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非遗文化的意义篇1
1.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烙印，是民族的瑰宝，承载着国家的文化，人民的智慧，时代变迁的痕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始终强调保护与传承是第一位的。那么，非遗进入旅游文化产业，就会与市场对接，市场杠杆作用下的非遗与旅游，将会彼此选择。旅游文化产业中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甄别和筛选，选择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部分，再针对其特别进行保护性开发，这是矛盾之一。我们在进行旅游资源判断时通常会以“三大标准”为准绳，是否有开发价值，能够对游客产生吸引；是否能为旅游企业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是否能够产生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了文化、精神、艺术、娱乐、经济、社会等多元价值，这些价值能够满足旅游者在异时空，异文化群中找到文化体验和需求，尤其是精神内核，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所在，其艺术性、娱乐性、观赏性以及实用性拥有无限的潜力。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其活态化也体现了时间、空间的不同内容发生迁移，移民文化、民族文化、区域文化价值增强了社会群体的认同，是扩大旅游文化产业的重要链条。非物质文化遗产集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于一体，具有开发的价值。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开发只是其存活和保护的手段之一，最终目的还是要传承。适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其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有机统一，在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基础上满足旅游者的文化需求，不能以经济为目的，以牺牲本真为代价，迎合旅游者毁灭性地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旅游文化产业可以在不动摇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的基础上，丰富其形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与旅游者的多元体验需求相结合，开发特色产品，以便解决保护与开发的矛盾。
2.旅游文化产业对于非物质文化开发中主体之间的矛盾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元的特点，多样性正是其魅力所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过程中，多学科、跨领域的学术研究都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特点和属性。面对自身系统的庞杂，各领域专家要形成一股合力，但却都受到各自知识背景的限定，无法立体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鉴定和深入。另外，文化壁垒成为协同发展的又一重要阻碍。“各安各的心，各打各的牌”局面的形成，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入挖掘难以整合，市场为主导的学者难免走进“重利益、轻保护”或者“只开发不保护”的圈子中，矛盾不断。以政府为内核，打破行业背景和知识壁垒，通过研究实践，加强各领域专家的合作，才能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挖掘。
3.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形式多样。在保护、传承、开发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平衡政府、开发商、传承人、旅游者等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错综复杂，难度重重。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过程中直接利益者，他直接参与非物质文化的沿袭，以个体或者承担团体的角色担当着传承的核心位置。其他利益相关者均是以传承人为核心进行的各种社会关系。政府处于操控位置，操控着经济利益的发展方向、政策的制定、环境及氛围的构建等。开发商注重经济利益，以获取价值为根本目的，与传承人之间呈现的是经济关联。旅游者则是买方市场，对于旅游产品的需求直接影响着开发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筛选及开发的投入和力度，是旅游产品的命脉所在。旅游者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的受众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传送带，也是驱动力，他们可以呼唤更多的人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者当地村民也会因为旅游者的需求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认知变更，逐渐实现从文化“自发”到“自觉”的觉醒。社区、媒体、社团及专家等利益群体则因其社会责任感而对文化发展进行监督，他们将对开发商的行为进行制约，对于过度开发或者庸俗文化进行遏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是一个多元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资源分配、利益分割的过程实际上是彼此责任和利益承担的博弈过程，在开发过程中尤为重要。不同的利益诉求直接导致了各利益相关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非遗自身价值与利益相关者又共同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本文借用多agent旅游仿真系统，人工介入，与计算机进行交互，完成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诉求关系，建立数据模型对各利益相关者进行激励，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保护为根本的基础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
二、旅游文化产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精湛的艺术价值和民族创造，是文化流传的承载模式，它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凝结着历代人民的智慧。在时代背景下，要本着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开发方针，否则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于今天，就势必会带来传承中的再生产。因此，要保护就要“合理”，要“适度”，要“本真”，以“保护”为招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摧残，无疑是一种二次伤害。在选择保护路径中，要让“安心”成为主导，让历史的传统能够“安详”的传承，对其内容进行甄别，分类筛选，既保护传承，又开放发展，各得其所，各显其能。旅游文化产业作为媒介，挖掘和整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潜在价值，最大限度地进行资源整合，搭建自然与人文，人文与历史的对话，重塑“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局面。
1.旅游文化产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生存的基本条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记忆，是民族文化基因所在，这种文化是我们美好文化的精神财富，也是民族的未来，是民族维系的原动力所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区域里，尤其是以民间文化为主要依托的少数民族地区，环境的发展，条件的变迁，传承人的意识等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尽管构建生态文化保护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功不可没，但我们更倡导开放式的保护。通过旅游的形式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无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活和发展提供了土壤。三峡民间文化是通过旅游———文化这一开发模式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试点基地，将土家族的民族特色、民族文化与农耕文明相融合，以展示的方式进行传承，以原生态活化的保存方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张艺谋导演的大型《印象》系列，对湘西、桂林、丽江、西湖、海南岛、大红袍、普陀、武隆等地的民族、风情、民俗、山水传说等形式进行描述和展演，成为旅游产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也为旅游者展示了异地的民俗风情，传承经典，以“土著人”演绎本民族的原生态文化，唤醒民族自豪感、归属感，达到“以人为本”，实现文化“自觉”。
2.旅游文化产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培育了新的受众群体
文化吸引物是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始民族象征使游客进行参观、欣赏和游览。旅游者对于旅游的目的非常明确，希望对异地文化资源进行深入介入和了解，参与文化现象。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文化吸引物的一部分，与旅游投资商之间有着共同的文化愿景，期望通过文化共享而实现旅游多元价值，以原始的自然表现与人文的紧密关联来传世文化精神。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核心力量倾斜于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分享，一方面增加了旅游景区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吸引了更多的旅游者前来观赏体验，在实践中得以传承。旅游者不自觉地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者，成为弘扬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习与旅游演艺的结合，刺激了旅游者的兴趣点，吸引各地专家游客慕名而来，扩大了研究队伍，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保护。
3.旅游文化产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创新了保护路径
限制开发和简单开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两种极端倾向。这种做法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可能导致文化成果的自生自灭，也有可能因短视行为而造成原生态文化环境的破坏甚至衰竭。抢救式保存、博物馆保存、传习所传承、学校教育传承、民间活态化传承都与旅游文化产业有着契合点，以挖掘、吸引、传承、习作、赛事、生态保护区等方式融合旅游，扩充文化旅游的内涵和形式。与此同时，民俗旅游的开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文化产业结合的又一途径。
4.旅游文化产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宽了融资渠道
这项复杂的工程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国家和地方在文化保护财政预算中，所占比例微小，出现投入不足、资金周转不灵的现象，融资方式的多元化直接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效率与效力。旅游文化产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拓宽了融资渠道。二者对立的关系不成立。单纯地把旅游文化产业与破坏划等，是对旅游文化产业的偏见。经济驱动下的产业发展，旅游文化产业也最大限度地希望创造经济利益和价值，这并不是旅游文化产业自身的错误所在。以生态为前提，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文化产业必须具有社会责任感，承担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保护为目的的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充分发挥市场优势，促进文化和产业的双赢发展。以云南西双版纳和丽江的收入80%以上来自旅游业，也使纳西文化、丽江文化从山寨走出来，走向中国，走向世界。
