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存在问题篇1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承人；认定程序；分类保护；文化身份
【作者】文永辉，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重庆，401120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189-006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是“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关键。我国已逐步建立起了国家、省、市（州、地）、县四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制度。但总体上，传承人的保护仍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尤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危机最为严重，后继乏人、人亡艺绝的悲剧时有发生，传承人制度本身也存在若干值得反思的问题。本文通过在贵州黔南、黔东南等地的田野调查，探讨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一、传承人的认定问题
传承人的认定是传承人保护的前提和首要步骤，只有形成科学、合理、有效的认定制度，才能遴选出能够真正代表民族文化的传承人并加以保护。我国采取的是政府认定为主的传承人认定模式，文化部2008年颁行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和2011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传承人的认定条件、程序等作了简单规定，但公示方法、异议等程序不具体，救济措施不明确，一旦地方政府官员出现偏私，就可能导致选出的传承人不合格，遗漏真正的传承人，影响传承工作的开展。笔者在有“侗族大歌窝”之称、拥有多名部级、省级传承人的从江县小黄村访谈时，村民潘平①（男，1940年生，侗族大歌歌师）自认为对侗族大歌具有很高演唱水平，又会编侗戏唱词，教过很多年轻人唱歌，但他却没有能够评上传承人，而部分传承人几乎不会唱歌。笔者访谈其他群众时，他们也大多认可潘平的演唱水平，对传承人的评定工作有不少意见，但却没有好的渠道来解决此事。
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
（一）在认定机制上，在国家认定之外。引进申报备案和群众推荐制度
在现行传承人的国家认定制度中，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工作机制，政府是传承人认定的发起主体，传承人评选周期长、耗费巨大。…政府机构工作重心的转移、工作人员的变迁、行政的惰性都会导致传承人认定工作的搁置或延迟，导致部分急需保护的传承人不能得到及时保护。因此，有必要将传承人认定的发起主体扩展到传承人自身和群众，引进申报备案制和群众推荐制度。申报备案制是指自认为符合条件的“非遗”传承人可以将其传承历程、传承谱系、传承成果、群众证明等内容向国家有关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申报，行政管理部门预先进行登记备案，并在一定期限内或固定的日期组织评估，对申报的传承人进行认定。群众推荐制度是指一定数量的社区民众或社会组织根据其掌握的“非遗”传承人资料，推荐传承人到相应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行政主管部门预先进行登记备案并加以审核的制度。在群众推荐制度中，“群众”的范围可以是一定数量（如30人以上）的普通民众，也可以是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nGo、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引进申报备案制和群众推荐制度，可以有效扩展“非遗”传承人认定的发起人，进一步扩大“非遗”保护的参与面，让传承人的认定工作常态化、程式化，减轻政府机关的工作负担，发现更多的传承人，提高传承人保护的效率。
（二）在传承人评审时，加强田野工作，听取群众意见，引进专家考核机制
目前，对传承人的评审主要依赖对各级政府上报材料的书面审核，因此，地方政府准备材料的态度、能力、对“非遗”知识的掌握程度、对材料的取舍等因素均可能对传承人的认定造成较大影响，这种评审方式也不能有效防止申报材料造假和关系户。并且，很多地方政府秉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来保护“非遗”及其传承人，在选择申报传承人时，可能会倾向于那些文化程度高、对外交流能力较强、形象较好的传承人，而忽略那些自我表达能力较弱的传承人，导致评选出的传承人不是最具代表性甚至不合格。要避免书面评审制度的缺陷，较好的办法是将书面评审与田野工作有效结合起来，评审专家要深入到社区之中，仔细听取群众的意见，深入了解传承人的传承历史和技能。有些项目，如民间故事、民间歌舞、具有一定标准的民间技艺等，可以组成专家组对传承人进行考核，政府以专家委员会的评定为依据，并予以公示后确认，从而选出最具代表性、技艺最为高超的人作为传承人。
（三）在程序上，制定合理的公示制度，确定有效的异议细则。提供明确便捷的反映渠道，甚至可以引入司法审查机制
如果传承人选择不当，有可能影响社区和谐，撕裂社区内原本融洽的社会关系；如果传承人认定过程不公开透明，程序不当，合理诉求找不到适当的方式伸张，会引发部分传承人消极传承甚至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高效、合理的救济程序是确保权利得以实现的最有效途径。
首先，应当有合理的救济程序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为此，必须在传承人评审中制定合理的公示制度，虽然《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明确要求部级传承人的推荐名单要向社会公示15天，但并未明确公示的方式、公示的范围、公示的内容等。对于身处大山中的少数民族群众来说，若在政府部门的网站上进行公示几乎没有意义。因此，有关公示的方法、内容以及政府对公示内容的解释等，都应当加以明确并力求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的习惯和实际。
其次，对于所公示的传承人人选有异议的，也应当提供明确便捷的反映渠道。要有明确的异议规则、异议方式、异议机关以及对异议的评审方法和公示等，对于异议不服的，还应当可以提出复议。为了确保最终的公正，甚至可以考虑在传承人认定中引入司法审查机制，对于复议结果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
二、传习人的培养问题
各地在为传承人提供权利保障的同时，均规定了传承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特别是传承人必须授收徒弟。但调查发现，大多数传承人很难完成他们授徒义务，其原因并非传承人不负责任，而多半是“无徒可教”。因此，少数民族传承人的危机问题，不仅在于对现行传承人的保护，更在于年轻人不愿意学习老年人的技艺，民族文化传承后继乏人。
调查中发现，年轻人之所以不愿意学习传统文化，大多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觉得在此过程中的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现行以发放津贴为主的传承人保护制度，主要考虑对传承人的保护，而没有任何传习人的保护措施。显然，有必要再制定一套专门针对传习人的保护措施，让年轻人甘于留守乡土传承民族文化。
（一）大幅度提高有突出贡献传承人的津贴待遇，增加发放传习人津贴。改革津贴发放方式
目前，在黔南、黔东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传承人的津贴根据其级别有所不同，国家、省、州、县四级传承人每年的津贴分别为1万元、5000元、3000元、600元左右。上一代传承人的现状可能就是下一代传习人的未来，年轻人之所以愿意向老一辈学习技艺，更多还是由于上一代人的生活方式、生活境遇对下一代人有吸引力，或者学习这些东西可以赚钱谋生。那么，努力学习传统技艺，从传习人变成传承人，对年轻人是否有足够吸引力？笔者调查发现，年轻人在外打工每月很容易获得一两千元的收入，且伴随着其他机遇，传承人的现有保护措施中，每年几百元到一万元的津贴在经济上对年轻人缺乏足够吸引力。现行的津贴发放额度、对象和发放方式都应当作适当的调整。一是对于有突出贡献的传承人，可大幅度提高其传承津贴。对那些授徒数量较大、技艺超群、濒危项目的传承人，可以按照现行津贴的2—3倍发放传承人津贴，使他们的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城市居民年均收入水平，并按照居民收入上涨水平逐年上涨，让年轻人看得到美好的未来，促使他们努力学习传承文化。二是可以在传承人津贴之外发放传习人津贴。通过严格考核，选择部分确有兴趣学习非遗的年轻人成为传习人，发放约等于当地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津贴，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为了避免领取津贴后不参与学习的情况，可以将传习人津贴发放时间推迟至次年，即先学习考核，后发放津贴。三是改革津贴发放方式。笔者调查发现，很多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对津贴数量要求并不高，但他们希望每个月都能发放，并且希望得到终身发放的明确承诺。因此，有必要将每年一次性发放改为按月发放，让传承人有“领工资”的安定感觉，并且国家可以承诺，只要传承人没有考核不合格，这种津贴发放伴随终身，这样有利于鼓励传承人留在乡村安心传承和传习传统文化。当然，津贴发放数额和对象的增加，对于财政收入非常有限的少数民族地方政府来说负担较大，这一方面可以通过设立少数民族文化奖励基金，多方募集资金，保障津贴发放；另一方面可以将传承人进行分类，减少甚至取消部分不存在传承危机的“非遗”项目的传承人津贴，重点扶持传承危机较重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和传习人。
（二）保留农村居民待遇的同时。提供城市医疗等社会保障待遇
除了提供适当的津补贴之外，学界认为有必要为传承人提供其他方面的待遇，如萧放认为，要将“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工作落到实处，必须做到三大方面：一是经济生活保障；二是提高其社会声望评价与社会福利保障；三是精神关怀与鼓励。有学者提出可以适当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配备一定的传承人名额，重视对传承人的精神关怀与鼓励。政府还要充分考虑到民间艺人最关心的大病统筹等问题。对手乡村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之所以宁愿背井离乡在外打工也不愿在家学祖辈辈传下来的技艺和文化，除了城乡生活水平、收入水平的差距之外，城乡社会保障机制方面的差距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为了吸引年轻人留在乡土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为他们保留承包地、宅基地、农业补贴等方面的待遇外，还应当逐步完善医疗保险等方面的制度，逐步使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接近城市居民水平。
（三）提供进入高校进修学习并获取国家认可的学历和职称机会
在津贴和社会保障之外，晋升学习的机会对年轻的传习人也具有较大吸引力，对于潜心专研民族文化的传习人，通过适当的考核机制，送他们进入地方高校进修培训，学习民族语言、历史、艺术、旅游、商业经营等方面的知识，为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进行智力积累。还可以适当改革现行的学历、职称评价机制，将民族文化传承人独立归类，为其设定特定的文凭认可、职称评定方法，为传承人职业生涯的逐步上升提供空间与渠道。
三、传承人整体保护措施的局限性及改进
在我国，“非遗”沿用的就是整体性保护方案，即将各类型“非遗”作为一个整体，设立专门的机构，制定一套自上而下的整体保护措施，将分散的、无组织的各类型“非遗”，从国家层面进行抢救、整理、保护和研究。通过总体性的运动和世界性传播，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实现社会群体对“非遗”的最大关注和响应，其作用毋庸置疑。
但是，通过调查发现，这种以发放津补贴为主的整体保护策略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各项目传承人的生活境遇差异极大，对国家采取保护措施的诉求也多有不同，这导致同一的保护策略很难发挥出同样的效果。对于普通的传承人来说，一定数量的津贴可以使他们生活宽裕一些，让他们觉得掌握传统文化值得尊重，愿意更积极地投身“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中去。但对于从事“非遗”“产业化”经营的传承人而言，“非遗”传承本身是其谋生致富之道，三千到一万元的传承人津贴没有实质意义，只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对于很多年龄过大的传承人而言，他们本身已经没有精力去传承文化，津补贴只能改善他们的生活，或者是对他们过去传承文化的一份肯定和褒扬。对于年轻的传承人而言，每年打工收入远高于国家发放的津补贴，国家的传承人保护策略远不能稳定他们安心乡土从事非遗传承活动。
因此，不区分传承人类型的整体保护策略，忽视了“非遗”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特点，其局限性已经暴露无遗。有必要细分传承人类型，推动分类保护。从现实来看，可以根据“非遗”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变迁的程度来区分传承人，分别对传承人采取市场化保护策略、扶挣性保护策略以及体制化保护策略。
（一）对工艺类“非遗”传承人，采取市场化保护策略
贵州苗族蜡染、水族马尾绣、苗族银饰制作等部级工艺类“非遗”项目，作为民族特色旅游商品，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很多传承人利用部级、省级传承人这一金字招牌在市场上抢占了先机，成功实现了“非遗”的产业化经营。如部级“非遗”项目水族马尾绣省级传承人宋仙（女，1965年生，水族，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三洞乡板告村人）、韦桃（女，1967年生，首届“贵州名匠”第一名）均已迁居县城，在三都县城有多个门面经营马尾绣制品，当起了小老板，解决了几十名水族妇女的就业。苗族蜡染传承人王阿勇（女，1935年生，丹寨县排调镇人），在县城成立了“丹寨县阿勇蜡染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销售蜡染制品，在排调镇雇佣了20多名妇女生产蜡染制品。
对于此类传承人，经营红火、收入不菲，市场自身的作用完全可以促使他们投入全部精力从事“非遗”传承活动。因此，对于工艺类“非遗”传承人，主要由市场来维系其生存，政府需要做的，一是要防止过度市场化导致“非遗”的“异化”，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非遗”产品地方标准，申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或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二是对于需要财政扶持的传承人，可以提供财政、税收、贷款、人才、管理等方面的宏观支持和指导，使传承人尽快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
