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制度的作用篇1
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以人为本的个体自由、幸福和安全需求的不断提高，给我们弥补公权力浓厚的刑事司法制度对人权保障的缺失，提供了条件与可能。对此，一个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就是构建刑事司法和解制度。刑事公法“不得被私人简约所变通”，“私人协议不变通公法”等传统观点，正发生新的变化，出现了刑事和解在刑事司法制度中应有一定位置和存在空间的趋势。刑事和解制度，类似于西方司法中的辩诉交易，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辩诉交易。所谓刑事和解，指刑事案件从审查起诉阶段起，司法机关主持在被告人和受害人之间就某些事项达成和解，从而有限适用刑法处罚或放弃对被告人的刑事追究的制度。西方“刑法学之父”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认为，任何个人都有进行利弊比较的能力。当犯罪现在所得与犯罪之后所受到的惩罚之间利益进行比较，出现严重不均衡时（即所得利益远小于他将要失去的自由、财产），刑法就会从心理上抑制犯罪的发生。这就告诉我们，刑事和解制度，不仅对人权保障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对控制社会犯罪的发生，也有一定的积极效果。减少犯罪，避免冲突，保障人权，促进和谐，一直是刑事司法追求的目标。在中国构建和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能否像西方辩诉交易一样，实现刑罚的目的？笔者在本文中就此作一浅显的探讨。一、现行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的严重缺失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公民个人权利的发展，是反映该国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人权作为“权利的最一般形式”，即“属于人的或关于人的权利，即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不可非法无理剥夺或转让的权利”，理应当受到最高和最完整的保护。然而，现行的刑事法律、刑事政策或刑事司法实践，偏重于国家职权主义，为达到整治和刑事处罚的目的，采取一些违法侵权方法与手段，甚至有些规定不惜牺牲程序性的公正，不惜抛弃对人的尊重、关心、爱护的人权要求，对人权保障造成严重缺失。1、非规范的侦查、审讯方式仍然存在。目标决定行为。为了尽快查明犯罪事实、查清犯罪分子，实现对犯罪分子的打击与制裁，司法侦查机关采取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方法，“强制”审讯犯罪嫌疑人的现象屡禁不止，以致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国家立法、司法等机关已看出非规范的侦查方式存在侵犯人权的严重性，故而无论在新刑法的修改，还是内部纪律处分上，都对类似刑讯逼供现象作出严厉制裁的规定。但只要国家公诉裁判强势权力思想存在，被告人、受害人的各种权利，在国家利益旗帜面前就难以不受到“弹压”、“排斥”；侦讯中人权保护愿望，在国家诉讼打击犯罪的目的性下显得苍白无力。2、申辩理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很多学者都认同，人权在内容上分为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诉讼权与平等、自由、生命、人格、反压迫等权利一样，属于基本权利。而申辩权是诉讼权中一项当事人保护自己，发表个人对自我“法益”保护的宣言，我们刑事司法中任何一个机关、部门或办案人员都不应当漠视。然而，在检察、审判程序中，对来自非规范的侦讯方式形成的“供述”和证据，有几回能听取当事人的申辩呢？目前不少刑事庭审存在这样的状况：证人基本不出庭，被害人基本不通知到庭，庭审仅是侦讯笔录的“翻版”。这种模式的庭审，当事人的申辩权在实质上不可能得到保障。面对申辩应当积极予以回应，“给当事人一种公平待遇之感”；漠视申辩，就是漠视当事人的人权保障。3、有利被告人的证据收集不足。没有证据就没有诉讼。刑事诉讼法第4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然而，司法实务中，往往只注重对当事人不利的、指控其有罪部分的证据花大力气去收集，甚至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忽视了对其申辩理由是否成立证据的收集。在传统的“二元结构”刑事诉讼模式下，当事人一方相对于国家司法机关而言是非常弱小的。“串供翻供”、“认罪态度不好”、“伪证罪”等一系列“大帽子”的恫吓，足以令所有参加到当事人一方收集证据的人望而却步。在申辩理由得不到重视，在支撑辩护观点的证据得不到收集的情况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怎么能得到充分保障！4、被害人的损害未能得到充分关注。在修定的刑事诉讼法中，将被害人界定为当事人，并赋予其一系列重要诉讼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损失未能得到充分关注，特别是在遭受人身和财产损害时得不到侵害的赔偿，得不到国家的补偿和社会的救济。具体表现在：对侦查阶段的控告和申请复议的权利，没有规定复议机关；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侦查的，没有规定检察机关监督期；对鉴定结论不服的无救济渠道；在审查起诉阶段，刑诉法145条规定被害人对检察决定不起诉有申诉和向法院自诉的权利，但由于系统内部失却监督和不立案决定的制约，使这条规定有时形同虚设。在审判阶段如前所述，开庭基本不通知被害人，被害人对判决不服也不能上诉，司法机关注重履行惩罚和打击功能，对被害人损害未有足够重视，使被害人最关注的自己利益得不到实现。5、受害人的精神赔偿受到限制。最高人民法院[2000]47号司法解释规定，“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刑诉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只能对其遭受的物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些规定的制定者可能认为，对被告人的刑事处罚就是对被害人最好的精神抚慰。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跛，因为任何被犯罪行为侵害的人，首先关注自己受到多少损失，国家制度怎样补救私人的损失（包括物质的、肉体的、精神的），其次才关注加害人受公权力什么样的刑事处罚。我们的刑事政策不顾作为个体要求补偿的强烈愿往，不顾被害人巨大的、持久的、甚至改变一个人终身命运的精神上和心理的隐形创伤，而以国家“父爱”角色强行否定。应该重视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赔偿，“即认为任何法益侵害都应当‘还原’为个人法益而加以保护，与之利害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被害人，国家和社会也有义务创造一个不受犯罪侵害的环境，并尽力协助恢复到被害前的状态或予以弥补”.上述现实刑事司法的严重不足和缺陷，均是由于国家司法权过于强大，追求国家公诉模式所造成的，结果是忽略了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利益需求，忽视了人对自然享有权的渴望。严存生主编的《新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对马里旦在《人和国家》的一段表述的作了这样的论述：“这些权利是自然享有的，它们是先于并高于成文法和政府之间协议的一种权利。是世俗社会不必授予但却必须承认它们是普遍有效的权利，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加以取消或轻视的权利。”要解决现行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严重缺失的问题，现实有效的方式就是构建刑事司法和解制度。以此彰显对人权的保护，体现对人本的关怀，体现司法的人性化。二、构建刑事司法和解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国家公诉思想在我国根深蒂因。然而，随着人类对被害及被害人的认识不断向前迈进，各国当前刑事法给予对被害人利益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传统刑事理论形成强大的冲击。对原有刑法惩罚性至上认识的重新定位这一世界性潮流，应引起我们对现实需求进行深刻的反思。那么构建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什么呢？在论述这个制度前，我们必须先知悉，刑事和解的法理基础。西方流传着一句古老的法律谚语：“有犯罪必有被害，有被害必有救济。”这反映了人类早期对被害人救助保护的思想。自社会从私力救济阶段进入公力救济阶段后，原有的自愿和解制度被国家“罪行法定”所替代，至少说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适用（例如我国的自诉刑事案件可以和解）。国家强势司法的参与淡化了被害人的求偿权，“最终造成了‘以刑代偿’的局面”.当然“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原则，是人类司法文明进步的象征。贝卡里亚认为，刑罚的重要作用之一即是对私人复仇的否定与阻断，国家与法律就是通过刑罚的方法来避免社会陷入复仇和相互侵犯的恶性循环之中。但无论是刑法学家的贝卡里亚，还是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都提倡首先要犯罪人对被害人进行补偿，甚至主张对犯罪人的惩罚与补偿并重，兼顾到各方的利益。时至今日，国家公诉打击犯罪的模式，并没有减少犯罪；相反，犯罪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公害和玩疾，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对传统司法模式的反思。有一个较为流行的学派，提出以矫正主义司法的新范式替代报应刑罚的旧范式。这一学派主张“当发生违法案件时，他们更喜欢采取调解程序消除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冲突，实现和解。”认为“目前的刑事司法只能给犯罪人造成痛苦，但是又不能解决被害人的问题，也不能给更多的人留下印象。因此，必须追求和解，而不应追求镇压，追求赔偿，更不应追求支配。”根据这一观点，构建的刑事和解制度，应是犯罪发生后，经侦查确认的犯罪人在起诉和审判阶段，就被害人（不包括广义的单位和国家作为被害人在内）遭受的物质与精神赔偿方面达成协议，司法机关则根据被害人的请求适当作出减轻、免除刑罚或选择社区矫正等方式手段，解决犯罪引起的冲突。现阶段的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更具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1、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观的内涵。以人为本的内涵就是坚持把人的本质、个性、价值及发展，当着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它是对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以物为本和以人为中心两个阶段的思想进行批判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它比较科学地指导人们从事各种制度的建设。在刑事司法中，和解制度的构建正是对这一原则的体现。它有利于保护人权，有利于私权表达和实现。注重刑事司法过程的公正，就是对私权极大保护的过程。具体办案中，就要坚持保护个人权益的原则。正如德沃金在论述权利时所说：“政府必须关怀它所治理的人，……政府必须不仅关怀和尊重人民，而且要平等地关怀和尊重人。”刑事和解制度正是最充分地表达了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对权利的要求，最有效地防止国家司法权的滥用，节约司法资源的成本，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2、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是一对矛盾体，犯罪行为是影响社会和谐的最大隐患。对因犯罪而受伤害的被害人来说，初始心理莫大不过于复仇和赔偿。但当人们冷静下来，理性的选择更容易使被害获得补救；而非理性的行为就可能造成再次受害或走向事物的反面——由被害转向加害。一个高度民主法治的国家，定会把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作为人们的终极价值和行为准则。正如罗尔斯所述：“秩序良好的社会不是私人性社会，因为在公平正义的秩序良好社会之中，公民们都有共同的终极目的”.真正的正义应着眼于未来世界的程序，合作和谅解，而不是维护现在社会的稳定，因此不应以惩罚和镇压去寻求正义。“人类目前的状况需要改变正义的理想，从倾向于我们所属的社会的目标转到倾向于各个社会之间相互谅解的理想。关于犯罪、惩罚和镇压的观念不应当有优先的地位，而应当发现一种相对和谐、合作的制度。”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中，国家的刑事司法应当积极倡导一个有利于冲突双方、矛盾双方和谐共处的司法架构，即以刑事的和解促进社会的和谐。3、弥补国家与社会对受害人保障的不足。如前所述，没有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就没有实质的公平正义，就实现不了人们共同的终极目的。在被害人的国家补偿上，理论研究主观上还没有达到“国家未尽到防止犯罪发生应承担责任”的高度。现阶段，国家财力的承受能力仅能维持对犯罪行为人的追究和制裁，办案经费有时还靠违规“创收”来解决，客观上更不可能承担对被害人予以适当补偿之责。在我国一直强调国家司法，社会法律援助力量相当薄弱。从1994年开始，虽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但社会对被害人的救济事业还未得到应有的回应；即便对被害人法律援助，也被刑事诉讼法排除法律援助之外，只能限对被告人适用。国家与社会对被害人的保护如此软弱的状况，更应让我们考虑，国家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创造宽松的环境，充分利用当事方的资源，尽最大可能让犯罪人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弥补国家与社会对受害人保障的不足，以实现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第8条明确的给予受害者“提供服务和恢复权利”的赔偿。4、符合“公法”私法化倾向的趋势。刑事公法“不得被私人简约所变通”、“私人协议不变通公法”等传统观点，在犯罪的持续上涨状况下，正发生新的变化。正如大家所知，现代法治为全面保障人权，把“私有财产绝对神圣不可侵犯”改为“所有权行使的限制”，把“无过失不负损害赔偿责任”改为“无过失损害赔偿责任”。在刑事公法领域，则盛行“社会防卫主义”和“保安处分”。法国当代著名刑法学家安塞尔等人新社会防卫主义的主要观点认为，国家公权力对付犯罪的各种手段并非旨在通过刑罚惩罚和制裁，而是为了保卫社会免受犯罪的侵害，利用不属于刑法本身措施，包括排除或隔离、矫治或教育性措施。刑罚的“保安处分”更是对“报应”性刑事司法的否定，是对犯罪废除主义理论的实践。国际防卫运动新纲领原则方向是，“尽可能不判处刑罚。应当采用民事性的、行政性的、社会性的、心理性的、教育性的和帮助性的方法，解决犯罪问题”[12]，“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创建一种和谐、和平和相互理解的社会环境”[13]提出利用民事手段，甚至是无担责的教育方式来处理犯罪与刑罚这个国家垄断性公权力的问题。20世纪中，被害人学的兴起，形成了从“强调公权至上，国家惩罚”，到“重视保护个人法益，呼吁对被害人赔偿和补偿”的发展变化。简言之，对被害人保护从公权力救助到公力加私力合力救助过程，反映了“公法”正逐步向私法转变的趋势。构建刑事司法和解制度，不仅符合这个趋势，而且会进一步推动这个趋势。5、有利于个体自由选择解决纷争的方式。我们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引起的一切纷争，均源于“利益”。刑事犯罪所侵害的法益。一般分为个人、社会和国家法益，但任何法益的侵害都最终应当“还原”为个人法益而加以保护，因为与之利害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当事人了。根据功利主义者边沁的观点：“利益是幸福和快乐的基础”，“能够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将要怎么做”[14].所以，作为受到侵害所遭受损失的个体，最有资格决定自己的行为，国家不能充当“父爱”的角色，把“对被告人严厉制裁，就是对被害人最好的补偿和安慰”等观点，强加给遭受物质与精神损害的被告人；把犯罪人对自己行为造成危害后果表示忏悔和接受改正的机会强行堵塞。在“以人为本”的今天，在社会需求多元化和刑事司法“三元结构”[15]生成的潮流下，作为国家强势法并体现代表公权力的刑事司法，对遭受人身、财产侵犯而渴望获得各种赔偿的公民，不能随意否定其自由选择处理纷争的权利；更不应采取强行剥夺性“保护”方式，以免被害人与被告人都将利益机会保护不足的怨恨转嫁到国家，从而成为“替代”受过者。因而，国家应当尊重公民选择问题解决方式的自由。这绝不是提倡极端个人主义，而是发扬人的本性的更高层次社会文明的要求。三、刑事司法和解制度的程序保障一个新制度的创设本身就是一个程序的运用。为了保证制度能产生合乎正义的结果，必须以具有内在独立价值的“看得见的公正”形式作出，那就是制度的程序性。程序对制度保障功能有：一是“有意识地阻隔对结果，对法律外的目标过早的考虑和把握，防止恣意和程序中的选择的自由”[16]；二是保证对立的当事人数方直接参与协商，充分表达，平等对话，使决定公正合理。“现代程序就是交涉过程的制度化”[17]；三是提高解纷效率，节约成本，促使权利和预期结果早日实现。下面，对如何建立健全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程序，提出以下几点见解。1、侦查阶段“和解”的禁止适用。“法的目的是和平，而达到它的手段是斗争”[18].按照英国法学家边沁的观点：任何人都是功利主义者，最会对自己利益进行计算。因而犯罪人在犯罪后，一般都采用隐藏犯罪事实和形骸，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动物本能。侦查阶段的任务就是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抓获犯罪分子，使其“隐骸”能“显形”，是充当斗争的角色。而斗争是充满“激情”的，它与刑事和解目的的理智性是相对立的；让一个有情绪的人来做一个理智的事是不妥当的。如上所述，在侦查阶段过早地考虑和把握刑事和解，就会有意阻隔公正结果的发生，因为和解就会放松侦破案件的欲望，丧失了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合法利益不受侵犯的能力；还可能产生恣意，对犯罪人采用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不法方式。确立对被害人以国家利益情绪化掩盖利益补偿，应重点转向受害方的现代司法意识。因而，我们认为在刑事侦查阶段，侦查机关可以提出刑事和解的方案与意见，但禁止适用，以实现程序价值和人权价值。2、检察起诉阶段的广泛适用。检察机关在我国是法律监督机关，不仅具有刑诉法第139条规定的“听取被害人的意见，了解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及案件处理意见和要求的必经程序”的职能，而且要“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人的意见，为辩护人的活动提供方便”，根据法律精神还可接受律师辩护意见。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已具备将诉讼中的各种信息给予双方相互传递的条件，诉讼中的各方（包括检察机关）能够直接、充分、平等地听取对方的意见。人们原先的行为与心理冲突经过程序的时空转换得到缓解，紧张气氛得以缓和。通过不断反思和调整自己对案件处理的看法，为双方的“纷争”提供一个协商的平台，一个增加自由选择的机会，一个对话而达成合意解决的环境。这个阶段相对于侦查阶段来说，已远离“情感”区域干扰，有足够的空间来克服和防止法律行为的随意性和随机性，使刑事和解制度稳健地向理性、公正和平等方向发展。又由于它与审判程序有一定距离，此时进行刑事和解不但提高程序的效率价值[19]，而且减轻检察机关不必要的出庭繁锁劳作，从根本上缓解法院刑事审判的压力，完全符合近几年来我国刑事诉讼提高效率的改革方向。适用和解制度，比司法实践中运用简易程序、普通程度简易审的做法更有积极的作用与效果。和解制度在我国具有优良的传统，特别在民事方面的调解制度，被西方人称为“东方特色的司法制度”。随着刑事诉讼中对人权保护力度的加大，有必要将该项制度引入刑事司法。3、审判阶段“和解”的有限适用。任何制度的构建都要植根于该国的国情，都要与社会的发展需求相适应，否则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本、昙花一现，并很快消失殆尽。