5.旅游文化产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唤醒了“自觉”意识
保护非遗文化的意义篇2
关键词：民族院校学科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自觉
一、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保护工作现状及难点
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已然成为一种文化共识。我国非遗工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势头迅猛，从2001年至今我国已有34项非遗项目进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机制；2011年出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截止2014年7月国务院先后印发了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1517项，其中音乐类项目接近半数。这对音乐学科及其从业者的发展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虽然近年来，音乐类非遗项目的保护工作已有了长足发展，但在实践中却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重申报轻保护。就音乐类非遗来说导致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音乐领域专家系统非遗知识欠缺；而非遗专家音乐专业素质不足，两者兼备者有限，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所以音乐类非遗工作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培养一批既懂音乐有具有系统非遗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民族传统音乐研究都把传承危机指向了传承人的缺失，所以包括少数民族音乐在内的传统音乐的保护与传承的重中之重就是有目的地进行传承人的“栽培”，而作为一个国家来讲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是学校教育，而基础教育人才的培养又离不开各类高校，所以近年来学界普遍认识到要建立非遗的长效保护机制离不开学校教育的参与。
二、民族院校音乐学科在少数民族音乐类非遗保护方面的优势
近年来，不同性质的高校纷纷根据自己优势提出参与音乐类非遗保护工作的建设性意见：地方性普通综合类高校强调其“地利”优势；高等师范类院校强调其“人和”特色。那么我们作为民族院校音乐专业的优势在哪里？笔者以为，民族院校音乐学科由于其民族教育的特殊学科环境，在少数民族音乐类非遗保护及传承方面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其他院校不能替代的。从保护对象来看，少数民族地区音乐类非遗产保护工作具有相对的特殊性：首先，要熟悉其历史传承与文化背景；其次是要对其民族语言及文字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再次还要精通专业音乐知识技能。而作为民族院校音乐学科几乎得天独厚地具有以上优势：在整个学校的专业设置方面，民族院校都有专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院系，这不但解决了语言的问题也一定程度解决了文化背景问题；其次，有丰富的少数民族馆藏文献资料；再次，有来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生源，这些学生在民族地区成长熟悉包括音乐在内的母语文化，进校后又有系统的音乐专业知识技能的训练，他们毕业后大多回到生源地，成为民族地区音乐艺术各领域的骨干力量，影响着民族地区音乐艺术的发展水平与方向。在此基础上，民族高校在培养方案中涉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教学内容，不仅以培养复合型人才而为独有办学特色；也为民族地区音乐类非遗保护做出应有贡献，这也是民族大学为民族地区文化发展有所担当的体现。
三、当前民族院校音乐学科参与少数民音乐类非遗的现状及原因
当前民族院校音乐专业培养方案中涉及少数民族地区传统音乐（非遗）的内容极少，和普通综合院校一样常将音乐专业院校的培养模式看成范本及目标，越来越被“学院”化，民族院校本来应该具有的民族特色却越来越少。就拿来自民族地区的学生来说，他们大多以“原生态”面目入学，却逐渐被学院化的培养方式同化，入学后不久便“自觉”地认为本民族的音乐同服饰一样不合时宜需要“进步”。
进一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尽量保持其“本真性”，但高等院校的音乐学科建制早已以西方音乐体系为主，准确地说是德奥音乐体系，其教学内容也是以西方音乐作品为主的，传统音乐的比例越来越少，民族院校中少数民族音乐的成分也是寥寥无几。长此以往我们对自己民族的传统音乐越来越陌生，这种陌生导致了对其“自觉”地疏远。我们似乎已然接受西方音乐先进于传统音乐文化的“事实”。细究起来，这种“自觉”却更多的是源自我们的教育体制及其历史。回顾历史不难发现，1904年废除科举以后，政治改革家们主张效法欧美，建立新型学校，当时把这类学校叫做“学堂”，把学校开设的音乐课叫做“乐歌”课，起初多是归国的留学生用日本和欧美的曲调填词，后来虽也用了民间小曲但数量不多。所以“学堂乐歌”这类最初的学校音乐教育一开始便是以西式为主的，而且这种传统的惯性似乎一直延续至今。然而，当年的先辈们学习西方是“师夷长技”的权宜之计，如今却已粉末倒置。当下要用西方音乐体系的标尺来度量传统音乐文化的优劣，如此以来，只能让传统音乐文化显得不合时宜。这一代代受西方音乐教育成长起来的国人也已然具有西方音乐的耳朵，回过头来如何让他们由衷的认同早已陌生的传统音乐文化？还要谈什么保护与传承。在这种文化环境中，要进行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这对所有非遗保护工作来说都是很难克服的障碍。
最后，要强调的是，不是说民族院校音乐学科不应该有西式的“学院”范儿，而是传统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应共存发展，更何况“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是统一的。在这种现状下，笔者以为民族院校音乐学科建设中应该增加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内容，并形成系统的培养方案，培养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传统音乐文化接受群体；探索使少数民族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与高校课堂教学有机结合的思路、方式、方法；为民族高校音乐专业学科进一步体现民族化，探索出可操作的路径，有效地参与到少数民族音乐类非遗工作中来，最终达到双赢目的是迫切需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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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非遗文化的意义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人们都在积极讨论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场讨论中旅游开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利用旅游开发能够继续保持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单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部分陈列在博物馆供人欣赏并不能感受到其真正的内在精神。旅游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短期性的特殊生活方式，是旅游者在旅行和暂时性停留中所引起的一切现象和关系的总和。适当的旅游开发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功能得到延续，并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及特性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在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明确定义的组织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社区、群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实践、表演、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实物、工具、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同时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作出了具体的界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③表演艺术；④传统手工艺；⑤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在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明确定义的是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具有权威性且代表中国政府意见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该办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物、器具和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并指出其范围主要包含：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及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通过对国内外主要的代表性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可以看出，虽然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具体叙述上有所差别，但只是中西文化表述上的差异，在实际所包括的内容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认为应该包含一个国家的民间传统和民俗礼仪等，注重在一个国家发展中对于其主要文化的一种传承和体现，这对于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对其进行旅游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大量的研究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主要体现在：（l）传承性﹙继承与发展的性质﹚；（2）存储上的易逝性（指容易遭到破坏和遗失）；（3）利用上的可持续性（指价值不因物理损耗而减少）；（4）地域性（指有地域上的限制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上述主要特征之外，还具有综合性、艺术性、多元性等特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进行全面综合的把握，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着珍贵的文化内涵，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旅游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文化行为，旅游者靠文化去与自然景观交流，与人文景观对话，没有文化的旅游是苍白乏味的旅游。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不但能更好地促进旅游者与旅游资源的交流，也能更好地提升旅游者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
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民间传说、口头传统、民间歌舞、地方戏曲、民俗节庆还有传统手工艺品等各个方面，内容丰富多样，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是一定地域内人们智慧的结晶，文化内涵丰富，旅游价值高。这为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奠定了基础，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可以促进人们更加深入地体验地方传统文化的精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传承与发展。
