体。在司法程序上，只有个体的公民是可操作性的概念，是法律上的规范概念，群众则不是；只有个体公民才能够成为法律上的主体，而群众则不能。公民只有以个体的面貌出现，其意见、意志、态度和情绪等才是可以统计和计量的，其利益才是可以表达和识别的，所以，在民主的程序中，个体的公民才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概念，是真实的存在。所谓人民，也只有落实到个体公民的层面才是实在的。内涵模糊外延不清的群众不可能成为民主生活的主体。
群众与公民的最大不同在于其政治地位。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全体公民构成国家的者；国家是公民的共同体，每个公民是其平等的一员。但群众是被置于“上—下”关系模式中的下位者。就其具有了公的（非私人的）身份而言，它已经含有公民的初步特征，但这种公的身份并没有使其成为政治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36]虽然群众也参与政治，但他们的参与是以在下者的身份进行的参与，是纳入在上者设计的轨道和方向的参与。在理论上，群众也被笼统地承认为国家的主人，但是，由于具体的公民权利没有得到落实，所以，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它仍是权力的客体，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成为政治动员的对象，甚至沦为消极被动的一群。如果他们受到在上者的压迫、侵犯、剥夺，在大多数场合，仍然只能像臣民一样向在上者吁求保护和关照，没有充分的由制度赋予的权利与权力，通过合法的程序予以抵制或纠正。
在“群众路线”的语境中，群众的政治参与和公民的民主参与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群众是受尊重、被咨询的对象。群众的意见可以受到重视，但不具有法定的权威和约束力。其意见是否得到采纳，如何采纳，完全由上面定夺。而如何了解群众意志，在群众内部不同的呼声中，确定何者为群众意见，都由上面裁定。也就是说，群众只是决策者的信息来源之一，他们本身不是决策者。而公民团体是权威的主体，其表达的意志就具有最高权威。按照现代人民思想，公民集体的意志一经宣示，就是法律，就是最高权威。政府作为者的受托人，只能执行公民集体的意志，没有选择的余地。在群众理论中所强调的征求群众意见的“民主”可称为“咨议型民主”，按民主的一般定义，它还不是民主，而是任何非民主的制度都可以采行的一种决策方式。“群众路线”主要是在上者处理其与在下者（群众）关系的一种方式，而在民主制度下，公民共同体本身就是在上者。[37]
其次，在群众的政治参与中，没有规范的法定程序，没有将群众的意志量化（不排除个别的抽样调查、个案研究如“调查研究”等），因而群众的参与具有随意性和主观性。群众政治参与的典型方式是“群众民主，领导集中”模式，这不是制度化的民主。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具备了初级的民主萌芽；在大多数场合，它仍是民本主义的现代版。[38]
所以，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群众”不等于公民，也不等于公民共同体。它是“臣民”向“公民”的过渡环节。一方面，它超越了臣民，但仍然承袭了传统臣民概念的某些内涵；另一方面，它也涵蕴着公民概念的某些要素，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它是臣民的现代化，公民的半成品。是臣民与公民的混合物。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公民文化的培育过程，它需要将群众具体化为个体的公民，转化为民主体制内行使充分政治权利的公民。到那时，群众概念将在政治生活领域内淡化出去，由公民、选民和纳税人等称号来取而代之。随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嬗变，终究会有一天，当人们被称为或被视为“群众”的时候，他们感到那是一个侮辱性的称号。或许这种感受就是公民意识的表现，是公民文化成熟的标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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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列宁全集》，第19卷。
16、《选集》，第四卷。.
17、《选集》，第三卷。
（本文最初刊登于中国政法大学学报《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文字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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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在“中国期刊网”上通过CnKi源数据库检索，在1994年至2005年1月这段时间，按文章题目查询，得到冠以“群众”为题的文章5，472篇；按关键词查询，得到80，915篇。查询国家图书馆中文藏书目录，按“群众”题名检索，有2，557部。作者还检索了政治性最强、影响最大、也最具有主流政治话语特点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自1995年1月至2005年1月31日，该报使用“群众”概念的文章达51，395篇。相信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如会议讲话、讨论、交谈、汇报、报告、政府文件等，“群众”概念的使用频律会更高。
[2]这一概念的政治意义也引起过个别学者的注意，如周光辉从政治学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过初步的分析，参见周光辉：《中国政治发展的十大趋势》，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本文作者也曾对这一概念进行过初步探讨，参见拙作：《构建公民文化──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载《理论与现代化》，1999年第12期第11页。
[3]“群众”一词分别来说，“群”指同类的聚合体，包括兽类和人类；“众”则是人的聚合。所以有“兽三为群，人三为众”的说法（参见《国语•周上》。群众的这一原始含义更接近英文的”herd”，它兼有兽群与人群的含义。
[4]《荀子•富国》。
[5]《荀子•劝学》。
[6]傅斯年：《社会——群众》，载《新潮》，1919年，一卷二号。
[7]有关“人民”概念的政治学分析，请参见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7—252页。
[8]作者在“中国期刊网”上通过CnKi源数据库检索，在1994年至2005年1月这段时间，按文章题目查询，得到冠以“公民”为题的文章2，724篇；按关键词查询，得到18，457篇。以选民为题的82篇，以选民为关键词的816篇。查询国家图书馆中文藏书目录，按“公民”题名检索，有1，477部。按“选民”题名检索，有12部，这12部基本上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的著作，且多为前苏联领导人的著作。在《人民日报》上，自1995年1月至2005年1月31日，该报使用了“公民”概念的文章8，083篇，使用了“选民”概念的文章1，739篇。其中以公民、选民为题的文章中，有大量的是对外国（主要是民主国家）的报道。而关于群众概念，则基本属于国内政治概念，没有涉及西方国家。将这个结果与前述关于“群众”概念的检索相对照。就会对“群众”概念远比“公民”概念流行这一现象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9]这里所说的“群众理论”语境，是在语境（context）的两种意义上交叉使用的，既包括“群众理论”文献中“群众”概念的上下文，也包括该概念由以形成和应用的政治场景、文化情境。
[10]在英文中，与”群众”(crowd)概念接近的还有群集或群体（thegroup）、暴民或乱众(mob)、公众(thepublic)、大众(mass或themultitude)等，这几个概念与crowd有区别，但有时又与crowd交叉使用，都可译为”群众”。在中文中，crowd有时也译为“大众”、“群体”、“乌合之众”等。
[11]参见饶兆平：《群众学》（第三版），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第3页。
[12]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时代》，许列民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9页。
[13]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页。
[14]埃利亚斯•卡内提对产生群众的不同情境，群众的各种类型，都进行过精细的研究和分类。参见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冯文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一章。
[15]奥尔特加•加塞特明确指出，大众不是劳动阶级或工人阶级，而是那些不具特殊资质的普通人的聚集。参见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刘训练、佟德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105页。
[16]他们分别是由热爱罗马共和国自由的公民、狂热地追求平等和民主的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者（甚至最激进的雅各宾份子）、魏玛共和国的建立者蜕变而来的。
[17]西方的群众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麦克里兰指出，“也许1848年，更可能是1871年，是群众观念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从此，群众成为社会政治理论的中心。或者说，任何社会理论不将群众置于中心，就被视为临时拼凑的货色，荒谬的，愚顽不冥的。”J.S.mcClelland,theCrowdandthemob,FromplatotoCanetti,UnvinHymanLtd.,1989,p..3.
[18]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时代》，第14页。
[19]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4页。
[20]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第115页。
[21]J.S.mcClelland,theCrowdandthemob,FromplatotoCanetti,p.1.
[22]在西方社会，社会呈梯形结构，民主由上而下扩张。到下层民众产生政治参与的愿望与要求和初步能力之后，西方建立了平民化的民主，即由贵族民主、少数有产者民主发展为全民民主。同时，在民主制度建立而公民人格没有得到健康发展的地方，如德意等国，特别是没有渐进民主传统，平民却突然涌进政治角斗场的地方，如法国，群众往往成为一支非理性的社会力量。
[23]J.S.mcClelland,theCrowdandthemob,FromplatotoCanetti,pp4—5.
[24]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6页。
[25]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18、21页。
[26]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第52页。麦克杜格尔也称群众的行为“很像一个不守规矩的孩子”。转引自《弗洛伊德著作选》，贺明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1页。
[27]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第46页。
[28]勒庞等多数群众理论家认为，他们所描述的群众心理的典型是拉丁民族，而英美则被视为例外。不过奥尔特加将美国视为“大众的天堂”。参见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第112页。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第45页。
[29]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考茨基和葛兰西都受到过勒庞的影响。参见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第80—81页。
[30]《列宁全集》，第19卷，第410页。
[31]有意思的是，在20世纪的中国，国共两党都将“群众工作”当成专门的学问。当与共产党在大陆角逐政权的时代，西方主流的群众学理论被人士介绍到国内并得到初步研究，注重“群众战”，欲与共产党在争取群众支持上进行竞争。而共产党则主要学习和运用了以列宁的理论和前苏联共产党的实践为基础的苏联版本的群众理论。
[32]指出：“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选集》，第4卷，第1253页。.