作为刑事和解的司法制度也不例外。美国法官卡多佐强调说：“司法必须与社会现实相适应”[20].刑事和解协议要经法院最终审查确定，才能发生效力。这个程序是我国司法机关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程序价值相吻合的，符合中国已有的司法程序传统，适应人们心理认同。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利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认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在我国现行的司法框架下，只有法院才能作出被告是否构成犯罪的裁判。同时，法院还要对检察机关主持下达成的撤销指控、降格指控和请求从轻处罚的具体和解协议内容进行审查，以确保司法公正和发挥刑罚的惩罚、威慑功能。只有待条件具备了，即公民的法律意识极大提高，国家就业渠道足够宽广，市民社会力量足够强大，以致社区矫正能够替代刑罚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尊重当事人协议的和解内容，才能在反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呼喊中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因而，审判机关对刑事和解协议的审查，确认其效力是必要的。同时，为贯彻程序的内在价值，保持司法的统一性，有必要对检察机关和解未成功的和未进行主持和解的案件，在审判机关继续进行。4、刑事司法“和解”情形的适用及排除。边沁根据犯罪行为的不同形式和危害把犯罪分为五类[21]：①私罪，即侵害他人人身、财产、名誉、生活条件等犯罪；②准公罪，即侵犯某个邻里或特定阶段的犯罪；③自我犯罪，基本上与私罪相一致；④公罪，即侵犯不特定的多数人和社会的犯罪；⑤多重方式罪，即使用可以危害他人的多种方式中的一种造成损失的犯罪。对照上述分类结合我国刑法分则，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当前可以在以下罪名中适用：一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罪，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危害较小、情节较轻的案件；二是初犯、偶犯、过失犯；三是未成年人犯罪。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案件，虽是特殊的恶性案件，但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这类犯罪最高刑都可能被判处死刑，如果不考虑“恢复性司法”，[22]不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会使“被害人”数量极剧增多（不仅被害人或其家庭亲属得不到赔偿、补偿、救济，很可能造成其家庭崩溃；而且因对犯罪人采取极刑处罚，使犯罪人的亲戚家庭也处于无限痛苦之中，他们是被忽略的“被害人”）。如此庞大的“被害人”群体的存在，只能增加对社会的逆反心理，无论对社会的管理，国家的安宁，还是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是不可忽视的逆流。就如同单位使用管理人员不当，成员不仅憎恨管理者，更痛恨决定授权的领导者一样，因拒绝在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适用刑事和解，而且采用集权专治进行“高压”打击的不当方式，使得“被害人”们集中将愤怒射向国家，国家即成为“替代”受过者。综上，可以说对私罪、准公罪、自我犯罪均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对公罪、多重方式罪只要符合条件的，也可以有条件适用。5、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这项制度除受上述适用范围和目前国情限制外，还有其自身的条件性。一是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的证据，放宽至“确实但不是很充分的”程度。如果不能证明有罪或被告人不能自认有罪，则不能适用，即无罪的人不适用刑事和解。二是公诉人、被害人、被告人以及辩护人、委托人参与案件处理方案的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适用刑事和解主要是当事人双方，但也要得到国家司法机关的认可。在司法实践中要注意两点：第一，充分保障被告人自愿性，不得为了节约成本，借口提高效率而强迫被告人自认其罪；第二，检察机关在决定进行刑事和解时，应充分听取被害人意见，特别是被害人赔偿或安抚方面进行充分的工作，使被害人身心得到抚慰。如果被害人损害得不到足够赔偿的或被告人漠视被害人利益的，被害人不同意采用刑事和解解决冲突的，不得适用该制度。6、刑事“和解”的正当性问题。目前有两种情形拷问该项制度的正当性：一是穷人犯罪，无法对被害人进行经济赔偿怎么办？二是少数被害人乘机进行讹诈被告人钱财怎么办？一个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性，是衡量它是“恶法”还是“良法”的标准，它体现了制度的自由、安全、合理、平等有序的内在价值。为了追求制度正义价值的实现，“人类一次又一次对法律的部分或全部内容加以否定，却总也无法消除法律形式相对持久的完备与法律内容对人类根本要求相对无法满足的不和谐。”[23]“一个旨在实现正义的法律制度，会试图在自由、平等和安全方面创设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体和谐和体。这是一项充满了巨大困难的使命……”。“在努力寻求具体解决方法时，人们不得不考虑大量的变量和偶然情形”[24].据此，我们可知不存在一个制度的“绝对正义”，人们只能不断的追求它的相对合理。部分情形的出现使得制度规定在公平价值方面显示的不足，只能在具体方法上加以调整。对穷人犯罪而又对被害人无法进行经济赔偿，以致得不到刑事和解带来的个人权益“好处”，可以通过对被害人提供服务或协商一致的其它方式进行补偿，鼓励犯罪人在社会矫正中承担责任，从而有条件地不适用刑罚。这种方式，可以弥补制度平等性上的不足。对于被害人借机讹财的行径，就该制度的设立上，因处理的最终决定权在国家司法机关，通过主持和解、审查协议等方式能较好地平衡各方利益，杜绝新的违法现象的发生。刑事和解制度，一方面保护了被害人人身财产的安全，达到刑事惩罚中对受害利益保护的要求；另一方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相关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原来这两方面的价值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相互冲突，被人权保障的和谐发展需求所替代，在平衡价值冲突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每一个新兴的诉讼制度，都有其不可忽视的弊端，需要人们在适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我国刑事司法模式，是以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折衷模式，它为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提供了优良的土壤；同时，还有多年对刑事自诉案件适用和解方式解决冲突的成功经验；因此，只要我们有勇气去接纳这个制度，大胆地尝试，定会开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新天地，定会在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对人权尊重与保护方面取得新突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8页张文显著：《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第113页[美]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版，第241页丁后盾著：《刑法法益原理》，中国方正出版2000年版，第32页以下严存生主编：《新编西方法律思想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次版，第290页许永强著：《刑事法论视野中的被害人》，第29页吴宗宪著：《西方犯罪学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15页[美]德沃金：《认真地看待权利》，1978年版，第272页[美]约翰·罗尔斯著：《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谭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215页[奥]魏因贝格尔著：《制度法论》第267页，转引于严存生《新编西方法律思想史》，第351页[12][13]吴宗宪著：《西方犯罪学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88页[14][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15]由于被害人学的兴起，许多学者都认可，在原有国家与犯罪人刑事法律关系之间的“二元结构”，应加入被害人形成“三元结构”。[16]公丕祥主编：《法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页[17]季卫东在《法治秩序的建构》中的观点。转引自公丕祥《法理学》，第226页[18]德国法学耶林在《权利斗争论》中的观点，见《法学译丛》1982年第2期，转引严存生主编《新编西方法律思想史》，第224页[19]不单指行为的快速，更有一个效益问题：即刑事和解的成功要使得国家与当事人投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其中有些是可计算的经济意义上的诉讼费用、人力、物力的投入，另外还有不可计算的，例被告人人身的限制，被害人遭受精神损失等[20][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21][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英文版41页，转引吴宗宪著《西方犯罪学史》，第70页[22]张庆方著，《恢复性司法》中的观点[23]邓正来在重译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的序言，第3页[24][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322页
司法制度的作用篇2
所谓的法院司法能力，是指法院依照《宪法》规定，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并通过司法活动调节各种社会关系，制裁违法行为，实现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本领和水平。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法院司法能力提高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严峻考验：第一，法院所肩负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第二，法院所面对的司法环境和时代要求；第三，法院的现有运行制度与法官自身状况存在的问题。当前，我国司法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法院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发挥好法院职能作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就必须大力解决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第二的司法能力考验问题不是法院自身能解决的，至于第三则理应成为法院研究的重点问题。要提高法院司法能力除了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重要的是以建设高法官队伍素质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法院的审判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法院的基层建设和法院队伍建设为基础。
提高司法能力关键是全面提升法官的整体素质，但作为制度建设在司法能力提高中却是当前的重点，笔者从下列三个方面论述制度创新与司法能力提高的作用关系。
一、推进制度创新是提高法院的司法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
法院的司法能力与法官特别是法院领导干部的自身素质密切相关。民主也好，监督也罢，一切审判工作都要通过广大法官来实现。作为法院，我们的司法活动表现能否使人民群众满意，关键也要靠广大法官来实践。但是，提高法官的司法能力，又不能仅仅限于提高法官内在素质这一个方面。法院的司法能力既指法官的个体能力，更指法官的整体能力，而法官的整体能力表现形式就是法院的整体司法能力，法院整体司法能力如何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制和机制，尤其是决策机制、司法体制、监督机制以及法官任免机制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法院的司法能力建设，既要注重建立在法官高度自觉基础上的自律，更要注重建立在严格制度约束基础上的他律。法院的司法能力建设重在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我们要推进制度创新，形成一整套更加科学的、民主的、公正的、高效的司法体制和机制，使法院从自我约束性质的司法行为，逐步发展到以体现制度约束性为主的司法行为，从而真正实现司法能力的制度化建设目标。
虽然法院的司法行为是我国司法活动的核心，但长期以后，在关注司法能力方面很容易淡化忧患意识，忽视制度建设。司法的特殊地位容易使一些法官滋生优越感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特权思想和行为。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时明确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建设对于一个单位的建设特别是对法院司法能力的建设，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我国司法改革和法院基层建设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面对机遇和挑战，必须大力加强法院的建设，尤其是法院的司法能力与执法水平的建设，这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内容。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充分利用所面临的难得机遇、正确应对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从而完成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的现实需要，也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课题。”加强法院的司法能力建设，不仅要求法院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不断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而且要求法院建立起适应时代精神和体现人民意愿的司法理念，不断改进和完善法院的审判方式与审判管理体制，以及一系列司法体制机制，以此推动新的实践，担负起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律保障使命。因此，把制度建设作为司法能力建设的核心内容，既是对历史审判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当今法院的现实选择。
二、推进制度创新是提高法院的司法能力的重要环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法院能否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固然与法院整个队伍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直接相关；但问题在于，法院整个队伍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成效的充分发挥，始终受制度建设的影响。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不断推进制度的创新和优化是当前法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司法能力、永葆自身生机活力的关键环节和“治本”之策。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后，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就在2004年12月16日举行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讲话中提出，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不仅是依法审判的必然要求，而且是提高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内涵。（1）其中又强调司法能力的评断标准，指出司法能力是不是强，司法水平是不是高，检验的标准是案件的质量；指出衡量审判案件的质量就是看是不是既确保了公正，又提高了效率；指出公正，是符合客观实际、实事求是的公正，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正，要注意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相结合，用公开、透明的工作程序和方式，让群众看得见、信得过，感受到司法公正。效率，是在公正前提下的效率，是法律规定时限内的效率。同时指出要切实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确保公正司法、高效司法，要从制度入手，推进制度创新，按照科学、民主、法治的精神改善法院的审判方式和执法方式，这无疑是加强法院的司法能力建设必须牢牢加以把握的关键环节。在制度建设中，特别涉及到廉政建设上，最高人民法院又提出要求，各级法院要尽快在人民法院建立起“四不为”机制：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着力构筑“不愿为”的自律机制；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督制约，努力形成“不能为”的防范机制；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进一步强化“不敢为”的惩治机制；从严治院与法官待遇从优相结合，积极探索确保法官“不必为”的保障机制。（2）随后，最高院又就改革和完善法院内部设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创新思路，比如不在城市市区内设置人民法庭、（3）关于“二五改革”八项重点（4）等等。同时，还就以审判管理带动司法公正与效率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论述，提出正确处理五大关系：便于群众诉讼与便于法院审判关系；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关系；坐堂问案与巡回审判关系；司法调解与判决关系；法官审判与人民陪审关系。（5）这一些重要论述虽然目前没有上升为制度，但已经是为了创新制度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创新制度来提升司法能力也越来越得到各级法院的高度重视。这些体制性的改革创新集中体现了法院面向时代的司法理念，体现着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司法取向，成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的重要保证。为此，一要积极推进法院的自身建设层面上的制度创新，解决“不断提高法院的司法能力和执法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要真正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就必须推进法院内部教育制度的创新，进一步健全法官特别是领导干部各类学习、教育、培训制度以及法官内部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努力建设学习型法院，提高全体法官理论思维和适用法律思维水平；必须推进法院内部管理制度的创新，进一步完善能够涵盖法院的全部司法活动以及法官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既有时代特点又有约束作用的管理制度体系；必须推进法院内部监督制度的创新，本着源头重于末端、权力系统重于非权力系统的原则，进一步强化法院内部监督制度，并使法院内部监督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有效衔接起来。二要积极推进管理层次上的各项制度创新，真正实现“科学司法、民主司法、独立司法”的司法方略。以什么方式司法，怎样处理好审判委员会司法与法官个体司法的关系，既是法院整体司法能力的反映，也影响着法院整体司法能力的充分发挥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一定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虽然在这报告里是针对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实际上运用到法院提高司法能力上也是理论同一体的问题，因此，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加强和完善法院在审判上的指导体制，既保证在以审判委员会为指导核心，又要充分发挥审判业务庭、个体法官独立审判活动；必须推进依法独立司法，把审判委员会对审判管理与指导纳入法制化轨道；必须改革和完善审判委员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司法独立化，司法民主化。三要积极推进案件流程、质量及其效率管理层面上各项制度的创新，更好地贯彻“司法为公，司法为效，司法为民”的价值取向。案件流程、质量及其效率管理层面上各项制度能否通过创新而获得优化，直接关系着司法能力、执法水平能否得到更快地提高，关系着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与诉讼效率能否得到有效的维护和实现。法院要切实贯彻“司法为公，司法为效，司法为民”的要求，就必须全方位地推进案件流程、案件质量及其案件效率管理层面上的制度创新。
