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篇1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经济发展；道德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建设的作用越来越突现，越来越重要。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一）物质与精神可以相互转化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出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物质与精神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物质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精神，精神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物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发展进程起决定性作用，但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影响历史的发展并决定历史进程的特点和特殊形式。
马克思理论还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而理论说服人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经济价值，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二）经济与文化、道德可以相互作用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础或价值意义，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道德的条件。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生活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深远影响，同时，社会的精神力量、文化价值取向也对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马克思・韦伯曾指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芽与发展归功于新教伦理，是这种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价值观念推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当时并不发达和强大的欧洲产生。他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模式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与这种经济模式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价值观念决定着这种经济模式的成败兴衰。当代西方一些“发展论”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科学中的思想理论、伦理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因素。因而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理论与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一样，构成了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三大支柱。即使以定量分析为特征的“知识经济学”，也把人的价值观念作为重要因素纳入经济科学的视野。政治思想理论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协调、整合、规范和激励功能等方面。
市场经济需要法制更需要道德。合理健康的道德信念和规范是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必要的公共伦理信念和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普遍可能和持久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如诚实守信之于交易行为，勤劳节俭之于资本积累，团队精神之于企业的组织和发展，社会道义和人道精神之于经济管理等。
另有研究表明，道德资源是一种可转化的特殊社会资本，道德力量在经济发展中起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指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除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和调节手段之外，还存在着介于“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之间的第三种调节，即习惯与道德调节。
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道德环境，提高个体思想道德素质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使命。
（三）人的素质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
在所有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人力资源不仅由人的数量来表示，而且也由人的素质来表示。在技术水平既定的前提下，效率的真正源泉在于人的作用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以往在效率源泉问题的研究中，通常只看重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而忽略非经济因素与非技术因素，只注意利益的影响而不注意社会责任感与公共目标的作用，只强调物的价值实现而忽视人的价值实现。
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即人的思想水平、道德面貌、劳动态度以及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等，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及其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人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决定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性质和方向，影响人的智力和体力发挥的程度，影响劳动者技术水平、劳动能力和创造性地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价值的创造密切相关。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具体体现
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所创造的能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效应。这种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进步提供基本价值导向
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总是以其特有的价值导向在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处于不同时期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影响甚至改变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尽可能地增强社会的基本价值认同和核心凝聚力，从而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和进步的道德环境、认知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经济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广泛传播，通过法律、法规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大力宣传，以及社会主义价值观、荣辱观的深刻教育，筑牢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为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发挥自身独特而巨大的作用。
（二）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氛围
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整合、协调、优化环境，扫除精神障碍，破除落后的思想道德意识，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协调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增强人们之间情感的交流，思想的沟通，行为的配合，保证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行。从整个社会来讲，这有利于统一思想，排除各种错误干扰，化解冲突，沟通人际情感，引导和调整社会心态，整合各种社会力量，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可增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法制观念和道德意识，形成奋发向上、开拓进取、敢于创新、公平竞争、讲求信誉、崇尚奉献的良好氛围。
思想政治教育可有效引导社会舆论，用先进的思想观念武装人们，使人们的思想不断得到解放，观念不断得以更新，并不断地把个体先进的意识上升为社会意识，培养成为社会成员的信念、习惯和传统，影响社会的心理和大众舆论，并使之凝聚成一种民族精神，成为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道德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篇2
经济分析
经济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最经常使用的方法。它从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入手，去分析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它通过两条途径去分析政治现实，一是挖掘政治现象背后的经济动因和经济基础；二是反过来，从经济发展的逻辑去推演政治发展的结果。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政治学，均属于经济分析的范畴。这一分析框架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经济因素归根结蒂是政治现象的决定性变量，所有政治发展从最终意义上说都有其经济动因和经济基础。但是，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并不是所有政治现象都简单地是由经济决定的，各种非经济因素在政治发展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阶级分析
阶级分析也是西方左翼学者喜欢使用的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它以阶级利益和阶级关系作为政治分析的决定性变量，以此来观察和评估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阶级分析涉及到阶级的定义、划分阶级的标准。社会各阶级的构成、各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阶级利益的分配、阶级斗争的形式以及各阶级之间的关系。阶级分析方法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深刻地揭示了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的阶级实质，有助于人们从整体上把握人类政治历史的发展规律。但这一方法是一种高度宏观的和抽象的分析方法，不能机械地将它用于具体的政治过程分析。此外，在剥削阶级作为整体已经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其适用性大大减少。
文化分析
文化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影响社会政治发展的非经济因素，文化分析试图通过分析人们的传统、习俗、礼仪、心理、态度和情感，去理解社会的政治生活。政治学家在通过文化途径去分析政治现象时，主要采用政治文化分析方法。简单地说，政治文化就是人们的政治取向模式，它包括人们的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态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学家认为，政治文化支配着人的政治行为，任何政治共同体中都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它决定着公民的政治行为方式，并且赋予政治过程以不同的意义和形式。政治文化分析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政治行为、政治模式、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背后的深层根源，但政治文化本身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把政治文化分析当作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分析途径，显然是不合适的。