（二）旅游开发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渠道
民族民间文化是旅游产业开发的关键生长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某种程度上说比物质类遗产更为珍贵，因而受到旅游者普遍欢迎，能够为旅游经营者、为社会带来巨大的旅游效应和经济效益。为了发展旅游，为了拉动经济，或多或少都会促使各级政府以及旅游经营者们自觉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都将促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存得到宣传、交流、创新，能够扩大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增强他们的保护意识。
（三）旅游可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
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将这些文化遗产引入到旅游开发中，不仅成了弘扬和传播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而且还培育和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群体。如南京夫子庙秦淮观光带，把绮丽的秦淮风光和独特的秦淮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大批的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而且众多的专家学者也纷纷加入研究行列。
（四）旅游开发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挖掘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能够充分体现其文化、经济与社会价值。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旅游开发而成为旅游产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发展，便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其次，通过产品交换，实现经济价值的转化，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开发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被人们认可和接受，被社会所了解和欣赏，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知名度提升，最终实现其社会价值。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构想
（一）认真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
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就应该全面了解和掌握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要对所在地的全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进行实地详细普查，并建立非物质文化名录体系。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现代高科技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地整理记录，进行分类建立档案和数据库，作为旅游开发的有形可视资源，对下一步作出合理的旅游开发提供信息上的方便。
（二）创新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强化旅游者的切身体验
对于民间音乐舞蹈的旅游开发，可以从服饰、道具、形式、内容、风格上加以创新，以更好地适合现代广大观众的口味。对于传统戏剧和曲艺的旅游开发，首先要充分发挥编剧、导演、表演者的创新能力，依靠成功的再创作提升传统戏剧的文化地位和艺术魅力。对于迄今仍有感染力的经典作品，则要通过在文化上赋予时代的活力并在技艺上的精益求精，使之焕发出新的光彩，以求吸引更多的观众。
（三）在旅游开发中要突出原生态性，精心设计旅游产品
旅游产品的设计应该突出旅游资源的特色和个性，满足旅游市场需求。按照合理布局、重点开发、开发有据、开发有序的原则，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原生态基因，在旅游开发中，要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原生态性加以创新来设计旅游产品。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样性，我们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规划与开发时，要突出它最具特色的重点开发，注重合理开发与保护。
四、旅游开发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一）旅游资源调查评价过程中应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调查和保护
旅游资源调查是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旅游发展规划编制的基础工作之一，是进行资源评价的前期工作，为后续旅游产品开发提供前提条件，在旅游开发的整个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旅游资源调查评价阶段可从两个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保护，一是在调查时注意对非物质文化资源的搜集，二是建立一套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评价体系。应该重新研究一套指标体系来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通过全面评价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人们更深刻认识到它们的价值，意识到它们的珍贵性，从而增强人们的保护意识，最终达到保护的目的。
（二）制定旅游发展战略时应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就应从宏观的指导思想上予以重视，将其纳入旅游开发的体系与有形的物质遗产作为一个整体来保护，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依托于有形的物质而存在，其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制定发展战略时应本着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的原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此对于开发者必须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我们的民族甚至是国家的重要性，意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在做发展战略规划时要有一种责任感，把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不仅要保护非物质文化本身还要保护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不仅要保护与无形文化遗产创造有关的个体文化还要保护社会群体文化形态。
（三）旅游项目设计中应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旅游项目设计是整个旅游开发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有力的手段。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不同，旅游开发者在设计旅游项目时就必须改变以前的固有模式创新出适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笔者认为在项目设计中让民间组织参与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来，做到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和谐发展。当地民间组织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更充分更深刻的理解，也对它们有深刻的感情，他们不仅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有价值的意见更会以实际行动来保护，而他们其实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的一部分，让他们参与到项目中本身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的一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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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非遗文化的意义篇4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涵义及其特点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涵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就是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有关的那部分档案。确切的说，即所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的档案材料，它应当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道具、实物等，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记录和保护过程中形成的文字记载、声像资料等。对于已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项目，它的档案还应当包括与“申遗”工作有关的一系列档案文件材料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特点
1.地方特色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地方特色性主要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性、地域性等特性决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性与文化独创性，而由这些地域独创文化活动而来的档案自然也具有了鲜明的文化指向性，它们不只反映了某项文化活动的真实面貌，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某一地区或某一群体的文化特征。
2.内容丰富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不断创造、发展、传承和积淀的成果，其类别涵盖了口头表述、表演艺术、民俗活动、传统艺能等人类文化最精华、最丰富、最具魅力的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正是其物化的浓缩反映，其中承载文化种类之繁多、内容之丰富可想而知。
3.载体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动态的、活态的文化形式，对它进行记录和捕捉的手段相较于静态的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也更加多样复杂，因而其档案载体形式就呈现多样化的特征。除传统的文字记载即纸质档案外，现在人们更多的是采用录音、影像记录、数字化多媒体技术等来实现文化活动图文并茂、生动形象的真实再现。
4.保管分散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民间文化遗产，因而大量的一手档案材料流落在民间，多年来的保护不力使得很多珍贵档案已经下落不明。加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热潮兴起时间不长，很多的人尤其是民间百姓的保护意识还很淡薄，档案损毁、流失现象十分严重，这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分布更加分散，同时也给收集工作增添了更大的难度。
二、利津县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现状概述