[33]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完全消失。实际上，作为几十年中形成的一种治国方式、领导者和民众的政治行为习惯，它还顽强地保持着其影响力。
[34]这一点与中国传统社会的臣民一样。除君主一人外，大家都属臣民。但臣民又有不同位阶，只有皇帝是尘世间绝对的在上者，而在另一端，则是一群绝对的在下者。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群众”有不同的层级：此一场合的在上者、中心者，在另一场合则是在下者、边缘者。在这一连续统的两端，则是不能被指涉为群众的绝对的在上者和只能被指涉为群众的绝对的在下者。
[35]的名言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选集》，第三卷，第852—857页。在起草的党的文件中，对群众路线的经典解释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1989年5月，第205页。
[36]普通民众经常有几分自嘲地自称为“老百姓”。这个称呼更多地表示人的自然属性、私人身份、非政治的和非公共性的涵义。最初它指众多以姓氏为标记的血缘群体的集合，在现代社会，其血缘、氏族、姓氏的意义已经基本消失，它更多地指下层平民大众，尤其突出其无公共职位、无公共权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特征。
从众心理的概念篇2
我们已意识到知名品牌对企业和国家所带来的利益。近年来，有关部门和企业界纷纷提出要推进品牌战略，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实践中，对品牌创建要做到哪些基础性工作，如何操作等真正有关键意义的问题却关注不多。事实上，知名品牌的培养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业。在一些大众消费品领域，许多因素都影响着一个品牌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国外常将品牌经理喻为品牌的保姆，表明品牌是需要精心呵护才能慢慢成长起来。作者试图辩证地研究品牌建设的几个方面，从新的视角对品牌创建，尤其是大众消费品领域的品牌，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为企业经营者在品牌管理上构架一个比较明确的思路。 一：品牌力概念的提出
1．1．品牌的概念和作用
1．1．1．品牌的概念
竞争的加剧使品牌的问题凸显了出来。
一般认为，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图案，或是它们的相互组合，用以识别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相区别。与品牌紧密联系的有如下一些概念：
品牌名：品牌中可以读出的部分——词语、字母、数字或词组等的组合。如海尔、红双喜1999、tCL等。
品牌标志：品牌中不可以发声的部分——包括符号、图案或明显的色彩或字体。如耐克的一勾造型，小天鹅的天鹅造型，iBm的字体和深蓝色的标准色等。
品牌角色；是用人或拟人化的标识来代表品牌的方式，如海尔兄弟、麦克唐纳、米老鼠、康师傅等。
商标：受到法律保护的整个品牌、品牌标志、品牌角色或者各要素的组合。当商标使用时，要用“R”或“注”明示，意指注册商标。
1．1．2．品牌在市场营销中的作用与意义
1)品牌的首要功能是在于可以方便消费者进行产品选择，缩短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选择知名的品牌，对于消费者而言无疑是一种省事、可靠又减少风险的方法。
尤其在大众消费品领域，同类产品可供消费者选择的品牌一般都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面对如此众多的商品和服务提供商，消费者是无法通过比较产品服务本身来作出准确判断的。这时，在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中就出现了对产品的“感觉风险”(即认为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的心理风险)的影响。这种“感觉风险”的大小取决于产品的价值高低，产品性能的不确定性以及消费者的自信心等因素。消费者为了回避风险，往往偏爱拥有知名品牌的产品，以坚定购买的信心。而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是产品的标志，它代表着产品的品质和特色，而且同时它还是企业的代号，意味着企业的经营特长和管理水准。因此，品牌缩短了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
2)造就强势品牌能使企业享有较高的利润空间。
在传统的市场竞争中，当消费者形成鲜明的品牌概念后，价格差异就会显得次要。当给不同品牌赋予特殊的个性时，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
曾有调查表明，市场领袖品牌的平均利润率为第二品牌的四倍，而在英国更高达六倍。强势品牌的高利润空间尤其在市场不景气或削价竞争的条件下表现出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这种优势不仅仅得益于通常我们认为的规模经济，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消费者对该品牌产品价值的认同，也就是对价格差异的认同。
3)品牌可以超越产品的生命周期，是一种无形资产。
由于需求的变更和竞争的推动，除了少数产品，极大多数产品不会长久地被消费者接受。一般而言，产品都有一个生命周期，会经历从投放市场到被淘汰退出市场的整个过程，包括投入、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
但是品牌却不同，它有可能超越生命周期。一个品牌一旦拥有广大的忠诚顾客，其领导地位就可以经久不变，即使其产品已历经改良和替换。波士顿咨询集团研究了30大类产品中的市场领先品牌，发现“在1929年的30个领袖品牌中有27个在l988年依然勇居市场第一。在这些经典品牌中有象牙香皂、坎贝尔汤和金牌面粉”。象我们熟悉的一些海外著名品牌，也都是有经久的历史。如吉列(始于1895年)、万宝路(始于l924年)、可口可乐(始于1886年)、雀巢(始于1938年)。同样，我国的不少老字号在今天的市场竞争中依然有着品牌优势，如同仁堂等。
由此可知，品牌的概念比产品本身要广泛得多。它可以随着市场变换加以调整，只要能跟得上市场变化和消费进步，通过改进或创新产品以及保持品牌个性始终如一，可使品牌长期延续下去。
也正是因为品牌可以超越生命周期，因此就使品牌从开始的依附在产品身上慢慢地发展到与具体产品相对独立开来[注3]，并可使消费者长期积累对它的认同和偏好，从而使品牌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成为可能。它本身也可以作为商品参与市场交易。
而且，品牌与产品的相对独立，就导致了品牌延伸的出现，同一品牌拥有众多类别的产品，品牌成为了产品的核心。例如，当娃哈哈生产儿童营养液时，品牌名只是作为产品的一部分，但发展至现在，娃哈哈品牌无疑成为了企业产品的统帅。
1．2．品牌力概念的提出
1．2．1．艾.里斯与杰克.特劳待对营销思想的有益补充
作为一门研究企业经营策略的学科，市场营销学早在本世纪初就产生于市场经济已比较发达的美国。到今天，市场营销理论在西方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仅为生产企业、商业企业等赢利组织所广泛运用，而且，“有东西(或劳务)可出卖”的组织和个人都能运用市场营销的思想。与西方将近一个世纪应用营销理论相比，市场营销学在我国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以菲利普·科特勒为代表的市场营销学者认为营销的核心在于企业的产品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企业要以市场需求为中心组织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在70年代，市场营销学者针对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暴涨、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和忽略社会服务等情况，在市场营销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营销观念——社会营销观念。它认为企业在制定市场营销决策时，应同时考虑三方面因素：消费者需求的满足，社会长期整体利益和企业的经济效益。即使在这种极具理想色彩的营销思想中，消费者需求的满足依然是最基本的核心概念。
从企业经营哲学演变的过程来看，生产观念——产品观念——推销观念——市场营销观念——社会营销观念这一顺序，清晰地表现出社会产品自供不应求到供过于求的转变。人们购买商品事实上是在购买能满足某种需求的效用。在现代的市场环境中，按推销观念先生产出来再向人们推销这种效用是行不通的，必须按营销的原则，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产品。因此整个营销的核心也就是发现和掌握消费者现实或潜在的需求。
但社会的发展，使营销环境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首先，在西方社会日益进入资讯和传播爆炸的时代，而且在消费品市场，产品异常丰富，消费者有时会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二是伴随技术的交流，使得产品之间的差异日益减少，不同品牌的产品都可以做到满足消费者的基本需求。
在这种情势下，营销学者艾.里斯和杰克.特劳特在“需求的满足”这一市场营销学的核心思想的基础上，引入了“观念竞争”的思想，对市场营销学作出了有益的补充。在他们的著作《22条商规》、《广告攻心战略——品牌定位》和《营销战》中，他们认为今天的市场营销不是产品之争，而是观念之争，抢先深入人心胜过抢先进入市场。相应地竞争的战场不在产品市场，而是在大众的心智，谁抢先向大众表达自己的产品概念，谁就可能在竞争中赢得优势。他们主张通过创新、领先等方式让自己的产品概念率先进入大众的心智，通过概念集中，概念专有等方法来强化和保护大众对自己产品已有的观念。
受上述两位营销学者的启发，我们觉得在消费品市场中，可行的营销思路应该一方面要紧紧地抓住消费者需求的满足这一核心概念，掌握消费者需求的变动，考察、发掘潜在的需求，不断地创新，以成为领先者和争取第一的创新姿态进入消费者的心智；另一方面针对日益丰富的竞争产品的威胁，要了解本企业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概念，分析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心理反应，巩固强化原有的产品概念。总而言之，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消费品市场中，我们要兼重需求的满足和产品概念的树立。
1．2．2．品牌力概念的提出
上面的结论体现在品牌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向消费者灌输一种建立在消费者需求基础上的品牌概念的重要性。由此，我提出品牌力这一概念。
所谓品牌力，是指消费者对某个品牌形成的概念对其购买决策的影响程度，品牌力基本上是由品牌商品、品牌文化、品牌传播和品牌延伸这四要素在消费者心智中协同作用而成的。一个品牌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在消费者的心智中占有一席之地，就要使品牌的商品有强大的商品力，树立有助于强化品牌个性的品牌文化，实施有效的品牌传播，进行正确的品牌延伸。
品牌力更多的是一个从心理学角度提出的概念。它强调了在大众消费品市场上，对消费者需求的把握和观念的竞争(更有力，更有效的品牌概念灌输)是品牌成功的基本战略。一个品牌的成长之路，起源于具体产品的成功。在这一阶段，品牌是依附在产品身上的。适应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赢得市场，也使品牌为大众所认知。逐渐地，消费者将他们对产品功效和品质等特点的认同，简洁地集中到品牌上，形成一个品牌概念。当成功产品带出成功品牌之后，品牌的力量就显示出来了。经营者将成功品牌恰当地应用到其它类别的产品上去，品牌就与原来的产品相对地独立开来了，品牌的概念反过来对具体的产品销售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然此时的产品依然是要以适应消费者需求为前提的，同时它们也会再对品牌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
从众心理的概念篇3
（中国矿业大学体育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摘要：对群众体育、社会体育、草根体育的概念和产生原因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群众体育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以公为本开展的体育活动；社会体育定义为一种自上而下的以人为本开展的体育活动；草根体育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以人为本开展的体育活动，并对三者的本质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群众体育；社会体育；草根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68X(2015)04-0070-03
基金项目；中国矿业大学科研平台项目“徐州体育赛事文化研究院”(5R101135)。
目前，有关群众体育、社会体育、草根体育的概念界定还存在诸多问题，要准确的理解他们的概念，关键要把握它们的本质属性。笔者针对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首先从“群众”、“社会”、“草根”等上位概念并结合逻辑学的概念进行分析，总结它们的概念，以期为今后研究提供有益帮助。
1群众体育的概念辨析
1.1群众的概念
在分析群众体育概念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懂“群众”的概念。群众一词在中国古代并无使用，一直到19世纪康有为、严复等把西方舶来的society-词翻译成“群”，从此中国学术界对“群众”一词进行广泛研究。笔者总结了中外学者对“群众”一词的研究（见表1）。