制度分析
经济基础也好，政治文化也好，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实际上主要是通过社会的政治制度实现的，政治制度是社会政治生活的直接的决定因素。作为政治生活的规范，政治制度约束着人们的政治行为；作为政治生活的凝聚，政治制度又是政治现实和政治发展的表征。所以，制度分析一直是政治分析的主要方法，传统上，政治分析基本上就是对国家政治制度的分析。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曾经说“政治学分析始于国家，终于国家”，这就是典型的制度主义观点。在当代十分流行的新制度主义，虽然在对制度的界定和分析上不同于传统的制度主义，但在基本点上两者是相同的：试图通过对政治制度和程序的分析来理解社会的政治生活。这种分析方法在政治理论中长期独占鳌头的地位，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强大价值：直接规范和制约人类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的，毕竟是形形的各种政治制度，政治分析离不开对政治制度的分析。当然，这并不说明制度分析就没有缺陷。它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和表层的分析方法，这就是它的最大不足。“国家——社会”分析
近年来受到年轻学者重视的“国家——社会”分析途径，也是一种十分有用的政治分析方法。从政治分析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社会分成两个部分：政治社会（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前者是公共政治领域，后者是私人社会领域。在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事实上都同时生活在两个领域之中。譬如一位政府官员，当他代表政府履行公务时，他就在政治国家中活动；当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兴趣参加某些利益团体时，他就在公民社会中活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是两个十分不同的领域，各有自己的规范和行为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的政治发展过程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通过研究国家——社会的生长和互动过程，例如研究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民族建设（nation一building）和公民社会的成长（growthofcivilsociety），进而来理解政治发展，对于我们把握政治规律，确实极有帮助。但它用简单的两分法把国家与社会分开进行分析,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
治理和善治分析
上面论及的治理和善治，既是现实的政治实践，也是一种反映这种政治现实的宏观理论，同时还是一种分析政治现实的途径。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框架，治理和善治分析主要关注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以下几个方面:1）治理的环境，例如：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和社会心理环境。2）治理的结构，例如：政府机构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政党组织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其他政治组织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民间组织及其在治理中的角色；其他治理结构的作用；各种治理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3）治理的过程或程序，例如：决策过程。选举过程、行政过程、监督过程、诉讼过程、参与过程。4）治理的方式，例如；行政命令、政治动员、法律强制、说服教育、政治教育、经济刺激、自治、合作、暴力。5）治理的内容。6）治理者和被治理者。7）治理的意义，包括影响治理的主要变量；民主治理的动力；对治理的评价；治理与地方民主；治理与经济发展；治理与社会稳定。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比起其他的传统政治分析方法来，治理与善治方法具有自己明显的优点。首先，它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其次，在分析政治发展时，它比其他方法更加全面；再次，它体现了政治发展的方向。但是，治理和善治的分析框架决不是万能的，不能以它去否定或贬低其他有价值的政治分析理论。治理理论还很不成熟，它的基本概念还十分模糊，对治理和善治还存在着不少分歧甚至误解。治理和善治理论最初是由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的社会政治现实提出的，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应用这一理论时，我们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切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国内学术界对这种理论从总体上说还比较陌生，存在着不少误解和误译，必须避免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急于应用。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几点思考
当代西方的政治理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现实的集中反映。尽管存在着形形的不同流派和不同观点，但是，归根结蒂，它们都是为产生这些思潮的政治现实服务的。即使是对现实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左翼理论，也缺乏真正的革命性。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篇3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
(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篇4
政治经济学的阶段性使命决定其范式的变化政治经济学一般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根据与时俱进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作这样的阶段划分：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两者均可包括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
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代表，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并推导当时还不存在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其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而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则是分析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并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其使命固然有坚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的要求，但基本思路是建设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使命的这种转变，决定了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变化，即从研究如何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转向研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服从于建设新社会的要求，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应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所共有的经济规律的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空间中并存的两种社会，许多经济组织、方式、规则和秩序都有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的趋势。无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还是对社会主义的分析，都是为了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研究经济规律、研究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研究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方向的调整基础上得出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和原理，才能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理论指导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演进
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分析方法的演进中来说明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变化。
研究领域的演进。在马克思那里，进入研究视野的生产仅限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它反映这样的事实：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服务所占的比例很小，而且基本上属于剥削者的奢侈性消费。经济发展到今天，服务不仅成为社会财富越来越大的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劳动者的消费范围。这样，服务领域因其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高而进入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研究对象的演进。政治经济学由处于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其研究对象有两个方面的演进：第一，由矛盾和斗争的理论转向共处与合作的理论。处于资本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武器，所分析的劳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学说。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着眼点不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斗争，而是寻求它们之间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有效路径。它固然也重视矛盾的存在，但侧重点在于寻求在自身范围内克服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第二，重视对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的研究。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基本上限于生产关系，而生产力发展问题则不是重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经济学如果不研究如何更好地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实际上就放弃了对现实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发展归根到底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
