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的对策建议篇1
[关键词]人肉搜索网络暴力方法
网络暴力是如何形成的,下面将从多学科的角度浅析原因。
一、网络暴力的形成及含义
“网络暴力”现象畅行于weB2.0时代的中文互联网,最先进入公众视野的暴力事件当属“高跟鞋虐猫事件”,主人公虐待猫咪的行为引起了网民的公愤,在网络追缉令的强大攻势下,主人公丢掉了工作,付出了代价。当时的人们还为网络时代的舆论力量之强大欣喜不已。继而,网上追缉令越来越频繁,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私密,甚至涉及到私人情感(如“铜须门”事件),事件的真实客观性得不到保障,造成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如“史上最毒后妈”事件),网络声讨从正义的道德审判转变成对公民人权的践踏。
这些事件从本质上说,属于典型的“网络暴力”。“网络暴力”迄今没有科学的定义,但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以上事件,概括出它们具有以下特征:
1.参与受众数量成规模,事件在网络上有很强大的传播声势;
2.它的信息传播方式主要是发动网民调查出当事者现实中的身份地位,对其行为进行道德审判,经常伴随侮辱、漫骂等语言暴力;
3.它侵犯了当事者的隐私权与名誉权,给其生活造成相当大的不便。
二、网络暴力的多重解读
1.传播学:网络传播成为网络暴力的有力武器
依据传播学相关理论,我们从三个角度对其进行分析。首先,根据传播学中“选择性接触理论”,即人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的既有立场、态度一致或接近的人群或内容加以接触,从而形成了群体认同。其次,网络论坛中存在“沉默的螺旋”,诺依曼认为,只有那些“被认为是多数人共有的、能够在公开场合公开表明的意见才能成为舆论,这种舆论会产生一种强制力――公开与之唱反调就会陷于孤立状态,可能遭致社会制裁。能够真正引导网络舆论的仅仅是少数“意见领袖”,他们迅速成为了指引言论的风向标,而其他网民则大多选择了附和或沉默。第三,在群体传播中,存在从众现象。从众的本质在于个体对群体压力的遵从或屈服。人的社会性固然决定了人的从众性,但从众的直接原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担心遭到来自群体的惩罚,二是想得到正确行事的指导。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w•巴克的话来说,“人们趋于遵从是因为群体给他们带来了某些信息性的或规范性的压力。”
综合上述理论,网络环境中,网民在关注一新闻事件时,往往喜欢与自己意见相符的人“拉帮结派”,意见相同的人越来越多,从而使某种舆论声势越大。而且新的围观群众也会慢慢接受这一有影响力的舆论倾向。原来在其中唱反调,或者心里有异议的人,这时就不敢在公众面前再发言,因为人们都是从众的,说出自己心里的异议,等于自投罗网,很可能会受到众多网民的“群殴”。在这种机制下,一个小小的人肉搜索,往往会演变成为百万网民一齐找一个人,这样对被搜索者造成的伤害,称之为“暴力”一点都不为过。
2.社会学角度:消费文化影响下的“暴力消费”
网络本身没有暴力因素,网络暴力源于消费文化支配下人性的变化。暴力的消费突破公众利益和公共道德的领域,愤怒的群情以道德高地之优势扑向私人空间和现实生活。网民们对某一现象的讨论往往演变成对个人的审判,甚至是集体围攻,出现了“沉默的螺旋”、“贞节牌坊”等古老而野蛮的道德审判,披上高科技的数字外衣复活且壮大。“人肉搜索”演变成网络世界的一种暴力消费,受众在消费了暴力的同时,也被暴力所消费,受众用网络审判消解了事件本身,最后娱乐的是“审判”这个过程。
3.经济学解读:从需求理论看暴力成因
需求曲线的一个基本性质是,随着价格的增加曲线向下倾斜。广义而言,需求曲线是需求量与获取该产品所付出的所有成本,成本越高,需求量越小,成本越低,需求量越大。我们把“人肉搜索”和“网络暴力”看成一种社会长久压抑后网络“宣泄”的需求,而且这种宣泄的需求量是庞大的。根本在于,网络传播的便捷性使搜索和言论轻易实现,其中的技术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极低,复制传播几乎不存在成本。而且人肉搜索的流行要究根于“赏金猎人”制度。所谓的“赏金”是指猫扑上通行的一种虚拟货币(mp),这种虚拟货币可以用来购买一些增值服务。有人需要解决一个问题时就在网上发帖并许诺一定数量的mp作为酬谢,赏金猎人们用各种方式去寻找答案,并积极地回帖邀功,通过给别人答疑帮助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加上非常实际的mp奖励,赏金猎人对这项工作乐此不疲。
三、探寻网络暴力的解决方法
1.把关议程设置,加强舆论监管
在BBS环境中,几乎没有这些方面的约束,为了宣传站点、增加点击率,它们在议程设置时,越隐私、越敏感的议题越被置于醒目的位置,这些个人议题因为关注度增加转变成公众议题。在这种情况下,加大BBS的把关议程设置迫在眉睫。网络管理人员应对贴吧中存在的潜在威胁及时清除。当然,对网络信息的甄别,还需要把关人的道德修养和自身觉悟。
2.创新扩散理论的网络管理应用
1962年,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埃弗雷特•罗杰斯教授在《创新扩散》一书(第一版)中指出,创新事物在一个社会系统中要能继续扩散下去,首先必须有10%~20%人采纳这种创新物,创新扩散比例一旦达到临界数量,扩散过程就进入快速扩散阶段,这个过程一直延续,直到系统中有可能采纳创新的人大部分都已采纳创新。罗杰斯认为,创新扩散总是借助一定的社会网络进行的,在创新向社会推广和扩散的过程中,信息技术能够有效地提供相关的知识和信息,但在说服人们接受和使用创新方面,人际交流则显得更为直接、有效。因此,创新推广的最佳途径是将信息技术和人际传播结合起来加以应用。
创新扩散理论为我们解决网络暴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互联网络的管理中,不管推行什么样的新管理措施或新意见,首先需要有10%～20%人采纳,如果这些人能够成为“意见领袖”从而建立起创新扩散网络,那么就有可能加速扩散进程。整个扩散过程中,我们发现,这其中的“意见领袖”起到关键作用,或许这对互联网管理是一个启发――集中对这关键的10%～20%进行培养、管理和影响,即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减少成本的途径。
3.用经济规律引导网络方向
网络暴力的对策建议篇2
关键词：议题设置；网络；语言暴力；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G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2）12-0050-02
网络社会，信息的迅捷传播使新闻和公众议题设置呈现多路竞出的态势，一方面，报纸等传统新闻媒体依然可以职业化地设置议题；另一方面，公众人物和社会各界人物网路自媒体（如韩寒博客等）及网络新闻媒体（如第一视频新闻网）正日益显示出设置公众议题的动员、影响力，在这种情境下出现的语言暴力（如新闻评议中的蓄意诋毁、人身攻击等）成为显著的负面传播镜像，也给全媒体时代业界社会责任的践行提出了新课题。
一、网络语言暴力损害新闻和公众议题
语言暴力，就是使用谩骂、诋毁、蔑视、嘲笑等侮辱歧视性的语言，致使他人精神上和心理上遭到侵犯和损害，属精神伤害的范畴。[1]语言暴力是出现于社会日常生活中或个人网路行为中，还是出现于网络新闻和公众议题中，完全是两码事。如果说前者是难以避免和控制的，那么后者正是要加以警视、避免和控制的，因为出现在于网络新闻和公众议题中的语言暴力，借助新媒体的传播被放大，进入了公众视听，成为社会的显像，是一种典型的负面社会传播。
网路语言暴力不乏例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和四川电视台记者在微博互骂和“约架”事件有一定代表性：2012年7月，吴法天在个人微博上了一则有关什邡事件的言论，认为钼铜项目不会污染环境，并请方舟子出面就此进行科普和辟谣。此论一出引来网民一顿斥骂。在声讨吴法天的网民言论中，四川电视台记者周燕的言论格外引人注目，由此激起俩人在网上的互骂，进而把一次就公共事件的争论导向了网上“约架”，以至发展到后来的公园殴打和网民的谩骂升级，恶性循环[2]。此外，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在第一视频新闻网谩骂香港人也很典型。第一视频新闻网一直就时事热点评论，2012年1月19日，“内地儿童在香港地铁进食引发争议”视频上网后，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孔庆东一段七分钟网络视频评论，其中，孔庆东连续对香港人爆粗口。上述两例中网络暴力语言带来明显的消极传播效果。
我们知道，新兴的微博和网络视频新闻媒体在公众议题设置方面开了新言路，多了自由讨论路径和平民声音，并且借助网络迅捷传播，在突破地理空间限制和其他技术、成本限制方面比传统媒体有优势，在社会新闻告知和公众议题设置上的重要性正日益彰显，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正因为博客和视频新闻等是新兴媒体，新问题也随之而来，语言暴力在其中出现，说明网路媒体在践行社会责任时有明显缺陷。20世纪上半叶，美国思想家约翰?杜威看到当时日益壮大的报纸、期刊等新闻与大众传媒，欢欣鼓舞。在他看来，新闻和大众传媒可以构建公众理性议事的平台，是社会各界对话的最有利场所，是减小政治压迫和社会暴力冲突的缓释剂。在公众的自由讨论和协商中，可以超越暴力集团的压迫，于是“就有了一种信息的存在，它是共同生活的方法报偿，于是也有了一个值得人们热爱、赞扬和忠诚的社会。[4]”这就是杜威先生设想的新闻和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公器”的效用之一。但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形是：不仅为杜威先生所看好的传统新闻媒体在践行社会责任时水准有待提高，而且新兴的网路媒体在公众议事过程中还时有出位行为，在公众议题讨论中超越侮辱性诋毁、超越语言暴力、达成理性对话的目标，还远未实现。
二、网络语言暴力折射业界践行社会责任不平衡
在议题设置情境下，把语言暴力当成可以自由的言论，这种现象更易出现在网络新闻媒体中，折射出业界在践行社会责任时是不平衡的——传统新闻媒体和新兴网络新闻媒体之间的不平衡。对于传统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而言，新闻和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公器”，已是世界范围内的共识。自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罗伯特?哈钦斯委员会正式倡导新闻传媒的社会责任理论以来，不同体制、不同意识形态的各国新闻媒体（尽管对社会责任概念有不同理解和诠释），纷纷制定自律规约，在力求自律的同时，辅之以行业协会和社会（公众和政府）的评议监督，以期在理性框架内为社会提供新闻服务，设置议题和引导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像报纸和电台、电视台这样的传统新闻媒体已经有一个以自律为核心的相对完整的社会责任框架，在此框架中，反低俗、反语言暴力通常是最基本的伦理要求。传统新闻机构长期的职业操守，使得职业新闻评论人通常不会在公开播出的电视节目中像网络新闻评论“嘉宾”孙庆东那样肆意谩骂，语言暴力出现在传统新闻媒体中的可能性比起出现在新兴网络新闻媒体中的可能性要小，因为传统新闻媒体要保证公信力，通常会注意恪守新闻职业伦理底线（越界者如默多克旗下的《世界新闻报》关门大吉也从反面证明了这点）。对于新兴的网络新闻媒体（个人微博在设置和介入公共议题时有此功能）而言，其传播平台提供者和从业人员是在不同的环境下践行社会责任的。
首先，新兴的网路新闻媒体可能有“社会公器”的意识，但是其商业运行模式却是以最大可能地吸引公众注意力为运作指向，而理性地发挥“社会公器”的职能有时却会和最大可能地吸引公众注意力的运作指向不一致，换句话说，如果像第一视频新闻网这样的网站要提高网民点击率和网页“逗留率”，语言暴力这种出位行为有时可能凑效。而在个人微博，语言暴力如影随形，在此领域，甚至还没有一个明确媒体社会责任概念。其次，新兴的网络新闻媒体在行业外部和内部都缺乏社会责任框架和伦理约束机制。从行业外部讲，国内外都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或措施约束新兴网络新闻媒体践行社会责任。在一向讲求“自由表达”的西方，一边播报新闻一边进行脱衣秀的视频新闻女主持人就在这种“自由表达”理念下大行其道。在美国，相关的法律也只有一个，就是1992年订立的“通讯礼节法”，主旨在于禁止通过网路向未满18岁的青少年人传输不雅或明显违法的资讯；在英国，相关的措施也就是推动成立了非政府组织互联网监管基金会，旨在消除通过互联网传播含有儿童色情和种族仇恨等内容的资讯。在国内，由于种种原因，新闻立法还未完成，对新兴的网络新闻媒体，比较明显的管理措施有两项，一是鼓励网络行业协会发挥作用，一是政府相关部门对诸如网络色情和网络暴力进行专项整治。我们看到，在相对粗放的社会管理背景下，新兴的网络新闻媒体要守住伦理底线、践行社会责任更多靠自律。相对于传统媒体比较成熟的自律规约体系而言，网络新闻媒体在这方面刚起步，所以在践行社会责任的机制安排和观念约束方面较之传统媒体显得松弛。再次，新兴的网路新闻媒体内容产出与传统的新闻媒体不同，后者的从业人员都经过一定的职业训练，新闻的内容产出有着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程序，对新闻内容的把关审核比较严谨；而像第一视频新闻网这样的新媒体，新闻出镜人员的入行门槛相对较低，新闻评论员的个性化（有时伴随情绪化）特征明显，易致出位言行。
三、网络语言暴力给业界带来的警策
网络新闻媒体从诞生之日起，就享有言论自由的在操作上的便利，而网络媒体在伦理规约和自律方面的弱化境地，有时可能使得这种言论自由被滥用。有事关公众议题设置的情境下，以为言者无过，可以在网络媒体上率性而言、不受拘束，言说在我、听之由人，实为认知误区。
这个认知误区源于不理解网络新闻媒体的公众议事平台功能（正如杜威所说的那样）和议题放大功能（把议题提交社会和公众加以注意和评议）。网路媒体既是公众议事平台，就要有一定的规则：言论自由和理性讨论应相伴而行。言论自由和理性讨论，应始终是一对不离不弃的概念。公众把设置议题的责任托付给新闻媒体（不论是传统还是网络媒体），也希望媒体征集和各方意见，以让公众“兼听则明”，但是，言路自由并不是不受任何拘束，换句话说，讨论是有边界的——在公众议事的过程中，如有诽谤、构陷、谩骂以及恶意煽动暴力和攻击行为的言论或示意，都是社会伦理（有时是国家或地区法律）所坚决制止（有时是惩戒）的，语言暴力当然属于被制止之列。网路媒体既有议题放大功能，就应保证进入公众视听的议题有讨论和评议的价值。在议题设置情境下出现的语言暴力的谬误在于：对本该进行建设性讨论的公共议题施放噪音，把讨论变成诋毁和攻击，把社会舆论引向消极面。这个认知误区还源于不理解媒体的文化表达功能。媒体在当下议事、导引舆论的同时，还有一种隐形的、长远的文化影响力，正如传播学名家丹尼斯·麦奎尔所说：“在文化的层面上，大众媒介：成为社会现实的定义者与形象构成的主要来源，以及社会认同的主要表征；与其他任何单一的机构相比，大众媒介是人们暇余生活中最大的聚合场所，它为绝大多数人提供共享的文化‘环境’。[4]”我们认为：如果一个新闻评论员在这种共享的文化环境中不加节制地信口谩骂，就是对公众视听资源的浪费。从这个角度看，语言暴力是附着了重度情绪化色彩的个人无理诉求和对他人（个体和群体）的无理贬斥、诋毁，无形中增加的是进入公众视野的文化垃圾、牺牲的是理性对话场域和达成社会谅解的文化建构，其社会价值和文化导向，也是消极的和负面的。
我们认为，在全媒体时代，要避免和消除议题设置情境下的语言暴力，首先要从大处着眼，即改变传统新闻媒体和新兴网络新闻媒体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不平衡态势，构建适于全媒体时代的新版社会责任规约框架；其次，对于新兴网络媒体而言，在顾及自身商业运营模式和言路自由价值取向的同时，加强社会责任意识。应在网站上开辟评议通道，以获取来自广大网民的及时的媒介批评意见，同时，提高新闻出镜人员的媒介素养，强化新闻内容产出的把关程序，以理性、建设性的态度和话语，为建构社会公众理性议事平台而努力；第三，在社会责任的践行方面，传统媒体因有先发和相对成熟的优势，似应义不容辞地在业界“以身作则”，并在新兴网络新闻媒体和公众人物自媒体有诸如语言暴力的出位言行时，及时给予公开评议、形成来自业内的有力监督。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语言暴力[oL].http：///view/455600.htm.