根据文献资料可知“群众”一词的概念很多，逻辑学认为一些词语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的含义是不同的。例如，汉语词典解释“群众”为：很多人聚集的地方；中国主要的群体理论认为：“群众”代表着中国的劳动者或者是出于中国下层的人们（与政治阶级是相对的）。汉语词典解释的“群众”概念主要从词的表面意义来分析“群众”，中国主要群体理论解释的“群众”的概念主要从政治角度来分析“群众”，所以它们代表了不同的含义。
1.2群众体育的概念
根据逻辑学的二分法可以将“群众”分为正义群众和非正义群众，而处于“群众体育”这个语境中的“群众”应属于正义群众(masses)。理由：其一，“群众体育”一词在新中国成立初才被广泛使用；其二，建国之初为保护我国新政权维持内部稳定；其三，为更好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原因就如毛泽东所说的，这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迫切需要体育来改变，所以大力倡导“群众体育”。由于当时经济水平较低，人民无心、无力自己组织体育运动，所以其主要的承办方式为国办，如工间操、课间操等，“群众体育”的兴起使中国人的体质得到大幅度提升。1985年后国家逐渐改变了“群众体育”只有国办的举办方式。
本文认为群众体育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以公为本开展的体育活动，也就是群众体育的主体是任何以公为本的人，而不是只局限于非官方的人。从这里可以看出“群众体育”主要指某个群体所进行的体育活动，如学校开展的广播体操、工厂进行的工间操等都有利于改变我国现状，都属于群众体育。其一，从群众体育的主体出发，任何群体都可以是群众体育的主体，而不仅仅将群众体育的主体局限于非党员或者是非学校人员、非竞技人员。然而我们自有体育以来的二、三、四分法分别是将体育分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或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竞技体育或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军队体育，因此从体育分法中也可以看出群众体育与社会体育之间的关系。其二，群众体育的外延非常广阔，从管理学角度它可分为社会体育和非社会体育（非社会举办的体育活动），也就是说有的群众体育具有社会性的特点，如社会体育，而有的群众体育也不具有社会性特点，如学校体育。其三，笔者认为群众体育具有公益和自上而下的特点，也就意味着他所具有的公共利益比较明显，私利较弱。
2社会体育的概念辨析
2.1有关社会的几种定义
“社会”一词在我国最早是分开使用的。“社”表示用来祭祀的地方或志同道合所结成的人群，“会”表示聚合、相见或民间团体，“社”“会”逐渐演变成“社会”，指在一个地方于民间节日举行的演艺、祭神的庆典活动，或者指众多人聚集而结成的团体。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认为：生产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的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社会。现在西方社会唯实论认为社会不仅仅是个人的集合，而且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实体，主要以迪尔凯姆、孔德等为代表。现代西方唯名论认为真实存在的不是社会，而是单独的个人，社会只是一个概念和名称，是对独立个人的一种集体称谓，主要以韦伯、吉丁斯等为代表。
肖云忠在国内外“社会”概念定义的启发下，把“社会”定义为占据一定地域空间并共享某种文化的人口在物质资料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关系体系。对社会出现不同的定义可以根据逻辑学的定义方法分析，主要是对社会邻近属性概念和种差的分析出现分歧才会出现不同的定义。本文主要采用肖云忠对社会一词的定义概念，由此可见社会的外延极其宽广，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体育外延的宽广性。
2.2社会体育的概念
将社会体育的上位概念“社会”弄清楚后，社会体育的概念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社会体育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锻炼身体的目的逐渐以健身和娱乐为主，社会体育的属性基点也转变为主要以健身、娱乐为主，这与群众体育大为不同。现代体育的三分法和四分法认为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是一种并列关系。笔者认为学校也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学校体育里也会有社会体育的部分，如果把社会体育按照三分法来进行划分，则与社会的概念有所不符。群众体育与社会体育产生的目的不同而且代表的国家发展状况也不同，所以也不能用社会体育直接代表群众体育。从社会体育的主体来看应该是所有的人民，而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从社会体育的组织形式来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不具有真正的主动性。综上所述，笔者把社会体育定义为一种自上而下、以人为本开展的体育活动，也就说社会体育的公共利益程度比较低，主要是以个人的健康、娱乐为主，但是个体的自主性意识还不强，主要靠自上而下的形式进行。
现在体育的分类基本上是以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三分法为主，笔者认为学校体育、军队体育不是社会体育，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又是社会体育，因为学校体育与军队体育主要是以公为本的体育活动，一般情况下应属于群众体育，但是在特殊条件下又属于社会体育，这主要看它的本质是以公为本还是以人为本，如果在两种目的都存在的情况下就以它们的主次来区分。
3草根体育的概念分析
3.1草根的定义
草根(grassroots)在陆谷孙主编的《英汉词典》中翻译为群众的、基层的、根本的。草根还蕴含着一种顽强性与重要性，如白居易写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充分体现了草根的顽强性。我国的社会学、民俗学家艾君认为：草根文化属于一种在一定时期内由一些特殊的群体，在生活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潮流现象。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几点：其一，草根一词代表着一种基层的、大众的人群；其二，草根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而不是一种静止不动的概念，它代表着某一时期的人民群体。具有强大的广泛性这是由“草根”的本质属性决定的，革根永远处于不断的生长、变化中，可以代表着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草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影响性，只有对社会产生影响才会体现出草根的意义从而成为草根。草根的影响性分为三种：从草根对社会产生影响后从未消亡过一直存在；从草根对社会产生影响后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消亡；草根具有顽强性或稳定性。
3.2草根体育的概念
草根体育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以人为本的体育活动。从创造人群上看，既可以是上下层人民也可以是上层人民，所以在界定草根体育时不应该将草根体育局限于某一群体，这样容易将草根体育的概念变窄。从主动性上看，草根体育比社会体育和群众体育更具有主动性，是一种自下而上进行的而不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运动，这是与群众体育和社会体育最大的不同。从延续上来看也可以是延续的也可以是不延续的，并不一定只有流传下来的才是草根体育。从稳定性上看，草根体育比群众体育和社会体育更具有稳定性，这是由草根体育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4群众体育、社会体育、草根体育的本质
体育的组织形式由自上而下（社会体育、群众体育）的形式向自下而上（草根体育）的形式转变；体育的属性基点主要从以公为本（群众体育）向以人为本（社会体育、草根体育）转变。其一，说明我国经济发生重大转变。其二，“体育”是西方舶来之词，之前的体育主要是一种借鉴，目的是为国争光和保家卫国，现在主要目的是健身、娱乐。笔者认为“体”从字面来看是“人”、“本”的结合体，其“体育”的本质属性应该是一种以人为本的身体活动，最主要的目的也应该是健身和娱乐。体育的属性基点主要从以公为本（群众体育）向以人为本（社会体育、草根体育）转变，也正是回归体育的本质属性。
体育本质回归可以从以下几点理解：从参与的主体上看，是从正义的群众（群众体育）向全部的人民（社会体育、草根体育）的演变，体育本身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活动就表示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群体。其二，从参与体育的目的上看，主要是从保卫新政权维持内部稳定向主要以健身、娱乐为目的进行的，这也是向体育本质回归的一种体现。其三，从参与体育的原因看，建国之初人民体质较弱的原因主要是连年战争以及人民温饱问题难以解决导致的，然而近30年人民体质连续下降却主要由文明病造成，如肥胖病、高血压等，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人民营养过剩，他们认识到体育可以使自己的身心得到健康，从而自觉地进行体育活动。其四，从组织结构上看，人民从需要有组织领导（群众体育、社会体育）向无组织领导的（草根体育）发展。这些都体现着体育本质属性的一种回归。
从众心理的概念篇4
近几年，随着人均GDp的提升，新的消费意识正在形成，中国消费者正在寻找更多更有价值的东西，对品位、体验及文化层面的追求也逐渐加深。概念店这种新的商业形态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概念店聚集的往往都是小众品牌，市场规模不大，没有很广泛的分布且不是知名的主流。但这些小众品牌拥有容易让人注意到的聚焦点，具有鲜明的特色与核心价值，消费者容易接受、理解并成为回头客。
概念店正迅速崛起
目前，现有的消费阶层正在发生剧烈的分化，更加富裕、更追求个性，也更趋消费成熟的消费者在中国快速成长。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出10年，超过3/4的中国城市家庭有望晋级中产，中产群体将成为社会群体的主体，形成纺锤形的人群结构。
同时，中产群体正迅速分化为大众中产，以及上层中产。上层中产的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已经在形成主流的有强大消费力的主体。到2020年之前超过一半的中国城市家庭将跻身上层中产，而这个数字在2012年仅为14%。这一趋势对当下各消费行业的商业模式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中国不断扩大的上层中产中，他们的购物喜好发生了转变，对“与众不同”的追求日益加深。据统计，2013年，小众品牌零售业销售额比去年上涨12.4%，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实际的主流消费者是中产大众，并且以购买小件奢侈品为主。但随着这些消费量的提升，中产大众越发感到不能体现自身个性化的需求。他们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暴发户，想要通过一种更加时尚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与众不同，“个人主义”开始逐渐流行，与此同时，“概念店”的理念也逐渐深入人心。
独有的商业模式
当消费从大众化转向小众化的时候，新的挑战和机会就出现了。那些以规模经济取胜的大企业需要及时调整战略，适应小众化时代的需求。一些富有远见的公司开始着手制定双重战略：以销量为目标的大众市场业务模式，以及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上层中产业务模式。而对小众品牌来说，小众化时代的到来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以品牌价值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小众品牌有了成为未来明星的希望。概念店在品牌价值理念、设计师风格、购物环境、创新产品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
独特的品牌价值理念
小众化消费，知名度不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品牌定位才是制胜的前提条件。一个品牌如果不能拥有独特、鲜明的价值理念，不能在目标客户的“脑海里成像”，没有一句简洁明了的品牌价值描述打动客户，就很难在嘈杂的环境中迅速出位。
随着消费的升级，上层中产对消费文化要求的提高，即便是普通消费品也希望能够有体现出生活态度的理念，而具有品牌创新价值的商品，则会更多地被消费者认可。具备独特品牌价值理念的概念店吸引了不少小众消费群体，比如创意的瓷器茶具、艺术书籍、古典家具、品牌雪茄专卖等很多概念店都拥有一批忠实的消费群体，契合消费者的观念。
发源于厦门的万仟堂就是这样一个品牌，其借以泥土而成的陶器，来倡导质朴优雅的生活格调。万仟堂致力于还原陶艺产品实用形象，并在艺术与生活之间寻找到合理的平衡，旗下四大产品体系，无一不在设计上表达出一种超越豪华奢侈的简洁。其摈弃视觉的纷繁与冲击，让质朴的美感本能地流露出沉稳安静的本色，给普遍浮躁的生活带来安宁和思考。万仟堂陶品将器物与精神进行高度融合，赋予陶器全新的质感和灵性，重新定义陶与人的关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陶品生活空间。万仟堂在全国多个地方拥有专卖店，受到一大批陶器爱好者的追捧。
别具风格的设计师
消费者不希望自己看起来像个暴发户，他们想要展示自己独特的品位，同时看起来与众不同。中国富裕阶层相比满大街的LV、Chanel也越来越热衷于低调而与众不同的品牌。概念店是以独特设计理念和创意为核心的商业形式。因此，在一个概念店里，风格独特的设计师往往就成为品牌的灵魂人物，成为品牌的特色。