研究方法的演进。在马克思那里，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学无法通过实验室进行实验。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到了当代，在方法论上发生了两大变化：第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些经济研究可以进行试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少进展，就是从改革开放的试点中得出的结论。第二，电脑的发明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经济学原理可以利用电脑和信息手段进行模拟、仿真和实验。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就是在实验经济学方面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这表明，当代政治经济学研究不能单纯依靠抽象法，实验和试点同样可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方法。
科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个别结论可能过时，但其作为一种认识社会的科学体系并没有过时，仍然可以为认识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原有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原因在于：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几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以及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经济，引起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制度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为缓和矛盾而调整生产关系的措施。政治经济学必须正视和研究这些新问题，否则，就无法解释在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丧钟响了100多年后，资本主义还存在与发展的现实。
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尚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机器大工业的初期阶段，企业制度处于工厂制阶段，股份制经济刚刚萌芽。100多年后的今天，无论是资本主义所处的阶段，还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企业制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公司制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发达的资本市场、现代金融制度、政府干预经济、科技创新机制等经济机制和经济组织的产生，可以包容更高水平的生产力。这些新现象反映出这样一个趋势：处于较高生产力水平的资本主义不是离社会主义更远，而是更近。马克思所讲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自我扬弃（包括消极扬弃和积极扬弃）的经济因素在增加和发展。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所作的生产关系方面最大限度的调整，如资本的社会化、劳动者拥有股权、社会福利制度等，就如同马克思和列宁当时所讲的股份公司、国家垄断是社会主义的入口一样，它们也离社会主义更近。
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情况下，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任务有三个方面：一是学习与借鉴。两种经济制度的许多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存在相互学习和相互融合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与较高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形式和经济组织。二是竞争。两种制度并存必然包含两种制度的竞争。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可以为社会主义最终在经济竞争中战胜资本主义提供对策性理论。三是坚定信念。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政治经济学需要用与时俱进的理论和方法来揭示其新的矛盾，从而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坚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
科学分析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在内容上涉及经济制度的分析、经济运行的分析和经济发展的分析，这三个方面都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坚持和发展。
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经济制度分析，其侧重点不是为了斗争，而是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重点转向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依据对该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分析，得出一些科学结论：第一，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第二，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是市场经济；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不是谁战胜谁的对立关系，而是平等竞争和共同发展的关系。
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分析。突破性的理论创新是确认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作出这个判断的理论突破是明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属于制度范畴，而是资源配置方式。《资本论》中关于市场经济规律及其运行机制的原理基本上可用于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分析，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分析的主体内容。商品货币理论、竞争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社会总产品实现条件理论、平均利润率规律理论、流通费用理论、地租理论、信用经济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等，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研究和经济实践都有明显的指导作用。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篇5
有限西化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虽然无法指导当前的中国社会经济的现状，不过由于属于苏联的教条主义，我们应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统一起来，使之为融洽地指导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虽然，西方经济学为人类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很大的，而且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确实有用，但是对于无限西化论的观点并不科学。第一，西方经济学的论点的建立，是围绕着制度完善的经济发展规律来开展的，东西方文化习惯及相适应的经济制度不同，不可以完全照搬。另外，西方经济学自身也在不断改革和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学的发展也需要一定的现状分析。因此，有限西化论的思路是正确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同时也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优势，这样不仅可以巩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能够结合有中国特色的时代背景，发展和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盲目的将西方经济学直接“嫁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上，也会导致主次不分，创新不足等原因，甚至会因为是“四不像”而严重阻碍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健康发展。可见，中国政治经济学不能走无限西化的道路，也不能走嫁接式的有限西化道路，我们的出路是走相融合的道路，这才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出路。
二、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需要考虑主体性和国度性
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要分析“什么是政治经济学“，最普通的解释：政治经济学属于一门以人们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科学，也就是分析经济关系的发展，它论述了人类社会在不同阶段上生产和分配的关系。马克思著名著作《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这样讲到“我在著作中研究和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与之它相匹配的的生产关系。”其实对于政治经济学这样的解释并不全面，只是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而实际上，政治经济学由“谁来研究”才是政治经济学的主体问题。虽然《资本论》的序言中的这句话提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资本论》的内容主要是将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特点。在1843年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内容中，提到关于自己的立场是无产阶级；而从研究政治经济学开始，马克思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劳动经济，它阐述了自己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看法,他觉得自己和传统政治经济学是不同的,其中最重要的不同点就是:他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体制,而且是以工人阶级的角度出发的。
所以,“什么是政治经济学”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研究人不同,研究的对象也就不同,阐述的答案也不同。其实,“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一,而且阐述了问题主体性。由于生产关系的实质属于利益关系。对此，如果把政治经济学作为“特定阶级对阶级利益的阐述及经济矛盾的理论”必须要全面的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性和发展思路，也就是“谁在研究”的问题，谁就代表自己的阶级利益。因为经济发展的执行者是人,经济矛盾就是人和人的矛盾。人与人发生矛盾,就表示他们的主体与立场不同,阶级利益也不同,自然研究的答案也不同。经济问题影响着很多利益关系，不同的利益关系对经济问题的认识也有差异，解决的方法是相冲突的，经济矛盾就是各种经济利益关系的综合。所以,我们研究“什么是政治经济学”这个问题,就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西方经济学讲到经济学是“纯技术”“纯理论”,没有阶级性,研究的内容也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的。“西方经济学是不是有主体性”是很多人研究的问题之一。
其实他们研究运用了假设,假设没有阶级性,而假设的背后其实是资本主义者的个人利益，所以西方经济学是有更强的主体性，但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不同，它是资产阶级者的代表，所以使人辨不清是非。还有，“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中的主要研究问题。政治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世界各国研究的范围的依据是每个国家的特殊性的政治经济学。从阶级矛盾出现之后，国家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关键内容，国家不仅代表了政治，同时也代表了经济，它也影响着经济生活中的每个行业和单位，经济生活也具有一定的国度性，这也影响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其实,不管是政治经济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萌芽阶段,还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政治经济，研究人研究经济学都受到国度性的影响。中国是世界大国,必须认可与坚持我国国情需要的经济政治学,只有这样,政治经济学才会发作。中国的经济矛盾很明显,而且很特殊。主要表现在不一样的经济矛盾和我国人们的立场和利益。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同时还有一定的理论观念和方法，参考国外经济成就的过程中，也要对自己的经济矛盾进行分析和了解，这样才可以提出更合理的针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观点和理论。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人五千年的思想产物,是中国每一个阶级对中国矛盾提出的观点和特定阶级的利益概况。分析“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这个问题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根本和立足点。