三、努力开拓以制度创新推进司法能力提高的新境界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单位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源泉。在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中，谁能够首先推进制度创新，形成更加科学、更加完备、更加有效的制度，谁就能够走到潮流的最前面。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之后，最高法院随即提出“全面增强司法能力”，提出加强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相适应的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近几年来，司法改革和基层法院建设取得的成就，都是与我们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等分不开的。当前，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紧跟时展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推动新实践，开拓司法制度建设的新境界。
（一）开拓提高司法能力制度建设的新境界，必须着眼于加强法院的司法能力建设目标任务来进行。《肖扬院长在2004年12月16日举行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讲话》明确提出了加强法院的司法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并提出了今后法院要从六个方面全面增强司法能力。首先是要增强惩罚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其次要增强依法调节经济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能力。第三，法院还要增强依法处理矛盾纠纷，保障社会和谐的能力；第四，增强支持和促进依法行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能力；第五，增强在司法领域保障人权，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能力；第六，增强正确适用法律、公正高效司法，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能力。（6）法院应当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法院整体司法能力建设同时，强调法官个体八项司法能力的提高：一是提高服从服务大局的能力。二是提高恰当适用法律的能力。三是提高化解群体性纠纷等社会矛盾的能力。四是提高驾驭庭审艺术的能力。五是提高规范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六是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七是提高开拓创新的能力。八是提高课题调研能力和法学撰写能力。如何实现上述目标任务是对法院部门的一个重大考验。法院必须紧紧围绕上述目标和任务，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抓住重点、整体推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增长新本领，全面加强法院有关司法能力方式的制度建设。一方面，要把实现上述目标任务作为推进制度创新的基本着眼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要把制度创新作为实现上述目标任务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就此而言，推进制度创新，促成制度优化，是实现“法院的司法方略更加完善、司法体制更加健全、司法方式更加科学、司法基础更加巩固”的重要保证。
（二）开拓提高司法能力制度建设，必须着眼于审判管理制度建设，着眼于形成一个科学的、既能保证程序公正又能保证实体公正与效率的、完全适应审判新需求的机制来进行。对一个审判机关来说，其审判功能的有效发挥，执法水平的有序运作，归根结底取决于审判管理机制是否合理、完善。在过去以往执法中，包括佘祥林杀妻冤案发生所带来的历史上种种问题，尽管与人的主观因素不无关联，但更为根本的是与司法制度和审判机制的缺陷有关。曾经有一位名人曾对这方面的审判制度缺陷作了精辟分析：“从中国目前司法制度与审判管理制度、法官任免管理制度方面来说，主要弊端就是司法行政化，法官管理行政化，审判行政化，审判权力过分集中，审判家长制，法院领导职务非职业化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就难免要严重弱化审判机制应有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因此，必须着眼于建立和形成具有时代特点的司法与审判管理新机制，不断推进法官的自身建设、司法方式、审判方略等方面的制度创新，从而真正体现法院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审判职能本质要求。这样的一个制度要体现下列四个方面：一是体现司法独立性与中立性要求。法院司法的本质在于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实现当事人合法利益，实现社会的公正与正义，这就决定了保障和发扬社会主义公正与正义是法院的司法机制的一个带根本性的特点。作为审判机关必须通过推进制度创新，使法院的司法机制能够确保广大法官特别是法院领导干部正确有效地履行好执法使命，能够确保“法官独立开展审判，保证在依法独立审判过程中，接受法律监督，接受民主监督，接受群众监督，接受社会其它方面的监督，从而真正保证案件的公正与效率。”二是体现司法的公正性要求。审判机关司法的根本宗旨和目的，就是为了求得社会的平等公正，以利于把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引导好。司法历来是同社会公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当事人合法利益，不仅意味着要让当事人充分享有审判过程中的各项诉讼权利，而且意味着要按照平等公正原则，保证当事人实体上的合法权利与合法利益。三是体现司法程序公平与透明性要求。审判机关司法既然是以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目标的，其司法活动就理所当然要充分展示程序应有的公正与公开。公正公平，是非曲直清晰，这本来就是审判机关特有的职责品格。程序公正、公开、透明作为依法开展审判的重要原则，是程序法律框架下法官独立审判，确保当事人正当权益不受侵害的先决条件，因此，当前法院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法院内部审判情况通报制度、审判质量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司法事项征求意见制度，推行阳光审判、阳光执行、阳光信访，增强重大案件审判的透明度。这对于健全和完善法院的司法机制方面至关重要的举措。四是体现司法运行规律上的科学性要求。司法既有个体独立一面，又有集体独立一面，集体司法独立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服从多数人的意志。一般说来，多数人的意志往往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和客观要求，从而也比较具有科学性。法院在对疑难重大案件审判过程中，从以往单一的司法内容逐步转移到注意在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阶层和社团及其国家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以民主性去求得司法的科学性。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科学执政”的要求，这同样非常适合于法院司法中对科学性的要求。只有坚持科学司法，才能有力地保证和增强重大案件、疑难案件审判的正确性与科学性，从根本上提升审判机关的司法能力，使审判机关能够卓有成效地通过履行审判职能，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稳步健康地向前推进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开拓提高司法能力制度建设的新境界，必须在不断深化对“刑、民、行三大诉讼法”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来进行。制度创新一项创造前所未有的新制度，为发展指引方向；二是使原有的制度不断更新，保持活力，与时俱进。不论是创立新制度，还是完善原有的制度，都是建立在不断深化对审判机关审判规律、执法建设规律和司法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也是审判机关提高司法能力、强化司法地位的重要前提。由于审判机关在司法行为实践、司法改革实践和司法个体实践总是在向前发展，对“三大诉讼规律”的认识必然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而反映“三大诉讼”的制度也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审判实践的发展变化，不断深化对“三大诉讼法”的认识，有助于法官们提升制度创新的水平。应当指出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三大诉讼规律”，从而“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事业”。
（四）开拓提高司法能力制度建设的新境界，必须着眼于法官优秀人才的选拨与培养机制建立。对于审判机关来说，人才永远是关键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的进步是群众的事业。但是，群众不是自发地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是在一大批优秀人才的组织带领下行动的。当前法院优秀人才的流失与缺乏，是司法能力提高的一大危险。从某种意义上说，司法能力的获取，就是人才特别是一大批优秀法官人才的获取。因此，加强法院的司法能力建设，不能不发挥优秀法官人才的作用和加强法官人才队伍的建设。当前各地法院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法院比较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但从总体上来说，为人才的成长发展提供了比较有利条件；但同时也存在另一方面问题，由于某些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一些优秀法官人才受到不同程度排斥和压制。鉴于这种情况，法院应当制定了新时期人才发展战略，大力解决用人方面存在的问题。那么，靠什么发展壮大法官人才队伍呢？理所当然，要靠任人唯贤的人才政策，靠主要领导干部和组织人事部门的责任心和眼力。但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靠有利于优秀法官人才脱颖而出、充分发挥作用的人才制度。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被邓小平同志称为“落后的”干部选拔制度，主要在于它是依靠传统的“相马”方法，“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而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先进的法官选拔制度。这种干部选拔制度的特点，一是具有广泛民主性。它不排斥领导人对人才的培养和推荐，但必须能够最充分地反映大多数人的意志，体现“由多数人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的原则。二是具有现代科学性。应把社会学、政治学、领导学、管理学、人才学等有关理论和方法引入到法官选拔工作中来，形成系统的科学方法和机制，增加客观性、公正性，减少主观性、盲目性。三是具有真实公开性。人才的公平竞争要以公开化做保证。对领导干部而言，从工作到生活，从领导成效到个人和家庭的经济状况，可以公开的都应向人民群众公开，使那些有大德大才的人被人民群众所认识、所接受。
只有建立健全先进的法官选拔制度，才能保证广开进贤之路、纳新之路，畅通去劣之路、吐故之路。
综上所述，要使制度创新对司法能力提高作用达到最大化，就要求广大法官们，特别是处于领导层次的法官们，要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司法制度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吸收和借鉴各国司法成功经验，以世界眼光去探索和推进司法能力提高的制度创新问题，为提高审判机关的司法能力打开更加广阔的天地。
参考文献：
司法制度的作用篇3
关键词：司法审查制度权力制约依宪治国法律保障
司法审查在美国又称违宪审查，是指国家通过司法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进行审查，对违法活动通过司法予以纠正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给予相应的补救的法律制度。美国是西方最早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两百年来，司法审查制度在捍卫宪法权威性、确保法治实现、控制权力正常运转、防止权力腐败专横、维护联邦统一和公民合法权利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成为美国民主机制中至关重要的制度因素。正如19世纪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所说：“没有一个国家创制象美国那样的强大的司法权，它的职权范围，它的政治影响，联邦的安定与生存本身取决于7位联邦法官的才智。”
一、司法审查制度是权力制约、政治平衡的关键
美国1787年宪法严格按照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学说确立了三权分立制度，分权的目的是为了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防止权力的滥用。然而在建国初期，三权之中，司法权最弱，最高法院还不是一个能与联邦立法和行政部门鼎足而立的部门。可以说，三足之中，有一足是“跛脚”。汉密尔顿就此指出：“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权，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与此相反，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这种状况使得1787年宪法的制定者们要用权力制约权力的初衷难以完全实现。因此，汉密尔顿提出，为了保障自由和共和，必须增强司法权力的独立性。他提出了确保司法独立的具体办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授予最高法院解释法律、维护宪法的权力。汉密尔顿认为：“解释法律乃是法院正当与特有的职责。”“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汉密尔顿的这些思想为司法审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司法制度的作用篇4
一、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立法价值
（一）公平正义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对立法和司法而言，正义是重视法律追求的永恒目标。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首先承认公司人格独立作为一种准则，以维护公司人格独立的社会价值，保证投资人在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基础上大胆进行投资，实现一般正义或者说是社会正义；但是法律又必须同时保证投资人不得在享受有限责任特权的同时滥用公司人格，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损害个别正义。所以，要将公司人格否认作为对公司法人制度的必要补充，由此形成法人制度中保护股东和债权人利益互补的两个方向。公平作为正义的核心，始终是法律所应当奉行的一种价值观。公司法人制度在公司的出资人和债权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利益和负担均衡分配的平衡体系，也是一种公平的社会秩序。然而这种公平的社会秩序可能被公司法人制度中位于优势地位的公司股东的违章行为所破坏，为了消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冲突，必须建立新的法律规则与之平衡，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就是试图矫正这种失衡的利益关系，也是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在公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
（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实现衡平的最佳方式。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法理源于英美法系的判例，并且作为衡平法上的一项司法原则而存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作为衡平法原则的运用，是通过法院的判例决定的，来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而衡平是实现“矫正的公平”的基本方式。在现实中，法律不可能被制定得完美无缺，可以严格地适应到属于法律规范之内的一切实际情况，所以法官必须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用来缓和法律规定所固有的刻板性，而平衡的最终作用就是用于使某些法律规则效力的一般原则特定化，即具有修订、补充、完善法律的功效。所以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都是首先在司法判例中运用并长期以判例法的形式存在。因为它作为“矫正的公平”，必须要借助于衡平的方式，“在司法审判中给法官指出一个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审判，至于在这个方向上走多远，则全凭法官自己去判断”。
（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民法原则在公司法中的集中体现。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在公司法中有所体现。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公司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得使用欺诈行为来逃避法律义务；公序良俗原则要求公司在行使权利时应确保国家和公共利益，协调各种利益，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维护社会正义；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要求公司行使权利必须有一定界限，超过正当之界限即构成了股东权的滥用，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而违背这些原则的行为，就应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可见，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民法原则在公司法中的集中体现。