丁勇就是这样一位设计师。他创办的达衣岩品牌女装，本是一个意大利小镇的名字，最初学习油画、具有很深的田园情结的他，把达衣岩作为自己创立的女装品牌的名称。达衣岩的目标消费群定位为所有热爱都市生活、向往田园意境、拥有艺术情结、品位高雅、卓尔不群的现代知性女性。丁勇在3年前北京的798艺术区举办的“洗澡”时装秀上，曾以赤身洗澡的方式向观众惊艳谢幕，他执着于对艺术和品位的追求，而不是对潮流的追逐，这就是他最执着的“概念”。目前达衣岩在全国已经有400多个专卖店，有许多女士热爱该品牌到了非达衣岩不买的地步，对服装设计师丁勇也是耳熟能详。
以设计师为特色的概念店还有很多，比如天意品牌的创始人梁子等。坚持设计理念对于概念店非常重要。很多概念店为了使自己保持独特的理念，寻求与新兴设计师的合作。这些设计师将包含艺术、音乐、设计、时尚在内的文化元素与商业元素融为一体，为消费者提供完美地融合了时尚、设计、艺术的购物体验。
创意无限的产品及购物环境
概念店的产品要么是设计师主导创意设计的产品，风格独特，要么是店主擅长精挑细选采购商品的结果。根本上，这依赖于经营者非常独特的眼光和直觉。概念店需要在保持风格的前提下，不断地更新商品，如同画展展厅一样，每月都要保持新的面貌，保证商品的更新率。也正因为店面规模小，发挥了小众品牌的优势，可以方便地不断更新产品，保持创新与独特风格，这是明显优于大众品牌的优势方面。
法国老妇人Colette在巴黎开出的概念店Colette，彻底改变了零售购物的体验。Colette概念店致力于满足处于变化中的各种国际时尚风格和品位。“时尚设计的艺术大餐”是Colette的口号，各种元素在这里汇聚——珍贵的名家珠宝首饰和服装、罕见的书籍和小摆设、最好的美容产品、视觉艺术画廊、时尚水吧、嬉皮音乐图书馆和大量绝无仅有的设计作品。这些宝贝在一座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建筑里，一切都是为具有独到眼光的顾客而准备。
从众心理的概念篇5
犯罪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就实施犯罪的人数而言，大多数犯罪都是由一个人单独实施的。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大多数犯罪都是关于一个人的犯罪，它意味着刑法典分则各罪的单独犯。这种只要由一个人实施了刑法典分则所规定的行为，就可以对此一个人的行为认定其构成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犯罪类型就是单独犯。例如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某甲实施了故意杀害某乙的行为，即可以按故意杀人罪追究某甲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这个故意杀人罪就是可以由一个人单独独立完成的，因此故意杀人罪就是单独犯，因为它具备了一个完全的犯罪构成要件。这种一个人实施某一行为具备了一个完全的犯罪构成要件，构成犯罪的，就是单独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的犯罪是由两个人以上共同实施的，也就是说犯罪可能是多个人合作的结果，而且这种多个人合作实施犯罪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严重。这种由多个人合作而犯下的罪行，从实施行为或者从形成犯罪心理的角度来看，使得犯罪会因多个行为人适当力量的联合与分工而变得更加容易。这种由多个人合作进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种社会危害性并不是指犯罪的结果，因为由一个人杀死一人与由多个人共同杀死一人的结果是一样的）往往比一个人单独犯罪更为严重。此外，更有一些犯罪是由刑法分则规定由多个人聚集在一起进行，以“聚众”（gatheracrowd或mass）这一形式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的共同犯罪，这种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这种犯罪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聚众犯罪。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除了提出“聚众犯罪”这一概念外，并没有对聚众犯罪的概念加以定义或者解释。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没有对聚众犯罪进行明确的定义或者解释，因而造成我国刑法理论界对聚众犯罪的概念有着不同的概括。从目前来看，对于聚众犯罪概念的定义或者概括主要有下面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高铭暄先生等认为，聚众犯罪是指聚集特定或者不特定的多人实施犯罪，这些众多的人之所以能够聚集在一起实施犯罪，是由于其中的首要分子进行组织、策划、指挥的结果。第二种观点是陈兴良先生认为，聚众犯罪是指法律规定以聚众作为构成犯罪必要条件的犯罪。或者如姜伟先生认为，是指法律明文规定以聚众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形态。第三种观点是马克昌、赵廷光先生等认为，聚合性共同犯罪，又称聚合犯，即以多数人的聚合行为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第四种观点则是吴明夏先生等认为，所谓聚众犯罪，就是指行为人聚集多人一同进行犯罪的一种共同犯罪形式，它是以聚众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上述几种关于聚众犯罪概念的定义或者概括各有可取之处，同时也有不足之处。第一种观点扩大了聚众犯罪的范围，因为即使是单独犯同样也可以以聚众的形式实施犯罪，即以聚集众人的方式进行犯罪。这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聚众犯罪，而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聚众犯某罪”，按这种观点来理解聚众犯罪的话，研究聚众犯罪就没有什么更大的实际意义了，并且这样一来也就将聚众犯罪完全等同于一般共同犯罪，实际上也就失去了聚众犯罪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空间。第二种观点既强调了“聚众”这一特征，又强调了聚众犯罪的法定性，即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这种观点几具科学性。但是，我们尚不能从其定义中看出聚众犯罪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这与持此观点的陈兴良先生等对聚众犯罪的性质的理解有关，关于这个问题在下面的研究中笔者还将提到。第三种观点则纯粹属于从国外的刑法理论中引进的概念，连聚众犯罪这个词都未表述出来。第四种观点虽然强调了聚众犯罪的基本性质，但是却没有体现聚众犯罪所应当具备的法定性这一基本特征。笔者认为，上述几种观点虽然是名家所论，但是，这些观点却没有完整地表达出聚众犯罪这一概念的基本内容和特征。
所谓概念，就是人们进行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它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最一般的本质特征，是人类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把事物的共同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这种概括的结果就是我们所说的概念。任何概念都包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所谓概念的内涵，也就是某个概念的定义或者内容。所谓概念的外延，是指某个概念所包括的范围。那么如何对一个概念下定义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批判了“经验批判主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后，有一个最为经典的论述，他指出“下‘定义’是什么意思呢？这首先就是把某一个概念放在另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里。”用这一观点来指导我们对聚众犯罪这一概念下定义，就必须将聚众犯罪这一概念放在另一个相对广泛的某个犯罪概念当中进行。笔者认为，所谓聚众犯罪，就是指首要分子聚集多人一起实施以“聚众”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以刑法分则为特别规定的共同犯罪。从这一聚众犯罪概念的定义或者内涵来看，聚众犯罪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或者特征，一是聚集多人，即非固定的多人性。所谓多者，在我国刑法中一般是指三以上。它表明参加聚众犯罪的人数至少要达到三人以上，但是其人员又具有相对的不固定性，如果具有绝对的固定性，则可能成为集团性共同犯罪或者是有组织性共同犯罪。二是必须由刑法分则特别规定，即聚众犯罪的法定性。它表明哪些犯罪是聚众犯罪必须由刑法分则加以明确规定。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一种犯罪是否为聚众犯罪，不能仅仅以其罪名是否出现了“聚众”二字才确定其是否为聚众犯罪，而在于刑法具体的罪状表述中是否以“聚众”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例如扰乱法庭秩序罪，在罪名上并没有“聚众”两字，但是其中有两种行为是以“聚众”为必要条件而构成扰乱法庭秩序罪的，即“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此外，还有一类聚众犯罪就是在罪名中没有使用“聚众”二字，在罪状中也没有使用“聚众”二字，但是其仍然属于聚众犯罪，这就必须结合刑法总则中有关规定综合分析认定。如暴动越狱罪，其在罪名上没有使用“聚众”二字，在罪状中也没有出现“聚众”二字，但是其仍然属于聚众犯罪的一种，因为在其罪状中使用了“首要分子”一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7条规定“本法所称首要分子是指在犯罪集团或者聚众犯罪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在暴动越狱罪中的首要分子，显然是指聚众暴动越狱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而不是聚众暴动越狱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三是以“聚众”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聚众犯罪体现了犯罪的公然性。它往往是公开、公然实施的，这主要就是体现在所谓“聚众”上，它与其他类型的共同犯罪有所不同，其他共同犯罪人在实施共同犯罪时往往是不想让人知道，具有很大的隐秘性，而聚众犯罪则正好相反。当然，单独犯罪也是不想让人发现的。四是聚众犯罪是一种共同犯罪，共同犯罪这个概念就是聚众犯罪这一定义中“更为广泛的概念”（列宁语），而这一问题也是刑法理论界在聚众犯罪研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对聚众犯罪下这样的定义也就明确了聚众犯罪的主体特征、法律特征、行为特征及其形态特征，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整体上较为全面地把握聚众犯罪的基本概念。从我国聚众犯罪的外延来看，就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的聚众犯罪。其他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聚众犯罪的外延则是该国和地区刑法典分则所规定的所有的聚众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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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心理的概念篇6
关键词：体育术语；矛盾运动；体育概念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1-0010-05
Contradictionbetweenthetermandpracticeof“sport”aswellas
argumentationabouttheconceptofsport
menGFan-qiang
（Schoolofphysicaleducation，ShaanxiUniversityoftechnology，Hanzhong723000，China）
abstract:theunchangedtermof“sport”hasgonethroughaprocessofgeneralizationfromaspecializedtermtoadailyword,whilethedevelopingpracticeofsporthasgonethroughaprocessofdevelopmentfromschoolstothesociety.thecontradictionbetweentheunchangedtermof“sport”andthechangingpracticeofsportitreferstoistherootcausefortriggeringthelonglastingargumentationabouttheconceptofsport.Fromtheperspectiveofthedevelopmentofsportspractice,theexpansionofthesportspracticeareaisthefundamentalcausefortheconnotationoftheconceptofsporttobeeverincreasinglyenriched,andenablestheevolutionofsportsconceptstoshowthecharacteristicsofhistoricallimitationsandvaluejudgment.thecontradictionbetweentheunchangedtermof“sport”andthechangingpracticeofsportitreferstohasbeenfullyembodiedintheargumentationaboutitsconcept:1)itshowsintheinequalityofpreconditionsforargumentationabout“truesportsview”and“grandsportsview”;2)itshowsinthedifferencesbetweenthesetwoviewsintermsofresearchapproachandbackground.