近年来，利津县大力实施“特色文化”战略，各级党政部门及社会各界为之做出了巨大努力，使利津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保护，形成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为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
（一）各级党政组织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
县政府制定出台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方案，成功申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项目，建立博物馆，加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础工作。
（二）专家学者开展理论研究推动了保护工作。
有一大批致力于利津县民俗民间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不断挖掘、积极探索、精心钻研、著书立说，或追寻历史根源，或进行域内域外比较，或提出意见建议，积累了许多珍贵资料。
（三）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在多年工作实践中形成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档案资料。
利津县每年举办多种形式的民俗民间文化传承活动，丰富了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拓展了文化空间，从而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和工作原则得到了较好地贯彻落实。各类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更好地宣传、继承、发扬和保护，形成了大量的档案资料。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是一个新的课题。利津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处于起步阶段，仍面临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一是建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不完整、不系统。二是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来约束。三是尚未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四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档案管理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这就需要我们从多方面考虑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工作应遵循的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其相关的档案是否得到妥善的管理和保护，工作是否到位将直接关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成效。笔者认为，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应当遵循及时建档、真实完整、系统有序、分级保护、优化利用等五项主要原则。
（一）及时建档原则
及时建档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及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档，二是及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与保护来说，这两方面的工作必须同等重视，不可厚此薄彼。
（二）真实完整原则
档案的真实性是档案具有参考凭证价值的基本前提，而其完整与否将直接关系到档案价值能否充分实现。因此，档案是否真实完整，将直接反映出档案工作的质量。
（三）系统有序原则
坚持系统有序原则，即是对收集到的处于零乱状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进行系统的整理、分类、排列和编目，使之条理化，形成有序的体系，以便于查找和利用。
（四）分级保护原则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分级保护制度，建立部级和省、市、县级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此处的“分级”包含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文价值的级别划分；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级别的划分。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文价值的大小，将其划分为部级、省级、市级、县级四个级别，并根据不同级别进行分级管理。
（五）优化利用原则
保护非遗文化的意义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我国劳动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遗产通过各种方式代代相传到今天，成为了我国人民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文化遗产包含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昆曲、皮影戏、蒙古族的长调、马头琴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反映出特定地域或者民族在历史上的特点，构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底蕴，而且也具有民族特点的独特价值。对于维护民族团结、维系民族感情，促进我国文明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对于我国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单介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才进行明确的定义的，它的定义如下：非物质文化遗产（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是指各种团体、群体、个人对其视为文化遗产的各种表演、实践、表现形式、技能、知识及相关的实物、工具、文化场所、工艺品。各团体和群体因为其所处的环境和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条件的不断变化从而使这种得以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创新，同时有具备他们自己的历史感和认同感，有效的促进了人类的创造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它主要包含这几个方面的内容：（1）表演艺术：（2）口头的表述和传说，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言，例如民歌、戏剧等形式；（3）传统的手工艺技能；（4）社会风俗、节庆、礼仪；（5）有关宇宙和自然界的实践和知识[1]。我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定分为两类：（1）文化空间，即定期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或者举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它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2）传统的文化表现的形式，例如表演艺术、民俗活动、传统的技能和知识等[2]。
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自我发展中创造了非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不同民族的各种风俗习惯、民歌戏剧、医药秘方等，它们都凝聚了祖先的智慧，是祖先在征服和利用大自然的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对于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这些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结构，包含了我们的民族的精神。山歌是我国劳动人民在时山间野外耕劳之余抒发内心感情的一种抒情的小曲，也可以说是在山上唱的歌。山歌是和人类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一种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歌，是所有的文艺形式中最先出现的一种形式，它取材于生活，和平时的生活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直接为劳动生产和生活服务。平时的生活中要做什么活就相应的唱什么歌，种田、放牛、砍柴等都有各自对应的歌曲。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策略和方法
法律的作用和功能是能够通过自己的价值判断来发现和解决人类社会中的问题，它通过保护权利人而获得法律救济，使义务人明白自己的行为的限度的规则而实现法律上的主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对山歌的法律保护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各界和法律制定部门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的关注，从法律立法机构来说要树立正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思想，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例如昆曲和民歌等，具有不可再生性，但是有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需要制定可以操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且还要保证这些法律能够达到彻底的执行[3]。同时还要加强对法律的宣传，使人人能够懂得法律，自觉的拥护法律。
2.通过法律手段确定山歌的传承人的责任和义务。为了确定合理的传承方式，就需要用法律来确定传承人的责任和义务。对于一些非常重要，而又面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要给予法律上的保护，例如昆曲和民歌等[4]。从我国的实践来看，传承渠道方面注意是由于缺少足够的资金，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际中得到人们的欣赏不够多，不够大众化，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给传承人带来足够的经济收入，使传承人不能有效的进行传承和保护，也失去了学习和传承的动力。
3.加强政府的有效干预。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需要政府采取合适的方式进行有效的干预，在立法的过程中需要明确政府行为的底线，使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民间传承的平衡。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中的作用就是，通过法律的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节，而不是通过行政权力直接的给予干预，因此法律需要明确的限定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和行为的限度[5]。
三、结束语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人们的认识水平，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法律保护不够完善，特别是我国少数民族的山歌等，使得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消失在了我们历史文化的深处。对此，我们要进行深思，加强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法律保护。（作者单位：重庆市涪陵区焦石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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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希.法律：一种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文化——我国民族民间文化法律保护诸问题的法律人类学分析[a].全球化背景下的云南文化多样性[C]，2010.
[3]熊英.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6）：25-26.