（四）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有效地弥补了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局限性。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是支撑现代公司制度的基本原则，但其对经济秩序的实际作用却似一柄双刃剑，既为奋发进取者提供了保护伞，也充当了舞弊者的护身符。因此，公司人格独立和有限责任制度有时会阻碍侵权行为法作用的发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沦为规避侵权责任的工具。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要义就是在具体法律关系中，基于特定事由，以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抛开公司的独立人格为前提，规定公司及公司利益相关者义务和责任的法律制度。
二、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立法现状
近年来，在我国公司实践中，存在不少股东滥用权利、采用转移公司财产、将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混同等行为，从而造成公司可用于履行债务的财产大量减少，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现象。为了维护公司和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我国《公司法》在坚持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基础上，增加了关于公司人格否认的特别规定。
（一）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相应规定。《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该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本条规定可以看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主要有三项基本内容：（1）公司股东行使权利的界限。股东应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股东行使权利超出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权利范围，就构成股东权利滥用。（2）公司股东行使权利的规则。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3）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条件和后果。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依法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里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条件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二）我国《公司法》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规定的欠缺。虽然在《公司法》条文中已经制定公司人格否认的条款，但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并不深入和具体。
1、对公司人格否认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的有限责任和相对独立性都有明确的概念，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为公司人格独立的例外和补充，也应该有明确的概念。而且，在确定公司人格否认概念时，应明确公司人格否认是公司制度的例外存在，而不是对公司制度的完全否定。
2、对公司股东权利滥用范围和责任承担的规定比较笼统。我国《公司法》对公司股东权利滥用范围和责任承担的规定比较笼统。只规定了我国公司人格否认的主体包括滥用股东权利的股东、债权人、被损害权利的其他股东和公司四种，而滥用股东权利的行为是否需要主观故意还是客观行为的判定、滥用股东权利的股东是否是控制股东、是否就是大股东、其他股东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等都没有具体规定。而关于赔偿责任也只是规定了两种情形和两种责任，这对于众多复杂的公司问题显得有些太过笼统，在解决纠纷的具体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影响法官对法律具体条款地引用。
3、对我国公司人格否认的适用条件只有原则性规定。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情形很多，很难一一列举，所以对人格否认的适用条件很难确定到具体条款。然而，作为一个以成文法为主的国家，法律的存在是法官判案的重要依据。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人格否认适用条件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在现实中面对具体问题时，司法机关的认定和裁判仍有困难。当然，到底把适用条件规定到什么程度，还需把握一个“度”的问题。过于原则性会给司法实践的裁判带来困难；而过于详尽，则会抑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更何况公司问题复杂而多样，不可能毫无遗漏地把每一种情形都预先设定好。
三、完善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立法建议
我国新《公司法》中规定了公司人格否认的原则性条款，对规范股东行为、防止公司独立地位滥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纵观我国当前的民商事审判实践，目前的概括规定对实际案件的审判是不足的。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人格否认的立法。
（一）原则性规范和一般性规范可在民法一般法中体现。民法与公司法是一般法和商事特别法的关系，这决定了民法基本原则的理念必然渗透到整个公司法的立法宗旨和规范架构中。我国《民法通则》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民法基本原则，为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但是这些原则毕竟是普遍性的、一般性的原则，并非专门针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而设立。因此，我们在制定法规时，还应当直接在民法法人制度中设立法人成员或法人设立者滥用法人资格损害债权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时，应当直接承担民事责任的制度，以此作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一般性规范。
（二）具体的实体规范可在公司法中进一步详尽规定。公司法是规范公司制度的基本法，我国《公司法》对有关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具体实体规范，诸如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基本情形、基本要件及法律后果等，没有在公司法中系统加以规定。
1、在总则部分有限责任原则的规定中增加“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内容，作为以制定法排除股东有限责任的总则性规范。
2、在法律责任部分概括规定滥用公司法人资格的情形和公司法人形骸化的情形及相应的民事责任。鉴于法人人格滥用行为复杂多样，很难穷尽列举，因而我国立法应在对其作概括性定义，在法人人格滥用行为表现尚不充分的目前，暂不采取列举性立法，以使滥用法人人格行为在立法上呈开放性体系。
3、完善现行公司法关于关联企业的有关规定，强化控制公司对从属公司债权人的责任。在关联企业情形下，有限责任制度在关联企业中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我国在《公司法》中应该明文规定控制公司因其控制行为给从属公司造成损害，致使从属公司不能偿还债务的，应向从属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程序性规范可在《公司法》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程序性规范主要包括诉讼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承担以及执行程序中的相关问题。对于专门性问题，可以在《公司法》中规定，一般性的问题则可参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1、在《公司法》规定上述有关实体规范的同时，应规定因上述情形受到损害的债权人有权向法院，要求股东、控制公司或其他公司对该公司的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对于关联企业的情形，应明确规定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司法制度的作用篇5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现代公司制度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当公司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失去平衡时，它能起到一定的纠正作用，使得公司法人制度更加完善。
（一）公司人格否认的含义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源于西方，后推广到全世界。由于每个国家法律的特点，该制度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叫法，“直索责任”的叫法流行于德国，在英国学者们称其为“刺破公司面纱”，而“揭开公司面纱”则是美国学者们的说法。该制度是指当公司股东为获得不当利益滥用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所产生的公司债务，公司股东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不是仅仅以其原有的出资范围为限，以保证公司利害关系人的正当权益得到实现的一种制度。由于西方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该制度最早出现于普通法系国家的判例法当中，后为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所吸收并以成文法的形式确立下来，该制度是因公司股东的滥权行为给债权人带来损失而产生的。
虽然每个国家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叫法不一，但在许多方面具有共同的认识。首先，在适用该制度以前，公司已获得了独立的人格。也就是说公司股东滥权行为适用公司独立人格的前提是公司已获得了独立人格，公司股东滥用该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时方可适用公司独立人格否认制度。其次，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是该制度存在的主要目的，它在性质上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而非行政责任，更不是刑事责任。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否认是针对个案中的公司独立人格的否认，也就是当公司独立的法人资格已不具有其存在的最初目的和价值的时候，我们才会对其独立人格予以否认，但不会涉及到公司的其他方面，即我们常说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例外性。
（二）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确立
《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的批复》是最高院于1994做出的一个重要批复，其中对出资瑕疵一方所承担的民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即出资一方投入的资本有瑕疵除了必须在其出资范围内对受损的债权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外，对企业的法人地位和出资人承担的有限责任并不会产生影响，从这一规定中我们“嗅出”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气息。
《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企业破产和改制案件中切实防止债务人逃避债务的紧急通知》是最高院于2001年做出的一项重要规定，该规定对企业中类似于股东人员滥用有限责任的行为做了具体的说明。
《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是最高院于2003年颁布的，该规定就因收购而成为控股地位的企业对债权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作了重要规定。一般情况下，某企业通过收购的方式达到控股地位的，那么被收购企业的债务，不能转移到收购方，仍由被收购企业自己来承担。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被收购企业的债务方由收购方承担，比如因收购达到控股地位的企业抽逃资金、逃避债务，导致被收购方不能还债的情形等。这是我国公司法上有限责任制度的又一重大突破，离本文所要着重讨论的制度更近了一步。
2005年，我国新颁布的有关法律专门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同时，为了处理实务中经常出现的一人公司的股东与公司财产混同，难以区分的情形，我国《公司法》又对一人公司做了相似的规定，即股东不能把自己的财产和公司资产分开的，应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责任。到了这里，该制度才以成文法的形式最终确立下来。
二、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要件
对本文所讨论的制度适用要件的总结要从多方面考虑，比如我国目前的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该制度的立法宗旨和相关理论研究等。具体适用要件如下：
（一）主体要件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对象必须是个案中的双方当事人，一般不会绕开具体的案件和当事人对公司的法人资格进行抽象性的否定。该制度的适用所涉及的当事人：滥用权利的股东和因股东的滥用行为利益受到损失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更重要的是对某一公司法人人格的否认，法院应根据受害人的诉讼请求予以适用，不应主动提出。
（二）主观要件
公司股东的滥用行为在主观上必须是故意而为之的，并非一种意外。由于该主观形态在实务难以把握，要想举证难度过大，所以往往是从公司股东滥用行为中来推定其主观上存在过错。
（三）行为要件
所谓的适用公司人格否定的行为要件就是指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的行为。结合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我们可总结出公司股东的滥权行为的情形有哪些：（1）借助公司独立的法人资格规避或逃脱某些义务。一类是利用公司人格规避其必须承担的法律义务；一类是利用公司独立的法人资格回避应承担的合同义务。（2）公司的资本与资产严重不足；（3）股东人数缺乏。股东人数缺乏就是我们常说的虚拟股东，公司股东在表面上是由多数股东构成，其实不然，即公司的实际股东只有一个，其余股东要么是虚拟的，要么是挂名的；（4）相关股东不履行自己所应承担的清算责任。在某些情况下，公司解散后，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失是由于股东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以定的清偿义务引起的，这个时候公司债权人可以要求公司股东负连带责任。（5）公司与股东混同，股东为获取不当利益“披着公司的外衣”与对方进行交易，而对方又不能把两者区分开来。
（四）结果要件
结果要件争议不是太大，存在两方面：一方面必须有相关利益受损事实的发生，也就是说产生了逃避债务并使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后果。倘若即使存在股东滥权的行为，但没有损害结果的发生，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为受到损失，也就不可以适用该制度了。因为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是以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为前提的，即相关投资者违背了公平原则。另一方面，这其中必须存在一对因果关系，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受损必须是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引起的。如果债权人的损失是公司股东滥权行为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就没有必要适用该制度了，因为风马牛不相及。
三、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一）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不足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被我国公司法所吸纳，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足。
1.法律规定不周全。在公司的运行中，如果发生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况，不但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而且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也产生了重大冲击，必须对债权人的利益给予及时的弥补。但是，我国公司法只是对公司发起人及股东的其他责任作了一些规定，对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则未作任何规定。在实务中，只能由法官根据具体的个案并结合以往的相似案件做出决定。
2.对债权人利益的保障不是很充分。公平原则是法理中最基本的要求，最需要我们重视，同样在公司法中也是如此。我国法律规定，股东的滥用相关权利的行为只有达到“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程度，才需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股东损害相关投资者利益“一般的”滥用行为，法律却没有对其负的责任做出规定。哪怕我们掌握的证据充分也不起作用。这显然违背我们一直强调的公平原则，公司债权人的“一般的”利益也就得不到维护了。
3.对股东责任定性不是很准确。我国《公司法》规定，滥权股东承担责任的性质是连带赔偿责任。其实，对公司人格否认并非真的否认，而是把股东的有限责任转为无限责任，也就是说公司股东仅仅以其原有的投入资本为自己先前的滥权行为买单是远远不够的。连带责任只是从量的方面规定滥权股东所应承担的责任，而非质的规定性。所以以连带责任这种体现承担责任大小的量的概念还无法取代无限责任，这需要在实务中结合其他有效措施予以帮助，才能真正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促进公司的健康运行。