Keywords:termofsport；contradictionmovement；conceptofsport
我国的“体育”一词系由日本引入，但是在二次大战以前日本从未用过“体育”一词来做教育科目的名称[1]。然而，体育引入我国后则首先在学校中得以发展，并经历了从学校走向社会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体育实践领域迅速拓展，如今的体育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充实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同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导致了“体育的本质是教育”的“真义体育观”和以体育高度大众化为实践依据的“Sport大体育观”的争论。在历时近30年的体育概念争论中尽管偶有出现关于体育概念、术语与实践关系的论述，但是却没有能够通过分析“体育”术语与其实践的矛盾来认识体育概念的演进及争论[2]。基于以上原因，本研究从考察“体育”术语与体育实践的矛盾认为：体育概念的争论是不变的“体育”术语与其所指向的变化的体育实践之矛盾的外部表现形式，也就是说这一“体育”术语与体育实践的矛盾是引发“真义体育观”与“Sport大体育观”争论的根源。
1不变的“体育”术语与变化的体育实践之矛盾
1.1不变的“体育”术语经历了由专业术语到大众用语的泛化过程
自1897年“体育”一词引入我国之后，经历了由专业术语到大众用语的泛化过程。这一过程中“体育”被作为“体操”、“运动”、“游戏”、“健康”、“教育”和“特殊的文化现象或实践活动”等的专门用语[3]，其所指事物逐步拓展了，但作为“标记”的“语词”从未发生过改变。并且多年来作为专业术语的“体育”始终也没有替代形式的出现，“广义体育”和“狭义体育”事实上是以层次划分的形式出现的。尽管在这一发展历程中“体育”术语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它却逐步地从专业用语进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们的生活用语之一，且出现频率还极高。如体育新闻、体育服装、体育俱乐部等等。
“体育”经历从专业术语到大众用语的泛化过程中，表现出了以下特点：首先泛化的“体育”术语遍及生活的很多领域，已成为重要的生活用语；其次，体育术语在其泛化过程中出现了“功能增值”的现象，也就是说泛化后的体育术语增加了许多新的用法和意义，如“家庭体育”、“轻体育”、“体育经济”等等。
应该认识到体育术语的泛化现象无意识地丰富了体育的内涵，并扩大了体育的外延。这一现象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是难以解释的，因为形式逻辑认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呈反变关系，内涵越丰富其外延则应该越小，反之亦然。因此与体育内涵的逐步丰富同步扩大的体育外延，成为体育概念研究的一个难点。
1.2发展的体育实践经历了由学校到社会的拓展过程
百年来我国体育实践领域的拓展过程，也就是我国的体育从学校走向社会的发展过程。以至于如今的体育已渗透到社会的建制部门与非建制部门的方方面面，不仅有“职工体育”、“社区体育”、“农村体育”，更有“残疾人体育”、“学区体育”等等。这一体育实践由学校向社会拓展过程的动力，既来自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体育自身发展的内驱力，更来自于新中国体育方针和工作重心的调整，如1956年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在《关于1955年体育工作总结和1956年工作任务的报告》中指出：“采取加速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在广泛的群众运动基础上，努力提高运动技术的方针，争取在二三年内，在若干项目上分别接近或赶上国际水平。”[3]这一体育方针的转变极大的推动了体育向全社会的普及。此外，1995年颁布实施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更使得群众体育成为我国体育工作的又一重心。
在我国的体育从学校走向社会的过程中，在体育的实践领域还发生了以下可喜的变化：首先，是由单一目的的体育实践向多元目的取向的体育实践发展。过去的体育实践大都为了健身的目的，如今为了交际、休闲、娱乐等多种目的取向的体育实践则逐渐成为主导，因此也就产生了“休闲体育”、“闲暇体育”、“体育旅游”、“电子竞技”等多种多样的体育实践形式。其次，由身体直接参与的体育实践拓展至注重精神享受的“观赏”性体育实践。随着体育竞赛表演业的兴起，人们体育实践的参与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观赏体育比赛同样成为体育实践的一种，如今CCtV5的收视率不仅在学生群体中，在中老年群体中也是极高的。第三，从以文化为主导的体育实践向以经济导向的体育实践拓展，而且此种体育实践形式还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如体育经济、体育产业等。
以上所述体育实践的拓展应该说对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在涉及体育概念研究的问题上，它同不变的体育术语一样给体育概念的研究制造了一定的困难。主要表现在随着体育实践领域及形式的拓展人们完全有理由从多角度认识和理解体育，如从经济、休闲、社会建制等视角出发，又会造成对体育概念的多义理解。
1.3不变的“体育”术语与变化的体育实践之矛盾成为诱发体育概念争论的根源
通过前面的分析发现，泛化了的“体育”术语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体育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同步增长，从而给体育概念的研究造成困难。而发展变化的体育实践则因为其实践领域的不断拓展导致了研究体育概念视角的多元化，从而也给体育概念的研究制造了困难。而将上述二者联系起来思考，则不难发现“体育”术语与体育实践成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用以表示体育这一类客观事物的术语在百年的发展进程中始终没有改变，而其所指向的实践已与过去大相径庭。
从事物发展运动过程中“内因”和“外因”关系的哲学方法论出发，我们有理由相信“体育”术语与体育实践之间的矛盾是诱发旷日持久的体育概念争论的根源所在。正是有了这一矛盾存在，所以导致了研究体育概念的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其一是从考察不变的“体育”术语走向概念；其二是从考察变化的体育实践走向概念。所以也就形成了所谓的“真义体育观”和“Sport大体育观”的争论。而在整个的争论过程中也必然使得“是否承认体育概念的发展变化”成为争论的实质内容。
解决“体育”术语与体育实践之间矛盾的通道应该是不断完善体育概念的内涵，使其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体育实践的发展和变化，以及所指事物的本质特征，同时能够通过概念的界定去准确地圈定其外延。然而，正是对这一问题认识的不明确，所以导致了术语和概念还停留在“是否具有发展变化的特性”的争论上，至今没有太大的进展。事实上，“体育”术语与体育实践之矛盾已揭示，其概念是否具有发展变化的特性这一问题就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
2从体育实践发展变化看体育概念演进的动因和特征
2.1体育实践领域的拓展是推动体育概念内涵不断丰富的根本动因
体育一词引入我国的初期并不具有教育的含义，其教育含义形成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体育概论》明确指出：约自西历一九三零年起体育的趋势已侧重教育方面，可说是“体育就是教育”，因为体育只是一种教育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4]。此后在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之间对体育概念的讨论极少见到，甚至在1961年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理论》教材中都没有看到对体育概念的界定。在笔者掌握的文献中，“体育的本质是教育”这一认识至20世纪80年代前后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这一时期之后对体育概念的界定具有代表性的有：曹湘君[5]，认为体育是指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为目的一种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它是社会总文化的一部分；1995年高教出版社出版的《体育概论》[6]中认为，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媒介，以谋求个体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直接目的，并以培养完善的社会公民为终极目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教育过程；2004年版的体育院校通用教材中认为，体育是人类为适应自然和社会，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而自觉地改善自我身心和开发自身潜能的社会实践活动[7]。20余年的时间中人们对体育概念的认识经历了由体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向体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体育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等认识的转变。
纵观我国体育的百年发展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体育实践的主体在学校，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体育实践的重心发生了转变。在1949年10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上，同志指出：“过去的体育，是和广大人民群众脱离的。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不但是学生，而且工人、农民、市民、军队、机关和团体都要搞体育。”[8]81954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提出“结合实际情况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并逐步地使之普及和经常化。”[8]29此后我国体育实践的领域得以逐步拓展，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文化和教育的飞速发展，如今的学校体育已成为我国体育实践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人们基于对体育实践领域拓展的视角对体育概念的内涵进行新的诠释，自然也就成为体育发展和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换言之，体育实践领域的拓展是推动体育概念内涵不断丰富的根本动因
2.2体育实践发展变化视角下体育概念演进的特征
从体育实践发展变化的视角来看，我国体育概念的演进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历史局限性。人们对体育概念的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体育一词进入我国初期，人们对这一新生事物还很陌生，因此从运动形式(项目)的角度对其加以理解，从而产生了体育就是体操的认识。随着20世纪20年代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传播，使得当时的社会具备了从教育的角度理解体育内涵的外部环境，因此也就产生了体育的本质是教育的认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竞技体育的崛起、群众体育的普及，以及体育产业等的发展彻底打破了以学校为主导的体育发展状况，体育实践的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促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体育的内涵，所以体育是社会文化现象、是社会实践活动等认识出现。
第二，价值判断性。价值判断成为概念界定的重要视角，并经历了价值判断的一元到多元的认识过程。纵观体育概念的演进过程，大都表现出了对体育的价值认知特点。从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期体育概念的变化可以看出，在学校体育为体育实践的主体时期，人们更多地从教育的角度对体育进行价值判断，如“近年来已有人发觉我国体育以往的错误，于是有“体育要大众化”的呼声喊了出来，这是很可喜的现象。不过我们要认清楚，体育不仅是“体操”或“运动”，也不仅是“健康教育”而是整个的身心教育，因为现代体育的目的，不仅是要养成强健的身体，并且要养成健全的心理，二者必须同时训练的[9]。基于这一价值认识，所以有了“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方式之教育”的概念界定。在体育高度大众化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体育的价值呈多元化趋势，因而在这一时期之后的概念界定中出现了带有增进身心健康、促进社会化、发展潜能等意义的表述。