[2]微博“约架”[n].中国青年报，2012-07-23.
网络暴力的对策建议篇3
审计干部需要全面认识网络媒体下网络民意的特性
在互联网时代，作为民意的一种全新的呈现方式，审计干部在了解网络民意在我国民主进程中的作用的同时，充分认识其特性是十分有意义的。网络参政在提升政治参与质量、促进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也有着许多不良特性，需要审计干部加以重视。
第一，互联网本身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在政治参与中的无序性的特征，存在着公民非理性参与的可能性。互联网本身有着虚拟性和隐蔽性的特点，使“网络参与”有非正式性、渗透性特征，这极有可能导致公民网络参与的欺骗化与非法化。互联网完全是一个虚拟的社会，网络成员身份被数字化、虚拟化了。匿名性和隐蔽性被有效地结合起来，使得网民能以匿名身份在网上自由操作，极大减少了其政治参与的不安全感，进而容易摆脱现实社会的规范，放纵自己的行为。如果公众为虚假信息所左右，政治判断和评价就会发生偏差。这种带有欺骗性的政治参与不仅会使政府无法从网民们的意见和建议中及时提炼出真正属于大多数人的真实意愿和想法，而且会造成党的政策不能及时得到受信息蒙蔽或信息缺失影响的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而使政府政策的实施和贯彻也难以顺利进行。
第二，互联网是基于一定技术平台的产物，我们也需认识到网络中话语权有着巨大差距，不能充分反映社会各阶层的声音造成政治参与的不均衡。拥有信息时代工具的人和未拥有者之间存在网络话语权的巨大差距，实质是一种因信息落差引起的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现代信息技术的使用与占有通常使年龄偏大、家庭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互联网的使用上都处于弱势地位。在我国网络参与的主体80%以上都是年龄35岁以下的中青年，而且主要聚集在发达城市，农村与城镇在互联网使用上的差距较大。理论上平等的网络政治参与权利和机会却在实际中呈现出严重的不平等状态，从而造成社会断裂，危害社会稳定。
第三，公民网络参与者的情绪化和网络参与中出现的“多数人暴政”问题。网络空间有着匿名性，有些人可能会把自己一些情绪化的见解到这一平台中，有的甚至具有煽动性，这及可能引发网络主体的“多数人暴政”，给正常的政治行为与决策带来很大压力。这种盲目跟从的舆论暴力会严重侵犯广大公众的利益。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各利益群体、各社会阶层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常因突发事件暴露出来。网络论坛争辩的双方有时不是均势的，可能一方握有话语主导权，拥有人数和话语权的绝对优势，政治舆论往往极具暴力侵犯性，个人利益在舆论暴力面前不堪一击。“人肉搜索”就是这一网络暴力现象的集中体现，它通过互联网搜索到有关持异议者的私人信息，甚至将其家人的信息也一并网上公布，这无疑严重侵犯了当事人及其家人的基本权利，从而形成了一种网络暴力。
第四，网络这一新的媒介爆炸式的发展，像手机平台的上网功能，对传统的媒体有着压制性的倾向。从而导致传统媒体的政治参与力明显的下降。不能忽视网络民主在参与由下而上的对话渠道中产生过度的“放大效应”。政府难以有效控制数亿万个网民的各种声音，必然导致国家的政治参与体系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会对现有政治体系的稳定形成一定冲击。
第五，网络参与的便利性使得西方政治文化对于我国渗透更加广泛。网民主要是年龄较小的群体很难全面地看待和分析问题，使西方大国在输出信息的同时也输出他们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价值观，从而对其他国家政体的稳定造成冲击。
审计干部要高度重视网络媒体，善于应对网络媒体
第一，加强自身网络知识的学习。
审计干部应对网络媒体，不仅要熟悉电脑的基本操作，学会和习惯通过网络了解社会信息，还要建立微博，尝试参与网络社区中的各种民主互动。审计干部应充分利用各种培训机会，认真学习和了解网络应用知识。在工作中学习，工作中主动运用网络，在运用过程中提高熟练程度。虚心向掌握网络技术的同事或下属请教，提高网络水平。
第二，学会让自己融入网络。
对于网络，审计干部不能把自己当作旁观者，而应积极参与。首先要关注网络信息，包括网络新闻和网民言论两大方面。通过浏览新闻网页和关注网络论坛、评论、博客言论等，及时掌握时事动态，了解基层心声，知道群众的思想动态和社会舆论动向，为做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这对于我们审计干部提高执政能力和效率有着重大意义。同时还要加强网络互动性。把稳定思想、控制大局的政治工作通过网络开展下去。例如以单位名义开通的微博，政务网站等。采取实名制方式在线回复网民关心的焦点问题，或开通个人博客、网友专线的方式使自己也成为网民中的一员，积极地参与到网民关注的焦点和讨论的话题中去。
第三，以平常心参与网络互动。
审计干部来到网上，也同样是千万网民中普通的一员，要以平等的、谦谨的态度与网民相处，以坦诚的心态与网民交流。少打官腔、说套话，不然容易引起抵触情绪，甚者激起民愤。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虚拟性，使得人们在这个场所可以毫不顾忌地发言。由于不同的教育背景和教育水平可能出现有的言辞不加修饰刺耳难听，审计干部要容得下网民的不同言论和直白的表达方式。要沉得住气，搁得下面子去了解公众心中的真实想法，客观的看待网络言论。
第四，理性看待网络民意诉求。
网络暴力的对策建议篇4
关键词：网络；语言暴力；成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2-0280-01
网络语言暴力的产生需要三个因素，即：载体网络媒介、产生语言的主体网民还有网络网民共存其内的社会，从这三个维度可窥见其产生带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唯有对该现象的成因进行全方位透视，才能更好的找到解决问题的策略。
一、网络语言暴力成因分析
（一）社会客体
1.社会矛盾在虚拟网络世界的演化
网络语言暴力展现了社会舆论形成机制当中非理性的层面，反映了人们在情绪上存在的盲从心理，而我们发现执行网络语言暴力的人大都具备缺乏个体判断力、盲从且情绪化的特征，这些都是在当前社会矛盾冲突下产生的个体病态心理特征。
2.社会文化诟病的体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当前商品经济的巨浪袭击下我国文化界出现了由较为纯粹的精神理性活动转变为肉体感官活动的审美异化，而这种异化直接在影响力深厚的文化界作家圈反映出来，更引发众生效仿。再转看非本土社会的文化影响，譬如音乐文化中的Rap元素，原本取材西方黑帮文化，当中带有较多暴力、反体制、性滥交、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想。美国好莱坞电影、外国研发的暴力电子游戏，这些文化产业的附属产品都明带着各类暴力语言的元素。
3.社会经济及法律层面的缺陷
网络语言暴力最为直接的体现就在“人肉搜索”上，而这一方式无疑是众多依赖网络营销盈利的网络最成功的商业操作，因为每次成功的“人肉搜索”，都将造成网民的大肆跟帖和点击，这为网站所带来的影响度和收入不可估料，这些非正当的商业动机致使网络语言暴力频繁出现。当前社会层面对网络语言暴力所特定的法律法规并非完善，而且由于网民的虚拟身份以及网络自身的特性，造成了诸多法律法规存在盲点，因此未能真正从法律的层面彻底解决网络语言暴力的存在。而“人肉搜索”对网络外和法律外的社会自由人所形成的危害亦是无法估料的。
（二）网民主体
语言无主体则构不成语言源。当前我国社会的网民主体，大部分都是具备计算机网络基础，即知识基础的群体，其间以年轻人居多，结合这类群体的年龄特征和个人心理机制（譬如爆发阴影原型之说、自卑感影响、社会无意识的释放等），标新立异的出格行为和网络暴力语言成为他们不良情绪的宣泄形式。在网络语言暴力的形成过程中，网民盲目从众心理也是关键的心理因素，道听途说而后人云亦云，往往加大网络舆论的效果。
（三）网络媒介
分析网络语言暴力现象产生的原因，除了从主体和客体方面论述，还需要联系到主客体间的衔接者，即网络媒介。网络媒介所带有的特性，也会成为衍生语言暴力的因素。譬如网络文化的大众性质，使其具备娱乐性，因此网络语言也被增添游戏、夸张的成分，若这类语言未能有序正常的展现出来，被居心不良的网民肆意粗暴利用，则会产生暴力性语言。网络媒介的本质属性便是其虚拟性，这也是其与现实社会区分的最大特性，由于其虚拟，因此为网民们无形间套上防护罩，使其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进而肆意对正常规范造成破坏。这是网络媒介的固有弊端，也是社会管理在法制法规上存在盲点的根本所在。网络媒介的管理涉及到网络信息技术的层面，因此网管在传播内容审核监控方面的工作不到位，也是致使该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二、网络语言暴力对策略谈
网络语言暴力介于其存在的复杂性，无法完全根除只能加以预防和稀释。首先必须完善对网络管理法规的制定，在《信息通信网法施行令修正案》中也有体现，争取以后台实名制的方式来避免网络匿名所带来的各类麻烦，特别是当前各大高校的BBS论坛，以广州大学的惠风和畅论坛为例，多采取实名学号和个人信息登记的方式来维护网络的安全环境；其次是不断完善网络语言的监管机制，定期监控和检查网络页面中出现的污言秽语内容，加强对网络编辑人员的语言规范培训，提高网络技术升级的管理，采取类似“防火墙”的网络语言过滤程序；此外还要对网络传播教育进行普及和强化，引导社会上的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网络语言观念，家长和教师应当密切关注网络语言的传播现象并及时加以疏导，网络媒体自身亦要关注文明网络的建设，集体摈弃“愤青型”的言论方式，利用专业媒体来营造文明空间，在校园网络社区方面可以多设一些权威性专业学术站点，如中国知网和维普、万方等网站镜像，开设网络讲座及名师专家的谈话内容，组织带有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网络语言环境。
三、结语
本文主要从社会客体、网民主体和主客间网络媒介三个维度简单论述网络语言暴力现象产生的原因，并就现行网络环境和社会情况略谈网络语言暴力处理的有效对策，旨在提供解决该问题的思考方向。
网络暴力的对策建议篇5
网游暴力：我把它看成一个中性词
“网络游戏中的暴力问题是众多网络游戏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庹祖海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网络游戏评论文化沙龙上作出上述强调。日前，有媒体组织专家抽测了目前流行的117款网游，评定结果显示，有79款游戏不适宜未成年人，约占全部测评游戏比例68％。专家指出，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网游含有暴力元素。
暴力当然不好，那能否在游戏中被完全禁止呢？“不可能。”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佐斌指出，只要现实生活中存在暴力，网络游戏中的暴力就无法避免。
如莎士比亚所说，演员是一切人的化身。那么，游戏则可以看做是一切生活现象的浓缩，既然暴力在生活中客观存在，在游戏中自然也有其存在的理由。佐斌称：“人们在网络游戏中参与，或者是适度参与暴力活动，并且从事以暴力为奖赏的游戏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可以安全地发泄不满情绪。”
既然符合玩家的内在需求，游戏厂商自然会在游戏中或多或少地融入暴力元素。而对“暴力”这个词，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邵德海表示：“我实际把它看成一个中性词。至于什么游戏适合未成年人，这就需要有一系列的指标，而‘暴力度’只是其中之一。”
恶意pK：无序的暴力
网游的暴力不同于影视、动画的暴力，它存在交互性，即有主体与客体的差别。玩家在游戏中承担主体，包括环境、角色、npC（非玩家控制角色）在内的元素则经常充当暴力客体。由此，便可将暴力分类。
首先是非游戏玩家实施的暴力，这种暴力有两种：一是非玩家对非玩家的，多为交代游戏情节、背景；二是非玩家对玩家角色的暴力，这种暴力是玩家为了继续赢得游戏必须作出反映，是推进游戏发展的一部分。
其次便是游戏玩家主动行使的暴力，这也可分成两类：一类是玩家对非玩家角色的，俗称打怪，在RpG（角色扮演游戏）、SLG（策略类游戏）中最常见。还有一类是玩家对玩家的，包括pK在内的暴力。
可以看出，前者多为游戏的组成部分，玩家是被动行使暴力的。相比之下，后者则是主动行使暴力，而玩家的这份主动性使得游戏内有太多不必要的暴力产生，尤其是pK系统，将“暴力”推到了风口浪尖。
pK系统是网络游戏中最吸引玩家眼球、最容易制造仇恨，以及最能让商家获利的设置。各大游戏厂商均将其融入到游戏开发当中，玩家可以对npC和其他玩家进行攻击，是否实施暴利则要靠玩家自身的道德准绳来衡量。显而易见，这种暴力，是无序的。
此外，网游厂商还将竞技pK演变为恶意pK。它们既担心背上宣扬暴力的骂名，又不想错失赚钱良机，于是自己先对恶意pK进行限制，对恶意pK者会施以关监狱、掉装备等处罚。但同时，它们又推出五花八门的特权道具出售给玩家。例如《霸王2》中的“赦免令”、《哆啦大冒险》中的“特赦令”、《武林传奇2》中的“豁免金牌”、《梦想岛》里的“赎罪馒头”等，玩家使用该类道具后，均可快速摆脱恶人的名号，或者可以再次作恶。各种特权道具为那些崇尚暴力的玩家大开绿灯，让玩家在游戏中肆意扩大无序的暴力。有些玩家甚至将这种无序的暴力投射到现实生活中，忘却了特赦道具在现实中其实并不存在。对此，《文化月刊》杂志社执行编辑丁志奇指出，无序的暴力危害是最大的，它能使矛盾激化，会对控制力较差的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
整顿治理：需多方合力
既然网游暴力有其必然存在的理由，而游戏中产生出来的暴力又会对玩家和社会产生危害，那么就需要多方合力来进行治理。
首先在政策方面，佐斌提出一条建议，即在制定网络游戏办法的时候规定，游戏厂商若宣称其产品是暴力的、的话，就要采取有效的技术手段，保证能将未成年人阻挡在游戏门外。
游戏厂商需要思考的是，虽然网游中有暴力元素，但并非所有的暴力都会对玩家带来消极影响。就像战争电影给人们带来了震撼的画面，也让人们重新对战争进行反思一样，游戏厂商应重点思考，如何让玩家在感受暴力元素带来的同时，还能重新认识暴力。至少，厂商要做到不美化暴力，特别是不要把非正义的暴力，反人类的暴力在游戏中强化。
网络暴力的对策建议篇6
关键词昆明暴恐事件微博舆情风险防范措施
一、“3·1昆明暴恐事件”引发的微博舆情风险