4.赔偿范围不全面。我国法律规定，当公司股东滥用权利的行为，所形成的公司债务，只需向那些遭受损失的公司债权人给予相关赔偿。这显然忽略了这样一种事实，即股东的滥用行为在给公司投资者比如债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失的同时，有时也会给社会公共利益的带来危害，乃至更大的危害，如大气、水的质量变坏等。一旦发生那些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影响的股东滥用行为，其损失就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补救。当然，公司法人资格存在的价值也会受到一定的质疑。
（二）我国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完善
1.提高管辖公司人格否认之诉的法院审判级别，让中级人民法院甚至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相比于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不论是法官的素养还是职业水平都相对高一些，而且其掌握的相关案例信息也较多，可以更好的根据以前作出的相似案件，适用该制度，维护好相关当事人的利益。另外，之所以确立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是因为其判决力量和审判素质可以保证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正确适用，从而使该制度的价值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发挥。倘若，让基层法院管辖，因该案件的复杂性及法官自身的缺陷，很难使该制度本身含有的价值得到有效的产生作用。
2.统一法官对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相关标准和要件。最高院可以在充分体现法理所追求的正义、公平价值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并借鉴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根据该制度在实务中的具体操作，把一些带有共性的可以普遍适用的观点纳入到相关法律中，如最高院作出相关司法解释，统一该制度的适用尺度。只有这样才可以减少在适用该制度的任意性，同时也使其更具有可行性。
3.加强法院的审判监督机制，提高法官的专业水平。由于我国司法制度不是很健全，加强审判监督机制不但可以使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不正确适用的情形再次发生，而且保证了法人制度之稳定。由于我国《公司法》只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法官职业素质的高低对正确、恰当地适用该制度有重要的影响，因为这其中存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另外健全司法建议制度也很重要，因为在司法审判中，对于违反行政法、刑法的情形提出司法建议，可以净化公司运作环境，从而促进我国公司制度的健康发展。
4.健全公司内部管理体制。可以这么说，公司多数问题是由其内部管理体制不健全引起的，股东的滥权行为也不例外，要杜绝这种滥用行为使公司运作规范化，维护相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还是要从源头治理，即健全公司的内部管理体制。这样，股东的滥权行为虽然不能彻底根除，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有效遏制。
司法制度的作用篇6
关键词：公司法法人格否认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一、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概述
现代公司法人制度是建立在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基础之上的。公司在资本筹集的迅速性、投资风险的分散性、资本运营的有效性方面充分体现了其制度的优越性。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公司法人制度在继续发挥效力的同时，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有些股东用逃避契约或法律义务，作为牟取非法利益的工具，给经济和社会秩序带来了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应运而生。
公司法人格否认(disregardofcorporatepersonality)，又称为“刺破公司面纱”(piercingthecorporation’sveil)或“揭开公司面纱”(liftingtheveilofthecorporation)，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承认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为前提条件：基于特定法律关系中的具体事实在个案中适用：旨在规制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失衡的利益关系。各国法院一般都是根据公平、正义的法理念去判断某一具体案情，并依据诚实信用、善良风俗和权利滥用禁止等一般性条款，在个案中实现这一法理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我国新《公司法》第20条第三款上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至此，公司法人格否认作为一种制度终于在我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下来。虽然作为初次尝试只是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难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新《公司法》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承认和规定体现了立法者对公平正义的孜孜追求。
二、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原则和经济效益原则
1、社会本位原则
社会本位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法的本位思想。社会公共利益满足程度是与国家的宏观调控、经济个体的行为以及市场的运行和社会分配行为紧密联系的。这表明经济法在对产业调节、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等关系进行调整时，都必须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与此同时，任何市场主体在进行市场行为时，都不能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这不仅反映了经济法调整范围的根本要求，同时也提供了经济法的行为方向和模式，弥补了立法疏漏，使之具有规范性、实限性和可操作性。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必须对社会负责，都必须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负责，在对社会共同尽责的基础上处理和协调好彼此之间的关系。
2、经济效益原则
经济效益是指经济活动中占用、消耗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与所取得的有用成果的比较。如果从经济法角度去考察，则至少满足以下条件：(1)要有一个足以促进和保障提高经济效益的制度安排；(2)要有一个足以保证市场主体实现利益价值的企业运行机制：(3)要把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建立在正当手段之上，其核心是不得滥用权利。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固然是评价一切经济活动的主要根据，但不能因此而忽略经济活动对于社会发展、市场秩序等方面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影响往往还会成为评价经济活动的主要依据。当然，只强调社会效益而不讲经济效益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三、法人格否认制度是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原则和经济效益原则在公司法中的体现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作为解决滥用公司人格问题的一种有效措施，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在防范滥用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来逃避义务和责任，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的正义、秩序和效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社会效益
1、法人格否认制度保护了社会公共利益。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有效地防止了不法分子利用法人的合法形式和有限责任的特性逃避承担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保护了社会公共利益，使法律的公平合理从形式走向了实质。因此，公司法人格否认作为实现一种“矫正的正义”，其存在有着内在的价值取向，那就是任何权利之行使均不得损害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
2、法人格否认制度是促进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制度保证。
公司社会责任的现代观念牢牢扎根于人们对公司在社会中的角色的认识。公司制度是市场机制的核心，经营者和劳动者实现人生价值，具有促进社会整合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功能，有利于实现公司的社会责任。但公司的营利性和股东有限责任导致了一些公司惟利是图、尔虞我诈，将商法规定与商业伦理抛诸脑后，不惜损害劳动者、消费者、环境利益的正当利益，引起了各国社会公众的深切关注。因此，近年来公司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的思潮风靡全球，也绝非空穴来风。同时公司内部股东与外部债权人的利益矛盾确实存在，二者均想承担最低风险获得最大利润。如何平衡这些利益均离不开法律的调控，法律必须设置最低标准，使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不被落空，这就必然导致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建立。
3、法人格否认制度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作用。
建立公司制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公司制是较好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之一。公司作为盈利性的组织是社会的成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如何保护与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不仅是公司法修改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和谐社会能否成功构建的关键之一。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法人格否认制度补充和完善了公司法人制度。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是法人制
度的必要的有益补充。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不是对法人制度的否认，而是对法人制度的必要补充与升华，正是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证明了法人制度的公平性、合理性与正义性。法律首先把承认公司人格独立作为一般准则，以维护公司人格独立的社会价值，保证投资人在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基础上大胆进行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一般正义或者说是社会正义：但是法律又必须保证投资人不得在享受有限特权的同时滥用公司人格，从事不正当经营活动，谋取不当利益，损害个别正义或者说是具体正义。可见，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是法人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它弥补了单纯法人人格独立制度的固有缺陷，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公司法人制度理论，使其更加完善。
(二)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经济效益
1、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平衡了股东、公司、债权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是针对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事后规制手段，可以对失衡的公司利益关系进行事后的强制调整。运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原则，既可以制裁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从事欺诈、牟取私利的行为，又可以通过追究公司人格滥用者的法律责任，对因公司人格滥用而受到损害的债权人进行法律救济。
2、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促进了经济效率最大化。
经济效率是指社会利用现有资源进行生产所提供的效用满足的程度，它是需要的满足程度与所费资源的对比关系。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能够以较为低廉的成本解决有限的多种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所有参与分配的资源所有者们都能各得其所，实现一种效率与公平相对统一的和谐的社会秩序，体现了经济法所追求的经济效益的原则。任何法律制度在具体实践中总会发生变异，从而背离其产生的根本宗旨，在此情况下整个法律制度的成本远远高过以国家权力干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从而重新构成新的利益平衡格局的成本。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充分体现的是当事人的意志，这构成了公司法律制度的一堵坚实的墙，而如果这面墙出现漏洞时，不是将这面墙全部推倒，从而使公司法人人格完全消灭。即对公司进行解散，而是由国家权力介入其中。赋予公司债权人特定的权利，在不全面否定公司法人独立人格的前提下，追索违法股东的责任，从而以最小的成本重新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这也是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精髓的所在。
司法制度的作用篇7
关键词:公司法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2-0058-03
1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概述
所谓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指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对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从事各种不正当行为导致公司债权人损害的,公司债权人可直接请求股东偿还公司债务,公司由有限责任变为无限责任的制度。学者一般认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是美国法院在审理公司纠纷案件中首创的一个判例法原则,美国公司法上将其称为“揭开公司面纱”。美国“揭开公司面纱”的概念最早见于美国银行诉Deveaux一案,其后这一概念被美国法院采用并逐渐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其后被英、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继受,在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该制度有时又被称为直索制度,如德国。所谓“公司面纱”,即公司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法人实体须以其全部资产对其法律行为和债务独立承担责任,公司的股东则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东具有相互独立的人格。当公司资产不足以偿付其债务时,法律不能透过这层面纱要求股东承担责任。可见,公司面纱实为基于公司法人独立人格制度和有限责任原则而产生的,阻却债权人直接向公司股东主张权利,限定股东投资风险的法律屏障。而作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即揭开或刺破公司面纱规则,是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的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在我国,“刺穿公司面纱规则”对其解释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广义说认为,“揭开公司面纱”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国家对公司法人人格的彻底剥夺,即取缔其法人资格;此说为少数学者所提倡。二是将公司的独立人格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加以否认。狭义说,仅指上述第二层含义,这种说法是多数学者的观点。而我本人也赞同狭义说
2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和基本特征
2.1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
公司法人格否认的本质或根本目的是什么?日本学者森本滋认为:“公司人格否认的本质,是指按照公司制度的目的,当认为某公司所保持的形式上的独立性违反了正义、平衡的理念时,或者公司所具有的法的形式超越了法人格的目的,非法加以利用时,并不全面否定公司的存在,而是在认为它作为法人存在的同时,针对特定事例,否定其法人格的机能,以保障公司与股东在法律上一视同仁的地位”。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产生源于公司法人格的异化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其实质是对股东有限责任的一种排除,即通过对那些滥用公司团体人格独立性和股东有限责任的直接追索,以阻却公司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债权人及社会公众的利益。法律赋予公司独立的法律人格的目的,是为了使公司在社会中发挥其有效的机能,但当公司不具备法人的实质要件,而机械地坚持公司人格和责任的独立,就会使法人制度失去本来的意义,就会违背正义理念,因而当出现股东与公司无法分离之情形时,通过对特定的法律关系,个别地相对地否定公司的法人人格,调整失衡的利益关系和倾斜的公司法人制度的天平,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这是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及制度的本质和根本目的所在。
2.2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基本特征
(1)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以承认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为前提。该制度的适用虽然具有否认公司人格的功能,但它是针对已经合法取得公司独立法人资格,且独立人格及股东有限责任又被滥用的公司而设置。
(2)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只对特定个案中公司独立人格予以否认,而不是对该公司法人人格的全面、彻底、永久的否认,其效力不涉及该公司其他的法律关系,并且不影响该公司作为一个实体合法的继续存在。正如英美学者所描绘的那样,公司法人格被否认只是于特定情况下,在“由公司形式所竖立起来的有限责任的墙上钻个孔,但对被钻之孔以外的所有其他内容而言,这堵墙依然矗立着”。