（二）对于适应市场能力稍弱的“非遗”项目传承人，采取扶持性保护策略
侗族大歌、苗族芦笙制作、水书文化、民族医药等“非遗”，具有一定的社会服务功能，其传承人可以通过提供一定的“社会服务”获取经济收入维持生计，但其所提供的社会服务中具有一些为现代文化所不容的成分，或者其适应市场的能力在逐步减弱。如水书先生潘某（男，45岁，三都县三洞乡水根村人）等人认为，他们从事的活动被认为是迷信，政府的人瞧不起他们，不能光明正大地完整传播水书文化；苗族、侗族的一些民间医生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医生职业资格，其活动始终处于非法状态。对于此类传承人，政府可以采取扶持性保护的政策，通过发放一定津贴保障其的基本生存，维持家庭生计。同时，辅之以其他一些个性化的扶持措施，如对水书先生和部分民间戏剧提供的“禳解”等宗教服务，应通过适当的方式为其“正名”，去“污名化”；对民族医药传承人，在了解他们行医的效果、医德基础上，辅以一定期间的现代医学知识培训，授予其医生执业资格。
（三）对于其他一些传承人，采取体制化保护策略
对于其他一些民族歌舞、民俗类“非遗”，其很难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获取生存空间，传承人也不可能凭此获取经济收入维系生计。对于此类传承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其纳入体制内进行保护，比如聘为乡村教师。当然，在分类细化传承人并采取不同保护措施情况下，对部分情况特殊的传承人，还可以采取更加特殊的保护方式。
四、传承人文化身份的模糊问题
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作为乡村文化的代表而获得了国家认可的身份。在获取称号之前，他们与乡土的普通人无异。但有学者发现，传承人获得政府命名以后，在熠熠光环的背后却隐藏了文化身份的不确定性，为传承人的生活以及非遗的传承带来了许多问题。笔者调查发现，基于传承人身份所带来的地位和利益，使传承人作为乡村文化代表的身份变得模糊，国家的传承人保护政策出现了若干悖论。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部分人因为“传承人”称号而获得进入城市的机会，其身份在乡下人与城里人之间模糊起来。乡民大多很羡慕他们能够脱离农村，“有本事”，但也不再接受作为他们自身乡土文化的代表。二是部分人因“传承人”称号获得巨大经济利益，成为“老板”，与乡邻之间变成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三是部分人因传承人身份而获得补贴，猛然拉大了与乡邻之间的生活水平，再加上传承人获得一定的政治待遇和大量外出访问的机会，在乡民眼中成了“国家的人”，在乡土社会中成为异类，与相邻的关系不再和谐甚至被乡土社会所孤立、敌视。
传承人本来与乡土社会融为一体，乡土文化哺育了他们，他们也作为乡土文化的杰出代表推动当地文化的发展，但传承人制度以及相关保护措施，却可能加速传承人作为成功人士脱离乡土，加大与乡土社会的裂痕，成为乡土社会的异类、甚至不受欢迎的人。文化身份在城里人、老板、国家的人之间变得日益模糊，这本身与设立传承人制度的初衷背道而驰。在传承人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情况下，有必要重新审视现行的传承人保护制度，不要因来自外界的保护加速传承人与乡土社会的分离，造成“保护性破坏”，反而加速了“非遗”的消亡。为此，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强对传承人的合同管理
很多地方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均与传承人订立有合同，要求传承人每年必须完成一定的授徒、表演等任务，但调查中发现，所签订的合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对传承人的考核也流于形式。不少学者提出应当设立“非遗”传承人的退出机制，如果传承人不承担为国家社会传承技能的责任，不为国家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经核实批准后，就应该取消他的称号，并重新认定该项目传承人。不过，也有人反对传承人的资格取消制度，认为这会招致“文化人”的反感，授予“身份”而又“随意”剥夺其“身份”无疑是对传承人的“重创”。
客观地说，传承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应当承担一定的义务，但传承人这一“称号”同时也是对其之前长期传承民族文化的一种表彰，取消其“身份”确有不当。合理的做法应当是，对于那些文化身份已经模糊，搬离乡村的传承人，在保留其称号的同时，应当加强合同管理，对于不能履行传承义务的人，应当取消其津贴等有关待遇，适当运用一些强制力的措施确保其履行义务。
（二）加强群体性传承人的认定
根据我国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和认定程序，地方政府在申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时，只能以个体名义申报，政府只认定个体性代表性传承人，即使有些传承项目需要许多人配合才能完成，也只能选择群体中的某一个人，作为传承人加以申报。通过研究发现，这种传承人认定方式，一是导致某些“非遗”的光环集中在传承人身上，使其“独占”相关利益，并直接导致传承人从乡间“出走”而文化身份模糊。二是节日、习俗等集体传承项目，没有认定传承人，这些项目实际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非常不利于这类“非遗”的保护。因此，必须改变目前仅仅认定个体性传承人的做法，加强群体性传承人的认定。有些特定的“非遗”项目，应当以认定集体性传承人为主，“非遗”传承世家、剧团、灯会组织、民间歌舞团体都可以被认定为群体性传承人。对于节日、庙会等民俗类“非遗”，可以对其样态进行切分，找出主干的文化环节，然后确定其中具有组织能力和推动力量的几个关键人物为群体传承人。群体传承人的模式，可以避免利益独占引发的文化身份模糊以及社区不和谐甚至破坏“非遗”的现象。
非遗保护存在问题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据库；生存与发展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现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网络手段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数字化技术不仅在各种工业领域得以广泛应用，而且给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开辟了新的途径。对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世界各国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很多国家，尤其是中国，才刚刚起步。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是长期经验的积累，主要靠口传心记、言传身教传承，具有活态性、生态性、传承性、变异性等特殊性质，保护难度较大。
我国现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基本上停留在拍照、采访、记录、物品收藏等简单的工作层面上，这种文字、录音、摄影、录像等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手段，曾保存了大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书籍的生霉、录像带的老化、录像色彩的蜕变、录音带的失真等，都会使所记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不同程度地出现失真，加上拍摄角度的限制，影响了长期保存和利用。数字化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许多全新的采集记录手段，包括图文扫描、立体扫描、全息拍摄、数字摄影、运动捕捉等。数字化存储技术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许多新的保护手段，包括通过数据库、磁盘阵列、光盘塔、光纤和网络连接以及一系列相关规定、协议，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保护。通过这些现代数字化采集和储存技术，不仅可以把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资料如手稿、音乐、照片、影像、艺术图片等，编辑转化为数字化格式，保存于数字磁盘、光盘等物质介质中，而且还可以利用多媒体网络数据库来存储和管理，使他们完整有序、便于检索，这能够整体提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水平。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18？号），明确提出“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自此以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作才全面起步。
2006年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监督和直接推动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纷纷建立，积极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保护体系，并初步建立了涵括部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专题数据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网络服务体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http：///main.jsp）开通于2006年6月9号，其宗旨是为了利用数字化技术和网络平台展示、传播中国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知识，展示我国深厚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信息交流，凝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观念和理论共识，充分调动和利用全社会的学术、经济、舆论资源及社会公众的参与，以促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和健康开展。基于福客网（中国著名民俗网站）技术支持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数据库也向大众提供了部分较为详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是文化部、财政部共同组织实施的一项国家文化创新工程、文化惠民工程和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工程，2002年开始由国家图书馆组织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网站涉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与服务项目包括：第一，精品文化资源库中的“中国古琴”、“中国昆曲”、“中国舞蹈”、“地方戏曲”等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粹，以数字化的文本、图像、音频等多媒体方式展示，提升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水平；第二，文化繁花（文化部直属单位数字化文化展示平台）、书海精藏（公共图书馆数字文化展示平台）、文化广角（各地文化厅局数字文化展示平台）、文博精华（中国文物网站精品展示平台）等四大数字文化展示平台中包含了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如经典剧目、津门曲艺、民俗风情绘画等，其中福建省图书馆的“海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图片暨省图古籍保护成果展”、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等都是综合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数字化展示。
高校在这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天津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据中心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数据的数字化收集、整理、保管等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管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在推动民间剪纸艺术数字化展示方面作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
二、我国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库存在的问题
1、现有数据库资料尚不完善
我国至今（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已经陆续公布了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总计有151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其中不包括扩展项目）。推荐项目是指国家名录项目公布前进行公示的名录项目，经过国务院批准公布后即为正式的名录项目。扩展项目是指即前一批或前几批已经是公布的名录项目，而这次不同申报地区或单位又一次申报成功，那么这次申报的名录项目就叫前面相同名录项目的扩展项目。如果算上扩展项目，我国目前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2000项，而目前中国为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数据库信息统计中仅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12项，明显存在着严重的数据缺失。这证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工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2、现有平台相互孤立，没有发挥综合交互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字化最大的益处是不仅可以记录和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各方面的信息，而且可以在不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原貌的情况下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数字生产（数字复制、数字出版、数字再现）和数字传播，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独有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因此，利用数字化虚拟现实技术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利用，进行产业化生产与经营，有利于形成新的行业及衍生产品，延长产业链，使文化产业的比重得到提高，这对当今文化产业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经济价值和意义。比如通过数字化技术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步伐，促使各民族服饰文化、民间技艺文化、民间文学、民间舞蹈、民间音乐、