“风险”一词早已有之，在现代，“风险”是指可能造成的损失或伤害，只有“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①才能称作是“风险”。它可以用概率来表述。而“社会风险”则是不可计算的，具有不确定性，不能用概率表述。“社会风险”是指由于某些行为或因素所引发的社会失序或混乱的可能性。
微博对社会具有放大效应，社会风险会通过微博的放大、网民的互动形成微博舆情风险。由于社会中隐藏的风险，如贫富差距、阶层分布不均、社会信任危机等，都会在微博上有所反应，最后引发微博舆情风险。如“3.1昆明暴恐事件。”
3月1日晚9点18分，一伙暴徒持刀在云南昆明火车站广场、售票厅等处随意砍杀无辜群众，3月3日下午成功告破,共造成29人死亡，143人受伤。该团伙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共8人（6男2女），现已全部落网。该事件在微博上引起热议，最终引发了微博舆情风险。
1、出现群体极化倾向，微博上“危”言四起
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中提出：“团队成员一开始即有某种偏向，在商议之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②这就是所谓的“群体极化”。“3·1昆明暴恐事件”发生后，微博上表达“社会危险”的声音四起，一度在微博上占据优势，出现了“群体极化”倾向。
网民在昆明事件发生前后，最近一周的社会危险感知系数呈上升状态。在昆明事件发生后，有一个小幅直线上升。网民在微博上表达“感到社会危险”的声音比以往整体同比上升32%，整体环比上升44%，一时间网络上“危”言四起。
此事件在网络上引发“群体极化”风险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该事件反映出中国社会利益分配不均、政策实施不力等问题，再加上该事件是由恐怖分子制造的有组织、有阴谋的故意伤人事件，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所以会造成人们的恐惧、不满等。这些情绪需要一条宣泄渠道，微博以其虚拟性和自由性成为“各种不满和失望情绪的宣泄平台”。③其次，微博的强互动性为微博“群体极化”的出现提供了便利。在事件发生后，微博及时将“3.1昆明事件”推上热门话题榜，网民通过评论、转发等对此进行互动。网民的“社会危险感知”通过这样的高互动性不断强化，最终对此事件形成了“群体极化”。
2、部分媒体微博扩大矛盾，传播谣言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肯定了大众传播在风险社会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媒介在向大众传递有关风险的知识时可以对其进行任意的夸大、减弱、改变以及消退。”④所以，大众传播在风险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尤其是在“微博时代”，媒体微博的影响力更大。
但在“3·1昆明暴恐事件”中，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传播风险”的角色。
第一，部分媒体微博在进行事件播报的过程中，对恐怖分子进行了地域划定。许多报道中，强调“新疆”字眼，这本身就会加大新疆人与其他中国人的矛盾。媒体作为传播信息的载体，承担着引导舆论的责任，但媒体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自身主观性的烙印，因此媒体呈现在受众面前的是部分现实，即“拟态环境”。但受众的行为最终是在现实环境中发生作用。尤其在“微博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在制作新闻标题时硬生生地打上“新疆”标签，使得全国人对新疆人不满，加重中国内部矛盾，最终会引发全国人对新疆人更大的看法或更大的成见，从而制造出更多的风险。
第二，部分媒体在事件发生后，通过微博传播了许多谣言，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如事件刚发生后，出现的“大树营发生暴力事件”、“在逃歹徒曲靖落网”、“歹徒逃到红河，有人被射杀”等。人们对信息的摄取主要依赖媒体，而传播信息的主体却在微博上传播谣言，这样一来就会打破受众与媒体间基于信任的生态平衡。“其最终结果不是有助于化解风险，而是扩大和再生产风险。”⑤
3、微博上谣言、危言等加大政府压力，损害政府公信力
芭芭拉·亚当和约斯特·房龙认为，“风险的本质并不在于它正在发生，而在于它可能发生。”⑥当下中国正处于变动期，贫富分化加剧，地区利益分布不平衡，再加上媒体制造的矛盾，使得人们的风险感知出现差异。
在事件发生后，微博上出现了“在逃歹徒曲靖落网”等谣言，网民也在微博上发表社会危险的感受，使微博上一度充满“负能量”，这为政府对此舆情的管理带来了挑战。
通过对网民对“3·1昆明暴恐事件”的原因进行整体分析，发现民族因素始终为最重要的原因，政策和宗教等也对此事件的发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网民对国家的维稳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产生质疑，认为国家改革成果没有惠及少数民族地区，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出现，使政府的公信力有所下降。
二、微博舆情风险防范措施
1、建立舆情反恐预警机制，提高反恐意识
“3·1昆明暴恐事件”的发生并不是无迹可寻，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需要相关部门建立舆情反恐预警机制。首先，需要建立一支专业监测队伍，通过关键字、重点区域、重点人物等对微博进行实时监测。其次，要建立专业的舆情分析队伍，如高端计算机人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度的人才、反恐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等，通过专业的舆情分析师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做好预警。
社会现实是引发网络舆情风险的土壤，因此，还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反恐应急方案，加强反恐演习，各个单位、路段都要加强警戒，不能“事前不预警，事后补窟窿”。还要通过微博等方式宣传反恐方法，普及反恐知识，同时要不断地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此类恐怖事件，正确对待，提高反恐意识。
2、媒体要提高新闻敏感度，提高危机意识
人们对风险的认知主要是通过媒体的传播，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既能降低风险的影响，又能传播风险。“如果媒介可以在风险形成具体的社会灾难之前对风险进行正确的呈现与解释，有效地向受众传递风险信息，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消减风险。”⑦而如果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只是顾及到自身的利益，对受众不负责任，就会使苦心经营的声誉在瞬间遭到巨大损失。
尤其是网络媒体，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凭借其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互动能力强的特点，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网络媒体首先要提高新闻敏感度，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快速反应，及时传播，提供尽可能全面的信息，满足受众的需求，时刻警惕危机，不要再出现重大事件中部分媒体“失语”的情况。其次，要不造谣、不传谣，在谣言出现后，要用多种手段及时辟谣。最后，要提高自身素质，提高社会责任意识。不能把部分恐怖分子的行为扭曲为“新疆”整个群体的行为，要担负媒体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
3、建立政务微博等，及时公开信息，提高信息处理能力
通过统计数据分析，发现该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利益分配不平衡。这就要求政府要改进政策，并要及时地在网络上公布相关的政府信息，以建立网民对政府的信任，重建公信力和权威性。
同时，还应建立和管理政务微博。微博凭借其巨大的用户基数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占据了网络舆论的中心位置。而在此事件发生后的3月2日，新浪微博top10中，只有一个是政务微博，即@喀什。可见，政务微博在此事件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政府应重视微博，对微博等社交网站进行紧密追踪，并提高写微博和引起网民关注的能力。在谣言、危言发生时，要及时处理，将网络舆情风险的危害降到最低。
3月1日晚昆明暴恐事件发生后，其微博热议度从1日的43直线上升为2日的23714，其舆情的集聚速度可见一斑。但伴随着高关注度的是微博舆情风险的产生。现代的风险并不是孤立的，每个人都不能独善其身。媒体作为“拟态环境”的建造者，网络舆情中的活跃分子，需要担负自身的责任。因此，只有通过个人、媒体、政府的共同努力，才能最大限度地防范微博舆情风险。
参考文献
①张恩明，《风险社会理论相关研究文献概述》[J].《探求》，2008（1）：25
②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7
③相喜伟、王秋菊，《网络舆论传播中群体极化的成因与对策》[J].《新闻界》，2009（10）
④⑦邹琰、齐特，《“走转改”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风险的传播对策》[J].《新闻研究导刊》，2012（9）：47
⑤杜建华，《风险传播悖论与平衡报道追求——基于媒介生态视角的考察》[J].《传媒观察》，2012（1）：69
⑥芭芭拉·亚当、约斯特·房龙著，赵延东等译：《风险社会及其超越：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m].北京出版社，2005
网络暴力的对策建议篇7
关键词:网络表达;自由;民主
中图分类号:DF36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09.04.17
一、网络表达的民主塑造功能
(一)网络表达的个体平等性催生公民意识
1平等是民主的一个内在规定性
民主发源于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最初它是对政治体制的抽象性把握。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主的内涵不断丰富，它不再局限于表示一种政治体制，更多的则是指称制度之下的平等、自由的理念与现象，平等逐渐成为民主的一个内在规定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同类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中，大家就应享有平等的权利。”[1]孟德斯鸠认为:“在民主政治下，爱共和国就是爱民主政治;爱民主政治就是爱平等，在民主政治下，爱平等把人们的野心局限于一种愿望和一种快乐上。”[2]w戈德温在其《有关政治正义和它对一般德行和幸福的影响之研究》中认为:民主是一种管理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认为是同样的人，谁也不比谁更多什么[3]。托克维尔认为:“所谓民主政治，我并不指涉共和国，而是一种社会状态，其中人人或多或少皆参与于公共事务。”[4]詹姆斯博曼认为，“持续性不平等同民主协商具有不相容性，协商中的政治平等是判断民主合法性的批判性标准。”[5]
在传统东亚社会，平等价值并无植根之土壤，每当权利与权力两相冲突时，权利往往要败下阵来，握有权力者之力量总是异于常人，他们的话语分量也就大得多。许多例子表明，权力就意味着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的不平等，甚至于在理性与思想上也“应”高人一等，协商与对话只是空想，民主也就沦为空谈。在现代社会中，民主与平等是一对“孪生兄弟”。民主即是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参与国家治理，人们在公共事务的决策上需要进行协商与对话，而真正的协商与对话惟有在平等主体之间才能发生。民主作为一种共同参与机制意味着“特定参与者的物质利益、文化属性或伦理责任并不是预先的特权，决策结果依赖于参与者的行为而不是其以前的立场或其他特性。”(注:转引自杰克耐特、詹姆斯约翰森.协商民主要求怎样的政治平等[G]//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m].陈家刚，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212.)设若协商与对话的参与者中有人以先知自居或握有话语特权，则协商与对话不免落于形式，变成一种命令。
2网络表达使网民对“公民身份”产生心理认同
网络创设了一种政治影响力均等的可能性。“公共领域的由人为法律建立起来的平等性，只作为公民政治实践的形式上的条件，也就是在这法律规范底下，任何一位公民均有参与政治实践的平等。依阿伦特的解释，因为有这一形式上的平等，公民方有可能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其个体性。”[6]网络的开放性，以及BBS、论坛、博客等技术的成熟，让人们获得了一个个体平等的公共空间。网络就像一个过滤器，它滤掉了金钱、权力、容貌、年龄、种族等因素。在这个虚拟的纯净空间中，人与人不再有身份、地位的羁绊，不再有等级与贵贱之分，人们在网上发表某种意见时，他人对其见解的判断并不会受上述特征左右。人与人之间的表达机会趋向平等，大家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都有坚持和保留自己观点的权利。个体平等性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动力，使其真实想法的完全释放成为可能。公民通过网络收集、整理各种公共信息，并对政府决策、立法、司法、经济、道德、文化等公共事业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网络表达的匿名性使得任何一种言论成为强制干涉目标的可能性最小化了，它保证了网络表达者及言论能够得到平等地对待，人们的情感遵从对象由具体的人物转向道德和理性。网络表达者陈述的观点及其被认可并非依赖基于社会经济资源或政治权力的非对称性，而是依赖言论自身的合理性。网络表达并不排除自利性观点，然而，理性贯穿了网络表达的全过程，人们提出任何政策建议，为其辩护，都只能停靠在理性层面之上，这实际上就保证了任何人的合理声音能得到他人的倾听。当个体话语权和有效倾听得以融合之时，民主的进程无疑又更进了一步，因为主张现代民主，其实是预设了任何一种意见都应得到合理考虑的价值目标。