(3)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是对法人人格被滥用后的一种事后规制。它通过追究法人人格滥用者的责任,对因滥用而无法在传统的法人制度框架内的合法权益者的一种救济,是对股东只负以出资额为限的有限责任在特定情形下的否定,使滥用公司人格者对公司债务负无限连带责任,以体现法律所要求的将利益和负担公平、合理的分配于当事人。
3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要件
鉴于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国外主要研究情况和国内学者主要理论观点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公司法中的具体适用要件。
3.1前提要件
公司的设立合法有效,并且已经取得独立的法人人格是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前提要件。只有通过合法设立与登记的公司,股东和公司才得以分离,股东才会承担责任,公司法人人格也才有被滥用的可能。如果公司尚未成立或成立无效,公司则无法人资格可言,因而谈不上公司法人人格被滥用。
3.2主体要件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主体要件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公司法人人格的滥用者;二是有权提起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当事人。
(1)公司法人人格的滥用者。主要是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股东。在一人公司(包括我国的国有独资公司)或母子公司的场合中最为明显。需要指出的是,利用公司法人人格为不法行为者不一定局限于公司股东,实践中,不具有股东身份的董事、经理也可能滥用公司的人格,但因董事、经理只是公司的雇员,根据雇主对雇员负责的原则,董事、经理的行为后果由公司承担,他们的不法行为应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在一人公司、母公司与全资子公司的场合下,容易判断控制股东,但在普通公司中,对于如何界定控制股东,各国、各学说标准不一,有的认为应以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为依据,有的认为应以公司与股东的财产、业务是否混同为依据。我认为判断是否为控制股东,应着重考虑该股东对公司组织和运营中的重大问题是否拥有实质性的决策权。
(2)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主张者。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针对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而设定的一项严格责任制度,其适用必须经过司法途径,通过事后的方式给因公司法人人格滥用法人人格否认,即只能由公司债权人提出诉请。需要指出的是,公司和公司股东不能作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诉的主张者,即禁止所谓的“反向揭开”或“反向刺破”。就公司而言,公司提起法人人格否认之请求,意味着公司主张自己不是“人”,这无论是从法理上还是从逻辑上都难以说得通。就股东而言,他们是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的最大受益者,股东既然选择了以公司形式进行经营,依公平、正义的原则,股东在享受公司制度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接受公司作为独立法律主体的一切法律后果。
3.3行为要件
行为要件强调的是公司法人人格之利用者必须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之行为。关于滥用又分为主观滥用说和客观滥用说。主观滥用说认为法人形态如果被社员故意滥用于不正当的目的,则可不理会法人独立人格,对社员进行直索;客观滥用说认为,社员将法人作违反客观目的而滥用时,即发生直索。基于举证:角度考虑,所有公司的决策、运作和经营都是相对保密的,这就为债权人的举证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此外,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有关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表现形式必然是多种多样的,这也加大了债权人举证的难度。如若再采用主观滥用说,则还要考究是否有利用法人人格而加害于他人之故意,这就越发加大了举证的难度。因此,“客观滥用说”占了主导地位,即只关注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
3.4结果要件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结果要件是指,公司股东或其他实际控制公司的人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给公司债权人及其他社会群体造成客观上的实际损害,并且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与造成的损失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一般说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结果要件应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必须造成损害;二是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与造成的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如若公司股东的行为有悖于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宗旨,但没有造成任何第三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没有影响到平衡的利益体系,则不能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去矫正并未失衡的利益体系。
我们应该注意,这种滥用行为对债权人造成”严重损害”后果方可,即不能清偿债权人全部或大部分债务,我认为,若仅为轻微损害则不应运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否则有可能造成债权人对公司随意,提出否定公司法人人格,这极不利于公司法律关系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4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后果
4.1对公司的适用后果
实行公司法人格否认对公司产生的后果主要是该公司人格是否因此而消灭,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学者均认为公司法人格否认不是从根本上彻底、永久地取消公司的法人资格,而是在认定它作为法人存在的同时,针对特定事例,对其法人特性在特定法律关系中加以否认,使公司背后的控制操纵者承担公司的法律责任。而一旦被否认的公司“空壳”恢复法律要求的实在性,以及在其他的法律关系中,公司的独立人格依然受到法律的承认。
4.2对股东的适用后果
公司法人格否认所追究的责任主体应限于实施滥用行为的股东,而不应扩及其他所有的股东。对于人格否认时股东应承担哪种类型的责任,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公司人格的滥用者应当对公司债权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承担无限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公司人格否认是无视公司法的人格,而将公司与其背后股东的人格视为一体,因而,追究公司和其背后股东的共同责任;第三种观点认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实际上是强调公司控制股东的第二次的资本填补义务。上述第三种观点所称的资本填补义务与通过公司法人格否认实现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平衡的原则不相符。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均强调无限责任,区别在于第二种观点强调的是支配股东和公司的连带责任,即支配股东和公司共同对债务负责。我认为,第二种观点更为合理。首先,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直接含义就是当公司人格被用于不法目的,并损害公司债权人或社会公共利益时,就应当无视该公司的独立人格,而将该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视为一体。其次,追究公司与其背后滥用者股东的共同责任,将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切实维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5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规定欠缺
2005年新修订的《公司法》确立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主要体现在该法的第20条和第64条的规定。新《公司法》确立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使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有力的保护,使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衡的股东、公司、债权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又趋于平衡,维护了交易安全。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仍存在不完善或不足的地方,亟待修改和补充,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其一,新《公司法》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只作了原则性规定,没有确立具体统一的适用标准和要件。如《公司法》对其他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行为,诸如规避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的行为等都没有做出规定。而且对在什么具体情况下适用此规定没有予以明确。因此,此条法律的具体适用还有待通过司法解释给予细化,如列举法人人格滥用行为的若干具体情形及相应的可予考量的标准等。再如《公司法》第20条中规定的“逃避债务”,就文义而言,既可理解为股东以逃避债务为目的而滥用人格,也可理解为滥用行为实际造成了逃避债务的结果。但基于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设置之目的,似乎是将“逃避债务”作为结果要件,而非主观要件。
其二,对股东权利滥用的范围和责任的承担规定笼统。《公司法》只强调了滥用股东对因滥用行为遭受损害的债权人的利益承担连带责任,但对滥用行为给社会乃至国家造成的利益损害的赔偿问题却未提及。而在现实生活中,滥用行为既造成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损害,又造成对社会利益甚至国家利益损害的情形也不在少数。此时,若不对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规制,则会陷人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这无疑缩小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范围,使此项制度的价值大大降低。
6配套法律法规及制度的完善
6.1制定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相关司法解释
我国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二十条属于衡平性规范,体现出原则性、模糊性和补充性的品质,未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具体适用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理论,相关的研究比较薄弱,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在《公司法》中对这一制度作出比较具体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法律原则,明确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概念、构成要件,采取概括式和列举式相结合的方式作出司法解释,从而有效地发挥地方法院的审判职能,为公司的有序运作提供司法保障。
6.2建议在税收法、破产法、环境法、竞争法等领域引入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新《公司法》引入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目前其适用范围还十分有限。从美国及其他国家、地区的司法实践来看,公司法人格否认在税收法、破产法、环境法、竞争法等领域也有着广泛的适用。”我国在上述域引入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如在环境保护领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公司、企业负有环境治理、环境保护的法律义务和社会义务。如果环境污染是加害公司在受制于控制股东的情况下造成的,而加害公司本身财力有限,这时,为实现环境保护的最终目的,需要追究加害公司背后的控制股东的责任;在竞争法领域引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以保护竞争、反不正当竞争为目标的首要原则,规制关联公司(尤其是母子公司)间的关联交易行为,对我国营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随着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实施和发展,应当不断调整《公司法》的适用范围,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逐渐引入税收、环境保护、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以适应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我国国情的现实需要。
目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期,公司法人人格被滥用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使得公司债权人以及社会公共利益要承担正常风险之外的更多风险,这对公司债权人显然不公平。尤其在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过度控制下,使公司、股东以及债权人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在各种事先控制措旌已经被严重削弱的情况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这种事后控制手段便显得特别重要,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以明文形式写进《公司法》,这充分展现了我国立法者的创新精神和睿智,我们肯定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制止和预防滥用法人人格及维护正常经济秩序上具有特殊作用的同时,仍应对该制度审慎适用,否则将可能造成公司法律关系的不稳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造成不利影响。笔者相信,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的公司法实践中必将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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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制度的作用篇8
一、公司法人人格滥用的表现及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引进的必要性
在公司法颁布之初，我国曾掀起了一个成立公司的高潮，公司的数量和规模在短期内大幅增加。应当肯定，通过加速发展公司这一特殊市场组织体，吸纳了大量的资金，加速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对打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及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现行公司法立法价值取向定位不准，片面强调公司的营利性，“未能将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的营利目的并重作为公司法的立法基石，从而造成公司法从其生效的那一天起，即隐藏着深深的‘道德生存危机’”①。在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健全，经济处于转型阶段的过程中，公司的股东或公司的经营决策者为牟一己之私利，而置公司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及应遵循的诚信原则于不顾，侵夺公司小股东的利益、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各种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也屡见不鲜。“空壳”公司、“脱壳”经营、“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假法人”、抽逃资金、虚拟股东等现象层出不穷。股东或经营决策者不依照公司法的规定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各项程序和义务，滥用对公司的控制权，将公司作为实现其不法目的的工具，使公司丧失独立性或在某种业务上不能自主决策，削弱了公司法人制度的应有作用，损害了公共利益，造成了社会经济的混乱。
当前，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明显存在不足，对市场经济秩序缺乏强制性法律规范加以规制，尤其是对由于公司法人人格滥用行为而遭受损失的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救济更为不足。我国公司法虽然单列第十章对公司的法律责任作出规定，但只规定了出资人的一些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对于民事责任却没有规定，更缺少对公司法人人格滥用行为的规定，遇到此类问题，债权人的利益难以保护。因此，在我国引进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非常必要。
首先，引进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弥补有限责任制度缺陷的需要。有限责任制度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要素，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巨大功能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普遍认为，有限责任制度为股东滥用公司的法人人格提供了逃避责任的便利条件，使债权人面临不公平的道德风险，对公司债权人有失公平，不利于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对有限责任制度缺陷的弥补和修正。
其次，引进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需要。有限责任制度的主要弊端表现为缺乏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从一定程度上能有效遏止公司法人人格滥用的行为，使公司股东的不法目的无法得以实现，从而在债权人利益遭受侵害时，能够通过该项制度得到及时救济。