三、形成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新思路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新思路是以中国的经济矛盾为分析对象，运用科学的理论观点研究中国经济矛盾,总结概括它的主体,正确的阶级中国这一特定的主体认识，真正不一样的经济矛盾。
（一）新思路要求要明确劳动者的重要地位
人类社会在任何阶段，社会中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其实都是劳动者得到的，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者的范围一直在增加。社会主义是一个劳动的社会,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劳动者的经济学。从这个说法上来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劳动者的概念作了延伸,不只有“生产要素”和“资源”，还加入劳动者的就业关系、劳动者的地位、劳动者的技术能力等内容。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也表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二）辩证的看待中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思想
我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中国经济学在这五千年中形成、不断发展。之间不断的吸收和借鉴外国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继承和批判我国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期间也形成了各种经济思想，具有明显的双重性：积极性和消极性，这两个观点没有明显分界，而是混为一体，有的优点也是缺点，比如重义轻利、重视整体观念等，因此需要用辩证的论点来研究，不能批判所有的观点,对一些有帮助的观点要吸收与借鉴。我们经常听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近代西方经济学都是国外的经济学。借鉴西方经济学要分析很多因素,而马克思主义我国一直坚持借鉴。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不同的,前一个是原则,是思想,必须借鉴;后一个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警句、原文或者总结，由于时间、地点不同，如忽视了这点，就有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做教条主义。
（三）注意核心观念的规定和发展
在研究中国特有经济矛盾的时候，需要利用科学抽象法，对大量的现象资料进行研究、总结、对比，总结其定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马克思抽象出剩余价值的重心思想，以此为中心进行分析，从而形成合理的论点。形成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同时也要存在自己的中心论点。从这个核心观点上需要以中国特有经济矛盾为本质，并不是对外来经济学的演示。比如，“剩余价值”用“剩余产品价值”代替,“资金”作为“资本”,导致社会主义经济矛盾的本质要求没有办法实现。而人们利用传统的方法，比如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阐述“资本主义复辟”这种方式是不可能将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矛盾体现出来的。
（四）利用数学方法为基础对性质进行论述判断
经济事物的发展是量和质的结合，定量分析必须依靠定性认识来完成,定性认识到定量分析过程就是认识的过程。定量分析需要运用数学方法创造出更多的经济理论，确保逻辑推理的准确性，避免经济关系中的不稳定性，最后在相关理论上表面观点；数学表达具有一定的文字观点，从简化经济分析为主，从而避开没有意义的争论，所以，整体上对经济学家的工作效率提高是有帮助的。不过数学方法需要参考经济矛盾为主题，由于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的分支，也是人类活动中的经济现象和行为的体现。人类活动是受到道德、历史、文化、关系的影响，无法统一的利益数字公司推导出来。将经济学看做抽象、复杂的科学，其实就忽视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特点。
四、总结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篇6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结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篇7
政治经济学的阶段性使命决定其范式的变化政治经济学一般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根据与时俱进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作这样的阶段划分: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两者均可包括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
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代表,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并推导当时还不存在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其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而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则是分析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并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其使命固然有坚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的要求,但基本思路是建设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使命的这种转变,决定了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变化,即从研究如何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转向研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服从于建设新社会的要求,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应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所共有的经济规律的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空间中并存的两种社会,许多经济组织、方式、规则和秩序都有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的趋势。无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还是对社会主义的分析,都是为了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研究经济规律、研究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研究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方向的调整基础上得出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和原理,才能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理论指导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演进
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分析方法的演进中来说明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变化。
研究领域的演进。在马克思那里,进入研究视野的生产仅限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它反映这样的事实: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服务所占的比例很小,而且基本上属于剥削者的奢侈性消费。经济发展到今天,服务不仅成为社会财富越来越大的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劳动者的消费范围。这样,服务领域因其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高而进入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研究对象的演进。政治经济学由处于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其研究对象有两个方面的演进:第一,由矛盾和斗争的理论转向共处与合作的理论。处于资本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武器,所分析的劳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学说。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着眼点不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斗争,而是寻求它们之间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有效路径。它固然也重视矛盾的存在,但侧重点在于寻求在自身范围内克服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第二,重视对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的研究。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基本上限于生产关系,而生产力发展问题则不是重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经济学如果不研究如何更好地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实际上就放弃了对现实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发展归根到底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
研究方法的演进。在马克思那里,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学无法通过实验室进行实验。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到了当代,在方法论上发生了两大变化:第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些经济研究可以进行试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少进展,就是从改革开放的试点中得出的结论。第二,电脑的发明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经济学原理可以利用电脑和信息手段进行模拟、仿真和实验。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就是在实验经济学方面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这表明,当代政治经济学研究不能单纯依靠抽象法,实验和试点同样可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方法。