在这种个体平等的网络表达和有效倾听的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公民意识得到了培育和锻造。人们开始拥有一种成员归属感，对“公民”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司法等活动主体产生一种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逐渐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对国家命运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终极关怀，形成了一种缺失已久的公民意识。在现代社会，公民意识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石和本质内容。网络表达的个体平等性所催生的公民意识为民主制度的巩固提供了深层的精神与心理支撑，民主制度建构在广泛的社会基础之上，前景更为光明。
(二)网络表达拓展了民主广度
1民主的数量维度
民主广度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参与民主过程的主体数量。“民主的广度是数量问题，决定于受政策影响的社会成员中实际或可能参与决策的比率。用数字来衡量一种社会体制虽然不够精确，但在进行比较时，还是不失为一种有用的尺度。我们完全可以说，如其他情况相同，百分之九十的公民参加投票的选举所取得的结果比百分之六十的公民参加投票的选举要更为民主。”[7]“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广泛的政治参与是民主的本质要求，是现代政治系统良性运作的必要条件。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也是政治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8]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民主的养分来源，民主政治在公民的参与中获取持久的动力，从而有序运转起来。在民主社会中，公民的有效参与和持续热烈的讨论是决策民主性和合理性的实质保障，民主的价值在公民的政治参与中得以真正实现。可以说，没有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无所谓民主政治。
在东亚的传统社会中，大多数社会成员并非决策的参与者，对于民主没有太多的认同感。在东亚，“民主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产物，这种传统强调国家的养民与教民的作用，并以此作为公民行为的准则，而不是作为个人权利的保护者，对和谐和合作的强调优先于分歧与竞争。对秩序的维持和对等级结构的尊重被看作是核心的价值。”[9]由于受传统集权文化影响，今日东亚的一些
地区实行的是“代议(表)制”的间接民主或行政集权民主制度。间接民主和行政集权民主的共同之处在于，决策参与者为社会全体之少数，实行的是“精英统治”，而大多数民众处于看客地位。(注:我们将此种称为“看客民主”，它与后面所述的“成员民主”(“权利民主”)相对应。)“看客民主”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民主真义相悖的，因为“看客民主”本身背离了民主政治的前提，即民众的广泛参与，社会成员若缺乏民主的实践和锻炼，其民主精神就得不到有效的培育，民主心理亦难以形成，民主政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民主机制的运行需要有一定的承载空间，公共空间的存在是扩大决策参与的必要条件。托克维尔认为，“民主政府的优点之一在于使政治权利的观念普及到了每个公民。”[10]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基础是社会自治，通过自治可以实现国家由权力私有型向社会公有型的转变。“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11]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机构运行的基础;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政治权利全民化始终停留于理论层面。社会规模的宏大性和社会成员的众多性带来的高昂民主成本，使许多国家对全民化的民主政治望而却步。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亦看到了民主的成本因素，他认为，“一般说来，民主政府就适宜于小国，贵族政府就适宜于中等国家，而君王政府则适宜于大国。”[12]大国、中等国家与小国相比，缺乏适合民主制度生存的公共空间，在此种情形下，倡导和推行直接民主所需要的高昂成本会使民主制度丧失其存在的内在根据。民主的生命力往往取决于良性互动的公共空间。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由于公共空间的缺失，民主制度的发展长期停留细枝末节的修补阶段，而未有大的变革。(注:直至20世纪90年代，为解决代议民主下许多人无法参与公共决策的问题，以约翰罗尔斯、于根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思想界开始倡导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理论，实际上该理论的产生与网络的发展有密切关联。)
2网络空间和多元化的网络表达方式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
公共空间是介于国家与私人之间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领域，它是通向民主政治的必经之地。公共空间从早期的广场、剧院、音乐厅、茶馆、会场转到了网络论坛，网络技术的发展营造了政府和公众共同需要的、便捷、低成本、高效率的公共空间。这种新生成的公共空间打破了原有公共空间的组织界限和运作模式，给人们提供的一个便捷的自由表达意见的平台，开辟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新路径，人们由公共决策的看客转变为实际的参与者。这种新的民主操练空间使人们意识到自已对公共事务“居然”也有发言权，体认到一种成员归属，衍生出一种成员民主，抑或权利民主。
网络空间为公民的民主诉求提供了多元化的表达方式。电子邮件(e-mail)、电子公告板(BBS)、即时通讯工具(im)、博客(BLoG)、播客(podcast)、闪客(Flash)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主流方式。在“两会”期间，人们积极参加“网上议政”，利用电子邮件向全国人大或政协表达自己对一些公共议题的意见和建议，通过网络论坛了解国家的政治动向和公共议题，关注、参与论坛的讨论和调查。新华网去年“两会”期间做的“我有问题问总理”栏目得到了数千条回复，网民们对各种社会问题踊跃发表自己的看法。另外，许多网民也在自己的QQ工具、博客、播客中对自己关心的话题发表意见，并与其他网友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直接交流。丰富的网络表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们在以往政治生活中表达的缺憾，缓解了参与需求与传统民主制度构架之间的矛盾。网络中的表达和交流是自由的、自发的和松散的，“它的关键作用是形成公共舆论，并将其传达到制度性决策论坛如法庭和议会。”[13]网络成为民众表达见解和主张的主要阵地，公民借助网络表达利益、参与讨论从而影响政府决策。多元化和便捷化的网络表达为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可能，并有力地助推“草根”(注:草根(grassroots)一说，始于19世纪美国，彼时美国正浸于掏金狂潮，当时盛传，山脉土壤表层草根生长茂盛的地方，下面就蕴藏着黄金。后来“草根”一说引入社会学领域，“草根”就被赋予了“基层民众”的内涵。)民主的发展。
(三)网络表达增进了民主的深度
历史上曾经存在封建制度的历史意识在亚洲形成了一种与民主政治不太契合的心理沉积。东亚的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虽推翻了帝制，赋予国家各种形式的民主政体，但在民主的深层次上仍有不少缺憾。浸泡在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在政治生活上习惯于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缺少个体的自主、自我意识。政治生活对许多人来说就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惟恐避之而不及，他们毕生的希望似乎就是能够永远被代表以免除他们政治思考的“痛苦”，这种希望之于现实生活就表现为强调对政治权威的绝对服从。民主社会理应是一种充满争论的、互动的社会，民主制度本身是一种竞争性表达的设计，而对权威的服从，意味着争论性与互动性的丧失，这虽不致民主制度的必然死亡，但至少将使民主在深度延展上处于休克状态。
1深度民主建构在信息公开之上
美国学者桑斯坦(注:此处的桑斯坦与本文参考文献[21]中的孙斯坦为同一人，为尊重译著原貌故在行文中按译者的翻译表述。)指出:“从民主的观点来看，有三个要点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去接触更多未经事先选择的题材、主题和立场，或有足够的接触，以产生一定程度的了解和好奇。二、共同经验的价值。三、去接触政策和原则的实质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各种立场。”[14]深度民主首先是建构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的，信息的不对称往往会产生权利落差。在现实生活中，信息占有的差别性往往成为权力不正当性的发生根据。“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15]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以其对公共事务的了解为前提。否则，人民将无法进行决策选择以及对政府实行有效监督。知情权之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知情权为人民自我治理之前提。在一个民主政府里，人民必须知悉政府的动态，如果人民连政治参与的基本信息都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则根本无从谈起。第二，知情权是监督公权力运作的良辅。自由主义的核心要义是公民要对公权力保持一种警惕性。社会治理需要公权力的运行，但这丝毫不表明人民就要臣服于公权力，因为任何拥有权力的人至少部分地怀有为他们自身利益而滥用权力的自然倾向。“美国学者艾莫生曾经尖锐地指出:政府所作的坏事……倘如事先让公众知道并交付讨论，它们大概不会发生，所以，我们要从一切事情都应该公开而不应该保密这一前提出发，然后才有必要产生某些例外。”[16]
现代网络传播技术解除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时空限制，穿过了原有的行政壁垒，引领人民进入自由和平等的网络王国。在这个王国之中，人们获取信息的机会在大体上是平等的。各种信息在网络上均留有痕迹，只要人们愿意就可搜寻获取。信息的自由获取让人们能够更多地、及时地了解经济和社会问题，使公民监督公权力行使与社会行为成为可能。网络中的信息流具有巨大的穿透力，任何打压报复均难以阻止网络信息的传播和公众舆论的形成，民众在网络王国中可以对各种事件和现象进行自由而真实地表达。网络传播媒介上存有许多公共议题栏目，网民参与议题基本上没有门槛限制，任何人均可对公共话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些信息呈现于在所有网民面前，供大家浏览。人们通过浏览网络信息了解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方面的最新信息，实现了经验和知识分享以及思维的开拓。网络信息与文化的动态传播性使其具有巨大的吐故纳新能力，从而促使网民在网络文化的争鸣性中重获了自主人格。网络表达的启发功能，是对民主深度挖掘的又一贡献。它以生动、直观的形式引导网民把提高科技水平同不断完善综合素质修养有机统一起来，使之在政治素养、民主意识和文化修养等方面达到一个较高的现代水准，进而有力地深化了民主。
2网络表达的互动性与监督性是深化民主的恒久力量