保护非遗文化的意义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认定；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掌握者，对其身份的认定将能实现民族记忆、民族优秀文化的延续与传播。不同历史时期带来的发展环境亦不相同，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发生着变化。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程的加快，因保护理念的失误常常造成严重的保护性破坏，另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护环节较为薄弱。各级政府或者其他保护团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常取代真正的传承人进行传承内容上的变换，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到严重的外部损坏。因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认定极其必要，同时也需促使各级政府和保护团体认识到传承人的意义，从而真正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认定的原因
我国近年来快速发展经济，在文化建设方面较为缓慢，并且只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归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建设制度的一部分。因国家及民众淡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相关保护制度的不健全，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遭遇困难的生活处境。就目前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出现断层现象，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力量薄弱，不能很好的延续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文化。例如民间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不具备较大的经济效益，在收取学徒时不能有较强的吸引力；传统的中医类技艺因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西医的盛行，几乎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新的一代人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只关注外面的世界，对原有的生活方式虽有保存并延续的构想，但因各种阻碍将放弃实现的机会，转而寻求外面的生活；或者对原有生活方式产生怀疑、厌恶的情绪，放弃追求传统技艺的延续与进步，这在一定程度上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带来巨大压力。因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真正认定之后将会给其一定的补助以及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业的发展。
二、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
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条文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标准，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才能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传。在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时需依据相应的流程进行调查，结合调查数据对符合传承人认定标准的代表性人物评定，最终将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一步确认核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调查内容较为宽泛，
国家政策法规并未明确认定标准，因而各级地方法规应针对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传承人调查、认定项目与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可有效应用。例如云南省地方法规确定调查对象后，首先调查其个人基本资料，例如姓名、艺名、性别、地址、职业、信仰、受教育情况等；再调查其所传承的项目、技艺以及当地地方文化的关系，该项目在文化社区、行业中的地位；或其所保存的实物具体情况，搜集传承人的相关作品，以及所传承的项目的创新与发展状况，并将调查结果详细记录，借助调查结果对传承人有整体的认识。
而在传承人方面则需配合相关政府或主管部门的调查工作，如实提供个人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多样，在对其进行身份认定时无法形成统一标准，在一定程度上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损失。因而各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进行传承人身份认定时需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认定标准，弥补规章制度的缺陷进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认定制度。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人亦需自觉上政府及主管部门进行申报或者推荐，有效利用国家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政策。在对传承人身份认定之后还需将之公布于众，以便社会公众对其监督并检验传承人身份。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认定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认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显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国家及社会各层的认可与接受，传承人身份的认定将会刺激相关感兴趣的人士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动，其具有划时代意义。近年来，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采取一系列的保护政策，这在国家文化战略领域是一种创举。传承二字在之前社会存在中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在各大词语工具书中亦未找到，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只给出传授与继承的解释，体现出传承、传承人等词语属于新兴词，但并不代表传承人也为新兴事物。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传承发展的主体和主要力量，极大的推动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进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认定将能增强传承人以及社会各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有利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以及传承人的发展，为我国文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实的基础。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进程中的关键在于人，对其实施的保护政策离不开重视传承人的保护与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认定，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承人的生活状况，为其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以及传承环境，以便其能真实反映民间艺术的活态特性，实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目的。（作者单位：潍坊学院幼教特教学院）
参考文献：
[1]周安平，龙冠中.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探究[J].知识产权，2010，05：34-38.
[2]李昕.浅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4，02：230.
[3]普文芳，魏美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及传承人意义[J].学术探索，2014，04：119-122.
保护非遗文化的意义篇7
一、相关国际法文献中的“社区”
如果重温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文献，我们不难发现，“社区”一直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这意味着“社区保护”、“社区参与”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国际法体系的一个基本理念。
早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曾于1989年通过了一个《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该《建议案》对“民间创作”(folklore)的定义，曾对后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cibleculturalheritage)所下的定义，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该建议案的定义是：
民间创作(或口头与民间文化)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传承。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www.lw881.com”’
上述定义，实际上认定并强调了所谓“民间创作”是以“文化社区”为基础的；而“民间创作”即便只是由社区里的“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来表达的，它也应该是符合“社区期望”，适宜用来表现该社区的文化或社会特性；进而，不言而喻地，“民间创作”通过多种形式表达的准则和价值，也主要是在社区内部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第155次会议，于1998年11月通过了《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其“宗旨”或目的开宗明义，就是要“鼓励各国政府、各非政府组织和各地方社区开展鉴别、保护和利用其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活动”。《条例》援引了此前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的表述，对“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定义基本上是继承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对“民间创作”的解释，其中“来自某一文化社区”和“符合社区期待”等关键性表述得到复述，唯在有关的表现形式种类中增加了“传播与信息的传统形式””。此外，在列举了上述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多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的同时，还提出了“文化空间”的人类学概念。所谓“文化空间”，是指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也包括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季节等)为节律而举行特定文化活动的时间，显然，此种文化空间的存在取决于以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而所有这些文化活动也一样是以社区的存在为背景、为依托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还进一步规定，“希望被宣布为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候选材料应经有关社区同意”，然后才可以由各会员国和准会员政府或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提交申请”；而在教科文组织确定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指南》评审“标准”里，“是否扎根于有关社区的文化传统或文化史”、“是否能起到证明有关民族和文化群体的特性的作用，是否具有灵感和文化间交流之源泉以及密切不同民族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的重要作用，以及目前对有关社区是否有文化和社会影响””等，均把“社区”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在提交申报候选材料时，《条例》还要求附上“关于为使有关社区参与保护和利用自己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而应采取之措施的说明”，以及“有关社区和(或)政府中负责保证使提交的候选材料中描述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状况今后不会改变的机构的名单”。《条例》还特别要求评审委员会在确定代表作的名录时，要充分考虑“为使有关社区的所有个人成员了解有关遗产的价值和对其进行保护的重要性而采取的措施”，以及“该计划赋予有关社区的作用和该社区从中得到的好处”。显而易见，“为保护和利用有关遗产而在地方社区内采取的措施”，也就成了评审委员会判断其是否具有代表作资格的最为重要的标准之一。最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在履行其定期向会员国或事涉的任何一方寄发已经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清单(名录)的义务时，还必须“标明其来自哪些社区”。
与此同时，人们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也开始注重“民间文学艺术”的区域性保护。如1999年非洲知识产权保护组织(oapi)一改其1977年通过的《班吉协定》对“民间文学艺术”(folklore)的广义界定，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定义为：
由社区或满足社区愿望的个人创造或传承，体现传统艺术遗产特色要素的产品，包括民间传说、民间诗词、民歌和器乐、民间舞蹈、宗教仪式中具有艺术表达性质的庆典活动以及民间艺术产品。
上述界定突出了民间文学艺术本身所具有的区域性。由于保护层次以及保护手段的差异，有关“民间文学艺术”的“社区参与”保护理念，对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私权进行保护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相关法律文件等并无太大影响。