科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个别结论可能过时,但其作为一种认识社会的科学体系并没有过时,仍然可以为认识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原有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原因在于: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几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以及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经济,引起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制度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为缓和矛盾而调整生产关系的措施。政治经济学必须正视和研究这些新问题,否则,就无法解释在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丧钟响了100多年后,资本主义还存在与发展的现实。
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尚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机器大工业的初期阶段,企业制度处于工厂制阶段,股份制经济刚刚萌芽。100多年后的今天,无论是资本主义所处的阶段,还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企业制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公司制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发达的资本市场、现代金融制度、政府干预经济、科技创新机制等经济机制和经济组织的产生,可以包容更高水平的生产力。这些新现象反映出这样一个趋势:处于较高生产力水平的资本主义不是离社会主义更远,而是更近。马克思所讲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自我扬弃(包括消极扬弃和积极扬弃)的经济因素在增加和发展。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所作的生产关系方面最大限度的调整,如资本的社会化、劳动者拥有股权、社会福利制度等,就如同马克思和列宁当时所讲的股份公司、国家垄断是社会主义的入口一样,它们也离社会主义更近。
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情况下,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任务有三个方面:一是学习与借鉴。两种经济制度的许多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存在相互学习和相互融合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与较高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形式和经济组织。二是竞争。两种制度并存必然包含两种制度的竞争。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可以为社会主义最终在经济竞争中战胜资本主义提供对策性理论。三是坚定信念。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政治经济学需要用与时俱进的理论和方法来揭示其新的矛盾,从而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坚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篇8
论文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探索
政治经济学课程在多数大学是作为公共基础课来开设，而财经类高等院校是作为专业基础课来开设，其教学质量的高低，不仅影响大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也会影响其它经济和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可见其重要性。在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建设的大环境，各种西方经济学著作和理论涌入人们的视野，而西方经济学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有很多可借鉴之处，因此，对传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政治经济学逐渐在大学经济课程中被边缘化，加上原有的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模式不符合学生的认知心理特点,都是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提不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这要求我们从事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工作的教师必须要用务实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去认识目前教学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和不足，通过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来提高教学质量。以下是笔者对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所做的一点思考。
一、引入案例分析教学模式
案例分析教学模式最早在哈佛法学院创立，后来被引用到工商管理教育中，并且在其他学科中广泛运用，取得不错效果。案例教学就是运用案例来培养和训练学生的教学方法，通过向学生提供实际发生的情况或事件]政治经济学教育教学论文，即案例，组织学生围绕一个或几个问题展开讨论和剖析，提出各自的见解，以培养和提高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现在高校学生普遍反映《政治经济学》课程中纯理论的东西太多，抽象、枯燥的概念难以理解和记忆，理论和实际联系不起来。而案例分析的教学模式能将课程讲授与学生切实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或者跟当前的国际国内热点、时事联系起来。案例分析的教学模式通常针对即将要讲授的或已经讲解过的教学内容介绍案例背景，提出激发学生从更深层面探求知识的兴趣和动力的问题。通过对案例的层层剖析，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认知需求。
比如，我们在讲授价值规律问题时，由于学生在高中重点学习过价值规律的摘要作用进行分析。在学生分析的基础上，教师总结强调三点结论：价值规律的分配社会劳动、配置资源和激励创新的作用。接着教师又介绍2003年彩电业复苏的情况和2004年再次降价的情况，让学生结合所有介绍和分析，思考企业如何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网。通过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案例介绍和分析，使理论分析进一步提升，从而达到运用价值规律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目的。通过这样的案例分析，让学生知道《政治经济学》不是空洞的政治说教，而是对社会主义宏、微观经济建设都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再如，在讲解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基本原理时，首先向学生讲解资本积聚、资本集中的概念、联系和区别，然后引入美国波音飞机公司与美国麦道的合并案，德国宝马公司与英国罗弗汽车公司收购案及新惠普合并案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现实案例，引起学生的兴趣，然后请学生结合世界科技、经济发展出现的特点，尝试探究企业兼并出现的新特点，很好地把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基本原理和世界经济现实结合起来。
这样的案例分析教学在解惑的过程中也讲清楚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主要原理，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学生置身于一种真正的事实环境或事件平台上，会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案例进行分析、归纳、判断和确认，锻炼了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二、合理使用多媒体教学课件
多媒体教学是综合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包括录音录像、投影幻灯、网络、电影等多媒体技术来辅助教学。教师围绕课程重点、难点以及社会热点问题来设计和制作多媒体课件，
利用powerpoint制作的多媒体课件，具有功能强大、简单易用、修改极其方便等特点，教师使用起来灵活方便。
首先，教师要在透彻了解课程内容的基础上，从实现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的需要出发，突出重点和难点，编写和制作多媒体课件。课件制作的重点要放在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和提高思考能力方面。根据课程内容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文档]政治经济学教育教学论文，在制作过程中，力求幻灯片的内容简明扼要，使学生一目了然。可根据授课内容的需要，将每一张幻灯片制作成多个文本框，重点和难点处添加特殊颜色和符号，还可以根据需要，对文本框的内容设置出动画效果，如切入、飞入、菱形、棋盘、展开等，以满足教学的需要。
其次，运用多媒体教学可用的教学素材很丰富，从电视、电影VCD、DVD等视听材料以及新闻报刊、杂志图片、数据中可以找到大量集声、文、图、像于一体的适合上课用的素材，特别是关于经济方面的案例可具体化、形象化的展示出来，视听结合，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开阔了学生的思路和眼界。
多媒体辅助教学能够增强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对启发学生主动思维，提高注意力、分析力、理解力大有裨益。比如在讲授经济危机问题时，我们找到资本主义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影视素材，学生通过视听更能了解在资本主义危机爆发期间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状况，并由此引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思考。再如，讲述“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时，我们除了对学生讲清楚书上的知识要点以外，还搜集了许多政府文件和相关资料，以丰富课堂内容。同时还让学生看了剪辑的温家宝答记者问的视频，使学生更好的把握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大方向。合理运用多媒体工具既扩大了教学信息量，拓展学生知识面，又引发了学生思考现实经济的兴趣，能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探索研究性教学模式
研究性的教学模式是以实践的真实问题为基础，使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研究与解决问题，强调教学的目的重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例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课程所涉及的基本原理以具有开放性质的问题情境形式创设出来，让学生在特定的问题情境中去学习并验证，这就会增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同时也会在研究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增强对这门学科的学习兴趣。
研究性教学模式通常是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提出研究课题，自主研究。大致分三个步骤：首先，教师指导学生有计划有重点研读课程内容及相关资料，牢固掌握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然后再联系中国的实际]政治经济学教育教学论文，从课程内容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以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用的东西，通过这样的训练不仅能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而且还能激发出学生的潜能，使其找到进入学术研究的切入点。其次，教师组织学生在了解中国实际状况和学习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社会调查，对于某些问题展开专题讨论。这不仅给学生提供了发表见解的机会，也推动了他们对理论问题和社会实际问题的关切和研究兴趣。随后，教师需要对调查和讨论问题进行多角度的归纳或小结，引导学生走进学科的前沿，引发学生自主探究的兴趣。最后，在学习理论内容、社会调查、专题讨论的基础上，教师要求学生结合实际撰写出科研论文。通常教师对学生具体的研究题目不做规定，是开方式的，鼓励学生在查阅资料、大量阅读并讨论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兴趣点和研究方向，不要简单地做别人已经做过的题目，通过这样的训练，才能提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体会研究的乐趣，真正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