消费习惯、交际礼节、节日庆典、娱乐游戏以及饮食文化等知识和技能的价值不断得到增值。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做的远远不够，这将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可持续性提出挑战。
三、如何更好的让我国现有非遗数据库发挥作用
1、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字化分类体系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种丰富、形式多样，既有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如风土人情、传统礼仪、宗教及节庆活动等，又有口头流传的各种民间文学，如传说、史诗、民间故事、寓言、民谣、谚语等；既有淳朴生动的各类表演艺术，如音乐、舞蹈、民间戏剧、曲艺杂技等，又有技艺精湛、美轮美奂的工艺美术，如面人、糖人、剪纸、编织、刺绣、彩绘、蜡染等。由于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不同、创造方式有别，对其数字化既要遵循普适性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又要采取因类而宜、适合各自特点的方法和措施。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传统性和整体性，在对其知识的系统性、复杂性和内隐性等特征进行详细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从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多重角度探索非物
质文化遗产知识的构成要素，提取知识的特征并对其进行归纳总结；从when、How、what、where、why五个方面分别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间演变、表现方法、形式、相应地域及其内涵，并对分类后的知识从语法粒度角度建立其间的关系，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多层次类型分类体系。即利用数字化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学术分类、信息化存储，以便科学地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性的符号库和素材数据库。
2、创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采集技术标准
针对目前全国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建设中存在的技术目标不一致、技术标准不统一、技术管理不规范的情况，立足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与国家数字化图书馆、数字化博物馆和国家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相配套，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创建、描述、组织、检索、服务和长期保存的需求，深入研究符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的资源建设相关技术标准，包括资源数字化采集、资源描述（元数据）、资源组织、资源管理、资源长期保存等技术标准；制定关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管理的统一、科学和规范的技术管理规程。并应用资源管理与分发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统一有效的整合，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采集、资源统一表示、资源权利信息描述、资源目录服务、注册服务、资源检索和等功能的实现。
3、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可视化表达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视化技术与物质文化遗产可视化技术有着本质的区别，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视化可以通过图片、视频、三维动画等形式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使用传统数字化技术进行可视化外，更多的是属于知识可视化的范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可视化还是一个崭新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离应用还有距离，但知识可视化是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有效手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可视化表达主要包括知识源层、知识描述层、可视化表达层和知识应用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括了不同的知识源，如史料记载文档、民俗活动、民间技艺、戏曲、舞蹈等，这些知识源在语义上具有异构性。知识描述层描述文化空间知识的特征及其构成分类，如地域类、时间类、表现方式类、表现形式类、原因含义类等文化空间知识。可视化表达层阐述根据知识的特征及其构成分类，选择恰当的模型进行表达，以便于不同用户进行知识的学习、共享与创新。知识应用层可以让用户根据自身的文化背景、知识构成等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知识可视化表达方式来学习、构建文化空间知识等。用户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相关文化空间知识的学习与交流，自身的用户类型信息就会随之得到更新，并且文化空间知识经过学习与交流将会得到发展与创新，从而更新文化空间知识源。
四、结语
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是现代社会的两个“互为表里的超级产业”，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利用信息技术可以提高文化产品的原创力，开发新的文化产品，增强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和生命力。然而从产业发展的逻辑上说，信息技术只是手段，内容服务才是目的和核心。因此，我们应将重点放在内容的建设上，数字文化内容越丰富，信息的共享度就越高，人们从中捕捉的商机就越多。我国的信息技术产业正在蓬勃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进行合理开发与利用的前景更广阔，从而形成文化与传媒、信息交融的特色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作为高科技与高文化价值结合的产业交汇点，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有效保护的同时，更要使之上升为具有知识产权和资源资本属性的文化产品，更好地促进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创造出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推动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
非遗保护存在问题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保护技术手段；数字化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长河中人类的智慧结晶，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作为五千年文明连续史从未间断的国家，我国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之繁多、内容之丰富，令世界艳羡。其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是我们的文化之魂、民族之根。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它在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进行一场艰巨的抗争。在中国，每分钟都可能有一位老艺人、一门手艺或一首民歌消失，每秒钟都可能会有一幢老房子被拆掉，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迫在眉睫。
我国近几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经过积极申报，已经成为世界上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也参与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制定工作的全部过程，并于2004年8月经全国人大审议批准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为第六个加入《公约》的国家。2010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法律。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虽然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已经有了战略性的认识，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仍然有一些思路和问题亟待解决和完善。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普遍性问题。
第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保护之间的差别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底是单纯的保存，还是要加以开发性创造性的保护，必须厘清思路，统一思想。
第二，是如何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问题。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较为宽泛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特征，如何进行保护，如何确定保护的范围，如何明确保护的手段和方法，则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三、数码影像技术保护中国民间表演艺术和传统手工艺
我们通过“数码影像保护中国民间表演艺术和传统手工艺”这个课题项目的研究，探索出中国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模式。所谓数字化的影响资料是人类文化活动和情感表达方式的独特资源，包括了由数字方式生成的，或从现有模拟文化资源转化而成的，采用数字形式的信息资源。这些资源的存储形式之限于数字化形式，而别无其他形式。由于所存储的数字化文化资源往往具备较高的社会、经济、文化价值，是建设未来的重要元素，对于人类发展具备长久的意义，因此是一种当代人为后代人提供的优良遗产。
文化遗产数字化的过程就是采用数字采集、数字存储、数字处理、数字展示、数字传播等数字化技术将文化遗产转换、在线、复原成可共享、可再生的数字状态，并能以新的视角加以解读，以新的方式加以保存，以新的需求加以利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将文化遗产转化成数字化形态，使得文化遗产得以永久的保存和保护，实现文化遗产的重现、再生和利用（研究、传播和展示），从而体现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体现当代人对遗产的守望，体现未来人拥有遗产的权利。
根据上述对于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总体观点，我们认为：数字化的工作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把文化形态加以纪录和保存，应该是采用数字化的方法，对这些资源做好二次利用，采用符合现代社会的审美观和艺术馆的方法加以改造，并向社会大众加以普及和推广。对于各类文化形式，如果要完成传承和保护，靠的是社会大众对该种文化形态的认同、了解和跟随，传承和保护应该发生在自然人和社会人的记忆里，而不是保存在冰冷的硬盘和机器里面，因此绝对不能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前期的数据采集，而是应该放在后期的再次利用上。对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是“来源于民间，借助于数字回到民间，最终在民间得到发扬光大”。
而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展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思路应该是“完整复原、情景再现、知识体系、有所规范、有所启迪”。
完整复原――保证在拍摄前期，能够对要保护的文化形态有着全面完整的认识，制定完备详尽的拍摄预案，做到文化要素的不疏漏、不遗失。
情景再现――针对各类文化形态总是需要存在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希望进行文化形态保护时，最大程度对文化形态形成的原始文化环境加以描述，方便后期受众在在线情景中感受文化氛围。
知识体系――所谓知识体系，主要是针对当前对文化形态的保护往往存在简单化、孤立化的倾向，加强文化形态间的连接，加强文化要素间的联系，采用知识体系的方式，让受众能够快速的建立其保护文化形态的全面认识。
有所规范――通过文化形态保护的实践，以及同业界、学界专家的理论探讨，形成可操作的实践指南，以及具备指导规范意义的标准工作流程和标准格式规范。
有所启迪――在保护实践中，要有针对的提出具备创新性的文化保护方法。
我们在实施阶段根据数字化的基本过程，即数字采集、数字存储、数字处理、数字展示、数字传播的全过程，将项目进行了逐段的拆分。以“数码影像技术保护中国民间表演艺术和传统手工艺”为例，按照数字化过程和工作的纵向顺序，分解成了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分别为：“调研与问题定型”，“数码影像的前期采集”，“数字资料的后期保存和保护”三个方面。
第一个阶段“调研与问题定型”：主要需要完成以下方面的工作：
细化和规定本项目的任务需求、工作计划、项目目标.