3“体育”术语与体育实践之矛盾在体育概念争论中的表现
3.1“真义体育观”与“Sport大体育观”立论前提不对等
当前我国体育概念争论的焦点为“真义体育观”和“Sport大体育观”之间的争论。“真义体育观”所坚持的“体育的本质是教育”认识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而当时我国体育实践的主体在学校，事实上这也正是“体育的本质是教育”认识形成的实践基础。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指出，从哲学思维的角度看，知识主体思维结构方可帮助我们认识到体育概念的本质内涵[10]。“Sport大体育观”认识的形成则是以体育实践的高度大众化为依据，认为随着体育实践的发展，作为教育的体育不能准确反映体育的全部范畴，而扩大了范围的Sport概念，已经取代身体文化成为体育的总概念。新中国成立至今体育实践领域的拓展成为这一认识形成的重要基础。
上述差异表明，“真义体育观”与“Sport大体育观”的争论是基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立论前提而展开。“真义体育观”在其知识主体思维结构的指导下，以考察体育的“本真意义”为立论基础；而“Sport大体育观”则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站在考察实践与思维关系的立场上，以“体育的概念是发展的且有规律的”为立论前提。
从术语、实践与概念的关系来看，正是“体育”术语与体育实践这一矛盾导致了“真义体育观”与“Sport大体育观”二者立论前提不对等。20世纪初期“体育的本质是教育”认识形成之时，“体育”一词是作为专业术语出现的，而如今的“体育”已经高度泛化。因此，如不考虑体育实践的发展变化，单从术语的角度来认识体育概念的内涵，考察其“本真意义”当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如果换一视角，从考察体育实践及其发展变化来看，体育概念的内涵显然应该能够反映特定历史阶段体育实践的发展，它应该具有发展变化特性。因此，体育实践领域的拓展自然就成为“Sport大体育观”的认识基础，并推动着体育概念内涵的不断丰富。“真义体育观”考察术语的“本真意义”与“Sport大体育观”立足实践与思维关系基础上的“体育的概念是发展的且有规律的”立论前提之间的矛盾，恰恰集中体现了不变的“体育”术语与术语所指向的变化的体育实践之矛盾。
3.2“真义体育观”与“Sport大体育观”的研究路径与背景不同
前面谈到不变的“体育”术语与术语所指向的变化的体育实践之矛盾导致了“真义体育观”和“Sport大体育观”立论前提的差异，因此这一矛盾运动自然也就会进一步导致研究体育概念的两条不同路径和背景。
“真义体育观”与“Sport大体育观”的研究路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种体育观各自的证据阐述中。关于体育的本质是教育的直接证据主要来自国际体育联合会关于体育的界定，以及对英文原词形physicaleducation的历史考察。“Sport大体育观”的主要证据包括：Sport已成为部分国家体育运动的总概念[11]、体育实践领域的拓展及安德鲁斯三角形等几个方面。从中可以看出“真义体育观”的研究路径主要表现为通过考察体育的起源和词源揭示体育的本质，进而界定体育的概念。而“Sport大体育观”则更加注重体育实践的发展和变化，通过探索体育实践领域的拓展和大众化过程阐明体育的特性，进而揭示体育的基本属性，并为其下定义。
“真义体育观”与“Sport大体育观”不同的研究背景表现如下：“真义体育观”因为其研究的起点定位于考察体育的起源和词源，因而其研究背景大都为20世纪初期我国体育的引入和传播时期，或者是18世纪西方体育的起源时期。“Sport大体育观”则大都以当代体育实践为研究背景，注重体育实践的新变化和新动向。并且“Sport大体育观”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阐明近现代我国体育实践变化的原因和轨迹，揭示体育大众化的是认识体育概念的时代背景。
4结论
1)不变的术语“体育”经历了由专业用语到大众用语的泛化过程，而发展的体育实践则经历了由学校到社会的拓展过程。由此导致的不变的“体育”术语与其所指向的变化的体育实践矛盾运动成为诱发旷日持久的体育概念争论的根源。这一矛盾使得体育概念争论难以尘埃落定的原因是，体育术语的泛化现象无意识地丰富了体育的内涵，并扩大体育概念的外延，并且这一现象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是难以解释的。其次，体育实践的拓展使得人们有理由从多角度认识和理解体育概念，从而会造成体育概念的多义理解。
2)从体育实践发展变化的视角来看体育实践领域拓展是推动体育概念内涵不断丰富的根本动因，并使得体育概念演进呈现历史局限性特征和价值判断性特征。
3)不变的“体育”术语与其所指向的变化的体育实践之矛盾在其概念争论中表现为：“真义体育观”以考察术语的“本真意义”为立论前提，从考察体育的起源和词源出发，将“体育”术语的起源和引入时期作为重要研究背景。“Sport大体育观”以“体育的概念是发展的且有规律的”为立论前提，从考察概念与体育实践的关系出发，将当代体育实践的拓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研究背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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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心理的概念篇7
中国自古就有重视群众的思想流传，谓之民本思想，或者以民为本，这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殷商时期就已经提出了“重民”、“蓄民”及“唯民之承”等等思想。到了西周，周公提出要将天命民意合一、视民意为天命、以民意定天命的天民合一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上虽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局面，但是，关注民生，是其共同特征。孔子哲学思想中的人道观一仁学，其实就是以“民本思想”为其核心。孟子一贯主张民贵君轻，他提出，民为贵，社翟次之，君为轻。道家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反对干扰民众，提倡无为而治的主张。墨家的代表墨子出身平民，能够站在民众立场上谈民本，提出了“兼爱”、“非攻”等主张。就连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也有对百姓的爱护与尊重。兵家的思想中同样有以战争消灭战争，关爱民生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中国以后历朝历代的政治活动、治国措施、规章制度和政治思想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所谓“天立君以为民”、“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等，都是中国古代群众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而已。当然，尽管中国古代以民为本的主张就已经非常丰富，但是，近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群众”一词很难看见，也不可能出现。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群众”概念不具有政治含义，而仅仅指人数众多的，处于被统治、被管理的“民”和“臣民”的意思，也就是被统治者统治的底层老百姓。
西方传统哲学中对于群众概念的研究比较早就开始了，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提出，群众永远生活在无知的洞穴中，到20世纪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埃利亚斯·卡内提的《群众与权力》等著作中，开始比较深入地研究群众概念。应该说，在马克思之前，西方学者对于群众的评价总体上不是非常正面的，有些甚至是贬义的看法。卡内提在《群众与权力》中，他对群众的特征进行了如下阐述:（1）群众要永远增长，即群众组织并不希望群众自身的解体；（2）平等在群众内部占统治地位，即群众天生具有抹杀个性和追求平等的特点；（3）群众喜好紧密地聚在一起，即群众中的个体具有‘群’的特性；（4）群众需要导向，即群众的要求并不总是正确的，需要对它进行引导。从柏拉图和卡内提等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学者，对于群众，主要认为他们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大众，因此与愚昧、暴力、无组织和非理性等不良品质联系在一起。
总而言之，中西方传统群众概念中，都认为群众位于社会底层，需要教育和引导，君主们应该重视他们的权利，尽可能改善他们的生活，以免将群众中野蛮、暴力的一面释放出来，对于国家整体政治生活造成破坏性的打击。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却持不同观点，在中西方传统群众概念的基础上，他们透过群众表现出来的落后面，看到了群众的本质，发现了群众的光辉而伟大的一面〕马克思主义群众概念对于中西方传统群众概念的“扬弃”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首次把群众提高到历史发展动力的高度
马克思提出了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把群众提到了历史前进动力的高度。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相信群众是巴黎公社的重要力量，他说:“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
(二)用经济属性来分析群众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群众概念，主要还是从经济属性进行分析，指剥削者、压迫者以外的人群，因此，他们天生就具有推翻剥削和压迫、建设新社会的动力。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写道: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在他们看来，随着群众的觉醒，有越来越多的人会起来推翻剥削和压迫、努力建设新社会，所以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从众心理的概念篇8
牢固树立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发言稿一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上，指出了好干部的二十字标准，作为好干部也要牢固树立五种意识即学习意识、为民意识、务实意识、责任意识、清廉意识。
一、牢固树立学习意识。毛泽东同志说过活到老学到老，党员干部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不断增强自身能力。学，然后知不足，面对如今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更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把学习当作一种责任、一种追求、一种境界，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增强工作能力，以优秀的才能、聪明的才智，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二、牢固树立为民意识。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员干部要牢记党的宗旨，主动走到群众中间，多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党的力量在人民，根基在人民。党员干部要常怀为民之心，时时刻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把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作为工作的落脚点，在群众最盼上赢民心，在群众最急上见真情，不仅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入基层，多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难。
三、牢固树立务实意识。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实干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先进本色，实干是战胜困难的法宝。困难面前，悲观压头、束手无策没有出路，毫不畏惧、奋起实干才有未来。无限风光在险峰。一切办法，只有在实干当中才能找到;一切问题，只有在实干当中才能解决;一切机遇，只有在实干当中才能抓住。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必须把心思用在实干上，把劲头放在实干上，在实干中建树信心，在实干中推动发展。只有实干才能凝聚起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四、牢固树立责任意识。负责任、敢担当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成事之基。在其位，谋其政，党员干部更要有责任感，时代赋予了我们的责任，那就是实现中国梦，每个的党员干部就应该时代紧迫感和责任感，抢抓机遇，真抓实干。不能靠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不能为了政绩，搞面子工程，完了走人，更不能损害人民的利益。在关键时刻要冲在一线，在危难时刻要对得起党员干部这几个字。