研究性教学是培养和增进学生研究能力、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但为其创造外部促进学生学术研究的环境需要学校对学科教学评价机制进行改革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网。以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为例，这门课程的教学模式主要是以教师“满堂灌”为主的理论讲授，对学生的成绩评价就是以学期结束的期末考试成绩占70%，平时成绩占30%(一般以学生平时作业、出勤情况为评定标准)。多年来的教学效果表明，这种教学模式与成绩评价机制无法促进学生的自主研究能力，与研究性教学的基本精神无法契合。因此，除了在授课方式上的改变，也要实施有利于学生自主研究的成绩评价机制，如鼓励学生参与教师主持的与本课程相关的课题研究；从课程中提炼出一些热点话题，组织学生成立研究小组，通过查阅资料、社会调查、讨论的形式完成理论知识的学习；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提出研究课题，在自主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研究报告等，并且每种方式都给予学生成绩的评价以形成最终的成绩评定。大学生成绩考核的价值标准不仅要重视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更要考察学生的思维能力、研究能力以及综合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才是合格的大学教育。
四、加强学科社会实践环节
政治经济学教学模式的改革，要想使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仅仅靠课堂教学是不够的，而社会实践教育是培养学生认识社会、巩固和深化课堂知识、增长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有效途径。我们采取社会实践的教学方法指导学生搞社会调查，让学生更好的理论联系实际。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有多种形式：1.利用假期让学生深入企业、农村实地考察]政治经济学教育教学论文，完成社会问卷调查，开展以调查研究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实践来进行课题研究，让学生在深入社会的过程中了解经济问题的现状、原因，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与方法，从而形成对这些社会经济热点、难点问题的正确认识，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经济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我们组织学生到花溪镇山村进行实地调查，让象牙塔里的学生真正感受到新农村的建设情况。2.利用课堂时间，邀请地方有经验的企业家或经济部门的工作者进入课堂，结合某一课题给学生进行现场讲解，介绍学术界的最新动态或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情况，并且与学生互动，开阔学生的眼界，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比如，我们邀请贵钢的管理工作者来到学校做讲座，让学生们真正了解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3.将以上针对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问题进行的社会调查结果撰写科研论文并提交。
通过这种教学模式，锻炼了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使学生更加了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更深化了学生对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和认识社会调查。所以，加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环节，对于培养学生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立场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也是行之有效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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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取向
不同经济学理论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其研究取向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差别也主要体现在它们研究取向上的不同。由于西方经济学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历史形态和不同的理论流派，它们在研究取向上也存在差别。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取向上的差别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对不同时期西方经济学不同理论流派的研究取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取向进行具体分析。
一、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经济——政治的整体分析
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总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与此相适应，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也总是紧密关联的。最初，在古希腊城邦社会中，经济学与政治学不是相互独立的两门学科，而是紧密结合的，二者内生于城邦学说之中，统一于哲学范畴之内。在16、17世纪重商主义兴盛的时代，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增加财富，而政治活动的目标是保障财富的增加。这时，经济学和政治学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因而被称为“政治经济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古典政治经济学取代重商主义，崇尚国家权力的思想也转变为保护个人权利的观点，即反对国家干预而倡导“自由放任”。但其研究对象依然集中在国民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方面，而不是个人财富的增长，政治学与经济学仍然紧密结合，经济学也仍被称为“政治经济学”。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习惯于把民主、宪政和法治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作为前提来研究经济问题。但这个前提是如何建立、如何发展变化等问题，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如何生成的，研究在这个制度条件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17到19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财富问题，即国民财富的性质是什么、如何通过分工等途径增加国民财富。二是制度问题，即应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保障个人财产权与经济自由、交换及正当行为规则得到确立与实现，从而保障财富增加和国家强大。总体上看，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及实现国民财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设置问题。斯密的经济理论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财富问题、分工问题及其他一些经济学问题。二是关于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与国家学说等问题。追求国民财富增加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没有相应合理而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来保障人们的个人权利与经济自由、规范与制约人们追求财富的行为，那追求国民财富增加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及其增长，但它的主要特色既不是单纯研究国民财富及其增长的途径，也不是要解释特定政治、经济制度实际上如何运行，而是解释应确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以保证国民财富及其增长及这种社会制度可能会如何运行和应当如何运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内容是评价政治、经济制度，分析这些制度的优缺点，并为达到一定政策目标而向政策制定者推荐最适当的制度结构，特别是有关福利分配、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制度结构。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开端，表现为“政治与经济”之学，它以广阔的视野研究经济社会体系，分析政治主体国家(政府)、政治制度等对社会经济活动与人们经济利益的影响，也分析经济对政治及社会其他诸方面的影响。这样，就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它对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和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尤其是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单纯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分析
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心理分析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作为基础，大量引入数理分析方法，以价格、竞争等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及生产和分配的效率等作研究对象，力求摆脱价值判断，崇尚实证分析，进而逐步形成一个形式化的公理体系，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和“正统”。这时，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并与政治学彻底分离，名称也不再带有“政治”一词，其明显标志就是马歇尔出版的里程碑式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原理》。自此，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取代。
新古典经济学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将其由古典宏观的国民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转向新古典微观的消费者行为和企业行为研究。为实现这一目标，新古典经济学以数学作为分析方法，去解释单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随着数理化、计量化、均衡化和边际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经济学成为数学化和简化的科学，抛弃了政治经济学大部分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对制度变化和结构转型的研究不可能像数学那么精确，应把对社会变迁的关注限制在对整体均衡模式中微小的、累积的、调整的研究上。这导致经济分析的方法适用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但却无法解释各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性质，也无法解释从一个历史时期向另一历史时期的结构转型，尤其当这些转型包含分裂和动荡时，经济分析更加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数学化和简化的要求使经济学不得不放弃对宏观社会整体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得不将社会制度、心理力量、文化价值这些研究对象一一放弃，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正是全面分析的核心部分。这导致了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它对社会的理解不充分，它不理解复杂的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及文化实践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因而无法真正理解人们的经济行为。具体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对静态模型的描述，在平衡状态中解决问题，将变化限制在一系列既定制度关系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将许多决定生产力的重要社会经济因素置于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外，其中包括企业结构与企业产权、教育和培训、家庭背景等等，也忽略了权力与财富的关系，认为市场竞争的结果将使权力得到驯服，进而认为社会制度结构的力量对市场控制是无足轻重的。但事实上，经济权力的日益集中会使竞争濒临崩溃。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将市场看作个体互动的自然产物，而不是社