完成中国民间表演艺术及传统手工艺的内涵和外延调研。
完成数码影像技术的科技发展趋势和技术现状调研
完成当前民间表演艺术及传统手工艺的田野调查和问题分析
完成相关从业单位的经验和教训总结
民族民间舞蹈文化要素保护研究
中国民间表演艺术及传统手工艺专题片国内拍摄现状分析
第二个阶段为“前期采集技术”，主要是针对民间表演艺术和传统手工艺的拍摄技法、采集方法进行具体的技术研究，具体内容包括：
规范化的民间舞蹈拍摄基本技术指导
民间舞蹈专题类型片的拍摄基本方法
规范化的民间戏曲拍摄基本技术指导方案
民间戏曲的专题类型片拍摄基本方案
民间舞蹈的三维数据采集技术方法指导方案
第三个阶段为“后期的保存与保护”阶段，主要针对已经数字化的数码影像资料进行相关的技术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数字化影像资料保护的范围
数字化影像资料的保护性使用方法
数字化影像资料的保护延续性问题
数字化影像资料的数据格式管理
数字化影像资料元数据的设计方法
数字媒介的物理保存方法
数字化保存中的风险与处置方法
版权管理的基本措施
在横向上，我们则根据文化实体的类型，将本项目所涉及的所有文化实体分成了三类主要工作对象进行分类研究。
由此，本项目的纵向工作技术路线同横向的工作对象形成了一个网状的技术处理关系。
同时，数字化资源的保护涉及到版权管理。数字保存的权利管理，需要处理数字信息创建者、数字信息出版者和数字信息长期保存者的权利分配、权力转移、权利实现和权利平衡等问题。更广泛的权利管理还应包括被保存数字信息使用者的权利管理数字保存权利。数字版权的应用目标在于数字信息长期保存者拥有保存数字信息的权利；在于采取特定方式，在充分尊重数字信息创建者和出版者相关权利的前提下，保证数字信息长期保存者合法地保存数字信息，并能够提供适当的利用。目前各国均有专门法律来保障数字信息创建者和出版者的权利，但却没有任何国家有法律来保证数字信息长期保存者保存数字信息的权利。因此当前数字保存面对的最主要障碍之一就是知识产权问题，而数字保存权利管理的核心也就在于各方对被保存数字信息知识产权的掌控协调和平衡。
对于版权管理的基本原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尊重版权和相关权，包括版权作品创作者和表演者的道德权；
2、在保护机构范围内进行数字化和使用，应该得到版权拥有者的同意或基于法定例外；
3、网络存取应该得到版权拥有者的许可；
4、版权拥有者的许可，原则上意味着基于个人或集体许可或基于上述两者的版权清算。
由于目前并没有存在全面的关于数字保存知识产权的法规，因此在在下述保存活动中，可能存在版权问题：
随时间推移，保存机构可能需要重复地拷贝保存的数字信息，这些活动可能需要获得版权所有者的授权和允许；
如果作为保存拷贝的结果，出版物改变，那么权利拥有者可能感觉他们精神权利被侵犯，从而引发知识产权问题；
再创造的问题。可能很难证明出版物的保存拷贝仅仅是拷贝，不是全新的版本（再创造），权利拥有者可能会认为保存机构正在改变或者重新出版其拥有版权的产品。
保存机构需要关于文件格式的详细说明来实施保存计划，比如迁移数字信息或者制作仿真器。而这些详细说明本身有版权问题，并且还可能有潜在的商业敏感因此权利拥有者可能不愿意允许获取或者存储这些信息。
在未来的某一时间，被保存信息可能提供使用。这会影响权利拥有者的商业利益，从而引发知识产权问题。
有些数字信息内容上有多重权利拥有者。这些权利拥有者可能包括出版商、作者、艺术家等。出版商与软件制作者一起，使得权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此情形下，获得得到多重授权的数字信息是很困难的。
四、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发展路径
“保护”终究是针对过去的事物而言的，而作为文化遗产的多数事象既是历史的积累，也是今天的现实，同时也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它是在不停地变化当中。“发展”是面向未来的。所以，保护与发展是一对矛盾，要很好地加以解决，许多非物质文化事象都不是一元的结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往往是混元的和共生的。当我们说保护的时候，正像上面所引的范围那样，多少是解构了的，我们很难把历史的生活方式全部原样地保存下来，但我们后人可以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把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的原貌保存下来，这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参考的依据，同时也是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手段。
非物质文化遗保护正进入数字化时代，我们需要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进行非物质遗产保护的数字化建设。我们可以利用数据库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整合到网络这个虚拟但无比广阔的平台上，这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整理、研究、交流、展示和教育等相关领域起到重要而巨大的作用。应用信息技术手段使大众通过网络就可以欣赏到各种独具特色和风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能够感受到本土文化、传统文化的精神气韵。这样，大众接触到这些数字化资源的几率就更大、文献使用率就更高，我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就更向前迈进了。
五、结语
总之，文化遗产象征着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面临濒临消失的危机。这些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它不断传承和发扬下去，让人类的智慧结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闪耀下去。
参考文献：
[1]黄永林，谈国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2）.
[2]姚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述评[J].广西社会科学.2013（10）.
[3]刘承华.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殊性的立体对位思维[J].艺术学研究.2014（00）.
[4]栾美芳.民族旅游开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5（02）.