二、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概念及性质
所谓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是指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对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从事各种不正当行为致公司债权人损害的，公司债权人可直接请求股东偿还公司债务，公司有限责任变为无限责任的制度。公司人格否认是美国法院在审理公司纠纷案件中首创的一个判例法原则，在英美法系中称为“揭开公司面纱”，在大陆法系中称为“直索责任”。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设立的初衷在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是为了阻止滥用公司独立人格而危及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相对地否认公司的独立性，使公司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以及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实际上是对已丧失独立人格特征之法人状态的一种揭示和确认，通过剥离徒有人格之名而无人格之实的公司人格，导致隐藏于公司背后股东的凸现，使其承担的责任由有限向无限复归”②。
公司制度的精髓在于有限责任制，由于法律赋予公司独立的人格，股东仅以其出资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而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表明的则是“法律即应充分肯认公司人格独立的价值，将维护公司的独立人格作为一般原则，鼓励投资者在确保他们对公司债务不承担个人风险的前提下大胆地对公司投入一定的资金，又不能容忍股东利用公司从事不正当活动，谋取法外利益，将公司人格否认作为公司人格独立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使二者在深沉的张力中，形成和谐的功能互补”③。可见，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并不是对股东人格和法人人格相分离的否定，而是与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从反正两个方面维护法人的独立性。该项制度的确立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公司的人格独立原则和有限责任制度，反而使公司的人格独立原则和有限责任制度更好的体现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并非对公司法人人格从根本上全面、绝对的予以否认，而只是针对特定法律关系中的法人人格，对个案中某个具体法律关系的独立人格给以取消。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从性质上属于人格相对消灭，其效力只适用于法人的人格被股东、董事等人员不法滥用而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违背了法人人格制度的公平正义价值的情形，其并不涉及公司的其他法律关系，不影响公司继续独立存在。因此，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具有相对性和特定性，其只适用于特定的案件、特定的当事人以及特定的法律关系。同时，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适用上还具有被动性，即法官不应主动采用该项制度否认公司法人人格，而应在利害关系人就具体案件提出该项请求时，才予以审查否认。
三、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
任何一种制度皆有其存在的合理限度，超过限度必然带来不利后果。虽然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并非是对公司法人全面的否认和彻底的消灭，具有其效力的特定性，但是毕竟这种否认是对公司法人人格在本质上的否认，不再承认公司的有限责任。因此，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应当符合一定条件，限定适用范围，否则如果被滥用，将不可避免的危害公司法人人格的独立性，甚至造成整个法人制度的不稳定状态。关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范围，学界普遍认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公司合法有效成立，已取得独立人格。公司合法有效成立是指符合法定条件的组织，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机关审批和登记而取得公司法人资格。公司合法有效成立，取得独立人格，是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前提。公司人格否认的对象只能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公司，如果一个公司没有法人人格，则不存在否认之说。至于公司法人人格的取得是否合法不影响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试想，一个合法成立的公司都有可能被否认其人格，则那些以虚假出资等不合法手段骗取法人营业执照的公司的法人人格则更在被否认之列。
（二）股东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实施了不正当使用或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任何法律关系必然是有一定的法律事实引起的，在公司人格否认法律关系中，只有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才能引起公司人格否认法律关系。公司
法人人格滥用行为的存在，既是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前提，也是其适用的必要条件。
公司法人人格滥用行为具有以下特征：1、存在把公司法人格作为工具和手段的故意，忽略其制度本质和目的。2、表现为扭曲或取代公司的意志，无视或不顾公司自身利益，任意混同、处置公司财产或利用公司有限责任。3、损害他人或社会利益。在股东滥用对公司的控制权情况下，股东常常将公司作为实现其不法目的的工具，公司丧失独立性。如母子公司关系中，母公司对子公司实施完全控制，使子公司丧失独立人格。再如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实质性一人公司，其股东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混为一体，难辩彼此。
（三）股东的滥用行为产生了规避法律义务、逃避契约义务或社会责任的结果，造成了债权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规避法律行为是指行为人以迂回方法避免直接违反法律规定，但却足以使某项强行法的立法目的落空的行为。逃避契约义务或社会责任是公司法人人格滥用所追求的直接目的。股东利用公司法人人格作为规避法律规定，逃避契约义务或社会责任的行为，如果任其为之，则丧失法律规定的实效性。股东采取以上不法手段，随之而来的结果往往是造成债权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这也才需要对失衡的利益关系进行矫正。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正是对这种失衡利益的一种矫正措施，同时这种损害的产生也正是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必要条件。
（四）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仅在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适用。如前所述，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不在于对股东进行制裁。如果公司有足够的财产保障债权人利益的实现，则没有必要要求股东承担责任。
（五）股东不得为自身利益主张公司人格否认。投资者开办公司的目的，无非是想享受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利益，以期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既然其选择了公司人格，就应当接受由此带来的各种后果。股东为自己的利益主张公司人格否认，不仅损害债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还可能导致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滥用，危及法人制度和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本质和目的。
四、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情形
考察国外有关公司法实践，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适用的情形比较繁杂，也不尽相同，一般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一）股东和公司财产混同，双方帐目不清。财产混同是指公司的财产与该公司的股东以及其他相关公司的财产彼此混杂在一起，不能作出清楚区分的状态。具有独立的财产是公司法人成立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有限责任制度则要求公司的财产必须与其股东或其他公司的财产完全有效的分离，只有在财产分离的情况下，公司才能具有独立的财产，也才能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而在股东与公司财产混同，帐目不清的情况下，难以实行有限责任，容易使一些不法行为人借此隐藏财产、非法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和责任，甚至使某些股东非法侵吞公司财产。
（二）人格混同。所谓人格混同，是指公司与股东之间，某公司与另一公司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多表现为有的个人或企业分别设立若干个公司，实际上是一套班子，多块牌子。在实践中，人格混同现象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由一个投资主体组建数家名义上彼此独立的公司，但在公司的实际经营中，这些公司的经营决策控制权实际上都控制在投资主体手中，各公司的财产利益和赢余分配等混为一体，致使公司与公司之间，公司与公司投资者之间容易发生人格混同。另一种是母子公司相互控制引起的人格混同，子公司虽然是独立法人，但实际上完全受控于母公司，成为母公司的人，造成母子公司之间的人格混同。
（三）不正当操纵。所谓不正当操纵，是指股东通过控制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权，实施了有悖于法律和公司章程的不正当行为。无论自然人股东还是法人股东，其不正当操纵行为往往造成公司的决策完全操纵于另一公司或自然人，使被操纵公司完全丧失独立性。股东若通过对公司控制实施某种不正当行为，则有可能导致公司人格否认的发生。
（四）虚拟股东。所谓虚拟股东，是指公司股东没有达到法定的人数，而采取虚拟的方法使股东人数达到法律对其最低人数的要求。当前普遍存在的虚拟股东现象有：一种是名为多人投资，实际为一人出资，形成实质的一人公司，如在股东全部为家庭成员的情况下，极有可能存在虚拟股东的现象；第二种是名为中外合资，实际全部由中方投资，外方分文未出；第三种是股东之间所持股份比例严重失调，极不相称，也容易发生虚拟股东现象。
（五）股东抽逃资金或抽逃、转移、隐藏公司财产。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组织，以其财产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股东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擅自转移、侵占公司财产。现实生活中，股东抽逃资金或抽逃、转移、隐藏公司财产的行为普遍存在，对该种行为股东应当承担的责任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已有相关规定，应当以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使公司股东负担相应责任。
五、对我国引进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思考
在我国，关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引进与适用已有诸多论述，学者们也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但我国在立法和司法上一直没有确立该项制度。纠其原因，笔者认为，首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在转型阶段，各项法律法规尚需要逐步地、循序渐进地完善，对该项制度的设立时机不成熟。其次，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存在政府操纵和违规行为，逃废债务现象时有发生，若依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规定，势必涉及政府部门利益。再次，在公司法实施之初，经营者诚信意识较为浓厚，经营活动中滥用公司人格现象发生较少，利用法律规定的漏洞逃避责任者尚不严重。
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现行法律已不能对经营活动中发生的诸多公司人格滥用行为加以规范，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的设立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在对已实施多年的公司法进行修改和完善时，应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作出明确规定。但鉴于当前公司法人人格滥用现象的严重性和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急需性，不应长时间的等待该制度在立法上的出台，应当借鉴国外的实践经验，借助于司法手段对公司法人人格滥用行为进行调整。英美法系国家是通过判例确定公司人格否认的，大陆法系国家则是从“诚实信用”、“权利不得滥用”等基本原则为依据，通过司法实践确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在现行法律没有对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作出规定的情况下，在司法实践中直接引进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确是要受到限制的。但是当公司法人人格被明显的用于不合法目的时，当股东将商业道德和交易规则任意违背时，法院不能束手无策，完全可以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实践经验，用“诚实信用”、“权利不得滥用”等民法基本原则去矫正失衡的利益关系，给予因公司法人人格被滥用而遭受损失的利益群体以救济。也可以由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引进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部分内容，给法院在某些情况下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提供审判依据。
笔者认为，在我国没有关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立法的情况下，借鉴国外先进的司法和立法经验，通过在司法实践中间接、合法地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对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否认和调整，既给予因公司法人人格被滥用而遭受损失的利益群体以救济，又能使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严重现象得到及时调整，不失为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制裁不法股东的一种理想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情况下，在司法上引进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要慎重为之，应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严格遵守其适用要件。法官在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否认公司法人人格时，应谨慎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如果任意扩大该制度的适用范围，一味强调矫正失衡的利益关系，很有可能危及有限责任制度。必须明确，设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目的在于完善公司法人制度，而不是对其予以完全否认。
参考文献：
①许凌艳、张中，《论公司法的立法价值取向》，《法律适用》2002第12期第89页。
司法制度的作用篇9
具有战略全球性特征的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以至于有学者这样比喻“：跨国公司的扩展毫无疑问地可与蒸汽机、电力、汽车的发明相媲美,成为现代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跨国公司关联形式的丰富性决定了跨国公司法律问题的复杂性。因为跨国公司将不同国家和不同国家的国民纳入到一个充满利益联系与冲突的系统之中，不同的利益追求导致规避法律、侵犯债权人经济利益、损害东道国社会公共利益的状况使传统公司法诸多制度无法适应。它们的母公司和子公司在经济上是紧密联系的经济实体，而在法律上却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各自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在跨国公司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为实现跨国公司内部共同利益最大化，母公司的经营策略决定了子公司运营发展方向，为确保母公司利益而牺牲子公司或利用子公司规避法律责任的情况，在跨国经营中经常会出现，进而不仅是使相关的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债权人利益受到侵害，而且有的甚至是严重破坏了当地东道国的社会经济安全。因此，如何规范跨国公司行为一直以来就为国际社会所关注。
1理论根源:公司法的“传统奠基石”有限责任