会活动诸多方面之一。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著作虽有不少对社会经济活动精致的技术性分析及数据、图表方面的分析，但关于政治与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决定性意义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认识不深。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导致经济学理论本身出现危机。
三、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注重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
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研究经济问题应考虑政治因素，而分析政治问题也需要使用经济学方法。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资源配置、市场机制与个人选择)与政治(权利配置、国家制度与集体选择)这两者无法完全分开，因而企图否定政治影响的“纯粹经济学”逐渐式微，而以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为基本取向的新政治经济学日益兴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发展中出现一个新领域。该领域以阿罗、唐斯、奥尔森、布坎南、塔洛克、诺思、加尔布雷思、科斯等人的著作为代表，呈现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相交叉或相重叠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政治活动，阐述政治决策及制度对经济至关重要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标志着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转变为“经济学”后，再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轨道上来。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新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承认政治和经济过程与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领域，它们应当而且必须作为一个复合体被研究。新政治经济学从历史和制度分析的角度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和概念，重构了大多数经济学模型。
新政治经济学重视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试图恢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重建政治经济学，这无疑拓展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增强了社会科学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新政治经济学中，“经济”是指在资源约束、市场机制和物质利益驱动下的个人选择问题，“政治”是指在权利约束、国家制度和个体权利冲突下的集体选择问题。从总体上说，新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与经济之学”，它既研究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对社会经济活动和人们经济利益的重要影响，也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与人们经济利益诉求对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的重要影响。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活动时不回避政治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从其实质看，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新政治经济学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限制，大大扩展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范围。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形成与演变的原因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它把基本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及其发展的内生因素。另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政策形成背后的政治过程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上的目标是二重的，既研究最优的经济政策(能实现资源社会最优配置的政策)应该是什么，又研究实际政策与理论上最优政策的不一致，认为实际政策往往是利益相互冲突的社会成员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的结果。
具体地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有三方面：一是研究目的从物质福利增长转变为自由权利的实现。关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是追求国民财富增长，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追求效用增加，旧福利经济学认为是物质福利增进。而新政治经济学认为，效用和福利的增进绝不仅仅依赖于对物质财富的消费，还依赖个人特征和所处状态，如能力、权利及自由。新政治经济学提出自由权利概念，认为实现自由权利才是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二是研究重点从资源配置发展为权利配置。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于人们怎样把这些稀缺资源合理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或环节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新政治经济学认为，一方面，人们在资源配置决策中存在的利益冲突，从而使技术上最优的经济决策往往得不到采用；另一方面，人们的初始条件无法自由选择，而是先天地决定于自己的父母及社会，因而个人无法通过改变初始条件来增进福利。社会要实现总体福利增进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必须用公共权利调整个人初始状况，并通过制定行为规则，规范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以防止其滥用损害他人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权利配置，它包括个人权利配置和公共权利配置。三是研究方法从倚重实证分析方法转变为重视规范分析方法。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和对象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利概念，这难免要进行一定的价值判断，如维护谁的权益、保护什么权利等。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实证意义上的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则是规范意义上的经济学。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综合研究
从历史渊源看，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同新政治经济学一样，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科学传统，而且更加强化了经济与政治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提出“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系统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全面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理学结构”。马克思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而且更注重研究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与社会关系；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而且把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纳入其研究范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把经济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大特色是将一定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同物质生产方式密切联系起来，对社会经济结构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即整个社会结构进行综合研究。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三个基本观点：(1)法的关系与国家形式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物质生产方式产生并决定生产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及其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任何时候，我们总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了社会结构的各种形成要素及其内部联系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变革的根源、过程及研究社会变革的基本方法。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变革开始于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生产方式变革，然后是生产关系随生产方式变革而发生相应变革，最后是随经济基础变革而引起上层建筑变革。马克思在阐述社会革命发生的过程、内容及其研究方法时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科学地阐明了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且从总体上概括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是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向集中体现为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科学设想：一是“五篇结构”设想。1857年，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首次提出著名的“五篇结构”：(1)一般的抽象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成为基本阶级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五篇结构”是马克思对其经济学著作的第一个结构设想，它反映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系统的科学思考。二是“六册计划”设想。1858年2月，在写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著作结构问题时指出，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在这两个设想中，马克思都坚持把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上层建筑(国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把一国社会结构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综合研究。