非遗保护存在问题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法律保护；文化生态；活态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2-0046-04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在一些国家兴起，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我国于2004年加入此公约。2006年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开始实施。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官员、学者纷纷为非遗保护献言献策，但在这种“非遗热”的背后，非遗传承人却成为讨论的缺席者。而他们却是活态精神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与传递者。最该有话语权的传承人的失语注定我们的各种讨论在一开始就存在致命的弱点，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对他们的社区母体或族群的民众具有现实意义，他们对非遗的生存前景具有相当程度的决定作用，没有他们参与并适时反馈信息，保护措施是否得力就无法及时得到检验。所以，调查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措施的认知，了解传承人的真实意愿和面对的现实问题，对提供行之有效的保护具有基础意义。
河北省拥有不少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4年启动实施“河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6年出台《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意见》和《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审暂行办法》。各地市县也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河北省同样缺少对非遗传承人的后续调查和跟踪研究。本文以河北省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的认知为视角，对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再思考，希望能对河北省的非遗保护工作有所贡献。
一、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工作的认知与诉求
笔者对河北省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进行了调查，相关内容包括传承人对国家和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政策法规的认知、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入选名录后的传承情况、最佳保护方式和发展前景以及商业化等问题，综合分析有关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初步了解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工作的认知与诉求。
（一）关于“非遗”法律保护效果
传承人对相关保护政策、法规有一定了解，“非遗”法律保护取得一定效果。他们普遍反映，被确定为“非遗”后，所传承的文化遗产知名度得到提升，媒体关注度增加，有媒体或机构、个人对其传承的“非遗”进行记录、拍照或录像，有的得到国际交流的机会，想拜师学习的人有所增加，也得到政府一定的资金支持，生存情况较被确定为“非遗”前有所改善。
“非遗”中的民间文学、民间音乐、美术、歌舞等属于民间文化表达的部分可以在《著作权法》中获得一定保护，还有一些传承人主动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版权登记。也有一些传承人选择通过商标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尤其是那些已经投入市场竞争的“非遗”。一般来说，市场化程度越高的非遗项目，其传承人商标意识越强，生存能力也较强，反之则较弱。还有少数传承人使用专利法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总体来看，传承人的维权意识普遍较弱，能主动为“非遗”寻求知识产权保护的传承人目前还是少数。
（二）“非遗”的演变、传承情况
许多传承人都认为，与传统相比，现在所传承的“非遗”已经有不少变化或内容减少较多；使用的场合也有很大变化，尤其是民间音乐舞蹈类，传统的使用场合多为民间节日、庙会、庆典、拜神祭祖等活动，不少与民间有联系，在形式的背后有丰富的文化意蕴，而现在的使用场合很有限，有的已转为商业演出。即使这样，传承依然很难。相比而言，传统技艺类的生存、传承情况较好，有的还有发扬光大的趋势，比如衡水老白干传统酿造技艺、安新芦苇画、曲阳石雕等。可见传承情况与“非遗”自身性质有很大关系。
（三）“商业化”问题
同样，因“非遗”自身性质的不同，传承人对商业化的看法也不相同。一般而言，与民间、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对商业化的态度比较矛盾，他们了解商业化带来的好处，但也担心商业化会淡化、破坏所传承项目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影响传承者的学习动机，不利于真正传承。更有一些传承人明确表示所传承项目完全不适合商业化，保护非遗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传承、光大传统文化。而与民间、文化传统等关系不太密切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对商业化持欢迎态度，甚至主动寻找商业化机会，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尤其是传统技艺类。
（四）影响传承的因素
传承人对影响传承的因素认识较为一致：缺乏有效地传承机制，年轻人不愿意传承；人们已经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非遗失去了生存环境；非遗缺乏创新，没有市场前景等，甚至传承区域群众对保护的认识问题也被提及。
（五）最好保护方式
鼓励地方政府及民间团体举办文化活动为非遗项目搭建平台，加大宣传；保留传统与创新相结合，希望政府加大投入、鼓励民众积极参与保护等都在传承人的选择之中，而让文化产品商品化也是一些传承人的考虑方向。安新芦苇画传承人杨丙军说，传承非遗文化，一方面要把传统技艺完整地保护下来，延续民族的血脉，另一方面还要紧跟时代步伐进行创新，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形式、载体的创新，使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1]。杨丙军公司良好的销售业绩就是对他这种做法的一种肯定。而井陉拉花传承人武新全曾经着力创新拉花艺术，但他越来越感觉到拉花必须回归原生态，因为很多创新后的拉花都失去了原有的韵味，已经变成一般舞蹈了。所以，不论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创新，古老的原生态的拉花艺术不能丢[2]。总之，让大家了解非遗，使用非遗，让非遗真正走进群众的生活，非遗才会有活力，才能传承下去。
（六）主要保护责任承担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传承人能用在传承、发展非遗项目上的时间较为有限（当然以此作为职业或主要生活来源的传承人除外），事实上，不少传承人只是出于责任才坚守至今。面对现实难题，传承人非常强调传承区域群体的传承责任，同时认为传承人、国家和地方政府、社会力量也应该承担责任，有了政府的支持，传承人对传承前景还是乐观的。
二、关于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工作的思考
河北省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从传承人认知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一）保护内容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难保护，问题不仅在于其表现形式的“非物质性”，更在于其表现形式背后的与民间信仰、文化传统相关的精神内核。因而单纯技艺类的保护起来比较容易，越是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文化遗产保护起来越困难，但这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所在。所以对于此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连同传承区域群体的文化认同、传承一同考虑，这样才不会得其“形”而遗其“神”。
（二）文化意义与经济利益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意义远大于其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许多人看重的实际是其经济效益，如果保护的出发点有问题却希冀得到好的结果无疑是自欺欺人。我们看到的“非遗异化”现象就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结果，我们必须摒弃那种以经济价值大小来衡量“非遗”是否值得保护的思维模式，更不能有把非遗当摇钱树的想法。
（三）原生态与创新问题
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来不是一个凝固的、一成不变的对象，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特别强调“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原生态并不是排斥创新，而是排斥脱离所处环境、脱离传承区域文化认同、破坏非遗精髓的创新。相反，越是与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相适应的创新，越能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这种创新反过来又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四）行政干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原本就是一项自上而下推动的工作，行政干预从保护工作一开始就存在。实际上行政干预在某种程度上抢救、保存了那些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唤起人们保护非遗的意识。但是过度干预，违背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传承规律的干预不是保护而是破坏。有些学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让“民俗”成了“官俗”。笔者认为，从国际、国内非遗保护的实践来看，完全去除行政干预是不可能的，对非遗保护也是不利的。政府要做的是如何顺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传承规律给予良性干预，实现由濒临灭绝的民俗到政府扶持的民俗再到传承群体认同的活态民俗的转化，最终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
（五）传承机制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生存问题，还有传承问题，当前的难题是非遗后继乏人。非遗的传承不仅需要传承者，还需要有接受者，现在的年轻人原本对非遗就不感兴趣，再加上非遗的学习并不容易，需要下苦功夫，但学习之后的前景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仅靠项目传承人个人的努力，许多项目难以实现顺利传承。因而有学者提出要在加强对传承人保护力度的同时，加强对被传承人的激励机制的研究，要关注被传承人的切身利益[3]。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提升传承群体的文化自觉，依靠国家、地方政府、社会、教育机构、传承区域群体、传承人多方力量，形成合力来传承。比如梅花拳的保护，广宗县政协协助政府采用民间传统形式向一些资深拳师授予“武术世家”的称号并赠送木刻门匾，还每年组织以梅花拳为主题的民间艺术节，让日渐式微的梅花拳文化重新得到社会关注。广宗县政府在农村小学体育课中专门增设了以了解梅花拳为主的课程。在县政协的积极推动下，广宗县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激发城镇、农村对梅花拳及其团队建设的重视和保护，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梅花拳焕发出新的活力[4]。这种群体认识的提高才是非遗传承的最好土壤。
三、建议
首先，政府必须彻底摒弃功利主义思想，提高认识，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角度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次，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传承规律，注重传承区域群体的培育，营造适合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
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探讨一直强调“要尊重文化持有者自身的意愿”，从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于对传统文化和民间传统保护的倡议”到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一直贯穿了这一原则，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仅仅为了收集一些歌舞或故事，更重要的是要让它们在母体社区作为一种活体文化传承下去，留住我们多样的文化。“礼失求诸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乡野，其保护也应该回到乡野。我们必须尊重传统知识来源群体或个人的文化习俗与意愿，尊重他们对非遗的一切自然权利，尊重其自然的传承特点和传承方式，尊重他们发展所传承项目的自，政府可以鼓励、引导，但不能代替传承区域群体作决定，当然更不能命令必须如何发展。
现在所看到的“非遗”只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至于将来发展成什么样，我们只能引导，无法决定。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政府应注重对传承区域群体的培育，教育民众珍视当地文化传统，提高文化自觉意识和保护意识，营造适合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这样非遗才不会失去生命力。
再次，把握个性，区别对待。非遗保护应把握个性，区别对待。对于适合商业化的，给予其政策、资金、税收等方面的支持，鼓励其做大做强；对于不适于商业化的，尽力打造展示的平台，加大宣传，在不破坏其自身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可以结合当地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提供展示舞台，结合各地乡土教材建设，推动非遗进课堂，从娃娃抓起，解决后继乏人问题；增强传承人和传承区域群体传承的自豪感和使命感。鼓励、帮助传承人著书立说，对濒危项目作好抢救式记录，多收集其作品，使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有文献上失传的遗憾。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文化上的根，它的流失是我们难以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必须立足现实，从文化多样性的大视野上、从中华文化传承角度来理解非遗保护工作，培育文化生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课题组成员：董保莉，温芽清，王岩云）
参考文献：
[1]非遗博览会白洋淀芦苇画抢风头[n/oL].http：//，2012-09-08.
[2]武新全.原生态的拉花不能丢[n/oL].http：//.cn，2008-03-07.