五、牢固树立清廉意识。党员干部要常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自觉抵制人情风、关系风、跑要风，要把好美色关、金钱关、权力关，要防微杜渐，从小事做起，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要以焦裕禄、杨善洲为镜，一日三省吾身，做到大事不糊涂，小事不马虎，老老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严守高压红线，不越雷池一步，做一名人民满意的好干部。
牢固树立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发言稿二
概念可以对事物进行界定，也可以成为事物间相区分的属性特征。有概念才能有所区分、形成区别。党员干部身份特殊，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自觉上好概念学这门课程，树立概念意识，培育概念思维，把握事物概念的范畴，理清标准，区分是非、有无、对错、好坏、彼此等界限，划好言行举止分水岭。
强化认同，把准身份概念。党员干部身份是明确而具体的，是由责任驱使、宗旨要求和纪律规范的。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为党员干部树立了鲜明的身份导向和工作导向。在政治上即使是领导者，但在法律上则是公民，社会生活上是公共人、社会人，除了责任、使命之外毫无特殊。因此，要牢固树立我是干部我是党员的身份意识，提升觉悟，增强修养，遵纪守法、廉洁有为、为民务实，先干一步、干在实处，创先争优，保持应有的精神风貌。这是党员干部身份的基本要求和应有之义，切莫蜕化变质。
坚定立场，树立群众概念。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生命线。党的性质和宗旨要求，党员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群众利益。因此，要坚定群众立场，牢固树立群众概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群众不是空乏的概念，而是明确而具体的，不管是一人还是多人，凡是正当合法权益都要维护、保障。在工作中要多深入基层，倾听呼声，交流沟通，只有直白具体的了解群众，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知道怎么改干什么和怎么干，经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更加清晰具体的明晰群众和群众路线概念，增强思维和行为自觉。
理清是非，把准大局概念。大局就是全局。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干部，是辖区或部门的干部，不是几个人或一些人的干部。因此，要树立大局意识，讲究公心，把握公平，推进公正。在工作中，想方法、做决策、出政策都要有大局意识、整体观念，抓好团结协作;同时要坚定立场，是非分明，不徘徊在对错之间，不走中间路线。面对价值日益多元、多样、多变，必须旗帜鲜明，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觉引领社会精神，引导社会风气，培育社会风尚，以实际行动推进社会秩序和社会心态健康有序。
注重承诺，把准责任概念。党员干部的重要职责是做群众工作，与群众交流沟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因此，必须言出必行，言而有信，说到做到。近年来开展党员干部公开承诺制，面向群众公开，并且要求承诺要详细具体、实际实用，就是让群众监督，给干部加压、鼓劲。但承诺不是华丽的辞藻，空许愿，好听不中用，而是实实在在、没有水分。只有说到做成，兑现承诺，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否则就容易成为客里空花架子，失信于民。说到做到、兑现承诺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应有之义，也是干部责任的应有之义，更是树立干部形象、赢得群众信任的必备途径。所以党员干部要注重承诺，承担责任，能负责、肯负责、负起责。
公私分明，把准义利概念。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市场交换原则将更加明显的渗入人们的生活，党员干部也不例外。因此，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做到公私分明，这既是法律规范问题，也是道德良知问题。公私分明是党历来倡导和要求的品德风尚。指出，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作为党员干部，一定要把牢公私界限，处理好公私关系，出于公心，掌好公权，用好公款，办好公事，做到公私分明。公休仪嗜鱼却他人之鱼，可谓公私分明的典范。若公私不分就会模糊法律的界限。所以党员干部要遵纪守法，注重公德，以公为上、以民为本，莫为利益迷失方向、荒芜情感、消损意志，面对利益，做到苟非吾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积极争做良好社会风气的引领者、传承者。
牢固树立党的意识党员意识发言稿三
各级党组织要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新形势下进一步从严治党和深化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指明了方向。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纪律是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保证。党的纪律和党内规矩是全体党员的行为规范和行动准则，也是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体现和可靠保证。如果一个党员，在党不言党，无视纪律和规矩，只耍任性和脾气，讲玩乐享受没有戒惧，那么敢肯定的是这个人已变质，不能担当社会建设的重任。
从建党到建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我们广大党员牢记党的使命，恪守党的纪律，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正因为有铁的纪律，才有钢铁一样的队伍，使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全面从严治党是兴党兴国之举，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进一步树立，党心民心进一步凝聚，形成了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党兴则事业兴，党强则国家强。中国共产党拥有8600万名党员，在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肩负着历史重任，经受着时代考验，只有管党治党一刻不松懈，才能始终成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坚强领导核心，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确保中央政令畅通。纪律是党的生命，纪律建设就是治本之策。我们党是肩负着历史使命的政治组织，必须有严明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遵守政治规矩，以更强的党性意识、政治觉悟和组织观念要求自己。
守纪律是底线，守规矩靠自觉。我们党决不容忍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决不允许自行其是、阳奉阴违。要强化对纪律执行情况的检查，抓紧修改党风廉政建设党规党纪和相关法律，保证党内监督权威、有效。作为党员干部，特别是手中握有权利的父母官，心中有党、信念坚定才能坚守阵地，这是不走岔、不走偏的前提。
从众心理的概念篇9
论文关键词群体性事件防控对策区别对待
作为近几年频频见诸报端的名词，群体性事件因为其对抗性已经成了理论界热点问题。而学界大多将焦点聚集在了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之上，没有对群体性事件概念本身加以详细解读、释义，由此造成群体性事件的概念还停留在政治概念的层面之上，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徒善无以为政，徒法无以自行”，本文从犯罪学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群体性事件，以期能够在“善”、“法”之间找到博弈的平衡点，为群体性事件架构一个合法、合理的定义，为应对群体性事件提供学理上的支持。
一、群体性事件实然概念的评析
实然概念指的是现实中已经存在的概念，包括法律概念和学理概念。群体性事件的作为固定词语出现更是近些年的事，在此对群体性事件一词的出现做一下简单的历史追溯。
其一，2000年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使用了群体性治安事件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群体性治安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仔细品味这个定义，不难发现，国家对群体性治安事件的态度是持否定的，这点可以从《规定》对于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外延解释上得到佐证，外延部分包含十个方面，有的根本不属于轻微违法的治安事件，而是已经触犯刑律，构成了犯罪。群体性治安事件，无论是从内涵还是外延来看，其价值评价都是负向的。如果群体性治安事件的概念可以等同于群体性事件的概念或者说可以涵盖群体性事件概念，那么群体性事件概念的价值判断也应该是负向的。究竟群体性治安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在概念到底是何关系，就成了研究继续向前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对此，笔者有着自己的思考。从词语的组合上来看二者构成接近，若是为了表述上更为简洁那么就没有必要在有了群体性事件表述的前提下继续保留群体性治安事件，同时“治安”二字是起限定作用的不可能、也不应该被省略掉，并且政治概念的用语会随着新文件出台而变换的而缺乏词语概念的稳定性。再者，虽然加上了“治安”二字，可是如前述群体性治安事件概念的外延部分有些已经超出了治安范畴，已经“出于礼而入于刑”了，这样群体性治安事件的概念就更加显得有些逻辑问题了。
其二，2002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将群体性事件定义为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由部分公众参与并形成有一定组织和目的的集体上访、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并对政府管理和社会造成影响。这种定义不乏支持者。这个定义较之于群体性治安事件有了很大进步——将群体性事件与犯罪行为区别开来，这符合当今刑法宽缓、谦抑的要求。对于这个改进型的定义，笔者还是不能完全满意，原因在于“突发”是群体性事件的特征之一且只是特征之一。当然，以主要特征加到概念中起强化作用并不是没有先例，然而“突发”较之于其他特征并不能称得上是主要特征，因此以群体性紧急事件来替代群体性事件也就显得不是很恰当。
最后还是通过公文性质结束了概念称谓的争论。2004年中办、国办转发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中称“群体性事件”，尤其是在2006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第4次廉政工作会议上使用了群体性事件一词后，近年来，媒体和官方文件都称为“群体性事件”，“群体性政治事件”、“群体性紧急事件”提法几乎不见。群体性事件是一个国家已经认同的词语组合，没有必要在标新立异的变化称呼，过多的变动不利于概念的确立。
二、群体性事件应然概念的构建
逻辑起点是一个理论的起始范畴，是指研究对象（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学说、流派）中最简单、最一般的本质规定，构成研究对象最直接和最基本的单位。豎可以看出，逻辑起点的存在是为了宏观研究提供支点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微观领域——概念构建时使用这种方法，假如能够找到群体性事件概念的逻辑起点，那么在构建群体性事件的应然概念时必然是事半功倍。概念，无论是客观事物、现象进入人类世界的归纳和总结还是繁杂理论知识的提取和精炼，都有很重的人类主观印记，都承载着人类好恶的价值判断。群体性事件的提出是为了更加有效的稳定社会，因此其概念必然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功利色彩本身并没有错处，为社会稳定、为和谐社会功利些有何不可，研究者判断有用性是建构群体性概念的逻辑起点。
严格来说，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并不是一开始就产生在法律领域内，它是是一个规范之下的概念，是属于发生学中所界定的原始性定义，即依某种原始需要将某一些个体归为一类，并概括和抽象出共同属性，然后规定某个词指代该类事物，并根据该类事物的共同属性，给这个词赋予定义。这样，我们有必要了解群体性事件是从哪些现象中抽离出来组成的概念，非法的集会、游行、示威、聚众冲击要害部门、堵塞交通要道等等，但是聚众的打砸抢以及武装骚乱甚至暴乱不应该涵括其中，因为这种组织结构研究、目的直接以犯罪为追求应当“出于礼入于刑”由刑法进行规制。深入分析群体性事件会发现，参与其中的民众大多的直接目的就是寻求一个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导致了失控，造成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演发成为激烈冲突影响整个社会的治安环境。