民主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与人民之间互动的流畅程度和民主的内在制约性。就民主的整合功能来说，集体行动者与个体行为者之间必须有一种沟通机制，公民与行政人员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互动是当代公共治理的基本标志。协商网络技术下信息传递的交互性使得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性大大提高，政府在网络发展的浪潮中也更新了自己的观念，改进了社会治理的方式。在最近几年里，各级政府都加快了政府门户网站的建设，(注: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通，中央政府网把互动交流作为4大基本功能区之一，在公开政府信息、提供公众服务的同时，互动性得到了更多体现;2005年浙江省天台县委、县政府建立了效能网，对老百姓提出的需求给予及时回应。)许多官员也转变了观念，以论坛、留言板、聊天室的方式与网民沟通，倾听网民建议。(注:2006年到2007年，江苏宿迁市80多名政府官员开通博客，倾听网民意见;2008年春节期间，广东省委书汪洋和省长黄华华发表了《致广东网民朋友的一封信》，表示愿意与网民就共同关心的话题“灌水”，对工作和决策中的不足之处，欢迎网民“拍砖”。)政府与网民之间的沟通、对话，改变了以往的相对封闭工作方式，公民与政府官员、选民与代表(议员)的直接对话变得简便易行，他们之间的互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间距被大大缩小了。依托网络这个公共平台，公众与政府之间可以实现良性互动，通过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意见交流或信息沟通，民众的意见得到了及时、充分地表达，政府也提高了对公众需求回应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这不仅使得政府的决策更符合民意和公共利益，提高了政府决策的可行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新型的沟通方式形成了一种民主决策机制，保证了公众参与决策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制约性之于现代民主社会，往往表现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在民主社会中，民主与监督应该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可以说，监督是民主的延伸，是对民主制度的一种保护。“民主的成分越多，就意味着对权威的监督越多。”[17]长期以来的农耕文明塑造了传统政治社会封闭性，国家机关与社会民众之间缺少经常性的交流，重大国家信息坊间化，国家公务活动透明度低，社会成员参政议政的渠道不畅，政府活动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政府权力也就像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经常越过自己的权力范围，侵犯权利的领地。在当代社会，情势发生变更，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芸芸众生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使小小百姓也能形成巨大的舆论力量，监督政府的权力运作。网络信息传递的自由性带来了网络表达的繁荣，这既是公众参与的体现，更是一种监督力量。公民的意见经过网络的表达和整合功能，形成舆论并对政治决策过程产生影响。例如，在“华南虎”事件中，正是网民的“打虎运动”才使有关部门没有向错误的方向走得更远。网络表达具有强大的社会监督能力，它通过把政府置于大众目光之下，减少了国家侵犯公民权利的可能性，其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和监督功能推动着我国的宪政和民主进程。
二、网络表达的民主性隐忧
(一)网络表达诱致公共秩序紊乱
网络的去中心化和匿名制度，使人们获得了空前的言论自由。这一方面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可能使整个社会陷入紊乱与无序之中。网民在享受着网络表达自由的快感时，很容易忘记原初目的，淡化了自己责任意识。虚拟的空间对现实的解构，抹去了真实世界对伦理、道德、法律等一切社会文化的价值规范的界定，部分网民开始摆脱道德规范和法律观念的约束，将个人视为真理的惟一判断者。他们在网上放纵自己的言论与行为，对自己言行的后果则毫不顾忌。有的网民在网络上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例如网友“夏日追随”在《枣庄论坛》上谣言帖。(注:2005年11月，网民“夏日追随”在《枣庄论坛》上散布“有一伙犯罪分子，以专门挖肾卖钱的没有人性的手段，连续作了几起案件”的谣言帖，该帖在网络上迅速传开，并引起了社会恐慌，许多家长害怕自己的孩子出事，放弃工作，专门接送孩子上学。)有的网民无视他人的心里感受，在网络发表辱骂或诽谤他人言论。例如一名辽宁女孩因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玩不了游戏，竟对四川灾区人民发表长达了4分40秒的辱骂言论。有的网民则一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的信息，破坏民族团结。还有的网民在网络上一些涉及他人隐私的信息或其它在道德上令人反感的内容。缺乏外在约束的网络表达导致一些网民的社会责任意识淡化和伦理道德失范，这种言论自由失去了其本身所蕴涵的民主价值，转化成了一种破坏性力量，冲击着整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就明智的、有益的讨论来说，某些秩序的规则是必需的。如果大家不接受探究和争论的合理程序，言论自由主失去了它的价值。”[18]和谐的社会秩序应当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追求的目标，它是任何个体利益可预期性的前提。因此，在倡导网络表达自由的同时，必须在个人自由与公共秩序之间寻找一个黄金分割点，以求得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保证网络表达的民主价值。
(二)网络表达的多数暴政倾向
民主就其内涵而言具有宽容性与妥协性，民主不仅意味着对“多数人的决定”的确认与保护，对于少数人与少数人的意见
的保护也是民主的必然要求。“在许多情况下，大众的共同意愿和一致意见是很难达成的，可能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持不同意见，若强制舆论一律，意志统一，对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就不会有宽容，而对少数人的宽容和保护恰恰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19]“多数与少数之间的自由讨论之所以对民主是必不可少的，就因为这是创造有利于多数和少数之间妥协气氛的一个途径;而妥协则是民主本性的组成部分。妥协的意思就是用这样一个规范来解决冲突，它既不完全符合一方的利益但也不完全违背另一方的利益。”[20]网络为普通公民开设了话语权，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这个公共空间发表自己意见，“孙志刚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厦门pX事件”等都充分显现了网络表达的宪政民主意蕴。然而网络言论有可能发生异化，小群体的意见常常走向极端化，使得网络表达呈现多数暴政倾向。“通常由于‘瀑布’效应(cascadeeffect)(注:“瀑布效应”最初由英国学者R亚当在观察尼斯湖瀑布后提出的。它是指当人们长时间注视向某一特定方向的运动之后，将产生特殊的运动后效的情形;行为金融理论认为大多数投资者并非标准的金融投资者而是行为投资者，他们的行为不总是理性的，也并不总是风险回避的，因此金融市场中股价下跌会引发股市的新一轮下跌，这个过程多次重复，使得股价运行轨迹如同一条下泻的瀑布，这种现象被称为“瀑布效应”;本文中孙斯坦所指的“瀑布效应”与上述两种情形并不相同，它是指人们受周围人的影响后随波逐流的现象。)的作用——不管是由于信息的传播(无论是真是假)，还是由于同一群体中其他人的压力——社会影响能够引导人们朝着特定的方向迅速发展。有时，瀑布效应具有很强的地方色彩，而且非常理性地引导某些特定群体的成员，使他们非常理性地相信或者去做其他群体中的成员觉得非常愚蠢或者更加糟糕的事情。”[21]在网络上，人们发表意见有时缺乏应有的理性，对许多不良社会现象声讨和遣责往往偏离理性的轨道，带有强烈的个人偏见。普通大众在特定的情况下通常会对这些错误的观点或看法产生认同感，形成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共鸣，这种共鸣往往会形成一种压力，迫使持不同意见者受制于这种非理性和情绪化的主流意见。“铜须门”、“辱师门”、“虐猫门”、“很黄很暴力”、“辽宁女事件”让人们不得不面对舆论强制和网络暴政这个沉重的课题。
民主以公共意见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然而民主内在驱动力是理性，多数人意见在形成过程中可能偏离理性与正义。“虐猫事件”发生后，网络舆论的集体讨伐，“铜须门”事件中网络舆论的一边倒的咒骂可以看出网络中的“正义”常常是以一种非正义的形式实现的。在“正义”的实现过程中，公民的权利遭受的无情的践踏，多数暴政的倾向显现无疑。在现代民主与法治社会，网络表达应多一些宽容，少一些强制。网络表达在实现言论自由的宪法价值之时，也应遵守法律的底线，不能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当一个社会视法律为无物时，暴政的噩梦也就为期不远了。网络上信息泛滥，真假难辨，缺乏自律的“口口相传”是滋生多数人暴政的温床。以简单武断的推理得出的结论在群体化的从众心里的推动下却成了所谓的“真理”。(注:学者周濂认为:就目前所前，广场政治的特性在网络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姿态和情绪永远都比理性和冷静要有魅力，网络表达已从“全民开讲”变成了“全民乱讲”，并很有可能到达“乱民全讲”境地。([2008-6-20]ce.cn/xwzx/gnsz/gdxw/200604/20/t20060420_6761288.shtml))任何人的言行必须与该“真理”保持一致，否则其他人就要群起而攻之。北京大学教授陈兴良对刘涌改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结果遭到网民的辱骂;央视的名嘴白岩因不赞成抵制家乐福，被网民称为“汉奸”、“卖国贼”;火炬手金晶只是说法国大部分民众是友好的，便被网民从“民族英雄”拖入“卖国贼”之列。当众口铄金抹杀百家争鸣时，“多数暴政”的乱象由生。“无视对多数权力加以限制，从长期来看，不仅会摧毁社会的繁荣及和平，而且还将摧毁民主本身。”[22]“现代自由民主的传统倾向于对多数人原则做出限制。例如，它不应被用来压制少数派，少数人的权利只应该在某个公认的标准内受到拒绝。如果少数人受到它的压制，那么多数人的意志就变成‘多数暴政’，它是行政暴政的征兆。”[23]宪政和民主价值追求不仅仅意味着限制政府权力，也要规范民众权利行使，多数人的暴政并不比少数人的暴政正当多少，多数人的暴政破坏性更大，因为当多数人成为暴徒时，社会缺乏有效的对抗力量，一切只能听之任之。更为可怕的是，多数的暴政极易转化为少数人的专政。设若某一团体或个人掌握了所谓的主流话语权，形成了“权威意见”，网络民意就成为其推行专制独裁统治的工具。
(三)政府在网络民愤语境下的民主政治失态
网络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参政议政的公共空间，人们对于政府及其成员的行为可以自由评价，人们基于自身感受对政府的行为可能产生许多比较情绪化的言行。在网络民愤语境下，有的政府官员缺乏应有的淡定，对网络中涉及政府的情绪化言论产生一种敌对心理。他们往往以网络表达的非理性因素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有序发展为由对网络表达进行强力压制，有的地方甚至搞新时代的“文字狱”，最终诱发了一些不良公共事件。对网络世界中的言论，现代民主政府应秉持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正像政府不可以偏袒一种宗教信仰甚于其他宗教，在对其公民可能提倡的各种观点中，政府也必须持守中立。尽管政府对在公共空间中言论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可能施加‘内容中立’的限制，但这些管制‘不可以受到对所要表达的观点的同情或敌视所影响’。最高法院已经多次裁决，第一条修正案‘禁止政府对其公民强加一种官方的真理观’或者偏爱的良善生活观，‘特别是，第一条修正案意味着政府没有权力因为信息、观念、主题或者内容而限制表达’。”[24]
公民表达权是一项宪法性的权利，是现代民主的基本要素。网络民愤、民怨言论是一种典型的情绪化言论，情绪化的言论是基于现实状况的一种强烈的感情抒发，它虽然不必然代表理性，但具有内在的理性因素。“任何对情绪化反应的提及，都可以激起对煽动行为的担忧，但是情感本身应有其合理性，因为它常常源于信仰，比如，愤怒可能源于一个人遭受不公正待遇或者被冤枉的此类事情的信念。情感可以是道德判断的线索，从这一角度看，排除情绪化反应的任何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讨论规则都可能抑制/阻碍了阐述观点的特定方式，而且不可能保证观点的陈述力。”[25]公民对政府的情绪化言论往往是对政府工作的一种批评与建议，它通常源于客观现实，具有一定理性因子。在现实社会中，由民怨、民愤的监督力量引出的大案不少，例如上海首富周正毅案即导引于民愤。
现代民主政府的目的指向和平、安全与福利，其决策或行动的正当性基础即是公共意见，而公共意见的获取必须建立在认真听取任何一种意见基础之上。网络中的民愤言论即使具有非理性的因素，但是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意见，它是一种对政府及其成员行为的否定性评价。这种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无论其内容对错，政府不能剥夺这种意见的表达权，因为“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26]政府存在的目的决定其必须对网络民愤言论保有宽容的态度，即使民之所愤有所不当，政府也应采取疏导的政策，而不应对其进行压制。“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27]在任何社会，疏缓民愤、民怨的渠道是必不可少的。一味压制民众的言论自由，可能会在表面上形成了平静局面，然而“公共意见是决不会屈服于强制力的，”[28]民众转而将怨忿憋于心中，但久了终是会憋出毛病的，到一定的时候，就要形成猛烈的“井喷”。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公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会随着利益的分化而增长，如果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29]
当“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深入人心时，作为国家的主人的牢骚言论只要不损害公共秩序，就不应得到法律和社会的否定性评价。赞歌好听，牢骚逆耳。一个具有民主肚量的政府，不应该只允许人民对其赞美，而不允许人民发表任何反对意见或怨言。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出，社会的进步的推动者不是那些只会唱赞歌的顺民，而恰恰是敢于发脾气的民众。顺民具有很强的服从意识，他们所要做的是听从安排而不敢有所异议，这实际是对人类整体智慧的扼杀，是对主权在民理念的否定。那些对现实失望的民众，虽然他们的言论具有非理性因素，但他们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亦是现实之映射，在一定的价值预设下，透过这些现象服从性可以提纯出某些理性的成份，这恰是现代民主进程所需之现象因素。
三、民主政治下的网络表达的当下治理