非遗保护存在问题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矛盾；传承链条；传承机制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8-0287-01
历史变迁、社会发展不断加快，特别是突如其来的西方现代文化的渗透与影响，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土壤发生急剧变化，我国面临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乏人、传承中断等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流失严重；鉴于此，我国在全国范围内紧急启动了庞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起到一定挽救濒临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但是保护工作始终没有取得令人满意效果；笔者认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若干“矛盾”，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有必要就其产生原因及对策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保护遇“生存环境恶化”矛盾，遗产消失进一步加速
伴随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生存土壤逐渐发生变化，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完全失去了原有生存土壤。如随着人们生活理念、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等的变化，再少有年轻人会主动去欣赏旧有的民风、民俗；特别是城市化、城镇化的影响，城市经济关系和生活理念快速传播、渗透，对我国传统社会文明、文化资源发展产生了严重冲击，导致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发生扭曲、变异甚至消失。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外来文化渗透、破坏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影响也不容小视，特别是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着其经济与技术优势，几近疯狂的掠夺、破坏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作为我国重要历史文化组成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破坏、流失严重；如大英博物馆保存着我国楼兰古城最完整的资料，日本有我国最完整的敦煌文书资料等，作为相关文化发源地的我国却成了短缺之国，无不令人痛心。
二、保护遇“政府认识错位”矛盾，工作难以有效的开展
地方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视程度不够、认识错位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特别是呈现出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制定上高调“表演”，但在实际资金、税收等行动方面却“装聋作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严重不足，甚至基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抢救工作都难以顺利开展。另一个极端是，地方政府过于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结果搞成了“政绩工程”，轻内涵的建设，如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显示重视程度，显示保护的政绩，几乎把劲头都使到“申遗”上来，一旦申请成功得到了国家相关管理部门的认定后，则实质性的保护工作又“冷却”下来，或者大搞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建设，而不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接续等内涵建设，保护过程中的过于功利化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了博物馆里的“摆设”。
三、保护遇“传承链条中断”矛盾，失去保护与抢可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与着眼点在于保证传承链条的完整性，有了完整的传承链条，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有了继续存在、发展的可能。可是实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过程中，有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传承人年事已高去世或者后继乏人等原因，导致传承链接中断，对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灭绝。其中，近六十年间我国戏曲中的传统剧种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舞蹈类遗产在近二十年来消失了近三成，既使保存、流传下的剧种、舞蹈绝大多数也由于人员稀少等原因再也不能活跃于舞台上；少数民族语言、地方语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城市化大潮下传承中断、消失的更多，准确数量难以统计。我国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现状确实令人担忧，特别是很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链条中断正在大范围的扩散；正如我国著名学者冯骥才说的“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每分钟都在逝去，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
四、保护遇“传承机制不完善”矛盾，存遗产系统消失风险
世间万物生存、生长都有其内在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亦是如此，但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规模较小导致的传承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自我“繁衍”下去，存在这种问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在少数，恐有系统消失的风险。因此，迫切需要各级政府、相关管理部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尝试有针对性的进一步建立与完善相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旨在保护相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消失；如针对特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门培养一批传承人、传习人，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会在短期内逝去而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为了有效建立与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有必要尝试依托已有资源高质量的建设其传承载体，如在地方政府主导下，借助于一定民间力量来建设一批集展示、演出、培训、研究和交流于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这样既可以有效丰富地方文化旅游资源，又能达到弘扬地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
非遗保护存在问题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法律对策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现状
1.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下文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确立，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在此之前，我国虽然对于不同种类不同形式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了一些立法上的保护，或者在其他法律中或多或少的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更加全面更加具体的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相应的划分与法律责任问题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确立，使得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也使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凝聚民族精神与民族力量，有利于实现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当然，除了2011年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外，我国在早期，国家和地方立法机关就根据不同种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及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的立法工作。这些立法条文的确立，对于部分区域或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了相应的积极作用。比如云南省早在2000年就颁布了《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对于云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作用十分重大，弘扬了传统文化，保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
2.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困难。从目前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来看，存在着许多问题，这其中对于立法中未涉及的部分，对于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情况，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与时代接轨中，只注重经济效益，注重开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性保护较为缺乏。在经济收益带给人们的刺激与享受后，很多人只是看中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能获得的巨大利润，看中这其中存在的商机，往往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丧失了其内在价值。其次，我国立法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与保护有限，许多地方条例只针对具体的某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缺乏对非物质文化整体性系统性的规定与保护。最后，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措施、法律责任的规定单一有限，不能引起公众的足够重视。对于一些侵犯民族风俗习惯，造成当地严重不良影响的行为，惩治的力度不够，惩罚的影响范围较小。总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法律保护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所面临的问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诉讼案件数量少。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有关于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案件其实是很多的，但是能进行并能获得胜诉的案件少之又少。比如说对于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被其他人进行专利、商标的申请，反过来并没有事先经过传承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传承者本人的同意，更不用说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补偿。更有一种现象是国外一些商家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进行申请知识产权，反过来限制了我国对于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法利益。在多数情况下，面对这种境况，作为法律赋予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部门，却并没有发挥法律赋予他们的职责，可诉性差。
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意识淡薄。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迫在眉睫，但是从民众到有关部门来看，并没有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强烈的法律意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本身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处境，不如传统手工制墨工艺、与尘共舞的篾香技术等。再加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渐渐退出了市场，慢慢退出了人们的视线，一些技艺存在着失传的困境。面对这些问题，公众普遍的反应都是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意识的冷淡，与关部门也缺少相应的对策来倡导公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3.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面临困境。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民族语言文字上，随着社会转型的到来，使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重重困难。一方面，少数民族的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比例太小，但主要都分布在我国内陆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少数民族地区纷纷涌入城市中，影响着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另一方面，现代文化的冲击使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力应对。许多流行文化的出现，使得年轻人成了主力军。接受度普遍偏高。对于传统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缺少情怀，缺少必有的认知，这样的困境对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4.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不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庞杂，要是没有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对其进行系统性的管理，很有可能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到位，缺乏相应的补救措施。在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对于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底谁来监管、谁来负责、谁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可能相应的文化部门具有相应的监管责任，但是在真正面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归责时，会出现相互推卸责任的现象。这样一来，让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不能有效进行，并且很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形成体系化的机制。
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对策
1.公法私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调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有明确的保护意识，保护是关键，经济利益是后卫的。公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公法模式通过行政法规、行政措施对涉及公共利益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必要的保护。私法则更注重对私人利益的保护，比如对民间艺术作品更倾向于通过知识产权来进行保护。公法与私法的有机结合，正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涉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利益全面地得到了保护。同时，对于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划分并不是明确的通过公与私的划分来区别开来的，对于不同的情况它的属性也会有所不同。面对这种情况，公法私法的协调保护，正好解决了这样的一种窘境，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能够充分得到保障。
2.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观念。文化的多样性w现在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地域对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融合，我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现如今，面对外来文化入侵，面对传统文化遭受的危害，面对部分公民忽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可的冷淡态度，提高对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意识至关重要，尤其不可忽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部门和社会团体组织应当对公民进行广泛的宣传，倡导公民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对其进行保护。要让公民从思想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困境产生警觉，从观念中转变过来，通过法律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3.加强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重保护。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困难使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迫在眉睫。从立法上来看，加强各个地方对
本地区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条例的制定，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升到立法的高度，这样才能引起公民的重视，才能使侵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案件得到法律的救助。从司法救济中，要建立完备的法律救济体系，让那些故意破坏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案件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对于监管不到位的部门也要让他们承担相应的责任。
4.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制度。一个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制度所涵盖的内容不仅来自立法上的规定，而且还应包括法律保护的程序性内容，以及对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惩戒制度和司法救助制度。对于相关主管部门，要明确责任归责的内容，要确立好各个部门的责任事项，提高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办事效率。当然，我国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国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宝贵经验，比如法国就有专门的关于文化保护方面的机构，对不同的文化遗产设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我国目前虽然可以不用把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进行分别管理与保护，但是也可以进行大致的分类，从各个方面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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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德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07.
[3]李林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J].特区经济，2010.
[4]朱兵.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背景、问题与思路.中国人大网，2005.