使母公司滋生出欺诈性等不法行为来规避法律，从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的情况屡屡发生，根源于有限责任制度。有限责任制度的基本要求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以出资额度承担有限责任，这种有限性决定了公司与股东的利益与投资风险关系，它对公司结构更趋于合理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将投资者的责任限制在投资范围内，尽可能满足投资者投资热情减少投资风险，鼓励投资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传统公司法的奠基石。当世界经济进入工业革命时期，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理财理念和投资机遇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渴求新的财富增加渠道成为人们的普遍经济诉求。而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无限责任原则却阻碍着人们实现自己的发财之道。随着各国自由与平等法治理念的呼声高涨，自由而普遍的企业设立原则，以及股东以投资为限承担责任的制度，均得到法律的确认。它解决了公司治理过程中的资本风险和投资风险的分担困境，使风险损失内在化，促使了投资与经营管理的分离，对经济发展和公平正义法理理念的建立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自19世纪初，股东有限责任特征的公司企业形态，奠定了现代意义的公司法律的基础与框架，这无疑是对当时传统公司责任形态的重大突破。在有限责任确立的最初年代，由于该制度修改和完善了传统公司制度的治理模式，公司运营必须严格遵循这一原则，被认为是公司制度之基石。根据当前的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及国际投资状况，跨国公司的地位无可取代。作为一个庞大的生产经营体系以全球视角注视竞争的威胁和寻求投资机遇是它的全球性战略要求，全球性战略部署要求在公司体制内(母公司、分公司和子公司)实行密切配合、互相协作的经营一体化。有限责任制度依旧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一方面，跨国公司作出海外投资决策，主要是以长期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对公司所处的国际竞争环境、公司自身条件作出准确的分析判断，以较少的投资扩展海外业务从而减少风险，又可利用当地子公司优势弥补自身不足是跨国公司投资的首选条件，在风险和利益并存的情况下，有限责任形态是解决企业内部利益冲突的最佳选择。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经营范围复杂多样，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地，为保证公司全球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发挥各分支机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分散决策。有限责任制度能够有效解决子公司的利益保护问题。独立的法律实体保证子公司享有一定的对自己事务和利益作出决定的自，使子公司的利益得到保护。如果子公司的利益得到保护，其外部债权人的利益就会间接地得到保护。从历史的发展和目前国际投资实践来看，有限责任制度仍然是跨国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但是由于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所确定的公司内部利益分配关系以及公司的各种对外关系，使得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法律责任仅仅依靠有限责任是难以解决的。因为以股东有限责任为基石和支柱的现代有限责任制度的确立，强调保护股东的利益，在满足商事公司筹集资本需要的同时，不自觉地凸显了公司内部股东与外部债权人的利益矛盾。跨国母子公司之间主要是跨越国界的控制与支配的关系。母公司通过股权或非股权控制获得子公司的利益，当母公司利益与子公司利益相冲突时它可根据优势地位牺牲子公司的利益，损害到子公司外部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而首当其冲的利益损害者是子公司的债权人。由于债权人的债权权益与子公司的运营状况息息相关，再加上子公司债权人一般无权介入公司内部的管理过程，股东与债权人信息不对称的客观事实，使得子公司债权人处于更加弱势的被动地位。依据有限责任制度子公司承担利益风险责任与母公司无关。因此，严格实施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规则就会成为跨国公司母公司逃避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依据。
2理论发展“: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提出
子公司的设立可以使母公司的投资风险限定在其出资范围之内，以此避免母公司对其海外子公司的行为承担责任，是跨国公司利益使然。但随着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关系中日益活跃和内部组织运行的复杂性，尤其是跨国公司分别以母公司、子公司、分公司等形式在不同的国家进行经营活动，其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了许多中小国家的势头，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一个公司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其他因素，其中某个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和决策施加重要影响并不承担相应责任的现实与传统理论中公司责任承担的巨大差距。跨国公司依据其全球战略目标安排子公司的投资、产品、市场等方面的目标，子公司不能只考虑自身的市场、资源、竞争环境以及盈利状况，而应作为跨国公司整个经营网络中的具体环节，为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目标的实现去承担可能的经济损失。但这种损失的直接受害人则是东道国的债权人。跨国公司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和全球战略目标的目的性与东道国招商引资意图是完全不同的，决定了需要通过法律保障子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迫切性。在跨国公司中，虽然子公司都是法律上的独立实体，但母公司属于支配地位，经济决策方面，子公司必须服从跨国公司的整体利益，由此产生子公司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和经济上的非独立性的矛盾，如何处理母公司与子公司独立法人资格所带来的责任承担矛盾，揭开公司面纱理论由此而产生“。刺穿公司面纱”(piercingthecorporateveil)制度又称“公司法人格否认”(disregardofcorporationpersonality)制度，作为追究母公司责任的理论依据“。刺穿公司面纱”的基本含义是指跨国公司母公司在特定情况下应对其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虽然母公司与子公司在法律上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关键是在什么情况下，即指从法律要素来讲：符合什么样的法定条件下可以追究母公司的责任。它并非要求母公司对所有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这是违背公司法基本精神的，只有在母公司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子公司债务形成、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母公司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基于来自于美国判例实践的“刺穿公司面纱”理论，各国通过立法创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使追究母公司连带责任行为合法化。它突破了公司法意义上的严格有限责任规则，有效解决子公司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和经济上的非独立性的矛盾，是现代公司法适应社会发展客观需求的新发展，也是体现现代法律精神的新制度设计。所以有学者称其为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或制度。
3他山之石：跨国公司破产中债权人保护制度的设计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跨国公司因母公司行为导致子公司破产，债权人利益如何保护的问题。作为国际市场最活跃的主体跨国公司在经济领域，常常利用其经济实力，影响着母公司所在国以及子公司所在的东道国制定的经济政策。跨国公司的利益追求同样涉及到子公司的决策运营，为发挥跨国公司积极作用方面，保障本国利益的实现，保护关联债权人的既得利益，各国大多通过国内立法使跨国公司在该国活动的行为规范化，完善的司法救济制度保证债权人利益的方式发挥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避免和制止其消极的作用。不仅如此，目前的发展趋势是成为国际立法的重要内容，通过制定国际公约、示范法等立法方式，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国外的立法经验值得我国借鉴。(1)英美法系“公司人格否认理论”即“刺破公司面纱”理论正如文章中所提到的源于美国司法实践，美国法院通过判例确认：通过“刺穿公司面纱”原则追究母公司的责任应符合一定条件，即子公司侵权且资不抵债；母公司有效控制子公司决策权；子公司从事高风险营业活动。这是确定母公司对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法律依据。后被其他国家借鉴，逐步形成公司人格否认理论。经合组织1976年通过的《国际投资和跨国企业宣言》以及之后的该宣言附件的《跨国企业指导原则》规定，跨国母公司在一定情况下应对其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虽然母公司与子公司在法律上彼此独立。这实际上是采纳了美国判例法中关于“刺破公司面纱”的规则。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确立突破了传统公司法律制度框架内无法获得法律救济的债权人提供了法律依据，保护了跨国公司运营中的债权人利益。(2)德国和法国及欧盟法的规定。德国的《1965年股份公司法》被学者称道为世界上有关规范跨国公司行为的最先进的立法。在该法的第三编中具体规定了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以及母公司对子公司施加不利影响涉及到从属公司侵权人利益时，母公司应承担责任。根据法国有关破产问题的法律规定，如果子公司的资产被用于母公司的利益，母公司就要对子公司的债务负清偿责任。欧盟公司法在其第九号指令中，规定母公司在特定前提下承担子公司的补偿责任。(3)1997年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通过的《跨国界破产示范法》(modeLawonCross-Borderinsolvency)，该示范法对我国以后在跨国界破产立法方面的完善同样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跨国界破产示范法》要求在跨国界破产中公平而合理地保护外国债权人的权利，同时避免破产债务人的欺诈行为，这对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国际投资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司法制度的作用篇10
我国《民法通则》第36条第1款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从而确认了法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即法人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社会组织。公司具有法律所赋与的独立法人人格，使公司独立于股东，以自己的名义和财产从事民事活动，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成为可能。公司法人人格的后果是使公司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股东投资的财产与公司所有的财产相分离，股东在享有公司可得利益时，仅以其投资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股东的有限责任可以保障股东在投资后，不会因为公司的经营决策的失败，就公司的债务而影响其个体的利益，使股东取得预期利润成为可能，减少了其投资经营风险，提高了股东作为投资人的积极性，使得公司的生产经营规模得以扩大，实现法人制度的社会经济价值目标，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存在的缺陷公司具有人格是一种抽象概念，公司是股东实现取得利益的一种形式，公司在经营上仍要通过股东的行为开展经营活动，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受控于股东的行为，公司在经济上不可能独立于股东。如股东在不受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必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的实现而滥用法人人格制度。在公司的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侵害债权人利益时，债权人由于缺乏维护自己利益的法律保障，而得不到法律救济。如果没有法律约束公司法人人格及股东有限责任的滥用，而不否定公司法人人格，必将对社会公正、正义的实现产生影响。为了杜绝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发生，及对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进行司法补救，必须对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进行处罚和限制，对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进行补救，这种情况下，就产生和发展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最早为美国立法所首创。1993年我国公司法颁布，确立了法人人格独立的基本理论依据和制度基础，有效地防范和减少了股东的投资风险，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实践中，同进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使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成了一些人谋取不当利益的手段。主要表现在：（1）出资不实。公司的出资者在设立公司时，未按公司法的要求出资或在出资后抽逃资本，使公司清偿债务能力减弱，而股东却以公司有限责任为由拒绝承担清偿责任。（2）脱壳经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在资不抵债或为逃避债务，将公司的优质资产通过重组、分立、设立子公司等方式成立新公司，而将债务留在原公司，损害债权人的利益。（3）人格混同。公司与股东应是两个法律主体，但在我国实践中，很多股东将公司与股东混为一体，公司与子公司资产混同，公司资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混同、个人债务与公司债务混同，任意转移公司的资产，往往现穷庙富方丈现象。（4）不当控制。股东利用其公司的控制作用，经公司名义承担个人债务，挪用公司资产，为股东个人利益让公司负担与其经营无关的风险，或从事非法活动，损害公司或债权人利益。为遏制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根据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滥用权利原则”，成为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依据，此外我国也曾作出过相关批复、司法解释，以弥补企业法人制度的不足，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对债权人因此遭受损失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的法律救济不足，权利人的权利难以保护，故确立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势在必行。二、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指在不否认公司具有法人人格的前提下，对在特定法律关系中，因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从事不当的行为，导致公司的债权人受到损害的，否认公司的法人人格及股东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可以直接请求股东偿还公司债务。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目的是通过相对地否认公司法人人格，使公司的股东对其过错行为对公司债权人及社会公共利益所造成的损害直接承担责任，制约股东的行为，从而实现社会公平。其本质是为了防止利用公司法人人格制度来规避法律，从而逃避其应承担的法律和合同义务，保障债权人及其它合法权益人的合法利益，使法律形式的公平与实质公平相统一。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对公司法人制度的有益补充，但如不恰当适用，会导致法人制度处于不稳定状态，无法保障股东的合法权益，也违背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创立的目的。故正确认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适用要件，有着重要意义。具体而言，笔者认为，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必须符合以下条件：①法人人格合法存在。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基础。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并不是对合法法人合法、有效存在的否定，而是对滥用法人人格行为的否认。②股东有不正当使用或滥用公司人格行为。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使用的前提。③对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④滥用公司人格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⑤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在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才适用。否则就违背了法人人格制度。三、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立法上的不足及完善我国新修订颁布的《公司法》从立法角度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存在着不足，需要在以后的立法中得到完善。（一）未明确规定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条件。公司法第二十条虽规定了当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笔者认为应当规定在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权人损害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如在公司财产足以清偿债权人损失时，由股东承担赔偿责任，有悖于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东以其出资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法人人格制度。（二）对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赔偿责任问题。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不仅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有时也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但公司法中仅规定股东因其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滥用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情况下，股东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却未作规定，而实践中因股东的滥用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现象却很普遍，公司法中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中的漏洞，使股东合法对其滥用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所造成的损害逃避的赔偿责任。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确立，不是对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否定，而是对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必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诚信社会的建立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参考书籍1、李国光《审理公司诉讼案件的若干问题》2、周卫亭《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浅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