绝对自由的人是疯子，绝对的民主是混乱。自由的舌头是现代民主的基本前提，然而舌头往往成为扼杀民主的工具。(注:荷兰哲学家斯宾诺沙曾说，“给我们太多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最难管制的东西，莫过于自己的舌头。”)当个体或某一团体的言论绝对化时，这种在言论主体眼中的所谓民主对于他人就意味着专政。进入网络社会后，民主政治获致发展之新契机，然而网络中的“羊群心理”由于催生、助长了网络暴力，使民主背离其原旨。透过网络暴力，不难发现人人平等的原则已被践踏，人与人之间建构在平等基础之上的道德义务和民主面相已荡然无存;因此，当下必须加强网络的道德自律和网络法治建设，以确保网络表达的民主价值和伦理意蕴。
(一)网络表达的内在限定性:网民自律
自由不是从来就有的，自律是享有自由的前提。在网络空间中，惟有伦理与道德倍受重视之时，网络表达的民主价值才能实现。“民主制下的公民必须不仅要积极地、非独断地参与对权威的批判，而且要通过慎议追求相互理解，而不是通过讨价还价或威胁，排他地追求个人利益。如果没有公民具备这些品德，自由主义就不能实现它的正义承诺，就的确可能会受制于非民主的和非自由主义的力量。”[30]重塑网络表达的伦理性与道德性关键在于自律。人是社会中之人，必须服膺于共同的行为准则，由这种行为准则衍生的义务首先是道德上的，然后才是法律上的。人们对一种社会义务的违反通常先是内心上的，然后表现于外在行为。外在的行为可以通过法律来约束，而内在心理则主要依靠个人自律。民主的原生力恰是民众的自觉意识，法律强制只是民众自觉意识的外在催化。民众之间的相互尊重，是实施民主政治的环境和必要风气，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与稳定来说，它是极为重要的。网民自律意味着网民之间存有一种民主制下的道德底线和人文主义的必要容忍，并且通过提供一种信任气氛和大众容忍的持久基础而使民主得以稳定;因此，网络表达所衍生的新型民主的发展关键在于倡导网民的个人自律。
自律即自己根据一定规范来约束自己。由于我们正处于网络时代的初期，网络社区中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网民对自己，网民与网民之间缺乏统一的、有效的道德评价标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物质受限于形态体积、精神亦有“约法三章”，网络也必须有道德公约。在“5.12”大地震后，全国网民倡议共同遵守《中国网民自律“十不”公约》，虽然该自律公约产生于特殊时期，但公约的产生显现了网民的自律意识和力量，昭示文明的、理性的、宽容的网络表达仍可期待。
另外，自律性的提高还需要适当的价值引导。自律是一种主观性的约束，人们在行为选择和道德判断时，极易受主观的价值标准支配。当前的网络社会的环境特殊性使得网民的主观价值标准模糊、道德失范、自律性弱化，因此，必须加强对网民的伦理道德教育，构建网络道德评价体系，提高网民的自律意识，使之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并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文明、理性、宽容的网络表达氛围。
(二)网络表达的外在限定性:网络法治
“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31]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限制或废除自由，而是保障自由和拓展民主，从而增进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自由设若不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不仅会增加民主机制的社会成本，而且易于走至民主的反向。诽谤个人、侵犯隐私行为、淫秽暴力文化不是网络表达的应有之义，而是网络技术带来的社会性的“负产品”。(注:负产品不同于副产品，本文使用“负产品”一词意图强调其负面作用。)但是如果网络个体的负民主行为得不到法律的应有规制，个体行为的危害结果就会转嫁于整个社会。网络暴力一旦泛滥，就会像洪水猛兽一样侵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正当秩序;因此，构建网络表达权利的法律边界实乃燃眉之事。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霍尔姆斯从言论的客观效果出发认为，“不论自由言论受到何等严格的保护，如果有人在剧场中诈称发生火灾造成巨大混乱，这种言论就不应受到保障。同样，发表具有暴力效果言论的人也不受保护。不论任何事件都应该考察言论是否在具有明确、即刻的危险中表达的或者其使用的语言具有这种性质。”[32]台湾学者刘清波先生认为:“言论自由应受到国家安全和社会公益所设之限制。”[33]张新宝教授则提出:“言论表达自由应受公权和私权两个方面的限制。公权的限制是指国家的限制，通常包括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国家保密法、新闻检查法律等的限制，而私权利限制主要是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限制。”[34]学者李忠认为:“言论自由具有两面性，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它既能消解社会的各种愤懑和不满，也能在特殊场合扰乱公共秩序，言论自由为恶的一面因现代通讯工具广泛的影响力而增强了限制的必要性。”[35]《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确规定表达自由为一种可扣减的权利。该《公约》第19条对“发表意见权利”作出了两项前提性规定:(1)要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2)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第20条规定: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都应以法律加以禁止。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权利。”也就是说，网络表达权的行使不得损害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社会公益以及他人的合法权利。
上述应属网络表达的立法边界，然而在网络表达的司法边界的认定上却存在很大的困难。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标准不清。认定网络言论的有害性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而关于社会公益和公共秩序的概念界定上，学界争议较大。二是责任主体的不确定性。目前网络上实行的匿名制，因此，即使侵害行为发生，司法机关也不能确定侵权主体。另外，有害信息并非一目了然，转发者转发了此类信息之后的责任承担问题亦存有疑问。三是主体的责任能力的不确定性。在网络中，未成年人的数量不在少数，截止到2007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2.1亿人，其中未成年网民就有4001万，未成人在网民的总数约占了20%，(注:数据来源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这样的比例在客观上使有关机关很难确定行为主体是否具有相应的责任能力。
针对上述难题，有学者认为通过加强网络监督立法方可解决。另有学者提出应加快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网络警察部队，(注:实际上在1999年安徽省就成立了我国的第一支网络警察部队，截止目前，我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建立了网络警察的专业队伍，网络警察制度虽运行多年，但并未能克服网络表达的弊端。)加强网络监管。还有学者认为应当实行网络实名制，以增强网民的责任意识。笔者认为，上述措施，对网络民主的有序化具有重要实际意义，然而这些措施亦可带来一些副作用。本文认为，要解决网络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应当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一是强化立法的精密性，为网络表达言论提供一个较为准确的定性标准，必要情况之下，可采用概括列举方式。以有害言论为例，首先对有害言论进行概括性的规定，然后通过列举有害言论的具体形态、形式使其范围具体化。二是当权利冲突标准不确定时，由法官裁量。在司法实践中，法律应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在综合考虑言论自由和其它利益的大小后，法官有权做出一个公正的选择。三是行业自治，责任自负。法律的内容总是落后于现实的，法律永远跟不上科技发展的脚步，对新科技带来的一些问题，法律总是缺少必要的规则内容。国家缺少治理新问题的法律规范，使国家的具体管理在逻辑上变得不可能。此时，有效的做法是倡导网络行为的自治，将网络行为中的风险性因素交给网络服务商。以诽谤言论为例，如果某网络服务商的网站上出现了诽谤言论，由于其未尽合理的管理义务，则须负相应的责任。
四、结语
网络技术的发展促使一种以网络为载体的自由表达模式得以形成，这种新型的表达模式对社会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据有关数据显示，有67.1%的人认为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官方了解民生、体察民意的重要途径，71.9%的人认为网络表达成了中国式民主的新通道。(注:数据来源于《中国青年报》社调研中心的调研统计，该中心曾通过益派市场咨询公司对2874人进行了调查。)网络开辟了人们言论自由的新空间，网络表达成为民意表达的重要途径，通过网络表达人们实现着有效的政治参与，助推着中国的民主进程，因此必须要利用好、保护好网络表达。政府应该为网络表达提供制度性保障，加强网络法治建设，保障、引导和规范网络表达，保证网络表达的民主属性和法律维度，确保网络表达在民主法治轨道上运行。同时，开放的网络尤其需要克制、理性的表达，网民应提高自律意识，在行使网络表达权利时，遵从法律与道德的约束，确保网络成为一个实质意义上的民主、文明、自由的公共空间。当然，网络表达是民主的一个路径，在民主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形下，网络表达所衍生的网络民主并非是现代民主的替代品，而是推动民主制度变迁的“催化剂”，民主制度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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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cyissuesRelatedtonetworkexpression
CHenBo-li，XUXin-Gui
(Schooloflaw，ChongqingUniversity，Chongqing400045，China)abstract:
网络暴力的对策建议篇8
关键词：物联网；信息安全威胁；安全防护策略
狭义上理解，物联网是指物-物互联的网络，即利用信息感知设备（例如射频识别RFiD、GpS、激光扫描装置、红外感应装置等）获取物品数据和信息，以互联网为媒介，实现物品的智能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1]。广义上说，物联网不局限于物-物互联，而是将一切事物数字化、网络化，在物-物之间、人-物之间、人-环境之间实现信息空间与物理空间的充分融合和高效信息交换[2]。物联网的发展和技术更新既带动了经济发展，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也存在漏洞、网络攻击、数据安全等亟待解决的多种威胁[3]。因此，本文对物联网信息安全威胁与安全防护策略的实现进行了分析。
1物联网信息安全威胁与安全需求
1.1物联网系统架构
物联网一般采用三层架构：由传感器、RFiD等采集数据的设备构成感知层；由信息接入、数据汇聚和核心交换等网络设备构成网络层；由数据分析、计算等管理功能抽象的应用层[4]。三层架构实现了物联网从信息采集、信息传输到信息处理的完整过程，但其面对的信息安全威胁也与三层架构有着密切关系，下面围绕这三层架构进行分析。
1.2物联网常见信息安全威胁
物联网之所以会面对各种安全威胁，主要原因是系统中存在漏洞，攻击者利用这些漏洞进行攻击和非法入侵，而为了达到攻击目的，攻击者常常借助病毒、木马、恶意软件等手段[5]。例如攻击者使用僵尸病毒，通过自动化脚本组合出物联网终端节点用户名和密码，从而篡改设备配置，使之成为僵尸节点。随着越来越多的终端节点设备被破解，庞大的僵尸网络逐渐形成。根据物联网三层结构特点，各层常见信息安全威胁如图1所示。
1.3物联网信息安全需求
根据物联网架构层次特点及威胁来源，信息安全需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节点安全需求。如图1显示的情况，节点自身易受到各种攻击，譬如物理攻击、恶意注入、篡改假冒等，因而需加强节点防护措施。第二，数据安全需求。数据采集是物联网感知层的主要功能，攻击者通过窃听、篡改、伪造数据方式进行攻击，所以需对采集的数据加以保护。第三，网络安全服务需求。数据传输是网络层的重要功能，为避免网络拥塞和拒绝服务，故有安全服务需求。第四，轻量高效的安全需求。通常，物联网节点设备的计算能力、存储容量、电池电量等有一定限制，不适合运行复杂、能耗高的安全系统，所以轻量化、能耗低、效率高是基本需求。
2物联网信息安全防护策略及实现
2.1物联网信息安全防护策略
第一，感知层安全防护策略。感知层包含各类传感器、RFiD、摄像头及多种智能设备，这些设备大小、功能各异，面对的安全威胁也多种多样，故需从硬件、接入、操作系统、应用等多个环节入手，确保硬件安全、接入安全、操作系统安全和应用安全，保证数据不被篡改和未授权获取，防范非法侵入和攻击，保证操作系统升级更新过程安全可控，应用软件行为受到监控。第二，网络层安全防护策略。物联网采用无线局域网、窄带物联网络、蜂窝移动网络、无线自组网络等多种接入技术，面对的安全威胁也复杂多样，需从身份认证、数据完整性保护、数据传输加密操作、网络通信安全感知等方面进行加强，包括引入身份认证机制、强化终端数据完整性保护、禁止明文传输（即加密处理）、跟踪监控通信网络行为等策略。第三，应用层安全防护策略。物联网内会产生海量数据，配置大量服务资源，为避免攻克一点而全网崩溃的局面的出现，应采用去中心管理系统，即分布式数据管理系统，同时配置系统加固、漏洞检测、安全审计等功能，强化安全防护能力。对于采用云计算的应用，为防范各种攻击行为，可采取设置安全基线、自动检测、不定期扫描漏洞和系统更新、数据统计分析、安装防病毒软件等策略，并采取业务分级保护措施。
2.2物联网信息安全防护框架
结合物联网信息安全防护策略，构建应用于多种场景、不同构架层次的防护框架，如图2所示。感知层安全防护的重点是保护终端设备安全，为此根据防护策略需采取多种防护技术，防御攻击者借助僵尸病毒发起攻击是关键环节。网络层安全防护的重心是保障数据传输安全，其中核心是保障通信的安全，保护通信可采取通信加密和认证的方式。应用层安全防护的重点是保护通信服务器安全，为此可采取异常流量监测和通信协议深度包检测的方式，发现异常及时报警，以防范攻击规模扩大。