2002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次文化部长圆桌会议在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公报》(istanbuldeclaration)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文化多样性”的镜子，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深深地扎根于当地的历史和自然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种表现形式，它“从主要方面体现了各民族和社会的文化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生动活泼以及实践、知识和表现可以不断再创造的整体，它可以使社会各层次的个人和社区都能够通过各种系统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来表现自己的世界观”。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在社会中产生归属感和连续性”。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32届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这份已于2006年生效的国际公约，是迄今为止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最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国际法文件。《公约》的第一章“总则”所规定的“宗旨”之一，便是“尊重有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该《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给出的明确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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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空间。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上述定义虽然将群体、个人和“各社区”相提并论，但依然是将“各社区”放在首要的位置。以此定义为基础，这份国际法文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体上区分为五大类：一、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二、表演艺术；三、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四、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传统手工艺。中国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第三章，题为“在国家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明确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应该有“各社区、群体和有关非政府组织参与”。特别是“第十五条”，更是以“社区、群体和个人的参与”为题，规定缔约国“应努力确保创造、延续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社区保护”无疑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相关国际法文件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重视社区保护是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文化遗产的国际法保护体系得以形成，其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就是国际学术界的积极参与。正如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申报、登录和保护等工作，始终分别有“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各国专家所提供的专业支持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法保护，也始终得到了各国主要是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专家们所提供的学术支持。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起草的相关国际法文件，曾组织各国专家反复进行了研讨论证，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里所反映的有关“社区保护”的理念，其实是与国际民俗学界和文化人类学界对于“文化”的专业认知密切相关的，可以说重视“社区保护”乃是国内外有关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生效以来，由缔约国选举产生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组织召开了多次国际会议。与会的各国专家根据《公约》第十五条的精神，深入讨论了社区参与的有关问题，反复强调了“社区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007年5月，该委员会在中国成都举行的第一届特别会议，通过了“《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标准”，其中第四项就涉及了“社区、团体或有关个人的参与和同意”。委员会一致认为，有关社区、团体或个人的参与对于编写提名文件、制订和执行保护措施至关重要。这次特别会议重申了社区或其代表、执行人员、专家、专门知识中心和研究机构参与《公约》执行工作的重要意义。2007年9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第二届常会，大力呼吁各缔约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应高度重视“社区参与”。2008年2月，政府间委员会第二次特别会议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召开，进一步就社区代表及专家和有关研究机构参与实施《公约》的指南等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特别会议突出强调了社区、群体、个人和研究机构参与《公约》实施的重要性，认为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发挥核心作用；会议还指出，缔约国有责任采取各种措施，促使社区充分参与各自国内的各项保护工作。
综上所述，在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工作的各种专家们看来，虽然社区和社区保护是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立场，但仍需要向各国重申、强调和呼吁对“社区参与”的重视。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代表青岛泰之博士在2003年12月为“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发表的《致辞》中所指出的那样：“2001年通过的《全球文化多样性宣言》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实施的项目，鼓励了中国地方社区，利用中国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契机，担负起遗产保护的责任。……表现形式和知识的传播对文化社区至关重要，社区的保护和推动将促进我们的未来发展，并促进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的形成。政府的积极性、学者的研究和社区的努力，有助于受威胁的传统及生活方式积极地去顺应变化，或稳定自身以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我国学术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社区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应该说也是有较为明确的认识的。曾经参加和见证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国际立法进程及中国国内的批准程序，并多次出席政府间专家会议的法学家梁治平撰文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是属于特定的社区和群体甚至个人的，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除了国际层面、国家层面外，还应该特别重视社区或者社群、个人的参与。民俗学家周星主张，应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基层社区”，因为基层社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存续的“传承母体”。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由生活在各种社区里的人们创造、享有并传承着的，地域社会或其内部的复数社区，可被理解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滋生、扎根和延续的社会土壤、基本条件和传承母体。因此，如何维系社区及其文化传承的机制，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各项保护工作的关键。另一位民俗学家贺学君也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除了处于决策、组织和统筹之地位的政府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社区民众。社区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享有者”，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力量，同时也是利害相关、诉求最多的一方。此外，刘魁立先生主张的“整体性保护”和黄涛先生主张的“情景保护”，其实也都内含着社区保护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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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有关社区保护的实践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都非常关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酝酿、起草、反复讨论及最后通过的全部立法过程；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第十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批准中国政府加入该《公约》，使中国成为第一批缔约国，同时也是世界上迅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公约批准书的国家(第6位)之一。为了履行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所必须履行的义务，中国政府也进一步加速推动国内的相关立法进程。继1997年国务院颁布《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后，2003年11月便初步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的草案拟定工作；为了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表述与精神相接轨，该法律草案于2004年8月被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目前，它正在接受广泛的咨询、听证，处于不断完善修改的过程中。中国
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了具有行政法规属性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也表现出对于社区保护理念的重视：
研究探索对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的方式。在传统文化特色鲜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区、乡村，开展创建民间传统文化之乡的活动。
在作为上述《意见》之“附件”公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虽然没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范畴中提及“社区”，但“第四条”指出建立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目的之一，就是“尊重和彰显有关社区、群体及个人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展示中国人文传统的丰富性”。而且，在“第六条”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设定的评审标准中，第二款即为“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此外，在“第七条”中也指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措施”之一即为“传承：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能够继续作为活的文化传统在相关社区尤其青少年当中得到继承和发扬”；“第十一条”还进一步为“传承于不同地区并为不同社区、群体所共享的同类项目”开辟了“联合申报”的路径。
国务院于2005年12月22日发出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保护”，并在“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部分，增加了通过建立“文化生态区”实施保护的内容，指出“对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的区域，要有计划地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应该说，这些要求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在社区或在基层地域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基本思路。
近10年来，中国政府在全社会的积极推动促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包括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建立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认定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申报登录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文化遗产日”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并实践着以社区为背景、为基础的各种保护性的活动。与此同时，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在基层社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经验，例如，贵州省的西江干户苗寨，其重视当地村民的“主体地位”、致力于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传承机制以及兼顾保护传统和市场发展的经验，就非常值得重视。
2003年10月，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选办法》，并于2003年和2005年两次共认定了44个历史文化名镇和36个历史文化名村。虽然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工作，主要是针对建筑物等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的，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也涵盖在内，而且也都是要求在村镇这些基层社区进行全面或整体性的保护。正如青岛泰之博士在其另一段“致词”中指出的那样：“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物质形态和保护其中的非物质文化元素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当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在论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还应该提到文化部于2008年11月3日的《关于命名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决定》，同时公布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此次对963个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民族风格和乡土艺术特征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认定，可以说既是对以往基层文化艺术工作的总结，同时又为进一步在基层社区层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推动文化艺术事业全面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如果能够将它和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认定、管理、保护举措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资助、奖励机制等相互结合起来，那么，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将切实地在基层社区得到很好的落实。
但毋庸讳言，由于此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运动具有自上而下展开社会动员的特点，而且，也由于必须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部级、省级和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于是，由文化行政强力主导的宣传、动员和申报工作紧锣密鼓，却也多少产生了某种只热衷于“申报”而忽视切实保护的倾向；此外，在某种程度上，还出现了脱离基层社区，产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和享有者等“当事人不在场”等主体性缺失方面的问题。