纵观世界范围，群体性事件并非我国独有，尽管各国（地区）对群体性事件的称谓不一，但对其本质的认识则是共同的：由特定或不特定的多数人参与；参与人具有较为一致的动机、目的；活动过程中出现严重违法行为，破坏社会治安秩序，危害他人或公共安全；处置过程中警方与当事人易形成对立。比较而言，西方国家认为发生群体性事件是公民个人私权与国家公权之间发生权的争夺，此时国家公权应当保持适当的克制给公民私权留出空间；而我国素有集体利益至上的传统理念，以维护社会稳定和公众利益为重现在越来越重视个体权益的保护。因此在亟需社会稳定的转型过渡时期，对有可能酿成暴力事件、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活动持谨慎态度，在观念上较为保守，主要以违法和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为要件，缺乏度的把握，界定的范围较为宽泛，反映出我国政府在社会转型期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心态，以及因而所持的谨慎和限制的态度。
究其本质来看，群体性事件是违法行为，不论是否为了争取正当的诉求，最起码在程序上违反了国家法律规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么群体性事件是否构成犯罪呢？如前所述，群体性事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我国在现行刑法条文中也并没有规定一个处罚群体性事件的罪名，有些相近的比如暴动类、聚众类犯罪，但群体性概念出现之初就是为了区别于这些。在本文中，研究者倾向于把群体性事件理解成为一种非犯罪行为，致力于把群体性事件区别于犯罪行为。公众有了利益的差异并且有着强烈的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愿望，如果简单的把群体性事件等同于犯罪，打击的面很大会伤害到很多普通民众的正常的要求对话的渠道；并且从现实警力上来说也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任务，正如一句法谚所说“法不责众”。
基于此种理念，为了合法的利益诉求，未经法定程序批准的聚众集会、游行示威等对社会管理秩序有着一定破坏的行为，我们称之为群体性事件。
三、群体性事件防控对策的设计
首先，要打破一种惯性依赖的防控对策：寻求群体性事件的防控绝对化——杜绝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借助peSt宏观分析法豐来对现在社会的情况进行分析：当前的社会政治总体平稳，各种机构改革也在稳步推进，从中央到地方出台的各种顶层设计就是为了释放改革红利，让更多的民众享受到改革红利；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创造的经济奇迹有目共睹，纵向比较民众的生活水平天翻地覆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世界范围大的经济环境跌宕对我国的经济影响正在逐渐显现，我国经济高能耗、低附加值的增长模式也有待改革；民众的人权益是与日加强，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与日俱增，对于设计自身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不公正待遇的忍受度显著下降，但是对于新事物或者说新的合理的政策的接受程度却明显增加；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并且先进的技术不再像以前那样束之高阁，民众开始接触甚至能够享受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便利，者有其体现在网络和通讯技术上，但是科学技术是柄双刃剑，对其协调、管理的制度急需出台。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开放积攒了三十年的改革红利，一方面由于当前的政治经济状况，这三十年的改革红利没有完全做到普惠民众，另一方面民众由于权利意识的提高，对于涉及自身权益的事项，变得更加敏感，对于侵犯自己权益的行为容忍度逐渐走低。同时，又凭借新的网络、传媒技术使得在纵横交错的信息交流中，人们时刻都在传递信息和接受信息，每个人都可能是信息的发送者，也可能是信息的接收者，民众获得了发声渠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断加大自己话语权。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当前一定时期内，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要致力的方向不应当是寻求群体性事件的防控绝对化而应当是在群体性事件出现后不慌张，有条理的应对。
其次，要区分群体性事件中的两种参与人。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总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为了自己的权益诉求而进行奔走的，一类是夹杂在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妄图浑水摸鱼的。前一类虽然采取了某些过激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从某种程度上说，管理者也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因为不占少数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因为管理者与权益关联方的联络深广度不够；后一类更像一群职业的罪犯，他们在计划、在等待，已有了合适的机会就会不正当的攫取自己的不当利益。在群体性事件中，前一类多是以和平方式反映自己的权益诉求，后一类大多等待时机进行犯罪活动。按照前述给群体性事件搭建的应然概念，群体性事件概念的外延不宜扩大化，也即不能够按照《规定》那样将群体性事件直接解读为犯罪活动，因为这样的话，一方面无差别的打击很可能将矛盾进一步激化，另一方面打击的范围摊得太大也会使得打击的力度摊薄，其结果必然是不该打击的打击了，该打击的打击力度又不够。在区分了两种参加人后，就能够做到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安抚大多数，处理一部分，打击极个别，做到软的更软，硬的更硬。
从众心理的概念篇10
关键词：台湾民众；政治文化；“一个中国”；国家认同；政治社会化
作者简介：廖中武。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5）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民众在国家认同方面出现了认同“中国”趋少、认同台湾趋多的现象，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在本世纪初提出的三大战略任务之一，因此对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便凸显其现实意义和价值。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政治文化、国家认同与政治社会化
国家认同属于政治意识形态范畴，也属于政治文化的部分内容，是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为了说明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状况，在此先对政治文化、国家认同与政治社会化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解读。
1政治文化与国家认同
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最早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来界定某一民族和社会对于某一政治系统及其各种政治问题的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在阿尔蒙德等学者看来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种政治文化是在该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所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和对法律的反应。”大陆学者王惠岩认为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中的阶级、团体和个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他还概括性地把政治文化界定为“一种态度和价值倾向”。台湾学者江炳伦则指出政治文化具有“对民众国家的认知与认同”、“国民之间的同胞感和合群的精神”等的指向。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政治文化反映的是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民众在当时政治社会环境下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取向。政治文化概念的首创者阿尔蒙德试图用政治体系的概念来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以政治体系的视角看，该政治体系（国家或政治实体）通过输入、输出和反馈等路径来取得体系内民众的支持，整合亚政治文化，获得民众的认可。
2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
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出生时同其他动物一样仅仅只是一个生物体，只有生理上的需要和活动，随着人开始融入社会，就由自然动物发展成为政治动物，这需要一个认识政治生活、学习政治知识、形成一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技能以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台湾学者彭怀恩在其专著中指出：“政治体系无可避免的要面临持续生存的问题，因此把现存体系内的政治文化代代传递……以到达‘模式维持’和‘目标达成’，这是涉及到政治社会化。”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斯金等在《政治科学》一书中把政治社会化看成是“对政治态度和社会习性的学习——对稳定政府至关重要”；政治文化论的创始者阿尔蒙德、鲍威尔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每个政治体系都有某些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它们影响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值观念，把政治技能传授给公民和精英人物”。正因为二者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有助于了解政治文化变化的原因和过程。
3国家认同与政治社会化
认同是对自我身份的界定，原本就是一个界限很模糊的概念，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专著《谁是美国人？》一书中开篇提出identity（认同）这一概念“有多重意义，难以界定，无法用许多通常的尺度来衡量”，然而又是极其重要，“无处不在”而“躲不开”，对于认同（identity）亨廷顿提出了四个面向：认同分为个体与群体认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认同是建构起来的概念；人有多重身份认同，较小的群体也是有多重身份认同；认同是自我界定又是自我与他人交往所导致的产物。这样的观点其实已经指出对于具有主观意愿性质的认同意义重大而又难以单方面地进行界定，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以及同他人的交往中去区别。认同不单单包括民族、种族、文化认同，延伸到政治学领域就变成政治认同，大陆学者鞠海涛认为政治认同包括国家认同、制度认同、政党认同、阶级认同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家认同。这说明国家认同在政治认同中具有核心地位和作用，决定国民的归属感，台湾学者江宜桦进一步提出国家认同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灵性活动”。
通过对上述这些相关概念的解析，可以看出国家认同属于政治心理活动，是民众对自己属于哪个国家的认知与取向，也属于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内容，同时也是政治社会化导致的产品（结果）。在政治社会化稳定的国家和体制下，不太会发生国家认同危机，而一旦该国（或地区）的政治核心价值体系发生了异动，政治社会化出现多面向，传达给民众的国家意涵对立相反，则很容易导致民众在国家认同层面出现混乱状况，出现国家认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