目前，许多人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这只能找出问题的表面原因或中层原因。要找出其深层原因，就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如“三农”问题，单纯从一般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角度的分析很难作出科学解释与正确解决。相反，如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三农”问题，则可更好地进行解释与解决。这是因为，“三农”问题在17至19世纪的西方及在印度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在一个大的宏观制度背景下、在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中逐步得以解决。因此，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科学方法，研究如“三农”等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才能揭示其深层原因，才能找到根本出路。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篇10
第一，《政治经济学》教材无需再定名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可以用上下册代替，上册可定名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下册可定名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为什么不定名为资本主义部分，而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原理代替呢?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并不仅限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马克思从18刁刁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用了相年的时间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创立了自己的经济学说，《资本论》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的百科全书。马克思在研究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是，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物资资料生产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生产关系总是和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如果我们作一些具体分析的话，可以说其中包含着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同时也就研究了商品经济运动的规律;三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越来越社会化，资本主义生产同时也是社会化大生产，所以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同时，也就研究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经济规律。当然，这后两个方面的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的。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问题，绝不能仅看作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如果将其定名为资本主义部分，易于忽视其对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分析所得出的规律.易于使人们误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从而把两个社会的经济问题完全对立起来，似乎资本主义的东西对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可借鉴的地方。其实，不仅马克思所阐述的商品货币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指导作用，就连他所建立的“资本和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等理论，对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些经济现象也是有意义的。其次，正因为资本主义本身也是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成垄断资本主义，并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时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同列宁形成帝国主义理论的时代背景也大相径庭。如果定名为资本主义部分，则易于使人产生“过时论”的看法。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掌握它的基本理论，运用马克想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变化了的客观实际。
为什么不定名为社会主义部分，而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代替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同时，也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和规律，但只是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是一种科学的预见。‘现在社会主义已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宝贵的经验，也存在着不少值得认真总结的历史经验，这说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还需要很好地探索。同时，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而现实的社会主义都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中建立起来的，按照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正确，而是因为具体条件不具备。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自己的路，探索在我国特定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的新路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了这一点，已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认识得到了扩展和深化，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分析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不能用传统体制模式来解释社会主义，不能用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来看待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而必须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体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精神。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会表现某些特殊性，就是同一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也会有某些差别，我们把着眼点放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有助于我们在理论联系实际上下功夫，有助于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来探索社会主义的规律性。
第二，在内容上，在研究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更应注意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在过去的教材中，可以说着眼点放在对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上，特别是社会主义部分更加明显。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不长，其本身的规律性还暴露得不充分，必然会影响人们在理论上的认识和理解，再加之过去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进行阐述，以至于显得苍白无力，只是几条干巴巴的规律，而且与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又不一致，使人感到理论脱离实际，学而无用。这是否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关呢?譬如有人认为这与传统教科书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有关。我认为这不是研究对象本身的问题，而是人们对它的理解问题。
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本身就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关系的质的分析，也就是基本经济制度问题，这包括不同生产关系的本质区别，它的产生、发展的规律。其二，生产关系总是和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系的，而且又总是采取一定的具体形式，这种具体形式就是现在所说的经济体制。它既从属于生产关系的性质，也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在同样性质的生产关系条件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可以有不同的经济体制。因此，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关系的同时，必须研究它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形式即经济体制。其三，生产关系的发展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而经济的发展又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下进行的，因此，研究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就离不开对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其中包括微观经济的运行，也包括宏观经济的调控。
过去长期以来，我们对生产关系的概念理解得过于狭窄和抽象，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内容，只注意到其对于经济制度分析的一面，因而在对其发展规律的研究方面，也仅限于本质的分析，忽视了其他方面，特别是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中尤为突出。这是不利于对理论研究的深入，也不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后来，随着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化，特别是我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以后，总结了各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问题，逐步有了认识，在政治经济学的教材中逐渐增加了这方面的内容。现在，人们对这方面的认识深刻得多了，在理论上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所以在重新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时应增加上述后两个方面的内容。这样，无论是在上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阐述，还是在下册中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中，都应包括这三个层次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