笔者在本文中重温相关国际法文件里的“社区参与”原则，回顾国内法规的相关规定，总结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中重视基层社区的经验，都是为了突出地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所属的社区以及广大基层民众和公民个人的积极参与，才是今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最终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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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注释：
①该《建议案》本可直译为《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建议案》，由于其中的folklore也被翻译为“民间创作”、“民间文学艺术”等，且现已在中文文献中被广泛采用，故本文在涉及《建议案》时使用“民间创作”、在涉及知识产权问题时则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以表示同一个问题在公法(国际条约)与私法(知识产权法)两个层面的保护。
②文化空间，又被译为“文化场所”，它在《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及其《申请指南》中多与“文化表达形式”(forms0fculturalexpression)并列出现。参考文献：[1]unesco，第二十五届大会记录[eb／ouhttp：／／portal，unesco，org，2010-09-25，[2]unesco，proclamation0／masterpieces0／the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q／human讧7：guide扣rthepresentation0／candidaturefiles[eb／ou，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46|124628eo，pdf，2010-09-25。[3]oapi。agreementrevvingthebanguiagreement[eb／ou。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id：129231p653_29778，2010-09-25。pl)unesco，thirdroundtable0／ministers0／culture-intangible
cuhural
保护非遗文化的意义篇8
关键词：城市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4-00-01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类型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大类。物质类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等可移动文物和历史文化名城、名街区、名村镇等。非物质类包括口头传统、民俗活动和礼仪节庆、传统手工艺等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空间。
二、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一）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力度欠缺。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得知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这导致了普查力度的欠缺和对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不清，其申报工作自然也会滞后。在这里，有一些广为人知的文化资产并没有申报成功，例如陕北的安塞腰鼓、傣族的泼水节、青海同仁的热贡艺术等，这些仍然被拒绝在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门之外，令人扼腕叹息。
（二）保护意识落后，资金技术匮乏。当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并未纳入正式的轨道，因此对其的调查和保护利用工作就会很滞后，观念的滞后是会带来许多严重后果的，会导致一些本该被及时保护起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而逐渐败落直至消失，这将是我们民族的巨大精神损失。
一是对传统文化或民间文化在主流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很遗憾目前对这方面存在认识不清的状况；二是将文化遗产“文物化”，文物是对整个文化遗产的保护，大部分都是一些实实在在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这样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便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三是有一种观点一直在流行，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定是要消失的，因此要任其自生自灭。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法律保护依据
当前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方面是很不完善的，能作为参考的只有文物保护法，而文物保护法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因此其保护范围只局限于有形文化遗产，而对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却反相关的科学界定和保护措施。
三、城市化进程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措施
（一）重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法律体系之中。由上文分析可知，我国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是很不健全的，《文物保护法》中并没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规定。相反国外在这方面的立法却要领先于我国，日本在1950年就颁布了《文化财产保护法》，韩国在1960年就将“无形文化”纳入法律的保护范畴，美国也在1976年制定了《美国民俗保护法案》，这些国家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走在了我国前面，确实有许多可供借鉴的地方。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的立法意见是在2005年3月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同时也是我国提出的最早的具有指导性的立法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工作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并且复杂的过程，这是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研究的问题，早日出台专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
（三）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四）重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共产主义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五）大力提升民众的文化素质。有这样一种观点，无论哪一种民间艺术的凋亡，首先都是市场的凋亡；无论哪一种文化的萎缩，首先都面临着文化消费人群的萎缩。由此可见，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源远流长，但是在当今这个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极大冲击，其面临着市场狭小甚至没有市场的尴尬，如果这方面的市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久发展便会受到极大的阻碍。
四、小结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非物质遗产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是不容乐观的，其要想长存于世间，必须要培养出自己的市场，吸引一定的消费群体。因此，在商品经济的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突破固步自封的老路，认清现实，锐意改革，要向市场主动出击，在提高民众文化素质的同时占领一定的文化市场份额。
参考文献：
保护非遗文化的意义篇9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权利；权利主体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2届会议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一项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的国际公约，也为各成员国制定相关国内法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已于2011年2月25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的颁布也是我国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重大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一部行政法。其在非物质文化保护乃至中华优秀文明保护和传承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其仍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如该立法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和文物保护并未直接介入而是作了适当衔接性规定，且为了立法语言的简洁，对于例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行政法律制度也规定较略。因此，有必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作进一步的理论探究。而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问题，首当其冲的理论困难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的权利主体问题。权利主体问题的解决，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权、面临产业化时的利益归属权，以及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性传承，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法律权利主体概述
权利主体在法理学理论中一般称作“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关系主体，又称权利主体，即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法律关系中权利的享受者和义务的承担者，享有权利的一方称作权利人，承担义务的一方称作义务人(1)。
权利主体要通过建立或者变更不同种类的法律关系来实现权利或者承担义务，并因此成为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主体需要有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权利主体分为自然人即个人主体、集体主体和国家。
其一，公民(自然人)。既指中国公民，也指居住在中国境内或在境内活动的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其二，机构和组织(法人)。这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各种国家机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二是各种企事业组织和在中国领域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是各政党和社会团体。这些机构和组织主体，在法学上可以笼统地称为“法人”。其中既包括公法人(参与宪法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的各机关、组织)，也包括私法人(参与民事或商事法律关系的机关、组织)。中国的国家机关和组织，可以是公法人，也可以是私法人，依其所参与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而定。其三，国家。在特殊情况下，国家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法律关系主体。例如，国家作为者是国际公法关系的主体，可以成为外贸关系中的债权人或债务人。在国内法上，国家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比较特殊，既不同于一般公民，也不同于法人。国家可以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参与国内的法律关系(如发行国库券)，但在多数情况下则由国家机关或授权的组织作为代表参加法律关系。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内容
文化多样性自身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一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包含文化平等权、文化认同权、文化经济权益等文化权利。
(一)文化平等权。人类文明是由各种不同文化组成的;全世界有数量众多的不同文化,不同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弱势文化。以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的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9个项目为例,其中少数民族或部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有相当比重,它们多数是鲜为人知、未为人关注、极为珍稀的少数民族、少数族群、特定信仰群体或弱势群体的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文化平等权利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文化认同权。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成就的标志,也是许多民族、群体、社区的基本识别标志。世界上原本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化,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在各自文化的熏陶下,在宗教、语言及生活样式等社会生活方面形成基本一致的观念。这种一致的观念形成了不同文化的人们对自己文化的普遍认同。
(三)文化经济权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包括三方面:继承人(文化宿主)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相关的精神与经济权益的保护。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传统医药、农业、技术技能、生态知识以及传统音乐、故事和设计等文化表达形式,往往是特定人群的集体性文化创造,具有经济价值或潜在的经济价值,这必然产生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权益进行保护的内容。
(四)具体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根据中央民族大学韩小兵教授的列举式分类方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按照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分类，具体的精神权利有：公开权；表明来源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整权以及参与决策权等。具体的财产权利有：专有使用及收益权；使用许可权及获得报酬权。并且提出了上述权利的物权限制和知识产权限制。笔者认同上述列举式分类方法。
保护非遗文化的意义篇10
[关键词]党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发