2.3物联网信息安全防护策略的实现
2.3.1感知层信息安全防护策略的实现感知层内分布着大量节点终端设备，攻击者主要通过端口扫描和暴力破解方式进行攻击，为实现感知层信息安全防护策略，可从加强端口扫描检测和暴力破解检测做起。检测端口扫描可部署入侵检测系统（iDS），其原理是对节点终端设备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从中发现攻击信息，识别攻击行为，进而判断是否存在入侵行为，有则立即采取措施避免攻击扩大。确定入侵行为后向防火墙报警，防火墙实时阻断端口扫描数据包。防御暴力破解攻击可利用防火墙工具，通过限制相关服务的登录次数来防御，因为暴力破解需通过大量尝试获得正确的登录用户名和密码，设置登录失败次数的阈值（例如3次），防火墙就会自动屏蔽攻击者的ip地址。为避免合法用户因输入错误而被防火墙屏蔽，可采取设置白名单的措施。
2.3.2网络层信息安全防护策略的实现网络层信息安全防护可采取通信加密和身份认证策略。现代加密算法有对称加密算法和非对称加密算法之分，前者加密和解密使用同一密钥，后者加密和解密使用不同的密钥。对称加密算法的优点是加解密快速，但用户数量过多时密钥管理负担重，aeS、DeS或3DeS是典型的对称加密算法。非对称加密算法复杂，安全性高，但相对对称加密算法来说加解密速度比较慢，RSa是典型的非对称加密算法。身份认证策略也是基于密码学理论实现的，主要基于数字证书或公钥、身份标识认证，例如基于数字证书的身份认证由发证机构（Ca）用私钥对身份信息（用户名、公钥）、证书机构名称、证书有效期进行数字签名，再加上用户身份信息就形成了数字证书。
2.3.3应用层信息安全防护策略的实现应用层信息安全防护主要是检测深度包和监测异常流量。深度包检测是对通信协议进行解析和访问控制，拒绝不符合通信协议及特征异常的数据包。监测通信流量的通信系统，一旦发现异常数据包，即报警处理。
网络暴力的对策建议篇9
全国妇联的一项最新抽样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公众中，有16％的女性承认被配偶打过，14.4％的男性承认打过自己的配偶。3年来，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在对受暴妇女提供法律援助过程中，法律工作者发现办理家庭暴力案件中受到五大困难阻碍：
——社会公众对家庭暴力认识不足，导致取证难。对于家庭暴力，社会公众的观念仍停留在“家务纠纷”层面上，认为两口子打打闹闹是正常的，劝劝就可以了。对向法院控告丈夫的妻子尤其难以理解，并因此责备受害妇女，将其说成“无情无义”、“想让孩子父亲蹲监狱“、“简直坏透了”等。这种种观念导致律师向受害妇女亲朋邻居乃至居委会工作人员取证时，他们含糊其词，甚至拒绝作证，造成取证困难，受害妇女权利难以保障。
——公安人员缺乏社会性别观念，立案不及时，导致鉴定难。由于公安人员普遍认为“老公打老婆天经地义，只要不打死，很难管”，因此派出所对家庭暴力案件不能及时立案侦查，不给受害人出具委托鉴定函。律师说，因没有法医鉴定书，就无法追究施暴者的刑事责任。
——家庭暴力立法不完善，对家庭暴力行为认定难、刑事处罚难。目前我国没有针对家庭暴力的专门证据法规则，通常是适用普通案件的证据规则。而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很少有目击证人，单凭受害人陈述又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给法院认定家庭暴力行为带来困难，使很多家庭暴力案件因缺乏证据无法立案。
——家庭暴力受害者精神损害赔偿难。新《婚姻法》明确规定，家庭暴力的受害方可以提出民事赔偿，因此婚内赔偿不再受到质疑，但受害妇女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仍然困难。
网络暴力的对策建议篇10
关键词：微博问政；公共治理；公共服务
互联网在无形中渗透到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公民的政治生活在潜移默化中被影响。如何在快速发展的网络技术中加强政府与公众的双向沟通，搭建政民互动的新桥梁，是提升公共治理能力的关键。微博的产生和发展为政府信息、引导舆情、公众参政议政提供了一个新平台，微博问政成为新的网络问政方式。如何更好地促进微博问政的发展，如何实现中国微博问政的善治，这成为当前一个亟需研究的课题。
一、互联网时代下，“微博问政”热的兴起与价值使命
从《2016年第一季度人民日报政务指数微博影响力报告》数据可知，截至2016年4月15日，经过新浪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达到156645个，较2015年底增加6514个，其中政务机构微博118429个，公务人员微博38216个。
毫不谦虚地说，微博问政的价值使命就是通过政务、政府机关、官员微博的连接作用来帮助政府完成更多的惠民政策，让政府和公民可以更好的相处、共同为中国梦的实现而并肩作战。
二、微博问政对于公共治理能力的影响
（1）微博问政提供了公民参政议政的新平台，有利于转变政府行政观念
在2013年，海南省委群工部运用政务微博进行社情民意收集、网上矛盾化解、网上纠纷排查、网上接访和反馈、网上权威和辟谣、舆情调查和舆论引导等各种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并且纠纷解决率都在90%左右。由于海南省委转变了原有的行政观念，采用微博网上方式。通过政务微博使得海南政务机关和广大群众都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财力，并极大提升了部门和群众办事的效率，真正起到了“双赢”作用。海南省政府也做到了深拉近了部门和群众之间的距离，这样的微博问政方式也成为这些高等学府探究更好进行公共治理的重要学习案例。
过去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官本位”、“官高于商”这种观念仍然存在并影响着部分官员的思想。随着在微博中讨论国家大事的兴起与发展，不仅使得公众对于参与政治生活、提出政治见解的热情增加，而且公众在与政府部门“协商治国”过程中自身参政议政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面对日益高涨的社会舆论力量，政府逐渐体会到了这种压迫，于是政府机关和官员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者政治舆情的悄然改变，不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与民众交流，传统的行政观念逐渐得以改变。
近几年，政府部门通过出台文件不断鼓励并强调政务微博的建设，越来越多的政府用沟通的方式倾听、了解民众的需求和呼声，以一视同仁的姿态参与网络的交流和讨论，从而形成了在微博平台中良好而崭新的政府形象。微博论政成功地促进了中国政府行政理念的转变，促使我国网民的政治参与程度达到了高峰。
（2）微博问政是公民监督政府的新方法，有利于转变政府行政行为
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技术给人们送来了在近几年发展下来对抗腐败非常有效且有力的反腐败方式――网络反腐。2012年10月8日，天涯社区的一个网帖曝出广州城管蔡彬及妻子、儿子名下共有21套房产，随后在微博上不断发酵。接着，有关部门受网民微博联系，展开了调查。10月22日，蔡彬因涉嫌受贿被宣布“”。微博不用暴露姓名且不耗费过多成本使其成为了公众用来随时监督政府行为的新方式。在微博上，网络反腐得到了广泛的声援，快速而强大的信息传播能力和急速推广的人肉搜索功能使得官员们人人自危，时刻担心自己的贪污行为会受到曝光，这一点在无形之中对官员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不敢贪”局面形成了，政府收敛了自身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问政发挥了倒逼政府转型的作用。
在日常的政府行政过程屮，微博能成为公众监督政府行为、及时提醒改正政府行为的有力武器。因为无论是对政府的某项工作，还是对政府近期发表的一段言论，微博上的网民们都可以对此表达关注，并进行监督。可以说，微博论政就是现场直播的电视节目，政府行为不受掩盖的暴露在镜头之下，这无形屮成为悬在政府和工作人员头上的警钟，约束着政府的一言一行。
（3）微博问政是政务公开的新途径，降低政府行政成本
公共政策要达到科学、有效很大一部分都取决于公共政策的信息完善程度和政府对政策环境的了解程度这两大条件。在以往传统的公共政策过程中，政策信息的内容不可能做到一五一十的传递给公民，会造成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信息失衡。这种失衡的政策信息采集和处理，会因没有如实反映出广大民众的要求和需求，使得这些刚出炉的俗称“热气腾腾”政策变得“不接地气”“空有想法而不切实际”，最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公共政策效率、效能低下，目的没有达到。而微博是不一样的。，在微博中，政府能够直接面对群众的需要和呼声，准确而真正的了解到公众的内心渴求和利益诉求。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微博可以节约了政策信息获取的成本，政策制定者可以用网络这种当今最有效、最便捷、最低成本的方式来获取政策信息。
（4）微博问政是吸纳民情、倾听民意的新渠道，有利于完善政策制定议程
公众在传统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所扮演的是被动的角色。现在，微博打破了公众消极接受政策的不良现状，有效地让公众议程跟上政府议程的步伐。微博提供了能够展现出公众对政治参与的热情态度的平台，让公众能够对政策制定进行理性思考，不断提升公众自身利益的诉求能力。与此同时，公众关注能够形成强大舆论压力，会促使着政府官及政策制定者不随便了事，对公民利益诉求的关注也能得到加强，而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能够越发从民众角度出发，不断纳入对民意的考量。
近年来，凡是有关于新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我国政府都会通过官方政务微博向社会广泛征集意见和方案，新闻媒体也会基于对微博的言论进行深度报道。我们可以大言不惭的说，通过微博，政府的决策环境会变得透明化，公众意见会得到更高度的重视，而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参政议政能力也随着政府的这种积极鼓励参与行为得到提高。因此，通过微博论政，公民对政策的支持程度和认同程度会大大提高。
在微博上公众可以随时随地了解政府的态度、言论，了解政府的工作近况、工作成果，了解政策内容和变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拉近了政府和民众的距离，能够有利于消除不应存在的误解，实现双方的及时沟通①
。公众在这样的环境中可以卸下对政府机构的偏见，并且由于自己是政策的制定者，公众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会让公众对各项政策的认同感加深，从而能够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给予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完善的公众议程局面就形成了。
（5）微博问政开创了政民互动的新局面，有利于电子政务的发展
电子政务是在政府内部通过使用电子化和自动化技术这种方式建立起网络现代化的政府信息系统，并利用这个系统为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公民提供高效方便的政府服务和政务信息②。在过去，政府网络信息公开都是通过政府网站来实现的。但是，政府网站运行规则模糊、网站内容不及时、意见反馈不到位是多数政府网站的弊病，甚至有些网站好几年了都不及时更新，这根本不能保证政府信息及时传递的目的。和政府网站相比，在微博上政能够务微博并保证运行所需的成本更低。
从微博用户持续增加来看，未来的微博适用范围一定会持续扩大，所以政府在意识到微博越来越有大作用后，将政府政务与之结合而实现“互联网+政务”模式可以帮助政府加快简政放权的步伐。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图2.5.2），截至今年6月，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达到1.76亿，占总体网民的24.8%。其中，通过政府微信公众号获得政务服务的使用率为14.6%，为网民使用最多的在线政务服务方式；其次为政府网站，使用率为12.4%；政府微博为6.7%，政府手机端应用以及微信政务办事的使用率均为5.8%。显而易见的是微博为电子政府的发展提供了创新的路径。
此外，政务微博与传统的政府网站相比，显得更加“接地气”。江苏网警借用“叶良辰”告诫人们要遵守交通规则，使用“萌萌哒”“小公举”之类的亲切词语也让无数网民直呼这才是我们人民的好官微。而在今年第三季的政务指数微博影响力报告中得知：由于使用年轻一代的政务微博运营管理人员，官微的发声能够更好地被公众所理解和认可。这样的官微可以实现“人与人”的对话而不是“人与行政机器”的对话，有利于笼络民心。
三、当前我国微博问政存在问题分析
微博发展创新了技术，为政治参与提供了新方式，但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在欣喜于微博带来的变化的同时，我们必须关注与重视到这些弊端。
（一）政府利用不善――问政难以均衡推进
（1）部分政务微博“作秀”，政民互动平台流于形式
近日网传山东潍坊交警直播执法现场，但交警在执法过程中仍可以使用手机登移动设备来拍摄队友的执法情况，不得不令人深思。同样令人深思的例子还有咸阳彬县政务微博，关注为0，既然如此微博都没他关注的，那么民情的关注从何而来，自我作秀的嫌疑就暴露出来了。2011年沈阳西岗公安分局微博发了几千条，粉丝过万，但是只关注一个苍井空老师引起了全体网友的嘲笑。同年4月15日，一位网友在南京市发改委的论坛中发帖《三问年票制（期待政府相关部门答复）！！！》，但时隔一个月竟无任何答复。后，工作人员只表示道：“此事件已转交给交通集团，不再归属于发改委管辖。”这样的回答只能增添对政府行为的不满。这并不是个例外，2011年8月，在南京市网络问政平台南京市发改委论坛上，近一个月中已经积累了相关市民咨询各种问题网贴有一半左右是关于过江通道收费和长江大桥拥堵问题，其它是关于数字电视智能卡、郊区公交刷卡、用电紧张的生活问题。但这些网贴都没有得到任何南京部门的答复与解决。南京市发改委的最后一次回帖，还是在2011年3月17日探讨食盐抢购风波问题，南京发改委网络发言人在3月18日回帖之后，就再无音讯。这些例子并不少见。政微粉丝多是好事，但是同时带来的是一种责任，不能出错。粉丝是以媒体的角度来关注你的，并不是每个粉丝进来之后都是点赞。在这样的政民互动平台建成后，要尽心维护才能把管理做到位。