非遗保护存在问题篇7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策略民间传统文化
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其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在这种背景下，有必要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适用的重要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forthesafeguardingof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团体、有时为个人视其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①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我国参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该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标志着我国通过法律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有了新的进步，有利地促进了我国各级政府及文化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工作。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内容上规范了部级与国际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部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总政策的制定，通过相应的国家或者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作为主体，采用合理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措施、技术或者行政措施，也包括必要的财政措施，通过诸多方式的措施不断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成立的目的还包括不断开展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国际合作和援助。通过国际合作不断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信息与经验，通过共同的行动及统一的援助保护机制，不断促进国际上双边地区和国际各级等等诸多方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了从根本上确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确立了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金保障机制，根据教科文组织的相关规定，该项基金以信托基金的方式存在。②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适用存在的问题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具有的现实条件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方面的要求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拟从不同角度对该公约在我国适用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制度方面亟待加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还没有用来专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规定的基本法律。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多见的是对民间传统文化进行保护的相关规定。正是从这个层面来说，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中我国应承担必要的国际义务，应尽快将公约所规定的相关机制通过国内法的方式来实现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需要加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已经进入了快速消失的关键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来进行传播。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诸多因素的不断变化，使得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失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区域性政府在非物质文化保护方面存在问题。由于受各种经济利益或者不同动机的驱使，我国的某些地方区域性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错误意识及做法。举例来说，有的行政区域热衷于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自身的知名度，同时获得一定的资金支持。而有的行政区域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破坏性的开发。这些因素都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我国国内法之间的衔接存在问题。从该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操作来看，对我国而言，该公约的适用需要通过将公约的大多数规范转化为国内法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当该公约被我国的国内法所接纳后，国际法的法律效力才能真正得以实现。从公约的适用来说，与我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及社会现状之间衔接需要一定方式的转化与并入才能真正实现其应有的规范效果。这些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制定与执行是一个系统化的工作，存在着诸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策略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环境的完善。从确保《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适用来说，除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作为国内法的基础外，还需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确立适合履行公约所规定的法律环境。法执行力度的强弱，对法律的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我国非物质遗产的保护来说，除了要有立法上支持以外，还需要不断加强行政执法等诸多方面的保护力度。对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多违法行为，要严格依法追究相关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离不开政府、组织及个人等多种主体的支持。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包括新闻媒体等，应不断强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教育与宣传手段。需要不断普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诸多科学常识，也要普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常识。只有这样，才能给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确立良好的社会环境。也只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进一步促进公民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意识，才能从根本上将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贯彻到底，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深入人心。只有这样才能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基础。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机制。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相关内容进行整理，确立适合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适用法律制度的完善。
首先，从法律的层面出发，通过法律手段确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具体包括规划制度、普查制度、名录制度、传承机制及其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密切联系的制度。具体的保护制度指的是我国的中央及地方区域人民政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入其必要的工作日程，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同时还要以区域为单位，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在普查及保护规划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制度。通过名录制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代表制度，即对列入名录的项目要进行有规划的保护，包括资金援助或者相应的传承支持。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制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如上文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必须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目的。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制度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管理效果，举例来说，我国公布与实施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承人的认定标准、权利与义务等诸多方面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定。
其次，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来看，要想从根本上确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法律地位，还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确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联系密切的工作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除此以外，还需要不断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救济制度。采取有效的措施或者手段，对我国具有一定历史文化或者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物与资料通过法律的方式进行有效救济。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际出发，对民族文化遗产与文化生态区域列入到相关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从而对其实施必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救济制度。
综上所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诸多主体的配合。需要不断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以有效促进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发展编辑
注释
非遗保护存在问题篇8
关键词：认识路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旅游本真
一、引入问题
站在旅游者立场上，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少了相对于物质类文化遗产的那种实体性，但却增加了可交流的互动性；况且，旅游的异地性与遗产的久远性，确保了我们并不因为互动而失去应有的敬畏。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很多重要概念，这些概念不仅能提高人们的认识，而且可以让认识形成某种模式；如果这种模式与保护目的捆绑起来，必将促使舶来的遗产保护意识在我国逐渐深入人心。《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研究：概念、分类、保护、利用》一文(下文简称《非物质》)，研究内容全面、有体系和充满新意，已显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路径若干概念之端倪。本文再以“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为前提，讨论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路径”问题。
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路径
1、既有概念：不明确
2003年10月17日，在巴黎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被各社区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既有的定义中，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成概念外，对内容的描述基本采取列举和圈定范畴的方法。从有关文献中，除不可触摸性外，我们很难再找到相关概念；至于“突出的普遍价值”、“稀缺性”、“本真性”等说法，其适合于包括自然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所有遗产。概念不明确，严重影响到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2、今后概念：确定逻辑起点、寻找源头、给出认识脉络
随着社会的发展会出现新概念，但有些概念一经出现将拥有长久的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这样一种“今后概念”。“今后概念”如果成立，就要溯本求源，这种研究不同于诸如“黄河源头在哪里”那种老问题的深究，而是为了让新概念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获得强劲的发展动力，溯本求源研究是一种铺垫性努力。
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得不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第17届大会(1972年11月16日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做逻辑起点。其实，逻辑起点并不等于源头，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日本1950年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文件中将无形文化财单独列类。《非物质》一文的研究表明了这样的事实：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隐喻了逻辑起点，与源头呈分离状；那种分离，既是时间上的分离，也是空间与认定主体的分离。而确定逻辑起点是为了较快地进入研究主领域，也是为了获得起步的动力。
《非物质》一文给出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事件发生的时间表：1950年、1962年日本与韩国分别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2年设“非物质遗产”管理部门，1989年颁布《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1998年颁布《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2001年首次公布了19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2003年又决定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替代“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并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2005年出台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附件：《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定办法》)等。这些表明，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实存在着认识过程的脉络。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是先在的，但对其重要性及性质的认识却是分步呈现脉络的。
3、内涵、外延与反刍再概念
所谓“自然与文化遗产”，站在旅游者立场上并在泛指情况下，一般而言，是先看到高山大川而后才有人文活动的。其实，关于遗产的正规文件是将文化置于自然之前，也就是说，站在遗产保护立场上人们是从文化切入问题的，要保护有价值的历史遗存。随着认识的深入，有了自然遗产、双遗产概念。既便是如此，人们还是格外重视文化遗产，或许是与自然创造相比，人们对祖先的创造有更深刻的崇敬之情。正因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刻意强调，任何一个国家在申报世界遗产时，限报的两个项目中，至少要有一项是自然遗产。
在认识的延伸过程中，人们又发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正是由于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才让人们将既有的“文化遗产”再赋予“物质”概念。这种反刍再概念形式也可见于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替代“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那种情形。这表明，先有的概念往往是不准确的。但在保护工作刻不容缓时，就先大致圈定一个范围；那种圈定就有直感成分，或者先以具像性的第一直感加上适度理性外延做定位(如“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足之处留待后续解决。这种现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内是十分突出的，先抢救文化遗产，学术性补救往往靠反刍再概念等方式来解决。《非物质》一文给出的分阶段的“世界遗产分类表”显示了这种认识过程。
这种内涵、外延与反刍再概念的认识路径也可见于关于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与现代遗产的认识。遗产概念的逻辑必然是指向历史遗存，这是初始的形式内涵，“突出的普遍价值”被认为是遗产的本质，由此推演出现代遗产概念，扩大遗产的常规所指。正因为“现代遗产”的出现，才可能将此前关于文化遗产的各种存在反刍定义为“历史(性)遗产”。