[中图分类号]D239/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13）08-0031-03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我们党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文化传承、文化创造的过程，本身就是文化积淀、精神升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党史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是我们党凝聚奋斗力量、引领前进方向、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和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必须有效保护好、忠实传承好、合理开发好、科学利用好。
一、党史文化遗产的内涵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提出和使用文化遗产的概念，明确指出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1985年，我国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成为公约缔约国之一。2005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正式使用文化遗产的概念，明确指出文化遗产的内涵。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文化遗产”为主题词、以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内容的文件。文件明确指出，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关于党史文化遗产的内涵，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权威的、公认的界定。在2010年6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党史遗址以及有关文物资料是中华民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精心保护。结合国家文物普查，组织开展党史遗址普查，重点摸清革命遗址底数，同时注重调查党史方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在中央文件中首次出现“党史遗址”和“党史方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法。中央文件中的这些提法，是我们正确理解党史文化遗产丰富内涵的前提和基础。
作为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党史文化遗产，除具有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结合文化遗产的内涵，笔者认为党史文化遗产同样可以分为党史方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党史方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党史方面的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指各种以物质形态存在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党史文物，包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各类会议旧址、党史人物故居或旧居、党的各类机构旧址、党史事件发生地和党史人物活动地等，具有纪念意义的烈士墓、烈士陵园、纪念碑、纪念馆、纪念地等。党史方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党和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党史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以非物质形态留下的革命思想、革命精神、革命文学、革命戏剧、革命歌曲、标语口号等。
二、保护和开发党史文化遗产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必须看到，在党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和不良现象，使得保护和开发党史文化遗产的形势更加复杂，问题更加凸显，任务更加艰巨。
（一）保护意识不强。破坏和损毁党史文化遗产的现象之所以时常发生且屡禁不止，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于保护和开发党史文化遗产的认识不足，热情不高，意识不强。由于人们对党史文化遗产缺乏必要的认识，不了解那些遗产背后的真实故事，不清楚那些遗产的历史价值，不理解那些遗产的精神内涵，使得不少人不懂得珍惜和爱护党史文化遗产，严重缺乏保护意识。很多党史方面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党的机构旧址、党史人物故居、党史会议旧址等，由于缺乏必要的保护，在历经日晒雨淋和风化虫蚀后，变得腐烂残破，面目全非，令人深感痛心。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的保护意识还比较薄弱，保护观念还比较滞后。
（二）管理体制不顺。分布在各地的党史文化遗产，有的归宣传部门管理，有的归民政部门管理，有的归文物部门管理，有的归党史部门管理，有的归教育部门管理，有的甚至无人管理。在这些党史文化遗产中，被公布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主要由宣传部门管理，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主要由文物部门管理，被公布为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的主要由民政部门管理，少数被公布为党史教育基地的由党史部门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有的遗产有多个部门管理，有的遗产没有部门管理；有的遗产几个部门都想管、都争着管，有的遗产都不想管、都不愿管。特别是那些目前既不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不是文物保护单位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党史文化遗产，有的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有的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有的既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也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这种多头管理、条块管理、分散管理、无人管理等现象，是当前党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管理体制中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
（三）经费投入不足。党史文化遗产数量多、分布广，特别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留下的各类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年代久远，长期没有进行修缮，现已出现严重损毁，如要进行保护和开发，需要投入大量经费。这些经费，主要依靠从中央和地方政府安排的文物保护专项经费中解决，没有专门针对党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专项经费，使得很多党史文化遗产特别是那些目前还不是文物保护单位的党史文化遗产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而党史文化遗产比较丰富的地方，大都是革命老区和边远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高，地方财政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经费投入到党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中去，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党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
三、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党史文化遗产
为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党史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党史文化遗产在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应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继续加大党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宣传力度，不断增强党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没有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思想上的重视和认识上的提高，就难以自觉履行保护和开发党史文化遗产的历史使命。为增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2005年12月，国务院确定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日”的设立，对于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和增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对于在全社会形成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风尚，对于做好党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要以“文化遗产日”的设立为契机，不断增强党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着力在全党全社会形成有效保护党史文化遗产、忠实传承党史文化遗产、科学利用党史文化遗产的思想共识和良好氛围。各级宣传部门、党史部门、文物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宣传保护和开发党史文化遗产的力度，要全方位、多视角地宣传保护和开发党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根据党史文化遗产的特点，采取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介绍党史文化遗产保护知识，让人们认识和了解党史文化遗产、尊重和爱护党史文化遗产，从而切实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的保护意识。
（二）认真摸史文化遗产底数，科学编制党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规划。摸史文化遗产的底数，是保护和开发党史文化遗产的前提和基础。要摸史文化遗产的底数，必须认真做好党史文化遗产普查工作。通过开展党史文化遗产普查，对党史文化遗产进行调查、认定、登记，全面掌握党史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等，从而为准确判断党史文化遗产保护形势、科学编制党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规划提供真实可信的决策依据。科学编制党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规划，必须始终坚持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始终立足于党史文化遗产的实际情况，始终着眼于党史文化遗产类型的多样性和价值的多重性。要坚持最小干预和不改变党史文物原状的原则，确保党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即使是残缺不全的遗产，只要是真实的存在，就仍有着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如果遗产丧失了真实性，也就失去了价值。那种拆旧建新的做法，实际上是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化遗产变成没有价值的伪遗产。只有将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作为编制保护和开发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科学地保护和开发各类党史文化遗产。
（三）建立健全党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着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党史文化遗产保护格局。由于党史文化遗产数量多、分布广，保护和开发不平衡，迫切需要建立健全党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以来，文化遗产保护在法规建设层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初步形成了以文物保护法为核心，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主体的法律保护体系。这些法律规章制度，是依法保护和开发党史文化遗产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建立健全党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必须理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着力解决多头管理、无人管理等突出问题，及时化解党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中的重大问题。要明确各级党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责任主体，依法对各种损毁和破坏党史文化遗产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责任追究。要把党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力争设立各级党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专项基金，努力构建有利于持续推进党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经费保障机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党史文化遗产，既要充分发挥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也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着力形成以党和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党史文化遗产保护格局。
（四）正确处理党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保护和开发党史文化遗产，必须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大小，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成正比，有时甚至是矛盾的。社会效益大的，经济效益并不一定大；经济效益大的，社会效益不一定大。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肯定会牺牲部分经济效益；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必然要牺牲部分社会效益。在保护和开发党史文化遗产中，既要考虑社会效益，也要考虑经济效益。如果只考虑社会效益，而不考虑经济效益，民众参与党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积极性将难以有效调动，党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工作将难以持续进行；如果只考虑经济效益，而不考虑社会效益，党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失去意义。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新形势下的党史文化遗产，必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力求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从而使党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既能产生社会效益，也能产生经济效益，既能缅怀前人，又可造福今人，还能惠及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