（2）网民素质良莠不齐，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
在网络生活中，网民们都是以放松、自由的态度进行评论和表态，但是这样随意而无序的参与不利于网络大环境的稳定发展，也不利于现实生活中的正常发展。在传统博客和论坛上，信息者是要一定时间斟酌和撰写之后才可发表文章的，而这样的文章或许还要经过反复的编辑修改才能真正的表达出信息者的观点。对比使用这些传统网络媒体上的用户圈子和微博网络圈，对于微博用户行为的监督工作更难开展。当下为了充分发挥微博的自清功能，实现有效和及时地对微博用户的参与行为进行监控，完善的事前事后网络监督机制需要建立起来。
（二）网民参与不当――问政难以顺利进行
（1）网民理性参与意识较弱，易形成“多数人的暴政”⑤
我国微博用户是以年轻人为主力军的，虽说年轻人有激情有创造力但正是因为年龄较小，思想不乏激进者，缺少足够的判断力，容易受到某些利益集团或者国外敌对势力的煽动。以茂名pX事件为例，当地政府为了平息民间对pX项目的质疑而开展了pm科普知识宣传，问题是，负责人在推广会上就pX项目做的解读不能让人满意。于是几天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示威游行。可见，哪怕是政府方面进行了专业的解释，但由于解释时候不够彻底，网民因素质水平和理解能力不足导致了相互沟通的失败。
有序参与是发挥参与式民主优势和功用的前提，所以如果公众的参与失控，那就极容易陷入危险中，也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极度容易出现“”的情况。曾经比较严重的2011年8月英国伦敦行动就是一场利用微博来散步谣言、组织骚乱的行动，事态严重到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
（2）网络弱势群体与数字鸿沟，阻碍问政的均衡发展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差异，各省、市、自治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参差不齐，数字鸿沟现象依然存在，如图3.2.2.1所示，较为发达地区以及东南部地区的网络普及率较高，因而在一些网络无法涉及的地区，微博问政难以开展。
同样，乡村和城市的差距也不小。图3.2.2.2中CnniC的37次年度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城镇互联网普及率远远高于农村，这样的城乡二次元结构也是阻碍微博问政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之一。
上两张图中我们考虑到了地区分布的问题，然而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他们同样也无法在网络平台发表意见，这一部分人就很容易被公众忽视，所以他们更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注和保护。
如图3.2.2.3所示，在2015年中国网民年龄结构分布中，网民处于10岁以下的儿童和60岁以上的老人所占比例不足10%。这种情况易于造成弱势群体的加剧边缘化，进而容易引发非理性的行为，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三）信息传播不妥――问政难以理性发展
（1）信息非理性传播，易引发次生舆情危机
微博的信息审核由于是在后台进行操作的，因而审核十分宽松，广大用户评价和判断博主或者政府微博的好坏也是由用户的“第一印象”决定的。所以政府微博在网络议程设置过程形成的时候，微博议政的非理性传播局面也将出现。
2012年三亚海鲜店宰客事件爆发，当地部门负责人表示：“对于恶意攻击三亚的人，将依法追究责任。”这一说法在逻辑上可能不存在什么问题，但给网民的第一印象就是以势压人并直接导致了就是网上的舆论评价。可能一开始只会有极个别网民对这样的微博进行负面；理解，但是经过转载和煽动，据容易形成众所皆知、一呼百应的现象。如果没有理性的官方言论和完善的辟瑶机制就没有能够解决问题的机会和渠道，也就很容易对社会良性秩序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2）信息泛滥，限制微博问政的客观真实性
同传统媒体中严格编辑、筛选组织再发表的信息相比，微博平台信息就显得过于随意，这里显然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信息泛滥。首先由于身份、教育水平、价值观的道德的他律机制很难发挥效用，微博内容真实性、质量水平无法确保；其次，使用微博的公众在发表言论时容易将有强烈的情绪和个人主义色彩的内容出去，导致错误的观点频频出现并误导社会舆论；再次，传统媒体在使用微博传播信息中也可能出现偏差，从而传播了错误的信息。
2010年2月，山西人半夜不睡觉，出现集体“等地震”事件。地震的谣言通过手机网络迅速传播并逐步升级，政府在突如其来的舆论压力下措手不及，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整个事件中，人们在恐惧面前缺乏理性和个人判断，同时责任心的缺乏和自我意志的丢失使网民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煽风点火，肆意渲染，致使有效信息流失，造成社会恐慌。所以虚假消息如果一开始就杜绝，那么类似于等地震的事件也就不会出现，信息国语泛滥后，微博的真实性会大大降低。
同时，网民所汇聚形成的言论和意见一般来说会有“滚雪球”效应，人们会跟着选择转发多和评论多的微博，久而久之网络舆论的夸张化和虚假化就出现了，假设政策制定者也被这种假象所左右，就无法实现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了。这样真正的民意诉求就体现不出来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便无法得到保障。
四、规范微博问政，提升公共治理能力的路径探析
（一）促进政府善治之道：
（1）及时官方声音，正确引导网络舆论
政府及时回应网民的诉求，这是对民意的尊重，也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政府机构要改变观念，学会主动公开信息、乐意公开信息，建立起切实相关的信息制度，使政务公开迈向科学化、程序化及透明化，微博内容定时更新、更多的在官微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和内容。
政府信息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江西南昌曾要求政务微博必须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的两小时内及时澄清并把网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及时告知有关部门。而有关部门必须一天回复三天解决。因此，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决策，要公开征求民意北京“7・21”暴雨灾害事件中，不同部门的官方微博持续不断发送官方消息，与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形成合力，放大了微博时代正能量，赢得了公众的好评。同时，针对网络上引起民众恐慌的不当言论及事件，及时调查清楚、严肃查证，官方声音进行辟谣，正确引导网络舆论方向⑨。遥想郭美美红十字会事件，如果红十字会早在一开始就做出澄清，或许当时的红十字信任危机也就不出现。
（2）加强官员培训教育，提升官员沟通技巧
在微博时代，政府官员首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微博问政的作用和影响，才能加大力度的进行建设。作为政府官员，平时要积极学习相关网络知识，了解门户网站最新动态，多角度的去分析和看待正在发生事情，防止过激行为产生。同时，要克服传统的行政惯性，克服“网络恐惧症”，要敢于直面网民，用平和的心态与网民真诚的沟通，融化民愤；用谦恭的姿态迎接网民的批评，帮助网民排忧解难。理性的心态指导理性的行为，成熟的政府行为才能引导出成熟的网民群体。
领导干部平时应注重对自身鉴别能力的培养，在工作之余要善于通过网络搜集信息，然后对这些网络信息进行梳理整合，从中获取实用信息，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的引导公众。面对包罗万象的网络，领导更要以低姿态接受来自各方面的声音，以包容的态度去其进行理性判断，进而保护网民表达自身意见的权利，以实现公平和民主。另一方面领导还要学会利用网络加强与网民交流。
政府工作中，因为网络本身虚拟性和匿名性的特征，会导致网络问政平台出现的一些言论，有可能只代表一些人的利益，覆盖面不广，具有局限性。政府应当将网络问政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真正把相关观点建议落实到实处，积极实现群众切身利益。政府官员要学会在第一时间掌握重要信息并学会在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快速的做出处理和反馈。
（3）建立民意调研机制，推动公民参政议政
政府机构的微博民意调研机制是网络公共政策制定的基石。所以通过完善民意调机制，对官员工作结果进行公开考核，同时设置部门廉能测评、干部廉能测评、投诉举报等模块，分满意、基本满意、一般、差四个档次，加大网民满意度在官员考核评价中的分量，来推动公民积极参政议政。
其次把领导干部应对网络问政能力素质考核直接纳入领导班子建设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着力培养重视基层、群众公认的领导干部，把符合我国网络问政需要的干部提拔到相关领导岗位上。
最后，网络问政最重要最根本的关键和精髓则在于把网民意见建议落到实处、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光有口号、承诺是不够的，关键是落实。唯有如此，网络问政才是有生命力的，才是富有成效的。同时，党也可以在探求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中使用该项新的调研机制，从而进一步完善人民民主。
（二）促进公民良性参与：
（1）强化公民自律意识，教育培训区分对象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可以为政府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明确的问题指向，因此，顺应社会发展，强化公民在网络社会的网络自律意识是必要的也是根本的，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公民有序参与网络生活。首先，要不断加强互联网的规范性教育和普及，同时还要不断提高公民对网络自律的认识，例如：可以定期开展网络参政的公开视频培训、定期一些网络参政注意事项。而若出现谣言和不良信息，应该以提倡道德为主，呼吁公众自觉遵守网络秩序，不得发表不当言论以保证政府内部的自我约束得当。同时由于年龄等定位的不同，在针对公民进行网络自律教育时，要进行细分。例如：在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中，着重点是要提高其对互联网不良信息的辨别能力，提高其对正确价值观的认识程度和认知水平，同时也要加强社会、社区、乃至家庭对其网络行为的监管；而在对成年公民的教育中，着重点应当是利和弊、权和责，政府要明确告知公民自身的角色和定位，告知公民网络不正当行为的危害和影响，划分清楚公民自身的责任和义务等。提高公民网络参与的理性和道德意识是净化网络环境、完善网络治理、提高决策质量的必要途径。
当下，互联网知识已经能够普及到大部分家庭和地区，各地政府应当根据当地情况对如政微、政府网站等自助网络平台的使用知识进行介绍和普及，让群众知道该如何运用网络技术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政府沟通。
（2）切实扩大服务范围，保障公民微政权利
我国幅员辽阔，地域发展不均，贫富差异大，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山区，信息基础建设以及运营成本费用较高，这些都不利于通讯公司的收益，导致贫困地区信息化进度缓慢。我国政府也可以借鉴这一政策，根据统筹规划、集中管理、联合建设的原则，在加大政府投资力度的同时，鼓励非国家性投资，建立普遍服务基金，一同联合各大电信运行商进行资本积累，对偏远地区群众进行政府资金补贴。降低落后、欠发达地区网络使用资费，加强宽带网建设，使其地方政府、公共机构、学校、企业等社区等部门和机构实现网络普及，为微博问政打下坚实的物质与技术支持。
其次，还要通过远程教育，使人们接触和了解网络技术，提高其对信息的采集和利用能力，让他们可以顺畅参与到微博问政活动中来。最后，在网络基础信息建设的同时，政府还应积极主动的推行政务公开，开通各种渠道，版块专栏，让更多人群接触网络，使用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信息不平等情况，充分利用受众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以及表达权。
（三）保障信息理性传播：
（1）加强媒体道德自律，保证信息传播真实有效
媒体对于舆论的引导能力十分巨大，很多议题都是经过媒体的进一步宣传和传播才能被大众所熟知的，媒体好比就是催化剂可以帮助议题加速进入政策制定过程中。所以媒体发言人要积极主动回应网络民意，摒弃以往无应答、被动回应的行为，向网民靠近，准备把握舆情，才能促进政府科学、高效的决策。我国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不断发展和完善。
首先，政府因该赋予网媒发言人适当的权利，加强其权威，提高公信力。在面对复杂舆情和错误性信息时，要通过政府微博即时、主动、准确的权威信息，夺回主动地位。其次，通过建立政府官方网站，开设相应栏目、板块，受理网民建议、意见、咨询。同时善用网络语言与网民进行双向、高效互动；最后，通过职业道德素质培训，增强网络新闻发言人的各方面能力，使其用宽阔的胸怀包容网友的拍砖质疑，善对意见。
在不断健全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同时，政府只有转变观念，提升服务理念，才能更好的履行其行政职能，迎合信息社会的发展要求。构建电子政务自然成了我国政府进入信息社会的必然选择。政府通过电子政务系统与社会公众建立便捷、畅通的互动机制，一方面可以增强政府公信力，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可以促使公众把浏览政府网站当成习惯，避免非主流渠道信息的影响力度。发展电子政务，有效平衡了网络问政过度自由话和维护政治稳定的矛盾，也提升了政府的服务能力，使我国网络问政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