4、实在解：遗产传承人、小物(件)性、文化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英文名称是intangible，翻译成“不可触摸”、“非物质”或是诸如日韩的“无形(文化财)”等，似乎这类存在都远不如物质实体好把握，但这是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较的结果。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载体的，日韩也施行了无形文化财传承人认定制度；表演艺术也有各种道具、服装，传统手工艺也必然有作品来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是一种小物(件)性；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5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内给出了文化空间概念。传承人、小物(件)性与文化空间概念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化了；由于与人的关联更加密切，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虽然是后出现的，但目前似乎要比物质文化遗产更受到重视，不能否定，这是人性关怀理念在起作用。
遗产领域内存在着一些看似矛盾的认识，但都能够找到实体或实在解，这一点不同于旅游研究中不同见解导致的争论。这里的矛盾是可以统一的，而且一定要有实体或实在解，因为保护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没有实体就不能着手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一系列关于遗产的概念，这些概念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权威性压制了不利于加快保护速度的纯学术争论。
5、基本属性、独有性质、权变性质与性质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诸多性质，哪些是基本的，哪些是独有的，哪些又是权变的(并非全体拥有的属性)，其实存在着遗产“性质空间”的命题。在惯常环境下，社会认识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属性(稀缺性、濒危性、突出的普遍价值等)，在与物质文化遗产的比较中又发现了独有性质(不可触摸性)，在特定环境下则会发现权变属性(政治性)，如韩国“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代表作时，我们则普遍认为“端午节”被抢注了。
基本属性、独有性质、权变性质与性质空间这样的认识过程，不仅可以使知识体系化，而且那种脉络化过程更有利于发现新的性质。无论是坚持既有性质还是发现新性质，其目的都在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因此并非都要等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日韩先于联合国几十年就提出保护“无形文化财”就是一个例子。
6、混成分类
学术与实用哪个重要，科学发展观回答了这个问题。如同上文讨论的实在解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有很多无视学术的瑕疵，混成分类就是一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六种类型，其中的口头传统、表演艺术、传统音乐、传统知识技艺、礼仪与节庆活动等五项都是强调人的活动特征；而文化空间显然强调的是规模场所，两个不完全一致的视角构成了一个类别。
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许多性质，这些性质不能用物理指标来度量，各自侧重点又不同，无法用通常的分类方法。对于只能定性认识的对象，用传统的二分法或三分法显然不如“一事一议”更有利于保护。按照民间的主要特征混成分类法，从保护的角度看，强于简单综合分类和复杂性学术分类；因为前者种类过少而不具体，后者虽然科学但影响社会的认知规模。
研究中，我们习惯于在质上做深入，由宏观走向微观；当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居民人数有较大规模和居住很集中时，我们的研究视角就从微观走向了宏观。质和量的视角变化，促成了“文化空间”概念的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上可以统一，形式上却难以统一；分类只能从形式人手，抓住各类形式特征而不在乎内容重叠，这样的“宁重(叠)勿缺”的做法要比“宁缺勿乱”的做法保护效果要好。
三、本真保护：由原始本真、经诸阶段真实、到唯旅游本真
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保护本真
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是保护，保护的应该是原始本真，基本措施是直接保护本物，内容是建立保护规约、组建保护机构、设立保护基金和实施保护工程等。本真也是莫衷一是的概念，原因在于本物有破损，环境有变化，旅游业有创造，因此就有了什么才是本真的疑问。本真性研究牵制了研究者大量的精力。搞清什么是本真，才可以保护本真。
2、四种本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
旅游研究中关于本真性的研究可以分为四种观点：第一是客观主义本真(客体本真)，第二是结构主义本真(基于客体的主体搭建)，第三是存在主义本真，第四则为后现代主义本真。
第一种本真是常规和基础的认识，持此观点者居多且观点基本一致：对既有的不做改动；第二种观点是宽容的，允许人们有各自的理解和各自有理的行为，旅游经营者可以从中找到支持，但社会不一定理解；第三种观点有些不负责任：存在就是合理的与真实的；第四种是超本真的真实，理解起来更为困难。四种观点各执一端。《非物质》一文明确地给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本真性的描述：最早状态、所有时期的正当贡献、不改变布局和装饰、保护周围环境等。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就是指保护性的本真，否定了先搞清本真然后加以保护的论断。这样的分析表明，性质认识与目的检验须交互进行，常规旅游研究与遗产保护工作有明显差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是上述四种观点的综合，由于落在了实在解上，因而并没有产生综合即不知所云的现象。学术观点往往是对某种因素进行放大后得出的，放大后才有特色，有特色才形成观点。学术观点与实际应用还存有差距。
3、唯旅游本真
“唯旅游本真”是本文作者创造的词汇，兼顾了旅游利用的保护、积极的保护等观点。“唯旅游本真”是指唯有旅游创造的有助于保护遗产的情形，简单的例子就是外国人看京剧。有了旅游才有外国人涌人，外国人看京剧并没有改变京剧，却让京剧的影响扩大了，促使我们精心呵护这一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国人看京剧是一种新成存在，是同时关于“京剧”与“外国人”两个既有概念的新成本真，这样的认识有利于京剧的保护。新成即“本”也为“真”，旅游创造了新本真，而且是有助于保护的本真。
非遗保护存在问题篇9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在这一基本方针指引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适度的保护与合理的开发，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文旅游资源，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正确处理好保护传承与旅游开发的关系，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开发有机融合，对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产业发展的双赢，有着积极的作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的两个基本途径
当今世界已进入遗产旅游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地方旅游业的“金字招牌”。许多地方为了产生品牌效应，增强吸引力，促进旅游发展，都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以及包装，以期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双赢的格局。
（一）科学有序筛选遗产项目进行开发。要根据旅游区的实际，对所在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进行普查，全面了解和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地域分布、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为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数据，也为旅游开发和利用提供基本素材。在此基础上，筛选一些对游客具有旅游吸引力、市场前景好并容易转化成旅游产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选择的开发。同时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研究机构，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制定统一的开发规划，以避免盲目开发，重复开发。
（二）结合遗产特点选取合适的开发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民众色彩、浓郁的乡土气息、高度的活动性而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要从游客的旅游需要出发，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和现存状态，构建不同的旅游开发模式。一是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村）。非物质文化根植于民间，要通过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村），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设立安全屏障，将遗产原状地保存在其所属的环境之中，使之成为“活文化”，以原汁原味的、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给旅游者以强大的吸引力，增加乡村旅游的内容和深度。二是搞好节庆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通常以节庆活动、庙会等为表现形式。而节庆活动能在短时间内会聚较大的客源流、信息流、商品流等，产业联动效应大，因此要把那些具有观赏性、体验性的项目挑选出来，通过节庆活动的方式，吸引游客参与，形成相得益彰的效果。对那些有一定市场前景、流传深远、文化内涵深厚、适宜舞台化表演的遗产项目，可舞台演出的形式加于演绎，让游客近距离接触。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要坚持的三个基本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是其原真性。在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要把握好一个“度”，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趋利弊害，将保护与开发融为一体。
（一）坚持相互统一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开发之间具有双向互动关系，要坚持二者的统一协调，不能盲目的将开发置于保护的对立面上，单纯为了保护而禁止开发，或为了开发而拒绝保护。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与旅游产业发展的目标不尽相同，但他们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却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脱离旅游产业单独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不能抛弃非物质文化遗产单独探讨旅游产业的发展。
（二）坚持适度开发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流动的、发展的，它是植根于民间的活态文化，是发展着的传统行为方式。在开发中要坚持可持续性原则，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整体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和滥用。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活态旅游开发中，要防止过度商业化、低级趣味化和庸俗化。要对旅游开发的适宜性做科学评价，选择合适的开发模式，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产业同步发展的目的。
非遗保护存在问题篇10
一、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形式及特点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传承下来的具有本民族特征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明和智慧，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表现形式有：民族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民族传统表演艺术，传统工艺，民俗、节庆、礼仪等文化，还有集中表现、体现和展示某种特定文化传统的区域、场所、空间。
与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许多鲜明的特点：
民族区域性。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相对处于一种远离经济、社会、文化主流的边缘化状态，自然环境相对封闭，其传统文化在较为稳固的空间内传承。不同民族在特定的区域内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念，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长久以来便促成了少数民族的地域性文化，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区域上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如东北地区的蒙古族与内蒙地区的蒙古族，甘肃、云南的藏族与青藏高原的藏族，都在民俗上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特点。
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种类繁多，涉及文学、音乐、舞蹈、医学、体育竞技等诸多领域，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反映着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产生活，因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正是各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才使中华文化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征。
大众接受的局限性。有的少数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有的语言文字齐全，但也只限于本民族使用，所以普及面较窄，给大众的接受带来了很大的局限。
更强的濒危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少数民族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特有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城市化趋近，许多生产生活习俗也在悄然蜕变。少数民族的语言、服饰正在逐步汉化；牧民在游牧生活中形成的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丧失了其生存土壤，逐渐走向衰退；一些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如印染、编织、手工器具制作等项目因经济效益低下、需求市场萎缩，已完全被机械化生产所取代……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到了濒临解体的境地，如何对其实施保护已是迫在眉睫的文化发展大事。
二、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保护意识淡薄
从地方政府的层面看，还没有切实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摆放在一个足够重视的位置。时常可以从网络、媒体上看到珍贵的古建筑被拆，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毁，原因无非是追求现实的经济利益而漠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从保护机构的层面看，对濒危项目、濒危传承人还没有真正做到“抢救性保护”，没有保护意识上的紧迫感，当人亡艺绝的时候，该抢救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了。从基层群众的层面看，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更多的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还不够了解，年轻人大多认为是过时的、无用的东西。更多的人已经离开了生活了几代人的故土，丢弃了古老的传统劳作，许多祖辈传承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因为这些改变而悄然消失。
（二）、生存环境的破坏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逐渐失去其赖以产生、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主要是狩猎和游牧文明的产物，随着人们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变化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传统的民俗民风已经渐渐被人们摈弃，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依靠口传心授保留下来的许多东西，因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而衰微甚至消亡。
（三）、传承断代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延续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传承人，而传承人目前的状况令人堪忧。很多掌握技艺的传承人年事已高，年轻人又不愿继承，技艺面临失传；有些技艺目前是得到了延续，但经济效益低下，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肯定难以为继。总的来看，大多数非遗项目都存在传承断代、后继乏人的现象。
（四）、没有形成合力
有很多项目的保护单位是文化系统以外的单位，包括集体的、个体的企业。文化部门与这些保护单位缺乏业务上的联系沟通，脱节现象普遍存在，这就导致对某些项目的传承保护情况了解不够，对传承人履行传承义务的情况知之甚少，加上专项保护资金的安排使用也存在一些问题，使得保护机构本身就没有形成合力。
（五）、专业人才匮乏，队伍不够稳定，素质有待提高
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涵盖面广，且专业性、知识性较强，需要一定的知识积累和经验积累，各级保护机构应有专职人员从事这项工作。但基层文化单位业务交叉、冲突现象比较严重，很难做到专人专职，而且人员队伍不够稳定，调换频繁，使非遗工作的质量无法保证。还有，人员的知识结构各不相同，个人文化素质良莠不齐，加上接受的专门学习培训非常有限，在实际工作中，不能进行深入挖掘和系统整理，更谈不到学术性的研究。缺少摄录、照相、记谱、影音制作的专门人才，使许多资料征集后不能有效保护和利用。在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从事语言文字翻译的人才非常匮乏，这给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和制约。
三、对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现状的思考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